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零八落的香港教育

之前「AI教父」黃仁勳回台，到不同的地方去演講、訪問和參觀很多時台灣的傳媒都日夜貼身追蹤報道，務求讓這「成功的台灣人」彰顯他的光芒和成就。因此，在黃仁勳來台灣的一個多星期，每天的新聞幾乎都是關於他的，不是去夜市、吃晚餐、就是去大學演講、他的電視訪問，比總統還要熱爆。總而言之，無論是街頭巷尾、地鐵公交車，都有他新聞的身影，包括穿甚麼衣服、家裡有甚麼人等。原本對他不太熟識的筆者，在認識台灣人這事上，又認識多了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現代的社會一直受到資本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影響，我們身邊的人事物總是要我們追求成功卓越，追求耀眼的個人光芒，追求無論是事業或人生都是站在不敗之地，講求的是正向主意，這是世界的遊戲規則，我們好像一生都為了追求這些而努力不懈。但我們卻往往忽略了人真實的感受和體驗，包括我們生而為人的軟弱和脆弱的特質，疲累的限制等，這些都是世界拒絕的軟弱。我們的世界總是拒絕我們脆弱，因為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攻擊，怎麼你會這麼弱？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藐視，怎麼你會不夠強？當我們脆弱時，我們就會被羞辱，怎麼你會這麼丟臉、這麼沒用？因為這樣的遊戲規則，對立、攻擊、批評、羞辱就會在我們的周圍出現，靠近我們脆弱的心靈。我們的心受傷了，會痛、會敏感、會有情緒的起伏，我們失去了人與人之間的接納、親近、同理和包容。這樣的社會令我們失去了天父創造人時給予人的愛和神所看為的好。

筆者覺得無疑黃仁勳的確是一名成功人士，媒體的報道往往是一面倒的報道他的豐功偉績，甚至連基督教機構、媒體都會報道他的人生，美化他的成功人生，並且以此來提醒信徒應該有的行為，然而，他卻不是一位基督徒。筆者覺得台灣的教會和基督教的媒體是否需要美化或引用他來作為一個信仰的追求點呢？我們所信的耶穌基督祂本身的教導是怎樣的呢？基督徒應該追求的信仰生命又是怎樣的呢？基督徒的價值觀是否與世界的不一樣呢？

聖經論到我們的主祂並非一名「成功人士」，他是被世人嫌棄、羞辱、出賣、受盡痛苦、被釘十字架的主。我們的主是一位怎樣的神——祂是自甘卑微的上帝，並且透過切實的行動，道成肉身、走到人群中，容讓自己親身經歷受傷痛苦的主。我們的主飽受人與人的疏離、甚至被世人隔絕、孤單無助，在釘十字架時經歷了門徒四散。這樣的救主在世人眼中是失敗的、是脆弱的、是丟臉的、是被藐視的。祂面對的是對立、攻擊、批評、羞辱。其實我們的主反而是用「愛和饒恕的生命見證」來彰顯祂的人生，十字架的核心是神對軟弱、無助的人的愛和饒恕，當我們死在過犯中時，主耶穌的犧牲就是用生命的見證贏了世界，所以，能夠勝過世界和成功人生的，是看見自己生命的軟弱，並與那位帶著愛與饒恕的救贖主相遇。

聖經在哥林多前書一章26至29節這樣寫到：「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著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多。上帝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愧。上帝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氣的，在上帝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神看我們的成功並非世人所看的成功，耶穌向我們表明一件事：沒有人是祂不能用的、沒有人是祂不能救的，沒有人是祂不願意給機會的。祂的唯一條件是，人願意「悔改歸信」。只要願意，耶穌都願意陪伴到底，因為福音的大能不是從萬人中找出優秀人才來使用，而是顛覆改變人的生命，成為合用的器皿。

今年聖誕假期間，我將與家人一同前往距離奧克蘭約五小時車程、人口不到60,000的Napier進行短期宣教工作。我們主要會與當地教會合作，進行一系列活動，如探訪老人院、街頭報佳音、音樂佈道、聖誕攤位聯誼和聚餐等，藉由這些聖誕節的活動，與當地居民分享福音。

因為負責人要求每位參與者都要提交生命見證，這讓我有機會靜下來回顧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為。既然見證需要與不同的人分享，我也希望藉此機會與你分享我的故事，希望我的經歷能激勵你都回顧一下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為。

出生於小康家庭，父親在我幼年時在香港和內地經營工廠，生意遍及東南亞。然而，工作可能給了他很大的滿足感和存在感，因此在我年幼時，他很少回家。又可能工作帶給他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因此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搵錢養家功勞最大，覺得家人全都是未見過世面的家庭主婦或小朋友，從不會聆聽家人意見和理解我們的感受。而母親可能不太適應獨自照顧一個牙尖嘴利的女兒，一對活躍好動的雙胞胎和一個不解溫柔的丈夫，所以她的脾氣異常暴躁。童年時期，除了受到母親的打罵（最嚴重的一次是用菜刀刀背敲砍我的頭）和看著父親每次回家都被母親歇斯底里地喪罵外，其實我沒有太多的記憶……

也許我和哥哥實在太活躍好動，所以母親實在不想讓我們留在家裡太久。自從升上中學後，母親開始給我零用錢，讓我放學後出去走走，晚上才回家。可惜零用錢實在不夠，我和大哥週末也只能「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家中。感謝主，上帝當時應該不太想這麼快就接我和哥哥「回家」，祂真有方法，竟然先帶我家姐回教會，之後她問母親可否帶我和哥哥參加初中生團契。坦白說，我當時對返教會興趣不大，但母親實在太想我「信耶穌」，所以重金加我零用錢200元，條件是週末跟家姐返教會，結果一返就返了30年。

起初返教會，只抱著玩玩的態度，對信仰沒有認真的追求。加上成長背景，我其實不太會、也不太敢表達自己。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當年團契導師對我的關心，甚至比父母對我更甚。由於「不好意思」，我在「不太好意思」的情況下答應決志信主。自此，我在教會有很多機會事奉，也慢慢在教會建立起自己的圈子。

然而，信主後我其實沒有祈禱、讀經和靈修的習慣。直至中六，在學校和教會有更加多的事奉機會，但自覺信仰基礎不足，一天晚上，我首次在家禱告，內容大致是求主讓我有動力靈修，由於不知從何入手，如上帝應允禱告，就請祂指示我如何做。禱告後，我便隨手打開聖經，看看有何啟示。不夠一分鐘，家姐突然走入我房間，說剛才見到我在禱告，便給了我一本靈修書，還留下一句：「只係祈禱是不夠的，還要多靈修」，之後她就離開了。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好邪！」但從那時起，我知道信仰不單只是一門學科，更重要的是一份看不到但能感受到的關係。隨後一年，我決定接受洗禮加入教會。

童年經歷其實令我不太懂得跟人建立關係，甚至感情。我明白人的情感與過去的記憶息息相關，特別是看待記憶的方式，決定了我的感受。如果想透過遺忘來免除傷痛，假裝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其實傷痛是不會消失的，反而會在你毫無防備的時候多砍你一刀。

信仰讓我明白惟有面對自己的傷痛，才有機會得到醫治。上帝或許知道我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會學習到，而理智遠大於情感的我要單單在聖經找出路也不太容易，感恩的是在中學時期在教會遇上我太太，她正好是我的對立面，家庭成長健康，重視感情，懂得體諒他人，有同理心。她讓我嘗試學習和享受愛與被愛（這二十多年辛苦她了！）。

之後三姊弟各自組織家庭，父母由於關係太差，實無法一起居住，所以哥哥結婚後，爸媽選擇分居，之後亦甚少聯絡。及至2018年中，我們三姊弟分別移居海外，剩下父母在港生活。同年11月，媽媽突然身體不適，情急下打電話給爸爸，他當時立即趕去見她。見面後，爸爸發覺媽媽的情況比想像中差，即時送她入院，又向我們報告。我們三姊弟亦分別趕返香港探望媽媽，而爸爸每天都在病床邊照顧她。

當媽媽躺在病床時，昔日在香港牧養我的牧者前來探望，為她祝福和祈禱，亦向她講福音。感謝主，她清晰回應，亦在爸爸見證下接受水禮（當年一手推我入教會的「始作俑者」終於步我後塵）。之後媽媽情況稍為好轉，能跟我們簡單溝通，有講有笑。留港短短20日，之前應該從未想過跟父母一起相處原來可以這樣平靜。

可惜順風從來都不常作伴，三姊弟離開不足一星期後，媽媽病情急轉直下。幸爸爸一直在旁陪伴。沒想過她跟爸爸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多謝你！」相信這三個字足以令他們一生不再有任何遺憾和餘恨。

之後一日，媽媽情況再轉差，醫院打來著家人馬上趕去醫院見最後一面。我們即時通知爸爸和教會牧師。可惜，爸爸趕到前媽媽已經返回天家，但雙眼不能閉上（即老人家最忌諱的死唔眼閉）。當時，爸爸多次嘗試把媽媽雙眼閉上但未能成功。不久，牧師到達醫院，給媽媽祝福祈禱，之後著爸爸在媽媽耳邊多說一句話。爸爸照做，大意是「放心，你三個仔女過得好好，我都會過得好好，你安心離開啦！」說罷，媽媽馬上合上雙眼。

或許場面實在太震撼，爸爸多次嘗試亦未能成功，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爸爸隨即要求牧師給他上學道班，他亦於同年聖誕節領洗加入教會。無想過，一個一直自以為聰明，心腸剛硬的人原來最終都會信主。受洗至今差不多六年，感恩即使獨個兒留在香港，他都有恆常參與教會聚會。

信主多年，人生稱不上順風順水，更時有低潮，但與神建立關係以後，這份關係更讓我重新學習與人建立關係，走出昔日關係所帶來的傷痛，更重要是修復曾經傷痛過的關係。

驀然回首，發現恩典滿滿；感恩在生命中遇見祢！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張穎思博士

精神醫學哲學博士及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張穎思博士在「男女腦不同——再思同行路」的短講中用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男性與女性的不同之處：女性找路的方式，傾向依賴地標、視覺空間記憶；男性則傾向靠移動的速度、方向及指南針等，推測所在的位置及找路。即使只是嬰兒，也已展現出男女不同，例如女嬰較喜歡看人臉，男嬰較喜歡看物件。專家透過分析男女兩性腦部功能活躍區域，普遍來說，女性的語言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性較佳；女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高於男性的平均水平，男性則強於分析及處理數據。女性更擅長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另外，由於女性在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之間的連接較強，女性通常更擅長識別和處理個人或別人的情感。

姜雁慈女士

新造的人協會總幹事姜雁慈女士則與參加者分享到同行的意義是甚麼，她指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他們都需要被了解及被聆聽，而身為同行者，需要明白當事人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以及關心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例如曾有求助者對她說以後都不返教會，因為信仰讓她覺得自己「不男不女」，但當姜女士問到底，發現這位求助者可能因為覺得女性很弱，所以才想成為「男性」去保護女性，在耐心引導下，求助者亦願意祈禱。她提出了幾個成為同行者的元素，同行者透過檢視自己的角色及限制（check）、與當事人同在及接納（acceptance）他們、反思（reflection）他們的深層問題，以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成長指標（effectiveness），這樣便可以「從他的故事連結他的需要」。

在論壇的互動時段，在場參加者可以向兩位講員提問，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則負責在論壇中擔任主持。有參加者都想了解變性人的腦部與其他人有沒有不同，張博士回應時指出，有一些研究顯示，一些年紀較輕並且想變性的女性，其腦部似女性，而一些較為年長才考慮變性的女性，其腦部則會似男性，這反映成長的過程會令人的腦部結構出現改變。尸而在接受輔導服務時，不同性別的跨性別者會否有不同的表現？姜女士分享到，她所服侍男士組別的組員（即生理男性有更改性別的想法），與一般男士不同，他們勇於表達自己，反而是女性組別的組員（有更改性別想法的生理女性），話語不多，也與一般女性的表現不同，因此，跟進女士組及男士組要有不同的方法。參加者中有一位婦科醫生，她分享到縱然跨性別者有服食荷爾蒙，若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他們若遇到跟生理性別相關的醫療問題，適宜向有關的專科醫生尋求幫助。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報告時指出，是次研究於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形式進行，共收到有效回應問卷789份，其中男女百分比為43.6%及56.4%，年齡層方面：18-25歲佔16.48%、26-45歲佔20.91%。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受訪者接受人權的話，相對會更接受已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受訪者相對接受已經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從事個人接觸的工作（包括服務性、教育領域，以及家居服務工作），進入變性後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個性別組別的運動。相對而言，受訪者較不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與體能相關的運動。相比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組別的運動，受訪者較為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人士以另一性別身份從事教育領域及需要與個人接觸的相關工作。基本上，信仰不大影響受訪者的接受程度。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指出，變性不變性不是最大的問題，無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主要都是從人身安全及公平原則去考慮事情。然而，這是否表示，由於香港教會並不十分熱衷於現今性文化與不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以致令信徒未有太多意見？這便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教會以至社會，都應該給予會眾及公眾討論的機會，不應該避諱或逃避這個議題。以香港過去多宗關於變性或跨性別人士身份或婚姻案的判決來看，法庭顯然已代社會大眾決定了對「變性」及「跨性別」人士的接納度，這作法也會影響到大眾的接受程度。根據本研究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公開討論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有關跨性別者及變性人議題等相關的決定，實在應先由大眾多作討論，才能作出定論。

黃國維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教授，在「性別差異的神學意義」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神學家巴特曾將創世記一章27節提出的「神形像」和「男和女」作出的類比，他指出，神是三位一體的神，父子靈之間的關係，既然是三一神內裡的關係，也是所有受造物的關係之基礎，這關係先反映在聖子基督——「神本體的真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繼而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人按照神形像受造」之意思。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巴特強調身體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男和女的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的典範。人要尊重神所創造的獨特身體，性差異就是最核心的差異，亦賦有神學意義及倫理上的意義。

黃偉康博士

美國加州持牌執照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則以「當『變性』不似預期——跨性別者的掙扎」為題主講，他提出了「ABC」預防方案，A是指到痛苦（Anguish），他指在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中，高度敏感的人（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佔的比例很高，他們敏銳的感官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創傷，所以首先要幫助當事人解決痛苦。B是信念（Belief），在孩子出現改變性別的想法之前，父母要鼓勵孩子學會批判性思維和清晰思考。C是社區（Community），當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安全和庇護之所時，往往會有其他人接手「照顧」孩子，例如來自網絡社群的訊息會逐漸影響孩子。父母需要以關懷的態度接觸這些孩子或成年子女，而非拒絕他們，通常當情感需求能以健康方式獲得滿足時，性別轉移的慾望就會暫停甚至完全停止。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以「談的不是性別政治，而是常識」為題主講，他指出跨性別議題是香港及教會面前的一大挑戰，雖然是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但卻是很有誠意的研究，他希望大家可以對問題有初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藉著今次研討會，幫助大家思想社會及教會的層面該如何面對有關議題。他提醒參加者，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引發的挑戰，當中包括：一、如何界定性別（變性的要求及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二、廁所、更衣室和安排（考慮加設性別友善／無障礙的設施）；三、學校宿舍和營地安排；四、運動比賽／選美的分組安排；五、醫療上的分科／病房的安排；六、監獄／中途宿舍／庇護中心的安排；七、法律上／傳媒／日常生活對別人的稱謂；八、保險／年金／制服／假期（產假）；九、丁屋的繼承／傳統權益／族譜上的安排。他希望大家可以從醫學、神學及社會政策等角度去理解及思想問題。

有人工智能（AI）公司把已故歌后鄧麗君化成AI虛擬版本，不單於一場合中再次唱出經典歌曲《我怎能離開你》，還能即時與人交談說笑，就如該公司主持人所說，所有都是實時作出互動，就像她本人仍在世界的另一端，活生生的透過螢光幕與另一邊的人在溝通。

透過輸入大數據，例如許多有關她的歌曲、說話聲線、動作形態，或生活日常的資訊，便可以將資訊轉化為AI故人，令喜歡她的人能隨時見到她的影像，這對歌迷們可能是一大喜訊。這種科技，如果用在一些知名人士或歷史人物身上，當人們進入系統，甚至在沉浸式的AR環境，就可以與AI故人「面對面」地相處、交流。這種透過科技的進步呈現的「真實感」，未來相信只會愈來愈「真」，就如他們沒有離開過一樣。對於學習和了解歷史，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然而，曾有報道指內地有多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讓客戶已逝世的親人「復活」，這種服務甚至成為了一種生意。客戶可以通過視頻給已故的母親打電話，並見到一個與逝者相似的影像接聽電話，然後客戶就可以與之交談。客戶只要能提供愈多的數據，公司就能製作到十分逼真的「AI 故人」，當然涉及的價格就會愈高。

筆者有點猶疑，這會否令一些人因著隨時可以與如此逼真的「故人」聯繫，並與其互動，而久久不能亦不用接受他／她其實已經真實地離開了人世？AI憑著大數據所生成出來的影像，又是否繼續在改變在世者的記憶？又會否有人利用這些模擬聲音及影像來進行詐騙，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有說，面對親人突如其來死亡，需要經歷「哀傷四階段」，即麻木階段、否認階段、抑鬱階段及接受階段，其過渡時間長短難料。但現在如依靠AI能重現親人，逝者恍如從沒離開過，這會是一種安慰，還是會變成一種依賴，令人久久不能接受及放下？

死亡對基督徒而言是止息勞苦，進入安息，亦讓信徒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及短暫的。然而，「AI再現故人」這種逼真的互動，可能真的叫人對逝者更留戀及難以釋懷，更難接受死亡這個現實了。

參考資料

〈AI鄧麗君現身 嘉賓點唱《我怎能離開你》〉。《大公報》。2024年7月25日。網站：https://www.takungpao.com.hk/finance/236131/2024/0725/994223.html。

藍骨。〈中國公司用生成式 AI「複製」故人　據稱半年已接 200單生意〉。unwire.hk。2023年9月14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3/09/14/ai-simulate-dead-people-china/fun-tech/。

〈利用AI復活死者畫面，去世母親脫離病痛30年後終於笑了...這技術卻意外引發爭議？〉。2024年7月18日。Japhub日本集合、Yahoo！集合。網站：https://hk.news.yahoo.com/%E5%88%A9%E7%94%A8ai%E5%BE%A9%E6%B4%BB%E6%AD%BB%E8%80%85%E7%95%AB%E9%9D%A2-%E5%8E%BB%E4%B8%96%E6%AF%8D%E8%A6%AA%E8%84%AB%E9%9B%A2%E7%97%85%E7%97%9B30%E5%B9%B4%E5%BE%8C%E7%B5%82%E6%96%BC%E7%AC%91%E4%BA%86-%E9%80%99%E6%8A%80%E8%A1%93%E5%8D%BB%E6%84%8F%E5%A4%96%E5%BC%95%E7%99%BC%E7%88%AD%E8%AD%B0-132108936.html。

雞蛋除了可以孵出小雞，還可以為食用者帶來膽固醇，而膽固醇過高會導致心臟病，這些想法是從何而來？這並不是都市傳說，而是來自多年前外國專家的研究。1960年代，人們開始被告知，膽固醇異常可怕，因為膽固醇高的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風險亦高，一時間，雞蛋成為「壞蛋」，因為蛋黃含有大量的膽固醇。後來甚至有謠傳直指雞蛋不但會讓人提高19%患心血管疾病風險，亦會增加五倍患大腸癌風險、68%患糖尿病風險，81%患前列腺癌風險。[1] 雞蛋真的如此可惡嗎？或者說蛋黃中所含的膽固醇真的可惡嗎？而其他含豐富膽固醇的飽和脂肪也是如此可惡嗎？

出生於1904年的美國生物學家及生理學家Ancel 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Keys之所以成為封面人物，全因他當時提出了一套新的觀念：只要抵抗飽和脂肪便可以解決心臟病。[2] 此觀念建基於Keys發表的七個國家研究（Seven Countries Study），當中比對了來自芬蘭、希臘、意大利、日本、荷蘭、美國和南斯拉夫這七個國家，約13,000名中年男性的飲食、生活方式和冠心病發病率，研究發現飲食中包含飽和脂肪含量高食物的國家，例如美國和芬蘭，來自這些國家的人士，其血液膽固醇水平和心臟病死亡率亦會是最高。[3] Keys努力不懈地倡導脂肪導致心臟病的理論，並於1961年說服美國心臟協會（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發佈了美國首個針對飽和脂肪的指導方針，Keys當時極具影響力，對於任何的質疑，他亦會毫不留情地駁斥。[4] 當年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所有男性（隨後亦建議女性）減少飽和脂肪的攝取量，盡可能食用多元不飽和植物油，[5] 此舉不但影響美國，也影響了世界其他地方如何看待飽和脂肪與心臟病之間的關係。

由於Keys的講法被同儕廣泛接受，除了美國心臟協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領導層也同意Keys的講法，有了官方機構撐腰，於是乎很多對Keys觀點持相反意見的學者都拿不到研究經費，他們在專業領域裡不能更進一步，亦無法在研討會或期刊上發表文章，有40年之久，一些研究人員不打算發表與主流說法不同的研究結果。[6] 一項調查的結果反映了當時的情況。由NIH資助的明尼蘇達州冠狀動脈調查（Minnesota Coronary Survey），可算是有關飲食與心臟假說最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人員在4.5年內對9,057名男性和女性進行了測試，對照他們含有18%飽和脂肪的飲食與含有9%飽和脂肪的飲食，結果發現減少攝取飽和脂肪並沒有令心血管事件、心血管疾病導致死亡或總死亡率減少，但因為調查結果不符合主流的說法，足足等了16年，報告才得以發表。[7] 還有，2013年，在生物學家Christopher Ramsden的努力之下，一項60年代進行的隨機研究才得以「復活」，Ramsden把一項未經發表的悉尼飲食心臟研究（Sydney Diet Heart Study）重新分析，發現自願參與研究者以食用富含亞麻油酸的多元不飽和脂肪，代替大部份飽和脂肪，他們死於冠心病的風險會更高。[8]

雖然現今仍有研究指出減少攝取飽和脂肪可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9] 但從一開始，已有不少學者質疑Keys的七個國家研究，最常聽見的批評莫過於Keys只挑選了符合其研究結果的七個國家，以及歸納出飲食與疾病的關聯時其推論亦過於簡單，忽略了其他可能因素。[10] 踏入21世紀，有更多學者質疑Keys的研究，有人在2014年分析了78項研究，當中共牽涉65萬名參與研究者，結果發現「較低的飽和脂肪攝取量，和較高的多元不飽和脂肪攝取量，都不會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風險。」[11]

飽和脂肪並不可怕，可怕的其實是飽和脂肪中的壞膽固醇？一般人認識的膽固醇，有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HDL-C）及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前者常被稱為好膽固醇，後者則被稱為壞膽固醇。脂蛋白還有極低密度脂蛋白（VLDL）及中密度脂蛋白（IDL），這些被脂蛋白包著的膽固醇會在血液中流動，被運送至身體各處細胞或器官。[12] 人們一聽到膽固醇，尤其是壞膽固醇，便把它等同於危害身體的物質，其實膽固醇對人體來說非常重要。膽固醇能製造和修復新細胞、修復神經、合成類固醇激素（睪丸素、雌激素、皮質醇、DHEA、黃體酮）、製作維他命D、穩定細胞膜、調節體內平衡、改善記憶力、提高血清素（快樂荷爾蒙）、製造可乳化及消化脂肪的膽汁、預防出血性中風、提供抗氧化特性、保護身體的免疫系統。[13] 無論是低密度或高密度脂蛋白，它們本身都是人類的朋友而非敵人。

那麼，從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身上，發現那些依附在血管內壁上厚厚的脂蛋白又是怎麼一回事？介入心臟科醫生Nadir Ali指出，膽固醇來到血管中，其實只想治癒因發炎、高血壓、胰島素抵抗、代謝功能障礙而受損的血管，對他來說，膽固醇非但不是「放火者」，反而是「消防員」，只是大家看見災難現場，便以為問題是膽固醇引發。[14] 這樣說來，真正讓血管出現問題的不是脂蛋白及當中的膽固醇，而是基於其他原因。對此，有些同意膽固醇是「消防員」的研究員指出，與其擔心食物中的膽固醇含量，不如努力減輕身體炎症，例如留意烹調食物的方式。[15]

相信飽和脂肪與心血管疾病有關或無關的爭論，以及如何避免身體發炎有助維持身體健康的理論會持續下去。只要研究員沒有被收買或恐嚇，即使坊間充斥不同的研究結果或理論，都有助我們打破固有的觀念，從不同角度去理解同一事情，這絕對是好事。反而若果一個國家只顧推動重要部門，或專家愛吹捧單一研究結果，把相關研究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理論，令不符合主流的異見被消音，這才是壞事，因為這樣做違反了科學精神。科學精神重在探索和研究，而科學的進展則是一個不斷修正的過程。

2015年，美國聯邦政府的美國人飲食指南（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DGA）取消了每日攝取不多於300毫克膳食膽固醇的建議，撤走建議是因為之前的說法欠缺科學上有效數字為證據，2020年至2025的DGA，亦延續了此做法。[16] 在美國心臟協會的網頁上，亦有一篇文章提到：「儘管飲食膽固醇曾被認為是導致心臟病的因素，但2019年的科學顧問稱，研究普遍不支持飲食膽固醇與心血管風險之間的關聯。」不過，文章還是提醒讀者不要因此便肆無忌憚地攝取高脂食物，另外，文章亦提到「最近，不斷累積的數據擴闊了研究人員的想法，令他們思考膳食膽固醇和雞蛋如何融入健康的飲食模式中。」、「2019年的科學諮詢稱，身體健康的人每天最多可以吃一整隻雞蛋或同等量的食物；鑑於營養價值和便利性，膽固醇水平佳的老年人可以選擇吃兩隻雞蛋」。[17] 該會的一個網頁上更有一段宣傳文字以「避免四個有關蛋白質的謬誤」（4 Protein Mistakes to Avoid）為標題，直言「雞蛋可以作為有益心臟健康飲食的一部份。每天享用一至兩顆雞蛋以攝取優質蛋白質。」[18]

如果大家覺得官方的修正還是較為保守的話，可以看看坊間的轉變，Keys在1961年登上了《時代》雜誌的封面，到了2014年，《時代》雜誌選擇了以牛油作為封面（牛油富含飽和脂肪，它可是Keys曾呼籲人減少攝取的），而在雜誌封面上，伴隨著一圈牛油出場的是一個大標題：「食牛油」，下面有一句句子：「科學家將脂肪視為敵人，為甚麼他們錯了？」[19] 對於破除膽固醇的迷思，亞洲的起步較遲，不過在台灣已有醫生表達了相關意見。[20]

普通人不是專家，看不明專家們的研究是否夠客觀或嚴謹，不過，不一致的研究結果可以教我們認識到，任何一個科學或醫學研究都並非真理，都有被推翻的可能，一方面，我們毋須為自己有別於主流的說法或做法而覺得自己一定是錯，我們仍可不斷學習和驗證有關講法。另一方面，我們亦要保持謙卑，知道自己的想法或會有一天被打破，因此亦不必過於堅持或執著自己的想法。美國已故的名醫William James Mayo曾說：「醫學的榮耀在於不斷前進，總是有許多的新知識需要我們去學習。」做學問如是，學做人，更是如此，作為信徒，更要學會不盲目跟從所謂權威，因為人的智慧其實十分有限，在大自然的奇妙創造面前實在需要十分謙卑。

曾經到過日本旅行並住過在朋友家中的人都會發現，日本人的垃圾回收十分仔細，哪一天收紙張、哪一天收膠樽或普通垃圾，都是有規有矩的，而住客都十分自律，會先將垃圾分類，並且按適當的時間處理，未到回收有關垃圾的日子，會乖乖的將垃圾先留在家裡，不會隨便丟棄。反觀在香港，雖然很多回收箱已設置多年，大家亦常常聽到「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的口號，但很多時都會看到有人不知是大意還是根本漠視有關規定，將回收箱當作普通垃圾桶，不但將回收箱弄得十分骯髒，連裡面本來熱心人士想回收的物品亦弄得十分污穢，難以回收。此外，不時亦有報道指有些承辦商因為運輸成本高昂，以及回收的價格太低，最後根本沒有將回收的物品送往循環再造，而是和普通垃圾一樣送往堆填區，令努力地自行將垃圾分類，希望可以一起救救地球的市民感到十分沮喪和失望，亦打擊了他們對政府環保政策執行力的信心。

垃圾徵費暫緩實施

政府成立環境保護署，制定有關處理垃圾的不同政策多年，但令人遺憾的是成效不彰，執行不力，環保署的高官往往只有滿腦子的大計和美好的論述，但根本不明白前線的實際情況，在執行力方面令人搖頭嘆息！以原定在2024年4月，其後推遲到8月，到最後暫緩實施的垃圾徵費為例，其實早已醞釀多年，但給人的感覺就是閉門造車，自我感覺良好，許多細節根本沒有想清楚如何有效執行，只好一再延期，又推出「先行先試」計劃，以其成效作為評估下一步應如何推行的參考。不過，很快便有人站出來炮轟垃圾徵費是「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推行，建議政府考慮押後或叫停計劃；而不少試點的執行亦未如理想，參與的住戶連一半也沒有。此外，更有不同的消息在吹風，令人感到政府雖然表面繼續「先行先試」計劃以及做問卷調查，實際上是放軟手腳，沒有落力執行，暗地裡為擱置計劃預備下台階——不是政府不想做，而是市民未能配合。結果政府官員在2024年5月27日「順應民意」，宣佈暫緩實施垃圾徵費的決定。

垃圾徵費已討論多年，現在擱置，恐怕只會像開徵消費稅一樣，最後不了了之。一直以來，垃圾徵費出現的亂象不是徵費問題，而是官僚問題。多個月以來，市民見到的就是官員閉門造車，根本從來沒有詳細了解前線在執行時面對的困難，為甚麼在制定計劃的時候，不先做問卷調查，了解前線執行人員、受影響的街坊、不同類型樓宇的管理公司、甚至「三無大廈」的業主和租客等等的意見，當要用指定垃圾袋時會出現甚麼困難，以及可如何解決？

不可或缺的回收配套

其實整個計劃的成敗不在於市民是否願意使用指定收費垃圾袋，而在於政府能否妥善做好垃圾分類和回收，以及在環保教育上能否令市民大眾願意主動支持及監察其他人有沒有故意違規。若果垃圾分類回收箱的設置能夠十分方便市民，甚至設有獎勵，以及真的做到循環再用，讓市民知道所收集的廢紙和膠樽最後不是同樣運往堆填區的話，其實在多年環保教育下成長的一代，誰說他們不會愛護地球呢？就算有些市民仍然十分抗拒，但正如當年實行禁煙區一樣，起初亦有不少人認為積習難改，難以推行，但結果今日不是很成功嗎？大家已甚少見到有人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場食肆明目張膽地違規吸煙，當愈來愈多群眾認同一些理念，他們就會成為最有力的執行者，用他們的手、口和眼神也可以令人更明白垃圾不分類和違規處理垃圾，其實和亂拋垃圾沒有太大的分別。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源頭減廢和循環再用應是未來推動環保的兩個最主要目標，若能加上轉廢為能，便更有利於地球可持續發展，而市民要付出的垃圾袋費用也會愈來愈少。希望政府官員不要再閉門造車或自我感覺良好了，若真的以結果為目標，請不要再將焦點放在徵費，而應在於同心為香港和下一代打造更優美的環境。當然，環保一定要付代價，特別是在開始一些回收、循環再用及再造、再生能源項目時都需要一些投資和補貼，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富裕及已發展的城市，是有條件亦值得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環保事業。凡是改革都會有些不便、需要付上代價，就算政府官員在過程中做得未如理想，但為了我們自己和下一代福祉，希望所有香港人都願意多行一步。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罰款的成效未必是最好，對應在環保政策上情況亦相若，除了罰款，還有更多。

走塑令與搶購潮

2024年初，垃圾徵費議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預備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而在4月22日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法例實施以後，市民便買不到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等日用品。不少市民都很擔心，引發坊間出現了短暫的搶購潮，也難怪市民擔心，因為當時政府只忙於宣傳管制甚麼，市民收到的訊息大概是這不可以，那又不可以，但原來受管制的塑膠產品都有代替品的，市民還可以選擇竹牙籤及紙軸棉花棒。

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氣溫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的重要，然而，如果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一旦違規便要罰款（至少曾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宣傳片，很多時都只強調這類資訊），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巧妙地處理垃圾和減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去想如何真正實踐環保生活。即使在5月時政府宣佈垃圾徵費暫緩實施，但在未來制訂環保政策時，或許可以考慮除了徵費之外，還有哪些方法有助推動環保。

對動物友善的公共設施

2024年初，深圳鯤鵬徑一號橋已啟用，它把兩山連接起來，而在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  行人請繞行」短短九個字，便足以看見人們在興建一條行人橋的時候，也會顧及到大自然其他生物的需要。而設計師在設計這條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這些安排彷彿都在告訴人類，人雖是萬物之靈，卻不代表可以隨便踐踏其他動物。

除了這一條橋，深圳的地鐵站內也會見到動物的「蹤影」，車廂會播放著充滿活力的彈塗魚影片，而站內牆身亦懸掛了大型海報，主角有彈塗魚，也有其他鳥類，海報上更寫上「深圳是我們的家，也是牠們的家」的字句。4月，深圳首條寵物公共交通專線開通了，顧名思義，這代表著主人可以名正言順帶著寵物搭「巴士」了。

與香港情況相近，深圳市的居民也很努力拼搏賺錢，但在賺錢之餘，這個城市還是會保留一些空間給其他生物，當老百姓漸漸覺得其他生物美麗可愛，生態環境重要，人們會漸漸懂得去愛護地球，而這一種氛圍需要刻意營造，才能將訊息灌輸給社會大眾。2023年，上海廣播電視台聯合嗶哩嗶哩製作的公益環保紀實節目《一路前行》在東方衛視播放，這個項目的發起人胡歌、劉濤、陳龍，在節目裡成為環保的行動者及參與者。這三位演員中，以胡歌較為香港人熟識，一開始他在節目中的妝容整潔得有如翩翩公子，之後，他漸漸不再在意自己的儀容，就像普通人一樣，這是節目效果？還是他真的被大自然或其他環保人士的真情感染了？

令荒土化為良田的心願

節目其中一集，幾位演員進入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布和沙漠腹地，了解沙漠化問題，又訪問了努力治理沙漠化問題的人士，他們到訪了致良田生態農場，在農場中一起觀看了一段外國影片，當中提到：所有使用化學品的傳統農業下的土壤，幾乎完全不含微生物，土地愈脆弱，農民們愈會覺得需要噴灑化學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學農業加速發展以來，我們已失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表層土，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除非我們想辦法拯救土壤，否則我們只能再收穫60年農作物而已。致良田生態農場便是希望「把逐漸退化的耕地重新變為良田，進而影響更多的農戶和土地。」當胡歌問及創辦人馬彥偉為何把生態農場起名為「致良田」時，馬彥偉表示那時他在讀王陽明的書，王陽明心學提到致良知，馬彥偉認為致良知就是「每個人心裡都知道甚麼是對的，關鍵是怎麼去實現它」，王陽明還提出過知行合一，馬彥偉希望未來幾十年，甚至到老，都可以「實現良田」，這是他希望實踐的事情。

馬彥偉的宏願讓人佩服，但願有更多人可以被打動，由上至下，可以做得更好，不要為了拼經濟，導致爛尾樓或豆腐渣工程出現，危害他人生命財產之餘，更大量耗損及浪費地球資源。亦但願更多人欣賞這個世界，明白人、大地及其上的生物是共生的，就如《一路前行》的主題曲提到：

「最美麗的風景　從不會關上門
天空荒原大海和人生
路上做個孩子　又明亮又單純
如小鹿一樣看星辰……

天上有日月和星辰
地上沒有異鄉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愛支撐　命才成為生
一路有熱淚與天真
擁抱細碎的傷痕
別害怕鯨魚在遠方吟唱　燈塔的歌聲
我以渺小愛你同行的旅程」[1]

參考資料

〈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2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

SMG上海電視台官方頻道SMG Shanghai TV Official Channel。〈【一路前行 EP05】胡歌、劉濤、陳龍攜手走進大西北沙漠　探索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領略良田生態農場好風光！參與治理土地荒漠化在行動！〉。YouTube。2023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TbbYupw8Q。

孫海燕。〈大漠裡的良田：生態種植讓阿拉善逆轉沙漠化！〉。獨立評論。2022年4月6日。網站：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2125。

（原文於2024年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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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

《誰說人是理性的！：聰明消費者與行銷高手必讀的行為經濟學》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作者：丹．艾瑞利（Dan Ariely）
譯者：周宜芳、林麗冠、郭貞伶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天下遠見
出版年份：2008年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亦因此人類與其他動物有所不同。然而，人類並非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是理性的，《誰說人是理性的！》一書的作者Dan Ariely便是通過連場有趣的真人小實驗，為讀者講論在行為經濟學上，人類是如何不理性，不過，正如作者提到，人類的不理性表現總是重複出現的，亦因此，人類的不理性是可預測的。

閱讀此書的過程是一種享受，讀者或會讚嘆作者敢於創新，因為他設計出既好玩又新奇的實驗，例如他曾在一間美國酒吧扮侍應，只是想知道人們點啤酒時，會否受到其他人影響？其他人會否影響他們對所點的啤酒的觀感？結果發現，如果下單時公開點酒（即同桌人知道點酒者點甚麼），第一個點酒的人是最快樂的，若果私下點酒（即只有點酒者知道點了甚麼），則大家會一樣快樂。這個實驗首次在美國進行，之後在香港也進行過，只是主角不是酒而是食物，作者推測由於香港人較合群，因此公開點餐時人們會傾向點同桌人點過的食物，也有研究結果證實作者的推測是對的，但也因此，香港人往往容易做錯決定。不過，香港人不必為此覺得不好意思，美國人崇尚獨特，在公開點啤酒時愛與眾不同，會點他人沒有點過的酒，但他們結果與香港人一樣，所點的東西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

若大家聽過「朝三暮四」及「朝四暮三」的故事，可能會認為當中的猴子並不聰明，養猴人只要把早上給猴子三顆橡子、晚上給四顆橡子，改為早上給四顆晚上給三顆，猴子便會以為自己「多」了一顆橡子。作者的實驗也告訴讀者，人類如猴子一樣，容易被瞞騙。

一次實驗中，作者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之後告訴他們，可以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重一安士的朱古力棒，或兩顆換一條兩安士重的朱古力棒，大部份小孩子都樂意用兩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之後作者修改了指令，同樣先給小朋友三顆小朱古力，他們可以選擇用一顆朱古力換一條大朱古力棒，或者不作交換，只拿走一條小朱古力棒。有七成的小朋友竟然選擇只拿走小朱古力棒。大人不要以為猴子或小朋友才容易受愚弄，為了得到免費的東西，人們往往會犧牲了真正想要或需要的東西，即使這些免費的東西不一定有用，想一想有多少次因為見到買一送一或附贈品的東西，明知自己不喜歡也將貨品買下，便會明白箇中道理。有時，人類的行為真的是理性解釋不到。

此書雖是2008年寫成，但它既是暢銷書又曾增訂再版，當中的實驗結果仍然值得參考，也反映人類的不理性表現是重複出現的。

面對人生不同階段，精明的人會常作準備；人勞碌一生，總有一天會在職場上退下來，那時在時間分配上會一下子改變，與在職時截然不同。除了預備足夠的退休預算和生活費之外，我們應當如何及早為退休作準備，好讓自己不只是「過日子」，而是能夠好好地迎接退休後的日子？

日常生活融合體能活動
人愈成熟就愈明白健康的身體就是一份珍貴的禮物，壯健的身體恍如火車頭一樣，強而有力的帶動著生活的一切。既然沒有人能逃得過身體自然衰弱的變化，就需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鍛鍊身體。若已經有喜歡的運動，當然是好事；若未有運動的習慣則愈早建立愈好，大家不妨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體能活動，例如站著聽電話、午飯後外出散步、以行樓梯代替坐電梯。所謂欲速則不達，鍛鍊身體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恆、量力而為。畢竟久經時日的身體和年輕的身體在護理上有所不同，不能操之過急。

除了需要關注身體健康外，也需要關注心靈健康。不少先進地區人口所面對的是長者孤獨的問題，例如香港、台灣和日本都關注長者的孤獨情況，就連世界衛生組織也在2023年宣佈，孤獨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全球健康危機。[1] 在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期間，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老人權益聯盟與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合作，透過調查問卷了解162位基層長者戶的需要，結果顯示受訪長者孤獨量表得分高達9.2分，根據量表準則，得分超過8分即被視為嚴重程度的孤獨感，此外，他們當中有部份長者更有情緒困擾狀況。[2] 如此看來，若想好好地享受晚年的生活，實在需要及早思量如何持續地讓自己與其他人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建立個人興趣
成年人的生活各有各忙，隨著時間過去也令熟悉的關係漸漸流走，包括學生時代的同學、職場上的同事、伙伴；同時成年人也較難認識新朋友，展開新的人際關係，可能因為大家已習慣自己解決問題，隱藏自己的情感，慢慢地變成了非常獨立的大人。這是否意味著年長的人便要鬱悶地過日子？當然不是。成年人對友誼的需求或會隨著年日有所改變，但事實上人都渴望和別人保持一定的互動。享受獨處的人不妨盡早建立個人興趣，例如釣魚、書法、剪紙等，就能有所寄託、享受專屬自己的時光。若能在興趣中找到志同道合者，大家共度一些時間又或合作完成一些任務，例如跳社交舞、下棋、排練戲劇等，也是相當不錯的選擇。這樣我們既能專注於自己的感受，細味著獨處的快樂，也能透過興趣與人交往、分享樂趣，兩者對於保持心靈健康都同樣重要。

建立伙伴群體
成年人不妨作好心理準備，曾以為密不可分的親情、友情，也可能因情誼變淡、生老病死而生變，現有的社交圈子可能會隨著時間流逝而收窄。若要與人保持聯繫，既要學會珍惜當下的朋友，同時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願意接受新的人和新的經歷，簡單如問候數句、甚至一起吃飯，也是與人連結的機會。年齡、背景和興趣的差異不應成為連結的障礙，而應視為豐富和擴展視野的機會。有時成年人的心裡有種莫名的自尊感，視需要他人陪伴為軟弱的表現，可能因此難以主動地邀約其他人。如果願意參與社區活動或義工服務，便能為社會貢獻昔日寶貴的人生經驗；同時，參加者亦能自然地互相交流，一起度過快樂的活動時間。

不少為人父母者或會認為自己已一把年紀，與其把時間和金錢浪費在自己身上，倒不如把資源都留給子女，這是常見但並不全面的想法。若把每個人所擁有的資源看為一個餅，當我們為家庭、為職場等奮力向前時，請預留一份資源給自己，不然人真的會因為感到自己愈老，就愈覺得自己沒有價值，長期處於生理和心理上營養不足的狀態，甚至慢慢孤獨地死掉。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是寶貴的，值得我們增值、善待自己，盡早為自己積極規劃晚年的生活，真心愛你的人也會為你感到欣慰。

長者面對關係性貧窮的難題

孤獨死已成為備受關注的社會議題。在南韓，保健福祉部在2023年發佈的調查顯示，2017年至2021年期間，共發生了15,000宗孤獨死案例，近五年呈現8.8%的平均增長率。[3] 在日本，國勢調查數字曾顯示日本每年有高達27,000人孤獨死，他們最少死去兩天都沒有人發現，他們沒有人送終，孤獨地死去。[4] 有學者就指出關係性貧困是導致人在死後無法即時被人發現的主因。他指出，將日本社會狀況與其他國家比較，在人際關係模式上，日本長者會將配偶視為心靈支柱的比例最高，也會透過與鄰居互動或在物資交流上保持與人聯繫，但有可諮詢親近朋友的比例則較低。[5] 除了親人，朋友也是支援人心靈的重要群體，交朋結友實在可以讓人健康地活下去。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
（The Why Axis: Hidden Motives and the Undiscovered Economics of Everyday Life）
作者：葛尼奇（Uri Gneezy）、李斯特（John A. List）
譯者：齊若蘭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
出版年份：2015年

家長老是不能準時到幼稚園接走自己的孩子，校方遂決定只要家長每次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交一筆小額罰款，結果奏效嗎？情況只是變得更糟，以前家長會出盡辦法趕到幼稚園，甚至為遲到歉疚，但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往幼兒園，甚至視那筆小額罰款為託兒費，新政策只令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的兩位作者同為經濟學者，他們以現場實驗觀察人在自然環境下的真實行為反應。透過書中大大小小的實驗，讀者可以上一堂經濟行為學課，學習誘因如何影響人們的行為。

遲到的家長為何不再歉疚？因為遲到既然「有價」，金錢便能消除人的「罪惡感」。在遲到與金錢沒有掛鈎之前，家長和幼兒園存在著一種默契，家長準時接孩子，這是「對的事情」。但罰款政策打破了這種「協議」，遲到變成了一項明碼實價的商品，既是商品，價錢又不高，家長何需趕去學校接孩子？

不少人試圖運用誘因，如以獎金或罰款去改變他人，但作者提醒讀者，如果採取的誘因牽涉金錢，最好要關注細節，因為誘因會改變人們對關係的觀感。制定之人如果看不出政策帶有負面誘因，結果可能得不償失。例如用金錢作為誘因，未必可以讓人盡力為慈善機構籌款。作者在實驗中，把將出去籌款的學生分為三組：第一組學生不會獲得金錢回報，只知道善款對慈善團體的重要；第二組除了知道善款重要，也會獲得獎金，它相當於他們籌得款項的1%；第三組同樣有獎金，不過是10%。結果是第一組籌得最多善款，其次是第三組，最後是第二組，證明1%的獎金「不足以成為行善的內在誘因」，反而「排擠掉更高層次的動機」。

作者奉勸若必須使用誘因，可以把誘因想成價格，要不就完全不設獎金或罰款，要不就乾脆把金額提高。他們在一些實驗中運用金錢作為誘因，鼓勵幾乎輟學的學生改善成績，但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也通過真人實驗，教導讀者明白並非任何事都可以用價格來評估，因為錢不見得萬能，拿別人重視的東西作為獎賞，往往比鈔票更能激勵人心。

若有公司的決策人常以金錢作為誘因去獎勵或懲罰員工，可能要思考這些方法能否對症下藥。此外，營造競爭環境又能否成為有效的誘因以提升效能？書中提及的實驗證明這招對母系社會印度卡西族的女性有效，但對以男性主導社會中的女性則不然，因為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好勝心不強，不管在以色列的理工學院，還是在坦桑尼亞的馬賽族。

誘因，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誘因，也可以因人而異。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這輩子，只能這樣嗎？：你是自己最大的敵人》
（Your Own Worst Enemy: Breaking the Habit of Adult Underachievement）
作者：肯尼斯．克利斯汀（Kenneth W. Christian）
譯者：連映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早安財經文化
出版年份：2017年

你是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之一嗎？所謂「低成就的高潛質族群」（Self-limiting High Potential Persons, SLHPPs），便是那些明明有天賦、才華的人，卻在各方面去限制自己。自我設限的後果便是沒有做好「自己可以做得好的事」。簡單而言，SLHPPs「總是一再重複自我挫敗的做事方式」，最後讓自己一事無成。具體來說，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有能力，但機會在前，卻很少採取行動；有的卻反覆猶豫，不敢投入；有的更在情緒上出現退縮、懶惰、缺乏雄心等消極行為。對於有上述表現的人士，《這輩子，只能這樣嗎？》的作者稱他們為「漂流者」。

其他SLHPPs的特性有：未覺察到自己具備才能的「沉睡者」；掙扎於多個願望的「進退兩難者」；害怕失敗的「絕不冒險者」；逃離持之以恆、承諾、投入和認真等價值觀的「拖延者」；阻擋被賦予要求和期望，避免自己筋疲力盡或壓力過大的「功虧一簣者」；自己訂下幾乎無法達成的超高標準，卻又很少奮戰的「自我懷疑／自我打擊者」；傾向運用人際關係代替付出努力的「表面功夫者」；因挑戰太多不必要冒險，限制了本身成就的「超級冒險者」；奮力抗爭、拒絕服從的「反抗者」；總覺得他人的誤解、嫉妒和無能，令自己得不到賞識的「懷才不遇者」；凡事力求完美、不肯屈居第二，絕不消耗精力在平凡目標上的「寧缺勿濫者」。

本書的作者提到：「成就是不斷努力累積的結果，雖然中途偶爾會有靈光閃現的神奇時刻，但整體來說，就是毅力的累積，無論踏入任何階段，無疑都需要冒險」。可惜，SLHPPs便是不想努力，作者點出他們出於害怕失敗，而不願意去冒險。當人一開始便逃避，結局必然是限制了自己的人生。

SLHPPs可以突破自限，擺脫低成就嗎？作者相信是可以的，本身是心理學家的他，確實幫助過不少SLHPPs發揮才能，助他們尋回夢想。作者沒有花大量時間與SLHPPs進行心理治療，只是教導當事人進行一些實際可行的任務，例如改變說話模式，對於要做的事情，不再用上「可能」、「也許」、或「我會試試看」等這些不確定的說法。作者為SLHPPs設計的任務，便是幫助他們培養完成任何任務的技巧：包括組織秩序的技巧；培養耐心的技巧；不論是工作還是乏味的瑣事，都投注心力的技巧；建立堅持、不屈、言行一致的技巧；貫徹和維持的技巧；完成的技巧；不斷重複的技巧。

事實上，SLHPPs無法瞬間轉變，但仍能從改變日常的習慣開始，簡單如「校鬧鐘」讓自己不再睡過頭，只要持之以恆，他們必能看見成果。

如果你是SLHPPs一族，不再甘心處於低成就，只要立心改變，採取行動，任何時候都不會太遲。

當大家還在戲言香港已經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遺址」，誰不知香港真的有一個新「遺址」要成立了！政府最近公佈，因要建設新的「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計劃搬走位於尖沙咀的香港科學館，將其遷到位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並進行擴建，而文化博物館（英文名稱正正是Heritage Museum）就真的成為「遺址」（heritage），面臨被殺館的命運……究竟博物館是不是可以「話搬就搬」？其他地方有試過這樣搬博物館的例子嗎？

依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的定義，博物館是指以「永久設立」為目的，以服務社會及其自身發展為方向，以獲取、保存、研究、詮釋與展示人類的有形和無形文化遺產及環境，它向公眾開放，以達成博物館教育、學習與娛樂等目標的機構。[1] 參考其他的資料，博物館還能「使人們探索其藏品，以追求靈感、學習與享受。這些機構蒐藏、維護文物和標本，並使它們能讓公眾所運用，因此博物館受社會的付託，保存這些物件。」[2] 而本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的主要博物館，均是國際博物館協會的成員，而該會將每年的5月18日定為國際博物館日，2023年的主題正是「博物館、永續性與健康福祉（Museums, Sustainability and Wellbeing）」，[3] 可是當它碰上香港文化博物館遭「殺館」，這個完善新香港的計劃，實在不無諷刺！

論到博物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300年，由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業者之一，埃及統治者托勒密一世於亞歷山大港設立的The Mouseion of Alexandria，當中除了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也收藏了亞歷山大大帝在歐洲、亞洲及非洲等地征戰得到的珍品。而博物館的英文「Museum」，其實就是源於希臘語「Μουσεῖον」，其意思是獻給幾位繆斯的廟宇。

早期的博物館始於富裕的個人、家庭或藝術機構為了收藏私人珍藏品而設立，及至在17至18世紀的啟蒙時代，世界第一批公共博物館於歐洲應運而生。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公共博物館，是法國巴黎羅浮宮，它於1793年法國大革命後正式對外開放，當時的革命政府為了讓法國每一位國民，自由地看到前法國王室的珍藏，而將此館對外開放。而另一間大型藝術博物館則是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的隱士廬博物館，它於1764年由凱薩琳大帝設立，自1852年起便對公眾開放。而大家熟悉的倫敦大英博物館，成立於1753年，並在1759年向公眾開放；而在倫敦塔的皇家軍械庫則是英國其中一所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它於1660年向公眾開放。經過年月發展，除了藏品之外，這些博物館本身，其建立與承傳，也成為了歷史經典。

另一方面，很多專題性博物館，其實是以「就地取材」的方式設立。例如位於德國西部埃森的「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UNESCO-Welterbe Zollverein），它標誌著過去150多年工業的興衰，亦曾被視為歐洲最現代的煤礦和煉焦場，它在1993年6月30日才停止運作，但因其對歐洲，以致世界能源工業的重要性，於2001年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世界遺產。現在該館除了工業博覽，更改建成為社區會議中心和市民消暑（直接將原來的工業煤灰湖改作歷奇水上活動中心）優閑、旅遊勝地。另外的例子就是各地的鐵路博物館和汽車博物館，很多都是將原來的火車維修廠（如日本京都鐵道博物館）和舊車廠（由德國的平治、寶馬、保時捷、福斯車廠，到意大利的法拉利，甚或大家熟悉的日本豐田、日產、鈴木等車廠博物館，比比皆是）改建而來，通通都不是「話搬就搬」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康文署，現時管理著15間博物館及兩個文化空間，各有不同重點和主題，它們主要涵蓋藝術、歷史和科學三大範疇。然而，香港政府建設博物館的方式，卻是與世界反其道而行。在2023年12月，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希望成立一間關於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專館」。因為希望該博物館能有更大空間涵蓋不同內容，縮短籌建時間，也想將之設在交通便捷的市中心，所以政府打算利用香港科學館現址擴建作為新館址，而香港科學館就會「重置」於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現址。然而這些「搬來搬去」的重點，卻是變相將香港文化博物館「殺館」：文化博物館將不再獨立設館，現有藏品將在其他博物館重新整合和重置……消息一出，引起文化界的譁然，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後來「解畫」：指方案僅屬初步構想，又反駁「殺館」說法，但同時指正計劃設立特定展館，並將文化博物館的常設展覽內容遷出，例如粵劇文物館的內容歸到非物質文化遺產體驗館、金庸館移至流行文化館、徐展堂中國藝術館遷至藝術館等。[4]

一說到要將香港科學館搬遷，筆者第一樣想到的，就是怎樣才能將科學館的皇牌展品：高22米，貫穿四層展覽場地的能量穿梭機和前國泰DC-3民航機，搬到以「北京四合院」為建築形式的香港文化博物館建築中？然而就算能夠解決這些問題，建築風格不配合也是個問題，文化博物館本是為探討本地流行文化、創意設計、地區生活、新界傳統與粵劇而設立，並提供藏館，當中包括了多個香港經典的展覽：由遊客必到的李小龍專題展覽，與武俠經典金庸館，到代表著香港流行文化的羅文、張國榮、梅艷芳等專題展覽，成為了一代又一代香港人的集體回憶。當中較少討論的是，一旦「殺館」其實是對藏品捐贈者的不尊重。李小龍先生家屬其實曾長期計劃在香港建立藏館，但多年來一直找不到，甚至在年前，連李小龍故居也保不住而被拆卸；幸好香港文化博物館後來能設立李小龍主題展覽，才能為這位世界級武打巨星提供一個像樣的地方展示其相關物品。而金庸先生和趙少昂教授，更是因相信政府能做好文化博物館，能好好保存文化，所以才慷慨地捐出自己珍藏（當中趙教授家人更是將他生前的書房，原裝捐贈，後於文化博物館原樣重置）。香港武俠電影、小說和嶺南派畫作的殿堂級人物，都不約而同相信香港文化博物館是會好好保存他們的心血，如今政府在未有任何妥善保存的計劃便預告「殺館」，令人感到政府對香港文化毫不尊重。

在這裡，我們要理解，一個「巨星偉人」就算有多偉大，其實都有其時限性。畢竟花無百日紅，由筆者叔父輩流行的歌星，或粵劇戲曲歷史人物，到金庸，李小龍，張國榮，梅艷芳，羅文等等的一代文人和天皇巨星，有一天都會變成「史前」人物（就算換成是今天的流行組合MIRROR、ERROR，其實都會有被人遺忘的一天）。而這就格外顯得「文化博物」的重要：有了交錯於時空限制，能共冶一爐的文化博物館，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對於傳承歷代的文化，實在很重要。因此甚至有人認為，殺館是帶有消滅香港文化的「政治任務」，令人有此憂慮，實在可悲。[5]

很多人喜歡引用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言：「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但當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折點，其實更應學習英國歷史學者卡爾的教誨：「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歷史，不應只為勝利者書寫，更不應是人們永遠學不到的教訓。歷史，是現在與過去永無終止的對話，更應由親歷其境者去守護和傳承。

願我們都能將文化與博物活化，而不是「遺產」化。

*編者按，最新消息，政府有意保留香港文化博物館。[6]

參考書目：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Edward Hallett Carr and Richard J. Evans. What is History? 2^n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