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香港基督教界，不論教會或機構，小堂會或大宗派，都相繼爆出一些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性騷擾已是避無可避的議題，教會實在有需要盡快制定清晰的守則，以預防及處理有關事件。近月來不少基督教機構相繼舉辦各類型講座活動，幫助教牧更了解性騷擾課題，這是教會正視性騷擾課題的重要一步。
在此，我們必須先了解一下性騷擾的定義。本文並不打算為任何犯事者說項，只是嘗試在社會重視性騷擾事件的氛圍下，討論性騷擾條例中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並指出教會在處理性騷擾時會遇到的困難。
根據香港法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性騷擾」的法律定義包括以下情況：
1. 任何人如 ——
i. 對另一人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 就另一人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2. 任何人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對另一人造成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性別歧視條例》適用於男性及女性，與性騷擾相關的條文亦適用於男和女，以及同性之間的性騷擾行為。
簡而言之，性騷擾必須具備兩個元素，一是行為涉及性的行徑或要求，二是受害人對該行為感到不受歡迎。
受害人的感受是主觀的，而行為是否涉及性的行徑其實也帶有一定程度的主觀性。當社會嘗試用客觀的法例，來保障市民免受主觀的不受歡迎的行徑，總會出現含混的情況。儘管條例列明有關行徑是否屬於性騷擾，仍需經過一個「客觀測試」，即「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另一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但這「客觀測試」只是反映多數人的主觀感受，並不是絕對客觀的標準。情況就如《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何謂「淫褻」與「不雅」需考慮「一般合理的社會人士普遍接受的道德禮教標準」，[1] 但不同市民的道德禮教標準總會存在差異，成人雜誌被評定為第二類「不雅物品」應該大部份市民都同意，但對於村上春樹小說因包含性愛情節而應否被評為「不雅」，社會就存在著分歧。雖然不少人認為小說內容無傷大雅，但起碼負責審理的淫審處主審法官或委員就認為小說該屬「不雅物品」。[2] 因為法律難以為主觀感受定下客觀的標準。
如果性騷擾行為是身體接觸、掀裙、大談色情笑話、色迷迷地盯著別人敏感部位、冒犯地向別人提出性要求等等，這些行為都明顯涉及性的行徑，一般人都應該會預期對方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教會中如出現以上行為必須嚴肅正視，認真聆聽受害者的處境，按受害者的意願考慮是否報警，公平公正地作出跟進回應。
但人類生活在群體社會裡，與人接觸是人的天性本能，而性又存在於我們每個人之中。性並不單單指生理及性慾的層面，也涉及情感層面，因此我們是無可避免會與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向心儀對象展開追求、深情的說話、含情脈脈的眼神等，其實也是涉及性的行徑。被人追求可以是浪漫的事，但也可以是厭煩的事；深情說話與含情脈脈的眼神可以令人感到溫馨，也可以令人感到噁心。教會主內一家的文化，一直鼓勵弟兄姊妹合宜地彼此親近，因此教會常見彼此握手問安、手拖手肩並肩地唱詩、按手禱告等。筆者不敢排除有人會藉此身體接觸來獲取性方面的滿足，但我相信大部份會眾都沒有這種動機。但無論你的動機如何，這些行為都可以說是涉及性的行徑，而這些行為是否性騷擾，在乎對方的觀感，以及對方是否歡迎這些行為。不過這些感受是主觀的，沒有客觀標準，但一次事件亦有可能構成性騷擾了。
本年6月台灣出現了一宗性騷擾指控，一位油站男職員向女性司機找錢時碰到對方的手，被對方投訴性騷擾，還被油站要求他離職。[3] 職員認為這是防止零錢跌在地上的保護動作，客人卻認為是職員故意作出不必要的身體接觸。儘管一般人也認為這只是一場誤會，但外人難以質疑一個人的主觀感受。因此無論官方調查機構作出怎樣的判決，旁觀者認為事件是多麼的荒謬，如她真的感到不舒服，對她來說這都是確確實實的「性騷擾」。
機構有責任制定預防性騷擾守則，但在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下，我們要明白守則只能針對客觀的行為，但行為卻能引發出不同的主觀解讀。有報道指美國網絡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推出防止辦公室性騷擾守則：禁止同事對望或看著一位同事超過五秒；又指如非有人主動提供，否則不可以向同事索取電話號碼；亦敦促同事不可以擁抱過長時間。[4] 但其實眼神接觸時間的長短與當事人的意圖或感受是不是真的有直接關係呢？有些國家有擁抱的文化，但在另一些文化下，不受歡迎的擁抱一秒都嫌長。一些太刻板的政策只會反映公司對員工的不信任，妨礙正常人際關係的建立，但對防治性騷擾其實起不到真正作用。因此，守則也只宜列出防止性騷擾的大原則。
筆者認為教會有責任提升弟兄姊妹防範性騷擾的意識，亦鼓勵教會制定清晰的防止性騷擾守則及處理投訴機制。本文指出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就是希望大家在處理性騷擾事件時，更要放下既有的前設，以公平公正的態度聆聽雙方的陳詞，以求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回應。更重要的是教導弟兄姊妹多些尊重和敏銳地留意別人的感受。
[1] 見香港法例第390章《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2] 〈村上春樹新作正式被評為二級不雅 跟《龍虎豹》評級看齊〉，《香港經濟日報》，2018年7月26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123591/村上春樹新作正式被評為二級不雅%E3%80%80跟《龍虎豹》評級看齊（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3]〈找錢碰到手1秒鐘 她投訴加油站員工性騷擾逼離職〉，《聯合新聞網》，2018年6月26日，網站：https://udn.com/news/story/8864/3219284（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4] 李納德：〈【防性騷擾】Netflix禁員工凝望同事逾5秒 不准主動「抄牌」〉，《香港01》，2018年6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99420/防性騷擾-netflix禁員工凝望同事逾5秒-不准主動-抄牌（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8月20日）。
暑假將至，很快就到大學迎新營舉辦的日子，但幾乎每年也會出現迎新營的各種性醜聞。學生在迎新營大玩意識不良的遊戲，新生在群眾壓力下被迫與人有身體接觸和參與各種性話題的討論。筆者相信並非所有迎新營都是如此，但在不少市民心中，迎新營看似已與性騷擾劃上等號。
筆者大學時也籌辦過迎新營，我們自行設計迎新營的各項活動，大學也鮮有介入。但現在各種意淫的活動彷彿成為了迎新營的傳統，也令大學要出手對迎新營作出監管，有大學要求學生在舉辦迎新活動前提交計劃書，獲校方批准後才能執行，甚至實施扣分制，對舉辦不合適活動的學生組織施加處罰。
大學和中學其中一個明顯差別，是學生自主性的不同。中學對學生有較多規範，而大學則自由得多，只要不犯法，基本上學生做甚麼大學都不太理會。但自由須伴隨著自律，沒有自律的自由是放縱，對自己和他人都會造成傷害。當一眾迎新營籌委未能自律，大學只好施加規範來約束學生的活動，但這是不是社會樂見的情況？若日後迎新營的文化「重回正軌」，希望大學能信任他們的學生，放寬對迎新營的規範，讓學生能自主地在籌備過程中學習作負責任的決定。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1] 祝潤霖：〈台灣MeToo怎燒起來的？從輝哥到資政「人選之人」政壇真實版一次看〉，中時新聞網，2023年6月22日，網站：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622000066-260407?chdtv（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2] 黃笙：〈懶人包來了！黃子佼聲明「2萬→120字」精簡濃縮 7大重點一次看〉，民視新聞網，2023年7月20日，網站：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23720W0064（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3] 胡冠廷：〈台灣藝人MeToo總整理》許傑輝、宥勝、黃子佼承認性騷！炎亞綸抵士檢複訊、NONO遭控妨礙性自主〉，風傳媒，2023年6月29日，網站：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809498?page=2（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4] 黃子佼，facebook，2023年7月19日，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2015GOGOGO/posts/835586181255224?ref=embed_post（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28日）。
近年電影電視劇，在性議題中除了十分政治正確外，劇目也加入不少性和性別議題，值得社會反思之餘，部份議題更引起社會連鎖反應。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透過一場選舉戰，談及職場權力關係、性騷擾、婚姻與家庭的關係，令人反思今日家長應該怎樣與孩子討論性教育。（文章內容有劇透成份，敬請留意。）
談及職場劇，通常在大台理論中，就是專業上發生的故事，加上一些多角的戀愛、一些床戲，最後以燒烤活動場面作結，來一個大團圓結局。不過在《人選之人》中，性愛關係多變的。[1] 女主角是同性戀者，有固定女友，努力想要傳統的父親認同；與她一起工作的女同事，在前公司先戀慕已有家室的上司，之後與他有性關係，但同時又被拍下裸照作為要脅，以免她將婚外情曝光。劇情發展又因著各種巧合，這位有家室的上司，其女兒出於好奇，看到了父親與很多不同女性的裸照，事情曝光後又見其母親人前人後兩個樣，表達自己為了權力可以忍受丈夫婚外情。
劇集在串流平台推出後，在台灣大受關注。男女雙方是戀人關係，男方在女方不願意的情況下拍床照，女方即使愛男方但卻不願拍床照，她由最初擔驚受怕要去討論區做搜尋，深怕自己的不倫照片曝光，到最後選擇站出來對所有人說自己是受害者，令人動容。劇情更激起台灣一波MeToo浪潮，政界、文壇、藝壇、娛樂圈無一倖免地被牽連，[2] 不少受害人均走出來說相類似的故事。
不論港台，如果有人在不同意的情況下被迫拍下這些私密照片，拍攝者同樣觸犯了刑事罪行。可惜的是，受害人往往有個想法，當時大家是戀人的關係，對方也承諾不會外傳，所以就容讓事件發生。不過當關係不幸破裂時，受害人就會發現當初的「容讓」其實是錯的，最終只會活在陰影之中。任何關係之中，二人真誠同意做某些行為，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半推半就帶來的遺憾，會影響一生。作為家長我們可以怎樣教育孩子處理感情關係中的性愛事？我們因為愛對方，會否做出一些本來我們就不願意做的事，超越我們劃好的界線？
故事另一條線，討論到爸爸的女兒看到爸爸與不同女生的床照時，青少年期女兒的反應。故事中孩子先感到震驚，之後覺得被欺騙，到思想怎樣保護母親時，她發現母親雖然知情，但卻選擇默默承受，這令她感到委屈和無奈。這故事亦引發出很多討論。今日成人世界的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的性生活在不同的情況下被孩子發現，我們如何向我們的下一代解釋我們的過去，甚至是我們的現在？可見性生活的記綠，不論是裸聊或者床照，除了自己要擔驚受怕之外，還要考慮更多未知的後果。
除了裸照的討論外，故事亦提及一宗性騷擾案件，主人翁在職場被人性騷擾後，遭高層不斷用各種方式冷處理，甚至企圖大事化小，受害人經過同事協助，明查暗訪下發現原來不只她一位受害者，最後認為應該要選擇依循正途作出投訴，過程中當然被不同的人士以各種的方式施壓，企圖用內部和解的方法來解決事情。
故事反映出台灣雖然有各種的正途去投訴和處理性騷擾事件，但實際操作上，大部份人寧願用大事化小的方法來處理，以為就可以將問題解決。正正因為社會對性騷擾的認識不足，誤以為它只是一種沒有雙方同意的調情，但實際上如果調情不是雙向和正面，甚至令任何一方有不安的話，就理應道歉，若果這種令人不安的調情一直持續，足以構成性騷擾。可惜社會上這方面的教育十分不足，大部份人都認為這種情況如果受害人走出來表達是小題大做。最後受害人就傾向走回大事化小的處理方法，令自己處於劣勢，甚至繼續被騷擾。
一套台劇，反映出法例即使訂立了，如果社會的性教育仍然落後，有些狀況仍然難以改善。文化、科技不斷的改變、演進，自然令不同性議題出現，家長作為成年人，除了自己要思考怎樣應對外，也要想想怎樣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去應對多變的議題，如何建立一個正確價值觀和態度去面對不同的挑戰，比單單回應一個情景更重要。
資料庫
威脅發佈私密影像屬違法
針對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香港政府在2021年10月實施了新法例，將有關行為列作刑事罪行，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行為，例如更衣或性交，即屬違法，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如果有人未得到事主同意，或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便發佈其私密影像，或者以私密影像威脅事主，這同樣會觸犯法例，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即使有關私密影像是事主同意拍攝，但只要在未經事主同意或事主不同意的情況下發佈，便屬違法。
[1] 陌熙：〈從《人選之人—造浪者》的三大切面，看台灣的 #MeToo風波：拔除完美受害者迷思！〉，女人迷，2023年6月13日，網站：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1938（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6日）。
[2] 〈台灣MeToo｜Netflix劇集掀台灣#MeToo風暴 席捲演藝界、政界〉，《明報》，2023年6月21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熱點/article/20230621/s00024/1687331854603/台灣metoo-netflix劇集掀台灣-metoo風暴-席捲演藝界-政界（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7月6日）。
「不知者不罪」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不過，對於法治社會來說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成為被定罪時的求情理由，因此，了解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經常有可能遇到的問題的相關法律便十分重要，否則因為無心之失而被檢控、甚至鋃鐺入獄便不值得了。
在現代社會，一些只涉及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感情、親密關係的問題，若大家以為不涉及法律便大錯特錯，而一些往日容許、甚至被讚賞的行為，今時今日卻可能會被檢控，正如以前死纏爛打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會被視為痴情，現在卻很可能變成纏擾或性騷擾。而情侶或夫妻情到濃時，不要以為只要在家中或室內發生性行為便一定沒有問題，若身處公眾可以看到的地方（如露台），便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至於棒下出孝兒的傳統觀念，莫說對子女會犯法，就算用來教導寵物亦有機會惹官非。又例如教會和機構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若沒有危機意識，萬一誤墮法網，恐怕無法改變作為領導沒有做好危機管理而失職的事實。
當時代變了，不與時並進，只會變成糊塗人，不知和無知只是一線之差，以數碼科技為例，這已是大部份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用家，我們難以明白當中的許多原理，不過，卻不能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守則和知識，否則便可能糊裡糊塗做出糊塗事。今期《燭光》會從數碼智商、明星與社會現象、青少年的性態度、人與寵物的關係等多個範疇，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明光社成立及回歸25週年的新香港的新挑戰。
明光社於2020年獲得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開展「童途有愛：保護幼兒身心靈計劃」，製作一系列適合幼稚園與初小學童的防範性騷擾教材，供學校及家長使用，務求家校合作，以有趣的形式，加强兒童自我保護意識，預防性騷擾和性侵犯，讓小朋友能健康快樂地成長。
本計劃的重點項目是製作一套「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此遊戲卡適合家長、教師或小朋友身邊的成年親友與小朋友一同玩，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習分辨好或壞的接觸，和遇上壞接觸時的適當回應方法。每盒遊戲卡套裝包括了25張人物卡、25張動作卡、25張身體卡、17張回應卡和12張機會卡。另外遊戲還提供了三個不同主題的棋盤，分別是上學天、親子同樂日和校園生活，玩家需要先揀選其中一個棋盤，作為是次遊戲的棋盤，並將自己所選的棋子放在棋盤的起點。
遊戲可供二至六位玩家參與，每盒遊戲卡裡有六顆棋子，每位玩家可選一顆棋子。我們鼓勵家長或教師和小朋友一起玩，或者從旁協助，在玩遊戲卡時為小朋友提供適當的指引。第一位玩家先從人物卡、動作卡和身體卡中，各抽一張，並將抽出來的三張卡組成一個情景。如果該情景是好接觸的話，玩家可以擲骰子決定棋子前進步數；如果是壞接觸的話，玩家則要抽取一張回應卡。如果回應卡的內容是遇上壞接觸時的適當做法，玩家亦可擲骰決定前進步數；如果是不適當做法，玩家則需抽一張機會卡，並按機會卡上的指示行動。完成以上流程後，就由下一位玩家抽牌。棋子最快到達終點的為之勝出。
在進行遊戲時，家長或教師需要注意以下事項。首先，可視乎孩子的年齡和生活圈子，決定適合的人物卡。如果孩子抽中的人物卡是他們生活上未曾接觸到的人物，可讓孩子重新抽另一張人物卡。而人物卡、動作卡和身體卡組成的情景是以孩子的角度出發。例如孩子抽到「同學」、「輕拍」、「臀部」，是指孩子的同學輕拍孩子的臀部；如抽到「陌生人」、「向你展露」、「私人部位」，是指陌生人向孩子展露他的私人部位。
家長或教師可按遊戲卡組成的情景，詢問孩子此行為是否合適，再分辨它是好接觸還是壞接觸。好接觸是指令孩子感到開心舒服的行為，而壞接觸則是令孩子感到不舒服、不安、害怕、厭惡的行為。如果遇到一些未能明確分辨是好或是壞接觸的情景，則以孩子的感受來作判斷。
例如抽中「叔叔」、「檢查」、「私人部位」，情景就是叔叔檢查孩子的私人部位，這接觸是好是壞，視乎孩子的性別、叔叔與孩子的關係等等因素。如果孩子與叔叔關係疏離，這很可能是一個壞接觸；但如果叔叔是孩子的主要照顧者，為健康理由而進行檢查，這就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行為。大人亦可即時詢問孩子的感受，如果孩子對此感到不舒服，都可視為壞接觸。
家長或教師在遊戲過程中需留意孩子的反應和感受，如孩子出現驚慌、流淚、不開心、情緒低落等狀況，可暫時停止遊戲，溫柔地安慰孩子，並慢慢引導孩子説出感受和令他出現情緒的情景及原因。另一方面，如孩子對於明顯的壞接觸行為不感到抗拒，或認為該行為不是壞接觸，我們也要保持冷靜，並用溫柔的態度引導孩子說出他們的想法，了解他們是否曾經歷不恰當的接觸，並藉此教導孩子適當回應的方法。
如在遊戲中發現孩子曾經遇上壞接觸或性騷擾的情況，千萬不要責備孩子，避免造成二次傷害，應保持冷靜。家長或教師可以先讚賞孩子，有道出事情經過的勇氣，溫柔地安撫孩子的情緒，並盡快陪同孩子尋找專業人士幫助，可聯絡學校老師或社工協助，如涉及非禮或強姦等性侵犯行為，需立即報警處理。
我們設計遊戲時加入不同棋盤，讓玩家鬥快到達終點，目的只為增加遊戲的趣味性，但要知道遊戲的輸贏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藉遊戲卡，在互動中向孩子作出解說，教導孩子分辨好或壞的接觸及正確拒絕壞接觸的方法，增強他們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技巧。
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資助下，本社現免費派發「身體是寶貝」預防性騷擾遊戲卡給全港各小學和幼稚園，以及3至9歲兒童的家長，每間學校或每個家庭可獲贈遊戲卡一盒。有興趣的人士可透過以下QR Code進行登記。此外，為方便學校在課堂上的教學，我們已將所有遊戲卡和棋盤的檔案，上載到本社網站，歡迎老師在以下網頁下載、自行列印，以用作教學用途。有關遊戲卡的玩法等詳盡介紹，亦可在網頁中看到。
在此刊物或物品上／活動內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兒童事務委員會的觀點。
由2019年6月至12月初，香港有超過900宗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這往往成為警民衝突的觸發點，部份警員與示威人士都以不同方式侮辱對方，令彼此關係每況愈下。本文嘗試討論示威現場的性騷擾情況，以及現有歧視條例的局限。
性騷擾定義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和第2(8)條，性騷擾是指任何人對另一人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而在有關的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人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
示威活動期間有警民互相辱罵、說粗言穢語或作出粗口手勢，這些言語及動作其實都涉及性的行徑，如有部份警員會以「臭雞」及「天使」指罵女示威者，廣東話稱娼妓為「雞」，而「天使」則源於有謠言指女示威者向勇武示威者提供免費性服務。此外，也有示威人士以「警察OT（加班）警嫂3P」和「你老婆係水炮車」等口號來羞辱警員，「3P」是指三人性交，「水炮車」則與女性陰道分泌物有關。相信一般市民都認同以上言論是會令人感到被冒犯、侮辱或威嚇，不過，一個行為即使符合性騷擾定義也未必受到《性別歧視條例》監管，還要看行為本身是否在相關法例的適用範疇。
性騷擾的適用範疇
根據《性別歧視條例》第23、24、39和40條，性騷擾的適用範疇包括僱傭、教育、提供貨品、服務、設施，處所等，法例能保障市民在上述範疇內免受性騷擾。
例如某人向同事作出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便有可能構成僱傭範疇的性騷擾；教師向學生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教育範疇；顧客向售貨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貨品範疇；乘客向空中服務員作出有關行徑，就涉及提供服務範疇。但如果有關行為超出以上範疇，就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監管。
因此，警民之間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會否構成性騷擾，就視乎警員執行職務的情況是否屬於相關條例的適用範疇。筆者為此曾去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查詢，該會有以下回覆：
「《性別歧視條例》第40條列出僱傭和教育以外的其他適用範疇，當中並不涵蓋政府部門在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亦不涵蓋有關人員執行其所屬部門的職能或行使其所屬部門的權力。
根據過往法庭案例，行使警權進行拘捕行動並不屬於《條例》內所指的『服務』。因此，有關情況並不在《條例》涵蓋範圍，請恕委員會的職能權限未能處理就有關事件提出的申訴。」
我們認為《性別歧視條例》的適用範疇不宜擴大至生活上的每個層面，但平機會的回覆讓我們得知政府部門及有關人員執行其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是不受《性別歧視條例》的監管。我們期望平機會在檢討與性騷擾相關的法律條文時，能建議政府修例填補漏洞，加強對市民或有關人員的保障。
2019年5月，立法會議員胡志偉以不尊重的詞彙叫罵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1] 事件其實與性別歧視或性騷擾的關聯性不大，完全超出《性別歧視條例》的涵蓋範圍，但當時平機會發的新聞稿，義正詞嚴地回應事件：
「雖然平機會的職權範圍未能處理就有關言論提出的投訴，平機會認為有關言論並不恰當，既不禮貌，亦不尊重對方，並以貶詞攻擊特首為女性之身份，實有違現今社會男女平等及兩性之間應互相尊重等核心價值。」[2]
今天，示威活動遍佈各區，涉及性騷擾的言論亦隨著新聞直播進入大小家庭，但對於事件是否涉及性騷擾等情況，平機會主席朱敏健卻指難單靠照片或片段準確判斷，並稱暫時未有當事人親身接觸平機會。[3] 對於平機會冷淡回應示威現場的性騷擾問題，實在令人失望。而該會的回應亦難免令人聯想到背後是否有政治上的考慮。
儘管現有歧視條例並未賦予平機會權力處理條例中適用範疇以外的事件，但作為政府授權執行反歧視工作的法定機構，平機會其中一個目標與優先工作領域正正就是「持續推行反性騷擾活動」。我們理解因著條例上的限制，該會未能在法律層面作出任何跟進，但其實這不是進行公眾教育的好機會嗎？平機會可以指出該等言論的不恰當之處，並教育廣大的市民認識性騷擾，以及鼓勵大眾以和平及互相尊重的態度表達意見。
[1] 〈【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 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立場新聞》，2019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答問大會-斥林鄭-有黨性冇血性-胡志偉-唔死都冇用呀八婆（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2] 〈平機會回應傳媒查詢〉，平等機會委員會新聞稿，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eoc.org.hk/eoc/GraphicsFolder/ShowContent.aspx?ItemID=16060（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3] 截至朱敏健受訪時（2019年10月12日），未有當事人就相關情況接觸平機會，參張嘉敏：〈【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 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香港01》，2019年10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385167/逃犯條例-朱敏健-平機會接過百查詢-涉警方濫暴-性騷擾情況（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2月11日）。
自2017年外國發起將自身被性騷擾的經歷說出來的#MeToo運動後，香港先後有運動員，甚至教會肢體勇敢走出來，講述自己被性騷擾、甚至性侵犯的經歷，當中有個案成功討回公道，但有不少個案的當事人反被網民揶揄。牧者們大都關心這個議題，但重點往往聚焦在是否要訂立投訴機制等行政工作，未必會重新思考#MeToo對文化的影響。Jesus Online、明光社和觸動輔導中心合辦的教牧後援會，以「touch有時．metoo有時」為主題，於3月19日與一眾教牧、老師、社工和牧養青少年的導師探討#MeToo文化，以及教會當如何處理有關事件。
坊間不少人形容，#MeToo運動其實重新定義男女身體界線，當中包括日常相處、調情、冒犯等等的定義，因著受委屈者的主觀感覺的改變，令不少人無所適從。Jesus Online創辦人歐建樑（春麗）坦言，自己由未信主至今，性格依然開放，即使今日自己是個傳道人，也一定不會避忌，與男女兩性不同的人擁抱，他強調不會因著#MeToo文化而「斬腳趾避沙蟲」。他表示因為知道自己信主前是個「鹹濕」的人，信主後就更加會提醒朋友，自己也有罪，會主動加以控制。
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表示，教會當然要有投訴和表達的機制，但要注意的是教會處理的態度。她說：「教會如果對呢件事做得唔清晰，無令受害人感到被接納，個制度有都幫唔到，教會一定要高調嚴肅咁處理個問題，因為如果態度唔好，會令雙方都受傷，亦令好些人對教會，甚至對基督教反感。」
筆者在當日活動中也表示，#MeToo運動的開始，其實就代表社會風氣的改變。就以外國今天有聲音批評昔日的老歌為例，說明以往一些被認為是好玩，好笑，甚至是浪漫的調情，如果放在今日的場景，很有可能會被評定為性騷擾。假如上一代的信徒未理解，而誤以為這仍是合理的話，就會產生大量不必要的誤會，所以需要更多教育，避免不必要的芥蒂。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由2017年的「#MeToo」事件，引發出全球對性侵犯以及性騷擾事件的關注。[1] 在香港，繼田徑運動員呂麗瑤響應「#MeToo」運動，公開自己曾被性侵後，[2] 在香港基督教界也先後揭發了多宗性侵及性騷擾的事件，引起教內外的關注，[3] 網民和信徒發起了「#ChurchToo」運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亦在2017至2018年，對香港信徒被性騷擾的情況進行了調查。[4]
對於不同的性失德情況，香港法例中是有不同規範的。相對而言，一般市民對於強暴，非禮等罪行都有一定的認知，但對於近期受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大家則未必十分理解，因為其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一般而言，性騷擾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或行徑；第二類是指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人難以安然地工作或學習，稱為「與性有關具有敵意的環境」。現時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中，對性騷擾有著法定的解釋。如在有關條例第2(5)條及2(8)條中：
第2(5)條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
(a) 如 ——
(i)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第2(8)條 在3或4部中凡有提述性騷擾的條文，須視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的待遇；就此而言，該等條文經作出必要的變通後具有效力。[5]
事實上，任何涉及性的語言、行為或身體接觸均有可能構成性騷擾，性騷擾也可以透過言語、電郵、信件和電話等途徑作出。性騷擾的例子包括：講不受歡迎的不文笑話、發出令人感到冒犯的色情電子郵件，以及以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眼光凝視等，都可構成性騷擾的元素。同時要注意的是，性騷擾可以是有意或無意之下發生的，即使被投訴者作出上述行為時，是沒有性騷擾別人的意圖，但是「不清楚，唔知道」等理由，皆不能作為辯護和解釋的理據。
因此，雖然有著以上的法定定義，但要對於性騷擾行為作出精確的定義是不容易的：如法例中的「不受歡迎」、「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等行為是否成立，有關行為的嚴重性等，對於被冒犯者與被投訴者而言，絕對可以有完全不同理解，而當中必定包含主觀看法，[6] 而這又需要不同的調停機制作出仲裁。
按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資料，該會在以上年度新收到的654宗投訴中，36%投訴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該會在以上年度已處理的投訴共有821宗，當中309宗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在這些投訴中，262宗屬於僱傭範疇，47宗屬非僱傭範疇。在僱傭範疇的投訴中，43%涉及性騷擾，40%涉及懷孕歧視；而在非僱傭範疇的投訴中，51%涉及性別歧視，39%與性騷擾有關。[7] 性騷擾投訴的數目，在僱傭和非僱傭兩個範疇裡，分別佔第一和第二位。
性騷擾事件的投訴人，可透過民事訴訟形式在法庭上處理事件，他們亦可以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平機會通常會先透過調停方式以協助雙方達成和解，但若和解不成功，投訴人可考慮提出民事訴訟。平機會表示在過去五年，共接獲438宗性騷擾的投訴，當中有194宗投訴嘗試調停，但有32%的個案（62宗）是調停不成功。[8]
另一個可能時常被誤解的情況是，教育程度更高，或本地女性會對性騷擾問題較有防範。但平機會發現，遭性騷擾的內地新來港婦女，較本地出生婦女更願意採取行動，有69%受訪的新來港婦女稱面對性騷擾時會採取行動（本地婦女只有50%），她們傾向當面面斥責騷擾者，甚至辭職，反應較本地婦女積極。[9]
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反思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四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帖後三3）
處理性騷擾問題，應有甚麼原則？可以訂立守則嗎？一定要報警嗎？或是轉交平機會處理？事實上，在平機會及政府的推動下，近年不論在政府部門，公司，學校，社福機構等，大都已設立了防止性騷擾的守則和機制。這些守則內容或會包括以下項目：「界定定義與例子」、「預防措施」、「調停」、「正式與非正式調查」、「投訴」、「跟進與處分」，以及「獨立提出訴訟」等。[10]
一般而言，設立這樣的守則，原本應以「防止」為目標。但可惜的是，經過了連串「#ChurchToo」事件後，大眾對性騷擾問題的焦點都集中在「投訴」，及能否將被投訴者「繩之於法」，而這又對整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制度帶來很大的衝擊。
由於性騷擾所涉及的問題，由言語，行為到感受等，涉及的範圍很廣，嚴重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加上多數的投訴只涉及民事訴訟範圍，所以平機會在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時，設立了調停機制：這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在最後去到法庭以訴訟解決之前，嘗試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理論上，調停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如在調停過程中達成和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和解的條款。這樣的安排，本來的用意就是避免發生性騷擾事件後，每每都要「法庭見」，這能讓事件有別的方法解決。然而，幾次「#ChurchToo」事件，都反映出上述機制並不奏效。
首先，幾次「#ChurchToo」事件中，被性騷擾的事主都有向機構的相關機制作出投訴，然而，一旦調查結果未如投訴者所願，問題就會出現。首先，投訴者可能感到調查結果不公，其次，民事訴訟有追溯期限，投訴者需在限期內提出訴訟。以「突破匯動青年#MeToo」事件為例，當事人稱因等候內部調查結果而錯過了追溯期限（原因複雜，不在此詳述）。投訴人雖然不滿調查結果，卻無法提出訴訟，因案件已過了追溯期限。這對投訴人而言，調停機制不只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是火上加油。[11]
第二就是，如被投訴的人，其職位與投訴人不是對等時（如上司與下屬關係），或被投訴者來自機構的決策層的話，由機構自身的機制處理投訴，往往帶來「自己人查自己人」、「包庇高層」、以及「公信力不足」的疑問，就算作出調查，效果也只是事倍功半。[12]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所有投訴都必須「開誠佈公」，次次都要報警處理？我們要注意的是，若報警處理，因警方調查時，需要對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錄口供」，這往往又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13] 而一旦報警處理，或是將事件公開後，也容易出現「未審先判」的情況——這不只是對被投訴者不公，有時也會對受害者造成進一步傷害。
事實上，當我們去思考「為何」會有性騷擾這問題時，我們都會知道，這其實是個「心思的戰場」問題，最根本和治本的方法是「預防」：耶穌論姦淫時（太五27-28），祂的教導把原來只限制身體行為，提升到思想的層次。這標準看似很高，高得沒有道理亦難以遵守，其實卻是最切實的教誨，正如箴言所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以這教導為本，對付性騷擾問題，最適切的標準其實就是「愛人如己」：凡事先由他人出發，時常設身處地思想，當作出甚麼行為、說話表達前，都會將心比己，考慮他人感受，以尊重行先。這樣的行為，其實難以寫在守則裡，也根本用不著守則去規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從「訂守則」的方向去處理性騷擾問題，訂下各樣「不准這，不准那」的守則，若人人都嚴格遵守，或者可以避免性騷擾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影響到一些原來的正常社交行為（如不應與異性共處一室，但若考慮到不同人士的性傾向，同性共處一室，也有潛在風險。難道以後就不能提供單對單輔導服務嗎？）執行上也會變得太過複雜，不切實際，叫人在提供服務或關心別人時卻步。[14]
事實上，「信任」和「尊重」這些都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性原則的確容易寫下，硬性守則則難以寫出。正如十誡中的最後一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與其說它是律法、規條，倒不如將之理解為上主對我們做人的教誨更好。[15]
[1] 「#MeToo」運動源起於2017年10月哈維．韋恩斯坦性騷擾事件後（Harvey Weinstein sexual abuse allegations），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的一個主題標籤（Hashtag），用以譴責性侵犯與性騷擾行為。事件引發網上巨大回應，據facebook後來的統計，45%的美國用戶至少有一個朋友發佈了帶有該標籤的狀態。詳參〈#MeToo〉，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2019年2月26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F%BC%83MeToo（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More than 12M "Me Too" Facebook posts, comments, reactions in 24 hours,” CBS NEWS, last modified October 17, 2017, https://www.cbsnews.com/news/metoo-more-than-12-million-facebook-posts-comments-reactions-24-hours/。
[2] 〈香港女跨欄明星呂麗瑤自曝曾遭教練性侵〉，BBC中文網，2017年11月30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42177071（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3] 例如在2018年爆出博愛潮語浸信會的牧師涉嫌性侵事件，之後也有突破匯動青年主管涉嫌性騷擾女同工事件。此外，也有浸聯會及協進會總幹事捲入性騷擾訴訟及投訴的事件。詳參〈教會機構#MeToo事件簿：她們指控「突破匯動青年」員工性騷擾〉，端傳媒，2018年10月30日，網站：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1030-hongkong-metoo-church-breakthrough/（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收集逾50宗個案 她誓要揭露香港基督教性暴力真象〉，《立場新聞》，2018年3月7日，網站：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收集逾50宗個案-她誓要揭露香港基督教性暴力真象/（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4]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2017年至2018年在其專頁發佈「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的網上問卷，他們在55份有效的問卷中，發現超過六成受訪者曾被性騷擾，餘下的三成多則是揭露朋友或教友的經歷。而性騷擾的方式包括「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33%）、「强逼進行性行為」（17%）。85%受訪者表示有關的性騷擾事件，都是男性騷擾女性，受訪者表示38%的加害者身份是牧者或傳道人。詳參曹曉彤：〈「不再沉默──收集教內被性騷擾經驗」研究報告及獻議〉，香港基督教協進會，2018年6月24日，網站：http://www.hkcc.org.hk/acms/upload/hkcc/2018/不再沉默研究報告及獻議_2nd.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5] 〈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電子版香港法例，1996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480!zh-Hant-HK（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6] 蔡志森：〈性騷擾的再思〉，《時代論壇》，第1644期（2019年3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性騷擾的再思（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7] 〈推動改變 創造未來：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報〉，平等機會委員會，網站：http://www.eoc.org.hk/EOC/Upload/AnnualReport/201718/C_EOC%20AR2017-18_1120_002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8] 〈性騷擾投訴五年新高〉，《明報》，2019年3月11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港聞/article/20190311/s00002/1552241601773/性騷擾投訴5年新高（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9] 〈平機會研究：近七成內地婦遇職場性騷擾 勇於面斥甚或辭職〉，《明報》，2018年3月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港聞/article/20180302/s00001/1519982449988/平機會研究-近七成內地婦遇職場性騷擾-勇於面斥甚或辭職（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0] 事實上，只要在網上搜尋一下「預防性騷擾守則」，即可找到各大機構訂立的相關守則，而內容大同小異，比如列舉出前文引述的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一些性騷擾的實例，避免構成性騷擾的「貼士」等。不過在這些守則中，通常佔最多的往往是處理性騷擾的流程圖和相關表格等。
[11] 〈突破#MeToo受害人控訴被調戲強吻 機構僅稱「不恰當男女界線問題」〉，《蘋果日報》，2018年11月6日，網站：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realtime/article/20181106/5888158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2] 〈[盧龍光性醜聞]黎明：教會掩飾性醜聞是慣例〉，門徒媒體，2019年2月19日，網站：https://apostlesmedia.com/20190219/12689（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3] 〈舉報性暴力，不應受「二度傷害」〉，關鍵評論，2015年11月25日，網站：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31457（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4] 張勇傑：〈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明光社網站，2018年9月20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性騷擾定義的含混性（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25日）。
[15] 李思敬：《五經行：妥拉中的生命智慧》（新北：校園書房，2018），頁123–126。
根據政府統計處2017年的數字，10歲及以上人士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高達88.6%。[1] 智能手機已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需品，筆者曾邀請一班中學生列舉他們最常使用的手機應用程式名稱，答案往往都是各熱門的社交應用程式。「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亦於去年12月公佈的「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2] 可見青少年上網，主要是為了與人溝通。網絡世界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但同時亦帶來危機，當中性短訊（Sexting）的問題值得大家關注。
性短訊是指透過網絡發送或接收裸露的相片或影片，以及包含性意味的文字訊息。但要注意的是，性短訊不單是指朋友之間分享色情資訊，更包括與人分享自己的裸照。
《美國醫學會兒科醫學期刊》（JAMA Pediatrics）在2018年刊登了一篇研究報告，為過去曾進行的39個研究進行整合分析（meta-analysis），在110,380個12至17歲受訪青少年中，14.8%曾發送性短訊，27.4%曾收到性短訊，12%在未得對方同意下便轉發性短訊，8.4%在未表示同意的情況下便收到性短訊。報告亦發現隨著受訪者年齡上升，他們互傳性短訊的時間亦會增加。[3]
2017年，澳洲的一項研究指出，受訪青少年發送或接收性短訊的主要平台是Snapchat（64%），其次是facebook／facebook Messenger（39%）、SMS（17%）、Instagram（15%）及WhatsApp（9%）。[4] 得留意的是性短訊往往與Snapchat的興起扯上關係。Snapchat是在2011年面世的社交應用程式，其賣點是「閱後即焚」功能。所謂「閱後即焚」是指用戶向朋友發送相片時可以設定一個特定時限，令朋友只能在特定時限內觀看相片，過了時限相片就會在對方手機及Snapchat伺服器上刪除。如果對方使用手機截圖儲存有關相片，系統會自動通知相片持有人，但我們在網絡上不難找到一些儲存相片而不讓他人知道的方法。「閱後即焚」的功能讓人覺得這是一個安全的工具來分享私人相片，加上使用Snapchat的大多是青少年，這讓性短訊在一些青少年群體中普及起來。
一般朋友溝通時，大概不會分享自己的裸照，所以性短訊往往出現在情侶或關係曖昧的朋友之間。2017年，英國的一項研究分析青少年互傳性短訊的動機，發現最普遍的三個原因是「希望被人稱讚有吸引力（68%）」、「想要情愛關係（67%）」及「在受壓下進行（66%）」。研究發現青少年普遍有一種想法，認為向對方發放自己的裸照就能證明自己喜歡對方，因此交換裸照代表戀情的開始。這氛圍形成一股無形壓力迫使一些青少年跟隨。[5] 在成年人眼中這是性威逼或性騷擾的行徑，但不少受訪青少年卻認為不是大問題。不過一旦雙方關係惡化，又或手機被盜，裸照便有機會外洩，對當事人造成極大的困擾。
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性短訊含有不雅或淫穢成份，則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監管，但條例並不規管朋友私下分享的行為。如果訊息內容包含未滿16歲兒童的裸露影像，就歸類為兒童色情物品。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管有兒童色情物品都屬違法，即是拍攝者、發送者以及接收者均觸犯了法例。如果未得對方同意而轉發他人裸照則有機會觸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如果性短訊行徑讓對方感到不受歡迎，則有機會構成性騷擾行為。但性短訊往往都是雙方私下發送，外人難以觀察，所以雖然有法律監管，但舉證上有一定的困難。
老師及家長固然要教導青少年不要互傳性短訊，但更重要的是與他們討論健康的戀愛關係、處理朋輩壓力與拒絕技巧，以及網絡私隱與安全。相愛並不需用外物來證明，無論對方要求的是裸照、親密接觸、甚至性行為，我們都絕對有權拒絕。在受壓的情況下，要青少年說不並不容易，但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值得被尊重，反之尊重對方才是愛對方的證明。同時我們要謹記無論使用甚麼社交應用程式，相片一旦發放出去，就不能收回，相片會傳送到哪裡亦不再受我們控制。性短訊如是，平日在網絡上的分享亦如是。網絡其實是一個開放給所有人參與的公共空間，就算私人對話也會被一一記錄下來，所以我們使用網絡時要謹慎而行，學懂保障自己的私隱，同時也要尊重他人的私隱，拒絕發放及轉發性短訊。如果收到他人發來的性短訊，最好是直接刪除訊息內容，並請對方停止此等騷擾行為。
[1] 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4號報告書——吸煙情況、個人電腦和互聯網普及程度〉，政府統計處，2018年3月，網站：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42018XXXXB0100.pdf（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2月13日）。
[2]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018〉，明光社網站，2018年12月16日，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nt/statement/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記者會（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3月6日）
[3] Sheri Madigan, et al., “Prevalence of Multiple Forms of Sexting Behavior Among Youth,” JAMA Pediatrics 172, no. 4, (April 2018): 327–335.
[4] SWGFL/UK SAFER INTERNET CENTRE, et al., “YOUNG PEOPLE AND SEXTING—ATTITUDES AND BEHAVIOURS: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Australian Government, Office of the eSafety Commissioner, last modified December 14, 2017, https://esafety.gov.au/-/media/cesc/documents/corporate-office/young_people_and_sexting_attitudes_and_behaviours_pdf.pdf.
[5] 同上。
繼#MeToo之後，近年因為一些觸目的事件，令性騷擾問題引起教會內外的關注，雖然性騷擾事件可說一件也嫌多，不過，性騷擾其實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涉及的範圍很廣，定義太籠統，實在有需要重新檢視，以免過猶不及。
根據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第2(5)條，性騷擾的釋義如下：
「(5)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不論如何描述其身分)——
由於性騷擾的範圍實在太闊，由講幾句鹹濕笑話；不懷好意的眼神；到不受歡迎的身體觸碰（不一定是敏感部位）；利用權力威逼利誘的性暗示；以至鍥而不捨的痴情追求，也有機會成為性騷擾。此外，由於性騷擾很著重投訴人的主觀感受，而涉事人的主觀意圖相對易被忽略，疑點利益往往歸於原告，被告人有時百辭莫辯。為免誤觸禁區，人與人之間一些本來是表達親切、關心或安慰的身體接觸容易因此被窒礙，其實未必是好事。
性罪行會因其嚴重性而有不同的分類，強姦與非禮的判刑亦不同，也許是時候，需要考慮一下為性騷擾作一些分類和分級，以免市民大眾將不同程度的騷擾問題混為一談，因為不同程度的問題，處理的方式和刑罰可以有很大差別。若性騷擾的定罪門檻太高，投訴人難以取回公道的話，容易助長了這類不恰當、甚至是卑劣的行為。但定罪門檻若太低，對被投訴的人亦不公平，因為說了一些對方感到被冒犯的說話，與用權力威脅對方發生性行為在程度上有很大差別，若結論同樣都是性騷擾的指控成立，則公眾難以分辨其嚴重性。
例如可考慮將性騷擾分為言語上的騷擾；不合宜或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不受歡迎的性暗示或纏擾；濫用權力的性脅逼等，讓公眾一看便可知道事情的嚴重程度。若裁定指控成立，亦應就事件的不同性質有不同程度的處分，如勸戒、口頭警告、嚴重警告、免職、甚或告上法庭等。而在處理性騷擾的問題上，無論是否成立當然都不應怪罪投訴人，但亦不宜透過社交媒體和傳媒作公審，因為被投訴者的權利和聲譽亦應得到合理的保障。
另一方面，希望社會和教會正視性騷擾問題的同時，亦應加強教導，避免窒礙了一些本來正常的人際關係和身體接觸。無論男女都要謹慎，特別在與異性單獨相處時更要謹慎。若不喜歡他人某些說話或身體觸碰，亦應勇敢地表達出來，讓對方知所警惕，若對方明知故犯，當然要承擔後果，對雙方也公平一些。
《時代論壇》1644期，1-3-2019
圖片來源：YouTube (Mrdaft, “Baby it’s cold outside” )
去年聖誕節，外國#MeToo風潮因為兩件流行文化的事件有一些炒作。首先有傳統聖誕歌“Baby it’s cold outside”[1] 被指有#MeToo情節，所以在外地一些電台被禁播。[2] 另一件事就是在平安夜當天，因為涉嫌性侵而未能繼續參演由Netflix製作的王牌電視劇《紙牌屋》的奇雲．史柏西（Kevin Spacey），發出一條短片，他更運用了與他在該劇的角色Frank十分類似的表達手法，[3] 暗暗地表達自己對控罪以及因此而沒有機會再拍《紙牌屋》的不滿。
兩件事件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都是在談論一件好幾十年前發生的事，然後企圖用今日的眼光去閱讀和分析，以致得到新的結果，並用新的結論去追溯以往的一切。顯然幾十年前女權未有發展到今日的地步，女性自主的概念甚至仍然未在主流社會出現，男士在性和親密的身體接觸作為主動，是當時的文化場景下給予男性的獨特行為模式，有時也是責任，女士一般只會採取被動的角色，否則會被標籤為放蕩。
但今時今日應該很少人再抱持這樣的價值觀，女性自覺擁有身體自主權，可以控制和決定自己的身體，所以男性在親密接觸時需要發出邀請，要有女性的認同才可以開始接觸。惟這種「同意」的概念顯然是今日才如此強調的，以往的調情和曖昧彷彿是「沒有反對就等於OK」，半推半就反而是個常態，因為要開口說好才開始有身體接觸，反而失去了所謂的神秘、曖昧，更令女性失去所謂的矜持，所以當時很少女性會願意說不，寧願用更委婉的方式推卻，要麼就是半推半就的接受了。過往的做法不一定對，但要改變亦需要有一個教育過程。
可見，#MeToo運動影響的，根本不只是一個社會政策，而是深入到個人的人際關係的層面（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所以性教育的課程，如果不深入淺出地教兩性相處和合宜的身體界線，如何尊重兩性的身體，而只著重教導安全性行為，這樣類似的性騷擾，甚至性侵犯事件，只會因著大家沒有足夠的意識和警覺而繼續出現。
[1] Mrdaft, “Baby it’s cold outside,” YouTube, accessed January 11, 201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MFJ7ie_yGU.
[2] Amelia McDonell-Parry, “‘Baby, It’s Cold Outside’: A Brief History of the Holiday Song Controversy: Ah, December. Snow, gifts and the unending debate over whether a 1944 song is actually about rape,” RollingStone, December 13, 2018, https://www.rollingstone.com/culture/culture-news/baby-its-cold-outside-...；〈【附歌詞】經典聖誕歌Baby It's Cold Outside 美國一電台禁播：疑暗示約會強姦 (23:32)〉，《明報》，2018年12月2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國際/article/20181202/s00005/1543762442851/【附歌詞】經典聖誕歌baby-it-s-cold-outside-美國一電台禁播-疑暗示約會強姦（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1月11日）。
[3] Alissa Wilkinson, “Kevin Spacey released a bizarre video evoking Frank Underwood, apparently to defend himself,” Vox, December 24, 2018, https://www.vox.com/culture/2018/12/24/18155150/kevin-spacey-sexual-assault-arraignment-frank-underwood-youtube.
香港獨立媒體，16-1-2019
圖片來源：年代電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rJ6T_QInw
有人在YouTube上載了一段在台灣公車的閉路電視所錄影的情況，片段所見當時車上非常擠擁，司機不斷指示乘客盡量行入車箱。[1] 此時一名青年利用擠迫的環境，把身體靠近車上一位女學生，以其下體磨擦該女學生的臀部。司機見狀，便伸手拍打該名青年，喝止他，遂把車門關上並報警處理。
片段以「見義勇為」形容那位司機，實在美妙。根據「維基百科」，見義勇為是指「在職務範圍之外，制止對他人的人身、財產的不法侵害……見義勇為會使行為人自己遭受損害，或者承擔損害的風險。」[2] 相信部份人或許會擔心指證這類性騷擾或性侵犯行為，會令自己捲入麻煩，甚至承擔風險，寧可選擇做個旁觀者。
面對著未知的風險，通常我們傾向採取觀望態度，等待「正義超人」挺身而出。另一種常見做法是使用手機，靜悄悄把整個過程拍攝下來。不過，這兩種做法，都未能即時幫助到受害人。對於不熟悉，未經歷過的事情，假如我們嘗試想像，並在腦裡演練一下應對方法，對真正面對突發事情時可能有幫助。演練過程可以是：
假如我當場喝止那位青年人，會發生甚麼事呢？
當我們冷靜地去思考應對方法，一般來說原來對方多是否認並立即停止，我們要承受損害的風險，似乎並不如想像中恐怖。再進一步，為免刺激對方情緒，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幫助那位女學生，例如把她拉到自己身後，再以堅定的眼神望著那青年，並拿出手機作準備，慢慢退入人群之中。即使對方再厚顏無恥，但怯於群眾壓力也只能瞪著你。假若自己不擅於應付正面衝突，毋須和對方爭拗，可以轉而安慰當事人，陪著她直至心情平復，這也是表達關心的方法。有時當有人願意挺身而出，便會鼓勵更多人拔刀相助。不同性格的人會採用不同的應對方法，重點是我們能以適合自己的方法聯合眾人，攜手共建安全社區。「任何人」都可以見義勇為。
[1] 年代新聞CH50：〈叔叔保護妳! 怪男「黏」少女 霸氣司機譙〉，YouTube，2016年5月2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rJ6T_QInw（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7日）。
[2] 〈見義勇為〉，維基百科，2017年11月2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7%81%E4%B9%89%E5%8B%87%E4%B8%BA（最後參閱日期：2018年11月7日）。
香港獨立媒體，15/11/2018
教會雖是神的家，應是令人感到安全的地方，可惜性騷擾事件仍時有發生。無論在法律與宗教層面，教會都有責任嚴肅處理事件，但要跟進卻一點都不容易。
阿偉（假名）是一所曾出現性騷擾事件的小型堂會執事。對於外界質疑教會為何不主動報警和公開事件，認為這是包庇犯事者，他解釋此舉其實是為了保護受害人及尊重其意願。他表示如受害人打算報警，教會定會協助，但受害人已是成年人，若當事人不願報警，教會代為報警一來會為受害人帶來更大的傷害，二來警方只能備案了事而不會採取行動。
教會絕對有屬靈權柄調查教內性騷擾事件，但阿偉承認在跟進過程遇到不少困難。例如缺乏調查的知識與技巧，故需委任有第三方獨立人士的委員會處理。而為公平起見，委員會成員一定要有公信力，人選既要得到受害人和被指控人同意，亦要與雙方沒有特別關係。這對一些人脈不廣的小堂會來說並不容易。再者，教會及委員會都沒有實質法律權力，如涉案人士不配合，教會亦沒有辦法。
教內性騷擾事件難免會在教會圈子流傳，被指控者亦有可能被停止事奉一段時間，故執事有需要向會友交代，但亦要在公開與保護私隱間取得平衡。阿偉坦言教會能交代多少，在乎受害人意願，如果受害人多過一個，更要在多人之間取得共識。他指會友間的討論，或高調支援受害人，有時反而會令受害人感到壓力，對他們造成傷害。當事件尚在調查中，不能假定被指控的一方是犯事者，所以教會亦有責任保護被指控者。他表示教會發出通告前有徵詢律師的意見，以免反過來被指誹謗。
調查性騷擾事件固然重要，但調查結束不代表教會的跟進就此完結，關顧受害人的工作仍要繼續。如性騷擾行為確實存在，教會須執行教會紀律，期望犯事者能承認過錯及表示悔意，但阿偉坦言要受害人與犯事者和解是困難的，教會須體諒受害人的感受，不要強迫受害人原諒犯事者。他指會友亦會對事件有分歧看法，亦曾出現不信任執事會的情況，雖未導致分黨分派，但教會仍需為關係復和而努力。
雖然教會處理性騷擾事件並不容易，但為了彰顯公義，教會仍須迎難而上，同時在預防性騷擾的教育上也不能忽視，讓教會成為一個榮神益人的地方。
「牧師都唔係個個好人」，雖然這是很簡單的常識，但教會中人卻容易因為不願意面對這事實而好心做壞事。教會是一個重視尊重、信任、關懷和寬恕的群體，我們尊重和信任牧者和屬靈領袖，而對犯錯的人（罪人）亦講求關懷與寬恕。雖然我們知道處置犯錯的牧者和弟兄姊妹的方法，毋須亦不應單單依從世俗的法律，但這種「雙重標準」若運用得不合宜，卻會成為包庇犯錯者、委屈受害者、以及製造更多受害者的源頭。多年來神職人員捲入性侵犯、性騷擾、金錢糾紛的事件屢見不鮮，問題是教會經多事，究竟有沒有長一智？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人性的軟弱，而身居教會高位的人更應格外留神。保羅說自己在罪人中是一個罪魁並不是一種自謙的說法，而是反映出在群體中影響力愈大的人，面對魔鬼的引誘和攻擊愈多，以及當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內心和過去的行為時，便知道人的罪性是可怕的！既然每個人都有犯罪的可能，牧者亦不例外，那麼教會制定一些措施去避免教牧和領袖跌入性、金錢和權力的陷阱是必須的，這不是對領袖的不信任，而是一種保護。
因此，教會應適當地制定一些同工與會友（特別是涉及異性或未成年人士）相處的界線及指引；金錢使用的監察；以及場地使用的守則。並且教導同工和會友，當面對一些不合宜的要求：如單獨會面、金錢和財物的借貸、身體的接觸等等，應堅定而有禮貌地拒絕，並盡快與一些成熟和可信任的同工和領袖商量。當然，教會是個著重愛心的群體，我們亦不希望見到太多教條式的約束，窒礙了教牧和會友之間應有的關係，只是預防勝於治療，強調大家要有危機意識，是為了減少危機出現的可能性。
其實，教會不論人數多少，有人的地方就會有問題，當一些問題真正出現的時候，應該怎樣面對呢？
第一，要先判斷事件的性質。教會必須承認有些事是自己處理不來的，若處理不來必須尋求協助。而在現代社會，涉及刑事的問題，教會是難以自行處理的。若有教牧和領袖觸犯涉及刑事的罪行，例如盜用公款、詐騙和性罪行等，只有執法人員才有權力去深入調查及決定應否起訴，教會難以私下解決，否則對當事人和受害者可能都會造成不公平。若為了教會的聲譽而想私下解決，是有違公義的，因為做錯事的人理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而對來說，教會若偏袒有權力或犯錯的人士，只會在受害人的傷口上撒鹽，萬一犯錯的人不知悔改，再有其他人因此受害，教會便成為了幫凶！
第二，教會雖然重視關懷和寬恕，但是否原諒當事人，教會是不能代受害人作決定的。決定是否舉報犯事者，受害人的意願最重要；而有關意願亦應該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作出。因為寬恕不等於犯錯者毋須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相反，教會應鼓勵犯錯的人真誠面對自己的過失、尋求原諒及承擔罪責，而教會亦願意承諾陪伴他面對法律的制裁，包括審訊、甚至坐牢和出獄後如何重新做人。教會對罪人可以不離不棄，但不能對罪惡視而不見，否則就是縱容罪惡。
第三，若事件不涉及刑事，而是性騷擾、欺騙感情、鉅額借貸、甚至通姦等，教會亦必須正視，成立小組去跟進。以性騷擾為例，其實不少團體亦有一些經驗和指引可以參考，只要教會肯正視有關問題，要尋求意見、甚至幫助，亦有一定的途徑，最困難的往往是教會內部未必有合宜和足夠的人手去處理。對於不少中小型堂會來說，當教會要成立小組去調查和跟進性騷擾投訴時，投訴人與被投訴的人在教會內可能都會認識大部份的同工和會友，要找出雙方都信任而又與涉事者沒有密切關係的人有時並不容易。對於宗派屬下的堂會來說，還可以尋求宗派內其他堂會協助，但對香港不少中小型獨立堂會來說，外界的支援便十分重要。如果華聯會、協進會等聯合性組織和一些大型的基督教社福機構能提供協助；律師團契或其他律師群體願意免費提供一些基本的法律意見，其實是一個美好的見證。若我們深信大家都是基督的身體，這種跨堂會的服侍是十分重要的，一個肢體受苦，其他肢體不應袖手旁觀。
對於個別牧者或弟兄姊妹犯了的過錯，正視是最合宜的處理方法。法律的歸法律、牧養的歸牧養，兩者並非二選一，而是不同的分工。教會的聲譽是要靠公平公正來建立，意圖掩飾、含混處理，反而會令教會的聲譽受到更大的損害，切勿將個人錯失變成集體罪行。
教會有沒有雙重標準？有，而且很明顯地應該有，也常常有。
面對罪的問題，教會是有雙重標準的，因為信仰與法律對罪有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教會在處理教牧和弟兄姊妹有關罪的問題時，最容易引起爭拗和批評的，正正是有時大家將教會和社會對罪不同的定義和處理方式混淆了。
以有關性的罪為例，通姦、嫖妓、婚前或同性性行為在香港社會不是刑事罪行，但在教內卻是必須嚴肅處理的罪。至於性騷擾則較為複雜，因為當中有部份涉及較主觀的感受，這些事雖然抵觸了社會上的歧視法例，但應如何處理，不同的人卻可能會有不同的觀感和處理方法，教會也不一定會完全跟隨。但是否跟隨及如何處理亦必須有一個說法，讓所有教牧同工和會眾都知道合宜的界線在哪裡。
正因涉及性的問題比較複雜，再加上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的挑戰愈來愈大，教會更應及早思量對策及教導會眾，以免在不幸出事之後，因為處理不當而令教會和弟兄姊妹蒙受更大的傷害。教會是一個對罪的行為不妥協，但是關心罪人的群體，不過，這種關心是建基於公義之上，不會令受害的人受委屈，也不會令犯罪的人逍遙法外。
近期教會內外都在討論有關性騷擾、性罪行的處理。再加上一些在信仰上不贊同，但法律容許的行為（如賭博及觀看色情物品），究竟教會和信徒應如何面對？今期《燭光》嘗試和大家一一分析。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香港獨立媒體，15-12-2017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轄下的風雨蘭熱線，去年接聽逾千個求助來電。在近500宗可跟進個案中，約六成涉強姦，四成涉非禮及性騷擾。性暴力受害人在受到侵犯時固然受到傷害，亦往往因著害怕別人的眼光，或擔心影響工作，而選擇沉默以對。
坊間普遍存在一種「指摘受害人」（blame the victim）的觀念，認為受害人受到侵犯是因為衣著暴露、夜歸、或醉酒的緣故，讓受害人不敢發聲及求助。此等對受害人武斷的指責及批判，可視為性暴力的延伸。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2015年公佈「教會內性騷擾及性別意識調查」結果，一成受訪者認為「性騷擾的發生應歸咎受害者的衣著或姿態過份性感」（11.8%）、「性騷擾的發生應歸咎受害者的警覺性不足」（10.8%），以及「性騷擾只是受害者對他人的反應過敏」（7.3%）。由此可見本港一些信徒仍存在「指摘受害人」的觀念，對預防性騷擾的意識不足。
不論辦公室、學校或教會，均有機會發生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要提升防範性侵犯的意識，支援受害者，幫助他們走出被性侵犯的陰霾，其中一個重要的態度就是不要妄下判斷。
性別歧視條例自1995年通過至今已超過20年，男女平等的觀念已植根市民心中，過往社會男女不平等的情況已大大改善。相信沒有人會公然認同性別歧視，但在條例的實際操作上卻出現爭議，問題在於大家對歧視的理解存在分歧。
最近，法庭裁定酒吧向女性提供優惠的「女士之夜」違反性別歧視條例，令社會大眾譁然。酒吧男女顧客收費不同的確是差別對待，但酒吧的目的其實不是要歧視男性，而是希望吸引更多女性入場，甚或增加男性在場內結識女性的機會。若單純從營銷策略考慮都屬歧視行為的話，不少人都覺得太矯枉過正了。很多時商界為吸引某些本來較少光顧的群體而給予的優惠，原意根本與歧視毫無關係。
另一個爭議的案件是認為「男女分隊」的升中派位模式違反性別歧視條例，所以當局在2002年改為男女合併的派位模式。由於男女的發展及學習上存在差異，在着重語文運用的學科上，小六女生往往比同齡的男生有較好的表現，所以現在第一組別學校的女生比例普遍較高，相反第三組別學校的男生比例較多，這亦令大學校園出現女多男少的現象。這又是否對較遲「開竅」的男生公平呢？
筆者在外地旅遊期間，曾遇見酒店只向女性住客提供保濕面膜，自助餐餐廳對男性收費亦較高（ 相信主要從食量考慮），但本人認為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差別對待，並不覺得被「歧視」。如果一刀切地禁止一切基於性別的差別對待，而不考慮兩性的生理差異及兩性互動的處境，又是否合理呢？有些地方因慮及地鐵性騷擾問題嚴重，而設置女性專用車廂，是否就是故意歧視男性？筆者不是要鼓勵歧視行為，但問題在於何謂歧視，社會應該容許合理的差別對待存在。
最後，平機會表示年齡歧視須正視，假若一旦年齡歧視條例通過，難道兒童及長者的乘車優惠會被視為歧視成年人？
《成報》 20/4/2016
科技改變了我們的溝通模式，由真實世界的互動，進入虛擬世界的相處。因著網絡世界的匿名性和虛擬性，網絡使用者容易放下戒心，結果招致不同的網絡陷阱，做成財物和感情的損失。在2014年，不少與性教育相關的事件，都與網絡拉上關係。
由2012年開始，因裸聊遭勒索事件開始在香港普及，及至2014年上半年，本港共出現317宗裸聊勒索案，涉及款項由數百至數萬元不等。[1] 因為裸聊勒索案通常涉及跨境犯罪，警方分別在2014年5月和8月與多個海外執法機關合作，成功偵破菲律賓裸聊犯罪集團。[2]但在警方和媒體大肆報道下，仍然有市民誤中裸聊陷阱。
與此同時，不論成年人和學生，手機應用程式都成為交友的主要工具，有部份人士喜歡藉此在網絡上尋找陌生網友傾談，甚或外出見面。有人在網絡上開宗明義招攬陌生人成為「男、女朋友」，甚至公開招性伴侶。隨著社會的性態度日趨開放，不少人亦深信願意出來與網友會面，就等於願意發生性關係。2014年底更有一名女生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相約陌生網友出外而慘遭殺害的不幸消息。[3]
另一方面，平等機會委員會在2014年中就「歧視條例檢討」進行公眾諮詢，諮詢文件提出共77條詢問問題，包括建議將「事實婚姻關係」納入為受保障的「婚姻狀況」之一。簡單來說，「事實婚姻關係」即是同居關係，如建議被接納的話，社會須在「僱傭」、「教育」、「處所的處置或管理」、「會社的活動」、「貨品、服務及設施的提供」方面，平等對待同居者和已婚人士，如在社會福利、生殖科技服務、領養、申請資助房屋等方面予以同樣對待，此舉間接改變家庭的定義。
此外，歧視法亦包含騷擾和中傷，現有《性別歧視條例》的騷擾只限於性騷擾，但諮詢文件建議擴大騷擾的應用範圍至性別、懷孕、家庭崗位和婚姻狀況。若「婚姻狀況騷擾」和「事實婚姻關係」同時加進歧視法中，學校在性教育和通識教育的課堂上討論同居現象時便要分外小心，老師或學生若表達對同居關係的批評，而在場又有人感到被冒犯的話，便有機會觸犯「婚姻狀況騷擾」。
公眾諮詢已於2014年10月31日結束，除本社發起反對事實婚姻的聯署有10萬人參與外 ，平機會收到超過10萬份意見書，預期在2015年下半年向政府提交詳盡報告。
在這年我們看到網絡文化及通訊程式對青少年以及成人有著愈來愈強的影響；此外，亦發現家庭定義受到重大挑戰。我們深信家庭與青少年能否健康成長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冀盼在新一年，家長們可以與子女建立親密的關係，讓他們在成長路上感到不孤單。
[1] 「上半年整體治安改善」，香港政府新聞網，2014年7月30日，網址：http://www.news.gov.hk/tc/categories/law_order/html/2014/07/20140730_175452.lin.shtml
[2] 「警方二度跨國打擊裸聊犯罪 菲拘八人」，《成報》，2014年8月23日，網址：http://www.singpao.com/xw/gat/201408/t20140823_524148.html
[3] 「15歲私影女 屍藏紅白藍袋」，《晴報》，2014年12月10日，網址：http://www.skypost.hk/%E6%B8%AF%E8%81%9E/%E8%A6%81%E8%81%9E/20141210/001/15%E6%AD%B2%E7%A7%81%E5%BD%B1%E5%A5%B3%20%E5%B1%8D%E8%97%8F%E7%B4%85%E7%99%BD%E8%97%8D%E8%A2%8B/162995
致力消除對不同性傾向人士的歧視是值得提倡的，但社會對需否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卻存在嚴重分歧。為此，明光社於11月23日舉辦了「如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講座，邀請持不同立場的嘉賓進行討論，當天約有130人出席。
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醫生表示平機會除負責執行現有的四條反歧視法例，[1] 亦會關注其他歧視問題，並進行倡議工作。周醫生重申聯合國建議香港訂立法例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他亦表示立法只能規管個人行為，個人思想並不會受影響。他認為歧視始於對議題不理解而出現偏見，只要藉著教育和立法，便可減少歧視的情況。
但究竟甚麼行為才算是性傾向歧視呢？性傾向條例家校關注組召集人黃偉明先生認為社會對此還未有共識。他認為多元包容的社會應能容許別人表達自己的看法——就算該看法會令人感到不快。而當人要表達對同性戀生活方式的不認同，能以理性關愛的方法，亦能以無禮鄙視的方法，但就不能一概視之為歧視行為。社會應先為歧視定義尋求共識，才討論立法問題。
一直關注同志議題的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女士表示，雖然同性戀者在房屋、稅務、家庭團聚權等公共領域上面對嚴重的歧視，但性傾向歧視其實只涉及私人領域，這已經是最低程度的行為規範模式，對個人的思想及良心自由沒有影響。
而在立法過程中可商討加入宗教豁免的條文。她認為唯有推行同性婚姻，同性戀伴侶才能在社會政策和家庭關係上獲得支援和愛護。
同性戀者是一個多元的群眾，有人擁抱同志身份，亦有人採取不接納的態度，更有「後同性戀者」選擇離開同性戀生活，並進入異性戀的關係。精神科醫生康貴華表示這批「後同性戀者」是弱勢中的弱勢。康醫生認為要真正解決歧視問題，應該從教育入手。因為制訂帶有懲罰性的歧視條例亦未必能令人真正去除心中的歧視，同時亦剝奪那些希望改變的同性戀者接受幫助的機會。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表示，對此議題沒有既定立場，但他不同意歧視法對思想及良心自由沒有影響的說法，因為人的思想及良心必然會透過行為來表達。他表示宗教和政治思想亦受到國際人權公約的保障，但現今香港的情況，政治思想的歧視比性傾向歧視更嚴重。最後，張律師指出法律賦予平機會的職能只限於執行現行的四條歧視條例，他從法理上批評平機會運用公帑做一些法例沒有授權的事，即倡議性傾向歧視立法，這其實已經超越其職能範圍，對本港的法治造成影響。
是次講座各講員主要討論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情況，我們於2015年1月3日舉行講座探討同性婚姻，我們會將活動當日活動花絮上載於本社網站(，並在下期《燭光網絡》為大家詳報道。敬請密切留意。
此活動獲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贊助，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