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幫助和關心曾墮胎的人士

面對意外懷孕，許多女性會感到非常焦慮與不安，當父母得知女兒意外懷孕時，往往亦感到手足無措；而部份當事人則會因社會、家庭和經濟的壓力而掙扎，考慮應否繼續懷孕。其實，這些女性及其家人不必獨自承擔壓力，因為只要願意尋求幫助，他們總會尋找到出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弱勢孕婦的需要，本社訪問了基督教機構「小小生命」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媽媽，與大家分享弱勢孕婦的需要、心路歷程，以及如何可以成為她們的同行者。

守護生命的使命

小小生命的發起人及總幹事杜慧妍傳道表示，香港的墮胎情況相當嚴重。她深刻體會到墮胎帶來的問題，包括抑鬱和迷失，因為她有過這樣的經歷。透過閱讀聖經，她看見生命的價值，並在神的呼召下成立了小小生命。這是一個建基於基督教信仰的機構，專注於支援任何年齡的弱勢孕婦、其伴侶和家人，紓緩他們面對因懷孕而產生的壓力。隨著工作的推展，數位同工因自身的經歷或對生命的熱愛而加入，形成了一個用愛心陪伴懷孕女性的團隊。

帶著勇氣尋求協助的媽媽

這些年來，小小生命與不少在困境中的女性同行，其中一位機構持續關心、有未婚懷孕經歷的媽媽，分享了她的故事。當她得知自己意外懷孕時，年紀已不算輕，並已投身社會工作。她從未考慮過當媽媽，更感到徬徨無助，她為到選擇繼續懷孕還是進行人工流產而掙扎，於是她鼓起勇氣主動聯繫小小生命尋求幫助。她表示，小小生命的同工並沒有僅僅將她視為求助者，而是像朋友般跟她分享類似的經驗，令她感到被關心，同工亦了解到她對懷孕的想法和擔憂，這令她感到很安心和被理解。在同工的建議下，她進行了產檢，透過超聲波檢查，她聽到腹中胎兒的心跳聲，感受到小生命的珍貴，最終她決定成為單親媽媽，撫養這個孩子。

她感謝小小生命同工的陪伴，讓她平安走過整個懷孕過程。她鼓勵遇到意外懷孕情況的女性，將這經歷看為人生眾多經歷的一個部份，若感到困惑或焦慮，應尋找能理解她們處境的人商量，並靜下來聆聽內心的想法。她發現許多女性仍未能獲得幫助，故希望分享自己的經歷，讓她們明白到自己並不孤單，而且有很多人是願意提供協助的。

深刻的前線經驗

而杜慧妍傳道則分享了一次深刻的前線經驗。一位懷孕女性在偏遠的地區獨居，面對不友善的僱主，她因懷孕而受到歧視，最終甚至被僱主找一些「理由」，將她即時解僱。小小生命的同工曾經陪她到不同部門求助，並為她祈禱；可幸的是，最終她獲得教會的支持，籌集到金錢聘請陪月員照顧她和初生的嬰兒，渡過難關。這位媽媽現在不僅能照顧孩子，還主動關心其他有類似經歷的女性。

小小生命資深關顧幹事蔡潔霞女士則分享到另一位年輕媽媽的故事。在得知自己懷孕時，這位媽媽仍是正值求學階段的年輕女孩，甚至已經與男友分手；因著基督徒的身份，她不敢告訴他人自己的情況。她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小小生命，同工陪伴她去看婦產科醫生，在進行超聲波檢查時，讓她聆聽到胎兒的心跳，她感受到胎兒的生命是寶貴的。最終在牧者和家人的支持下，她選擇將胎兒生下來；在考慮到孩子的將來時，她和家人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將孩子交給適合的家庭領養。

小小生命資深輔導員李惠婷姑娘則分享到另一位媽媽遇到的困難，這位媽媽雖然已婚，但她在懷孕前已育有兩位有特殊需要的年幼孩子，她和家人住在沒有升降機的唐樓，日常生活忙碌，疲於奔命。面對再次懷孕，她感到焦慮，又掙扎於是否繼續懷孕。小小生命的同工了解她的情況後，不僅陪伴她接送孩子，還將她的情況轉告了附近的教會，令她獲得了不少支援，而她第三名孩子亦已出生，這位媽媽亦與教會保持著聯繫。

在這些故事中，我們看見弱勢孕婦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小小生命的同工深信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藉著禱告，總能看見上帝的愛與恩典，並透過機構或教會向弱勢孕婦伸出援手，與她們同行。小小生命鼓勵有需要的女性放膽求助，因為同工是非常願意持續陪伴她們的。

情感缺失與關係的重建

杜慧妍傳道特別提到，部份社福或醫療人員可能認為弱勢孕婦因經濟壓力和缺乏支援而難以處理生活問題，因而主張墮胎，這與小小生命同工認定生命是寶貴的看法很不同。另外，她認為部份弱勢孕婦面對的問題不僅是資源不足，而是沉溺於不健康的男女關係，這可能是源於她們曾經遭受父母的厭棄和拒絕，導致情感缺失和人際關係破裂。她強調，這些女性需要與上帝及他人重新建立復和的關係，透過牧者和弟兄姊妹的愛與接納，學習發展健康的人際關係。小小生命有別於一般提供物資配對服務的社福機構，不單是為孕婦解決眼前的物質需要，更是希望把上帝的愛帶進人的心靈，讓人得著真正的滿足和平安。

每個生命都是珍貴的，孕婦更需要得到關心與陪伴。只要社會上不同的人都願意付出愛心與努力經營 ，就能為弱勢孕婦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幫助她們在困難中找到出路。這不僅是對她們的支持，也是對生命的尊重與肯定。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弱勢孕婦的需要和她們的經歷，請按此收看「如何與弱勢孕婦同行」網上講座。）

隨著人工智能（AI）的深偽（deepfake）技術發展愈趨成熟，AI模擬特定人物的行為舉止、聲線等已經變得愈來愈逼真，內地有公司最近就利用AI生成技術，為客人「復活」已故的人，據稱「需求火爆」，一年內完成超過650張訂單。[1] 客戶們下訂單背後的心態為何，中間有沒有界線？實在值得我們反思。而在本年上映，並於Netflix上架的韓國科幻電影《夢境》（Wonderland），就以這個題材發展出三條主要的故事線。

戲中的白李（湯唯飾）、具晶麟（裴秀智飾）及徐海利（鄭有美飾）都有使用到「Wonderland」公司所提供的AI虛擬服務。海利是該公司的首席策劃人，她的父母離世後，她一次都沒有在夢中見過父母，但卻能透過Wonderland的服務與父母再次溝通，甚至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關心。身患重病的女強人白李，就自己訂了服務，打算死後在系統中「復活」，成為自己兒時夢想的考古學家，並讓女兒及母親與自己溝通，保持聯繫。而晶麟的男友因在醫院昏迷，她使用服務就為了仍然能感受到男友時刻的關心、陪伴。

說到這裡，我們會發現主要使用服務的人為的是解決「陪伴」問題。仍在世的人，因親人離世，需要時間面對及接受親人已經永遠離開。但如果能與生成式AI交流，對用戶來說，不在身邊的人就恍如住在系統中沒有離開，父母仍能與女兒溝通，陪伴成長，男友仍能關心女友，形影不離。那就是以「模擬」對話及聊天，來緩解思念。

電影中還有一個AI系統管理者盛駿（孔劉飾），他常出現提醒在系統中已死去的白李：這是夢境，但只要你相信它就是真！這不就是每位服務使用者的心態嗎？大家都知道系統中的故人是數碼人，但仍然選擇去和他／她（其實是AI）溝通，回應「它」的關心及提問。

最後，電影有兩條小副線：一位婆婆的孫子已死，為表達對孫子的愛，她毫不吝嗇地讓他在外國過著奢華的生活，卻讓自己陷入要支付巨額費用的苦況；還有結尾彩蛋片段中，兩位長者透過Wonderland服務對話，認出對方是自己年輕時的情人，並為以前不告而別的事而道歉。生命中，我們有可能忽略或錯過了很多時機，未有好好對人表達自己的心意，在對方不在時，才會感到遺憾，想去作出彌補。

沒錯，AI「復活」的「數碼故人」像真度相信會愈來愈高，但畢竟也是虛擬出來的「幻象」，長期與它對話及「相處」，也只會讓自己繼續接受不到親人已離開的現實。對著它說多少次「我愛你」、「對不起」，也始終不如可以把握時機對真人說出心底話，好好和他／她相處及擁抱他／她。

有說「五道人生」可為臨終病人提供紓緩治療，就是在病人離世前與親友一起回顧人生，雙方可以好好地「道謝」、「道愛」、「道歉」、「道別」，以及「道諒」。人生有很多未知之數，要說的話還是及早說吧。

由2013年經歷了10年動畫化的時間，漫畫《進擊的巨人》最後一集已經在最近完成播映，結局也引發了坊間的討論，也可算是討論度高的一個動漫作品，當中蘊含許多需要深度探討的課題。其中討論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存在意義、何為自由、種族仇恨等問題。故事的內容講述一個有巨人與人類的世界，而巨人與人類之間有壓倒勝的力量差距，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敵，所以人只能生活在城牆之內，這面牆分開了巨人和人類，而城牆內的人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僅存的人類。故事中的世界十分殘酷，也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情節，可能上一幕大家激起鬥志，反抗巨人，下一幕便是屍橫遍地。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故事所帶出來的謎團漸漸解開，觀眾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巨人本來也是普通人類，令人類變成巨人的情況是牆外世界的人一手造成，結局更加有許多令人震驚和精彩的部份。故此，筆者嘗試從中抽取一些課題討論一下。

存在的證明
死亡可以說是圍繞著整個故事，生命也一瞬即逝。所有對抗巨人的士兵，都會宣告「獻出自己的心臟」這句話，因為身邊同伴的死亡是常常發生的事，而人面對死亡都渴望「死」得有意義。每一次出征討伐巨人，士兵都預計自己會有很大機會死亡，甚至有些角色臨死前仍問自己的隊長：「請問我對這次行動有做出貢獻嗎？」而故事中被稱為最強戰鬥力的兵長里維亦有個習慣，就是每次都盡量收集同伴屍體衣服上的徽章，這是死去同伴存在過的證明，他認為只要這些逝去的人仍然存留在自己的記憶中，他們就能成為他的力量。他面對一個瀕死的士兵如此說：「你已經十分活躍了。然後……從今以後也會繼續活躍下去。因為你留下的意志將會賦予我『力量』。」故事中的女主角米卡莎，在初期以為男主角艾倫已經死去時，她一度失去意志而放棄對巨人的抵抗，後來她領悟到，自己需要活著，艾倫才能在她回憶中活著。

筆者不禁回想起神經學家Viktor Frankl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提到，有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的老人家來尋求心理治療，老人家指出妻子過身已經兩年，但自己仍未能釋懷。Frankl則回應他：「那如果你先她而去，你太太在你死後還活著，那會怎麼樣呢？」老人回答：「那實在太可怕了，這樣的痛苦，她怎麼能夠承受得了呢？」Frankl回應道：「你看，她免除了這樣的痛苦，但是作為代價，就是你還活著，並且代替她陷入到當下的痛苦之中。」[1] 這揭示了人仍然能為亡者賦予意義，能在極度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存在的意義不一定有偉大的作為，也可以是在人世間中體驗到愛或美好的事情。艾倫的哥哥吉克在過去一直認為一個肯花時間與自己玩耍的導師夏維爾，比自己爸爸更親密，更令他感受到愛，因為自己的爸爸只是不斷灌輸革命思想給一個需要童年的小孩子。而夏維爾會關心他，和他一起玩傳球遊戲，但他認為：「雖然丟球、傳球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重複動作，但若然只是為了跟夏維爾玩傳球，要他再次出生也可以。」傳球遊戲本是並沒有特別意義，但當中能享受與重要的人一起歡笑，感受到他人的愛，這些美好時光亦足以支撐他的生命意義。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痛苦淹沒，忘記了自己或許也有與他人共度的美好時光，在不完美的情況下，其實生命亦存在成長的亮點。[2]

而Frankl亦指出：我們身邊的人與事可能會突然被奪去，變得一無所有，即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人類仍然有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眼前一切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人類最終極的自由，是別人無法奪取的。[3] 就如二次大戰之中的猶太人，突然被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奪取了親人、朋友、生活環境，但他們仍抱著再一次看到自己親人的盼望，也在集中營中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助別人。而仍然被恐懼和絕望佔領的人，就只能如行屍走肉般等待死亡的來臨。

獻出自己的心臟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作為面對巨大威脅的士兵，一些人本著為國捐軀或希望為自己的家人獻上自己的性命來作戰，所以《進擊的巨人》之中的士兵都是以「獻上自己的心臟」作為宣告和敬禮。人在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經歷，都會造就一個人看見一些需要，而這個人會被眼前的需要牽動著，然後回應這些需要。例如德蘭修女看見許多貧窮人的困苦，看見貧窮人時，她覺得自己像看見了耶穌，故此她畢生投入關懷貧窮的工作；[4] Frankl則在集中營中看見有著人生意義的人與失去人生意義的人的分別，他其後發現人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故此他創立了「意義治療法」；在《進擊的巨人》中，一位爸爸為了守護自己的子女，決定不再怯懦，鼓起勇氣面對巨人，獻出自己的心臟參與作戰；在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也可能會有一位少年在電視螢幕看見人口販賣的新聞，為他們感到痛苦，所以畢生參與反人口販賣組織的工作。

《進擊的巨人》裡有一個人物叫肯尼，在與兵長里維的交談當中指出：「人總需要沉醉於某些事物，才能夠活下去。」其實這句說話也沒有錯，若然正面地看待這句說話，大概意指：人需要找到自己願意花心機的事情，就是自己活著的理由。進一步推進的話，人若能找到願意「獻出自己心臟」的事情，再恐懼、再害怕、再痛苦的事情，也摧毀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Frankl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說話：「知道為甚麼而活的人，幾乎能承受任何痛苦。」[5] 而不明白為何而戰的人，往往都會成為逃兵，而在現實世界之中，找不到意義的人，便會輕視自己生命的價值。

從以上討論可見，《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脈絡帶出了，人面對極端的環境時，使人不得不談論存在價值。看見朋友、親人、同伴被殺，在這極度的痛苦下，可能自己在下一秒會倒在血泊之中，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可能我們往往也被痛苦和絕望佔據了我們的思緒，看不見人生中其實仍有許多美好的時光值得我們宣告：「可能我就是為這一刻而誕生於世界上。」你的人生有甚麼美好的時刻？又有甚麼值得你去追尋，可以令你「獻出自己的心臟」呢？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法國母親節是在5月最後一個星期日，父親節則跟著國際的步伐，同為6月的第三週星期日。在普世大地慶祝雙親節時，想起了《大地》這首歌，回憶94年我在比利時進修時，父親突然心臟病發逝世，面對「迫不得已的話別，沒說再見」，還有很多在歌詞中的描寫，都在說當年的我和今天的我的分割，也在說當年的父親與祖父、祖國的分割。大地就算每年春回，永沒變遷，但卻事過景遷，物是人非了！但是人生就是這樣，很多遺憾。

「……在那張蒼老的面上
亦記載了風霜……
迫不得已的話別 沒說再見
……這刻在望著父親笑容時
竟不知不覺的無言
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
……千秋不變的日月
在相惜裡共存
姑息分割的大地
劃了界線」

（《大地》作曲：黃家駒，作詞：劉卓輝）

大地承載著人們人生十常八九的苦難，可幸當春回大地時，還有一些花兒，它們像人面上的微笑，揩抹一下在風霜裡人的汗水和淚水，撫慰一下夢想破碎帶來的蒼涼、創傷的心境。

上主的日出日落，月貌花容常在人間，提醒我們要「在相惜裡共存」，不要因為世途險惡而互相踐踏，不要給魔鬼利用去製造人間地獄，不要與魔鬼共舞，主耶穌的福音使人敢於在人人自危中傳遞仁愛和安慰，只給祝福，抗衡恐怖和威脅！主在受苦受死後復活顯現時，就對著驚恐的門徒，告訴他們祂已成為平安祭，締造了神和人之間的平安了，門徒也因得這平安受差遣，也為他們以外的人成為平安的見證，讓平安感染他人，作和平之子的宣教。人生誠然處處遺憾，分辨是非對錯重要，但卻不一定要結怨謀害，有主能彌補人的遺憾，為人伸冤，讓人還能在相惜裡共存。人生有太多分割，可免則免，不可免也求共存，互相祝福，不需求個你死我活。

在苦難中生活也許是生命的必修科，因為人世間有太多仇恨，仇恨又因人性的驕傲使然，追逐千秋萬世的功名，造成了不少人間地獄，活在地獄中又那能逃過苦難！尤其是在華人的歷史，歷遍了多少代的創傷，在歐洲的華人，臉上記載了他們歷盡的風霜。但願上主憐憫，在異鄉打拼中，仍保半夜敲門也不驚的平安，不用骨肉相殘才得自保。

在圖盧茲常刮起強風，現在冷天真是感到風蕭蕭兮易水寒。我在黃昏默觀，看著日影西斜，雲隨風舞，變化萬千，夕陽餘暉下思念我親愛的姑姐，她近日忽然在沉睡中離世了。在黯然神傷之餘，再勾起自己爸媽離世的傷口，有數天墮入失落的情緒中。正如一位弟兄的安慰，我們已離世的親人雖然現在只能活在我們的懷念中，但他們許多榜樣是會持續的活在我們一輩子的生命中。

姑姐是上帝給我在世生活的天使。記得年少時，姑姐看到我家窮困，常常靜靜地給我家資助，她很有情義，她慷慨但更會考慮到我父親的感受。她常在週末叫我和弟妹到她家住，煮好吃的給我們吃，這種種的親情，使我每次返家都感到捨不得，且暗自垂淚。

她很有憐憫人的心懷，更愛護她在內地多個親人，竭盡所能幫助每一個有需要的親友。但她並不是閒著的，她一人要照顧家中七個男士（她有六個兒子），相夫教子。雖沒有傭工，但家裡十分整潔和有條理。她很聰明好學，從電視中學會做出很多美味的餸菜，照管兒子們也十分妥當，她得到他們的尊重和愛護，並能作家中的調解者。

現在她的兒子皆成家立業，按各人的才能在各方面貢獻社會。她讀書不多，不諳學術，卻活出生命的真理，也成為她丈夫、兒子甚至許多親人的天使。她謙厚坦誠和堅強，是我心中很佩服、敬重和懷念的姑姐。她在移民加拿大後有機會決志信主，如今能安然睡在主懷，叫我稍感安慰。她在加拿大定居後，我實在太少對她盡孝，感謝我在加國的妹妹代為照顧她。

從她的人生，看到她像《聖經》中的以諾，養育兒女，與神同行（創五21-24），生命在一步一腳印中走完。她心靈單純，一生憑良心做事待人，寬容大度，更持家有道，勇於承擔責任，能任勞任怨，縱遇人生憾事，也默然承受，有強大的心靈，她是我的人生裡其中一位值得學習的人，學習在平凡的生活中不忘實踐上主給我們人生的召命。人生雖常遇風高浪急，但在順應所處的環境中，因著雲上的夕陽，依然可以有絢麗奪目的美景。

今天我們是被拋進一個難以估計的世界，不知道如何計劃未來，常感不知道怎麼辦，決定的對與錯很難評斷，但我們還是有責任去盡力而為，承擔決定，也承擔後果。忠於自己的責任、職責、承諾和使命，任主帶領我們一步一腳印的前進，縱使平凡，也心安理得，可以安然入睡，能在人生旅程中，觀賞沿途風光，也給相遇的人一個微笑和問安，給需要的人一雙扶持的手，給哀傷的人一個安慰的問候，鼓勵不和的人互助諒解，體諒大家在人生中各有難處，化解不必要的矛盾，作鹽和光。

求生，人們一向認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活在世上，最重要不是為了生存嗎？接著才是滿足各項的需要；求死，人們敬而遠之。然而，在現今的社會，卻有一些人他們不願意求生，卻希望求死。原來「死」這個傳統上忌諱的字，在今天愈來愈多人正在尋求，與我們這麼的近。

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最近從加拿大返香港，面對香港最近出現一些照顧者受不住壓力而造成的倫常慘案，筆者問他有何看法，他說：「病痛不是最慘的，若人缺乏愛，關係破裂，才會生不如死。」曾經在醫院、院舍擔任院牧的黃牧師看透生死，亦經歷了很多臨終的故事，在他的故事裡，大部份院友在離世前都對家人不捨。曾有一個患上癌病的女孩，她知道自己患病後，卻希望運用餘下的生命去幫助別人，她在網誌記述她的抗癌經歷，結果共有1,100萬的瀏覽次數，她在遺書中更勉勵別人要有「一個無悔的人生」。

生命寶貴，但他亦明白為何有些人會選擇以結束生命去解決問題，他稱：「這些人可能是感到人生沒有意義、心理上失落、恐怕被人隔離和遺棄、怕負累別人或社會及擔心在經濟上成為家人的重擔等等。此外，中國人的心態是不想麻煩別人、家醜不出外傳，所以儘管生活情況並不理想，也不願意求助。」

在病痛當中，是否一定要以死作為最後的出路，黃牧師卻不認同：若有病痛，其實他們可以接受紓緩治療去減輕痛楚。筆者也曾接觸專門提供紓緩治療的醫生，他曾用「Botox」（肉毒桿菌毒素）美容方法來替病人紓緩病患，也曾試過用嗎啡來紓緩痛楚。黃牧師又舉例稱，民間有很多平台去幫助照顧者，可以支援照顧者的身心靈健康及提供不同的建議。政府雖然資源不足，但總有不同的基金可以協助，病患者、照顧者必須要主動向社工求助。照顧者在家庭當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照顧者要先照顧好自己，才可以照顧別人。他們要學懂主動求助，請教會幫手，找鄰舍幫手；照顧者的課程也可幫助他們知道更多的方法；病人自助組織，讓不同的病友可以互相支持，互通資訊。

黃牧師又用信仰去談生命：「生命的主權在主手中，生命的開始由神決定，生命的終結也是由神決定，因此神是禁止由人去奪去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約伯也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故此，只有上帝才可以結束我們的生命。而上帝是有恩典給受苦者，哥林多前書十章13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從《聖經》可見，上帝是會幫助我們面對苦難，即使我們在病患、痛苦當中，我們仍要相信神是會給予恩典。

死，是否就一了百了，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黃牧師引述一個荷蘭人的故事稱，因著妻子受病痛的折磨，他與妻子決定讓她接受安樂死。但妻子用安樂死結束生命，並沒有帶給這位荷蘭人快樂，他最後卻出書記述自己因太太離開而更感到遺憾及失落。若他重新再考慮會否讓妻子接受安樂死，他會選擇與太太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我們若能正視死亡，我們會更尊重和愛惜生命。黃牧師續稱，人的生命是可貴的，患病的路並不易走，但相信總會有出路。他舉例：香港有公營及非牟利機構可以提供藥物援助，分擔藥費，包括有撒瑪利亞基金、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另外，也有一些機構、非牟利社區藥房，病患者也可以向它們申請援助，包括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醫護行者、樂善堂社區藥房等。

談到有一些國家可以令人合法地安樂死，他認為情況並非人們所想的簡單。現在，這些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她們當初立法的本質、界線已經模糊，她們現在寬鬆至連患精神病和兒童也可以合法地用藥物令人致死。試想，你認識的兒童當中，他們真的懂得甚麼是死亡嗎？這個情況令人十分憂慮。他總結稱，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其困難與缺乏，我們要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心態，努力去活好每一天。

資料庫

別讓照顧者成為孤島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12月出版的《第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在十六萬多有特定照顧者的長期病患者中，有54.9%照顧者表示在參與統計前的一個月曾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1] 2022年8月，一名患有腎病的81歲女子在住所內暈倒，最終不治。由於她身上的靜脈導管曾遭損毀，警方遂作出調查。據悉，該名女子曾向86歲的丈夫表示心口痛，丈夫其後將靜脈導管剪斷，他亦被警方拘捕。[2] 類似的慘案亦令大眾關注「以老護老」的社會現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就曾表示，按他們估計，全港現時約有一百三十萬名照顧者，他認為政府有必要儘快建立一套以照顧者為本的政策，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支援。[3]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很多年前，一位在癌症醫療中心工作的朋友告訴我們，很多癌症病人只會在用盡了醫療保險可以保障的限額前，接受癌症方面的治療，之後就回家讓其自然發展。

最近有一位素未謀面的朋友從香港來美國醫治癌症，由於醫療費用龐大及沒有買美國醫療保險，故此我們的朋友就透過GiveSendGo之類的籌款網站發起醫療經費募捐行動。結果在很短的時間內已籌得近四萬美元給這位香港朋友展開治療，讓他邊籌錢邊治療。雖然所籌得的金額在整個治療方面的支出中只是杯水車薪，但大家都在期盼能為一個有可能被挽救的生命出一分綿力。

幾年前有一位朋友，她約60出頭，帶了一份預前指示（Advance Directive）的文件來找我們，希望我們能為她的生存意願（Living Will）做見證人。這類的預前指示主要是在人們仍然清醒時寫的，立願人可以概述若果自己陷入昏迷、無反應、已到了末期（terminal condition）或在不可逆轉的狀況（irreversible condition）下，期望醫務工作者應該採取甚麼行動，例如如何延長生命或處理痛楚。立願人可要求停止所有維持生命的治療（Life-sustaining Treatment），除了保持可令病況紓緩一點的治療外，醫生可允許立願人盡可能溫和地、自然地死去。當然，立願人也可以指示有關醫生等用盡各種方式維持自己生命，即使昏迷和無反應的生命。

預前指示可以使立願人的家人朋友或受託人，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醫療願望。其內容可以千變萬化（可包括對死後捐贈器官和組織的意願），網上有免費的藍本可供使用，亦毋須聘請律師，只要找兩個非親非故的人簽署，或非遺產繼承人作該文件的見證人或到銀行找個公證人（Notary Public）作證便可。預前指示可以隨時撤回或更改，且跟立遺囑一樣，立願人可以定期檢討自己的想法和作出更新。在德州，假如發現立願人已懷孕，預前指示會自動失效。

當然，沒有立下預前指示的人，在遇事時，其家人也可以代為作出決定。多年前，我們其中一個長者朋友突然中風，即使用盡方法維持其生命，大概只可以成為植物人。家屬最後決定停止所有無必要的治療，讓這位長者朋友自然結束生命返回天家。

除了預前指示，還有一份醫療授權書（Medical Power of Attorney），立願人可以指定誰人在有需要時替自己作醫療決定，也可以把授權人按次序列明。我們也曾替家人作過指定代理人；若家人不幸陷入昏迷、無反應，或不能自行作醫療決定時，我們便成為了他的代理。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院外不要復甦指示（Out-of-Hospital Do-Not-Resuscitate 〔OOH-DNR〕 Order），容許急症室等非醫院內的醫療工作者可以按立願人的意願放棄施行復甦嘗試（包括心肺復甦、經體外心臟節律器〔transcutaneous cardiac pacing〕、去顫〔defibrillation〕、進階氣道處理〔advanced airway management〕、人工通氣〔artificial ventilation〕等等），讓立願人平靜而有尊嚴地自然死亡。假如發現立願人已懷孕、有其他特殊或不尋常情況，院外不要復甦指示會自動失效。

年滿18 歲者就可以設立以上兩種指示，立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個人價值觀、喜好、財政狀況和可承受的治療苦楚等等來考慮指示的內容。雖然立願是一個非常簡單易完成的程序，但身邊所認識的人會這樣做的，實在非常非常少。

畢竟要為自己做一個生死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再者，立願的內容會否造成個人的信仰或生命倫理層面的掙扎，或造成對家人的擔子和壓力？倘若停止所有維持生命的治療，是否太早放棄？是否等於不相信神蹟？繼續維持生命的治療又是否等於浪費資源心力？要定好自己的生存意願的難度好比我們想自己活多少歲數一樣；我們大多數的朋友都說希望見到自己的兒女成家、可以抱孫、帶大兒孫、再野心大些的就希望可以四代同堂。可是，當我們到了四代同堂時可能又會想活得更長一點，達到一個目標時又會有另一個目標；總是不想為自己定一個死線。

三個月前看見一盆深紅色花的小幼苗，花的顏色非常吸引而且只剩下一盆，不買就沒有了，心想這證明它很獨特，所以搶手好賣，可惜，它當時已奄奄一息，整株植物已近乎凋謝，但我們最後也把它買下來。回家後積極搶救，悉心照顧，它當時就像入了ICU一樣，現在卻長得非常茁壯，花兒迎著聖誕盛放。

究竟生命是甚麼？何時是盡頭？誰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即使只有一線生機應否不惜代價拯救？站在生與死線上，如何保持平衡？

我們無法爭取留在世上多一秒或少一秒。但一紙定生死最弔詭之處是：「我做抉擇，你來執行。」立願人所定下的，有多少能執行，自己亦不得而知。誠然，預前指示的確可給立願人仍清醒在世時得份安心；人要離去，除了它還有甚麼可以令自己去得安心？

香港的離婚數字持續增加，很多單親家庭需要依靠贍養費去應付生活開支，但離婚夫婦經常因經濟困難、恩怨情仇或缺乏承擔等原因，為贍養費爭持不休，連子女也受到牽連。為了幫助離婚人士了解贍養費的目的、支付人的法律責任及受款人應有的權利，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蘇嘉儀姑娘（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單位主任）及過來人Cherry女士，於2021年11月6日在突破中心與70位參加者分享如何合法、合理、合情地妥善處理贍養費事宜。

處理贍養費的法律程序

劉傑姿律師從法律角度講解贍養費的類別、法庭的考慮因素及處理程序。贍養費分為給予配偶和子女兩大類別。法庭在考慮給予配偶贍養費的判令時，會考慮離婚夫婦的收入或賺錢能力、財產、支出、年齡、健康狀況、對家庭福利所作的直接或間接貢獻、離婚時的婚齡、因離婚而可能出現的潛在損失、將會承受的影響，及盡量保持雙方離婚後的生活水平等；在考慮給予子女的贍養費時，法庭會以子女的經濟需要、父母雙方的收入或賺錢能力，及保持子女原本的生活水平為贍養費的釐訂準則。在法庭頒出贍養費判令之後，若一方的經濟狀況出現重大變化，可以填寫「表格8」向法庭提出申請更改贍養費的命令；若然一方拒絕或未能支付贍養費，另一方可以向法庭申請判決傳票、扣押入息命令和禁止令（禁止對方離港），以法律途徑追討所欠的贍養費。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在處理財務安排時，可透過家事調解服務處理，因調解員能以中立、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提出最佳方案。

給予離婚人士的支援

蘇嘉儀姑娘分享離婚人士面對很多不同的困擾，包括身體健康、經濟問題、家庭變遷、情緒困擾及法律問題，他們需要專業人士提供法律支援、情緒輔導、協助他們處理子女面對父母離婚的情緒困擾，及單親家庭生活的安排。除了專業服務，朋輩同行和信仰支援亦為離婚人士帶來極大的幫助和安慰。

過來人的經歷

Cherry女士分享到她向前夫爭取贍養費的經歷。因前夫拒絕給予贍養費，他們曾尋求調解服務，但仍未能達成協議，他寧願打官司也拒付贍養費，令她陷入極大的財政危機。律師提醒她要順著前夫的思路，多從他的角度去想，並要尊重他，才可引導他去多為孩子設想。最後前夫也同意要顧及孩子的利益，答應簽署調解協議。Cherry提醒同路人，在艱難的時候，不要讓自己陷入情緒深淵，卻要依靠上帝，及尋求教會群體、同路人及專業律師的幫助。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資助「贍養費的法理情」計劃，透過短片、講座及教育單張，幫助市民認識贍養費支付人的責任、受款人的權利及可使用的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由本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歡迎按此連結，免費索取或下載有關贍養費的單張。

墮胎是一項醫療程序，也是一個倫理議題，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胎兒的生存權利，也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婦女的權益。因此，政府如何制定法例，容許婦女在甚麼情況下合法地墮胎，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議題，當中也牽涉政治考慮。

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作出歷史性的判決，裁定德州的法例限制婦女墮胎屬違憲，並指出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私隱權範圍，婦女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因此各州份對於墮胎週數的限制各有不同，通常是在懷孕22至24週後限制或禁止墮胎。[1]

「羅伊訴韋德案」成為美國墮胎合法化的里程碑，但美國國內對墮胎的爭論卻從未結束，支持婦女身體自主權（pro-choice）與擁護胎兒生存權（pro-life）的兩派人士，仍致力游說各州政府在「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下制定州內的墮胎法例。

Pro-choice一方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寬鬆的墮胎政策，希望消除婦女接受墮胎的障礙。有關人士認為胎兒只是母體的一部份而不是獨立自主的人，因此女性有權為自己的身體作決定。他們認為墮胎能有效減少少女懷孕，稱這是對弱勢群體的女性提供完成學業的保障。而降低合法墮胎的各種限制也會減少女性尋求非法墮胎的情況，由於合法墮胎服務較為安全，這對女性的生理健康也帶來保障。

Pro-life一方則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嚴格的墮胎政策。他們肯定生命的神聖及可貴，認為墮胎剝削胎兒的生命權。儘管胎兒無法在離開母體後獨立存活，但仍然是有生命的，雖然未出世，已是潛在的人，其生存權亦應該受到保障。而不少婦女在接受墮胎後生理和心理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除了爭取收緊合法墮胎的胎兒週數限制外，也希望訂立進行墮胎程序前的冷靜期、強制輔導制度及超聲波檢查等，提供足夠空間讓婦女冷靜地作決定。

過去不少美國州份都嘗試過訂立「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程序，這大大收緊了「羅伊訴韋德案」中容許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墮胎自主權的限制，因此這些州份的「心跳法案」往往被聯邦法院裁定為違憲而無法通過。

不過，2021年德州通過了「心跳法案」，此法案並沒有直接下令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手術，但除了緊急醫療因素可獲豁免外，任何美國公民可向任何協助、或有意圖對懷孕六週以上者實施墮胎的婦科診所提出「民事訴訟」，因此協助手術的醫生、支付手術費用者、診所工作人員、甚至連運載孕婦到診所接受墮胎的司機都可能遭到起訴，藉此來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程序。

此法例在當地引起極大反響，有民眾將法案告上美國最高法院，但法院以5：4的比數，拒絕審議，令法案如期在今年9月1日在德州生效。[2] 美國司法部亦為此提出上訴，但遭上訴法院駁回。[3] 不過，美國司法部仍在尋求最高法院頒令擱置德州「心跳法案」的執行，並已將文件呈交最高法院。[4]

美國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在上一任總統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間，隸屬共和黨的他委任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讓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大法官人數佔全體三分之二，這將對pro-life一方有利。最高法院對此案的最終決議或會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並左右全美各州有關墮胎法例的執行。

墮胎是美國過去數十年來充滿爭議的課題，pro-life與pro-choice兩方各有大量的支持者，因此德州的「心跳法案」刺激了美國民眾的神經，引申出全國性的爭論。我們繼續觀察事態的發展，留意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看看會否掀起新一輪的政治風波。

相對於美國，香港在墮胎一事上的爭論不大。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懷孕對孕婦的生命、生理或心理健康構成的危險較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將會因為身體或心理的問題導致嚴重殘疾，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下，孕婦可在政府指定的醫院或診所進行合法墮胎。但如果孕婦懷孕超過24週，除非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否則一律禁止進行墮胎程序。

雖然香港法例規定懷孕對孕婦構成危險才能合法墮胎，但在實際操作時往往將懷孕對孕婦的心理影響放大。說得直白一點，只要孕婦在懷孕24週內打算墮胎，都不難找到合法墮胎的理由。

墮胎與否關乎腹中胎兒的生命，需要謹慎思考才能作決定。香港是否也可設立冷靜期，提供空間讓孕婦就墮胎一事，再仔細思考利弊，以免在衝動的情況下作出令自己後悔一生的決定呢？

電腦預約系統出錯，把一群患有強迫症的病人安排在同一時間接受診症，而醫生亦因為航機延誤，未能準時出現，令這六位病人都在候診室等待，被迫忍受彼此的怪僻。在等待中，各人的強迫行為引起了誤會，亦產生了交流。最後，在未等到醫生到來的情況下，他們決定先來個臨時自救之夜。

這輕鬆搞笑的西班牙電影改編自法國同名的劇本，內容關注強迫症患者。電影讓我們看到這六名患者的日常生活，他們大多被自己不由自主的重複行為所困擾，甚至影響到社交或被人誤會，所以他們來到帕洛梅洛醫生的心理診所治療。他們的情況有清潔僻、強迫計算僻、儲存物件僻、反覆檢查僻、物件擺放整齊僻、從不踏在線上、重複說話或忍不住說髒話（妥瑞症）等奇怪習慣。

不由自主的重複行為

上述的習慣，如果不是做得過多或失控，其實是一些很不錯的習慣，甚至是強項：清潔整齊、清楚計算、節儉、行事小心等……但相關的行為做得過多，其背後原因可能是因為一些強迫的觀念、憂慮或不安，令大腦形成自動迴路的狀況，不由自主地做出重複行為。

雖然是喜劇，但電影並沒有羞辱強迫症患者。電影讓觀眾以輕鬆的心情去接收患者日常要面對的尷尬及孤單。故事始於誤會，但大家卻由最初不能互相接納，甚至也不接納自己，羞於與人分享自己的困擾，然後慢慢做到了病友間的聆聽及鼓勵，他們最終都勇於說出自己的境況，甚至願意互相幫助，支持對方去改善病況。

專注力的轉移

改變習慣豈能一朝一夕？但他們卻願意嘗試，即使經歷失敗，他們卻發現了「轉移專注」，即大家在互相幫助的情況下，把專注力放在對他人的關心而非自己，從而減少病發的次數。在這經驗中，大家也能體驗到在幫助別人時，其實也在幫助自己。走在一起，就能一起經歷及一起發現，並數算改善了的情況和次數。

各人都會面對困難，但有同行者一起走、互相支持，我們就不會再單單看著自己的困難了。

踏入2021年，疫情以外最叫人傷感的，是見到一則又一則的名人訃聞。不知怎的，今年真的有份「死得人多」的感慨，或許是筆者的歲月漸長吧！生老病死的經歷，無可避免，也令人感受良多。

在中國人文化中，提到死亡，總會有所忌諱，這或許是我們不想面對死亡所帶來的永別、分隔、不安和恐懼。而在以往的華人文化中，人的死亡，要做到「生榮死哀」，就是對逝者的尊重，這往往表現在喪禮的排場、花費上。以往華人離世，最好是安息於自己家中，以求「壽終正寢」，認為死在自己家裡才叫吉利。[1] 而辦喪禮的地點，今天多集中於被稱為「大酒店」的殯儀館，不過早年香港還沒有專門的殯儀館設施，較富裕的家庭大都會選擇在家中舉辦喪禮，然後出殯。可以想像，在當時的唐樓，要搬運逝者的棺木是何等「大件事」：通常做法是要在唐樓外用竹條搭建一至兩層的大型斜台，仵工接著將棺木由家中抬出，經斜台搬運到街上，沿途還有送殯的儀禮樂隊，以及大批親友相送，可想而知是那麼勞師動眾。[2] 而在喪禮中，主人家為要表達出對逝者的哀慟，除了自己傷心外，更有請專門的「哭喪人」於喪禮上「感動落淚，痛哭一場」，以其表達出哀思和孝道。[3]

在平行世界的另一端，生榮死哀，風光大葬，儘管表達方式或許有不同，但原來同樣重要。例如在網上瘋傳的「黑人抬棺」舞蹈短片，叫人驚喜也驚訝的是，原來在非洲有些國家喜歡以勁歌熱舞送別亡者，他們也會特別設計別開生面的「棺材」給死者，希望能在歡樂中，透過死者所喜歡的物件歡送家人。在歡迎的氣氛下送別亡者，看來與華人文化格格不入，甚至會被視為大不敬，其實是當地人對死者的最高敬意，當中更蘊藏著一個非洲少年Benjamin Aidoo的另類創業故事，非常感人勵志。[4]

我們都相信生命是獨特而珍貴。可是在香港，人走到盡頭的時候，卻滿滿是冷冰冰的遭遇。今日香港寸金尺土，不單影響到在生的，連人死了也要排隊輪候場地、火化爐、骨灰位等，通通都是供不應求，並且所費不貲。殯葬儀式固然花費不少，不幸的是很多時也是「貼錢買難受」，花了錢買回來的卻是難堪與無奈。殯葬工作從業員未必會對逝者予以尊重、流水作業式的進行各項儀禮，使人們連安排一個莊嚴、高雅的喪禮也變得十分困難，此外還有殯儀館的環境擠迫，節奏急促，彷彿連葬禮都要「快靚正」，人死了也要被時間追趕著，在有限的時光裡，喪禮缺少了對逝者追思、懷緬的空間，甚是可惜。

基督教所講的死亡，就像人完成了神給人的責任，人生終結並不是壯志未酬，而是像一首歌有它結束的時候。哀傷在基督教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接納哀傷的情感，能使人有時間、空間去懷緬、紀念逝者，這比排場和花費更加重要。較早前，英國菲臘親王高壽而終，在其喪禮之中，除了有各種皇室禮儀，更叫人感動的是一些細微安排，處處看到皇室對親王的認知和懷緬。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的安息禮中，並沒有一般基督教喪禮儀式中的慰勉或講道等禮序，而在安息禮中，在宣召時也選了一段「非一般」的經文：

《便西拉智訓》／《傳道經》四十三章11至26節[5]

「看看彩虹，你要稱頌那創造它的主。彩虹的光芒多麼壯麗，它成輝煌的弧形，環繞天際，由至高者親手鋪展。隨他所命定的，雪花紛飛；閃電快速執行他的審判。正因這樣，倉庫就被打開，雲彩猶如鳥群在飛翔。藉著他的大能大力，雲彩積厚，冰雹被粉碎。他一顯現，眾山搖撼；他一願意，南風刮起。他的雷聲震動大地，掀起旋風和北來的風暴。他散發雪花，如鳥群飛降，又如侵襲的蝗蟲落下。白皚皚的雪花，美得足以耀目；看見它的飄落，莫不心中驚嘆。他又降寒霜如同撒鹽，使凝結變成尖銳冰柱。他使寒冷北風吹起，晶瑩冰塊凝結水上，凡積水處都被覆蓋，就如水面披上鎧甲。他吞噬群山，烤焦曠野；又像火燄，毀滅草原。濃霧如靈藥快速治理百病，旱熱逢甘露能使人得舒暢。主用謀略平靜深淵，並在其中安放島嶼。航海的人述說海的險惡，我們的耳朵聽見都驚駭。海中的造化既怪異又驚奇，多種多樣生物和大魚之獸。藉著主，他的使者無往不利；主一發令，萬有就聚合而成。」

經文中描述的，既有壯麗大地，也有雷聲震動，眾山搖撼，叫人對主深存敬畏。這看似與安息禮拜風馬牛不相及，其實是精心的安排。菲臘親王出了名熱愛大自然，以其封號命名的「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多年來，讓全世界的青少年人有機會多去接觸大自然，透過野外活動，學習與人相處，解決困難，鍛鍊體能，認識自己，健康成長。上面一段來自《便西拉智訓》的經文，據聞是親王自己選定的，他自己也說過，在大自然中，最能感受到造物主的浩大，經文恰好將親王熱愛大自然的一面呈現出來，使整個安息禮十分立體與人性化。

儘管在今天，殯葬儀式有各樣的不足，但只要多花一點心思，我們也可在儀禮中，讓逝者生榮死哀。就如很多逝者生前未信主，或是家人採用其他宗教儀式舉行喪禮，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不會參與那些殯葬禮儀，也很容易就被在場的殯葬工作人員「分隔」出來，令我們未能為逝者盡上一點心意。其實，我們可以在喪禮中，為逝者寫下心意卡，或準備紀念冊等……由小小做起，讓逝者優雅走完最後的路，也為親友們帶來點點的安慰。

不知疫情何時受到控制？我們該如何努力適應疫情下的各種生活新常態？這種挑戰要維持多久？有沒有良方可以推動我們「疫」來順受、「疫」水行舟？

疫情期間我們參加過婚禮，想與喜樂的人同樂。會場限制觀禮和飲宴人數，很多人想參加卻不能。枱面設置膠板分隔嘉賓、拍照還得要戴上口罩或集體閉氣三秒映一張「見到樣」的相。我們同時也參加過喪禮，想與哀哭的人同哭。會場沒有因疫情關係而限制參加喪禮的人數，但出席的人卻非常少。我們決定與疫同行，去了人生第一次最長途的旅行(road trip)，住了幾間酒店，每次都先用自備的消毒液抹過整間房間和冷氣隔塵網才安心入住。中途在油站便利店休息、加油，卻因受到進到店內購物的人數所限，超額的客人需要在店外排隊輪候，並保持六尺人距。我們也曾因應防疫措施的要求得先獲得COVID-19檢測報告，才可登機或參加某些現場聚會。誠然新常態新防疫措施確實帶來少許不便，但卻也帶來不少創意思維和對舊體制的反思。

疫情前，我們最怕到政府部門換身份證和駕駛執照，每次都要親身去並且在非常人多的大堂輪候，等叫「號碼」。最經典的一次，我們足足花了六個多小時才能換領一張少年駕駛執照！但疫情下，現在改為網上預約，預約時會得到一個輪候號碼，而每次只限某個輪候號碼的持有人才可以入大堂辦手續。疫情期間，我們只需用半小時就完成整個領證手續。既然可以那麼快和簡便，為何從前要花這麼長時間去做同一件事？

同樣，疫情前我們最怕到郵局，因為總是大排長龍。疫情期間，我們寄包裹回香港只需自己估計它的重量和貼上郵票，然後投進郵筒。若郵費不足，郵差會把郵件寄回給我們，並在包裹面寫上要補貼多少郵費，既方便又省時。疫情期間，我們幫親友申請綠卡，已不用在相關部門的大堂排隊等叫「號碼」，簡單在網上申請便可以了。希望還有更多僵化了的運作，可以有所改善，而相關的部門能作出反思和更有創意的安排。當然，極端份子和極權領袖以疫情為由，採用「奇特」和「古怪」的新措施來達成心願，就是另一回事。

疫情期間看牙醫或打疫苗也非常方便，不用在大堂長時間等待，只須按預約時間在車上等候短訊，收到短訊才入內，還有drive-through打疫苗（無需下車便可以打疫苗）等等方便快捷的新措施。此外，購物和點餐方式亦層出不窮，如：curbside pickup（路邊取貨）, drive-through（無需下車即可接受一些服務）, Uber Eat（食物外送），DoorDash等等送貨服務，即使小型超市和餐館推出的服務也不遑多讓，不會因堂食方面的限制和受禁足令所影響。

疫情的確限制了人們的面對面見面的機會，但人們的心靈卻可透過資訊科技的幫助而拉近了。或許朋友數量可能少了，但友誼的質量卻提升了，因為彼此的交流加深了。以前人們可以隨隨便便相約出來喝咖啡吹水，只要你有時間就可以赴約。但現在約朋友必須比以前用更多心思去安排才能見上一面，如要預先約好Zoom，Signal視像或FaceTime的時間；與對方有默契地安裝同一套資訊App通話才可以成事。這令我們想起，移民前幫香港家人開設了Skype戶口，方便日後聯繫。疫情下，若要面對面與友人傾心事，就要找一處露天但不怕風雨不怕太陽晒的地方見面，因此郊野公園、狗公園、大學露天茶座就成為了我們常去的地方；亦只有最親的人和最好的朋友才會跟你去這些地方。

同時亦因疫情的險峻，它隨時可以奪去人的生命。我們都有一種感覺和作好心理準備，隨時要面對死亡或失去摯愛摯友；所以大家更加珍惜現在的身邊人（以及透過網絡接觸到的海外親友），更加享受上主賜我們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份。數以百萬計的死亡數字，不能不叫人深思人生意義和為死亡做好準備。感恩有一位朋友，因疫情失去了工作；但他反而多了時間反思生命意義，並在這一年間信了耶穌和受了洗。

九七前，聽一位牧師勸勉人們不用太擔心，因為人生有三大限；就是九七、死亡和主再來。我們不知哪一樣先來，所以不要過度擔心九七，只要積極正面地生活云云。現今我們同樣面對人生三大限：就是受COVID-19感染、死亡和主再來。去年疫情剛開始時，我們和一位有世界排名的癌症研究專家聊天，問他對疫情的看法。他從科學醫學的視覺和經驗分享道：「SARS時香港都攪得掂，無理由今次美國攪唔掂嘅。」兩三個月後，收到他受感染的消息，感恩他最後死裡逃生並康復過來；原來我們真的可以與死亡走得很近。

事實上，我們不知道三大限中哪一樣先來，但卻可以選擇如何積極活在當下，並且積極面對不知仍有多長的未來。有些人用錢和時間寬鬆了，實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時行樂。有些人卻想如何才能把錢和時間用得更有意義和對後人更有影響。我們最近剛好有朋友一家大細放下安舒的生活和安穩的工作，去了南美宣教；有朋友發起捐錢支持在柬埔寨興建女子學校。這個疫情對你的人生又有甚麼啟發？你會如何重新規劃未來？

自2020年初疫情開始，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很多提醒市民防疫的告示牌或宣傳牌，寫著：「必須戴口罩」否則不能入內購物或得到服務等等。以前戴口罩入銀行會被人懷疑你是賊，現在戴口罩入銀行才會被招待。世界似乎被此病毒顛覆了，被它牽著走，我們甚或永久不能回復從前的種種「正常」生活方式。但在眾多告示牌中最令我們感動的是以下這句話：We Pray Until Something Happens！在這變幻無定的疫情下，我們能期望有甚麼事情會發生？甚麼能成為我們積極前行的推動力（P.U.S.H.）？

只是數十秒之間，就成為生與死的距離。

清明長假期的首日清晨（4月2日），台鐵太魯閣號列車事故造成5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列車在進出隧道之間，僅有數十秒的時間。縱然駕駛員發現障礙物時已緊急刹車，但能減低的速度極其有限，脫軌列車直衝入隧道內，在猛烈的撞擊下，車卡在狹窄的空間內扭曲、變形。乘客頓然在黑暗中，受傷的、驚惶的、不能動彈的、或立時死亡的……一切都發生在這幾秒的瞬間。

意外引發台灣內外的關注，在台灣亦帶出不同範疇的討論：鐡路安全的監管／改善、承包商的違規／隱瞞、相關官員的問責／下台、賠償／捐款的運作……是人為事故？還是純粹意外？是一時的疏忽？還是一連串的巧合？

「死亡」大概是我們最不想面對，又絕不能迴避的事情。若人能確知自己離世的日子，三個月、半年、一年，大抵我們更能規劃或妥善地運用所擁有的人生。把握僅有的時間，留給家人一些說話、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去一些想去的地方、吃一些想吃的東西……或是為世界（社會）留下點點的貢獻或痕跡。但假如，你／妳的生命還有三年、五年，這將會是怎樣的想像或計劃？你／妳會花更多的心思，想法子去延長自己的生命？或是會計算自己的積蓄是否足夠三、五年的花費？或是認為時間還多，晚一些才準備吧！只是，死亡的來臨，從來也無法預估，更不由我們掌握。臨到就只有幾秒的時間。

「讓我再擁抱她一下，可以嗎？」一個失去了六歲大孩子爸爸的哀號。

「手牽緊別走散」媽媽對已罹離的女兒及女兒男友的哭喊。

平常不過的擁抱、牽手，在死別的突然下，成了永不能實現的願望。在生與死之間，原來可以漸老、生病也是一種幸運，是值得獻上感恩。

若是天災，我們無語問天，默默承受；若是人禍，我們追究問責，據理力爭。

是天災？還是人禍？剎那間失去生命，剎那間失去家人，甚或剎那間失去自由……在世界不同角落，50人在車禍中數十秒之間喪命、700人在70天內被軍方殺害、[1] 12人海上逃亡時被拘捕、47人積極爭取落實民主卻被拘押……當無常變為日常，生與死或留與去，不再由我們估計；當黑暗或苦難可以隨時來襲時，我們除了「不要習慣」外，更需要堅持每天，好好地過活；關心問候家人與朋友；善待留心鄰舍的需要；記念支援正處於苦難中的人。

或許，我們是無法完全體會及理解受苦者的傷與痛、哀與愁，失去自由者的無奈與憤慨。一句「明白」似乎也來得有點牽強。大概我們只能多學習以「他者」為念，不僅作旁觀者，嘗試多聆聽他們的哀鳴或吶喊、渴望與追求，嘗試與他們同哭共悲，在他們有需要時跟他／她分享一杯涼水。或許，一句問候、一個擁抱、一封書簡、片刻陪伴、點點關注、默默地祈禱……所花的可能是十數秒的時間，但能突破生死、苦難的限制，讓愛進到黑暗之中，存留在永恆之內。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由明光社主辦，小小生命及喜樂生命協辦的「留與墮的抉擇」活動於8月6日透過網上平台舉行，藉真實個案改篇的《愛．生命》微電影系列〈責任〉探討生命意義。當晚有幸邀請到小小生命發起人杜慧妍小姐任分享嘉賓，活動有57位朋友參與。

微電影中，女主角在參加葬禮時遇上一位小女孩，回憶起曾未婚懷孕及選擇墮胎的經歷。年少時她曾堅持不發生婚前性行為，但在男友再三要求下妥協。因男友漠不關心和在恐懼驅使下，她扼殺了腹中胎兒的生命。

其實生命不是一個包袱，而是一份恩賜。杜慧妍分享到自己年青時在感情中迷失和墮胎的經歷。她在缺乏愛的環境中長大，母親誕下她之前也曾多次墮胎，長大後，她在戀愛中尋找被愛的感覺。她以為只要成年就可以發生性行為，只要做好安全措施便可以，即使不幸懷孕亦可以去墮胎。結果，她先後兩次墮胎。經歷了身心靈的創傷，才開始思考甚麼是生命，為甚麼生命的重量如此輕？

後來，杜慧妍的身體出現了婦科毛病，並進了醫院，一位醫生在看完她的病歷後當眾說：「你隨便跟人睡，又墮了兩次胎，一輩子也不會好。」醫生的態度令她對人徹底失望，因而轉向尋求上帝。在信仰中，她經歷到無條件的愛，感到上帝的接納和不離不棄，並意識到自己當日放棄的小生命是如此寶貴。當懷孕婦女選擇墮胎，她們腹中的小生命會被當成醫療廢物扔掉，不被任何人紀念。她從心底悔改，領受了上帝的呼召，要去幫助這些小小生命。

現在的杜慧妍學會如何去愛，亦明白性是一件美好的事，但應留在婚姻之中。而每個胎兒都是獨一無二和美麗的，都應受到保護。以墮胎作為解決意外懷孕的方法，並不會令婦女真的卸下包袱，更會令她們的人生蒙上陰影。她成立了小小生命，致力幫助危機懷孕的女性及其伴侶和家人，期望透過倡導、教育和服務，帶來生命和社會轉化。

明光社認同此理念，希望年輕人能學會保護自己、尊重生命。本社過往一直為不同學校舉辦性教育講座及工作坊，提倡有價值信念的性教育，歡迎有興趣的老師致電2768 4204與本社職員聯絡。

《世界人權宣言》第三條列明：「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1] 生命權（the right to life）是人最基本的權利，無故剝奪他人生命是不人道的惡行，應受到法律禁止及制裁。尊重生命是我們的普世價值，殺人是嚴重罪行，殘殺兒童甚或嬰孩更是天理不容的事，但社會對胎兒的生命權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擁護生命權（pro-life）一方強調保護胎兒生命，故要限制女性的墮胎權；擁護選擇權（pro-choice）一方強調女性應有權決定怎樣對待自己的身體，故支持女性的墮胎權。墮胎議題一直富爭議性，在美國它更可以左右總統選舉的選情。

2019年上半年美國有多個州份推出「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法案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手術。各州政府推出的「心跳法案」，鬆緊程度略有不同。密蘇里州州政府在5月通過法案，規定禁止懷孕八週以上的婦女墮胎，法案並沒有對因性侵或亂倫而懷孕的婦女予以豁免，[2] 不過該法遭聯邦法官頒令暫停執行。[3] 阿拉巴馬州的「心跳法案」更被指是最嚴厲，除非孕婦生命受威脅或胎兒有致命異常（出生時或在出生不久便會死亡）之外，不論懷孕多少週數，一律禁止婦女墮胎，強姦或亂倫導致的懷孕亦不例外。[4] 該法亦同樣面對法律訴訟挑戰。[5]

各個州份的議會討論及通過「心跳法案」時，社會亦有出現反對聲音。有荷里活女星發起性罷工（sex strike），表示女性在能合法控制自己身體前，不能冒險懷孕，揚言在取回身體自主權前拒絕性行為，[6] 亦有團體控訴州政府的「心跳法案」違反美國憲法，並在法院提出挑戰。[7]

要了解美國的墮胎爭議，必須回顧1973年一宗重要的案件：「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該案當事人化名珍妮．羅（Jane Roe），意外懷孕的她當時居住在德州，她想墮胎但當地法例規定，醫護人員只可以在拯救孕婦生命的前提下，進行墮胎手術。在律師協助下她挑戰德州法律，並上訴至美國聯邦最高法院。1973年1月22日，法院以7：2的比數通過裁決，裁定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隱私權範圍，因此州政府在一定的界線下，不得干擾或禁止婦女墮胎。[8] 判決令墮胎在美國多數的州份合法化。

不過，主張德州法例違憲的大法官哈利．布萊克蒙（Harry Blackmun）亦提出，各州政府有權保護婦女的健康與胎兒生命，故必須管制婦女的墮胎行為。他將婦女懷孕期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孕期（約一至12週）：因為胚胎尚小，沒有獨立存活的可能，墮胎的醫療風險偏低，婦女在醫生的意見下，可決定是否墮胎，政府不得干涉。[9]

第二孕期（約13至24週）：胚胎逐漸成形，墮胎的醫療風險提高，而由於胚胎仍無法獨立存活，因此州政府能以保護婦女健康為由，就墮胎的醫療程序作出一些限制。[10]

第三孕期（約24週後）：胎兒離開母體後已可以存活，州政府須採取措施保護胎兒的生命權，而婦女此時選擇墮胎亦要承受很高風險，州政府可限制及禁止墮胎。[11]

因此，孕婦在一至12周內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

這歷史性的判決並未為墮胎的爭議劃上句號。擁護生命權人士認為生命始於受孕，認為判決容許墮胎是對胎兒生命的不尊重；擁護選擇權人士則認為判決打壓女性身體自主權。[12] 雙方繼續爭持州政府應如何規限合法墮胎，如對婦女進行合法墮胎的要求，及對墮胎診所的限制等。美國其後也出現多宗圍繞婦女墮胎自主權的案件。

「羅伊訴韋德案」40多年後推出的「心跳法案」，就是要求縮短上述案件所定的，婦女可完全決定是否墮胎的週數時間（由12週縮短至約六至八週）。而阿拉巴馬州不分懷孕期一律禁止墮胎的決定，更是違反了該案的判決。有意見認為保守派是希望藉阿拉巴馬州的墮胎禁令，讓有關案件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並在現時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佔多數的優勢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13]

回到香港的處境，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47A條列明，孕婦可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的特定情況下，在指定醫院或診所終止懷孕。有關的特定情況概括來說是指懷孕24週以內的孕婦，假若繼續懷孕會對孕婦的性命產生危險，或對她的身體或精神產生損害的危險，比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會出現嚴重身體或精神方面的弱能。假若孕婦年齡不足16歲，或是因亂倫、強姦等性罪行而懷孕，也可以合法地終止懷孕。不過，假如孕婦已懷孕24週以上，醫生只能在挽救孕婦生命的前提下為她終止懷孕。

我們可根據政府提供的一些數字，了解香港合法墮胎的情況。根據衞生署數字，2015年本港合法終止妊娠（即墮胎）的數字為9,890宗，[14] 而依照香港政府統計處提供該年活產嬰兒數目（即出生嬰兒數目），則為59,878名。[15] 如將兩個數字比較會得到一個參考數字，約每七個孕婦中，會有一個進行合法墮胎。

到底我們應該看重孕婦的自主權還是胎兒的生存權？怎樣的墮胎法例，才能作出最合適的平衡？這並不容易解答。胎兒的生存權利必須受到保護，因此過份寬鬆的墮胎限制，應遭到禁止。但同時現實亦需要顧及個別孕婦的處境，因此亦難以像阿拉巴馬州那樣，一刀切地禁止任何週數的墮胎手術。在考慮墮胎議題時，除了透過法律形式來執行，可否考慮設立一些措施幫助孕婦作出謹慎的決定？如在許可的情況下設立冷靜期，讓孕婦認真考慮是否終止懷孕，以及讓她們了解到墮胎不是她們的唯一選擇。政府亦可以加強對未婚媽媽的輔導和支援，幫助她們面對眼前的困境。如能針對孕婦的需要作出支援，這可能比以法例完全禁止墮胎來得更為有效。

提到死亡，中國人或許總會有所忌諱，因為不想面對死亡帶來的不安和恐懼，但如果能為人生寫上一個美麗的句號，用回家的心態看死亡，其實它並可怕。研究中心在「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愛百合牧養總監及完美句號基金執行董事吳思源先生，在7月23日帶領參加者思考死亡，及如何與親人走人生最後一程。

吳先生以一張在馬來西亞古晉拍的照片作為開始，他說在那裡有一條河，河上有一條橋，傍晚時份，有很多人在橋上行走，由河的一邊走到另一邊。這情景令他聯想到，黃昏就像人生正在步向死亡。步向死亡聽起來好像不吉利，但他認為理性一點看，人出生以後，自然會步向終局，而死後則會進入另一個世界。

他又指，人無法控制自己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如何及因何而死。他指自己從事臨終的牧養工作，發現不少人患有重病，最多人患的是癌症，但他們往往不是因癌症而死。而死亡來臨時卻讓人覺得整個世界都反轉了。他認為如能及早在思想和感情方面作準備，便能操練自己迎接自己和至親的死亡。對於迎向死亡，可從信仰思考、實際關懷、了解死亡三方面去探討。

信仰思考

吳先生指出了基督教對死亡的看法，死就像人完成了神給人的責任，像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四7）人生終結並不是壯志未酬，而是像一首歌有它結束的時候。

他分享到，他認識一位主內弟兄，其父親在聖母醫院離世，後來院方在醫院的小聖堂，為其父及其他逝者舉行彌撒。神父在彌撒中讀出逝者的名字，為他們祈禱，將他們交給天主，並為他們每人點了一支蠟燭作為紀念。那位弟兄參加彌撒後覺得溫暖，他回想陪伴爸爸走過最後一程，看到他藥石無靈，他無法釋懷。但彌撒之後，他感到安慰，那一刻他才能接受爸爸已死的事實。

吳先生指出，死亡有時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有時卻是美好的終結，但無論是哪一種，人的感情上總會難捨難離，未必能欣然接受至親離世。因此，教會、醫院和社福機構才看重臨終服務。

實際關懷

談到臨終關懷服務，吳先生以日本為例，因為人口老化，有些人終身沒有結婚，親人又比自己早一步離世，在乏人照顧的情況下，他們在家中死後，才被人發現，這便是「孤獨死」。因著這樣的社會現象，日本亦開始有不同的關懷行動，讓人能夠「尊嚴死」。吳先生指，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有很多獨居長者因家人無法照料，而要孤獨地死去。

了解死亡

吳先生引用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的說法，一個人如果要成熟，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學習與生命中各樣負面東西交朋友，當中包括了死亡，而死亡應該是人類潛意識中最可怕的未知數。希爾曼指跟死亡「交朋友」，不等如催促對方早日來臨，而是如果人能將死亡視為朋友，而不是具威嚇性的陌生人，人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樣。

吳先生指對基督教來說，死亡是人生命的完成，神帶領人進入生命的另一個階段。但因為人的肉眼看不到來世，只看到現世，因此對現世不捨是很正常。對於天家，人感到不明白、不知道、不了解是很自然，但憑信心操練，人能夠嚮往天上的家。學習放心、放下已知的，並有信心、信靠迎向未知的，他指這對臨終牧養是有很重要的意義。

吳先生指出面臨人生最後一程，臨終者和家人難免難過和不捨。有時他見到病者家人無法放手，作為關懷者除了表示體諒，亦會提醒他們要明白臨終者心中的意念，勉強拉著他，只會令他感到辛苦。

他認為三善四道可以幫助臨終者和其家人。三善可以幫助臨終者，即善生、善別和善終。善生就是在生時好好生活，活得良善；善別就是知道自己患病時，與人好好話別；善終就是對過去的生命，能有好的總結。四道則可以幫助臨終者的家人，即道愛、道謝、道歉和道別。道愛就是家人說出自己對臨終者的愛，以及讓對方知道，自己領受了他的愛。中國人比較含蓄，但吳先生指，愛是需要講出來，不能夠「心照」就算。逝者若臨終時感受到家人的愛，他的遺容也會很安詳。道謝就是要對臨終者道謝。道歉就是請求臨終者原諒，或向臨終者表示，原諒他從前所犯的錯。吳先生指出，人如果帶著遺憾而死，就會鬱鬱而終，因此道歉是重要的。道別就是跟臨終者說再見，家人可以表示會好好照顧自己，讓他安然離去。

完美句號

死亡可以是「完美句號」嗎？吳先生認為人生不可能百分百完美，中間總有遺憾，不過句號代表著一個階段的完結，這包括了喪事平順的完成。喪事牧養包括了儀式、音樂和靈堂擺設。當然儀式並不能令逝者上天堂或下地獄，如果遇到親友為儀式爭執，他就會作調解。他指，人的死亡可能會帶動家中的矛盾和張力，但如能妥善處理，便能為那個家庭帶來祝福。

最後，吳先生也指出，哀傷在基督教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可是近年有些教會，卻不容許送喪時表達哀傷，認為哀傷是沒信心的表現，他不同意這種講法，認為這是對人性的抹殺。面對逝者，留戀和不捨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種高貴的感情，反而接納哀傷，給予機會表達哀傷，才能為逝者寫下終結。

延伸閱讀

上野千鶴子著，賴庭筠譯。《一個人的臨終》。台北：時報文化，2017。
邁克．默瑟著，左婉薇譯。《優雅走向回家的路：在那天來臨前從容準備》。台北：上智文化事業，2018。
盧雲著，羅喬匡譯。《念母親：盧雲跟父親談生死》。香港：基督教文藝，2017。
瑪麗蓮．麥恩泰莉著，李小釧譯。《憑著信心說再見：以愛活出人生最終章》。香港：基督教文藝，2018年。
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著，王榮輝譯。《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台北：商周出版，2017。
安琪拉．歐唐納著，譚璧輝譯。《穿越痛苦，看見愛：臨終的祝福》。台北：光啟文化，2017。

當一個仍然在學的女孩和她的男朋友，突然發現女方懷孕，他們要承受的壓力有多大？精神科醫生湯瑪斯．赫姆斯（Thomas Holmes）和理查．拉赫（Richard Rahe）就曾訪問超過5,000個病人，看看他們在過去兩年有沒有遇上問卷中的43件人生事件，這些事件包含著「生命變化單位」（Life Change Units, LCU），並有不同的壓力重量（附表）。如果病人面對的LCU愈多，其累積的分數會愈高，壓力亦愈大。而承受的壓力過大，亦會令他們更易患病。[1]

1. 分數由11至150：這分數的人只有低至中等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2. 分數介乎150至299：這分數的人有中等至高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3. 分數介乎300至600：這分數的人有高或非常高的風險在不久的將來患病

本文嘗試運用LCU探討一下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要承受的壓力。若女方未滿16歲，男方便要承受「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的檢控，或會面對監禁的刑責。部份青少年可能會覺得難以面對老師或同學們的目光，而選擇轉校，女方或因懷孕不適而需要留在家中休息，因而選擇停學。男女雙方均有可能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令他們透不過氣。此外，他們在許多層面上或會轉變，包括個人習慣、娛樂習慣、社交活動、睡眠習慣和飲食習慣等。

附表：生命變化單位及壓力重量指數

*有#的項目是筆者認為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會面對的改變

筆者嘗試將在學青少年面對未婚懷孕時，可能會面對改變人生的事件的壓力重量加起來，男方涉及的項目可能包括第4、27、28、29、34、36、37、38等八項人生事件，分數達到208，女方涉及的項目可能包括第6、12、16、27、29、33、34、36、38、40等10項人生事件，分數達到269。結果顯示不論男女的分數都介乎150至299，這分數的人有中等至高的機會在不久的將來患病，這帶出一個重要的訊息：婚前性行為而引致未婚懷孕不但未能為雙方帶來幸福感，反而為彼此帶來巨大壓力。我們每個人都希望擁有美滿幸福的人生，而擁有幸福人生的關鍵在於建立持久和具有深度的人際關係。哈佛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羅伯．沃丁格（Robert Waldinger）負責了一項持續超過75年的研究，探索人類的「幸福感」的來源。[2] 研究結果顯示良好的人際關係使我們更愉快和更健康，這令我們得到幸福的感受。

不少青少年都渴望擁有親密關係，其實父母也可以鼓勵他們思考幸福的親密關係，當中包括：

1. 合宜的親密界線：父母可與子女分享如何面對性行為的引誘，教導他們堅定拒絕婚前性行為，令他們不用面對這行為帶來的後果。
2. 怎樣建立親密、穩定及持久的關係：父母可與子女分享當年與對方相遇、相知，然後決定託付終身的過程。穩定的關係是需要刻意經營的，並不只是講求一時開心和激情。父母可講述他們怎樣為配偶放下自己一些想法，彼此為著對方而作出讓步。
3. 怎樣與身邊的人建立深度的情感聯繫：父母可分享當年拍拖時怎樣分配時間，兼顧家人、朋友和學業。若兼顧不到，可以分享曾經錯過了甚麼。

我們都希望擁有良好的人際關係，有父母為我們遮風擋雨、與情人同甘共苦、和朋友分享生活點滴。親情、愛情和友情都需要我們好好培養和愛惜，為彼此的人生添上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