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訴Mabelle「今日女性精神：自動獻身」

電影《Barbie芭比》，聽起來好像是一套關於玩具，甚至只是以女性玩具為主的電影。今年暑假它卻成為了城中熱話。女性主義，有毒父權主義，甚至上帝的創造以至人觀，有趣地在同一套電影中出現。創作人有意識地將一些理論放入一個主題，一個場景之中。劇情只要輕輕推進，這些理論就自然在電影中產生連鎖反應，拼湊出不同的趣味。（以下內容含劇透，讀者請垂注。）

Barbie作為公仔，其存在本身備受爭議。有說在50年代戰後出現的Barbie，最初販賣的是女性的自主形象，即是女性也可以自主生活、工作，而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後來玩具商又推出了另一款公仔——Barbie的男性朋友Ken，讓大家買玩具時可以一併買下，令Barbie有個「對象」。隨著不同職業服飾、打扮的Barbie推出，代表著女性也可以做不同的職業，頗有爭取男女平等機會的概念。[1]

不過，Barbie的推出也曾引發一些爭議，有不少人批評Barbie本身是白人女性，有種族歧視之嫌，此外其胸大腰細的身材比例，淪為不合理的性別定型，女性被迫追求如此不合理的身體比例，也是一種失衡，而且整體來說，Barbie的身體給人的感覺，也只是給男人「觀賞」的工具。對於激進女性主義者來說，Barbie非但沒有解放女性，更令現實世界的女性「身陷囹圄」，無法選擇，也無法做回自己喜愛的自己。[2]

電影故事透過一班Barbie住在美好的Barbie世界（Barbie Land）開始，主角是一個典型芭比（stereotypical Barbie），她突然發現自己會思想死亡，腳跟突然下地而不是永久地穿高跟鞋，感到十分奇怪，經過怪芭比（weird Barbie）的提示，典型芭比決定去真實世界（real world）尋找正在玩她的女孩，企圖找出問題所在。當然去了真實世界以後，她就發現所有原先認為的美好事物都倒轉了過來，陪同她一起去真實世界的Ken則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父權主義」，最後Ken回到Barbie Land企圖將之變成Ken Land，還令一班Barbie變成一班附屬Ken的女孩子。

整套戲不斷出現的，除了有Barbie對理想世界和真實世界的比較外，同時還有Ken對兩個世界的比較。如此在觀眾的角度，幾乎同時呈現了所謂女性主義和父權主義的平衡視覺。由於Ken活在極端女性主導的社會，他一開始甚至認為只要Barbie沒有理睬他，他的生活就沒有意義了。在Barbie Land中的所有Ken都是沒有房屋和無業的，相反所有Barbie既有職業也有房屋。所以當Ken到了真實世界後回到Barbie Land，第一件事就搶佔了Barbie的房屋，之後做了一堆所謂「父權主義」會做的事，然後就操控了所有女性的心。

可以想像，隨著故事的推進，Ken Land最終當然會變回Barbie Land，用的當然同樣是那些傳統的美人計，女性用扮無知等方式去滿足男性的自尊感，然後她們用智慧「搶回自己的地方」。當中有趣的是，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個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但骨子裡不難發現Barbie仍是個賣給女孩子的玩具公仔，最終女孩子們仍然是用很女孩子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至於Ken，經過這件事之後，他最終領悟到Ken is Ken，即是他不再是個附屬品，可以做回自己了，也不再必然的是Barbie的男朋友。

所以，嚴格來說，性別定型還是性別定型。說了兩個小時，繞了個大圈，其實沒有突破了甚麼。那為甚麼這個故事有趣？當我們在討論女性主義，或者父權時，我們習慣在一個角度思考，但我們甚少會換位思考，甚至用另一套理論讀入相同的故事中，嘗試看看能否讀到另外一些意思。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或會有不同的發現。

《Barbie 芭比》這電影的導演透過兩個角色，在同一時空裡展示了兩套理論，它們各自單獨被拿來分析時看似威風八面，但當這些理論，在生活場景互動時，不難發現原來各有自己的限制。故事中的Ken身份迷惘得認為自己甚麼也不是，即使有了父權的加持，到最後也發現其實這些理論原來沒有幫助自己了解自己，Barbie活不出自己想活的樣子，在現實世界遭受質疑後，還是要接受別人的開解，玩Barbie成長的那位媽媽在電影中坦言，要做職業女性原來十分不容易。電影背後的幾個理論，如此人性化的呈現出來，可以成為很多人的反思。

Barbie Land與完美世界的構想

《Barbie 芭比》的編劇坦言，將一堆Barbie放在Barbie Land的概念是與《聖經》創世記有關，因為上帝造男造女，並將他們放在上帝看為好的伊甸園裡，可惜最後因始祖犯罪才被迫離開那個地方。編劇似乎也在問完美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否創造的原意？[3] 甚至典型芭比發現自己不再典型了，然後想起「死亡」，是不是就等於不美好？[4] 到最後，Barbie決定回到真實世界，並去了看婦產科，「身」而為人以後，她到底要做甚麼決定？編劇沒有很具體說明這些的，但外國不少基督教媒體也留意到，用不同的神學理論讀入故事，當中的世界觀和一些概念，也頗具啟發。今時今日，電影的閱讀角度也真的可以很深很廣。

三十多歲、頗得上司賞識的金智英放下了工作，全職打理家務，照顧丈夫鄭道賢和女兒，她的生活仍然忙碌、勞累，但一直默默承受的她，漸失了人生方向。道賢發現智英精神異常，偶然會以智英好友、媽媽、婆婆的身份向他說話。最初他不敢向太太指出她患病，生怕她情況會更嚴重，但當智英知道自己的情況後，積極求醫，情況好轉，還敢於面對社會壓迫，找到自己事業的新方向。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改篇自同名小說，而「金智英」在韓國80年代是被使用最多的名字，彷彿代表著那一代，現在約三、四十來歲的女性。她們有著相似的經歷：受家庭觀念束縛，放棄了自己喜愛和具有成就感的事業。影片反映不少女性在職場面對不平等的情況，帶著孩子被不禮貌批評，並揭示上一代重男輕女對下一代的精神影響。智英幾次出現精神分裂的情況，都是受了情緒打擊，卻沒有說出心中不快。編劇巧妙地設計了智英成為母親、婆婆時，分別道出作為母親心痛智英過勞，作為婆婆心痛智英媽媽為了家庭沒有繼續學業和因工受傷。

電影2019年在韓國放映時，引起了該國男性的集體抵制，網絡欺凌女主角及支持者，以反對女性主義抬頭。但其實電影並沒有誇大，也不是要女性當道、蓋過男性；它只是道出了在韓國「持家有道」的女性，背後是淹沒了自己的才華，而女性就算事業有成，在職場上也面對很多不公平的事。

回看香港職場，似乎比較好，大家會關注男女平等、性騷擾等議題，也講工作與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標準工時等對家庭友善的概念。但情緒、精神問題仍是香港的都市病。港人平均一週工時超過50小時，可能會過於著重工作而失去家庭生活和興趣，影響身心健康；[1] 又或者因對周遭環境無法變改而感無力、抑鬱……[2] 無論原因如何，如知道自己有情緒病，請積極面對病情，不要拖延和諱疾忌醫。

電影中，智英雖曾默默承受別人給予的壓力，但當道賢告訴她患有情緒病時，她卻沒有逃避，主動的去找醫生，因為康復的第一步是要看醫生，尋找治療方案。最後，她在受到歧視時，不但有勇氣指出對方的不是，更透過寫作講出心聲，並找到她事業的新方向。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男孩危機：偽單親、兩性失衡、缺乏競爭力，兒子的未來正在崩解，我們該如何出手相助？》
（The Boy Crisis: Why Our Boys Are Struggl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作者：華倫．法雷爾（Warren Farrell）、約翰．葛瑞（John Gray）
譯者：洪翠薇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三采文化
出版年份：2020年

「抱歉，是男孩。」作者在書中說出了很多讓男士傷心的事實，便是在西方先進社會，女嬰比男嬰受歡迎：有婦產科醫生指，有80%的準爸媽想生女孩；領養孩子時，領養女孩的最終費用平均比領養男孩多了16,000美元；在Google上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女孩」的次數是搜尋「吃甚麼食物能懷男孩」的四倍。為甚麼一位爸爸明明想與兒子玩耍，但如果可以選擇，他還是選擇生女兒？因為他看到現在的女生做甚麼都可以，男生卻不行，同時，他怕自己要擔心兒子書讀不好或沉溺打機。

有爸爸擔心自己的兒子一事無成，因在美國愈來愈多男性工種如電腦科技及製造業等外判到海外，男性失業率大增，但女性工種如個人看護等卻不受影響。一項大型英國研究顯示，1980年至今，男孩的智商降低了約15分。另外，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大重點科目中，全球有更多女孩比男孩達到「精熟」的標準。作者指出「教育界高成就者名單中不見男孩的身影，已成為新的常態。」女性的社會經濟地位提高了，其擇偶條件亦隨之提高，男性因而更難找到對象。

如何解決男孩危機？作者認為在教養一事上，父親的參與很重要，因男人是男孩的榜樣，缺席的父親對兒子有極大的負面影響，包括學業成績欠佳、容易失業等，美國有些孩子甚至成為了校園槍手。理想的狀況是，爸爸要參與兒子的教養，媽媽則大力支持，明白爸爸與兒子互動的方式有別於媽媽（例如爸爸多與兒子打鬧）。若媽媽要爸爸用自己的方式帶孩子，爸爸會覺得自己只是幫忙帶孩子的人。作者鼓勵爸爸要引導兒子發掘自己的任務，即使兒子將來最想當一個全職爸爸，爸爸也要尊重他們，學習不被樣板化角色限制。

即使女性的社經地位比以往大大提升，但社會對兩性角色的要求，仍存在對兩者都不公平的現象，就如作者所說的樣板化角色。例如當家中有孩子誕生，媽媽為了照顧孩子而辭職是順理成章，反觀爸爸似乎不需為此考慮。作者並非要推廣全職爸爸，只是提出若今天女性可以做消防員，為甚麼一個想要全心全意照顧孩子的全職爸爸，得不到社會，甚或媽媽的尊重？作者提到「女權發展中未完的工作。過去半個世紀，我們訓練了男人，讓他們能以有全職工作的太太與女兒為榮，卻未能同樣訓練女人，讓她們能以有當全職爸爸的丈夫與兒子為榮。」

作者提到某些導致男孩危機的因素，不一定適用於香港，但隨著香港女性各方面的成績愈來愈優異，社會日漸接受女性從事男性的工種，男性的失業率比女性為高（根據香港政府的統計），作者提出要幫男孩重拾目標，並讓兩性走向更具彈性的角色等，都值得大家思考。

於2021年1月初，手機即時通訊應用程式WhatsApp向世界不同地區的用戶發出通知，要求用戶答應新的私隱條款，否則就會於2月8日刪除用戶的WhatsApp賬號。[1] 事件引起不少用戶反彈，紛紛轉用其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及社交媒體平台，而要「移民」到其他應用程式及平台，不再使用WhatsApp及它的母公司facebook的社交媒體平台。

事件不難理解，因為社交媒體平台收集及分析用戶資料，並為不同的產品客戶提供廣告服務，早已引起社會討論，指它們罔顧用戶的私隱權，悄悄地在背後操弄，針對用戶的「弱點」（喜好），而作廣告銷售。用戶只是因為習慣了使用這兩個應用程式而忍氣吞聲。而這次更新私隱條款的「通知」，就好像看扁用戶用慣了這平台溝通及分享，以為用戶「食得鹹魚抵得渴」，一定會答應有關條款並繼續使用，「默許」它們繼續任意使用自己的私隱，繼續「肉隨砧板上」，甘心任它們魚肉。

想不到這事會引起了各方的反響，令不少人轉用即時通訊應用程式Signal及社交媒體MeWe，令兩者的下載量急增。[2] 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也有不少用戶轉用Signal和MeWe。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亦對WhatsApp更新有關條款表示關注，指是次新條款涉及共享不少個人資料，呼籲用戶留意新條款的改變。[3]

據WhatsApp的私隱條款，列明許多用戶提供的資料、自動收集的資料及第三者（其他用戶）傳送給用戶的資料等，都會用來運作、提供、改進、了解、個人化、支援及推廣該程式的服務，[4] 而且也分享給facebook相關企業。[5] 雖然後來WhatsApp聲稱不會搜集用戶的私人資料，但仍被傳媒指出與事實不符。[6]

對關注私隱問題的香港用戶來說，Signal與MeWe是一個新嘗試。Signal的其中一位創辦人Brian Acton正是WhatsApp共同創辦人之一，在facebook收購WhatsApp後，Acton當時因不認同母公司欲將廣告帶入WhatsApp的政策而離職，他隨後創立了Signal。[7] 而Signal是一個沒有後台的非營利組織，只會儲存描述資訊，並不會收集用戶資料作廣告用途。[8] 而MeWe方面，由於沒有廣告、沒有演算法（不會去計算用戶喜歡甚麼，按時間排序給用戶看朋友發佈的內容）、用戶資料不會被出售，可以更自由選擇自己想看的內容，也可以讓用戶將賬號設置成匿名或不被搜尋到。[9]

似乎「移民」後，一切都會變得很好……但筆者認為還有隱憂。沒錯，沒有了演算法，似乎會減少了被放入「同溫層」的情況，但由於用戶可以自由選取及建立朋友圈，會否繼續「圍爐取暖」就得看用戶自己的心態。而且用戶可以匿名，在系統中結識的新朋友、KOL（關鍵意見領袖），他們的真實身份是誰，就不容易查證。如發生網絡欺凌的話，也難以追查。

其實，使用社交媒體還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能單靠閱讀友人、KOL發放的內容，就以為世界就是那個樣子。沒有人工智能去「餵飼」（feed）你，給你看特定的內容，但你會不會因為想舒適一點，而自動過濾了其他人的意見或看法？還是會勇於去面對不同的意見，先開闊眼界，廣納百川，才去評論事情呢？

最後，在選擇轉用其他應用程式或平台後，也該想想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每個系統都需要資金營運。不賣廣告的系統需要大家課金或捐款去支持它們的運作，Signal及MeWe亦是一樣，大家是否因為不想在社交媒體被操控，而願意付出金錢？其情況與讀網上新聞同一道理，新聞工作者要賺錢維持生計，我們要不就付款看優質新聞，要不就要看滿載廣告或背後有資金支持的新聞，兩者的報道手法與角度當然亦有所不同。未來，當新興的即時通訊應用程式或社交媒體平台用戶的人數多起來，這些公司到最後會不會被其他科技巨頭收購？或能否繼續以現有方式營運下去？我們且拭目以待。

網民非杞人憂天

facebook早前公佈截至2020年12月，其每月活躍用戶數目達28億。[10]　不過這位社交媒體平台巨頭的營運手法，卻為人詬病。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期間，在未經用戶同意下收集facebook用戶的資料，為候選人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放政治廣告，facebook默許劍橋分析收集用戶資料，而捲入這次的風波。事件在2018年3月曝光，facebook因而遭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罰款50億美元（約388億港元），並同意推出新措施以確保公司在作出決定時須保障用戶的私隱。[11] 可是其後美國《紐約時報》又揭發facebook將用戶資料與其合作夥伴，包括蘋果及Amazon等公司分享，而聯邦檢察官已就事件展開刑事調查。[12]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買賣或提供服務時，不少人動輒投訴，有的人甚至為了爭取更多「著數」而投訴，成為了討價還價的渠道。投訴，彷彿成為一種生活技能，但若在教會中運用這種「技能」，可以嗎？教會可以有「投訴機制」嗎？教會怎樣面對喜愛用投訴來表達需要的人呢？傳媒人春麗、觸動輔導中心程翠雲和筆者，在4月23日，就此議題與約30名教牧、團契導師分享如何牧養愛投訴教會的人。

對教會的投訴，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是投訴教會的一些活動和安排，例如崇拜沒有敬拜隊，團契的節目太單調，講道的內容空泛等等。這類投訴相對較易處理，因為所討論的大體上都有事件作為根據，容易聚焦和處理。教會就不同的活動內容，如果已經有一定的框架，可以跟投訴人解釋框架的理念，如果對方提出的一些意見是合理又能改善活動，確實可以接受他的意見。但如果為了其他肢體的需要，或從牧養角度考慮，而不能依投訴人的意見作出改變，這就需要向他解釋，或者可以在一些全堂性的會議中提出，看看有沒有改變空間。

第二類投訴是與關係有關。大家總會期望教會是愛的群體，但要成為愛的群體的確不容易，因為總有些人可能因為不同肢體的說話、動作、表達等而受到傷害，牧者一旦接觸到肢體的傷口，往往要小心處理。既要讓他自己知道教會的確是個不完全的群體，所以肢體間的表達未必如他所預期的，同時又要表達教會的肢體也有盡力與他同行。這種針對關係的投訴不易處理，特別如果是因為在不同的場合，例如在網絡即時通訊工具中爭吵鬧翻，就更難處理。面對這種投訴，要有耐心，同時要讓雙方明白該如何處理衝突。

最後一類投訴是針對權威而提出的挑戰。有時肢體的投訴不是針對事，也不是針對關係，而是針對人，特別是牧者的權威。出現這種情況不一定就等於是牧者的錯，更多時可能是肢體以往的經歷，令他容易對牧者產生負面的情緒。遇上這類情況首先要了解肢體的需要，即使他的投訴用了非理性的方式去表達，也要忍耐。

以上三類只是一個很粗略的分類，除了了解投訴的內容和動機外，其實更重要的是面對自己。不少人以為面對投訴時，只要動之以情、說之以理就能解決，但現實是不少事情往往無法輕易解決。處理投訴的人，需要了解自己的限制，有些事情即使盡了力也可能是無力改變的，不要以為自己是神人，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過程中也不宜過份自責。在不同的投訴中，萬一自身能力不足以解決，首先不要太自責，如有需要，可以向外尋求協助。

另外，從教會的角度來看，我們更看重的應該是教會設立的目的，就是一群上帝揀選，蒙恩的罪人，在一同走窄路的過程中，互相建立和扶持的群體，但世俗的投訴文化卻是消費主義下的副產品，當中強調的是商人和消費者的關係、消費者的權益，以及兩者更多的消費活動。將這兩種不同的文化和思想框架放在一起，明顯會有衝突。

最後，有很多人問道，不少人因為在教會遇到很多問題，投訴不果最後離開教會，他應該怎麼辦？我們建議他認真找一個適合自己的信徒群體，畢竟基督徒是應該在一起的，至於是哪一種群體，我們鼓勵肢體在選擇的過程中，同時認識自己的需要，以致減少錯配的情況。

我明白，抽水（即時評論、回應、轉貼、二次創作等等）基本上就是網絡文化的精髓。透過抽水，有時很複雜的事件可以用一個簡單的視點來理解，有時可以觸類旁通，學到更多有趣的東西，有更多時，就是換來一下子的食花生（做旁觀者）的快樂。同時，我們也明白，水不能亂抽，所謂抽水，有時抽著火水，輕則傷身，重則跟車太貼，傷亡慘重。

本文以藝人偷食事件為例，看不同的機構、公司怎樣抽水，分析一下如何抽水時也講道德，即有是非對錯，那條底線應該在哪裡。（以下圖片翻攝自網路。）

例子一：與事件相關的產品

這種抽水，爭議相對較少，例如衣服，裝備等等，都能以與誰人同款來作招徠。不過要留意，將爭議事件主角的名字用作招徠，如果在其他產品中，正常來說最好是先得到對方同意才用的，因為這畢竟是商業廣告，而非學術用途。

例子二：與事件無關，但取其引申的產品

這類例子最多，通常商業產品也會用這個方法。相對安全的做法是取其正面價值，減少爭議的部份，但同時可以貼返新聞主題就最好。不同公司往往會配合自己在網上的形象，顧客的特點，做些針對性的語帶相關的宣傳。

例子三：語帶相關，極盡諷刺

這類抽水宣傳，其實本身已經有自己想要說的話，不過挪用當時新聞事件的情景來表達。這種操作其實十分危險，原因有二：1. 新聞事件不斷改變，事件與事件之間的改變，有機會影響本身想傳達的訊息；2. 當整件事用盡諷刺的筆觸去表達時，整件事給人的印象隨時變得負面，被認為是在別人的傷口上灑鹽，要用別人的負面新聞來宣傳自己的訊息，並不恰當，落井下石更與政府應有的形象並不相符。

例子四：人身攻擊

九巴抽水的情況可以說是不只是揶揄當事人，甚至有取笑的味道，再加上那些主題標籤（hashtag）的寫法，作為公關，宣傳手法實在麻麻，將別人一件認錯的事如此諷刺，實在是有欠大體。同時作為一間專利的公共交通機構，應該有基本的社會責任，用惡搞的方式表達自己機構的訊息，只會惹來非議。

抽水，其實是一門不易的藝術，在幽默和戲謔之間，界線不容易分清，只是當人人都可以隨意發放訊息時，機構的網頁，其臉書的主頁，也應該是一個公關的渠道，如非必要，勿讓公關變成關公災難。

根據最新的報告指出，對比2013年及2016年香港的電視廣告收益，由134億元減至119億元，跌幅為11%。[1]　相信與每日收看電視的市民在這幾年間跌至七成左右有關，而時間亦由每日3.2小時減至2.3小時。科技進步了，大眾選擇收看節目的途徑增多，網絡上容易收看各類節目，人們很自然會少了時間看電視，媒體的廣告費亦有不少轉而 投放在社交平台——如臉書、關鍵意見領袖（KOL）或微電影等形式中散播。電視除了加強現時電視節目內容以吸引廣告外，亦要另找尋生存渠道。

4K劇集不能只有「殼」

我們在前已有討論過電視台的步伐是一直跟在科技的發展往前走及改變的。現時香港的電視台的步伐又正在做什麼呢？作為龍頭大哥，TVB於2017年5月才開始播放首部4K全實景拍攝製作的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強調斥巨資在香港、上海的購物商場作實景拍攝，而當時劇集亦因為涉及中、港、台三地女性的分別，而引起了大眾一時的討論及收看，但這類反映社會現況的劇集不多。之後，就算還是以4K實景拍攝的《賭城群英會》及《溏心風暴３》等，亦因為內容乏味、因循，而未能維持較高的收視。

其實4K拍攝，早於2014世界盃已有，2016年Netflix都有4K資訊、NowTV亦與Samsung合作有Now One機頂盒點播4K節目……[2] 隨著科技發展，追求視覺的美與高解像度，實在是必要的了。然而，要吸引觀眾的追捧又豈能只靠視覺？

「同步」增加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

除了劇集，電視台晚間時段亦提供了不少飲食、旅遊或健康資訊等節目。但這類節目，亦和劇集一樣，可以隨時上網收看，卻很少提供可與觀眾同步互動的節目。如果能讓觀眾即時透過網絡作互動，參與遊戲節目，令觀眾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會大增。就如台灣，吸收了網絡平台節目的成功經驗，於是與電視台合作製作跨螢互動益智節目，「內容將會在直播平台與電視同步播出，網友可透過App與藝人共同答題過關搶獎金，留言討論也會被選取至攝影棚內的大螢幕上。」[3]這種遊戲方式涉及電視節目的播放與手機應用程式同步，並加上高度穩定的網絡連線。就能讓用戶「黏著」電視節目的播放時間上線，並於任何地點都可參與遊戲。明顯地這和創意運用科技及節目製作成本等方面都很有關係，是一種可以為電視這傳統媒體帶來更多年輕觀眾的做法。

而造星節目方面，如韓國的《Produce 101》及內地的《偶像練習生》，他們都有讓觀眾參與推選自己支持的年輕人成為偶像新女團、新男團。在這種有份參與及支持偶像出道的過程，會令觀眾投入度大增，並更易在偶像團隊（如I.O.I、Wanna One）組成後，更投入支持這些藝人。

靠大數據集合碎片

互聯網令人們容易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不用再必需要跟隨「大圍」去走，也是所謂「碎片化」的情況開始發生。觀眾甚至可以「碎裂」至完全不看大台節目，過往這種大眾傳媒的影響力亦正日漸遞減。而只於網上「煲劇」、看電影的人，相信大有人在。而按統計數字來說，有42%的人現在所花於看電視連續劇的時間比起他們五年前所用的時間為多，[4] 更稱一些懂得爭取時間煲劇的朋友為「煲劇跑手」（Binge Racer）。根據Netflix的統計，香港跑手人數是亞洲區的第五名，[5]還偏向愛好30分鐘內、節奏明快的劇集，連煲劇的速度都較快，三兩天已能看完一整季的節目，這結果符合香港人急速的生活節奏。

以上的資料其實在顯示，人們不是不再「煲劇」，而是更懂得善用時間於他們有空閒的時候，揀他們認為「值得煲」的劇。Netflix、Hulu及Amazon 這類OTT平台[6]提供了全球如海量般的劇集、電影……而且，他們因為於網絡平台上擁有觀眾收看節目的喜好和時間等大數據，更有利於統計及分析及提供未來製作、訂購劇集的方向。

別忘了內容才是王道

使用科技，得到的數據用作製作更好的節目，還是拿去吸引廣告商？看到大台斥資做Big Big Channel、myTV SUPER機頂盒、OTT，跟著潮流去做，甚至會有課金制度、廣告宣傳配套，短暫的利益可能不少。但見它過份地「力谷」這些新成立的網上渠道，連電視節目的內容都讓位給Big Big Channel作宣傳，[7]期望吸引更多人登記成用戶，卻忘記了電視台要做好電視節目的內容才是重點。[8]

面對著網絡上的推陳出新，若只跟隨外地的應用程式及節目提供的技術，那只是跟著別人後腿跑，[9]失去主次及方向。如將情況套到傳媒訊息傳遞的層面上來看，面對科技進步，人們的意見、思想卻走向碎裂的方向，吸收資訊亦同樣要求速度、方便、感官刺激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可以有效、恰當地傳遞既具吸引力，亦能有質素的內容呢？

近來有一上市茶餐廳特約劇集於大台播放，這一貫風暴式的兩大家族糾紛，其方程式就是借用劇情把該特約廣告商的產品大推特推。如果編劇手法較高的話，毋須過於硬銷，亦可借用產品來說道理或推進劇情，免得產生反效果，讓人生厭。

人參飲料與炸雞

筆者非大台免費電視常客，但都會抽空陪母親看劇，發現不少劇集的廣告植入手法質素參差。筆者近來曾看過一時裝處境喜劇的兩年輕角色，在街頭傾談有關家人及學業等話題期間，男角突然從袋中拿出幾包人參飲料，並撕開來喝，女角立即問他功效很好的嗎，男角簡單回應了後亦問女角要不要喝云云，完全帶觀眾跳出了原本的故事，可說是極之敗筆！

開首提及「讓人生厭」，令筆者記得大台曾於兩年前一次年終頒獎典禮間，突然獎勵藝人吃連鎖快餐店炸雞的突兀場面，話說主持人要請一眾女藝人「食好嘢」，近鏡拍攝裝炸雞的盒子連品牌，並播放超過1分鐘藝人食炸雞的鏡頭。該節目又於不久後重播，結果通訊事務管理局（下稱：通訊局）收到十五宗投訴，最後電視台被判違反《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廣告守則》中的相關條文，罰款15萬港元。[1]該台不服並提出司法覆核，至今仍未有結果，而且近來亦於該台的年青人節目中再吃一次炸雞，未知是否有意挑戰守則。[2]

其實，按通訊局2014年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節目標準》中所列出有關的守則[3]，指出節目內容與廣告材料應該是有分野的，在原則上，兩者應該清楚分開，為的是「避免觀眾分不清他們所收看的是節目，還是為電視台帶來收益的廣告。播放廣告材料時必須清楚表明是廣告，以便觀眾自行評斷該等材料的重要性。」而且，守則亦指出：「任何節目都都不得過分突出屬於商業性質的產品、服務、商標、牌子、標識，或與上述商業利益有關連的人士，以致造成等同廣告的效果。凡提及上述物品或人士，必須基於節目的編輯需要，又或只是以附帶形式出現。」

另外，2013年《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廣告標準》中也有列明贊助識別大小的限制、限時秒數、贊助材料的贊助識別的播放頻率不得過於頻密，以免破壞觀賞趣味。[4]同樣，產品或服務的展示或使用要明顯配合節目的編輯需要，以免干擾觀賞趣味或令人覺得牽強。

如根據通訊局的守則指引，相信讀者心中都可以評評分，頒獎禮出現吃炸雞場面，是否干擾了觀眾的觀賞趣味或有否令你覺得牽強。不過就算是罰款15萬，但電視台實收廣告商又豈止如此小數目？不知道是否已經計算到廣告的開支之中，但罰款的阻嚇力，明顯不大。

強行植入或品味流露

說回劇集方面，有說是可能因常看外地劇集，韓劇、內地劇都有規定不可以在劇集進行中插播廣告，所以在製作中將廣告滲入在劇內可以理解，令港人看了，也慢慢接受了這種宣傳方式。但別忘記香港的電視節目已可以在播放中間加入廣告時段，如能清晰分開廣告與節目內容，是最好的做法。但香港的電視台將廣告產品植入其中，於近年更是常態，無論是加入角色在劇中使用的產品，如在家中使用按摩椅、吃杏仁餅；或到茶餐廳飲奶茶、到金舖買首飾……觀眾似乎亦慢慢接受將產品混入了劇情之中。

通訊事務管理局曾於2017年8月發佈《規管香港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間接宣傳和贊助的調查》報告，[5]指出有四成香港觀眾對免費電視節目服務中出現的植入式廣告不覺得反感，但認為有需要規管免費電視節目中的植入式廣告，故認為現行有關植入式廣告的規定有放寬的空間。文件指有參與專題小組討論的人認為，若植入式廣告手法自然，亦不會影響到觀賞趣味。

上文曾提到的家族風暴劇集亦有出現過頗佳的比喻，一董事總經理以兩家族的相處比喻為他們茶餐廳出品的鴛鴦，不同的茶和咖啡（比喻發跡平民和貴族兩派）要互相調配比例才能好喝。

適者生存

理解電視台為何會如此播廣告，因為一家大細如以往般用電視汁撈飯的年代已經不再，雖然港人一週平均會用31小時看電視，但不再只是免費電視，也包括了數碼視像平台及收費電視。[6]這表示大家看電視的習慣已經改變。尤其是年輕一輩，每週用更多時間看影片，但用於數碼視像平台，多於免費電視。而電視台廣告收益下跌，一定需要擴大收入來源。

正由於觀眾的流動會影響廣告商的決定，不少廣告資金會轉移投向網上平台，如《100毛》、YouTube或不少KOL，以其幽默抵死、連結民生、多元化內容及互動的方式接近受眾。電視台為了生存，不得不好好打這場杖，不但肥水不流別人田，還盼望打開網絡觀眾的市場。電視台不但加添了收費機頂盒、網上平台及應用程式等吸引不按時看電視節目的觀眾、以增加點擊率和給藝人支持的課金，還加上電視劇的番外篇（與電視劇故事互相呼應的網絡劇）於電視劇集大結局後，在網上平台繼續播放相關網劇，吸納年輕觀眾追看。

無論電視台因應大眾習慣變化而改變得如何，我們在看這些娛樂節目時，也應常提醒自己不要盲目相信劇情，見到帥哥女神時，不會被他們所演繹的價值觀及穿著、使用的產品所迷倒。家長和子女在一同觀看電視節目時，既可分享節目樂趣，遇到有問題的內容，也可一同分析及拆解他們未能理解的地方。父母的三言兩語其實也可以是另一種的植入式廣告。

女兒升上中一，朋友問她適應如何，她回應：「早了上課，遲了下課。除此之外，課程深了很多。」從前小學時，她多能自己做好功課，頂多是讓我檢查一下而已，但現在呢？更多時間是不懂如何完成家課，要向我提問。而最慘的是，有一些功課我也不懂得如何做。

例如中國語文，其中關於文言文及文法的，我也感到吃力。幸好現代科技發達，我好歹也能在網上找到答案，應付了女兒的功課。然而，我不禁要問：「這樣教中文是對的嗎? 我因此向幾位中文老師請教，得到的答案多是：「萬丈高樓從地起，打好根基，才有進步的空間。」

各位讀者，讓我考考大家，知道在中文文法裡面，什麼叫「賓詞」，什麼叫「謂詞」嗎？筆者自問中文能力並不太差，亦常以中文寫作，但當女兒問我上述問題時，我亦不懂。

是的，要學懂文法，打好基礎，書寫文章便準確無誤，但我們追求的是要文章暢順，有情有理，還是文法全然準確呢？

同事謝鍚金教援提倡高效識字法，鼓勵學生們寫作，遇到不懂的詞語可以用圖像表示，總之內容先行，不要學生們因為循規蹈矩，寫一篇沒有錯誤的文章，但內容平談無味。要天馬行空，想像豐富，一切由興趣開始。

我認為學文言文也當如此行。女兒面對這麼深奧難明的文言文，心裡早已涼了一截。要網上搜尋，為的是要弄清上文下理。做好了功課，交差完成，已沒有興趣繼續深究、咀嚼當中含意，更遑論欣賞中文之美。

我並不反對學習中文文法及文言文，而是在甚麼時候學。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些東西學好。若果一開始便給學生一些他們在日常生活沒有接觸、深澀難明的內容，只會令他們對需要學的東西失去興趣，不求甚解地快快完成功課。

筆者在加拿大信主，在西人教會聚會，閱讀NIV（新國際版）聖經。到了後來，多一點追求，便轉看King James （英王欽定本）版本。更有甚者，對某些字句作更深入的瞭解及鑽研，便嘗試翻看原文，不恥下問。

學中文亦可如此，一切由興趣開始。初中時挑選幾篇經典的文言文，用日常運用的字句，學生理解能力以內的白話文，讓他們理解內容之後，更上一層樓，深入探討文章結構及哲理含義。

認識文化亦一樣，可以先從流行文化入手。和我同輩的很多說現在的廣東歌不好，不及從前膾炙人口的《獅子山下》、《愛在深秋》、《忘盡心中情》耐聽，當我問他對上一次覺得哪首廣東歌好聽，答案是陳奕迅的《幸福摩天輪》，都是上世紀的歌曲了！

常言道「活在當下」，也要緊貼時代。聽一首鄭欣宜的《女神》，配以Meghan Trainor的歌All about That Bass，同樣是對現代社會論述女性體態的批判。同學聽得明白，再介紹燕瘦環肥指的是哪兩個人，最後以白居易的《長恨歌》作補充，由學生的興趣開始，深入探討中國文化的詩詞，及其價值和現代社會的關係，不是更好嗎？

當我們提到女性被物化時，大概是指女性得不到應得的尊重，只被視為一種商品。除了她們的身材、樣貌被人恣意批評，她們更有可能被視作性幻想的對象。在物化的過程中，人們可能只關心她們的胸部有多大，腿部有多長，而不是她們實際上是一個怎樣的人。

女性被物化源遠流長，單是傳媒或廣告行業便在「物化女性」這方面出了不少力。在鎖定男性為鎖售對象的產品廣告中，有一些喜愛賣弄著性感胴體的女性。至於美容中心，多年來更把物化女性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不斷強化女士的意識，便是女性若要活得有自信、獲得男性的青睞、又或要維繫家庭幸福，便必須改造自己，達至社會的審美標準。社會上所謂的審美標準，每一個年代都不一樣，近年來多流行白、瘦臉、體型纖瘦，於是不少女性去打美白針、瘦臉針、注射玻尿酸及肉毒素、節食減肥，甚至進行抽脂手術。而隨著韓風興起，也有不少女性甚至遠赴韓國，進行整型手術。

香港有醫院於2016年公佈整容數字的同時，也顯示整容的風氣愈來愈年青化，有不少17至18歲的大學生在升大學之前進行微整型。另外，亦有報導指出曾有家長帶領4歲的女兒去割雙眼皮、又有家長為了5歲的兒子不再有一對「兜風耳」，帶著他去做整型手術。以前我們會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現在無論是臉皮或身體，都彷彿只是身外物，有需要時便可以「大整特整」。

那些可以接納自己真面目的人，可以對他人的物化無動於衷；相反，發現不了自己的好，一直與他人比較的話，可能容易控制不了自己而走上自我物化之路。有報導指出澳洲麥覺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與新南威爾士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合作進行了一項研究[1]，發現在350名18至25歲澳洲及美國女性中，只要她們每天花費30分鐘瀏覽朋友的健美照片，便會開始專注自身的外觀與體重。那些花費愈多時間瀏覽照片的女性，愈發對自己身體形象感到不滿。當女性經常遭受外來的審美觀洗腦，便會變得愛與他人比較，而在比較的過程中，或會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份，忽略了她們的價值，陷入自我物化。

自我物化是一條可怕的路，因為你大概可以逃離那些對你評頭品足的人，你卻無法逃離自己對自己的不滿。內地有一個整容成癮的人，她天生麗質，卻抵受不了社會上的審美要求，在國內做了下巴手術之後，覺得鼻子不對，於是又做鼻子，但感到可能在韓國做整容手術才是自己想要的，於是又去了韓國做多一次鼻子……總之花了巨款，整形手術做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弄到母女關係破裂，也要堅持繼續整容下去。

這位女士或許比較極端，但如她一樣極端的，原來也大有人在。她所認識的朋友，大都如她一樣，崇尚整容，她們以一句大陸非常流行的說法來形容她們的友情，便是「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臉同鼻同醫生。」對這班人來說，撞臉不撞臉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他們的臉孔是否乎合當下流行的美，當潮流轉變時，他們有可能再去弄一次鼻子，務求自己的臉容可以跟上潮流。

愛美不是罪，前題是不要走得太過，讓自己老是活在商業社會建構的審美觀下，做出損害自己的行為。要知道每一枝針，每一次手術其實都代表著一次風險。

這是個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年代！

若說對性別定型的反思令人打破男性只能粗魯和衝動，女性只能溫柔和細心的誤解，這的確是值得肯定的貢獻。不過，當性別成為政治，當自我感覺凌駕客觀事實的時候，也是令下一代迷失自我的災難起頭。

男女有別本來是十分基本的常識，男和女在生理、心理、學習方法、表達技巧、思維模式和感情接收各方面，其實都有很大的差別。正視這些差別，不是要定型，更不是歧視，而是因材施教，學習明白異己的重要前提。

其實人一出生就要面對異己，最重要的異己就是異性，唯有學會正確地與異性相處，我們才真正學會接納差異。因為這些差異是無法避免的，男女的大腦結構、荷爾蒙、生理時鐘和成長速度，決定了大家在不同階段和處境下的需要和反應大大不同。

當一些社會政策或社會運動，漠視男女的正常差異，只盲目及一刀切地追求機械式的所謂男女平等，或者任由個人的主觀感受，凌駕客觀的生理特質，我們將要面對的只會是如趙高一樣指鹿為馬的荒謬世界。

男就是男、女就是女，男女有別是常識，如何互相尊重、因材施教是社會政策。今期《燭光網絡》會和大家一起溫故知新，重新認識男女有何不同。

男女大不同、兩性關係，是人類的永恆話題。從朋友交談到網路紅人拍片，祭出兩性議題，說「男人怎樣」、「女人怎樣」，總能引起無數共鳴。[1]小麗不太理解在足球賽何為「越位」，因為她是女人；小明大概會愛看成人影像，因為他是男人。在這種談論兩性的說話中，性別常成為解釋或預測個體表現的工具，範圍之廣涵蓋喜好、能力乃至道德各方面。

以性別作為預測工具很多時都有效。假如我因為小明是男性，而猜測他有看成人影像的習慣，其準確率沒有九成也有八成。然而，這也很危險，容易產生各種偏見和不合理的措施。若我們預測女性不懂「越位」，自然會認為女性不適合做球證。事實上，過去以兩性差異否定和剝奪女性權利的人不在少數，例如 Patrick Geddes 和 Arthur Thomson，就曾主張女性不應有政治權利，因為女性的生理構造令她們好靜和被動，不喜歡也不宜參與政治。

性別作為我們整理經驗的工具，雖然有時出錯但總體上既方便又有效。另一方面，由性別作出的預測和解釋卻容易異化成各種偏見和不合理的社會規範，乃至道德要求。就是這樣，有關性別差異的討論常遊離於實然和應然之間，解釋性別差異的不同理論因而也無可避免地帶有政治性。

Sex與Gender

人的性別，由生理特徵而定：男孩有陰莖，女孩有子宮。由是，從生理結構尋找兩性行為差異的原因，正常不過。用生理構造解釋兩性行為差異，這進路就是「生理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性別差異由生理決定，意味這是天生和不可改變，因而也為那些不平等的制度和社會規範提供強力的支持。例如女性數理更弱，因而不適合做科學家。這樣的論述和論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故不少民權人士視「生理決定論」為性別平權的阻礙，更有部份人視其為性別歧視和不平等的元兇之一。

上世紀5、60年代，社會科學長足進步。從研究不同文化的性別表現中，社會學家發現不同文化間的性別表現可以很不同。某些社會的女性可以很陽剛，男性則很陰柔。另一方面，社會中也有很多不符性別定型的男孩和女孩。這些發現支持他們提出有別於「生理決定論」的「社會建構理論」，主張兩性行為差異由社會建構而成。換言之，差異不是天生的，而是「學習」得來。從而，他們區分sex和gender兩者，前者指生理性別，後者指由文化和社會建構的文化性別。在「社會建構理論」中，sex和gender兩者完全獨立，前者不是引致後者的原因。男孩和女孩只是因為社會的期許和教育才變得「像」男孩和女孩。

兩種理論互相對立，一個肯定sex和gender的連續性，一個否定。從而，兩種理論也有不同的政治含意，前者指向差別對待兩性，後者則指向消除差異。

性別中立的烏托邦

隨著平權運動的成功，「性別差異由社會建構」逐漸成為不少女權份子和左翼人士的教條。他們敵視一切支持「生理決定論」的研究和言論，視之為父權和性別歧視的溫床。另一方面，這思想也引領他們追求更高理想。其邏輯相當簡單：既然性別不是天生，那麼性別應該由人自由「選擇」。因此，任何限制或減損了這種「選擇權」的措施和政策都是不義的，是迫壓人自由的。從而，教育應該性別中立；區分「男」和「女」的設施，例如廁所，也應盡量地少。進一步說，由於sex和gender無關，Gender因而不應限於男女兩種，而應有幾十種。[2]

《燭光網路》之前曾介紹過台灣的「性別平等教育」；[3]了解上述平權運動與「社會建構理論」的淵源，則不難理解為何「性別光譜」之類的教材，會歸到「性別平等」的名義下。上述論述也支持LGBT運動，因為性傾向是一項重要的性別表現；假如社會應讓人們自由選擇自己的gender，同理也應讓人自由選擇自己的性伴侶。

「生理決定論」的發展

「生理決定論」在政治領域被標籤為性別歧視的源頭，卻無阻科學家繼續探索男女生理結構與兩性行為差異的關聯。就在社運人士不繼強調社會應性別中立的同時，科學群體不斷發現男女的各種差異，包括大腦結構、荷爾蒙和基因等等；而這些差異又為男女心理和行為上的差異提供了有力的解釋。他們努力描述兩性差異，而小心避免重蹈前人覆轍，由實然領域走到應然領域。

當中，一些具人文關懷的科學家更明言所謂「性別中立」的教育和公共政策其實對兩性都不利，更強化了傳統的性別定型，主張正視男女差異，並善用這種差異，因材施教，讓性別還原為認識他人和促進共善的工具。本期《燭光網絡》嘗試探討這種主張。

「生理決定論」在過去被用來支持性別歧視，但這是理論本身的錯還是人們的誤用？唯有理性和勇氣，可以引領我們。

如果問一套電影的「性別元素」包括甚麼？你的答案很可能就是有沒有色情或意淫甚至性愛描述的元素、有沒有同性戀情節、有沒有明顯的情愛關係等等，然後以此去決定是否讓青少年去欣賞一套電影、電視節目。但實際上在媒體中對於兩性的描述，無處不在，而且即使是你認為看起來非常正確健康的故事中，其實就有大量兩性的描述和意識型態，孩子在欣賞電影故事，玩遊戲機時，往往照單全收，連家長也全不知道。

在美國，常識媒體（common sense media）於2015年做了一個研究，發現孩子早約五歲就會開始對自己的身體評頭品足，當中包括過肥、過瘦、過黑等等。五至七歲的孩子已嘗試減肥餐單。歸咎其原因，除了因為家長和朋友間互相的比較外，研究亦發現，與傳媒如何描述美麗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有關連。[1]

瘦就是美的迷思

傳統的媒體對「標準」男女都有一定要求，不過這個要求從來與健康的要求有一段非常誇張的差距，在美國，女性一般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應該是18.5，但在國際模特兒界中，女模特兒的BMI卻低於16，而這情況根據世界衞生組織被描述為「極度瘦（severe thinness）」。[2]

雖然不少歐洲時裝產地例如意大利、法國、西班牙等都有法例規定不可使用過瘦的模特兒，不過不一定對情況有幫助。例如只要模特兒能出示醫生證明他的情況適合工作便可，而非要求他們的BMI達到指定標準。[3] 於是過瘦的模特兒仍然大行其道。

過度性化的影響

即使在兒童的卡通片和電腦遊戲，我們也常見到極度不合身體比例，或者過度性化（oversexualized）的人物出現。當中女性的胸部和臀部不合比例地大，腰枝卻不合比例地細；男性則不合比例的有大量肌肉，如此種種均成為孩子成長的壓力。近九成10至17歲的孩子會認為自己過重，男孩子更會胡亂地使用工具，意圖令自己變得更「大隻」，但忘記了肌肉和健康未必有直接關係。[4]

社交網站的興起令事件變得更複雜，因著朋輩壓力，青少年希望自己在網上變得更具吸引力，於是大都鑽研不同的自拍角度來拍攝，甚至大量地使用修圖工具，令自己「變得更美」，當中超過四成青少年期的女孩會使用工具令自己變得更好看。同時，因著他們將自己的形象改變，他們會將自己「物化」，即愛上他們想像中的自己的外表，最後甚至把自己其他內在美都排除開去。[5]

媒體塑造的男與女

除了身體，當然還有性別角色，兒童節目多以故事為骨幹，而這些故事所描述的男女，除了外表，還有性格，氣質等。在一個關於兒童節目的研究中發現，香港98.2%的兒童節目來自外地，而當中，男女角色比例為65比35，節目中很少以女性角色為故事中的領袖人物。[6]

我們不難發現，節目中的女性角色都是相對不活躍、聲音較小、行為比較不成熟和情緒化；而男性則相對較具攻擊性、大聲、亦比較願意互相幫助。就性格而言，女性的角色大部份都愛美，而且人生的成敗都專注在美貌、被認可和尋找真愛上；相對男性的成功就會在個人的天賦，能力上等等。

有說，性別都是社會的建構，當傳媒所不斷強調有關男女的要求，與我們的價值觀有衝突時，我們可以怎樣自處呢？特別當孩子也習慣和認同某些社會對男女形象的固定要求，甚至也成為他們牢不可破的處世之道時，我們可以怎麼辦？（又或者，作為成年人，我們會否早就被洗腦，居然認同這些其實有問題的價值觀也不自知？）

過度性化的除了外形，還有對兩性生活的想像。外國不少大型的兒童電視節目頻度，都開始有一些比較複雜議題的情節在卡通片中出現，例如單親、吸煙甚至墮胎的問題。有評論員指出美國迪士尼電視頻道中適合2至11歲觀看的節目減少了18%。[7] 事實上在香港，即使我們沒有正式的兒童頻道，但實際上我們選用的日本或外國卡通片，不少也有大膽，甚至意識不良的情節出現。

青少年過早接觸引人入「性」的資訊，特別是評級又不清楚的時候，很多不應該過早讓孩子接觸的性知識便提前輸入，最後令青少年對性產生不少錯誤的觀念，除提早了青少年接觸性的年齡外，也會將過份複雜的性別議題帶入他們的生活中，令他們對本身性別身份產生疑惑、缺乏自信，甚至出現性別混亂的問題，最後連父母也不懂回應。

大腦──人體最奇妙的一個器官，迄今科學家或腦神經學家仍未能完全解釋腦部的結構及運作，但腦部卻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主宰著人的生命、活動能力、語言能力、情感表達、對外界刺激的反應等等。而最特別的是，每個人的腦部結構和運作都有所不同，令人建立出屬於自己的獨特狀態。有研究指男性與女性的腦部有顯著的分別，而這些分別令男性與女性在行為或其他反應上有明顯不過的差異，我們邀請了思智學院院長、香港大學精神醫學系榮譽助理教授張頴思博士為大家從腦部的結構及功能層面講解大腦與兩性差異的關係。

男人腦？女人腦？

張博士指要看男女在腦部的分別，須從三方面去量度：結構性、功能性及行為表現上的分別，但三方面並沒有絕對的關連，即是說結構上較大，但不等於功能一定比較好。我們分別從上述三個層面理解兩性腦部的分別。

• 結構性分別

張博士以硬件比喻腦部的結構。到底男性和女性的硬件有沒有明顯的不同？張博士表示很多研究都指出男性腦部的總體積比女性大，[1]男性腦部的灰質體(grey matter)──即腦部的細胞比較多，從出生的時候便已經知道；但有趣的是，當剔除總體積，拉一條平均線，按比例來說會發現成年女性不論左腦還是右腦的灰質體都比男性多(圖1及圖2)，有研究發現腦部不同部位的灰質體大小都有明顯的差別；至於白質體(white matter)──即腦神經元的連接方面，雖有指女性的白質體比較大，但明顯的差異則比較小(圖3及圖4)，而白質體會隨著成長及學習而不斷增多，因此當學習的知識愈多，白質體的體積亦會愈大；相反，灰質體不會隨著年紀增多，反而部份更會因沒有使用而死去，即是說當腦部某些區域不被使用，當中的細胞會自然老死。

從結構層面上說，男性的腦部總體積較大，但灰質體的平均體積則女性較高，而白質體的體積亦是輕微較男性高。

圖1

圖2

圖3

圖4

• 功能上的分別

至於腦部功能，一般是指腦部的灰質體在運作時的呼吸情況，透過儀器檢查腦部的氧氣輸送情況，便可以觀察到腦部哪些區域在活動，以及它的活躍程度。

張博士以一份研究向我們簡單地解說功能上的分別，研究測試男女學生在數學心算上的表現，或許一般人都會認為男性的數學演算會較優勝，但這個研究結果卻有點出人意外，發現受研究的女生在運算簡單算術的表現較好，反應比較快少少，研究發現在運算數字的腦部區域，女性的灰質體比男性多，而男性該腦部區域的氧氣輸送情況比女性高。由此看來，即使腦部的氧氣輸送較多，都不等於必然有一個較好的行為表現。因此女性在日常生活的運算一般都比男性快，例如：計算減價折扣，但對於程度較複雜的數理公式運算，例如：精算、計算較複雜的投資回報，男性則可能比較佔優。

至於男女腦部在功能上的分別，不同研究亦指男女腦部不同位置的活躍程度有明顯的差別，當中白質體擔當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白質體的活躍程度同時亦很影響一個人的行為表現。張博士指出，男女兩性的白質體分佈都有明顯不同，例如在胼胝體(Corpus Callosum, CC)的非等向性指標(fractional anisotropy, FA)[2]的電腦影像顯示，年青成年男性CC的前及後部的FA值相對地較低(圖5)。而總體來，成年男性在CC的FA值比女性高。

圖5. Significant gender effect on regional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of the corpus callosum (CC) in 29 normal young adults (Oh and others 2007). The authors developed a tractography-guided (TGI) parameterization method that allow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both midsagittal and parasagittal structure of the CC. Specifically, cutoff tract length from seed points is (A) 3 cm and (B) 4 cm, respectively. Yellow to red areas represent regions where the FA values were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en; the converse is shown as cyan to blue (see color bars). As shown, men have higher FA values for global CC structure areas in the parasagittal and midsagittal space but lower FA values in the partial areas of the rostrum, genu, and splenium.

有研究5至18歲兒童及青少年的腦部差異的研究結果顯示，[3]白質體的FA值會隨年齡與性別出現不同的數值(圖6)。男孩子的左腦枕葉頂(left occipitoparietal)、右腦額葉(right frontal)、左腦頂葉(left parietal)及左腦額葉(left frontal)的白質體的FA都比女孩高，而女孩在CC的FA較高。男女隨著年齡的成長，不同部位的白質體的FA值不同，女孩子左腦弓狀束(right arcuate fascisulus)的FA會隨年齡增加，男孩則減少；而男孩的左腦額葉的FA值會隨年齡增加，女孩卻會減少。

圖6 Gender effect on white matter (WM) diffusion parameters in a cohort of 105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from  5 to 18 years (Schmithorst and others 2008b). (a)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fractional anisotropy (FA)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b)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gender-by-age interaction on FA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c)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main effect of gender on mean diffusivity (MD) (blue = boys > girls, yellow-red = girls > boys). (d) WM areas with a significant gender-by-age interaction on MD (blue = boys > girls). Slice location (sagittal; Talairach coordinate system) is given at the bottom of each frame.

• 行為表現上的分別

張博士指我們比較認識的男女分別一般都在行為表現上可進行觀察，例如男性在數學及與空間有關的層面比較優勝；女性在語言及情緒處理上則比較佔優。部份原因是因為兩性在腦部不同區域的白質體分佈及連繫的活躍程度不同。

張博士以一個經典的研究[4]講解，研究主要圍繞長期痛楚對人造成的各種影響以及如何提供醫療照顧。研究報告中引述早在1991年已有學者透過PET scan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觀察腦部數個區域，包括體覺皮質區(primary and secondary somatosensory cortex), 前腦島(anterior insula), and (前扣帶皮層 (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 ACC)，從而推斷兩性對痛楚的敏感度及忍耐程度的分別。透過腦部的一些掃描圖片，發現人體在遇到50度高溫的刺激時，兩性腦部會透過不同的區域作出反應，而反應的程度亦有所不同(圖7)。

圖7  A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scan image of rCBF responses of 10 males (M) and 10 females (F) to repetitive noxious heat stimulation (50°C) of the left volar forearm. Significant activation of the contralater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remotor, insular cortex, ipsilateral insula, and bilateral cerebellar vermis has been identified. From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in Perception and Patterns of Cerebral Activation During Noxious Heat Stimulation in Humans,” by P. E. Paulson, S. Minoshima, T. J. Morrow, and K. L. Casey, Pain, 76, 1998, p. 227. Copyright 1998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Pain.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研究顯示女性對於感受痛楚時腦部十分活躍，而有反應的區域比男性多，因此較男性更易感到痛楚；但有趣的是，即使女性如此容易感受痛楚，但卻比男性更能忍受痛楚。張博士提到可能與女性考慮痛楚的意義有關，例如生產，女性生產時的痛楚很巨大，但在生育時會「死忍」，並且很快便會被新生命的喜悅掩蓋痛楚，因為生育對女性的意義令她足以忍受。

當然，過往有海量究都告訴我們男女的腦部在功能上有明顯的差異，因此男女兩性有明顯的行為表現上甚或性格上的差異，而他們都有較優勢可發展的層面。

腦部以外的影響

至於除了腦部會影響兩性的發展外，腦部的荷爾蒙又會否擔當著一個重要的位置？張博士以一份研究[5]略略為大家解釋。腦下垂體在青春期時會發出訊號令性器官發展，而會影響腦下垂體的荷爾蒙就是我們都較熟悉的睪酮素，如果缺乏男性荷爾蒙，腦部的發育會比較容易偏向似女性，青春期後男女兩性的發育才算為較完整；而除了荷爾蒙外，環境氣氛及社會學習都會影響個人建立性別的氣質，因此社會文化對於塑造一個人，其實亦有其重要性。

在培育下一代，先了解兩性在先天發展上的分別固然重要，這樣才可以按著他們的特質而給予適當的培育；同時，亦要留意社會環境及文化如何塑造意識型態。兩性先天的差異提醒我們，不要否定男女本質上的不同，同時應讓社會更多體現男女兩性的特質所能展現的獨特性與美好，而不是單單的盲目提倡所有狀況都需劃一處理或對待才是公平。

現代社會流行性別中立(Gender Neutrality)，不是去性別化，便是強調性別沒有差異，或是性別是由心理而非生理決定，即所謂跨性別(Transgender)。事實上，不同的研究都顯示男女有一些根本上的差異，心理學家薩克斯醫生在《養男育女調不同》這書中解釋孩子如何思考、如何感覺、如何學習、如何反應。他從紀律、學習、冒險性、攻擊性、性和毒品等諸多主題切入，讓我們看到男生和女生在遊戲上不同、在學習上不同、衝突的型態不同、辨識方位的策略不同、看外界的方式不同、連聽力敏感度都不同。父母如能按子女的性別差異進行訓練及管教，使他們的能力得以發揮，這將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男女腦大不同

要了解男孩女孩在學習上的差異，就必須先從了解大腦的運作開始。維吉尼亞技術學院(Virginia Tech)研究員檢視了508名正常兒童，包括224名女孩及284名男孩的大腦活動情況，這些兒童年齡介乎2個月到16歲，發現男孩和女孩在大腦發展順序上有不同，女生大腦中掌管語言和精細動作技術的部份比男孩早熟6年，而男孩大腦中掌管目標和空間記憶部份比女孩早熟4年。他們的結論是大腦中與語言、空間記憶、運動協調、與別人相處等能力，男女的發展順序不同、時間不同、進度也不同。童年時期的性別差異比成年期的差異更大更重要。到30歲時，男女的大腦各個區域都成熟了，已很難看見他們在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術上的差異。

男女對聲音、語言及空間反應不同

雖然女孩出生時身體的強壯性不如男孩，但在身體發育速度方面領先的卻是女孩。女孩無論在走路、說話、長牙齒等等都比同齡的男孩要早。此外，身體構造上的差異決定了女孩更擅長靈活性、精細操作和協調能力強的活動，如踢毽；男孩正好相反。大多數女孩大腦左半球比右半球更為發達，這種優勢決定了女孩的聽覺能力發展較男孩更好，他們對音樂和聲音更為敏感，也願意進行與之相關的活動，如唱歌、跳舞等。由於大腦左半球側重對語言資訊的加工，因此女孩在語言能力方面的發展也較男孩早，在語言流暢性和讀寫方面佔優勢。女性性別上的優勢是因為小細胞多於巨細胞，小細胞令她們較容易掌握一些較細緻的動作，如閱讀和寫字，明白這點，父母便不會責怪就讀幼稚園的兒子的字體寫得沒有女兒的標緻。男女生在聽覺上也有差異，在一項聽力實驗中，發現女嬰大腦對聲音的反應比男嬰高出80%，這或許可以解釋為甚麼男孩子會較女孩子容易欠帶所需物品回校，那是因為老師只說一遍，男孩子根本沒有聽清楚。女孩情感細膩，擅長表達，因此，一些要用語言表達的事情，女孩子會做得較好。而男孩重理性，偏愛真實事物，因此，教導男孩子時宜用更多真實的物件及情景，例如，介紹動物時宜用動物的真實圖片或影像，而非圖畫。明白這點，父母在選擇給子女的圖書也應該不同，如女孩子較喜歡虛構的童話故事，而男孩子則較喜歡真實的傳記。

男女對冒險的態度

大家可有留意，為甚麼沉迷電玩的多數是男性？原來男孩子天生較冒險及具攻擊性，較喜歡爭競性的遊戲，在不斷晉級中獲得很大的成功感，父母若能懂男兒心，與其讓他們在電玩中取得滿足感，倒不如鼓勵他們多參與一些具競爭及攻擊性的遊戲，如足球比賽，這類競爭性較大的遊戲能激發男性的鬥心或好勝心，使他們會努力表現。

男孩子比女孩子更想冒險，原因是冒險本身可以帶給他們快樂的感覺，假如做母親的告訴兒子：「不准騎單車去跳過擋風牆，你會受傷。」這句話對兒子是沒有意義的，因他雖然知道這個行為是危險的，但他就是喜歡這種冒險的刺激；相反，這說話對女兒是有效的。一般而言，男孩子傾向高估自己的能力，而女孩子則傾向低估，因此，父母了解這一點，便能適時鼓勵女兒在安全的環境下嘗試作一些冒險去提升她的自我評價。一般而言，母親較傾向保護子女，會盡量避免孩子受傷，父親則較鼓勵子女冒險及嘗試新事物，男孩子在父親的陪伴下，亦較大膽及願意冒險，這對孩子學習新事物非常有利。

總結

父母按孩子的性別優勢加以培育，才不致浪費他們的天賦才能，更不會增添他們的挫敗感。有時原來並非他們不努力，只是腦部掌管技能的那部份仍未發展完全，明白這點，父母便不會拿孩子作比較，更不會拿男孩子跟女孩子比較，因為知道男孩女孩大不同。

教會宣告的是一個跨越性別、年齡、階層與族群的福音，主耶穌的恩惠、天父的慈愛、聖靈的感動是無分性別的。雖然有人批評教會仍然存在著「重男輕女」的思想，但我們不難發現教會出現性別失衡的情況，大部份信徒以女性為主。為甚麼教會未能吸引男士呢？如果問題並不是出於福音的本質，那問題又是否出在教會的文化及牧養方式呢？

分享不是唯一

「返學和返教會都是靜態的活動，星期一至五已經坐足五日，星期六回到教會都仍然是坐著聽道，有時真的感到好沉悶。」這是19歲William的心聲，相信也是不少年青男信徒的心聲。好動的William平日喜歡練習武術及彈結他，是一個不願安靜下來的青少年，他最害怕的教會活動就是分組分享。「小組內女孩子多，男孩子只得一兩個，開組就是不斷分享，但我不知道有甚麼可以分享。有時真希望快些開完組回家便算了。」

William直言不習慣教會的分享文化，相信不少男孩子亦不會喜歡，他對導師及組員的關心問候亦感到抗拒。「我知道他們關心我，但我真的不習慣。不如一齊出去行山，玩board game，先慢慢建立關係。如果不是太熟，間接少少的關心會好些。」

William的教會青少年群體的男女比例相若，是香港教會中少見的情況。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2014香港教會普查」指出，教會中的男女比例分別為37.9%及62.1%，比香港整體人口的性別失衡情況更嚴重。基甸中心創辦人蕭智剛博士（蕭Sir）回憶起上世紀70年代的教會情況：「其實教會一直都是女多男少的，我記得以前我教會的男女比例是1:6，現在已經有進步了。」

正視弟兄需要

蕭Sir認為社會呈現出男女兩性明顯分工的現象，女性經常擔任關懷工作的角色，因為女性的情感普遍比男性豐富，容易與人打開話匣、分享感受、建立關係。「先撇開教會不談，會去老人中心坐下閒談的都是婆婆為主，伯伯卻寧願獨自去公園休息，最多就圍著一起下棋，很少會傾談。」筆者回想自己教會的情況，主日崇拜後姊妹通常都十分忙碌地四處交談，弟兄卻一個一個地呆坐在位上，等待姊妹談那些永遠談不完的話題，又或是直接去酒樓找位子吃飯。

蕭Sir坦然弟兄在教會面對的困難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80年代我在突破機構工作，那時我們已經開始討論教會有關男人事工的開展。但30多年後的今天，教會的男人事工仍然十分落後。」香港教會常用的牧養方式是分齡牧養，所以教會常見有兒童、青少年、職青、伉儷及長者的小組，但卻鮮見以性別來區分牧養，就算有都是婦女小組，男人小組卻少之又少。教會中的男士散落在不同的團契小組中，與女士一同受牧養，但教會運作卻是一個靜態的模式進行，查經、聽道、彼此分享代禱，對不善於表達情感的男性來說，是不容易投入的。

蕭Sir認為如果教會未能成功吸引男性信徒，外面社會的拉力如人際關係、事業、世俗化的價值觀等自然會將他們拉去，慢慢地消失於教會。男性在成長過程中從社會學習的價值觀，如對金錢、權力及性的追求，常常與信仰發生衝突。所以蕭Sir認為教會牧養男士首先要引導男性信徒突破他們的視野，重整他們的價值觀，打穩他們的靈性根基。

突破牧養視野

不少姊妹在教會大大發揮她們的恩賜，委身事奉，這是值得感恩的事，但蕭Sir相信上帝同樣賜下恩賜給男性信徒，只是他們需要啟蒙者。「不少弟兄都是千里馬，但他們需要伯樂。」他建議神學院在訓練神學生時需加強牧養弟兄的教導，讓傳道同工在牧會時能幫助弟兄發展他們的恩賜，委身教會，培養更多弟兄成為教會的領袖。

團契生活對信徒是重要的，不少人離開教會都是因為人際關係的問題。肢體相交對姊妹來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對不少弟兄來說卻會渾身不自在。蕭Sir建議用興趣小組來將弟兄結連起來，可以是打波、行山、夾Band、Board Game等等，讓弟兄在活動中建立情誼。但蕭Sir強調教會不是興趣班及聯誼會，這些聯誼活動不能成為牧養的核心，上文所言的靈性根基、建立使命感的工作必須同時進行，才是建立弟兄靈命成長的方法。

願每一個人都能在教會得到適切的牧養，共建基督的身體。

男女平等，聽起來是大家都很認同的事。筆者亦很同意在某些層面上促進性別平等的意識，例如：接受教育的機會、參與民主活動、在工作及社會中不因性別的原因而被剝削權利等。然而，社會人士在要求性別平等時，需清楚了解何謂真正的平等，不少有關腦部的研究發現，男女腦部不同部位的發展進度不一，因此，了解男女的發展特質，按他們的情況而因材施教，才能讓他們發展得更好。

男女的大腦發展的次序不同，因此有說男生發展比較慢一點是有待商榷的。男女兩性大腦中與語言、空間記憶、運動協調乃與別人相處的能力的發展是不同次序、不同時間以及不同進度的。舉一個例子，有研究結果顯示原來女嬰的聽力比男嬰敏感很多，當孩子愈長大，這個差異愈明顯，因此，跟男孩與女孩的講話方式就要有不同；甚至老師在安排課室的座位時，留意到兩性對聲音敏感度的差異，把小男生安排到較前的位置，讓他們可以更容易專注於老師的聲音；女孩控制語言和精細動作技術的部份發展比較早，男孩則在處理和標定視覺空間的區域發展得較早；所以男孩對遊戲的喜好，甚至讀寫的能力都與女孩有所不同，但這些差異在成年後會慢慢收窄。很多時社會瀰漫著贏在起跑線的奇怪風氣，使男孩女孩都無法按自己的特質及成長速度發展，假如家長或老師不知道甚至漠視這些差異，只是一味的催逼子女要按成人期望的進度學習，其實對他們的發展反而是百害而無一利。

前陣子有專題報道指有家長主動要求醫生開精神料藥物給自己的子女，讓他們在上課時可以更專注云云，為了追求所謂的成績，連對子女長遠健康的影響都可以置之不理，家長這樣的心態實在可悲。作為父母，請撫心自問，不想子女「低人一等」、未跑先輸，究竟是在擔心甚麼？對孩子最大的好處是，父母能夠用心看到他們作為男孩或女孩的特質，容讓他們按自己的程度和進度發展，而不是淪為爭取好成績的一台機器。

隨著性別平等思想的推廣，女性的社經地位已大幅提升，在不少領域內已能與男性看齊，甚至比男性有更好的表現。但在家庭處境中，女性仍然肩負起主要照顧者的角色，甚至為了照顧家庭而放棄自己的工作。

早前三八婦女節，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發表了帶有濃厚性別偏見的言論，他表示女性擔當的家庭角色男性不能做到，例如做家務；又指將來老去會叫女兒照顧自己，因為兒子要出外工作。我們不了解其家庭處境，但一個提倡性別平等機構的負責人發表這樣的言論，難怪婦女組織要求他道歉和辭職。

陳章明的言論正正反映出社會仍然保留著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想法，難以在幾十年的時間內除去。做家務及照顧家人等工作不應只落在女性身上，男性也需一同分擔責任，照顧家庭。不過，真的有些家庭角色是男性做不到的，最直接當然是餵哺母乳。儘管政治不正確，但現實上男女兩性的性別特質真的普遍性存在著差異。一個父親如何努力，也不能取代母親的角色；同樣道理，一個母親如何努力，也不能取代父親的角色。父親母親對子女成長是同樣重要，也是不可被取替。

舊日社會男性為了養家，終日奔走賺錢而忽略家庭。現在社會富裕了，但不少男性仍然忽略了自己的家庭責任。我們身處在一個兩性平等的社會，女性不再被局限在家庭，而可以同樣選擇活躍於社會中；而一直活躍於社會的男性，也需要投放多些精神及時間於家庭。家庭責任最重要的並不是洗碗、煮飯、換尿片、倒垃圾等家務，而是人的工作。關心家人、栽培子女成長、讓長者老有所依，這些都需要所有家庭成員身體力行參與及委身。

家庭是一個關係性群體，我們都是關係性的生命。我們每一個都是子女，因為我們都有父母；如你是一位丈夫，是因為你有一位妻子；如你是姊姊，是因為你有弟妹。家務還可以請外傭或鐘點來處理，但我們每個人在家庭的崗位，無論你是男或女，是丈夫或妻子，是父母或子女，都是沒有人能取替。

你的家人在等你，今晚你會早點回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