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死亡

《人生四千個禮拜》自2021年出版以來，廣受好評，被譽為一本跳脫傳統框架的時間管理書籍。該書雖非基督教著作，但其核心理念與基督教教義亦有共通點，例如詩篇九十篇12節所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或傳道書對時間虛無的反思。

作者 Burkeman承認生命的有限性，以「人生約四千週」（相當於80歲）為喻，直指人類生命的短暫與有限。他主張，這並非悲觀，而是現實——唯有正視生命的有限，才能從無止境的追逐中解脫，轉而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物。這種態度與聖經中「數算日子」的教導相呼應，提醒我們面對死亡不是為了恐懼，而是為了激勵自己活出意義。

Burkeman挑戰傳統生產力思維。傳統時間管理往往強調「完成所有事」，彷彿能掌控一切。然而他指出，這是一個迷思：我們永遠無法清空待辦清單，因為新的事項總會不斷出現。他主張，與其追求虛幻的「全部搞定」，不如學會有策略地「放棄」，選擇忽略次要的任務，並設定固定的任務量，接受「無法做完一切」的事實。這種觀點也呼應聖經中「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智慧，鼓勵人專注於當下，信靠上帝的供應，而非陷入完美主義與無盡規劃。

作者亦認為要擁抱謙卑與現實，試圖完全掌控時間只會帶來壓力，真正的平靜來自於接受自己的渺小與世界的不確定性。他提倡「安頓」於某些選擇，放棄部分機會以換取深度體驗，並強調休息的重要性（如安息日的概念）。這種態度與基督教的謙卑精神相契合，提醒人們避免將工作偶像化，應為靈修和人際關係保留空間。

本書可能會被人視作「生產力書籍中的異類」，因為它不教人如何擠出更多時間、如何有「智慧」地安排時間做更多的事，而是主張改變心態：接受「事情永遠做不完」的事實，透過選擇與專注，深度投入少數重要的事。這種方式不僅減輕壓力，也帶來真正的自由。

此書不僅是一本關於時間管理的書，更是一本引導讀者重新思考人生價值與意義的指南，鼓勵人們在有限的光陰中，活出專注、謙卑與深度的人生。

此書是大衛．鮑森（David Pawson）的作品，全書只有六章，但已充份地表達他對生命的啟發與了解、對死亡的觀察及體會。此書收錄了他在晚年時與醫生、物理治療師、禮儀師的對話，從死後生命、死後與復活之間、復活、審判、地獄等主題去談論生命與死亡，容易閱讀。透過雙方的對話，對死亡有不同角度的認識。

此外，作者又引用新約及舊約的經文、使徒信經等去談論死亡。這本書最終帶給我們一個充滿盼望的訊息，就是死亡並不可怕。舊約聖經傳道書七章1節指出：「人死的日子勝過人生的日子。」作者認為我們在世時最重要是認清什麼是死亡：它不是由神而來，而是屬撒旦。從聖經可見，上帝是直接引用「死亡」的字眼，可見是真實的，但死亡並不是生命的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基督徒要勝過、跨越死亡，就要靠耶穌基督，那以後就不再有死亡，就只有「睡了」，就像耶穌對睚魯的女兒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著了。」（可五：39）他們睡了，將來是會被喚醒的。

大衛‧鮑森在晚年一直研究死亡的課題，相信他現在已經掌握死後生命是如何，因為他已在2020年5月安息主懷。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在電影《破．地獄》中，有不少「金句」，其中一句是：「人一出世就在倒數」。對於較為年長的朋友來說，在年月的流逝中會發現自己的身體在經歷轉變，人不會一直的年輕，總會有一天由壯健慢慢的衰老、身邊的親友慢慢地離開……歲月在教導人慢慢地去接受及面對老、病、死，如能自我反思、與人討論、或找方法去了解，這會是接受「死亡教育」的一種方式。但青少年呢？他們仍在成長階段，身邊的同學、環境都是充滿朝氣，仍有很多時間可以追夢，甚至揮霍，「死亡」彷彿離他們很遠。

然而，了解「死亡」對於青少年來說其實也是重要的，因為不少人了解到生命有限期，才會珍惜光陰，找人生目標及方向，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到老、病。當「朝見口晚見面」的同學或老師，甚至是至親的家人突然因意外、急病或輕生等原因離世，面對一些不可預知的狀況，對青少年來說，他們會感到很突然，亦會手足無措，不懂如何表達感受和消化事件。而華人社會普遍對「死亡」這題目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視之為忌諱，青少年心中即使帶著很多疑問、恐懼，哀傷的情緒，亦可能不懂抒發。

香港學校的課程涉及眾多課題，能給予「生命教育」的空間不多，亦沒有完整的框架及內容要求，要找尋機會與學生探討「死亡」更是不容易。在教育局網站中有一份名為「推行生命教育初探」的教材，[1] 當中提到「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加強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這些都是學校應該做的事情，以助學生尋找到做人的方向。教材中的生命教育內容，是從積極人生的方向中去讓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等。雖然教材中有提及「生死教育」，並將它列舉於生命教育相關價值的範疇中，但之後並未有提供應用、內容、相關價值觀及它對學生的幫助。

2024年9月，民間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發佈《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2] 當中有受訪學生表示，因覺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而感到無奈，亦有受訪同學指有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報告又依據受訪學生對死亡態度的總平均分指出，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傾向接受，受訪學生中有人表示對死亡產生較強烈恐懼和擔憂，亦有部份學生逃避去想死亡。報告指出「學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評價與其生命意義和死亡觀呈統計學上顯著關係，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減少自殺念頭和行為的產生。」[3]

那麼「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及「死亡教育」又有甚麼不同，青少年可以如何學習及理解呢？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梁梓敦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不少學者或機構對於「生命教育」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如透過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並從中體會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培養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情懷；或教導人珍惜生命、開展生涯、實現生活、豐富人生；或引導人們從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宗教等脈絡去理解生命意義及生命現象，及找尋多元化的方式來展現生命意義。[4]

有部份生命教育工作者會採用的教育模式是將人作為核心，探討人與他人、環境、自己及宇宙／信仰的關係，有關死亡的課題就會放在人與宇宙的範疇中，當中會包括靈性超越之途徑、尋找永恆價值、生命歸宿等內容。[5] 而「生死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主題——死亡是生命裡的一個階段，但它不等於整個生命教育。梁梓敦就指出「死亡教育」是教導學生認識和探討死亡，從死看死；但「生死教育」是教導學生先了解死亡，然後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死看生才是生死教育的最終方向。他認為生死教育是一種方式，讓人透過了解死亡，經討論及反思後，而達到「及早預備」和「活好當下」為目的。[6]

如果暫時校園未有空間觸及這題目，就由家庭或教會開始，與青少年談論「死亡」而毋須忌諱，透過不同的材料，如名人離世、災難或自殺新聞、歷史事件、家居環境生態、電影、文學作品、歌曲等，都可以是很好的題材來展開對話，來讓他們表達感受，說說他們學校或同學的故事，師長亦可以趁機了解他們對死亡的想法，並把自己的經驗與他們交流，回應他們的疑問，與他們一起反思。

一代愛情小說著名作家瓊瑤逝世，讓人感到非常惋惜。《還珠格格》、《煙雨濛濛》、《一簾幽夢》……多少早年暢銷的作品，雪泥鴻爪，成為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瓊瑤生前留下了不少名作，也留下了一封遺書。瓊瑤期盼在遺書首句安慰她親愛的朋友知音，深情寫下「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這可能嗎？既然是她的朋友及知音，又怎能夠對她的離世無動於衷、不傷心不難過？除了喜愛她的讀者，曾與她合作過的影星如林青霞，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已表示「心好痛」。瓊瑤認為自己是「翩然」離去，但事實上，她的輕生並非輕輕的走，也不是沒有帶走一片雲彩，死亡並非個人的事，如果是的話，瓊瑤又怎會對亡夫平鑫濤一直念念不忘？日光之下，生與死本來便是界線分明，生者與死者不能再度往來相知，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卻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名作家與一般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善於用文字打動人心，自自然然便有能力感染及影響其讀者群，不過，縱然作者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文字出於千錘百鍊，也難保其觀點完全沒有問題，只是作者動之以情，便容易得到讀者接受及同情——說故事的人，總有一份魅力。瓊瑤的遺書如她的小說一樣，筆觸細膩，用字優美、極具匠心刻劃出「主角」的情懷。以往，瓊瑤是對愛情侃侃而談，今次，她談的卻是死亡。瓊瑤的遺書太唯美，美得無論是否她的讀者，對於她自殺身亡一事，大都看得較為正面：「遺言寫得好美，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樣瀟灑地離開」、「也算是一種浪漫」、「符合文人氣質」、「她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尊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真的是這樣嗎？瓊瑤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嗎？還是如她在遺書所言，她更重視的其實是「自主、自在、自由」？又或是，對瓊瑤來說，生命的價值必須與生活質素掛勾，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可以徹底捨棄？就如遺書所指：「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只「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事實上，甚麼是生命的價值？是內在及外在東西賜予生命有價值？還是「生命」本身便是有價值？

瓊瑤力勸年青人要經得起打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認為要像她一樣，活到80多歲，才選擇如何面對死亡。2024年10月24日，外號沙白的上海女子，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沙白離世時才43歲，即使老父極力挽留，也因敵不過紅斑狼瘡20多年的折磨而選擇輔助自殺。瓊瑤認為自己活得夠久了，已經盡力燃燒過，所以她有資格選擇輕生，瀟灑離場，至於年青人，還是好好活下來，經歷「磨練」，但對年輕的沙白來說，她同樣認為自己已經活出了極好的人生，43歲，足矣。可見，誰有資格選擇死亡其實與年齡無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等不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有想要結束生命的原因及理由。如果單單出於同情，是否便要抹去界線，容許他人，甚至幫助他人爭取自決死亡的權利？如果贊成情非得已，卻仍需設下界線，那麼，又由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除了法官，是醫生嗎？是護士嗎？是兒童的家長？還是自己？

正常人都有惻隱之心，不樂見他人受苦，甚至受盡折磨而死，但讓安樂死立法，便真的是回應生命中「不想活」的好方法嗎？荷蘭醫生Gerrit Kimsma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安樂死合法化，30多年後，荷蘭在2002年成為首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一開始，還是經過專業人士去診斷一個又一個患有「不能忍受」及「病情沒有改善」的申請者，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幾年後，12歲以上的未成年兒童，只需要父母同意，便可以安樂死。近幾年，甚至有一些哲學家及學者開始討論死亡權，認為死亡權利是人權的一部份，即是所有人對死亡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參照外國的例子，安樂死一旦立法，可以安樂死的條件只會愈來愈放寬；合資格的「被安樂死」病患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有不少人贊同瓊瑤，認為要到了80多歲才可以自決死亡，沙白雖然是長期病患者，但進行安樂死時還是太年輕，批評她是自我及任性，但相信假以時日，只要社會把「同情心」及「諒解」無限放大，並且當死亡變成人權時，到時可能無論是80多歲、4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人想自決死亡便可進行安樂死，大家都不會當成一回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出生時沒有四肢，他曾經活得很苦，認定自己不能結婚姻生子，試圖自殺，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活下來，故事的後續是，他與一位漂亮的女士結婚，有幾個可愛的兒女，他到處演講激勵人心，表示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這並非童話，是真實的故事。假若當時力克真的選擇輕生，他又怎能看見生命中，原來還是有如此美好的一面。

死亡只會終結生命，惟有活著，卻能帶出生命。

參考資料：

〈瓊瑤逝世丨驚傳家中輕生！FB留「最後說話」：我已經「翩然」的去了〉，星島頭條。2024年12月4日。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entertainment/3407618/%E7%93%8A%E7%91%A4%E9%80%9D%E4%B8%96%E4%B8%A8%E9%A9%9A%E5%82%B3%E5%AE%B6%E4%B8%AD%E8%BC%95%E7%94%9FFB%E7%95%99%E6%9C%80%E5%BE%8C%E8%AA%AA%E8%A9%B1%E6%88%91%E5%B7%B2%E7%B6%93%E7%BF%A9%E7%84%B6%E7%9A%84%E5%8E%BB%E4%BA%86

羅嘉欣。〈瓊瑤離世丨瓊瑤離世早有預告秘書前1天收遺書恐涉遺棄罪　林青霞悲痛發聲：心好痛〉。香港經濟日報-Topick。2024年12月5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868710/%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4%B8%A8%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6%97%A9%E6%9C%89%E9%A0%90%E5%91%8A%E7%A7%98%E6%9B%B8%E5%89%8D1%E5%A4%A9%E6%94%B6%E9%81%BA%E6%9B%B8%E6%81%90%E6%B6%89%E9%81%BA%E6%A3%84%E7%BD%AA%E3%80%80%E6%9E%97%E9%9D%92%E9%9C%9E%E6%82%B2%E7%97%9B%E7%99%BC%E8%81%B2%EF%BC%9A%E5%BF%83%E5%A5%BD%E7%97%9B?mtc=10004

陳雅蘭。〈過世方式太特別！非粉看完瓊瑤的遺言覺悟了〉。今日新聞、yahoo!新聞。2024年12月4日。https://hk.news.yahoo.com/%E9%81%8E%E4%B8%96%E6%96%B9%E5%BC%8F%E5%A4%AA%E7%89%B9%E5%88%A5-%E9%9D%9E%E7%B2%89%E7%9C%8B%E5%AE%8C%E7%93%8A%E7%91%A4%E7%9A%84%E9%81%BA%E8%A8%80%E8%A6%BA%E6%82%9F%E4%BA%86-133959091.html

朱加樟。〈滬女赴瑞士安樂死　老父：不接受也要接受　年輕人一定要愛惜生命〉，《香港01》，2024年11月4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7277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陳儀芬。〈走在世界安樂死的最前方－荷蘭、比利時〉，大人社團，2016年12月7日。https://club.commonhealth.com.tw/article/460

隨著人工智能（AI）的深偽（deepfake）技術發展愈趨成熟，AI模擬特定人物的行為舉止、聲線等已經變得愈來愈逼真，內地有公司最近就利用AI生成技術，為客人「復活」已故的人，據稱「需求火爆」，一年內完成超過650張訂單。[1] 客戶們下訂單背後的心態為何，中間有沒有界線？實在值得我們反思。而在本年上映，並於Netflix上架的韓國科幻電影《夢境》（Wonderland），就以這個題材發展出三條主要的故事線。

戲中的白李（湯唯飾）、具晶麟（裴秀智飾）及徐海利（鄭有美飾）都有使用到「Wonderland」公司所提供的AI虛擬服務。海利是該公司的首席策劃人，她的父母離世後，她一次都沒有在夢中見過父母，但卻能透過Wonderland的服務與父母再次溝通，甚至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關心。身患重病的女強人白李，就自己訂了服務，打算死後在系統中「復活」，成為自己兒時夢想的考古學家，並讓女兒及母親與自己溝通，保持聯繫。而晶麟的男友因在醫院昏迷，她使用服務就為了仍然能感受到男友時刻的關心、陪伴。

說到這裡，我們會發現主要使用服務的人為的是解決「陪伴」問題。仍在世的人，因親人離世，需要時間面對及接受親人已經永遠離開。但如果能與生成式AI交流，對用戶來說，不在身邊的人就恍如住在系統中沒有離開，父母仍能與女兒溝通，陪伴成長，男友仍能關心女友，形影不離。那就是以「模擬」對話及聊天，來緩解思念。

電影中還有一個AI系統管理者盛駿（孔劉飾），他常出現提醒在系統中已死去的白李：這是夢境，但只要你相信它就是真！這不就是每位服務使用者的心態嗎？大家都知道系統中的故人是數碼人，但仍然選擇去和他／她（其實是AI）溝通，回應「它」的關心及提問。

最後，電影有兩條小副線：一位婆婆的孫子已死，為表達對孫子的愛，她毫不吝嗇地讓他在外國過著奢華的生活，卻讓自己陷入要支付巨額費用的苦況；還有結尾彩蛋片段中，兩位長者透過Wonderland服務對話，認出對方是自己年輕時的情人，並為以前不告而別的事而道歉。生命中，我們有可能忽略或錯過了很多時機，未有好好對人表達自己的心意，在對方不在時，才會感到遺憾，想去作出彌補。

沒錯，AI「復活」的「數碼故人」像真度相信會愈來愈高，但畢竟也是虛擬出來的「幻象」，長期與它對話及「相處」，也只會讓自己繼續接受不到親人已離開的現實。對著它說多少次「我愛你」、「對不起」，也始終不如可以把握時機對真人說出心底話，好好和他／她相處及擁抱他／她。

有說「五道人生」可為臨終病人提供紓緩治療，就是在病人離世前與親友一起回顧人生，雙方可以好好地「道謝」、「道愛」、「道歉」、「道別」，以及「道諒」。人生有很多未知之數，要說的話還是及早說吧。

由2013年經歷了10年動畫化的時間，漫畫《進擊的巨人》最後一集已經在最近完成播映，結局也引發了坊間的討論，也可算是討論度高的一個動漫作品，當中蘊含許多需要深度探討的課題。其中討論得最多的，當然是有關存在意義、何為自由、種族仇恨等問題。故事的內容講述一個有巨人與人類的世界，而巨人與人類之間有壓倒勝的力量差距，巨人可以說是人類的天敵，所以人只能生活在城牆之內，這面牆分開了巨人和人類，而城牆內的人一直以為自己是世界僅存的人類。故事中的世界十分殘酷，也有很多令人難以想像的情節，可能上一幕大家激起鬥志，反抗巨人，下一幕便是屍橫遍地。不過隨著劇情的推進，故事所帶出來的謎團漸漸解開，觀眾後來才發現原來所謂的巨人本來也是普通人類，令人類變成巨人的情況是牆外世界的人一手造成，結局更加有許多令人震驚和精彩的部份。故此，筆者嘗試從中抽取一些課題討論一下。

存在的證明
死亡可以說是圍繞著整個故事，生命也一瞬即逝。所有對抗巨人的士兵，都會宣告「獻出自己的心臟」這句話，因為身邊同伴的死亡是常常發生的事，而人面對死亡都渴望「死」得有意義。每一次出征討伐巨人，士兵都預計自己會有很大機會死亡，甚至有些角色臨死前仍問自己的隊長：「請問我對這次行動有做出貢獻嗎？」而故事中被稱為最強戰鬥力的兵長里維亦有個習慣，就是每次都盡量收集同伴屍體衣服上的徽章，這是死去同伴存在過的證明，他認為只要這些逝去的人仍然存留在自己的記憶中，他們就能成為他的力量。他面對一個瀕死的士兵如此說：「你已經十分活躍了。然後……從今以後也會繼續活躍下去。因為你留下的意志將會賦予我『力量』。」故事中的女主角米卡莎，在初期以為男主角艾倫已經死去時，她一度失去意志而放棄對巨人的抵抗，後來她領悟到，自己需要活著，艾倫才能在她回憶中活著。

筆者不禁回想起神經學家Viktor Frankl在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提到，有一個患有嚴重抑鬱的老人家來尋求心理治療，老人家指出妻子過身已經兩年，但自己仍未能釋懷。Frankl則回應他：「那如果你先她而去，你太太在你死後還活著，那會怎麼樣呢？」老人回答：「那實在太可怕了，這樣的痛苦，她怎麼能夠承受得了呢？」Frankl回應道：「你看，她免除了這樣的痛苦，但是作為代價，就是你還活著，並且代替她陷入到當下的痛苦之中。」[1] 這揭示了人仍然能為亡者賦予意義，能在極度的痛苦中找到意義。

存在的意義不一定有偉大的作為，也可以是在人世間中體驗到愛或美好的事情。艾倫的哥哥吉克在過去一直認為一個肯花時間與自己玩耍的導師夏維爾，比自己爸爸更親密，更令他感受到愛，因為自己的爸爸只是不斷灌輸革命思想給一個需要童年的小孩子。而夏維爾會關心他，和他一起玩傳球遊戲，但他認為：「雖然丟球、傳球這些看似毫無意義的重複動作，但若然只是為了跟夏維爾玩傳球，要他再次出生也可以。」傳球遊戲本是並沒有特別意義，但當中能享受與重要的人一起歡笑，感受到他人的愛，這些美好時光亦足以支撐他的生命意義。但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被痛苦淹沒，忘記了自己或許也有與他人共度的美好時光，在不完美的情況下，其實生命亦存在成長的亮點。[2]

而Frankl亦指出：我們身邊的人與事可能會突然被奪去，變得一無所有，即使一切痛苦都是無法改變，一切悲傷都是註定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勞的，人類仍然有選擇用甚麼態度去面對眼前一切的自由，而這個自由，就是人類最終極的自由，是別人無法奪取的。[3] 就如二次大戰之中的猶太人，突然被所謂的「極端民族主義」奪取了親人、朋友、生活環境，但他們仍抱著再一次看到自己親人的盼望，也在集中營中利用自己的專長去幫助別人。而仍然被恐懼和絕望佔領的人，就只能如行屍走肉般等待死亡的來臨。

獻出自己的心臟
在《進擊的巨人》故事中，作為面對巨大威脅的士兵，一些人本著為國捐軀或希望為自己的家人獻上自己的性命來作戰，所以《進擊的巨人》之中的士兵都是以「獻上自己的心臟」作為宣告和敬禮。人在面對不同的環境，不同的經歷，都會造就一個人看見一些需要，而這個人會被眼前的需要牽動著，然後回應這些需要。例如德蘭修女看見許多貧窮人的困苦，看見貧窮人時，她覺得自己像看見了耶穌，故此她畢生投入關懷貧窮的工作；[4] Frankl則在集中營中看見有著人生意義的人與失去人生意義的人的分別，他其後發現人找到自己生命意義的重要性，故此他創立了「意義治療法」；在《進擊的巨人》中，一位爸爸為了守護自己的子女，決定不再怯懦，鼓起勇氣面對巨人，獻出自己的心臟參與作戰；在看似平凡的日子中，也可能會有一位少年在電視螢幕看見人口販賣的新聞，為他們感到痛苦，所以畢生參與反人口販賣組織的工作。

《進擊的巨人》裡有一個人物叫肯尼，在與兵長里維的交談當中指出：「人總需要沉醉於某些事物，才能夠活下去。」其實這句說話也沒有錯，若然正面地看待這句說話，大概意指：人需要找到自己願意花心機的事情，就是自己活著的理由。進一步推進的話，人若能找到願意「獻出自己心臟」的事情，再恐懼、再害怕、再痛苦的事情，也摧毀不到自己生存下去的意志。Frankl在他的著作中曾引用了哲學家尼采的一句說話：「知道為甚麼而活的人，幾乎能承受任何痛苦。」[5] 而不明白為何而戰的人，往往都會成為逃兵，而在現實世界之中，找不到意義的人，便會輕視自己生命的價值。

從以上討論可見，《進擊的巨人》的故事脈絡帶出了，人面對極端的環境時，使人不得不談論存在價值。看見朋友、親人、同伴被殺，在這極度的痛苦下，可能自己在下一秒會倒在血泊之中，生命還有甚麼意義呢？可能我們往往也被痛苦和絕望佔據了我們的思緒，看不見人生中其實仍有許多美好的時光值得我們宣告：「可能我就是為這一刻而誕生於世界上。」你的人生有甚麼美好的時刻？又有甚麼值得你去追尋，可以令你「獻出自己的心臟」呢？

今年萬聖節前數天，加拿大本地新聞已放風：據訪問調查，因通脹及經濟放緩，將會更少家庭於今年萬聖節派糖；而且當晩氣溫嚴寒，亦更少家長「放」小朋友外出「攞糖」。

以前我家都有隨俗「應節」，但約十年前阿媽試過派糖時被一群年輕人「搶糖」，之後便每逢萬聖節都全屋熄燈(代表冇糖派)。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歡萬聖節，因為本地超市每到九月中開始便會售賣特為萬聖節而設計的「派糖裝」零食：一大包/一大箱內藏大量小裝型的糖果、朱古力、薯片。我母親最喜歡的便是這些小巧裝的薯片，每年她都會買兩三箱，但卻是派糖給自己 – 每天開一小包享受，或孫兒過來探她時有零食「氹」他們。

萬聖節本來是歐洲塞爾特人帶有超自然元素的傳統節日。二千多年前糧食供應極不穩定，特別在北方，入冬是十分危險 – 耕種停工了，如果秋收不理想，加上嚴寒天氣、醫療落後，整條村死掉大半人並非奇事。當時他們視10月31日為年終，亦是夏季的最後一天(那時塞爾特人沒有秋天的概念)，相信當晚陰間的亡靈會來到陽界滋擾活人，故此當晚搞「營火晚會」來祭祀，並透過變裝來驅邪，萬聖節的習俗便由此而來，說到底是恐懼死亡而演化出來的習俗。

古代人口等同勞動力生產力，村子死了大半人，來年的情況將會更險峻，所以古人用盡方法來趨吉避凶實在無可厚非，但來到20世紀便成了 “Trick or Treat”，北美的中小學甚至會在校內開Halloween舞會。今時今日加拿大，所有大時大節均是商機：情人節賣花、朱古力、燭光晩餐；八月雖然沒有節日，但去到那裡都會看見「開學日大特賣」(Back to School Sales)*；萬聖節賣零食、戲服(costume)、應節裝飾(如放在前院的假棺材)；感恩節賣火雞；聖誕節前後則是瘋狂購物，但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近十多年真正的聖誕節主角已甚少見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了。

教會雖不贊同慶祝或參與萬聖節(特別是變裝)，但多倫多不少教會亦會於萬聖節期間舉辦活動，其一主要目的是讓小朋友不用上街「攞糖」都有得玩，亦藉此機會向信徒解釋為甚麼不應慶祝萬聖節。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萬聖節「水靜河飛」並非壞事，但如文首所言，坊間對萬聖節的參與和反應，很大程度反映了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撇除天氣或前數年如疫情等因素，10月31日晚上走出屋外看見十室有半黑，街上只小貓(小朋友)數隻攞糖，筆者亦「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擔憂來年的市道。

* 根據小弟的不嚴謹調查，文具最抵賣的地方其實是最少做宣傳的一元店(雖然近年一元店已甚少貨品真的賣一元)。

法國母親節是在5月最後一個星期日，父親節則跟著國際的步伐，同為6月的第三週星期日。在普世大地慶祝雙親節時，想起了《大地》這首歌，回憶94年我在比利時進修時，父親突然心臟病發逝世，面對「迫不得已的話別，沒說再見」，還有很多在歌詞中的描寫，都在說當年的我和今天的我的分割，也在說當年的父親與祖父、祖國的分割。大地就算每年春回，永沒變遷，但卻事過景遷，物是人非了！但是人生就是這樣，很多遺憾。

「……在那張蒼老的面上
亦記載了風霜……
迫不得已的話別 沒說再見
……這刻在望著父親笑容時
竟不知不覺的無言
讓日落暮色滲滿淚眼
……千秋不變的日月
在相惜裡共存
姑息分割的大地
劃了界線」

（《大地》作曲：黃家駒，作詞：劉卓輝）

大地承載著人們人生十常八九的苦難，可幸當春回大地時，還有一些花兒，它們像人面上的微笑，揩抹一下在風霜裡人的汗水和淚水，撫慰一下夢想破碎帶來的蒼涼、創傷的心境。

上主的日出日落，月貌花容常在人間，提醒我們要「在相惜裡共存」，不要因為世途險惡而互相踐踏，不要給魔鬼利用去製造人間地獄，不要與魔鬼共舞，主耶穌的福音使人敢於在人人自危中傳遞仁愛和安慰，只給祝福，抗衡恐怖和威脅！主在受苦受死後復活顯現時，就對著驚恐的門徒，告訴他們祂已成為平安祭，締造了神和人之間的平安了，門徒也因得這平安受差遣，也為他們以外的人成為平安的見證，讓平安感染他人，作和平之子的宣教。人生誠然處處遺憾，分辨是非對錯重要，但卻不一定要結怨謀害，有主能彌補人的遺憾，為人伸冤，讓人還能在相惜裡共存。人生有太多分割，可免則免，不可免也求共存，互相祝福，不需求個你死我活。

在苦難中生活也許是生命的必修科，因為人世間有太多仇恨，仇恨又因人性的驕傲使然，追逐千秋萬世的功名，造成了不少人間地獄，活在地獄中又那能逃過苦難！尤其是在華人的歷史，歷遍了多少代的創傷，在歐洲的華人，臉上記載了他們歷盡的風霜。但願上主憐憫，在異鄉打拼中，仍保半夜敲門也不驚的平安，不用骨肉相殘才得自保。

在圖盧茲常刮起強風，現在冷天真是感到風蕭蕭兮易水寒。我在黃昏默觀，看著日影西斜，雲隨風舞，變化萬千，夕陽餘暉下思念我親愛的姑姐，她近日忽然在沉睡中離世了。在黯然神傷之餘，再勾起自己爸媽離世的傷口，有數天墮入失落的情緒中。正如一位弟兄的安慰，我們已離世的親人雖然現在只能活在我們的懷念中，但他們許多榜樣是會持續的活在我們一輩子的生命中。

姑姐是上帝給我在世生活的天使。記得年少時，姑姐看到我家窮困，常常靜靜地給我家資助，她很有情義，她慷慨但更會考慮到我父親的感受。她常在週末叫我和弟妹到她家住，煮好吃的給我們吃，這種種的親情，使我每次返家都感到捨不得，且暗自垂淚。

她很有憐憫人的心懷，更愛護她在內地多個親人，竭盡所能幫助每一個有需要的親友。但她並不是閒著的，她一人要照顧家中七個男士（她有六個兒子），相夫教子。雖沒有傭工，但家裡十分整潔和有條理。她很聰明好學，從電視中學會做出很多美味的餸菜，照管兒子們也十分妥當，她得到他們的尊重和愛護，並能作家中的調解者。

現在她的兒子皆成家立業，按各人的才能在各方面貢獻社會。她讀書不多，不諳學術，卻活出生命的真理，也成為她丈夫、兒子甚至許多親人的天使。她謙厚坦誠和堅強，是我心中很佩服、敬重和懷念的姑姐。她在移民加拿大後有機會決志信主，如今能安然睡在主懷，叫我稍感安慰。她在加拿大定居後，我實在太少對她盡孝，感謝我在加國的妹妹代為照顧她。

從她的人生，看到她像《聖經》中的以諾，養育兒女，與神同行（創五21-24），生命在一步一腳印中走完。她心靈單純，一生憑良心做事待人，寬容大度，更持家有道，勇於承擔責任，能任勞任怨，縱遇人生憾事，也默然承受，有強大的心靈，她是我的人生裡其中一位值得學習的人，學習在平凡的生活中不忘實踐上主給我們人生的召命。人生雖常遇風高浪急，但在順應所處的環境中，因著雲上的夕陽，依然可以有絢麗奪目的美景。

今天我們是被拋進一個難以估計的世界，不知道如何計劃未來，常感不知道怎麼辦，決定的對與錯很難評斷，但我們還是有責任去盡力而為，承擔決定，也承擔後果。忠於自己的責任、職責、承諾和使命，任主帶領我們一步一腳印的前進，縱使平凡，也心安理得，可以安然入睡，能在人生旅程中，觀賞沿途風光，也給相遇的人一個微笑和問安，給需要的人一雙扶持的手，給哀傷的人一個安慰的問候，鼓勵不和的人互助諒解，體諒大家在人生中各有難處，化解不必要的矛盾，作鹽和光。

今年3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發表了一份名為 《追踪關鍵技術》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創新、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 44 項技術中，中國在 37 項上贏了美國，這包括了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先進製造技術、量子技術，美國僅在七項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和創新地位。該報告又指出：在國防、安全、太空領域的研究方面，中國尤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出產的高影響力（high impact）研究是美國的五倍多，例如關於先進飛機引擎和高超音速的頂級研究論文裡面，將近一半是出自中國的研究員。

筆者無意輕視中國科技的潛力，但我們應該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衡量中美雙方的科技實力。其實，過去不同機構亦發表過類似的報告，筆者亦曾經撰文回應，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地總結從前的分析。許多學術期刊都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分級，甚至乎用來奠定「江湖地位」，愈多作者引用的文章便會得到愈高的影響力分數，這種評價的方法就好像是投票，然而，很多人引用是否保證那些論文一定是高質素呢？

此外，在論文中提出說起來頭頭是道的宏大理論是一回事，但能否製造出實質的科研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來說，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好像是「擊敗」了美國，不過，百度的文心一言卻明顯落後於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在關於先進飛機引擎的論文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然而，今年2月中國自主研發的C919 商用客機卻因為引擎故障而叫停試飛計劃，3月初香港大灣區航空訂購了15架波音737-9客機，而不是C919。此外，雖然在2017年和之前幾年中國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榜首，但之後開始被擠下來，在2002年全世界最強勁的超級電腦是美國的Frontier，第二名是日本的Fugaku，第三名是芬蘭的LUMI，第四名是意大利的Leonardo，第五名是美國的Summit，中國不入五甲。至於中國半導體仍然遠遠落後對手，便更加不在話下，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限制出口尖端晶片到中國，可以預見將來中國的超級電腦發展會更加受到限制。

在可見將來，若果中國在高科技上要彎道超車，恐怕需要格外努力，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都擁有優良的創新傳統，一直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力完全沒有減慢的跡象。舉例說， 1984年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的視像使用者介面，令電腦更加容易使用； 1993年全國超級電腦應用中心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Mosaic，掀起了互聯網革命；1998年谷歌發明了嶄新的搜索引擎，此後任何資訊都是垂手可得； 1999年Nvidia 推出了第一個用於個人電腦的圖形處理器（GPU），大幅度地提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現在全部人工智能都倚賴這種科技； 2001年蘋果推出 iPod，完全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 2004年臉書面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2007年蘋果推出智慧型手機iPhone ，一夜之間傳統手機變成古董；2011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的電腦華生（Watson） 在知識問答比賽Jeopardy!中打敗了人類；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 戰勝了世界棋王，最近的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又是另一個巔峰。

人工智能專家邁克．貝克特爾 （Mike Bechtel ） 說得對：「新興技術的進步並不是隨機的，它遵循持久的軌跡。」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鋪下了培養創新的土壤和軌跡，我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土壤上面所有人都擁抱創新，人性是普世性的，絕大部份人都傾向於安於現狀，當新觀念、新事物擾亂了原有的做事方法、生活方式，甚至挑戰了人們的身份認同時，人們即時的自然反應是質疑、排斥，美國人並不例外。

有創意的人是獨排眾議的異見分子，不過，在多元社會中，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舉例說，現在人工智能的神經元網絡是科技界的當紅炸子雞，但曾幾何時卻是無人問津，人工智能源於1950年代， 可惜一直進度緩慢，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被稱為「人工智能冬天」，意思是所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陷於凍結狀態， 那段期間若果研究人員在論文上提及人工智能或者神經元網絡，這篇論文多數不會通過審查。1980年代法國人工智能專家Yann LeCun 在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發明了能夠辨別物件的人工智能軟件，在實驗中成果豐碩，可是，當他投稿予學術期刊的時候，審查人員仍然拒絕刊登他的論文。Yann LeCun 鍥而不捨，其發明逐漸受到重視， 2013年Yann LeCun加入臉書，成為了該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臉書並且採用他的技術於圖像識別和分類。

不過，美國的高科技行業有不少弱點，雖然美國長於發明、創新，但是在執行、改良、量產方面卻遜人一籌。幾十年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曾經坦白地指出：即使通用公司最高效率的工廠仍然是比不上日本的。有趣的是，幾十年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亦說出同樣的話，在最近關於《晶片戰爭》 的新書發佈會中（張忠謀並不是該書的作者），他不客氣地指出：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日本晶圓廠的產能比美國的高出一倍，假若美國晶圓廠的機器在半夜壞掉，美國的技工不會馬上搶修，而是會等到明天。還有，2014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福耀曾經在俄亥俄州一個已經關閉了的通用汽車工廠設立生產線，但中國的管理人員慨嘆：「美國工人的產能很低，但又不可以管。」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文化差異，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工作倫理的問題。縱使美國在高科技上保住霸權，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例如通過倣效或者改良美國的科技、減低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人會全勝，亦沒有人會完敗。

求生，人們一向認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活在世上，最重要不是為了生存嗎？接著才是滿足各項的需要；求死，人們敬而遠之。然而，在現今的社會，卻有一些人他們不願意求生，卻希望求死。原來「死」這個傳統上忌諱的字，在今天愈來愈多人正在尋求，與我們這麼的近。

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最近從加拿大返香港，面對香港最近出現一些照顧者受不住壓力而造成的倫常慘案，筆者問他有何看法，他說：「病痛不是最慘的，若人缺乏愛，關係破裂，才會生不如死。」曾經在醫院、院舍擔任院牧的黃牧師看透生死，亦經歷了很多臨終的故事，在他的故事裡，大部份院友在離世前都對家人不捨。曾有一個患上癌病的女孩，她知道自己患病後，卻希望運用餘下的生命去幫助別人，她在網誌記述她的抗癌經歷，結果共有1,100萬的瀏覽次數，她在遺書中更勉勵別人要有「一個無悔的人生」。

生命寶貴，但他亦明白為何有些人會選擇以結束生命去解決問題，他稱：「這些人可能是感到人生沒有意義、心理上失落、恐怕被人隔離和遺棄、怕負累別人或社會及擔心在經濟上成為家人的重擔等等。此外，中國人的心態是不想麻煩別人、家醜不出外傳，所以儘管生活情況並不理想，也不願意求助。」

在病痛當中，是否一定要以死作為最後的出路，黃牧師卻不認同：若有病痛，其實他們可以接受紓緩治療去減輕痛楚。筆者也曾接觸專門提供紓緩治療的醫生，他曾用「Botox」（肉毒桿菌毒素）美容方法來替病人紓緩病患，也曾試過用嗎啡來紓緩痛楚。黃牧師又舉例稱，民間有很多平台去幫助照顧者，可以支援照顧者的身心靈健康及提供不同的建議。政府雖然資源不足，但總有不同的基金可以協助，病患者、照顧者必須要主動向社工求助。照顧者在家庭當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照顧者要先照顧好自己，才可以照顧別人。他們要學懂主動求助，請教會幫手，找鄰舍幫手；照顧者的課程也可幫助他們知道更多的方法；病人自助組織，讓不同的病友可以互相支持，互通資訊。

黃牧師又用信仰去談生命：「生命的主權在主手中，生命的開始由神決定，生命的終結也是由神決定，因此神是禁止由人去奪去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約伯也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故此，只有上帝才可以結束我們的生命。而上帝是有恩典給受苦者，哥林多前書十章13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從《聖經》可見，上帝是會幫助我們面對苦難，即使我們在病患、痛苦當中，我們仍要相信神是會給予恩典。

死，是否就一了百了，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黃牧師引述一個荷蘭人的故事稱，因著妻子受病痛的折磨，他與妻子決定讓她接受安樂死。但妻子用安樂死結束生命，並沒有帶給這位荷蘭人快樂，他最後卻出書記述自己因太太離開而更感到遺憾及失落。若他重新再考慮會否讓妻子接受安樂死，他會選擇與太太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我們若能正視死亡，我們會更尊重和愛惜生命。黃牧師續稱，人的生命是可貴的，患病的路並不易走，但相信總會有出路。他舉例：香港有公營及非牟利機構可以提供藥物援助，分擔藥費，包括有撒瑪利亞基金、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另外，也有一些機構、非牟利社區藥房，病患者也可以向它們申請援助，包括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醫護行者、樂善堂社區藥房等。

談到有一些國家可以令人合法地安樂死，他認為情況並非人們所想的簡單。現在，這些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她們當初立法的本質、界線已經模糊，她們現在寬鬆至連患精神病和兒童也可以合法地用藥物令人致死。試想，你認識的兒童當中，他們真的懂得甚麼是死亡嗎？這個情況令人十分憂慮。他總結稱，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其困難與缺乏，我們要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心態，努力去活好每一天。

資料庫

別讓照顧者成為孤島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12月出版的《第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在十六萬多有特定照顧者的長期病患者中，有54.9%照顧者表示在參與統計前的一個月曾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1] 2022年8月，一名患有腎病的81歲女子在住所內暈倒，最終不治。由於她身上的靜脈導管曾遭損毀，警方遂作出調查。據悉，該名女子曾向86歲的丈夫表示心口痛，丈夫其後將靜脈導管剪斷，他亦被警方拘捕。[2] 類似的慘案亦令大眾關注「以老護老」的社會現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就曾表示，按他們估計，全港現時約有一百三十萬名照顧者，他認為政府有必要儘快建立一套以照顧者為本的政策，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支援。[3]

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多元化幾乎是至高無上、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價值觀，多元化的反義詞往往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 （ Chauvin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我的觀感是，很多擁抱多元主義的人未免過於浪漫化、理想化，多元化彷彿接納了「文化相對論」，這是由德國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文化相對論，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系統，故此文化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批評人家的價值觀是不恰當的。 不過，若然如此，那麼人們有甚麼理據去批評阿富汗、伊朗踐踏女權呢？

有線新聞網絡（CNN ）印度裔美籍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具體地演繹了文化相對論， 他說：「在美國有些族群可能有些不是很好的工作習慣，但他們仍然應當受到尊重的。」 以上說法十分動聽，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白地說：「我無法忍受做事沒有效率的人。」 我心想：如果他在美國定居和工作，我恐怕他會感到很難管理自己的企業，在多元化的原則下，即使有些人的工作效率未能達到他的標準，他也必須要聘請不同類型的員工。

其實，不但工作效率高的人會不喜歡手腳慢的人，後者亦會對前者反感，這種現象正是中國俗語所說的「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當時歐洲人公開表示不歡迎日本的企業，因為很多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平衡生活與工作，他們喜歡享受休閒和假期，但為了應付日本的挑戰和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他們可能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蔡志忠或者是歐洲人的反應，我都會抱持著同情與諒解的態度。人類學家卡勒．沃奧貝格（Kalervo Oberg） 所說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和政治學家山姆．亨廷頓所說的「文化衝擊」（clash of civilization） 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是人類正常的心理反應。然而，很多人基於意識形態對這些說法口誅筆伐。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候縱使盡了最大努力，有些文化隔膜仍然是無法打破的，合併的跨國企業到了最後不歡而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9年，法國汽車公司雷諾與日本的日產合併，那時候日本經濟已經走下坡，日本的管理神話亦破滅了。巴西裔法籍企業家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了這合併企業的執行長，為日本企業文化輸入新血，首先，他打破了日本的終身僱員制度，為了減低成本和遣散效率低的員工，戈恩大刀闊斧地裁員， 在一年之內，他辭退了21,000人， 這是佔了員工總數的14%，他又關閉了一些效率低的工廠和砍掉了不賺錢的子公司，不消說，這種做法導致日本員工士氣大降。在公司外面，戈恩成為了一個新神話，他令日產汽車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 一名日本漫畫家根據他的事蹟而創作了一部漫畫。 

不過，這蜜月期只是暫時的，戈恩將一支外國高層管理團隊引進了日產總部，日本人認為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公司製造了一個玻璃天花板。不斷的文化衝突令積壓了20年的怨恨情緒終於爆發，戈恩於2018年在日本被捕，他被指控挪用日產資金自肥，並且被解僱。如今，日產正在尋求減少雷諾的股權，並進一步拉遠兩家公司業務的關係。

美國汽車製造商佳士拿和德國汽車公司平治於1998年合併，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天造地設的婚姻」（Marriage in Heaven ），但九年後平治出售佳士拿所有股份，人們譏諷這是「地獄式離婚」（Divorce in Hell ）。佳士拿以生產吉普車和小型貨車而馳名，平治的主要產品是豪華汽車，兩者合併看來可以互補長短。然而，這合併並沒有提高兩家汽車生產商的競爭優勢，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危機。為甚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知道答案：「文化衝突」！

佳士拿賦予員工自主權、所有員工一視同仁。相比之下，平治的企業文化是基於中央集權 的模式。美國人喜歡通過反覆試驗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樣看來好像非常混亂和無組織，相反，德國人喜歡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精確執行預設的計劃。

該公司前通訊主管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這樣去形容德國管理文化：「德國人完全按照他們的本子辦事。你去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按指示翻到第7卷，第42節，第 597頁。」 許多美國經理無法忍受這種僵化的文化而辭職。 2000 年，德國首席執行官於爾根．施倫普（Jurgen Schrempp）說：「有人問我，如果我能扭轉局面，我是否真的願意留下某個人？我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但只是出於禮貌。」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出，上述的失敗是因為法國人、德國人太過霸道，這違背了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然而， 怎樣做才算是「尊重」呢？ 是否對不同管理文化閉口不批評、不干預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在追求提高效率和競爭力的企業裡面，人們必定會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做法。

以上兩個例子是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不能強迫人們去接受多元文化，經歷過以上兩段失敗「婚姻」的法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可能懷著對某些族群的成見，甚至從此以後會拒絕跟他們合作，但我會同情和理解。

由於現在鬧晶片荒，汽車生產嚴重滯後，故此新車價格大幅上漲。不久之前， 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之下，筆者買了一部二手的平治（Benz）休旅車（台灣譯名為賓士，大陸譯名為奔馳），去取代原本的一部舊車。平治汽車代表了德國的精準科技和德國人做起事來一絲不苟的精神，平治屬於名貴品牌，從前在街上會引來不少艷羨的目光。如今時移勢易，對很多人來說，包括了平治在內的歐洲汽車被視為華而不實。買車之後，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遲早會後悔的，當有一天你的座駕需要修理時，這將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上一手車主在車輛交收時一再叮囑我：「釋放腳制動器的手柄應小心使用，你只需輕輕拉動即可， 不要用力過猛。」雖然我已經很小心，但畢竟這手柄是一塊脆弱的塑膠，前幾天這塊塑膠終於脫下來，起初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於是開車到平治汽車代理商詢問修理事宜，平治車廠給我的報價是：零部件價值58美元，人工則需要900美元！我忍不住驚呼說：「甚麼？僅僅換一片塑膠要差不多1,000美元！」我沒有將心中的一句話說出來：「這跟搶劫有甚麼分別？」

其實，從汽車的品質可以一窺美、日、德三地文化的分別，1990年代之前，美國汽車的品質奇差，這和美國倉猝參加二次大戰有關，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大量武器， 結果許多產品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品質監測便送上戰場，舉例說，那時候美國總共生產了88,000輛坦克，但德國只是製造了1,347輛虎型1號坦克和492輛虎型2號。在荷里活電影《坦克大決戰 》和《怒火特攻隊》裡面，美軍坦克對決德軍坦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是事實。大戰結束之後，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文化在美國製造業中延續下去，這包括了汽車業。英格拉西亞（Paul Ingrassia ）在《撞車：美國汽車工業從輝煌走向災難的道路》一書詳細分析了美國汽車公司反反覆覆、死不悔改的迷思。直到今天，這種追求量產的思維亦見於高等教育，例如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保留率（retention rate）和畢業率，但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問題：讓大量水準低落的學生繼續升學和畢業是不是好事呢？

現在回頭說德國，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採用了慢工出細貨的方針去生產坦克，無可置疑，虎型坦克的確是橫掃千軍的人間神器，但最後美軍以蟻多摟死象的戰略取勝。戰後德國人並沒有領受歷史的教訓，仍然保持著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平治汽車公司的口號是：「必定要最好，否則不要做（The best or nothing）。」這類似於一句中國成語：「寧缺毋濫」。令人納悶的是，日本與德國同樣十分注重精準，力求盡善盡美，但為甚麼日本汽車的品質比德國的更勝一籌呢？

一位曾經在德國公司任職的化學工程師提供了以下的解釋：當日本工程師設計產品時，他們會問：「客戶將會如何使用這件產品？ 如果它被濫用，我如何防止它在濫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不會受到損壞？」德國工程師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製造了這台機器之後，用戶必須按照我指定的方式使用。如果客戶濫用並且損壞了產品，那是他的過失，而不是我的錯。」

這正正是現在我面對的情況，我曾經先後擁有和駕駛過很多不同型號的日本汽車，它們的腳制動器或者手制動器從來未發生過故障。但平冶的設計原則並不一樣，德國汽車工程師期望你每一次釋放制動器時都要輕輕手，如果你「粗暴地」損毀了手板塑膠，這是你的問題。

在《為甚麼德國人做得更好》一書中，英國作家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描繪出許多關於德國人如何遵守規則的生動細節。他舉了幾個例子：某天他在露台欣賞收音機播放的音樂，他的德國女朋友突然關掉了收音機，並且對他說：「現在是安靜時間，你要為鄰居著想。」某天的凌晨四點鐘，他在紅燈時橫過馬路，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對警察說：「現在是三更半夜，路上完全沒有汽車，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又有甚麼相干？」警察反駁：「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律。」及後一位主人家邀請他和另一位朋友共晉午餐，他們在約定時間的七分鐘前已經抵達主人家的門口，朋友對他說：「放鬆點！我們先在門口聊天吧！我們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才可以進去。」

這種堅守規矩的文化與美國的放任自由簡直是天壤之別。在美國，行人亂過馬路和不負責任的司機飆車經常發生；很多美國人喜歡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完全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休息；而遲到、爽約是家常便飯。相比之下，德國人這種守規矩的民族性當然會令到社會運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和諧。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優點亦同時是缺點，上面提過，德國工程師假設顧客跟自己一樣遵照規矩去使用產品，但往往這種期望脫離了現實。此外，這種死板的社會契約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例如坎普夫納在凌晨四點因為衝紅燈而被罰款，其實警察大可以警告了事。筆者亦曾經有類似的經歷，幾年前我到荷蘭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機場的保安人員指示我將手提行李放入一個托盤裡面，然後將托盤送入X光機器輸送帶。在此之前，我已經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飛機上，因為精神十分疲累，所以沒有聽清楚她說甚麼，我錯誤地將行李直接放在輸送帶上面， 保安人員提高嗓子對我說：「放入籃子裡面！你有沒有聽清楚？」我馬上說：「對不起。」跟住按照指示去做。隨後她仍然以高八度的聲音對我說：「不要說對不起！照我的說話去做！」當時我有點愕然，在一般情況下，通常對方會說：「不要緊。」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知道若果跟機場保安過不去，我可能無法上機。

事後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規矩文化，他們期望所有人都須要按本子辦事，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你是精神奕奕，還是精神恍惚。

如果以後晶荒得以緩和，新車恢復正常供應，我一定會賣掉手上的平治汽車，然後買一部日本車。

如果有留意動畫、漫畫的動向，便會知道近來比較長篇大論的動漫已經逐漸減少。筆者的年代有動漫四巨頭，包括：《龍珠》、《火影忍者》、《海賊王》以及《BLEACH死神》，他們都是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而近期逐漸增加的動漫類型都是有關「愛情」、「生活」、「異世界」等等，尤其是「異世界」動漫，作品數目達到氾濫的程度，[1] 當中的內容亦涵蓋了「愛情」、「生活」、「友情」等題材。本文將一探究竟，了解「異世界」動漫的增長原因。

有關「異世界」動漫的名稱，常常會出現：「異世界（生活／人物）」、「轉生成（人物／怪物）」等等字詞，它們大同小異，名稱總離不開這些關鍵字，較流行的「異世界」動漫如《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以及《轉生成蜘蛛又怎樣！》等等。《週刊少年JUMP》的動漫常常具備了「友情、努力、勝利」這三大要素，「異世界」動漫同樣能夠講「友情、努力、勝利」，不過形式就有點不一樣。「異世界」是指異於現實的一個世界，當中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觀，例如整個世界可能只有動物或某種性別的人存在等等。

「友情、努力、勝利」的單純想法已經過時了？
事實上，以「友情、努力、勝利」作為動漫的主流價值，是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它帶出來的訊息都非常正面，當讀者和觀眾全神貫注，投放大量時間在這類型的動漫時，理論上是能學習到當中的價值，亦即是：友情的重要性、努力的必要性、人能在競爭中得到勝利（圓滿結局）。如果根據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及的戲劇模仿理論，即是在戲劇中，演員透過模仿一個理想化的人性，展現出人性應有的本質，而人是有「潛能」去學習到如此理想的人性，[2] 那麼觀看具備「友情、努力、勝利」元素的動漫，根據阿里士多德的理論，是有助觀眾成長的。

雖說「友情、努力、勝利」都是正面的價值觀，是理想的人性和倫理典範，而自《週刊少年JUMP》創立以來，當中不少的漫畫作品都一直維持著這個黃金三大法則，至今已經55年，按道理它們已經深入民心，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人們只能在「友情」和「努力」上得到成果，而所謂的「勝利」就難有收穫。

資本主義向來強調競爭、消費，甚至有人認為，黃金三大法則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的成功法則。評論家杉田俊介在其著作《JOJO論》中強調：「格鬥漫畫的套路，就是一邊搭載著資本主義的欲望，透過和對手或敵人的競爭，然後看見另類的價值觀（友情或牽絆）。」[3] 雖然筆者不太同意這講法，因為動漫主角所經歷的其實正正就是沒有異化（alienation）的生活，主角都是在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不過，杉田俊介所談論「資本主義的欲望」，其說法亦不無道理。

在現實世界裡掙扎的年輕人
另一邊廂，日本社會正面對著非常嚴重的隱青問題。隱蔽青年的日語羅馬字拼音是Hikikomori，Hikikomori這個詞用來形容一個個體切斷了所有社會的參與，並進一步將自己關閉於一個幽禁的地方中。而隱青的主要成因在於：校園欺凌、學習壓力、科技導致個人主義興起、責任心低落等等。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他們名為「三低青年」，即低動力、低技術、低學歷。從統計上的數字來看，比較清晰的只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5年發表的一份有關隱蔽青年的研究報告，估計香港當時約有6,000名隱青。[4] 在2017年也有學者提出全港約有14萬名隱青。[5] 但筆者相信，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開始，隱青的數目不只於此，鑑於失業率增加，找不到工作或失業的年青人，自然會更加隱藏自己。

2021年開始，內地出現了名為「躺平」或「躺平主義」的現象，意思是指年輕人出於對現實環境的失望，作出「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的處事態度，具體內容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育、不消費、不追求升職」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6] 而支持「躺平」會被視為「低欲望青年」。躺平能夠引起眾多人的認同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資本主義底下的失敗者。

請讀者留意，上文已經提及，在社會上許多人都未能在「勝利」這個範疇上有所收成，與此同時「校園欺凌」、「學習壓力」和「個人主義」已經摧毀了他們的「友情」。再者，格鬥動漫很多時都不是只談「努力」，還有「天賦」這重要元素，就如《火影忍者》中的主角鳴人由出生起，他的父親便在他身上封印了強大的力量，而所謂的「努力」，也只是看他如何運用這力量罷了。但在現實中，擁有天賦的人卻是少之又少，這就難以讓人產生共鳴，欠缺天賦的人可能會想：「沒有天賦，努力還有意義嗎？」

「異世界」成為了欲望的載體
當「友情、努力、勝利」都被摧毀時，就必須要有一個能裝載人們欲望的載體。現實的殘酷，恍如韓劇《魷魚遊戲》所反映的一個既荒誕，又「血淋淋」的真相。而「異世界」對於一眾平時有觀看動漫習慣的人來說，可以是一個抵制資本主義與競爭的出口。

「異世界」題材的氾濫，除了是受潮流所驅使，還因著其獨特之處而令它流行起來。「異世界」動漫之所以有別於熱血格鬥動漫，是因為「異世界」可以讓主角的人生「重新開始」，當中劇情都是由主角死後或因著某種原因去到「異世界」開始，這帶給讀者或觀眾一種盼望：「會否有一天可以被帶進異世界？我死後是否有機會進入異世界？」只要進入了異世界，一切都可以「砍掉重練」[7]，不用被殘酷的現實所捆綁，不用再見到自己不想見到的人，不用再在充滿競爭的世界中苟且偷生。

在「異世界」之中，主角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整個世界都是圍著他轉，主角永遠是做重大決定的那一位，這也很符合現今世代「個人主義」的精神。其中《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的故事，就是講述主角在現實世界中走投無路，因一些原因進入了異世界，得到了特異功能，然後認真地生活下去。當然亦有些劇情是講述主角在異世界中為所欲為，它們同時也反映了一些錯誤的性觀念、倫理觀等等。

儘管「異世界」題材可以讓讀者從一個殘破不堪的人生和社會中得到釋放，但同時也有不少負面的價值觀在當中。動漫的負面訊息無疑會對社會、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8] 當「異世界」成為欲望的載體，有機會令一些缺乏深度思考和冷靜的觀眾對「異世界」過度嚮往，從而產生自殺的念頭，甚至一些無法抽離的人會將可以在「異世界」為所欲為的想法帶進現實世界裡，並因而性騷擾他人。

儘管如此，「異世界」題材作品也有其正面作用，它能夠讓觀眾從殘酷的現實之中掙脫出來一陣子，甚至可以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動漫當中。事實上，「欲望」一詞在用法上是中性的，並不是一個特別負面的詞語，當然，欲望在我們罪性的扭曲下，被消費主義控制了我們許多的欲望，有人會選擇縱慾，也有人選擇禁慾，拒絕受欲望支配。[9] 上帝把欲望安置在我們心中並不是為了令我們成為資本主義的奴隸，而是希望我們不僅僅為滿足於現狀而生活，更要為榮耀上帝而生活，也要讓自己不斷地追求上帝。

作為牧者、家長，我們不應或無法阻止青少年或自己的子女觀看動漫，但要以適當的正面教導、真實的同行代替責罵，因為他們可能已漸漸地被顛倒是非的價值觀改變和摧毀。網上流傳過一篇新聞是這樣的，日本一位青少年的媽媽在整理兒子的房間時，發現兒子有很多以「女僕」為題材的色情刊物和漫畫，該媽媽以便利貼貼在刊物上溫馨提示兒子：「你還真是喜歡女僕呢！現實中可不會有女孩子無條件地用身體服侍你噢。不過媽媽不會生氣的，但是時候認清事實了。」現實縱然不如意，但總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著發生。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這樣說道：「我們不安的心惟有在祢裡面才能得安息。」

（原文於2022年8月3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相信過去的兩個星期，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等如出一轍的人口販賣事件的新聞報道都令人非常震撼，觸動了大家心裡的憐憫與惻隱之心，當看見這些悲慘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這種感覺是作為「人」的真情流露，對於「他者」的受苦而由心發出憐憫。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一些「他者」並沒有這種情感，看見他人在困苦當中仍然是無動於衷，要受苦的人令他們的快樂，甚至成為他們賺取金錢的工具。筆者在讀歷史的時候，都非常好奇當年執行「大屠殺」的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何以能對「他者」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筆者嘗試在此帶出其中的可能性。

「他者」的同一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指出，「他者」是一個陌生的、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都是具備差異性的存有。[1] 而近幾年間，忽然冒出了一位受到熱烈討論的哲學家——韓炳哲，他在「他者」倫理的研究上帶給我們許多的啟迪，其2019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便帶出了人們在網絡科技上，「他者」趨向同一，使「他者」的差異性消失。[2]也就是說，當每一個具備差異的個人，被約化為一個總體時，每個人的獨特性便不需要再被考慮，他們只是「一群」人。雖然「他者」的獨特性被消除，但仍然是「人」，但在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或乎「屠殺」都將人作為一個「人」的性質抹殺。

納粹時期的哲學家鄂蘭（Arendt）以倖存的最後一位的納粹頭目艾希曼（Eichmann）在納粹的經歷作為文本，用來研究納粹的屠殺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也由此而來。因為艾希曼在審訊的過程中否認犯罪，更指出自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當人們都認為納粹黨員都是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對猶太人恨之入骨才屠殺他們時，艾希曼表示，自己並沒有憎恨猶太人，也不是個狂熱反猶太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反猶行為。[3] 艾希曼對父母、妻兒的態度都是典範中的典範。如此一來，他一邊指揮屠殺猶太人，一邊否認反猶太，甚至在家中都是一個正常的父親，一切的邪惡行為明顯地被平庸化，試問又如何想像一個丈夫在工作中屠殺活生生的人，回到家中卻一切正常，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很明顯地，艾希曼根本沒有視猶太人為「人」。

受苦的面容

筆者之所以會提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是因為此時此刻的人口販賣事件，當中的施暴者完完全全地將被害者視為「物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對受害者施暴，諸如毆打、電擊、強暴等等。這是一個組織化的、集團化的暴力，就解放神學來說，這不單是個人的罪，更加是結構性的惡。

「他人的面孔」來自於列維納斯的主要倫理思想，他認為他人的面容能夠展現其活生生的證明，只有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才能介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現其「受苦的面容」，他人便有一個倫理的責任去回應受苦的人的倫理呼喚。列維納斯甚至極端的認為「自己」是「他者」的人質，無法拒絕為他人服務。[4] 這可以說是一個倫理學上的烏托邦，即便如此，人口販賣中的施暴者並沒有因為無數這麼多受害者的「受苦的面容」而停止惡行，反而「愈痛苦愈好」，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一個「受苦」的物件、工具，或許他們也有憐憫人的時候，可能只有那些被他們認可為「人」的人了，例如自己的家人或所愛的人。而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在傳媒和社交平台看到那些「受苦的面容」時，我們的心究竟又在想甚麼呢？為甚麼有些人會對嘲弄「他者」的不幸樂此不疲呢？

作為一個人的「他者」的倫理，時時刻刻都需要回應著「他者」的倫理呼喚，因那受苦的人，而不得不如此作。列維納斯更將倫理學視為「第一哲學」，古有蘇格拉底提出的「愛智慧」，列維納斯則認為愛是先於智慧，所以應該是「用智慧去愛人」。故此，不要因為這些悲慘的事情常常發生，而產生「慣」的想法，因為憐憫、惻隱正正是作為一個人的真情流露和倫理的回應。

近年很多人望見明星偶像，以及他們身邊的支持者，大家就會說他們很瘋狂，標籤支持者是「瘋狂粉絲」，彷彿這些都是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還說甚麼香港很久沒有出現很受歡迎的偶像，而偶像出來，一定要全城哄動才算成功。香港真的沒有出現過偶像嗎？聽見這種話，也只能說句：「少年，你太年輕了。」

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有「影迷公主」之稱的陳寶珠，一句「陳寶珠來啦！」突然就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與今天見到姜濤的情況相比，不遑多讓。香港曾出產的歌影視明星，不少是世界級的，包括李小龍、成龍、譚詠麟、張國榮、張曼玉、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至回歸後，人們常常說沒有出甚麼歌星，其實也有陳奕迅，很多由他主唱的流行曲到今日還不斷被翻唱，成為經典。

討論偶像自然會談及到其「生產」過程。以前的所謂偶像，往往是很偉大的人物死了，我們才封他們為偶像，例如孔子、關公等等。在內地，即使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為偶像。很多學校也教導學生學習不同地方的名人，封他們為偶像，學習他們的生平、性格的優點，作為模範。

偶像的人設

不過在今日，偶像的討論大都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文化產品，偶像公司生產不同的偶像，然後將其包裝成商品出售。偶像賣點各有不同，有的賣技能，有的賣性格，有的賣外貌，有的甚至賣缺點，總之就是將一個人的性格（或所謂「人設」）放大，成為討論的焦點，透過製造不同的話題，吸引社會注意他們的動向，在過程中公司透過表現偶像自己來賣錢。

在這個建立人設的過程中，其實也在做一種巿場操作，某些明星的人設，本來可能就比較小眾，這令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些特別的活動，例如部份明星就走所謂「孬星」路線（即壞孩子路線），於是他可以在節目中「爆粗」，私生活很放蕩，甚至會有一些大膽的表演。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設，不少明星因為人設要「入屋」，坦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甚至在節目中有很多不同的考慮，為的就是要保證其節目（產品）如果有小朋友看，不會教壞「細路」。

市場以外的考量

這個分眾的過程，是消費巿場主導，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有政府或者有不同有權力的人士介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文化，你不難發現偶像不論是他每日的行程，還是他的產品，其實都會有政治的指涉，不論是刻意政治化，或是刻意去政治化，這也是在各種力量平衡之下走出來的產物。故此，我們也有必要去討論，偶像面對巿場和政治，他們應如何透過作品去自處，安全地表達意見，是至關重要。

最後，流行文化當然會產生一堆次文化，因著偶像本身有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就出現一個小社群，也因著明星的特徵，帶起一種文化來，例如明星喜歡電單車，就有一個小電單車隊，或者會引發一些因為追星而產生的新行業出現，例如近年設計應援商品的行業應運而生，以前就有娛樂版記者去信和中心的明星相店舖賣相，這些周邊的行業，同時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偶像、明星等的看法。

流行文化中的美好事物

研究偶像文化，可以發掘的角度有很多，但重要的是，你不難發現偶像文化如何流動，即使每個年代如何不同也好，但你也會發現那個年代對很多基本價值的看法和取態，透過了解這些看法和取態，其實你不難發現，流行文化仍然要求偶像對自己的工作專業，對人要有基本尊重，面對不同觀眾要學懂包容，過程中學習堅持和妥協。若我們能找到偶像文化中點點的美好，將之帶給下一代，其實追星，未必如想像中必定是瘋狂、失控或者所謂荒廢學業和時間的。

引言：MIRROR不紅，天理不容！

MIRROR出道至今只有約短短四年，已經在港打出名堂，闖出亞洲。有關MIRROR成長故事，成功之道，成名因素，已有不少媒體報道，跨學科研究分析。

心理學及傳播學者認為，一眾媽咪級鏡粉（MIRROR的粉絲）為滿足母性在培育方面（nurturance）的心理渴求，尤其是姜B（姜濤）和教主（盧瀚霆）粉絲多為媽咪輩，兩人樣子討好，正好讓她們發揮母性，好好照顧自己眼中的baby。她們不惜落本買生日廣告，送免費乘電車大禮！

社會學及文化學者認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在社會運動沉鬱頓挫後，可以從100%香港製造的MIRROR身上，再次找到Hongkonger的身份認同，重拾本土文化那份凝聚力。

音樂界及市場學者認為MIRROR有清楚市場定位，只唱廣東話歌曲，男團形象突圍而出，12子跳出舞台爆紅媒體。加上成員各有獨特歌曲風格，其中有好幾首歌並非情歌，而是以社會狀況，人性掙扎，世界亂象為主題，憑曲寄意，以歌載道，令人共鳴！

本文則嘗試從青少年事工發展的向度，解構MIRROR的成功經驗，讓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事工，引以為鏡（mirror）！

1. 青少年事工：需要匯聚加創意，管理哲學是要放手

MIRROR命名，名副其實！

冠名，對一個團隊非常重要，常言道：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MIRROR名字，來自一個有趣的故事，魯庭暉是ViuTV前總經理，MIRROR這男團名字與他的成長故事也有關。

MIRROR名字的含義，正如隊長所說：「在鏡頭前，我們每朝早都要照鏡，見到自己真實的一面，同時間，鏡可以反射好多個影像，或者無限個影像，就像我們一樣，我們都是很獨特、很無限，聚在一起就會有無限可能性。」這個是對MIRROR名字的描繪，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跳出框框Think out of the BOX！

有份捧紅MIRROR的魯庭暉曾說，若要令電視台持續進步，必須集合全台上下同事的創意，而非由高層說了算。為了減少干涉員工的創作自由，他本人只是負責篩選和修正節目的內容及方向，而節目的構思、創作及製作，員工可以盡情挑戰既有框架，不會受到管理層的壓力。他甚至表示，假如他開始食古不化「阻住地球轉」，他坦言：「我不離開或會對他們（員工）造成更大損失，如果有一天我發現自己變成這樣，我應該要走。」

今天MIRROR的成績得來不易，皆因有魯生（電視台高層）全力信任支持，放手給花姐（黃慧君）自由發揮，在創意無限制的土壤上一步一腳印，打造今天這塊亮麗的MIRROR品牌。

教會多制度掣肘，維穩安全至上！

教會青少年事工仍然受制於有形或無形框架，進退維谷，令到不少青少年同工感到沒趣，青少年創意沒用武之地，無奈用腳投票，出走教會。

教會有怕犯錯的心態，有些牧師長執的思想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但是這個思想卻是最錯！若教會牧者長執，可以像青少年一樣，敢於在錯誤中學習成長，就不會介意遇上可能犯錯的情況！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任何公司、教會……若不思進取，與時並進，仍然靠食老本，好快就會蝕本，未必可以翻本。就好像教會年青人流失離堂，如今只是苦苦經營死撐，無羊可牧！

2. 青少年追夢：需要舞台平台，成就自我身份

ViuTV的《全民造星》真人show節目，開門見山開宗明義，是為香港年輕人，提供一個追夢、尋夢、圓夢的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

MIRROR起初以素人的身份出道，實力未見很好，但這幾年得到ViuTV提供舞台出show，成員擔任各式節目主持，加上自身努力發揮潛力，他們的進步是明顯可見。MIRROR成功爆紅，給了各方帶來希望，確實令港人感動。

MIRROR已是年輕人偶像，太太們寵愛，廣告商寵兒。如何保持健康、正面形象十分重要，不容有失，稍有差池，前功盡廢！所以，經理人花姐十分看重他們每一位成員的私人生活及公開活動，務求他們行得正，企得正，不失腳，不失言，打造勵志、健康、親民、正氣的公眾形象。原來，他們的歌曲，已成為一些在囚人士的精神寄託，為他們注入正能量。

今天，教會有沒有為青少年預備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或者只是叫他們乖乖返教會，好好幫手做義工，然而，青少年卻不感到被重視，被牧養。

這個不是教會有沒有資金或資源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視青少年為教會的資產（assets），是否願意長期投放資源在這資產上。

青少年事工的基本四要：
事工發展要持續不斷，而非斷斷續續；
事奉隊工要青出於藍，而非青黃不接；
事奉人員要長期委身，而非短期合約；
事工策略要投放資源，而非投機短炒。

3. 青少年牧養：需要生命師傅，引導生命成長

《全民造星》原來這顆星就是「花姐」，今天全港市民都認識這位「花師奶」，她亦成為媒體KOL爭相訪問的對象，風頭一時無兩。

無論在節目直播中，或在媒體訪問中，她的分享依然直話直說，沒有修飾沒有造作，無論對參加者或是MIRROR成員，說話批評仍然直接，一針見血，令人一時難以接受，這就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

難怪近日在教會刊物中，不少評論都認為今天教會也需要多一些花姐型的牧者導師，生命師傅，可以和各成員打成一片，亦師亦友。對成員的表現，敢於挑戰，直接批評，同時又可提出改善建議，讓他們不會自我陶醉，自我感覺良好，更多點自我反省，自強不息，學習謙虛受教。

此外，花姐也邀請另一位導師梁祖堯，透過在《調教你MIRROR》節目的不同環節，讓成員各自整理過去的成長經驗、成敗經歷、突破各成員在群體關係中的張力、勇敢面對將來未知的挑戰，從而希望把他們可以被調教成為「更好」的男團。這個節目吸引之處，就是活靈活現見證著成員的改變，由起初保護自己到自我敞開，由自我抽離到投入群體，由互相懷疑到彼此信任。

今天，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也是渴望看見青少年生命的改變和成長，渴望看見每個人能夠變得「更好」，有成長、真誠、勇氣、承擔。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生命影響生命，要有出色表現，必經嚴格訓練。No Pain No Gain！

4. 青少年成功：需要創意發展空間，在團隊中互助建立

MIRROR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娛樂界奇葩，為青年人帶來積極意義的時代標誌。MIRROR的成功，就是因為可以雙線發展，一方面讓個別成員將過人之處表現，讓他們可以出位單飛，獨挑大樑，發展各自的強項，例如有做主持的、有精於唱作的、有善於演戲的，可以各自各精彩。

同時，各成員可以在團隊中找到成長空間，看見他們在MV唱跳的表現，合作上確實花了不少功夫，練習互相補位走位，恰到好處。而且，在很多訪問中，得知他們都有清楚的分工，不會搶咪，以求突出自己，他們表現出有紀律的團隊精神，令觀眾看到個別成員及整個團隊的成長。

這個也歸功於他們有一個能維持向心力，凝聚力，協作力的團隊，這在自我中心，自己作主的娛樂圈文化中，一點也不容易。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Unity in Diversity的Team Spirit。
真正TEAM Work是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小結：五分鐘的熱情、五分鐘的衝刺

青少年牧養事工如何向MIRROR的成功借鏡？MIRROR的成就因著以下因素齊備：成就夢想需要的舞台（stage）、平台（platform）；成長需要的生命師傅（mentor）；成功需要的團隊互助建立（team building）。

教會青少年牧養事工，更希望遇上有如魯生那麼開明的堂主任牧師，有創意及肯放手，匯聚創意的領導，持續進步不靠老本，以及遇上有如花姐的青少年牧者同工，善於渾身解數，樂於埋身牧養，忠於委身青少年的成功。

更不能缺少的是有MIRROR熱情（passion）的青少年人，任何事工要成功，需要最初有五分鐘熱情作啟動，更要最後有五分鐘熱情作衝刺！

最後，想起一段保羅給提摩太的勸導：「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純潔等各方面，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新漢語譯本》）也許借用這句經文，與MIRROR各人互勉：

「不要讓人小看你們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品格、歌唱、舞動等各方面，作青少年的榜樣。」

（承蒙作者許可轉載本文。）

花姐（黃慧君）這經理人在《全民造星》之後銳意栽培和調教這班「12門徒」，清一色男生，不sell靚女，雖然他們不是個個都英俊，但總會有令女生和太太們著迷的小鮮肉！

成員各有不同的性格

MIRROR的12位成員，性格各異，「花師奶」要湊大這12門徒，連同ERROR的四位成員，共16位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真不容易！

作為經理人，接到工作，如何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10隻手指都有長短，必有寵兒，難免偏心！他們當中，有人嶄露頭角、有人仍不得志，彼此間出現爭競、嫉妒、紛爭，如何排解？

耶穌的12門徒，何嘗不是三尖八角？有衝動的彼得、貪財的猶大、多疑的多馬……耶穌被捉拿時，眾門徒膽小如鼠，皆作鳥獸散！之後心灰意冷，雖然曾跟住耶穌，經過了三年的「神學訓練」，竟然重操故業，再去打魚！

在門徒爭論誰是最大之後，雅各約翰兩兄弟對耶穌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可十37、41）

耶穌如何處理門徒的相爭？「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太二十26下-27）

ERROR也是2018年《全民造星》之後的產品。比賽中頭三名和其他優勝者已經埋班，組成了MIRROR；但第四名的肥仔（梁業）不甘被遺棄，花姐也不放棄他，讓他與阿Dee（何啟華）、193（郭嘉駿）及Poki／八両金（吳保錡）組成一個騎呢搞笑的男子四人組「ERROR」，這組合又叫「F4」、「宇宙天團」。

耶穌服侍門徒，不單為他們洗腳，更為他們捨命！「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28）

我們弟兄姊妹之間的成長和相處如何？保羅還有末了的話說：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十三11）

助年青人實現夢想

作為一個監製及經理人，製作了《全民造星》，催生了MIRROR和ERROR，花姐的夢想就是要幫助一些追夢、尋夢的年青人實現他們的夢想！因為人如果沒有夢想，就是一條鹹魚（很貴，但沒有生命的）！你現在的夢想是甚麼？會如何達成？

花姐為了調教MIRROR這12門徒，找來阿祖（梁祖堯）做教練，讓12門徒入營特訓了12日，用了很多基督教訓練營的技巧（只是刪去了信仰元素），包括玩歷奇遊戲、團隊精神訓練、心靈醫治等，並且加以調教在他們相處時顯示的弱點或短處。

在這功利競爭的社會中，要幫助一大班從選秀節目競逐出來的年青人互相合作、一齊和諧地發展和搵食，真不容易！在他們還未成名的這段時間，未有工作收入、每日受訓、練歌排舞、學習演戲創作，誰來供養他們？「黃口無飽期」、「索食聲孜孜！」接到工作，一齊表演，排練時間肯定比個人表演長得多，但收入卻要12個人攤分，多極有限！如果你是他們的經理人，如何養育他們？

MIRROR有成員曾經對花姐不敬，之後流淚悔改說：「沒有花姐，就沒有《全民造星》！也沒有MIRROR！她簡直是我們的母親一樣！」花姐如同母親一樣，要湊大這班未來新星，一點也不容易！

保羅對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說出自己的心底話：「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帖前二7）

花姐盡心培育MIRROR這12個囝囝，或許比起照顧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還要細心！她明察秋毫，甚至他們有幾條頭髮豎了起來，她也會叫他們整理好才去出鏡！

花姐直話直說，沒有虛假包裝，帶著心底話去說出真相。說出真相的人需要有勇氣，而花姐說出評語是要委身幫助人成長。當然，聆聽的人也需要有勇氣去接受評語，並加以改進。

合作精神尤為重要

要這組合得以長久，必須先建立他們彼此之間有良好的關係，再有合作精神、可以互相補足，才可以保存「one and all, all in one」的精神，有可持續的發展！MIRROR 12子在銀礦灣12日的營會中，有很多流淚、擁抱、安慰……到底是真情抑或是劇情？有待時間的考驗！

信徒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耶穌看到祂的子民（包括你和我），作為「新世紀福音戰士」，也有這需要，所以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中，有五次求天父賜下「合而為一」的心！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勸我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2-3）

如果MIRROR的教練，識得運用這些《聖經》金句，可能更加事半功倍。可惜，就算幾正的金句，若不實行、沒有愛，都是鳴鑼響鈸！

來得不易的收成期

ViuTV的高層（魯生、金生）和花姐一直投資，現在已經進入「收成期」，財來自有方：

除了2021年5月在九展的六場演唱會的大豐收，他們會拍劇集、拍電影、拍廣告、做品牌代言人、影迷大手筆出資為他們做宣傳、讓市民全日免費搭電車……距離中秋節前兩個多月，有品牌的月餅盒上印有某成員的肖像，月餅一開售已經搶購一空了！紅館演唱會更不在話下。

我們要帶一個人信主，一點也不容易，真是「粒粒皆辛苦」！要培育一個初信者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曉得入了「自動波」去追求學習信仰，自律地讀經、祈禱、傳福音，更難！

試問我們信主多久？有幾多人自覺已經是成熟的基督徒、已經進入收成期，能夠為主收割莊稼？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十2）你就是這為主收割莊稼的工人嗎？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香港娛樂圈，從來以錢掛帥，哪裡有錢就在那裡「搵食」；香港娛樂圈，同時重視創作自由，有多少自由，就用盡那邊的自由，寫最有創意的東西。所以，以往你不難見到，娛樂圈的人無分政治，哪裡有資源，就盡量去用，哪裡自由多一點，就盡量去表達。這種認錢不認人的態度，近年卻被另一股風氣取代，明星支持者會將明星用政治光譜分開，繼而支持與他們政治光譜類近的人，如此一來明星就被歸邊，支持者同樣被分類。

就以香港男團「MIRROR」為例，其一成員姜濤曾被拍到在社會運動期間，在活動現場出現的短片，於是整團人就被形容為所謂的「黃」，但2021年卻全部成員一齊去拍一間被定性為「藍」的快餐店廣告，最後有些支持者為了支持偶像，就用了「賺藍救黃」為理由去說他們事出有因。之後但凡有政府宣傳，MIRROR所屬的公司也會替他們拍片和錄歌，不過同時被認為是「求其做」，例如早前因著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他們翻唱了《獅子山下》，不過歌曲的YouTube平台頁面卻禁止留言，同時錄像畫面分成12個小格，好像用網絡視頻平台「同唱」歌曲，之後配上「罐頭」片段收工。有人說製作成這樣的目的，不外乎是向政府交差，同時讓支持者感受到他們是無奈執行政治任務。

藝人發展重心的轉移

娛樂圈政治化有跡可尋。早年香港演藝圈市況淡靜，不少藝人北上賺錢，就被評為「反骨」，當中以G.E.M.鄧紫棋事件最人所共知，鄧紫棋於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歌唱事業在香港發展，後來在內地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第二季中爆紅，她曾拒絕出席香港一家電台搞的頒獎禮，撰文支持梁振英參選，在佔中事件中又不置可否，令人質疑她為了賺錢放棄了香港巿場，於是有本地樂迷發起杯葛行動。

類似事件隨著近年不少藝人回內地「搵食」白熱化。在香港當時沒有人願意投資，藝人賺錢甚少，有傳在香港的一線明星，即使收回所謂香港的正價，所賺的也比內地明星少一截，但論人氣卻與內地明星不遑多讓。不少在香港追星的朋友很自然地問這些明星的根在哪裡，會否回港拍港劇，唱廣東歌，不少影迷、樂迷也認為他們的離開就是放棄香港巿場，最後有些情況也同樣發展成杯葛行動。

這種情況其實是社會當下中港矛盾的延伸，發展到今日，甚至變成你去了某個與內地關係較好的本地電視台（TVB），就會被形容為出賣香港，與內地有關係等等，當然也有人會出來反駁說，香港樂壇本來就百花齊放，也不應說只能去一個電視台，否則只會重複歷史，再搞另一次一台獨大而已。當中曾在ViuTV做第三季《全民造星》導師，之後又到TVB做第二季《聲夢傳奇》導師的林二汶就曾回應：「其實我做了20年音樂，一直很相信音樂應該無分國界，沒分任何邊界，因為音樂本來是用來溝通，不是用來孤立的。我們其實一直追求百花齊放，不是嗎？……如果我分得那麼清，分得清清楚楚，那我教出來的學生，豈不是會墨守成規、故步自封？」2022年香港回歸紀念日，她在社交平台上載了自己的新歌《中華．頌》，她的一位支持者則以7,000字長文回應，愛之心，責之切。

有偶像以政治立場作招徠嗎？似有還無。林二汶在直播時曾講了以下的一番話，似乎是在回應熱情的支持者：「如果你見到我有咩好或欣賞，而你決定支持我，或曾經支持我，其實唔係因為我好，而係你好！我好信因為你心入面有樣嘢好，你見到人哋，你先覺得佢係好，一切都係心境！」

走向國際市場非新鮮事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巿場，演藝界要殺出一條血路，從來都不能只靠香港巿場，以往歌、影、視三棲的香港藝人，到中、港、台、日、韓、東南亞，甚至歐美都去表演，而不會只在香港的。與今日不同的是，以往藝人會清楚說自己是香港歌手、藝人，表達、唱歌會以廣東話優先，之後才創作國語或者其他版本的作品，留在香港的時間亦比較多，相反今日要照顧的巿場多了，做法亦變得不一樣，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不難發現，MIRROR原本也計劃在2022年夏天去日本表演，向國際巿場走去，儘管最終未能成行。

借來的時間、空間

明星們向哪個方向發展，因素很多，香港以前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地區其中一個重要文化輸出的城巿，與其獨特的政治和地理位置不無關係。當中香港因著1997年那個「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產生獨特的自由，是很多鄰近國家和地區不能享有的，其政治的複雜性，產生出與眾不同的音樂和電影，亦因此以往的歌星、明星可以唱民運歌，同時亦可以走出來宣傳政治政策，甚至唱出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懷的歌曲。支持西方形式的民主自由，熱愛祖國大地和同胞，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展現出來，沒有人會覺得有違和感。同時因為要賺錢，歌星亦會唱不同的歌，以配合不同的巿場，即使如此也會被大眾視為合理。可惜政治化社會和社會政策，令社會暫時失去一個海納百川的空間，但願未來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真正有容乃大的社會，流行文化才可以真正再次興旺起來，而不只是一個小陽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