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盡信的內容農場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早前一位籃球教練與中學女生的親密照片在網上瘋傳，其後警方介入事件，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進行調查。雖然討論區的相關帖子很快就下架，但相關相片仍在不同社交應用程式中私下流傳。政府在2021年訂立「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來打擊相關罪行，可是阻嚇性不大，一來市民對此法例欠缺認識，二來也未見有網民因分享一些涉案影像而被捕，警方也難以追查市民私下分享的情況。

有自稱為該校學生的網民表示那位女生需要見社工接受輔導，也有人指她想自殺。此等消息是否真確難以查證，但相信相關人士都會承受巨大壓力。始作俑者當然是讓這些影像外洩的人，但分享及熱烈討論的網民同樣也在二次傷害著當事人。

在網絡世界中人們接觸到的往往只是一堆資訊，卻接觸不到真實的個體，當事人的苦況看似與其他人無關，要帶著網絡同理心看別人的問題有一定困難，加上網絡的匿名性特質，促成了幸災樂禍的文化。但如果當事人是我們的親朋好友，我們還會興高采烈地「食花生」嗎？

建立網絡同理心，嘗試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面對的困境，不觀看也不轉發那些影像，這是一般網民起碼可以做到的事情，儘管改變不了整個網絡的生態，但最少不讓自己成為傷害他人的一份子。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年青人普遍活躍於社交媒體，部份女孩子喜歡在Instagram（IG）公開自己打扮性感的相片或短片，「大方」地讓任何人在社交平台觀看，這樣的行為或會令父母感到憂心，除了擔心私隱外洩，也擔心平台上的收看者會用甚麼眼光來看女兒的性感照？本文嘗試了解一下這些愛拍性感照女生的想法，讓更多關心她們的人成為她們的同行者，陪伴她們以更健康的方式去成長。

IG的吸引力
有些女孩子很用心地經營自己的IG賬戶，認為愈多讚好和留言，就代表愈成功。她們以性感的衣著，配以不同的姿勢和角度來展現自己的身段，用來吸引更多異性追蹤自己的IG。這些照片不一定由女生自行拍攝，她們可能受邀請擔任類似模特兒的工作，而拍攝者有的是透過網絡認識，拍照後或會收到一些報酬，也能令更多人認識自己，建立知名度。她們自覺能夠掌握性的界線及保護自己的方法，因此不怕獨自到網友指定的場所進行拍攝，有的還會接受網紅訪問。[1] 她們喜歡以自己的能力和方法去賺取金錢，也喜歡別人重視自己的意見和感受，因此也會接到一些工作，例如試用新產品或服務之後寫用後評價等。事實上她們是很用心地拍片、拍照和講解產品，年輕人認真做事的話，可說是充滿創意，也令人欣賞

渴望被人欣賞
在鏡頭前她們看似成熟、有不少人生經驗；其實在鏡頭外，她們都是普通的年輕人。每一個人，正如你和我，心裡都渴望得到別人的欣賞和珍惜，也期待與其他人建立友情和愛情。這些不介意拍性感照的女生，心底裡既想找到真朋友，即使再多網友追蹤她們的賬戶，給予她們讚賞，她們其實都明白網友只是被性所吸引，其甜言蜜語不能盡信，而她們對待這些關係的態度也不會太認真。而這些真假難分的關係都令她們感到困倦，到底哪裡才能找到使人滿足的人際關係？在生活上感到疲倦、有壓力時，有誰能夠和她們同行？

要真正了解一個人，需要花很長時間去溝通。只有在理智、情感和靈性層面上與某人建立親密的聯繫，我們才能真正體驗到親密感。[2] 美國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曾進行一項研究，結果顯示兩個陌生人要成為普通朋友，通常需要約50小時的相處時間（不包括在工作場所的共處時間）。若要發展成彼此能談得上幾句的程度，則需要大約90小時的相處時間，而若要成為真正交心的好友，則需要長達200小時的相處時間。[3] 這些研究或許能說明，就算我們用文字把心底話與網友分享、用性感照讓其他人留意自己，也不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友情和愛情。網絡世界的隱密性或許令人感到新鮮和刺激，但同時也會令人陷入危險中，因為平日與我們相處的網友，都總是隱藏在網絡背後，我們不知道他們的真正身份。我們需要提高警覺、小心分辨真偽，了解網友之間的互動是缺乏人際間一定程度的真實和坦誠相處。

理性分析的重要
有部份喜歡在IG展示性感照的女孩，覺得自己並沒有做壞事，也沒有傷害別人，連父母都默許她們的行為。當遇到網友邀約，她就按感覺去決定對方是否可靠，再決定是否赴約。[4] 不只是年輕人，我們或許都曾經憑感覺去作決定，不過感覺是會隨時改變，當時認為是對的，後來又可能覺得並非如此。事實上感覺不能判斷對錯，它只能告訴你對某些東西的感覺。[5] 所以關乎兩性之間相處，以及身體方面的事情，我們還是需要用理性去分析和細心考慮，以免將來後悔或受到傷害。

建立健康的生活
我們處身於網絡世代，豐富的網上資訊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方便，但也帶來了禍害。有時我們希望透過社交媒體來逃避現實中的壓力，卻可能興起了與其他人比較的心態、過度在意別人有否對自己讚好或給予的評價，一旦無人按讚，反令自己愈看愈寂寞和不快樂。這份衝擊同樣纏繞著成長中的青少年，作為父母或同行者應怎樣引領青少年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鼓勵孩子建立新的友誼關係、參與社區活動、發展興趣和技能，以及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從而豐富自己的生活，擴展自己的視野和能力。[6] 家長愈早鼓勵孩子做這些事情愈好，家長需要陪伴孩子尋找他們真正有興趣做的事。孩子需要在真實生活裡，投放時間去做對身心有益的活動。透過發揮自己的潛能，孩子就能肯定自己的價值；透過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就能彼此分享，有助減輕生活壓力。當孩子對某個興趣或群體產生歸屬感，就能令精神和心靈有所寄託。這樣，虛擬世界對孩子的影響力也就能相對減低了。

年輕人充滿活力和創意，能為社會帶來不一樣的新意，也是父母眼中的寶貝。作為父母或同行者，我們需要多加陪伴、多作鼓勵，發掘他們的優點，帶領他們在合適的場景去發揮自己的能力。守護下一代的重任，是成熟的成年人應該去承擔的，讓我們用愛心和智慧與年輕人一起同行。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身處於真假難分的資訊洪流當中，我們的確很難辨別一些錯誤訊息和虛假陳述，而且如要逐一去辨別，亦十分費時和未必有此必要。看著螢光幕，甚麼進入了我們的眼目？我們被訊息牽引到哪裡去了？隨著螢光幕中的廣告、吸引的標題、誤導性的訊息，可能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心或觸動我們的情緒，而我們有限的、具有價值的「注意力」，就被誘惑到一些可能有害或不健康的內容當中，注意力甚至可以賣錢，吸引注意力就變成商人的賺錢工具。

有專家提出，學習數碼媒體素養，可以幫助我們主動「無視」一些資訊，避開誘惑。史丹福大學及布里斯托爾大學的學者們最近在心理學期刊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發表一篇名為〈批判性忽略作為數碼公民的一種主要能力〉的文章，[1] 提出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批判性忽略」（critical ignoring）面對網絡洪流，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自我推動（self-nudging）

因著我們的「注意力」常於網上被低質素及刻意誤導我們的資訊霸佔，並衍生出「仇恨、憤怒和上癮等情緒反應」，[2] 教育心理學家Sam Wineburg指出，我們可以故意地忽略資訊，而方式是「自我推動」。它不是家長式或操縱式的操控，而是讓一個人自己去了解令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或失實資訊，如何對他帶來不良影響，而當一個人能夠主動去控制和組織他的環境，便可以避免直接面對這些資訊的誘惑。

這就像自我推動者可以決定將令人致肥的零食放在自家廚房頂層架子的最後面，讓誘惑（即垃圾食品）從視線中移除一樣；人們可以隱藏一些讓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或通過過濾方法去主動選擇忽略不必要的誤導訊息，[3] 以便我們能將有限的注意力投放在適當的地方。

2. 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

這是一種查證的方式，就是在面對有問題的資訊時，不要專注於深入挖掘不確定的來源，相反，應該橫向移動到其他來源來確認訊息。我們可以有策略地故意忽略未知是否可信的網站，並且搜索一下文章的作者、發佈機構或當中所提及的其他資料。如果橫向閱讀表明該網站並不可信，我們還要繼續投入去挖掘它，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和資源。

雖然這似乎是需要更多的動力和時間去學習和實踐橫向閱讀，以了解更多，但專家稱長遠來說是值得，因它可以幫助我們節省時間，常進行事實核查的人，對不同網站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他們只花幾秒的時間就可以確定消息來源的可信度。當提升了對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的判斷能力，我們就可以減低受騙的風險。

3. 不要餵養「山怪」（don’t feed the trolls）

Troll原是指山怪，但在這裡它是指一些於網絡上喜歡發表挑釁或侮辱性言論來挑起罵戰並從中獲取快感的人。專家指出，我們有時要主動忽略的不是訊息，而是發出這些訊息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但陰謀論者和科學否定者的聲音足以對人們造成傷害。一些有問題的網絡行為，如散佈虛假資訊及騷擾行徑，做出這類事情的人總是非常活躍，回應他們的方法就是「不要餵他們」：忽視他們，拒絕與他們接觸。而社交媒體用戶亦可以向平台舉報這些不良行為，以平台的內容審核政策（content-moderation policies）來制止欺凌及網絡的挑釁、侮辱言論的傳播。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我們要努力分辨資訊真偽之同時，也可以不傳送有問題的訊息及舉報不恰當的行為。

面對我們一生都不會看得完，並每分每秒都在更新的網絡資訊，我們實在需要自制力，並要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被牽著鼻子走。有人會患上「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深怕自己會錯失一些重要的訊息而不斷的去追去看……但既然每分每秒都會有新訊息出現，我們又何妨讓自己從爭分奪秒的態度放鬆下來，找個空間安靜一下，然後享受沒有訊息彈出的時刻，由得自己錯過一下訊息，試試「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JOMO）？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政府去年就《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諮詢社會意見，才大半年就火速立法，當年的理由不外就是政治起底嚴重，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表示自己是起底風氣的受害者，也有議員提出治亂世用重典是最好的處理方法。到今日，法例已立一年，私隱專員早前接受個別傳媒訪問時，提出截至今年9月多個網上平台發出1,252份停止披露通知，九成訊息已被平台移除。現時因政見分歧而起底的網上訊息，已較2019年大為減少，條例至今大部份投訴涉及生意、感情糾紛，約佔七至八成。

筆者去年11月就已撰寫文章，強調很多網絡中的「生活日常」例如感情糾紛互相在網上對質、商業上公開某公司做事的問題以表達不滿等等，容易中招，觸犯法例。[1] 果然一年下來，私隱專員公署拘捕的案件，大都就是類似的情景，有因為金錢糾紛的、[2] 也有租務糾紛的。[3] 上月首次成功定罪的案件，就是感情出現糾紛後，其中一人將對方的個人資料刊登在不同的社交平台。[4]

根據報章報道，截至9月底，私隱專員公署共就91宗案件展開刑事調查，當中七宗有拘捕行動，起訴兩名被捕人。政治上的起底犯卻無法打撃，因為在有關方面拘捕他們之前，他們早就消失了，現在這條法例拘捕的人，多是因為一時情緒不穩，或者因為受到莫大委屈希望在網上得到伸冤而犯案。他們知道做這些事會有機會犯刑事罪嗎？未必，因為條例太新，而且網上「唱衰」一個人，當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原來也會「犯法」，所以有人誤墮法網，實在是情有可原的。

正如我們在諮詢文件所述，在法例制定時應該考慮各方的因素，應該要以私隱被侵犯而造成的傷害程度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並應該給予對方刪除訊息的機會，現在的法例並未有提升門檻。如此情況下，政府卻未有進一步的進行針對性宣傳，宣傳品集中在政治內容上，反而未就社會和坊間一般出現的網絡侵犯別人私隱的情況去宣傳和討論，最後觸犯此法例的當然就是一般巿民而不是在立法時所強調有政治意圖的人士。

起底，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一個好的網絡使用習慣，我們不鼓勵大家去起底，但另一方面，有些市民自行透過網絡來表達不滿、或以某些行為來報復，可能由於他們不了解法律、或者受了委屈但有冤無路訴有關、以及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出此下策，若果相關的法例太嚴苛，會造成不必要的反效果，可能教育還是較好的方法。

編輯﹕謝芳

「你們既是順服的兒女，就不要再效法從前無知的時候放縱私慾的生活。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聖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聖經新譯本》〈彼得前書 1：14-16〉

現今世代的年輕人，不是徘徊在動漫世界，就是沉迷於遊戲世界，甚或愈來愈少閱讀，就算偶而閱讀的，許多只會看漫畫。說到漫畫書，或許大家腦海聯想到的，是一本本的漫畫書，但事實上，漫畫書電子版已成潮流，就像其他電子書一樣，就算有紙媒印刷版，大概亦是為收藏所用。漫畫的電子化，加上盜版翻譯漫畫層出不窮，各類的漫畫令青少年更容易觸及，特別在不同的漫畫網站及應用程式內，無論收費或免費都是「海量」般供應。

現實上，大部分坊間的漫畫都暗藏一定程度的不良意識或性意識，例如看過《多啦A夢》的讀者，都會意識到內裡有不少欺凌事件，甚至大雄亦有多次進入靜香正在洗澡的浴室。在《蠟筆小新》的動畫和漫畫中，小新也多次露出臀部，甚至利用股間摩擦物件。故此，在漫畫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些意識不良的情節。不過，是否因此就禁止青少年閱讀？筆者認為有討論的空間。或許我們不宜亦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看動漫，但我們卻可以教導他們如何選擇合適的讀物。本文嘗試帶出在不同種類漫畫中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青少年，並推薦一些較為健康的漫畫給青少年選擇，家長亦可多加留意子女閱讀漫畫的習慣。

漫畫中的正面意識

在坊間，縱然會出現帶有不良意識的漫畫，但當中亦有一些能夠帶給青少年正面信息的作品。觀其一些比較流行的漫畫，諸如《海賊王》、《火影忍者》、《鬼滅之刃》等等，它們都是連載於日本《少年JUMP》漫畫週刊。而《少年JUMP》的漫畫通常都會有一項貫穿整個劇情的黃金法則：「友情、努力、勝利！」這個法則主導著故事的走向，內容不會脫離：擁護友情，甚或友情至上和追求不斷變強的主角，最後邁向皆大歡喜的結局。

我們會認同，如果青少年可以學習到友情和努力是一件正面的事，這也正正符合青少年需要改善的特徵，包括自我中心、個人主義、部分缺乏上進心等等。現時青少年大多為「網絡原住民」，加上疫情的影響，或許已經不懂得如何面對面社交了，而這類型漫畫非常強調友情或友誼，當中的角色可以為朋友而犧牲自己的，許多角色都是為了朋友而努力的，這帶出了一種「為他者」的倫理教導，換句話說，就是擺脫自我中心的教導。

漫畫中性與暴力

但不容忽視的是，無論漫畫內容帶出的信息多麼正面，它們表達的手法就必須細心留意，正如之前所說，不少漫畫當中都暗藏著許多不良意識或性意識。無可否認地，性意識已經融入了不同的媒體和創作，根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何況是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在網絡發展迅速的今天，漫畫也不能夠倖免於色情資訊氾濫，最著名的種類大概就是戀愛後宮漫畫了（即1男多女的感情生活），當然也有所謂的逆後宮漫畫（1女多男的感情生活），只是比例較少而已。顧名思義，即是愛慕主角的角色會不斷地陸續出現，而主角會與不同的異性發生曖昧的關係，甚至出現涉及色情成分的內容，如《約會大作戰》、《五等分的花嫁》等等都是感情混亂的漫畫，可能會讓人憧憬著這些關係，令到一對一的戀愛關係不再被重視。當《出租女友》這種美化援交的漫畫或動畫都受到不少的好評時，不少的錯誤的價值觀或正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特別是未來對愛、婚姻和家庭的價值和期望。

除了主要談及感情、兩性關係的漫畫，也有一些主打暴力、血腥、展露人性陰暗面等等的漫畫（部分含有性暴力），類似《魷魚遊戲》的題材，或者可以說是《魷魚遊戲》的參考資源。舉例而言，《彌留之國的愛麗絲》、《朋友遊戲》、《殺戮都市》、《進擊的巨人》，還有「海量」的恐怖漫畫，如集結恐懼、暴力、死亡、黑暗於一身等等的作品，都將暴力與人性的醜陋推至高峰，雖說當中的主角都會有拼命幫助朋友的特色，但似乎劇情中的暴力和黑暗(人性的黑暗)才是焦點。這類作品的確會影響社會上的暴力行為，葛洛斯曼的《暴力電玩如何影響殺戮行為》內亦有提及媒體及電玩傳播的暴力如何從心理學上對人造成影響，有興趣可以看一看。如套用在青少年，或許心智並未成熟、未懂得批判當中的內容便有可能受到影響。綜觀現時的教育，除了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很少有中學聚焦於性/倫理觀念的教導。

部分漫畫的推薦

既然漫畫作為一個主流文化，又無法避免地會夾雜著不良意識，筆者選擇一種名為Lesser evil的做法：即是從眾多不良意識的漫畫中，選擇一些較少不良意識，同時內容的焦點是主要放在正面訊息身上。以下可推薦：

1. 《火影忍者》：故事內容為一位失去雙親的小朋友如何透過努力，對友情的執著，最後邁向夢想，也是一個頗勵志的故事。
2. 《灌籃高手》、《排球少年》：它們都是以運動項目為主軸，主角和其他角色為邁向目標而努力，內容大致是正面的。
3. 《名偵探柯南》：是一套懸疑偵探並帶有少許恐怖情節的漫畫。主要講述犯人無論犯罪的手法多麼精密，主角作為偵探，都會竭盡全力找到犯人，而犯罪者也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4. 《我的英雄學院》：故事講述一位少年面對別人的嘲笑仍努力不懈的故事，為典型的「友情、努力、勝利」漫畫。

篇幅所限，欲推薦的漫畫未能盡錄。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縱使一些看上去只是普通題材的漫畫，例如運動、烹飪等等，都有機會充滿不良/色情資訊，如漫畫《食戟之靈》雖然是一套廚藝比拼的漫畫，但內裡的色情訊息卻佔據了大部分。故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漫畫伴隨青少年成長，是一門艱深的學問。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望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近日有五名男子於法院承認在公眾地方犯了妨擾罪和《香港鐵路附例》，因為他們帶備麻雀枱於港鐵列車中打牌，並於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有趣」影片。雖然，其中一人稱只是想「假扮打麻雀拍趣片」，但他們被警方斥為自私，阻礙車廂內的通道。[1]

不少網民鍾愛拍照或拍片並於社交媒體中分享，他們的原因當然有很多。當中除了為滿足感和把自己想說的向大家分享外，另外可能還有兩個原因：一、「多巴胺」作祟；或二、「瑪門」作祟。先講「多巴胺」， 它是大腦神經的傳導物質，在做一些事而得到獎勵時，我們腦部會產生它，以令我們感到愉悅和興奮，它也會促使我們想繼續得到它，以致重複再做有關事情。打機成癮或網癮都與這個原因有關，之前於明光社「漂一本有聲好書」的「行為上癮（上／下集）」影片便作過有關的介紹，大家可以按此瀏覽。而有不少網友亦因為想得到別人讚賞而不惜冒險來製作出人意表的相片或錄像。

而另外一個原因，是為了「瑪門」——分享頻道的廣告費。不少網紅拍片上載到平台上，都是為了得到頻道收入。根據網上的資料，YouTuber的訂閱人若有數萬或過百萬，他們每月的廣告費可以多達數萬或十至二十萬元，除了訂閱人數，表現評分也影響收入。[2] 為了要吸引觀看者點讚，網紅都非常勤力，常常製作及上載新片，內容也要有創意和趣味。

然而，為了別人點讚，是不是就可以甚麼都上載？很多人都有小聰明，想到不同的點子和創意去吸引網民的眼球，但他們的做法不都有智慧，製作的內容也未必合法，未能讓自己和別人獲益，影片也不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如：犯案的片段、賣弄性感內容或露骨的片段；又或是未經當事人同意、偷拍得來的錄像等。另外，亦有些是網紅為博點擊而挑戰個人極限，最終卻發生意外，以致換來悲劇收場；又或如上述情況，網紅在列車中以身試法，更上載罪證到網上，結果被懲處罰款，實為不值。

網絡某程度上是自由的，可以讓我們分享自己所想的、所創作的，但我們亦要小心拍攝時的安全及清楚了解事件本身是否合法，大家在拍攝前和上載前，都務必要三思而行，否則只會自投羅網。

如果有留意新聞，近來或會發現多了一個名詞被美國《柯林斯英語詞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選為2021年度10大代表字詞之一，它就是“NFT”，[1] 這個詞還會連繫著甚麼頭像、升值潛力、藝人和藝術家紛紛參與等……讓我們一起了解這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和我們有甚麼關係？它又有甚麼危與機？

NFT——非同質化代幣（Non-Fungible Token），每枚代幣上都有一個編碼，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獨一無二的特色。[2] 就如你銀包上的錢簽上了你的名字，那鈔票就已和別的鈔票不一樣。能確保其獨特性，是因為支持NFT的其中一個核心技術，就是區塊鏈（blockchain），而區塊鏈具備著「無法被篡改」的特性。透過區塊鏈技術，所有數據均可通過加密系統進行驗證，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的描述，這是「一種開放，分佈式的分類賬，能有效地記錄雙方之間的交易，並且以可核查與永久性的方式進行記錄。」[3] 亦因著其獨一無二的特性，藝術家就可以在虛擬世界中販賣自己的「NFT加密藝術品」。

被視為開放及可信的交易平台

由於每一次交易都可以被追踨，買賣都有依據，大家都會視這是一種可信任的自由交易技術，並在NFT平台交易。在這許多的NFT交易平台中，如OpenSea、Nifty Gateway或OurSong等，有意製作NFT的人，可以上傳數位化的平面或3D圖像、動態影片、聲音檔案或文字訊息，決定作品發售的總數量，再為作品加上區塊鏈編碼，完成鑄造（mint）後，作品就可以用加密貨幣交易了。[4]

例如，ShroomsTopia NFT為亞洲第一款3D設計NFT藝術品（見圖一），以3D蘑菇造型為主角，設計很有香港的本土氣息，此系列共有3,888個不同的NFT，每枚NFT以0.8 SOL（約1,060港元）發售。[5] （SOL即Solana，為一種交易速度快，並升幅大的虛擬貨幣。2022年1月14日，Solana為全球市值第五的虛擬貨幣，達463億美元〔約3,619億港元〕，結算超過500億筆交易。[6]）

創作者的獲利方式

透過NFT加密，藝術品可以寫入分配利潤的比例，創作者未必只在作品第一次被售出時獲得利潤，而可以在作品每一次轉手交易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潤，所以作品不一定在第一次就以很高價格售出，不少NFT創作者願意以低價賣出作品，並鼓勵人們多次轉手，令創作人可以從中繼續收取分潤。

另外，亦因為不一定是高購買力的人才可以投資NFT藝術品，不少人都可以成為NFT藝術品收藏家。而在這剛起步的市場上，有不少NFT作品被炒得火熱，經轉手多次而價值飆升，引起了搶購瘋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無聊猿」（The Bored Ape Yacht Club）系列（見圖二），這系列於2021年4月在區塊鏈上推出10,000個不同的NFT，當時每枚的入手價（floor price）只為0.08以太幣（約1,500港元）。[7] 至今約一年時間，最便宜的作品底價也超過了28萬美元（約219萬港元），而收藏品系列的總市值就高達28億美元（約219億港元），其製作公司更可從交易中再賺取2.5%分潤。[8]

NFT的天馬行空

創造NFT的方法也有很多種，除了上述提過的方式外，有藝術家將自己過去13年來拍下的五千多張照片集合成為一張NFT作品“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以約6,900萬美元（約5.3億港元）售出。[9] 印尼也有無名小卒上傳九百多張自拍照到NFT平台並賺得780萬港元；[10] 而日本電影配樂大師坂本龍一亦於去年將一首歌的595個音符分拆成NFT出售，而部份NFT音符被轉售後，價格由底價680港元被炒至約40,000港元！[11]

有機亦有危

我們見到似乎很多東西被數碼化後，都可以被放進虛擬世界中被販售及炒賣，似乎很有升值潛力。有藝術家很努力將一系列作品放上平台販售，一夜成名；亦有很多藝人、知名人士進場販賣其代理的藝術作品撈了一筆。這些事件經媒體報道就令人對這虛擬市場趨之若鶩，但我們可能會忽視了當中的風險。除了一些常見的NFT投資詐騙手法，如製作假冒NFT網站及投資項目誘使消費者投資、以偽冒交易平台官方通知而進行釣魚詐騙，或以不同方式竊取個人資訊及憑證等。此外，以虛擬貨幣這種方式來投資也有一定風險，NFT作品本身在真實世界可能價值有限，在網絡世界中的價值亦是易升易跌，跟隨著名人的名氣或潮流上漲或下跌，風險可是非常高。

由於還未有法例規管，著重「匿名性」的區塊鏈，不單讓不少犯罪份子利用加密貨幣藏匿資產，而普通人的個人資產亦可能隨時被黑客盜取，之後可能無法追討損失。由於元宇宙這虛擬「新世界」中所使用到的加密貨幣，暫時並未有實體保安或風險管理方案出現，對用戶來說暫未得到保障。[12]

誠然，筆者在搜集資料撰寫本文時，亦覺這個賺快錢市場令人心動！或許讀者在看了本文後，會開始去想於NFT平台進行創作或投資，但筆者仍想提醒一句，小心錢財的迷惑，於創作的內容及投資的手法上，仍要守著真道，以避免：「錢財的迷惑把道擠住了，不能結實。」（太十三22下）

近來在網上串流平台Netflix上架的兩部令人震撼的詐騙記錄片電影《Tinder詐騙王》（The Tinder Swindler）及根據一《紐約雜誌》報道文章改編的劇集《創造安娜》（Inventing Anna），它們分別講述一名以色列男子Shimon Hayut 冒稱鑽石大亨Lev Leviev的兒子Simon Leviev於歐洲不同地區發生的情騙騙局，以及一名俄國女子Anna Sorokin 冒稱德國富商女兒欲於美國紐約打造藝術中心的過程。由於本文想與大家談論更多有關社交平台的影響力，不得不提另一部紀錄片電影《FYRE：國王的豪華音樂節》（Fyre），記錄了一企業家Billy McFarland為其應用程式進行了一場擁有超級成功的網絡宣傳， 但最後演變災難性失敗的音樂節，最終更被告欺詐及虛假陳述等罪。

動動手指就可在Tinder接觸「王子」

我們先說說《Tinder詐騙王》中的偽鑽石大亨之子Simon。Simon擁有公子哥兒的外表，在交友應用程式「Tinder」中上載了許多他駕駛名車、乘坐私人飛機，出入高尚派對等相片，以顯示他貴族身份的憑證。每當流連在Tinder的女士動動手指想去認識他時，他就會立即用即時通訊工具WhatsApp回覆，並相約該女子到極高級的餐廳用膳、坐私人飛機到別國遊玩開派對，更會常常於WhatsApp對女子噓寒問暖及送花送禮，到認識一段時間後（片中他認識女子的時間，從一個月到一年多不等），更會誘使女子租屋，使她認為Simon和自己已到了成家立室的階段。

然而，這位「王子」給女士們感到他的生活非常忙碌，因為要常飛去不同的國家處理業務，但他實在是飛住別國去見其他的受騙女士，而Simon對其他女子付出的巨額金錢，其實是由之前認識的女士去支付的。這就是類似我們常聽到的「龐氏騙局」（Ponzi Scheme）。這類的騙局就是把騙來的金錢先給點甜頭予下一位受害者，令她覺得自己得益，而開始肯於騙局中投進金錢。Simon就是在騙局中以上一位被騙女子的金錢去豪花在下一位女子身上，但一到「談婚論嫁」的階段就會有「意外」發生：鑽石王子被敵人攻擊及受傷，要飛住另一地方避難而一時間沒有資金供應，短期內需要大筆金錢以助他逃離險境！他的女友們當時萬萬也猜不到為自己未來丈夫在「危急時」刷卡、送現金，實在是在幫他去欺騙下一個在Instagram（IG）認識的受害女子。

對於像Tinder這類交友應用程式根本與社交媒體無異，在2020年，它有7,500萬用戶 。根據2017的資料，平均用戶每天會查看11次賬戶，並瀏覽該平台約90分鐘，當中大多為16至34歲的年輕人。[1] 電影中的幾位女事主，她們在Tinder中想找到伴侶，她們會把自己想別人知道的資料、相片放上去，希望可以吸引到喜歡自己或與自己志趣相投的男性，同時間，她們也在不停地「滑動」（swipes）螢幕去尋找自己喜歡的人。同樣地，情場騙子也會放上吸引女性的資料，如稱自己是富豪之子、鑽石王佬五（即事業成功的單身男子）、肌肉型軍人等，靜候女性向右swipes – 達至配對成功，進行下一步對話及邀約見面等接觸。

事實上，男士、女士想尋找伴侶都是很正常，但在網海中所見的對象大都是被美化了、只看到他／她的片面，在沒有深切了解其背景、品性等，就輕易投放感情、金錢，就極易傷心又破財 。

嚮往於IG 向別人呈現美好的一面

而於《創造安娜》中的Anna，我們不知故事多少真實多少虛假，但Anna及故事中不少角色都熱愛於IG這社交媒體，並喜歡在其中呈現自己美麗、享受人生、於派對中極具社交魅力的一面。而愛上與Anna交往，並相信她是出自名門的人，都是被她花錢的能力及她生活的氣派所吸引，認為跟著她就可以免費享受極盡奢華的日子及服務，更可以拍照到IG向朋友炫耀一番……但他們都沒有想真正想了解 Anna的背景及她的行事作風。

無論Anna是為了奢華生活，五光十色的紐約名人生活或真的要建立她夢想中的藝術俱樂部和基金會也好，她的計劃最終都沒有實現，而在遭人拆穿她的大話後，她要面對審訊，但過程中，她對自己衣著的形像比出庭看得更重要，她甚至因為不喜歡某件衣服就乾脆不出庭！更有人為她的衣著在IG開了一個名為annadelveycourtlooks 的賬號，[2] 當時吸引了多逹3,800 位followers。[3]

有不少報道指出社交平台能使人更自戀，別人的讚好令腦海產生多巴胺而更迷上上載更多吸Like的帖文，產生多巴胺獎賞系統。不少人在Facebook、IG分享自製的美好人生，還互相比較，要呈現自己比別人更美更好，更吸like的形象。[4]為此，人們可能會修圖，把瑕疵拿走，甚至自製不實的情景來令人更為羨慕。Anna的極端自戀，要自己感覺良好，不單要在IG中不斷出帖文呈現美好、顯視自己活躍於社交，也同時缺乏同理心去利用別人為自己不停付出，為自己創造的「夢想」而不停犧牲別人。

網紅的銷售威力

至於《FYRE：國王的豪華音樂節》中造成最後有6,000位年青人被網上宣傳所吸引，一開始就是一批名模及歌手，於社交媒體中瘋傳了他們在將要舉行音樂節的島上拍下的性感及享樂相片及短片。其後更以巨額酬勞聘了全球400位知名網紅、模特兒、藝術家等，於網上同一時間進行社群網紅宣傳活動（social influencer campaign），在他們的社交媒體上貼上一片橙色方塊及帖文，邀請網民參與Fyre 音樂節。不少網民被宣傳中的美女如雲的照片、高級帳幕及遊艇連私人廚師等豪華居住套票所吸引，門票於極短時間內售罄。

銷售及宣傳雖然成功，但背後的領導及製作團隊並沒有能力實踐宣傳中所列出的項目，不單難以顧及超額預訂及提供網紅免費住宿的承諾，以颶風救災用的圖頂帳篷來充當「豪華別墅」，而場地更如荒島般缺乏基本衛生設施及飲食供應……最後，他們的客戶甚至連回家的航班都沒有！

產品品質要兌現、要有保證，當然是企業總裁要擔當的責任，但網紅所銷售的產品，他們不應只是收款去宣傳。在他們拍攝時、上載宣傳時，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替甚麼公司、產品去銷售？《FYRE》影片中一名早就察覺他們計劃有問題的金融家Calvin Wells提出：如他買了門票，他一定會控告每一個幫忙宣傳的名人，因為這批名人正正造成了人們誤以為他們都會出席音樂節的樣子，造成了在網絡上極大迴響。此外，亦有律師亦在影片中表示，如網紅在社媒上貼出一張照片，而當中沒有標註「這是廣告」（#advertisement），就要負上一定的責任。

成也社媒、敗也社媒

騙子們的成功，在於他們善於利用社交媒體去呈現完美的一面去接觸受害者，而網民如果帶著愛奢華、虛榮、跟風的心態，不加細察就趕著要享有獨特待遇，嚮往成為美好的一份子，搶著要有網絡影響力，成為別人羨慕的對象，就會容易迷失，被牽著鼻子走。

只要我們清醒一點去看社交媒體，明白到這一切只是呈現一部份的他／她，甚至是被美化了和扭曲了，單靠這些，我們不能看清一個人或一些事件背後的全部。如要了解更多，就更要用心去查證。

如《Tinder詐騙王》中，Simon在Tinder中不停上載的行蹤，其實他也不停的在洩露他的行蹤及線索給受害者，他在「逃難」當中仍可以繼續享樂？受害的女子們最後就是透過社交媒媒體去連成一線，再比對Simon相片的行蹤而推論出他正在欺騙著大家！

而關於Fyre音樂節，Calvin一早便看穿其中的謊言及不合理處：不付款給服務供應者、給雙倍報酬作網紅宣傳費、音樂會場地並非在私人島嶼等…… 縱使他於社媒網站推特開了 “FyreFestivalFraud”（Fyre音樂節騙局）賬戶來揭發事件，但結果沒有甚麼人看到，大家仍然沉醉於網上排山倒海的美好謊言中，繼續期待這豪華騙局，直至真的身處其中，在荒島中沒水沒電沒食物沒容身之所，才知自己中了網騙。

結語

網絡、社交媒體是中性的，它們的善與惡取決於使用者。當然我們不應以作惡的心來運用它們，但在結交網友、消費購物、瀏覽時，我們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以防範被隨街跳的「蛤乸」壓傷或賜下死亡之吻。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2021年10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本港的《版權條例》落後超過10年，當局要進行「保底」工作，修訂法例，並以《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作藍本諮詢公眾。[1] 過去，有市民擔心這條例會阻礙二次創作，2014年的草案限制轉播侵權作品，同時二次創作或翻唱作品並未獲豁免，故被外界稱為「網絡23條」，草案最終未能完成審議。經歷過拉布及擱置，是次重啟修例，政府高官指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認為這是檢討法例的適當時機。[2] 此外，特首林鄭月娥在2021年發表施政報告時亦表示會強化知識產權制度，加強推廣、教育和對外合作，又會提升知識產權署的實質審查能力，並研究把《專利合作條約》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包括「原授專利」制度等。[3]

明白科技日新月異，網上創作及分享的渠道及技術比起七年或10年前已經變化了許多，串流平台、電子傳送和直播科技的迅速發展，對於版權擁有人、版權使用者及服務提供者的保障都有需要提升。

根據政府新聞公報及是次諮詢文件內容，政府建議按《2014年條例草案》涵蓋的五個範疇（見附表）作為基礎，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

附表：《版權條例》修訂建議涵蓋的五個範疇

資料來源：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對於上述的修例建議，最令人關心的就是有關「豁免」及「提控」兩部份。有關豁免方面，《2014年條例草案》有提及會對戲仿、諷刺、營造滑稽或模仿、評論時事和引用（有助在網絡和傳統環境中促進表達自由和討論）等目的，提供公平處理的豁免，因為這是十分常見的網絡活動，[4] 故可獲民事和刑事的豁免。有政府官員稱沒有為獲豁免項目提供定義，原因是在法例上，這是一個最佳的做法，亦稱可用「common sense（常識）」去理解意思，如有爭議可由法庭決定。[5]

對於認真翻唱歌曲「以抒發個人感情或展示才華」不被豁免，但如果版權持有人沒有反對，政府便無從提控。不過，一旦涉及經濟利益，情況就會變得複雜。翻唱作品除了可上載於YouTube平台，翻唱者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翻唱或播放影片，如果他會從中獲利，如收取廣告費、歌唱報酬，版權持有人應可以向他追究，如是者似乎提控的決定權在版權持有者手中，但他究竟要經網上播放平台追究，或向政府哪個部門投訴？案件屬民事或是刑事？由知識產權署或由警方處理？此外，政府雖說法庭處理案件時要以造成的經濟損害、侵權行為會否代替原作品為主要的考慮因素，但作品放在網絡上，結果又是否上載者可以預期得到？筆者就曾看過一些因翻唱而意外爆紅的例子，而這些翻唱作品又是否「代替了原作品」？當中如何界定？這些問題或許仍有待解說。

筆者想到一個例子，藝人陶大宇早前於商場騷翻唱了《倒轉地球》，他意外爆紅，其唱腔和台風成為城中熱話，他的作品是否代替了原唱者劉德華的《倒轉地球》？[6] YouTube的片段不是陶先生自己拍的，廣告收益是歸網民和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但陶先生又因著這些評論及短片的廣傳而接到更多翻唱這歌曲的演出機會，這個情況如按照《版權條例》，又應如何理解和跟進？

另外，亦有創作者會藉「二次創作」的空間來抒發對生活、政治的感受，他們除了要面對《港區國安法》外，現又多了一個《版權條例》，他們又可能會因懼怕觸碰到紅線，表達時變得更加小心翼翼，影響了創作自由。

政府就條例的修訂作公眾諮詢，諮詢期由2021年11月24日至今年2月23日，為期三個月。[7] 各位可於政府知識產權署的「更新香港版權制度的公眾諮詢」網頁了解更多及踴躍表達意見。

編輯﹕謝芳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聖經新譯本》〈腓立比書2：4〉

電影、電視製作是一門藝術，透過鏡頭、剪接、聲音等元素，以不同的結構、風格來說故事。除了帶給我們樂趣以外，還可以有很多訊息，叫我們細思。每當我們說喜歡某電影、很不喜歡某劇集……我們能夠說出原因嗎？

培養欣賞眼光

筆者於明光社帶電影小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細味了一些電影，發現電影言之有物，除了有好的演員擔任角色外，劇本對白、主題結構、鏡頭剪接、符號運用、音效應用等不同技巧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部好電影。這些不同的部分都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明白有時因為信仰的原因，會令信徒覺得某些類型的電影，如恐怖、血腥等電影就一定是不好的，要完全拒絶接觸。筆者自己也是膽小一族，很少會看鬼怪、恐怖電影，因為怕晚上自己一人在辦公室工作時會害怕，內心會有不平安。但近來，由於在學習藝術的課程中上了一科電影研究，除了研究低成本製作電影外，還欣賞了一些經典的鬼怪、恐怖電影。

除了要分析這些電影使用的技巧外，課堂也會發掘它們的主題與社會的關係。筆者發現很多被視為經典的電影，不單是因為拍攝技巧難度高、具創意之外，還會道出一些社會問題，反映被壓迫的一群的某些狀況，部分片中的怨魂或是以血腥殘暴手法殺害別人的角色，影片會漸漸揭示他們其實在社會中曾被歧視、被剝削工作機會或被破壞家庭，因而枉死、產生出殘暴的癖好或情緒問題，如電影《貞子》、《德州電鋸殺人狂》及《奪命狂呼》等。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中有提及悲劇（現我們解作「戲劇」）的「移情」、「淨化」和「教化」的作用。當觀看影片時，我們投入到角色處境中，感受到他的喜悅或恐懼，就是一種「移情」，可以說是一種換位思考；觀眾在觀看影片時，我們隨著劇情而與角色一同經歷，被喚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而在觀看完結時，情感得到淨化（catharsis），或可說是種釋放，把緊張過後的情緒放鬆，歸回日常的生活。

而「教化」方面，好的影片也會有其倫理道德，如好人得到好報，惡人最終奸計未能得逞，令觀眾心中得到安慰；又或當惡人得不到懲罰，觀眾為被害者著緊或感到遺憾，也可能正顯出我們對社會某些狀況顯得無奈。

我們在觀賞後，會不會繼續細思影片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它的內容象徵甚麼？喻意甚麼？如可以在觀賞後繼續閱讀一些資深影評人的文章，也可以是一份增進電影分析力的功課。

影視「守門人」及「導賞員」

然而，對於在家中有小孩子的家長來說，就實在不應該把家中訂閱的「網上影院」（即網路隨選串流影片服務）的使用「中門大開」，任由未成年的子女選取網上的影視作品來看，因為不是全部有「意義」的影片，都可以給心智未成熟的觀眾看。他們可能未想到其深層意義時，就已經因為模仿其行為而受到身體及心靈的傷害。

當家中有未成年的孩子，家長就應該要當個影視「守門人」，在帳戶中管理個別使用者的年齡分級設定，以防止子女在帳戶中搜尋不合他們年齡觀看的影片。亦有服務供應商細心到可以讓家長輸入個別的內容、不當的電影或節目，就算他們合年齡看，也不能自己隨意點選就看到。

不過，就算你盡力的去阻擋網絡上的訊息，也未必能完全阻隔。孩子可以從朋友、同學中知道一些很流行的節目或電影，如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就算家長在帳戶做了年齡限制，但也難提防孩子們會有其他渠道看到片段，或者在同學之間有他們的方法去分享。

要成為孩子們影視的「導賞員」，或許家長真的要抽空去看看現時電視或網上的節目，多角度去思想為何它們會如此流行，以免和孩子們「冇偈傾」。影片的製作方式、反映的社會文化和問題、人性光輝和黑暗、角色面對的困境、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道德、人物關係與劇情是否真實或過於誇張等，都是很好的傾談材料。若孩子真的看了他們不該看的影片，也不必過分責備，畢竟好奇心是人性，倒不如趁機和他們開展對話，談談人生百態，並了解彼此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