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律如何保障兒童權利

西方國家對跨性別議題的開放，已經去到政治及商業的層面，儘管父母起來遊行反對，這種文化已落地生根，難以抗衡。本週二，有美國的檢察長寫信質疑大型醫療組織以政治理由犧牲兒童的福祉，以誤導與欺騙的手段去支持兒童及青少年性別確認護理（gender affirming care）。

在西方的社會，一些學校會以兒童福祉作為旗號，瞞著家人帶學童去變性，他們認為這就是尊重孩子的人權，背後其實也在支持整個變性醫療行業的發展。最近從一個在香港的中德家庭聽到一個真實故事，令我反思甚麼是兒童福祉、兒童權利，亦體會到中西文化的分別。朋友是一名德國籍父親，他帶兒子去參加衛生署學童牙科保健服務，牙醫當時發現兒子有兩隻蛀牙，便詢問父親應如何處理，父親尊重兒子的意願、決定及人權，於是讓他自己決定。最後，兒子怕痛，選擇不補牙，也不洗牙。母親是香港人，她一直以為兒子牙齒健康，所以當天毋須進行任何療程。後來，兒子蛀牙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那時她才知道當天父子倆是白行一趟，白白放棄了及早的牙科保健治療。然後，母親沒有問兒子的意願，便帶他前往私家牙醫診所，希望他能在仍可挽救時修補牙齒，當然她要額外再付數千元的費用。可知道，若蛀牙不處理，可以導致永久失掉牙齒，嚴重的更會影響其他健康的牙齒，最終達至不可挽回的局面。若你是學童的父母，你會支持父親還是母親的做法？

作為父母，我們往往希望能在事情可挽回時幫助孩子，孩子還小，他們未有足夠人生閱歷去前瞻一幅未來的圖畫，未能預知不可挽回的嚴重性。在西方，愈來愈多曾經進行變性手術的學童在長大後後悔，但已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只能向法庭提出訴訟。這種在未成年便把健康的性器官切除的手術是對學童的嚴重虐待，但願香港能夠守得穩，不會被這些文化入侵。

參考資料：

Becca Savransky. “Idaho AG Raúl Labrador calls pediatric association ‘shameful’ over gender-affirming care.” yahoo! news.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5, 2024. https://ca.news.yahoo.com/idaho-ag-raul-labrador-calls-004934220.html.

香港離婚的數字不斷上升，而近年再婚的數目，差不多每年約佔結婚數目的三成。在離婚與再婚的趨勢加劇下，不少孩子承受著父母離異的打擊及重組家庭的挑戰。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與家庭議會的資助，自2023年4月起推出「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稱本計劃），本社委託了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為本計劃下進行的輔導服務及家長學堂成效評估研究，亦整合了本計劃下的法律講座、輔導服務和家長學堂的經驗，編製一本回應離婚再婚家長需要的手冊——《「不一樣的家庭」家長手冊》，供離婚、再婚家長及助人者參考。

本社於2024年6月8日假突破中心公佈研究結果及發佈家長手冊，當日有約120位參加者出席。本社助理總幹事何慕怡姑娘先簡介本計劃、是次研究和編製家長手冊的緣起，然後分別由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博士發佈研究結果及建議，以及由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名譽副教授曾潔雯博士，就「如何協助離婚再婚家庭中的子女適應家庭轉變」作專題短講。

服務評估研究及建議

李樹甘博士表示是次研究分兩個階段進行，先邀請服務使用者及其子女填寫前測和後測的問卷作量化評估，之後再邀請部份參加者作深入訪談，以了解家長學堂及輔導服務的成效。問卷反映受訪者多來自離婚家庭。依照第二階段的評估分析，整體而言，家長學堂和輔導服務都得到相當高的評價。家長學堂的受訪者表示學堂能提供情緒管理技巧和家庭衝突解決策略、有關法律程序和支援服務的資訊，而學堂中的小組討論部份，可讓他們有機會與同路人討論，建立情緒支援網絡。接受輔導的家長則分享，輔導服務能協助他們理解子女具體的感受和需求、引導他們反思和增加自我認識，以及提供個人情緒支援。

研究亦指出是次計劃反映了香港社會對離婚再婚家庭支援服務有很大的需求，因此有優化服務的必要，在政策建議方面，提出可考慮開發和提供線上輔導和教育資源，如網絡研討會、線上課程和支持群組，這有助降低成本和參與的靈活性。小組討論的形式也是一個值得參考的服務方向，既可幫助參與者，亦可培訓參與者成為同路人，以其經驗幫助其他面臨離婚或再婚人士，並建立可持續的互助網絡。此外，對於回應兒童的需要，服務提供者可考慮聘請具備兒童心理學和教育學專業知識的輔導員為孩子提供輔導，並設計適合兒童的互動式活動和工具，幫助他們理解和表達自己的情感。

協助子女適應家庭轉變

本身是臨床心理學家和註冊社會工作者的曾潔雯教授在短講中提出，家長宜持守「預防勝於治療」的大原則，留意階段性處理，在考慮離婚、決定離婚、處理離婚事宜及安頓下來的問題時，都要深思孩子在身體、心靈、社交、靈性方面的需要，避免因處理欠佳而令孩子的成長發展帶來困難。她提到對於孩子而言，平穩、可行而公道（合情合理合法）、最少的不必要改變都是重要的，而夫婦離異時，可能會對對方或孩子說了不該說的話，這都會傷害孩子，父母宜謹守底線，避免令孩子受傷。她提到家長很忙碌，疫情後也面對許多難處，但就建議他們仍需好好準備，如果決定離婚，要小心部署家庭的轉變，當中要因應孩子的需要和疑惑小心應對。而孩子面對家長離異，心裡會充滿疑惑，如他們到底誰對誰錯，自己應該跟著父親還是母親，應該效忠誰，以及誰值得倚靠，這些家長都需要注意。

既然家長是直接影響子女適應家庭轉變的關鍵因素，能有效地進行家長教育及支援工作便十分重要。教育局的《家長教育課程架構（幼稚園）》，當中提到家長在教養子女時會感受壓力，因此需要照顧好自己，曾教授提到這方面的資訊值得離婚或再婚家庭參考。而聆聽孩子的聲音、善用資源、適時求助、家校合作都是家長需要學習的。

曾教授又提到以下幾點，可助家長作好階段性處理。第一，要考慮周詳及權衡輕重。家長宜成熟地處理分手或建立新的感情，尤其是要留意當中牽涉的衝突處理、情緒、資訊及期望管理。他們亦需要讓孩子知道相關的事情，並讓他們有所參與。第二，在作出決定及執行決定時，家長要小心部署，之後才向孩子宣告決定及未來安排。她提到，孩子對父母的狀況往往心中有數，他們會觀望父母如何處理，家長需先理解孩子的困難和需要，也要尊重孩子的意願，讓他們在中間有些選擇。第三，要讓孩子安頓下來，並協助其適應。父母需要按孩子身心社靈的需要，提供即時、短期、中期及長期的強化保護因素。如即時回應孩子的身體需要，每週堅持定期家庭歡樂時光，或在社交方面，容讓子女在喜愛的原校就讀。另一方面，家長亦要提供緩減危機的因素，例如在身體需要的層面，每天親自幫年幼的孩子洗澡，以避免孩子受虐待，而在心靈層面上，不宜即時強迫孩子改姓氏，或強迫他們稱呼自己的新配偶為爸爸或媽媽，總之，要多從孩子角度考慮問題。

（歡迎按此，免費下載《「不一樣的家庭」家長手冊》電子版。）

明光社於2024年5月3日舉辦了「勿將安慰變成二次傷害——如何與受苦者同行？」網上講座，並邀請了香港教牧督導及心理治療學會檢證院牧朱蕙碧博士擔任講員，分享如何合情合理地關心正在受苦的人，避免令安慰變成二次傷害。

朱博士在講座中分享了自身關心他人及被別人關心的經驗，以及兩個模擬個案的短片。她指出陪伴對每位受苦者都是重要的，同行者就像「樹窿」給予受苦者一個傾訴的機會，讓他們可以訴說自身經歷，抒發心中鬱結，令他們體會到自己並非獨自承受苦楚，以致情緒得以紓緩。

她又表示，每位受苦者其實都帶著自己的想法、態度、情感和意圖來到別人的面前分享自己的經歷，這也反映他們對這個人的信賴，作為弟兄姊妹，如果聽到別人訴苦時，需要以合宜的態度回應，包括予以尊重、接納、真誠和同理心，幫助受苦者盡訴心中情。透過聆聽他們的每一句說話、每一聲嘆息，安慰者可以明白和了解到他們身處的景況，並能在合適的時候提出合宜的建議。

最能讓受苦者感到安慰，莫過於有人能夠在情感上與他們連結，體會到被明白和被看見，這可以幫助他們的緊張、焦慮、不安或哀傷等等的情緒得以紓緩。朱博士指出安慰者的用心聆聽和同理回應，最能與受苦者連結；聆聽使安慰者正確地了解受苦者的處境和需要，同理回應則使受苦者感受到安慰者的體諒和支持，這些都可以幫助人有效地與受苦者同行。

朱博士認為有幾個因素妨礙人與受苦者同行。假如聆聽者被自己的問題所困，或對他人的問題認知不足，便會難以明白他人的困難，或者他傾向以教導和解決問題的方式關心他人，這會妨礙他有效地陪伴他人。還有移情作用，即聆聽者身邊有一個親近的人，此人與聆聽者的關係不佳，而受苦者與這個人很相似，聆聽者有可能會將受苦者當成這個親近的人，並投射了憤怒的情緒，以致不能聆聽其故事。最後，如果聆聽者不能守口如瓶，也大大降低他真實地與人同行的可能。

最後，朱博士提醒每位願意與人同行的有心人，不要忘記好好照顧自己，每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惟有好好地在上帝裡面安靜得力，照顧好自己身心需要，保持良好狀態，才能更好地與受苦者同行。

誠邀大家按此處，收看足本講座。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前陣子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以下兩段對話：

媽：「你在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呀？」
兒：「當然沒有啦！」

聽到沒有，媽媽心裡其實有點擔心。

媽：「那麼，有沒有女生喜歡你？你有沒有拍拖？」
兒子尷尬地說：「怎麼會呢，我還是小學生，怎會年紀這麼小便拍拖？」

兒子說得有道理，但這位媽媽依然鍥而不捨地追問，而且還分享她在小學時喜歡男生的經歷，希望引導兒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你是否以為這位媽媽思想太開放，很想兒子在小學階段便拍拖？不，這只因媽媽擔心兒子有同性戀又或跨性別的傾向。最終，這位媽媽親耳聽到兒子說出原來他也喜歡女孩子才肯罷休，亦立時鬆一口氣。其實，這位媽媽寧願小學的兒子拍拖，也不願聽到兒子有其他性傾向。

路人：你的女兒將入讀哪一間中學?
家長：有兩間學校都接受女兒入學的申請，但我最終選了男女校那一間。
路人：女校那間不是banding比較高嗎?
家長：我寧願選一間男女校，我怕我的女兒在女校感染了同性戀的風氣，那就麻煩了。

原來有父母寧願放棄比較好的中學，也希望讓子女入讀一所男女校，以避免孩子有其他性傾向。

以上兩個真實的對話，父母都用行動表明對孩子性傾向的擔憂。去年，有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當中60%受訪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同類調查為多，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接受與跨性別、同性戀者成為朋友，因為我們尊重他們的想法，感受及體諒到他們不容易的經歷。然而，若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是否仍然支持呢？以上兩段真實的對話可見一些端倪。加州是美國第一個通過保障「跨性別」學生法律的州，學生深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而跨性別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父母亦感到無奈。最近，加州的父母意識到「跨性別」的禍害，一群父母已發起反對的行動，以保護孩子。這些父母要求若學校發現孩子有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性別認同問題，學校須要告知家長。此外，亦要求學校須保障女學生，免得她們在洗手間、淋浴間、更衣室和運動場受到自稱女性的男學生侵害。加州的父母仍在努力爭取以上的訴求，但困難重重。無論是在香港、在美國，父母都是孩子在世界上最親近，最會為他們謀求福祉的人，而不是學校、醫生或心理學家。若調查的題目轉為：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跨性別嗎？相信結果會並不一樣，而這才是大家真正的取態和價值觀，希望大家不要只著眼於自己子女的福祉，也要兼顧所有兒童的福祉。

參考資料：

https://ccpl.law.hku.hk/content/uploads/2023/05/Change-Over-Time-2023-Chinese-Summary-FINAL.pdf

https://dailycitizen.focusonthefamily.com/take-action-and-protect-children-in-california-heres-how-you-can-help/

20多年之前，當明光社的董事同工呼籲大家要關注同性戀運動對香港教會和社會未來的衝擊時，有些人認為我們杞人憂天，認為香港不會出現類似西方社會當時性解放的情況，亦有人批評我們所講的滑坡理論是危言聳聽。轉眼20多年過去，只要看看西方社會、亞洲和香港的變化，大家就會發現沒有最荒謬，只有更荒謬的情況，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種種的改變，對整個婚姻和家庭的結構，特別是當中的兒童帶來了深遠的負面影響，若果不懸崖勒馬，恐怕只會對不少的兒童造成更多永久及難以彌補的傷害，希望大家不要再掉以輕心。

回顧同運在香港的發展，由1991年肛交非刑事化開始，起初的進展是較為緩慢的，非刑事化只代表社會大眾不認為再需要以嚴刑峻法去處理一些個人私德的問題，並不代表社會認為肛交是正常及值得鼓勵的行為，基本上這也符合我們一貫的立場，對於成年人私下的行為，社會可以盡量避免介入，若沒有對第三者和年青人造成直接的傷害，亦不宜像過往一樣處以終身監禁的重刑，但對於這類對身體會造成傷害的行為並不值得鼓勵，更不應美化，以免青少年人忽略了這些行為帶來的風險和嚴重後果。

由2000年開始，不少同志團體和支持者，就不斷嘗試透過立法的方式改變香港社會對同性戀行為的抗拒，並不斷游說政府及立法會議員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讓同性戀在法律上可以得到和異性戀一樣的地位，更開始舉辦同志遊行、不再恐同日和一點粉紅等活動，亦有支持同運的學者和團體不斷進行調查，爭取社會人士的認同，其中最具爭議的是在2005年，政府有意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並進行諮詢，明光社以及一眾關注團體發起了聯署，在報章刊登四頁全版的廣告反對，當時有9000多人參與這次聯署。而同志團體亦一度計劃在當年的七一遊行，將他們的訴求放在整個遊行的最前列，本社對同志團體意圖騎劫本來主辦單位提出有關爭取雙普選的主題表達不滿，經過了激烈的討論以後，由於反對的聲音強大，最後只由同志團體帶領遊行，但仍沿用大會原來的口號，此外，政府隨後亦打消了主動修改法例的念頭。

不過，立法之路既然行不通，同志團體於是改變了策略，開始透過更多的司法覆核去迫使政府改變現時的行政措施，以及修訂被法院裁定違憲或造成歧視的現行法例。不幸地，法院（特別是終審法院）一次又一次作出令人意外、甚至公眾難以理解、極具爭議的裁決，令一些在海外註冊的同性婚姻伴侶，雖然香港政府並不承認，亦沒有憲制責任承認他們的關係，但卻可享有愈來愈多猶如異性婚姻才可獲得的權利和福利，包括公務員配偶福利、合併報稅，以配偶名義申請公屋和繼承居屋，甚至沒有遺囑也可以用配偶身份繼承遺產……雖然有關公屋、居屋及無遺囑繼承遺產案仍有待終院作最後裁決，不過本港法律某程度上已容許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即使沒有婚姻之名，但在部份權利上卻有猶如婚姻之實。

法院對海外註冊同性婚姻的裁決，已動搖了香港現行婚姻制度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原則，而最令人憂慮的是婚姻制度除了保障配偶的法律地位之外，更重要的是讓所有可能出生的兒童，能夠在親生父母的照顧下健康地成長。雖然世界上總有一些因不同原因而忽視、遺棄、以及虐待子女的父母，但這畢竟是少數。而現代離婚率不斷上升，也令不少兒童無法在親生父和母共同撫育下成長，但這種情況並非在父母結婚時就預計會出現的，而同性婚姻下的領養卻是人為兼有預謀地剝奪兒童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權利。

雖然同志團體不斷強調在婚姻和親子關係之中最重要的是愛，但愈來愈多在同性婚姻下成長的孩子在長大之後出來表達，他們對未能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遺憾，因為兩個父親無論多愛錫子女，亦無法取代母親在孩子成長中的重要角色，兩個母親無論如何付出，亦無法滿足孩子對父親的渴望。但最悲哀的是不少人在討論同性婚姻的時候，只著眼於兩個成年人本身追求的所謂權利，卻對所有可能出生兒童的權利視而不見！

為了讓大家明白及關注同性婚姻、以及在西方愈來愈多的變性人婚姻、捐精、捐卵和代孕對兒童權利造成的深遠影響，明光社、香港性文化學會和維護家庭基金等團體，一同發起了「關心婚姻及兒童福祉運動」，為這些沒有機會表達訴求的兒童發聲，以及讓公眾明白維護現行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重要性。而我們第一炮的活動就是透過鼓勵大家閱讀美國兩個大力關注兒童福祉的作家Katy Faust、Stacy Manning所寫的Them Before Us: Why We Need a Global Children's Rights Movement，[1] 從她們提供的豐富內容和例子，讓大家更能明白這不是杞人憂天、也不是滑坡理論，他們是活生生存在於我們的面前，等待我們起來為他們發聲，權利一直被忽略和侵害的兒童。

隨著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不少同性戀者不再像以往般隱藏起來，出櫃的情況愈來愈普遍，他們亦較容易在社會上得到支援。這對同性戀社群來說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但對同性戀者的父母而言，卻有另一番感受。

同性戀者的父母許多時會被稱為「櫃父母」，因為不少父母當得悉孩子是同性戀者時，他們多年來教養的價值不免會被徹底打破，同時會隱藏子女的性傾向，視之為家庭中最大的秘密。他們有苦自己知，難以開口向外尋求協助，就如一些同性戀者隱藏自己的性傾向一樣，「櫃父母」亦會躲進衣櫃裡，所以會出現「孩子出櫃、父母入櫃」的情況。現時社會亦缺乏對「櫃父母」的支援，不少「櫃父母」對同性戀缺乏認識，令他們對子女是同性戀者一事抱有很多誤解，繼而造成一連串的困擾與傷害。

精神科專科醫生康貴華具備與「櫃父母」同行的豐富經驗，他指出最常見的誤解就是認為性傾向是個人的選擇，「好揀唔揀，揀個男人，鍾意女仔咪好囉！」這是不少「櫃父母」在兒子出櫃後的反應，有些父母更會感到憤怒，認為子女的選擇令家庭蒙羞。康醫生解釋：「對大部份的同性戀者而言，性傾向並不是個人選擇，反而是被動地因著先天或後天的成長經歷自然地形成。如果父母如此責怪子女，會讓子女感到不公平，更會破壞彼此的關係。」當父母明白性傾向不是個人選擇，才能夠理解子女的處境，令父母子女的關係得以緩和。

「子女同性戀是父母的錯」是另一個常見的誤解。很多「櫃父母」責怪自己，感到自己是失敗的父母，對子女是同性戀一事感到內疚。「有些單親媽媽認為自己離婚，令子女沒有了爸爸，引致子女成為同性戀者；也有些丈夫責怪太太寵壞了兒子，太太又會責怪丈夫沒有盡父親的責任關心子女。」康醫生表示性傾向的後天因素是十分複雜的，往往是眾多因素互動組成，不能簡單地歸咎於父母的問題，況且在類似家庭環境長大的子女都不一定是同性戀者，子女對家庭的獨特理解和反應也是關鍵因素。而且世界上根本沒有完美的父母，父母不必責怪自己，也不用責怪伴侶，夫婦二人更應同心合作，關心子女，與子女同行。

康醫生分享到很多「櫃父母」得知子女是同性戀後，都出現情緒失控的情況，他們心裡充斥著很多複雜的負面情緒——悲傷、內疚、後悔、焦慮、擔憂、恐懼、憤怒、失望、無助等等，百感交集，不知怎樣面對，更不知可以向誰傾訴，有時連最親的配偶或其他子女也不能夠透露半句，擔心事情會張揚出去，造成更大的家庭衝突，因此不少「櫃父母」都出現抑鬱的情況。

除上文提及的憤怒和內疚外，「櫃父母」更多出現的情緒是傷心與擔憂。康醫生道：「他們擔心子女行了一條非主流的路，日後的日子會很難過，害怕子女被人拒絕及歧視，也擔心親子關係會因而惡化。有宗教信仰的父母，更害怕子女會放棄信仰。」今天社會雖然對同性戀的接納度提升，但就算「櫃父母」接納子女的性傾向，也有可能要面對其他親戚的冷言冷語，這比陌生人的拒絕更令他們受傷。

康醫生亦表示「櫃父母」往往不知道如何與子女溝通，他們想關心子女的生活，又不想觸及同性戀的話題，一來不知子女是否願意談論，二來又害怕出現爭執，加深親子間的隔膜。那麼「櫃父母」要如何與同性戀子女相處呢？

康醫生認為最重要的是與子女維持良好的溝通和關係，而不是要改變他們的同性戀傾向，並緊記親子關係是最重要的。因此他以「四個不要」叮囑「櫃父母」：不要因子女的性傾向而責備他們，不要強迫子女改變，不要勉強子女討論同性戀的話題，不要侵犯子女的私隱。

與此同時，康醫生鼓勵「櫃父母」要尋找合適的資源來認識同性戀議題，釐清一些對同性戀的誤解，可化解一些因誤解而衍生的情緒和衝突。他們需暫時放下自己的立場和批判，避免使用傷害性的說話，多以同理心聆聽、了解子女的情況，學習重新認識子女，並且要向子女作出全人關懷，因為性傾向只是人生命中的一個部份，子女仍有學業、工作、理想、喜好等方向，值得父母了解及關懷。

其實父母對同性戀的立場，與接納同性戀子女之間，並不必然存在衝突，在接納與否定孩子之間，康醫生指出有第三條路——「接納而不認同」。雖然未能認同子女的同性戀行為和身份，但許多父母對子女的愛都是無條件及不離不棄的，他們仍然願意關心子女，接納子女的整個生命，欣賞子女令父母欣慰的地方，也同時能包容子女令父母失望的地方。

父母的愛有多偉大，由此可見。

「櫃父母」有本難念的經

2019年5月，台灣通過了同性婚姻專法，令同性伴侶可在當地註冊結婚。這對同性伴侶來說，當然是天大喜訊，不過對「櫃父母」來說，這未必是一則好消息。試著在網絡搜尋一下「櫃父母」三個字，不難發現一些「櫃父母」的掙扎，他們或者會投書到公開信箱分享自己的煩惱，也有同志團體為「櫃父母」舉辦定期聚會，為他們提供支援。不少父母都愛護子女，想擁抱他們，即使孩子的生活有違他們的期望；不過父母也有自己的限制，在回應孩子前，也得先正視自己的情緒，或與值得信任的親友分享個人感受。[1] 父母在愛護子女前，實在也得好好愛護自己。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在不正常的世界呼喚正常

「正常」究竟是一種怎樣的狀態是十分弔詭的事，過去三年多，由反修例運動到新冠疫情，也許香港、以至整個世界更加了解的應該是「無常」。當疫情漸趨穩定，通關有望，出外有期的時候，不少人不斷提出「復常」的時候，我們必須重新思量，究竟我們想恢復的是何種的「常」？這種「常」對我們又有何意義？作為一個基督教團體，活在一個並非以基督教信仰價值為主的時空，我們可以期望主流的社會價值觀有多正常呢？在末世的時候，我們能夠期望世道人心有多正常呢？

本著初心堅守原則

由2014年的雨傘運動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整個社會變得愈來愈壁壘分明，不同意見之間的包容愈來愈細，很多市民、甚至弟兄姊妹，對與自己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都抱有強烈的情緒。在反修例運動期間，許多市民、弟兄姊妹以及同工都因著關心香港未來的發展而有不同程度的參與，由於政府沒有適當和及時回應不少市民的訴求，間接加深了政府和反修例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而雙方愈來愈強硬的態度，亦令整個社會的衝突不斷升級，演變成愈來愈頻密和激烈的暴力衝突，令人痛心。在那個時間若仍堅持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爭取，在一些人眼中已變得天真和幼稚，但我們仍本著初心，努力持守要用愛與真理，而非仇恨和暴力去改變社會，雖然吃力不討好，但回望一下，我們沒有因著環境而放棄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這也成為了我們能夠在今天可以繼續理直氣壯地發聲的本錢。

作為一個社關團體，身處這種情緒強烈、隨時掩沒理性的年代，一方面要常常提醒自己要保持警覺，不要令自己為了討好任何一方而作出不合宜的回應，當感受到有壓力要催逼我們表態的時候，更要仔細思考如何才能不偏不倚，真正以事論事，對任何一方都是其是、非其非，當然，亦要有心理準備兩面不討好，甚至四面受敵。而在這幾年，我們的確收到一些奉獻支持者回覆，認為我們太「黃」所以不再奉獻給我們，但亦有支持者說我們太「藍」而拒絕再接收我們的資訊！對於這些迴響，我們知道要解釋亦毫不容易，只能多謝對方過往一直以來的支持，並且希望他們能夠繼續留意我們所發佈的訊息，比較全面了解我們對社會上不同事件的看法。

最近遇到一位教內的傳媒人，他說我是他認識的唯一「正常」地說話的教內人士，當然，相信他所指的其實是我和明光社是教內少數（唯一絕對不敢當）繼續一如既往地敢於公開表達一些不同的意見、甚至批評政府的聲音，而且在立場上並沒有重大的改變。對於這種觀感，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我們仍然能夠堅持對政府或不同的團體是其是、非其非，而不是只看「顏色」、不問是非，只盲目地批評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一方。今時今日莫說批評政府不容易，其實要批評自己的朋友更需要勇氣。而令人憂慮的是當愈來愈多人和團體選擇沉默，甚至改變立場的話，堅持繼續發聲只會愈來愈孤單，面對的挑戰也會愈來愈大。

回應時局的短片及評論

不過，面對這樣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我們希望能夠努力去做的就是不忘初心，作為一個社關的機構，就一些我們關心範疇和對社會影響深遠的問題表達意見是應有之義，亦是我們過往25年一直在做的事，一個機構若果連成立時的召命亦不願或無法踐行的話，其實亦會失去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尸位素餐和結束了亦沒有太大分別，這並非我們一眾董事同工願意見到的。因此，我們只能更謹慎、更靈巧地繼續真誠地表達我們的看法，盡上一個守望者應有的責任，看到對大家有危險、有不良影響的情況就吹起號筒，「做得幾多得幾多，救得一個得一個」。在疫情期間，由於出外分享和開會的時間少了，而透過互聯網亦可以突破防疫限制，將我們想發佈的訊息繼續無間斷地傳送給我們的目標受眾。於是我開始了每週一次拍攝「港．我．森情」短片，每次用幾分鐘和大家討論一下當時值得關心的社會和教會內的事情，此外，又撰寫兩段就著時事問題而作出的評論，當中自然包括對時局的批評，以及從信仰角度的反思。我們雖然會稍為傾向弱勢的一方為他們發聲，但不會假設弱勢一方的所有訴求和意見都一定合理，我們寧願兩面不討好，亦不願為了掌聲而隱藏本身真正的想法，我們更不希望香港會成為一個想真誠表達自己的想法亦要擔驚受怕的城市，亦不想看到大家因為過份憂慮而噤若寒蟬。

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

另一方面，在社關的路上，我們念念不忘的是不要單看著一些暫時做不到的事，而要放眼於目前仍然可以做的事，而那些很重要而又不是太多人有感動、願意去做的事，更是我們的優先考慮。在過去幾年，我們參與了關心離婚及再婚家庭的服侍，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協助他們面對人生其中一個最難過的時刻。其後又為曾經離婚並打算再婚的人士提供婚前輔導，希望他們不會重蹈覆轍，更希望能協助他們與對方的子女好好相處。由於離婚再婚的問題在教會內仍然有不同的爭議和紀律安排，不少教會亦不想高調討論和處理，而明光社對於回應這情況實在義不容辭，因為，我們看到社會和教會在這方面有愈來愈大的需要，渴望有人同行和求助無門的人愈來愈多。基督教倫理不能只著眼於對和錯，更要著眼於人的真實掙扎和需要，而教會紀律最重要的不是懲處而是挽回及同行。

將感動化為行動

在疫情初期，我們感受到手停口停的基層的困難，於是加入了服侍基層，特別是劏房戶的行列，在與他們同行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我們的神是一個有奇妙供應的神，我們愈肯付出，神的供應愈多，令我們更深體會到不應只著眼於困難，而應著眼於別人的需要，將感動化為行動，然後讓神開我們的眼界。前面的社關路不容易走，但我們盼望能靠著我們的主，在不正常的世界義無反顧地「正常」走下去，並且有您同行。

明光社成立至今，主要是關注傳媒、性文化及社會倫理的工作。在推動鞏固婚姻及家庭的工作上，早期較多透過教育及倡議的工作，教育方面主要是到學校及教會主領一些專題性的家長及親子講座，教導家長如何處理子女成長中的不同問題，例如：子女沉迷上網怎麼辦及如何培養子女健康的性態度，目標是以解決親子衝突及問題為主，至於倡議方面則主要就政府一些家庭政策，出席諮詢會或立法會公聽會表達意見，以及撰寫意見書及文章回應，如2012年發表對《子女管養及探視權：應否以立法形式推行「共同父母責任模式」諮詢文件》之意見書，較大型的倡議活動是2015年的「愛爸媽愛我家」巡遊，當日活動有超過三千人參加。

「永遠的父母：離婚以後，為孩子多走一步」離婚輔導服務

本社的前線社會服務則要到2017年才正式推出，主要是為離婚人士提供輔導服務，這項服務能夠推出可以說是神蹟，事緣特區政府於2016年向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撥款推動一些支援家庭的服務，當時我們在完全沒有輔導服務經驗及往績下，只因看見香港的離婚率超過35%，很想透過服務幫助離婚人士及其子女，便膽粗粗地向家庭議會提交申請書，經過一輪甄選後，我們獲邀出席解說會，向家庭議會委員介紹我們的計劃，感謝神的恩典，我們的計劃最終獲批，可以有資源聘請社工及輔導員為離婚家庭提供服務。服務初期，最難找的是服務對象，因為我們沒有相關的經驗，但神的恩典是豐足有餘的，我們在短短16個月內，成功為50位離婚人士提供個人輔導服務，在學校為單親家庭的孩子開九個「兒．家Happy．學生成長小組」，幫助這些孩子學習情緒表達及社交技巧，提升他們的自尊感和自信心，有很多兒童在小組內第一次感受到被愛，從而發現自己並非毫無價值，因為他們當中有些兒童會認為自己是被父／母拋棄的垃圾。看見這些服務對象，由最初面對離婚時感到悲傷絕望，到接受完10至12次輔導服務後，有能力面對未來的生活；亦有個案終於可以放下多年對前夫的仇恨，而重拾歡顏；亦有個案由最初無法接受配偶申請離婚，天天不斷努力做很多事情嘗試挽回婚姻，如送花，煮飯菜然後送去配偶工作的地方，卻因被指騷擾而被驅趕，透過輔導他終於接受有些事情遲了就是遲了，最後願意放手。

「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離婚再婚家庭支援計劃

由於我們的服務得到很好的口碑，2019年，我們再次獲得資助，這次的服務對象除了離婚人士，還包括再婚人士及其子女，我們除了為45位離婚再婚人士提供輔導外，亦會推行社區教育工作，提醒社會人士關心再婚家庭，其他工作還包括舉辦「假如我是灰姑娘的家人……」徵文比賽，我們收到超過一千六百份作品，單是篩選及評分已用了一個月時間，連同頒獎典禮，用了差不多兩個月時間，如此踴躍的參賽情況，可見再婚家庭的情況已成為很多人關注的課題。我們還委託了香港中文大學進行「離婚後再婚家庭的子女——生活經驗和支援服務需要」研究，以及拍攝了一系列短片使兒童的需要及心聲可以被聆聽及照顧，減少兒童因家庭轉變受到負面影響。我們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離婚人士都面對追討贍養費的問題，包括有一宗個案一名女士因追討贍養費不果而自殺，另外有多宗個案涉及要子女協助追討贍養費，使兒童夾在父母的財務糾紛中飽受壓力。於是，我們推出「贍養費的法理情」及「贍養費的生命故事」兩項計劃，透過短片故事及講座，加深市民對贍養費受款人權利的認識及介紹遭拖欠贍養費時可使用的服務，希望能減少因追討贍養費而產生的家庭悲劇。計劃期間，我們亦舉辦了一些專業培訓，如「離婚再婚家庭學生危機訊號辨識訓練」，教授教師、社工及家長認識學生有可能出現的危機訊號，及早介入減少悲劇。

「再踏紅地氈前的一步：再婚的婚前輔導」計劃

作為基督教推行離婚再婚輔導服務的先驅，我們清楚知道我們的服務並非要鼓勵離婚再婚，但眼見社會上的離婚再婚率持續上升，當中不少是基督徒，面對這些打算再婚的人士，我們無法視若無睹，讓他們無奈地靜靜離開教會，從救贖的角度看，即使再婚並非神美善的心意，但祂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三9）。從恩典及救贖的角度看離婚及再婚，離婚者若肯反思自己在上一段婚姻處理得不好的地方、對配偶的傷害、甚至是所犯的罪，求神饒恕及幫助，努力改善自己，之後才踏入一段新的婚姻，雖不完美，但應予體諒。至於犯姦淫者的問題較為複雜，但並不表示他們不需要其他人的關心及幫忙。

我們留意到很多離婚人士帶著子女再婚，透過幫助再婚家庭，除了幫助成年人外，最重要是可以幫助他們的子女。孩子面對父母離婚或再婚的決定，往往都是沒有角色的受害者，他們沒有參與決定，身邊的人也未必能幫助他們，因擔心標籤效應，社會上或學校都不會有服務是專為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孩子而設的。在「離婚後再婚家庭的子女——生活經驗和支援服務需要」研究顯示，最有效幫助孩子的方法是幫助他們的父母，父母有正確的價值觀及態度管教孩子，孩子出問題的機會較低，亦會有較高的生活幸福感。

透過再婚的婚前輔導服務，幫助再婚者重新認識神對婚姻的心意，幫助準新人學習婚後的溝通、衝突處理、親職及繼子女管教等等，鞏固婚姻關係，建立幸福的家庭生活，使成人及子女都不會再受離婚之苦。婚前輔導員不單傳遞知識，而且要利用輔導技巧和敏銳觸覺，去幫助人明白婚姻的意義、衡量自己對婚姻的委身程度，以致最終決定是否踏上結婚這條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結婚，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結婚。對於曾離婚者，要求更嚴謹，輔導員除了一般的婚前輔導內容，更會幫助準新人正視及反省上一段婚姻失敗的原因，亦為自己所犯的錯、甚至是罪，向神及人認罪悔改，尋求饒恕。即使未能得到前配偶及家人的原諒，仍要為自己曾經所犯過的錯、傷害過的人認罪悔改，承諾以後不會再犯。

總結

從2017年至今，我們透過熱線諮詢、調解服務、輔導服務、法律諮詢服務、講座、短片、研究、出版及公眾教育活動，見證著很多曾經在婚姻、家庭中受到傷害的成人及兒童，他們破碎的生命得以重建，感受到神對他們不離不棄的愛。雖然我們服侍的對象，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但服務讓他們經歷被愛及被接納，學懂放下仇恨，饒恕自己亦饒恕曾經傷害他們的人，從此，他們的生命不再一樣。

這幾年的服侍，我們深深體會只要願意勇敢踏出去，神蹟便會出現，看見愈來愈多教會及信徒開始關心離異家庭，基督的愛便這樣進到這群被忽略的群體中了。

延伸閱讀： 
「永遠的父母：離婚以後，為孩子多走一步」計劃網頁
https://childrencoparenting.weebly.com

「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計劃網頁
https://lifelongfamilystl.weebly.com

「再踏紅地氈前的一步：再婚的婚前輔導」計劃網頁
https://remarriage.truth-light.org.hk/main-remarriage-counselling/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好似是人生必經階段，很多人以為男女結婚後就會自己生性變好，但萬一沒有變好怎麼辦？阿美（化名）和前夫到了適婚年齡，相睇認識，拍拖半年結婚，豈料婚後太太才知道丈夫爛賭，又有一個極之傳統要求生仔的奶奶，近十年的婚姻，幾經努力生了兩個女兒。丈夫在孩子滿月時不擺酒，女兒生病入院時也不照顧，太太一度萌生買老鼠藥殺全家的念頭，最後經教會、社工和律師幫助，辦理離婚。她坦言過程令她成長，有很多改變。今天更會好好打扮，做個更好的人。

阿美和前夫相睇認識，大約識左半年就結婚，當年她很天真：「知道他做紀律部隊，每次出來見面都穿西裝，每星期也說自己去馬場是為了與高層食飯、打好關係，以為他為人不錯。那料結婚第三天就發現原來他去馬場是為了賭馬！」而且，阿美還發現前夫事事都靠著母親，不歸家去賭後，又會去母親家，實在並不疼愛自己。結婚半年就覺得大家感情並不親密。而阿美又自己身為老師，覺得自己沒看清丈夫是賭徒，感到很不理想，自己原身家庭關係又複雜，自信心不高，很怕離婚，坦然覺得自己這次是「洗濕左個頭」（事情剛開始，已不能回頭、沒退路）。

遇上爛賭丈夫的經歷已經很不容易，豈料嫉妒心重的奶奶就更令她難受。奶奶很傳統，好想抱孫，阿美本來一心想一家人有了小朋友，大家會照顧孩子，一家人的關係會好起來，豈料事與願違。奶奶認為女人生孩子不用丈夫照顧得太多，妒忌心使奶奶常常叫兒子回自己家，冷落了新抱，完全沒幫忙照顧孩子。前丈也很聽母親話，就算有侍產假，都只回來一天，其餘幾天都在母親家。最後阿美唯有找自己家人來幫忙，坐月發燒也是親人著前夫回來帶她進院的。

家庭的開支、孩子生活、請工人的費用等，都是阿美支撐著整個家庭，丈夫說會拿回來做家用的，都已因不同的藉口來「七除八扣」掉了。大家都為這問題吵過不少架。

問到生第一個孩子，丈夫的不成熟性格已經惡夢如此，為何又再生？阿美現在回想起來，只能說這些決定是因為自己對丈夫的依付關係，並懷著一個希冀家庭會變得好的想法。所以，當丈夫成功申請到公務員宿舍，現居的樓房可以放租，不用供樓，家庭開支輕鬆了不少。所以她決定辭職，並把六十多萬公積金全數取出，再生個孩子，當全職主婦好好照顧孩子也應該可以應付得到。

夢想是好，豈料又生女。丈夫和奶奶氣得得連滿月酒也不擺，奶奶又認為兒子給一半人工予阿美做家用是太多，亦要求兒子放假就要回去陪母親，太太獨自照顧女兒就可以，把二人的關係傷害得更深。阿美更試過在大年初一，前夫叫她去附近快餐店食飯，自己帶著兩個女回母親家吃團年飯…… 阿美覺得多年來整個家庭就是積累了很多沒法化解的怨氣及被冷落的感覺。

一直忍氣吞聲，但分開的導火線始於細女患上肺炎要住院七日。她自己照顧女兒，捱到第六日，到星期天實在支持不了，請前夫幫忙照顧一下女兒，自己快快返家休息，吃過飯後返回醫院，卻發現女兒全身都是糞便沒換尿片，但丈夫卻在打機！問到為何沒換，還推說是想等太太回來才換！阿美忍不住質問他：「你自己『癩屎』會不會等兩小時才換褲？」事情及後卻令前夫大發雷震，在家關起門來一個月不與她們接觸，要吃的飯只叫太太放房門口。

阿美覺得那個月她過得好痛苦，全身出了濕疹、浮腫。當時感到很絕望，返到教會會大哭，亦會去想怎樣才可以用毒藥殺死全家！教會姊妹就建議她去找社署的社工幫忙。社工建議她要即刻搬走，認為她繼續留在這個處境，早晚會釀成家庭慘劇！

即使社工如此說，習慣依附的阿美，仍不想離開丈夫。初時向丈夫說謊要回鄉，搬到酒店打算只租十天就回去。社工卻勸她不要天真，竟以為十天就可以令丈夫變好？起碼要租一年，請前丈見輔導，令他回轉才可挽救婚姻。於是她與教會姊妹一起，趁前夫上班的時候，把家中的東西搬到新居。

但當前夫發現母女都搬走了，一會就遊說阿美將之前的物業轉歸他名下，他就會接受輔導；一會又變臉說要見女兒，想要脅阿美；一會又要求工人取他們兩人名下的內地物業地契出來…… 軟硬兼施，實質就是想要分錢。阿美就著前夫答應分居兩年，請他去見輔導，兩年後她會把資產分配好歸他。其實她當時根本就不想離婚，還期望他能改好。

分居半年後，前夫突然 以「無畀飯佢食」為理由，要求離婚。阿美在前夫說要離婚之後，她哭了十分鐘，之後就覺得自己「好放鬆好開心」，覺得要不是前夫說要離婚，自己可能還在個「氹」當中（受困於當中不能自拔）。她亦發現原來前夫為了離婚，問人借了很多錢請律師，為的就是要將香港的物業「釘契」，要分身家。阿美唯有在教會牧師的幫助下，才找到律師協助。

打官司要花很多錢，但前夫一直不肯庭外和解。直到官司前三天，細女因為腸導問題入院，大女又同時發燒，阿美唯有請前夫來醫院幫忙。阿美的律師著她嘗試把握這面對面的機會進行和解。她說：「當時細女成身血都很辛苦，我對他說照顧兩個女也不容易，所以日後離婚後，大陸的屋會全權給他，宿舍亦讓他住，贍養費只需一萬，但請他留下香港的屋讓她們一家三口居住。」

由於當時阿美照顧孩子放下了工作三年，並未找到工作，而且香港的房子全部都是她之前供的，為了孩子日後著想，逐要求將香港的房子分四份，夫妻二人和兩個女兒各一份，以確保孩子有可居之處。丈夫最終也答應了，他亦不爭取撫養權，只保留探視權。

阿美坦言整個安排過程並不容易，丈夫也有反覆談條件的時候。即使丈夫有探視權，有時也不理兩個孩子，當時她很無奈，覺得沒有人幫忙，不過隨著孩子長大，健康也變得穩定，照顧女兒們的壓力減少了，自己的生活也慢慢回復正軌，漸漸釋懷。整個離婚過程對阿美來說最大的得著是更認識自己。

至於香港處理離婚及贍養費的制度，她認為已經很不錯。而且，由於前夫是公務員，如對方真的不願負責任，她仍可以向政府投訴對方不探視孩子、不付贍養費，請政府代為追究。但她知道仍有不少離婚個案，在追討配偶贍養費及子女生活費上，即使訴諸法律亦很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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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兩地情難以維繫，2009年在內地結婚的阿蘭（化名）與港人結婚，育有一女，母女與丈夫過著太空人生活，丈夫一年才回鄉兩次，家人完全沒有相處及建立感情的時間。直到丈夫幫她們申請來港，阿蘭才發現丈夫根本不愛她，更坦言阿蘭「不夠漂亮」、「不夠聰明」和「一早想離婚」，傷盡了她的心。離婚前，二人更曾經就著生活費問題爭吵起來，阿蘭坦言前夫一談到贍養費，在女兒面前也仍然十分無情與猙獰。

阿蘭和前夫2006年認識，只見過一、兩次面，至2009年才開始發展，拍了幾個月拖就結婚，很快就有一名女兒。自此阿蘭與前夫就聚少離多。阿蘭形容，結婚一開始，關係已經不好，生活上沒有共識，情感不和諧，大家長年不在一起，丈夫一年才一兩次回鄉，但也常常到親戚朋友家串門應酬，根本不是和她們團聚。

阿蘭與女兒一直在內地，丈夫在香港工作，每個月才給她千多元生活費，要管吃喝、孩子藥費，日子過得很苦。最初三年，她只能在家照顧孩子，過著半飽的苦日子。待孩子三歲後，阿蘭在親戚的店裏工作，有了多點工錢，她們才能勉強生活。

到2017年，丈夫申請兩母女到香港團聚。阿蘭初時很開心，以為終於可以長時間在一起，培養感情，但來到這裡才發現始終走不進他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不是想像中的美好。一起住，原來只是一起吃飯。她說：「食完飯之後只有我和女兒一起睡，他自己一個人睡。初時我覺得沒所謂，但後來問起這件事，他就突然說要離婚。」

離婚話題像計時炸彈一樣，一問就似乎觸發了前夫的火藥，語言盡是貶低阿蘭的說話，說她內內外外就是「不合格」。阿蘭形容前夫的毒舌話叫她內心很受傷害，令她的自我形象受損，對她不單只十分冷淡，還叫她其實可以走，如想繼續在這裡和他一起生活，就繼續帶孩、煮飯做家務，也介紹她去做足浴店替人洗腳按腳賺錢……但就是不可以過問他的生活，一切保持距離。

後來，情況開始變成前夫想給錢就給她們，不想給就不給的惡劣境況，迫得她們沒法生活，大家的關係也破裂到不可挽回。阿蘭決定離開，找社工幫忙介紹房屋，租到一間唐樓的房間，也申請到綜援，有能力離開前夫。因為她要照顧女兒，不能上班，單靠綜援只是勉強可以生活。在2019-2021年間，阿蘭未取到離婚紙之前，她曾要求前夫給她們兩母女生活費，豈料前夫樣子兇惡，面目猙獰，「好像魔鬼一樣」，孩子看著感到害怕，阿蘭追過一兩次贍養費後，害怕情況對孩子造成壞影響，唯有不再登門追討。

及後幸好她找到社工幫忙，有關贍養費的問題，她交由法庭處理，在申索過程中，透過雙方律師商議。由於那時正是疫情當中，丈夫剛好失業，只能協商到1500元，阿蘭起初很反對：「我覺得太少了。但後來，因為疫情因素又拖了半年，很想快點與他劃清界線，最後，在經過律師的調解，1500就1500吧！」離婚至今，前夫每月1500元也很準時的入錢，雖然不多，但阿蘭稱至少可以穩定收到一筆錢支持兩母女的生活，聊勝於無吧!

阿蘭作為新移民，剛剛來港，人生路不熟，不懂說廣東話，面對離婚之苦，非常難捱，覺得政府幫到她很多，透過法律去處理也比較好，追討時可避免爭拗。但她仍覺得贍養費在協商時不可以衝動地「一口咬定」，因為處理離婚總會令人感到混亂和帶著情緒的。她認為贍養費不能只談一次，隨著孩子成長需要會有所不同，例如讀中學、大學，贍養費也應該因此有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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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疫情的衝擊，所有社會性的議題都開始以「疫情」作為分析的背景。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人們都非常擔心學生升學的問題。因為停課、網課等情況的出現，學生亦需要時間去適應「新常態」，特別是中六的學生，面對即將來臨的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不少人都覺得他們或許是最受疫情影響的人。不過，在另一邊廂，疫情對兒童的影響亦不容忽視，有十多年兒童及青少年工作經驗的資深社工及曾任幼稚園校董的吳晃榮先生，會為大家探討一下幼兒在失去學習場所情況下，家長可以怎樣教導他們，助他們健康的成長。

幼稚園課程中六個主要範疇

幼稚園對幼兒之所以重要，在於它能夠協助幼兒發展其作為人的潛能，而吳先生提及幼稚園課程中的六大主要範疇，是用作給予幼兒基本訓練，當中包括：認知、語言、大肌肉、小肌肉、自理以及情緒社交。兒童在幼稚園中，透過這六大範疇進行學習，這基礎亦有助他們更健康地長大成人。吳先生特別提到，這當然不是說家長不能按這六大範疇教導幼兒，但明顯地他們是較難按著課程結構來進行教導，而且每一個家庭都有其困難，家長們都有自己的工作，要他們這樣教導幼兒就更困難。

吳先生簡述了幼稚園課程中六個範疇的具體內容以及其運作模式，如需要更詳盡的資料，大家亦可參考《學前兒童發展及行為處理——幼師參考資料手冊》中的〈第二章：學前兒童的成長發展〉[1] 。

1. 認知：例如訓練幼兒拼圖、分辨各種不同的顏色、建立數學及邏輯思維、因果、空間、物件、多、少等等的概念。
2. 語言：簡單來說就是對語言的理解以及表達。
3. 大肌肉：一些身體協調的訓練，例如跑步、攀爬等較多走動的運動。
4. 小肌肉：一些手部和眼部的協調，例如筆掉在地下，能夠將它拾起，以及進行穿線等等的微小動作。
5. 自理：能夠自行穿衣、吃飯，以至可以自行去廁所等等。
6. 情緒社交：讓幼兒學習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技巧，並可以處理自己情緒等等。
    

當我們了解這六大範疇後，就會明白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教學，其實對幼兒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疫情爆發後，吳先生指出，學校的一些恆常活動幾乎都因疫情而取消，如生日會、親子旅遊、運動比賽等等，甚或乎有一段時間是不可以進行跨家庭聚會，即是連非官方的活動都需要取消，但其實這些活動都是訓練小朋友的大好機會。故此，在大部份活動都取消的情況下，家長的角色便變得更加重要，家長需要成為一位老師去教導幼兒。

吳先生指出，很多時家長根本不懂得要教幼兒甚麼，故此如果突然將教學的工作交給家長，家長亦不懂得怎樣教，更不用說甚麼六大範疇了。他又指，家長均來自其各自的專業，但對於小朋友的行為，他們卻沒有太多的了解，這會讓小朋友難以學習，例如一歲的小朋友想嘗試攀上滑梯頂，若家長擔心其能力，而直接把小朋友送上去，小朋友便失去了可以學習的機會。故此，當家長擁有大部份教導小朋友的時間時，實在有需要認識幼稚園學生學習的六大範疇來教導幼兒。

讓孩子有實踐的機會

另外，除了在概念上教導幼兒外，家長亦需要讓小朋友有實踐的機會。吳先生建議，小朋友玩耍的時候，不要讓小朋友自己一個人玩，家長亦需要參與其中，這樣便能在一個可實踐的環境當中教導他們，並從中向他們「輸入知識」。他舉例說，如遇到要排隊的情況，家長便要主動向小朋友解釋排隊的重要性；當小朋友遇上其他小朋友時，便要教導他們分享、禮讓的重要性，家長可鼓勵小朋友分享玩具、文具等等；當小朋友沒禮貌時，家長都要教導他們這種行為會讓人感到憤怒或傷心。可以說家長在教學上，一點都不能鬆懈。

總的來說，疫情下家長的確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更加主導了小朋友的成長，故此，家長也得補補課，了解一下幼稚園學生在校學習的六個主要範疇，對於小朋友日常的活動要更加敏感和從旁教導，助孩子適應欠缺社交生活的新常態。筆者在訪問的最後階段問吳先生，這六大範疇對小朋友的轉變有多明顯時，他回應指，小朋友由幼稚園升上小學這個短時間內，家長未必能夠察覺到他們明顯的分別，可能要待小朋友將來升上中學或大學時，該轉變才會更明顯。

結婚時，有誰會想像到另一半會因為生意失敗、失去工作動力等原因，而將自己懷才不遇的不快發洩到配偶身上？阿花（假名）經歷多年被另一半無理吵鬧、苛待，致最後離婚收場，但她仍不忘子女的福祉，每月按時將照顧子女的費用交給丈夫。阿花從來沒有不甘心付贍養費，因為她總覺得是自己拆散了這頭家，她說:「我一直都想子女好，不想他們為生活費的多少而不快樂。」

阿花與前夫在夜校結識，見過幾次就開始談戀愛，這是阿花的初戀。雖然中間有段日子她覺得這男友和其他朋友相處得比自己還要好，他們曾分開過一段時間，但之後又愛火重燃，拍拖三年結婚，婚後不久就生了大女，三年半後生了小兒子。今日，子女都已出來工作，大女還結了婚。阿花回想自己的離婚經歷，原來已是多年前的事。

她前夫的工作遭遇起跌頗多。起初在車行工作，成績不俗，但與老闆意見不合被解僱。遇上了舊同學，一起合資開辦電腦公司，並聘用了兩位伙記。但兩、三年後因為經營不善而虧本倒閉。之後再做過一、兩份工作，都總是覺得自己懷才不遇，致最終不再找工作。而阿花就一直在同一間公司工作，直至丈夫放棄了找工作，一家的賺錢責任就落到她身上，全家只能靠她的一份收入支撐著。

阿花見前夫終日無所事事，晚上半夜三更才睡，第二天就睡到日上三竿，反過來投訴阿花晚上加班晚回來，忽略了子女和家務。看著他不斷責怪自己，事後又好像若無其事一樣，甚至在她不情願下仍要求有性生活，雖然她曾堅持拒絕，但前夫卻大發脾氣，她只得被迫就範，又或二人大吵大鬧收場，夫婦關係日漸變差。

後來，當前夫缺錢到一個地步，為了一些被放進洗衣機而染了色的新衣、被燙斗弄傷手等事情而訴諸法律，每宗申訴都向阿花索償數千元，更向她的公司及母親家發信，使她的同事及媽媽都收到有關小額錢債的索償信件。這一切一切迫使阿花最後決定單方面提出離婚。不過她前夫一點也不友善。她稱，由於前夫當時未有律師代表，曾數次上庭時都故意說自己忘記帶文件，浪費她的律師費。

最後，在律師的協助下，阿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給予前夫數十萬元的贍養費。另外，她認同社工的建議，為減少兩個孩子在生活上的影響，仍然讓他們住在前夫家，由父母雙方共同撫養，所以子女每周有兩天會回她身邊和親人一起相聚。她每月亦會轉賬過數給前夫，讓子女有數千元的生活費。

阿花稱，她從來都不敢不準時付子女每月的生活費，因為子女仍在前夫家，她不想他們受到傷害或為錢而擔憂。阿花坦言，初時也有不甘心付錢的時候，但仍覺得自己有責任承擔。回望整件事，阿花不無傷感，總覺得是自己拆散這個家，不過她的子女都明白事理：「我的兒女們反倒過來安慰我，說他們自小都知道是誰人引起了這家的問題，叫我不要憂慮、不開心。還說：『如倒過來是我，我一早就趕他出街！』」阿花認為，子女的長大及明事理，仍然是她最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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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自己好像乞丐一樣！」Amy（化名）這樣形容她向前夫追討贍養費的過程。

二十多年前，Amy也擁有過一段令人羨慕的婚姻。她和Simon（化名）識於微時，二人是同窗，畢業後發展成戀人，拍拖一年後便組織小家庭，三年後誕下一子。婚後，Amy不單要帶孩子，還要照顧患腎病需要洗腎的奶奶，又協助丈夫打理工廠的生意，雖然經常頻頻撲撲，但夫妻同心，生活蠻愜意的。

可惜，他們卻敵不過「七年之癢」，Simon長年在內地工作，結果衍生婚外情。「結婚的時候，他的工廠已經搬到東莞，最初也相安無事的，他每星期都返香港，或是一個月回來兩、三次，只是後來搬去廣州才出事。」那時Simon經常以忙碌為理由，返港的次數愈來愈疏，Amy雖心有狐疑，但當真相被揭發時，還是難以面對。

「是前廠長和老員工告訴我他有小三（第三者）的，我知道後很激動，跟他大吵一場。」Amy原以為Simon會念著二人相知相交近廿載，且兒子當時已經十四歲，會願意跟情婦斬斷孽緣，可惜他的抉擇，令Amy大失所望，「他說辦不到，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

Amy盛怒下帶著兒子搬回娘家暫住，並著手辦理離婚手續，情緒直墮谷底。「那段日子真的很辛苦，但又要在老人家面前裝作若無其事，不想他們擔心，所以我會在街上哭夠才回家。」Amy的眼淚，包含了她對前路的憂心、被枕邊人背判的怨恨，還有氣憤自己的愚蠢，「我蠢在一直不知道他有小三，更蠢在那個小三是我親自聘請、親身栽培的，她是我們工廠的員工。」

失去婚姻，不單令她失去幸福感，同時也失去經濟依靠，「以前我可以在他銀行戶口提款的，但自從鬧翻後，他改了帳號，我拿不到錢，便唯有向他取贍養費，我兩母子也要錢生活吧！」討價還價後，Simon答應每個月給她兩母子一萬元，但扣除兒子在直資中學念書的學費，以及午膳、車資、參加課外活動等開支後，已所餘無幾。

自從Amy氣著出走娘家後，男方家人馬上換掉他們婚姻居所的門鎖，令兩母子有家歸不得，在無計可施下，Amy唯有申請法律援助，跟Simon對簿公堂。「這個婚姻居所是他名下持有的，但我和兒子真的沒地方住。我父母的公屋單位很細，他們為了騰出房間給我兩母子，每晚要睡梳化，我實在不忍心，所以想討回那個物業。」不過，在等候法援審批期間，Simon已經把香港物業和大陸物業分別轉移給父親和情婦了。

礙於表面證據不足，Amy在法庭上敗訴，但法官因為同情她的境況，判她毋須支付堂費和對方的律師費。隨著官司結束，這段婚姻在二零一五年亦正式劃上句號，Simon也終止支付贍養費！

Amy透露，在分居期間，Simon雖不情不願，但總算有遵守承諾，「態度是差的，有很多難聽的說話，例如說我不去找工作，又說我從來沒養過兒子，只靠他云云。不過，分開那三年，他都有給我們錢的，只是法庭判決我們正式離婚後，他就停止了。」她曾多次派兒子去「追數」，小伙子亦不負所托，不會空手而回，只是後來孩子向媽媽表達，夾在父母之間感覺很為難，Amy愛子深切，不想他不開心，遂決定放棄追討，並重投社會工作，自食其力。

自當上單親媽媽後，Amy在胞弟經營的小店工作，且在區議員協助下，獲房屋署恩恤編配公屋，經濟壓力得以大大紓緩。惟離婚至今十年，有些人和事，她始終未能釋懷，「我不知是否因為我的婚姻出問題，令到我爸爸癌症復發。他在我官司完結不久後過身，這是我最放不下的，我覺得是我連累了他。」她哽咽着說。

回望這段離婚的經歷，Amy慨歎法律只為有錢人服務，對她這樣的小婦人卻完全沒有保障，「撇開他有能力聘請大律師跟我打官司，又有辦法轉移資產，單是說贍養費問題，我問過法援律師，他們也說很難追討的，因為對方有心迴避，又身處大陸，成功的機會很微。」作為過來人，她建議法官在批出離婚令時，應在判辭詳細列明贍養費的執行細節，假如對方拖欠或潛逃離港，會作出什麼懲處等，以保障受款人的權益，「否則有再好的條文都沒有用，無人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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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令人心傷，如因離婚而對簿公堂令人更心酸。離婚夫婦為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聘用律師進行法律訴訟，以為「打官司」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及討回公道，但「打官司」是否唯一渠道去處理離婚糾紛？又是否用錢（律師費）可以解決錢（贍養費）的問題？

劉傑姿律師為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爭取贍養費的利與弊。

為了解開「打官司」的迷思，明光社聯同風雨同路人及旺角浸信會於2022年8月28日合辦了一場名為「『打官司』難解家庭事？！」公開講座，邀請了葉美施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向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去爭取或追討贍養費的利與弊。兩位律師分別提到在進行法律訴訟時，代表律師只會考慮當事人的需要，為其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會顧及前配偶的處境，甚至不會衡量子女的實際需要。再者，律師費昂貴，而在進行訴訟過程中也未能預計「上法庭」的次數，以致當事人最後可能需要付上龐大的律師費。葉律師分享了一些個案，指曾有離婚人士經律師處理而得到所要求的贍養費，但他／她卻要用這筆金錢去支付巨額律師費，他／她最後只贏到「一啖氣」，而非實際的金錢。

葉美施律師提到曾有離婚人士透過律師爭取到要求的贍養費，但卻要支付巨額律師費。

對簿公堂既費時、費錢，又費心力，葉律師及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利用家事調解服務，因調解員能以中立及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去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作出最佳利益的方案。在講座中，有參加者表示過往對家事調解服務的認識不多，但在兩位律師介紹下，讓他們可以多一個選擇，利用一個持平及收費相宜的平台去處理離婚的安排。講座完結後，參加者繼續以小組形式交流在追討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及可行的解決方法。

除了上述講座外，明光社與風雨同路人還合辦了另外兩場公開講座：由建道神學院輔導系主任劉佩婷博士擔任講員的「不能說的悲傷」公開講座已於6月28日舉行，讓正在考慮「再婚」的父母先理解孩子的處境、聆聽他們的需要和心聲，才作出最後決定；此外，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系教授區祥江博士主講的「認識再婚家庭的挑戰與過渡」公開講座已於7月10日舉行，讓準備再婚的離婚人士能了解將會遇到的挑戰，以至在再婚前作出更好的規劃，避免重蹈覆轍。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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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