養育子女時要注意的男女差異

電影《Barbie芭比》，聽起來好像是一套關於玩具，甚至只是以女性玩具為主的電影。今年暑假它卻成為了城中熱話。女性主義，有毒父權主義，甚至上帝的創造以至人觀，有趣地在同一套電影中出現。創作人有意識地將一些理論放入一個主題，一個場景之中。劇情只要輕輕推進，這些理論就自然在電影中產生連鎖反應，拼湊出不同的趣味。（以下內容含劇透，讀者請垂注。）

Barbie作為公仔，其存在本身備受爭議。有說在50年代戰後出現的Barbie，最初販賣的是女性的自主形象，即是女性也可以自主生活、工作，而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後來玩具商又推出了另一款公仔——Barbie的男性朋友Ken，讓大家買玩具時可以一併買下，令Barbie有個「對象」。隨著不同職業服飾、打扮的Barbie推出，代表著女性也可以做不同的職業，頗有爭取男女平等機會的概念。[1]

不過，Barbie的推出也曾引發一些爭議，有不少人批評Barbie本身是白人女性，有種族歧視之嫌，此外其胸大腰細的身材比例，淪為不合理的性別定型，女性被迫追求如此不合理的身體比例，也是一種失衡，而且整體來說，Barbie的身體給人的感覺，也只是給男人「觀賞」的工具。對於激進女性主義者來說，Barbie非但沒有解放女性，更令現實世界的女性「身陷囹圄」，無法選擇，也無法做回自己喜愛的自己。[2]

電影故事透過一班Barbie住在美好的Barbie世界（Barbie Land）開始，主角是一個典型芭比（stereotypical Barbie），她突然發現自己會思想死亡，腳跟突然下地而不是永久地穿高跟鞋，感到十分奇怪，經過怪芭比（weird Barbie）的提示，典型芭比決定去真實世界（real world）尋找正在玩她的女孩，企圖找出問題所在。當然去了真實世界以後，她就發現所有原先認為的美好事物都倒轉了過來，陪同她一起去真實世界的Ken則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父權主義」，最後Ken回到Barbie Land企圖將之變成Ken Land，還令一班Barbie變成一班附屬Ken的女孩子。

整套戲不斷出現的，除了有Barbie對理想世界和真實世界的比較外，同時還有Ken對兩個世界的比較。如此在觀眾的角度，幾乎同時呈現了所謂女性主義和父權主義的平衡視覺。由於Ken活在極端女性主導的社會，他一開始甚至認為只要Barbie沒有理睬他，他的生活就沒有意義了。在Barbie Land中的所有Ken都是沒有房屋和無業的，相反所有Barbie既有職業也有房屋。所以當Ken到了真實世界後回到Barbie Land，第一件事就搶佔了Barbie的房屋，之後做了一堆所謂「父權主義」會做的事，然後就操控了所有女性的心。

可以想像，隨著故事的推進，Ken Land最終當然會變回Barbie Land，用的當然同樣是那些傳統的美人計，女性用扮無知等方式去滿足男性的自尊感，然後她們用智慧「搶回自己的地方」。當中有趣的是，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個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但骨子裡不難發現Barbie仍是個賣給女孩子的玩具公仔，最終女孩子們仍然是用很女孩子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至於Ken，經過這件事之後，他最終領悟到Ken is Ken，即是他不再是個附屬品，可以做回自己了，也不再必然的是Barbie的男朋友。

所以，嚴格來說，性別定型還是性別定型。說了兩個小時，繞了個大圈，其實沒有突破了甚麼。那為甚麼這個故事有趣？當我們在討論女性主義，或者父權時，我們習慣在一個角度思考，但我們甚少會換位思考，甚至用另一套理論讀入相同的故事中，嘗試看看能否讀到另外一些意思。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或會有不同的發現。

《Barbie 芭比》這電影的導演透過兩個角色，在同一時空裡展示了兩套理論，它們各自單獨被拿來分析時看似威風八面，但當這些理論，在生活場景互動時，不難發現原來各有自己的限制。故事中的Ken身份迷惘得認為自己甚麼也不是，即使有了父權的加持，到最後也發現其實這些理論原來沒有幫助自己了解自己，Barbie活不出自己想活的樣子，在現實世界遭受質疑後，還是要接受別人的開解，玩Barbie成長的那位媽媽在電影中坦言，要做職業女性原來十分不容易。電影背後的幾個理論，如此人性化的呈現出來，可以成為很多人的反思。

Barbie Land與完美世界的構想

《Barbie 芭比》的編劇坦言，將一堆Barbie放在Barbie Land的概念是與《聖經》創世記有關，因為上帝造男造女，並將他們放在上帝看為好的伊甸園裡，可惜最後因始祖犯罪才被迫離開那個地方。編劇似乎也在問完美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否創造的原意？[3] 甚至典型芭比發現自己不再典型了，然後想起「死亡」，是不是就等於不美好？[4] 到最後，Barbie決定回到真實世界，並去了看婦產科，「身」而為人以後，她到底要做甚麼決定？編劇沒有很具體說明這些的，但外國不少基督教媒體也留意到，用不同的神學理論讀入故事，當中的世界觀和一些概念，也頗具啟發。今時今日，電影的閱讀角度也真的可以很深很廣。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男孩危機：偽單親、兩性失衡、缺乏競爭力，兒子的未來正在崩解，我們該如何出手相助？》
（The Boy Crisis: Why Our Boys Are Strugg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作者：華倫．法雷爾（Warren Farrell）、約翰．葛瑞（John Gray）
譯者：洪翠薇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三采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抱歉，是男孩。」作者在書中說出了很多讓男士傷心的事實，便是在西方先進社會，女嬰比男嬰受歡迎：有婦產科醫生指，有80%的準爸媽想生女孩；領養孩子時，領養女孩的最終費用平均比領養男孩多了16,000美元；在Google上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女孩」的次數是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男孩」的四倍。為甚麼一位爸爸明明想與兒子玩耍，但如果可以選擇，他還是選擇生女兒？因為他看到現在的女生做甚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同時，他怕自己要擔心兒子書讀不好或沉溺打機。

有爸爸擔心自己的兒子一事無成，因在美國愈來愈多男性工種如電腦科技及製造業等外判到海外，男性失業率大增，但女性工種如個人看護等卻不受影響。一項大型英國研究顯示，1980年至今，男孩的智商降低了約15分。另外，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大重點科目中，全球有更多女孩比男孩達到「精熟」的標準。作者指出「教育界高成就者名單中不見男孩的身影，已成為新的常態。」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了，其擇偶條件亦隨之提高，男性因而更難找到對象。

如何解決男孩危機？作者認為在教養一事上，父親的參與很重要，因男人是男孩的榜樣，缺席的父親對兒子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學業成績欠佳、容易失業等，美國有些孩子甚至成為了校園槍手。理想的狀況是，爸爸要參與兒子的教養，媽媽則大力支持，明白爸爸與兒子互動的方式有別於媽媽（例如爸爸多與兒子打鬧）。若媽媽要爸爸用自己的方式帶孩子，爸爸會覺得自己只是幫忙帶孩子的人。作者鼓勵爸爸要引導兒子發掘自己的任務，即使兒子將來最想當一個全職爸爸，爸爸也要尊重他們，學習不被樣板化角色限制。

即使女性的社經地位比以往大大提升，但社會對兩性角色的要求，仍存在對兩者都不公平的現象，就如作者所說的樣板化角色。例如當家中有孩子誕生，媽媽為了照顧孩子而辭職是順理成章，反觀爸爸似乎不需為此考慮。作者並非要推廣全職爸爸，只是提出若今天女性可以做消防員，為甚麼一個想要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全職爸爸，得不到社會，甚或媽媽的尊重？作者提到「女權發展中未完的工作。過去半個世紀，我們訓練了男人，讓他們能以有全職工作的太太與女兒為榮，卻未能同樣訓練女人，讓她們能以有當全職爸爸的丈夫與兒子為榮。」

作者提到某些導致男孩危機的因素，不一定適用於香港，但隨著香港女性各方面的成績愈來愈優異，社會日漸接受女性從事男性的工種，男性的失業率比女性為高（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作者提出要幫男孩重拾目標，並讓兩性走向更具彈性的角色等，都值得大家思考。

過往女性在社會中得到的權利低於男性，19世紀晚期，歐洲某些國家的女性才陸續有投票權，不少國家到今天還在討論如何解決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問題，有些國家如日本及南韓等，男尊女卑的文化仍然深入民心，女性的尊嚴及價值的確還有很大的空間有待提升。

性別是一個牽涉廣闊的課題，因為現代人愈來愈複雜，以往人們口中提到的性別，一般人理解為生理性別，現代更提出所謂心理性別及社會性別，為了避免過度複雜，本文所提到的性別，主要關乎生理性別，即是以基因性別和解剖性別來判斷的男女。

甚麼才算是男女平等？是否自此男女這種先男後女的表達方式要改為女男？男性外出時可以上身坦蕩蕩，女性也可以如此嗎？是否女性可以做男人的工作，男性可以做女性的工作便是平等？例如，現今不少國家，如以色列，男性當兵，女性也可以當兵；又如在歐洲國家的比利時，清潔女廁不再是女人的專利，男人也可以入內打掃。如果是這樣的話，會否有一天，女人不想生孩子，便可以吩咐她的男人代生？這裡提到的並不是那些生理上是女的，法律上是男的變性人，而是無論生理、心理及法律上都是男的男人，因為說到底，變性人即使是心理上當自己是男性，法律上已被承認是男人，但她們確實必須仰賴自己所厭棄的女性生殖器官孕育嬰孩。

男女平等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先處理誰排在前的問題，女性可否當兵，甚至把男女等稱呼去性別化，改為中性詞彙等層面，而是要正視男女切切實實生理上有所不同，這些不同是要得到尊重的，若然主張男女平等便等於堅稱男女沒有分別的話，最終受傷的仍是女性。

以醫學為例，Caroline Criado Perez在其撰寫的書籍Invisible Women: 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中譯本：《被隱形的女性：從各式數據看女性受到的不公對待，消弭生活、職場、設計、醫療中的各種歧視》）中提到在西方的醫學界，長期以來都認為除了男性身材普遍比女性高大，女性有生育的功能，男女的身體基本上沒有分別，所以一直以來都是以男性為研究對象，以他們身上所得到的數據為預設值，與預設值不同便屬於非典型或不正常。例如男性心臟病發，一般來說是胸痛與左手臂疼痛，女性（特別是年青女性）出現心臟病時，其症狀卻有機會與男性不同，她們或會出現肚子痛、呼吸急促、噁心和疲勞等症狀，而不是胸痛，由於與「正常」的症狀不同，她們的症狀於是被稱為「非典型」。「非典型」症狀的結局是醫生並未能發現她們患有心臟病，英國便有研究發現，患有心臟病的女性，被誤診的機會比男性高出50%。

不單是心臟病，人們認為自閉症患者的男女比例，男性是女性的四倍，然而有新的研究發現，有些自閉症的女患者會出現了厭食症，這又與男性的「正常」自閉症症狀不同，於是乎，她們的病情因此無法得判斷，以致延醫或誤診。心臟病及自閉症只是其中兩個例子，事實上，還有很多女性因為其病狀與預設值不同而被誤診。

不單症狀，作者提到有些藥物，也只是對男性有效。例如當初醫學界發現阿斯匹靈可以預防男性首次心臟病發，2011年及2015年分別卻有研究指出，對於女性病患者來說，每隔兩日服用低劑量的阿斯匹靈不只無效，還有可能帶來傷害。

最近，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發佈了研究結果，顯示女性接種新冠疫苗後產生的副作用比男性嚴重。2020年12月14日至2021年1月13日期間，有在1,370萬名接種新冠疫苗，女性佔了六成，而向官方通報接種後出現不同的副作用，女性的比例高達七成。面對這樣的結果，專家們有不同的看法。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衛學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學者Rosemary Morgan解釋，「從生物學觀點來看，女性體內會因疫苗激發出比男性多出兩倍的抗體。」杜克大學醫學院（The Duk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免疫學者Daniel Saban博士則指出，造成對疫苗有較激烈的免疫反應，賀爾蒙的差異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此外，也有人提到，在疫苗臨床實驗的受試者中，長期以來都以男性為主，一直到了1993年才有女性加入試驗行列，但是即使如此，今時今日仍然存在著性別偏差，因為設計疫苗時，是以某一特定年齡層、特定體重範圍的白人男性為樣板，這樣設計出來的疫苗未必能完全配合女性生理。再加上女性的體重平均比男性輕，成年人不論性別均接種相同劑量的疫苗，有可能導致女性接受到的抗體高於她所能接受的劑量而產生激烈反應。以上三點無疑支持了作者的說法，也清楚地告訴大家，男女的生理結構大不同。其實在很多課題上，女性的數據都被忽視，而醫療及醫藥方面，只是冰山一角。

的確，男女的生理結構不一樣：男女的肺容量是不同的、中風後細胞如何死亡等，男女也各異。既然有研究人員已經知道男女生理結構不同，為何醫學或藥物上的研究，即使如簡單的心血管疾病等，現今的研究對象，還是以男性的身體為主？作者提到主要是因為有研究人員仍然執意堅持「男女平等」，認為男女的身體沒有分別，有的甚至責備那些堅持男女有別，需要同時測試男女造成浪費資源。或許，當中也有人知道男女不同，只是女性的身體太複雜、太多變化，實驗成本較高，最終還是以男性為研究對象。

女哲學家Luce Irigaray堅信「平等必須植基於一個不同的哲學基礎，也就是尊重差異的可能。」她亦強調「男女之間無可泯滅的性差異，不需因為追求平等而壓抑，反而應該得到強調。」是的，那些希望提倡男女平等，決心推行男女平等的決策人，如果他們可以正視兩性的差異，才能推出達至真正的平等政策。

但願有一天，在繁忙時段，商場內的女性洗手間，排隊的長龍可以消失。

參考資料：

Caroline Criado Perez. Invisible Women: Exposing Data Bias in a World Designed for Men. New York: Abrams Press, 2019.

Michelle Crouch. “Covid-19 Vaccine Side Effects are Stronger in Women,” AARP, March 31, 2021. https://www.aarp.org/health/conditions-treatments/info-2021/women-covid-vaccine-side-effects.html.

朱崇儀。《伊瑞葛來：堅持性別差異的哲學》。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

諶悠文。〈美CDC研究 女性接種副作用 比男性嚴重〉，《中國時報》，2021年3月10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210310000496-260119?chdtv。

柯立偉。〈打疫苗副作用女大於男 專家解析3原因〉，「聯合新聞網」，2021年4月11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120944/5380354。

保安局在2021年1月向立法會建議訂立窺淫罪、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以及兩項關於發放私密影像的罪行，但未有納入「拍攝衣領」。有立法會議員對此不滿，認為女性胸部也是私密處，保安局官員回應稱立法要考慮性別中立原則，如果只針對女性衣領拍攝胸部的行為，有幾個棘手問題要想清楚，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接受程度不同等。[1]

保安局提及的「性別中立」原則源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過去進行的性罪行檢討中定下的指導原則。因為不少現有涉及性罪行的法例都會因犯事者或受害人的性別而有不同對待的情況。

例如只有男性才會觸犯強姦罪，亦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姦案的受害人。若反過來一位女性未經男性同意下強行與他性交，則不屬於「強姦」行為，只能以「猥褻侵犯」來作出檢控。另外，坊間簡稱「衰十一」的「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也是只有男性才會觸犯的性罪行。假如一位女性與未滿16歲的未成年少男發生性行為，同樣只能以「猥褻侵犯」來檢控。如果男女都是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士，男童仍會被控「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女童雖然可控「猥褻侵犯」，但現實卻絕少會檢控女童。

因此，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12年進行性罪行檢討諮詢時，將「無分性別」作為性罪行改革的指導原則之一，並建議訂立新的強姦罪定義，使男性或女性皆可以被控觸犯強姦罪，及後在2016年進行的諮詢進一步建議涉及兒童及少年人的性罪行應「無分性別」，即與未成年的少男或少女發生性行為都要負上相同刑責。以上的建議讓男女兩性作出的行為在法律上得到同等看待，相信爭議的地方不大，但政府仍遲遲未就此等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在這次窺淫及偷拍等性罪行的立法建議上，保安局官員仍然沿用法改會的「無分性別」原則來處理，不論性別都得到相同涵蓋範圍。但這次「無分性別」原則不是應用在犯事者或受害人的性別上，而是施加在條文中對男女身體的描述，即偷拍行為中的「私密處」定義也需要「無分性別」。

政府原先建議的私密處是指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筆者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將男女的生殖器官及臀部，以及女性的胸部界定為私密處，但男性的胸部是否應該屬於受保障的私密處呢？若以我們日常的理解來看，男性和女性胸部有著明顯差異，女性胸部在青春期後會發育成乳房，明顯屬於私密處。男性胸部雖然都是男性的性敏感位置，但我們的社會文化普遍接受男性赤裸上身，難以與女性裸露胸部相提並論。但如果依照「無分性別」原則的話，男性和女性的胸部必需一致看待，要麼同時都是私密處，要麼同時不是私密處。所以如果從上而下在衣領拍攝到女性胸部是犯法的話，在衣領拍攝到男性胸部也是犯法。

現時不少法例對男女胸部都是以「有分性別」的原則來處理。《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對兒童色情物品中色情描劃的定義就只包括女性胸部，而排除男性胸部。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評級機制中，男性裸露胸部的影像往往只會被評為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但女性裸露胸部卻會被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

我們支持男女平等，不論男女都應該獲得平等的權利、責任及機會，法律應該一視同仁地對待不同性別人士作出的犯罪行為。不過，我們反對將「無分性別」的原則應用在有顯著分別的男女身體構造層面，將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削平。男性穿泳褲，女性著泳衣，是基於男女身體的差異，這是幼稚園學生都懂的道理，並沒有違反男女平等的原則。假如強行以「無分性別」來看待男女的身體差異，最終是要男生必須穿上泳衣，還是迫女性只穿泳褲呢？

按香港政府勞工及福利局「性別主流化」的網頁顯示，性別主流化是指在所有範疇的法例、政策和計劃的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過程中，考慮性別觀點及需要，以致力確保兩性可以同等享有並受惠於社會的資源和機會。因此，應該採取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e）的態度，了解到兩性的特徵、面對的處境而給予適當的對待，以達致真正的公平。[2]

今天保安局以「無分性別」原則一刀切地定義私密處，正正就是盲目地推行「性別中立」，沒有考慮性別觀點，缺乏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e）的做法，不但未能達致真正的公平，最後受害的往往都是女性。

更新日期：2020年7月24日

第三性別

跨性別政治獨有的主要抗爭路線和訴求中，最引傳媒注目的，要數主張破除男女區隔措施（如現有的區隔措施，讓男女使用不同的浴室，或只有女性可以入住婦女庇護所）。此外還有取消以變性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前設和提倡自我聲明的變性制度等。本文會聚焦於跨性別群體提出的「第三性別」訴求。

本港一位雙性人曾表示現今社會只有男女二元，而沒有將雙性人本身視為第三種性別，導致他們需要從小就要接受治療，以符合所謂的男女定義，又指責「罪魁禍首就是社會從來沒有承認過雙性人的存在、性別定位，就要將我們推向殘酷的手術」。[1] 本文嘗試分析兩種性別的意義，略寫雙性情況，以及向所謂第三種性別身份提出疑問。

逆向思維：若沒有兩性

試想像，睪丸和卵巢等機能一樣，睪丸和卵巢只是外觀稍為不同，就好比人有不同膚色；再想像睪丸和卵巢製造出一樣的配子，精子就等於卵子，不論子宮還是陰囊都同樣能夠懷胎、同樣的配子可以自行繁殖……

若真的這樣，「性別」就能真正平等。因為是「男」是「女」就再沒有意思，管他內心性別是男、是女、還是第三種性別，就像一隻手生來有四隻或六隻手指一樣，不具有特別的社會意義。人口登記不曾記錄手指數目，同樣也不用再記錄和承認性別資料。

若然沒有差異，就沒有性別。現存的男女兩性概念並非全由人建構出來，相反，它是建基於身體根本差異的基礎。當兩種有差別的身體在互相配合時，可以發揮性別機能的潛能，更能對新生命帶來意義。

身體機能映照出兩性的根本意義。女性和男性的心臟在運作上大同小異，人的身體各個機能都以獨立個體的方式發揮功用，唯獨性器官在兩性身體上截然不同。子宮與陰道、睪丸與陰莖等，要男、女兩種性器官互相配合（陰莖插入陰道式的性交）才能發揮它們作為性器官的主要機能——射精與排卵，以及其協作後的潛能——孕育另一人類的生命。

順帶一提，有些政府或文化高度干預這種兩性關係，不論是婚姻習俗、構成家庭單位、家長法律權責等，目的往往是要彌補、促進或限制這種孕育生命的潛能所帶來的後果（有時是惡果），以及保障一個新人類的福祉。在此不贅。

我們都曾是雙性人

在繼續討論第三性別前，或許要稍為理解雙性情況。有些人以為，身體不是男、不是女，是雙性，就是第三種性別身體，但當了解雙性的形成後就發現並非如此。

事實上所有人類胚胎起初都是雙性，擁有整套有待發育的男女性生殖系統。但各人的基因不同，有一半的人具有Y染色體性別決定區（Sex-determining region Y，SRY）及其配套機制，令胚胎在母腹內發展成為男性；相反則發展為女性。

舉例說，在沒有SRY的情況下，女性胚胎正常運作，內外生殖系統會長成女性的子宮、陰道、卵巢、陰核、大小陰唇等等。男胎受到SRY等影響，女性內生殖器會被SRY的分泌所消除，原為女體的陰核會長成陰莖，原為大小陰唇會發展成陰囊組織。

另一方面，男胎腦部的中央部份受到SRY所分泌的睪丸素影響，發育成為有男性特質的腦袋，女胎的腦部則不受如此大劑量的睪丸素所影響。有科學家稱「人腦是最大的性器官」，《養男育女調不同》一書就搜集了許多關於男女嬰孩腦部運作和部位發育次序大不同的研究，人在後天培育裡一直長大成人後，腦部運作和發育的性別差距才稍為縮短。

所謂雌雄同體現象其實是SRY等不正常運作出現的種種後果，出現性別不明確（ambiguous genitalia）的雙性情況，有以下列舉幾種：

• 雄激素不敏感綜合症（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胎兒對雄激素不敏感以致身體不正常發展，使基因為XY的男性胎兒，其內、外男性生殖器都不能完整發育，出生時外生殖器狀似女性外生殖器。SRY會正常運作，分泌消滅女性內生殖系統的激素。但腦部由於不受雄激素影響，會呈現女性特質。

• 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症（Congenital Adrenal Hyperplasia）：過多男性荷爾蒙使基因為XX的女性，其外生殖器狀似未成形的陰莖，而腦部中央部份亦會受病情影響而呈現男性特質。香港現已提供初生嬰兒檢測，幫助CAH病患者得到及早治療。

• 5α-還原酶缺乏症（5α-Reductase Deficiency）：身體缺乏還原酶（reductase），使基因為XY的男性的陰莖和陰囊在出生時發育不良，以致出生時外生殖器呈現女性外觀且被當作女孩養育。但其他身體部份，包括腦部都按男性路徑正常發展。患者多數在青春期身體各部份二度發育成長時，發現身體為男性。

• 克林菲爾德綜合症（Klinefelter Syndrome，47XXY），是男性擁有額外一條X染色體。一些人以為XXY就是真正的第三性，但即使擁有XXY基因的人，他們或可製造出健康的精子，而不是卵子，更不是第三種繁殖人類的配子；他們外生殖器的形態，仍然是陰莖和睪丸，而非第三種性器官。由此可見，其實決定性別的是Y染色體性別決定區（SRY），而不是第23對染色體的組合方式。

每個人的身體都有缺憾，小至近視，大至器官殘缺，雙性病患者（性別不明者）則要面對各種身體性別的缺憾。弄清「雙性」的成因後，大概可以說雙性人的身份實為身體缺憾的病患者，而不是第三種性別身體。至於要用怎樣的醫療方式，可以更人道地改善情況，則有待其他文章討論。

對第三種性別的詰問

筆者在上文考究了男女兩性非人為建構出來的。退一步而言，假設社會和醫學界都認為性別不明不是病，而是一種男女以外的第三種身體，在「三性」相提並論的前提下，仍有一些疑問有待探討：

• 第三性別是一群不同身體特徵（不能說是病癥）的集合名詞，整體而言應該忽視個體差異，還是要承認第四性別、第五性別……抑或更多身份？

• 在此不複述「男－女」如何在身體方面互相配合，發揮性別機能的潛能，那麼「三－男」、「三－女」、「三－三」能分別帶來怎樣的生理協作機能？

• 若第三性別不關乎協作機能，是否關乎內心的自我實現？若是，為何需要第三者（他人、政府）的認可和記錄？

• 兩性關係蘊含著延續後代的潛能，那麼第三性別關係又促成了甚麼重要的社會共善？

• 當政府承認「三－男」、「三－女」、「三－三」的婚姻關係，而有關婚制的目的如並非彌補、促進或限制孕育生命的潛能所帶來的後果，為何政府仍要高度干預這種結合關係？

• 一個以三性為主的社會裡，以往的男女權責分配不再有效，除了婚權外，第三性別會取得哪些平等於男、女的權利？對於男和女，在文化和制度上有甚麼獨特的責任？

以上疑問都有待跨性別政治者建構出三種性別的社會想像，釐清到底第三性別實為何物。但如此說來，第三性別「身份」彷彿更適合類比於種姓制度，[2] 和黑奴制度的權力操作術。特定血統、膚色以及身體的健康狀態都不過是身體特徵的一項，若然有些操縱權力者築起一種毫無社會目的的區分制度，則有違人性尊嚴，且對人造成傷害。跨性別政治本身的吊詭之處，在於一邊說男女二元是純然的社會建構、是權力操作，同時又要人為地建構出第三種性別的身份。這身份、這制度到底有何用呢？若憑空創建，不過造成行政冗贅；但若將來再爭取反歧視法、性別承認法等法例，則會對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亦有可能造成新的性別特權階級。

（原文於2017年1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女兒升上中一，朋友問她適應如何，她回應：「早了上課，遲了下課。除此之外，課程深了很多。」從前小學時，她多能自己做好功課，頂多是讓我檢查一下而已，但現在呢？更多時間是不懂如何完成家課，要向我提問。而最慘的是，有一些功課我也不懂得如何做。

例如中國語文，其中關於文言文及文法的，我也感到吃力。幸好現代科技發達，我好歹也能在網上找到答案，應付了女兒的功課。然而，我不禁要問：「這樣教中文是對的嗎? 我因此向幾位中文老師請教，得到的答案多是：「萬丈高樓從地起，打好根基，才有進步的空間。」

各位讀者，讓我考考大家，知道在中文文法裡面，什麼叫「賓詞」，什麼叫「謂詞」嗎？筆者自問中文能力並不太差，亦常以中文寫作，但當女兒問我上述問題時，我亦不懂。

是的，要學懂文法，打好基礎，書寫文章便準確無誤，但我們追求的是要文章暢順，有情有理，還是文法全然準確呢？

同事謝鍚金教援提倡高效識字法，鼓勵學生們寫作，遇到不懂的詞語可以用圖像表示，總之內容先行，不要學生們因為循規蹈矩，寫一篇沒有錯誤的文章，但內容平談無味。要天馬行空，想像豐富，一切由興趣開始。

我認為學文言文也當如此行。女兒面對這麼深奧難明的文言文，心裡早已涼了一截。要網上搜尋，為的是要弄清上文下理。做好了功課，交差完成，已沒有興趣繼續深究、咀嚼當中含意，更遑論欣賞中文之美。

我並不反對學習中文文法及文言文，而是在甚麼時候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東西學好。若果一開始便給學生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沒有接觸、深澀難明的內容，只會令他們對需要學的東西失去興趣，不求甚解地快快完成功課。

筆者在加拿大信主，在西人教會聚會，閱讀NIV（新國際版）聖經。到了後來，多一點追求，便轉看King James （英王欽定本）版本。更有甚者，對某些字句作更深入的瞭解及鑽研，便嘗試翻看原文，不恥下問。

學中文亦可如此，一切由興趣開始。初中時挑選幾篇經典的文言文，用日常運用的字句，學生理解能力以內的白話文，讓他們理解內容之後，更上一層樓，深入探討文章結構及哲理含義。

認識文化亦一樣，可以先從流行文化入手。和我同輩的很多說現在的廣東歌不好，不及從前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愛在深秋》、《忘盡心中情》耐聽，當我問他對上一次覺得哪首廣東歌好聽，答案是陳奕迅的《幸福摩天輪》，都是上世紀的歌曲了！

常言道「活在當下」，也要緊貼時代。聽一首鄭欣宜的《女神》，配以Meghan Trainor的歌All about That Bass，同樣是對現代社會論述女性體態的批判。同學聽得明白，再介紹燕瘦環肥指的是哪兩個人，最後以白居易的《長恨歌》作補充，由學生的興趣開始，深入探討中國文化的詩詞，及其價值和現代社會的關係，不是更好嗎？

性別平等來自欣賞差異

社會對女性和男性有一套標準和期望，就是性別角色（gender roles）。這些標準和期望存在於許多層面，例如：性格──女性嬌柔、男性剛烈；形象──女要美瘦、男要壯健；喜好──女性粉紅、男性粉藍；技能──女語文、男邏輯；職業──女秘書、男經理；家庭角色──女主內、男主外等等。這些例子都是一些對性別角色的固有「框框」。

對性別有過分的刻板印象（gender stereotype）扼殺了美好的事物。成績一般的阿強一直想投身醫護界，自知考不上醫科，卻因常以為護士是女性，在選科時從沒考慮修讀護理。現實裡，不少男病人希望得到男護士的照顧。香港的普通科登記護士約有10%是男性，對女性職業的刻板印象令男護士太少，透過打破這些性別刻板的定型，有助提高醫護服務的男女比例及質素。

可是，人類的腦部天生就分了男腦女腦，年紀愈輕，性別的特質愈有差異。這是否必然產生偏見和性別不平等呢？答案是不。

研究發現女腦在簡單運算上速度較高，精於計算減價折扣，因為女腦的灰質體比男性多。但在複雜邏輯的運算上，男腦卻有較大優勢，因為男腦負責空間和邏輯部份較為發達。若說女性不適合算術科，就是性別刻板定型。男性若能欣賞女性擅於簡單速算，就能正面地看待差異。

另一些研究顯示女孩喜歡畫出事物的細節和色彩繽紛，男孩則喜歡畫出事物的動作而忽略色彩選用。若我們不理會性別的差異，以劃一計分的標準釐訂畫作，在幼兒園裡多數會得出女孩的畫清楚絢麗的結論，但這卻貶抑了男性對動態描繪的創意和能力。

男女天生不同，真正的性別平等在於能夠尊重差異，而且能夠欣賞男女彼此各有的特質。

男女是性別定型、偏見還是真有別？

通常，在性別角色的學習過程中，都一定會接觸到所謂刻版的性別分工和定型的說話。例如男生好動、女生文靜；又例如男主外、女主內，這些都是刻板性別定型，這論點很好寫，很好說，很「萬能key」，好像一有性別議題寫這個就萬無一失了。

如果要做駁論，同學大都會拿出「傳統」二字來做對比，會說傳統社會以生存為主軸，所以女性要為生育下一代而留守、男性就會為家庭維生而外出。之後就會指不過現代社會已經不用類似的分類，男女的不同已不太會影響生活了，所以男女應在性別定型中釋放出來。

但如果說其實男女不同是基於基因的不同，甚至大腦的差異呢？這樣的駁論有科學的實證，說明男女兩性因著腦部結構的差異，發展的進度不一，會有不同的表現，只是隨著成長，這些差異會慢慢收窄。於是，我們仍然可以說男女長大後應該可以自由選擇不同的職業，發展不同的專才，但在成長過程中，我們應理解男女有不同的發展速度、方法和階段，應該因著不同性別施教，並按著不同性別的需要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如此處理，比起呆板、單純地用性別定型VS 傳統價值的說法，或許會好一點。

通識小秘訣

我們所學習有關個人成長的理論，用來作為一個分析工具，是很方便的，課程的設計甚至會故意將幾個理論放在一起，方便你比較和分析。但要留意的是，這些理論終歸也只是一個理論，如果你有其他想法，這些理論是可以被質疑和挑戰，你甚至可以將自己的想法寫在其中作為答案。這種創新的能力是值得稱許的，更不會被扣分，但千萬不要以此作為空槍上陣的理由，因為短短的四十五分鐘，你未必想得出石破天驚的說法，這時我們所學到的理論，就成為我們基本了。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第114期

大腦──人體最奇妙的一個器官，迄今科學家或腦神經學家仍未能完全解釋腦部的結構及運作，但腦部卻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主宰著人的生命、活動能力、語言能力、情感表達、對外界刺激的反應等等。而最特別的是，每個人的腦部結構和運作都有所不同，令人建立出屬於自己的獨特狀態。有研究指男性與女性的腦部有顯著的分別，而這些分別令男性與女性在行為或其他反應上有明顯不過的差異，我們邀請了思智學院院長、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榮譽助理教授張頴思博士為大家從腦部的結構及功能層面講解大腦與兩性差異的關係。

男人腦？女人腦？

張博士指要看男女在腦部的分別，須從三方面去量度：結構性、功能性及行為表現上的分別，但三方面並沒有絕對的關連，即是說結構上較大，但不等於功能一定比較好。我們分別從上述三個層面理解兩性腦部的分別。

• 結構性分別

張博士以硬件比喻腦部的結構。到底男性和女性的硬件有沒有明顯的不同？張博士表示很多研究都指出男性腦部的總體積比女性大，[1]男性腦部的灰質體(grey matter)──即腦部的細胞比較多，從出生的時候便已經知道；但有趣的是，當剔除總體積，拉一條平均線，按比例來說會發現成年女性不論左腦還是右腦的灰質體都比男性多(圖1及圖2)，有研究發現腦部不同部位的灰質體大小都有明顯的差別；至於白質體(white matter)──即腦神經元的連接方面，雖有指女性的白質體比較大，但明顯的差異則比較小(圖3及圖4)，而白質體會隨著成長及學習而不斷增多，因此當學習的知識愈多，白質體的體積亦會愈大；相反，灰質體不會隨著年紀增多，反而部份更會因沒有使用而死去，即是說當腦部某些區域不被使用，當中的細胞會自然老死。

從結構層面上說，男性的腦部總體積較大，但灰質體的平均體積則女性較高，而白質體的體積亦是輕微較男性高。

圖1

圖2

圖3

圖4

• 功能上的分別

至於腦部功能，一般是指腦部的灰質體在運作時的呼吸情況，透過儀器檢查腦部的氧氣輸送情況，便可以觀察到腦部哪些區域在活動，以及它的活躍程度。

張博士以一份研究向我們簡單地解說功能上的分別，研究測試男女學生在數學心算上的表現，或許一般人都會認為男性的數學演算會較優勝，但這個研究結果卻有點出人意外，發現受研究的女生在運算簡單算術的表現較好，反應比較快少少，研究發現在運算數字的腦部區域，女性的灰質體比男性多，而男性該腦部區域的氧氣輸送情況比女性高。由此看來，即使腦部的氧氣輸送較多，都不等於必然有一個較好的行為表現。因此女性在日常生活的運算一般都比男性快，例如：計算減價折扣，但對於程度較複雜的數理公式運算，例如：精算、計算較複雜的投資回報，男性則可能比較佔優。

至於男女腦部在功能上的分別，不同研究亦指男女腦部不同位置的活躍程度有明顯的差別，當中白質體擔當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白質體的活躍程度同時亦很影響一個人的行為表現。張博士指出，男女兩性的白質體分佈都有明顯不同，例如在胼胝體(Corpus Callosum, CC)的非等向性指標(fractional anisotropy, FA)[2]的電腦影像顯示，年青成年男性CC的前及後部的FA值相對地較低(圖5)。而總體來，成年男性在CC的FA值比女性高。

圖5. Significant gender effect on regional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of the corpus callosum (CC) in 29 normal young adults (Oh and others 2007). The authors developed a tractography-guided (TGI)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that allow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both midsagittal and parasagittal structure of the CC. Specifically, cutoff tract length from seed points is (A) 3 cm and (B) 4 cm, respectively. Yellow to red areas represent regions where the FA values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en; the converse is shown as cyan to blue (see color bars). As shown, men have higher FA values for global CC structure areas in the parasagittal and midsagittal space but lower FA values in the partial areas of the rostrum, genu, and splenium.

有研究5至18歲兒童及青少年的腦部差異的研究結果顯示，[3]白質體的FA值會隨年齡與性別出現不同的數值(圖6)。男孩子的左腦枕葉頂(left occipitoparietal)、右腦額葉(right frontal)、左腦頂葉(left parietal)及左腦額葉(left frontal)的白質體的FA都比女孩高，而女孩在CC的FA較高。男女隨著年齡的成長，不同部位的白質體的FA值不同，女孩子左腦弓狀束(right arcuate fascisulus)的FA會隨年齡增加，男孩則減少；而男孩的左腦額葉的FA值會隨年齡增加，女孩卻會減少。

圖6 Gender effect on white matter (WM) diffusion parameters in a cohort of 105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from  5 to 18 years (Schmithorst and others 2008b). (a)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b)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gender-by-age interaction on FA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c)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mean diffusivity (MD)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d)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gender-by-age interaction on MD (blue = boys > girls). Slice location (sagittal; Talairach coordinate system) is given at the bottom of each frame.

• 行為表現上的分別

張博士指我們比較認識的男女分別一般都在行為表現上可進行觀察，例如男性在數學及與空間有關的層面比較優勝；女性在語言及情緒處理上則比較佔優。部份原因是因為兩性在腦部不同區域的白質體分佈及連繫的活躍程度不同。

張博士以一個經典的研究[4]講解，研究主要圍繞長期痛楚對人造成的各種影響以及如何提供醫療照顧。研究報告中引述早在1991年已有學者透過PET scan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觀察腦部數個區域，包括體覺皮質區(primary and second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前腦島(anterior insula), and (前扣帶皮層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 ACC)，從而推斷兩性對痛楚的敏感度及忍耐程度的分別。透過腦部的一些掃描圖片，發現人體在遇到50度高溫的刺激時，兩性腦部會透過不同的區域作出反應，而反應的程度亦有所不同(圖7)。

圖7  A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can image of rCBF responses of 10 males (M) and 10 females (F) to repetitive noxious heat stimulation (50°C) of the left volar forearm. Significant activation of the contra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remotor, insular cortex, ipsilateral insula, and bilateral cerebellar vermis has been identified. From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in Perception and Patterns of Cerebral Activation During Noxious Heat Stimulation in Humans,” by P. E. Paulson, S. Minoshima, T. J. Morrow, and K. L. Casey, Pain, 76, 1998, p. 227. Copyright 1998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研究顯示女性對於感受痛楚時腦部十分活躍，而有反應的區域比男性多，因此較男性更易感到痛楚；但有趣的是，即使女性如此容易感受痛楚，但卻比男性更能忍受痛楚。張博士提到可能與女性考慮痛楚的意義有關，例如生產，女性生產時的痛楚很巨大，但在生育時會「死忍」，並且很快便會被新生命的喜悅掩蓋痛楚，因為生育對女性的意義令她足以忍受。

當然，過往有海量究都告訴我們男女的腦部在功能上有明顯的差異，因此男女兩性有明顯的行為表現上甚或性格上的差異，而他們都有較優勢可發展的層面。

腦部以外的影響

至於除了腦部會影響兩性的發展外，腦部的荷爾蒙又會否擔當著一個重要的位置？張博士以一份研究[5]略略為大家解釋。腦下垂體在青春期時會發出訊號令性器官發展，而會影響腦下垂體的荷爾蒙就是我們都較熟悉的睪酮素，如果缺乏男性荷爾蒙，腦部的發育會比較容易偏向似女性，青春期後男女兩性的發育才算為較完整；而除了荷爾蒙外，環境氣氛及社會學習都會影響個人建立性別的氣質，因此社會文化對於塑造一個人，其實亦有其重要性。

在培育下一代，先了解兩性在先天發展上的分別固然重要，這樣才可以按著他們的特質而給予適當的培育；同時，亦要留意社會環境及文化如何塑造意識型態。兩性先天的差異提醒我們，不要否定男女本質上的不同，同時應讓社會更多體現男女兩性的特質所能展現的獨特性與美好，而不是單單的盲目提倡所有狀況都需劃一處理或對待才是公平。

香港的教育制度中，除了男校、女校，可以為單一性別提供特別的學習空間外，大部份青少年都在男女校生活，而現時男女校的學習環境，不論是教學的課程、隱性的課程、甚至是學校生活，整體都沒有顧及性別差異。於是因著性別不同的特質，令不同性別原本可以發展的特點未能順利發展，甚至成為他們成長的壓力和焦慮的來源，情況令人憂慮。[1]

現時在中小學的環境中，除了體育課或部份性教育課外，大部份時間男女都是一起生活和上課的，不少教育學者認為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理應有男女共存的課堂，才能有效讓同學學習。不少研究均指出兩性大腦的成長速度、發展的情況均有異，以致他們需要的學習目標、方法和評估方式也應該有所不同。例如男女在語文的學習有明顯的差異，女性比男性能更快掌握語文；男性則更能掌握空間和抽象思維，是故以現在的課程來說，高中主科有三科（中文、英文及通識）需要大量的語言文字作為評估的工具，對男性其實不利。[2]

男性比較傾向好動，在爭競中學習；相對女性比較擅於聆聽，在合作溝通中學習的模式很不同。但近年教育卻只強調協作，欠缺走動的空間，這同樣是一種對女性較有利的學習環境和氣氛。事實上在教學上我們如果願意離開「粉筆和黑板」的單向教育模式，改為利用問題探究式、體驗學習等方法，理論上就較能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但在香港的學校環境、實際空間和資源分配下，要適合不同性別和學習差異的學生發展，幾乎難於登天。[3]

同樣，評估方式也直接對男女生造成影響。[4]現時中小學大部份的評估都是純粹的紙筆評估（即做試卷）而欠缺不同的做法，例如持續性評估、或者演示式的評估等等，單向的紙筆評估，令我們失去對孩子學習能力的整體了解，如果紙筆評估所考量的是短期記憶，而非生活技能的應用，結果就更加偏頗。現在不同地方為照顧學習差異，當中包括性別差異的學童，都有在評估一環節中下功夫。

以上幾項涉及政策上的轉變，或許較難一時三刻做到，但作為老師最少有一種可以做的，根據研究，男性習慣自己解決問題；女性則會在過程中尋求協助，以得到支援為一種認同。故此，老師在處理男同學和女同學的學習差異時，要了解不同的需要，因材施教，這最為要緊。

教會宣告的是一個跨越性別、年齡、階層與族群的福音，主耶穌的恩惠、天父的慈愛、聖靈的感動是無分性別的。雖然有人批評教會仍然存在著「重男輕女」的思想，但我們不難發現教會出現性別失衡的情況，大部份信徒以女性為主。為甚麼教會未能吸引男士呢？如果問題並不是出於福音的本質，那問題又是否出在教會的文化及牧養方式呢？

分享不是唯一

「返學和返教會都是靜態的活動，星期一至五已經坐足五日，星期六回到教會都仍然是坐著聽道，有時真的感到好沉悶。」這是19歲William的心聲，相信也是不少年青男信徒的心聲。好動的William平日喜歡練習武術及彈結他，是一個不願安靜下來的青少年，他最害怕的教會活動就是分組分享。「小組內女孩子多，男孩子只得一兩個，開組就是不斷分享，但我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分享。有時真希望快些開完組回家便算了。」

William直言不習慣教會的分享文化，相信不少男孩子亦不會喜歡，他對導師及組員的關心問候亦感到抗拒。「我知道他們關心我，但我真的不習慣。不如一齊出去行山，玩board game，先慢慢建立關係。如果不是太熟，間接少少的關心會好些。」

William的教會青少年群體的男女比例相若，是香港教會中少見的情況。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2014香港教會普查」指出，教會中的男女比例分別為37.9%及62.1%，比香港整體人口的性別失衡情況更嚴重。基甸中心創辦人蕭智剛博士（蕭Sir）回憶起上世紀70年代的教會情況：「其實教會一直都是女多男少的，我記得以前我教會的男女比例是1:6，現在已經有進步了。」

正視弟兄需要

蕭Sir認為社會呈現出男女兩性明顯分工的現象，女性經常擔任關懷工作的角色，因為女性的情感普遍比男性豐富，容易與人打開話匣、分享感受、建立關係。「先撇開教會不談，會去老人中心坐下閒談的都是婆婆為主，伯伯卻寧願獨自去公園休息，最多就圍著一起下棋，很少會傾談。」筆者回想自己教會的情況，主日崇拜後姊妹通常都十分忙碌地四處交談，弟兄卻一個一個地呆坐在位上，等待姊妹談那些永遠談不完的話題，又或是直接去酒樓找位子吃飯。

蕭Sir坦然弟兄在教會面對的困難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80年代我在突破機構工作，那時我們已經開始討論教會有關男人事工的開展。但30多年後的今天，教會的男人事工仍然十分落後。」香港教會常用的牧養方式是分齡牧養，所以教會常見有兒童、青少年、職青、伉儷及長者的小組，但卻鮮見以性別來區分牧養，就算有都是婦女小組，男人小組卻少之又少。教會中的男士散落在不同的團契小組中，與女士一同受牧養，但教會運作卻是一個靜態的模式進行，查經、聽道、彼此分享代禱，對不善於表達情感的男性來說，是不容易投入的。

蕭Sir認為如果教會未能成功吸引男性信徒，外面社會的拉力如人際關係、事業、世俗化的價值觀等自然會將他們拉去，慢慢地消失於教會。男性在成長過程中從社會學習的價值觀，如對金錢、權力及性的追求，常常與信仰發生衝突。所以蕭Sir認為教會牧養男士首先要引導男性信徒突破他們的視野，重整他們的價值觀，打穩他們的靈性根基。

突破牧養視野

不少姊妹在教會大大發揮她們的恩賜，委身事奉，這是值得感恩的事，但蕭Sir相信上帝同樣賜下恩賜給男性信徒，只是他們需要啟蒙者。「不少弟兄都是千里馬，但他們需要伯樂。」他建議神學院在訓練神學生時需加強牧養弟兄的教導，讓傳道同工在牧會時能幫助弟兄發展他們的恩賜，委身教會，培養更多弟兄成為教會的領袖。

團契生活對信徒是重要的，不少人離開教會都是因為人際關係的問題。肢體相交對姊妹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對不少弟兄來說卻會渾身不自在。蕭Sir建議用興趣小組來將弟兄結連起來，可以是打波、行山、夾Band、Board Game等等，讓弟兄在活動中建立情誼。但蕭Sir強調教會不是興趣班及聯誼會，這些聯誼活動不能成為牧養的核心，上文所言的靈性根基、建立使命感的工作必須同時進行，才是建立弟兄靈命成長的方法。

願每一個人都能在教會得到適切的牧養，共建基督的身體。

這是個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年代！

若說對性別定型的反思令人打破男性只能粗魯和衝動，女性只能溫柔和細心的誤解，這的確是值得肯定的貢獻。不過，當性別成為政治，當自我感覺凌駕客觀事實的時候，也是令下一代迷失自我的災難起頭。

男女有別本來是十分基本的常識，男和女在生理、心理、學習方法、表達技巧、思維模式和感情接收各方面，其實都有很大的差別。正視這些差別，不是要定型，更不是歧視，而是因材施教，學習明白異己的重要前提。

其實人一出生就要面對異己，最重要的異己就是異性，唯有學會正確地與異性相處，我們才真正學會接納差異。因為這些差異是無法避免的，男女的大腦結構、荷爾蒙、生理時鐘和成長速度，決定了大家在不同階段和處境下的需要和反應大大不同。

當一些社會政策或社會運動，漠視男女的正常差異，只盲目及一刀切地追求機械式的所謂男女平等，或者任由個人的主觀感受，凌駕客觀的生理特質，我們將要面對的只會是如趙高一樣指鹿為馬的荒謬世界。

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男女有別是常識，如何互相尊重、因材施教是社會政策。今期《燭光網絡》會和大家一起溫故知新，重新認識男女有何不同。

男女大不同、兩性關係，是人類的永恆話題。從朋友交談到網路紅人拍片，祭出兩性議題，說「男人怎樣」、「女人怎樣」，總能引起無數共鳴。[1]小麗不太理解在足球賽何為「越位」，因為她是女人；小明大概會愛看成人影像，因為他是男人。在這種談論兩性的說話中，性別常成為解釋或預測個體表現的工具，範圍之廣涵蓋喜好、能力乃至道德各方面。

以性別作為預測工具很多時都有效。假如我因為小明是男性，而猜測他有看成人影像的習慣，其準確率沒有九成也有八成。然而，這也很危險，容易產生各種偏見和不合理的措施。若我們預測女性不懂「越位」，自然會認為女性不適合做球證。事實上，過去以兩性差異否定和剝奪女性權利的人不在少數，例如 Patrick Geddes 和 Arthur Thomson，就曾主張女性不應有政治權利，因為女性的生理構造令她們好靜和被動，不喜歡也不宜參與政治。

性別作為我們整理經驗的工具，雖然有時出錯但總體上既方便又有效。另一方面，由性別作出的預測和解釋卻容易異化成各種偏見和不合理的社會規範，乃至道德要求。就是這樣，有關性別差異的討論常遊離於實然和應然之間，解釋性別差異的不同理論因而也無可避免地帶有政治性。

Sex與Gender

人的性別，由生理特徵而定：男孩有陰莖，女孩有子宮。由是，從生理結構尋找兩性行為差異的原因，正常不過。用生理構造解釋兩性行為差異，這進路就是「生理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性別差異由生理決定，意味這是天生和不可改變，因而也為那些不平等的制度和社會規範提供強力的支持。例如女性數理更弱，因而不適合做科學家。這樣的論述和論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故不少民權人士視「生理決定論」為性別平權的阻礙，更有部份人視其為性別歧視和不平等的元兇之一。

上世紀5、60年代，社會科學長足進步。從研究不同文化的性別表現中，社會學家發現不同文化間的性別表現可以很不同。某些社會的女性可以很陽剛，男性則很陰柔。另一方面，社會中也有很多不符性別定型的男孩和女孩。這些發現支持他們提出有別於「生理決定論」的「社會建構理論」，主張兩性行為差異由社會建構而成。換言之，差異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得來。從而，他們區分sex和gender兩者，前者指生理性別，後者指由文化和社會建構的文化性別。在「社會建構理論」中，sex和gender兩者完全獨立，前者不是引致後者的原因。男孩和女孩只是因為社會的期許和教育才變得「像」男孩和女孩。

兩種理論互相對立，一個肯定sex和gender的連續性，一個否定。從而，兩種理論也有不同的政治含意，前者指向差別對待兩性，後者則指向消除差異。

性別中立的烏托邦

隨著平權運動的成功，「性別差異由社會建構」逐漸成為不少女權份子和左翼人士的教條。他們敵視一切支持「生理決定論」的研究和言論，視之為父權和性別歧視的溫床。另一方面，這思想也引領他們追求更高理想。其邏輯相當簡單：既然性別不是天生，那麼性別應該由人自由「選擇」。因此，任何限制或減損了這種「選擇權」的措施和政策都是不義的，是迫壓人自由的。從而，教育應該性別中立；區分「男」和「女」的設施，例如廁所，也應盡量地少。進一步說，由於sex和gender無關，Gender因而不應限於男女兩種，而應有幾十種。[2]

《燭光網路》之前曾介紹過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3]了解上述平權運動與「社會建構理論」的淵源，則不難理解為何「性別光譜」之類的教材，會歸到「性別平等」的名義下。上述論述也支持LGBT運動，因為性傾向是一項重要的性別表現；假如社會應讓人們自由選擇自己的gender，同理也應讓人自由選擇自己的性伴侶。

「生理決定論」的發展

「生理決定論」在政治領域被標籤為性別歧視的源頭，卻無阻科學家繼續探索男女生理結構與兩性行為差異的關聯。就在社運人士不繼強調社會應性別中立的同時，科學群體不斷發現男女的各種差異，包括大腦結構、荷爾蒙和基因等等；而這些差異又為男女心理和行為上的差異提供了有力的解釋。他們努力描述兩性差異，而小心避免重蹈前人覆轍，由實然領域走到應然領域。

當中，一些具人文關懷的科學家更明言所謂「性別中立」的教育和公共政策其實對兩性都不利，更強化了傳統的性別定型，主張正視男女差異，並善用這種差異，因材施教，讓性別還原為認識他人和促進共善的工具。本期《燭光網絡》嘗試探討這種主張。

「生理決定論」在過去被用來支持性別歧視，但這是理論本身的錯還是人們的誤用？唯有理性和勇氣，可以引領我們。

如果問一套電影的「性別元素」包括甚麼？你的答案很可能就是有沒有色情或意淫甚至性愛描述的元素、有沒有同性戀情節、有沒有明顯的情愛關係等等，然後以此去決定是否讓青少年去欣賞一套電影、電視節目。但實際上在媒體中對於兩性的描述，無處不在，而且即使是你認為看起來非常正確健康的故事中，其實就有大量兩性的描述和意識型態，孩子在欣賞電影故事，玩遊戲機時，往往照單全收，連家長也全不知道。

在美國，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於2015年做了一個研究，發現孩子早約五歲就會開始對自己的身體評頭品足，當中包括過肥、過瘦、過黑等等。五至七歲的孩子已嘗試減肥餐單。歸咎其原因，除了因為家長和朋友間互相的比較外，研究亦發現，與傳媒如何描述美麗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有關連。[1]

瘦就是美的迷思

傳統的媒體對「標準」男女都有一定要求，不過這個要求從來與健康的要求有一段非常誇張的差距，在美國，女性一般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應該是18.5，但在國際模特兒界中，女模特兒的BMI卻低於16，而這情況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被描述為「極度瘦（severe thinness）」。[2]

雖然不少歐洲時裝產地例如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都有法例規定不可使用過瘦的模特兒，不過不一定對情況有幫助。例如只要模特兒能出示醫生證明他的情況適合工作便可，而非要求他們的BMI達到指定標準。[3] 於是過瘦的模特兒仍然大行其道。

過度性化的影響

即使在兒童的卡通片和電腦遊戲，我們也常見到極度不合身體比例，或者過度性化（oversexualized）的人物出現。當中女性的胸部和臀部不合比例地大，腰枝卻不合比例地細；男性則不合比例的有大量肌肉，如此種種均成為孩子成長的壓力。近九成10至17歲的孩子會認為自己過重，男孩子更會胡亂地使用工具，意圖令自己變得更「大隻」，但忘記了肌肉和健康未必有直接關係。[4]

社交網站的興起令事件變得更複雜，因著朋輩壓力，青少年希望自己在網上變得更具吸引力，於是大都鑽研不同的自拍角度來拍攝，甚至大量地使用修圖工具，令自己「變得更美」，當中超過四成青少年期的女孩會使用工具令自己變得更好看。同時，因著他們將自己的形象改變，他們會將自己「物化」，即愛上他們想像中的自己的外表，最後甚至把自己其他內在美都排除開去。[5]

媒體塑造的男與女

除了身體，當然還有性別角色，兒童節目多以故事為骨幹，而這些故事所描述的男女，除了外表，還有性格，氣質等。在一個關於兒童節目的研究中發現，香港98.2%的兒童節目來自外地，而當中，男女角色比例為65比35，節目中很少以女性角色為故事中的領袖人物。[6]

我們不難發現，節目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相對不活躍、聲音較小、行為比較不成熟和情緒化；而男性則相對較具攻擊性、大聲、亦比較願意互相幫助。就性格而言，女性的角色大部份都愛美，而且人生的成敗都專注在美貌、被認可和尋找真愛上；相對男性的成功就會在個人的天賦，能力上等等。

有說，性別都是社會的建構，當傳媒所不斷強調有關男女的要求，與我們的價值觀有衝突時，我們可以怎樣自處呢？特別當孩子也習慣和認同某些社會對男女形象的固定要求，甚至也成為他們牢不可破的處世之道時，我們可以怎麼辦？（又或者，作為成年人，我們會否早就被洗腦，居然認同這些其實有問題的價值觀也不自知？）

過度性化的除了外形，還有對兩性生活的想像。外國不少大型的兒童電視節目頻度，都開始有一些比較複雜議題的情節在卡通片中出現，例如單親、吸煙甚至墮胎的問題。有評論員指出美國迪士尼電視頻道中適合2至11歲觀看的節目減少了18%。[7] 事實上在香港，即使我們沒有正式的兒童頻道，但實際上我們選用的日本或外國卡通片，不少也有大膽，甚至意識不良的情節出現。

青少年過早接觸引人入「性」的資訊，特別是評級又不清楚的時候，很多不應該過早讓孩子接觸的性知識便提前輸入，最後令青少年對性產生不少錯誤的觀念，除提早了青少年接觸性的年齡外，也會將過份複雜的性別議題帶入他們的生活中，令他們對本身性別身份產生疑惑、缺乏自信，甚至出現性別混亂的問題，最後連父母也不懂回應。

男女平等，聽起來是大家都很認同的事。筆者亦很同意在某些層面上促進性別平等的意識，例如：接受教育的機會、參與民主活動、在工作及社會中不因性別的原因而被剝削權利等。然而，社會人士在要求性別平等時，需清楚了解何謂真正的平等，不少有關腦部的研究發現，男女腦部不同部位的發展進度不一，因此，了解男女的發展特質，按他們的情況而因材施教，才能讓他們發展得更好。

男女的大腦發展的次序不同，因此有說男生發展比較慢一點是有待商榷的。男女兩性大腦中與語言、空間記憶、運動協調乃與別人相處的能力的發展是不同次序、不同時間以及不同進度的。舉一個例子，有研究結果顯示原來女嬰的聽力比男嬰敏感很多，當孩子愈長大，這個差異愈明顯，因此，跟男孩與女孩的講話方式就要有不同；甚至老師在安排課室的座位時，留意到兩性對聲音敏感度的差異，把小男生安排到較前的位置，讓他們可以更容易專注於老師的聲音；女孩控制語言和精細動作技術的部份發展比較早，男孩則在處理和標定視覺空間的區域發展得較早；所以男孩對遊戲的喜好，甚至讀寫的能力都與女孩有所不同，但這些差異在成年後會慢慢收窄。很多時社會瀰漫著贏在起跑線的奇怪風氣，使男孩女孩都無法按自己的特質及成長速度發展，假如家長或老師不知道甚至漠視這些差異，只是一味的催逼子女要按成人期望的進度學習，其實對他們的發展反而是百害而無一利。

前陣子有專題報道指有家長主動要求醫生開精神料藥物給自己的子女，讓他們在上課時可以更專注云云，為了追求所謂的成績，連對子女長遠健康的影響都可以置之不理，家長這樣的心態實在可悲。作為父母，請撫心自問，不想子女「低人一等」、未跑先輸，究竟是在擔心甚麼？對孩子最大的好處是，父母能夠用心看到他們作為男孩或女孩的特質，容讓他們按自己的程度和進度發展，而不是淪為爭取好成績的一台機器。

隨著性別平等思想的推廣，女性的社經地位已大幅提升，在不少領域內已能與男性看齊，甚至比男性有更好的表現。但在家庭處境中，女性仍然肩負起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甚至為了照顧家庭而放棄自己的工作。

早前三八婦女節，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發表了帶有濃厚性別偏見的言論，他表示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男性不能做到，例如做家務；又指將來老去會叫女兒照顧自己，因為兒子要出外工作。我們不了解其家庭處境，但一個提倡性別平等機構的負責人發表這樣的言論，難怪婦女組織要求他道歉和辭職。

陳章明的言論正正反映出社會仍然保留著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想法，難以在幾十年的時間內除去。做家務及照顧家人等工作不應只落在女性身上，男性也需一同分擔責任，照顧家庭。不過，真的有些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最直接當然是餵哺母乳。儘管政治不正確，但現實上男女兩性的性別特質真的普遍性存在著差異。一個父親如何努力，也不能取代母親的角色；同樣道理，一個母親如何努力，也不能取代父親的角色。父親母親對子女成長是同樣重要，也是不可被取替。

舊日社會男性為了養家，終日奔走賺錢而忽略家庭。現在社會富裕了，但不少男性仍然忽略了自己的家庭責任。我們身處在一個兩性平等的社會，女性不再被局限在家庭，而可以同樣選擇活躍於社會中；而一直活躍於社會的男性，也需要投放多些精神及時間於家庭。家庭責任最重要的並不是洗碗、煮飯、換尿片、倒垃圾等家務，而是人的工作。關心家人、栽培子女成長、讓長者老有所依，這些都需要所有家庭成員身體力行參與及委身。

家庭是一個關係性群體，我們都是關係性的生命。我們每一個都是子女，因為我們都有父母；如你是一位丈夫，是因為你有一位妻子；如你是姊姊，是因為你有弟妹。家務還可以請外傭或鐘點來處理，但我們每個人在家庭的崗位，無論你是男或女，是丈夫或妻子，是父母或子女，都是沒有人能取替。

你的家人在等你，今晚你會早點回家嗎？

半個多月前，欣宜在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獲得多個獎項，當中包括「我最喜愛歌曲大獎」，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引來多方批評，從「靠母蔭」到「高調肥」，一時間民怨沸騰。另一方面，為欣宜辯護以及對批評者反批評的文章亦不絕如縷，他們指批評者「歧視」肥、「葡萄」，同時也盛讚欣宜努力、積極和正面。[1]　一下子，欣宜獲獎事件由娛樂圈的二三事演變成社會文化的大討論，涉及審美、「成功靠母幹」、歧視和網絡欺凌等各個層面。

近來有傳媒刊登了譚蕙芸小姐所撰的「因女藝人欣宜「高調肥」捱轟，我重讀了約翰．伯格」一文。[2] 譚文以約翰．伯格「男性凝視理論」重新解讀整個欣宜獲獎事件，並認為欣宜「高調肥」會被猛烈抨擊是因為「觸犯了社會禁忌」，而且挑戰了「男人觀看，女性展示的權力關係」。從描述現象到理論解釋再到反思社會，譚小姐可謂創作了一篇文化研究的範文，也成功令讀者反思社會中男女角色的不同。然而，單就了解欣宜「高調肥」這件事而言，筆者認為這是不足夠的，甚至是誤導的，其結果只會加深對立和仇恨。故此，本文將嘗試對欣宜「高調肥」事件另作詮釋，並進而指出單從「觀看理論」解讀社會現象的不足。

1. 起初的審美問題

「高調肥」事件圍繞著兩個概念或兩種現象，一是「肥」，二是「美」。「高調肥」要重構的是「肥」和「美」的關係，而背後控訴的，是香港娛樂圈或香港社會對「肥」的排拒和對「肥人」的壓迫。在這裡涉及兩個問題：「肥本身是/可以美嗎？」和「肥與各式各樣的美(例如歌聲之美)可以相容嗎？」前者和後者是大不相同的問題，人絕對可以覺得「肥」本身一點也不美，但同時認為「肥人」能創造出做各種「美」的作品，例如歌曲、油畫以至演活某個戲劇角色。由是，我們已觸及「觀看」理論的極限。所謂「男性凝視」處理不了視覺以外例如聽覺的審美形式。「肥本身是/可以美嗎？」是個高度視覺化的問題，但「肥與各式各樣的美可以相容嗎？」卻是個共感和自我間距化的問題。約翰．伯格的理論原是要論述電影，自然要集中處理「觀看」的問題；可是論者要把繁複的社會現象削足適履，化約到單純的「觀看」問題，即難免粗疏。

欣宜的經歷其實很不幸。年幼時經歷TVB那種近乎洗腦式的捧人方式，甚麼「媽媽好」、白雪公主，大眾對她生厭，就正如隨後人們討厭林峰，是社會學上的必然。她長大後又被娛樂圈與商業社會的瘋狂「拜瘦教」搾取：瘦身公司、纖體廣告，無盡的他者目光。欣宜受到的壓迫，外人無法想像。這樣的欣宜令人深感同情。然而，當欣宜或欣宜的團隊將壓迫的原因單純歸結為大眾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否定時，更大的悲劇就出現了。

一切源於某些人混淆了上述那兩個問題。不難發現，前一個問題「肥本身是/可以美嗎？」的答案可以很diverse，因人而異，只涉及個人的美感經驗；後一個問題，「肥與各式各樣的美(例如歌聲之美)可以相容嗎？」卻是一個美學的問題，可以用理性推導，大眾也有比較一致的共識，答案當然是「可以」。畢竟，用視覺來品評任何人的音樂造詣都是不正當的，正如任何人用「視覺理論」來分析別人對一個歌手的觀感都是不足的。然而，這兩個問題一旦被賦予商業宣傳的語言形式，就再分不開。一句「肥人也可以做歌手」，使「肥可以美」以及「肥與歌聲之美相容」兩個判斷緊密地結合了；而「肥」和「瘦」亦彷彿由一對相對的概念變成邏輯上不相容的二元對立。同時，它以挑戰和控訴的形式道出，無形中對設了一個所謂「歧視肥」的他者。

問題在於，在這話語下這兩個判斷已不能分開：說「肥不可以美」幾乎等於說「肥與歌聲之美不相容」，反之亦然。由是，在這商業宣傳下，那些真心對「肥」本身沒有美感經驗的平民百姓，無辜承受了「用眼睛聽歌」以及「歧視肥」的罪名。更重要的是欣宜及其朋友控訴的那種對「瘦」和「減肥」的病態執迷與香港平民日常生活所體驗到的「減肥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前者是一種強制，若非極端地瘦，就不能得到演出機會(部份因為在鏡頭下人總會比正常胖，所以做明星總要「過」瘦)；而後者卻只是一種生活文化：人們一邊把「減肥」掛在口邊，一邊與脂肪做朋友，又用「肥」做閒聊話題。事實上，筆者與友人對暴瘦的反感比「痴肥」更深。一些常把「減肥」掛在口邊的瘦女子常被拿來開玩笑。[3] 人們追求的大概是一種中庸，不太肥不太瘦，不盲目地求瘦也不會無限地發胖。然而，這種中庸之道從一開始就被上述話語中，「肥」和「瘦」的二元對立掩蓋了。現在，「痴肥」、「少少肥」、「有肚腩」都是「肥」；「減肥」、「keep fit」、「不要太肥」都是「瘦」。欣宜及其團隊所指控的「拜瘦」，與平民的生活關係可能不大，但到這一刻已不能分辨。還有，在過去有平民嘲笑欣宜更多是因為「煩」，而不是「肥」呀！[4] 平民百姓，那些欣宜壓迫事件中的small potato，在商業宣傳和欣宜及其友人和她的辯護者的話語下，感覺如同有基督徒當著你面斥責說「你是罪人，因為你曾衝紅燈」。

一個平民，受到這樣的「指控」自然水土不服，部份人會反抗也是理所當然。但常人怎可能有足夠的理論裝備講述他們的不滿？他們只可能用最原始的最直接的表達：「你肥沒問題，但請不要『高調肥』」——於是他們被邏輯清晰的文化人嘲笑了，又被說成了是權力被挑戰而憤怒。他們的每一句羞辱和不滿，都強化了欣宜一方的信念，成為他們「歧視肥」的「證據」。如是者，循環往復，欣宜作為受害者的宏大敘事終於成形。然而，在這敘事下欣宜和平民都是受害者。

君不見每篇批評欣宜「高調肥」的人都一再強調和澄清自己不討厭甚至欣賞欣宜的歌聲？他們遠不是因為甚麼「權力結構」被挑戰了才感到水土不服。在這宏大敘事中，批評欣宜的個體被穩穩地放置於「厭肥者」的角色；在這角色中，個體被「面譜化」了，不但「我」作為「聆聽者」的身份被謀殺了，連「我」的審美能力都被羞辱。個體要反抗的，不是欣宜本人，而是那種將「我」平面化，丑角化的話語機制。這就是為何這麼多人說「肥」不是問題，「高調肥」才是問題。「高調」令「我」不適，不是因為「我」的權力被挑戰，而僅是因為「我」是被壓迫的一個，正如欣宜本人。另一邊，欣宜本人同時在這敘事中受著實際上不是指向她的批評，與敵人的敵人搏鬥。到最後，得益的只有那些捍衛欣宜，因而在這敘事中得佔道德高地的人；以及娛樂圈和商業世界的病態「拜瘦教」這一本應被譴責的結構。

真相是，譚女士的文章無助消除對立，只是一再強化這種宏大敘事而已。

2. 從審美到倫理追求

上述的圖景已是十足的悲劇；然而，一種敘事一旦形成，就不會停止發展。

上述敘事的缺陷或不足顯然易見。「肥是/可以美」這個美學判斷顯然與為數不少的人的美感經驗相違：一個全身過量脂肪的人怎可能被形容為「美」？本來，這個問題根本不需回答，無奈在這敘事中，上述兩個問題已二合為一。因而，這敘事在壓迫「厭肥者」的同時，也在壓迫「敘事者」；現在，敘事者必須為這問題給出原因。

除了拿出一些時裝、圖片從實際上給人美感體驗，「護肥」一方用了勢必影響深遠的一招：做自己。

「做自己就是美」，「做自己，不盲從外界標準」，「活出真我散發自信美」。在這種耳熟能詳的話語中，「真」、「善」、「美」這三個古老的哲學範疇奇妙地重新連上：欣宜因為「做自己」所以真，因為真所以美(自信美)，因為活出了「本真」的生命所以是「善」(Good)。話說到這裡，「肥」已不是存在狀態、不是「審美對象」，而是「自我」的表達。「肥」反映了欣宜的真生命，是欣宜的獨特性，個人存在的標誌，是欣宜的生命本身。有趣的是，為欣宜辯護的人常批判「厭肥者」將欣宜和「肥」劃上等號，但最將「肥」與欣宜視為同一的，正正是上述這種話語。

「肥」的話語一旦擴張至「真」和「善」，其壓迫性將大到無以復加。現在，不但對肥沒有美感經驗的人受到壓迫；連那些不認為「肥是真」、「肥是善」的人都受到壓迫。一反對「肥是真」和「肥是善」就被扣上「逼迫肥人」和「拜瘦」的帽子。總之，他們都是「歧視肥」的「厭肥者」。因此，一切就如命定般。「厭肥者」在被厭迫的情況下攻擊欣宜的「真」和「善」，包括不減肥等於做自己的邏輯以及做自己不等於放縱的奇怪切割。最終這種攻擊擴及欣宜對母親的「真」和「善」——「消費肥姐」論正式誕生。當然，一切攻擊又被收納到「厭肥者」討厭「肥」的角色與性格設定之下，又開展了新的循環。

於是，一個橫跨美學和倫理學的大敘事正式完成；但它不會就此完結：肥，將被視為一種倫理價值來討論；肥，將會成為反對一切身體控制的象徵。在這敘事下，欣宜繼續受害，「厭肥者」繼續「厭肥」，而道德終會凱旋而回，為這敘事開疆闢土，娛樂圈和商業世界的守舊和病態「拜瘦教」則在背後冷笑。

3. 致欣宜：你是女神，不要被雕刻成石像

事已至此，有沒有出路呢？如果有，也只能從每個個體開始。不諱言，筆者也是欣賞欣宜的歌藝但討厭「高調肥」的一員，在上述意識形態的驅使下也曾有點討厭欣宜，但經歷上述的反思和批判後就明白，欣宜不過是另一受害者。

欣宜，小心不要再說「感謝傷害過自己的人」了，因為這種話語只是再一次強化那種傷害與受害的敘事，強化對方「厭肥者」的角色而已。其實「厭肥者」不是攻擊你本人，而是攻擊以「欣宜」這個符號為標誌的一整套話語體系。假如未來你想減肥，這套話語甚至會阻止你，因為它的本質就是要將你化約成一個符號，一座石像，象徵它的權力。

「做自己」不容易，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話。人不會因「做自己」而美，更不會因「做自己」就健康。然而，將自己呈獻給某種比自我更大的存在，例如藝術，這樣的人很美，甚至是神聖的。我想起張國榮，也想起沈殿霞。

提起跨性別政治議程，很多人會即時提起洗手間男女廁的爭論，甚至有人認為外國因而提出的「廁所法案」是不切實際，多此一舉。可是，對於跨性別政治議題來說，能打破一個為著男女性別而設的界限，就是成功。可以說，跨性別政治運動和酷兒運動一樣，都是嘗試越界的行動，爭取將界線除去，甚至在最後重新劃界。

跨性別其實是一個泛稱，當中除了有完成整項變性手術的變性人，也有只完成部份手術，甚至從未做過手術的跨性別人士及易服者等，但總括而言，他們是一群希望不一定以生理性別去決定自己的性別角色，或性別裝扮的人。所以，對他們來說，用其生理性別去處理關乎他們的一切事，是一種壓迫。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一份報告，論及跨性別人士所受到的侵犯和攻擊，就包括用他們不希望別人用原生性別來形容他。例如由男變女的父親，當其女兒和太太叫他爸爸和丈夫時，會令他感到不舒服；另外就是故意模仿他們的聲音，打扮等等，都會令他們感到不安和受冒犯。

同理，一切以男女來作分別的東西，例如洗手間、更衣室，甚至身份證、考試證上的男女稱謂等等，他們都認為必須打破。對跨性別的朋友來說，這些界線令他們每天都活在抗爭中，他們每天都因為這些有意或無意、出於個人或是制度上的「冒犯」，而加深了他們對社會制度的不認同，最終要求解放。

跨性別人士的越界舉措與理據

要打破界線和規限，首先要有願意越界的人。跨性別人士作為越界者，他們極力將自己的越界行動形容為合理，當中的方法除了稱自己患病，另一個就是權利，意指自己有權選擇自己的心理性別，即使自己生理性別是男性，也應該可以用女性身份示人。對跨性別人士來說，這是他們的表達自由，不宜亦不應被監控或者無理被定性。

他們認為一切的性別都只是裝扮，所以一切的規則都是人定的，都可以改變。部份持酷兒理論的學者更認為，基督教本身就有打破界線的特質，他們更引述耶穌本身就打破神性和人性、生和死、永恆和有限、恩典和罪等界限，以超越和越界的愛去愛我們，所以耶穌也是一名酷兒，只要我們學效基督的愛，就可以超越很多我們在受造世界中所看到的不必要的界限與規則。

跨越界線變成刪除界線，不少社會人士曾以不同方式去嘗試回應跨性別人士的要求，例如用「身份確認」的向度。以洗手間問題為例，部份人曾提倡加入「中性」洗手間或浴室，令跨性別人士可以自由進出自己的空間。隨後，又有部份跨性別人士進一步要求有一致的空間，例如：以性別一及性別二來代替男女；不再區分中性廁所，男女在同一空間如廁等，所以要麼就讓他們到其認為舒服的空間，要麼就取消一切性別的規限，好讓大家都得到解放。

於是，他們就由跨界的政治運動，變成刪除界線的政治行動。他們及後繼續爭取的是取消一些他們認為不必要的性別申報，所以結婚時不用「男女」，只要「兩個人」就好了，甚至結婚前也不應及不用告訴對方自己的真實性別，以及是否曾做過不可逆轉的變性手術，因為兩個人結婚，相愛就好，其他事不需多理。此外，出世紙亦不應寫明嬰兒的性別，應該留空，讓孩子成長後按自身情況決定，因為孩子不一定接受生理性別，應該給予他們空間選擇或不選擇。

退一步思考跨性別政治議程

跨性別政治議程既然是同運政治的一員，他們共同採納了一種形態：同樣都在規範下受遏抑，之後要求解放固有制度，並要接納他們，一起過共融的生活。所以他們很自然就將自己形容成小眾及弱勢，並有自身的故事，別人要尊重個體的獨特性等特點，好讓社會更能以一個包容與體諒的向度去與他們相處及同行，之後往往就是刪除固有界線，甚至為社會定立新界線。

於是，我們會問：跨性別人士如果是一群有需要的人，他們面對的困難，不論是因著社會制度，還是因著與不同的人接觸而產生，其訴求是否合理？社會可以提供一個怎樣的空間，讓他們不被傷害？同時，我們也要問那些同運議題的界線可以擴闊至何種境地？又是否有必要去擴闊呢？這些界線被抹掉後，之前所面對的問題就是否會得到緩和？以法例充權來化解某些情況，是否一個合理的倫理想像？又是否能解決現時跨性別人士所面對的攻擊、壓迫和困境？

當然，有人會認為可以參考英國的例子，那看似很成功，但當中的處境能否直接放在香港使用？我們有沒有考慮香港的文化與民情？如果強行以西方模式硬套在香港處境，又是否合宜？我們又有沒有更好的出路？界線很多時不一定是範規和約束，有時亦是一種提醒和保護，人與人之間的界線，不單是主觀的感受，也是客觀的尊重。
 

 
參考資料：

Nadal, K.L. “Gender Identity Microaggressions: Experiences of Transgender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 in That’s So Gay! Microaggressions and the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Community: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P sychology.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Cheng, Patrick S..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iberative Ethics,” in Ethics: A Liberative Approach, ed. Miguel A De La Torre , 207-221.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3.

Stocks, Thomas. “To What Extent Have the Rights of Transgender People Been Underrealized in Comparison to the Rights of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Queer/ Questioning Peopl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genderism 16:1 (2015) 1-35.

關啟文。《同性與變性》。香港：宣道出版社，2015。

聯合國於1989年11月20日通過《兒童權利公約》（《公約》），其目的是為全面保障兒童生存的權利、受保護的權利及發展的權利等。1994年9月7日，當時的英國殖民地政府將《公約》伸延至香港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則於1992年3月2日追認《公約》，並於1997年6月10日再次確認。因此，香港於1997年回歸後，繼續適用。由於其內容除一小部份 (如監控越境嫖雛妓、兒童色情物品及下文所提及的情況) 成為本地法，其餘均未成為可執行的本地法律。  

在《公約》序言的部分，提到「兒童有權享受特別照料和協助，深信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作為家庭所有成員、特別是兒童的成長和幸福的自然環境，應獲得必要的保護和協助，以充分負起它在社會上的責任，確認為了充分而和諧地發展其個性，應讓兒童在家庭環境裏，在幸福、親愛和諒解的氣氛中成長」。 本文嘗試勾畫《公約》在香港的落實情況。

不同政府部門在落實《公約》理念不一致

根據《公約》第3條，「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但香港在履行《公約》及保護兒童權利的工作沒有統一的做法，而是散落在不同的法例，執行的部門對有關法例的理解有所不同，不同部門之間亦沒有協調，導致同一條法例可以產生非常不同的客觀效果，其實特區政府在保障兒童的工作上可以做得更好。

一名14歲女童於2014年12月23日在金鐘政府總部「連儂牆」上以粉筆畫花朵，被警方以涉嫌刑事毀壞拘捕，警方在扣留這名少女十七個小時後，又以女童父親無能力照顧女兒為理由，根據第213章《保護兒童及少年條例》向法院申請「兒童保護令」。有關決定是按第213章第34條而作出，容許社會福利署署長及獲署長書面授權的人，或任何警務人員向少年法庭申請監護、看管及控制他們認為有需要受照顧及保護的兒童，旨在避免他們受到襲擊、虐待、忽略或性侵犯，健康、成長或福利受到忽略或損害，或不受控制至可能令其或他人受到傷害的情況。

結果裁判法院在12月29日裁定把該名女童送入兒童院三週。警方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總督察李經晞表示，所有兒童保護令的申請，均以兒童利益及福利作唯一考慮。裁判官劉綺雲於2015年1月19日判決時表示，理解警方作出保護令的申請，但閱畢社會福利署的報告後，認為現階段沒有需要作出保護令，決定撤銷其保護令。可見警方及社署對於保護兒童有不同的理解。

家庭及父母是保護兒童福祉的主要元素

家庭是組成社會的基礎單位，若父母能好好保障兒童的尊嚴及權利，我們的下一代便能成為知權利、重義務的良好公民。現時由於法律、政策或是社會上為家庭及兒童提供的種種支援或服務，於理念上有所不同，導致保護兒童福祉的責任主要落在父母的身上。因此，本文餘下部分將集中在一些兒童與父母聯系及家庭有關法例的探討。

父母分離，聯繫父母及參與決定的權利

《公約》第9條制定子女父母不分離的原則: 「除非締約國的主管當局認定兒童確有必要與其父母分離，例如兒童遭受父母虐待或忽視，將其與父母分離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否則必須確保兒童不會與其父母分離。」

當一對夫婦感情出現問題，最終選擇離婚，他們需要處理保護子女可與父及母保持聯繫的權利。父母一方面透過法律程序去解除婚約;另一方面，需尊重兒童可以繼續聯繫父母，受到父及母的關心及照顧之權利。一般而言，子女會與獲管養權的父或母同住，至於另一方則獲探視權，這是要保障子女在父母離婚後仍可享受父及母的愛。作為父或母親的仍需承擔責任，如：贍養費和子女生活費等。

根據第13章《未成年人監管條例》第3條「一般原則」，適齡子女可間接參與決定自已的福祉。在父母分離時，法庭需要處理有關未成年人的管養或教養問題，以及所有有關屬於未成年人的財產的管理、運用問題時，  (a) 在任何法院進行的法律程序中

 (i) 法院須以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為首要考慮事項，而考慮此事項時須對下列各項因素給予適當考慮

(A) 未成年人的意願(如在顧及未成年人的年齡及理解力，以及有關個案的情況後，考慮其意願乃屬切實可行者)；及

(B) 任何關鍵性資料，包括聆訊進行時社會福利署署長備呈法院的任何報告；及

(ii) 在上述管養、教養、財產管理或收益運用等問題上，法院無須從任何其他觀點來 考慮父親的申索，是否較母親的申索為優先，或母親的申索是否較父親的為優先

一日子女，一生子女

《公約》第18條關於「父母的責任」的部分則根據第13章《未成年人監管條例》第4條「放棄父母權利的協議不能執行」得以落實。《條例》要求「男方或女方就全部或部分放棄第3條所提述有關其對子女的權利及權能所訂立的協議不能執行，除非協議乃夫婦之間訂立，並僅於他們有婚姻關係，但已分居期間施行，則協議可訂明其中一方可如此做；但法院如認為執行夫婦之間此等協議不符合子女的利益，則該等協議不得獲法院執行。」即使子女是非婚生的，所享有的權利與婚生子女是同等的。

即使父母已離世，子女仍可要求於遺產中支付子女的生活開支，不論當事人有沒有立遺囑或將遺產全數捐出。倘在遺囑內指明所有遺產全不留給年幼子女，這個意願便未必可以達成，只要子女是當事人的受養人，他們便可以向法庭申請就有關遺產處置上為他們加入條文。 換句話說，他們有權從遺產中取得合理數額，以維持生計。這項權利受第481章《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及第429章《父母與子女條例》所規管，條例賦予法庭權力，容許法庭下令將死者的部分遺產撥給某些家庭成員或受養人。

保護失去家庭的兒童

《公約》第20條中關於保護失去家庭的兒童則於第179章《婚姻訴訟條例》及第192章《婚姻法律程序與財產條例》落實。倘子女事宜未為妥善安排的話，法院是不會頒佈最終離婚令的。

離婚必須由已婚的雙方提出，除了要填寫「離婚呈請書」；如有子女，則要同時將「當事人子女安排說明書」一併交到家事法庭。如果法院認為案件中的婚姻已破裂到了無可挽救的地步，法院便會頒佈「暫准離婚令」， 法院不會將「暫准離婚令」轉為「永久離婚令」，除非:

a)家庭子女的福利已得到保障 或

b)呈請人為答辯人提供的經濟給養是公平合理的，或在有關情況下是最佳的。

法院可以命令婚姻其中的一方為家庭子女的利益作出定期付款或整筆款額，而計算財政安排的準則是:

a)子女財政上的需要，

b)子女的收入，

c)子女有沒有精神上或身體上的殘障，

d)該家庭的生活質素，

e)子女所接受的教育安排等。

如果法院相信申請經已符合各項法定條件，才會向各方當事人發出一份最終離婚令證明書。而《條例》所界定的任何家庭子女的權益，有關子女包括非親生子女。這是要確保家庭子女於父母離婚後的生活不受影響。當子女財政上可以自立，便不再需要支付贍養費。

兒童領養

由於保障兒童福祉是法律及政策的基礎，在現行第290章《領養條例》條文的規限下，法院不得批准單一的男性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而就女性幼年人作出領養令。除非法院信納有特殊情況，可以之作為例外作出此項領養令的論據。即是說現時法律不容許單身男士領養女孩子，目的為了保障兒童；因此，性別是非常重要的，為了保障小孩子，不應該容許性別中立。根據公約第21條的要求「在認可領養的國家，必須在領養的過程中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優先考慮」及第19條「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 ，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

我們有責任保護孩子

為確保下一代在更理想的家庭環境及社會環境中成長，特區政府和社會上每個持份者都有責任做好保護孩子的工作，重視兒童最大的利益。當不同政府部門對保護兒童權利出現不一致時，必須緊記要以遵從《公約》中最重要的理念 - 「以兒童的最佳利益為依歸」去處理，而家庭和父母有優先照顧和保護自己子女的權利。政府有責任為家庭提供支援，務使兒童有良好的生存及發展的環境。

《公約》第10條保護兒童的家庭團聚權，為落實此點，特區政府可與中國政府合作，加快審批單程證程序，減少等待時間，使更多家庭團聚，子女可以在父母的照顧及保護下成長。當日後有機會面對一些嚴重影響兒童福祉的重大爭議政策和制度轉變時，大家都能以兒童的最大利益去考慮、判斷和作決定。

特別鳴謝：由於文章涉及多條香港法律，感謝林子絪律師給予寶貴意見及協助審閱稿件。

從前是這樣的。在香港這個「男主外，女主內」的地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應是男子漢的責任，相反地，在家中「相夫教子」是女性的天職。這種傳統中國家庭與兩性的思想，[1] 雖然不至成為強制規條，但也曾主導了這裡的文化。

由於男性被塑造成強者及領導者，故相應地要肩負「養妻活兒」等職責，作家庭的精神及經濟支柱；而女性則要做「相夫教子」的「賢內助」。事實上，根據政府統計處2012年發表的《香港的女性及男性》統計報告顯示，雖然十五歲及以上的工作年齡人口中，女性佔多數，但現時男性實際勞動人口參與率比女性多，勞動人口仍以男性為主。[2] 平機會於2012年公布的《性別定型及其對男性的影響》研究報告指出，不論任何年紀及階層的受訪男性，都在若干程度上受到傳統對男性的規範影響，認為他們必須有經濟上照顧家庭的能力，並要比身邊的女伴成功。與此同時，為數不少的男性仍期望女性擁有傳統「三從四德」的特質。[3]

不過隨著現代社會發展，尤其在引入西方文化後，香港的兩性文化也受到改變。女性從前較少「拋頭露面」工作，但現在都有工作的機會。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隨著紡織製衣業興起而有的「工廠妹、車衣女」工作機會。後來女性的晉升機會不斷提高，社會也開始出現「女強人」的稱呼：雖然女性地位已提高了，但當時的文化仍不是主流（起碼在我們社會中就從來沒有「男強人」的稱號）。[4]

然而，現今香港兩性文化的情況已有一些微妙的轉變。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1999年教育署在當時小六升中派位機制，以男女生分隊計算而有歧視女生之嫌，遭平機會提出司法覆核。法院最終裁定升中派位制度違反《性別歧視條例》，迫使政府於2002年起採用男女生混合制派位。在這個新制度下，看似是對兩性平等，但卻做成男女比例失衡現象。[5]

而事實上，傳統以男性為主導的兩性關係，因著新一代女性的教育程度和工作機會增加而有所改變。今日社會中，關於男性較為人熟悉的形容詞有：電車男、草食男、宅男及港男等，看來都是對「較弱勢」、難成大器者的形容詞。而關於女性，則多人提及：港女、肉食女、公主病、中女、敗犬及熟女等。相對而言，女性好像較為強勢，女權當道。[6]

其實，由以往的「女強人」社會現象，到今日變成了「草食男和肉食女」，當中見證了現代社會男女情感關係的互動，既有異於傳統的固有男性主導模式，也在雙方角色上對調，男的被動溫和，女的主動熱情。今天的女性有與上一代不同的經濟獨立條件、工作能力與發展機會，經濟獨立自然也影響了她們對戀愛與婚姻的選擇權。相反地，很多「港男」被指常要女士照顧，不及上一代男士有風度。有學者指出，在港爸港媽溺愛下，加上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現今香港男性也沒有以往要「照顧家人，擔起頭家」的心理質素，以至出現了男女角色互換，甚至失衡的現象[7]

我們的社會的確日益重視女性權益。不過，在「女強人」愈來愈強的時候，香港的男性會不會反過來，成為了「宅男」？究竟兩性相處是否一定要「一個強，一個弱」？

兩性地位及其相處的信仰反思

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

男人從火星來，女人從金星來

~約翰∙葛瑞(John Gray)

在很多所謂的父權社會中，男性多被教導要支配進取，而女性則被教導要順服被動。在古代的中國更有男為天，女為地的想法。與古代中國一樣，在古代西方哲學家眼中，唯有男性是完全的人，而女性在本質上是次等的，她們是不能自給自足及不能自主的個體。[8] 有不少初期或中世紀的教父，如特土良、俄利根、奧古斯丁及阿奎那等，他們假設女性是較弱的性別。[9] 阿奎那更認為兩性的分別只是為了生兒育女而存在。只是，在一般的社交生活中，女性的地位仍然不如男性。[10]

馬丁路得卻認為兩性之間的不平等只是基於人類始祖墮落後的結果，他認為婚姻的目的不止生養孩子那麼簡單，在婚姻中男女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1] 除了馬丁路得，現今有不少神學家都打破了阿奎那及古教父的想法。隨著現代人開始區分生理性別與性別角色，不少人指出一般人眼中兩性的不同特質，如男性為主導者，女性是順從者的性別定型不是天生而來的，而是社教化下的結果。[12] 如果讀者記得撒拉、哈拿，又或是拿俄米等女士，便不難發現她們並不只是溫柔順服，滿足於現狀，又或是抑壓自己的需要而成為一個被動者。她們也會主動出撃，爭取她們想要的保障(創十六1-3；撒上一10-11；得三1-4)。而撒拉及哈拿這兩位女士更得到她們丈夫的尊重，對她們言計聽從(創十六2-3；撒上一21-23)，儘管在當時，女性的地位仍是低於男人，只被視作男人的財產。

《聖經》沒有否定女性的地位，也沒有視她們為次一等。首先，男女均有神的形象(創一27)。神用亞當的肋骨做夏娃，肋骨本身貼近心臟的位置，這表示夏娃的地位與亞當是平等的。[13] 即使是神，也沒有命令妻子在丈夫面前要閉嘴不言，毫無主意。相反，當亞伯拉罕憂愁於妻妾之爭時，神竟要亞伯拉罕聽從撒拉對他說的話，把夏甲及以實瑪利趕走(創二十一9-13)。因為神肯定撒拉，只有以撒及他的後裔才是亞伯拉罕的合法繼承人(創二十一10、12)。

神祝福亞伯拉罕為多國之父(創十七5)，亦稱撒拉為多國之母，賜福給她(創十七15-16)，天使見亞伯拉罕之時，亦問及撒拉(創十八9)。這表示在神眼中，沒有如當時人一樣視撒拉為貨物，當她沒有生育功能，甚至年紀老邁時，神也沒有使用其他女子代替她為亞伯拉罕生子。雖然這是人很自然的想法，就如撒拉也用了這方法，但信實的神卻沒有替換她，反而為她行了一個連她自己都感到「可笑」的神蹟(創十八10-15)。

當中國古代鼓吹「女人無才便是德」的時候，《箴言》卻論到「才德」婦人的價值勝過寶石(《新譯本》) (箴三十一10)。當中的才德婦人有智慧及能力，是每位男士背後重要的女人(箴三十一10-28)。而當古代的中國人把教育孩子的責任歸於父親，所謂「養不教，父之過」，《箴言》卻肯定在教育孩子一事上，母親的貢獻同樣重要，孩子「要聽從你父親的教訓，不可離棄你母親的訓誨」(《新譯本》(箴一8)。

可以說，《聖經》的故事雖發生在男尊女卑的年代，但神沒有輕視女性的價值及其角色的重要性。神造男造女，無論生理或心理發展等方面都有所分別，但這種不同並不表示他們地位上不平等，此種不同正反映了神當初的設計，無論在社會或家庭，缺乏其中一個性別都是不完整的。[14] 而夫妻之間更應互相順服(弗五21)，雖然保羅提到「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順服主一樣。」(弗五22)，似乎表示丈夫是妻子的「主人」，但事實上，基督才是家庭及婚姻中的唯一的主，夫婦順服基督，在愛中也彼此順服。因著「你們作丈夫的，要愛妻子，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妻子尊重及順服丈夫，因著丈夫的愛而不必成為丈夫的僕人。一個有愛的丈夫，不但不會對待妻子如對待奴隸一樣，出於愛，他也會願意順從妻子 (弗五22) ，[15] 就如以利加拿愛哈拿(撤上一8、23)，任由她決定撒母耳的將來。

雖然現今華人的家庭仍有不少重男輕女的情況，但比起很多地方，香港的女性地位已十分高。香港女性的地位得以提升，極有可能與現今女性擁有高學歷、高職位及高收入有關。當女性在經濟上獨立、愈來愈多機會成為公司高層，很自然便有更高的地位及話事權。只是，在女性「抬頭」的同時，希望不會產生太多有病，甚至生癌的公主，事事要男士服侍。

與人的相處之道應建基於尊重，不要自恃自己是經濟來源便輕視對方。另外，也應把對方視為一個整體而與他或她有所交流，建立出如Martin Buber所說的 “I and Thou”「我和你」關係。這種關係中的「你」不再是一件物件或他者，和一個「你」接觸表示不再從自我的經驗出發，我不是「經驗」一個你，而是與你有「關係」。兩者的不同在於經驗是從個人出發，是單向的，但關係卻是雙向的。[16]

說到底，正如約翰∙葛瑞所言：「只有男人和女人能夠尊重和接受他們的不同，愛情才有機會繁盛」。[17] 這裡所指的不同不是指到女的必然溫柔，男的必然果斷等這些被人定型的性別氣質，而是指到心理發展、思想模式、對感情的需求或表達等不同。當然，除此之外，每個人的思維模式及性格也會受原生家庭、人生經歷等影響，所以擴充「男人從火星來，女人從金星來」這句說話便是說不同人都是來自不同星系。明白大家的不同，便不會發生以自我為中心的溝通。明白他人有別於自己，便不會妄求對方成為自己肚裡的蟲，認為對方必然明白自己的想法，並按著自己的方法做事。反過來，也不會妄想自己是對方肚裡的蟲，認為自己完全明白對方的想法。不必談到兩性關係，這些因素都窒礙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