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將兇徒變作風雲人物

「Cosplay」一詞由costume play演變出來，cosplay這個縮寫是指扮裝成動漫角色的行為。由起源至今，在人們的固定印象中，cosplay的確是指模仿或裝扮成動漫角色的行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演變，現在我們所說的「cosplay」已不限於模仿動漫人物，同時包含模仿電影角色、電玩角色以及自創角色等等，甚至可以說，任何角落的人物，都可以成為被模仿的對象，這也是cosplay的一種。[1] 而「中二病」，並不是在醫學上的「病症」，而是一種被稱為自我中心、只活在自己世界的心理狀態。有人認為中二病源於剛讀中二的青少年才會做出幼稚行為；也有人指，擁有中二病特徵的人會把自我價值觀擴大，將幻想類小說、動畫常用的題材套進自己和現實中，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可以拯救世界等等。[2] Cosplay與中二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但當中都有一些微妙的相似之處，筆者嘗試透過一些流行文化學者對cosplay的分析，從而了解人們如何透過cosplay活動或中二病而獲得認同感。

另一個自我的塑造
人類作為血肉之軀，固然在物理上無法成為一個懂得使用魔法或者受到致命傷害仍能快速復元的動畫人物，但透過cosplay能讓人感覺到自己便是這樣的人物。而cosplay文化多指以服飾道具、化妝造型和身體語言來扮演一個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並且當中強調「形似」和「神似」。「形似」，即服裝、道具、化妝以及髮型等外形與原著的角色相似；「神似」，指言行舉止與神態等與原著角色的神韻相似。[3] 也就是說，整個cosplay過程就是讓自己在一個裝扮的世界中，在短暫的時間和空間中成為一個自己渴望或喜歡的個體，而大部份的coser（裝扮成動漫角色的人）都有「如果可以成為這個角色該多好！」的想法，縱然未必每一個coser的資源都非常充足，但也可以以自己有限的方式來扮演喜歡的角色，達到與所扮演的角色「合而為一」的境界。[4]

Cosplay研究學者指出，coser透過服裝、外表的裝扮，將自己塑造為心中理想典型，並藉此思考自身的存在性。[5] 造型與服裝對於coser來說，就是靈魂，就是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入場券。雖說「中二病」像是一種發生於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的幼稚行為，但其中某些行為其實與cosplay的一些特質相似。如果說cosplay是透過服裝塑造自己成為心中理想典型，中二病患者就是以另一種形式、廉價的play，在他們心中的自己就正好是某動漫人物或「天選之人」。其實無論cosplay也好，中二病也好，他們的行為揭示的就是一種對自己的認同，重新進行自我的塑造，成為另一個的自我。

自我認同、被認同的重要性
在此想探討一下人們為何要透過cosplay或自我幻想來建立自我認同。每個人都渴望被認同，有些人會因為想被認同，而做出極端行為，有些人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會因為能夠表現到自己，從而找到自己的價值，藉此認同自己。古人孔子亦提到，友誼中的「不信」源於不給予別人肯定自己的機會。[6] 人認同到自己的同時，也能提供機會讓別人認同自己，若然一個人無法認同自己，也無法被人認同，那麼這個狀態肯定是不健康的。

Coser從各種不同的角色中，找到某些角色的特質與自己相似的，在模仿其裝扮的同時，也嘗試掌握其神韻。當問到一些coser為何會選擇某個角色來扮演時，他們總會不約而同地說：「因為愛」、「喜歡這個角色，又適合自己，於是用自己來表現那個角色的感覺」等等類似的回應。[7] 而「中二病」患者並不一定會說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嚮往的價值，他們更多是將各種動漫角色或情景混雜在一起，然後呈現在「想像的觀眾」面前。[8] 由此可見，某些coser和中二病患者可以藉由裝扮與自己特質相似的角色，或想像自己就是那個人物，從而肯定自身的價值。

另一方面，模仿的行動除了是對自己的認同，也是對角色的價值觀、抉擇及戲劇的認同，而選擇模仿某個特定的角色，也象徵著這個角色擁有著與coser類似的或他渴望擁有的特質。[9]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詩學》（Poetics）中提到模仿理論，他指出演員需要對角色性格做出取捨，從而讓人在演員的表演中理解角色的思想。「模仿」看似簡單，其實也蘊含複雜的自我建構過程，並且每個coser也具備自己的獨特性。

對coser來說，縱然每個角色都有千千萬萬個被扮演的版本，但每個人所扮演出來的版本也是獨一無二的。根據一位coser的說法，有段時期動畫《火影忍者》中的角色佐助和鳴人，二人對決的高潮時刻，經常會被cos（扮演），同一場cosplay活動就有十多個團體cos這兩個角色，然而每個人cos出來的效果都不一樣，有些較粗獷，有一個較「娘」，有些則較活潑等等。[10] 這也代表著coser所扮演的角色不一定有高低之分，正因為每個人扮演的方式都不同，就有著不同的獨特性。事實上，「中二病」患者都追求獨特。中二病的共通點都在於「想要受到認同」，「又想要與眾不同」，他們陶醉在自己的幻想時，就會成為一個獨特的人。[11]

除了對自己的認同，無論coser或中二病患者，都會有種心態，就是想要得到他人的認同。Cosplay與攝影之間的關係有時都難以分割，因為部份coser扮演某些人物，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拍攝和參與cosplay社群的聚會。[12] 大部份coser都享受在攝像鏡頭下曝光，愈多人找他們拍攝，也是對他們愈多的認同，有位coser在接受訪問時表示，cosplay時不斷被拍照，甚至活動結束後有人認得他本人，令他有種自己是明星的感覺，自己也更加有自信了。[13] 中二病患者都渴望別人的認同，然而通常一些幼稚的行為往往都不會被人認同，所以他們會在「想像中的觀眾」面前呈現自己，透過這些想像來獲得認同、注視。

偶爾遊一遊迪士尼
面對世界的殘酷，人有時也想有一個避風港可以安置自己，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橫行霸道下，有許多人的精神健康也欠佳，也有一些人家庭生活不愉快，也得不到任何可以抒發情感的渠道。Cosplay與中二病行為就如讓人進入迪士尼樂園，經歷一次奇幻之旅，在短暫的時間和空間裡脫離一下現實，或許也是一種不錯的抒發情緒的方法。

有學者訪問過一位coser，她提到自己會參與cosplay的部份原因來自家庭因素，因為家裡的管教嚴厲，所以她想成為一個能夠獨立的人，而她扮演的角色正正就是一個女強人的動漫角色，也是她想要擁有的特質。透過cosplay，她能夠短暫成為一個強大的女性。

漫畫《中二病使用說明書》的主角曾在書中指出，「中二病」也不全然是壞事，只要不給別人添麻煩就可以，這是青少年經歷青春期的成長階段，其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中二病的基因。[14] 重度中二病（即極度自我中心）當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若然只是偶爾中二病一下，偶爾有一些短暫的幻想，也能夠紓解一下苦悶的生活呢。

總結
其實在青少年的階段，有否得到他人的認同，對自己的成長也很重要，cosplay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來盡情表現自己，在認同自己之餘，也可獲得別人的認同，縱然現實是多麼不如意。不過，無論是cosplay或中二病也好，一旦走向極端的方向都是不健康的，若然在扮演或幻想當中無法抽離，後果是可大可小的。另外，在cosplay活動中，有些動漫角色原本就是男性向（以男性族群為服務對象）且賣弄色情的，若然去扮演這些角色，即使有人為自己拍照，到底對方是因為自己演得好還是因大幅度的裸露而拍攝？這就不得而知了。

社會的爭議，有時小事很容易化大，中學生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自己不能像女同學一樣留長頭髮，認為這是對男性的歧視。在英國，猴痘在同性戀群族中傳播，但當地的新聞從業員和發言的醫生，總會煞有介事的強調，這說法並不是一種歧視。我們為一件事定性、命名，為一些類近的東西分類，有時是歧視，有時卻不是。這是因為龍門任人搬，還是其他原因？我們可以避免命名和分類嗎？

聲稱自己有性別焦慮的中五男同學，較早前向平機會投訴男生在學校不能留長頭髮，至截稿前事件仍在調停中，尚未有結果，但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頗大關注，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說制定校規時未必與性別定型有關，[1] 一時又說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不用事事緊貼社會潮流，應當審慎地保守少少，但又強調，假如平機會要求學校「與時並進」，校方也會跟從。[2]

鄧飛的答案顯然是「此地無銀」，學校服飾審慎保守，男女顯然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服飾上要求也有不同，這也很合理，但鄧飛一時說不是性別定型，但又同時說萬一法庭和平機會說要放寬相關規則，學校也會跟隨，這就說明他未必會捍衛一些基本價值，其回應令人失望。

參考平機會在2014年推出一份名為《種族平等與校服》的指引，當中就指出穿著校服的好處，可以推動學生的紀律和正面行為，文件又提出規則在個別情況下可以作出彈性安排。[3] 而在有關規則的考慮因素中，包括了保持衛生和安全，所以可以規定留長頭髮的同學必須紮頭髮等等。可見如果同學有特殊需要，只要符合學校整體對校服等方面的要求，根本不用出動「性別歧視」這樣的字眼，也可以好好處理問題。

性別歧視、男女、性別焦慮，這些字詞在事件中出現，近年在一些社會運動中，透過字詞定義的改動，或者創造新詞，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甚至成為抗爭的工具，同時，又有人因此為到這些字詞的使用爭持，企圖「正名」，以捍衛一些想法。原本所謂的咬文嚼字，只是文學上追求完美的表演，到今日已經成為抗爭和表達政見的工具，一不留神用了不同的詞語，原來它隱含了一些你未必願意接受的意思。

舉個例子，疫情初期，我們會叫新冠肺炎做武漢肺炎，之後又有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非洲變種等等，其實命名的原則本來是那個病的發源地在哪，就將之命名，本意是為了方便大眾記憶和了解事件，以前也有很多疾病以地方命名，例如香港腳，那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平常是沒有人深究的。

不過在凡事正名的世界，有地方認為這種說法有歧視疾病的發源國家之嫌，再加上病毒的源頭本來就充滿爭議，一個簡單的命名最後變成政治事件，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宣佈將有關傳染病命名為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而變種病毒株則以希臘文字母排序來命名，所以這幾年的病毒就是Alpha，Beta等變種，沒有了原本的地域作為變種命名之說，到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不同變種的來源，只知道變種有一個沒有意思的名字。

有時，命名之爭是因為大家對名字背後的意思有極大爭議，例如我們今日用「大陸」還是「內地」來形容中國，往往代表一些政治立場，我們用「抗爭者」還是「暴徒」，「性工作者」還是「妓女／男妓」，「變性人」還是「人妖」等等。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知有問題的東西正常化，例如若將「賭博（gambling）」改稱為「博彩（gaming）」，就將事情的負面觀感降低。這些詞語未必同時成雙成對的出現，但有時我們會發現因著某些詞語令某一群族的人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有些人就用了一個中性，甚至正面的詞語，取代一個相對負面的詞語來形容某一群人。

這種命名之爭，時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某些字詞的改變，若不細心留意，一旦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某些意思就植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難以改變的價值觀。有些人為了對這些存在已久的價值觀提出抗議，往往會創造新詞，表達不滿，例如以前的「人妖」，今日會稱為「跨性別者」，男扮女裝的以前是「易服癖」，今日是「變裝女皇」，凡此種種將舊意思洗刷的新詞，改了一個名字，但內容往往依舊，人卻會因為該名字改得好，對它所指的人或事物減少了抗拒感，問題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到後來如果有人用回以往有負面意思的字眼，就會被批評為不包容，甚至是對小眾的欺凌。

有人甚至質疑，這類將不同群族分類的字眼，一出現就產生歧視。早前猴痘的傳播，有外地傳媒發現不少受感染的人同時參加了同性戀者主持的派對，[4]而猴痘是透過面對面、皮膚對皮膚等接觸傳播，當中包括了性接觸，不少人自然會聯想到就是在這些同性戀派對往往也會涉及濫交等問題，但當傳媒的報道有「同性戀」社群三個字，就得非常小心，強調並不是歧視同性戀者，但事實卻是如此如此。

這情況跟處理愛滋病感染的情況相當類似，明明我們發現香港感染愛滋病人數的比例上，透過同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數字比異性性接觸高，但我們也不大可以說同性戀者是高危群族，改為要說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最危險，但有趣的是，當局並沒有提供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的感染數字。

大家當然相信愛滋病是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傳播，但大家會不禁問，為何我們平日已有的分類，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卻二話不說，將這些分類「放埋一邊」，原因就是這些分類會傷害某些人。以前社會性別分男女，但自從跨性別成為新詞語，社會又要打破二元定律，所以愈來愈多情況在索取個人資料，問及性別時，會改為以下的形式提問：「如果你願意，你會怎樣形容自己？A.男性（或跨性別男性）、B.女性（或跨性別女性）、C.性別非二元（non-binary）、D.不便透露。」

分類，初時往往是因著方便，例如以性別分類，就將人類簡單分類。以膚色、年齡、高度，體重分類，當然也可以，若不用身體特徵，有時也會用個人收入、宗教信仰、興趣甚至政治傾向等分類……分類有時是為了更快認識一個人，有時為了要方便討論和管理，例如某個議題，是與某一類人有關。我們使用正確的分類，就能更有效的討論。分類本是合理地將東西分開，以方便處理，但不會因此而破壞人的獨特性。

不過，若有人將分類變成標籤，甚至將人污名，這當然是錯誤的行為。一些男女過份概括的描述，例如女性開車一定差，或者男性不善於理解和表達，即使此現象在統計學上過關，我們也不應該但凡見到一個女生，就假設她開車一定差，同理也不應該用統計學上過關的東西，就假定某一個人若屬於某一個群族，就一定有某個特性。分類是一回事，標籤是另一回事。

更嚴重的是，若果因著對個別人士的標籤，就對他們有差別對待，這當然就是明顯的歧視。換句話說，若不明就裡，但凡看見男性，就指責他們是濫交，或者但凡看見某種政見的人，就直接指責他們不理性，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頗非理性的。所謂歧視既然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情況本來就不應出現在社會中。

可惜的是，要人將分類和標籤這兩種狀況分拆開，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們的分類和命名，可能一早就有意無意的滲入了一些想法在當中，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就更難消除。有時我們會斬腳趾避沙蟲，寧願對一些人少說一些話，怕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反而產生一些更不健康的情況，最後那個被標籤的人，表面可能沒有受到歧視，甚至被過份禮遇，但他們內心知道，這種「禮遇」其實只是為了避免麻煩，到最後有關人士根本不會獲真誠相待。

可見分類和命名一樣，當中並非如想像中客觀和全面。分類的方法即使有多科學，始終還是只能展示事物的某一個部份而已，例如你企圖將人的收入多少分類，也只能知道他們每月有多錢，以至大約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具體情況，你不能太具體地掌握。命名也有其局限性，字詞的意思始終有限，當我們用了一個很概括的方式去描述一個抽象的東西時，總是有所取捨，而且過程亦有主觀見解在其中，如果我們不加留意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隨時令我們對某一事物喪失了客觀的看法。

說到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使用的語言和思考方式的限制，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人類的智慧有限，始終只能用語言去描述、命名或為不同的人和事物分類，以方便討論。我們可以做的，最終還是學習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均有所不同，每個人獨特之處是人類語言不能言說得清楚的。

當我們去描述人、事、物時，嘗試在概括的過程中，考慮一下字詞引申的意思會否對人造成冒犯。同時，我們或者要有更大的包容，理解到別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也只能用有限的詞語去表達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請他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一開始就指責對方是標籤，或者是歧視。

當然，我們明白，有時有些人企圖用語言藝術去「漂白」一些不對的事，這時我們只需溫柔的指出問題就好了，也不用句句標籤某一類人，減少不必要的抗拒感。畢竟，語言是工具，我們想對方聽得進去，而不是產生不必要的抗拒感；但願在這個充滿矛盾紛爭的世代，我們能互相尊重，慢慢聆聽和溝通。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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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爭》一書提到當大家在社交媒體按讚和分享，原來足以參加一場戰爭。到底社群媒體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美國智庫的戰略專家辛格（P. W. Singer）及衝突與社群媒體方面的專家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合著的《讚爭》，提到別有用心者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發動戰爭的真實個案。在新型戰場下，我們可以擺脫他人的操縱嗎？我們以生動的手法及以短片形式為大家闡述書中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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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大家在網絡上看資訊時，會不會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同，很多人都轉送有關資料，所以沒有仔細看清楚或作查證就完全相信？美國記者及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有一名句：「當眾人看法都相同時，就是沒人在認真思考。（When all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 [1] 這句話仿似是警鐘在筆者的耳邊敲起，是一重要提醒。

在大數據之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掌握用戶的喜好，它會先呈現用戶喜歡、關注的東西，而用戶自己也會主動讚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專頁、加入有關群組，與喜好相近的朋友作互動交通，同溫層便這樣慢慢形成，而大家在社交媒體裡，看來看去都是大家認同的意見，在同聲同氣的回音廊中，就會聽不到其他的意見，或會覺得其他的意見只屬少數。而令我們聽不到其他聲音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將我們喜歡的東西「餵」給我們看，這些資料是名副其實的News Feed（即facebook的動態消息，直譯就是消息餵養）；而另外一半就是因為我們未夠主動去看社交媒體以外的資訊、新聞及書籍。

當然，多看不同的說法，聆聽不同的聲音，會幫助我們去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但我們仍舊要謙卑，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或許我們是身陷在資訊戰中，被操控著看特定的資訊而不自知。

網絡的成長及轉變

互聯網的「成長」經過很多轉變，當中傳播訊息方式及演化，其實也是源自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但新的傳訊方式與過去完全不同。經過印刷、電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文字傳遞到聲音、影像，到現在光纖、數位化，將以往媒介的訊息由一對少數、變成多數，再變成互動；傳訊時間亦大大縮短，訊息數量也變成海量。簡單而言，單一訊息可以很快送往全球，也可跨過語言障礙，傳送到不同地區。訊息每分每秒的，一則又一則的加入，數以百萬計地傳送，既交集又累積。

當中的變化還包括了話語權，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看似變得自由，這也是一些人對網絡上社交媒體曾有過的想法，Twitter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曾說：「我原本以為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言、交換資訊和想法，這個世界自然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錯了。」[2] 當人和人以為社交平台可以成為輕鬆打交道的地方，卻不知不覺讓它成了政治戰場，或買賣交易的地方，而資訊本身就轉換成武器，影響著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如何回應及相應的行為。

網絡成為思想控制之地

當全球約40億人在網絡上交流著、分享著，它變成一種互動的生態，亦可想像這會是一個收集資訊、追縱敵人、分析行為、游說別人、互相辯論、甚至是侮辱欺凌別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個地方。

將網絡說成一個戰場，大家或會譁然，但這樣的戰爭卻是實在的發生，而且不是用槍、彈。強硬一點的，是由網絡數據流動入手，切斷網絡或設流動的限制，即是分區作出控制，以令一些資訊未能流通，或需要經過審查。更甚的是以評分制度來監控人們的言論及網上行為，甚或日常生活。未知香港於哪天會步入這境地。

而軟的呢？有些工具在戰爭時會使用，現在轉用於網上的，就是製造一些虛假情報，由可信人物或信譽高媒體，透過在社交媒體的人物、或在網絡中的敘事，影響大眾情緒，鼓動大家作出一些行動或決定。也就是以故事，刺激人們的行動反應。網絡使用者很容易不自覺跌入這場資訊戰中。

不自覺的被「洗腦」

我們之前的文章亦曾提及網絡充斥著假新聞，而假新聞的數量與傳播速度是高於事實報道。這代表著真實的資訊是會被淡化及被排擠。網絡上存在著很多訊息製作機器、網軍、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時事評論員……他們有很多讀者或信眾，有很多點擊率，吸引人閱讀及瀏覽。有時，我們或許在相信其內容之先，也要花點時間去觀察這些媒體或人物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或立場有否改變，我們是否已被「洗腦」？

我們要知道在網海上，可能會遇上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究竟是在說事實還是在捏造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停留於同溫層，除了要小心查證以外，有些報道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沒法知道真假的，我們最好暫時不下判斷或行動，繼續觀察。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我們於網絡上的言論及行為習慣，是會被觀察及被分析的：你在臉書如何回應事件？你會否對一些事件有過度的反應？你的生活作息如何？常在哪裡流連？你的居住環境如何？可能你不知道，但極可能有人十分關心及留意你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就算不是針對你的關注，但社交媒體仍是會記下每個用戶的活動數據以作分類和分析，及向用戶餵飼不同的廣告及訊息。如我們避不開仍要使用，也可以留意不要上載太多個人資料。如登入搜尋平台時可以用匿名身份進入，以減少自己搜尋的足跡被記錄下來。

（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P．W．辛格〔P. W. Singer〕及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著的《讚爭》〔LikeWar〕一書。）

（本文原載於第132期〔2020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兩個月前，小編在本欄訪問了兩位朋友，他們透過交友app（手機應用程式）認識，之後拍拖結婚收成正果。不少人驚訝問：明光社為何「鼓勵」網上交友，並訪問成功例子？明光社明白面對新世代，網上交友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部份。在網上交友和在一般社交場合交友一樣，其實都得小心謹慎。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社交場合交友，從來都有界線和分寸，理論上就不會在網上交友時失守，但假若大家有雙重標準，則有可能遇上不同的問題。

阿強（化名）早在20年前的聊天室和討論區時代，就相約網友舉辦網聚。他說：「以前好簡單，有相同興趣的人就聚集在一起，互相確認對方的網名，實際上也不會問對方真實姓名。大家就著相同的話題聊天，有些後來發展成為固定的聚會，另外一些隨著人來人往就會分成不同小圈子，或者無疾而終（沒有再聚會了）。」

阿強參加的圈子，多數是一些「興趣小組」，由玩遊戲，攝影，唱K，砌模型，甚麼都有，也會互相幫助。他說：「有相同興趣的人這樣聚集在一起，就興趣而聊天，互相交流心得，也會搞些與興趣無關的『吹水』，糖水活動，難得志趣相投的朋友，大都十分珍惜這些情誼。」

這些興趣小組發展到今日，不少人即使平時沒有參加甚麼網絡活動，也會自己組織網上群組，例如居住同一區的朋友會聚在一起，透過群組交流區內資訊；有的父母會去找與子女同一天出世的小朋友群組，之後一起搞生日會；喜愛製作某些小手工的，會在群組分享自己的作品；購買某一個型號汽車的人，也有自己的車會網絡群組。這些群組除了交流心得外，近年更興起組員一同購物的風氣。

負責管理其中一個這類群組的阿德（化名）表示：「群組只要集合好幾百人，發起團購的話，因為興趣相投，容易成團，拿著幾百個名字就直接交給總代理，可以拿到一個更好的價錢買相同的東西，有些代理商更會直接到我們的聚會推銷產品，因為他們的目標客戶，十居其九其實已經集結在我們這些群組了。」

不過，這種「因利益而結合」的關係，不很穩定。例如新生嬰兒群組，初時會有很多公司來推銷嬰兒產品，但孩子長大後，各人的需要不同了，群組自然流散；一些搞團購的小組，後來發現產品出現問題，事情鬧大了，一起買東西的人會感覺自己被連累，也不願意再參與群組活動。部份群組後來更發現原來搞手就是透過這些團購活動賺錢，或從買方和賣方中間獲得好處，令事情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認為加入網上社群，或者在網上交友時，宜先留意整個社群的方向、目標和互動模式，例如群組是否會辦團購，還是純粹聊天，會否有網聚，活動的內容是甚麼等。在聊天過程中，和一般交朋結友一樣，要了解群組聊天的內容。一旦遇上大家未能接受的內容，要考慮是否繼續討論或者退出。如果要在當中消費購物，更要留意其中的使用條款、保養等問題，畢竟只是群組代購，售後服務可能也只是群組「捱義氣」代為處理，貨品沒有原廠保養，大家得衡量一下當中的利害。

網上交友是一件開心事情，但也要小心為上，以免受騙。如果大家能加入一個好的群組，可以認識很多有趣的朋友，擴濶生活圈子，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香港的電視廣播在1957年開始，首先出現的是提供有線電視廣播服務的「麗的映聲」，當時麗的呼聲電視（後改名為亞洲電視——ATV）還是黑白影像的播映。因著香港引進了無綫電視科技，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1967年開始了無綫電視（TVB）的中、英文台的免費娛樂和資訊啟播，並在同年開始提供彩色的廣播。因著無綫電視技術發展趨勢迅速，麗的映聲亦於1973年轉以無綫廣播技術播映。

當時靠不同地區的發射塔轉發電視訊號予接收器，各家各戶為接收更好的訊號，都會於大廈天台加上「魚骨天線」，這些景致都可謂當時的一種集體回憶。

兩台追逐收視

及後佳藝電視於1975年短暫出現，3台以百集長劇和武俠劇集互相爭奪收視，但佳視可能因起步太遲，不到3年便倒閉。亞洲電視與無線電視就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免費電視服務，為了賺取賴以生存的廣告費而繼續作收視爭奪戰長達30多年。在這數十年間，兩電視台為求收視，都可謂出盡法寶，創作了不少經典劇集及綜藝節目，亦大量推銷到海外，特別是華人社區。另外，亦不斷引進外國的遊戲節目和劇集以增加新鮮感。

技術進步與收費電視出現

在1990年代，開始發展立體聲及多聲道廣播等，免費的衛星電視及收費的有線電視也先後於1991年及1993年開始啟播。因著網絡及寬頻等傳播技術慢慢成熟，電訊盈科亦推出now寛頻電視，於2003年開始以收費形式提供寬頻網絡傳送資訊及節目的服務。

而電視傳送方式的進步，全球的電視廣播開始走向數位化，多個發展國家已推出數碼地面電視廣播，以及高清晰度電視，收費的有線電視更率先於2001年將電視訊號轉為數位訊號廣播。而亞視與無線，亦和另一收費電視Now寛頻電視一樣，於2007年底前開始了標準清晰度或高清晰度的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服務。

一台獨大

進入2000年後，亞視除了以遊戲節目《百萬富翁》短暫勝出外，其他時段收視一直被無綫拋離，而無綫當時亦有不少深入民心的經典劇集，如《男親女愛》、《戇夫成龍》、《金枝慾孽》及《溏心風暴》等。不少劇集更因為首輯大受歡迎而繼續「食住條水」，續拍第二、甚至第三輯。這種做法，在外國亦十分常見，如美劇《老友記》(Friends)、《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及《身前身後》（Six Feet Under)等，都拍上了5至10輯不等。

另外，不少觀眾都有慣性收視的習慣，「睇慣咗」無綫，一按著電視就是第一台，別台的節目拍得多好，也難以超越，所以無綫亦被稱為「大台」。也由於高收視，往往就會參考以往成功的橋段，翻炒再翻炒，所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但長期靠著「食老本」的方式又或是抄外地成功劇集的橋段，一旦遇到新時代衝擊就會容易跌倒。

新競爭者的加入

2009年除了政府讓香港電台可以開設獨立免費數位電視頻道外，廣播事務管理局宣布免費電視牌照，城市電訊（香港電視網絡——HKTV）、有線寬頻（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香港電視娛樂——ViuTV）都有提出申請，欲成為免費電視台，令香港的電視競爭及質素提升。

而當被稱為「永恒」的亞視，最後由於經營不善而不獲當局續牌，更拖欠薪金，最終於2016年4月2日零晨「熄機」，終止地面電視廣播。取而代之，香港電台立即於其中、英文模擬電視頻道提供節目。而ViuTV亦接收了亞視的數碼廣播頻譜開始啟播，其提供的節目，如實況娛樂《帶著矛盾去旅行》、外購的資訊節目《恐怖醫學》與自家製劇集《瑪嘉烈與大衛系列：綠豆》，都曾製造了不少話題，並吸引不少觀眾收看。而奇妙電視亦已於2017年5月正式開台，提供24小時中、英語的綜合頻道。

能在這小市場中生存絶不容易，因為據報道指ViuTV進場一年已虧蝕了接近兩億，而奇妙電視與香港電台兩台的電視廣播節目亦似乎未見獲高收視。

科技繼續推動——網絡與網絡電視

上述所說，現在播放的免費電視台：無綫、香港電台、ViuTV及奇妙電視都是單向娛樂，即播放時間由電視台決定，作為觀眾，只能揀由不同的電視台安排好的節目。

但這些年，互聯網令人們的習慣改變了，有報告指出不少人於網上看資訊的時間多了，放在廣播電視時間少了。因為甚麼時候看和看甚麼網站、節目，都可以自己挑選，正所謂「有得揀，先至係老闆」，而網上亦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視頻，除了在Facebook、YouTube播放各式短片、細電影外，香港亦有不少私營免費電視節目播放服務的網站，如ViuOTT、樂視、香港電視網絡（HKTV）、毛記電視、龍耳電視，甚至最後復活的亞視OTT等…… 它們都可以讓人接觸到短片、電視劇、電影、社會現況等資訊。在網絡上的選擇多了，自然收看電視廣播的時間就會減少。

眼光的改變

所謂「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可以自由下載看到許多精彩創新的英、美、日、韓和內地劇時（有時還可以一次過瘋狂下載多集「煲劇」），自然會對大台的劇集提不起興趣。尤其是新一代，根本沒有「食飯就坐定定睇電視劇」的習慣，人人食飯就看手機。大台亦有面對現實，反省節目內容之餘，亦發展網絡電視的收費平台（如myTVSuper）及尋索合適港人的網絡廣告播放模式（如植入於Big Big Channel 的KOL、藝人直播及有趣短片中的廣告）。

愈來愈小的餅？

電視廣播業還在適應科技的推進，面對趨勢在走向網絡平台，觀眾投放到免費電視廣播節目的時間相信會越來越少，這塊餅會變得愈來愈小，如何努力吸引觀眾坐定定是一種挑戰；新進入戰場的電視台，如何可以打倒慣性收視，搶到觀眾支持，是一種挑戰；與大資本式萬馬奔騰、壯麗場境的億萬製作競爭，是一種挑戰；如何以合拍形式與內地或海外合作，而又可以拍回港劇味道，是一種挑戰；如何令港劇於外地賣埠，與韓劇、內地劇爭一席位，是一種挑戰；如何可以拓展網絡群眾，與國際性的網絡電視（如Netflix）競爭，令國際觀眾都可以透過網絡支持港劇，賺回資金繼續發展自家港劇，亦是一種挑戰……

看過ViuTV《綠豆》、《三一如三》，亦看到去年無綫的《踩過界》、《降魔的》、《誇世代》，都是不俗的創作，但如何吸引觀眾繼續支持粵語港劇及充滿香港特色的劇集，是所有電視製作團隊未來的嚴峻挑戰，因為關乎的不僅是收視的高低，甚至是生死存亡。

參考資料：

1. 潘惠蓮，〈回顧香港的無綫和彩色電視廣播誕生〉，《傳媒透視》，網站：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2124。
2. New Media Habits for TV User Groups, TV and Media 2016, Ericsson Consumerlab. Website: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networked-society/consumerlab/repo....
3. 〈沈帥青：港台收視欠佳 公共廣播怎改變？〉，《香港經濟日報》，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55416/沈帥青：港台收視欠佳%20公共廣播怎改變？
4. 〈港台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鏗鏘集》居首　奇妙電視「包尾」〉，《香港01》，網站：https://www.hk01.com/港聞/137756/港台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鏗鏘集-居首-奇妙電視-包尾-

根據最新的報告指出，對比2013年及2016年香港的電視廣告收益，由134億元減至119億元，跌幅為11%。[1]　相信與每日收看電視的市民在這幾年間跌至七成左右有關，而時間亦由每日3.2小時減至2.3小時。科技進步了，大眾選擇收看節目的途徑增多，網絡上容易收看各類節目，人們很自然會少了時間看電視，媒體的廣告費亦有不少轉而 投放在社交平台——如臉書、關鍵意見領袖（KOL）或微電影等形式中散播。電視除了加強現時電視節目內容以吸引廣告外，亦要另找尋生存渠道。

4K劇集不能只有「殼」

我們在前已有討論過電視台的步伐是一直跟在科技的發展往前走及改變的。現時香港的電視台的步伐又正在做什麼呢？作為龍頭大哥，TVB於2017年5月才開始播放首部4K全實景拍攝製作的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強調斥巨資在香港、上海的購物商場作實景拍攝，而當時劇集亦因為涉及中、港、台三地女性的分別，而引起了大眾一時的討論及收看，但這類反映社會現況的劇集不多。之後，就算還是以4K實景拍攝的《賭城群英會》及《溏心風暴３》等，亦因為內容乏味、因循，而未能維持較高的收視。

其實4K拍攝，早於2014世界盃已有，2016年Netflix都有4K資訊、NowTV亦與Samsung合作有Now One機頂盒點播4K節目……[2] 隨著科技發展，追求視覺的美與高解像度，實在是必要的了。然而，要吸引觀眾的追捧又豈能只靠視覺？

「同步」增加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

除了劇集，電視台晚間時段亦提供了不少飲食、旅遊或健康資訊等節目。但這類節目，亦和劇集一樣，可以隨時上網收看，卻很少提供可與觀眾同步互動的節目。如果能讓觀眾即時透過網絡作互動，參與遊戲節目，令觀眾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會大增。就如台灣，吸收了網絡平台節目的成功經驗，於是與電視台合作製作跨螢互動益智節目，「內容將會在直播平台與電視同步播出，網友可透過App與藝人共同答題過關搶獎金，留言討論也會被選取至攝影棚內的大螢幕上。」[3]這種遊戲方式涉及電視節目的播放與手機應用程式同步，並加上高度穩定的網絡連線。就能讓用戶「黏著」電視節目的播放時間上線，並於任何地點都可參與遊戲。明顯地這和創意運用科技及節目製作成本等方面都很有關係，是一種可以為電視這傳統媒體帶來更多年輕觀眾的做法。

而造星節目方面，如韓國的《Produce 101》及內地的《偶像練習生》，他們都有讓觀眾參與推選自己支持的年輕人成為偶像新女團、新男團。在這種有份參與及支持偶像出道的過程，會令觀眾投入度大增，並更易在偶像團隊（如I.O.I、Wanna One）組成後，更投入支持這些藝人。

靠大數據集合碎片

互聯網令人們容易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不用再必需要跟隨「大圍」去走，也是所謂「碎片化」的情況開始發生。觀眾甚至可以「碎裂」至完全不看大台節目，過往這種大眾傳媒的影響力亦正日漸遞減。而只於網上「煲劇」、看電影的人，相信大有人在。而按統計數字來說，有42%的人現在所花於看電視連續劇的時間比起他們五年前所用的時間為多，[4] 更稱一些懂得爭取時間煲劇的朋友為「煲劇跑手」（Binge Racer）。根據Netflix的統計，香港跑手人數是亞洲區的第五名，[5]還偏向愛好30分鐘內、節奏明快的劇集，連煲劇的速度都較快，三兩天已能看完一整季的節目，這結果符合香港人急速的生活節奏。

以上的資料其實在顯示，人們不是不再「煲劇」，而是更懂得善用時間於他們有空閒的時候，揀他們認為「值得煲」的劇。Netflix、Hulu及Amazon 這類OTT平台[6]提供了全球如海量般的劇集、電影……而且，他們因為於網絡平台上擁有觀眾收看節目的喜好和時間等大數據，更有利於統計及分析及提供未來製作、訂購劇集的方向。

別忘了內容才是王道

使用科技，得到的數據用作製作更好的節目，還是拿去吸引廣告商？看到大台斥資做Big Big Channel、myTV SUPER機頂盒、OTT，跟著潮流去做，甚至會有課金制度、廣告宣傳配套，短暫的利益可能不少。但見它過份地「力谷」這些新成立的網上渠道，連電視節目的內容都讓位給Big Big Channel作宣傳，[7]期望吸引更多人登記成用戶，卻忘記了電視台要做好電視節目的內容才是重點。[8]

面對著網絡上的推陳出新，若只跟隨外地的應用程式及節目提供的技術，那只是跟著別人後腿跑，[9]失去主次及方向。如將情況套到傳媒訊息傳遞的層面上來看，面對科技進步，人們的意見、思想卻走向碎裂的方向，吸收資訊亦同樣要求速度、方便、感官刺激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可以有效、恰當地傳遞既具吸引力，亦能有質素的內容呢？

科技帶領潮流，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不知不覺，在這幾年間，手機成為了我們娛樂和吸收資訊的重要渠道。

根據2017年度一份由愛立信發佈，有關電視與媒體的國際性調查，訪問了來自13個國家的20000個網上訪問，代表超過10億人的網上行為習慣，地域包括中國、台灣及南韓等多個亞洲重要地區。[1]報告顯示越來越多人會在不同的設備去看資訊，而用手機看電視或短片的人達七成，比2012年的時候增長了一倍。而當中的五份一人，每週更會花達六小時在手機觀看電視及短片。

而在年齡層上的行為習慣分別亦甚大。16-19歳的年青人會花多於一半的時間在看自己挑選的節目上；而對於60-69歳的長者來說，他們仍舊是以看電視現場節目或電視台已安排好了的節目為主，佔他們看電視節目的八成時間，情況與2013年相若。

由於行動設備(Mobile Devices)可方便使用者不在家時都看到節目，再加上可以自己挑選喜歡的節目觀看，16-19歳每週平均會用33小時看節目，對比各個年齡層，花的時間為最多。而總的來說，有42%的受訪者承認他們「煲劇」的時間比五年前多了。

而習慣以手機為主要觀看電視及短片工具(Mobility Centric)，或習慣會在身處的地點便會轉變方便自己觀看節目的工具(Screen Shifter)的人們，都在按年不斷地在增加中，相比起十年前，升幅分別為4.4倍與1.4倍。而這兩群人花費金錢在自選電視節目及短片服務的金錢，相對於其他人多。

雖然「有得揀，先至係老闆」，但人們往往會花很多時間來挑選節目，去年就有13%的觀眾，平均每天會花達一小時去挑選節目！而根據2018埃森哲數碼消費者調查報告，訪問了約21,000名消費者發現，觀眾開始厭倦數碼遷移(Digital Migration)，約八成半的消費者是不想轉變觀看的OTT(Over The Top)電視付費訂閱服務（Subscription Service）。[2]而愛立信的報告亦指出，一個方便大家搜尋自己喜歡的節目的系統，是現時大家迫切所需要的。

從上述的數字來看，人們已轉為趨向使用行動設備來觀看電視節目，尤以年青人為主；但亦因為方便了，使用的時間、被吸引去「煲劇」的時間亦會拉長。而「有得揀」時，卻因為時間有限，大家就會花大量時間去揀看什麼才好，可見「內容才是王道」。有質素、娛樂性高或具創意的節目才可以獲得更多觀眾挑選及支持。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聖經新譯本》〈太 5﹕7〉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謝芳

電影，作為繼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及戲劇之後的第八種藝術，大家樂於在影院、家中，甚至下載至平板電腦、手機中觀看，每套的故事情節、音樂、特技、鏡頭、角色塑造…等層面成為大家細心欣賞和分析的必備元素。但真正吸引的是當中豐富我們生命的訊息，仿如讓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兩位對電影有濃厚興趣的牧者、生命導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神學科副教授雷競業博士（小雷老師）及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傳道（礽福），接受專訪時分享電影的「奧妙之處」。

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很多香港人喜歡去旅行，但對我來說，去旅行要籌備的事情太多…看一套電影，就等於去了一次旅行。」平日忙於寫書、教學的小雷老師，總會偷閒看看電影，投入另一個世界，讓心靈去一趟旅行。他特別喜歡處於一些極端或特殊的環境，觀察人的情緒反應及了解人的生活，所以奇幻、鬼怪或真實描繪某一類人生活的電影，他都喜愛。

他特別提到一些拍得很好的電影，如《血色童話》(Let the Right One In) ，能讓他思想在不死的處境中，身處沒人理解的孤單世界會如何；《凍死骨》(Winter’s Bone) 中帶出了山區居民的掙扎與面對極端環境的生存問題；《血鑽》(Blood Diamond) 描述南非白人的鑽石買賣與兒童士兵的問題等。「很感謝電影創作者所花的心血，帶我們投入到很多世界不同的境況，了解與自己現在的生活有何不同。」

荷里活電影以外還有很多風格

同樣在年少時期已開始喜愛電影的礽福，自從中學暑假與同學以手提攝錄機拍槍戰電影後，大學時期更於台灣導演協會當攻讀生，雖不是正式在課室中學習，但透過與老師、學生的交談，他對電影的認識及熱愛與日俱增。「荷里活三幕劇的電影固然很精彩緊湊，但還有其他節奏、風格的電影，如日本電影《東京物語》、歐洲電影《羅馬假期》…節奏很緩慢，但可以讓觀眾有空間去感受劇中人的情感。看『悶片』都是一種學習呢！」他說道。

礽福有深厚的文學根底，很喜愛王家衛電影的台詞：「電影《東邪西毒》中有些台詞是自己曾經講過，而有些說話，我將來都應該會講。」他認為電影可以帶出預言的作用，令我們代入角色去感受，去思想將來。

安全的近距離接觸

談到電影與信仰的關係，小雷老師認為有些電影會明顯地挑戰大家的信仰想法，例如《遇見你之前》(Me Before You) 講及一名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因為一次意外令他全身癱瘓，愛情令他由憤世嫉俗中改變過來，但最終他還是要選擇安樂死。

「電影會挑戰你去想為何有人會想安樂死？ 他們面對著甚麼困難？他的成長，世界給他甚麼價值觀，以致人會作出這種選擇？電影不單反映這是社會的悲劇，亦會讓大家反省何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社會可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貴…」他稱這是一個安全範圍中的挑戰，讓大家進入主角的生命；從而思想，如果將要進行安樂死的主角就站在你面前，作為他的朋友，你會如何回應他的選擇？

把電影連繫到OIA查經？

對於礽福，本來是純娛樂的享受，卻發現原來很多基督徒不懂如何「看電影」，亦受到電影內容的衝擊，而開始思想電影與信仰的關係。「當戲院播放《斷背山》、《達文西密碼》時，信徒很緊張，怕這些電影衝擊信仰。人們知道我常看電影，就邀請我去講；為此，我多看幾次電影，也對字幕去作分析，作充足的準備。」之後，礽福、小雷老師與其他一些有心人開始在教會舉辦電影小組，慢慢以OIA查經法 (O-觀察、I-解釋、A-應用) 及做分場等方法，去分析及討論電影。

「電影，就是以影像說故事。和現實世界一樣，很多事實不是用口說出來，而是觀察出來的。就算說了一句，也要從影像去找呼應。」他認為語言會有瞞騙，而我們應觀察鏡頭所展現的，是否和說的一樣？是否重複了一些訊息？人物的外表、衣著改變又代表著甚麼？「帶電影小組，需要重複去看一套電影。有機會用心去再看它們，才會看到更多的事。當找到了一些新發現，就會很開心！」

在故事中發現人性

礽福多次提到我們要學懂看故事，因為愈會看故事，解讀經文就會愈好。他認為很多人解經解得不好，是因為對生命的理解不夠立體，看不到故事背後很多很深刻的人性及細節。「為何大家能投入金庸世界，會說『人在江湖』，遇到別人有難，又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為大家覺得當中的世界很真實，我們才會用內裡的世界與角度去看我們身處的世界，並將內裡的道理在真實世界應用。」

而對於大部分是記敍形式的聖經，我們又可否重立聖經世界於我們的內心？建立一個很豐富的意象世界，以至在面對及處理不同的情況時：「是聖經的世界跑出來，而不是金庸的江湖世界跑出來！」他更認為我們很少代入聖經世界去感受，成為認知的一部分，所以沒有在生活中將感受代入及使用。

進入其世界　了解其心聲

因著電影可帶我們去深入了解不同的世界及處境，小雷老師在文化神學科目中會介紹學生去看不同的影片（包括電視及電影），以了解流行文化，並解釋現代文化及後現代文化，他亦會建議學生去看一些流行電影來明白不同的社會文化，並得以了解人們的心靈及價值觀，並思想作為基督徒可以如何回應。「所有的神學、講道，都是和文化對話。講道是投入去與會眾的文化對話，生命才會改變，也幫助他們以另一個角度去了解世界。」「另外，牧者可以去看與服侍對象相關題材的電影，以增加大家的共通語言及文化背景的了解，如青少年事工的傳道人去看青少年很喜歡看的電影，或有關青少年的電影，並多與他們討論，以了解他們的看法。」

最後，對於分辨與面對電影的訊息，礽福稱他會常帶著謹慎而悲觀的態度去看電影，「看電影要清醒地看，細思當中的訊息。」以電影去看世界是好的，但他也提醒了我們，創作者可能會有「作者的善意」或「作者的惡意」，無論是大團圓結局，或對人物的描寫，都和現實有一定的距離，或刻意地隱藏事實，所以我們看電影還是要保持幾分清醒。而小雷老師亦認為電影如其他好的藝術作品一樣，是一種表達生命中的美與善的方式，遇到好的電影就好好的去享受。當然亦要按照個人的信心去做，如果認為該電影會對自己造成不良影響，就不要挑戰自己的屬靈功力。

學習如何欣賞電影

「古往今來的經典電影都要看看。大家可以按電影發展史慢慢去看，由美國史上首部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到希治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再到史提芬.史匹堡、及基斯杜化.路蘭等。電影不單敘述故事，也與當時的社會連接，我們可以從中追索歷史，了解不同年代的文化、價值觀、甚至鏡頭運用的進步等。」(小雷老師)

「無論甚麼文化的經典、流行電影都可看看。對於大師的作品，未必會看得明白，但可以用一個謙卑的心，給大師留一個空位。因著生命的成長、經歷複雜了，人生的口味都會不同。現在看不明白的電影，他日可能會有所共鳴。」(礽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