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公義賀聖誕

	正生書院已完成了她的使命
	（時代論壇．12-6-2024）
	政府指若正生會保證銀行戶口解凍後資金用於書院運作 警方願意配合
	（無綫新聞 ．12-6-2024）

正生書院事件的發展，最令人痛心的是仍然留校的學生和老師的困境，以及對教會和慈善機構誠信造成的傷害。而身在海外的關鍵人士一直不願意對外界的質疑作任何公開及詳盡的回應，以及用之前的捐款協助學校解決財政困難，更令曾經因為受前校長的言行感動而捐款的各界人士十分氣憤，大家為了支持正生書院而捐出的款項，未經捐款人同意而將款項調往海外；而調撥的過程之中據說曾透過私人戶口轉款，這對於任何免稅慈善團體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就算最終如數轉往海外另一些慈善團體，誰敢保證在調撥的過程之中，有關人士不會用作私人的周轉？而當中涉及的利息亦可能不少，但真實情況如何，公眾到如今仍是毫不知情。還有就是當正生書院陷入財困，老師多月未能支薪，為甚麼不將已調往海外的資金調回香港應急？作為前僱主、前上司對受影響同事的困境袖手旁觀是毫無道義的行為。若果調撥有甚麼重大的困難，亦應向公眾（特別是捐款人）作出解釋，所有捐款都不是機構負責人的私人財產，一切運用應與機構成立時的章程和捐款人指定的項目相關，並且要符合慈善團體的稅務條例，而個人的領受或良好的動機，並不是違反上述要求的合理原因，除非當事人是以個人的財產去開拓新的事工。

任何人（包括基督徒）若果有一些新的領受，想開設某些新的事工、甚至新的機構，都應該清楚向捐款人說明，並確保按照承諾辦事，不能簡單一句向神交代就可以蒙混過去，這是作為慈善團體負責人和基督徒應有的誠信，沒有誠信，過往一切做過的好事都會被質疑，因為別人無法知道你的內心，而只能以你的言行來評價你。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子錯落盤皆落索，若當事人真的問心無愧，應盡快公開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並回應外界一直以來的種種質疑，以及向受影響的師生和捐款人道歉。雖然正生會前主席和一些前董事、以及正生書院前校長在整件事情的處理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亦充滿疑點，但同學和老師是無辜的，而正生書院服侍有需要同學的方式亦是十分獨特，暫時看不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學校和方式，應盡快在全新的董事會帶領下，與之前受質疑的行為劃清界線，解凍有關的戶口，令學校可以按照過往的方針，公開及透明地繼續運作，也讓公眾可以仔細觀察，以恢復公眾的信心，一切應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

〈藥業自由市場下人命何價〉一文提到，藥廠Novartis、Roche及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為求更高的利潤，在研究報告上作弊，故意貶低用作治療老年黃斑病變藥物Avastin的效用，藉此推銷另一款藥物Lucentis，其價格比Avastin高30倍。藥廠有時喜歡引用所謂的「研究報告」，又或是出版自己資助的研究報告，因為研究報告的數據和分析往往具備一種「專業」的魅力，容易成為一種說服人的利器。有時，藥廠甚至不必用上真正的研究，只需在看似學術的期刊上賣廣告或提供資訊，便足以誤導他人。這些推銷手法，可以說是由Arthur Sackler引入藥業界的。

Arthur Sackler是一名醫生，亦擁有生意人的頭腦，他改革了舊有的藥品營銷策略：以華麗的廣告格調代替以往樸素的風格；聘請藥物代表設法推銷；引用可疑的科學研究誇大問題；為醫生提供免費旅行等。Sackler身為醫生，他知道最好的策略便是直接向醫生推銷藥物，再加上在醫學報紙上宣傳，效果必然相得益彰。[1] 1960年，Arthur創辦了《醫學論壇報》（Medical Tribune），出版了第一份直接發送給醫生的醫學報紙，當時便接觸了超過100萬位來自20個國家的讀者。[2] 除了醫學報紙，Arthur和另外兩位弟弟，Mortimer及Raymond擁有一間醫療廣告公司和資料庫公司，他們利用這種強大的營銷組合為藥廠Roche推銷Librium。[3] Librium及Valium本為性質相近的藥物，卻在《醫學論壇報》中被打造成兩種不會互相競爭的藥物，他們在營銷期間更隱瞞了這兩種藥物均會讓人上癮，這項重要的訊息，之後又積極地將它們推銷給女性使用。[4] 「有效的宣傳」讓Valium成為第一款銷售額突破1億美元的藥物，而Librium在60、70年代的美國，銷售量一直保持在前五名。[5] 接下來，Sackler兄弟購買了一間小規模的藥廠Purdue Frederick，Raymond的兒子Richard Sackler日後成為了藥廠的董事長兼總裁，他在1993年把藥廠的名稱縮短為Purdue，而藥廠亦同時嘗試推廣一款新的鴉片類藥物——OxyContin。[6] OxyContin被宣傳為能以「最簡單的方法」緩解痛楚，因為痛症病人只需每天兩次服用一粒藥丸，便能在24小時內有效地緩解痛楚。不單如此，為了把OxyContin打造成不會上癮的「神奇藥物」，他們再次作弊，「資助」適合的專家學者為產品發言。

身為康乃爾大學神經學教授，Russell Portenoy是其中一位最早關注「痛楚」的醫生。三十出頭的他已經被美國的商業雜誌冠上了「痛楚之王」的名號，他稱鴉片類藥物為管理痛楚的奇蹟，並提出：「鴉片類藥物背負了不公平的污名，因為人們總是擔心它們的副作用——令人上癮的特性，這阻礙了一代又一代的醫生使用可能是治療痛楚最佳和最有效的療法。」這樣的言論自然得到Purdue藥廠的青睞，Purdue向Portenoy的診所捐贈了數百萬美元，Portenoy在很多由Purdue贊助的晚會上發表演說，甚至創造了「鴉片恐懼症」（opiophobia）一詞，以此說服醫學同儕，害怕開出鴉片類藥物是不合理的。[7]

Portenoy加入Purdue後，為了加強「鴉片恐懼症」的說法，他們不斷引用一項研究，有關研究由J. Porter及H. Jick撰寫，研究記述在一封給編輯的信中，並於1980年在醫學期刊New England Medical Journal發表。Porter及Jick在信中提到：「最近，我們檢視了當前的檔案，以確定接受連續監測的39,946名住院內科病人的麻醉藥成癮情況。儘管有11,882名病人至少曾接受一劑麻醉藥，在沒有成癮史的病人中，只有四宗可被視作成癮病例……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儘管醫院廣泛使用麻醉藥品，無成癮史的病人很少發展為成癮狀況。」[8] 這項研究與Portenoy的「痛楚說」又或Purdue生產的OxyContin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它卻輾轉被扭曲成：「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並遭Purdue用作宣傳口號。[9]

毫無疑問，這是謊言，因為該項研究的病人是在醫院接受麻醉藥，他們在醫院的監督之下，只是在短時間內使用少量的鴉片類藥物。這11,882名病人中只有450名病人服用含有羥考酮（Oxycodone）成份的藥物，[10] 其中一名病人因服用Percodan而出現嚴重濫藥的情況，Percodan含有阿士匹靈（Aspirin）及羥考酮成份，與OxyContin相比，Percodan是最多僅含有1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而OxyContin則是含有80毫克羥考酮的藥丸。[11] 對於Purdue「借用」自己所負責兼認受性不高的研究作為宣傳的重點，以合理化使用強效鴉片類藥物的說法，其中一名作者Jick為此感到驚訝。[12]

事實證明OxyContin是會讓人上癮，並會令成癮者不斷把服用的劑量提高，但當有醫生問及OxyContin會否令人上癮時，Purdue的營業代表不斷提到「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會上癮」，又或是以一些根本沒有研究數據支持的理據試圖瞞騙提問者：「成癮基於亢奮時的高低潮，服食OxyContin，會延遲血液吸收羥考酮，這阻止了亢奮的波動。」事實上，根本沒有所謂亢奮時高低潮的研究。[13]

Purdue收買名醫，由他們教導其他醫生，扭曲研究的說法或無中生有，再加上收買了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重要人物Curtis Wright，令OxyContin最終成為不只是臨終病人可使用的藥物，連普通痛症病人都可以服用，Sackler家族亦因而擁有富可敵國的財富，[14] 但OxyContin廣泛使用，同時令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鴉片危機，導致無數人深深被毒癮折磨，甚至死亡。Purdue不得不面對無數的訴訟，2019年，Purdue申請破產，並提出向受害者支付60億美元賠償金的和解協議，但支付的條件是Sackler家族的成員可獲免除後續的申索責任，原本事件幾近塵埃落定，但在2023年8月，美國最高法院凍結了Purdue藥廠提出的和解協議，法官們在12月開始重新審視案件，最後判決有待法庭宣佈。[15]

誠實是一種美德，但當人不可以控制自己的野心或貪婪，誠實甚至良心，都會被犧牲，在貪財者眼中除了財富和利潤以外，便甚麼都看不見，就連其他人的生命，亦會被視為草芥。藥廠雖則是一門生意，生產商可以把藥物視為商品，但藥物本身的功能應是拯救人的生命，而不是摧毀人生命的商品。對於病入膏肓的人，OxyContin的確有助紓緩無止境的痛楚，只要監管得力，用得其所，它不失為有助臨終病人免受痛楚折磨的藥物，但因為Sackler家族、Wright、Portenoy貪婪，為OxyContin注入太多虛假資訊及謊言，OxyContin亦變成了無數人痛苦的根源。

醫生亦如是，醫生的本質是拯救生命，但當醫生面對各方的引誘而無力招架時，便有可能成為失德的醫生。Portenoy不但從Purdue那裡收取好處，他還收取過其他知名藥廠如Mallinckrodt，Wyeth，Baxter及Pfizer等的贊助，他以為自己仍能保持中立，獲取的資金只會助他完成研究使命，但事實上，他已經鑄成大錯，當他回望過往時，亦自知有錯。

其實，任何一個人，如果只為了打造自己的「王國」，滿足自己的野心，用謊言或不盡不實的言詞包裝「自己」或自己的「商品」，總有一天，掩蓋的事是會被顯露出來的，那時固然會失去金錢或自由，但更可悲的是失去名譽及別人的信任。就如Sackler家族，即使過去他們曾做過許多的善事，大額捐款予巴黎羅浮宮、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等，但如今他們在美國的名聲已經蕩然無存。[16]

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人類的文明在遊戲中彰顯得很美妙。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曲終人散。這雖然是眾多比賽其中一個人間的遊戲，但這個遊戲竟吸引萬千人關注。這個遊戲如此牽動人心我覺得是因為背後有些人生哲學。

一般情況每隊是11人，足球比賽是一個極端注重團隊的一種比賽。而每個位置理論上都不可或缺，相同重要。人人平等的觀念在這個遊戲十分全面地表達出來。

教練領隊沒有落場，但卻是球隊的大腦，球迷也能影響到球隊的表現及球會運作。球證旁證的權威也充份顧及，不容任何人干犯。而在世界盃隊伍中我們有時驚覺，原來許多國家的名字我們是很陌生，她們大都是窮小國，但卻可處身在經濟軍事列強之中。法國的經濟實力比阿根廷高八倍，但是她卻有資格與法國在決賽中較技。巴西也是窮國，但卻是足球王國，球王多出產在南美洲弱小國家。剛離世的比利所得到的普世尊重堪比國王。這個「人間遊戲」是充滿奇妙平等的觀念。

強國者若以為可以憑權益操控足球比賽，史上似乎沒有成功例子，反充滿失敗的史實。這些黑金球賽只有叫球技水準不斷下降。人人平等的遊戲是上帝給我們智慧和教育的好機會。我們不喜歡玩不公平的遊戲，只叫自己無癮，白費人生，且有被愚弄之感！上主自己來到人間（道成人身）宣教，甘心謙卑地在人類中間一起玩人間的遊戲，示範如何平等地承擔人生的一切，就是如一般人一樣，遭遇抗議排斥直到上十字架。儘管世界仍有許多不公平，人類仍在不斷學習實踐平等的觀念，上帝2000年前示範了，我們也就應該不斷學習並維護這個觀念，叫不斷擾亂平等又常藉詞搬龍門的權貴羞愧。

誠然，這個世界沒有絕對平等，但是絕對不應阻礙別人追求平等的制度，更應為努力爭取更平等的制度鼓掌。足球賽例不斷在謹慎地更新，叫人覺得競爭得更平等，更合情合理。主耶穌為了人類得更豐盛的生命，或稱為更合神賜人有尊嚴的生命而用和平又捨己的方式，責備和挑戰當時的權貴，維護並彰顯了上主旨意對人類的生命原則。今天我們有沒有此勇氣去鼓勵和推動爭取平等原則的人呢？尤其是在今天的世界充斥著爭取特權的人，企圖破壞人人平等的權利，使之模糊不清，藉著趨炎附勢的手段，去混水摸魚撈得眼前的權益，不惜欺負無權無勢的人，要立場鮮明的與這些人抗爭，殊不容易。

主肯為此人間遊戲而捨生取義，我們可不要遊戲人間、趨吉避凶啊！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筆者得知女皇逝世，隔天下午到白金漢宮走了一趟。當日仍未有甚麼公開悼念活動，已有不少人民自發地聚集、獻花、悼念……之後，正如新聞的報道，有香港市民願意輪候三、四小時，到領事館表達心意；在倫敦，人民更能夠花上十三、四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冒雨、露宿，排隊輪候到女皇靈柩前，作最後的致哀。

一個領袖的離去，能叫舉國哀慟，而不是讓全城「開香檳」慶祝，是因為她過去70年沒有任何的過錯？還是她有極佳的政績？或是她與人民有著極佳的關係？

英國媒體似乎就女皇逝世已作好準備。其相關的回顧、記錄片、採訪早就預備妥當，報道亦頗一致。重點並不在於追捧女皇過去的豐功偉績，更沒有談論她的成敗得失，主軸是傾向展現出女皇親民、慈祥的形象。從不少民眾的訪問中，均形容這在位70年的女皇像「祖母」般的親切。傳媒一般離不開在四個範疇來闡述女皇的過去。

一、微笑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採訪，或是某些與女皇有較多接觸的人的專訪，他們總會提及女皇的微笑，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笑容——所代表的不僅是親切，更是一種善意的表達，願意走近他人，亦容讓及接納別人走近。一個笑容，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領袖一方面要高瞻遠矚，更要體察民情。走近及走進群眾，才能明白人民真正的需要。

二、愛動物

女皇所飼養的小狗，成為討論她愛動物的起始點。隨後，人們回顧她自小是如何開始關愛動物；女皇曾親自為每一匹她所擁有的馬兒命名；她如何支持動物園的落成。能愛護、珍重動物，或許是一種愛心的表達，更是反映出一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就如烏克蘭士兵在戰場上，把走失的寵物尋回，並帶牠回主人身邊一般。其中所帶出的訊息，絕不僅是愛護動物那麼簡單。

三、家人關係

在回顧特輯中，總離不開追述女皇的成長歷程，她與家人、親屬的關係，當中所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品格及教養，是承傳自穩定及和諧的家庭。她自身所建立的家庭，與丈夫及孩子的相處，建構出另一幅教人欣羨的圖畫。一國之君的形象，不僅是日理萬機，同時與平凡人一般，需要處理及平衡家事日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哲理，似乎亦能在英女皇身上看得出來。

四、信仰

所問的並不是女皇有沒有信仰（基督教），而是論及其信仰能否成為她理事、決策的指標。「愛」、「公義」、「憐憫」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被上帝所管治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當權在位者，理應要順從及降服於祂的法則。在追悼女皇的同時，亦是時候審視國家的領導，是否仍秉持創造主的最高標準來治理國家。新任的首相及剛登基的新皇，同樣會被人追問其信仰狀況。似乎一個領袖，單憑個人的能力或治國理念、經驗，卻缺乏更高的準則作其規範及導引，是不足以讓人民感到穩妥、安全。

世情萬變，女皇面帶笑容地接納新首相上任的握手畫面，尚未予人深刻印象之際，她突然逝世卻瞬間成為眾人的關注所在。領袖的興亡，實在是轉眼之間。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還看他／她是否備受「愛與公義」所管束，能否以「憐憫」來看待生命，願否以一般平民（家庭）的角度來理解事情，而作出貼近民情的決策。真正的領袖或王者，要走進及走近群眾當中，明白及體諒他們的需要，並樂意與他們同行，學效降世為人的主耶穌。祂的生平肯定比在位70年的女皇精彩得多。若讀者想理解更多，不妨看看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想不到星期天崇拜時的觸動，不僅是來自詩歌或講道，亦可來自一頁頁平平無奇的簡報背景。

沒有寫錯，並不是簡報的「內容」而是「背景」！而背景亦沒有甚麼花巧，就只是上下分半的兩種顏色。但這卻反映了牧者對世情的關心；教會要為鹽作光的姿態；更是天國子民要按著公義上帝的吩咐，要指出世上的邪惡，竭力成為光明之子的決心。

藍與黃的背景，是如此強烈的對比，卻構成一面叫人不容輕視的國旗。

少年大衛昔日是單獨面對巨人歌利亞，但今天小國烏克蘭卻是面向大國俄羅斯四面八方的包圍及攻勢。先不論俄方出兵的理由是如何無稽，[1] 單是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漠視生命、轟炸學校、醫院、民居等行徑，就足以令人髮指。

星期天講道的內容跟戰爭沒有半點關係，亦沒有談論一些社會公義或末日將到的事情。就只有簡報背景的修改，已發放出強烈的訊息：教會要面向世界；上帝的子民要關愛世情；提醒著信眾那真正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在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

有不少教會（不管是台灣或香港）為了「顧全大局」或「明哲保身」，面對不公義的世界或政權，就把自己退到牆內，更把大門關上，享受著如彼得所說：「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而未有覺察到主耶穌將要為世人赴死的使命。上帝的「大局」就是「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祂所「顧全」的是「天地都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上帝的「保身」就是「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復活。」 但人的「明哲」卻是有如彼得一般，勸阻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實行祂的救贖計劃。

受苦節不僅僅叫我們停留在記念曾為世人受難的主耶穌，更是提醒我們如何以行動來回應這個不義、充滿苦難的世界。我們需要祈求上帝的震怒落在獨裁者的身上，呼喊公義主的審判及懲罰速速的臨到。教會及基督徒豈不是要替受冤屈的人發聲？與受壓的、被擄者同行？那怕在發聲、表態或陪伴、同行之後，遭受牽連或損失，甚或是遭到極權、獨裁的報復。復活主的訊息就是讓人確知，死亡的恐懼既已不能成為信徒的威嚇，亦不應變作我們沉默或妥協的藉口。

願上帝國的降臨！臨在烏克蘭，亦臨在俄羅斯；臨到受傷者的身上，亦臨到施暴者的身上；臨到自由的國家，亦臨到極權的土地；臨到藍、綠；黃、藍；白、黑……

祈求上帝的忿怒及懲罰傾倒，亦心願上帝的寬恕與憐憫降臨。

願惡人得報，亦願罪人得救。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又是不同地方，不同用語的問題。香港所稱的「聖誕節」，來到台灣就成了「耶誕節」。「聖」與「耶」之別，究竟哪個比較好一點？

說真的，中國人過節日，尤其是居於城市的人，已對節日的來源不求甚解。我們只知中秋要吃月餅，但相傳「月餅」抗暴政的故事也不太清楚。當然，對嫦娥、后羿、玉兔、吳剛我們也沒有多大認識。端午節我們吃粽子，卻不知曉其可能與古人屈原、伍子胥等義士有關。清明節竟然可能跟「割股奉君」這流亡故事有著點點的關聯。

中國節日我們也不求甚解，更何況是外來的節日？

「聖」者是誰？「耶」指甚麼？大抵我們也不太多問。「聖誕」中的「聖」，有著「聖人」的意思，在中國文化的理解下，大概可能跟聖賢孔子、孟子或一些神明拉上關係。「聖誕」就是有一位聖者降生的意思。那麼「聖者」是誰？可能就是來自外國的一名「聖人」吧！至於「耶誕」的譯名竟然跟台灣蔣介石執政時期有關。當時的官方說法是：「中華文化中聖人是至聖先師孔子、亞聖孟子，耶穌不是中華文化的一部份，因此不能稱為『聖誕節』。」[1]

「耶誕節」叫人不能迴避，所指的就是「耶穌」的降生。

「耶穌」當然不是姓「耶」，只是音譯的中文名稱。來自希臘文Ίησους（可轉拼為Iēsous），本身是希伯來名字「約書亞 ישוע」，意思就是「上帝（是）拯救」。

二千多年前，耶穌降生在羅馬極權統治之下，向世人展示神國的管治臨到。祂生在馬槽，體現人間的貧寒、淒冷；被牧羊人尋著，與社會上的邊緣、被排拒的人作首次的邂逅；逃避希律王的追殺，整家夜間起行，急走至埃及，不僅成為流散、寄居的一員，更能體恤身處異鄉、寄人籬下的艱難。

歌曲〈今天應該很高興〉以聖誕節作背景，唱出90年代香港人移民的心聲：……偉業獨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瑪莉現活在澳洲，天天溫暖。望望照片，追憶寸寸，某一個熱鬧聖誕夜，重現目前。永達共大傑唱詩，歌聲多醉甜；秀麗伴在樂敏肩，溫馨的臉……今天應該很高興，今天應該很溫暖，只要願幻想彼此仍在面前。」[2] 當年，槍炮聲在遠遠的北方響起，透過電視的畫面，已震撼人心，讓人萌生去意；今天，烽火近在咫尺，催淚的不僅是氣體，更是聽得到的吶喊、哀號，觸摸得到的那些，仍未結疤的創傷、仍在淌血的傷痕……。

在台灣度過首個耶誕節的香港人能得享平安嗎？今天應該很高興嗎？是否仍在思念遠方的家人、朋友？擔心817台灣移民修例後，[3] 能否獲批准留台定居的結果？還是默默地承受著別人的批評、冷嘲、埋怨、指責？

今天應該很高興，平安夜的平安，不一定是天下太平，國泰民安，而是造物主甘願進入祂的創造當中，與祂所愛的我們，同悲共喜，憂患與共……我們的愁與哀、苦與痛、悲與恨……有祂懂，便足夠。

耶誕節的平安，因著耶穌願意走近我們。祂同樣居於黑暗的年代，祂曾經歷流散，祂亦曾遭受別人批評、冷嘲、埋怨、指責……祂明白、祂理解，祂更給予我們承諾及安慰：「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約翰福音十四27-28）

願您得享平安。

還記得在香港生活時，每逢平安夜、聖誕節和除夕等節日，各餐廳、商舖，甚或至整個旺角、尖沙嘴和銅鑼灣地區都擠滿人，彷彿熱鬧是慶祝的必要元素。有時，我和家人會在外地渡過聖誕或新年假期，即使在亞洲其他國家，情況也跟香港差不多，因此一直有種感覺這是世界上非基督徒慶祝聖誕節的主要方式。

對於基督徒群體而言，聖誕節是教會的主要節期之一，教會大多會舉辦特別活動凝聚信徒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意義。就以自己在香港的教會為例，我們以前慣常在平安夜晚於酒樓舉行全堂聚餐，之後跟其他教友一起返回教會參與燭光晚會，而聖誕節早上亦會有特別崇拜和洗禮。

直至三年前移居奧克蘭後，我才知道原來新西蘭民眾和教會慶祝聖誕的方式並非如香港般的「清一色」。對新西蘭民眾而言，聖誕節標誌著暑假的開始，學生在聖誕前開始七至八星期的長假期，而絕大多數非從事餐飲和零售業務的公司亦會趁聖誕新年期間休業兩至三個星期。

由於奧克蘭是新西蘭最大城市，工作機會多，所以吸引很多本地人離開自己所屬的城市到這裡工作。每逢這三星期假期，他們大多會離開奧克蘭，返回自己所屬的城市跟家人和朋友見面。此外，奧克蘭亦是海外移民聚居的地方，在疫症在全世界大爆發前，大部份海外移民（包括我自己）都會趁長假期回鄉跟家人見面。而在聖誕和新年前夕及當日，絕大部份餐飲和零售行業都會休市，讓員工可以回家跟親友歡聚。可見，奧克蘭作為新西蘭最大城市在聖誕新年期間反而比平日冷清，相反其他城市人流反而比平日熱鬧，而慶祝活動亦比較多樣化。

至於我在奧克蘭所屬的教會，由於服侍對象以香港移民和留學生為主，因此大部份團契和小組都會在12月到1月期間暫停，而聖誕期間亦不會舉行特別聚會，安排上跟其他本地教會非常不同。去年，因著女兒剛出生不久，我家選擇留在奧克蘭過暑假。平安夜前夕，我家參與附近一家教會的Christmas Drive-thru活動。活動有點類似大型戶外聖景，教會在室外不同的地方設定不同的場景，參加者可駕車逐一停在各個場景前，並在車內重溫耶穌降生的事蹟，而最後一個場景放了一個大型十字架為背景，在主軸講述耶穌基督降生同時，亦不忘讓參加者明白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意義。平安夜當晚，我們又參加了附近另一間教會在戲院內舉行的聖誕音樂福音聚會。參加者大多是本區居民，但亦有為數不少是前來看電影，散場時見到另一影院有聖誕音樂聚會，順道參與。原來福音聚會對未信的群體可以很有吸引力。

新西蘭雖然跟英美等地一樣，基督教曾經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時移世易，有不少教會均正面對老齡化的問題，更有些因此而倒閉。但另一方面，我又見到有不少教會努力與社區連結，主動接觸區內街坊，積極在區內建構社會資本，從而把福音帶入人群中（如前述的福音活動、社區建設和新移民適應聚會等等）。這些教會的聚會人數反而不跌反升。

記得有一次牧師跟我分享他和另一位牧師的對話，這位牧師當時正準備關閉自己所屬的教會。他表示，他可以做的已經做過，但聚會人數不斷減少，多年來亦沒有新會眾加入教會。有時不得不叫作為信徒領袖的自己反思，究竟教會老化問題的根源真的是世界已被罪勝過，以至傳福音的工作愈來愈難做？還是教會的福音工作太過一成不變，至今仍採用20世紀的思維和方式傳講福音和牧養信徒，令教會未能跟新一代信徒連結？究竟我有時會否不自覺把種字撒在路旁或淺土上而不自知？又或者，當發現有種子在荊棘裡被擠住了，我究竟知不知道纏住他們的荊棘是甚麼？信徒領袖太過入世當然不好，但太過出世又會否令自己脫節？將來我可有信心跟主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聚有時，散有時；有教會成功凝聚更多信徒，亦有教會因老化問題嚴重而解散。趁有三星期假期，讓我在這裡過一個不一樣的節日時，也讓我好好藉其他教會的經驗，思想有否需要調校自己的牧養方式。畢竟打仗需要落力，但亦要用腦。

「誰控制種子，誰就控制國家和人民。」

Vandana Shiva

第71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今期《生命倫理》會接續上次的討論，為大家闡述基改種子對農民的影響。對不少農民，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說，當他們決定種植基改種子那一刻，大概都以為會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但卻萬萬想不到此舉其實是把他們的生計命脈都交在基改種子公司手中。

以購買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公司的基改種子為例，農民必須簽定一份合約，當中提到他們種植該公司的基改種子的同時，只可以使用該公司生產，或它授權的化學肥料或農藥等產品。販賣基改種子的公司聲稱，使用基改種子能減少農藥使用量；但結果是種子的抗藥性被強化後，農民被迫購買更多抗蟲農藥，反而提高了成本。[1] 這裡提高的成本還未包括種子本身的費用。

至於傳統種子，在農業社會，農民一般都會自行篩選優秀品種，為其留種，並將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為的是要保證適合當地環境又符合自用或市場需要的植物可以持續繁殖。[2] 基因改造技術出現後，這些公司用專利的方式壟斷了基改種子，例如農民購買孟山都的基改種子時，要保證他們不會留下種子自己播種，又或是把基改種子給予他人播種，這意味著基改種子只可作一次使用，農民亦不可保留有關農作物的種子，違反合約者便得面對訴訟。有一位名為Vernon Hugh Bowman的農夫，在未得孟山都同意之下，擅自留下一定數量的基改種子，以減少向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的數量，孟山都得知此事後向Bowman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13年最終裁定孟山都勝訴。[3]

孟山都除了以專利權保護自己的基改種子，亦會採用「終結者無籽技術」（Terminator Technology）去除種子的繁衍能力，杜絕農民私下留種，這讓身處基改技術商品最底層的農民，不得不依賴基改公司。[4]

農民發現基改種子不對勁，不可以重投傳統種子的懷抱嗎？這要視乎農民或其國家政府當初會否因為過度相信及依賴基改種子而不再保存傳統種子。另外，孟山都為了達到它的「宏願」——未來是「商業種子百分之百都是基因改造且擁有專利權的世界」，[5] 美國的跨國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在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於2018年收購之前，已經瘋狂地收購市場上的種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6] 與拜耳合併之後，意味著農民或農場組織在市場上選擇產品的權利會受到限制。[7] 所以，當國家及農民放棄自己的傳統種子，孟山都便可以向農民「開天殺價」，農民卻失去「落地還錢」的能力。[8] 如果農民所種植的基改種子的質量並不如想像中完美，他們的慘況便會加劇。例如很多印度農民誤信了基改種子的宣傳，辛勤工作種植棉花，殊不知基改棉花種子除了在頭幾年表現不俗外，之後都收成欠奉，於是乎昂貴的基改種子、化肥及殺蟲劑讓農民非但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甚至令他們債台高築，最後只有走上自殺一途。[9]

為了阻止農民的悲劇繼續發生，一位印度女性，Vandana Shiva這位物理學博士決定挺身而出，對抗基改種子。Shiva不但抨擊基改公司不斷對農民洗腦，讓他們失去判斷能力，她更譴責「基改棉花是個製造毒藥的植物，去製造更多害蟲，把毒放到農作物，有些被人們吃掉（棉子油），有些種子被用來種植。」她建立種子銀行，保留了種子，並要農民別再花錢買基改種子。她跟印度政府說明情況，並且舉辦抗基改活動，邀請國際有機專家，喚醒人們有機農耕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印度售賣基改種子及殺蟲劑的商人，不斷地推廣基改種子的好處，於是仍有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繼續被這些宣傳洗腦及控制，借錢購買基改種子。[10]

印度農民誤信基改種子可以增加產量，世界亦被孟山都當年的宣傳洗腦，以為基改種子可以解決全球饑荒問題。[11] 全球飢餓問題成因複雜，即使早在10年前，人類擁有的食物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半，世上仍然有人捱餓。[12] 基改種子的誕生，事實上並不能解決問題，例如即使主力於耕種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依然吃不飽，因為他們要出售一切換取金錢，來支付昂貴的種子及昂貴的化學品。[13] 另外，阿根廷在大豆革命之前，是糧食百分之百自給的國家，但她為了擴大基改黃豆面積，北部的查科省面對砍樹、焚林，原住民反而吃不起這些外銷的大豆，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14] 其實，當一個地方的本土農作物，特別是主要糧食成為了國際貿易商品，供給本地人民產量便一定不足夠。[15] 雖然基改種子不是製造飢餓的元兇，因為飢餓問題在基改種子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卻不得不說，基改種子不見得可以消滅饑荒問題，相反，它有加劇饑荒問題之嫌。

印度有Vandana Shiva為傳統種子而戰，一直以來，歐洲有不少國家如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荷蘭等阻止部份或完全禁止基改食物入口。[16]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歐洲公民已不如以往般反對基改食物，歐盟對基改食物的法例亦會改變，日後或會有更多基改食物在歐洲種植，[17] 以及未來或會不再監管那些使用了新一代基改技術（CRISPR-Cas等）的基改食物，這即是表示新一代的基改食物不用再經過食物安全或環境評估，也不用再貼上標籤便能在市場上發售，這必然是基改種子公司樂見的事。[18] 假若歐盟日後真的對基改農作物愈來愈友善，相信基改農作物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大大提高。

世上有不少人費盡心力建立種子銀行，努力保護種子的多樣性及原有基因，便是害怕有一天自然災害、疫病、戰爭，甚至「世界末日」會破壞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種，到時，種子銀行中的傳統種子可以讓人類有重啟人類歷史的機會。昔日努力建造種子銀行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悉心保護傳統種子，世上卻有人無情地破壞傳統種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自建一座種子銀行，但若想保護傳統種子，仍然可以從購買食物的行動中讓生產者知道，傳統種子生產出來的食物是有市場的。當愈來愈多人支持傳統種子所栽種的農作物，傳統種子才更有機會在世上「留低」。

若你問任何一個初來台灣居住的人：「在這裡，除了語言外，有甚麼是你最不習慣？或最感到奇怪的事？」我相信十居其九也會提到一件每天也會發生的怪事。這就是每天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在大街小巷中竟能聽到《給愛麗絲》或《少女的祈禱》這兩首悠揚的古典音樂。在音樂響起的地點，總會有一群人在「等」車或「追」車。他們所「追」所「等」的，並不是偶像明星所坐的名貴房車，而是一輛黃、一輛白，形似貨車，還夾雜著陣陣異味的垃圾車和資源回收車，它們所到之處總會響起以上的樂曲。

垃圾分類工作見成效

在香港，討論垃圾處理／收費、資源回收已超過18年，[1] 但能否落實執行或持續，仍有待觀望。而在台灣，處理垃圾方面的工作，由昔日有「垃圾島」之稱，到了2016年備受《華爾街日報》盛讚其資源回收率，足以媲美歐洲先進國家，[2] 其成效實在是得來不易。處理垃圾，由過去以「掩埋為主」，到1991年起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由1997年推動「回收」概念，到2006年實行「垃圾強制分類」，要求市民將垃圾分為資源垃圾（即可回收的物品）、廚餘及一般垃圾三大類，一方面設立監察懲罰的機制，同時又推動、鼓勵及補助環保回收行業，[3] 讓社會整體能重視垃圾處理，並朝著正面的方向發展。

在台灣，「追」或「等」垃圾車，可算是一種奇觀，亦是一種「美景」。其美麗之處，就是市民樂意貫徹執行，不論是事前的分類，或定時的等候，也需要花上一定的時間、心力。他們樂成此事，其中的原因就是市民相信其所花的努力及時間是有成效的。

一個有關回收的小故事

筆者在香港時曾與一位牧師就資源回收有過一段對話。

某天，筆者探訪那位牧師，他正在家中把紙張作分類回收，其仔細程度，就是把文件中的釘書針一一拔出來。筆者隨意說了一句：「為何花那麼多時間作分類、整理，反正收垃圾的人（或公司）最終也會把回收物品與一般垃圾一起丟棄。你這樣做豈不是白費心機？！」牧師只是一句簡單的回應，令筆者這麼多年後仍銘記於心，亦備受教導：「別人如何處理我管不了，我只知做好自己的本份。」

「別人」（政策及執行措施）處理不善，正正就是香港難以推動分類回收的癥結所在，但卻太少香港人能像那牧師，願意克盡「本份」，不為「別人」所影響，堅持做「對」的事情。香港人大多數也是實務的，我們會做一些有意義、有價值及有回報的事情。若我們發現自己就垃圾及回收品所作出的分類處理，最終對改善環境是沒有果效時，市民的執行動力及意欲就會自然地減退。筆者曾居於長洲數年，得知有機構推動廚餘回收，所收集的「廚餘」經處理後，會轉化為有機肥料，再送贈給居民及有需要的機構。有不少市民響應有關廚餘回收，原因就是因為這行動既能減少垃圾量，又能讓他人有所裨益。

帶著信念的行動

能見到「成效」才作出行動？還是藉著持續行動來促成「成效」出現？

在台灣，其實亦有不少人質疑所回收的物品是否得著妥善處理；但同一時間，有更多市民相信他們的行動是有價值。把可回收的資源好好分類，最終它們能否完全被「重用」或有效地處理，或許仍是未知之數，但肯定的是，若沒有分類處理，就一定沒有「重用」的可能。

懷著「信念」堅守個人的「本份」，或許結果仍未達到完滿，但他們的行動必定能對周遭的人帶來正面的影響。正如筆者居住在台灣的時候，也樂意每天拿著數袋已分類的物品，在特定的時間，守候、等待那悠揚的樂曲到來，既能欣賞由群眾所構成的「美景」，同時也樂在其中，慶幸自己成為這「美景」中的一點色彩。

（原文於2021年11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2021年5月26日是非洲裔美國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沙文跪頸致死的一週年紀念，全國各地都有紀念活動，佛洛伊德的家人和律師在白宮與拜登總統會面，商討以佛洛伊德命名的改革警隊法案。

在過去筆者曾經撰寫了不少文章，慨嘆美國的許多社會問題都是原地踏步，例如槍枝泛濫而導致頻頻發生槍殺案、教育水準低落、沒有全民健康保險……等等，驟眼看來，似乎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亦是50年不變。

1960年代美國社會爆發了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當時馬丁路德金牧師採取了非暴力革命的策略，而黑豹黨則採取比較激進的方法，1966年黑豹黨提出了十大訴求，其中之一是：「我們要求立即制止警察對美國境內所有被壓迫的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種的殘酷行徑和殺戮。」令人嘆息的是，五十幾年之後，仍然有白人警察對少數民族草菅人命。美國並不是沒有進步，但其步伐是否過於緩慢呢？

現在讓我們檢視黑豹黨的其他訴求，那些訴求在今天有多少能夠實現呢？

「我們要自由，我們希望擁有權力來決定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命運。」1965年只有五個眾議院議員是黑人，截至2021年，已經有57位眾議員是黑人，其比例是全體眾議員的13%，而非洲裔美國人也是佔了全國人口的13%，這巨大的進步是十分明顯的。

「為我們的人民提供全民就業機會（full employment）。」坦白說，我恐怕這是永遠無法達到的理想，1966年美國的失業率是3.8%，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的2019年是3.5%，但中間失業率隨著經濟環境而浮浮沉沉、起起跌跌。

「我們要求停止資本家對黑人和被壓迫社群的掠奪，我們要有體面、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子。」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有74%的美國白人擁有自己的房屋，但只有41%黑人有自己的房子。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為了幫助少數族裔能夠買屋，政府促請銀行放寬對他們的貸款條件，由2004至2007年期間，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比白人更有機會申請到購買高價房子的貸款，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際，大批少數族裔便失去物業。

「我們希望教育暴露出這個腐敗美國社會的真實本質，教導我們真實歷史和我們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甚麼角色。」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在過去幾十年，美國學生都有機會接觸到不同的歷史觀和學習批判精神，值得一提的是，黑豹黨深受馬列毛思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影響，培養多元主義和批判精神的教育可能矯枉過正，變成了仇恨教育。

「我們要求為所有黑人和被壓迫者提供完全免費的醫療服務。」直到今天，不論是任何族裔的美國人都沒有得到免費的全民保健。

「我們要求立即結束一切侵略戰爭。」在1960年代，侵略戰爭是指美國介入越南戰爭，當時黑豹黨和其他許多和平運動份子為受到戰爭荼害的越南人請命，但令我感到納悶的是，美軍撤出越南之後，北越撕毀巴黎和約，併吞南越，迫使幾十萬人投奔怒海，但和平運動人士並沒有因此而發動大規模抗議。在越南戰爭之後，美國仍然軍事介入許多場國際衝突，但是非黑白並不是簡單地可以用意識形態去判斷。

「我們要求給自由予現在被關押在美國聯邦、州、縣、市、軍事監獄中的所有黑人和被壓迫的窮人，我們要求由不同族裔組成的陪審團，根據我國法律，去裁決被指控所謂犯罪的人。」美國的司法制度仍然有不公平的地方，但至少在一些重大案件中，陪審團並不是以白人為主，在1994年美式足球明星辛普森（O. J. Simpson）的殺妻案中，陪審團由九名黑人、一名西裔人士、兩名白人組成；今年美國法院審訊殺死弗洛伊德的白人警察沙文，在陪審團的成員中有四位是黑人，四位是白人，兩位是混血兒。

「我們希望得到土地、麵包、房子、教育、衣服、正義、和平，與及掌控現代科技。」換句話說，這項訴求主要是關於掌控資源和經濟工具，黑人佔美國總體勞動力的11%，但只是佔科技工人的9%，而西班牙裔佔美國勞動力的16%，但僅佔所有科技工人的7%。儘管如此，在過去60年中，大學畢業的黑人比例翻了幾番，從1960年的5%增至2015年的22%。

綜合來說，有些範疇中美國是原地踏步，例如沒有全民保健；有些範疇則有顯著的進步，例如黑人從政和讀大學的比例大大提高，陪審團由不同族裔組成；有些則是進一步，退兩步，例如放鬆貸款條件令少數族裔擁有房子的比率提高，但房地產泡沫爆破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有些進步可能存在著矯枉過正的風險，例如強調政治正確性，甚至是仇恨教育；有些訴求可能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例如全民就業和美國退出所謂「侵略戰爭」。世事本來就是盤根錯節，錯綜複雜，從來都沒有簡單的答案！

受社會運動、疫症的雙重打擊，政府公佈今年3至5月的失業率為5.9%，較去年同期的2.8%大幅的攀升。[1] 在如此艱難的時刻，與我們共處同一天空下的基層市民的生活是怎樣的呢？筆者早前訪問了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2] （下稱：榕光）的陳碧霞牧師及兩個基層家庭，希望能帶出時下的基層家庭的一些生活寫照。

服侍基層家庭的牧者——陳牧師

陳碧霞牧師可說是榕光的開荒牧師。1988年1月，中國神學研究院的六位神學生開始了在油麻地榕樹頭的福音工作，陳牧師是當中的一位。他們的工作由最初的街頭佈道、探訪到開設查經班、團契，再一路發展到建立教會。經過32個寒暑，現在位於長沙灣區的榕光，已發展為一個身兼教會佈道、牧養與提供社會服務及關懷鄰舍的協會。榕光服侍的基層家庭，主要來自深水埗區，也有的來自旺角、油麻地等地區。

講到基層群體的現況時，陳牧師先介紹了基層家庭的住屋類別。相比條件最差的「棺材房」[3] 與板間房，套房與劏房的條件已算較好了，因為後者有多些私人空間，例如獨立的洗手間或廚房（儘管是非常微型的），所以大多數有孩子的基層家長會選擇這類居所。而「棺材房」、板間房，無論在衛生、居住環境都十分惡劣，多數為基層單身男士所住，他們當中不乏有各種不良癖好者。此外，還有露宿者之家，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臨時居所。

在服侍經驗方面，陳牧師有著過去32年的豐富閱歷。聽她提起一些印象深刻的有：她試過獨自一人去探訪住了許多基層單身男士的單位，當她拍門時，裡面傳出「陳姑娘嚟咗，大家著褲！」也試過在探訪過程中，遇到有男士因為毒品、醉酒或精神問題突然情緒激動，扔東西。還試過在未受過任何婚姻輔導訓練的情況下，幫助一位初來香港就被出軌丈夫拋棄的妻子，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還要在雙方之間斡旋，處理離婚、撫養孩子及經濟援助等問題。

講到街坊的需要，陳牧師表示，除了經濟上的難處，許多人的心靈都充滿破碎與傷痛。當中不乏被丈夫拋棄或面對家暴的新來港妻子，她們有的還帶著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孩子。[4] 男士方面，有吸毒、酗酒、被各種不良癖好捆綁或有精神問題的男士。而榕光便試過在聚會中，有人情緒激動而打起上來。此外，榕光也有為一些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例如食物或物資方面的援助。這些年來，榕光做了許多不同的社關工作：食物糧倉、臨時宿舍、兒童補習、心理輔導、派發物資、居家探訪、院舍探訪、協助戒毒……同時，再透過社關工作把福音帶給所接觸的人，繼而展開查經班、團契等事工。在財政方面，陳牧師表示，榕光雖為一間基層教會，無法靠自身奉獻維持運作，但這麼多年來神奇妙的帶領與供應卻從未間斷。

走訪基層家庭

面對住屋問題，基層家庭的生活光景到底是怎樣的？榕光的福音幹事陳珊珊姑娘帶筆者走訪了兩個基層家庭。

故事一：在困難中堅持的媽媽

受訪的媽媽跟兒子，住在一間套房裡，面積約150呎左右，裡面有一張碌架床，迷你的洗手間及開放式的廚房。房間的打掃比較整潔。從開門招呼我們，到整個訪問過程，戶主媽媽一直都努力保持著微笑。她由內地來港，有一對孿生的兒子，訪問時，只有大兒子和她在一起。她說，兩個兒子早產，直到三、四歲才發現他們異於常人。大兒子今年11歲，卻只有三歲的智商，而且還患有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返半日制特殊學校，需要每天由媽媽接送。小兒子則因諸多病痛，需按時吃很多藥，住在特殊寄宿學校。由於不適應那裡的飲食，這位媽媽便不時煮飯並送過去給兒子。當被問及「孩子的爸爸呢？」這位微笑的媽媽面色一沉，只回答「不要提了！」

她的日子真的不易！在經濟上，這間150呎的套房，每月租金為5,000多元，這靠兩兄弟的傷殘津貼僅僅湊夠。其餘的生活開支、孩子的學業雜費都要靠向鄉里借貸來解決。在整個的訪問過程中，身邊的大兒子不斷地將一塊塊小塑膠玩具塞入正在轉動的風扇，使扇葉因打到塑膠塊而發出「喀啦喀啦」聲，孩子見狀則興奮的大笑。媽媽一面要應付採訪，一面要試圖阻止兒子的危險遊戲——她試過勸喻、用手阻擋、將風扇挪走、關風扇電掣、拔起插蘇……但兒子就不停地將風扇拿回身邊、插電掣、開風扇、再塞入塑膠塊……直到媽媽大聲責備「夠啦！太過份！」孩子才收手一會兒，然後再開展新一輪「攻勢」。後來兒子間中因被媽媽責備而暫時收手，只見他不忿地拿起床上的雜物，然後將手伸出窗外。媽媽又要制止，怕他將東西扔出窗外。除此之外，孩子還會因興奮或生氣而不時大叫，媽媽又要軟硬兼施去規勸，說怕住在旁邊的姨姨投訴。

11歲的孩子需要多些走動，筆者問這位媽媽，有沒有嘗試帶兒子出外遊玩，但答案是否定的。媽媽說，外面的孩子和家長都會怕他，例如排隊時間長了些，兒子就會推其他孩子，結果會換來各種異樣的眼光。又或者去到街上時，兒子可能因見到想要的東西而做出衝動的行為。就連每天乘車返學，媽媽都要時刻拉著孩子，以防他作出不當的行為。訪問期間，孩子去了家中的迷你洗手間，但不一會兒，他又在那裡興奮地潑起水來，媽媽見狀再度上前勸喻。由於孩子不懂事，做事不知輕重，媽媽表示要不停地看著他，生怕他做出危險的行為。眼見兒子日漸長大，無論在力氣、速度都在增長，而時刻繃緊的媽媽只能告訴自己要堅強，並堅持下去！只因，她怕自己若倒下了，便沒有人照顧、疼錫兒子。

故事二：天台的世界

筆者訪問了另一個居住在鐵皮屋的家庭。在陳姑娘帶領下，筆者來到一棟唐樓門口，抱著探訪物資一路上樓，沿途只見狹窄而有異味的梯間，戶戶都是劏房的格局。不知何時，渾身是汗與氣喘的我已上到天台。前方眼見一位女士坐在鐵皮屋外狹窄的通道上，她就是鐵皮屋的女戶主。由於天熱，她說家人平日一般都在屋外。而要開風扇時，他們就會將牆上風扇的電插蘇插在自家的電源處，因為要與鄰居分開計算用電量。這時，讀一年級的大兒子走過來再三請求媽媽准他往樓下另一個男孩的家裡玩。媽媽有些疑慮，除了因為疫情，也怕孩子會打擾人家。受訪家庭有爸媽及三個孩子，爸爸是內地人，之前在內地打散工，月入2,000多元，但因疫症現在留在家裡，無法回內地開工。除了老大外，一歲多的老二現由內地的爺嫲照顧，還有一個最小、手抱的孩子與父母同住。

他們住在一個100呎左右的鐵皮屋裡，打開家門先見到一個微型洗手間，與其一板之隔放了一張碌架床，床的對出是一個人僅能側著身子通過的通道與桌子，還有牆上的置物架，以及許多雜物。屋裡還有一部冷氣機，不過他們很少開，除非酷熱難耐。如此節儉，因為太太要照顧孩子沒有工作，一家的開支靠綜援可算勉強夠用。住在這裡有何體驗？女戶主說，除了狹窄和侷促，附近還有很多老鼠，晚上還會在房頂走來走去、在四周排泄、繁殖、死了更留下屍體等人善後。在他們一家遷入前，屋內還留下許多垃圾，帶來的惡臭與許多蚊子，不過自他們搬過來以後，已經清理乾淨。

他們的屋子雖然很小，但他們的廚房——應該說是屋外與鄰居共用的廚房，以及客廳——即屋外擺滿雜物的天台（雖不大，但總比屋裡大）總能給他們提供更多相對寬廣的延伸空間。當被問及疫症期間的生活時，女戶主表示，除了丈夫偶然外出買菜外，他們都留在家裡。筆者問女戶主，有沒有帶大兒子外出玩耍，這位媽媽表示，因為乘搭交通工具的車資貴，吃飯更貴，所以沒有帶他外出。而且她還擔心兒子看見甚麼就想買，所以不敢讓他外出。這個狹小空間，就是他們是世界，一個每天吃飯、睡覺、玩耍，伴隨著老鼠、蚊子，還有被高樓大廈分割開的天空……在這裡，孩子至少還有樓下的玩伴、延伸的「客廳」和天空。

訪問的後半段，爸爸也出來和筆者聊天，他一見到筆者和陳姑娘就表示感謝，從他的談吐我能感受到一份純樸與厚道。雖然他們每天都住在狹小的空間，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但一家人齊齊整整，在他們平和的臉上看不見過份的負面與悲觀。也許，這種心境與家庭氛圍，很值得今天許多的香港人學習。

呼籲

對於基層家庭的需要，陳碧霞牧師一方面肯定了一些教會、機構對基層群體的服侍，另一方面，她也呼籲香港一些儲備豐厚的教會，在緊急時期可以捐出金錢來幫助貧窮者應急。陳牧師稱，自今年2月以來，因社會運動與疫症，令社會的貧窮問題浮現。她說，現在多了很多人來教會尋求協助，差不多是之前的兩倍。此外，陳牧師亦希望有更多教會可以關顧自己區內的基層群體，並有更多弟兄姊妹可以委身、投入探訪與關顧的服侍。

經上說「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雅一27上），亦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希望在這艱難時刻，有更多的教會與肢體能夠做一個好管家，為有需要的人，擺上金錢、時間、愛心與禱告，亦願更多基層的市民透過我們的服侍遇見主。

本文若帶給您甚麼異象或感動，請立即行動。大家可瀏覽榕光的網頁：http://www.lightyst.com/。此外，為了幫助基層家庭，明光社參與了「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由7月2日開始接受申請，歡迎轉介。

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明光社是「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的認可執行單位之一，計劃的服務對象為深水埗及油尖旺區內有需要的劏房住戶，盼望透過簡單的家居改善或維修、購買傢俬、家用物品及滅蟲滅蝨服務，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計劃由關愛基金撥款，社會福利署推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統籌，而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有限公司及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為協作機構。

疫症橫行，世界經濟正處於難以想像的衝擊之中，許多公司面臨倒閉或裁員的壓力。在如此艱難的大環境下，作為基層家庭的父母，除了要面對自身的失業、財務壓力，還要肩負照顧家人、養育子女的重負，他們當下的生活是怎樣的？

筆者先後訪問了服侍基層市民的城市睦福團契（下稱：睦福）[1] 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在困境中的基層媽媽，盼望能幫助大家了解一下基層家庭的生活狀況。

失業與開工不足

睦福的副總幹事姚小鳳女士和事工主任鍾凱盈姑娘提到：在面臨裁員潮時，最先被炒的都是基層的員工，因此許多基層父母都面臨失業或開工不足的困境。此外還有剛從內地移居香港的家長，由於來港後需要14天的隔離期，這亦代表他們在這14天裡不能工作，手停口停，因而要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而在面對疫症方面，許多家長因教育水平所限，不曉得從哪裡獲得有用的抗疫資源，以致他們在疫症中變得十分被動。她們表示，上述種種的壓力再加上要應付子女的問題或需要，有許多睦福接觸過的家長都處於瀕臨崩潰的狀態。

睦福的事工幹事陳永泰先生（阿泰）是負責屯門區的兒童發展基金項目，該項目現服務約110位10至17歲的青少年，雖然服務的對象是青少年，但他亦有機會接觸到青少年的家長。此外，阿泰亦經常透過派發物資接觸和關懷區內街坊。據他說，許多家長之前都開工不足，但到了4月底，卻要面對無工可開的問題，尤其是做廚房工作的，其情況比之前更為嚴重。當中有些家長亦不知道政府推出了防疫抗疫基金，也不知道有關社會福利方面的資訊，因而感到彷徨無助。

教養子女的難題

阿泰表示，在教養子女方面，基層家長面對不懂與子女溝通及孩子的學業難題。與孩子溝通方面，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狀況，有的家長比較強勢，主導一切，令孩子變得被動、逃避；有的是孩子處於叛逆期，家長想了解孩子的功課情況，但卻遭到孩子以怒氣來抵抗；還有的是子女不想表達自己，令家長很擔心，但又不知道可以怎樣跟孩子溝通。有關孩子學業方面的難題：有的孩子本來已經無心向學，再加上面對學校停課，因為不適應網上學習模式，他們當中有的甚至表示已經放棄了學業；有的家長則表示他們無法掌握孩子的學習狀況——以前至少還知道孩子有上學，但在停課期間孩子整天在家，家長也無法分辨孩子有沒有學習。阿泰表示，其實溝通與學業的問題一直存在，但在疫症之下問題更會被放大——當一些原本就經常打機而不學習的孩子遇上無學可返、奉旨在家的日子，加上一些原本就不懂與子女溝通的家長遇上經濟壓力而屈在家中，家長看著這些孩子，會覺得不順眼，更多的問題便會隨之而出現。

基層媽媽的故事

透過睦福同工的介紹，筆者訪問了一位基層媽媽。由於任職地盤工人的丈夫失業，這位媽媽不單要肩負起整個家庭的經濟重擔，還要應對丈夫因失業而引發的情緒問題。她稱：失業使丈夫終日留在家裡，以致其原有的情緒問題惡化。丈夫更曾試過無故打罵身邊的孩子。由於害怕，這位媽媽每日都要帶著孩子一起到倉庫上班，可幸的是她得到老闆的體諒，容許她帶孩子上班。她表示，為了孩子自己只能不停地工作，多賺些錢，而她感到自己的壓力早已「爆錶」了。

不懂與子女溝通，確實是基層家長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而當失業、財困、教養子女、病毒威脅等難題同時出現，基層家長們很需要情緒上的關懷與支援，但許多基層家庭不知可從何處獲得支援而感到彷徨無助。

當前的需要

如果想回應基層家庭的需要，大家可以透過捐贈、成為義工、奉獻這三方面來回應。據阿泰表示，基層家庭現在仍需要口罩、消毒用品、飯券、超市禮券等。而睦福亦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短期食物援助，亦接受一些食物的捐贈。大家亦可以成為服侍基層家庭的義工，參與睦福的和平之子社區關懷訓練計劃，透過訓練、實習、探訪，把基督的愛帶給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此外，除了基層家庭面對財困的難題，許多服侍他們的教會和機構也面對財政壓力，需要額外的奉獻與支持。

主曾教導我們要愛人如己，也告訴我們施比受更為有福。當逆境的巨浪澎湃翻騰，給原本就居於狹縫，生活捉襟見肘的家庭帶來難以想像的衝擊之時，正是我們效法基督，踐行信仰的時刻！求主給我們感動與帶領，讓我們能以愛心與行動來支持這班基層父母！

基層兒童的點點需要

香港一直給人富庶、繁華的印象，但近年來，香港貧富懸殊問題卻在日益惡化。而對於香港的下一代，貧窮兒童是我們不可忽視的問題。根據扶貧委員會所定的貧窮線及政府公佈有關2018年反映香港貧窮情況的數字，在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香港的18歲以下的貧窮兒童數字仍超過17萬人，貧窮率為16.8%，而在政策介入前，貧窮兒童數字更高達23.5萬人，貧窮率達23.3%，[1] 即大約每四個兒童就有一個是貧窮兒童。[2] 但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以及今天還在肆虐的疫症，相信有關數據遠遠未能反映基層兒童的真實現況，令人不禁想到：原本就節衣縮食、蝸居籠屋劏房的孩子們現在會變成怎樣？對此筆者早前分別訪問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總幹事馬秀娟女士及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就香港的基層兒童的需要和機構的應變措施，探討教會應如何回應。

基層兒童的固有問題

資訊不足：服侍新移民的梁友東牧師提到，受教育水平所限，對於如何應對疫情、如何與長期在家的孩子相處、如何幫孩子進行在家教育等問題，可能都成為許多基層家長的難題。

局限的視野：許多基層家庭成員有成癮問題，如爸爸喜歡賭錢，而孩子也有思想僵化的情況。馬女士舉例說明，有些基層孩子的眼界被擴闊後，會發出「原來這個世界上還有不賭錢的爸爸！」的感嘆。也有些青年人離校後打算回家「隱居」，為何如此？原來他們覺得好像自己的爸媽一樣，一世領取綜援是很正常的事。

媽媽的難處：馬秀娟女士指，由於基層婦女的丈夫收入不高，她們要面對兩難——留在家裡照顧孩子？但生活會捉襟見肘，那麼放下孩子出去打工？這會使孩子缺乏照顧，而且收入也不算高。

補習的需要：馬女士指，由於負擔不起補習費用，有些孩子會四處尋找提供免費補習的地方。但由於沒有固定的補習老師，學生所獲的知識缺乏整體性與連貫性。

敏感的自尊：馬女士指，無論是父母還是孩子，基層人士對他人的施予一般都十分敏感，如果感受到被「施捨」時，他們通常都會拒絕接受幫助。

疫情下的問題

面對當前的疫症，馬女士和梁牧師都提到基層家庭面對以下的問題。

親子關係張力：由於居住環境狹窄，孩子又因疫症而未能上學，遇上因失業或開工不足而留在家中的家長，再加上財困問題，這些因素都會令親子關係變得緊張，大大增加衝突的機會。

疫症下的艱難：由於口罩、消毒用品和許多生活必需品被炒高售價，基層家庭因負擔不起而無口罩可戴，生活亦同時陷入困境。

教關的服侍

作為一個民間聯盟和非前線組織，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教關）一直致力為社區夥伴建立網絡平台，從扶貧、滅貧、防貧三方面轉化社區，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紓緩全港18區的結構性貧窮問題。教關強調充權過程和師友同行模式，幫助夥伴教會、機構、學校和企業等建立服務社區的能力，以達到消減貧富懸殊和增強社會穩定的目標。對於有需要的孩子，教關主要推動的事工有以下三大板塊：

「兒童發展基金」（Child Development Fund, CDF）成長嚮導計劃：政府於2008年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為弱勢社群兒童提供為期三年的支援。教關主要透過協助招募擔任兒童成長嚮導的友師（mentor），推動夥伴單位參與CDF，而友師會與受助兒童同行，用生命影響生命。教關和夥伴教會、機構亦有提供CDF延續計劃，為完成「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的青少年提供支援，由友師引導學員進入大專或職場，直至受助者中學畢業。

「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outh Upward Mobility Mentorship Program, YUM）：教關聯同眾夥伴企業向18至25歲的基層青年提供基督徒師友同行、持續進修、發展專業的支援，幫助基層青年增強自信、就業技能。馬女士表示，好多夥伴企業願意付出加倍的耐心，盡力為需要關懷和支持的學員提供在職培訓與工作機會，期望他們能夠向上流動，擺脫貧窮。

愛心行動：教關透過愛心行動連結夥伴機構和個人團體，提供免費食物、物資、服務等資源，藉著這些資源成為媒介和起始點，支援夥伴教會於地區向基層人士作長線服侍，分享基督的關愛和福音，轉化生命。

新福的服侍

新福事工協會（新福）以新來港人士、基層家庭等為服侍對象，其主要工作：匯聚教會及社區資源，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紓困食物、物資；提供就業培訓；社企就業；生命教育；工作坊等。新福重視身、心、社、靈上的整全服侍，努力協助新來港人士適應、融入和回饋社會。此外，讓新移民認識基督，活出豐盛生命也是新福的重要工作。

疫情下的工作

作為倡導型平台，教關正竭力聯絡夥伴教會，並呼籲捐獻、協調分派口罩及其他衛生用品予有需要人士，讓教會在疫情中繼續關心他們，並建立關係作長遠服侍。

而新福除了分派口罩、應急物品外，還提供以下服務：

1. 於網上提供相關的資訊，[3] 包括：抗疫資訊、學生／家長停學期學習資源、政府資訊等。
2. 派送食品或物資予有需要者。
3. 與突破機構、夥伴教會合作，為情緒受困者提供一對一電話關懷服務。

呼籲

如果去年的社會動盪使基層兒童的生活雪上加霜，那麼，今天的疫症恐怕會令他們的生活變得更難以負荷！因此，我們呼籲香港的教會與基督徒，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具體行動，將愛分享給我們患難中的鄰舍。歡迎瀏覽教關、新福與其他前線服務機構的網頁，[4] 了解可以怎樣用行動支援有需要的人。

訪後感

筆者很榮幸可以訪問兩位機構負責人，在訪問的過程中，我得到的不單是資料與數據，更體會到兩位負責人的愛與熱誠。就如梁友東牧師接受訪問的當日，由於他事務繁忙，採訪只能在中午進行，當時還未吃飯的他堅持要先完成訪問。而對馬秀娟女士在回答提問的同時，她充滿熱忱地講述了自己服侍的種種經歷：從上帝如何奇妙的帶領教關的服侍，讓他們經歷從無到有，到師友計劃如何改變了基層兒童的感人故事。期間，她還不時流露出對教關的夥伴機構的感謝與尊重，甚至在結束訪問前，她還關心筆者的需要，為這個素未謀面的採訪者禱告。從兩位受訪者身上，筆者感受到他們的服侍既有主的愛，亦有主的同在，深願主更多使用他們，讓更多人得著主的大愛！

特別呼籲

教關自2016年開始推行「青年向上流動嚮導計劃」（YUM），藉全職工作和師友同行計劃建立基層青年的生命，務求令他們能靠自己向上流動。計劃不單使受助青年獲益，許多參與的友師更感慨自己才是最大的獲益者。如果你也想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基層青年的祝福，可以加入成為計劃友師，並參與3月26日舉辦的YUM友師簡介日，友師登記請瀏覽：http://bit.ly/2lVB7dr。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永恆主對約伯說了這些話以後，永恆主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怒；因為你們議論到我、不如我僕人約伯說的正確。』」（伯四十二7《呂振中譯本》）[1]

神是恩慈的上主，但祂也有發怒的時候，聖經中不乏神發怒的經文。神發怒並非因為祂情緒化，心情不好隨意發洩，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三十四6）。祂發怒每每都是因為人得罪了祂，讓祂忍無可忍才「發火」。[2] 祂會向輕視祂的子民發怒（民十一10、19-20、33，參民十一6）；祂會向棄絕祂訓誨的子民發怒（賽五8-25）；祂會向離棄祂而去拜偶像的人發怒（何八3-4；撒十3）。[3] 基本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及接受神因著祂的子民跪拜偶像、離棄祂及祂的命令、驕傲自大、又或是摒棄公義，甚至多行不義而發怒，但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神竟會對為祂辯護的人發怒。

約伯記中，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是約伯的好朋友。當他們得知約伯財物盡失、子女俱亡等極大慘況時，他們相約來到烏斯地安慰約伯，試圖分擔約伯的哀痛，讓祂的痛苦得以紓緩。[4] 這三位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好朋友，他們眼見約伯連健康也失去了時，他們不惜七日七夜一言不發的陪伴約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們對約伯的愛及安慰（伯二12-13）。[5]

約伯若然沒有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他們或許會一直沉默不言，與約伯一起坐到「地老天荒」。他們可以體諒約伯的慘痛，卻無法接受約伯控訴神。約伯咒罵自己的生日，在他的朋友聽來，他無疑是抨擊神的創造，否定生命是神所賜予的禮物。[6] 因著約伯以控訴神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好友便恍如神的辯護人，一個接著一個與約伯進行口舌之爭。每經歷一番對罵，約伯的言辭便愈發激烈，愈發責備神不義（伯十三3-12）。

在這場辯論中，以利法的主要觀點是人非常卑微（伯四）、沒有人是公義的（伯四17、十五14），因此神不信任人（伯四17-19，十五15-16）。神是公義的，祂不會無緣無故降災（伯四7-9，五3-5、13-16，十五20-35），降災是為了管教不義的人，這對人來說是有福的（伯五17-27）。以利法認為約伯有如此悲慘的遭遇，是因為他曾口出惡言，甚至行惡（伯十五5-6、12-13、二十二5-11），得罪了神，神降災是要約伯回轉，只要他回轉，神必再次祝福他（伯二十二21-30）。

比勒達的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世上沒有義人（伯二十五4-6）、強調神的公平公正，祂不會隨便懲罰敬虔者（伯八2-4、十八5-21、二十五2）。他指責約伯對神的批評如暴風一樣，充滿破壞性（伯八2），[7] 他認為只要約伯回轉，行為正直，神必賜福與他，因為神不離棄完全人（伯八5-7、20-21）。

至於瑣法，同樣憑約伯所說的定他的罪，也認為約伯犯了實質的罪行，才會面對種種禍害（伯十一2-6，二十3-29），他如以利法和比勒達一樣，力勸約伯悔改，好得到神的保護及祝福（伯十一13-19）。

總括而言，約伯記中有很多觀點是反反覆覆的，主要提到神是公義的神，祂不會無緣無故降下災禍，讓人受苦，當人遇到災害，只因人行惡，作了不義的事情，剛開始行惡時或許會風光無限，但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人要改變這狀況，只好尋求神，從罪中回轉，行為正直，才能享受神的保護及賞賜，遠離災禍。或許我們有時也難以理解為何善良的神會容讓災害發生，特別是降災在義人身上，但至少知道信靠神並不等同生命無風無浪，人生路上遭遇災害不一定是因著自己又或是父母犯罪（參約九1-3）；然而，對於約伯的三位朋友，神賞善罰惡是最自然不過的神學觀念，這觀念主要來自他們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經驗（伯五3-7，十五17，二十4-11），以及前人的教導（伯八8-10、十五18-19）。其實約伯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除了身心受創，信仰上也面臨極大的打擊。

基本上，約伯及其朋友對於神的闡述，就是神賜福義人、懲罰惡人的觀念是合乎聖經的教導，聖經亦多次強調神的子民需要謹記及留心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神賜福，享有豐盛的產業，相反，行惡的必招來禍患（申七12-15、箴三1-12，四10-27，十一1-21；彌六9-15；哈二1-20）。到了新約，雖然信徒因著信耶穌而白白稱義，但仍然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將來受神責備（羅二6-11；帖前四1-8）。

這樣看來，約伯的三位朋友相信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既是正統及主流的思想，他們以此為基礎，與約伯爭辯，為何會惹來神的怒氣？他們持守神賞善罰惡的觀念，這想法本身沒有錯。他們是良善及敬虔的人，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基於上述的觀念，希望規勸約伯回轉，這動機也是良好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掌握真相的全部，以致在應用正統觀念時出了岔子。約伯真的是義人，[8] 約伯受苦不是因為他是不義的人，相反，約伯受苦是因為他是義人，說得白一點，便是神看得起他，才讓他受苦（伯一6-12、二1-7）。他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又對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以致缺乏了聆聽的耳朵，無論約伯如何大聲疾呼，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伯十六17、2-5），他們都堅持以神賞善罰惡來解釋約伯的苦況，漠視了約伯的聲音。他們的目的本來是要安慰約伯，結果非但不能安慰約伯，反而增加了約伯的痛苦，惹得約伯反感，甚至反唇相稽。

另外，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雖然很努力替神辯解，但神還是對他們發怒，因為他們錯誤地揣測神的心意，以為神因著約伯犯罪而懲罰他，但事實並非如此。[9] 例如以利法提到「『人能在神面前算為公義嗎？人能在他的創造主面前算為潔淨嗎？他的僕役他還不信任，他的天使他也指責過錯，何況那些住在土屋裡，根基在塵土中，比蠹蟲還容易被壓碎的人呢？』」（伯四17-19）。他們看不到，神稱讚約伯為義人，祂信任祂的僕人，所以約伯才受苦。這一類談論神的說話突顯了他們的愚昧，最後他們要為自己獻祭，並由約伯為他們祈禱，才能止息神的怒氣（伯四十二8）。

約伯受朋友冤枉，神為他平反，指出以利法等人談論神時，反不如祂的僕人約伯（伯四十二7-8）；然而，神沒有偏袒約伯，神也親自向約伯下戰書，不斷挑戰約伯，讓他明白自己在苦難中向神說了很多無知的言語（伯三十八1-四十2）。約伯不知道自己受苦的真相，因著與神真實的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改變心意，撤回之前對神所提出的指控（伯四十二6）。[10] 因著約伯的改變，神加倍賜福約伯（伯四十二10-16）。

約伯記讀者的資訊確實比約伯及其三位朋友多一點點，我們看到天庭的一幕，這是他們看不到的（伯一6-12、二1-7），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全部的「真相」，更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仍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或對神疑惑的地方，例如神為何要這樣「設局」，容許他所愛的僕人遭害？無論是理解聖經或神的心意，除了真相，我們受限於經驗、預設立場及知識源頭等。信仰如此，世事也是如此。

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遊行開始，社會上便充斥著不同的「真相」。單是6月9日及16日的遊行數字，便出現了很大的落差：6月9日的遊行人數，民陣指有103萬人、警方指有24萬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19.95萬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估計）約有50萬人、資深傳媒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75萬人。6月9日的遊行，民陣指有200萬+1人、警方指有33.8萬人、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40萬人、葉兆輝（估計）約有80萬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144萬人。[11] 計法不同、立場不同，得到的數據也不盡同。

除了數據，網上的影片分享也難分真假，[12] 有一些人在網上發放令人熱血沸騰或感人肺腑的遊行感想，但有人細心分析拆解之後，發現極有可能是虛「謊」一場。影片可以藉著非常專業的拍攝手法瞞騙觀眾，讓人信以為真，[13] 圖片更是難以呈現真相。圖片通常需要文字為讀者「解畫」。解畫人是按照真實的情況如實報道，還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真相」來「解畫」？選取的角度不同，無形中影響了讀者對事件的判斷。[14]

在一個不能靠影片或相片探討真相的年代，觀看直播會否成為看清「真相」的較好選擇？但原來「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15] 有些記者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般直播，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仍是片面的一面之詞。即使觀眾努力收集大量「片面」的資訊，而大量「片面」的資訊最後還是「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最終還是不能令他們看到全面的「真相」。[16]

每一個人堅持的「真相」，其實都受到個人的經驗、預設立場及資訊源頭等影響。無人可以掌握整全的「真相」，各人只是忠於自己，選擇出自己認為正確，又或是自己喜愛的立場。這並不是說由於「真相」難尋，從此之後，大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發表意見，甚至不再採取行動。

「真相」難尋提醒著我們，在發言或行動之前，要小心謹慎，認真審視資訊的來源及內容，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更要學習先聆聽及了解對方為何持有與自己不同的見解，而不是一開始便判斷對方無理，自己才是看通及了解「真相」的一個。能夠彼此尊重，互相有良好的溝通，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大家重新審視各自收到的「片面」，從而再檢視自己所建構的「真相」。這並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搏擊，又或是一個急於說服對方的辯論比賽。到了最後，大家極有可能還是堅持原先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對雙方沒有益處。只要每一次的對話，大家都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不口出惡言、不羞辱對方、不人身攻擊、不無故論斷，除了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及其他人背後為何有如此想法外，難道這不是一次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靈命及與神關係的機會嗎？

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對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愈談愈「興高采烈」，但我們能否接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聽到相反的意見時，我們是否很易動怒？我們能否勒住自己的舌頭？當事與願違，我們是否還能信任神呢？

在「真相」中迷失的時候，願我們與真實的神相遇，學會謙卑地與神同行，以憐憫的心行出公義。

公廁，一個平日經過不會察覺，一旦「人有三急」就拼命趕往的「救贖之地」，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有密切關係。公廁的衛生、氣味、視覺等，往往牽動著出入者的神經。大多數時候，人們總是急急進入，然後又匆匆離開，生怕沾染到裡面的污物與濁氣。然而，在這背後，卻有一班人在公廁裡日夜守候、默默耕耘，為了我們的舒適時刻與污物、濁氣奮戰！是的，他們就是廁所清潔工人，也是最被忽略、被剝削的一群。

前不久，財爺陳茂波在今年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提到未來五年將撥款6億元翻新240個公廁，改善清潔水平。然而，這些清潔工人們的待遇卻未見改善。由於食環署將公廁清潔的工作外判給私人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採用「價低者得」的方式來招標，在成本限制下，工人的工資也給壓下去。再加上許多不人道的待遇，如：工人沒有地方用餐（只能在廁所內吃飯），或不合理規定，如有工友反映，早更一連六小時沒有用餐時間，若工人吃飯則會被扣錢等。除了不人道的待遇外，還有工友認為新撥款的安排華而不實。原因是公廁內的設施及工具有時無法正常運作，有的還殘缺不全，甚至工人要自己出錢購買有用的工具以維持日常的清潔工作。

上面提到的公廁、清潔工人、6億元、高官思維、外判制度，它們可以組成一幅極不和諧的圖畫。公廁是污穢之地，也是香港的面子，因為它會影響遊客對香港的觀感。在公廁裡面有默默耕耘的清潔工人，他們既弱勢，常被忽略和剝削。6億元的撥款重點在改善公廁裝潢的情況，反映了高官思維。現時外判制度追求的是盡量降低成本、以及將公司的利潤最大化，卻變相成為壓榨工人的工具，令他們受到不人道對待。

也許最好的做法就是請高官扮成工友先去外判公司求職、再到公廁工作幾天，等他們具備了前線的真實經驗與體驗，再決定6億元怎樣花也為時不晚。

參考資料：
朱雅霜、黃廸雯。〈【公廁・外判】夜更無飯鐘 爭取11年無果 女工餓了：偷偷食碗飯〉。《香港01》。2019年3月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5%8D%80%E5%B0%88%E9%A1%8C/301157/%E5%85%...

麥凱茵。〈七成受訪清潔工指無位食飯 ：隔離收集大小便缸啲屎水會飛出嚟〉。《香港01》。2019年4月1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17801/%E4%B8%83%E6%88%90%E5%8F%97%E8%A8%AA%E6%B8%85%E6%BD%94%E5%B7%A5%E6%8C%87%E7%84%A1%E4%BD%8D%E9%A3%9F%E9%A3%AF-%E9%9A%94%E9%9B%A2%E6%94%B6%E9%9B%86%E5%A4%A7%E5%B0%8F%E4%BE%BF%E7%BC%B8%E5%95%B2%E5%B1%8E%E6%B0%B4%E6%9C%83%E9%A3%9B%E5%87%BA%E5%9A%9F

張美華。〈【財政預算案2019】6億翻新公廁 清潔工盼實而不華 改善通風〉。《香港01》。2019年2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00299/%E8%B2%A1%E6%94%BF%E9%A0%90%E7%AE%97%E6%A1%882019-6%E5%84%84%E7%BF%BB%E6%96%B0%E5%85%AC%E5%BB%81-%E6%B8%85%E6%BD%94%E5%B7%A5%E7%9B%BC%E5%AF%A6%E8%80%8C%E4%B8%8D%E8%8F%AF-%E6%94%B9%E5%96%84%E9%80%9A%E9%A2%A8

勞敏儀。〈【申訴專員公署】公廁衞生欠佳、外判掃街價低者得 署方主動調查〉。《香港01》。2019年5月15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329054/%E7%94%B3%E8%A8%B4%E5%B0%88%E5%93%A1%E5%85%AC%E7%BD%B2-%E5%85%AC%E5%BB%81%E8%A1%9E%E7%94%9F%E6%AC%A0%E4%BD%B3-%E5%A4%96%E5%88%A4%E6%8E%83%E8%A1%97%E5%83%B9%E4%BD%8E%E8%80%85%E5%BE%97-%E7%BD%B2%E6%96%B9%E4%B8%BB%E5%8B%95%E8%AA%BF%E6%9F%A5

60？65？120？

踏入2019年，社會福利署公佈提高長者綜援的申請門檻，將合資格申請年齡由60歲提高至65歲，[1] 在一片反對聲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答問大會上更火上加油，聲稱這個決定是各位議員批准的，[2] 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電台節目中更說：「何謂長者這個定義，遲早都要改的了，當大家都120歲的時候，60歲的人只是中年。」引起社會各界非議。[3] 林鄭月娥後來又公佈將為60歲至64歲申領綜援的健全人士提供「就業支援補助金」，補回先前削減的金額，但又附設了額外條件，如要求受助者積極搵工，否則又會扣減200元綜援金額。[4]

究竟這是否反映一眾政府高官太「涼薄」，或是「堅離地」不知民間疾苦？相信自有公論。但我們要理解，一個叫人費解的決定，往往是政府在不同的政策上，層層相連的結果。要理解為何這個看似「數字上的簡單修改」可以變成連串的社會問題，甚至施政失誤，我們或許可從相關施政理念，和倫理思考上下功夫（或許政府在這方面從無認真下過功夫）。

何謂長者？

首先，何謂「長者」？是60歲還是65歲？從今次事件上，我們看到政府想將之定義為65歲或以上的人士。但這個改變卻衍生兩個問題：首先，政府其實並沒有一個統一的「長者」定義，而更重要的問題是，政府其實並沒有健全的「長者／退休／安老等政策」。

當勞福局局長認為在香港已沒甚麼人講「人生七十古來稀」時，長者年齡是否應定為70歲？諷刺地，在香港的答案是：都可以——因為香港從來都沒有對「何謂長者」作出定義。我們可以從表一看到，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有不同的定義。

表一：政府在不同社會政策上對長者的定義

對長者年齡有不同的定義，與歷史有關，如香港綜援的前身，公共援助計劃（Public Assistance，俗稱救濟金）於70年代設立，當時大部份港人的退休年齡是55至60歲，但到了2009年政府實施長者醫療券試驗計劃時，只有年滿70歲的長者受惠（到2017年政府將符合資格年齡下調至65歲）。不過很多時，「長者」年齡是與「退休」年齡掛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安排。事實上，對比其他國家的退休年齡，[5] 香港的情況並不特別，但當結合了香港獨特的經濟，就業和退休保障的狀況，這樣的安排就會衍生出很大問題。首先，香港目前沒有法定的退休年齡，雖然現時新入職的文職公務員，可在65歲退休，但很多基層工人，尤其是從事勞力工作的，年紀大的工友往往被嫌棄「手腳慢」，要繼續工作對他們來說並不容易。即使是大學教授之類的專業工作，60歲之後申請續約，很多時也會遭到留難，能工作至65歲的教職員只佔少數。[6] 對於那些在65歲前被迫退休的人來說，收緊長者綜援就是一大打擊了。

而一個人在退休後，需要完善的退休計劃和社會保障，但偏偏香港又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7] 在這個生活成本如此高的城市，很多人只要沒工作就難以應付生活，就算政府在2000年推行強積金制度，充其量只能為退休人士儲一筆錢，但卻不足以應付他們退休後的生活開支。幾年前社會討論的「全民退保」諮詢，[8] 由學者提出的「不論貧富」方案又被政府「打回頭」，[9] 全民退休保障頓成空談，市民退休前必須及早為自己籌算了。

當「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變成了
「贏在起跑線」與「成功靠父幹」

未雨綢繆的想法本來就存在於中國傳統家庭觀念裡，畢竟中國家庭倫理中的確有「養兒防老」和「積穀防飢」的概念，年長一輩由年幼一代來照顧是自然的事。但香港偏偏又沒有所謂的「家庭友善政策」，今天的香港社會甚至會對家庭發展帶來負面影響。以往家庭是「男主外、女主內」，但新一代的家庭大多是雙職家庭，父母得同時工作才能維持生活；以往家庭不乏「三代同堂」的狀況，但今天的家庭卻以由父母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這種轉變亦令家庭無法發揮昔日的護老功能。[10] 另外，香港最熱門的「土地問題」，亦進一步削弱了家庭的護老功能，當樓價如火箭般上升，一般年輕人，除非「贏在起跑線、成功靠父幹」，由長輩代為支付買樓首期（甚或購買整個單位），否則根本難以上車，更遑論有何能力供養年長的父母了。這樣倒過來的家庭供養模式（由年長的照顧年幼的），又怎能發揮護老功能？由此可見，沒有能力的長者就只好仰賴政府的津貼，惡性循環由此而生。

由一個政策，到整體的倫理考量

香港人可否不要老？說起來十分諷刺！香港人明明位列世界最長壽人口首位，[11] 政府從來也不缺錢，不是沒有資源解決問題，但是完善的退休保障和安老政策，卻樣樣欠奉。當然我們不敢因而斷言政府沒有把市民福祉放在眼內，但明顯地，就這次收緊長者綜援申請資格的決定，暴露了政府對整體政策缺乏考量，和忽略了傳統家庭對安老事務發揮的社會功能。當務之急，政府應認真思考，如何落實「家庭友善政策」，這樣有助市民減少對退休保障安排的需求，進而減輕政府在有關方面的承擔。倫理考量，很多時都具有社會價值。

說到底，香港人都會有老去的一天，何去何從？希望不用望天打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