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

「起初，神創造天地。」「神看見自己所造的一切的確非常美好！」（創一1、31《環球聖經譯本》）

起初，神創造一切都是甚好的。今天，神再看這個世界，又會如何評價呢？

香港政府原本定於2024年4月1日起，實行垃圾徵費（全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如今延遲至8月1日才實施。不過，剛過去的4月1日有部分樓宇以「先行先試」的方法處理垃圾，效果如何？可留意傳媒報道。垃圾，如何徵費？現時很多市民仍然不清楚。法例實施後，市民若要棄置垃圾，必須使用在指定的超級市場購買的指定膠袋，收費按每公升而定，分為3至100公升，共9種容量。若有無法放進袋裡的大型垃圾，便要貼上一個劃一價11元的標籤。政府的目的是推動源頭減廢，即是通過用者自付的原則，棄置垃圾愈多，收費愈多，而費用就在購買膠袋之時收取。垃圾愈少，須用的膠袋愈少，費用也會愈少。不過，筆者認為，能有效令香港成為環保之都，鼓勵式教育是十分重要。

梁先生（化名）曾經於「綠在區區」工作，是一名環保分子；育有兩名兒子的他經常教導小孩先把垃圾分類，然後他在空餘時間送到綠在區區回收。他笑稱：「回收後有些少獎勵，然而這少少的獎勵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推動力。當然，政府若能加大宣傳，加大獎勵，效果當然會更加好啦！」雖然他上班很忙，但回家後仍要埋首處理廢物，又要教育下一代廢物分類及減廢等知識，他從不後悔，也不言累。他說：「我認為教育對下一代是很重要的，家庭的教育比政府立法更加有力量。就如我的孩子，他們在常識書已學懂三種顏色的回收桶的用處。若果沒有足夠配套，我走在街上也找不到這三種顏色回收桶的話，即使孩子學了，也只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做不到，教育及配套兩者不可或缺。」

筆者很同意梁先生的說法，教育及配套是推行環保的重要元素。筆者曾在德國生活，環保已成為德國人的習慣，就算不懂環保的人走入社區，也能立時變成環保分子。在德國，垃圾膠袋是免費提供，市民可以走進政府市政廳索取。筆者初到德國，由於配套充足，又有鄰居教導，已可自動自覺行動。至於，是誰教導我的鄰居呢？他表示，這是一代傳一代的做法。

膠樽、玻璃樽回收
德國在各個超市都有回收機器，專門回收膠樽及玻璃樽。市民買塑膠及玻璃樽的飲料時，要先付大概0.25歐元費用，稱為「押金」( Pfand)。當退回空樽後，回收機便自動列印一張條碼票，等同退回空樽的費用，當再次購物時，掃過條碼便可當現金使用。故此，在德國生活的人，儘管是遊客，都會自動自覺退回空樽。由於每間超市都有回收機器，退款又方便，大大起了鼓勵的作用，增強了參加回收的動力。

此外，德國環保工作成功，也跟一條法例有關。根據Mordor Intelligence市場調查公司發表的調查報告指，在2019至2022年期間，由於德國包裝法的嚴格要求，塑膠包裝的設計必須考慮可回收性及使用回收物料、可再生材料，故此帶動行業的積極性。根據歐盟的指令，到2025年，歐盟一半的塑膠包裝應被回收。報告也預計到了2030年，這個比例會上升到55%；德國比其他歐盟國家行得更快，目標是在2025年，有90%家用塑料包装可回收或可重複使用。他們期望到了2029年，塑膠空瓶的回收率達到90%。[1]

藍綠黃三色桶
德國也有回收三色桶（包括黃、藍、啡），黃色垃圾桶代表回收輕型包裝，即所有非玻璃或紙質包裝（例如塑膠袋、塑膠樽、罐頭等）；藍色桶代表回收紙類（例如紙袋、報紙、紙箱等）；啡色垃圾箱則回收可堆肥的廚房和花園垃圾（例如咖啡、茶渣、蛋殼、樹葉等）。政府在每星期固定的日子安排了垃圾車前往收取不同顏色的垃圾，住戶只須在指定的日子把不同顏色的桶放在路邊，垃圾車便會主動來收集。這個方法方便市民，由於每次有固定收集時間，成為了市民的習慣。

二手市場的流行
德國的二手市場十分流行，筆者曾經以50歐元賣出一部已用了10年的LG電視，也曾以10歐元賣出一部老舊數碼相機。以上的情況，在香港可能乏人問津。筆者收到這些額外零用錢的同時，也驚訝德國的環保文化。德國有很多二手店，如跳蚤市場、慈善商店（如Oxfam）等。筆者最愛瀏覽“EBay kleinanzeigen”的二手網上市場，因為在家便可瀏覽到“zu verschenken”的免費物品，又或把個人不要的物品賣出或送贈。這種循環再用的流行文化，大大減少了垃圾。

德國環保教育
教育也是推動環保的重要一環。德國由幼稚園開始，便教導學童環保意識，讓小朋友身體力行實行分類；而小學一年級學生有一本環保記事冊，記載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環保心得，讓他們更加認識環保。

現今世界，處理垃圾是令人頭痛的問題，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神創造的美好世界得靠我們每一個人盡力用環保去挽救，然後一代傳一代維持下去，形成一種文化。世界是屬於神的，詩篇第五十篇10至11節記載：「因為樹林中的百獸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雀鳥我都認識，田野的走獸也是屬我。」相信神不希望祂創造的世界受到污染和破壞。聖經沒有明言人們需要環保，因為當時社會的人未有智慧與能力製造破壞大自然的東西，至少當時社會沒有膠袋，不用包裝。在聖經中，土地是十分重要的主題。舊約提到土地的次數多達2,000次，新約則有250次；神給亞伯拉罕46次應許裡，有40次提到土地。可見聖經很著重土地，然而我們在這個時代，不斷地改變土地用途，破壞全球生態，製造更多垃圾，這是神所不願見到的事。[2]

想要改善眼睛問題有很多方法，若肝血不足，便需要是先養肝，眼睛是眼睛，肝是肝，為何護眼要養肝？原來肝血不足會影響眼睛，讓人視線變得模糊、無法對焦。牽一髮動全身，一個身體各個部份會互相影響，一個地方各個部門雖然獨立運作，但真的可以老死不往來，你有你環保，我有我「風騷」嗎？

正當香港「走塑令」即將實行之時，東九文化中心卻出現一大片LED花海，LED燈的確比傳統的燈膽「環保」，壽命長、體積小，無汞及色域豐富，但LED燈膽始終包括晶片及塑膠等不能分解的物質，如果作為美化長期置放在東九文化中心外階梯，吸引人們前來遊覽打卡，以LED燈的耐用程度，或許仍算出師有名，但只是展出三個月，這片短暫盛放的花海，將何去何從？同樣，當那些可以增加氣氛的生日帽及氣球不被鼓勵使用、4月22日後便得停止銷售時，擺放在東九門前的熱氣球又是怎麼一回事？

為甚麼連政府「自己」都環保不起來？說穿了，一切都是經濟考量。有報道稱，東九文化中心外的長階梯原本打算種植真的杜鵑花，基於「技術考慮及支出預算所限」，這個安排只好作罷。如果財赤嚴重到省得一元是一元的地步，這是無可厚非，但眼見一個康文署可以斥資5,000萬元與國際藝術團隊合作，展示逾200顆發光蛋裝置，東九文化中心外只有50萬元的假花海，無論背後基於甚麼原因，牽涉多少香港形象或金錢收益，都難教納稅人不動肝火。

在世上沒有多少繽紛會盡如人意，但有些繽紛卻來得有點諷刺。

參考資料：
〈東九文化中心LED花海｜白花添色後再加裝飾　射燈映照彩色熱氣球〉，《香港01》，2024年3月27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53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東九文化中心LED花海｜原概念種杜鵑花海　區議會預算所限變假花〉，《香港01》，2024年3月22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2639?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維港兩岸3.25起展出大型戶外藝術裝置　逾百顆發光蛋亮相添馬公園　鐘樓LED裝置展出梵高作品〉，Channel C，2024年3月13日，網站：https://channelchk.com/a/16963?utm_source=web&utm_medium=cccopylink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一個地方，嚴謹到連音樂也要禁播，你想到是哪個國度？

說的不是香港。繼1990年代執政後，2021年回朝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權，最初聲稱會有新的「開明政治」，不會重用以往的高壓手段。但事實證明，並非如此。據新一輪國際新聞報道指出，塔利班認為現代流行音樂會導致「道德敗壞」，「讓年輕人誤入歧途」，所以開始在各大城鄉舉辦「禁歌」集會，並焚燒樂器。網絡新聞的圖片顯示，在一場於赫拉特省發動的群眾集會活動中，塔利班官員將吉他、風琴和手鼓，以及音箱和揚聲器等價值數千美元的樂器付之一炬，其中許多樂器物品其實就是在該省的婚禮場所沒收的。現在，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公共場合播放音樂，甚至只是在自己的汽車行駛時播放音樂，都有可能會被道德警察截停並處罰。

其實這只是塔利班回歸後帶來眾多禁制的其中之一：1990年代塔利班第一次在阿富汗掌權期間，所有形式的音樂就曾經被禁止在社交聚會、電視和廣播中播放。自2021年塔利班再次掌權以來，他們對民眾實施了許多限制措施，包括禁止女性獨自長途旅行，禁止10歲以上女生上學，又禁止女性進入健身房和公園。7月，塔利班還關閉了該國所有的美髮和美容院。

但塔利班政權是如何定出「誰善誰惡」，可以批准甚麼？要禁甚麼？原來在他們的政權架構中有一個特別的部門，叫「勸善懲惡部」，專門掌管民眾的意識形態，宗教信仰的敬虔和忠誠。這個特別部門，源於他們的信仰背景（塔利班一詞，原是指回教中的「神學士」，他們有點像新約聖經中的「文士」與「拉比」），崇尚實行真正，純淨的信仰，在他們掌權之前的八、九十年代，一直與塔利班組織有著密切關係的沙特阿拉伯，也有成立類似的「勸善懲惡協會」。

或許這樣的「勸善懲惡協會」，原意真的是為「勸善」，但可悲的是，實行下來，往往只為「懲惡」：而他們所認定的惡，已經是到了無奇不有的地步，最初還是關於宗教和「大是大非」行為的，例如禁止巫術和美式髮型，或是強制民眾參加祈禱等。但久而久之，當去到「無事可管」之後，「勸善懲惡」就會去到無奇不有的地步：例如要求男性不得修剪鬍鬚，或是在街頭公開鞭打沒有男性親屬陪同、獨自行走的婦女等，情況和某些地方沒有犯法亦一樣會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是否驚人地相似呢？

說到禁止音樂，在新香港管治之下，《願榮光歸香港》一曲，也被認定為「禁歌」。政府聲稱因為這歌曲被多次誤播，令人誤以為是「國歌」，於是律政司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當然，除了在法律層面，還要有國安元素，筆者都不適宜在此討論事件。反而我感興趣的是，要完全禁制一首歌，香港試過嗎？真的可行嗎？

還記得2021年有學校曾在學生音樂比賽中禁止參賽者唱《銀河修理員》嗎？結果反而令這首歌曲引來更大關注，大家紛紛下載，比以前更加細味歌詞，禁歌變成了大熱歌曲！而其實自香港開埠以來，在英國殖民政府時期，絕少審查歌曲內容，就是最黑暗的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就算日軍對表演的歌曲不滿，日本酒店也只是貼上「唱抗日歌，少芳坐牢，印者派者亦然」單張警告，草草了事。

環看世界，禁歌的事的確曾發生過。例如在英國也曾有禁歌風波：因為怕人人學樂隊結他手唱唱吓歌擲爛結他，而被禁播、樂隊The Who的歌曲My Generation；又或是怕被人說成歧視他人（但到頭來是杞人憂天）而被禁播、Bobby ‘Boris’ Pickett的歌曲Monster Mash，以至不少香港人都熟識的David Bowie，他的Space Oddity及其他歌手的歌曲，都曾有被禁的遭遇。不過，這些所謂「禁歌」，都只是BBC管理層的決定，而從沒鬧上法庭，而且每首禁歌，被禁之後的情況都是一樣：正因為遭禁播，反而引起公眾更大興趣，「你唔俾，我偏要聽」，結果禁歌都變成了大熱歌，首首都變成經典。明明是想將一首歌曲禁播，卻將歌曲變成了各大音樂平台下載榜首，阻止不成，反而變成推手！

對於《願榮光歸香港》一曲，律政司於6月5日向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公眾在網上和其他平台傳播《願榮光歸香港》。在其入稟狀中，律政司要求法庭頒令，禁制任何人發佈歌曲、歌詞等，意圖煽動他人分裂國家、或將其混淆成特區國歌，或指向香港為一個擁有自身國歌的獨立國家（入稟狀中更附上32條YouTube影片，要求相關人士停止傳播）。法庭結果拒絕了政府的申請，而律政司隨即申請上訴，就大部份理據法院批出上訴許可。預料相關過程還會持續下去，按現在的形勢，大家不難預計最終禁制令也有很大機會會通過實行。

禁制令（Injunction）主要是法庭判令要求當事人或不特定人，停止去開始或禁止某種行為，從而防止特定損害發生。大家常見到禁制令的實施，如在離婚訴訟中法庭對雙方財產、行為的判令，另外還有人身保護令，或是一些現存法律還未完善情況下的臨時指令與措施等。

可是，自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就漸漸多了由親政府組織，甚或由政府本身申請的禁制令，範圍廣泛，時效更會不著邊際（舉例來說，在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政府於高院申請了針對地鐵車站，以至整個機場的「臨時」禁制令，直到2023年的今天，這些禁制令應該仍然有效），效果成疑（理論上，機場的禁制令列明，禁止任何人士在機場出席或參與機管局指定地方以外舉行的任何示威、抗議或公眾活動。如此說法，到機場迎接明星已經觸犯了禁制令，但有誰會理會呢？）。

而今次政府要求法庭頒令禁播《願榮光》，主要是因在海外舉行的體育賽事中誤將此歌當作「香港國歌」，但諷刺的是，自政府申請禁制令後，不同版本的《願榮光》歌曲「重登」iTunes歌曲流行榜的前列位置，反令歌曲被更多人收聽下載，反宣傳效果實在強大。

當一個地方，這樣又罰，那樣又不對，還會有生活，有創意可言嗎？無創意，哪會有生意？一潭死水，結果如何，實在可以想像。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長思短想：當短視與速成正在摧毀社會，如何用長期思考締造更好的未來？》
（The Good Ancestor: How to Think Long Term in a Short-Term World）
作者：羅曼．柯茲納里奇（Roman Krznaric）
譯者：孔令新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你是好祖先嗎？你留下了甚麼給你的後人？當大家看到此問題，可能會想自己有沒有樓、金銀財寶留給後人，但對本書的作者來說，人們是否好祖先，取決於他們留給後人的，是造福後人還是成為後人的禍害，作者所指的遺產，其實是指地球的生態環境，以及惠澤後人的遠見。

作者認為不少被富裕國家看不起的「部落」，都是好祖先，因為他們懂得為後人設想，位於美洲烏龜部落（Turtle Clan）酋長Oren Lyons曾說：「身為酋長的首要使命之一就是展望未來，確保我們所有的決策都顧及未來第七世代的福祉與幸福，這就是我們議會決策基礎，我們思考：這項決定能否惠及今後第七個世代？」有多少人可以思想七代的事？作者認同愚公移山的精神，即使愚公有生之年不能看見成果，但只要對後人有益的遠見，都是好的，反觀西方社會，他批評無論是政治人物或企業家，大多暴露出短視及自私的一面，他們消耗掉，用更嚴厲的詞彙來說，他們偷竊了後人的資源。

作者提到富裕國家的短視不只在於耗盡資源，亦在於他們解決問題時非常短視，例如他們發展人工智能、基因改造、納米技術、甚至因怕地球日後不宜居住而冒出移民火星的想法等，反而讓人類因著新科技而增加「生存風險」，他提到：「名列前茅的就是人工智慧系統帶來的威脅，如不受人類創造者控制的致命自主武器。」作者不相信人類可以移居火星，並批評此種想法要不得，因為這表示人類希望捨棄地球，而不是拯救地球。

為何部落可以有遠見，而富裕國家反而短視？因為雙方的想法很不一樣。富裕國家認為遙遠的未來沒有居民，他們就如當日侵略原住民的領土一樣，宣佈這為無人佔據之地，隨意搜刮掠奪其中的資源，任意傾倒讓生態環境惡化的核廢料。反觀部落，他們或多或少懷著這樣的想法：「我們的土地不是繼承於祖先，而是借用子孫。」這想法有些像基督教的觀念，把地球視為神「出借」給各世代的禮物。如此看來，地球不是當今世代所「擁有」，可以隨意處置的東西。

要如何活得有遠見，作者提議人們可以從樹木身上，反思在這浩瀚的宇宙中，人類只是滄海一粟，人類無權破壞生態系統。他也邀請大家思考死亡及死後希望如何被記住。雖然作者相信進化論，但字裡行間，他某些想法，其實與《聖經》的看法相似，他也能鼓勵大家不要只思想眼前的事，而是更多放眼於遙遠見不到的未來、及關心其他人的需要，即使這些人還未出現，《聖經》不是也教人「你們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西三2《新譯本》），「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腓二4《新譯本》）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跨性別議題以往一直被認為是性小眾社會運動繼同性婚姻後下一個要進入的里程，蘇格蘭自去年開始，大力推展性別承認法，到2022年12月終於在蘇格蘭當地議會通過立法，但英國政府近日卻表示，考慮擋下這法案，理由是法案會令英國本土法例產生矛盾，說到底英國本地就有很多人不認同法案，認為內容備受爭議。近日更因為有男跨女強姦犯最後入了女子監獄，被社會各界質疑，這類法例是否可行和合理。

蘇格蘭政府通過的性別承認法，將更改性別的方法大為放寬。以往一個人如果想改變性別，必須年滿18歲，有醫生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雖不用接受手術，但要經過兩年性別改變後的實際生活體驗，才能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法例通過後，合法更改性別年齡由18歲降低至16歲，取消必須提供性別焦躁症醫學診斷證明，仍舊不用接受手術，而生活體驗時間就縮短到三至六個月，就直接可以申請變性。。

贊成立法的人自然認為這是保障跨性別人士的人權和尊嚴，不過反對立法的人就有很多擔心，當中包括男跨女人士進入女廁和更衣室，或者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的比賽會產生不公平等等。有電視台在當地曾做調查，發現雖然大部份被訪者認為跨性別人士的情況非常值得同情，但進入具體政策，例如降低合法變性年齡，其實有51%被訪者也反對有關政策，只有31%被訪者支持。[1]

雖然新法例未實施，但近日一則法庭新聞，令更多人關注有關法例對社會的具體影響。近日一名疑犯涉嫌強姦兩名年輕女子，在上庭時他聲稱自己由男性變為女性，更索性改名，由Adam Graham變成Isla Bryson，他的打扮也變得女性化。被判罪成後，法庭在判監時表示「他」應該進入男子監獄，但因為當地監獄原來已經有守則，接受犯人以自己承認的性別去相關的監獄，最後他居然去了當地的女子監獄。

事件曝光後，連原本提出法案的蘇格蘭首席大臣Nicola Sturgeon也認為這為強姦犯應該入男子監獄。[2] 她認為任何性罪犯也不應以「變性」為理由去進入女子監獄。根據蘇格蘭的監獄服務署，當地原來每個跨性別的案件均會獨立處理，現時男跨女的罪犯中，有六人在男子監獄，五人在女子監獄。[3] 他們也向傳媒透露，如果男跨女的罪犯，沒有明顯暴力傾向的，理論上可以在女子監獄服刑，不過經此一役後，當地司法部門也承認要為此進行緊急的檢討，而Isla Bryson現階段暫時在男性監獄服刑。[4]

雖然事情暫告一段落，但不少人發現，即使性別承認條例今日仍然未完成立法程序，原來在不少政府機構，已經對跨性別人士的處理，採取十分寬鬆的態度，有報章的報道就提到，曾侵犯女性的男跨女人士，本質上就不應在女子監獄服刑。[5]  當然，有關的言論可能被指為「恐跨」，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以往恐同，說到底或許只是覺得同性戀人士的某些行為不符合社會一些人的道德規範，但今日在我們眼前的是強姦犯，如果說沒有恐懼和擔憂，又是否合理？同樣是恐，但恐懼是不是等同非理性？當中的程度是否有差別？這自可討論。

除了法庭案件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性別承認法一旦在蘇格蘭通過，那麼英國本土在沒有相關的法例下，是否也要一併承認蘇格蘭已承認的性別，還是只承認有關人士原本的生理性別？有法律界士指這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再加上當地的平等法（Equality Act）其實未有清楚指明性（sex）是否只包括生理性別，還是包括性別承認下的法律性別（legal sex）。如果接受了蘇格蘭的法例，整個法律系統就性別的定義可能要重新修訂，否則很多地方會變得模糊，容易引發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6]

最後，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也留意到，不少當地評論員認為蘇格蘭政府似乎利用性別議題作為爭取獨立和更多主權的政治籌碼，而英國政府決定用法令擋下這法例，也是非常罕見的舉動，可見當中的動機並不單純。故此，在討論議題的同時，不能排除一切也可能只是政治在作怪。

轉變中的挑戰

回望過去有時需要勇氣，因為許多酸甜苦辣會像波浪一樣，此起彼伏，令我們的心情久久難以平伏，25年對一個機構來說是一段不短的年日，當中的董事、同工、顧問和合作伙伴已有不少轉變，包括退休、移民、離職、甚至回到天父身邊，不想道別、還須道別！翻開舊照片，大家昔日的熱誠、幹勁、以至青春都能令人心動。慶幸大家曾經一起為香港、為神的國度獻上時間和心力，無愧於我們的時代，無論是回應來勢洶洶的同運、泰山壓頂的賭波合法化、糖衣毒藥般的色情暴力文化，以至岌岌可危的婚姻和家庭價值。我們曾經一起力竭聲嘶地吶喊；過百名的代表在立法會輪流發言；洋洋灑灑地以四頁全版的登報；超過十萬人的聯署；幾千名弟兄姊妹一起上街請願；日日夜夜拜訪官員和游說議員；一年到晚往學校、教會和機構分享。回望過去，難免唏噓，究竟過往所做的有沒有白費？這一切都像寒天飲冰水，點滴在心頭。

我們不會假裝過去幾年香港的變化對我們沒有影響，不會掩飾同工及友好的退休離職和移民對我們的衝擊；但感恩的是神仍看顧我們，仍有忠心的董事、同工和合作伙伴一起為守望我們深愛的香港、宣揚神的國度而堅持下去。我們雖然好像在波譎雲詭的霧中前航，甚至感到天色愈來愈昏暗，但感恩的是仍可以抱著單純的信心，努力學習在不正常的世界做個正常的人，說正常的話，做當做的事，然後安然將一切交託給創始成終的上帝。趁著25週年，但願我們能繼續持守我們卑微的願望：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詩一1-2）

山旮旯？唔識讀啊！不過如果寫作「山卡啦」，大家就明白了！

查查字典，旮旯原來不只廣東話才有。這字詞廣泛應用於中國各地的方言中，旮旯本身解作不受注意的偏僻角落，字典裡的例句就是：「他躲在牆旮旯裡。」也有作「旯子」、「旮旯子」等用法。[1]

早前香港戲院有一部關於香港山旮旯的愛情電影上映，片中講述了性格內向的男主角與五位女角交往的故事。五位女角在外形、性格背景都有不同之處，但不約而同地，她們每一位都住在遠離市區，意想不到的「山旮旯」地方。男主角在她們中間兜兜轉轉之時，導演則藉這幾個地理式的愛情故事，展現香港地域特色。[2]

當人人以為香港只是個「石屎森林」，城市生活擠迫，土地面積細小，加上地少人多……刻板印象已成定律時，總面積達1,100多平方公里的香港，其實並沒有大家想像中小。比較之下，我們長期的「競爭對手」新加坡就只有710多平方公里，香港隔鄰的澳門更只得33平方公里；另一方面，香港其實有四分三的土地還未被城市化（也就是說平日一般人活動的地方，只佔香港總面積的四分一），當中包括有郊野公園、小島、農地、山峰等，其中一些地方，交通較為不便，甚至是沒有交通工具直達，這就成為了香港的「山旮旯」世外桃源……

的確，戲中有許多「山旮旯」地點，如在新界東北角的隱世客家村落梅子林（有別於沙田馬鞍山的那個梅子林村，大家不要弄錯），真的不是一般的「山旮旯」——村落沒有道路交通，村民出入村落，只得先徒步兩個多小時到「有車路」的烏蛟騰村（其實這村本身都已經相當山旮旯），又或下山到附近（說近也要半小時）的荔枝窩村，再轉船到沙頭角禁區，遊人若要入村，就只有等逢週六週日每天只開一班的街渡，到達荔枝窩後再上山去……而在這偏僻到不能再偏僻的村中，村民近年毅然努力復村，並邀請自然藝術家葉曉文駐村幫忙繪畫壁畫，經過大家的努力之下，原本已破落的梅子林，居然變成了恍如陶淵明〈桃花源記〉中一個沒有壓迫，自給自足，人人自得其樂的小地方，實在是與今日香港社會有著十分鮮明的對比，親臨當中，真的感到有陣「仙氣」。[3]

可是，正如〈桃花源記〉中所言：「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桃花源裡的人對外來者漁夫說：「這裡沒有甚麼特別，不必和外人多說。」）再好的地方，只怕一被香港人知道，大家喜歡趕熱潮，「一窩蜂」到來郊遊、打卡，村落和附近環境因為不勝負荷而被破壞，這就可惜了。事實上，近年在疫情下，以往愛去外遊的香港人，因著種種的檢疫、隔離限制，連「出外透透氣」的機會都沒有了；結果，大家由外遊轉為本地遊，酒店渡假（staycation）、郊遊就成為大家假日的節目了。

然而，大自然並不是主題公園，既不能設下來訪人數上限，而就算過了容納極限（carrying capacity）而不勝負荷，該區的動物被騷擾、植物被踐踏而受傷，大自然都不會懂得向你投訴，向遊人落閘。事實上，以往就真的有一個新界村落，因不勝遊客騷擾和其他原因，索性封村，不讓遊客進入，這實在是「雙輸」的局面。[4] 另一方面，香港面積，景點畢竟有限，當多數的郊野公園和熱點都去過了，熱愛探索的香港山友們，近年便更熱衷去發掘各區的「秘境」，這些「山旮旯」秘境，處境就更危險了……

說到「旮旯」，其實不一定都要在山上的。事實上，電影中的男主角和兩位死黨出身於「茶果嶺」，此處就正正不是在山中的「旮旯」，而是香港甚少見的城中村之一。位於觀塘與油塘之間的茶果嶺，相信除了附近的街坊，就連居住隔鄰的觀塘，甚或麗港城的朋友也鮮有前往。此地得名，原本是因為山上長有大量茶果樹（其實是用作包茶果的血桐樹，而不是茶樹）而得名，當地幾個山頭，也是以往人手開採的石礦場，出產的花崗岩和高嶺土曾廣泛供應香港和外地建築工程使用，其中著名的例子，有位於廣州市中心，以哥德式建築的聖心大教堂，就是用上了茶果嶺及牛頭角的花崗岩砌建而成。

可惜的是，村落就算幾隱世，幾有歷史價值，在香港「發展」壓倒一切之下，這些難得的城中秘境都難逃「重建」的命運。事實上，香港政府於2019年宣佈，將會清拆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以興建公共房屋；而鄰近的前石礦場則有不同的發展商參與計劃，未來也會建成新的「將藍隧道」。茶果嶺在未來幾年，或許也會像以往被清拆的城中村——如九龍寨城、衙前圍村、大磡村等，因著發展之名，原來的社群村民，也得被放棄。

正如電影中所言，香港真係好靚。「山旮旯」，大家趁還擁有的時候，敬請珍惜。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其實熱浪是年年都會來訪一次，分別在於有多熱多長，但今年的熱浪卻來得特別早、特別熱、特別長；是移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熱得這麼厲害。究竟有多熱？從我們的生活日常就可見一斑。

每次到超級市場買菜必定要特別早出門，希望盡量在9時前回家，情願與趕返工的人一同爭，也不願被太陽熱溶。每次早上做完農務或家居清潔維修等工作都要沖凍水涼，雖然只是早上9時許，也兼水不夠凍；這是我們來美這麼多年罕有地這麼大清早就要降溫呢。因為天氣太熱，蟻兒們都徵用我們的家作避暑中心，正要在車房找瓶滅蟻藥水時，發現藥水的膠樽已熱溶了；這是第一回的罕見意外。罕見事件不但在車房出現，還發生在屋內呢！我們本想把存放在近窗邊櫃內的花肥粉拿來用，怎料打開膠袋包裝，發現花肥粉因太熱溶化了變成糊狀。最罕見的還是發生在閣樓(attic)的意外──熱水爐設計是座落在閣樓裡的，其水箱的開關掣和連接柱都是用膠做的，因為太熱溶化了連接柱，開關掣便脫落了，因而水長流。水由天花流到牆身再到地氈，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我們從沒想過意外可以這樣發生的，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滑稽。

除了太熱，還有太乾旱。每年6月都總有一場大雨滋潤大自然；讓它們好作準備迎接7、8月的旱季。雖然說是旱季，但間中總會有場大雨讓大家可以喘息一下。可是，今年由5月至今，已足足三個月沒有下過一場正式的雨。每次即使天氣預告會落雨，打大雷，閃電，烏雲密佈，就馬上把家中所有大水桶都拿出來準備「裝水」，以為可以為一星期多天超過華氏100度的酷熱降降溫，為大自然補補水。可是願望至今仍然落空，現在我們都不看天氣預告了。由於我們住於較偏北的地區，每次聽到別人的區域有場小雨，都會心生「嫉妒」。

前後園的草坪和園中的花和瓜果因為太熱，部份都焦死了；中午時需要額外補水。在國慶節(Independence Day) 那天，未天光就趁未熱去了一次遠足，樹林裡原本翠綠的植物有些都枯乾了，甚至求生力強的野草也不能倖免。

近來有一種強烈的人類與大自然爭資源的感覺；人類豈可獨自享用和任意調配天然資源？本來可以開著大冷氣、沖多幾次凍水涼或淋多幾次屋子的外牆就可以降低「難頂」的高溫，可惜供電公司怕人人搶電用而增加原本已緊張的電力負荷，引致電力中斷和交通癱瘓等。故此，供電公司都要求大家於最熱時段(下午2時至9時)幫忙節約用電。另一方面，由於大旱，縣(county)都發出節約用水通告；團體亦呼籲和教育大家如何節約用水。^[1] 可是，如果我們響應這些呼籲，就得捱熱；還要面對管理公司投訴草皮焦死和日後需花錢花時間重鋪，甚至被罸款。疾病控制中心就呼籲有需要人士到避暑中心、商場、公共圖書館避暑及教大家了解因炎熱天氣而引起的致命疾病。^[2] 畢竟炎熱高溫是與全美天氣有關而導致死亡的第一殺手。^[3]

多宗山火恰巧發生在熱浪之中，帶來了本年最熱的溫度，^[4] 多處地方發生山火，如：名勝Yosemite National Park，德州的Chalk Mountain等，均造成許多的生命和財物損失。此外，炎熱高溫乾旱的天氣又增加了發生山火的風險，如是者惡性循環。罪魁禍首是全球暖化？誰又是造成全球氣候轉變的劊子手？

聯合國環保署(UNEP)指出減低與農業相關的甲烷排放量有助對抗氣候變化，因為農作業是甲烷排放主要來源。例如改善稻米耕作和飼養生畜的方法、選擇從植物中吸收蛋白質以減低對肉類的要求等等；這樣有望達到巴黎氣候變化協議的目標。^[5]

另外有團體指出科學界有共識表明，畜牧業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4.5-16.5%，導致重大環境退化(如：失去生物多樣性和森林砍伐等)。他們建議人們多些嘗試植物性食譜，減少對肉類、乳製品和蛋的需求。透過選用富含植物性的膳食方式(Plant-Based Eating)，這才是最有效的氣候減緩措施之一，並能從健康和環境角度獲得多種好處，同時亦可顯著地降低動物在工廠化農場(factory farms)裡受苦。^[6]

同時亦有團體指出，在全國的所有農業用地中，80%用於飼養動物和種植飼料。此外，可用水中有近一半用於飼養動物。再者，數十億隻雞，火雞，豬和牛擠在工廠化農場中，無論是牠們在消化過程中還是從裝滿糞便的數英畝污水池中都產生了大量的甲烷。況且從動物中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需要投放11倍的化石燃料 (如：石油和汽油，它們是造成氣候危機的主要氣體) ；而在其生產過程中所釋放的二氧化碳是從植物中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的11倍。^[7] 可見要付上很龐大的環境代價才可以使市場的肉類供應充足，但卻要迎來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應如何取捨與平衡？

其實現在也有很多以植物(Plant-Based)為主的食品和日用品，如洗頭水護髮素、沖涼液、洗潔精、洗衣粉、衣物柔順劑、清潔用的百潔布和擦子、運動健將愛吃的蛋白質粉、牛奶和蛋、嬰兒紙尿片和濕紙巾、嬰兒配方奶粉等等。最近有一家餐廳剛剛於全國約600間分店加入了植物做的香腸於餐單裡，讓客人有多一些非肉類的選擇。新款香腸被命名為Impossible Sausage，每份含6克蛋白質，比一般香腸少45%卡路里和60%脂肪。^[8] 雖然新營商手法一推出，招來不少負面網評，但亦有資料顯示於2021年，植物性食品的銷售額達到74億美元，自2018年以來增長了54%，^[9] 這是否證明了植物性產品將會愈來愈佔領市場？

另一方面，有團體建議每週吃一餐植物性食物運動(Go Plant-Based Once A Week)。^[10] 行動包括在一年裡每週，自己少吃一個漢堡包改以吃植物食品(相等於不開車320英里路程)，整個家庭選一天不吃肉和芝士(相等於不開車五星期)。假如人人家家都樂意響應把食肉為主的膳食模式稍為調節一下的話，相信可以減輕不少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等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壓力。

當然除了食方面，還有用電量、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因素構成氣候變化。^[11] 故此，我們都可從節省和善用能源著手，如：考慮用車安排(car pool[12]、預先策劃行車路線減少開車次數)、採用公共交通工具、選用綠色電力供應計劃(Green Energy Plan)、在屋頂裝太陽能電池板(Solar Panels)、在窗外加裝遮陽簾(Solar Screens)等等。

其實只要多動腦筋總不難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去改善氣候變化，但問題在於有多少人不嫌麻煩、願意為氣候變化出一點綿力？又有多少人重視(care)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願意成為持份者之一？

詐騙大學：有錢便來者不拒

最近北美基督教會爆發了不少性醜聞，例如加拿大超級教會The Meeting House有四名牧師因為涉及38宗性侵案而被捕；在美國方面，有充分證據顯示基督教音樂家克里斯．賴斯（Chris Rice）曾經性虐待男童，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是今年5月美南浸信會聘請的獨立調查公司發佈了一份長達20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20年美南浸信會高層掩藏了許多神職人員性侵的罪行。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樁程度比較輕微的教會醜聞：今年6月23日，拜登政府宣告取消向就讀「詐騙大學」（Predatory for profit universities ）學生提供的60億美元助學貸款，預估約20萬債台高築的學生不需要還款，教育部長卡多納表示，這是對各方都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所謂「詐騙大學」，是指以牟利為目的之學校和職業訓練機構，這類大學的收生門檻很低，他們的招生部門使用誤導性訊息來促使人註冊入學，例如承諾學生在畢業後將會前途光明，於是很多人向政府借出龐大的學生貸款，但結果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畢業，就是在畢業後並沒有得到期望的高薪厚職。一群受害的學生在集體訴訟案 Sweet v. Cardona 中投訴：他們付出高昂的學費，換來的只是劣質的教育，在這訴訟案中150間美國學府榜上有名，這包括了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德福瑞大學（DeVry University）、大峽谷大學（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上述最後一間是基督教大學，以學生人數而言，大峽谷大學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

有別於性醜聞，筆者對基督教大學抱著比較諒解的態度，說實話，世界上有很多種比辦學店更加有效的詐騙手段或者賺快錢方法，我相信起初辦學者可能懷有崇高的理想，但為甚麼後來卻會淪落到如此田地呢？讓我們回顧這類大學的歷史。

大峽谷大學：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大學

大峽谷學院於1949年在亞利桑那州成立，起初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當時亞利桑那州美南浸信會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大學，讓當地浸信會信徒有機會在就近讀書，而毋須前往遙遠的德克薩斯州或奧克拉荷馬州去入讀浸信會大學。然而，大約20年前大峽谷大學面對嚴峻的財務困難，於是董事會於2004年將大學出售，使其成為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學院。為了生存和擴展，大學當局支付予招生員工的獎金和他們招攬的新生人數掛鉤，這違反了教育部的禁令，因此，在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大峽谷大學，最終大峽谷大學就此案達成和解，支付了520萬美元罰款。

事實上，大峽谷大學的招生方法值得商榷，根據College Board 2021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大峽谷大學本科生可以在八年內畢業，而全國的平均數是57%；這並不是一年半載的現象，根據 IPEDS 的數據，由2013年至2019年，大峽谷大學的學生畢業率遠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數和其他院校，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2019年76%的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學生可以在四年內畢業，在大峽谷大學只有22%！大峽谷大學是來者不拒，只需要有錢交學費便可以註冊入學，絕大部份學生得根本沒有足夠程度去讀大學，他們無法畢業是已經預知道的。同樣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不齒大峽谷大學的做法，所以拒絕在任何運動中與這大學比賽。

自由大學：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

其實，有不少美國基督教大學亦經歷過類似的財務困難或者醜聞，例如位於維珍尼亞州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歐路．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自由大學是保守派牧師科威爾（Jerry Falwell ）於1971年創立的福音派學院，他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維護傳統信仰價值的高等教育。但是，1990年代自由大學開始陷入財務危機，科威爾牧師聘請他的兒子小科威爾去力挽狂瀾，小科威爾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例如在廣告中列出每學分的學費，而不是每門課程的學費，這樣看起來學費不算昂貴，在小科威爾苦心耕耘之下，從2012年起，自由大學成為全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督教大學，直到2018年才被大峽谷大學超越。

然而，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自由大學的招生部門有 300 人，他們要每天招收至少八名新生入學，其中60名工作人員專門針對軍人，因為軍人更容易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自由大學的學生在聯邦政府學生貸款排行榜中排第六。

歐路．羅伯茨大學：以死要脅的屬靈勒索

1962年，歐路．羅伯茨牧師於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南部創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1978年他又在大學興辦醫學院，並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信仰之城和醫學研究中心。但是，過度擴張令大學賬簿被紅墨水掩蓋，1987年，羅伯茨牧師宣佈，除非他在 3 月之前籌集到800萬美元，否則他會蒙主寵召。最後期限來到的時候，他表示這筆錢已經籌集到了，一位善長仁翁捐贈了所需金額的最後150萬美元，不過，最終其醫學院和研究中心在1989年仍然因為敵不過財政挑戰而關閉。

在本世紀初，該大學再度陷入財務困境，負債超過五千萬美元，但這一次繼任的校長再沒有說籌不到錢便會被神召回天家，也許這是因為「招式用老」，幸好信奉基督教的Hobby Lobby家族先後向該大學捐贈了幾筆巨款，它才渡過難關（如果你的教會或者機構需要資金，請你聯絡Hobby Lobby）。

結語

性醜聞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開脫的藉口，不過，很多基督教大學原先都有崇高的理想，無奈，現實的挑戰會令人變質。若果只是經營一盤生意而捱不起虧蝕，那麼大可以關門大吉。然而，基督教事工都是打著信心的旗號去創建和向前邁進，如果打退堂鼓的話，這好像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假如硬著頭皮再衝向前，便可能會出現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例如大峽谷大學和自由大學濫收學生，歐路．羅伯茨牧師以死要脅，無可置疑，這是一種道德勒索或者屬靈勒索（「若果你不向我捐錢而任由我英年早逝，那麼你就是不重視神的事工」）。

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常常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同樣道理，何不一分信心做一分事工？

「就算分開，仍然能相愛，你願永遠等待……誰為我今天流離所愛，愛願放置於心內」[1]

若你能馬上把上面的歌詞唱出來，大概你跟筆者一樣，曾生活在一個仍有「廣播劇」、仍有「想像空間」、仍有「理想」及「夢」的時代。「為了學業　為了不羈理想，迫於掉低這份愛」。過去青春追夢的掙扎，今天還有這樣的「閒情」嗎？

往日的「流離」絕大多數是自己主動作的決定，今天的「流離」不少是為勢所迫。沒有太多的部署計劃，更談不上甚麼「不羈理想」，所相同的仍是「迫於掉低這份愛」。要「掉低」所愛的人或事，別了成長的地方，「流離」異鄉，能撫平傷口、獲得療癒已不容易，更遑論能否重新尋找到「愛」。

曾生活在同一時代，擁有共同經歷的人，不僅容易走近，關係亦更顯密切。對一些人來說，當日「手足」之間的豪情氣概、以命相扶；「爸媽仔女」相稱的關懷、營救。縱然，漂泊流離或處身於天涯海角，那管是偶然的遇上，只要談到昔日片段的種種，相近、相知、相識，一份互為彼此的關係油然而生。

欠缺「同生共死」的經歷，哪有「至死不渝」的愛？

過去兩年多，「流離」在外的香港人，雖說不上有「同生共死」的經歷，但曾有過相近的遭遇，或對自身、家人有著類同的擔心，甚或是對自由擁有相同的渴望……。彼此在異地遇上，不管是在超市百貨，或在食肆公園，甚至是鬧市街角的行人路上，只要一聽到「廣東話」，就自然地攀談起來：「香港人？」、「幾時嚟？」、「住得慣唔慣？」、「一個人嚟？還是同屋企人一齊？」、「再聯絡，你個WhatsApp仲有無用，加個signal或line都可以……」，縱然是萍水相逢，但卻有一份難以言喻的親切。

基督徒可算是一個「慣性」流離的信仰群體。或是出於外在的逼迫，要逃亡避難；或是出於天國使命，自發的宣教行動。身在不同的地方，體現「天國子民」的同共身份及價值。初代信徒，在羅馬管治下，就是經歷著「互為彼此」、「同生共死」的關係。他們堅持以「天國」的法則來成為其生活的日常標準，就是不妥協於當代的文化、價值觀，堅持以「愛」來回應當權者（包括猶太宗教領袖及羅馬政權）的種種逼迫，決意藉著「彼此相愛」來讓人認出他們是「主耶穌的門徒」。「基督徒」活現出另類的生活形態，從安提阿起，不僅給別人安插了一個帶有嘲諷性的稱謂，亦成為了對當代社會、制度的一種無形的挑戰。

今天，「流離」在外的香港基督徒，因著類似的經歷及相同的信仰，亦是較為容易走近。在台灣，有本地教會增設廣東話的崇拜，亦有新開辦的香港人教會，也有以香港人為主，亦歡迎台灣人參與的同行團契，各盡其職，為要凝聚「流離」異地的港人。雖則同是圍爐取暖，但作為「天國子民」，活在世上理應有多一層意義，就是叫人認出到這一群「彼此相愛」的群體，不僅是「主的門徒」，更可以讓人見到，同是「流離者」的我們，可以藉著上帝的愛與安慰，得以撫平創傷、獲得療癒，在主耶穌留下的平安及喜樂中，重新尋找到「愛」的可能。

「流離」仍盼望著「所愛」，舊地的人或事總是叫人魂牽夢縈……「誰都不可以再分開，不想擔心這是否錯愛，你話過任何時候需要你（需要我），重新可開始這熱愛。」不管是「需要」或「被需要」，愛在任何時候，只要你（我）願意，也是可以重新開始。

每當新年來臨，很多人都期望新的一年有新的氣象，萬物可以更生，世界變得更好。小女孩瑪法達也不例外，某一個早晨，她睡醒過來後馬上興高采烈高聲問道：「世界上的飢餓和貧窮都結束了嗎？核子武器完全禁運了嗎？」她一邊提問，一邊走向正在吃早餐的父親身旁，父親回答她：「這這……個，孩子，沒有呵！」瑪法達立時開心不起來，高聲呼喊：「幹甚麼要換一年？」對於這位心繫世界的小女孩來說，世界沒有變得更好的話，過新年又有何意義。

瑪法達是由阿根廷漫畫家季諾（Quino）「生」出來的漫畫人物，故事的開始就講述瑪法達要入讀阿根廷幼稚園，展開她的人生旅程。雖然她生長在1960年代的阿根廷，算是上一個世紀的人，但她所面對的世界，今天看來仍能帶給人們莫名的熟悉感，瑪法達身邊的小朋友，相信再過幾個世紀，「他們」還是會在地球上出現：覺得金錢最重要，滿腦子只是想著賺錢的「馬諾林」；明明學習能力不差，卻總愛拖延的「菲力普」；一心只想成為「闊太」之後生孩子，傾慕富人厭人貧的「蘇珊娜」等。

瑪法達所處的時代，有些國家正在打仗、大國之間彼此角力，社會充斥著貧窮、通貨膨脹、空氣污染嚴重、國民只想往外跑等情況。時空不同，世界的問題或許換了模樣，但卻同樣足以讓人們擔心這一顆生了病的地球，就如瑪法達一樣。

瑪法達如很多小朋友一樣，也愛問為甚麼，她口中的為甚麼很多時讓大人詞窮，卻又值得大人深思。例如她問爸爸，「明年」存在嗎？爸爸反問：「存在甚麼？」瑪法達回答：「『明年！』真的有明年嗎？還是跟大家講的東西一樣，說來總也不來。」爸爸開始受不了，反駁說：「可是，瑪法達，明年怎麼可能不來嘛！」瑪法達認真的問爸爸：「你親眼看到了？」是的，沒有親眼看見，誰能確定「跟大家講的東西」一定會來？短短一番對話，瑪法達的問題已可化身為政治問題、哲學問題、科學問題，甚或人生問題等。

瑪法達雖然是一個小女孩，但誠如第一個「教」她說中文的三毛所言：「瑪法達不是一個簡單的小孩子。」把瑪法達介紹給中文讀者的已故作家三毛，在代序中提到此漫畫書是「高度的幽默，這種幽默，深者見其深，淺者見其純，無論哪一個年紀的人，用一點點心思去看，都會禁不住的笑起來……」

在這個需要等待好消息的年代，何不幽默一下，借一借瑪法達的眼光去看一看這個天下。

2021年11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媒體與傳播系以網上問卷形式訪問了1,501名20歲以上的香港市民，了解他們對於動態清零（清零）及與病毒共存（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取態。結果發現，有34.9%的受訪者傾向堅持清零，有50.8%的受訪者則支持共存，另有14.3%的受訪者表示中立。[1] 至今，清零還是共存這兩種防疫政策的方向還有不少人在討論，無論現在選擇哪一方，從以前到未來，其實都需要看病毒如何說。

先來談談清零。一直以來，中國政府都主張清零。按中國政府的說法，「清零」並非指到追求零個案。根據國家衛生健康委主任馬曉偉的講法，「『動態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2] 中國的清零政策相當嚴厲，以上海為例，為了截斷傳播鏈，採取封城、封區，並且進行多次全民強檢。[3] 若發現輕型病例及無症狀感染者，當局會集中在隔離點收治，如果病情加重，則轉移到定點醫院接受治療。[4]

至於共存政策的光譜則很闊，不同國家有不同策略。以新加坡為例，在2022年3月23日新增8,94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的情況下，她在4月1日起生效的措施仍然容許入境新加坡的旅客可獲豁免隔離以及接受快速抗原檢測，只要他們基本上符合政府的疫苗及病毒檢測要求。在2022年的3月29日起，該國亦開始放寬室內或室外活動的防疫措施。[5] 對於確診者，新加坡自2021年8月底開始，早已試行居家康復計劃，[6] 到了 2022年2月16日，不論是否接種疫苗的三至69歲的確診者，以及完成接種疫苗的70至79歲患者，已符合居家康復計劃的資格，可在家休養。[7] 適合居家隔離的確診者，一般來說，三日後若自行檢測的抗原快速檢測呈陰性，便可以恢復正常活動。不適合居家康復人士，則會轉移到合適的護理中心。[8] 2022年2月18日後，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的自我健康監察日數亦減至五日。[9] 至於新西蘭，亦有採取自我隔離措施，[10] 而之前實施有關使用疫苗通行證及其QR Code政策，已於2022年4月4日11時59分取消，並且不再強制疫苗接種。[11]

新加坡及新西蘭並非一開始便選擇共存，新西蘭也曾屬於嚴控疫情的國家，2021年8月，當該國的奧克蘭出現第一宗新冠肺炎個案（疑似Delta個案），新西蘭總理Jacinda Ardern快速封鎖奧克蘭七天，而國家其他地方亦封鎖三天，確診者到訪過的沿海小鎮Coromandel則需要封鎖七天。全國採取最高級別的封鎖：關閉所有學校、辦公室和商業處所，僅保留最基本和必須的服務。[12] 而在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嚴峻時，政府於是4月至6月啟動「嚴格阻斷措施」，關閉國境、停課，禁止私人與公共集會。雖然期間會因應確診個案數字而有所調校，但基本上高度抗疫仍是主調，直到2021年後6月開始，新加坡開始為共存鋪路。[13]

新西蘭及新加坡選擇共存，可能基於抗疫疲勞，也出於經濟考慮，但絕對不是所謂的「躺平」，又或是罔顧人民生命而下的決定。其實，無論是清零，還是共存，國家都是用「計數」的方式去下決定。要計算的項目有很多，但負責任的政府除了要計算經濟損失，更重要的是計算因新冠肺炎帶來的死亡人數。

新西蘭政府於2021年需要嚴陣以待，因為那時候，Delta變種病毒的殺傷力不容忽視，根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的數據，當時新西蘭只有20%的國民完成了接種兩劑疫苗，接種一劑的人民只有33%。[14] 新西蘭當時不走向共存是完全正確的。到了2022年Omicron變種病毒出現，其傳播力雖強，但殺傷力相對較弱，而國民已有95%完成疫苗接種，[15] 確診者死亡率又極低，新西蘭似乎沒有理由繼續以高成本進行清零。

至於新加坡政府，走向共存之路之前更是已作步署：2021年6月，該國政府開始打造共存藍圖，首先是推高疫苗接種率；其次是讓「檢測」更方便、普遍、讓人更舒服及節省時間，於是不再使用PCR核酸檢測，而是推行快速檢測，在同年的7月5日起，更有慈善機構免費贈送每個家庭一個血氧計，供民眾自行測量，方便他們及時就醫；三是「治療」同步進行，不斷研發新療法、藥物，降低死亡率。根據「用數據看世界」的資料，該國死亡率僅有0.6%，是全球最低之一。[16]

中國與新西蘭及新加坡一樣，都堪稱抗疫模範生，特別是抗疫初期能快速封城，其後當世界大部份國家陷入混亂時，中國的死亡率不高，市面很快回復正常，GDP還能有所增長。或許是過去的成功使中國堅持清零，國家衛生健康委副主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在2022年3月1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發佈會中曾表示「疫情防控的『中國經驗』保障了我國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促進了經濟的增長」。他又提到「『動態清零』的目標是追求以最低的社會成本，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住疫情」。[17] 不計算封城而來的物流或生產貨物的經濟損失，單從醫療人員、民眾的薪酬、測試劑等成本來計算的話，比起其他國家，中國的確有資格做到低成本抗疫。對比英國，光是在2022年1月，花在新冠病毒的檢測工作相關的費用就高達20億英鎊。[18] 不過，中國最關注的是死亡率，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著名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專家曾光就曾在2022年2月28日發文表示，中國過去的自然感染率低，他明白這正是軟肋所在，由於中國完全靠疫苗接種建立免疫屏障，人群自然感染率比西方國家低千百倍，這表示難以達到群體免疫。此外，加上疫苗接種尚有漏洞：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的疫苗接種率還不夠高，而已經打了疫苗的人在數月後抗體可能已經减退，第三針加强針還沒有弄好，特別是國際公認的「溝針」在中國才剛剛起步，還有的是Omicron的變異株BA2的出現，它對兒童更具攻擊力，其危害性尚待進一步評估，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曾光指出中國不宜與共存隨之起舞。[19]

清零還是共存，不同國家的確需要因應自身的情況及條件作出選擇，而所有的措施其實都不完全由人決定，還是病毒說了算。就如2020年初，英國政府一早便想群體免疫，主張不封城、不戴口罩、不管制國境等策略，最後還不是因著過多死亡人數與對國家的公共衛生服務造成巨大壓力要向病毒低頭，採取較為嚴厲的防疫措施。[20] 病毒一旦有所轉變，今天選擇共存的國家可能都會收緊政策。新西蘭總理Ardern表明如果世界出現可以逃避疫苗或更致命的變種病毒，用作追蹤接觸的QR Code將再次發揮關鍵性的作用。[21]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2022年3月就曾表示，政府非常小心地判斷放寬限制的程度和速度，政府不能給醫護人員帶來不可能應付的負擔，以及危及許多急需治療的病人。[22] 面對Omicron疫情，中國曾調整抗疫政策，如把「出院後繼續進行14天的隔離管理和健康狀況監測」改成了「解除隔離管理或出院後繼續進行七天的居家健康監測。」[23] 方艙一旦爆滿，中國亦有可能實行確診者居家隔離。[24] 抗疫成本到了社會不能負荷的時候，相信任何政策都無法一成不變。

共存、清零、還是中國式清零，其實名目是否真的如此重要？還是各地政府應撇除政治及面子的考量，只專注於病毒的走勢，虛心地計算自己有多少能力及資源，在推出防疫政策時做到靈活變化兼不離地，以致既能保障市民生命之餘，亦能顧及民情、民生，甚至民心？抗疫成本除了要顧及市民的身體健康外，其心理、精神健康，其實都是相當寶貴且需要受到重視的。香港曾有不少人放工後在寒冬中排隊數小時接受強檢、退休的老人在醫院外面冒著嚴寒等待著見醫生，從經濟角度來計算，這些成本可能都不高，但對當事人、其家屬或旁觀者來說，其實非常難受。身寒，贈衣還能解決；心寒，卻是難以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