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講你知 你會否心思思？

每個人都對何謂「成熟」有自己的定義，而這些定義都未必清晰，好像知道是甚麼，又好像不知道是甚麼。「成熟」，好像是一件好事，但當連繫著「早」這個字，變成「早熟」時，又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另外，如果有人批評要求自己「成熟點」，就更不是一句悅耳的說話。那麼，到底「成熟」是甚麼？到底是好還是不好？筆者嘗試以一些動畫、漫畫人物為例子，討論一下成熟的特質，縱使他們只是的動漫人物，但這些人物的設定，都能反映一些客觀的標準，絕非只是天馬行空的虛構人物。

作為領袖的一些特質

動漫《鬼滅之刃》或許可以給予我們一些參考，《鬼滅之刃》的故事中，充斥著吃人的惡鬼。組織「鬼殺隊」的成員會去消滅惡鬼，一直以來鬼殺隊都是由「產屋敷」家族領導。不過，諷刺的是，惡鬼的頭目原來是出自產屋敷家族，令詛咒降臨這個家族之中，世世代代的男孩多早夭或無法活過25歲，他們必定會在25歲前病死。故此，鬼殺隊的領導者即這個家族的繼承人，都是非常年輕的，動漫所展示的一代，由產屋敷耀哉繼承滅鬼的領導工作。此時，或許有人會問，一個年紀輕輕的人怎可能成為領袖？更別說具備成熟的特質了！讓我們看一看產屋敷耀哉的成熟特質，如何讓一眾滿有實力的人願意聽從這位體虛力弱的領袖。

根據動漫的記載，產屋敷耀哉出場時鬼殺隊成員都稱其為「主公大人」，他當時已經身患重病，不過一眾的「柱」（戰鬥力最強的鬼殺隊成員）仍非常敬重地拜見他。「風柱．不死川實彌」在參見主公之前，因著一些事情而一度情緒失控，但在主公到場時，此人情緒卻顯得異常穩定，並恭敬地問候主公，可見這些實力超凡的人都非常尊敬這位體虛力弱的主公。

除了備受敬重，即使面對他人對自己的質疑，主公也不會急於為自己辯解，亦願意承認自己的限制。那位看似難以控制情緒的風柱，雖然對主公十分恭敬，但原來曾經非常痛恨主公，因為他在加入鬼殺隊初期，自己的朋友戰死了，主公知道這情況仍面不改容，風柱便挑釁他說：「一看就知道，你從沒鑽研過武術，這種傢伙居然是鬼殺隊的首領，簡直讓人作嘔。」在一個充滿憤恨的人眼中，主公是一個無能的人。然而主公卻平靜地回答：「自己也曾嘗試過揮刀，但都揮不上十下，呼吸心跳就亂得一塌糊塗，如果可能的話，也想成為守護他人的強大劍士。」[1] 面對別人充滿惡意的批評，主公卻能夠展現出對其憤怒的理解，更坦承自己的無能為力。有時候人會很容易就會被他人所觸怒，面對他人的批評，也會急於辯解；但成熟的其中一種表現，就是不急於表達自己和辯解，同時能夠承認自己的軟弱。

除了具備忍受他人質疑的能耐，主公還能夠做到尊重他人，不強迫對方服從。風柱在批評主公後，還詢問在場的每一位身為柱的鬼殺隊成員，為何如此尊敬一個軟弱無能、只躲在劍士背後的人。當其他柱準備責備他無禮時，主公亦隨即回應：「其他人是自發性地這樣對待我，你大可不必如此作。」主公理解風柱如此憤怒的原因，亦沒有強迫他服從自己。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甚麼是權力》中指出，權力不會局限於制伏反抗和強迫順服這兩個方面，依賴暴力手段所得的權力亦不會是最高級的權力，反而權力愈大，就愈平靜。[2] 當然主公不是玩弄權力的人，而是他成熟的內心，使人甘願順服，即使與部下相處時，他仍能讓對方感受到一種關係對等的狀態。

主公另一個令人折服的特質，就是能夠看穿表面，發現他人的內心痛苦和軟弱。主公與每一位柱都有各自相遇的故事，其中與音柱相遇之時，他點出了對方的軟弱，同時亦勉勵他說：「一路以來，你很辛苦吧，你已經很努力了。」這番話即時觸動了音柱的內心，令他自發地跟隨主公。主公所作的，是肯定他人努力的價值。很多時人只看到其他人的表面狀態，認為他人所說的話，就是真實的想法。心理治療師薩提爾提出了冰山理論，當中便指出人們所表達出來的說話和行為的背後，有整座被隱藏的冰山，[3] 其中還包括了童年創傷等等。關於過去的創傷，可參看今期《燭光》另一篇筆者所寫的文章〈冰山背後的反派故事〉。

言行一致是成熟的一種表現。面對風柱訴說著自己與其他隊員都是棄子時，主公坦然指出，「如果你們是棄子，那麼我也是棄子，即使我死了，其實對鬼殺隊也是不痛不癢。」雖然幾位柱都非常敬重主公，想要貼身保護他，可是主公知道惡鬼的頭目最大的目標就是自己的性命，所以他從來不會派遣任何兵力作保鏢，因為他認為兵力不應為自己所用，而是要保護其他人類的性命。面對死去的隊士，即使地位再低，主公都記得他們每一個的名字，也會仔細閱讀他們的遺書。就如倫理學者馬格利特在其著作《記憶的倫理》中所指，記憶是關心的關鍵要素。[4] 一個人說話可以很成熟，但如果他的行為與說話一致，這便是更為成熟，且有責任感的表現。

孩子早熟不一定是好事

或許有人會覺得，如果自己的孩子在10多歲就可以這麼成熟或「懂事」就好了，但在現實世界中，心理上的「早熟」可能是因著兒時遭受的創傷所致。心理學上的依附理論（attachment theory）提到一種「逃避依戀型」人格，這類人還是孩子的時候，可能曾被父母或照顧者忽視自己的情感需求，使得孩子必須要獨立起來。這類型的人看似成熟獨立，在他人面前總呈現既穩重又溫柔的樣子，但他們其實不懂處理內心的苦惱糾結，只會努力逃避。[5] 甚至在生理方面的「早熟」，都有機會是因兒時壓力所促成。[6]

無論如何，變得成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這都與一個人成長時所面對的生活環境、壓力指數有關，即使不是領袖，如果能夠勇敢面對自己過去的創傷，並且做到接納自己、尊重他人，這都能夠幫助一個人走向真正的成熟。

隨著人工智能（AI）的深偽（deepfake）技術發展愈趨成熟，AI模擬特定人物的行為舉止、聲線等已經變得愈來愈逼真，內地有公司最近就利用AI生成技術，為客人「復活」已故的人，據稱「需求火爆」，一年內完成超過650張訂單。[1] 客戶們下訂單背後的心態為何，中間有沒有界線？實在值得我們反思。而在本年上映，並於Netflix上架的韓國科幻電影《夢境》（Wonderland），就以這個題材發展出三條主要的故事線。

戲中的白李（湯唯飾）、具晶麟（裴秀智飾）及徐海利（鄭有美飾）都有使用到「Wonderland」公司所提供的AI虛擬服務。海利是該公司的首席策劃人，她的父母離世後，她一次都沒有在夢中見過父母，但卻能透過Wonderland的服務與父母再次溝通，甚至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關心。身患重病的女強人白李，就自己訂了服務，打算死後在系統中「復活」，成為自己兒時夢想的考古學家，並讓女兒及母親與自己溝通，保持聯繫。而晶麟的男友因在醫院昏迷，她使用服務就為了仍然能感受到男友時刻的關心、陪伴。

說到這裡，我們會發現主要使用服務的人為的是解決「陪伴」問題。仍在世的人，因親人離世，需要時間面對及接受親人已經永遠離開。但如果能與生成式AI交流，對用戶來說，不在身邊的人就恍如住在系統中沒有離開，父母仍能與女兒溝通，陪伴成長，男友仍能關心女友，形影不離。那就是以「模擬」對話及聊天，來緩解思念。

電影中還有一個AI系統管理者盛駿（孔劉飾），他常出現提醒在系統中已死去的白李：這是夢境，但只要你相信它就是真！這不就是每位服務使用者的心態嗎？大家都知道系統中的故人是數碼人，但仍然選擇去和他／她（其實是AI）溝通，回應「它」的關心及提問。

最後，電影有兩條小副線：一位婆婆的孫子已死，為表達對孫子的愛，她毫不吝嗇地讓他在外國過著奢華的生活，卻讓自己陷入要支付巨額費用的苦況；還有結尾彩蛋片段中，兩位長者透過Wonderland服務對話，認出對方是自己年輕時的情人，並為以前不告而別的事而道歉。生命中，我們有可能忽略或錯過了很多時機，未有好好對人表達自己的心意，在對方不在時，才會感到遺憾，想去作出彌補。

沒錯，AI「復活」的「數碼故人」像真度相信會愈來愈高，但畢竟也是虛擬出來的「幻象」，長期與它對話及「相處」，也只會讓自己繼續接受不到親人已離開的現實。對著它說多少次「我愛你」、「對不起」，也始終不如可以把握時機對真人說出心底話，好好和他／她相處及擁抱他／她。

有說「五道人生」可為臨終病人提供紓緩治療，就是在病人離世前與親友一起回顧人生，雙方可以好好地「道謝」、「道愛」、「道歉」、「道別」，以及「道諒」。人生有很多未知之數，要說的話還是及早說吧。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連場大雨的週六，天文台更三度發出黃雨警告，在教授興趣班過後拖著疲累的身子，正考慮要不要再冒著雨坐車去宣道中心聽黃綺琳（Norris）這位追夢者主講的交流會……在掙扎中覺得這不也就是追夢者的感覺嗎？好，堅持一下，去吧！聽著Norris的分享，確實知道電影《填詞L》除了是她作為一個填詞人的歷程以外，也是她作為編劇、導演的一種實踐及堅持，並與一班有心人互相支持的一件寶貴的結晶品。從她豐富的分享中發現，追夢是未完的競賽，因為就如她電影所描述，就算她在填詞比賽中成了冠軍，簽約成為了唱片公司旗下的合約填詞人，她仍要與其他的填詞人競賽，填了詞也不一定會選中你，採納你的版本。電影拍完了一部，也要繼續拍另一部，夢是一直向前走的，沒有「追完夢」這回事。

另外，要完夢，尤其是一個很大的夢想，需要很多人互相支持、一起成全。電影《填詞L》也就是她得著監製黃鐦的支持，拍得一天得一天的去完成這個電影。Norris說拍電影一天約十來萬元，每次籌夠二十多萬元就拍兩天。整部電影拍了15天完成，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拍，再後期慢慢的剪，約200多萬元就能夠完成（但其實整部電影如果沒有有心人「拍膊頭」幫忙，要付足費用的話，成本起碼要700多萬元才夠。）連她自己也奇怪，不知為甚麼就是沒想過這電影會拍不完。筆者深感有這種有多少拍多少，見步行步都要把它完成的堅持，實在不簡單。

Norris分享到夢想似是一個個暫存的泡泡，「暫時未能做到的，如stop motion （定格動畫）電影、音樂劇電影等，需要很多資金才能拍到，那就把它們變成一個個的泡泡放在眼前飄著……」她的夢不只一個，要看時機才能實現。筆者十分欣賞她面對困難的心態，每次當她遇到阻礙，她會認為不順利是正常的，是一個讓她改進的機會，她更喜歡以靈活的方式去面對及作出改變，讓事情可以完成之餘，還比之前改得更加好。追夢的路還漫長，相信天父會按祂的心意，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希望不單止是追夢的人可以互相扶持，也願大家如見到有夢想的人，幫他們一把，使他們夢想成真。或許也能把你的夢想也燃點起來。

參考資料：

〈《填詞L》的追夢者——與導演交流夢想實踐〉。基督教宣道香港區聯會。2024年6月15日。網站：https://cmacuhk.org.hk/2024/06/17/%E6%96%87%E5%8C%96%E6%B4%BB%E5%8B%95-%E3%80%8A%E5%A1%AB%E8%A9%9El%E3%80%8B%E7%9A%84%E8%BF%BD%E5%A4%A2%E8%80%85%EF%B8%B0%E8%88%87%E5%B0%8E%E6%BC%94%E4%BA%A4%E6%B5%81%E5%A4%A2%E6%83%B3%E5%AF%A6/。

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最終回，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挑選了2023年於網上串流平台推出的電影《真愛玩失蹤》（Ghosted）來為大家講解「伙伴情」[1] 類型電影的特點和結構。雖然電影在上架的首兩天，吸引了超過328,000名觀眾收看，是有關串流平台有記錄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新上架電影，但它所得的評論卻未如理想，有不少人認為該電影內容拼湊，男女主角合作亦被指未有化學作用，更被提名最糟男、女主角及螢幕情侶。

礽福介紹到「伙伴情」類型電影有三大要素：一、由於主角的生理、心理或是道德上有所缺欠，所以需要伙伴相助；二、與主角互補的伙伴出現，可以讓他／她的生命變得完整，或是對方有主角所需的特質；及三、在電影中有各式各樣的阻礙出現，包括誤解、觀念差異、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壓力等等。而礽福亦稱，如電影是「雙主角制」的話，電影中主角及伙伴在經歷事件後都會有所成長。在「伙伴情」類型的電影中，很著重講述一對搭檔如何發現「沒有彼此就無法過得那麼好」這回事。

雖然網絡上有人稱這電影為爛片，但礽福認為這部電影仍然是看得下去的。雖然電影有叫人費解的地方，如男主角由最初有哮喘到中途變成如「美國隊長」般好打，而尾段旋轉餐廳的旋轉速度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要求觀眾運用智力分析結尾的情節，但起碼電影男女主角都是靚仔靚女，片中的一些設定對推動劇情有所幫助，如男主角的農業知識能幫助洞悉女特工家中植物的DNA，推斷出生化武器的密碼。而女主角一切以任務為先的取向，在最後卻因為男主角在危難中的保護和照顧，讓她慢慢改變，開始懂得為愛、為別人而犠牲任務。

自2022年6月開始「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為大家細心拆解過十多部電影的結構。雖然觀眾一般很少會這樣精細地看電影，但礽福認為電影投資很大，是一門很精緻的藝術，好的電影是值得觀眾一看再看，細心地去閱讀它精彩的地方，並學習如何在電影中找出證據去解讀它所表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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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處事效率慢，是移居到此香港人的共同經歷，「慢」或許是英國文化的一部份。當然，感覺或體會到「慢」，或許是香港人獨有的，若德國人移居英國，他們大概不會有相同的感覺，反而可能覺得這裡的效率頗高，快與慢、遲延或效率從來也是相對的。

有天與小女兒到英國一間老牌、以價廉見稱的連鎖酒吧餐廳[1] 午膳。不少本地人喜歡光顧，點一杯啤酒就能閒坐半天。當然，香港人亦喜愛其中只需一鎊半，就有無限供應的咖啡、熱茶、朱古力。

中午時間是最繁忙的時段，看見相距四枱桌子的距離，有一老婦及少女站著一段時間，有一名男侍應一直在旁伺候，隨後，見到少女撥電話，心想莫非是投訴食物衛生或不滿招待不周？從遠遠的觀察，他們並沒任何爭論、衝擊，這畫面維持了差不多二十分鐘，過程中，看到另一女侍應，拿一杯飲料給那枱食客，然後拍拍少女的肩膀，似乎是給予她一些安慰（或是平息她的不滿）？在這段時間，不單是那枱食客沒有大聲說話，男侍應一直半步不離站著並且黙不作聲。更出奇的是，坐在鄰桌的客人，也沒有任何異樣，如常談天吃喝，似乎就只有遠遠坐著的我，好奇發生了甚麼事。

那桌子鄰近洗手間，不是我故意「八卦」，而是非去不可，走近，才看到有另一老者以「復原臥式」（Recovery position）躺在地上（食肆地板有鋪蓋地毯，躺著應該也舒適）。老者明顯仍是清醒，能與他人對話，事情可以這樣理解：男侍應站著為要伺候，作隨時幫助；少女剛才是致電召喚救護車；女侍應給予飲料作安撫也是合理不過。鄰桌客人沒有過大的反應，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尊重，更是令周遭氣氛顯得平靜如常，這亦是對他者另類的安慰。

不以為意，與女兒繼續午膳。大概又過了十多分鐘，女侍應拿著白色枱布走近。細看下，原來一位穿上制服的醫護人已到場，兩名侍應及家屬，共四人，應該是按醫護的要求，手拿白布圍著病患者，造成一道人造屏障，可能是方便醫護作一些即時處理。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四人仍是手持白布圍站著。「為何這麼久仍沒有救護車到達？」是我當時的疑問。但立時就回想自己初到英國的一段求醫片段：有天，突然背椎劇痛不能轉動，觸及到右腳麻痛，導致不能坐、行、站。過往也有類似經驗，只是這次延伸到整條右腿，久病成醫，大概也知道是因為椎間盤突出，壓著神經線，影響到右肢。治療是注射放鬆肌肉的藥，讓人回復基本的行動能力，再服用止痛藥及進行物理治療，一星期左右就可以回復五六成，之後慢慢等待消炎退腫。誰料，當時致電救護，電話中的醫護問了一連串問題，衡量傷患者的危急程度，大概花了二十多分鐘，然後作出評估：「這情況是會自然康復的，我會開止痛藥，請你到指定藥房拿，但記著，不管如何疼痛，也要保持運動」。結果，我足足臥睡在較硬的地板上整整一個月。參照上次的經驗，我可估計餐廳內的醫護，大概也是在問診及評估。

又過了十多分鐘，終於見到另外的醫護人員推著輪椅進來，慢慢安頓老伯伯坐上，然後不疾不徐地把傷者送離現場。

足足花了近一個半小時！「慢」得也有一點「不可思議」，這情況大概不可能在香港出現。午膳的繁忙時間，要撥調兩名侍應來照顧一枱食客、病患，怎可能？病人及其家屬總認為自己的情況是最要緊，手指頭割傷、孩子肚痛、「暈車浪」、「扭親腳」……香港召喚救護車，總期望十分鐘內抵達，要等上一個多小時，怎可能？醫護人員及醫生應立時進行急救或開處方，藥到病除，要花上二十多分鐘問診，最後還是沒有「開藥」，怎可能？周遭的「路人甲、乙」見到意外發生，不是拿出手機拍照記錄，就是繞道而行，避而遠之。但這裡的人，竟然不以為意、不為所動、如常無異，怎可能？

文化差異，不能以「快」或「慢」來區分，而是在乎人如何理解及回應日常的事情。仔細了解病患者的狀況再決定是否送院，減省急症室的負荷，是避免濫用，可以保障真正危急的人；不隨意處方，是相當事人的免疫力及復原能力。

餐廳內的傷患者安然離開，少女仍待在餐廳，或許，這裡不像香港，傷患家人可隨救護車到醫院。曲終應該亦人散，只有女侍應還跟少女多談了數分鐘，最後，給她一個擁抱，就是給予憂傷者最大的安慰。文化差異，大抵就是看重「人」及單顧「事」之分。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第九講，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以電影《芭比》（Barbie）來為大家介紹「精神病院」類型的電影。礽福根據《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指出「精神病院」類電影的三大要素：

1. 要和群體有關——就如在Barbie Land中居住的一眾Barbie及Ken；
2. 主角作出與體制衝突的對抗——Barbie發現自己變得與其他娃娃的想法不同，連身體也改變了，她選擇出去真實世界處理問題；及
3. 主角作出犧牲——Barbie最後離開了群體走進真實世界，並想擁有真實女性的身體作為新生活的開始。

礽福稱，「精神病院」類電影中的「群體」往往有一套獨特的規則和倫理，處身其中，跟置身狂熱的邪教團體沒兩樣，群體中的一員究竟是好是壞也難以定論。這類故事總有一個特殊份子在其中，會站出來揭露所謂的群體目標只是騙局，並抵抗體制。礽福就認為《芭比》亦有這特別之處：無論是Barbie們或Ken們，都以體制為榮，在群體中喪失了自我，過的似是很美麗，但不實在的生活：連日常生活簡單如洗澡、喝水都是假的，以致最後主角Barbie出走到真實世界去開創自己的人生，而Ken則留在Barbie Land繼續探索自己往後的生活，不再依附著Barbie。

《芭比》一開始透過疑似向電影《2001太空漫遊》「致敬」的一幕，講述Barbie現身原始之地，就像黑石板引領猩猩改變，Barbie也使女孩「進化」，令她們不再扮演媽媽照顧嬰兒的角色，知道女性擁有無限可能，像Barbie所代表的多變與時尚。但這是否就是女性主義或性別平權了？這是礽福所質疑的。

Barbie Land的「女尊男卑」為電影裡的真實世界的相反形態，Ken們在當中被冷待，以致他們會想推翻Barbie Land，成立以父權主義為主導Kendom。這反映著在父權社會下受壓迫的女性，同樣也想提倡女權主義來解決問題。礽福認為這電影透過Ken，以及另一個電影人物Gloria帶出了女性所面對的矛盾、掙扎，當父權中的男性沒有真實了解到女性所面對的困難，就難以為女性提供最準確的答案。他最後以神學角度分享到：每個人只可以是男人或女人，但人卻是男人加女人，所以男女需要互補。而當父權社會沒有好好了解女性，只憑空想像她們的需要，就無法為對方提供真實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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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平常的電影分類，如：動作、冒險、喜劇、悲劇、恐怖、奇幻、歌舞劇等，都不能告訴你那電影究竟在說甚麼故事，所以我們應該用史奈德的電影類型來把電影分類，讓大家知道在看的電影究竟在「講甚麼」。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這次介紹了「阿拉丁神燈」類型電影。大家可能都認識《衰鬼上帝》（Bruce Almighty）或《大話王》（Liar Liar），它們均屬於這類型電影，主角得到了上帝賜予的權力與神力，或願望蒙應允後，對主角的人生及家庭造成了重大影響，甚至需要收拾殘局。

2023年上映的電影《閃電俠》（The Flash）也屬於這類型電影，其橋段與《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相似，主角因為獲得力量可以回到以前，他改變了一丁點的事情而演化成未來難以預料的改變，甚或災難。為正義聯盟一員的「閃電俠」在一次高速前進時，發現自己可以回到過去，於是他萌生一意念，想回到兒時去改變一點，讓母親記得買茄汁，以改變母親隔天被殺的命運。雖然只是一丁點的改變，但行動卻不單改變了他自己的歷史，也變成「蝴蝶效應」改變了世界，該發生的事沒有發生，時空亂作一團。在過去的時空裡，他與年輕的自己相遇，差點沒被閃電電倒，不然成不了閃電俠，及後他也意外地失去了超能力；那個世界只有超少女，卻沒有超人。由於世界沒有甚麼壞事發生，所以蝙蝠俠也因此退休，過著潦倒的生活。

我們的過去，無論是好是壞，點點滴滴都影響著我們。失去的，不一定是壞，可能叫我們學懂珍惜；生活不太充裕，卻可以煉成一身好本領。電影對比了失去母親的閃電俠和沒有失去母親的Barry Allen（閃電俠的本名），前者會很珍惜母親送給他的小公仔，後者卻隨意地用它作飛鏢靶，而Barry Allen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成不了閃電俠。

當逃不出遺憾的年輕閃電俠，不斷回到過去想去拯救超少女及蝙蝠俠，結果異化成了怪物，造成多元宇宙的混亂及碰撞……那我們又有沒有同樣逃不出的陰霾，一直想回到過去想改變歷史的事？還是學習接受事實，昂然繼續走自己的人生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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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部份家長可能在孩子由小學升中學之時，開始讓孩子使用手機。社交媒體存在不少誘惑和試探，孩子很多時需要獨自面對和即時作出回應。家長可教導子女留意安全上網的三大範疇：身體、私隱和財物，若網友提出關於這些範疇的要求，我們需果斷拒絕、終止對話及告訴大人，本文稍後會作進一步說明。

關於身體的原則

舉例說，網友提議孩子傳送一張裸露身體的照片給他，孩子在這情況下比較容易分辨危機的存在，並能立刻拒絕。不過在網上其實有很多呈現身體的方式，例如網友邀請孩子傳送用物件遮蔽著身體的照片、身體部位大特寫、加了濾鏡或特效的影片、沒展露樣貌的相片等，在這些情況下孩子就可能不知道這些都是屬於身體範疇的事情，並且降低了警覺性。簡單來說，凡是涉及身體的任何部位、以任何形式去展現的要求，孩子都要拒絕，以防網友利用孩子的單純來提出更多不合理的要求。我們亦要教導孩子，一般網絡使用者都不會向其他人提出涉及身體的要求，這是不正常的情況，我們需提高警覺。

關於私隱的原則

孩子上網時可能會遇到網友主動傾談，言談之間孩子或會講及自己的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即是讓別人能找到你的資料，例如就讀的學校、年級、住址等等，家長要教導子女明白保護個人資料的重要性。

假如網友在對話期間得到了孩子的相片和就讀學校的資料，在放學時間故意在學校附近徘徊，然後扮作偶遇，就能讓孩子覺得大家很有緣份，網友輕則會作弄孩子，重則會作更壞的事，例如非禮、恐嚇等，甚至致電孩子的家長，訛稱孩子在他手上要求索取金錢。其實一般網絡使用者都是尋找資訊和娛樂，並不需要搜尋其他人的個人資料，就算是公眾人物例如明星、學者、政客等的個人資料也只是有限地披露；作為普通網絡使用者，我們實在毋須向陌生人透露關於自己的資料

關於財物的原則

假若網友提出需要金錢或財物的幫助，例如借用遊戲賬戶、點數卡、零用錢等，孩子該怎樣去回應呢？家長要教導孩子找恰當的人——就是思想成熟、經濟獨立的成年人來提供協助，所以孩子只需把請求轉告成年人就很足夠，其餘的應交由成年人來處理。

另一方面，家長亦要教導孩子不能接受別人的金錢、禮物、任何形式的物質好處，就算是對方主動又熱情的贈送、道謝之後也應該婉拒，網友之間透過文字來表達謝意其實已經足夠。孩子也許很難抗拒物質上的好處，因此家長更要讓孩子明白，真正讓人感到滿足而不可取代的禮物，是來自親人和朋友之間愛心的表達，所以就算是感覺上很相熟的網友，雙方的關係只屬陌生人，若我們很想要陌生人送贈的物質，或許是出於貪心，多於感受到對方的謝意了。

選擇朋友的考慮

孩子或許會覺得網友的留言、讚好是出於對自己的喜歡、關心和友誼。孩子一旦覺得跟網友已建立了愛與信任的基礎，當對方提出與上述三大原則有衝突的要求時，孩子就不懂如何回應，覺得「我們是好朋友，他不會欺騙我」，甚至不想令「好朋友」失望而勉強自己答應要求。

其實尋找和建立真實的友情，適宜用面對面的方式，因為大家都需要透過日常生活的相處，去了解對方的性格、喜好和想法。當彼此都覺得舒服自在，可自由地講出心底的想法時，這份友情已更進一步。反觀網絡社交的情誼來得快，也去得快，部份網絡使用者之間的交流可能只是基於男女之間的調情、被兩性的身體吸引，互相吸引的是「性」而不是「真實的對方」，在網絡世界本來就難以驗證事件的真實性，若想在網絡世界結識朋友，我們需要有更成熟的分析能力，以及更長的時間，才能作出合宜的判斷。

箴言十三章20節提醒我們「與智慧人同行的，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虧損」，當我們選擇朋友時需要觀察對方的言行舉止，是否合宜、合理和合法，還要注意朋友會否為我們帶來某些損失。我們選擇良朋益友是需要在適合的場景，而這個場景適宜是公開的，讓大家能真實地相處、持續地分享和交流。願我們都能按著這原則結交到好朋友，彼此生命同得益處。

資料庫

別讓孩子成為網絡罪案的受害人

裸聊勒索案時有發生，根據政府的數字，在2022年，勒索案有一千八百多宗，當中有1,402宗是裸聊勒索案。[1] 有天真無邪的小朋友捲入裸聊勒索案中，慘成受害人，早前就有報道指有年僅11歲的男童，在電話交友應用程式認識了一位陌生人，對方誘騙男童裸聊，並拍下男童的不雅照片及影片，之後向男童的母親勒索，要求她支付10,000元，否則會公開男童的照片及影片。[2] 無疑受害人心靈必然會受到傷害，網絡世界危機四伏，孩童需要可信任的成年人的保護和導引，如能及早教導幼童上網原則，讓他們學會保護自己，或許就能避免將來有更多孩子遭受這類型的傷害。

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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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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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離開香港四年多，似乎是愈走愈遠。

去年在台灣，曾兩度買了機票，訂下防疫旅館，期盼回港與家人、朋友相聚。無奈，一次因香港疫情爆發，另一次因女兒核酸檢測（PCR）「呈陽」，最終未能成行。

回家難，瞬間卻身處異鄉地；
離家遠，刹那可與人更走近。

離開台灣前，有「俠女」仗義，將她預備給自己「逃難」買機票的備用錢，贈予我們作盤纏；感激昔日的同窗，今天的同道，與他的一家，不只一次、兩次、三次的餞行，更騰出家中空間給我們寄存未能帶走的物資及書籍；更可貴的是，遇上了惺惺相惜的台灣牧師，他與筆者年紀相若，在艱難的時刻與筆者同行、同哭，弟兄情重，突然的分離更感相逢恨晚；還有眾多的新知相識，教會小組的弟兄姐妹，同行團契的好友同伴，都叫我們一家感受到上帝濃濃厚愛。相距遠了，心仍是近。

來到面積比香港大二百多倍的英國，竟然更容易聯繫上昔日，幾近失去聯絡的舊友。

「你們也來了英國？」
「你住在哪裡？」
「很近，駕車也不用兩個小時。」
「找天見見面，或通個電話吧。」
「你去那裡那裡時，記緊要順道來我這裡，飲杯咖啡，聊聊天。」

遠、近是相對的。由柴灣駕車或乘坐公車到天水圍，不用兩小時，但感覺卻像海角天涯般遙遠。由曼徹斯特到倫敦，坐火車或開車要四個多小時，友人卻說「我們同在英國，找天見見面。」地域似乎並不是界定遠或近的關鍵，而是人心是否願與別人聯繋。

生活在香港這繁囂的大都市，朋友、家人雖近在咫尺，但忙碌（或故作忙碌）的生活形態，叫人不大願意彼此走近。在街上、公車上、或在升降機內，目光緊盯在手機上的畫面，再配上頂級隔音、抗噪的耳機，打造出一個與世隔絕的流動私人空間。似乎在迴避一張張看似認識，卻又陌生的面孔，甚或是迴避著自己心靈內的聲音。不願聆聽，不想接觸，沒有給予自己思想沉澱的空間，那有自省、回應、行動的可能。

「忙」（或扮忙）充塞著每分每秒，就是令自己不能「閒」下來。「閒」似乎只能配上「閒人」、「閒懶」、「遊手好閒」等標籤。靜不下，停不了，何以享受個人的悠閒、閒適、閒暇，更遑論擠出閒情與友人閒聊！

英文字close亦頗有意思。親密摯友稱為close friend；當你討厭別人太貼近自己，你會說：I hate people standing too close to me；當東西完全緊貼，或不能讓人或事再進入的時候，close就是關閉、封閉的意思。似乎真正的親密，是需要給雙方一點點距離；當環境太狹小或心靈太受壓，便容不下別的聲音，人乾脆就把自己關閉起來。

外國的月亮並沒有份外圓，地方卻肯定比香港大，生活節奏也相對慢。地大令人心廣，我們亦有較多時間、空間聆聽自己的內心，細察自己的需要。但願在這空間的移動，我們可以發現：與家人、朋友、鄰舍、甚或他者的關係，遠比費煞思量、竭盡心力所賺取得來的錢財、地位、名譽更為重要及寶貴。

朋友，衷心謝謝你的留言對話、來電、視像通話、相約見面，甚或是開車數小時，移駕到訪詳談。真的，不管在英國、台灣、香港，「說了再見，約定再見，就會再見。」[1]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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