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基督教右派簡史

在美國的政治環境中，墮胎一直是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重要分歧之一：共和黨普遍抱著尊重胎兒生命（pro-life）的立場並反對墮胎；民主黨則因高舉女性有選擇權（pro-choice）而贊成墮胎。而美國最高法院在2022年推翻1973年「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裁決，該案在當時令墮胎合法化，推翻此案，代表女性墮胎便不再屬於憲法賦予的權利，法院將是否允許墮胎的決定權交給各州自行裁決。因此在剛剛過去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的競選活動都大力聚焦於墮胎權，以爭取女性選民的支持。

賀錦麗在其中一場競選活動邀請了著名歌手Beyoncé出席，替她拉票。Beyoncé發言時表示，她在當天不是以名人和政治人物的身份前來，而是以關心兒童母親的身份來，以爭取女性控制自己身體的自由，讓她們女兒的成長不受限制；她的意思再明顯不過，就是為女性爭取墮胎的自由。不過想深一層，她的說法有點奇怪，她以母親的身份支持墮胎，並且為了女兒不受限制，而扼殺她的孫子孫女生存的權利。

女性的生育權利應受到尊重，女性有自由決定是否生育，但一旦懷孕，生育與否便不只涉及女性的身體，還涉及胎兒的生命。胎兒雖然未出生，但已是一個潛在的人，是世界上最弱小、無助的生命。女性的身體自主權應被尊重，胎兒生存的權利也同樣需要被重視。

墮胎有時是兩難的決定，有些婦女因遭到性侵而懷孕，也有些情況是懷孕危及孕婦的生命，社會應該有合法的墮胎途徑來為這些婦女提供出路。但墮胎不應是意外懷孕婦女唯一的選項，社會上也有不少機構可以為意外懷孕婦女提供支援，幫助她們面對生活上的各種困難，只要她們願意尋求協助，隨時有可能將苦難化為祝福。

面對意外懷孕，許多女性會感到非常焦慮與不安，當父母得知女兒意外懷孕時，往往亦感到手足無措；而部份當事人則會因社會、家庭和經濟的壓力而掙扎，考慮應否繼續懷孕。其實，這些女性及其家人不必獨自承擔壓力，因為只要願意尋求幫助，他們總會尋找到出路。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弱勢孕婦的需要，本社訪問了基督教機構「小小生命」的幾位同工及一位媽媽，與大家分享弱勢孕婦的需要、心路歷程，以及如何可以成為她們的同行者。

守護生命的使命

小小生命的發起人及總幹事杜慧妍傳道表示，香港的墮胎情況相當嚴重。她深刻體會到墮胎帶來的問題，包括抑鬱和迷失，因為她有過這樣的經歷。透過閱讀聖經，她看見生命的價值，並在神的呼召下成立了小小生命。這是一個建基於基督教信仰的機構，專注於支援任何年齡的弱勢孕婦、其伴侶和家人，紓緩他們面對因懷孕而產生的壓力。隨著工作的推展，數位同工因自身的經歷或對生命的熱愛而加入，形成了一個用愛心陪伴懷孕女性的團隊。

帶著勇氣尋求協助的媽媽

這些年來，小小生命與不少在困境中的女性同行，其中一位機構持續關心、有未婚懷孕經歷的媽媽，分享了她的故事。當她得知自己意外懷孕時，年紀已不算輕，並已投身社會工作。她從未考慮過當媽媽，更感到徬徨無助，她為到選擇繼續懷孕還是進行人工流產而掙扎，於是她鼓起勇氣主動聯繫小小生命尋求幫助。她表示，小小生命的同工並沒有僅僅將她視為求助者，而是像朋友般跟她分享類似的經驗，令她感到被關心，同工亦了解到她對懷孕的想法和擔憂，這令她感到很安心和被理解。在同工的建議下，她進行了產檢，透過超聲波檢查，她聽到腹中胎兒的心跳聲，感受到小生命的珍貴，最終她決定成為單親媽媽，撫養這個孩子。

她感謝小小生命同工的陪伴，讓她平安走過整個懷孕過程。她鼓勵遇到意外懷孕情況的女性，將這經歷看為人生眾多經歷的一個部份，若感到困惑或焦慮，應尋找能理解她們處境的人商量，並靜下來聆聽內心的想法。她發現許多女性仍未能獲得幫助，故希望分享自己的經歷，讓她們明白到自己並不孤單，而且有很多人是願意提供協助的。

深刻的前線經驗

而杜慧妍傳道則分享了一次深刻的前線經驗。一位懷孕女性在偏遠的地區獨居，面對不友善的僱主，她因懷孕而受到歧視，最終甚至被僱主找一些「理由」，將她即時解僱。小小生命的同工曾經陪她到不同部門求助，並為她祈禱；可幸的是，最終她獲得教會的支持，籌集到金錢聘請陪月員照顧她和初生的嬰兒，渡過難關。這位媽媽現在不僅能照顧孩子，還主動關心其他有類似經歷的女性。

小小生命資深關顧幹事蔡潔霞女士則分享到另一位年輕媽媽的故事。在得知自己懷孕時，這位媽媽仍是正值求學階段的年輕女孩，甚至已經與男友分手；因著基督徒的身份，她不敢告訴他人自己的情況。她在朋友介紹下認識了小小生命，同工陪伴她去看婦產科醫生，在進行超聲波檢查時，讓她聆聽到胎兒的心跳，她感受到胎兒的生命是寶貴的。最終在牧者和家人的支持下，她選擇將胎兒生下來；在考慮到孩子的將來時，她和家人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將孩子交給適合的家庭領養。

小小生命資深輔導員李惠婷姑娘則分享到另一位媽媽遇到的困難，這位媽媽雖然已婚，但她在懷孕前已育有兩位有特殊需要的年幼孩子，她和家人住在沒有升降機的唐樓，日常生活忙碌，疲於奔命。面對再次懷孕，她感到焦慮，又掙扎於是否繼續懷孕。小小生命的同工了解她的情況後，不僅陪伴她接送孩子，還將她的情況轉告了附近的教會，令她獲得了不少支援，而她第三名孩子亦已出生，這位媽媽亦與教會保持著聯繫。

在這些故事中，我們看見弱勢孕婦面對的困難與挑戰。小小生命的同工深信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藉著禱告，總能看見上帝的愛與恩典，並透過機構或教會向弱勢孕婦伸出援手，與她們同行。小小生命鼓勵有需要的女性放膽求助，因為同工是非常願意持續陪伴她們的。

情感缺失與關係的重建

杜慧妍傳道特別提到，部份社福或醫療人員可能認為弱勢孕婦因經濟壓力和缺乏支援而難以處理生活問題，因而主張墮胎，這與小小生命同工認定生命是寶貴的看法很不同。另外，她認為部份弱勢孕婦面對的問題不僅是資源不足，而是沉溺於不健康的男女關係，這可能是源於她們曾經遭受父母的厭棄和拒絕，導致情感缺失和人際關係破裂。她強調，這些女性需要與上帝及他人重新建立復和的關係，透過牧者和弟兄姊妹的愛與接納，學習發展健康的人際關係。小小生命有別於一般提供物資配對服務的社福機構，不單是為孕婦解決眼前的物質需要，更是希望把上帝的愛帶進人的心靈，讓人得著真正的滿足和平安。

每個生命都是珍貴的，孕婦更需要得到關心與陪伴。只要社會上不同的人都願意付出愛心與努力經營 ，就能為弱勢孕婦創造一個友善的環境，幫助她們在困難中找到出路。這不僅是對她們的支持，也是對生命的尊重與肯定。

（如果想進一步了解弱勢孕婦的需要和她們的經歷，請按此收看「如何與弱勢孕婦同行」網上講座。）

耶穌經常被人批評的是祂喜歡接觸一些主流社會認為身份低下、被人看不起、被人討厭的罪人、甚至人人避之則吉的病人，並且與他們一起吃喝聚會，當大家想起這些故事的時候，自然會想到稅吏、妓女和痲瘋病人等等。不過，若果大家想深一層，耶穌想提醒我們更重要的是不要自以為義、將自己看得比某類人高一等，以及將一些人拒於上帝恩典的大門之外，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決定誰人可以得救、誰人可以親近上帝、誰可回應上帝的呼召跟隨耶穌。

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雖然激發起不少人對民主自由和公義的渴求，但同樣造就了一些偏激的思想，為了追求美好的目標而採取或容忍一些本來大家不接受的激烈手段，並將責任推卸給另一方，認為對方不仁所以我方可以不義。而更令人憂慮的是由此而來的社會撕裂，不少人由於在社會運動中曾經有過被對手以不同手法（不論是現實或網上）欺凌，心中積壓了無法宣洩的憤怒、甚至有創傷後遺症，已經將與自己不同政見的人完全對立起來，並且腦中不斷浮起一些令自己憤怒的畫面，再加上政府這幾年採取不少強硬和專權的手法，更令不少人感到政府得勢不饒人，根本無意修補撕裂，沒有最差、只有更差，要化解雙方的怨恨愈來愈難。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基督徒亦無法倖免，深受這種因政見不同帶來撕裂的社會氛圍影響。

當政見凌駕信仰，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竟然以為自己有權否定一些與我們政見不同的弟兄姊妹的生命，甚至認為有些人不配獲得救恩。有些弟兄姊妹因為對中央、香港的施政和文化不滿，以至對內地同胞也有很大的抗拒，對服侍新來港人士的熱誠亦有所下降，令人惋惜；即使內地的宗教政策愈來愈緊，傳福音及宗教活動固然限制在教會的四面牆之內，信徒的未成年子女亦不能參與教會的活動（包括主日學），網上的福音信息亦受到嚴密的監控。在科技愈來愈進步的情況下，教會反而要走回頭路，透過中波、短波作電台廣播。不過，當上帝關上了一道門，祂亦很可能同時打開一扇窗，若果我們對同胞的福音工作、對未得之民的差傳工作有負擔，其實今時今日在香港便有大量的機會。

每年除了約有50,000人由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之外，截至11月，2023年透過各項吸納人才措施抵港的人士以及他們的家屬有近15萬，當然，他們還有一些不同的途徑來香港，大家現時在巴士、港鐵和街上經常可以聽到有人在說普通話便可見一斑。就算不用返內地，我們要向同胞傳福音毫不困難。以前有些弟兄姊妹覺得要返內地宣教很困難、也有很多擔憂，但今天機會就在我們面前，希望葉公好龍的故事不會出現在我們的教會，就是大家常常將向同胞傳福音掛在嘴邊，但當同胞真的站在我們面前，我們卻避之則吉！

不過，就算大家有負擔，當前的新移民事工和以前亦有很大的分別，因為受過高等教育來港的專業人士、以及在大學供讀學士、碩士、甚至博士課程的內地學生人數已愈來愈多，以前的新移民以內地來港與家人團聚的婦女及她們的子女為主，因而教她們學習廣東話、融入香港社會、知道有哪些社區支援、以及為她們的子女補習等等的活動可能十分適合，但現在教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滿足一些受過教育和生活條件較好的知識份子對信仰的好奇，這種好奇不單是頭腦知識上的，更重要的是生命和生活經歷上的見證。而且除了接受他人的服侍，其實他們亦會成為服侍其他新來港人士的最佳人選。對不少本來以中產為主的教會來說，要裝備弟兄姊妹作這方面的服侍是比較容易的，問題是弟兄姊妹是否看到這等待收成的莊稼，以及是否願意為了福音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政見和走出自己的安舒區，重新調整傳福音的策略。

我們要以宣教士的心態去面對今時今日的差傳機遇，作為宣教士的當然毋須完全認同當地的政治宗教及文化，例如到回教、佛教、或印度教的國家宣教，並不代表要認同當地的宗教，甚至有可能會違反當地某些限制傳福音的法律，我們不是要蓄意與當地政府對著幹，但要傳福音就要靈巧像蛇，只是謹記要純良著鴿子，耶穌基督給我們的榜樣是要以愛勝過恨、要以善勝惡。我們沒有理由拒絕向我們不熟識、不喜歡、看不起的人傳福音，因為深信耶穌願意與所有被人輕看的人一同坐席，世上亦沒有基督的寶血不能遮蓋的罪人。希望我們不會成為福音書所描述的惡僕，自己被主人免了所有債，卻反過來逼其他欠自己債的人還錢，任何政見都不能凌駕神愛世人的心，作為忠心的管家，我們有責任主動了解身邊的鄰舍有甚麼需要，愈是艱難的歲月，我們愈需要保持單純的心。

無論是只會停留幾年的港漂、或是移民來港的同胞，他們剛到港的頭幾個月，是他們最需要支持、亦最願意接觸新朋友的時候，能夠把握這時機與他們建立關係，是讓他們能夠繼續參與聚會和探索信仰的有效方法，要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不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作為基督徒的召命。

死心塌地追隨魅力領袖

很多政治評論家都指出：整體來說，世界上民主正在退潮，如今民粹主義在多個國家興起，很多人都傾向於支持偏激的魅力領袖。甚麼是魅力呢？這很難解說。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將領袖的權威基礎分為三類：傳統、法理、魅力。韋伯將魅力型領導的屬性描述為：「人們服從魅力型領導者不是憑藉傳統或法規，而是因為他們相信他。」對於韋伯的說法，我同意一半，不同意一半。不錯，魅力領袖的特徵之一，就是無論他做錯甚麼，其追隨者仍然會死心塌地為他護航，支持者絕對相信他！關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負面消息不絕於耳，例如他可能有份煽動去年1月6日的國會暴動，他和自己的家族誇大資產總值，他離任之後將機密文件運到海湖山莊。儘管機密文件事件已經是證據確鑿，然而這一切卻完全無損其支持者對他的忠誠。面對非法拿走機密文件的指控，共和黨眾議員鮑勃．古德（Bob Good）的首選解決方案就是「解密所有文件」。

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特朗普因處理機密文件不當而被起訴，那麼美國將會發生街頭騷亂。不久之後，密蘇里州參議員喬什．霍利（Josh Hawley）也發表了類似的言論。今年9月，特朗普在接受電台脫口秀主持人休斯．休伊特（Hugh Hewitt）採訪時說，如果他被指控或逮捕，他的支持者將不會接受這個結果，他們不會坐以待斃。我認為以上所說並不是危言聳聽，特朗普的支持者大有可能會重演1月6日國會事件。

切割傳統還是恢復傳統？

現在回頭說韋伯，我不同意他將魅力權威與傳統權威對立。特朗普主義迷人的地方之一，就是他高舉「令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這種美國版的「偉大民族復興夢」正正是訴諸人們對傳統的嚮往，要令美國再次偉大，意思是美國在歷史上曾經偉大。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希伯來文化教授大衛．阿伯巴赫（David Aberbach）曾經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了政治魅力領袖的矛盾性，他說：「那個人（魅力領袖）可能是假貨，但人們的渴望卻是真實的。」人們心底的渴求是甚麼呢？

美國政治學家露絲．威爾納（Ruth Willner）一針見血地指出：魅力領袖就是政治圈子的普羅米修斯！普羅米修斯是希臘神話人物，他從天神宙斯手上偷取了火，然後傳送給人類，有了火之後，人類文明出現了革命性的大躍進，希臘神話中的神明都是喜怒無常、自私自利的暴君，普羅米修斯令到人類有能力挑戰神明、挑戰暴政！無論處身於任何時代，人們都總會不滿現狀，人們期盼普羅米修斯的出現，人們期待能夠超越自己，參與一項偉大事業，成為「大我」的一部份， 甚至成為推翻強權的英雄。表面上，很多人口頭上表示願意躺平，但只要「盜火者」出現，人們潛藏於心底的渴望就會爆發出來。

政治的普羅米修斯可以提供兩種出路，第一種是跟傳統與現狀完全割斷的徹底革命，例如法國大革命要以人本思想取代天主教信仰，布爾什維克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和東正教權威，但歷史事實證明，這種激進的目標和手段只會帶來大災難，不難想像，在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破除傳統、徹底革命的進路已經逐漸失去市場。第二種卻剛剛相反，「盜火者」主張恢復傳統，恢復一個高度美化、理想化的歷史烏托邦。這類領袖的吸引力在於他好像是代表了一個深厚而優良的傳統，若果你攻擊他，就是攻擊整個傳統！

在偷火之後，普羅米修斯受到宙斯嚴厲的懲罰，他被綁在一塊石頭上面，一隻鷹不斷地吃他的肝臟，但不旋腫他的肝臟又再生長出來，跟著那隻鷹再來吃他的肝，這個酷刑周而復始，永不終結。普羅米修斯的形象是為人類這個弱勢社群犧牲的悲劇英雄。政治上的普羅米修斯戴上了這種光環之後，任何對他的指控都被看成是他為民請命而受到政治迫害。

甘迺迪與列根高舉捍衛自由的美國傳統

話又要說回來，其實魅力領袖並不一定是完全負面，除了特朗普，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亦曾經出現了好幾位魅力四射的總統，例如約翰．甘迺迪和朗奴．列根，前者是自由派的民主黨人，後者是保守派的共和黨人，有趣的是，兩位總統的魅力基礎之一都是主張振興或者恢復美國傳統。

約翰甘迺迪熱衷支持對黑人平權，他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抗衡，令世界平安地渡過了古巴飛彈危機，1963年他在德克薩斯州遇弑身亡，舉國為他哀悼。他的1961就職演說留下了許多傳頌千古的名言：「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負起任何重擔，承受任何困難，支持所有朋友，反對所有敵人，以確保自由可以存在和成功。……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甚麼。問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甚麼。」在這篇演說中，甘迺迪向聽眾申述了美國文化遺產中最崇高的理念：為自由而犧牲。在冷戰期間，美國人生活在核子大戰的陰影下，前景並不明朗，甘迺迪的演說恍如一支定海神針。

朗奴．列根在1981年的總統就職演說亦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說：「我相信，我們，今天的美國人，已經準備好成為名副其實的美國人，準備做必須做的事情，來確保我們自己、我們的孩子和我們孩子的孩子能夠得到幸福和自由。當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新自己時，在其他人眼中，我們在全世界擁有更強大的力量。對於那些現在還沒有獲得自由的人，我們將再次成為自由的典範和希望的燈塔。……對於那些分享我們自由理念的鄰國和盟友，我們將加強彼此之間的歷史聯繫，並向他們保證我們的支持和堅定的承諾。……至於自由的敵人，那些潛在的對手，我要提醒他們，和平是美國人民的最高願望。我們會為之談判，為之犧牲；但無論是現在還是長遠來說，我們都不會投降。」在列根總統上任之前，蘇聯大肆擴張，美國處於守勢。在演說中列根高舉美國決心捍衛自由的傳統價值。

結語

上面提及的阿伯巴赫指出，雖然魅力領袖可能是騙子，但人們心底的渴望卻是真實的。 我會說：無論魅力領袖是真貨還是假貨，人們強烈的渴望情緒令自己難以分辨真偽。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自幼就喜歡種植，無論是花是瓜是菜，甚麼都嘗試去種，喜歡種植因為喜歡經歷神蹟。每撒下一粒種子就是撒下一個期望，期望會有成果。可是，由種子到幼苗到收割，都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要有成果就像期盼有神蹟出現一樣。

兒時家裡沒有田也沒有花園，只有一個幾呎長的花架連接在大廈牆身，跟著媽媽用花盆種馬鈴薯、桔仔和各種不懂其名字的花朵。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長得挺好的馬鈴薯葉突然枯死了，媽媽就連忙倒空花盆，抓抓下就抓出一個薯仔來，那種驚喜又豈是城市人所能理解？原來植物也如人一般需要經過先死後生，才可轉化生命。一粒種子若不死了，就不能成苗；更不能結出果子來。

原本退休是打算多出外旅遊，所以沒有計劃在新屋後園開田種植，但COVID-19的突然到訪，被家居令限制下，只好開拓一塊小田過一下種植癮。當人人都困在屋，人人都去開田、美化前園、攪攪大大小小的園藝工程時，幾乎把開墾花園所需各樣的材料掃空，Lowe’s和Home Depot的貨架比超市的還空呢！

多年前吃瓜的時候因為愛惜其種子所以把它保存下來，猜不到終於可以大派用場，一於把手上所有不知甚麼瓜的種子撒下去，心想將來種出甚麼瓜就吃甚麼瓜。發芽後，憑經驗估計它是冬瓜苗，因幼苗實在太多，於是就四處求人收留它們；希望找到愛惜它們的主人。最後剩了幾株苗，因為愛惜這些瓜苗，本來不是最愛種冬瓜，但亦決定把它們種在小田上。結果出人意表，該年夏天豐收冬瓜！

由於吃完冬瓜所剩下的種子實在太多，因為愛惜它們而捨不得棄掉，跟大女兒聊聊；靈機一動，決定放在網上賣，希望與有心人分享。無心插柳，冬瓜種子竟然大受歡迎，被種子網站睇中選來在Google賣廣告，只要以冬瓜兩字搜尋，就自動推介了我家的種子。冬瓜種子炙手可熱，不用減價仍有人搶著要；我們更一度成為best seller。因為開設種子店戶口時定錯郵寄國家選項，連南美國家也有人詢問如何可以落單購買冬瓜種子呢。最後還未到賣種子的高峰期，冬瓜種子和手上所有以前存落的各類種子都已全部售罄。當一粒種子有了自己的價格後，人們若想擁有它就得要付出真金白銀；這樣一個交易過程，讓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種子變得矜貴起來，使人更愛惜它；看來我們找到了一個愛惜種子的好方法。

幾年前與一位朋友聊天，無意中提到糧食短缺和基因改造的問題，估計一兩代之後的人所食的果實植物全部都是沒有種子的（seedless），也沒機會吃到基因沒有被改造過的食物的原始味道。我們現在吃的橙、西柚、檸檬、提子、西瓜……沒有核的植物多不勝數。當時，還無意中創作了一句「偉大」的名言：將來擁有種子的人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朋友聽了後，神情謹慎嚴肅，口中還像諗咒語似的說著那句「名言」。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們下意識地會保留一些種子，當時也沒有種子可以使人發達的意識，只想為下一代保留一些接近原本植物被創造時樣式的種子（食物），他們將來可以拿來種，嘗嘗口福，吃到別人吃不到的原味食物。

最近與大女兒聊天才知道原來有很多國家都會成立種子庫（seed bank），保留每一類植物的種子，他們應該是最早最愛惜種子和最富有的人。執筆時翻閱資料才發現現時全球約共有1,000個種子庫，美國有20個，^[1] 而全球最大的種子庫是位於挪威的Svalbard International Seed Vault。^[2] 另外，還有英國的千年種子庫（Millennium Seed Bank），除儲存瀕臨絕種的植物種子外，更是全球最大的野生植物種子類別儲存庫。^[3] 此外，很多機構和自願組織也樂意接收人們耕作收成後所剩下的種子，我們又可以找到多一個愛惜種子的方法了。

之前曾聽人說過：無核很方便，容易食。這也許是商人們的廣告，洗腦成功？我們家有一句名言：「乜芒果有核嘅咩？」因為我們做父母的總是負責舔核，孩子總是負責吃肉。可能不久以後，連芒果也完全是seedless的（現時已有些芒果的核非常細小，它的種子不是一個活的胚胎，所以並不會發芽），^[4] 不知屆時人們會否懷念舔芒果核的樂趣？其實無核植物的種類實在太多，多到令人有點心寒。

畢竟天災再加上人禍，當下的烏俄之戰（有報道指兩國的大麥小麥出口佔全球約三分之一、葵花籽油出口佔全球8成） 、^[5] 世紀疫情（不論前線農夫或運輸工人因太多人感染令開工的人數不足）、輕農重商、重科技的國家政策等等……讓我們更關注糧食供應問題。看來我們都要盡一己之力，不但要愛惜食物，也要成為開拓糧食源頭的一份子。

在疫情這兩三年裡後園已開拓了一塊又一塊田，實行大量種植，我們幾乎每天都有一兩餐瓜菜是來自自家土產的，每星期只需要買兩三磅菜補充下就夠了。吃慣自己種的又甜又嫩的有機瓜菜，反而吃不慣外邊買來的呢。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於疫情和逆情下，很多都紛紛大有大種，小有小種。有的朋友自己在新界開農莊，把爛地開發成一行一行的10呎乘2呎的田租出去。有的朋友與朋友合夥租一行田來耕種，每人輪流打理植物。有的朋友實行做家居農夫，創意地在狹窄的家裡找到一小片空間發芽菜、種荳苗、種蘿蔔葉、車厘茄等等。有的為散心、為增添正能量。有的為一旦被禁足時可以「有啖菜食吓」。無論為了甚麼，可以間接為糧食源出一分力。

從未想過，星鏈（Starlink）高速網絡科技競賽的年代，人類要關心的並不是是否趕上新科技免得自己落後；而是要關心糧食源及其原始質量，免得自己受災。但願你我都能愛惜造物主厚賜給我們的食物和在它裡面蘊藏的無限生機。

墮胎是一項醫療程序，也是一個倫理議題，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胎兒的生存權利，也有人認為應優先考慮婦女的權益。因此，政府如何制定法例，容許婦女在甚麼情況下合法地墮胎，是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議題，當中也牽涉政治考慮。

美國最高法院在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中作出歷史性的判決，裁定德州的法例限制婦女墮胎屬違憲，並指出婦女與醫療人員的墮胎決議屬於聯邦憲法保障的私隱權範圍，婦女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的墮胎自主權，而各州政府需自行規定懷孕12週後「限制墮胎」的條件，因此各州份對於墮胎週數的限制各有不同，通常是在懷孕22至24週後限制或禁止墮胎。[1]

「羅伊訴韋德案」成為美國墮胎合法化的里程碑，但美國國內對墮胎的爭論卻從未結束，支持婦女身體自主權（pro-choice）與擁護胎兒生存權（pro-life）的兩派人士，仍致力游說各州政府在「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下制定州內的墮胎法例。

Pro-choice一方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寬鬆的墮胎政策，希望消除婦女接受墮胎的障礙。有關人士認為胎兒只是母體的一部份而不是獨立自主的人，因此女性有權為自己的身體作決定。他們認為墮胎能有效減少少女懷孕，稱這是對弱勢群體的女性提供完成學業的保障。而降低合法墮胎的各種限制也會減少女性尋求非法墮胎的情況，由於合法墮胎服務較為安全，這對女性的生理健康也帶來保障。

Pro-life一方則爭取政府制定相對嚴格的墮胎政策。他們肯定生命的神聖及可貴，認為墮胎剝削胎兒的生命權。儘管胎兒無法在離開母體後獨立存活，但仍然是有生命的，雖然未出世，已是潛在的人，其生存權亦應該受到保障。而不少婦女在接受墮胎後生理和心理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所以他們除了爭取收緊合法墮胎的胎兒週數限制外，也希望訂立進行墮胎程序前的冷靜期、強制輔導制度及超聲波檢查等，提供足夠空間讓婦女冷靜地作決定。

過去不少美國州份都嘗試過訂立「心跳法案」（Heartbeat Bill），規定在可以偵測到胎兒心跳時，即普遍約在懷孕六週，就禁止進行墮胎程序，這大大收緊了「羅伊訴韋德案」中容許在懷孕首12週享有完整墮胎自主權的限制，因此這些州份的「心跳法案」往往被聯邦法院裁定為違憲而無法通過。

不過，2021年德州通過了「心跳法案」，此法案並沒有直接下令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手術，但除了緊急醫療因素可獲豁免外，任何美國公民可向任何協助、或有意圖對懷孕六週以上者實施墮胎的婦科診所提出「民事訴訟」，因此協助手術的醫生、支付手術費用者、診所工作人員、甚至連運載孕婦到診所接受墮胎的司機都可能遭到起訴，藉此來禁止六週以上的墮胎程序。

此法例在當地引起極大反響，有民眾將法案告上美國最高法院，但法院以5：4的比數，拒絕審議，令法案如期在今年9月1日在德州生效。[2] 美國司法部亦為此提出上訴，但遭上訴法院駁回。[3] 不過，美國司法部仍在尋求最高法院頒令擱置德州「心跳法案」的執行，並已將文件呈交最高法院。[4]

美國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大法官和八位大法官組成。在上一任總統特朗普執政的四年間，隸屬共和黨的他委任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讓美國最高法院保守派的大法官人數佔全體三分之二，這將對pro-life一方有利。最高法院對此案的最終決議或會推翻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的判決，並左右全美各州有關墮胎法例的執行。

墮胎是美國過去數十年來充滿爭議的課題，pro-life與pro-choice兩方各有大量的支持者，因此德州的「心跳法案」刺激了美國民眾的神經，引申出全國性的爭論。我們繼續觀察事態的發展，留意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看看會否掀起新一輪的政治風波。

相對於美國，香港在墮胎一事上的爭論不大。根據香港法例，如果懷孕對孕婦的生命、生理或心理健康構成的危險較終止懷孕大，或嬰兒出生後將會因為身體或心理的問題導致嚴重殘疾，在兩名註冊醫生同意下，孕婦可在政府指定的醫院或診所進行合法墮胎。但如果孕婦懷孕超過24週，除非為了挽救孕婦的生命，否則一律禁止進行墮胎程序。

雖然香港法例規定懷孕對孕婦構成危險才能合法墮胎，但在實際操作時往往將懷孕對孕婦的心理影響放大。說得直白一點，只要孕婦在懷孕24週內打算墮胎，都不難找到合法墮胎的理由。

墮胎與否關乎腹中胎兒的生命，需要謹慎思考才能作決定。香港是否也可設立冷靜期，提供空間讓孕婦就墮胎一事，再仔細思考利弊，以免在衝動的情況下作出令自己後悔一生的決定呢？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

在基督教機構事奉了超過20年，時移世易，看著不少機構正默默的改變。與時並進，不斷改變是好的，不過，在變化之中要看清哪些是必須保持不變也是十分重要的。

以往很多以傳福音、或推廣基督教價值為重點的機構，其負責人都是牧師或者傳道，在董事或顧問的名單之中亦不乏知名的教牧，讓人一看便知道是基督教機構，並且自然會信任機構的信仰傳統，就算不大了解機構的日常運作也較容易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支持。不過，隨著社會上有更多不同的需要，對不同事工的專業要求也愈來愈高，教牧同工的神學訓練已愈來愈難應付有關需要。例如影音、多媒體事工、社關、不同的弱勢群體，如性小眾、自閉症患者……這些事工很多時都需要負責人有專門的知識和技能，勉強由教牧同工擔任亦未必是好事。雖然，機構的總幹事最重要的是推動相關的異象與使命，與教會及其他機構打交道，自己不一定要完全熟悉前線的運作，但隨著社會的急速改變，大家對專業的要求已愈來愈高，有些事不是有心就足夠，更需要有專業的能力和判斷力。而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已愈來愈多由信徒領袖而非教牧同工擔任，這是大勢所趨。

這些總幹事不少是在不同專業內有一定資歷的弟兄姊妹，由於有特別的領受，毅然放下本來已有不錯的發展和專業，加入機構事奉。他們的工作經驗和人際網絡，其實為基督教機構注入了不少新的元素，一方面令事工更有專業水準，另一方面，過往教牧同工的網絡多數只集中在教會圈子，但專業同工卻可以擴闊了機構在社工、傳媒、商界、醫護等不同領域的聯繫，對善用更多不同資源去推動事工大有益處，此外，亦有助弟兄姊妹更明白不同職場和背景人士的心態和需要，令機構的服侍更加「貼地」。由此看來，這些轉變其實是有利的，不過，反過來亦需要努力彌補在教會網絡和信仰基礎上的不足。

因為基督教機構與其他社會服務機構不盡相同，我們除了要提供優良的服務，有水準的產品之外，更要有符合信仰的處事原則和推廣基督教的價值觀，當然，若果能在相關的職場文化注入基督教的精神，或者能夠作深入的神學反思當然更好，不過，其先決條件是機構的負責人應有一定的神學訓練，才能時刻保持警惕，令機構不會變得和其他社會服務機構沒有分別。而值得關注的是不少基督教機構的負責人除了愈來愈少教牧之外，亦不一定受過神學訓練。但在這個愈來愈複雜的社會，如何能小心保持機構的獨特性，以免不會被社會上各種專業團體同化，失去了信仰本身的特色，甚至不自覺地跟隨了一些與我們信仰價值有所矛盾的做法，卻是十分重要，因此，這些機構的總幹事上任後亦應盡快接受神學訓練。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過去幾年因為政治立場帶來的社會撕裂，教會群體亦無法置身事外，一些基督教機構亦就應否委任一些具爭議的官員和政治人物作董事或贊助人而反覆爭論。要處理這燙手山芋，最好的方法是對事不對人，否則不同意見的雙方為了維護或針對某些人根本難以理性討論問題，最終亦會有一些人因為不滿意有關決定憤而離開，結果兩敗俱傷。

其實，作為基督教機構，為了維持信仰的核心價值，讓公眾清晰看到教會的特質，在邀請任何人擔任董事或一些榮譽性的職位時，必須認真考慮其信仰或價值觀與機構是否一致，而不是只考慮受邀者的社會地位，否則我們和沒有信仰背景的團體有甚麼分別呢？因此，邀請特首、特首配偶、司長或某部門首長作贊助人的歷史傳統最好還是應該取消，因為這些官員不一定是基督徒，何必要叨他們的光呢？反過來，若果他們有一些不符基督教精神的言行，只會令機構更尷尬。

另一方面，由於很多基督教機構都是慈善團體，受不同政府部門監管，而政府高官亦經常會有調動，因此，為了避免出現監管者成為被監管機構董事的角色衝突，不委任任何部門的首長級官員作董事會較為穩妥。加上近年社會撕裂嚴重，不少人對政府的施政強烈不滿，無論委任哪一位官員，只要該官員或所屬部門有一些爭議性的言論或決策，都容易引起機構內部衝突，何苦由來？讓凱撒的物歸凱撒，神的物歸給神吧！基督教機構要高舉和依賴的是神，不是任何權貴。

機構走向專業化

「專業」大概在18至19世紀出現，它代表著一些群體對某種知識有特別的才幹和專長，在科學研究領域、醫療、文學等不同的學科，都出現專業的群體。到了今天，不同的專業都有自己持守的專業水平和道德操守，以服務社會，且按照它們的專業框架得到信任和保障。今日的知識型經濟，訂定了道德倫理的根基，以法律保障社會大眾的利益，並用專業操守來管理各行業。[1] 在香港，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多年來都有參與社會福利和辦學的工作，其服務亦日漸走向專業化。

香港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在去年11月至本年1月舉辦了五場法律不外乎道德——「法律、道德與信仰」網上講座，邀請了資深大律師張健利、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關啟文博士、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等擔任講員，從法律、哲學以及信仰角度，探討法律與道德應有的關係。整個講座系列約有300人次參與。

第一講：法律與道德關係的思考

過去有不少著名學者曾就法律與道德的關係進行辯論，法律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認為法律的有效性與道德無關，自然法（Natural Law）則認為法律和道德存在關聯性。第一講講員張健利大狀嘗試從法律的定義來看其道德性。

自然法的代表人物是中世紀經院派哲學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張大狀提到阿奎那對人的法律（Human Law）的定義——因著對社群的關注而頒佈的實踐理性（practical reason）法令，以促成社會大眾的共善（common good）。但張大狀認為市民遵守法律並不是單單因為這是由政府頒佈，公正的法律應有其標準。因此，他在阿奎那的基礎下重寫他認為法律的定義——由擁有合法性的權力機關，為著社會大眾的共善而頒佈的實踐理性的規則。他指出自然法的重要原則是「行善並避免行惡」（Good is to be done and evil is to be avoided），而有關理念是來自《聖經》，正如羅馬書一章21節指，連異教徒都知道有神，因神已將律法寫在所有人的心裡，讓人有善惡之分。

在世俗社會中，不少人拒絕接受自然法，但張大狀指出不少現有的法律概念乃源於自然法，如今天大家都重視的人權法。如拒絕自然法，他不禁問，人權概念究竟從何而來呢？他認為我們每個人與生俱來擁有的人格尊嚴，其實都是來自自然法對人性的主張。因此，法律與道德有著重要的關聯。

第二講：法律真的能與道德分家嗎？——批判傷害原則

第二講講員關啟文博士列出四個法律禁止市民行為的理由：一、傷害原則，禁止傷害他人，如：謀殺；二、冒犯原則，禁止嚴重冒犯他人，如在公眾地方性交會冒犯他人；三、家長主義，防止傷害自己，如駕駛電單車必須戴頭盔；四、道德立法，防止道德不良的行為，如亂倫。

關博士指出極端自由主義者如John Stuart Mill只接受理由一，溫和自由主義者如Joel Feinberg則接受理由一和二，而兩者都拒絕理由三和四，家長主義和道德立法。

關博士指出在傷害原則裡，自由價值是比道德的價值高，但他認為自由其實有很多種，價值也有高低之別，他反對一刀切地將自由的定位置於道德之上，並認為Mill提倡的傷害原則過於抽象和籠統。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寬鬆，即將較多的事納入會對人造成傷害的範圍，並提出加以限制規管，自由主義者便要接受很多他們想排除在外的法律；但如果傷害概念過於嚴厲，即將較少事情納入會傷害人的範圍，自由主義者便要放棄很多他們支持的法律。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署理辦公室主任鄭安然先生指出，不少自由主義者支持的現行法例都是違反傷害原則，如一些禁止破壞環境美觀的法律是在提倡某些價值，其實是道德立法。另外如有兩個人在自願下展開生死戰，其實又傷害了誰呢？為何法律禁止自願的器官售賣呢？可見背後都有傷害原則以外的理由支持有關法例。

鄭先生強調不是要為所有涉及道德事宜立法，因為自由也是一項重要的價值，但需要與各種道德價值互相平衡。

第三講：婚姻制度的公共價值——反思台灣通姦除罪

台灣大法官指出通姦罪限制憲法保障之性自主決定權及隱私權，而且通姦罪立法目的是為了維護婚姻忠誠義務，但通姦罪不一定能夠維護婚姻和諧。另外，大法官認為婚姻並非重大的公共利益，婚姻忠誠義務應該是配偶雙方努力維繫，不宜以刑法規管，以國家公權力直接進入人民私密領域，是嚴重干預個人私隱。最後，大法官在2020年5月29日，在85%民眾反對廢除下，仍宣告通姦罪違憲，並廢除通姦罪。

第三講講員關啟文博士質疑大法官的權力過大，指出廢除法案是應該經過立法機關的修法或公投，而非司法機關單獨決定，強迫大多數民眾接受。此外，他強調婚姻制度有利繁衍後代、維護社會道德，與公共利益有重大關係，亦受《世界人權宣言》保障，政府有責任維護家庭的穩定。再者，他認為性自主權並非是想怎樣就怎樣，法律也會禁止與未成年少女或近親進行性行為，夫婦既然是自願進入婚姻制度，其性自主權就應該受到限制，他質疑大法官提倡性解放，貶低忠誠，其實是在傷害公共利益，和破壞婚姻制度。

關博士指台灣民進黨一直積極支持同性戀運動，也推動性解放運動，而通姦除罪一直是同運和性解放運動的訴求，他直言此事不單有司法專政的嫌疑，更有司法與政權勾結專政的嫌疑。

第四講：家庭的公共價值——反思香港法庭如何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

香港在近十多年出現多宗有關同性戀者權益的案件，由2007年邱旭龍案起，接著多宗有關變性人婚姻及同性伴侶福利的案件，終審法院均判同志一方勝訴。

第四講講員蔡志森先生分析過去的法庭判決如何一步步肢解香港的婚姻制度，2007年邱旭龍案將肛交等同陰道交，2013年變性人W案將婚姻與生育脫鈎，2018年QT案政府要參考外國同性婚姻的伴侶關係。雖然香港不承認同婚，但卻要參考外國同婚伴侶關係，這無疑是打開了缺口，令外國註冊的同性伴侶可以在香港申請公務員福利及合併報稅（2019年梁鎮罡案）、以「一般家庭」名義申請公屋（2020年公屋案），以及承受遺產（2020年居屋案）。

同性戀者已逐步得到他們口中所說的福利，但蔡先生認為同運人士最想爭取的是正式的名份，即是像異性戀者一樣，可以結婚及領養。他認為法庭應尊重婚姻制度乃社會共識，任何改變都必須交由全民討論，以立法方式處理，法庭不應越俎代庖。法官在處理有關訴訟時，不應只考慮外國的案例，必須深入了解沉默大多數的真正想法。法庭及政府應維護兒童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重要人權，將兒童可健康成長的福祉放在首位，任何政策和制度的討論皆必須以此作為最重要的原則和考慮。他亦擔心強行改變婚姻制會侵害人權及自由，好像外國出現逆向歧視的情況。

蔡先生建議為同性戀者給予婚姻以外的出路，擴大持久授權書的定義，讓任何非親屬但有緊密關係人士可以在當事人病危或昏迷時，為對方簽紙進行手術、在生活上可共同處理財務事項、甚至涵蓋個人照顧等相關事宜。這方法讓一些同性伴侶、只同居沒結婚的人士、某些無親無故的獨居長者等，都可以透過適當的法規得到保障，同時亦保障男女婚姻制度和下一代的育養環境。

第五講：法律不外乎道德——論兩者的共融共生
1960年代英國法官Patrick Devlin和法律教授H. L. A Hart就「道德立法論」辯論，雖然不少人認為是次辯論是由反對道德立法的Hart勝出，但第五講講員關啟文博士指出，很多人都忽略及誤解支持道德立法的Devlin提出的論點。

關博士指，Devlin認為社會要運作暢順和維持治安，均需要對一些活動進行規管，但同時他認為法律的功能不是要干預市民的私生活，而是需在社會和個人的權益之間取得平衡。而且，他提出英格蘭的刑法其實一直與道德原則有關，因為刑法從未允許以受害人的同意用作辯護理由。如果刑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傷害，那就不應該懲罰那些在得到受害人的同意下傷害受害人的人。但如今刑法仍然懲罰這些加害者，是因為刑法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防止人們遭受不必要的傷害，更是通過維護社會道德來為社會服務。社會需要遵守某些規則或道德原則標準，建立良好的道德氛圍，並以共同的道德共識成為社會的連結（bondage）。當失去共同的道德，社會就會出現瓦解，因此，社會應該利用法律來維護社會的共同道德。此外，Devlin認為私人與公共領域之間沒有嚴格界線，他以喝酒為例子，喝酒是私人的行為，但如果每晚都有大量市民喝醉，那就是公共領域的社會問題。

關博士嘗試在Devlin的論點上作出修正，他認同Devlin所言社會需要維繫道德，但不是要強行將道德施加在社會中。他反對傷害原則要將道德從法律中撇除的想法，而他主張社會要溫和地為道德立法，視道德為立法的考慮之一，並且必須考慮自由、人權等不同因素。此外，關博士指出在維護社會道德之餘，社會亦有義務平衡個人私領域的自由。

當晚另一位講員，香港性文化學會研究主任陳婉珊女士表示，法律不應與道德完全分家，因為這樣可以鞏固社會的道德基礎價值，也可用來支持德性的培養，但自由也是基礎價值的一種，需要平衡道德與自由。另一方面，她亦指出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培育有助鞏固守法的意識，甚至可以減低罪案的發生。

執筆之時正是平安夜，但在過去一年世界並不平安，除了新冠疫情肆虐外，教會內外亦充滿著戾氣。即使政府頒佈了居家令，外面仍然是人頭湧湧，一些美國教會依然是以陰謀論去否認發生了瘟疫，並且因為政治立場而互相仇視。

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期，我慶幸還有人能夠在烽火硝煙下說出令我感受到平安的訊息，但這人不是基督徒，他是香港著名YouTuber吳志森先生。在大約一星期前，正義聯盟主席李偲嫣因感染新冠肺炎而離世，李小姐是激進建制派社運人士，在去年反修例風波期間，她高調地支持香港警察採用武力去對付示威者。吳志森先生在他的節目中勸喻黃絲不要以幸災樂禍的心態去唱徐小鳳的「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更加不要用因果報應的講法去解釋她的離世，吳先生說得好：「新冠病毒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不會理會你是黃絲還是藍絲。」

然而，美國的一部份宗教人士對不同政見者離世的反應卻是相形見絀。在2020年9月18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堡（Ruth Bader Ginsburg）逝世，金斯堡的政治立場是屬於自由派，保守派一直視她為眼中釘。在金斯堡去世之後，德克薩斯州保守派牧師羅伯特．亨德森（Robert Henderson）表示，金斯堡的死是他祈禱的結果。亨德森聲稱，金斯堡是一隻「獅子」，上帝希望將她剷除，終於上帝應允了他的祈禱。他以「獅子」來形容金斯堡，可能是採用了彼得前書五章8節的典故 ：「務要謹守，警醒。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游行，尋找可吞吃的人。」

2019年10月17日，自由派國會議員以利亞．卡明斯（Elijah Cummings）去世，卡明斯一生為黑人民權而奮鬥，他的政治立場和右派大相逕庭，例如他支持奧巴馬的全民健保計劃和大麻合法化，他亦有份參與調查彈劾特朗普總統的案件。在他逝世一天之後，電視傳道人吉姆．巴克（Jim Bakker）說：「我們總統的頭號敵人之一昨晚喪生， 一個堅持彈劾美國總統的人死了。」 無獨有偶，保守派評論員克里斯．麥克唐納（Chris McDonald）說，卡明斯之死是神彰顯祂自己，他說，卡明斯是一位腐敗且無法無天的領導人，「他所做的一切，無非就是試圖罷免這位總統。我相信上帝已經受夠了，上帝終於出手。」

若果他們的敵人是希特拉、史太林、波爾布特、本拉丹，我會理解為甚麼他們的措詞那麼激烈。但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為國家貢獻一生的政府官員！金斯堡和卡明斯都是死於癌症，套用吳志森的說話，癌症不會理會你的政治立場和宗教信仰，共和黨人、民主黨人、福音派信徒、非福音派信徒也會死於癌症。

有趣的是，吉姆．巴克牧師於1988年曾經因為性醜聞和金錢欺詐而下台，當時我在電視看到他在訪問中怎樣為自己辯護，他引用約翰福音第八章耶穌挑戰要處死淫婦的群眾所說過的話：「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他的意思是：人誰無過，他應該得到寬恕。那麼，今天他是否也應該寬恕卡明斯呢？ 

我再三強調，我不是民主黨人，我也不反對共和黨，事實上，在共和黨裡面有很多令我欽佩的基督徒政治家，例如已故的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麥凱恩對待政敵的做法會令到很多人汗顏。在2008年的總統大選中，反對奧巴馬的人故意突顯他的種族，有人要求奧巴馬「滾回非洲」、「滾回肯亞」，有人故意強調奧巴馬中間的名字是阿拉伯文「侯賽因」（Hussein），有人將「奧巴馬」讀成「奧薩馬」（Osama），「奧薩馬」是九一一恐怖襲擊策動者本．拉登的名字，有人甚至高喊「正確的投票是投給白人」（Vote Right, Vote White）。但麥凱恩在競選活動中完全沒有針對奧巴馬的種族，甚至為他辯護。2008年10月10日，在明尼蘇達州萊克維爾市舉行的競選活動中，一名選民告訴麥凱恩她不能信任奧巴馬，因為她認為奧巴馬是「阿拉伯人」。麥凱恩馬上走開，並且說道：「不！女士，他是一個很好和關顧家庭的男人與公民，我們只是在基本問題上存在分歧，而這正是這場選舉之目的。」美聯社稱讚麥凱恩在沒有妖魔化對方的情況下反映不同的意見，《華盛頓郵報》將這次事件稱為麥凱恩最勇敢的政治時刻之一。遺憾的是，在2000和2008年兩次大選中麥凱恩都失去成為總統的機會，若果他是總統的話，也許他會完成福音派人士的願望：重振美國道德。 

夜幕低垂，但由於疫情嚴峻，故此我相信平安夜晚上是沒有人會來報佳音。我自己輕聲地哼著這兩句：「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臨到他所喜悅的人！」 

如果我問大家：「美國是甚麼社會？」我相信很多人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美國是民主社會。」那麼，民主又是甚麼呢？

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有句名言：「民主是一種社會和個人的生活方式（Democracy is a way of life, social and individual）。」他指出，民主並不只局限於政治形式，或者怎樣去立法和選舉出政府官員，民主還包含了每個公民在不同的群體、社區都可以公平地參與和貢獻。杜威生活的年代由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他見證了一次世界大戰民族主義的狂熱，1920至30年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興起，還有1929年之後全球進入經濟大蕭條，這些危機都促使到杜威反省到，單單是民主形式並不能避免大災難發生。他認為教育在促進民主的生活方式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教育可以令人「有智慧地參與社會」（intellectual participation），而民主制度就是將這些個人智慧組織起來的方法（democracy as a method of organized intelligence）。

這是一個遠大的理想，在現實中似乎二百幾年來都行之有效。可是，今天美國正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憲政危機，在極端主義和反智的大氛圍下，現在我們所看到的是「有組織的反智主義」（organized anti-intellectualism）。民主制度的可貴之處，就是紛爭可以通過選舉程序、法律架構、理性討論去解決，當以上一切都被否定之後，我們便只能回復到槍桿子出政權的演化規則。

早前，一位名叫克里斯．克雷布斯（Chris Krebs）的前網絡安全官員在否定了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關於廣泛選民欺詐的指控後，特朗普將他解僱。特朗普律師團隊之一的喬．迪杰諾瓦（Joe diGenova）說：「任何認為選舉進行得很好的人，像曾經是網絡安全負責人的那個笨蛋克雷布斯一樣，是甲級白痴，他應該被拉出來扣留。 在黎明時將他射殺。」後來迪杰諾瓦道歉。他當然需要道歉，律師怎能提倡這種無法無天的暴力行動？

2020年12月1日，總檢察長巴爾（Bill Barr）宣佈沒有找到證據，顯示大規模舞弊改變了總統大選的結果，他還說司法部和國土安全部都已經檢查過道明尼系統軟件，但沒有發現到轉移選票的證據。我可以想像到特朗普的支持者會十分失望，本來，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我們應該需要尊重司法程序，舉例說，2019年12月18日，特朗普因為通烏克蘭門而遭到眾議院彈劾，結果特朗普全身而退，即使反特朗普的人十分希望彈劾成功，令特朗普黯然下台，但人們仍然要尊重國會的決定，不能夠因為不滿意結果而輸打贏要，甚至去否定整個制度。然而，現在陰謀論者卻堅持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國土安全部、各州政府、各級法院……都不可信，坦白說，用「反智」來形容這種現象已經算是客氣。 

當天，茶黨在《華盛頓時報》刊登了整頁廣告，要求特朗普總統頒佈有限度的戒嚴令，讓美國軍方監督另一場選舉。不少YouTuber對巴爾口誅筆伐，很多網友的留言令我不寒而慄，例如：「對付叛國份子只有以毒攻毒，川普（Donald Trump的另一個中文譯名）應運用國家戒嚴法，先抓幾個頭目以制敵嚇敵，讓其他的叛徒懼怕而自行投案。」「想想當年的華盛頓會如何做，行動！帶領效忠憲法的軍隊堅定地平叛，保衛美利堅！」「總統先生可以行動起來了，您已給他們很多時間，他們不悔改，還頂風作案無視法律，應該把他們全部抓起來！」「司法部長這麼說也有可能是表示司法程序這條路被堵了。要是川普把一切賭在最高法院，鬼才知道有沒大法官昧著良心來判。還是直接戒嚴令，賭軍隊站在自己這邊。贏了抓人，輸了被抓。」「希望川普不要心存幻想了，以美國現在的狀況，很難於還其公道，必須施行戒嚴，保留證據，國家權力介入進行調查，以叛國罪抓捕一切叛亂分子，撥亂反正，把國家帶回正常道路上來。」「強烈支持川普總統宣佈戒嚴。現在美國的司法部門和FBI似乎都被已經叛變。在這樣不利的狀況還堅持打法律戰的話實在太吃虧了。」「司法部長太失職，也是個極左人物，我們必需要拉他下台，回家面壁思過。」亞特蘭市晨星教會的牧師約翰尼．恩洛（Johnny Enlow）亦公開宣佈，特朗普有權宣布戒嚴，逮捕政敵，甚至可以處決他們。Youtuber袁弓夷曾經說拜登（Joe Biden）贏得大選是一場「政變」，其實特朗普支持者所鼓吹的才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變。

共和黨籍的喬治亞州州長和州務卿宣佈拜登贏取了該州的選舉人票之後，特朗普馬上和他們劃清界線，特朗普的支持者對負責點票的人和家屬發出死亡恐嚇，加布里埃爾．斯特林（Gabriel Sterling）是喬治亞州州務卿辦公室的投票系統執行經理，他對這種情況很生氣，他公開地說：「總統先生，你沒有譴責這些行為或這種語言；參議員，你沒有譴責這種語言或這些行動。這必須停止，我們需要你站出來，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到底這是美國，還是中南美洲或非洲國家？

有些讀者可能會說：「那些人說說而已！沒有人真的會發動武裝政變的。」事實上，在過去執法人員已經拘捕了很多收藏大量軍火的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反政府份子，1995年奧拉克荷馬州聯邦大樓爆炸案的發動者就是反政府的極端主義者，最近的一個例子是，2020年10月，有14名白人男子密謀綁架密歇根州州長格雷琴．惠特默（Gretchen Whitmer）和推翻州政府。除了計劃綁架州長以外，他們還密謀佔領州議會大廈，並公開處決州長，他們發動政變的原因之一是反對州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美國，槍械管制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議題，反對槍械管制的人認為憲法的《第二修正案》賦予他們擁有武器去自衛的權利，其實，美國人所說的「自衛」並不只是對付小偷和搶匪，「自衛」還包括了在「暴政」壓迫下保護自己。因此有不少美國的民兵組織收藏大量軍火，以備不時之需。那麼，甚麼才算是「暴政」呢？是不是好像納粹集中營或者赤柬大屠殺之類的暴行呢？非也！要求你戴口罩就是侵犯自由的「暴政」！2020年5月，密歇根州州長宣佈了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等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措施之後，一大群抗議者拿著機關槍衝入了州議會大廈，以表達對州政府的強烈不滿。當時人們掉以輕心，想不到五個月之後州長差點被綁架和殺害。現在有些人呼籲戒嚴和出動軍隊，也許這只是「發牙痕」，但誰又會料到幾個月之後會否噩夢成真呢？套用喬治亞洲選舉執行經理的說話：「總統先生！參議員！我們需要你站出來說幾句話，如果你有一點兒領導能力，請你顯示出來！」 

按照杜威的理論，在教育發達的國家，人們應該訴諸科學研究、理性討論、民主精神，去參與決定怎樣的防疫措施最有效。可悲的是，現在抗疫爭論需要出示機關槍和用綁架手段去解決。在選舉結果出現爭議的時候，人們應該相信整個制度是有組織的智慧，而且應該慎思明辨，不要隨便相信社交媒體流傳的消息，可嘆的是，現在人們相信自己就是權威。 

如今好像是時光倒流，彷彿2020年已經變成了1930年。法西斯的陰魂不散，仍然在路邊徘徊。 

 （原載於《同路人》，本文稍作修改）

在豐年過後，香港的教會和弟兄姊妹必須有心理準備，可能將會面對漫長的荒年，不單是經濟的荒年，也是政治的荒年！當大家口口聲聲表示渴望主再來的時候，請記著馬可福音十三章8節描述主再來之前的末世的景象是：「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在渴望主再來的同時，必須有面對災難和困難的準備。

預計未來經濟前景會轉差，應該也沒有甚麼爭拗，問題只是究竟有幾差，當預計經濟差的時候，大家不要只將重點放在如何開源節流，增加奉獻、減少支出，而是要問如何處理我們現有的資源，以及未來的資源分配。例如本來耗費驚人的擴堂和購堂的計劃，在弟兄姊妹和鄰舍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究竟應該先救助有需要的人，還是勉強繼續下去？在未來政治不穩的歲月，究竟堂會及機構應該愈大愈好還是化整為零、分散一點服侍好呢？教會一直以來以辦學、醫療和社會服務為主的宣教模式是否需要有所調整呢？

近年國內的宗教政策不斷收緊，正在走回頭路，家庭教會面對的壓力愈來愈大，而香港政府近年亦想由讓民間團體百花齊放和給予市民充份自由小政府，走向事事干預，所謂迎難而上的大政府，積極介入不少本來由專業自主的領域，例如由教育局而不是教育人員專業操守議會，高調地處理有關教師教學內容的投訴，並以殺一儆百的方式嚴懲不符官方立場的教師。此外，又想取代業界的角色，改由政府界定哪些人是記者、哪些人可以在警方封鎖的範圍內採訪，政府想以威權統治已不再是甚麼隱藏的議程。

香港不少教會一直以來，都是採取與服務結合的模式來宣教，承辦很多學校、社會服務、甚至醫療機構，並在學校和有關機構內設立堂會，並沒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和聚會地方。而當中不少都依賴政府的資源，包括場地、薪酬和活動經費。但資源既然主要來自公帑，政府便容易名正言順介入，一旦有學校或機構出現問題，便會火燒連環船，令其他本來沒有問題的機構一同受牽連、被整頓。

例如政府成立直資學校之初，為了吸引辦學團體加入，曾給予相當大的自由度，不過，當有小部份直資學校出現管理和資源分配的爭議時，教育局便不斷收緊有關的政策，教育局對直資學校的監管，已漸漸變得和津校十分接近。至於在受資助學校內的宗教活動，若辦學團體竟敢與政府唱反調，其實教育局要干預的方法有很多，包括教會能否繼續免費和優先使用學校的場地。就像一些基督教大專院校，當愈來愈依賴政府的資源之後，當初的宗教色彩和校園福音工作已面目全非！ 

至於一些透過社會服務來關心不同群體和傳福音的基督教機構，其實愈依賴政府資源，自主性便愈來愈少，就如福音戒毒，以及戒賭的工作，究竟由社工還是過來人協助康復人士，以心理學還是信仰為主更有效？這些問題未必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若果機構一旦高度依賴政府的資源，恐怕就會失去一定的自由度。過往只要提供專業及有果效的服務，大家額外做甚麼福音工作不會有太大的攔阻，但近年政府常常發信給一些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團體，詢問它們某些相關活動與它們成立的宗旨是否吻合，一般來說只要解釋清楚都沒有問題，但其實亦留下了伏線，大家應心裡有數，若有關機構做了一些事或說了一些話令政府不高興，政府透過稅局、社署或公司註冊處等以不同方法干預、甚至取消有關團體的註冊並非沒有可能。

因此，堂會應該積極考慮，是否要逐步建立自己的獨立性，不需過份依賴現時由公帑資助的場地；在一些福音事工上盡量自行投放資源而毋須過份依賴政府。當然，香港樓價超貴，要買一個足夠全體會眾聚會的地方已愈來愈困難，在目前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亦不是明智之舉，倒不如與現在已有較大場地的堂會和機構合作，租用她們的地方，大家在不同的時段聚會，對雙方也會帶來好處。其實，過去神給予香港眾教會的資源十分之多，但我們往往未善用有關資源，令到不少弟兄姊妹辛辛苦苦奉獻買來的場地經常丟空，在星期一至五如同埋在地下不用的金錢，將來如何向我們的主交賬呢？ 

當然，以上所說對教會不利的情況究竟會幾時、以甚麼方式大量出現，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不過，大家必須未雨綢繆，作最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那麼當這些情況不幸而言中的時候，大家不至於完全手足無措，教會多年來所建立的工作亦不至於被連根拔起。希望在面對疫情帶來的衝擊的時候，大家不要只是想著幾時和如何回復正常，香港已經不是過去的香港，我們需要的是心意更新而變化，在艱難的處境之中，必須明辨是非，了解教會真正面對的危機和挑戰，既要至死忠心，在絕望之處播下希望，也要靈巧像蛇，求上帝給我們智慧，繼續把握仍然有的機會和空間，盡力為主作工。

創世記中的荒年

在創世記第四十一章提到，埃及王曾經做夢，在夢中看到七隻肥壯的牛從河裡上來，但牠們給後來出現，七隻又醜又瘦的牛吃盡。法老又夢見細弱枯槁的穗子吞了肥大佳美的穗子。其後約瑟為法老解夢，指埃及會先經歷七年大豐收，之後卻是七個荒年，更建議法老要揀選聰明有智慧的人，在豐年時將糧食聚斂起來，免得荒年來臨，埃及會遭饑荒所滅。

逆境，在教會歷史中，從不缺席。

先談分裂。在香港，除了個別堂會、宗派的爭執與分裂外，歷來教會也曾因西教士管理、教會華人自治問題、各式神學立場、1949年中國變天後的去留問題、香港前途、靈恩問題、敬拜模式等而分裂，有過一次又一次的爭端。有人甚至戲言，香港教會能夠「增長」，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教會有爭執，分裂，又建立新的教會了！[1]

不過，上述的爭議，跟自2014雨傘／佔中運動，到2019年6月的反修例運動，情況實在很不一樣：在「分色、紛爭、撕裂」的背後，大家心中都知道，這遠不只於簡單的政見分歧，而是一次集世代之分、政治理念、文化意識、身份認同，甚至是身邊人的性格與價值觀看法分野的大爆發。

運動之後，不論在社會，家庭，親友，還是在教會，信徒群體之中，紛爭撕裂都是不能避免。而正因教會長期以來好像「和和氣氣」，處理衝突往往以息事寧人為先，這一次的大撕裂，對好些教會和肢體所帶來的裂痕和影響是深遠的：不論是對於教會使命的踐行，信徒、長執、牧者彼此的關係，甚或信徒自身的心理健康與靈命的影響，都是長久的。

更甚者，香港人和教會，還未修補社運中的分裂與撫平創傷，就要經歷新冠肺炎沒完沒了的抗疫日子。當教會好像因忙於抗疫而淡化了之前的撕裂和傷痕，其實可能更是「加速化」了撕裂：[2] 以往肢體還可能回到教會「鬧下交」，現在連教會聚會也轉到在網上聚會，連「鬧交」的機會也沒有；甚或弟兄姊妹繼而轉會（其實只是收看不同教會聚會轉播，連轉會手續也省掉！），也因當下形勢（反修例之後，港版《國安法》在2020年7月實行），決定移民離開的也有不少。可以想像就算疫情終歸得到緩解，教會看似能回到正常，其實終究是不能回復原初正常的「新正常」（new normal）狀況。[3] 這一個不一樣，又分裂，又加速，卻又使整個社會不住下滑的「逆境」，不論是曾面對過大江大海，大風大浪的教會和長老，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夥子，也不能從容面對。

到了今天，當我們要思想如何「重建」的時候，若我們只簡單的以為是政見不同，「分色」牧養，而不追本溯源，難題其實解決不了：這不只政治取態，更與其心理、健康有著連帶關係，而作為信徒，我們更關心這次運動與信徒宗教信仰方面的關連——連帶著由雨傘／反修例／新冠肺炎／國安法等多重多次的衝擊下，很多人的身（的確有教會肢體感染肺炎，甚至離開）、心（其實也不只是黃藍政見不同，或可能是老死不相往來），靈（心靈創傷，靈命不安）都受到莫大的影響。香港大學醫學院就這一年來的社運和肺炎疫情下，進行了一項關於香港人精神健康研究，結果叫人憂慮：在香港持續社會動盪的2019年9至11月期間，受訪的18歲以上成人中，22%（即超過五分一人）疑似患有抑鬱症或創傷後壓力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這樣的患病率，與經歷過大型災難、武裝衝突或恐怖襲擊的地區類似。研究繼而推算，在本港630萬名成人當中，可能有240萬人（37.4%）有抑鬱症狀；71萬人（11.2%）患疑似抑鬱症；200萬人（31.6%）有創傷後壓力症症狀；81萬人（12.8%）患懷疑創傷後壓力症。更加叫人憂慮的是，同一個研究也發現，近一半人表示不會尋求專業協助，超過五分一疑患創傷後壓力症的受訪者表示，不求助是出於私隱的考慮，或是對醫療當局的不信任，擔心醫療紀錄或會被用作執法，又指部份人由於醫患之間的互信已被背棄而不求醫。[4]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舉辦的週年研討會，以「逆境．重建．復原」為主題，嘗試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探討從牧養、牧者、復原、諒解、寬恕等課題中，教會、牧者、長執、以至不同年齡層的信徒如何彼此重建，走向復和。我們當然不會奢望以單單一個研討會，就能為香港教會和社會帶來一劑萬試萬靈的解藥；事實上關於教會如何面對社會和肢體撕裂的聚會已舉辦了不少。但在這個「事件尚未完結，進化已經完成」的大時代，[5] 我們知道對這些問題的探討，多一個都不會嫌多！事實上今次研討會，我們的向度也不只是探討「逆境」和「分裂」，還包括了「重建」與「復原」。

說到重建，我們很可能最忽略的，是教會和牧者本身。事實上，過往自雨傘運動而起，到反修例運動之下，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認為，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下，重建牧者的心：如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坦誠、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以致教牧能與信徒同行天路。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指出，牧者的使命理應是「餵養」（講道與教導）、「帶領」（異象與使命）、「保護」（牧養與醫治）信徒，而後兩者很多時是問題所在，尤其近代興起大型教會（mega church），教會容易變成一間「機構」，主任牧師亦成為了教會的「總裁」，人與人要交心愈來愈困難，信任的程度也相對地降低。加上對社會事件的回應，和疫情帶來的疏離，教會、牧者怎樣面對？牧者面對世界的轉變不能故步自封，不能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對社會事件不聞不問。「重建牧者心」必須要以神的眼光看世界，回歸「以基督的心為心」的心懷。

而對每一位香港人（不只是信徒）而言，「創傷」就是舊年大家的代名詞。由反修例運動觸發的武力衝突及人際關係撕裂，以至新冠型肺炎所引起的恐慌、不安及憤怒等情緒，都叫大家關注到巨大壓力對精神健康的影響。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指出，從創傷到復原的過程中，我們要學習如何從「正面」處理壓力引起的情緒問題及建立抗疫力，了解我們情緒變化的「三角地帶」：核心情緒（core emotions），壓抑性情緒（inhibitory emotions）以及不良防禦機制（maladaptive defense），作出適當宣洩及處理。

香港正經歷了一次頗長時間的集體創傷，更甚的是尚未完全擺脫陰霾，仍處於沒完沒了的狀態。如果只把受集體創傷影響的人作個別創傷治癒來處理，也有所局限。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指出，教會在修補社會中的破裂關係，有其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幫助修補破裂關係的教牧同工及專業助人者，也需要具備諸如平靜安穩（calmness & stable）、同理心 （empathy）、明晰（clarity）、耐性（patience）、持平（unbiased）、一致（consistency） 和關聯（connectedness）等特質，以幫助社會修補破裂。

「……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以賽亞書三十章15至16節上中的「平靜安穩」，是指人能學習到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提到，在逆境下的重建與復和，實在要放下「騎馬奔走」的心態——不再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

在製作文集和籌辦研討會中，筆者要感謝明光社設計同工，為研討會的主題揀選了三幅代表畫作：代表著「逆境」的，是現存於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的荷蘭名作，相傳由Master of the Housebook所繪畫的《加略山之路》（The Road to Calvary, 1470-1485）；至於「重建」，則是選取了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的作品《彼得與約翰在聖殿門口醫治瘸子》（Peter and John Healing the Cripple at the Fate of the Temple, 1659）。

代表著「復原」的一幅作品，是林布蘭於 1636 所作的另一經典《浪子回頭》（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1669）。很多人對「浪子回頭」的故事動容，但事實上，這故事很多時都以出走的浪子為主角，但其實那位被背叛，卻仍日夜思念，期盼著兒子回來的父親，以至那位日日勞碌努力，在弟弟出走時「守住呢個家」的長兄，如何面對這個雖然失而復得，但亦「恨之入骨」的弟弟？相信是很多今日在教會中默默事奉的弟兄姊妹的寫照！而我們都知道，這些父子重遇，兄弟情仇，絕不會因一餐「和頭酒」就能解決：「吃素菜，彼此相愛，強如吃肥牛，彼此相恨。」（箴十五17），《聖經》中這一段的留白，對比今日教會境況，實在需要好好深思。

另一方面，研究中心與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嘗試探索信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三者之間的關係，提高大家對信徒參與社會及宗教活動及心理健康的了解。這一次的調查，和研討會一樣，實在經歷極多波折，也有多次到了考慮放棄的情況。但最終在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研究中心、明光社同工與眾董事友好，以及問卷的參與者的支持下，是項調查最終都能在年內完成，並於研討會中發佈。相關調查工作報告將有另文交代，而調查結果及討論專文亦會於研討會後出版，敬請留意。

參考資料：

 “So, Accelerationism, what's all that about?” Dialectical Insurgency. 2014. https://deontologistics.tumblr.com/post/91953882443/so-accelerationism-whats-all-that-about.

Marco Albani. “There is no returning to normal after COVID-19. But there is a path for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April 15, 2020.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04/covid-19-three-horizons-framework/.

Ni, Michael Y., Xiaoxin I Yao, and Kathy S M Leung et al.. “Depression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uring major social unrest in Hong Kong: a 10-year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The Lancet 395, no. 10220 (January 2020): 273–284.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9)33160-5.

王礽福等編。《香港人2.0：事件尚未結束，進化已經完成》。台北：真哪噠出版，2019。

引言

世上的事情，叫我們擔憂的數之不盡，在很多香港人的眼中，過去一年多可算是香港歷史上其中一段最倒霉的日子：先是半年的反修例運動，然後是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延續了快一年，甚麼時候才有終結？可是，就算今次的病毒消聲匿跡，誰知何時又會出現SARS 3肺炎？[1] 政治上，林鄭月娥是否連任特首？若換一個特首，又可以改變現實嗎？香港的法治精神和其他核心價值會否全面崩潰？警權會否繼續膨脹？從大學到小學，眾老師教書時會否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如果內地人不再來港消費，港人會否「冇啖好食」？北京政府會否唾棄香港，扶植上海或深圳取代香港的位置？無論你在政治上是藍是黃，是專業人員或是販夫走卒，都總有很多「如果」，叫人晚上無法安枕。

疫情讓一切改變

我們活在一個富庶、高效率又資訊發達的社會，富庶讓我們以為用足夠的資源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效率讓我們急求今日的結果，資訊讓我們知道很多可以威脅我們生計或生活方式的事情，也有很多或許可解決問題的方法。但知道了資訊又如何？經過《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各種爭吵，我們發覺原來各人基於不同的資訊，對同一事情可以有相反的詮釋，大家都在傳揚符合自己立場的資訊；愈多的資訊帶來愈多的爭吵。我們也發覺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的效率，因為科技並不能馴服人們心中的敵視和意氣。

新冠肺炎的出現，使香港人一向誇口的事情，忽然成為恐懼的來源。本來政府誇口能背靠祖國是香港經濟發展的點金術，但祖國的疫病來到香港，兩地的人流忽然接近停頓，而很多香港人對北京政府愈來愈反感。本來香港以一個國際城市的身份自豪，當疫病全球大流行之初，港人頓有四面楚歌之感，眾多中產的家庭趕快把在西方國家讀書的兒女接回港，看似安全的地方原來也不安全；到今天，《國安法》令不少港人感到香港更不安全，又紛紛想辦法移民到西方國家。到底世上有沒有安全之地？前一陣子，熙來攘往的飲食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現在限聚令放鬆了，終於可「食番一餐」；但誰知會不會有第四波疫情？「變幻原是永恆」不再只是一句歌詞，而是無法逃避的現實。

後現代經濟影響如何衡量生命

早在1848年，馬克斯已預言資本社會的命運：「所有牢固的事情都溶化成空氣，所有神聖的都變成庸俗，而人們終於要被迫以嚴肅的心態去面對生命的真正景況，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2] 馬克斯指出資本社會的本質就是弱肉強食，所有的傳統和關係都是一種工具，它們在利益的面前都要俯首稱臣，甚至隨時成為犧牲品。到今天的後現代經濟，[3] 社會結構比馬克斯的時代更複雜，競爭變得更多元化和白熱化。國家並沒有隨地球村的形成而消失，反而經濟競爭成為國家民族主義的一種工具，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提高國家和個人的競爭力，而不是建立甚麼君子賢人，競爭和比較成為生存的「硬道理」。或自願或無奈地，我們學會以成敗（或是個人、或是社會運動、或是國家聲望）來衡量生命的價值。

此外，簡約在今天已變成一種罪行，我們要不斷工作去累積足夠的收入去不斷消費，而我們不斷消費，就創造機會讓別人可以不斷工作，而別人的消費就創造了我們不斷工作的機會；如果我們有遠大一點的目光，世界上其實有無數的危機（威權政治、環保、貧富懸殊、家庭崩潰等）正呼召我們緊急的回應。可是，「忙」成為了我們的緊箍圈，既不享受，卻無法放下，或是忙著工作、或忙著遊玩。當疫情迫我們暫時停下一切時，我們才忽然發覺我們的生命和社會的所謂繁榮都是建立在這脆弱的根基上。

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而非勝負

《聖經》教導：「你們得救在乎歸回安息；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你們竟自不肯。你們卻說：不然，我們要騎馬奔走。」（賽三十15-16上）「平靜安穩」是學習到能以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得失成敗，把人生的盼望放在上主身上，而不是在成敗、科技、財富或是政府之上。這是老生常談的道理，卻是知易難行。中世紀的信徒，常以默想死亡作為操練，原因不是輕看今生的努力，也不是對死亡有浪漫的憧憬，而是提醒自己，甚麼才是生命中真正寶貴和不可放手的事情，能留存到永恆。生命是一場遊戲，我們的責任是在有限的時間中盡力而為，至於我們能有多少時間、個人的成敗等，卻是在乎上主的主權。今天死亡已成為一個陌生的觀念，也許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大流行的陰霾中，正是信徒重新學習平靜安穩的功課。沒有人喜歡逆境，但逆境可能是我們需要的老師。

你心中有甚麼恐懼？威權政治帶來的鎮壓？北京的憤怒？黑衣人破壞社會秩序？疫症接踵而至？試想想如果這些都變成事實，你願意接受上主的安排嗎？你願意在這禍患中繼續信靠上主，繼續以盼望和愛心迎接每一天嗎？「騎馬奔走」的心態，就是想以計謀，以一己之力嘗試強行扭轉歷史，或是自我建造一個牢不可破的安全個人空間。以賽亞年代的以色列人，先知要他們學習接受亡國之痛是上主的心意，但最終上主還是賜福祂的子民。今天，我們是否也要學習放下絕對的安全感或是無盡的權益鬥爭？

「平靜安穩」不是要坐以待斃；而是不以勝負得失為生命中心，以跟隨上主的心意為我們的滿足。當以色列人面對國破家亡時，他們的信仰根基被各種悲劇所搖撼。以賽亞沒有給以色列人立即解難的秘方，反而多次指責以色列人欺壓弱者和敬拜別神；先知告訴神的選民，他們的際遇在上主手裡，急於以人為方法（包括拜別國的神明）去解決國家命運，只會弄巧成拙。他們要做的，是在他們能力範圍內行公義、好憐憫，信靠上主的憐憫，上主會按祂的時間，拯救以色列人。人能夠做的是盡我們的本份，而不是要操控自己的命運。

避免陷入後現代文化的誘惑

我們步入了後現代的社會。後現代文化傾向把一切真理的宣告都視為權力鬥爭的藉口，不相信有公平的大台，社會的傳統失去了穩定性，或被視為壓抑自由工具，或被政府騎劫作統戰工具，傾向把世界看成一個零和遊戲。後現代文化的引誘是把自我身份建立在鬥爭之上，彷彿要聲討一切欺壓我（或破壞我夢想）的敵人，才能顯出我的公義，我的價值不再是建造在一個固定的社會崗位上，而是建立在忠於某一理想或一種身份（民主戰士、性小眾、愛國戰士等）。忠於理想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們時刻都為這理想申辯，把反對我們理想的人都看為鬥爭對象，那就容易跌入非人化的陷阱，把對方描繪為權大無情的惡魔，聽不到對方的恐懼和傷痕，看不到對方的渴想和善意。同時也把自己放在焦慮和戰鬥心情中，對世情的變化患得患失，終日不得安寧。

在這價值大混戰的時代，「平靜安穩」是出於我們對上主的信靠和忠誠。就算我們厭惡別人的價值觀，我們相信自己和別人在主面前都是罪人，明白衝動並不能成就主的工作。我們的責任是在言語與行為上，忠於上主，以仁愛的行動去叫罪人羞愧，以真誠的話語去挽回人心。別人曲解我們的言行，原是意料中的事，但要緊記自己的核心身份是上主的兒女，祂明白我們所受的委屈，祂也看見世上一切不公義的事情，到了時候，所有隱藏的事都要被揭發，所有惡行都要面對審判。不要讓一個主意或一個運動佔據了我們全部的心靈，要明白神的國度比任何一個運動的成敗更加廣闊。

面對科技與資訊爆炸性的發展，「黑天鵝」事件（難以了解和應付的重大突發性事件）只會增多，挑戰我們既有的安全感。在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身份常建立在社會崗位上，民族、性別、職業等都成為自我認同的根基，容易把自己的社會角色偶像化，於是我們把自己的價值觀和安全感都建造在這些角色上。如果我們是勤勞工作建立了一生事業，便會覺得別人不努力賺錢就是遊手好閒的廢人，但我們心中的美善是否生命中唯一有價值的事情？也許我們期待的復原，是回到「獅子山精神」或是「馬照跑、舞照跳」的歲月，但那是否上主的心意？也許，我們更需要復「源」，回到的生命源頭，就是上主那裡，等候祂帶領我們走一條未行過的路。

我們選擇了自己在社會中的角色，這是好事，但也可以學習讓別人（特別是年青的一代）選擇不同的角色和價值；我們能否相信他們的路也是上主看顧的？能否以信任代替指責？縱然他們路上遇到的困難與喜樂，是我們無法了解和幫忙，我們也不需作審判者，在禱告中把他們的路放在上主的手中吧！香港整個社會，同樣可帶給我們很多焦慮，縱然香港明天要走一條與昨天不同的道路，也許經濟發展沒有以前這麼繁盛，也許言論沒有過去那麼自由，也許中港融合是一個未來30年也解決不了的問題；縱然這樣，我們願意相信上主的祝福仍然沒有離開這土地嗎？我們願意謹守自己崗位，祝福他人嗎？

結語

信徒在這個日益分化的社會中，更需要「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因著馴良，我們不會以惡報惡，也不會在窘境中隨意指控別人，盡量相信別人有善良的動機。也要靈巧，在心境中和實際行動中經常預備有突發的事情，在充滿衝突和變化的生活中聆聽上主微小的聲音，期盼在堅守真理和締造和平中找出一條共贏的道路。

參考資料

Harvey, Davi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Cambridge: Blackwell, 1990.

Jameson, Fredric.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troduction by A.J.P. Taylor.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成依華。〈【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　但專家認為SARS 2更適合〉。《香港01》。2020年2月13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國際/434153/武漢肺炎-世衞為疾病起名covid-19-但專家認為sars-2更適合。

引言

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讓不少教會措手不及，也暴露了她積存多年深層的牧養問題。在短短六個月，過往從未見過的現象接踵而來。不少向來對教牧信任、尊敬的信徒，一夜間變臉，失望、不信、批評、出走的情緒一湧而出。教會與信徒之間撕裂嚴重，但誰是教會？教牧就是教會，教會就是教牧！信徒一下子將自己變成教會的局外人，以局外人的身份批評教會。不過在這些信徒看來，大是大非當前，他們的確對教牧有期望，期望他們展示出道德勇氣，帶領信徒向不公義說「不！」然而不少教牧卻顯得膽怯，龜縮，語意不清，沒有清晰立場，與社會中的意見領袖形成強烈對比。既然教牧就是教會，對教牧失望就當然對教會失望。忽然間，「去大台」、「保持流動性」（be water）的社會運動策略成為了教會模式的一種可能。那些走在前線的信徒固然與教會愈走愈遠，就是一些溫和地支持抗爭的信徒也與教會起了不同程度的疏離，也對教牧的屬靈權柄有保留。另一邊廂，一些信徒卻對某些教牧支持遊行或沒有公開譴責暴力，深表遺憾，覺得教會應專事牧養傳道，而不應牽涉政治，他們也嚷著要離開教會。同時，因政見頻譜的不同，過往「正常」的團契生活也受到干擾，一道無形的牆穿插於信徒間，相交中瀰漫著一種說不出的隔閡和不暢的感覺，更嚴重的是不再往來，縱在教會相見也形同陌路。過往一起笑、一起哭、一起衝、一起聽道、一起討論、一起分享經歷感受的家，已大不相同，讓人失落，讓人猛然疑惑，昔日所標榜在基督裡的愛是真是幻？教會的生態變了，大家雖不多說，也心知肚明。外界對教會的印象也呈兩極化，有覺得教會缺乏道德勇氣，有覺得教會已淪為政治工具。外人怎麼看，我們管不了，最重要的還是教會的自身，應如何重新確立自己的身份、使命，重構有效的事奉？

反省、檢討

這場衝擊，對教會或許是一種祝福，讓她領悟到再不能因循地守在安全的四面圍牆內，繼續如常運作，而是需要檢視教會屬靈的實況，信徒信仰實踐的尋問與價值的轉變，他們在當代社會面對的衝擊以及生命的承受力，牧者是否了解他們的迷茫、掙扎，教會的牧養是否適切。以下有幾點觀察，或許值得我們深思：

1. 中小企症候：在過去30年間，香港的教會的屬靈和牧養傳統悄然地經歷了深度的變化。80年代末，標誌第三個千禧年肇始的2000年（Year 2000, Y2K），在美國的教會掀起末世的期待及福音傳遍的熱忱，這熱忱在香港教會掀起一場植堂運動的熱潮，就是企望2000年來臨時，香港的堂會數目由800增至2,000間。這運動在1991年初起步，銳意在10年間增加1,200間堂會。植堂成了當時香港教會的焦點。10年過去，堂會數目確增加了約400間，但人數增長卻跟不上，令不少堂會在資源薄弱中，掙扎求存，因而陷入中小企掙扎求存的格局中。中小企要求存便得持續增長，不增長便陷入衰退、倒閉的厄運。小堂會也一樣，必須力求會友人數增長、奉獻增長、事奉項目增長。增長不是問題，但當人數增長成了焦點，牧養也聚焦於此，教會的屬靈生態也開始變化。教牧忙於策劃、動員，信徒也忙於投進各事工項目中。於是較深度的靈性孕育，基督徒人格的熏陶，扎實的信仰思辯以對應社會、文化、倫理的挑戰，都得靠邊站。同時，牧師、信徒都忙累了。信仰缺乏深度、基督徒價值扎根不深、人格成熟度不夠，衝擊一到便容易失落、受傷。
2. 棄權的牧養：當「去大台」之聲四起，有人擔心牧者的權柄失落。不過想深一層，不少教牧的問題卻在沒有挑起領導之責。在主日，教牧主領崇拜的角色彷彿隱退了，從崇拜的定調，維護聖禮的莊嚴，訂定敬拜程序，詩歌的篩選，以至當主席帶領敬拜、讚美、祈禱，說得誇張一點，不少都由信徒包辦了，教牧只現身在講道、堂會報告，以及祝福中。崇拜作為敬畏上帝，向祂感恩，並聆聽順服祂話語的生命操練往往失了焦，在這重要的屬靈操練上，教牧的「不在」或「不領導」對其屬靈權柄的虧損可謂不小。其次不少教牧沒有緊抓在信徒中作「傳道、授業、解惑」的為師責任，而將這任務放手給神學院的延伸，機構的讀經課程或社會關懷、倫理講座。其培育信徒信仰生命的權柄也因而受損。教牧自己也因此在這方面缺乏挑戰而疏於思辯的操練，更遑論深思信仰的時代意義。「去大台」傷不了教牧的屬靈權柄，重要的是教牧緊抓自己的身份、責任，信徒才會敬重、聽從。
3. 狹隘的事奉觀：作為教牧，我們一般都以為自己非常清楚事奉（ministry）是甚麼，但我們真的清楚知道嗎？想起事奉，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教會四面圍牆以內的一切活動，崇拜、主日學、栽培、福音事工、慈惠、建堂等等，我們都稱這些為事奉。然而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信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門徒生命見證、轉化社會價值的行動，甚少被納入事奉的範疇內。教牧栽培信徒事奉便限於教會之內的項目，其他則是信徒爬山，各自努力。教牧很少想到，信徒事奉上帝國度的所在，主要是在他們效力的職場。將信徒的職場見證以至轉化生命的活動從「事奉」分割出去，教牧便很少想到需要在市井職場中與信徒同行，事奉也從他們生活的主要部份分割出來。信徒也習慣了在星期一至六的信仰實踐中，不會期待教牧的關注、栽培、支援，更不要說問責了。一些教牧開始關注職場的事是當信徒領袖將職場那套行事方式帶入教會的運作中，讓教牧感到壓力。教牧對信徒在職場中所面對的道德抉擇，所受的企業文化的熏陶及社會潮流的牽引，甚少深入了解，也鮮有空間讓信徒分享掙扎。牧者在教會的活動以外與信徒同行，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有同理心，不少信徒都慣了不存太高希望。
4. 缺乏道德與社會倫理的討論：教牧恆常為信徒解答信仰的疑難，為他們辨惑，鞏固他們的信仰，透過釋經、講道、信仰研習等。在這些過程中信徒往往是被動的聆聽者，而參與討論或受督導的神學研習就比較少。信徒習慣了作受教者，卻甚少了解牧者自己的信仰掙扎，對於與牧者一同掙扎的經歷就更少了。這可能問題不大，但到了道德及社會倫理非常埋身的問題，信徒往往不懂得怎樣將信仰、《聖經》、神學轉化為道德、倫理思考和判斷。牧者牧養的一大責任，卻也是一大挑戰，就是幫助信徒如何將信仰落實到日常生活中道德、倫理的實踐；對他們來說，這才是人生實戰的所在。因此，教牧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他們必須扮演「道德、倫理神學家」（moral-ethical theologian）的角色，透過重拾（retrieving）《聖經》及神學傳統的資源，與信徒一同思考、掙扎，讓信徒體悟其中的複雜性及多角度性，以致孕育出一種謙卑與包容。這樣的牧養工夫，相信在意的牧者不多。牧者最擅長的是釋經講道及教義的傳授，往往也就停在這最精彩的部份，沒有進一步落實到生活中最困擾的所在。

牧養的重塑

當尼希米聽到耶路撒冷城牆被毀、城門被焚燒，他便哀哭，禁食，不單為先祖認罪，也為自己和自己的父家認罪。這表達了極深的認同感，極重的承擔以及極度的謙卑。尼希米之所以能成為帶領民族復興的領袖，就因為他具備了這些素質。香港教會要在今天修補撕裂，重建信任、同心，教牧必須自己踏出第一步，首先是認罪悔改，為沒有發揮領袖的作用，沒有與信徒同行，沒有與信徒一同辨識道德底線並堅定地宣示，為自己的猶豫，向上帝認罪，同時也為香港出現的暴力、撕裂認罪，更為香港教會沒有能力扮演和平之子而認罪。踏出了這一步，教牧才能謙卑地、真誠地與會友一同檢視過去數月發生了甚麼事，不是外在的，而是他們關係中發生的。惟有如此，彼此認罪，互相擁抱才會出現。重塑牧養，以下有幾點建議：

1. 以生命重建教牧領導：假若「大台」代表權威，那「大台」拆掉也不足惜，因為基督從來不以權威服人，乃以捨己的愛轉化生命。但假若「 大台」的意思是「領導」，以基督的心為心的領導，以服侍為本的領導，這樣的「大台」就絕不能動搖。教牧是受委託帶領群羊的領袖，他必須領導。然而這領導是以生命榜樣去履行的，這包括全然委身基督，全然順服上帝的差遣，毫無保留、不計較地投入事奉，以溫柔的心乳養群羊，沒有自己的議程、私慾。然而，今日的教牧往往有太多自己的議程，也過於關注、計較自身的權利。教牧的職份被「專業化」（professionalized）了，教牧事奉也從孕育屬靈生命、裝備聖徒作門徒和福音使者、建立品格轉向企劃管理和拓展動員。牧養焦點變了，以策劃、管理、推動事工項目為重。但信徒最需要的是生命師傅，棄此而團團轉地維持教會的運作，會友只會視他們為僱工。教牧專業化及僱工化的格局是今日教牧領導的最大危機。要贏回信徒的信任，教牧必先從自己的委身開始，從屬靈生命開始。
2. 誰是教會？誰的事奉？：教會不是四面圍牆之內自說自話的人。教會是所有被召的聖徒，如一隊有清晰指令、目標的軍旅，進入世界，將它贖回。目標是轉化個人生命、文化及社會。事奉是屬於所有聖徒，而他們事奉的場景是超越四面圍牆的市井，他們生活、工作、娛樂的地方。這當然不排除四面圍牆之內的活動，但那不是行軍爭戰的所在。它是孕育、操練、裝備、策劃的所在。教牧作為領袖的主要工作是裝備聖徒（equipping the saint）。教牧不能把事奉作為他們的專屬。聖徒皆祭司，教牧也是其中之一，不過他們獨特的任務是裝備聖徒，預備他們在市井中作多人的牧人。教牧應將聖徒從四面圍牆的「教會」釋放（liberate）出去，在主差派的領域中事奉。
3. 教牧需要自覺自己是領袖，而其中一大責任是孕育信徒的人格生命。品格的試金石往往在道德價值的抉擇，倫理規範的恪守。教牧為信徒解惑的能耐往往在此見到真章。教牧不從信仰出發作道德思辯，作倫理規範的實踐示範，他們便無以在信徒困惑時提供解惑的指引。常與信徒探索討論道德、倫理的教牧大抵不多，或許更少進到他們生活的場景中體會他們的掙扎與疑難。常與信徒從信仰思考在政治、商業、傳訊等這些領域中的道德、倫理的疑難，教牧的信仰教導才接地氣，也真的與他們同行。到衝擊來的時候，便不會出現當前的局面了。
4. 坦誠，生命通體透明，能與信徒分享掙扎、得勝與挫敗的經驗，教牧才真能與信徒同行天路，也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也幫助他們了解到生命中各種的考量、抉擇實非易事，因此要常存謙卑，不輕作論斷。譬如這大半年來，信徒對教牧的評論，可能不完全了解牧者的苦心或苦況。當信徒了解教牧是怎麼樣的人，諒解便會油然而生。

結語

說到底，教牧的品格、委身、道德辨識與勇氣、與信徒同行的熱忱，是有效牧養的基要元素；而面對教會現處的危機，教牧能否自己先踏出一步，謙卑自省，放下身段，以溫柔的心，盡用所有關係的資源，締造復和，這樣，教會不單能渡過危機，更能踏上復興之路。

到底是特朗普還是拜登會成為下任美國總統？即將便會揭盅，現在雙方陣營都密鑼緊鼓地招攬投向自己的選票。最近《時代雜誌》記者夏洛特．阿爾特（Charlotte Alter）發表一篇採訪報告，她指出許多選民都受到不正確的資訊所誤導。一方面，社交媒體和傳統大眾傳播媒介都需要為錯誤資訊的流傳負上責任，但另一方面，民眾沒有慎思明辨而輕率地跳入結論，亦是難辭其咎。

舉例說，在10月28日道瓊斯股票指數狂跌942點，霍士電視台節目《小眾人》（Outnumbered）的一位政治評論員說，這是因為投資者對拜登的經濟政策感到懼怕。許多人都不假思索地接受這類不負責任的言論，其實，在那陣子美國新冠肺炎的確診數字屢屢刷新紀錄，股市暴瀉的原因可能是疫情嚴峻和人們對前景感到憂慮，那位評論員並沒有提及自己採訪過投資者和提出任何支持自己論點的證據。共和黨的主要賣點是經濟成就，特朗普三番四次地強調自己「建立了史上最強的經濟」，在推進經濟發展方面，許多人亦覺得相信自由市場的共和黨會比接受所謂「社會主義」的民主黨做得更有效率。

先此聲明，筆者並不是民主黨人，這篇文章之目的並不是要詆毀或者擁護任何一個政黨，我只是希望通過數據去顯明，無論總統是共和黨人或民主黨人，這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巨大。自1957年以來，以實際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來衡量，民主黨籍總統詹森和甘迺迪的表現最佳，分別為4.7%和5.3%；以股票市場表現增長率而論，共和黨籍總統福特的表現最好，其次是民主黨籍總統克林頓，分別為20%和17%；在兩方面表現都很差的總統是共和黨籍的小布殊和尼克遜，在他們任內股票市場平均表現是負數。

在過去40年，以創造就業而言，克林頓擁有最亮麗的成績單，在他離任的時候，美國新增的職位超過20%，其次是共和黨籍的列根，在他任內美國經濟增加了18%新職位。在瘟疫爆發之前，特朗普執政期間的美國失業率為3.5%，儘管這是一項很偉大的成就，但實際上，在美國歷史上亦有其他時期的失業率非常低，例如1953年的失業率是低至2.5%， 1968年的失業率為3.4%。1953年美國總統是共和黨籍的艾森豪，1968年總統是民主黨籍的詹森。

有趣的是，在歷史上不少當時令人充滿疑慮的政策都沒有拖垮美國的經濟，舉例說，1965年詹森總統發起「大社會運動」，致力「消滅貧窮」，有人擔心福利支出會對政府造成沉重的包袱，令美國經濟陷入萬劫不復之境，這當然並沒有發生。1993年克林頓取代布殊而入住白宮，當時筆者一些朋友表達出悲觀的情緒，說美國正進入「艱難時期」。克林頓總統上任後，他試圖在五年內將聯邦赤字削減5,000億美元，他使用的方法之一是對最富有的1.2%美國人提高稅收，那時候保守派對克林頓的稅收政策口誅筆伐，電台節目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引述以下的問題去譏諷克林頓：「有甚麼國家可以通過增加稅收來達到經濟繁榮呢？」實際上，在克林頓統治期間美國經歷了持續而強勁的經濟增長，在他離任時國庫甚至出現盈餘。

以上現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釋，筆者並不是經濟學家，我在以下所說無非是猜測：美國已經有一套成熟而健全的體制，這套體制彷彿有自己的生命，他可以靈活地調節自己，總統只是在旁作出有限度的調節，或者是順水推舟。舉例說，在克林頓任內美國經濟持續強勁，但這不能全然歸功於其政策，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是因為互聯網的興起，創建了新的經濟模式和增加就業機會。在2008年美國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奧巴馬總統接收了一個爛攤子，但那時候筆者並不悲觀，我認為無論奧巴馬採用甚麼政策，美國經濟都會自己恢復過來。

最後筆者需要強調，以上所說只是局限於經濟範疇，在外交政策和其他方面，總統的決定可能會大幅度地改變了歷史的軌跡，甚至造成大災難，例如詹森總統介入越南戰爭，小布殊總統出兵伊拉克，特朗普總統對新冠肺炎大流行掉以輕心。

言歸正傳，到底美國選民會相信事實和數據，還是都巿神話呢？筆者拭目以待。 

在通往德州首府的公路上，除了看到2020總統候選人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競選連任廣告燈箱外，還有一個非常吸引人的廣告木板。廣告是由一個志願組織（PROLIFE Across AMERICA）製作的，廣告板上放了一張非常可愛和漂亮的嬰孩大頭相片，還有大大隻字寫上一句: 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 I could feel pain before I was born）。

另一邊廂，在副總統競選辯論中，我們看到候選人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被主持人問及對墮胎的看法時，她的回應是：我一直爭取女性能對自己身體做決定的權利。這應該是由她自己決定的；而非由總統或副總統決定。在辯論過程中，另一位候選人，競選連任的現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卻表示感到非常自豪能為一個維護神聖生命的總統擔任副總統，他會支持生命；他又同時點出賀錦麗是支持晚期墮胎（late-term abortions）的。

據我所知，於1973年「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是奠定了婦女墮胎權的標誌。聯邦高等法院擴闊了對「健康」的定義，使墮胎合化法。此後，羅伊還積極推動墮胎權，直至三十多年後，她歸依基督教並改為積極反對墮胎，也許她對生命已有另一種看法。

根據1970年墮胎法，除非懷孕婦女的生命處於危險，否則禁止懷孕24週後的墮胎手術。2019年1月紐約州便修訂了懷孕婦女晚期墮胎的限制，允許只要孕婦的身心健康受到威脅(非生命受到危險)，也可以進行晚期墮胎手術。

德州禁止懷孕20週以上的婦女進行墮胎手術，除非因致命的胎兒異常或孕婦生命有危險。而18歲以下少女若要墮胎，則須得到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若該少女不想讓父母知道或經他們同意，她可以經司法繞道(judicial bypass)由法官判決並簽發墮胎允許書。

美國每個州份的合法墮胎的限制條文不完全一樣，著眼點在於「技術性」限制，如：幾多星期的妊娠；甚麼情況下必須僱用某類合法手術提供者 (licensed clinician e.g. Physician, nurse-midwife, nurse practitioner, physician assistant) ；在甚麼條件下必須在醫院而非診所進行手術；哪一類合法手術提供者可以做整個或部份手術等等。

儘管有人會以終止懷孕字眼代替墮胎、以潛在的生命(potential life)稱呼代替胎兒，把爭取墮胎是權利(Abortion is a right)，美其名將墮胎說成是保健(Abortion is Healthcare)；但那就可以讓墮胎聽起來舒服一些？合理一些？我們可以對生命有另一種看法嗎？

廣告板最初吸引我的是它那句：「我出生之前可以感到疼痛。」會感覺到痛嗎？我真的曾經問過，但我們應該沒法得到答案，因為已經被墮的胎兒根本沒有機會出生，故此他不可能告訴你在墮胎的過程中生理上痛不痛。此外，他也不可能告訴你心理上痛不痛，他只能被動地接受屬於自己的生命和將要展開的人生旅程正被另外一些人主宰著。再者，知道懷著自己的母親做墮胎的決定時並沒有將他看為寶貴；這卻是另一種痛。

當然立場不同，觀點不同，結論會不同。例如：是受孕哪一刻已經是人生命的開始？幾多週的胎兒才可算是「人」？只要仍未出生甚或未剪斷臍帶的一刻仍可墮胎？如果母親有絕對主權去決定自己胎兒的命運，那麼胎兒的父親也有權作出決定嗎？胎兒本身也有出生的權利嗎？無論如何，墮胎只是人們想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但他們卻沒有解決對生命的看法。

筆者的大女兒高中時曾參加一些支持生命的機構的醒覺運動(Pro-life movement)，在某星期日中午於馬路邊舉起一些尊重生命、反對墮胎等紙牌；為要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看法。最近與她共膳時有機會談到副總統候選人辯論會上的墮胎問題，她帶出了一些坊間的人的普遍看法。之後，我沉思了一會，然後想問坊間的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假如被墮胎的是你，你會有別的論點嗎？畢竟，談別人生命的棄留問題往往比談自己的容易。

2018年的感恩節，我收到當時仍讀高中的小女兒的一張便條，上面寫著：「哈佬媽媽，我為你感恩！我愛你。多謝你生了我。」當時，我第一個感覺不是心甜而是心酸！因為患病而混身是痛的她，竟然沒有埋怨我生了她，也沒有嫌棄她朽壞了的身軀，顯然她找到了對生命的看法。對於正在思考或掙扎要否以墮胎來解決問題的人，希望他們也能找到對生命的看法。

活著就是快樂！

參考資料

“WHAT? I COULD FEEL PAIN.” PROLIFE Across AMERICA. https://prolifeacrossamerica.org/portfolio_page/what/.

近年不少年青的和關心香港社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積極參與政治及社會運動，並且對一些不願意積極回應社會問題的教會和教牧口誅筆伐，甚至認為他們背棄了信仰的初衷，失去教會應有的見證。令人憂慮的是政治彷彿成了信仰的核心價值，甚至凌駕了教會的所有使命！雖然過去一段很長時間教會對社會問題（特別是社會上一些不公平、不公義、不道德的現象和政策）的關注不足，但過猶不及，當鐘擺擺向過份熱衷政治的時候，其實是教會的另一個危機。

首先，弟兄姊妹不要有一個幻想，以為政治制度改變了，社會就一定會更公平、公義就一定可以得到彰顯，其實制度和人同樣重要，信仰要改變的不單是制度，更重要的是人心，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當今世界其中兩個重要的強國，美國和中國在制度上截然不同，但從信仰的角度，當中值得批判的地方其實同樣罄竹難書，既是制度的問題，也是人的罪性問題。

中國的人權記錄令人憂慮，過去幾年，維權律師、敢於批判政府的記者、知識份子和教牧的遭遇令人氣憤，而政府對教會和信仰的干預也愈來愈嚴重，拆十字架、嚴厲執行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和在教堂以外傳福音，把境外（包括香港）機構的宗教活動拒諸門外。其實不單宗教政策，連國家制度（如領導人恢復可以終身制）都正在走改革開放之前的回頭路……

但被不少人奉為民主圭臬的美國，其總統的言行亦令人不敢恭維：每日對著公眾都大話連篇；在抗疫問題上推卸責任，為了掩飾自己的過錯和選舉考慮而製造敵人，轉移視線。而為了美國本身的利益，亦可用國家安全為藉口而不需任何證據和審訊程序，便可以強逼一間合法註冊的商業機構以低價賣盤，並明目張膽掠取其收益！至於國際性的協議和組織，只要對美國不利或不聽指令，便可以毋須遵守及履行義務……

當然美國的最大優勢還是民間有足夠的自由和空間去批評和監督政府，而做得不好的總統可以透過選票令他下台，這是民主社會比專制社會好的地方，因此也是較為理想的制度。只是大家也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以為有了民主就可以解決大部份不公平、不公義的問題，而忘記了改變人心才是更重要的生命工程。

教會的大使命是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主的門徒，並教導信徒遵守主耶穌的一切吩咐，而這些吩咐當然包括要愛鄰舍，關心他們的需要，以及敢於指出權貴的不是，為受屈的人伸冤……其實信徒和教會的使命有很多，關心政治、甚至參與政治活動，努力改善社會制度、改變不公平的現象，是教會和信徒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及必須承擔的召命，每個堂會、基督教機構和信徒都會有一些共同的大使命，但亦有不同的召命，需要互相尊重。

不是每間堂會的教牧和弟兄姊妹，以及每間機構的同工都需要關注和參與同樣的服侍，而是大家互相配合才能建構一幅更美的圖畫。有人關心露宿者；有人關心新移民；有人關心倫理問題；有人關心教育和醫療；亦有人著重傳福音、宣教、出版或拍攝福音見證；近年亦多了人關心社會和政治議題……其實信仰群體是十分多元的，看起來雖然好像各自努力，但拼合起來卻是一幅很美的圖畫，正如在香港，不同的機構和堂會所關心的對象和範疇非常廣泛，幾乎說得出的都有，大家不要只看到這些堂會和機構沒有做的，也要看到她們有做的，才能將問題看得合乎中道，不要輕易定別人的罪。

政治問題影響深遠，教會和弟兄弟妹絕對不應忽略，也無法迴避，不過，亦不應讓政治成為了我們事奉的核心。年青人和不少弟兄姊妹在過去幾年深受政治和社會運動的影響，教會要關心他們的處境和需要，但不等於就要完全認同他們的選擇，因而過份積極關心和投入政治議題，反而應當在適當的時機，要將他們的目光轉向人的內心和生命的問題，因為要改善社會，政治制度和社會倫理其實是需要兩條腿走路，外在的環境和人的心靈同樣需要更新變化。近年社會上關注政治改變的人愈來愈多，在改變社會制度方面，教會的角色並非舉足輕重。但如何改變人的生命的事情反而被忽略了，教會在轉化生命的事上，卻有無法取代的角色。

羅馬書十二章2節提醒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基督徒關心政治的態度和重點，與未信的人應該有所不同，不要被世界牽著鼻子走，害怕得罪權貴當然不是教會應有的態度，但害怕得罪群眾，以致不敢指出群眾的問題，其實也是教會和教牧的失職。

「政治上的行動參與（political activism），給教會帶來獨一無二的危險，但同時也提供真正的——卻有限度的——國度機會。那危險，就是太貼近某種政治意識形態，而且會使耶穌那叫人作門徒的呼召，遷就某種屬世的權力策略或權力中心。我們不應信靠和效忠於左派或右派政黨。反之，我們應把實際的注意力放在：政府該做甚麼，以及眾教會和私人團體該做甚麼，才能最有效地轉化窮人的生活。」

司道生、顧希：《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頁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