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小女兒談自由

數月前無意中發現斐濟航空大減價，由奧克蘭來回東京機票只需900新西蘭元（折合約4,400港元），於是二話不說便馬上訂了一家人的機票，又難得航空公司容許乘客在斐濟停留，遂決定先在Nadi留一個晚上，之後再乘機前往東京。

臨出發前，我跟同事分享假期計劃，知道斐濟其實是新西蘭人熱門的渡假勝地。當知道我會逗留斐濟時，他們比我更興奮，指我們一定要到當地的渡假區出海浮潛和享受陽光海灘。可惜，家人希望預留最多時間在日本「食買玩」，因此她們只容許在Nadi留一晚。亦因為如此，我沒有安排任何行程前往遠離機場的旅遊區，而住宿安排亦貪方便訂了機場附近的民宿。

話明快閃遊，當然要把握時間。反正三個女兒寧願多睡一會亦不願外出走走，我惟有天一光便一個人由民宿步行30分鐘至Nadi市中心，了解當地市集售賣的東西，又逛逛超市了解新西蘭跟斐濟的物價差距，再從市中心各式各樣的餐廳中了解地道的飲食文化，希望藉此用短短數小時第一身感受在當地的生活，而不是透過其他觀光客的眼目看斐濟。

坦白講，斐濟物價比我想像中兩極，本地出產的肉食和菜蔬比新西蘭平（當然跟新西蘭一樣，肉價普遍比菜價平），但入口貨簡直是天價，在超市買細支裝可樂折合近30港元，而一盒在新西蘭賣30港元的Tip Top家庭裝雪糕，在斐濟竟然賣近80港元。

餐廳收費也如是，到埗第一晚簡簡單單在民宿附近酒店內的餐廳食晚餐，可以看出內裡顧客全是旅客，估計餐廳的收費較新西蘭同級餐廳貴20至30%。次日早上在Nadi市中心覓食，如在當地無冷氣的餐廳食一份普通的早餐，折合15至20港元就有交易。礙於天氣炎熱，我最終揀了一間有冷氣和有少少裝修的Cafe，一份普通西式早餐加上咖啡，盛惠50港元，性價比完勝只做遊客生意的餐廳。

短短數小時的「步兵」體驗，感受最深的莫過於當地人友善的待人態度。即使我們看來屬於另一個世界，但幾乎每一個路過見到我們的當地人，都會主動跟我們打招呼，即使只是在商店或市集攤檔隨便望望，沒有實質意欲消費，但當地人一點也不介意，更會非常友善地跟我們交談。

更甚的是到埗後由機場行路到附近民宿時，剛巧與兩名年輕女生同路，她們看來害怕我們迷路，在短短路程中不斷問有否需要給我們帶路，更想主動幫忙推行李。那種由心而發的善意在她們骨子裡散發出來。

是次快閃斐濟之旅，讓我有機會跟太平洋島國居民簡單地接觸，當地人簡單且友善的舉動又再一次提醒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其實可以很純粹。

或許受香港功利的文化薰陶太耐，習慣人與人之間有太多計算，即使偶遇好人好事，但身邊大多數的人傾向叫我用功利的角度推斷別人的動機。久而久之，每當跟陌生人，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觸時，總會有種無形的隔閡。

即使在新西蘭，跟從香港來的老移民交談，他們總會善意地提醒初到此處的香港移民避免到奧克蘭南區，因為那裡是太平洋島國移民的聚居地，品流複雜。久而久之，大家在未有跟島國人接觸過的情況下，總會跟初來的香港移民講同一番說話。

恐懼接觸或許源於我們的不同，但當我們深信世上不同膚色和不同階層的人都是上帝創造和所愛時，在多元文化的國家生活，總不能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而不跟我們不同的人接觸。從來，人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曾經到過日本旅行並住過在朋友家中的人都會發現，日本人的垃圾回收十分仔細，哪一天收紙張、哪一天收膠樽或普通垃圾，都是有規有矩的，而住客都十分自律，會先將垃圾分類，並且按適當的時間處理，未到回收有關垃圾的日子，會乖乖的將垃圾先留在家裡，不會隨便丟棄。反觀在香港，雖然很多回收箱已設置多年，大家亦常常聽到「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的口號，但很多時都會看到有人不知是大意還是根本漠視有關規定，將回收箱當作普通垃圾桶，不但將回收箱弄得十分骯髒，連裡面本來熱心人士想回收的物品亦弄得十分污穢，難以回收。此外，不時亦有報道指有些承辦商因為運輸成本高昂，以及回收的價格太低，最後根本沒有將回收的物品送往循環再造，而是和普通垃圾一樣送往堆填區，令努力地自行將垃圾分類，希望可以一起救救地球的市民感到十分沮喪和失望，亦打擊了他們對政府環保政策執行力的信心。

垃圾徵費暫緩實施

政府成立環境保護署，制定有關處理垃圾的不同政策多年，但令人遺憾的是成效不彰，執行不力，環保署的高官往往只有滿腦子的大計和美好的論述，但根本不明白前線的實際情況，在執行力方面令人搖頭嘆息！以原定在2024年4月，其後推遲到8月，到最後暫緩實施的垃圾徵費為例，其實早已醞釀多年，但給人的感覺就是閉門造車，自我感覺良好，許多細節根本沒有想清楚如何有效執行，只好一再延期，又推出「先行先試」計劃，以其成效作為評估下一步應如何推行的參考。不過，很快便有人站出來炮轟垃圾徵費是「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推行，建議政府考慮押後或叫停計劃；而不少試點的執行亦未如理想，參與的住戶連一半也沒有。此外，更有不同的消息在吹風，令人感到政府雖然表面繼續「先行先試」計劃以及做問卷調查，實際上是放軟手腳，沒有落力執行，暗地裡為擱置計劃預備下台階——不是政府不想做，而是市民未能配合。結果政府官員在2024年5月27日「順應民意」，宣佈暫緩實施垃圾徵費的決定。

垃圾徵費已討論多年，現在擱置，恐怕只會像開徵消費稅一樣，最後不了了之。一直以來，垃圾徵費出現的亂象不是徵費問題，而是官僚問題。多個月以來，市民見到的就是官員閉門造車，根本從來沒有詳細了解前線在執行時面對的困難，為甚麼在制定計劃的時候，不先做問卷調查，了解前線執行人員、受影響的街坊、不同類型樓宇的管理公司、甚至「三無大廈」的業主和租客等等的意見，當要用指定垃圾袋時會出現甚麼困難，以及可如何解決？

不可或缺的回收配套

其實整個計劃的成敗不在於市民是否願意使用指定收費垃圾袋，而在於政府能否妥善做好垃圾分類和回收，以及在環保教育上能否令市民大眾願意主動支持及監察其他人有沒有故意違規。若果垃圾分類回收箱的設置能夠十分方便市民，甚至設有獎勵，以及真的做到循環再用，讓市民知道所收集的廢紙和膠樽最後不是同樣運往堆填區的話，其實在多年環保教育下成長的一代，誰說他們不會愛護地球呢？就算有些市民仍然十分抗拒，但正如當年實行禁煙區一樣，起初亦有不少人認為積習難改，難以推行，但結果今日不是很成功嗎？大家已甚少見到有人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場食肆明目張膽地違規吸煙，當愈來愈多群眾認同一些理念，他們就會成為最有力的執行者，用他們的手、口和眼神也可以令人更明白垃圾不分類和違規處理垃圾，其實和亂拋垃圾沒有太大的分別。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源頭減廢和循環再用應是未來推動環保的兩個最主要目標，若能加上轉廢為能，便更有利於地球可持續發展，而市民要付出的垃圾袋費用也會愈來愈少。希望政府官員不要再閉門造車或自我感覺良好了，若真的以結果為目標，請不要再將焦點放在徵費，而應在於同心為香港和下一代打造更優美的環境。當然，環保一定要付代價，特別是在開始一些回收、循環再用及再造、再生能源項目時都需要一些投資和補貼，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富裕及已發展的城市，是有條件亦值得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環保事業。凡是改革都會有些不便、需要付上代價，就算政府官員在過程中做得未如理想，但為了我們自己和下一代福祉，希望所有香港人都願意多行一步。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罰款的成效未必是最好，對應在環保政策上情況亦相若，除了罰款，還有更多。

走塑令與搶購潮

2024年初，垃圾徵費議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預備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而在4月22日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法例實施以後，市民便買不到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等日用品。不少市民都很擔心，引發坊間出現了短暫的搶購潮，也難怪市民擔心，因為當時政府只忙於宣傳管制甚麼，市民收到的訊息大概是這不可以，那又不可以，但原來受管制的塑膠產品都有代替品的，市民還可以選擇竹牙籤及紙軸棉花棒。

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氣溫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的重要，然而，如果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一旦違規便要罰款（至少曾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宣傳片，很多時都只強調這類資訊），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巧妙地處理垃圾和減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去想如何真正實踐環保生活。即使在5月時政府宣佈垃圾徵費暫緩實施，但在未來制訂環保政策時，或許可以考慮除了徵費之外，還有哪些方法有助推動環保。

對動物友善的公共設施

2024年初，深圳鯤鵬徑一號橋已啟用，它把兩山連接起來，而在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  行人請繞行」短短九個字，便足以看見人們在興建一條行人橋的時候，也會顧及到大自然其他生物的需要。而設計師在設計這條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這些安排彷彿都在告訴人類，人雖是萬物之靈，卻不代表可以隨便踐踏其他動物。

除了這一條橋，深圳的地鐵站內也會見到動物的「蹤影」，車廂會播放著充滿活力的彈塗魚影片，而站內牆身亦懸掛了大型海報，主角有彈塗魚，也有其他鳥類，海報上更寫上「深圳是我們的家，也是牠們的家」的字句。4月，深圳首條寵物公共交通專線開通了，顧名思義，這代表著主人可以名正言順帶著寵物搭「巴士」了。

與香港情況相近，深圳市的居民也很努力拼搏賺錢，但在賺錢之餘，這個城市還是會保留一些空間給其他生物，當老百姓漸漸覺得其他生物美麗可愛，生態環境重要，人們會漸漸懂得去愛護地球，而這一種氛圍需要刻意營造，才能將訊息灌輸給社會大眾。2023年，上海廣播電視台聯合嗶哩嗶哩製作的公益環保紀實節目《一路前行》在東方衛視播放，這個項目的發起人胡歌、劉濤、陳龍，在節目裡成為環保的行動者及參與者。這三位演員中，以胡歌較為香港人熟識，一開始他在節目中的妝容整潔得有如翩翩公子，之後，他漸漸不再在意自己的儀容，就像普通人一樣，這是節目效果？還是他真的被大自然或其他環保人士的真情感染了？

令荒土化為良田的心願

節目其中一集，幾位演員進入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布和沙漠腹地，了解沙漠化問題，又訪問了努力治理沙漠化問題的人士，他們到訪了致良田生態農場，在農場中一起觀看了一段外國影片，當中提到：所有使用化學品的傳統農業下的土壤，幾乎完全不含微生物，土地愈脆弱，農民們愈會覺得需要噴灑化學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學農業加速發展以來，我們已失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表層土，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除非我們想辦法拯救土壤，否則我們只能再收穫60年農作物而已。致良田生態農場便是希望「把逐漸退化的耕地重新變為良田，進而影響更多的農戶和土地。」當胡歌問及創辦人馬彥偉為何把生態農場起名為「致良田」時，馬彥偉表示那時他在讀王陽明的書，王陽明心學提到致良知，馬彥偉認為致良知就是「每個人心裡都知道甚麼是對的，關鍵是怎麼去實現它」，王陽明還提出過知行合一，馬彥偉希望未來幾十年，甚至到老，都可以「實現良田」，這是他希望實踐的事情。

馬彥偉的宏願讓人佩服，但願有更多人可以被打動，由上至下，可以做得更好，不要為了拼經濟，導致爛尾樓或豆腐渣工程出現，危害他人生命財產之餘，更大量耗損及浪費地球資源。亦但願更多人欣賞這個世界，明白人、大地及其上的生物是共生的，就如《一路前行》的主題曲提到：

「最美麗的風景　從不會關上門
天空荒原大海和人生
路上做個孩子　又明亮又單純
如小鹿一樣看星辰……

天上有日月和星辰
地上沒有異鄉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愛支撐　命才成為生
一路有熱淚與天真
擁抱細碎的傷痕
別害怕鯨魚在遠方吟唱　燈塔的歌聲
我以渺小愛你同行的旅程」[1]

參考資料

〈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2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

SMG上海電視台官方頻道SMG Shanghai TV Official Channel。〈【一路前行 EP05】胡歌、劉濤、陳龍攜手走進大西北沙漠　探索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領略良田生態農場好風光！參與治理土地荒漠化在行動！〉。YouTube。2023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TbbYupw8Q。

孫海燕。〈大漠裡的良田：生態種植讓阿拉善逆轉沙漠化！〉。獨立評論。2022年4月6日。網站：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2125。

（原文於2024年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其實熱浪是年年都會來訪美國一次，分別在於有多熱和多長，但2022年的熱浪卻來得特別早、特別熱、特別長，是移民這麼多年來第一次熱得這麼厲害。究竟有多熱？從我們一家的生活日常可見一斑。

酷熱天氣下的「意外」

每次到超級市場買菜必定要特別早出門，希望盡量在上午9時前回家，情願與趕返工的人爭，也不願被太陽熱溶。每次早上做完農務或家居清潔維修等工作，都要沖凍水涼，雖然只是早上9時許，也嫌水不夠凍；這是我們來美這麼多年來罕有地大清早就要為自己降溫呢。因為天氣太熱，蟻兒們都徵用我們的家作避暑中心，正要在車房找瓶滅蟻藥水時，發現藥水的膠樽已熱溶了；這是一回罕見的「意外」。罕見事件不但在車房出現，還發生在屋內呢！我們本想把存放在近窗邊櫃內的花肥粉拿來用，怎料打開膠袋包裝，發現花肥粉因太熱溶化了變成糊狀。最罕見的還是發生在閣樓（attic）的意外——熱水爐是在閣樓裡的，其水箱的開關掣和連接柱都是膠製的，因為太熱溶化了連接柱，開關掣便脫落了更令水長流。水由天花流到牆身再到地氈，發現時已經為時已晚，我們從沒想過意外可以這樣發生的，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滑稽。

除了太熱，還有太乾旱。每年6月都總有一場大雨滋潤大自然，讓它好作準備迎接7、8月的旱季。雖然說是旱季，但間中總會有場大雨讓大家可以喘息一下。可是2022年由5月至8月，這裡足足有三個月都沒有下過一場正式的雨。每次天氣預告會落雨、打大雷、閃電、烏雲密佈，我們會馬上把家中所有大水桶都拿出來準備「裝水」，以為可以為一星期內多天超過華氏100度的酷熱降降溫，為大自然補補水，可是願望仍然落空，後來我們都不看天氣預告了。由於我們住於較偏北的地區，每次聽到別人的區域有場小雨，都會心生「嫉妒」。

前後園的草坪和園中的花和瓜果因為太熱，部份都焦死了；中午時需要為栽種的植物額外補水。在美國國慶節（Independence Day）那天，未天光就趁天氣不太熱時去了一次遠足，發現樹林裡原本翠綠的植物有些都枯乾了，甚至求生力強的野草也不能倖免。

熱浪下的供電壓力

近來有一種強烈的人類與大自然爭資源的感覺，大自然的資源其實是有限的，人類豈可任意調配和揮霍？本來可以開著大冷氣、沖多幾次凍水涼或淋多幾次房子的外牆，就可以降低「難頂」的高溫，可惜供電公司怕人人搶電用而增加原本已緊張的電力負荷，引致電力中斷和交通癱瘓等，故此，供電公司都要求大家於最熱時段（下午2時至9時）幫忙節約用電。另一方面，由於大旱，縣（county）政府都發出節約用水通告；也有政府部門呼籲和教育大眾如何節約用水。^[1] 可是，如果我們響應這些呼籲，就得捱熱；還要面對管理公司投訴令草皮焦死和日後需花錢花時間重鋪草皮，甚至被罰款。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就呼籲有需要人士到避暑中心、商場、公共圖書館避暑及教大家了解因炎熱天氣而引起的致命疾病。^[2] 畢竟炎熱高溫在全美國是與天氣相關而導致死亡的第一殺手。^[3]

多宗山火恰巧發生在熱浪期間，帶來了2022年最熱的溫度，^[4] 多處地方發生山火，如名勝Yosemite National Park，德州的Chalk Mountain等，均造成許多的生命和財物損失。炎熱高溫乾旱天氣的持續又增加了引發山火的風險，如是者不斷惡性循環。罪魁禍首是全球暖化？誰又是造成全球氣候轉變的始作俑者？

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指出減低與農業相關的甲烷排放量有助對抗氣候變化，由於農作業是甲烷排放主要來源，如能改善稻米耕作和飼養生畜的方法、致力減低人類對肉類的需求並選擇從植物中吸收蛋白質等等，都會有助達到《巴黎協定》的目標。^[5]

另外有團體指出科學界不少人士認為，畜牧業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的14.5至16.5%，導致重大環境退化（如失去生物多樣性和森林砍伐等）。有關團體建議人們多些嘗試植物性食譜，減少人類對肉類、乳製品和蛋的需求。他們認為透過選用植物性膳食（plant-based eating），是最有效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之一，並能對個人健康和環境帶來多種好處，同時亦可顯著地減少動物在工廠化農場（factory farms）裡受苦的情況。^[6]

也有團體提出，在全美國的農業用地中，80%用於飼養動物和種植飼料，也有近一半的水在美國是用於飼養動物。而在工廠化農場中，擠滿了數以十億計的雞，火雞，豬和牛，無論在動物消化過程中，還是在數英畝的化糞池裡，都產生了大量甲烷。況且動物每產生一卡路里的蛋白質便需要投放一定的化石燃料（如石油和汽油，它們是造成氣候危機的主要氣體），而有關化石燃料所釋放的二氧化碳，是植物生產一卡路里蛋白質的11倍。^[7] 由此可見要付上很龐大的環境代價，才可以使市場的肉類供應充足，但換來的卻是氣候變化的挑戰，我們應如何取捨與平衡？

其實現在市場也有很多植物性（plant-based）食品和日用品，如洗頭水、護髮素、沖涼液、洗潔精、洗衣粉、衣物柔順劑、清潔用的百潔布和擦子、運動健將愛吃的蛋白質粉、牛奶和蛋、嬰兒紙尿片和濕紙巾、嬰兒配方奶粉等等。前陣子一家大型餐廳於全美國旗下的多間分店中，將植物肉香腸加進餐單裡，讓客人有多一些非肉類的選擇。新款香腸被命名為Impossible Sausage，每份含6克蛋白質，比一般香腸少45%卡路里和60%脂肪。^[8] 雖然新的營商手法一推出，在網絡招來不少負評，但亦有資料顯示，於2021年植物性食品的銷售額達74億美元，自2018年以來增長了54%，^[9] 這是否證明了植物性產品將會愈來愈在市場上佔優？也許仍有待更多數據證明。

植物性食品的確受一些人士歡迎，有團體就建議每週吃一餐植物性食物運動（Go Plant-Based Once A Week），^[10] 行動包括在一年內每週少吃一個漢堡包，並改為吃植物性食品（相等於汽車減少行駛320英里路程），整個家庭在一週內選一天不吃肉和芝士（相等於不開車五星期）。假如家家戶戶都樂意響應，把以食肉為主的膳食模式稍為調節一下的話，相信可以減少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排放，有助改善氣候變化的狀況。

當然除了膳食方面，還有用電量、交通運輸等方面的因素會導致氣候變化，^[11] 故此，我們都可從節省和善用能源方面著手，如考慮用車安排（以car pool方式外出、[12] 預先策劃行車路線減少開車次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選用綠色能源計劃（Green Energy Plan）及使用可再生能源、在許可情況下在屋頂裝太陽能電池板（solar panels）、在窗外加裝遮陽簾（solar screens）以降低室內的溫度等等。

其實只要多動腦筋，總不難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去減緩氣候變化的情況，但問題在於有多少人不嫌麻煩、願意為氣候變化出一點綿力？又有多少人重視（care）氣候變化的影響，願意成為持份者之一？

參考資料

“Take Action.” Earthday.org. https://www.earthday.org/actions/page/2/.

“Earth Day 2024.” Earthday.org. https://www.earthday.org/earth-day-2024/.

（原文於2022年8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提起壓力、焦慮、不安，你會聯想起甚麼事情呢？我們可以參考一下「福爾摩斯和拉赫壓力量表 」（Holmes and Rahe Stress Scale），顧名思義，這心理測驗是用於衡量一個人受到壓力的程度，此測量表是由精神科醫師霍姆斯（Thomas Holmes）和雷赫（Richard Rahe ）於1967年研究而成的，他們檢查了五千多名病人，最後歸納出四十三種可能引起生活壓力的事件，例如離婚、家庭成員死亡、財務狀況出現變化……但你可能意想不到，其中一項會導致壓力、焦慮的事件是休假！

對於忙得不可開交的人來說，「休假構成壓力」好像是風涼說話，但事實確是如此。首先，現在通訊科技發達，即使休假期間，人在千里外，你可能仍然參加Zoom會議、回答電郵、處理工作、傳送文件。有些人不願意參加「鴨仔團」， 而是喜歡自由行，但自己安排行程、交通、節目，真的是大費周章，若果出現狀況，便需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筆者正是屬於上述的兩種人，但我還有一個額外的負擔，我喜歡攝影，故此每次出門前都好像要行軍佈陣，我要配備超長鏡頭去拍攝野生動物，要攜帶廣角鏡去拍攝風景，又要用魚眼鏡去拍攝建築物，亦需要微距鏡去捕捉花卉和微小物件的風貌，還要預備林林總總的配套，包括了大小三腳架、濾色鏡、照明系統……

有時候機場安檢人員要求我將所有攝影器材由行李裡面拿出來逐一檢查，你可以想像到這是多麼不方便。不消說，無論我到甚麼地方，滿身都是掛滿大包小包，有朋友曾經取笑我說：「你好像是特種部隊的成員。」自己搞了那麼多「大龍鳳」，只是因為害怕錯過了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機會見到的良辰美景。

「害怕錯過」（Fear of missing out）將本來是令人神經鬆弛的休假變成了壓力的源頭，這概念是由行銷策略師赫爾曼（Dan Herman）於 2000 年提出來的，原本的意思是泛指錯失任何機會，隨後麥金尼斯（Patrick McGinnis）稱這概念為「害怕錯過」，這類似中文的「蘇州過後無艇搭」描述的狀況。社群媒體興起之後，這個詞通常用來描述在社群媒體中人們害怕錯失與人互動的機會。後來這概念延伸到旅行，這是形容旅客經常會因為在行程中遺漏了景點而感到焦慮，有時候旅行焦慮比工作壓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你可能一生中只會到某地一遊，但在工作崗位中你會有第二次機會補救遺漏或者錯誤。

面對數量龐大的景點而難以取捨，再加上繁複準備的重擔，我當然會感到疲累不堪。有時候，我反而會因為別人為我做了決定而感到高興，也許這就是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描述的「逃避自由」，他認為，雖然一般人都嚮往自由，但自由也可能成為焦慮的根源， 於是乎，人們有時會試圖逃避選擇所帶來的責任。我經歷過很多次這種心理狀況，以下是幾個例子：

許多年前，我和太太參觀了赫斯特城堡（Hearst Castle），這是一座位於加州中央海岸的歷史建築，這座超級豪宅是出版業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的宅邸。在出發前我構思要採用甚麼器材和角度去取景，隨後知道赫斯特城堡是不准拍照的，我心想：「真好！他為我做了決定！」

兩年前，我和太太到阿拉斯加旅遊，旅程的其中一站原本是去卡特邁（Katmai）國家公園觀賞棕熊捕獵三文魚，但遊客只能夠乘坐小型飛機，才可以到達這偏遠地區。太太與我發生了爭論，她對乘坐小型飛機有點懼怕。幸好後來飛機師通知我們，因為天氣狀況欠佳，飛機不能起飛，我們當然無需要爭論下去，天氣為我們做了決定！

去年我們到夏威夷茂宜島旅行，其中一天我們參加了一個觀賞鯨魚之旅，出發時間是早上六點，在同一天我們原本又參加了一個觀星之旅，出發時間是下午，回程時間是半夜。在觀鯨之旅結束之後，我們互相嘆氣，說這將會是艱苦的一天，明早又要清晨起床，去追趕下一個節目。突然之間，觀星之旅的導賞員向我們發出短訊，說因為山頂大霧，所以必須取消節目。我們不但完全沒有掃興、失望的心情，而且感到如釋重負。再一次，造物主為我們下了決定！

慢條斯理和走馬看花是兩個極端，老生常談的說法當然是要取得平衡為佳，但這談何容易，每個人都會受到自己性格傾向的催逼，若果我不能自制的時候，那麼別人為我做決定也許是好事。有時候，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可能會重獲自由！失去了觀賞良辰美景的機會，也許是上帝給予我休息的機會！

不少香港人看到「有得揀……」這前半句話，也能立刻配上下半句。曾幾何時，我們真的盼望或相信「有得揀」。而事實上，「選擇」是銀幣的兩面、利劍的兩刃；有人能持之而勇往直前，有人卻懼之而封殺退步；自信者喜歡，無能者害怕。

英國提前大選，其實，有不少人也猜測到現屆首相會提前選舉，卻絕少料到竟提前至7月初。但知情人士，即是現屆政府的要員，在執政民望極低的情況下，在改選之前竟不是同謀選舉對策，而是相繼在宣佈改選前下注博彩。[1] 只顧謀取個人利益、蠅頭小利的官員，大概也能反映現時執政黨的素質及能力。

若你是「老闆」，大概你也能英明地作出正確的選擇。這一批「員工」雖然已在「公司」崗位上執勤了十多年，也許對一切運作或架構，已有一定的掌握、熟練。然而，正正是在一切看似駕輕就熟，就變得不思進取，不求爭取表現，但求有日過日，聽不到民聲怨道，只沉醉於吹捧掌聲。

爭取「表現」成了⻆力者的日常或必要的工作。「老闆」在生活中把一切事情看在眼裡，就能把握手上的選票，選擇最佳的「公僕」。這大抵就是民主可貴的地方。

在倉猝的預選期，候選人均各出其謀爭取或博取「老闆們（選民）」的歡心。每天早上BBC都會追訪候選人，不是某參選人坐在長途的公共客車（coaches）上接受訪問，表現出他是清廉（不坐私家車或火車），並馬不停蹄趕往下一個聚會；就是某參選人及相關人士，在一般的平民咖啡廳內進行早餐例會，避免在辦公室內偌大的會議廳中開會，予人有距離、超然、疏遠之感；又或者是現屆首相在大選前數天，接受電視台訪問，其虛擬背景也是一間普通不過的超級市場。[2]

當然，這等行徑不過是一些吸引人眼目，甚或是故作親民的舉動，來得是有點虛假，這是一般人也能看穿的技倆。但作為被選者，為成功「受聘」，多作一些「門面」工夫來討好「老闆」也不為過。這不僅是民主可貴之處，亦是它「可愛」之處。

盼望我們的城市能有一天變得更「可愛」。

去年7月，我們一家首次選擇了一個電力供應商的綠色能源計劃（Green Energy Plan），^[1] 計劃中的電費計算，每度電會比平日貴少許，但該供應商提供了50美元的回贈優惠，只要該月的用電量達到500 kWh或以上就可以從電費單中扣減50美元，且用戶每星期都會收到電郵通知，了解每週的用電量，這樣就能預計該月能否「達標」獲得回贈。

今年1 月因某些原因所以用電量特別的多，在月結前最後一次電郵通知中知道我們還差少少就可以獲得回贈，當時心裡想要不要「最後衝刺」、「多用一點電」，比如多洗兩機衫、多吸兩次塵……但最終都決定了以平常生活方式來用電，不想浪費能源。當時的想法是，以平常心應對，如果得到回贈便省了錢，得不到回贈其實也省了能源。結果1月份的用電量是499 kWh，差1度電就可以享有50美元的回贈，最後需要繳付約110美元的電費，是六個月來最高費用。

上星期收到「恭喜我們」的電郵通知，6月份可以獲得回贈。收到該電郵通知的第一個感覺不特別驚喜，因為每年5月下旬到9月底都會「熱到爆炸」，即使沒有特別調低冷氣的溫度設定也肯定能達標（我們夏天的冷氣設定溫度高於25.5°C，加上風扇的效果已很舒服，而且只是晚上幾個小時才開冷氣）。反之，當時心裡卻是有些「矛盾」，用戶消耗能源多了竟然值得恭喜、值得現金回贈！豈不是跟環保和綠色能源計劃之精神背道而馳？

最近我們也開始嘗試更多不同的環保消費模式，除了購買含植物成份（Plant-Based）的和可自然分解（biodegradable）的個人和家居清潔用品外，還盡量選擇「一加侖補充裝」。雖然補充裝沒有附上泵（pump），但可以重用過往儲起的膠樽和泵，將清潔劑注入到小的膠樽裡，都是一樣的方便好用，大瓶用完後還可以鎅開當作花盆或儲物之用呢！

在購買日用品時，我們會盡量選擇玻璃瓶或紙盒包裝。現時坊間已有很多「環保選項」，例如洗衣紙、洗碗紙等都是紙盒包裝，用時只需按衣物或碗碟的多少去取出一兩片來用，甚或撕開只用半片來洗幾件衣服或碗筷。個人衛生用品方面有牙線、牙膏、肥皂、洗頭膏、漱口餅等等，都備有環境友善設計或包裝（省卻大量的膠樽）供消費者選擇。

護膚護髮用品更有不同類型冷壓（cold pressed）的植物油，如：荷荷巴油（Jojoba Oil）護膚、蓖麻油（Castor Oil）護髮、茶樹油（Tea Tree Oil）防蚊蟲等等，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化學成份。這也令我們想起小時候常用水開稀甘油和橄欖油來防止皮膚「爆拆」。

原來只要在網上搜尋鍵入可分解的（biodegradable）、可堆肥（compostable）的、環境友善的（eco-friendly），可持續的（sustainable）等等的關鍵字，就可以找到各式各樣的購物新選擇。雖然這類環保產品價錢可能會貴一點，但若果多些人一起「發揮抉擇力量」，讓「地球之友」產品能在市場有一定的佔有率，便能引發更多環保產品推出市場，加上環保意識普及化，期望將來價格會更大眾化，讓更多經濟條件有限的人也可以響應環保。從另一角度看，「名牌」產品往往因為廣告費用及要增加豐厚利潤而把價錢大大地提高，相對來說「沒有品牌」的環保產品的價錢很多時還比「傳統名牌」便宜呢！

一向有提供會員特享翌日送貨服務的網店亞馬遜（Amazon），在送貸安排上也增加了環保選項，會員可以選擇若干天後才送貨（fewer boxes fewer trips），讓公司可以儲多一些該區的訂單才送貨，或讓顧客選擇自行到附近的店舖提貨。此外，亞馬遜同時也轉用了物料「較薄的」紙盒、紙信封袋、膠袋和氣泡膠袋，而店舖內亦有氣泡膠袋回收安排。

近年去歐洲旅遊探親，發現航空公司或餐飲店已改用了木、竹或紙製的餐具，它們亦頗為耐用，我們還保留了一些回家繼續用。此外，在超級市場買樽裝飲料可以「回樽」，憑空樽取回歐元一毫；這令我們想起小時候在「士多」買鮮奶可按樽的日子。導遊說那邊的流浪漢喜歡拾飲品膠樽，因為它比紙皮值錢，且在超市換錢後還可以即時購買食物。我們入住的青年旅舍大堂更放置一個大籃用來收集住客用後的飲品膠樽，若作為該天值班員工的「打賞」也相當可觀呢！

農曆新年時收到朋友送的一個元寶狀的人工肥皂，是她的朋友自製的，環保美觀，可以送禮自用和在朋友圈內發售賺點外快。有朋友每次到唐人街午飯總會自備飯盒「打包」，他們說除了可以減少使用發泡膠外，老闆娘通常會因此而「加碼」，加大食物的份量。若再瘋狂（crazy）或創新（creative）一點，相信還可以激發更多環保生活日常的「好點子」。

我們每次在唐人街吃午飯總會點一杯港式凍奶茶（轉為煉奶，其實是「茶走」）來懷舊一番，但由於味道太濃，不能一次喝完，所以會自備保溫瓶作打包之用，希望環保一點省一隻發泡膠杯。怎料一位90後侍應生一看見我們已自備保溫瓶，便說：「不如我直接把凍奶茶倒在你的保溫瓶內，但你的保溫瓶太大，我們不會盛滿給你！」其實她的提議很不錯，可以省了洗盛奶茶的玻璃杯；但她的環保「情操」卻不及那「加碼」給自備飯盒客人的老闆娘。其實醉翁之意豈在乎那「少少著數」，我們這上一代人為環保多出一點力只是想減慢氣候變化的速度，為下一代人留下「比較無咁差嘅」生存環境。

筆者近來辭退了台灣教會的工作，有時間和空間回香港一趟。回到香港，一落飛機，已經感到很親切。因為熟悉的粵語、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事物。回香港前，在台灣很多的人都會問筆者：會否回香港工作？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市International City，香港的工資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高，香港有筆者熟悉的語言、朋友、教會和家人等等。台灣食物消費按比例是比香港高，台灣買菜都比香港貴，而台灣的工資比香港少3至4倍，筆者台語又不好，台灣教會中又很少青年人（多數都是長者），教會也開始萎縮，事業發展有點難，與其在台灣面對文化差異，那回香港不是更好嗎？就算連筆者的丈夫，也是有這樣跟筆者討論過。

當然從經濟及前景來說，堅持以外國人的身份留在台灣的確是不合常理doesn’t make sense。沒有人會選擇這種既不合常理又反常的事，根本都「冇著數」（粵語指沒有利益的意思）。在此，筆者都覺得有時自己真是有點傻勁，十分阿Q精神。然而，筆者卻很清楚一件事情，上帝對筆者一家的帶領是肯定的，因著信神的存在，每一個的行動都會有改變，在人的眼光看為不合常理、反常的事，在神的角度卻是有祝福的。我們每個決定都應該假設神的存在，就算只是選擇去或留，選擇中有沒有假設神的存在，也是牽涉到真正敬拜神的生活。不是祈禱祈五小時，而是每個決定都有神的同在，以神為神的生活Let God be God，相信神的同在。而這個相信神同在的選擇可以是說「完全沒有著數」，沒有好處的。

在這裡筆者想起路得記一章16至17節，這也是有關「選擇」的課題，而路得的選擇又是不合常理的。這卷書一開始說到以利米勒選擇離開伯利恆，到最後拿俄米選擇返回伯利恆；而拿俄米的其中一個兒婦俄珥巴選擇留在摩押，路得卻選擇跟隨拿俄米歸回伯利恆。故事中有人的選擇是理性的，也有人的選擇看似不理性、不合乎常理的，這些人的選擇都帶來不同的結果。信徒的人生中都會經歷很多的「選擇」，也會用「理性」來作出選擇。其實，我們知道路得的決定是一個代價高昂的決定。她是放棄將來再次結婚的可能性，放棄對親族、家人、朋友及出生地摩押的歸屬感或熟悉感，甚至是放棄所有有形的及無形的希望及安全感。俄珥巴選擇了可見的將來。而路得則把這一切拋在腦後，看作不重要，並相信那位與她同在的神、選擇那位賜她應許的神。

伯利恆是應許之地，是救主耶穌基督降生之地，而摩押則恰恰相反，是遠離神之地。因此，要決定的其實是選擇回歸基督或是遠離基督。路得的選擇可說是完全「冇著數」，她跟隨拿俄米到伯利恆其實是要面對做乞丐（拾麥穗）的處境，她是要面對以色列人對她這個外邦人的議論或不接納，她甚至可能有語言的障礙。但她相信選擇基督才是盼望的同在，就是這樣她才改變了歷史。應該說：不是她改變歷史，是神透過她的選擇改變歷史，有她才有大衛王、有她才有耶穌，她是出現在耶穌基督家譜內的四位女性之一。只因她相信神的同在，她願意順服，神使用她的選擇改變了歷史。有時，信徒只有付出高昂代價回歸基督，才能在空虛的世界中找到希望，看見基督、被基督使用改變歷史。

筆者思想到選擇留在台灣的決定，很大原因是因為神的同在和丈夫的所在。在人的理性來說，筆者要選擇放棄工作和預測不到的將來、有語言的障礙、甚至有可能找不到工作做乞丐，甚至乎存在更多的傷害或不能預測的關係時，是應當如何抉擇？台灣人都建議筆者回香港去，因為有大好前途，可以有無限可能，不值得為一棵樹放棄整片森林。在人的理性衡量上的確是如此。不過，今天神讓筆者看到路得記一章的經文時，筆者覺得自己不是甚麼偉大的人物，而是筆者相信應當堅持自己的崗位及家庭的見證，因為筆者深信神帶領自己與丈夫兩個不同地區的人，在時間的洪流中相遇，帶領筆者到台灣，必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可能筆者的人生只是像路得一樣煮飯、洗衫、拾麥穗，做個普通的家庭主婦，但筆者仍相信每一件的事情都有神的同在，神能夠進入歷史、創造歷史和改變歷史，只要我們願意順服神和相信那位願意與人同在的神。求主幫助我們，無論我們必須拋下甚麼，我們都要歸向祢，並相信祢豐盛的應許。

我和師母5月8日返回香港述職，至今已四個多星期，但仍在克服時差的問題。不知道是否因掛念圖盧茲而有時差，或是倒轉。李白以三千丈白髮來說自己的離愁；我也有，但處境和心境有很大區別，因為我們多有功成身退之感，對圖城、巴黎或奧爾良（Orlean），都覺得回應了須做的。

我這次體會到宣教學其中一課，當中講述如何處理別離。這不是純粹指離愁別緒，而更多是講如何作恰當的放下責任、交代工作。從去年9月由港返圖盧茲前，已經和我的差會有默契，會在今年1月份就結束在圖城的事工，因要為未來宣教工場籌備及鋪排，所以返圖城後，就開始先交下部分行政工作，然後步向劃個完美句號的目標，但在實踐中我衡量處境後，改為3月初才結束工作，3至4月去了三次巴黎以支援有需要的教會，也去了一趟泰澤（Tazie）靜修，5月初才返港。

圖城小組雖暫未能註冊成為教會，但是會章初稿、核心成員及行政財政系統算是初步建立了，對成立教會的異象及對教會的期望也有作溝通，又得到法語教會提供聚會場地，但能否切實執行成立教會，就有待各成員一起努力達成。

我這金齡多病的宣教人，自忖餘生短促，拿一兩年出來不是易事，既要有差會肯接受，又要籌得足夠生活費始合乎差會的條件，勞師動眾，兼且要用讀書方式才取得逐年居留簽證去一趟宣教。而在陌生的國度，不懂當地語言文化，舉步維艱，就如在香港只需半小時就能辧妥的網絡服務申請，在當地可以用上三個月仍弄得很糟。夫婦兩人又在此期間染過新冠疫症，頭半年既要做許多申請手續，又要上課和交功課，又要安頓生活，又要事奉，又要設法延續在香港要做的例行醫療檢查，過程並不容易。常感到千頭萬緒，那種缺乏支援的徬徨和焦慮不易面對，及後又經歷寄失必需藥物的驚嚇、被搶刧的驚悚等，只能積極學習隨遇而安。

圖城弟兄姊妹人少，資源不足，但用半年慢慢建立關係後，卻能得到他們窩心的鼓勵和愛護，使我們對這趟宣教，留下難忘的美好回憶和寶貴的情誼。由於我們已經不能繼續用學生簽證申請居留，若要繼續歐陸的宣教，最大可能是用居英權給我們的權利，更按主給我們的機會，也需要巴黎或其他城市華人教會或團契小組發出的邀請，才能繼續宣教。

現在估計要9月才能再出發。目前在港這幾個月要完成差會及堂會的述職分享，各項醫療跟進，處理家人事務和賣掉房子，並希望完成功課可向教授作較好的交代。求主幫助我們用平靜的心靈和力量去解決各種問題，並能憑信靠主恩夠用的信心，去妥善安排在英國落腳的事情。

我的白髮正在交替的加長和脫落，小信的我要信靠主會帶領一切。過去多次的宣教挫折、曾使我想放棄宣教的方向，覺得自己不適合宣教，還是告老還鄉罷了。金齡宣教口號易講，實踐起來不易，擔憂會令情況變得更糟。但這樣的灰心並未熄滅我的心志，沒想到先有差會的鼓勵，崇拜中唱了《主的妙愛》，又有弟兄出其不意向我提起《無名的傳道者》這首歌，令我像不認主的彼得那樣（約二十一15-19），重拾使命的動力，讓我們在端午節中反省愛天國委身事主的情懷。

筆者在台灣的教會曾經全職及義務事奉過一段日子，現在已辭去全職的事奉。作一個自由人，某程度上是對教會制度的失望，也發現很難融入台灣教會的文化。在台灣，教會的傳道人／牧師類似是廟祝一樣，基本上不需要講甚麼呼召、Mission和Passion，只要你「人在」就可以了，因為在台灣，基督教尚不算普遍，根據2022年台灣教會報告，全台共4,714間堂會，而全台立案廟宇的數目則有12,284間，是基督教會的2.6倍。受到廟宇文化的影響，台灣的人普遍信了主後多多少少仍會帶著民間信仰的模式，每星期到教會對很多人來說是「例行公事」，有事找牧師／傳道禱告祝福，無事安然工作在家帶小孩。信仰無疑是與宗教相似，而在台灣教會，教牧很少為著開拓福音事工而作些事情，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不乏是人口老化；教會的內容了無新意；小孩都是跟家人回教會，連為甚麼受洗都不清楚，反正阿公阿嬤叫我洗就洗；教牧只循固有的體制傳統來運作教會。對於信徒真實生命的難處、信仰能否與生活整合、全人的信仰生命有沒有成長，這幾方面根本毫無突破，這樣的台灣教會真的很難發展和傳承福音。

筆者本身是做青少年事工，然而，眼見台灣教會對於青少年事工的牧養只遵從傳統文化，讀經、祈禱、主日崇拜，然後呢？沒有了。對於青少年人的問題和本身的遭遇困難，只用一句：禱告就是了！沒有真正的了解生命和觸動生命，某程度上是因為傳道牧者不知道如何與他們「同行」，只知道「教導」。對於後現代的青少年來說，他們最不需要的是教導，最憎惡的也是教導，他們需要的是同行者，需要在他們受傷、困難和掙扎中，有人與他們同行。他們所認識的、頭腦上認知的都有很多，所欠缺的卻是信仰的實踐。筆者很欣賞盧雲在《喧囂中的寧靜：來自沙漠教父的心靈智慧》一書中提到：「我們的世界，是個喜歡『大』的世界。但是靈性生命的成長，往往卻從『小』開始，小動作、小細節、小念頭、小關懷，都是培育靈性花朵綻放的契機。」台灣牧師或教會欠缺的就是這些「小」，卻因而失「大」。

這種「因小失大」的台灣教會文化令筆者想起神學家祈克果的話，祈克果認為：「所謂的世俗化就是指『順從』，重視身邊的群眾，忙於世間的各種事務，跟隨世俗的智慧，卻忘了自己的本質，忘記了自己的名字，不相信自己，認為不應該做自己，於是選擇較為容易和安全的途徑：成為像其他人一樣，成為一個同樣的樣版，一個數字，跟從群眾。」台灣教會的順從體制，正正就是世俗化的行徑，這只會讓教會愈來愈萎縮。曾經筆者也是從屬於體制之內，失卻了信仰的獨立性，然而，筆者的丈夫卻在行動和文字中再次提醒筆者：基督的信仰是有其絕對的獨特性，而遠離普遍性。就好像「刺鳥」與「旅鼠」，前者是幻想生物，一生在尋找最尖銳和最長的荊棘，讓它往心臟刺入以唱出一生唯一一次讓神也動容的歌聲。後者是實際生物，因容易繁殖導致數目過剩，牠們會自發的集體遷移，也會因為錯誤的判斷湧入海岸集體死亡。這與祈克果認為信仰的獨特性就是基督教的定規相似。因此，他認為罪也是屬於獨特性的範疇，因為基督教將每一個人都看為一個獨立個體和一個獨立的罪人。

教會的每一個人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這些微「小」的罪人，不是為了盲從教會的體制，認同教會的制度文化，乃是要在神裡面找到和堅持自己的獨特性，才不會迷失，和做到真正的自己。這也是牧者應該要看到和應該要做到的事情，不是為了作個像廟祝的傳道者，只顧打理教會的日常，而傳道者也需要幫助信徒在生命中找到他們的獨特性，並予以牧養。如果傳道者只會跟從體制，為做而做，只會隨流失去，也會令教會萎縮，失去這一代的年輕人。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在知識上，美國是一個兩極化的社會，一方面，美國人囊括諾貝爾獎的數量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學者，美國在高科技領域亦一直遙遙領先；但另一方面，美國人在科學、數學、地理、時事測驗中的得分卻低於其他國家的公民。2018 年的一項研究顯示，11%美國成年人沒有聽過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22%的千禧世代對此歷史慘劇一無所知。超過 50%受訪者以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是出自華盛頓或者奧巴馬，其實這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念；此外，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不知道美國革命發生在哪個世紀，一半受訪者以為南北戰爭、《解放奴隸宣言》、1812年戰爭發生在美國獨立之前。

1979年，美國與台灣斷交，一年之後又廢除了聯防條約。但202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21%美國人知道現在美國與台灣沒有國防協議。英國於2020年正式脫離歐盟，儘管英國脫歐的新聞在當時是鋪天蓋地，但2022年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國人（48%）知道英國已經不是歐盟的成員。

你可能會說：「這只是一般人，受過教育的美國人應該不會這樣無知吧！」大約10年前，美國受託人和校友理事會 （ACTA）委託一間研究公​​司調查大學畢業生對美國歷史的了解程度，結果令人非常失望，例如三分之一的大學畢業生不知道羅斯福總統推出了新政，超過三分之一的畢業生無法將美國內戰的年份放在正確時間的20年之內。你或者會說：「美國大學的質素參差不齊，名牌大學畢業生的程度應該比較高吧！」該組織委託另一家研究公司對美國最頂尖五十所大學的高年級學生進行了類似的調查，結果同樣是令人驚訝，例如只有22%的學生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是源自林肯總統的一次演講。

可能你會這樣說：「民眾無知並不打緊，若果國家領導人能夠掌握資訊，並且高瞻遠矚，那麼國家仍然可以運作和向前發展。」遺憾的是，有些美國總統的無知已經鬧出了笑話。1976 年總統大選期間，福特總統與對手卡特辯論，福特宣稱：「蘇聯不會控制東歐，在福特政府的領導下永遠不會出現這種情況。」這番說話令人瞠目結舌。事實上，在二次大戰之後蘇聯已經控制了東歐。福特後來澄清說，他的意思是東歐人民的精神和意志並沒有被蘇聯壓垮，他並不是說蘇聯沒有真正控制該地區，我覺得這似乎是馬後炮。

2017年5月，特朗普總統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家報》記者齊托（Salena Zito）採訪時表示，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有能力阻止美國內戰。但事實上，傑克遜在內戰爆發前的16年已經去世。此外，根據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博爾頓（John Bolton）所說，特朗普曾問他的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到底芬蘭是否是俄羅斯的一部份，這暴露了他缺乏基本的地理知識。

健康的民主依賴公民及政治人物做出明智的選擇。然而，當兩者皆是知識貧乏時，他們可能會根據不完整或誤導性的信息而做出具有危害性的決定。筆者已經觀察了這個現象與思考這個問題很多年，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是無知，坦白說，我對很多東西也是一知半解，甚至糊里糊塗，當遇上自己不明白的東西和無法勝任的事情時，我會閉口不言和找人幫忙。最大的問題是：很多人並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甚麼，或者這是對無知的無知。

舉例說，當筆者還是研究生的時候，一位美國教授曾經和我爭辯中國歷史，他是統計學教授，而不是歷史學家，但他辯論起來卻振振有詞。他當然錯漏百出，我心想：「為甚麼他覺得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認識會比我多呢？」因為他是我的教授，所以我不好意思說出口。

很多年前我在某大學擔任研究部門主任，上司要求我要跟幾個資訊科技單位的主管合作，推行一個研究計劃。在開會之前，我以為他們扮演的角色是為研究部門提供技術支援，但在開會的時候，所有人對研究設計指手畫腳，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發表過半篇研究論文，我忍不住說：「我不會指導你怎樣去安裝伺服器、如何去編寫程式，在這裡我們各人都有自己的專長，為甚麼我們不專注於自己的拿手好戲呢？」最後這研究計劃無疾而終。

並不是人人都需要萬事通，其實，我們只需要找尋和信任有知識的人，二千年前太史公司馬遷已經有這種洞見，他在《屈原列傳》中寫道：「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但司馬遷慨嘆這並不經常發生，相反，亡國破家卻屢見不鮮。

最近，在崇拜中，講員插播了一小段《只有情永在》[1]，這首歌既能配合當天的主題，亦能引起會眾一定的共鳴，妙絕！當然，有誰共鳴？應該也是生活在同一個年代，有著相近成長背景的人。這首1986年的流行曲，在38年後的今天，身在異國聽到，更給人平添點點的鄉愁。

隨後，思想著一個人如何保持「只有情永在」？拒絕忘記，或許是一個要素，但這個方法略嫌有點被動。「每天愛你多一些」[2] 似乎是較為積極，能維持「情永在」的方法。

「無求甚麼 無尋甚麼……平凡亦可 平淡亦可……名是甚麼 財是甚麼……當身邊的一切如風，是你讓我找到根蒂……那懼明天風高路斜。」如此浪漫的歌詞，感動著萬千愛侶，牽動著人心深處的渴望：如果有一個能如此愛我的人就好了！但卻未曾想過，自己如何成為一個如此去「愛」的一個人？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若認真地細想，不一定是浪漫，反而是有點吃力、費勁，需要堅持、警醒才可以稍稍做到。

2018年年底，筆者一家旅居台灣，打算逗留數月半載，就預備出發到宣教工場，豈料「滯留」在台三年零十個月。其時，香港的社會狀況劇變，隨後，又受世紀疫症所打擊。感受置身其中的朋友和家人的艱難、困苦，尤其是教會、牧者、信徒，他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衝擊及壓力：開門給人一杯涼水？走近與受壓者同行？遵循上帝的公義？以上帝的憐憫，安撫受傷的心靈？還是，繼續追求內裡的「平靜安穩」，以「超凡脫俗」的眼光，旁觀「民間疾苦」？在神聖的圍牆內，單單享受與上帝的親密，卻充耳不聞困乏者在外的呼喊及呻吟？疫情中，封城、隔離成了生活的常態，基督的跟隨者又如何突破冷漠的世情，藉著基督的愛走近他者，叫人得見上帝的恩手，感受溫暖和接納？想不透，若自己當時身在其中，如何抉擇、取捨委實不容易。

人身在外，未能與親人、朋友並肩同行，故其時，向上帝立志每天提名為所認識的牧者、朋友、家人禱告。由與自己較親近的教會作開始，[3] 為教牧及他們的家人、執事們與事奉人員祈禱；為建道的同學、宣教士禱告；把認識分散在不同國度的牧者、老師、宣教機構，放到上帝面前；祈求伴我成長的教牧同道們，能事奉得力；[4] 希望關心小組的同學一切安好；一直與我們一家同行的朋友們，他們的壓力、困難，深信上主能看見；還有，我和太太的父母、姐弟、子侄……算著算著，也超過一百多人。當然，人多並不會構成禱告上的困難，反之是每天，在有限的資訊、沒有具體的代禱內容下，只能提及各人的名字，不確知他們實質的需要，只願堅持「每天」、「愛你」、「多一些」，但要堅持並不容易。

快五年，經歷過火熱祈求，後漸趨冷淡；徘徊於想起與遺忘之間；想過放棄對上主的承諾，回到個人的日常……到今天，竟成為了習慣。「當愛變成習慣」[5]  是好？是壞？「情永在」就是把對方放在自己的心上，能「愛你」「多一些」大概也離不開「堅持」，把「愛」成為「習慣」：「但長夜  我總想到日後  願長夜  愛終不再溜走。」算是歌曲中給人一絲絲的盼望。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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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開逗留逾年半圖盧茲Toulouse返港前，會合了五位香港來的弟兄姊妹和牧者去了泰澤（Taizé）一趟。在唱詩禱告中與這首歌偶遇，也被它安慰了。在泰澤詩集155首Gib mich ganz zu eigen dir，英文翻譯的歌詞如下：

“Take everything from me that keeps me from you. Give everything to me that brings me near to you. Living God, take me away from myself and give me completely to you.” [1]

默想這歌時，我的禱告如歌詞：我的生命並我所擁有的恩賜經驗，雖並不怎麼寶貴，但是仍然給我一些安全感，也會使我疏遠了上主，求主給我一些使我能親近主的事物，求主使我成為完全屬於主的人。生命只有一次，為自己所期待而活，是應該的，但我覺得這不足夠。我是誰？我擁有的都是別人給我的，恩人很多，更有恩主，我知我不配得這麼多，但是既然給了我，我要用得其所，沒有人有權勉強我必須要給他，我卻有權給應給的對象。我有這計算的責任。誰值得我付出整個的我？只有救我佑我的神。生命雖到了風燭殘年，但不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我看來，歲月愈來愈少，也愈來愈寶貴，要好好計算使用，不要浪費在無謂的事情上。60歲後我看自己是心肝病人蒙恩倖存者，這個心態鞭策我今天的事奉。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都希望你為他完成他想要你完成的，使他得功名，所以一將功成萬骨枯，別人死活他不放在心上，他們只是他得成就的工具。而我認為只有上主才是我該投效的。祂不是利用我，卻是成就我。而我願給主使用去成就主所要成就的人和事。

在泰澤敬拜禱告期間，看到最前排一個修士坐下，我在他後面看不到他的頭，後來他們退席時我才見到他的頭幾乎枕在他所推的助行輪椅上，他這樣步行，每日三次在殿內這樣服侍主。求主給我知所進退以決定未來事奉方向。

求主賜福將要離開的圖盧茲城的弟兄姊妹。感謝主有他們同行同工，給我們刻骨銘心的印象和回憶，謝謝差會及差遣教會及支持教會並無數支持者的關愛。這些都不是我們配得的。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唔，選擇金色頭髮藍眼睛，擁有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血統的Bernie好，還是選擇棕色頭髮，擁有多明尼加及葡萄牙血統的Norbert好，[1] 等一等，似乎不知道他們的身高體重，不如打開另一網頁看看，嘩，六呎高170磅的Shiloh是金色頭髮藍眼睛的，O型血似乎不錯，但六呎二寸155磅金髮綠眼O型血的Luciano會否好些？[2] 但六呎二吋高，才得155磅，會否太瘦？還是……」大家不要誤會，這裡提到的男士並不是甚麼約會平台上的「相睇對象」，而是分別來自兩家公司Cryos及XYTEX的捐精者資料。

現今在歐美國家，精卵買賣是一門極大的生意，曾幾何時，歐美人士對於精卵買賣或多或少仍需要背負道德包袱，不論銷售或光顧都會覺得羞恥，但從今天精卵買賣公司網頁平台的設計及營銷手法來看，這些道德包袱已經不復存在，精卵買賣已經如其他商品一樣，可以任君選擇，即使這些公司使用「捐贈者」（donor）一詞，現實中沒有所謂的捐贈者，因為捐贈者均會得到「補償」，[3] 公司也毫不掩飾滿滿的商業味道，以XYTEX為例，在網頁當眼處顯示「精選捐贈者類別第二位半價優惠」（Buy one get one 50% off on the featured donor）的促銷宣傳。「捐贈者」的資料相當詳盡，除了介紹他們的種族、外貌特徵、身心健康狀況、學歷、強弱處及興趣等資料，連他們祖父母的身高體重，教育程度及病歷，都能窺探一二。顧客不但知道自己心儀的「貨品」品質如何，就連貨存是否充足，自己身處的國家能否使用，[4] 價錢都一目了然。價格高低視乎捐精者是否願意向將來的18歲「後代」揭露自己的身份，以及公司為精子進行了多少項遺傳性測試，XYTEX還設有溫馨提示通知買家每天的截單時間。[5] 除了購買精子，公司還提供冷藏精子的服務，買家若不打算即時使用精子，便可以選擇冷藏精子以備日後使用，買的瓶數愈多可享的優惠愈多，此外公司還有回購政策，只要符合某些條件，公司會半價回購已售出的精子。[6] 至於卵子，基於男女生理構造不同，供應比精子少，價錢自然比精子貴，有出售卵子的Cryos，同樣以捐卵者是否願意揭露身份來決定價格高低。[7]

專家研發新技術時，大多出於善意，抱著希望解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方面問題的壯志，[8] 只是他們很多時預料不到，新技術所帶來的影響及後果，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他們可以滿足人類某些需要，卻解決不到新技術衍生出來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有時，新技術似乎沒有違背道德倫理，這純粹是因為大眾普遍接受了新技術，以及相信其對人類只有好處的說法，而不是新技術真的沒有道德倫理問題。商家當然會非常努力美化新技術，這樣新技術才能肆無忌憚地進入市場，輔助生殖技術（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RT）以及其中的捐精捐卵技術，顯然是典型的例子。

捐精捐卵是治療人類不育的其中一項技術，1799年，一位名為John Hunter的英國醫生指導一名病人收集自己的精子，並注射入病人妻子的陰道，根據大多數人的說法，這位求醫者的妻子最後懷孕了。1800年代中期，另一位醫生J. Marion Sims在報告中指他作了55次人工授精測試，其中有一次成功，令一名女性懷孕。[9] 1941年，有報告提到超過9,000名女士成功地透過人工授精而懷孕，當中97%的個案，孕婦都產下活嬰。[10] 可以說，那時輔助生殖技術已經進入了新時代。[11] 1954年，《錫達拉皮茲公報》（The Cedar Rapids Gazette）發表了獨家新聞，報道動物學畢業生Jerome Sherman及泌尿科教授Raymond Bunge研發了一項冷凍和解凍人類精子技術，並在過程中能讓精子存活，自此之後，醫生開始使用捐精者的精子治療不孕症。[12] 隨著冷凍解凍的技術問世，以及人們愈發接受透過捐精者提供精子的人工受孕技術，1970年代開始，精子銀行業務開始流行，尤其在美國漸漸成為一門生意，篇幅所限，捐卵歷史在此不贅。[13]

早在1909年，美國的醫學界和大眾媒體便開始討論捐精的倫理爭議及對社會的影響。一般來說，人們較易接受同源（使用丈夫的精子）人工授精，70年代之前，歐美的醫生大多因為病人的生理和心理功能出現障礙，例如逆行性射精、陰道痙攣、尿道下裂和陽痿，透過人工受孕方法，使用丈夫的精子令其妻子成孕。[14] 其後精子銀行及他人捐精的情況出現，引發更多爭議。天主教就生殖科技的發展，在1987年3月發佈了一份名為「關於尊重人類生命的起源和生殖尊嚴的指令對當今某些問題的答覆」的40頁指引，天主教反對一切形式的人工受孕，稱其助長了自慰的惡習，忽略了夫妻間性交具備的宗教意涵，並且把夫妻成為一體與生育之間的關係切割。[15] 至於基督新教，從來不乏討論輔助生殖科技的聲音，有些基督徒視不育為疾病，如果現今現代的科技可以醫治人們的疾病，為何不可使用輔助生殖技術治療不育？[16] 有的卻認為孩子為神所賜，毋須借用輔助生殖技術，若然神沒有賜予，可考慮領養。[17] 不過，即使有信徒支持夫妻二人使用自己的精卵進行人工受孕，也不代表他們會接受使用第三方捐贈者的精卵。畢竟，使用第三者的精卵無疑破壞婚姻的神性，也剝奪人的尊嚴，無論是對捐贈者，抑或是以此方式生產的嬰兒；另外，此方式亦未能尊重孩子的權利，因為他們無法得知誰是自己的親生父親或母親。[18]

現實中，捐贈精子及卵子所引發的複雜倫理或信仰問題，實在值得大家思考及討論。例如，人們為了金錢賣精賣卵算不算販賣神賦予捐贈者的獨特形象？那些為了賣精而借助書本或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 , VR）技術得以射精的男士，算不算犯了奸淫？醫生欺騙顧客，偷偷將自己的精子賣給顧客，除了不誠實，還對受影響的人帶來甚麼負面影響？[19] 當有人不滿商業模式運作的精子銀行收費過高，打著自由工作者的旗號，只收取低廉的旅費和住宿費便提供精子，甚至直接鼓勵「受助者」通過自然性交來懷孕，「捐精」是否已經變相成為有心人滿足私慾的幌子？[20] 有男士為了證明自己非常厲害，到處捐精，[21] 又或是有診所超額銷售某一人的精子，這是否增加了捐贈者下一代亂倫的風險？[22] 或有捐贈者的行動是出於善意，但他們真的詳細了解過成孕孩子的感受，或整個輔助生殖科技帶來的問題嗎？[23]

成人為所欲為，苦的可是孩子。當夫妻關係和諧時，自然較容易接納使用他人的精子或卵子孕育的孩子，一旦婚姻關係破裂，情況便可能不一樣。美國印第安納州的Steven Engelking與前妻離異後，不想支付兩個孩子的生活費，他挑戰法庭的判令，提出根據該州的離婚法，捐贈者的孩子不能被視為「婚生子女」，所以他沒有義務撫養孩子，但最後上訴法庭裁定Engelking有義務照顧孩子，有律師評論訴訟時提到，法庭不關心生物學，如果你將自己塑造成父母，法庭就會把父母的權利強加給你。[24] 這個案可能揭露了Engelking最真實的想法，透過捐精而來的孩子不是他的後代，縱然他當初有份參與找尋捐精者。Engelking的孩子如果得知父親在法庭上拒絕他們，不知會有何感受？他們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相信這並不是單一事件，夫妻二人在爭吵過程中一旦有人不自覺說出「你不是我的孩子」，它看似是一句晦氣話，實際上卻毫不留情地傷了孩子的心。[25]

即使「父母」深深愛著藉著捐精捐卵而來的孩子，有些孩子樂於接受，[26] 但不能否認現實中的確有一些孩子無法接受以此形式來到這個世界，他們認為這種生育孩子的方式是錯的，[27] 有不少人感到整個童年都不太對勁，與其他孩子不同，與世界格格不入，[28] 並且為自己的源頭和身份感到掙扎，不惜一切尋根。[29]

Cryos公司打著「夢想成真」的旗號包裝賣精賣卵的行為，當成年人得著嬰兒，以為美夢成真之時，對某些孩子來說，這可能是惡夢的開始。或許，立法可以彌補一些漏洞，問題是，立法能否醫治孩子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