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會「警告字眼」又矇又小

政府財困，開源節流本來是應做之事。不過曾有立法會議員在會議中提問政府，會否增加博彩稅，又有議員建議增加不同運動博彩，例如籃球和方程式賽車等等，並引述不同研究稱去年有55萬人參與外圍投注，外圍利潤超過140億元，應該考慮增辦。對於這類建議，在討論賭波合法化的時候已有人提出，但因為政府一直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並承諾不會隨便引入不同運動項目，所以一直以來，馬會只在賽馬和足球博彩引入不同賭法和不同的盤口，惟只用兩個項目，加上六合彩，2022/23年總投注額已達3048億元。政府要求馬會因此多交稅，也是無可厚非，怎樣交稅才不影響馬會的「慈善事業」這自有後話。

不過，當有議員提及增加不同賭博項目時，民政及青年事局副局長梁宏的回應卻令人擔憂。根據《香港01》的報道，副局長去年曾表示如該賭博項目有龐大及持續需求，而有關需求持續透過非法途徑得到滿足，即使投放大量資源加強執法，也未必可切實及圓滿解決問題，而規範該類活動建議獲社會支持，當局即會考增加合法賭博種類。換句話說，政府本來口口聲聲的「不鼓勵賭博」的政策大原則，原來已經完全消失。依照以上原則，一些新的賭博項目，不論是籃球，賽車，甚至奧運項目，只要符合以上幾個條件，似乎政府就會考慮增加。

有以往一向關注賭風擴大的政黨，今日更索性打倒昨日的我，直言建議政府研究容許馬會開辦的體育博彩項目。[1] 有人更稱內地和澳門也有籃球博彩，如果香港沒有的話，港人就會賭外圍，影響政府收入了。其他地方有很多不同賭博活動場所，甚至有賭場，是不是香港政府因幾年的疫情引發短時間的財政緊張，就放棄一貫的政策原則，做一些可能會長期影響社會風氣的事情？透過增加投注的形式和金額來增加博彩稅無疑飲鴆止渴。

請大家謹記，愈頻密及容易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社會要付上因賭博而造成的家庭及個人問題、負債和犯罪等問題的成本便愈大，將年青人喜歡的運動與賭博掛鈎，與從前容許煙草商贊助年青人的活動，引致他們對吸煙有良好印象一樣愚不可及。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賭波合法化近二十年，自馬會開設賭波項目後，當年社會關注究竟有沒有人因為沉迷賭波不能自拔，又有人質疑讓人在馬會賭波，是否就能解決外圍賭博問題，到了今日，不少戒賭機構已經發現一些個案，當事人在賭波合法化後才開始在馬會賭波，亦坦承先賭馬會，之後才賭外圍波，可見兩者並不存在所謂的「競爭」，甚至因著兩邊賭波項目的不同性質，賭徒索性兩邊也下注。此外，不少戒賭機構均表示，近年賭博活動轉移到網上進行，更難打擊非法外圍的營運者，馬會開賭只會令賭風更熾熱，而不會收到「有節制、負責任和不鼓勵賭博」的效果。

阿樂（假名）是足球運動員，18、19歲開始受朋友影響學賭馬，但他賭馬從不上心，他說：「自己根本唔係鍾意呢樣嘢，人哋叫買就買啲啦，都唔會理有冇錢贏。」豈料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就成為他沉淪賭海的轉捩點，初時買十元八塊，注碼愈玩愈大，十幾年的青春就在電腦和外圍網站中渡過。

阿樂說：「一路落注，一直以為會翻身，點知輸得好多，不斷問周圍嘅人借錢，最後還唔到就被人發現。」今日，阿樂經過戒賭機構的幫助，申請破產，靠教青少年踢足球維生。他坦言自己開始賭波時沒有想過會出事，現在見到學生中有人賭波也會好言相勸。有類似阿樂經歷的人，在戒賭機構中愈來愈常見，因為隨著賭波合法化的日子愈長，就愈多人有機會因為債務或者情緒問題而前來求助。

路德會青亮中心及JCI北區青年商會於今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期間，收集330份網上問卷，當中近六成被訪者曾參與賭博。曾參與賭博的被訪者中，22.2%在疫情期間增加了投注金額或次數，當中55.8%被訪者在疫情期間更增加了約1,000元以上的投注額。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女士表示，調查顯示16.1%被訪者曾參與非法賭博，當中最多人參與賭波，其次為網上賭博，情況嚴重。[1]

除了戒賭機構，也有統計顯示馬會開賭根本沒有影響外圍的賭風。根據近期有關非法賭博的統計，估計香港約有38萬巿民有參與非法賭博；另有統計指，18至20歲青少年參與非法賭博的人數，比參與合法賭博人數多三倍。此外，因為賭外圍毋須以現金下注，而是以先借錢後對數的方式處理欠款，賭徒更容易因而債務纏身，甚至因為無法翻身而從事其他高危的犯罪活動。[2]

網上賭外圍的風氣，其實有跡可尋。早前就有媒體報道指，有外圍網絡賭博網站定期在公共屋邨派單張，[3] 或用泥碼策略吸引人下載並使用軟件，[4] 類似的宣傳手法同時亦在社交網絡平台和即時通訊工具不斷出現，務求鼓勵你下載和使用軟件。下載軟件後，除了有一般賭場的遊戲外，也有不同的運動博彩活動，務求令你在疫情之下，足不出戶就可以賭錢。有報章指有外圍賭博從業員估計，單單今年的歐國盃，本地外圍的投注額就高達二、三十億元，比上屆增兩成。[5]

雖說社會依靠警方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但網絡搜證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再加上社會和疫情各種因素，今年看來警方打擊外圍的力度未必能及上屆歐國盃。根據警方資料，2016年名為「戈壁」的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也只能檢獲約4億元外圍投注紀錄，[6] 可見即使非法賭博是犯法行為，警方根本難以完全打擊相關罪行，甚至連宣傳的力度亦非常薄弱，歐國盃前只有很少宣傳，未見有預防的效果。[7]

相比警方，馬會的宣傳攻勢就主動積極得多，5月初就開始宣傳賭波的新手機應用程式，當中用了不同形式的賭博資訊，令賭波更吸引，同時有即場數據和直播內容，使用有關應用程式開戶更有「迎新獎勵」50元超巿禮券，變相吸引更多人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加入賭博的行列。今年歐國盃會令多少年青人陷入沉迷賭博的陷阱，可能要十年八載之後才看到，但如果我們明知賭博對社會有不良影響，政府是不是應該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是稅務收益，控制一下賭風？正如吸煙亦不會即時看到害處，但難到要等更多人患癌才正視問題嗎？

於2021年1月初，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向世界不同地區的用戶發出通知，要求用戶答應新的私隱條款，否則就會於2月8日刪除用戶的WhatsApp賬號。[1] 事件引起不少用戶反彈，紛紛轉用其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而要「移民」到其他應用程式及平台，不再使用WhatsApp及它的母公司facebook的社交媒體平台。

事件不難理解，因為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及分析用戶資料，並為不同的產品客戶提供廣告服務，早已引起社會討論，指它們罔顧用戶的私隱權，悄悄地在背後操弄，針對用戶的「弱點」（喜好），而作廣告銷售。用戶只是因為習慣了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而忍氣吞聲。而這次更新私隱條款的「通知」，就好像看扁用戶用慣了這平台溝通及分享，以為用戶「食得鹹魚抵得渴」，一定會答應有關條款並繼續使用，「默許」它們繼續任意使用自己的私隱，繼續「肉隨砧板上」，甘心任它們魚肉。

想不到這事會引起了各方的反響，令不少人轉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Signal及社交媒體MeWe，令兩者的下載量急增。[2]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也有不少用戶轉用Signal和MeWe。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對WhatsApp更新有關條款表示關注，指是次新條款涉及共享不少個人資料，呼籲用戶留意新條款的改變。[3]

據WhatsApp的私隱條款，列明許多用戶提供的資料、自動收集的資料及第三者（其他用戶）傳送給用戶的資料等，都會用來運作、提供、改進、了解、個人化、支援及推廣該程式的服務，[4] 而且也分享給facebook相關企業。[5] 雖然後來WhatsApp聲稱不會搜集用戶的私人資料，但仍被傳媒指出與事實不符。[6]

對關注私隱問題的香港用戶來說，Signal與MeWe是一個新嘗試。Signal的其中一位創辦人Brian Acton正是WhatsApp共同創辦人之一，在facebook收購WhatsApp後，Acton當時因不認同母公司欲將廣告帶入WhatsApp的政策而離職，他隨後創立了Signal。[7] 而Signal是一個沒有後台的非營利組織，只會儲存描述資訊，並不會收集用戶資料作廣告用途。[8] 而MeWe方面，由於沒有廣告、沒有演算法（不會去計算用戶喜歡甚麼，按時間排序給用戶看朋友發佈的內容）、用戶資料不會被出售，可以更自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也可以讓用戶將賬號設置成匿名或不被搜尋到。[9]

似乎「移民」後，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筆者認為還有隱憂。沒錯，沒有了演算法，似乎會減少了被放入「同溫層」的情況，但由於用戶可以自由選取及建立朋友圈，會否繼續「圍爐取暖」就得看用戶自己的心態。而且用戶可以匿名，在系統中結識的新朋友、KOL（關鍵意見領袖），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就不容易查證。如發生網絡欺凌的話，也難以追查。

其實，使用社交媒體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能單靠閱讀友人、KOL發放的內容，就以為世界就是那個樣子。沒有人工智能去「餵飼」（feed）你，給你看特定的內容，但你會不會因為想舒適一點，而自動過濾了其他人的意見或看法？還是會勇於去面對不同的意見，先開闊眼界，廣納百川，才去評論事情呢？

最後，在選擇轉用其他應用程式或平台後，也該想想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每個系統都需要資金營運。不賣廣告的系統需要大家課金或捐款去支持它們的運作，Signal及MeWe亦是一樣，大家是否因為不想在社交媒體被操控，而願意付出金錢？其情況與讀網上新聞同一道理，新聞工作者要賺錢維持生計，我們要不就付款看優質新聞，要不就要看滿載廣告或背後有資金支持的新聞，兩者的報道手法與角度當然亦有所不同。未來，當新興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用戶的人數多起來，這些公司到最後會不會被其他科技巨頭收購？或能否繼續以現有方式營運下去？我們且拭目以待。

網民非杞人憂天

facebook早前公佈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活躍用戶數目達28億。[10]　不過這位社交媒體平台巨頭的營運手法，卻為人詬病。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未經用戶同意下收集facebook用戶的資料，為候選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放政治廣告，facebook默許劍橋分析收集用戶資料，而捲入這次的風波。事件在2018年3月曝光，facebook因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罰款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並同意推出新措施以確保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須保障用戶的私隱。[11] 可是其後美國《紐約時報》又揭發facebook將用戶資料與其合作夥伴，包括蘋果及Amazon等公司分享，而聯邦檢察官已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12]

馬會暫停六合彩，足球賽事暫停，馬會只提供賽馬賭博活動，香港人就會減少賭錢嗎？當然不，面對疫症，市民沒有減少賭博，不少戒賭中心坦言賭博活動地下化、網絡化、多樣化地出現，同時戒賭求助個案近月更有上升趨勢，個案多樣化，而且不少個案中的人甚至有自殺傾向。有戒賭機構表示近月要加強危機處理的培訓，因為很多人求助，同時尋死。

求助個案增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戒賭服務）陳志華先生在4月的一個記者會中表示，疫情沒有令個案減少，求助個案更由今年1月的214宗上升至3月的334宗，增幅達五成六。他提到當中有一個案是一名20多歲的當事人在網上賭博，家人以為他只是上網打機，豈料他最後欠下近10萬元債務，被債主上門追數，家人始發現他出事。陳志華表示，沉迷網上賭博者的情況嚴重，而且非常隱性，家庭成員要多加留意。

無力償還債務

賭博的人多了，求助的人數也在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債台高築和無力還錢，賭徒最後惟有向戒賭機構求助。路德會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姑娘透露，近月因為運動比賽暫停，賭場也一度暫停，借錢給人者為了確保收入，最後就向那些未還錢的債仔埋手，要求他們盡快還錢。她說：「有試過上午要求一個人下午還1,000元，下午還不到就要還3,000元。如果他們真的有錢當然會還，但現在他們就是沒有錢，所以才求助。」

失業、失經濟來源

周姑娘又表示，賭徒如果懂得求助可能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她表示，在疫情下，不少參與賭博人士失業，平時他們可以用人工來賭錢的，突然間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少人會用自己的最後一份糧，去澳門「搏一鋪」，當然大部份人都是損手離場。她說：「他們以為還有機會可以贏錢，其實輸錢皆因贏錢起，最後就『焗』賭，即以為賭是解決金錢問題唯一方法。最後當然就是輸清光求助。」

高風險投資活動

至於賭博的方式，很多人以為賭徒都是在網上賭，但實際上現時的個案，打麻將、上網、外圍、地下賭場、甚至是股票，甚麼都有。周姑娘說：「早排因著外圍股巿波動，也收到求助個案。股巿波動有時更大，部份求助者更參與高風險的金融活動，一輸不但輸身家，更即時有一身債務需要處理。」早前就有新聞報道，外國期油價格因為插穿到負數，即使買貨很少，但投資者也可以輸身家。可見高風險的項目不會因為疫情出現而消失，相反會有更多人躍躍欲試，最後只會泥足深陷，更難翻身，部份賭徒因為上落太快，數額又大，一時看不開，容易有輕生念頭。

改用網上投注

除了股票，網上賭博外，即使一般基層，也受到賭博氛圍的影響。基蔭家庭服務中心執行幹事蕭張玉蓮師母表示，疫症之下，即使有限聚令，但街頭的賭博活動並沒有因而減少。她說：「而家喺公園，雖然話限住係四個人，但係佢哋咪開多幾枱囉，佢哋無因為咁樣就停止賭博。」蕭師母也留意到，馬會雖然暫停了投注站，但馬會的投注服務並沒有停下來，只是全部改為網上服務，早前馬會特意重開投注站教人開網上投注戶口，那幾天就「排晒長龍」，可見賭風沒有減少，只是轉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家人宜留意

蕭師母強調，現時參與賭博活動的人，先有錯誤的賭博觀念，以為賭錢就等於賺錢，另外很多人都有賭癮，所以不會因為馬會停賽他們就不賭，反而他們會找其他渠道賭博，否則這就不是賭癮了，所以她呼籲家人應多加留意平時喜歡賭的人，有沒有在馬會停了賭波及六合彩之後，改為參與其他類型的賭博活動。她呼籲有需要家庭，要盡快求助。

疫症當前，為了減少聚眾，主題公園早已全面關閉，政府亦兩度宣佈暫停政府非緊急服務，大部份康文署轄下的場地，例如球場、公園也有封場安排，部份不用預約的免費球場，近日其籃球架被封、龍門被搬走，遊樂場亦被膠條封住，雖然做法有爭議，但可以肯定政府不願意巿民因使用康體設施而聚眾，正如許多非民生必需但有聚眾風險的場所（如戲院、麻雀館、健身室、酒吧和卡啦ＯＫ店）亦要暫停營業。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有關措施無可厚非，只是為何每次馬會總是獲得特別優惠而豁免？

回顧馬會2018-19年度年報，馬會透過博彩稅及利得稅，為政府帶來233億港元收入，並撥款13億港元予獎券基金，馬會形容數字「破紀錄」¹。根據政府收入帳目表，政府2018-19年度的博彩及彩票稅則高達221.94億元，在稅項上只排在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之後，佔政府經營收入的百分之4.8  ²。馬會實在是政府的其中一條大水喉。

但當社會各行各業也在抗疫，運動場館全數關閉之下，我們實在看不明白為甚麼賽馬如此重要和必需，以至不可以停，以及要容讓馬主繼續享有特權在馬場內社交聯誼？澳門在疫情剛開始便果斷地一度關閉作為經濟命脈的賭場，為何香港馬會仍可心存僥倖而繼續聚眾？

監察賭風團體不賭21於今年二月和三月先後要求關閉投注站和麻雀館，兩次均清晰要求馬會同時暫停賽馬，但最後政府仍然不敢拒絕馬會繼續作賽的要求。在疫情未受控之際，馬會就像一個擁有特權的王國一樣，政府因為怯於馬會的權勢、稅收和捐款，就放棄了積極抗疫，政府連封關也敢，就是不敢封馬場！

馬會聲稱減少聚眾而關閉投注站，實質上仍千方百計留住馬迷。在關投注站初期，逢周一周四就堅持開放十多間投注站，盡力吸引客戶大排長龍申請網上投注，此乃聚眾之一，至今即使投注站關了門，但其落地玻璃後面的大屏幕仍然不斷更新賽馬資訊。在限聚令生效之後，日前筆者在賽馬日路經投注站，發現仍有不少馬迷駐足觀看。如果馬會認真不想聚眾，何不將之完全關閉？說到底就是在疫情之下，仍想引人賭馬，或者用盡一切方法留住馬迷。此外，馬會作為一個財力豐厚的大機構，就算暫停賽馬，亦必須盡力保障所有全職和兼職員工的飯碗，不能用暫停賽馬為藉口而刻扣工資。

當全民嚴陣以待，防止疫情擴散的時候，為何政府和馬會不能暫時停一下這明顯聚眾的賽馬活動呢？ 萬一馬場成為另一個疫情爆發點，究竟誰會為此而負上最終責任？誰會因此引咎辭職？

1.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orporate-news/chinese/2019-08/news...

2.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93&ID=0&pro...

我明白，抽水（即時評論、回應、轉貼、二次創作等等）基本上就是網絡文化的精髓。透過抽水，有時很複雜的事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視點來理解，有時可以觸類旁通，學到更多有趣的東西，有更多時，就是換來一下子的食花生（做旁觀者）的快樂。同時，我們也明白，水不能亂抽，所謂抽水，有時抽著火水，輕則傷身，重則跟車太貼，傷亡慘重。

本文以藝人偷食事件為例，看不同的機構、公司怎樣抽水，分析一下如何抽水時也講道德，即有是非對錯，那條底線應該在哪裡。（以下圖片翻攝自網路。）

例子一：與事件相關的產品

這種抽水，爭議相對較少，例如衣服，裝備等等，都能以與誰人同款來作招徠。不過要留意，將爭議事件主角的名字用作招徠，如果在其他產品中，正常來說最好是先得到對方同意才用的，因為這畢竟是商業廣告，而非學術用途。

例子二：與事件無關，但取其引申的產品

這類例子最多，通常商業產品也會用這個方法。相對安全的做法是取其正面價值，減少爭議的部份，但同時可以貼返新聞主題就最好。不同公司往往會配合自己在網上的形象，顧客的特點，做些針對性的語帶相關的宣傳。

例子三：語帶相關，極盡諷刺

這類抽水宣傳，其實本身已經有自己想要說的話，不過挪用當時新聞事件的情景來表達。這種操作其實十分危險，原因有二：1. 新聞事件不斷改變，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改變，有機會影響本身想傳達的訊息；2. 當整件事用盡諷刺的筆觸去表達時，整件事給人的印象隨時變得負面，被認為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要用別人的負面新聞來宣傳自己的訊息，並不恰當，落井下石更與政府應有的形象並不相符。

例子四：人身攻擊

九巴抽水的情況可以說是不只是揶揄當事人，甚至有取笑的味道，再加上那些主題標籤（hashtag）的寫法，作為公關，宣傳手法實在麻麻，將別人一件認錯的事如此諷刺，實在是有欠大體。同時作為一間專利的公共交通機構，應該有基本的社會責任，用惡搞的方式表達自己機構的訊息，只會惹來非議。

抽水，其實是一門不易的藝術，在幽默和戲謔之間，界線不容易分清，只是當人人都可以隨意發放訊息時，機構的網頁，其臉書的主頁，也應該是一個公關的渠道，如非必要，勿讓公關變成關公災難。

本月二十三日，馬會於廣州的新基地「從化馬場」，將舉行首次「速度馬術比賽」，馬會聲明五場賽事不開彩池，延時轉播，馬會事務執行總監兼港區人大代表譚志源在傳媒專訪時更強調場內活動老少咸宜，有遊戲攤位，資訊版等向社會各界介紹賽馬「活動」，「當然不會好似香港咁講邊隻馬會贏。」

馬會一直的說法是，將沙田馬場的部份設施搬到從化，之後沙田馬場可以進行翻新，又強調從化是後援基地，做訓練、醫療等等，目標是鼓勵更多人加入這個行業。不過，馬會在從化設立馬場，可以影響到香港的賭風嗎？我們的擔心也許不是多餘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 就用現在的法例法規，即使將從化馬場的賽事視為「海外賽事」，以馬會的技術當然可以輕鬆引入，並加入在原本的規劃之中，畢竟政府只限賽事數目，但不限地區，馬會有絕對的自由度加入該地的賽事。
2. 未來如果大灣區進一步緊密合作，除沙田和跑馬地之外，再加上從化馬場作為賽馬日，現在賽馬日只限日數，沒有限場次，未來可以兩地同跑，又或者甚至索性直接加入賽馬日數，無論用哪一種方式，都不能避免的會增加賽馬的場數。

這種在內地開設馬場的「工業」，醉翁之意明顯不在於將之成為一個「賽馬工業」，更重要的是開拓「運動博彩」。早前內地發改委發布《海南省建設國際旅遊消費中心的實施方案》時，就曾提出要鼓勵賽馬運動等項目發展，並探索發展競猜型體育彩票和大型國際賽事即開彩票。這明明就是指要透過賽馬，開放內地賭博巿場。雖然內地有自己的官方彩票系統，但馬會在過程中做的協助，馬會提供技術，賭博收益歸內地，馬會就變成了內地開賭的助燃劑。

根據內地財政部網站的資料，今年1月，內地彩票銷售共479.55億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25.1%，體育彩票銷售有267.36億元，增長40.8%。可見內地賭博活動已經盛行，而且還有持續增長的趨勢，香港有需要加入成為賭博活動的輸出地嗎？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提醒著我們賭波合法化又過了四年，不經不覺到了第15個年頭（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政府透過平和基金的研究，企圖描述一幅「越來越少人賭博」圖畫。[1] 今年世界盃開鑼前幾個月，明光社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基督教新希望團契再度合作，進行一個民間賭博調查，[2] 結果不但發現賭博情況沒有減少，而且賭博年齡愈趨年輕，賭波人士的情況比賭馬及整體賭博群體更為嚴重。

三間機構於今年3月至6月，通過學校、機構、街訪和互聯網，收集學生和巿民意見，成功獲得3,449份有效問卷，當中男受訪者佔50.8%，女受訪者佔47.1%，18歲以下樣本佔56.3%，18歲以上則佔42.9%。[3]

整體來說，70%受訪者曾參與不同形式的賭博（圖一），包括朋友間的聯誼賭博活動，例如麻將、啤牌，或者不涉及金錢的賭博遊戲等。而曾透過馬會參與賭博的受訪者，有34%曾買六合彩，曾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13%和8%。

至於參與賭博的年齡，我們發現在18歲以上的年齡組別中，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只有8%，但在18歲以下的組別，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的佔20%。明顯地新一代的青少年比上一代更早參與賭博。當然，我們也可以解讀成新一代青少年更早有意識自己在參與賭博活動，所以在填問卷時自然就填了自己未滿11歲就開始賭博；但無論如何，情況仍然值得關注。

同時，我們亦發現，在未滿18歲就開始賭博的18歲以下受訪者中，25%有賭博問題（圖二），甚至當中有4%，出現賭博失調的情況。[4] 另外，5%在18歲以下曾賭博的青少年，會因為賭博向人借錢，借錢的對象以家人、朋友為主。可見青少年賭博參與率根本不如平和基金的研究所指，有下降趨勢。[5]

今次調查另一個重點是我們將賭馬、賭波和整體賭博者的情況作了一個比較，結果顯示，賭波受訪者各方面的情況均較令人擔憂。例如賭波人士過去一年借錢的百分比較高（賭波：13%；賭馬9%；整體3%）；他們當中出現賭博失調情況的百分比也是最高（賭波23%；賭馬16%；整體5%）；47%賭波人士的首次賭博年齡低於18歲（整體為33%）。他們借貸的方式多以銀行信用卡貸款、家人親友，甚至是財務公司為主，可見他們甘願為借貸冒險（圖三）。

最後，我們評估過不同賭博人士對不同媒體的訊息的反應，有關訊息如何影響他們的賭博意慾，調查顯示賭波人士最容易受外界資訊影響，不論是賭博資訊還是單純的足球運動資訊，在他們眼中這些都是刺激賭博的資訊。而朋友間互傳的訊息，最能引發受訪者的賭博意慾，可見朋輩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我們現提出以下建議，盼能有助遏止賭風，減少對社會造成的傷害：

• 平和基金須加強防賭宣傳，強調世界盃賭博的禍害。
• 馬會必須堅持不鼓勵賭博政策，減少宣傳賭博活動，並加強對戒賭防治的推廣，提醒賭徒賭博可能帶來的問題。
• 警方應加強打擊外圍，如因法例限制而影響打擊外圍，理應修例。
• 政府應在不同主流傳媒，特別在報章的波經版，宣傳反賭防賭訊息。
• 家人、朋友影響賭徒至深，是故鼓勵大家欣賞球賽時，多討論技術，少談賠率。如家人有賭波習慣，則盡量帶他們參與其他活動，減少引誘。
• 家人若發現有親友沉迷賭博，可自行先到戒賭中心，尋求協助。

有沒有試過與朋友睇波，你一邊支持心愛的隊伍或某一球星時，你身邊的人卻很可能想你所支持的被罰黃牌、紅牌、被換出場？又或者你在欣賞球賽，為兩隊不斷互有入球，而感到非常緊張，不過你的朋友一看見入球就爆粗，甚至投訴為何入球數目那麼多……？

不用懷疑，其實都頗為肯定，他們不是在研究甚麼策略，更大機會是他們在賭波，因為馬會提供的波盤已經去到無所不用其極，成功將人的心思意念由比較技術、策略，轉移到一些與技術完全無關痛癢的範疇上。越與球場、球員、策略等無關，或然率就越大，越似賭博，而賭徒以為這些易賭，其實更多情況是輸得更慘。

馬會常常強調要加入這些不同的特別項目，是為了要加強吸引力，減少外圍侵蝕整體賭博收入。據傳媒透露，一次世界盃全球的外圍賭注數以千億計，有消息人士表示即使馬會內部估計，香港的外圍投注也數以百億，區區增加幾個與足球比賽完全無關的盤能減少損失嗎？當然不，但看看我們的警方截至十六強為止，也未曾破過超過一億的外圍和非法賭檔，連總警司在電台節目中也承認力有不及，外圍掃之不盡。

賭波合法化十五年，社會由不鼓勵賭博，變成不干預賭博；直到今天聽到最多的，不是賭博的禍害，而是賭博要有節制。所謂有節制即是賭博是可以的，只要懂得節制就好。這公眾教育正確嗎？不正確。但投放最多錢宣傳的馬會，最後叫得最響的也是這口號。

社會漸漸將足球活動變成賭博活動，如果有天我們睇波時，再沒有心情欣賞球星的腳法、隊員的部署、策略和體育精神，而心思都到了角球的數目，入球的多少，甚至有天發展到像外國的網上賭場，連球賽中有沒有人要抬走也可下注時，睇波這回事，還可以有積極健康的意義嗎？若運動這美好的事情被賭盤徹底扭曲，這值得嗎？

賭波合法化快要15年了（2003年8月1日，政府正式將賭波合法化），由當年政府信誓旦旦聲言會維持不鼓勵賭博政策，到了今日，足球博彩的投注額每年已達接近1,000億港元。[1]我們找回當年監察賭風聯盟對博彩及獎券事務委員會提出的訴求，再對比今日的現況，大家自然知道政府如何縱容馬會開賭。

監察賭風聯盟當年的要求如下：

1. 營辦團體必須在投注站的入口及當眼處註明賭博的禍害
2. 營辦團體必須在宣傳品上印有賭博的禍害（面積不得少於宣傳品的十分一）
3. 營辦團體不可在電子傳媒的黃金時段和第一類刊物，刊登廣告或發放賭博資訊
4. 營辦團體開設投注站的數目及面積應定明上限以作規範，更不得在青少年中心及學校鄰近開設
5. 營辦團體不可在投注站以外設置任何投注設施（如在食肆、酒吧擺放自動投注機）
6. 營辦團體應設定每週可供投注場次的上限和不應就非頂級聯賽賽事開注
7. 營辦團體每年需設定最少連續一個月的「冷靜期」，不得就任何賽事開盤
8. 營辦團體絕不應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士推廣賭博，包括於賭博活動期間（如：賽馬日）接待青少年及兒童
9. 營辦團體不可冠名贊助任何體育項目或活動
10. 營辦團體在推出新玩法前，應先獲足獎會批准
11. 營辦團體在網上推出互動遊戲或其他宣傳活動時，不應准許未成年人士登記
12. 營辦團體若違反守則，例如容許未成年人士進入投注站或投注，應有明確罰則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上述12點，部份列舉出來時，為的是預防馬會藉此鼓吹賭風，豈料竟然成真，本來馬會沒有「大做特做」的，但現在都做了。最可怕的是，今日馬會已經不用依靠電話投注和投注站，一個網上戶口，一部簡單的智能手機，青少年已經可以安坐家中「邊睇波邊落注」。我們不禁問，今天馬會手機下注程式，和外圍那些所謂「非法網站」，除了合法非法這一線之差外，到底有何分別？還有甚麼措施可以保護青少年，不讓他們參與賭博呢？還有甚麼安排可以確保馬會不會鼓勵賭博呢？

世界盃，以往在香港被視為是四年一度的盛事，但自從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便令世界盃添上了賭博的色彩。馬會合法開賭，令社會將足球活動與賭博掛鈎。馬會宣稱賭波合法化是有節制的博彩，打擊非法賭博活動更是有關論述的重中之重。

2016年歐洲國家盃舉行期間，警方進行代號「戈壁」及「風盾」的打擊非法外圍賭博行動，拘捕了103人，撿獲5.86億港元投注紀錄及300萬港元現金。[1]若將有關數據與馬會全年的足球投注額比較（見下表），我們不難想像以下兩個情況：1. 警方打擊外圍的能力太低；2. 馬會和外界過份高估外圍的投注額。[2]

警方在大賽期間打擊外圍情況

資料來源：報章[3]、馬會年報

在大型賽事舉行期間，外圍賭博活動是否特別熾熱？從坊間不同的估計數字中，我們發現答案是肯定的，但賭外圍與合法賭博有何分別？根據一份由Andrew Tessler等人做的研究，他的團隊在香港走訪了500多位賭徒，當中103人曾試過非法賭博。他們的結論是，有56%有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人，他們有過份賭博（excessive gambling）的情況，當中大部份為男性，年齡介乎30至49歲。[4]

不過，對於Andrew的研究團隊來說，非法賭博不一定造成過份賭博，但就肯定非法賭博會產生不良影響。相比起一般賭徒，參與非法賭博的賭徒容易無法工作、失去關係、欠債、面對家人和子女情緒失控、會向非法公司借錢，失去工作，當中更有不少人會同時出現以上幾項特徵。

研究團隊更特別提到，從事非法賭博活動的「艇仔」會用不同手法吸引賭徒，例如透過英雄感、經常提醒賭徒贏錢的喜悅，甚至提供免費的飲食，讓他們憶起那種贏錢後可以盡情享受的感覺。漸漸，賭徒會向高利貸借賭本，最後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非法賭博的賭注每注往往都比較大，參與這類活動的賭徒亦會賭得比一般賭徒多，但他們不一定成為沉溺賭徒。研究顯示，參與非法賭博活動的賭徒平均每月下注3005港元，參與合法博彩活動的賭徒每月大約下注1150港元。

可見，打擊非法外圍對減少病態或有問題的賭博情況是十分重要的。報告中提及一個打擊外圍的方法，就是馬會常常表達的：增加賭波的範圍，增加投注種類，就可以「與外圍競爭」，減少外圍對社會的衝擊，而且馬會可以賺回外圍的錢，不少的收益便會直接成為稅收，部份亦會撥入平和基金，成為防賭戒賭的項目。不過研究亦同時提出，未有充份的理據去證實兩者的必然性，因為不少賭徒是同時參與合法和非法的賭博活動，流向未必如想像中清晰。只是在馬會賭錢，下注者必須以現金投注，如在「有錢才有賭本」的原則下，假如他們輸光了錢，大概就不會繼續賭。

不過觀乎社會現況，借錢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只要有身份證的人就可以借到好幾萬元現金，又或者使用一些流動現金支付App，就可以每月免息使用數以千計的透支。這種狀況告訴我們，即使在馬會賭錢，也不會像從前必然的不涉及借貸。加上馬會現時就每場球賽所設的下注項目，種類繁多，與外圍的玩法非常接近，最後究竟是馬會增加玩法令賭徒更易沉溺，還是外圍的玩法本身容易令人沉溺，實在難以分辨。

再加上近年網上賭博大熱，馬會亦著力加強其手機應用程式的功能，免去了下注者進出投注站的尷尬情況。此舉無疑吸引了一班年輕人透過手機下注，他們亦可以使用成年朋友的手機下注。現時馬會的手機App根本沒有甚麼特別的警告字眼，提醒巿民投注時必須年滿十八歲，至少不是每次下注也作出這類提示，大大降低了警告性。加上投注時的付款方式，又是以電子付款進行，下注者不用排隊也不用作金錢交收，這樣自然更容易吸引人下注和沉迷。因此，現在的投注站往往變成現場直播的聚集地，只要提供寬頻，就自然有足夠的人流聚焦，亦會有人下注。

面對下月開鑼的世界盃，明顯又是一次賭風的考驗，我們期望社會各界繼續強調「睇波踢波不賭波」的政策，減少不必要的賭波誘惑，特別是借貸公司減少相關的宣傳，同時馬會亦要特別克制，堅持不鼓勵賭博的政策，減少青少年參與賭博的機會。

根據最新的報告指出，對比2013年及2016年香港的電視廣告收益，由134億元減至119億元，跌幅為11%。[1]　相信與每日收看電視的市民在這幾年間跌至七成左右有關，而時間亦由每日3.2小時減至2.3小時。科技進步了，大眾選擇收看節目的途徑增多，網絡上容易收看各類節目，人們很自然會少了時間看電視，媒體的廣告費亦有不少轉而 投放在社交平台——如臉書、關鍵意見領袖（KOL）或微電影等形式中散播。電視除了加強現時電視節目內容以吸引廣告外，亦要另找尋生存渠道。

4K劇集不能只有「殼」

我們在前已有討論過電視台的步伐是一直跟在科技的發展往前走及改變的。現時香港的電視台的步伐又正在做什麼呢？作為龍頭大哥，TVB於2017年5月才開始播放首部4K全實景拍攝製作的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強調斥巨資在香港、上海的購物商場作實景拍攝，而當時劇集亦因為涉及中、港、台三地女性的分別，而引起了大眾一時的討論及收看，但這類反映社會現況的劇集不多。之後，就算還是以4K實景拍攝的《賭城群英會》及《溏心風暴３》等，亦因為內容乏味、因循，而未能維持較高的收視。

其實4K拍攝，早於2014世界盃已有，2016年Netflix都有4K資訊、NowTV亦與Samsung合作有Now One機頂盒點播4K節目……[2] 隨著科技發展，追求視覺的美與高解像度，實在是必要的了。然而，要吸引觀眾的追捧又豈能只靠視覺？

「同步」增加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

除了劇集，電視台晚間時段亦提供了不少飲食、旅遊或健康資訊等節目。但這類節目，亦和劇集一樣，可以隨時上網收看，卻很少提供可與觀眾同步互動的節目。如果能讓觀眾即時透過網絡作互動，參與遊戲節目，令觀眾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會大增。就如台灣，吸收了網絡平台節目的成功經驗，於是與電視台合作製作跨螢互動益智節目，「內容將會在直播平台與電視同步播出，網友可透過App與藝人共同答題過關搶獎金，留言討論也會被選取至攝影棚內的大螢幕上。」[3]這種遊戲方式涉及電視節目的播放與手機應用程式同步，並加上高度穩定的網絡連線。就能讓用戶「黏著」電視節目的播放時間上線，並於任何地點都可參與遊戲。明顯地這和創意運用科技及節目製作成本等方面都很有關係，是一種可以為電視這傳統媒體帶來更多年輕觀眾的做法。

而造星節目方面，如韓國的《Produce 101》及內地的《偶像練習生》，他們都有讓觀眾參與推選自己支持的年輕人成為偶像新女團、新男團。在這種有份參與及支持偶像出道的過程，會令觀眾投入度大增，並更易在偶像團隊（如I.O.I、Wanna One）組成後，更投入支持這些藝人。

靠大數據集合碎片

互聯網令人們容易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不用再必需要跟隨「大圍」去走，也是所謂「碎片化」的情況開始發生。觀眾甚至可以「碎裂」至完全不看大台節目，過往這種大眾傳媒的影響力亦正日漸遞減。而只於網上「煲劇」、看電影的人，相信大有人在。而按統計數字來說，有42%的人現在所花於看電視連續劇的時間比起他們五年前所用的時間為多，[4] 更稱一些懂得爭取時間煲劇的朋友為「煲劇跑手」（Binge Racer）。根據Netflix的統計，香港跑手人數是亞洲區的第五名，[5]還偏向愛好30分鐘內、節奏明快的劇集，連煲劇的速度都較快，三兩天已能看完一整季的節目，這結果符合香港人急速的生活節奏。

以上的資料其實在顯示，人們不是不再「煲劇」，而是更懂得善用時間於他們有空閒的時候，揀他們認為「值得煲」的劇。Netflix、Hulu及Amazon 這類OTT平台[6]提供了全球如海量般的劇集、電影……而且，他們因為於網絡平台上擁有觀眾收看節目的喜好和時間等大數據，更有利於統計及分析及提供未來製作、訂購劇集的方向。

別忘了內容才是王道

使用科技，得到的數據用作製作更好的節目，還是拿去吸引廣告商？看到大台斥資做Big Big Channel、myTV SUPER機頂盒、OTT，跟著潮流去做，甚至會有課金制度、廣告宣傳配套，短暫的利益可能不少。但見它過份地「力谷」這些新成立的網上渠道，連電視節目的內容都讓位給Big Big Channel作宣傳，[7]期望吸引更多人登記成用戶，卻忘記了電視台要做好電視節目的內容才是重點。[8]

面對著網絡上的推陳出新，若只跟隨外地的應用程式及節目提供的技術，那只是跟著別人後腿跑，[9]失去主次及方向。如將情況套到傳媒訊息傳遞的層面上來看，面對科技進步，人們的意見、思想卻走向碎裂的方向，吸收資訊亦同樣要求速度、方便、感官刺激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可以有效、恰當地傳遞既具吸引力，亦能有質素的內容呢？

近來有一上市茶餐廳特約劇集於大台播放，這一貫風暴式的兩大家族糾紛，其方程式就是借用劇情把該特約廣告商的產品大推特推。如果編劇手法較高的話，毋須過於硬銷，亦可借用產品來說道理或推進劇情，免得產生反效果，讓人生厭。

人參飲料與炸雞

筆者非大台免費電視常客，但都會抽空陪母親看劇，發現不少劇集的廣告植入手法質素參差。筆者近來曾看過一時裝處境喜劇的兩年輕角色，在街頭傾談有關家人及學業等話題期間，男角突然從袋中拿出幾包人參飲料，並撕開來喝，女角立即問他功效很好的嗎，男角簡單回應了後亦問女角要不要喝云云，完全帶觀眾跳出了原本的故事，可說是極之敗筆！

開首提及「讓人生厭」，令筆者記得大台曾於兩年前一次年終頒獎典禮間，突然獎勵藝人吃連鎖快餐店炸雞的突兀場面，話說主持人要請一眾女藝人「食好嘢」，近鏡拍攝裝炸雞的盒子連品牌，並播放超過1分鐘藝人食炸雞的鏡頭。該節目又於不久後重播，結果通訊事務管理局（下稱：通訊局）收到十五宗投訴，最後電視台被判違反《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廣告守則》中的相關條文，罰款15萬港元。[1]該台不服並提出司法覆核，至今仍未有結果，而且近來亦於該台的年青人節目中再吃一次炸雞，未知是否有意挑戰守則。[2]

其實，按通訊局2014年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節目標準》中所列出有關的守則[3]，指出節目內容與廣告材料應該是有分野的，在原則上，兩者應該清楚分開，為的是「避免觀眾分不清他們所收看的是節目，還是為電視台帶來收益的廣告。播放廣告材料時必須清楚表明是廣告，以便觀眾自行評斷該等材料的重要性。」而且，守則亦指出：「任何節目都都不得過分突出屬於商業性質的產品、服務、商標、牌子、標識，或與上述商業利益有關連的人士，以致造成等同廣告的效果。凡提及上述物品或人士，必須基於節目的編輯需要，又或只是以附帶形式出現。」

另外，2013年《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廣告標準》中也有列明贊助識別大小的限制、限時秒數、贊助材料的贊助識別的播放頻率不得過於頻密，以免破壞觀賞趣味。[4]同樣，產品或服務的展示或使用要明顯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以免干擾觀賞趣味或令人覺得牽強。

如根據通訊局的守則指引，相信讀者心中都可以評評分，頒獎禮出現吃炸雞場面，是否干擾了觀眾的觀賞趣味或有否令你覺得牽強。不過就算是罰款15萬，但電視台實收廣告商又豈止如此小數目？不知道是否已經計算到廣告的開支之中，但罰款的阻嚇力，明顯不大。

強行植入或品味流露

說回劇集方面，有說是可能因常看外地劇集，韓劇、內地劇都有規定不可以在劇集進行中插播廣告，所以在製作中將廣告滲入在劇內可以理解，令港人看了，也慢慢接受了這種宣傳方式。但別忘記香港的電視節目已可以在播放中間加入廣告時段，如能清晰分開廣告與節目內容，是最好的做法。但香港的電視台將廣告產品植入其中，於近年更是常態，無論是加入角色在劇中使用的產品，如在家中使用按摩椅、吃杏仁餅；或到茶餐廳飲奶茶、到金舖買首飾……觀眾似乎亦慢慢接受將產品混入了劇情之中。

通訊事務管理局曾於2017年8月發佈《規管香港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間接宣傳和贊助的調查》報告，[5]指出有四成香港觀眾對免費電視節目服務中出現的植入式廣告不覺得反感，但認為有需要規管免費電視節目中的植入式廣告，故認為現行有關植入式廣告的規定有放寬的空間。文件指有參與專題小組討論的人認為，若植入式廣告手法自然，亦不會影響到觀賞趣味。

上文曾提到的家族風暴劇集亦有出現過頗佳的比喻，一董事總經理以兩家族的相處比喻為他們茶餐廳出品的鴛鴦，不同的茶和咖啡（比喻發跡平民和貴族兩派）要互相調配比例才能好喝。

適者生存

理解電視台為何會如此播廣告，因為一家大細如以往般用電視汁撈飯的年代已經不再，雖然港人一週平均會用31小時看電視，但不再只是免費電視，也包括了數碼視像平台及收費電視。[6]這表示大家看電視的習慣已經改變。尤其是年輕一輩，每週用更多時間看影片，但用於數碼視像平台，多於免費電視。而電視台廣告收益下跌，一定需要擴大收入來源。

正由於觀眾的流動會影響廣告商的決定，不少廣告資金會轉移投向網上平台，如《100毛》、YouTube或不少KOL，以其幽默抵死、連結民生、多元化內容及互動的方式接近受眾。電視台為了生存，不得不好好打這場杖，不但肥水不流別人田，還盼望打開網絡觀眾的市場。電視台不但加添了收費機頂盒、網上平台及應用程式等吸引不按時看電視節目的觀眾、以增加點擊率和給藝人支持的課金，還加上電視劇的番外篇（與電視劇故事互相呼應的網絡劇）於電視劇集大結局後，在網上平台繼續播放相關網劇，吸納年輕觀眾追看。

無論電視台因應大眾習慣變化而改變得如何，我們在看這些娛樂節目時，也應常提醒自己不要盲目相信劇情，見到帥哥女神時，不會被他們所演繹的價值觀及穿著、使用的產品所迷倒。家長和子女在一同觀看電視節目時，既可分享節目樂趣，遇到有問題的內容，也可一同分析及拆解他們未能理解的地方。父母的三言兩語其實也可以是另一種的植入式廣告。

當我們提到女性被物化時，大概是指女性得不到應得的尊重，只被視為一種商品。除了她們的身材、樣貌被人恣意批評，她們更有可能被視作性幻想的對象。在物化的過程中，人們可能只關心她們的胸部有多大，腿部有多長，而不是她們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

女性被物化源遠流長，單是傳媒或廣告行業便在「物化女性」這方面出了不少力。在鎖定男性為鎖售對象的產品廣告中，有一些喜愛賣弄著性感胴體的女性。至於美容中心，多年來更把物化女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不斷強化女士的意識，便是女性若要活得有自信、獲得男性的青睞、又或要維繫家庭幸福，便必須改造自己，達至社會的審美標準。社會上所謂的審美標準，每一個年代都不一樣，近年來多流行白、瘦臉、體型纖瘦，於是不少女性去打美白針、瘦臉針、注射玻尿酸及肉毒素、節食減肥，甚至進行抽脂手術。而隨著韓風興起，也有不少女性甚至遠赴韓國，進行整型手術。

香港有醫院於2016年公佈整容數字的同時，也顯示整容的風氣愈來愈年青化，有不少17至18歲的大學生在升大學之前進行微整型。另外，亦有報導指出曾有家長帶領4歲的女兒去割雙眼皮、又有家長為了5歲的兒子不再有一對「兜風耳」，帶著他去做整型手術。以前我們會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現在無論是臉皮或身體，都彷彿只是身外物，有需要時便可以「大整特整」。

那些可以接納自己真面目的人，可以對他人的物化無動於衷；相反，發現不了自己的好，一直與他人比較的話，可能容易控制不了自己而走上自我物化之路。有報導指出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與新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1]，發現在350名18至25歲澳洲及美國女性中，只要她們每天花費30分鐘瀏覽朋友的健美照片，便會開始專注自身的外觀與體重。那些花費愈多時間瀏覽照片的女性，愈發對自己身體形象感到不滿。當女性經常遭受外來的審美觀洗腦，便會變得愛與他人比較，而在比較的過程中，或會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份，忽略了她們的價值，陷入自我物化。

自我物化是一條可怕的路，因為你大概可以逃離那些對你評頭品足的人，你卻無法逃離自己對自己的不滿。內地有一個整容成癮的人，她天生麗質，卻抵受不了社會上的審美要求，在國內做了下巴手術之後，覺得鼻子不對，於是又做鼻子，但感到可能在韓國做整容手術才是自己想要的，於是又去了韓國做多一次鼻子……總之花了巨款，整形手術做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弄到母女關係破裂，也要堅持繼續整容下去。

這位女士或許比較極端，但如她一樣極端的，原來也大有人在。她所認識的朋友，大都如她一樣，崇尚整容，她們以一句大陸非常流行的說法來形容她們的友情，便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臉同鼻同醫生。」對這班人來說，撞臉不撞臉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他們的臉孔是否乎合當下流行的美，當潮流轉變時，他們有可能再去弄一次鼻子，務求自己的臉容可以跟上潮流。

愛美不是罪，前題是不要走得太過，讓自己老是活在商業社會建構的審美觀下，做出損害自己的行為。要知道每一枝針，每一次手術其實都代表著一次風險。

馬季煞科，因著今年賽馬天數增加5天，由83天加到88天，投注總額由去年1,061億升超過1,174億元，增加超過100億，約為10.7%，創回歸後新高。

馬會去年不斷喊窮，總投注額下降1.7%就大叫救命，聲稱未來經濟差會令投注額一直下降，必須要增加賽馬日。但根據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2016」研究報告指出，八成二受訪者認為每週賽馬兩次已經足夠，市民大眾根本就沒有要求增加賽事的呼聲。

我們多番質疑政府批准馬會增加賽馬日的準則是甚麼。是否純粹以「稅收」出發，以為稅收愈多就愈可以無視賭博對香港社會的影響？當香港各種賭博活動不斷發展時，最受影響的其實就是受此引誘而下注的小巿民。賭博機會增加，病態賭徒「局賭」的情況只會愈加嚴重。

今年馬季，不斷聽到墮馬意外的新聞，實際上馬匹亦因著不斷操練和比賽而有過度疲累的時候，此外，馬迷也需要休息，本來暑假就是各方面最好的休息機會，但馬會為賺盡利潤，並且得到政府全力護航，到今時今日可以說是不擇手段了。

政府對遏止賭風毫無誠意，上月再次靜悄悄地發表由平和基金於2016年委託理工大學進行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研究報告，並只發出簡單的新聞稿。報告聲稱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比以往有下降趨勢，彷彿賭博問題並不嚴重，但檢視研究報告全文後（英文版），卻發現賭風仍然熾熱，更發現政府完全忽視香港賭博問題，任由馬會坐大，情況令人擔憂。

政府新聞稿沒有告訴你的調查發現：

1. 44%賭徒18歲前已賭博：在整體問卷中，43.6%被訪者18歲前已參與賭博。而賭博次數愈頻密的人，就愈有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足球博彩等活動（table 3.3.3b）。不少研究顯示愈早參與賭博，成為病態賭徒的機會愈大。政府必須加強阻遏馬會近年大量有關賭博的軟性宣傳，正如政府當年禁止煙草商賣廣告、贊助與青少年有關之活動及各項體育活動，以免青少年對賭博行為缺乏警惕。

2. 病態賭徒主要透過馬會落注：在整體問卷中，賭博沉溺的情況，調查發現有病態賭博（Gambling Disorder, GD）的賭徒中，參與六合彩、賭馬和賭波的分別佔86.2%，69.0%和31.0%，比於澳門賭場投注（20.7%）和其他非法（外圍）賭博都要高，社交賭博則佔27.6%（table 3.5.2b）。縱使馬會經常聲稱不少人參與外圍賭博，又聲稱社交賭博才是令人沉迷賭博的真兇云云，但數據清楚顯示，病態賭徒最多參與的是由馬會負責的六合彩、賭馬和賭波。

3. 港人投注金額不斷大幅上升：報告表示2016年港人參與賭博活動的比率為61.5%，比2012年的62.3%及2008年的71.3%為低，卻忽視每名賭徒的平均投注大幅上升。六合彩的每月平均投注金額為 159.9 元 （是 2012 的 1.2 倍）；賽馬博彩為 5,610.6 元 （5.9 倍），足球博彩為 1,598.7 元 （2.6 倍）。澳門賭場博彩為 7,938.8 元 （5.6 倍）（table3.3.5），而賭船博彩達至 45,259.6 元；社交賭博的每月平均金額達至 423.8 元（table 3.3.3a）。賭徒少了，投注額卻倍增，證明賭風是嚴重了而非減輕了。

4. 網上賭博容易令青少年沉溺：在青少年受訪者（15-22歲）中，有45人表示曾在網絡進行賭博活動，當中被定義為網絡沉溺者佔36.4%，（table 3.6.1a）佔整體青少年受訪者中的19%（4.8.1a）。可見有網絡沉溺的受訪者，更易與有參與網絡賭博活動的情況。而馬會近年不斷推動的手機投注，正正成為不少年青賭徒的催化劑。

5. 巿民認為馬會開賭已經「足夠」：在整體問卷中，就現時的賭博次數是否足夠，巿民認為現時的六合彩（83.9%）（table 3.6.1a）、賽馬（82.4%）（table 3.6.2a）和足球博彩（71.1%）（table 3.6.4a）的開盤的場數和次數足夠，以現時一週約有2至3次六合彩，2次賽馬和約130場足球博彩賽事來說，其實是過多。由於研究是於2016年進行，並未計算今年增加的賽馬日和受注的海外賽事，但政府及博獎會不等待是次研究結果便急不及待通過馬會的要求，令人感到政府只著重博彩稅收入，而博獎會則是馬會的橡皮圖章。

6. 政府必須積極跟進報告各項建議：報告的建議部份，強調馬會應提供更多途徑，方便巿民戒賭：包括控制個人戶口最高投注額；可以網上自由申請暫停使用戶口；要求馬會取消與賽馬或足球活動相關的親子活動，減少兒童及青少年接觸賭博的機會。報告更要求馬會在所有宣傳品中印有警告字眼，當中除了提醒賭博人士切勿沉迷和提供戒賭熱線外，更要求加入家人和朋友要留心身邊可能有問題賭徒，要多加關心。

以上各點在政府的新聞稿中，完全未被強調，反而企圖粉飾太平，淡化香港的賭風，並且用低調方式處理，又沒有無任何實質跟進，敷衍塞責，負責賭博問題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及博獎會主席方文雄難辭其咎，令人憤怒及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