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大數據時代

聖經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既然愛別人那麼重要，那麼我們首先便要學會愛惜自己。愛自己不是自私、自戀和自我中心，而是要知道自己是有神的形象、是尊貴的、美善的、更重要的是可以去愛、值得被愛的。而今時今日我們面對的世界愈來愈複雜，私人和公共的界線有時亦很模糊、甚至飄忽，令我們與其他人相處時亦愈來愈容易出問題，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如何在令人眼花撩亂、應接不暇的網絡世界中學會愛惜和保護自己。

一個愛惜自己的人首先要有自信，不要常常將自己與其他人比較，更毋須因為看到其他人在網上的短視頻及微短劇鼓吹或反映的所謂潮流而盲目跟風，亦毋須太過介意其他人在社交媒體對自己的評價或回應，特別當許多人仍然以為自己毋須為網上的言行負責而胡說八道的時候。一個愛惜自己的人亦應該學會為自己做明智的決定。例如好好保護自己的私隱；在玩手機遊戲的時候要避免墮入賭博或課金的陷阱；不會被虛擬的世界混淆或取代了現實的生活；更要為自己的未來（包括退休）作好準備……

此外，個人要愛惜自己，教會和基督教機構亦然，不要因為自己的疏忽大意或自以為是，以致令教會或機構失信於人、令基督的名蒙羞。「（愛是）不做不合體統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別人的過犯，不為不義而喜樂，只為真理而歡喜」（林前十三5-6《新漢語譯本》）。

消費者委員會於2024年初公佈了一個實際測試的結果，他們於2023年10月至12月在App Store及Google Play兩個應用程式商店「最高收益」排行榜中，選了六款有提供模擬賭博的遊戲應用程式，當中有只玩一款賭博遊戲，如老虎機，又或者在一個程式中可以玩多款賭博遊戲，如：麻雀、撲克、捕魚遊戲、魚蝦蟹、賽馬、賭大細、骰寶、Bingo或輪盤等。由於這類手機應用程式只是模擬賭博活動，並非落注賭真錢，在香港玩這類手機遊戲並不會觸犯法例。但如果在香港未獲發牌或豁免的賭博網站下注，即使網站於海外註冊，均屬違法。[1]

消委會在公佈實測結果時提醒市民，模擬賭博遊戲似是不牽涉金錢賭博，但玩家若「長期參與模擬賭博遊戲，可能會傾向把賭博行為正常化，最終導致有較高機會參與金錢賭博，繼而出現沉迷賭博甚至成癮等問題，對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玩家尤其容易構成心理影響。」[2]

消委會在測試手機遊戲時發現，大部份遊戲均以四種常用手法吸引玩家持續玩樂和課金（玩手遊期間付費）：

1. 登入獎賞：遊戲以特定時間登入及玩樂獎勵，讓玩家養成登入遊戲的習慣，如設「每日免費抽獎」，以免費虛擬金幣或道具來獎勵玩家，鼓勵玩家下大賭注，以加快升級或獲得獎勵的速度，讓玩家習慣大額投注，玩家一旦養成了這些習慣，日後遇上賭博問題的風險也會加增。
2. 限時優惠：遊戲設首次儲值、限時優惠及提供多種付費服務，並會反覆顯示優惠，讓玩家對可能會錯失機會而擔心，繼而因衝動課金；遊戲更設有通行證、不同「福利」的會籍及等級，並讓玩家免費體驗特定會籍，吸引他們試玩後課金。
3. 設排行榜：為令玩家繼續投放更多金錢，遊戲會讓他們互相比拼，並設排行榜，令玩家為攀升個人排名而繼續投放更多金錢；另外，為增強玩家之間的互動，鼓勵他們贈送及交易遊戲物品，讓玩家花費更多。
4. 抽獎送禮：遊戲設有付費抽獎、刮刮卡等內購項目，讓玩家在應用程式內消費，有部份遊戲更沒有列出中獎機率。大部份接受測試的賭博遊戲都沒有隨機數生成器（Random Number Generator，RNG）認證，無法確保發牌時的隨機性，未能維持遊戲的公平性。有遊戲更指會在抽獎中送出智能手機、百貨公司禮券，但未有交代清楚抽獎條款及獎品是實物還是虛擬禮物。

根據《行為上癮》一書中指出的六項讓人上癮的原理，與賭博遊戲Apps（應用程式）使用的手法十分相似。[3] 「原理一：行為觸發」，當玩家一開始因著好奇、易玩、設計精美等原因玩賭博遊戲Apps，就會有了玩遊戲的動機，而人類行為的出現，都是由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觸發（trigger）三個因素構成，三者聚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了行動（behavior）。

行為公式：

動機 X 能力 X 觸發 = 行動

賭博遊戲Apps中有多種不同的賭博方式，向玩家灌輸「總有一款適合你」喜好的想法，有了想玩的動機，玩家又有能力付出時間、金錢，再加上一些推廣提示、小便宜、送福利等刺激來觸發玩家，「玩」的行動就會開始。

「原理二：輕鬆入坑」，一關又一關精心設計的遊戲，就會慢慢逐步讓人進入心流狀態，沉浸在遊戲中而不覺得時間過去，讓人輕鬆「入坑」。「原理三：即時回饋」，許多不同的回饋、小禮物、定時禮品等就是鼓勵玩家重複玩遊戲，直至上癮。「原理四：挑戰升級」，晉升的排名，就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階梯，無論是與自己、或與其他玩家的比拼，都叫人有著滿足感，想繼續下去。

「原理五：未完待續」，在遊戲的設計上，讓人感到未完結，令玩家有所期待，想知道之後還會有甚麼新的「得著」，所以遊戲總是有點新意及不同的獎勵等著玩家，亦會讓玩家誤以為容易獲利及期待有很多勝出的機會。最後是「原理六：社群依賴」，遊戲令玩家能與友人一起玩，於社交平台交流，互相分享樂趣，這是讓人繼續沉浸的一種方式。轉發新資訊、送贈禮品，令玩家以自主傳播來促進持續的活躍，並且讓玩家在當中獲取好處。

賭博活動難以禁絕，社會中存在賭博活動但法例亦不容許未成年人士參與，這可能是因為成年人有較強的自制能力。有部份賭博遊戲Apps在應用程式商店介面中，只介紹遊戲賣點，並未能提及年齡限制的資訊。而在下載後，在進入遊戲的過程中，消委會測試的六款遊戲，均未有驗證玩家的年齡，明顯對未成人士沒有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讓他們免受賭博遊戲的荼毒。

家長應對未成年子女所玩的網絡遊戲、使用的應用程式有所了解，並可以在他們手機設置下載年齡限制，以免他們私自下載不適合他們年齡的應用程式。家長亦可多與子女溝通，分享上網的見聞及樂趣，一旦發現子女參與虛擬賭博活動或玩不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戲，便能及早勸戒。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收看講座

世盃趣事，沒完沒了？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終於曲終人散了。足球作為全球最受歡迎的運動，加上在兩年疫情之後，全世界球迷都期盼著可以復常作賽，世界盃盛事理所當然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了！

不知大家的心水球隊表現如何？多少球迷有幾多晚要捱更抵夜，以致要「射波」（裝病）請病假？網上流傳有公司特地出了「員工通告」，警告同事不能濫告病假，否則極刑侍候，立刻炒魷！但同一時間，一位到現場觀賞球賽的觀眾特地畫了一塊大大的字牌，多謝老闆批准請假為愛隊捧場，並在網上刊登這帖子，居然又碰巧給球迷的老闆見到了！而老闆也識趣，「神回」了一句：“Enjoy your holiday. Be happy!”兩則訊息，實在相映成趣！

除了賽果和各球隊的表現外，事實上，今屆世界盃更好看的風景線，在於球迷的好榜樣：還記得在第一場球賽完結，當人人都盡興而去的時候，大家驚見有日本球迷們都留下來，幫忙執拾垃圾並分類，其後，這更感染了其他球迷一起清理場地，成為了本屆世盃佳話！而日本隊在賽後清理更衣室，一塵不染，更會加上祝福和手摺紙鶴。國際足協更特地在社交媒體表揚他們。日本球迷，國民質素之高，實配得成為世界第一！

賽事以外，世界盃期間有很多小故事，都值得我們留意。主辦國卡塔爾表面的確風光：既位於全球最富有國家的前列，她的人類發展指數亦驚人；國民生下來就是一世無休——生老病死國家全部照顧，衣食住行更有補貼——但同時這個國家又極度封閉：球迷先驚訝於這個國家的禁酒令，繼而會對她在同性戀及多元社會問題的取態，甚至對外勞的不公表示關注。平行時空之下，精彩賽事之餘，留下了更多反思的空間。

當然，各隊入圍隊伍，為了能取得佳績而努力，正如其中一屆世界盃的主題曲名字一樣：「To be no. One」。只得一個冠軍，實在使未能奪冠的隊伍飲恨，這對於已連續多屆不能踢入決賽週，屢受批評的國足（中國國家足球隊）就更不是味兒了。近年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大國崛起」，偏偏足球事業就一沉不起，實在是國家威望的「短板」（弱點）。有見及此，今屆賽事，中國就十分努力在每一個另類層面參與，造就了很多個「第一」。由世界盃第一場賽事起，已見到滿場的「中國第一，世界第二」的廣告，突兀之餘，其實也違反了中國國家廣告法對用字，排名使用的規則。而在今屆世界盃，中國隊雖然沒有入到決賽週的分組，但其實它入了更重要的「施工組」（取其諧音「C工組」，這是球迷取笑國足未能入圍而創作的笑話）：由球場，交通工具建設，各式基建，廣告投資，到球證都有中國的參與。中國外交部的「華姐」（外交部發言人，以言詞厲害見稱的華春瑩）更為此連出了八個Twitter post，盤點了世界盃的中國元素。

不過，國內社交媒體某些「反諷」可能更厲害，中國社交媒體曾流出一段「似是而非」的中國國足「威水史」：中國隊原來自2002年之後從來沒有在世界盃失敗過（因為那年以後就從來無打進決賽週）；歷屆世界盃賽事中，中國隊只輸過給三支國家隊（因為就只參與了一屆決賽週，且連輸三場）；中國足球王國跟巴西一樣，球衣都有五粒星（人家是五屆冠軍，中國是五星國徽）……到了今屆世盃總決賽階段，又有新的「冷知識」帖文，吹捧中國國足曾經於不同賽事中「完勝」過四強的所有隊伍——其中連友誼賽賽果也用來吹噓——所以中國國足已達世界最高水平云云……阿根廷奪冠後，該國球王美斯又被傳為祖籍山西，原名為梅建國……阿Q精神似乎仍深深遺留在某些國民的基因之內。而最叫人意外的，是原來中國於賽事轉播時，所有入鏡的觀眾、球員都會被「P」口罩（被修圖加上口罩）。

科學精準，就是最好？

另一方面，除了捧愛隊場，精彩入球，今屆世界盃，還有甚麼特別的亮點？

相信很多觀眾都會留意，今屆賽事，國際足協刻意的投入了大量的高科技，幾近是以科學精準掛帥：比賽「精準」計算補時，已經成為了大家的熱話：實在從來都未見識過史上最長的「補時14分鐘」！而近年來在賽事中，球證不論在作出入球或越位等裁決時，都會「參考」如VAR（Video Assistant Referee，影像輔助裁判）重播、門線技術、鷹眼等科技協助判決，在今屆已去到「依賴」的程度：如在賽事中，場地系統會即時監察越位情況，「半自動越位系統」會告知旁證和球證球員有否越位。先不論多次「衣衫不整」而只因手袖，腳踭位越位而引起的爭議外，不禁要問，如果連判決都可以不經人手，自動運作，那還要球證、旁證做甚麼？

除了高科技「越位」判決帶來不少爭議外，日本隊在分組賽事中有一球最初被判「出界」但最後被電子足球科技（不說不知，原來今屆賽事所用的足球，每一個都配有電子定位設備，要先「叉電」才能使用的）判定有「1.88毫米」貼住底線，相關入球被判有效令該隊晉級，這引來不同球迷，球員，甚至球隊的抗議……相信這對於德國足總和球員們，肯定不是味兒了。但正如已故殿堂級體育記者伍晃榮所言的一句經典：「波，係圓嘅」一樣，足球場上真的「乜都可以發生」，任你運用了全世界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精準到不能再準，變幻仍然是永恆。

有趣的是，足球真的好像與高科技判決，十分之「唔friend」。其實在體育賽事中使用高新科技，不是今日才發生，也已經在其他運動賽事中使用，為何在足球賽上使用，爭議就多了？

這可能與足球賽事的本質有一點關係。現代足球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英國，是在普及體育運動中最受歡迎、接受度最高、普及面最廣的一種，甚至被譽為「世界遊戲」。當時的足球隊其實多是由工人組織俱樂部而成，基本上有一個草地，劃上界線，參賽隊伍各派11名隊員參與，互相在這個長方形的草地球場上對抗、互相進攻就成了足球比賽的雛形了。足球比賽當然有相關的規矩，但其實當中的仔細程度並不如今天大家所想的精細：比如以足球場為例，基本條件是有一塊長方形平地，豐儉由人，由草地、人造草場、膠地甚至公園裡常見的混凝土地也可以。更簡陋的足球場，甚至可能只有兩邊龍門及幾條白線就可以了。就是根據國際足協的規則，足球場地的長度、闊度直到今天都只是一個「約數」：舉行國際性賽事的足球場地，長度應該介乎100至110米（110至120碼），寬度則應介乎64至75米（70至82碼），沒有劃一的標準；連帶犯規，判決，補時等等，都是由「人的因素」去決定，全無科學精準，也無準確計算。正因如此，球賽上無的是精確，有的卻是「執生」，雖然會有爭議，但同時也成為足球的魅力所在：由大家耳熟能詳的「上帝之手」，到今日日本隊的「出界球」，都成為一個又一個經典。

科學精準是否就是最好？還是留給大家判斷了。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2022年10月4日，斯洛文尼亞議會通過了一項修正案，令她成為第一個東歐國家，允許同性伴侶結婚及領養孩子。[1]

2022年9月26日，古巴全國選舉委員會宣佈就同性婚姻、同性伴侶領養及代孕合法化舉行的公投結果，74%合資格人士參與了是次公投，超過三百九十萬名選民投票同意新的《家庭法》，贊成票達66.9%。長達100頁《家庭法》贊成將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允許同性伴侶領養孩子。[2]

深受英國、美國、澳洲及拉丁美洲學前兒童喜愛、由英國動畫師製作的卡通片Peppa Pig，首次出現了有兩個媽媽的同性戀家庭，Peppa Pig的好友Penny Polar Bear在動畫中如此講述自己的家庭：「我與我的媽媽及另一位媽媽一起住，一位媽媽是醫生，另一位媽媽煮意粉。」該集節目在2022年9月6日於英國播放。

兩年前，一家美國網站曾發起請願，要求「在Peppa Pig卡通中加入同性家長家庭」，網站至今已獲得近24,000個簽名支持。發起請願的人寫到：「觀看Peppa Pig的孩子正處於易受影響的年齡」、「排除同性家庭會令他們覺得，只有單親或兩個不同性別家長的家庭才是正常的。」[3]

在2022年10月有報道指，美國的聯合衛理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基於性別議題及神學上的辯論，正面臨像路德會和長老會一樣的情況，教會出現分裂，喪失重要的教會及成員。根據早前聯合衛理公會的報道，該會批准了大約三百個團體退出該宗派，保守派倡議組織衛斯理聖約協會（Wesleyan Covenant Association）稱預計在下半年度的會議將進一步為有關事宜投票。此外，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約二十間教會和在德克薩斯州數百間教會正在考慮脫離聯合衛理公會。原則上，教會必須等待總會批准才能脫離，不過有些教會卻沒有等待批准，在佛羅里達州和北卡羅萊納州，有超過一百間教會為了要馬上離開聯合衛理公會，分別向當地的聯合衛理公會提出訴訟或要脅要提出訴訟。[4]

2022年9月20日，美南浸信會最高行政機關投票，決定與兩間教會斷絕關係。其中一間位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州格林斯伯勒的College Park Baptist Church，這教會公開肯定、贊同和支持同性戀行為。事實上，這教會早在1999年已經離開美南浸信會宗派；另一間則是位於新澤西州富蘭克林維爾的Amazing Grace Community Church，美南浸信會認為這間教會在解決被指控作出歧視行為一事上，表現缺乏合作。有報道稱事件涉及種族歧視行為。[5]

2019年，一個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學生組織首次尋求位於美國紐約市的葉史瓦大學（Yeshiva University）的認可，但組織的請求遭校方拒絕，該組織遂於2021年4月向大學提訴，稱大學必須批准其請求，因為它屬於反歧視法涵蓋的公共場所。

大學在法庭文件中將自己描述為「一所具有濃厚宗教色彩的猶太大學」，並表示一個正式的LGBTQ社團將與學校的宗教價值觀不一致。雖然宗教組織應不受紐約市的反歧視法約制，但2022年6月，紐約州法院法官Lynn Kotler在裁決中提到，大學不符合宗教組織的標準，並裁定大學須正式承認LGBTQ驕傲聯盟這個學生組織。

大學於是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企圖阻止Kotler裁決的執行，最高法院在9月14日拒絕推翻Kotler的裁決，並指大學可以要求紐約的法院加快處理大學提出的上訴，並尋求它們的幫助。

大學在最高法院裁決之後，停止所有學生組織的活動，並就Kotler的判決繼續在州級別的法庭提出上訴。9月22日，LGBTQ驕傲聯盟與大學達成協議，同意在大學上訴期間，推遲強制大學正式承認該組織，大學亦表示會恢復校內的社團活動。[6]

在美國家傳戶曉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在定義女性（female）時，提到女性與男性有相反的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字典中亦有性別身份的詞條。來自加州的男子Jeremy David Hanson於2021年10月2日發訊息至該公司，批評他們在公然撒謊，其宣傳是反科學的，絕對令人作嘔，他又提到沒有「性別身份」這種事情，寫這篇文章的白痴應該被追捕和槍殺。之後他亦在該公司網頁的「聯絡我們」中發出訊息，揚言出版社的總部應該被射擊和轟炸。到了10月8日，Hanson再次在「聯絡我們」表示「我要開槍轟炸你們的辦公室，因為你們說謊和創造虛假的定義，以迎合變性黑手黨……」除了出版《韋氏字典》的公司，Hanson分別向其他公司發送威脅性電郵，包括Walt Disney等。Hanson於2022年4月20日被拘捕，5月5日被起訴，9月8日認罪，美國地方法院法官Mark G. Mastroianni定於2023年 1月5日宣判刑罰。[7]

美國科羅拉多州一位平面設計師Lorie Smith，創辦及擁有一家名為303 Creative的工作室。根據法庭文件，Smith一般願意為LGBT客戶提供服務。然而，她打算開始設計婚禮網站，卻不願意為同性伴侶創建網站，聲稱這違背了她的基督教信仰。

根據科羅拉多州的《反歧視法》，基於「殘疾、種族、信仰、膚色、性別、性傾向、婚姻狀況、國籍或血統」拒絕向某人提供服務是歧視和非法的。2016 年，Smith入稟法院向該州民權委員會的成員和時任的州檢察長提控。Smith辯稱，被要求為同性婚禮建立網站侵犯她的第一修正案權利——律師稱之為「強迫言論」。2019年，科羅拉多州的聯邦初審法院駁回了Smith這項企圖阻止反歧視法的申請。她提出上訴，巡迴法院維持之前的裁決：她不能拒絕為同性婚禮建立網站，即使這違背了她的信仰。Smith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最高法院於2022年2月同意聽取她的陳述，不過僅限於涉及言論自由方面的內容，而非宗教自由。法院尚未確定口頭辯論的日期，並且可能要到2023年6月，即法院開庭期將結束時才會作出判決。[8]

英國航空公司維珍航空在2022年9月28日宣佈，更改有關制服方面的政策，以更具包容性。機組人員、飛行員和地勤人員不再需要穿上性別定型的制服，而是可以選擇最能代表他們的服裝。[9]

2022年9月21日，國際足協和今屆世界盃的主辦者承受了一些壓力，包括英格蘭在內的幾支歐洲球隊表示，計劃讓其隊長在國際賽和2022年卡塔爾世界盃期間，佩戴印有六色彩虹心形圖案的臂章，作為反歧視運動的一部份。國際足協在11月宣佈如有球員戴上該款臂章出賽會被罰黃牌，這令幾支歐洲球隊改變主意，不會讓球員佩戴該款臂章上陣。國際足協對球隊在世界盃上的衣著，以及在球場上表達政治和社會議題的取向，一直均有嚴格的規定。

另外，卡塔爾有官員曾表示歡迎所有球迷參加11月和12月為期一個月的賽事，但那裡保安部門的官員則警告支持者為了自身安全不要攜帶彩虹旗入境。[10]

澳洲首位高調出櫃的現役男性職業足球運動員Josh Cavallo表示，在授予大型體育賽事的主辦權之前，應考慮一個國家對LGBT的立場。他早前表達他「害怕」參加卡塔爾舉行的世界盃賽事，因為在那裡同性戀屬於刑事罪行。他敦促體育界的領袖選擇世界盃和其他比賽的主辦國時，要考慮到同性戀者的權利和安全。[11]

2022年10月有報道指，德國同運組織正計劃在柏林的LGBT多元房住區中開設兩間幼兒日託中心，新的幼稚園旨在教導小孩子有關LGBT及其發展的知識。組織表示許多學校和日託中心仍然難以就同性戀、變性和雙性人對兒童進行教育，他們想要改變這種情況。而一名極具爭議的德國作家Rüdiger Lautmann將是幼稚園的其中一名負責人，他曾撰寫一本名為《對兒童的慾望：戀童癖者的肖像》的書籍，當中主要描述60名戀童癖者的故事，他們承認曾經對兒童（主要是男孩）進行性虐待。書中提出戀童癖是一種性傾向，即使兒童只有四歲，已有能力表示同意與成年人發生性接觸。[12]

Giorgia Meloni成功當選成為意大利首相，她在2019年、在競選時曾宣稱自己是一位母親及基督徒，她已於2022年10月22日宣誓就職，在她上任後有可能會實施反酷兒及反墮胎的政策。不少同運團體已在擔憂他們的未來。

前任政府在把權力移交給新任政府之前，於10月6日通過了一項新的LGBT權利計劃：長達30頁的「2022-2025年全國LGBT+戰略」，計劃旨在打擊在學校、大學、醫院、監獄、體育俱樂部和一般工作場所出現，對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歧視行為。[13]

由沙地阿拉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巴林、科威特、阿曼和卡塔爾組成的海灣合作委員會於2022年9月6日發聲明，要求串流媒體巨頭Netflix從其平台上刪除含有「冒犯性內容」的節目，指有關內容抵觸了伊斯蘭及社會的價值觀和原則。外界相信，該委員會的矛頭是指向與同性戀相關的節目內容。[14]

數千人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參加了反對LGBT遊行，他們呼籲關閉LGBT組織並展示標語：「保護你的家人和你這一代人」、「對沒有社會性別的社會說不」和「父親 + 母親 + 嬰兒 = 家庭」。這次遊行的發言人Kursat Mican指出他們收集了15萬個簽名，要求在社交媒體、體育、藝術和Netflix中禁止他們所謂的LGBT「宣傳」。

在獲得該國廣播委員會的批准後，反LGBT遊行的廣告亦在電視上播放，該委員會認為這是關乎「公共利益」。一個在歐洲和中亞地區爭取LGBT平等的組織——ILGA Europe，在Twitter上寫道：「土耳其國家需要履行其保護所有公民免受仇恨和暴力侵害的憲法義務。」人權組織——土耳其的國際特赦組織則表示，宣傳是次遊行的電視廣告是違反了土耳其的非歧視原則。[15]

美國猶他州是由保守派主導的州份，但因為它對結婚資格的限制並不包括必須居住於當地，或必須在當地持有公民身份的人，於是它成為外國同性戀伴侶首選合法結婚的地方。在疫情爆發後不久，有中國的民眾詢問猶他州證婚人Michael Foley，能否替居住在中國的同性伴侶主持一場線上的「遙距」婚禮。Foley表示，只要雙方已成年、且持有合法年紀證明，就可以進行記遙距證婚。於是，現居於中國西安的兩名女子，便在網上進行了婚禮。

Foley提到他曾為到多對居住於中國的同性伴侶證婚，他們當中有些不是中國人，有些的另一半不是中國人。[16]

（資料截至2022年11月21日）

足球博彩合法化，自2003年開始，今年是第20年，同時下月是世界盃決賽週，平時這個時候，各大戒賭機構大約也會站出來，呼籲巿民「睇波踢波不賭波」，平和基金也許會花一大筆錢，在公共交通工具賣廣告，又或者搞些活動吸引巿民參加，甚至馬會也會走出來叫大家「有節制博彩」，但到了今日，宣傳似乎還未見影。

甚至連平和基金由起初三年一度，後來變成五年一度的「香港人參與賭博活動情況」調查，明明應該上年完成，今年公佈，但到截稿前的10月中，同樣連記者會也未有，翻查平和基金的會議議程，全年唯一一次開會在7月，有沒有開？不知道，傾了甚麼？不知道。從文章的消息，只知道今次調查負責團隊，不是以往的香港理工大學，改為用了香港大學，原因是甚麼？當然也不知道。[1]

足球博彩投注額有少了嗎？沒有。根據馬會資料，自2020/21開始，足球博彩的投注額已經超過賽馬，2021/22的投注額更高達1,438億元，比去年升2.6%，同年賽馬投注額為1,404億元。根據立法會引述馬會和政府的數字，[2] 自2008年至2016，馬會足球博彩活動人均每月投注額由700元升至1,599元，升幅高達129%，非常驚人。

資料來源：馬會年報及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馬會稱2020/21年的升幅是受歐洲國家盃效應所致，所以足球博彩投注額上升五成，歐國盃決賽週賽事確實在去年舉行，但請留意：為何大型賽事以後，升幅後沒有下跌？難道那些初試賭博的人，也紛紛加入了賭博大軍？記得當年歐國盃，不同機構也努力做了很多短片，活動，提倡睇波不賭波，也強調問題賭徒對家庭的影響，[3] 言猶在耳，但似未能改變現況。

更甚是，隨著馬會不打自招承認了九成「客人」網上投注，我們不難發現，筆者撰稿當日，已經有世界盃的冠軍和小組首名可以開盤，甚至有單項和過關的選項。每場場事也有一大堆不同的賭法和盤口，最重要的是只要進入足智彩的網址，這些基本上就是一堆公開資料，任何人也可以瀏覽。

四年前，我們提意見，希望政府和馬會認真考慮遏止賭風。[4]  不過四年下來，好像我們建議的，政府就跟著相反方向做，例如要求監管開賭場數，最後馬會這幾年不斷增加場數，波馬也同樣增加，連直播賽事也增加。我們呼籲要管制投注站未來的發展，投注站今日變成各種各樣消閒場所，當中滲入大量賭博資訊。我們建議管制手機app，政府直接無視，馬會的app今時今日集最新足球消息和賭盤於一身，我們很難想像今日的青少年如何可以只睇波而不接觸賭博資訊。

在外國，賭波網站和色情網站一樣，互聯網供應商為保護兒童的緣故，會自己設置屏障，成年用家要先做簡單申請，才可以進入相關網站。隨著網上賭博的成熟，我們不禁問，政府願意做相同的政策，保護青少年不受賭博資訊影響嗎？今日民政事務局也改名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第一篇網誌就說要「培養青年全人發展、建立正向思維」，[5] 但願她會照顧一下孩子身心靈健康，不要令更多孩子成為病態賭徒，影響社會穩定。

馬會上月發表年報，其年度投注額高達2,900億元，本來這不是新鮮事，上年度疫情仍然有反覆，部份時間停課停學，但馬會安排的賽馬活動未有停止，外國的大賽因為當地以「與病毒共存」為原則，轉播外國大賽又沒有太多停辦，此消彼長下投注額不跌反升，馬會再次跑贏大巿，並不希奇，也不是第一次。反倒有些現象，我們要留意，因為這預視著未來一些馬會賭博策略的改變。

如果有留意馬會的發展，大家不難發現馬會經常有一類新的消息——關於系統的新聞，不論是派彩系統出現問題，或者整天因為系統更新而要暫停網上投注服務等等。根據年報，原來九成投注早就在網上進行。關注賭博政策的聯盟「不賭21」在疫情初期就質疑馬會突然借助疫情大舉發展網上賭博巿場，可見其滲透的威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對於這類賭博網站，都有一定的監控，減少青少年進入的機會，例如英國針對本地的賭博網站，網絡供應商會要求使用者自行更改設定（opt in）才能進入網站。有趣的是香港賽馬會的網站、App也未沒有法例規管，任何人只要自認是18歲以上就可以自出自入，情況並不理想。

馬會除了大舉吸納網絡賭博大軍外，近年還自行承包一切賽馬節目的製作，電視台基本上只有播放的角色，近月更宣傳在他們的網上平台可以看到所有賽事，晨操等自家製作的內容，近年已經由依賴電視台改為自行在網上生產節目，可見賽馬節目和直播網上化已經成形。事實上馬會甚至已經購買很多足球轉播權在其平台上直播，方便賭徒即場下注。下月舉行世界盃決賽週賽事，免費播放的場次已少無可少，漸漸地這類在香港可以「合法賭博」的節目播放權愈來愈容易落入馬會手上，馬會放在自家製平台播放，就可以繞過現時的條例規管，在運動節目中公然播放賠率資訊，和賽馬一樣。觀眾這樣睇波，也很容易加入賭波大軍了。

九成巿民既然去了網上投注，投注站的功能近年隨即改變。近年投注站漸漸改建成茶餐廳、派對房間，我們特別關注此舉會否吸引更多年輕人，特別是剛滿18歲的朋友，在這些「消閒場所」中認識賭博活動。馬會雖然說有關場所只准18歲以上人士進入，但實際上如果打造成合家歡場所和合家歡活動，有關的規則自然會寬鬆，例如馬會同樂日至今被形容為「 合家歡」活動，甚至在親子網站上宣傳，未來相關的發展，令人擔憂。

今年5月，亞洲賽馬聯盟（香港賽馬會和亞洲不同賽馬機構都是這個聯盟的成員）公佈《非法賭博現狀》報告（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Report），當中指出賭博的資金大約四成流向合法彩池，其餘六成多流向外圍或非法彩池，這個結果我們並不驚訝。馬會經常透過類似研究，企圖開拓新的賭博商機，文件最後的部份，指出未來賭博風氣的幾個重要轉向：

1. 賭博活動將會全盤網上化：文件稱非法賭博的網站將所有賭博活動放在相同的地方，只要有具備上網功能的裝備就可以賭博。
2. 賭博資訊娛樂化：賭博資訊會全面在不同的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例如早前我們就發現有本地KOL在社交平台大賣賭場廣告，說很容易贏錢，賭博變得商品化。另外在賭博活動中加入電競賭博的元素，因為電競活動往往多以直播形式進行，只要有直播和輸贏的活動，理論上均可成為可以下注的賭博活動，尤其在今日流動數據頻寬的許可下，可有更多的賭博活動與娛樂活動同步進行，吸引年輕人下注。
3. 虛擬貨幣作為賭博工具：以前賭錢輸清光可以「篤手指」（即可以賒賬）借賭本，今日賭博完全無實體貨幣，甚至可以用虛擬貨幣來交易，未來貨幣政策將走向數碼化，有關的改變更易令人作「資本」虛擬借貸，但當賭錢輸清光時，卻可能要用實體貨幣來償還，一旦「爆煲」可能更加嚴重。

如果用傳統思維，我們會說今年是世界盃年，來年是合法賭波20年，往往會「埋單計數」檢視政策對社會有多大影響。不過在新常態下，我們更需要檢視，在沒有規管的情況下，香港的賭風、馬會的發展會否令社會變成一個無處不賭的社會？年輕人還有沒有機會得到合理的照顧，盡量減少他們接觸賭博資訊的機會？政府和網絡供應商，有沒有可能盡一下社會責任，保護我們的兒童和青少年，讓他們在「無賭」的網絡世界中生活？這些問題若不被正視和解決，我們的下一代可能更快更易為賭博所禍害，泥足深陷。
 

參考文件
香港賽馬會。〈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年報〉。香港賽馬會。網站：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annual-report-archive.aspx。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The State of Illegal Betting.” ASIAN RACING FEDERATION. Last modified May, 2022. https://www.asianracing.org/publications/the-state-of-illegal-betting.

警方近日以涉嫌「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及「向收受賭注者投注」拘捕一名女子，據了解她是著名網紅蘇淼淼。一間網媒對該名網紅作出查詢，網媒的報道指，她聲稱自己沒有參與賭博，但當記者指她曾提及「贏錢」，她就對記者說：「你咪報警囉」。[1] 有關事件反映網紅未必像一般傳媒工作者，其報道有編輯把關，即使在社交網絡平台，也只是透過人工智能去攔截問題，但如果在網上發放消息，做KOL的人沒有基本的傳媒素養，最後有問題的資訊相信只會屢屢出現。

《香港01》在一篇報道就指出，[2] 有網絡賭場向不同的美女網紅打主意，有網紅爆料指有網上賭場以「每出一個限時動態（Instagram STORY）3000蚊」作招徠，只要她出幾個贏錢截圖，就可以有五位數字收入，甚至有網站曾以30,000元底薪邀請她在社交媒體宣傳，如有人因此而下注，更可獲百分之五的佣金，最多可以月入達十萬元。

根據《賭博條例》，任何人如果在香港並非通過馬會提供的投注網站下注，其實就已經是犯法。雖然過程中看似沒有錢銀交收，但只要整個過程有賭博成份，也是違法行為，更甚者是不少網上賭場根本就先收取你的信用卡資料，你用信用卡套取賭本開局，風險比用現金高，而且更容易債台高築，無法自拔。

至於協助宣傳賭場的KOL有沒有犯法？其實如果有人在網上鼓勵別人參與網上賭博，形同協同教唆，當然有機會犯「推廣或便利收受賭注」的罪行，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500萬元及監禁七年。在香港，網上到處可見不同的網上賭場宣傳，只是大部份情況都不易找到傳遞這些宣傳訊息者的身份。網絡世界隨處都有機會出現賭博陷阱，巿民不小心提防，見到自己信任的KOL推廣就以為很安全，最後很容易誤墮法網。

筆者在大學工作，今天我和同事開會，討論怎樣將大數據、人工智慧、機械學習引入學校課程裡面，其中一位支持課程改革的同事提出以下的問題：「到底我們的學生傾向於理論研究，還是喜歡學習實用的東西呢？他們在畢業後會走甚麼路呢？」

我不禁回想起幾年前一次教職員會議中，另一位同事提出的一個難題：「我們的原意是訓練學生數據分析方法，讓他們能夠有充分準備去修讀博士班，但許多學生拿到碩士學位之後卻沒有繼續升學，而是尋找工作，但他們所受的訓練並非為這目的而設，故此他們在求職的時候面對很大困難。」

當時我沒有回應，我心想：「學生所獲取的研究方法可以令他們在博士班做數據分析，但那些技能在工商業卻不受青睞，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這到底發生了甚麼問題？筆者曾經在大企業工作過一段長時間，我觀察到學術界和企業的鴻溝真的寬闊如大峽谷！

現在回頭說今天的會議，我這樣回答那位提出問題的同事：「按照我的經驗，大部份碩士學生都計劃在畢業之後找工作，只有少部份打算繼續在博士班深造。」 這並不意外，首先，職工市場沒有可能吸納太多博士；其次，修讀博士學位是一條極其漫長而艱辛的道路，無怪乎大多數人都不願意將青春投資在上面。名義上，一個博士學位課程為期三至五年，但美國研究院理事會（Council of Graduate Schools）在2008年從美加29間大學收集的數據顯示，只有56%博士生可以在10年之內畢業，這項研究的樣本可能未必準確地反映全面的實況，但根據作者的觀察，這數字雖不中，亦不遠矣！

長遠來說，修讀博士可能是「蝕本生意」，根據美國學術分析研究中心（Academic Analytics Research Center）最近的研究，由獲取博士學位至得到助理教授職位的平均時間為五年，升為副教授的平均時間大約為15至17年，升為正教授平均需要28至30年，這些時間的長短因學科而異。假設一個人在30歲時取得博士學位，那麼他要在60歲時才有可能晉升為正教授，但只有大約30%至50%的人獲得晉升。而每次升職之後，加薪幅度只是象徵式，金額由幾千美元至一萬多美元不等。在企業工作的話，晉升機會和加薪幅度會好很多，難怪大多數學生都會選擇在畢業後闖蕩江湖，而不是鑽入象牙塔內。

然而，許多大學課程設計者卻喜歡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塑造學生，他們只是預備學生繼續深造，可是，當學生打算半途改道、投身社會的時候，便會發現到學非所用。很多年前在另一次教職員會議中我提出過課程改革，另一位同事反對，他的理由是：「現在絕大部份學術期刊都是採用我們教導的東西。」我心想：「到底有幾多畢業生將來會撰寫學術論文？ 」

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要將大學轉變為職業訓練學校，其實，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可能是一個錯誤的二分法（false dichotomy），兩者可以是一個相輔相成的正面反饋迴路（positive feedback loop）。若果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話，我相信學生所獲取的技能，既可以讓他們在博士課程裡面成為出色的研究員，亦可以在企業界大派用場。

賭波合法化近二十年，自馬會開設賭波項目後，當年社會關注究竟有沒有人因為沉迷賭波不能自拔，又有人質疑讓人在馬會賭波，是否就能解決外圍賭博問題，到了今日，不少戒賭機構已經發現一些個案，當事人在賭波合法化後才開始在馬會賭波，亦坦承先賭馬會，之後才賭外圍波，可見兩者並不存在所謂的「競爭」，甚至因著兩邊賭波項目的不同性質，賭徒索性兩邊也下注。此外，不少戒賭機構均表示，近年賭博活動轉移到網上進行，更難打擊非法外圍的營運者，馬會開賭只會令賭風更熾熱，而不會收到「有節制、負責任和不鼓勵賭博」的效果。

阿樂（假名）是足球運動員，18、19歲開始受朋友影響學賭馬，但他賭馬從不上心，他說：「自己根本唔係鍾意呢樣嘢，人哋叫買就買啲啦，都唔會理有冇錢贏。」豈料2003年足球博彩合法化就成為他沉淪賭海的轉捩點，初時買十元八塊，注碼愈玩愈大，十幾年的青春就在電腦和外圍網站中渡過。

阿樂說：「一路落注，一直以為會翻身，點知輸得好多，不斷問周圍嘅人借錢，最後還唔到就被人發現。」今日，阿樂經過戒賭機構的幫助，申請破產，靠教青少年踢足球維生。他坦言自己開始賭波時沒有想過會出事，現在見到學生中有人賭波也會好言相勸。有類似阿樂經歷的人，在戒賭機構中愈來愈常見，因為隨著賭波合法化的日子愈長，就愈多人有機會因為債務或者情緒問題而前來求助。

路德會青亮中心及JCI北區青年商會於今年5月11日至6月10日期間，收集330份網上問卷，當中近六成被訪者曾參與賭博。曾參與賭博的被訪者中，22.2%在疫情期間增加了投注金額或次數，當中55.8%被訪者在疫情期間更增加了約1,000元以上的投注額。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女士表示，調查顯示16.1%被訪者曾參與非法賭博，當中最多人參與賭波，其次為網上賭博，情況嚴重。[1]

除了戒賭機構，也有統計顯示馬會開賭根本沒有影響外圍的賭風。根據近期有關非法賭博的統計，估計香港約有38萬巿民有參與非法賭博；另有統計指，18至20歲青少年參與非法賭博的人數，比參與合法賭博人數多三倍。此外，因為賭外圍毋須以現金下注，而是以先借錢後對數的方式處理欠款，賭徒更容易因而債務纏身，甚至因為無法翻身而從事其他高危的犯罪活動。[2]

網上賭外圍的風氣，其實有跡可尋。早前就有媒體報道指，有外圍網絡賭博網站定期在公共屋邨派單張，[3] 或用泥碼策略吸引人下載並使用軟件，[4] 類似的宣傳手法同時亦在社交網絡平台和即時通訊工具不斷出現，務求鼓勵你下載和使用軟件。下載軟件後，除了有一般賭場的遊戲外，也有不同的運動博彩活動，務求令你在疫情之下，足不出戶就可以賭錢。有報章指有外圍賭博從業員估計，單單今年的歐國盃，本地外圍的投注額就高達二、三十億元，比上屆增兩成。[5]

雖說社會依靠警方打擊非法外圍賭博活動，但網絡搜證本身就有一定難度，再加上社會和疫情各種因素，今年看來警方打擊外圍的力度未必能及上屆歐國盃。根據警方資料，2016年名為「戈壁」的反非法外圍賭博行動，也只能檢獲約4億元外圍投注紀錄，[6] 可見即使非法賭博是犯法行為，警方根本難以完全打擊相關罪行，甚至連宣傳的力度亦非常薄弱，歐國盃前只有很少宣傳，未見有預防的效果。[7]

相比警方，馬會的宣傳攻勢就主動積極得多，5月初就開始宣傳賭波的新手機應用程式，當中用了不同形式的賭博資訊，令賭波更吸引，同時有即場數據和直播內容，使用有關應用程式開戶更有「迎新獎勵」50元超巿禮券，變相吸引更多人下載手機應用程式，加入賭博的行列。今年歐國盃會令多少年青人陷入沉迷賭博的陷阱，可能要十年八載之後才看到，但如果我們明知賭博對社會有不良影響，政府是不是應該為了社會利益，而不是稅務收益，控制一下賭風？正如吸煙亦不會即時看到害處，但難到要等更多人患癌才正視問題嗎？

執筆之時，正值歐洲國家盃四強階段，英格蘭歷史性殺入決賽，將跟意大利在決賽對戰。英格蘭在本屆賽事的表現再一次引來“Football is coming home”的全球熱話，[1] 雖然英格蘭最終在互射12碼階段不敵意大利，但球隊的表現出色，即使未能將足球帶回家，但算是雖敗猶榮。

新西蘭其實離足球很遠

雖然歐洲國家盃在香港，以至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受到高度關注，但在新西蘭沒有太多人追看球賽。即使在香港移民的群體中，礙於開賽時間大多在零晨4點或早上7點，其實我認識的香港朋友沒有太多人有收看直播。

還記得16強英格蘭成功打破宿命，多年來首次在大賽中淘汰德國。當日早上，我真的很興奮，在公司每見到任何人，我都跟他們分享當中的喜悅，結果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問歐洲國家盃是比賽哪項運動，當時真的覺得自己對牛彈琴。

相比起2019年在日本舉行的欖球世界盃，有同事自發在公司不同位置掛上所有參賽國家的國旗，當時公司不論上下，每天早上和午膳時間談話內容總離不開那個我移民前從未關注過的「世界盃」。還記得當年新西蘭在四強意外地被英格蘭淘汰出局，翌日公司籠罩著愁雲慘霧。同事一整天都不想多講一句說話。相比之下，歐洲國家盃所得到的關注真的少之有少，就連報紙體育版的報道亦不多於半版。

足球拉近我跟家人的距離

基於對香港前景感到迷茫，對本地的教育制度失去信心，因此，我、哥哥和姊姊三家人不約而同地在2018年（世界盃後）離開香港，我選擇在新西蘭落地生根，姊姊跟家人定居澳洲，哥哥則跟家人選擇落戶英國。由於家父年紀老邁，自覺年青時已從內地來港，不想在年老時再次移居別處，因此選擇留守香港。他原打算每隔數月分別到三個國家小住一至兩個月，可惜疫情完全破壞了他的如意算盤，我們幾父子從未想過原來我們可以超過一年半不見對方。

由於我們三父子身處不同時區，因此我們移民後鮮有機會見面或同時在線上交談。巧合地，我們三父子都是標準球迷，更加是英格蘭的忠實支持者。每逢世界盃或歐國盃等大賽，不論何時開賽，我們總會捱更抵夜觀賞球賽。亦正正因為足球這個共同喜好，我們三父子難得可以同時上線，透過WhatsApp一起討論球賽，互相分享近況。每當有英格蘭賽事時，大家WhatsApp的短訊或通話更從不間斷。

印象中對上一次有機會三父子一同觀看球賽已經是結婚前的事。結婚後，礙於幾家人久不久就見面，因此大多各自在家觀看球賽，最多在見面時討論一下賽果而已。這次歐國盃反而造就一個難得的機會讓我們重溫當年一起看球賽時的情景。

「睹」波不「賭」波

記得上星期日崇拜後跟團友午餐，言談間有一位團友聽到我在歐國盃期間，在球賽日總會準時4點起床觀看球賽，他抱著疑惑的態度問我有沒有賭波，何解情願每天只瞓4小時也要觀看球賽。

其實原因很簡單，其一，我是標準球迷，足球是我最大的嗜好。有人因為打機打通宵，我只是在重大賽事期間為看球賽少睡數小時而已。更重要是足球對我來說有特別意義。年幼時，足球拉近我和那位高高在上的父親之距離；成年後，它成為我們家中男人的共同語言；移民後，它製造機會讓身處不同地方的家人同時上線一起交談。這教我怎會沒有動力每逢球賽日準時起床呢！「睹」波不賭波，只看足球賽事，不參與任何相關的賭博活動，反而才能令人真正領會球賽的樂趣。

大數據有助於做分析，但資料也只限於數據上的分析，看不到數據以外的行為及態度。例如大數據會計算收集得來的資料，並把人分類，找出不同的人喜歡觀看甚麼類型的文章或影片內容，然後集中生產及播放這類作品，減少或不再生產少人喜歡的類型作品。這似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會減少了人的選擇，也讓人少了機會去體會比較少人喜歡的作品，及排除了人有改變口味的可能。

推送迎合個人口味的內容，對人們帶來甚麼影響？當大數據在計算你喜歡的東西時，這代表著它會預測及主動配合你的喜好，及提供它認為你會喜歡的東西，也許它的預測結果是相當準確的，而它也會不斷學習，會進步，亦會愈來愈能對準你的口味。但同樣，人們可能會變得愈來愈自我，不會去發掘新事物及作新嘗試，因為愈來愈少機會接觸與自己喜好有所不同的東西。

數據以外的資訊

另一方面，大數據反映出來的結果也不一定完全正確無誤，它也可能有偏差，會存在「偏見」，因為它的分析是基於搜集得來的數據，數據以外的東西，它不會知道。那會引發甚麼問題呢？試想想如公司用網上搜集得來的數據（如社交平台、信用評級）來評定面試者是否合適擔任某崗位的工作，數據可以很仔細，但也可以存在很深的偏見，因為資料會缺少了面試者的態度、他／她是否已改變，及形成數據的因素等資訊。而如果招聘的公司在第一輪面試前過濾一下大數據提供的資訊，一些背景資料不好的人，很可能早就被篩去了，他們可以「翻身」的機會，亦會變得更少。

資料被悄悄收集

事實上，不同的企業、團體正漸漸不動聲色地收集我們的大數據，如駕駛習慣、[1] 觀看電視的習慣，[2] 或醫療數據等，[3] 它們何時會用這些數據？會用數據來做甚麼？會不會他日被用作呈堂證供來指證我們？又或者將數據賣去保險公司，讓他們用數據來計算保費，甚至因應數據而提高保費？另外，不少網友也會經常瀏覽社交平台（如facebook、LinkedIn），並分享自己的行蹤、喜好、習慣、近況及工作經驗等，當這些社交平台意外洩漏用戶資料、[4] 或被黑客入侵時，[5] 受影響用戶的私隱就會被不法份子掌握，我們再也難以保護自己的私隱免被分析及利用。

明智地行使選擇權

所以各位網友，對於分享或發放訊息，其實我們是有選擇權的，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分享及分享甚麼。在「開心share」、快樂地分享個人資訊時，也要細思一下我們每次發放訊息，都會留下「數碼足跡」，如有關資料洩露或被利用，有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大家在行動前，要細思，好好運用自己的選擇權，避免私隱洩漏，令自己失去選擇。

（原文於2021年5月2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原文發佈日期：19/11/2018

人們早上醒來不再是一件苦事，智能產品可以預測到你的睡眠週期，讓你能處於最佳的狀態。它會用你最喜歡的音樂來喚醒你，你一邊梳洗，它一邊向你匯報昨晚你的睡眠質素怎樣；你的健康狀況如何；告訴你今天天氣，例如溫度和下雨的機率是多少；提醒你下午有一個重要的會議，並早已幫你通知了需要出席會議的成員。它又為你預訂了最喜歡的餐廳。在你出門以先，它告訴你交通狀況，建議你最快捷的行車路線；在你出門後，它為你關掉家中所有電器，並鎖上大門。[1]

這樣的生活，並非遙不可及，隨著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2] 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術愈來愈成熟，家具會變得愈來愈聰明，可以「了解」用家的喜好、「感受」用家的需要，為用家「提供」更方便快捷，以及更體貼的服務。[3] 物聯網的架構可分為三層，一、讓物件接受訊息（感知層）；把物品加上感測器，讓它們能夠探測、感受外界的信號，如光、熱、濕度、聲音、震動、壓力等。例如加上感測器的咖啡機會變得聰明，它會「知道」用家的飲用習慣，以及咖啡豆的消耗情況。二、物件能傳遞訊息（網絡層）：透過有線或無線的網絡科技，把訊息傳遞至位於雲端的主機。三、運用訊息（應用層）：位於雲端的主機在接收到大量的訊息後，配合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的分析，給予用家建議或讓各種裝置作出最好的對應。例如智能咖啡機會自動透過手機提醒用家咖啡豆快用完了，建議用家補貨。若果用家習慣在網上購買咖啡豆，由於用家的消費記錄已經存放在雲端上，手機亦會即時顯示用家習慣購買咖啡豆的網頁，供他選購。[4]

以互聯網結合人工智能及大數據來打造的智慧城市是大勢所趨，其勢頭銳不可當。2017年12月，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制定了香港智慧城市的藍圖。[5] 香港在這方面算是遲起步的城市，早在2006年，新加坡政府已經看到發展人工智能的必要，努力打造「智慧城市2015」，[6] 到了2017年，她成為全球20大智慧城市中的第一名。[7] 新加坡要維持世界第一的排名並非易事，英國政府在2017年秋季預算報告中，預算了7,500萬英鎊投入AI計劃，致力實現「科技城市」。[8] 有研究機構預測，在2018年，美國將成為智慧城市技術的最大市場，預計該年的支出將達到220億美元。至於中國在這方面的支出也緊隨美國，支出將達208億美元。[9]

生活在智慧城市或智慧家居下，人的生活的確變得方便及快捷，因為很多物件都變得聰明多了，「知道」我們的習慣，「讀懂」我們心意，甚至主動為我們「提供」解決問題的方法。不過，這種生活須付出代價，我們會因此變得愈來愈沒有私隱。物聯網的世界離不開雲端，我們的一切習慣及交易都記錄在「雲上」。因此，我們有可能被說服作出不必要的交易，又或是需要付出比其他人更高昂的價錢去享受同一項服務。存放在雲端的大數據在商家眼中，已如「新石油」一樣，[10] 數據處處帶來商機，讓商家知道如何制定更好的銷售策略，當電子商舖知道你需要咖啡豆，它或會向你推介另一款味道差不多但價錢較高的咖啡豆，好讓它賺取更高的利潤。

這些事情尚且不算擾人，智能產品確實有可能為用家帶來意想不到的危險。自從互聯網變得普及，便興起駭客（hacker）這行業。而隨著物聯網的出現，無疑是擴大了駭客可以侵略的版圖。[11] 智慧家居表示房子完全上網，這就更容易受到駭客入侵。簡單如一個智能燈泡插進燈座之後，駭客便可以藉由它得知你家中的WiFi密碼。一位美國記者曾親身體驗過當駭客的經歷，這並非如想像中困難，她在網上輕易地入侵了一個名為Insteon的自動化系統，此系統負責控制家居的電器。她從中找到幾個用家的智能裝置，並告知用家她在做試驗，隨之表演如何控制他們家中的智能裝置。2014年初，駭客每天已經掌控了超過10萬個「智能型」裝置，未來駭客的入侵範圍會因著物聯網的普及變得愈來愈廣闊。[12]

不獨商人對於「新石油」趨之若鶩，政府也參與其中，對於當權者來說，能夠得知市民的一舉一動代表著控制大局，即使它的本意如何美善，但對於市民來說這無疑是被人隨處監視。有記者憂慮，以智慧城市之名，讓大數據落在不同政府的手中，我們會不會因而創造出一隻無法控制的巨獸？[13]

事實上，沒有政府參與其中，世人已經造就了Google、facebook、淘寶、WeChat等巨獸，它們監控著我們的一舉一動，並且把我們的喜好及習慣賣給廣告商。[14] 雖然我們沒法阻止巨獸的出現，但卻可以運用智慧，不要為了一時便利而隨意下載一些容易被駭客入侵的系統，也不要隨意在網上提供個人資料。facebook洩露用戶的資料固然有不對之處，但正如新加坡SGInnovate的CEO Steve Leonard所言：「對於個人資訊分享程度，每個人都應該有權作出決定。」[15] 我們每個人都有權選擇是否把自己的資料，鉅細無遺地貢獻給facebook，但若然在意資料外洩（要知道世上沒有絕對安全的人或系統），最好先計算清楚，知道自己的底線在哪裡。

本文原載於《生命倫理》，第54期（2018年11月），頁2–4，文章其後曾作修訂。

原文發佈日期：10/07/2020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發展至今，很多人對將來的世界都有不同的想像，機械人工程師或製造商展示給大家的，大多是AI為人類帶來便利、提供舒適生活、增加生活效益等，卻甚少告訴大家AI將如何改變人類的行為，又或為人類帶來怎樣的挑戰。漫畫家山田胡瓜的《AI電子基因》把讀者帶入一個二次元的AI世界，當中的重點並不在於介紹AI的高超科技，以及它的厲害之處，反而是讓讀者走進這個AI世界之後，對於因應新科技而來的問題，特別是倫理及人性層面，有更深入的反思。《AI電子基因》的內容太豐富，今次，讓我們來談談自主。

在《AI電子基因》的世界中，所有的交通工具（單車除外）都是以無人駕駛模式進行，因此當漫畫的主角須堂醫生，告訴車中的AI他要自己開車時，AI提醒他：「人類自行駕駛將不適用車輛保險。」AI這句話，是表示人類開車不如AI安全，所以才不適用車輛保險嗎？或許是，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漫畫設定的世界中，人類賦予AI多樣性及個性，並且將其品牌化，然後要AI本身負起責任，這就是人類迴避風險的智慧。哪一個型號的AI無人車發生事故，即使事故是因車內的人類導致，也需要該型號的AI無人車承擔責任，從此不能再生產。AI可以成為人類的代罪羔羊，人類開車被視為危險的事，汽車保險不鼓勵人類開車，在此制度之下，一些認為自己開車才有樂趣的人，行動上受到牽制，他們不會感到自主及幸福，只會如須堂醫生一樣，批評「這個世界變得真討厭。」

AI世界不是很可愛的嗎？與落後的地區相比，家中有電力、有自來水、有抽水馬桶已經很幸福，不過，對習慣了這些東西的大家來說，這些幸福的層次似乎低了一點，也不覺得擁有它們有多幸福，但身處一個高科技，AI當道的世界，幸福感不是應該相對提高，自覺十分幸福嗎？

《AI電子基因》世界中有一些由公司建立的經濟圈，即所謂特區，只要符合資格，申請人提交所有財產，便可以免費享有住所、衣服和食物，AI會推薦及幫助居住在特區中的人找到合適的工作，一切都不會涉及金錢，工作的人只會拿到點數，用以換取不同的東西，想換取價值更高的東西，多賺取一些點數便是。當一切交給AI處理及計劃，讓AI「評價個人活動，並分配點數」，同時協助人完成他們的任務，有些人會樂在其中，但亦有人對這樣的生活抱有疑問，他們感受不到這是真實的人生。一位參加了一段時間便退出的女士表示：「只要一想到我的朋友，做的事以及生存價值，全都是由AI準備好的，就會覺得自己像是被操縱的人偶。」無獨有偶，另一位在特區生活了七年的女士，因被AI推斷她最大的幸福是單身，她不甘心，為了「靠自己贏得自己的人生」，她最後還是離開了特區。很多人都希望從金錢的壓力中釋放出來，做自己擅長及喜歡做的事情，但當一切都被AI安排好，看似有權選擇，其實早已經喪失自主。不過，用自主換回來的幸福是真正的幸福嗎？

《AI電子基因》把AI掌控世界的情況推到極致，這與真實世界還有很遠的距離，但某程度上又反映了現實的一些情況，已經有不少人把一些決定權交到AI手上，將來，交出主權的情況恐怕只會愈來愈多。《21世紀的21堂課》的作者Yuval Noah Harari推斷說：「隨著人類愈來愈依賴AI來做決定，對人生的觀點會發生甚麼影響？現在我們只是信賴由Netflix來推薦電影，由谷歌地圖來決定該往左走、還是往右走。然而一旦我們開始交由AI來決定要讀甚麼科系、在哪裡工作、和誰結婚，人生就不再是一場決策大戲了。民主選舉、自由市場，這些機制將會失去意義。而且大多數宗教和藝術品也是如此。想像一下，安娜．卡列尼娜居然拿出智慧型手機，問問臉書演算法，她是該繼續和卡列寧長相廝守，還是要和時髦的伏倫斯基伯爵私奔？又或是你最愛的任何一齣莎士比亞戲劇，裡面的角色居然是一遇到重要決定，就先問問谷歌演算法。如此一來，哈姆雷特和馬克白的生活大概能過得更舒適，但那究竟算是甚麼生活？我們有甚麼理論模式，能把這種生活說出個道理？隨著權威從人類轉向演算法，世界可能就不再是個『自主的人們努力做出正確選擇』的劇場。」

大家為何願意把主權交給AI，大家有可能認為AI的分析較為客觀，人類的分析較為主觀，不足以相信。《AI電子基因》世界中一位女漫畫家，受到不少人稱讚以後，她還是想「客觀地評價自己的作家格調」，於是用AI分析自己的作品，並且用AI按她平時作畫的風格創作出一個全新的故事。結果是——AI評論她的作品：「圖，畫得太差。」從此她失去畫畫的信心，久久不能下筆，掙扎及苦惱讓她開始脫髮，直到她休息沉澱之後，重拾積極向前的力量，頭髮才再度生出來，她亦願意再次接受他人的稱讚。

很多人以為AI演算法、大數據非常客觀，就如《AI電子基因》中的女漫畫家，寧願相信AI的分析，也不相信其他人的評價，其實它們的力量被高估了。《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書的作者Cathy O’Neil，便以一個「圈內數學家」的身份，向大家揭發演算法霸權，並且警告大家：「預測模型正日益成為我們仰賴的工具：我們仰賴它們來管理組織、配置資源，以及管理我們的生活。但一如我在書中一再努力說明，這些模型並非只是用數據建立起來的；它們還仰賴我們選擇使用哪些數據，以及忽略哪些數據……如果我們不嚴肅看待這些抉擇，把數學模型視為中性和不可擋的力量（一如天氣或潮汐），我們便是選擇不承擔我們的責任……我們卸責的結果，是數學毀滅性武器把我們當成職場中的機械零件、排斥某些員工，以及助長不公不義的狀況。」

「耶和華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樣野獸，和空中的各樣飛鳥，把牠們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給牠們叫甚麼名字；那人怎樣叫各樣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牠的名字。那人就給各樣牲畜、空中的雀鳥，和野地的各樣走獸起了名字。」（創二19-20上《新譯本》）神創造人類，賦予我們管理大地之權及能力（創一26）。AI世界只會愈來愈進步，但願人類不會愈來愈退步，過度依賴AI，失去自主，寧願將人生大小的選擇權，拱手讓給AI。

參考書籍

山田胡瓜著，Cato譯。《AI基因電子》，第1–8集。台北：台灣角川，2018–2019。

哈拉瑞〔Y. N. Harari〕著，林俊宏譯。《21世紀的21堂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9。

凱西．歐尼爾〔C. O’Neil〕著，許瑞宋譯。《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台北：大寫，2019。

本文於2020年7月10日刊於本社網站，文章其後曾作修訂。

馬會暫停六合彩，足球賽事暫停，馬會只提供賽馬賭博活動，香港人就會減少賭錢嗎？當然不，面對疫症，市民沒有減少賭博，不少戒賭中心坦言賭博活動地下化、網絡化、多樣化地出現，同時戒賭求助個案近月更有上升趨勢，個案多樣化，而且不少個案中的人甚至有自殺傾向。有戒賭機構表示近月要加強危機處理的培訓，因為很多人求助，同時尋死。

求助個案增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戒賭服務）陳志華先生在4月的一個記者會中表示，疫情沒有令個案減少，求助個案更由今年1月的214宗上升至3月的334宗，增幅達五成六。他提到當中有一個案是一名20多歲的當事人在網上賭博，家人以為他只是上網打機，豈料他最後欠下近10萬元債務，被債主上門追數，家人始發現他出事。陳志華表示，沉迷網上賭博者的情況嚴重，而且非常隱性，家庭成員要多加留意。

無力償還債務

賭博的人多了，求助的人數也在上升，其中一個原因是債台高築和無力還錢，賭徒最後惟有向戒賭機構求助。路德會青亮中心主任周雅瑩姑娘透露，近月因為運動比賽暫停，賭場也一度暫停，借錢給人者為了確保收入，最後就向那些未還錢的債仔埋手，要求他們盡快還錢。她說：「有試過上午要求一個人下午還1,000元，下午還不到就要還3,000元。如果他們真的有錢當然會還，但現在他們就是沒有錢，所以才求助。」

失業、失經濟來源

周姑娘又表示，賭徒如果懂得求助可能他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她表示，在疫情下，不少參與賭博人士失業，平時他們可以用人工來賭錢的，突然間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少人會用自己的最後一份糧，去澳門「搏一鋪」，當然大部份人都是損手離場。她說：「他們以為還有機會可以贏錢，其實輸錢皆因贏錢起，最後就『焗』賭，即以為賭是解決金錢問題唯一方法。最後當然就是輸清光求助。」

高風險投資活動

至於賭博的方式，很多人以為賭徒都是在網上賭，但實際上現時的個案，打麻將、上網、外圍、地下賭場、甚至是股票，甚麼都有。周姑娘說：「早排因著外圍股巿波動，也收到求助個案。股巿波動有時更大，部份求助者更參與高風險的金融活動，一輸不但輸身家，更即時有一身債務需要處理。」早前就有新聞報道，外國期油價格因為插穿到負數，即使買貨很少，但投資者也可以輸身家。可見高風險的項目不會因為疫情出現而消失，相反會有更多人躍躍欲試，最後只會泥足深陷，更難翻身，部份賭徒因為上落太快，數額又大，一時看不開，容易有輕生念頭。

改用網上投注

除了股票，網上賭博外，即使一般基層，也受到賭博氛圍的影響。基蔭家庭服務中心執行幹事蕭張玉蓮師母表示，疫症之下，即使有限聚令，但街頭的賭博活動並沒有因而減少。她說：「而家喺公園，雖然話限住係四個人，但係佢哋咪開多幾枱囉，佢哋無因為咁樣就停止賭博。」蕭師母也留意到，馬會雖然暫停了投注站，但馬會的投注服務並沒有停下來，只是全部改為網上服務，早前馬會特意重開投注站教人開網上投注戶口，那幾天就「排晒長龍」，可見賭風沒有減少，只是轉到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家人宜留意

蕭師母強調，現時參與賭博活動的人，先有錯誤的賭博觀念，以為賭錢就等於賺錢，另外很多人都有賭癮，所以不會因為馬會停賽他們就不賭，反而他們會找其他渠道賭博，否則這就不是賭癮了，所以她呼籲家人應多加留意平時喜歡賭的人，有沒有在馬會停了賭波及六合彩之後，改為參與其他類型的賭博活動。她呼籲有需要家庭，要盡快求助。

疫症當前，為了減少聚眾，主題公園早已全面關閉，政府亦兩度宣佈暫停政府非緊急服務，大部份康文署轄下的場地，例如球場、公園也有封場安排，部份不用預約的免費球場，近日其籃球架被封、龍門被搬走，遊樂場亦被膠條封住，雖然做法有爭議，但可以肯定政府不願意巿民因使用康體設施而聚眾，正如許多非民生必需但有聚眾風險的場所（如戲院、麻雀館、健身室、酒吧和卡啦ＯＫ店）亦要暫停營業。為了防止疫情擴散，有關措施無可厚非，只是為何每次馬會總是獲得特別優惠而豁免？

回顧馬會2018-19年度年報，馬會透過博彩稅及利得稅，為政府帶來233億港元收入，並撥款13億港元予獎券基金，馬會形容數字「破紀錄」¹。根據政府收入帳目表，政府2018-19年度的博彩及彩票稅則高達221.94億元，在稅項上只排在利得稅、印花稅和薪俸稅之後，佔政府經營收入的百分之4.8  ²。馬會實在是政府的其中一條大水喉。

但當社會各行各業也在抗疫，運動場館全數關閉之下，我們實在看不明白為甚麼賽馬如此重要和必需，以至不可以停，以及要容讓馬主繼續享有特權在馬場內社交聯誼？澳門在疫情剛開始便果斷地一度關閉作為經濟命脈的賭場，為何香港馬會仍可心存僥倖而繼續聚眾？

監察賭風團體不賭21於今年二月和三月先後要求關閉投注站和麻雀館，兩次均清晰要求馬會同時暫停賽馬，但最後政府仍然不敢拒絕馬會繼續作賽的要求。在疫情未受控之際，馬會就像一個擁有特權的王國一樣，政府因為怯於馬會的權勢、稅收和捐款，就放棄了積極抗疫，政府連封關也敢，就是不敢封馬場！

馬會聲稱減少聚眾而關閉投注站，實質上仍千方百計留住馬迷。在關投注站初期，逢周一周四就堅持開放十多間投注站，盡力吸引客戶大排長龍申請網上投注，此乃聚眾之一，至今即使投注站關了門，但其落地玻璃後面的大屏幕仍然不斷更新賽馬資訊。在限聚令生效之後，日前筆者在賽馬日路經投注站，發現仍有不少馬迷駐足觀看。如果馬會認真不想聚眾，何不將之完全關閉？說到底就是在疫情之下，仍想引人賭馬，或者用盡一切方法留住馬迷。此外，馬會作為一個財力豐厚的大機構，就算暫停賽馬，亦必須盡力保障所有全職和兼職員工的飯碗，不能用暫停賽馬為藉口而刻扣工資。

當全民嚴陣以待，防止疫情擴散的時候，為何政府和馬會不能暫時停一下這明顯聚眾的賽馬活動呢？ 萬一馬場成為另一個疫情爆發點，究竟誰會為此而負上最終責任？誰會因此引咎辭職？

1.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orporate-news/chinese/2019-08/news...

2.  https://www.censtatd.gov.hk/hkstat/sub/sp110_tc.jsp?tableID=193&ID=0&pro...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
（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作者：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
譯者：許瑞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大寫出版
出版年份：2019年

《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的作者從小熱愛數學，其後取得數學哲學博士學位，曾在大型對沖基金公司擔任量化分析師。作者一度認為數字是公平及客觀的，但隨著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嘯引發經濟崩潰，這信念便瓦解，她描述自己「上了可怕的一課，了解到數學可以如何暗中為害、毀滅世界。」大家都相信程式設計師和統計學家的數學分析，卻很少人質疑統計系統如何運作，它們又是否公平公正。數學——其實可以成為毀滅性武器。

作者走訪了中小學、大學、法院、職場、投票站，為大家揭示所謂客觀的評估其實一點也不客觀。例如在教育方面，美國政府以學生的分數來釐定老師的質素，但作者指出數字並不能說明一切，一位有心力有能力的好老師也可以敗在評分系統上。老師的表現雖然有可能影響學生的成績，但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還有許多，包括家庭問題、經濟壓力或個人形象。單單透過演算法歸納人的行為、表現及潛力，並非容易的事情。作者更提到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有一年被紐約公立學校增值模型給了六分，第二年卻有96分，兩年來，這位老師都一如既往的盡力。如果不是這位老師的合約是終身制，這位好老師早在只得六分的那年被辭退了。另一位優秀的老師由於她的合約不是終身制，即使她得到校方及學生家長的讚賞，卻因為被增值模型打了一個奇差的分數，而要被迫要離開任職的公立學校。校方願意推薦這位傑出的老師到另一個富裕社區的學校任教。作者諷刺的說：「拜一個非常可疑的模型所賜，貧窮社區的學校失去了一名好老師，富裕社區一間不會根據學生的分數開除教師的學校，則得到了一名好老師。」

由於美國大眾極度「擁護」數字，美國的大學也受到影響。自從《美國新聞》在1988年公佈了第一份仰賴數據的大學排名，當中的排名變成了一種國家標準，大學都想被加分，以致本來的特色都不再重要，反而致力於改進由報社所制定出來的15項準則，這無疑讓教育制度走進一個僵化的模型。有些大學為了推高學校的排名而出錢讓學生重考SAT考試（由美國大學理事會提供的考試）；有些直接捏造數據；有些選擇建設豪華的宿舍和健身房。這些費用當然會轉嫁到學生身上。1985年至2013年，美國高等教育成本增加超過500%，學生的借貸也變得愈來愈沉重。

讓人人都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是好事，但在美國，有很多「文憑工廠」，目標精準地鎖定為比較容易上當的清貧人士。很多人都在網絡留下足印，一經分析，富人或窮人，以及他們的喜好或需要很容易被劃分出來，精準廣告會出現在不同階層人士的眼前。「文憑工廠」的廣告會說服生活艱苦的人，文憑可以改變他們的生活，可惜的是這些文憑得不到社會承認，入讀大學而來的借貸只會令窮人的生活百上加斤。

數據化時代，亦代表著人人被監視，無所遁形的時代。美國充斥著不少收集市民資訊的公司，以供其他人付費查閱：如Experian、Acxiom、RealPage等，問題是它們所提供的資料不一定精準。不準確或未及時更新的資料可能剝削了居民應有的權利，有位女士便是其中的受害人，她申請老人院時被拒，事緣是RealPage在網上顯示了她的被捕記錄，事實是她的確曾被捕，但卻沒有留下案底，該項記錄亦早已從政府的資料庫中被刪除了。作者指出這些數據公司只管收集市民的資訊，卻不願花時間更新他們的資料，影響了不少人的名譽或權益。

工作方面，為了找出有創意、有智慧和魄力的人才，Gild這類人力資源公司不單會分析員工的履歷表，還會留意他們在網絡上曾否跟相關人才作交流，看看他們是否該領域的活躍人才。作者認為此法並不周全，雖然未至於成為數學毀滅性武器，但隨著數據世界持續地擴張，僱主如何解讀潛在員工在網上發放的生活動態，值得大家留心。另外，作者建議在美國找工作的人，最好不要拖欠信用卡賬單，因為有調查顯示，接近一半的美國僱主在選擇應徵者時，會檢視其信用報告。有時候，拖欠債務可能是事出無奈或一時疏忽，並不能完全反映員工的責任感出了問題，只是當中原因未能在大數據中顯示出來。

作者並非打算推翻統計工具及數據，她只是想喚起大眾的警覺性，知道它們如何對社會造成不公，特別讓低下階層的人成為被追擊的對象，她提出「大數據模型將某種歷史狀態寫進程式裡。它們並不創造未來。創造未來需要『道德想像力』（moral imagination），而那是人類才有的。我們必須明確地將比較好的價值觀寫進演算法，創造出在道德上聽從我們領導的大數據模型。有時候這意味著我們必須重視公平甚於利潤。」

這本書讓讀者明白大數據並不如大家想像的那麼客觀或中性，作者邀請大家多作思考如何善用手中的利劍，才可以讓它們為人類服務，而不是反過來讓它們掌控人類。

早前有傳媒揭發不少商場的夾公仔機被改裝為「骰仔機」，夾公仔改為夾骰盅，只要六粒骰的數值相同即中獎，獎品當然不只是一個毛公仔，部份商場會按擲骰的結果來送禮物，有的會送上價值2,000多元的名貴遊戲機，甚至以上萬元的智能手機作為禮物。根據牌照事務處網站指，巿面常見的夾公仔機，由於從有關遊戲所取得的物品價值往往大幅高於顧客所付出的金額，所以很可能被視為博彩，須受《賭博條例》監管，如果沒有申領有關的牌照，即屬違法。

本社同工日前曾到訪旺角一個三層的商場了解情況，隨著巿道淡靜，商場內有不少「吉舖」（空置的舖位），而當中每層也有至少三至四間小店設有夾公仔機，有關的店舖無人看管，且24小時開放，舖內放置了三至五部有不同獎品的夾公仔機，由真的夾公仔，到掟紙牌，擲骰仔都有。機內有一個時鐘顯示當時的日期和時間。根據遊戲指引，中獎者只要拍下中獎的擲骰結果，再到附近指定的店舖，便可以拿獎品。

有報章報道稱有關的夾公仔小店，租機和貨物成本每月才兩萬元，扣除成本每月回報卻有過萬元，明顯是逆巿賺錢生意。有人會就有關經營模式向政府申請牌照，因為申請牌照要符合消防、樓宇安全、衞生等一系列要求。在外國，有關的夾公仔機也受監管，當中牌照更會就每次投幣的面額，中獎獎品的價值加以規管，減少成為變相賭博的機會。

類似賭博的夾公仔機在人來人往的商場出現，執法機關明顯沒有主動巡查，恐怕只會在收到投訴後才去做些例行公事，這變相是助長了賭風。此外，令人質疑的是有關的遊戲引入香港時，為何可以順利入口？或者在入口這類產品時是否須要報關和申領牌照，以減少變相賭博遊戲出現的機會？現時幾乎等同「無王管」的情況極不理想，我們認為政府應正視有關問題。

面對經濟不景，社會或者會有更多類似用不同名目賺快錢／變相賭博的活動出現，政府理應留意，減少青少年受到這類遊戲的引誘，以營造健康的社區，讓兒童和青少年遠離賭博或博彩活動的引誘。

香港賽馬會是在麻雀館以外，唯一獲政府授權經營的賭博機構，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但社會上有很多疑似賭博的玩意，玩法日新月異，政府又沒有特別的規管政策，很多家長甚至陪同小朋友一起參加這些有賭博成份的玩意，以為只是個遊戲，最後孩子們雖然沒有賭過一分錢，誰不知卻從小已大量接觸有賭博成份的玩意，長大後面對真正的賭博，自然不會覺得有問題。

所謂賭博，就是「對一件事情的不確定結果，下注錢或具物質價值的東西，其主要目的為贏取金錢或具物質價值的東西」，定義簡單。但在不同的地方和情景，很多賭博活動都被美化成為不同的遊戲，所以不論外界是否視有關活動為賭博，它的目的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賺取最多的錢。以下簡單介紹一些常見含賭博成份的活動，以及鄰近地區如何處理有關活動的方法，供大家參考。

1. 夾公仔，扭蛋遊戲

在台灣，這些遊戲有頗為嚴格的規範。[1] 首先，如果是賭博性質的遊戲，就必須登記申請，加入相關的年齡限制。相反，如果遊戲不是「賭博」，換言之有關遊戲的獎品必須要設有一個玩的上限，將這個活動變成「商品」。以夾公仔機（以鋼爪夾機內的公仔）為例，遊戲商販要設置，如果有玩家玩的次數到達一定的數額，但仍然無功而回，就必須給他一份禮物，當作玩完之後得到的商品。於是，夾公仔機的操作就更加類似扭蛋機（投幣後扭動手掣，可以得到一件小玩具），因為到最後，無論你喜歡不喜歡，你也會得到一份禮物。根據現時本港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有獎娛樂遊戲牌照指南，每項獎品的價值不得超過300港元。[2] 若嚴格跟隨這種操作，雖然有關活動不會被視為賭博，但賭博成份其實仍然存在。[3]

2. 捉／網魚遊戲

在香港不時有報道提及遊戲機中心的捉魚或網魚遊戲，這其實也是一種賭博。網魚機初時在手機是一個十分流行的遊戲，玩家在遊戲中用網捉魚以獲取分數，但到了遊戲機中心，部份人將之改變，投幣後玩家就可以用網去捉魚，捉魚所得到的分數可以用來換銀幣。[4] 這玩法的原理和推銀仔機（投幣入機若能推倒機內的硬幣，就可以得到分數）等十分相似，都是以小博大，只要最後獲得的銀幣只可以用來換禮物，理論上就不犯法。但實際上有些遊戲機中心公然將代幣換成真錢，然後將這類遊戲機與老虎機、跑馬機等放在一起，變相開賭。由於類似的遊戲可以在手機玩，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又可以免費下載，這會令家長對此的戒心大降，以為這些都只是遊戲，不會帶來任何金錢上的損失，但若子女到了遊戲機中心，情況就不同了，商人會用解碼器改變中獎機率，先用大獎吸引人玩，之後卻令玩家不斷輸錢。

3. 手遊抽角色

手機遊戲中大部份角色都是用抽獎的方法給予玩家，理論上遊戲會每隔幾天就會給玩家一批代幣（有時會叫寶石）去抽角色，但因為不同角色的稀有程度不同，部份角色本身會比較難抽中，但很多人願意花錢買代幣來抽這些稀有角色，整個行為很大程度就與賭博無異。[5] 在日本和台灣，政府本來就有建議要寫清楚不同角色的稀有程度給玩家參考，[6] 但實際上這卻是無補於事，因為稀有的角色有一堆，但掉下的百分率卻只得一個，最後我們始終無法知道自己想要的角色的中獎百分率，但有很多人都不能自拔地投下大量金錢去抽。[7] 針對這個情況，日本設有景品法（景品在日語解作獎品），[8] 台灣亦有類似的規定，[9] 要求遊戲公開抽中這些角色的比率。

可見，不少遊戲雖然沒有開宗明義說是賭博，但其中在在有很多賭博成份，而各地政府也會用不同的政策加以規管。這些遊戲在原產地雖受規管，但一旦來到香港，則不再受原產地法例規管，而現時本港大部份的情況，都是依靠商人自律，法例未有跟貼社會步伐。家長亦要多加留意孩子日常生活接觸的遊戲、活動，是否涉及賭博或者有賭博成份，以免一不留神將自己的孩子送進了賭博世界也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