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代相傳的置業夢

今年3月，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發表了一份名為 《追踪關鍵技術》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顯示，在未來幾十年推動創新、經濟增長、軍事實力的 44 項技術中，中國在 37 項上贏了美國，這包括了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生物技術、先進製造技術、量子技術，美國僅在七項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和創新地位。該報告又指出：在國防、安全、太空領域的研究方面，中國尤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出產的高影響力（high impact）研究是美國的五倍多，例如關於先進飛機引擎和高超音速的頂級研究論文裡面，將近一半是出自中國的研究員。

筆者無意輕視中國科技的潛力，但我們應該要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衡量中美雙方的科技實力。其實，過去不同機構亦發表過類似的報告，筆者亦曾經撰文回應，在這裡我只是簡單地總結從前的分析。許多學術期刊都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來分級，甚至乎用來奠定「江湖地位」，愈多作者引用的文章便會得到愈高的影響力分數，這種評價的方法就好像是投票，然而，很多人引用是否保證那些論文一定是高質素呢？

此外，在論文中提出說起來頭頭是道的宏大理論是一回事，但能否製造出實質的科研成果又是另一回事。以論文數量和引用次數來說，中國在人工智能方面好像是「擊敗」了美國，不過，百度的文心一言卻明顯落後於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在關於先進飛機引擎的論文中，中國處於領先地位，然而，今年2月中國自主研發的C919 商用客機卻因為引擎故障而叫停試飛計劃，3月初香港大灣區航空訂購了15架波音737-9客機，而不是C919。此外，雖然在2017年和之前幾年中國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在世界排名中名列榜首，但之後開始被擠下來，在2002年全世界最強勁的超級電腦是美國的Frontier，第二名是日本的Fugaku，第三名是芬蘭的LUMI，第四名是意大利的Leonardo，第五名是美國的Summit，中國不入五甲。至於中國半導體仍然遠遠落後對手，便更加不在話下，現在美國及其盟友限制出口尖端晶片到中國，可以預見將來中國的超級電腦發展會更加受到限制。

在可見將來，若果中國在高科技上要彎道超車，恐怕需要格外努力，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都擁有優良的創新傳統，一直以來，美國在這方面的動力完全沒有減慢的跡象。舉例說， 1984年蘋果推出麥金塔電腦的視像使用者介面，令電腦更加容易使用； 1993年全國超級電腦應用中心研發出世界上第一個網頁瀏覽器Mosaic，掀起了互聯網革命；1998年谷歌發明了嶄新的搜索引擎，此後任何資訊都是垂手可得； 1999年Nvidia 推出了第一個用於個人電腦的圖形處理器（GPU），大幅度地提升了電腦的運算能力，現在全部人工智能都倚賴這種科技； 2001年蘋果推出 iPod，完全改變了人們欣賞音樂的方式； 2004年臉書面世，之後社交媒體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2007年蘋果推出智慧型手機iPhone ，一夜之間傳統手機變成古董；2011年國際商業機器（IBM）的電腦華生（Watson） 在知識問答比賽Jeopardy!中打敗了人類；2016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 戰勝了世界棋王，最近的ChatGPT、Stable Diffusion、Midjourney又是另一個巔峰。

人工智能專家邁克．貝克特爾 （Mike Bechtel ） 說得對：「新興技術的進步並不是隨機的，它遵循持久的軌跡。」美國和其他高科技發達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已經鋪下了培養創新的土壤和軌跡，我需要強調，我並不是說在這種土壤上面所有人都擁抱創新，人性是普世性的，絕大部份人都傾向於安於現狀，當新觀念、新事物擾亂了原有的做事方法、生活方式，甚至挑戰了人們的身份認同時，人們即時的自然反應是質疑、排斥，美國人並不例外。

有創意的人是獨排眾議的異見分子，不過，在多元社會中，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舉例說，現在人工智能的神經元網絡是科技界的當紅炸子雞，但曾幾何時卻是無人問津，人工智能源於1950年代， 可惜一直進度緩慢，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被稱為「人工智能冬天」，意思是所有關於人工智能的研究都陷於凍結狀態， 那段期間若果研究人員在論文上提及人工智能或者神經元網絡，這篇論文多數不會通過審查。1980年代法國人工智能專家Yann LeCun 在美國AT&T貝爾實驗室發明了能夠辨別物件的人工智能軟件，在實驗中成果豐碩，可是，當他投稿予學術期刊的時候，審查人員仍然拒絕刊登他的論文。Yann LeCun 鍥而不捨，其發明逐漸受到重視， 2013年Yann LeCun加入臉書，成為了該公司的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臉書並且採用他的技術於圖像識別和分類。

不過，美國的高科技行業有不少弱點，雖然美國長於發明、創新，但是在執行、改良、量產方面卻遜人一籌。幾十年前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 曾經坦白地指出：即使通用公司最高效率的工廠仍然是比不上日本的。有趣的是，幾十年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亦說出同樣的話，在最近關於《晶片戰爭》 的新書發佈會中（張忠謀並不是該書的作者），他不客氣地指出：美國生產半導體的成本比其他國家高很多，日本晶圓廠的產能比美國的高出一倍，假若美國晶圓廠的機器在半夜壞掉，美國的技工不會馬上搶修，而是會等到明天。還有，2014年中國汽車零部件公司福耀曾經在俄亥俄州一個已經關閉了的通用汽車工廠設立生產線，但中國的管理人員慨嘆：「美國工人的產能很低，但又不可以管。」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文化差異，說得難聽一點，這是工作倫理的問題。縱使美國在高科技上保住霸權，但中國和其他國家仍然可以國際貿易中佔一席位，例如通過倣效或者改良美國的科技、減低成本、 提高效率……等方法。從這個角度來看， 沒有人會全勝，亦沒有人會完敗。

仍記得當駐校社工時，總要籌辦一些「生涯規劃」的課程和活動。大概就是讓學生計劃人生，為未來做好準備。認識自己的性向、興趣及能力，探索合適的升學途徑或就業渠道，這也算是一段「知己知彼」的過程。「己」也許可以藉活動的啟發而發掘出來，但「彼」卻非個人能掌握，往往狡猾多變，突如其來。誰能料到，學習場所竟一下子由偌大的校園，轉到自己狹小的房間；三五成群的同儕學習，卻變成獨自一人的孤軍作戰；有些人心之嚮往的大學學府，卻變作烽煙之地，更一度重門深鎖，難以進出。社會環境的劇變，實在叫人始料不及。孩子還來不及預備考試、升學；初出道的還來不及預備面試、上班；工作穩定的來不及置業、結婚……。一瞬間，整家就要連根拔起，出走異地。

計劃趕不上變化！計劃還有意義嗎？

就如筆者，本來計劃在台灣工作多一些時間，但突如其來的變動，我們整家就要離開。感恩有上帝的預備，帶領我們到新的地方。回想當時在不足一個月的時間，要撫慰離愁別緒，搬離居住了四年的地方，隨即又要面對新環境，適應各樣的轉變.....若不是上帝的恩典，實在難以跨過。

在英國，重遇一些在台灣認識的香港人，當中不乏深思熟慮、計劃周詳的人。其中一個家庭，兩年多前以投資移民到台灣，順利取得國民身份並買下房子，因著希望得到更穩固的保障和工作機會，去年移居英國並購置房子，預計六年後入籍，多一本護照多一個機會。誰料到，家中成員突然離世！再周詳的計劃，再仔細的部署，也趕不及人生難料的變卦。

想起主耶穌提到財主的比喻：有計劃的財主，因自己田裡的出產甚多，他就籌劃重建更大的倉庫，好作收藏。他更對自己說：「你這個人哪，你有許多財物積存，可供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樂吧！」（路十二19《和修版》）最後：「上帝卻對他說：『無知的人哪！今夜就要你的性命，你所預備的要歸誰呢？』凡為自己積財，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的，也是這樣。」（路十二20-21《和修版》）隨後，主耶穌再對門徒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為身體憂慮穿甚麼；因為生命勝於飲食，身體勝於衣裳。你想烏鴉，也不種也不收，又沒有倉又沒有庫，神尚且養活牠。你們比飛鳥是何等地貴重呢！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路十二22-24）馬太福音就這個論述有這樣的結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太六34）

計劃周詳的就是期望更能掌握「明天」，好降低或減輕「憂慮」出現。可是，誰能掌管明天呢！明早能否起來，我們也沒有把握；一條頭髮要掉落地，你我也無法阻止。財主為豐收作好準備，說實話，並沒有可責之處，問題是他只顧自己的「安逸」「吃喝」「快樂」，而忽略了他者的需要。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積穀防饑、生涯規劃……固然是好，但我們不應費盡心思去計劃明天，卻忽略了在今天好好地活著。

基督徒相對較有力量面對逆境，活得輕省及快樂，因我們能靠著主耶穌，常常喜樂，更知道主已經近了，就能夠一無掛慮，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我們所要的告訴神。深信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參腓立比書四章4至7節）

「人心籌算（計劃）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確立）他的腳步。（The heart of man plans his way, but the Lord establishes his steps.）」（箴十六9《和合本》、ESV）

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多元化幾乎是至高無上、毋庸置疑、不可挑戰的價值觀，多元化的反義詞往往是種族主義、沙文主義 （ Chauvinism）、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 ）。我的觀感是，很多擁抱多元主義的人未免過於浪漫化、理想化，多元化彷彿接納了「文化相對論」，這是由德國裔美籍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Franz Boas）所提出的一種理論，根據文化相對論，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價值系統，故此文化並無優劣高下之分，以自身的價值觀去批評人家的價值觀是不恰當的。 不過，若然如此，那麼人們有甚麼理據去批評阿富汗、伊朗踐踏女權呢？

有線新聞網絡（CNN ）印度裔美籍主播法里德扎．卡里亞（Fareed Zakaria）具體地演繹了文化相對論， 他說：「在美國有些族群可能有些不是很好的工作習慣，但他們仍然應當受到尊重的。」 以上說法十分動聽，但實踐起來卻困難重重。台灣著名漫畫家蔡志忠在接受鳳凰衛視採訪時坦白地說：「我無法忍受做事沒有效率的人。」 我心想：如果他在美國定居和工作，我恐怕他會感到很難管理自己的企業，在多元化的原則下，即使有些人的工作效率未能達到他的標準，他也必須要聘請不同類型的員工。

其實，不但工作效率高的人會不喜歡手腳慢的人，後者亦會對前者反感，這種現象正是中國俗語所說的「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當時歐洲人公開表示不歡迎日本的企業，因為很多日本人都是工作狂，歐洲人已經習慣了平衡生活與工作，他們喜歡享受休閒和假期，但為了應付日本的挑戰和保持自身的競爭力，他們可能需要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

無論是蔡志忠或者是歐洲人的反應，我都會抱持著同情與諒解的態度。人類學家卡勒．沃奧貝格（Kalervo Oberg） 所說的「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和政治學家山姆．亨廷頓所說的「文化衝擊」（clash of civilization） 是實實在在的現象，是人類正常的心理反應。然而，很多人基於意識形態對這些說法口誅筆伐。在現實世界中，有時候縱使盡了最大努力，有些文化隔膜仍然是無法打破的，合併的跨國企業到了最後不歡而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9年，法國汽車公司雷諾與日本的日產合併，那時候日本經濟已經走下坡，日本的管理神話亦破滅了。巴西裔法籍企業家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成為了這合併企業的執行長，為日本企業文化輸入新血，首先，他打破了日本的終身僱員制度，為了減低成本和遣散效率低的員工，戈恩大刀闊斧地裁員， 在一年之內，他辭退了21,000人， 這是佔了員工總數的14%，他又關閉了一些效率低的工廠和砍掉了不賺錢的子公司，不消說，這種做法導致日本員工士氣大降。在公司外面，戈恩成為了一個新神話，他令日產汽車在短時間內轉虧為盈， 一名日本漫畫家根據他的事蹟而創作了一部漫畫。 

不過，這蜜月期只是暫時的，戈恩將一支外國高層管理團隊引進了日產總部，日本人認為法國人在他們自己公司製造了一個玻璃天花板。不斷的文化衝突令積壓了20年的怨恨情緒終於爆發，戈恩於2018年在日本被捕，他被指控挪用日產資金自肥，並且被解僱。如今，日產正在尋求減少雷諾的股權，並進一步拉遠兩家公司業務的關係。

美國汽車製造商佳士拿和德國汽車公司平治於1998年合併，當時人們認為這是「天造地設的婚姻」（Marriage in Heaven ），但九年後平治出售佳士拿所有股份，人們譏諷這是「地獄式離婚」（Divorce in Hell ）。佳士拿以生產吉普車和小型貨車而馳名，平治的主要產品是豪華汽車，兩者合併看來可以互補長短。然而，這合併並沒有提高兩家汽車生產商的競爭優勢，反而使他們陷入更深的危機。為甚麼呢？相信讀者已經知道答案：「文化衝突」！

佳士拿賦予員工自主權、所有員工一視同仁。相比之下，平治的企業文化是基於中央集權 的模式。美國人喜歡通過反覆試驗去尋找解決方案，這樣看來好像非常混亂和無組織，相反，德國人喜歡制定詳細的計劃，然後精確執行預設的計劃。

該公司前通訊主管史蒂夫．哈里斯（Steve Harris）這樣去形容德國管理文化：「德國人完全按照他們的本子辦事。你去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按指示翻到第7卷，第42節，第 597頁。」 許多美國經理無法忍受這種僵化的文化而辭職。 2000 年，德國首席執行官於爾根．施倫普（Jurgen Schrempp）說：「有人問我，如果我能扭轉局面，我是否真的願意留下某個人？我提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但只是出於禮貌。」

也許，有些讀者會指出，上述的失敗是因為法國人、德國人太過霸道，這違背了真正尊重不同文化的精神。然而， 怎樣做才算是「尊重」呢？ 是否對不同管理文化閉口不批評、不干預呢？這是不切實際的，在追求提高效率和競爭力的企業裡面，人們必定會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做法。

以上兩個例子是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你不能強迫人們去接受多元文化，經歷過以上兩段失敗「婚姻」的法國人、日本人、德國人、美國人可能懷著對某些族群的成見，甚至從此以後會拒絕跟他們合作，但我會同情和理解。

由於現在鬧晶片荒，汽車生產嚴重滯後，故此新車價格大幅上漲。不久之前， 在陰差陽錯的情況之下，筆者買了一部二手的平治（Benz）休旅車（台灣譯名為賓士，大陸譯名為奔馳），去取代原本的一部舊車。平治汽車代表了德國的精準科技和德國人做起事來一絲不苟的精神，平治屬於名貴品牌，從前在街上會引來不少艷羨的目光。如今時移勢易，對很多人來說，包括了平治在內的歐洲汽車被視為華而不實。買車之後，一位朋友對我說：「你遲早會後悔的，當有一天你的座駕需要修理時，這將會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上一手車主在車輛交收時一再叮囑我：「釋放腳制動器的手柄應小心使用，你只需輕輕拉動即可， 不要用力過猛。」雖然我已經很小心，但畢竟這手柄是一塊脆弱的塑膠，前幾天這塊塑膠終於脫下來，起初我以為這沒有甚麼大不了，於是開車到平治汽車代理商詢問修理事宜，平治車廠給我的報價是：零部件價值58美元，人工則需要900美元！我忍不住驚呼說：「甚麼？僅僅換一片塑膠要差不多1,000美元！」我沒有將心中的一句話說出來：「這跟搶劫有甚麼分別？」

其實，從汽車的品質可以一窺美、日、德三地文化的分別，1990年代之前，美國汽車的品質奇差，這和美國倉猝參加二次大戰有關，大戰期間，美國需要在很短時間內製造大量武器， 結果許多產品都沒有經過嚴格的品質監測便送上戰場，舉例說，那時候美國總共生產了88,000輛坦克，但德國只是製造了1,347輛虎型1號坦克和492輛虎型2號。在荷里活電影《坦克大決戰 》和《怒火特攻隊》裡面，美軍坦克對決德軍坦克時簡直不堪一擊，這是事實。大戰結束之後，這種重量不重質的文化在美國製造業中延續下去，這包括了汽車業。英格拉西亞（Paul Ingrassia ）在《撞車：美國汽車工業從輝煌走向災難的道路》一書詳細分析了美國汽車公司反反覆覆、死不悔改的迷思。直到今天，這種追求量產的思維亦見於高等教育，例如美國大學十分重視保留率（retention rate）和畢業率，但很少人關注到這個問題：讓大量水準低落的學生繼續升學和畢業是不是好事呢？

現在回頭說德國，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採用了慢工出細貨的方針去生產坦克，無可置疑，虎型坦克的確是橫掃千軍的人間神器，但最後美軍以蟻多摟死象的戰略取勝。戰後德國人並沒有領受歷史的教訓，仍然保持著這種重質不重量的文化，平治汽車公司的口號是：「必定要最好，否則不要做（The best or nothing）。」這類似於一句中國成語：「寧缺毋濫」。令人納悶的是，日本與德國同樣十分注重精準，力求盡善盡美，但為甚麼日本汽車的品質比德國的更勝一籌呢？

一位曾經在德國公司任職的化學工程師提供了以下的解釋：當日本工程師設計產品時，他們會問：「客戶將會如何使用這件產品？ 如果它被濫用，我如何防止它在濫用的情況下仍然可以不會受到損壞？」德國工程師的想法剛剛相反：「我製造了這台機器之後，用戶必須按照我指定的方式使用。如果客戶濫用並且損壞了產品，那是他的過失，而不是我的錯。」

這正正是現在我面對的情況，我曾經先後擁有和駕駛過很多不同型號的日本汽車，它們的腳制動器或者手制動器從來未發生過故障。但平冶的設計原則並不一樣，德國汽車工程師期望你每一次釋放制動器時都要輕輕手，如果你「粗暴地」損毀了手板塑膠，這是你的問題。

在《為甚麼德國人做得更好》一書中，英國作家坎普夫納（John Kampfner）描繪出許多關於德國人如何遵守規則的生動細節。他舉了幾個例子：某天他在露台欣賞收音機播放的音樂，他的德國女朋友突然關掉了收音機，並且對他說：「現在是安靜時間，你要為鄰居著想。」某天的凌晨四點鐘，他在紅燈時橫過馬路，警察向他發出告票，他對警察說：「現在是三更半夜，路上完全沒有汽車，不依照紅綠燈過馬路又有甚麼相干？」警察反駁：「法律就是法律，任何人都需要遵守法律。」及後一位主人家邀請他和另一位朋友共晉午餐，他們在約定時間的七分鐘前已經抵達主人家的門口，朋友對他說：「放鬆點！我們先在門口聊天吧！我們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才可以進去。」

這種堅守規矩的文化與美國的放任自由簡直是天壤之別。在美國，行人亂過馬路和不負責任的司機飆車經常發生；很多美國人喜歡播放震耳欲聾的音樂，完全不理會人家是否需要休息；而遲到、爽約是家常便飯。相比之下，德國人這種守規矩的民族性當然會令到社會運作更加有效率、更加和諧。

但話又說回來， 這個優點亦同時是缺點，上面提過，德國工程師假設顧客跟自己一樣遵照規矩去使用產品，但往往這種期望脫離了現實。此外，這種死板的社會契約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例如坎普夫納在凌晨四點因為衝紅燈而被罰款，其實警察大可以警告了事。筆者亦曾經有類似的經歷，幾年前我到荷蘭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中途在德國法蘭克福機場轉機，機場的保安人員指示我將手提行李放入一個托盤裡面，然後將托盤送入X光機器輸送帶。在此之前，我已經花了十多個小時在飛機上，因為精神十分疲累，所以沒有聽清楚她說甚麼，我錯誤地將行李直接放在輸送帶上面， 保安人員提高嗓子對我說：「放入籃子裡面！你有沒有聽清楚？」我馬上說：「對不起。」跟住按照指示去做。隨後她仍然以高八度的聲音對我說：「不要說對不起！照我的說話去做！」當時我有點愕然，在一般情況下，通常對方會說：「不要緊。」我默不作聲，因為我知道若果跟機場保安過不去，我可能無法上機。

事後我知道這是典型的德國規矩文化，他們期望所有人都須要按本子辦事，無論你是德國人還是外國人，無論你是精神奕奕，還是精神恍惚。

如果以後晶荒得以緩和，新車恢復正常供應，我一定會賣掉手上的平治汽車，然後買一部日本車。

如果有留意動畫、漫畫的動向，便會知道近來比較長篇大論的動漫已經逐漸減少。筆者的年代有動漫四巨頭，包括：《龍珠》、《火影忍者》、《海賊王》以及《BLEACH死神》，他們都是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而近期逐漸增加的動漫類型都是有關「愛情」、「生活」、「異世界」等等，尤其是「異世界」動漫，作品數目達到氾濫的程度，[1] 當中的內容亦涵蓋了「愛情」、「生活」、「友情」等題材。本文將一探究竟，了解「異世界」動漫的增長原因。

有關「異世界」動漫的名稱，常常會出現：「異世界（生活／人物）」、「轉生成（人物／怪物）」等等字詞，它們大同小異，名稱總離不開這些關鍵字，較流行的「異世界」動漫如《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以及《轉生成蜘蛛又怎樣！》等等。《週刊少年JUMP》的動漫常常具備了「友情、努力、勝利」這三大要素，「異世界」動漫同樣能夠講「友情、努力、勝利」，不過形式就有點不一樣。「異世界」是指異於現實的一個世界，當中可以有完全不一樣的世界觀，例如整個世界可能只有動物或某種性別的人存在等等。

「友情、努力、勝利」的單純想法已經過時了？
事實上，以「友情、努力、勝利」作為動漫的主流價值，是非常好的選擇，因為它帶出來的訊息都非常正面，當讀者和觀眾全神貫注，投放大量時間在這類型的動漫時，理論上是能學習到當中的價值，亦即是：友情的重要性、努力的必要性、人能在競爭中得到勝利（圓滿結局）。如果根據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提及的戲劇模仿理論，即是在戲劇中，演員透過模仿一個理想化的人性，展現出人性應有的本質，而人是有「潛能」去學習到如此理想的人性，[2] 那麼觀看具備「友情、努力、勝利」元素的動漫，根據阿里士多德的理論，是有助觀眾成長的。

雖說「友情、努力、勝利」都是正面的價值觀，是理想的人性和倫理典範，而自《週刊少年JUMP》創立以來，當中不少的漫畫作品都一直維持著這個黃金三大法則，至今已經55年，按道理它們已經深入民心，但在現實生活中，很多時人們只能在「友情」和「努力」上得到成果，而所謂的「勝利」就難有收穫。

資本主義向來強調競爭、消費，甚至有人認為，黃金三大法則其實都是資本主義的成功法則。評論家杉田俊介在其著作《JOJO論》中強調：「格鬥漫畫的套路，就是一邊搭載著資本主義的欲望，透過和對手或敵人的競爭，然後看見另類的價值觀（友情或牽絆）。」[3] 雖然筆者不太同意這講法，因為動漫主角所經歷的其實正正就是沒有異化（alienation）的生活，主角都是在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不過，杉田俊介所談論「資本主義的欲望」，其說法亦不無道理。

在現實世界裡掙扎的年輕人
另一邊廂，日本社會正面對著非常嚴重的隱青問題。隱蔽青年的日語羅馬字拼音是Hikikomori，Hikikomori這個詞用來形容一個個體切斷了所有社會的參與，並進一步將自己關閉於一個幽禁的地方中。而隱青的主要成因在於：校園欺凌、學習壓力、科技導致個人主義興起、責任心低落等等。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他們名為「三低青年」，即低動力、低技術、低學歷。從統計上的數字來看，比較清晰的只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在2005年發表的一份有關隱蔽青年的研究報告，估計香港當時約有6,000名隱青。[4] 在2017年也有學者提出全港約有14萬名隱青。[5] 但筆者相信，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開始，隱青的數目不只於此，鑑於失業率增加，找不到工作或失業的年青人，自然會更加隱藏自己。

2021年開始，內地出現了名為「躺平」或「躺平主義」的現象，意思是指年輕人出於對現實環境的失望，作出「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的處事態度，具體內容包括「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育、不消費、不追求升職」及「維持最低生存標準」，[6] 而支持「躺平」會被視為「低欲望青年」。躺平能夠引起眾多人的認同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是資本主義底下的失敗者。

請讀者留意，上文已經提及，在社會上許多人都未能在「勝利」這個範疇上有所收成，與此同時「校園欺凌」、「學習壓力」和「個人主義」已經摧毀了他們的「友情」。再者，格鬥動漫很多時都不是只談「努力」，還有「天賦」這重要元素，就如《火影忍者》中的主角鳴人由出生起，他的父親便在他身上封印了強大的力量，而所謂的「努力」，也只是看他如何運用這力量罷了。但在現實中，擁有天賦的人卻是少之又少，這就難以讓人產生共鳴，欠缺天賦的人可能會想：「沒有天賦，努力還有意義嗎？」

「異世界」成為了欲望的載體
當「友情、努力、勝利」都被摧毀時，就必須要有一個能裝載人們欲望的載體。現實的殘酷，恍如韓劇《魷魚遊戲》所反映的一個既荒誕，又「血淋淋」的真相。而「異世界」對於一眾平時有觀看動漫習慣的人來說，可以是一個抵制資本主義與競爭的出口。

「異世界」題材的氾濫，除了是受潮流所驅使，還因著其獨特之處而令它流行起來。「異世界」動漫之所以有別於熱血格鬥動漫，是因為「異世界」可以讓主角的人生「重新開始」，當中劇情都是由主角死後或因著某種原因去到「異世界」開始，這帶給讀者或觀眾一種盼望：「會否有一天可以被帶進異世界？我死後是否有機會進入異世界？」只要進入了異世界，一切都可以「砍掉重練」[7]，不用被殘酷的現實所捆綁，不用再見到自己不想見到的人，不用再在充滿競爭的世界中苟且偷生。

在「異世界」之中，主角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整個世界都是圍著他轉，主角永遠是做重大決定的那一位，這也很符合現今世代「個人主義」的精神。其中《無職轉生：到了異世界就拿出真本事》的故事，就是講述主角在現實世界中走投無路，因一些原因進入了異世界，得到了特異功能，然後認真地生活下去。當然亦有些劇情是講述主角在異世界中為所欲為，它們同時也反映了一些錯誤的性觀念、倫理觀等等。

儘管「異世界」題材可以讓讀者從一個殘破不堪的人生和社會中得到釋放，但同時也有不少負面的價值觀在當中。動漫的負面訊息無疑會對社會、青少年帶來負面影響。[8] 當「異世界」成為欲望的載體，有機會令一些缺乏深度思考和冷靜的觀眾對「異世界」過度嚮往，從而產生自殺的念頭，甚至一些無法抽離的人會將可以在「異世界」為所欲為的想法帶進現實世界裡，並因而性騷擾他人。

儘管如此，「異世界」題材作品也有其正面作用，它能夠讓觀眾從殘酷的現實之中掙脫出來一陣子，甚至可以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動漫當中。事實上，「欲望」一詞在用法上是中性的，並不是一個特別負面的詞語，當然，欲望在我們罪性的扭曲下，被消費主義控制了我們許多的欲望，有人會選擇縱慾，也有人選擇禁慾，拒絕受欲望支配。[9] 上帝把欲望安置在我們心中並不是為了令我們成為資本主義的奴隸，而是希望我們不僅僅為滿足於現狀而生活，更要為榮耀上帝而生活，也要讓自己不斷地追求上帝。

作為牧者、家長，我們不應或無法阻止青少年或自己的子女觀看動漫，但要以適當的正面教導、真實的同行代替責罵，因為他們可能已漸漸地被顛倒是非的價值觀改變和摧毀。網上流傳過一篇新聞是這樣的，日本一位青少年的媽媽在整理兒子的房間時，發現兒子有很多以「女僕」為題材的色情刊物和漫畫，該媽媽以便利貼貼在刊物上溫馨提示兒子：「你還真是喜歡女僕呢！現實中可不會有女孩子無條件地用身體服侍你噢。不過媽媽不會生氣的，但是時候認清事實了。」現實縱然不如意，但總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等待著發生。

奧古斯丁在《懺悔錄》這樣說道：「我們不安的心惟有在祢裡面才能得安息。」

（原文於2022年8月3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相信過去的兩個星期，柬埔寨、緬甸、泰國等等如出一轍的人口販賣事件的新聞報道都令人非常震撼，觸動了大家心裡的憐憫與惻隱之心，當看見這些悲慘的事件，令人痛心疾首。這種感覺是作為「人」的真情流露，對於「他者」的受苦而由心發出憐憫。但往往有一些人，他們對於一些「他者」並沒有這種情感，看見他人在困苦當中仍然是無動於衷，要受苦的人令他們的快樂，甚至成為他們賺取金錢的工具。筆者在讀歷史的時候，都非常好奇當年執行「大屠殺」的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何以能對「他者」做出如此殘忍的行為？筆者嘗試在此帶出其中的可能性。

「他者」的同一

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Levinas）指出，「他者」是一個陌生的、獨一無二的、每一個人都是具備差異性的存有。[1] 而近幾年間，忽然冒出了一位受到熱烈討論的哲學家——韓炳哲，他在「他者」倫理的研究上帶給我們許多的啟迪，其2019年出版的《他者的消失》便帶出了人們在網絡科技上，「他者」趨向同一，使「他者」的差異性消失。[2]也就是說，當每一個具備差異的個人，被約化為一個總體時，每個人的獨特性便不需要再被考慮，他們只是「一群」人。雖然「他者」的獨特性被消除，但仍然是「人」，但在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或乎「屠殺」都將人作為一個「人」的性質抹殺。

納粹時期的哲學家鄂蘭（Arendt）以倖存的最後一位的納粹頭目艾希曼（Eichmann）在納粹的經歷作為文本，用來研究納粹的屠殺行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一書也由此而來。因為艾希曼在審訊的過程中否認犯罪，更指出自己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當人們都認為納粹黨員都是因「極端民族主義」而對猶太人恨之入骨才屠殺他們時，艾希曼表示，自己並沒有憎恨猶太人，也不是個狂熱反猶太主義者，也沒有任何反猶行為。[3] 艾希曼對父母、妻兒的態度都是典範中的典範。如此一來，他一邊指揮屠殺猶太人，一邊否認反猶太，甚至在家中都是一個正常的父親，一切的邪惡行為明顯地被平庸化，試問又如何想像一個丈夫在工作中屠殺活生生的人，回到家中卻一切正常，不帶走一片雲彩？這很明顯地，艾希曼根本沒有視猶太人為「人」。

受苦的面容

筆者之所以會提及《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平庸的邪惡》，是因為此時此刻的人口販賣事件，當中的施暴者完完全全地將被害者視為「物件」，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對受害者施暴，諸如毆打、電擊、強暴等等。這是一個組織化的、集團化的暴力，就解放神學來說，這不單是個人的罪，更加是結構性的惡。

「他人的面孔」來自於列維納斯的主要倫理思想，他認為他人的面容能夠展現其活生生的證明，只有面對面的時候，一個人才能介入另一個人的生命。如果一個活生生的人，展現其「受苦的面容」，他人便有一個倫理的責任去回應受苦的人的倫理呼喚。列維納斯甚至極端的認為「自己」是「他者」的人質，無法拒絕為他人服務。[4] 這可以說是一個倫理學上的烏托邦，即便如此，人口販賣中的施暴者並沒有因為無數這麼多受害者的「受苦的面容」而停止惡行，反而「愈痛苦愈好」，因為受害者已經成為一個「受苦」的物件、工具，或許他們也有憐憫人的時候，可能只有那些被他們認可為「人」的人了，例如自己的家人或所愛的人。而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們在傳媒和社交平台看到那些「受苦的面容」時，我們的心究竟又在想甚麼呢？為甚麼有些人會對嘲弄「他者」的不幸樂此不疲呢？

作為一個人的「他者」的倫理，時時刻刻都需要回應著「他者」的倫理呼喚，因那受苦的人，而不得不如此作。列維納斯更將倫理學視為「第一哲學」，古有蘇格拉底提出的「愛智慧」，列維納斯則認為愛是先於智慧，所以應該是「用智慧去愛人」。故此，不要因為這些悲慘的事情常常發生，而產生「慣」的想法，因為憐憫、惻隱正正是作為一個人的真情流露和倫理的回應。

近年很多人望見明星偶像，以及他們身邊的支持者，大家就會說他們很瘋狂，標籤支持者是「瘋狂粉絲」，彷彿這些都是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還說甚麼香港很久沒有出現很受歡迎的偶像，而偶像出來，一定要全城哄動才算成功。香港真的沒有出現過偶像嗎？聽見這種話，也只能說句：「少年，你太年輕了。」

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有「影迷公主」之稱的陳寶珠，一句「陳寶珠來啦！」突然就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與今天見到姜濤的情況相比，不遑多讓。香港曾出產的歌影視明星，不少是世界級的，包括李小龍、成龍、譚詠麟、張國榮、張曼玉、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至回歸後，人們常常說沒有出甚麼歌星，其實也有陳奕迅，很多由他主唱的流行曲到今日還不斷被翻唱，成為經典。

討論偶像自然會談及到其「生產」過程。以前的所謂偶像，往往是很偉大的人物死了，我們才封他們為偶像，例如孔子、關公等等。在內地，即使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為偶像。很多學校也教導學生學習不同地方的名人，封他們為偶像，學習他們的生平、性格的優點，作為模範。

偶像的人設

不過在今日，偶像的討論大都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文化產品，偶像公司生產不同的偶像，然後將其包裝成商品出售。偶像賣點各有不同，有的賣技能，有的賣性格，有的賣外貌，有的甚至賣缺點，總之就是將一個人的性格（或所謂「人設」）放大，成為討論的焦點，透過製造不同的話題，吸引社會注意他們的動向，在過程中公司透過表現偶像自己來賣錢。

在這個建立人設的過程中，其實也在做一種巿場操作，某些明星的人設，本來可能就比較小眾，這令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些特別的活動，例如部份明星就走所謂「孬星」路線（即壞孩子路線），於是他可以在節目中「爆粗」，私生活很放蕩，甚至會有一些大膽的表演。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設，不少明星因為人設要「入屋」，坦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甚至在節目中有很多不同的考慮，為的就是要保證其節目（產品）如果有小朋友看，不會教壞「細路」。

市場以外的考量

這個分眾的過程，是消費巿場主導，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有政府或者有不同有權力的人士介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文化，你不難發現偶像不論是他每日的行程，還是他的產品，其實都會有政治的指涉，不論是刻意政治化，或是刻意去政治化，這也是在各種力量平衡之下走出來的產物。故此，我們也有必要去討論，偶像面對巿場和政治，他們應如何透過作品去自處，安全地表達意見，是至關重要。

最後，流行文化當然會產生一堆次文化，因著偶像本身有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就出現一個小社群，也因著明星的特徵，帶起一種文化來，例如明星喜歡電單車，就有一個小電單車隊，或者會引發一些因為追星而產生的新行業出現，例如近年設計應援商品的行業應運而生，以前就有娛樂版記者去信和中心的明星相店舖賣相，這些周邊的行業，同時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偶像、明星等的看法。

流行文化中的美好事物

研究偶像文化，可以發掘的角度有很多，但重要的是，你不難發現偶像文化如何流動，即使每個年代如何不同也好，但你也會發現那個年代對很多基本價值的看法和取態，透過了解這些看法和取態，其實你不難發現，流行文化仍然要求偶像對自己的工作專業，對人要有基本尊重，面對不同觀眾要學懂包容，過程中學習堅持和妥協。若我們能找到偶像文化中點點的美好，將之帶給下一代，其實追星，未必如想像中必定是瘋狂、失控或者所謂荒廢學業和時間的。

引言：MIRROR不紅，天理不容！

MIRROR出道至今只有約短短四年，已經在港打出名堂，闖出亞洲。有關MIRROR成長故事，成功之道，成名因素，已有不少媒體報道，跨學科研究分析。

心理學及傳播學者認為，一眾媽咪級鏡粉（MIRROR的粉絲）為滿足母性在培育方面（nurturance）的心理渴求，尤其是姜B（姜濤）和教主（盧瀚霆）粉絲多為媽咪輩，兩人樣子討好，正好讓她們發揮母性，好好照顧自己眼中的baby。她們不惜落本買生日廣告，送免費乘電車大禮！

社會學及文化學者認為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在社會運動沉鬱頓挫後，可以從100%香港製造的MIRROR身上，再次找到Hongkonger的身份認同，重拾本土文化那份凝聚力。

音樂界及市場學者認為MIRROR有清楚市場定位，只唱廣東話歌曲，男團形象突圍而出，12子跳出舞台爆紅媒體。加上成員各有獨特歌曲風格，其中有好幾首歌並非情歌，而是以社會狀況，人性掙扎，世界亂象為主題，憑曲寄意，以歌載道，令人共鳴！

本文則嘗試從青少年事工發展的向度，解構MIRROR的成功經驗，讓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事工，引以為鏡（mirror）！

1. 青少年事工：需要匯聚加創意，管理哲學是要放手

MIRROR命名，名副其實！

冠名，對一個團隊非常重要，常言道：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MIRROR名字，來自一個有趣的故事，魯庭暉是ViuTV前總經理，MIRROR這男團名字與他的成長故事也有關。

MIRROR名字的含義，正如隊長所說：「在鏡頭前，我們每朝早都要照鏡，見到自己真實的一面，同時間，鏡可以反射好多個影像，或者無限個影像，就像我們一樣，我們都是很獨特、很無限，聚在一起就會有無限可能性。」這個是對MIRROR名字的描繪，事實上也確實如此。

跳出框框Think out of the BOX！

有份捧紅MIRROR的魯庭暉曾說，若要令電視台持續進步，必須集合全台上下同事的創意，而非由高層說了算。為了減少干涉員工的創作自由，他本人只是負責篩選和修正節目的內容及方向，而節目的構思、創作及製作，員工可以盡情挑戰既有框架，不會受到管理層的壓力。他甚至表示，假如他開始食古不化「阻住地球轉」，他坦言：「我不離開或會對他們（員工）造成更大損失，如果有一天我發現自己變成這樣，我應該要走。」

今天MIRROR的成績得來不易，皆因有魯生（電視台高層）全力信任支持，放手給花姐（黃慧君）自由發揮，在創意無限制的土壤上一步一腳印，打造今天這塊亮麗的MIRROR品牌。

教會多制度掣肘，維穩安全至上！

教會青少年事工仍然受制於有形或無形框架，進退維谷，令到不少青少年同工感到沒趣，青少年創意沒用武之地，無奈用腳投票，出走教會。

教會有怕犯錯的心態，有些牧師長執的思想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但是這個思想卻是最錯！若教會牧者長執，可以像青少年一樣，敢於在錯誤中學習成長，就不會介意遇上可能犯錯的情況！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任何公司、教會……若不思進取，與時並進，仍然靠食老本，好快就會蝕本，未必可以翻本。就好像教會年青人流失離堂，如今只是苦苦經營死撐，無羊可牧！

2. 青少年追夢：需要舞台平台，成就自我身份

ViuTV的《全民造星》真人show節目，開門見山開宗明義，是為香港年輕人，提供一個追夢、尋夢、圓夢的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

MIRROR起初以素人的身份出道，實力未見很好，但這幾年得到ViuTV提供舞台出show，成員擔任各式節目主持，加上自身努力發揮潛力，他們的進步是明顯可見。MIRROR成功爆紅，給了各方帶來希望，確實令港人感動。

MIRROR已是年輕人偶像，太太們寵愛，廣告商寵兒。如何保持健康、正面形象十分重要，不容有失，稍有差池，前功盡廢！所以，經理人花姐十分看重他們每一位成員的私人生活及公開活動，務求他們行得正，企得正，不失腳，不失言，打造勵志、健康、親民、正氣的公眾形象。原來，他們的歌曲，已成為一些在囚人士的精神寄託，為他們注入正能量。

今天，教會有沒有為青少年預備舞台（stage）及平台（platform）？或者只是叫他們乖乖返教會，好好幫手做義工，然而，青少年卻不感到被重視，被牧養。

這個不是教會有沒有資金或資源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視青少年為教會的資產（assets），是否願意長期投放資源在這資產上。

青少年事工的基本四要：
事工發展要持續不斷，而非斷斷續續；
事奉隊工要青出於藍，而非青黃不接；
事奉人員要長期委身，而非短期合約；
事工策略要投放資源，而非投機短炒。

3. 青少年牧養：需要生命師傅，引導生命成長

《全民造星》原來這顆星就是「花姐」，今天全港市民都認識這位「花師奶」，她亦成為媒體KOL爭相訪問的對象，風頭一時無兩。

無論在節目直播中，或在媒體訪問中，她的分享依然直話直說，沒有修飾沒有造作，無論對參加者或是MIRROR成員，說話批評仍然直接，一針見血，令人一時難以接受，這就是愛之深責之切的表現。

難怪近日在教會刊物中，不少評論都認為今天教會也需要多一些花姐型的牧者導師，生命師傅，可以和各成員打成一片，亦師亦友。對成員的表現，敢於挑戰，直接批評，同時又可提出改善建議，讓他們不會自我陶醉，自我感覺良好，更多點自我反省，自強不息，學習謙虛受教。

此外，花姐也邀請另一位導師梁祖堯，透過在《調教你MIRROR》節目的不同環節，讓成員各自整理過去的成長經驗、成敗經歷、突破各成員在群體關係中的張力、勇敢面對將來未知的挑戰，從而希望把他們可以被調教成為「更好」的男團。這個節目吸引之處，就是活靈活現見證著成員的改變，由起初保護自己到自我敞開，由自我抽離到投入群體，由互相懷疑到彼此信任。

今天，教會的青少年牧養，也是渴望看見青少年生命的改變和成長，渴望看見每個人能夠變得「更好」，有成長、真誠、勇氣、承擔。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生命影響生命，要有出色表現，必經嚴格訓練。No Pain No Gain！

4. 青少年成功：需要創意發展空間，在團隊中互助建立

MIRROR是近年來難得一見的娛樂界奇葩，為青年人帶來積極意義的時代標誌。MIRROR的成功，就是因為可以雙線發展，一方面讓個別成員將過人之處表現，讓他們可以出位單飛，獨挑大樑，發展各自的強項，例如有做主持的、有精於唱作的、有善於演戲的，可以各自各精彩。

同時，各成員可以在團隊中找到成長空間，看見他們在MV唱跳的表現，合作上確實花了不少功夫，練習互相補位走位，恰到好處。而且，在很多訪問中，得知他們都有清楚的分工，不會搶咪，以求突出自己，他們表現出有紀律的團隊精神，令觀眾看到個別成員及整個團隊的成長。

這個也歸功於他們有一個能維持向心力，凝聚力，協作力的團隊，這在自我中心，自己作主的娛樂圈文化中，一點也不容易。

這個就是我們常說：Unity in Diversity的Team Spirit。
真正TEAM Work是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小結：五分鐘的熱情、五分鐘的衝刺

青少年牧養事工如何向MIRROR的成功借鏡？MIRROR的成就因著以下因素齊備：成就夢想需要的舞台（stage）、平台（platform）；成長需要的生命師傅（mentor）；成功需要的團隊互助建立（team building）。

教會青少年牧養事工，更希望遇上有如魯生那麼開明的堂主任牧師，有創意及肯放手，匯聚創意的領導，持續進步不靠老本，以及遇上有如花姐的青少年牧者同工，善於渾身解數，樂於埋身牧養，忠於委身青少年的成功。

更不能缺少的是有MIRROR熱情（passion）的青少年人，任何事工要成功，需要最初有五分鐘熱情作啟動，更要最後有五分鐘熱情作衝刺！

最後，想起一段保羅給提摩太的勸導：「不要讓人小看你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純潔等各方面，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新漢語譯本》）也許借用這句經文，與MIRROR各人互勉：

「不要讓人小看你們年輕，反而要在言語、行為、品格、歌唱、舞動等各方面，作青少年的榜樣。」

（承蒙作者許可轉載本文。）

花姐（黃慧君）這經理人在《全民造星》之後銳意栽培和調教這班「12門徒」，清一色男生，不sell靚女，雖然他們不是個個都英俊，但總會有令女生和太太們著迷的小鮮肉！

成員各有不同的性格

MIRROR的12位成員，性格各異，「花師奶」要湊大這12門徒，連同ERROR的四位成員，共16位乳臭未乾的小伙子，真不容易！

作為經理人，接到工作，如何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10隻手指都有長短，必有寵兒，難免偏心！他們當中，有人嶄露頭角、有人仍不得志，彼此間出現爭競、嫉妒、紛爭，如何排解？

耶穌的12門徒，何嘗不是三尖八角？有衝動的彼得、貪財的猶大、多疑的多馬……耶穌被捉拿時，眾門徒膽小如鼠，皆作鳥獸散！之後心灰意冷，雖然曾跟住耶穌，經過了三年的「神學訓練」，竟然重操故業，再去打魚！

在門徒爭論誰是最大之後，雅各約翰兩兄弟對耶穌說：「賜我們在你的榮耀裡，一個坐在你右邊，一個坐在你左邊……那十個門徒聽見，就惱怒雅各、約翰。」（可十37、41）

耶穌如何處理門徒的相爭？「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太二十26下-27）

ERROR也是2018年《全民造星》之後的產品。比賽中頭三名和其他優勝者已經埋班，組成了MIRROR；但第四名的肥仔（梁業）不甘被遺棄，花姐也不放棄他，讓他與阿Dee（何啟華）、193（郭嘉駿）及Poki／八両金（吳保錡）組成一個騎呢搞笑的男子四人組「ERROR」，這組合又叫「F4」、「宇宙天團」。

耶穌服侍門徒，不單為他們洗腳，更為他們捨命！「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太二十28）

我們弟兄姊妹之間的成長和相處如何？保羅還有末了的話說：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林後十三11）

助年青人實現夢想

作為一個監製及經理人，製作了《全民造星》，催生了MIRROR和ERROR，花姐的夢想就是要幫助一些追夢、尋夢的年青人實現他們的夢想！因為人如果沒有夢想，就是一條鹹魚（很貴，但沒有生命的）！你現在的夢想是甚麼？會如何達成？

花姐為了調教MIRROR這12門徒，找來阿祖（梁祖堯）做教練，讓12門徒入營特訓了12日，用了很多基督教訓練營的技巧（只是刪去了信仰元素），包括玩歷奇遊戲、團隊精神訓練、心靈醫治等，並且加以調教在他們相處時顯示的弱點或短處。

在這功利競爭的社會中，要幫助一大班從選秀節目競逐出來的年青人互相合作、一齊和諧地發展和搵食，真不容易！在他們還未成名的這段時間，未有工作收入、每日受訓、練歌排舞、學習演戲創作，誰來供養他們？「黃口無飽期」、「索食聲孜孜！」接到工作，一齊表演，排練時間肯定比個人表演長得多，但收入卻要12個人攤分，多極有限！如果你是他們的經理人，如何養育他們？

MIRROR有成員曾經對花姐不敬，之後流淚悔改說：「沒有花姐，就沒有《全民造星》！也沒有MIRROR！她簡直是我們的母親一樣！」花姐如同母親一樣，要湊大這班未來新星，一點也不容易！

保羅對帖撒羅尼迦的信徒說出自己的心底話：「只在你們中間存心溫柔，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帖前二7）

花姐盡心培育MIRROR這12個囝囝，或許比起照顧自己的兩個親生兒子還要細心！她明察秋毫，甚至他們有幾條頭髮豎了起來，她也會叫他們整理好才去出鏡！

花姐直話直說，沒有虛假包裝，帶著心底話去說出真相。說出真相的人需要有勇氣，而花姐說出評語是要委身幫助人成長。當然，聆聽的人也需要有勇氣去接受評語，並加以改進。

合作精神尤為重要

要這組合得以長久，必須先建立他們彼此之間有良好的關係，再有合作精神、可以互相補足，才可以保存「one and all, all in one」的精神，有可持續的發展！MIRROR 12子在銀礦灣12日的營會中，有很多流淚、擁抱、安慰……到底是真情抑或是劇情？有待時間的考驗！

信徒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耶穌看到祂的子民（包括你和我），作為「新世紀福音戰士」，也有這需要，所以耶穌在約翰福音十七章中，有五次求天父賜下「合而為一」的心！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勸我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四2-3）

如果MIRROR的教練，識得運用這些《聖經》金句，可能更加事半功倍。可惜，就算幾正的金句，若不實行、沒有愛，都是鳴鑼響鈸！

來得不易的收成期

ViuTV的高層（魯生、金生）和花姐一直投資，現在已經進入「收成期」，財來自有方：

除了2021年5月在九展的六場演唱會的大豐收，他們會拍劇集、拍電影、拍廣告、做品牌代言人、影迷大手筆出資為他們做宣傳、讓市民全日免費搭電車……距離中秋節前兩個多月，有品牌的月餅盒上印有某成員的肖像，月餅一開售已經搶購一空了！紅館演唱會更不在話下。

我們要帶一個人信主，一點也不容易，真是「粒粒皆辛苦」！要培育一個初信者成為一個成熟的基督徒，曉得入了「自動波」去追求學習信仰，自律地讀經、祈禱、傳福音，更難！

試問我們信主多久？有幾多人自覺已經是成熟的基督徒、已經進入收成期，能夠為主收割莊稼？

「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路十2）你就是這為主收割莊稼的工人嗎？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香港娛樂圈，從來以錢掛帥，哪裡有錢就在那裡「搵食」；香港娛樂圈，同時重視創作自由，有多少自由，就用盡那邊的自由，寫最有創意的東西。所以，以往你不難見到，娛樂圈的人無分政治，哪裡有資源，就盡量去用，哪裡自由多一點，就盡量去表達。這種認錢不認人的態度，近年卻被另一股風氣取代，明星支持者會將明星用政治光譜分開，繼而支持與他們政治光譜類近的人，如此一來明星就被歸邊，支持者同樣被分類。

就以香港男團「MIRROR」為例，其一成員姜濤曾被拍到在社會運動期間，在活動現場出現的短片，於是整團人就被形容為所謂的「黃」，但2021年卻全部成員一齊去拍一間被定性為「藍」的快餐店廣告，最後有些支持者為了支持偶像，就用了「賺藍救黃」為理由去說他們事出有因。之後但凡有政府宣傳，MIRROR所屬的公司也會替他們拍片和錄歌，不過同時被認為是「求其做」，例如早前因著慶祝香港回歸25週年，他們翻唱了《獅子山下》，不過歌曲的YouTube平台頁面卻禁止留言，同時錄像畫面分成12個小格，好像用網絡視頻平台「同唱」歌曲，之後配上「罐頭」片段收工。有人說製作成這樣的目的，不外乎是向政府交差，同時讓支持者感受到他們是無奈執行政治任務。

藝人發展重心的轉移

娛樂圈政治化有跡可尋。早年香港演藝圈市況淡靜，不少藝人北上賺錢，就被評為「反骨」，當中以G.E.M.鄧紫棋事件最人所共知，鄧紫棋於上海出生，在香港長大，歌唱事業在香港發展，後來在內地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第二季中爆紅，她曾拒絕出席香港一家電台搞的頒獎禮，撰文支持梁振英參選，在佔中事件中又不置可否，令人質疑她為了賺錢放棄了香港巿場，於是有本地樂迷發起杯葛行動。

類似事件隨著近年不少藝人回內地「搵食」白熱化。在香港當時沒有人願意投資，藝人賺錢甚少，有傳在香港的一線明星，即使收回所謂香港的正價，所賺的也比內地明星少一截，但論人氣卻與內地明星不遑多讓。不少在香港追星的朋友很自然地問這些明星的根在哪裡，會否回港拍港劇，唱廣東歌，不少影迷、樂迷也認為他們的離開就是放棄香港巿場，最後有些情況也同樣發展成杯葛行動。

這種情況其實是社會當下中港矛盾的延伸，發展到今日，甚至變成你去了某個與內地關係較好的本地電視台（TVB），就會被形容為出賣香港，與內地有關係等等，當然也有人會出來反駁說，香港樂壇本來就百花齊放，也不應說只能去一個電視台，否則只會重複歷史，再搞另一次一台獨大而已。當中曾在ViuTV做第三季《全民造星》導師，之後又到TVB做第二季《聲夢傳奇》導師的林二汶就曾回應：「其實我做了20年音樂，一直很相信音樂應該無分國界，沒分任何邊界，因為音樂本來是用來溝通，不是用來孤立的。我們其實一直追求百花齊放，不是嗎？……如果我分得那麼清，分得清清楚楚，那我教出來的學生，豈不是會墨守成規、故步自封？」2022年香港回歸紀念日，她在社交平台上載了自己的新歌《中華．頌》，她的一位支持者則以7,000字長文回應，愛之心，責之切。

有偶像以政治立場作招徠嗎？似有還無。林二汶在直播時曾講了以下的一番話，似乎是在回應熱情的支持者：「如果你見到我有咩好或欣賞，而你決定支持我，或曾經支持我，其實唔係因為我好，而係你好！我好信因為你心入面有樣嘢好，你見到人哋，你先覺得佢係好，一切都係心境！」

走向國際市場非新鮮事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很小的巿場，演藝界要殺出一條血路，從來都不能只靠香港巿場，以往歌、影、視三棲的香港藝人，到中、港、台、日、韓、東南亞，甚至歐美都去表演，而不會只在香港的。與今日不同的是，以往藝人會清楚說自己是香港歌手、藝人，表達、唱歌會以廣東話優先，之後才創作國語或者其他版本的作品，留在香港的時間亦比較多，相反今日要照顧的巿場多了，做法亦變得不一樣，但萬變不離其宗，我們不難發現，MIRROR原本也計劃在2022年夏天去日本表演，向國際巿場走去，儘管最終未能成行。

借來的時間、空間

明星們向哪個方向發展，因素很多，香港以前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地區其中一個重要文化輸出的城巿，與其獨特的政治和地理位置不無關係。當中香港因著1997年那個「借來的時間」和「借來的空間」產生獨特的自由，是很多鄰近國家和地區不能享有的，其政治的複雜性，產生出與眾不同的音樂和電影，亦因此以往的歌星、明星可以唱民運歌，同時亦可以走出來宣傳政治政策，甚至唱出血濃於水的愛國情懷的歌曲。支持西方形式的民主自由，熱愛祖國大地和同胞，可以在同一個人身上展現出來，沒有人會覺得有違和感。同時因為要賺錢，歌星亦會唱不同的歌，以配合不同的巿場，即使如此也會被大眾視為合理。可惜政治化社會和社會政策，令社會暫時失去一個海納百川的空間，但願未來我們還可以看到一個真正有容乃大的社會，流行文化才可以真正再次興旺起來，而不只是一個小陽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引言

近年來不少人都提及「東升西降」，其大意是：以中華文明為代表的東方世界，將會逐漸取代以美國文化為代表的西方主導地位。「東升西降」是一個政治口號，而不是嚴謹的學術理論，故此，我在這裡只是通過「東升西降」這個概念來借題發揮，充其量這只是一篇雜文，而不是學術討論。還有，提起「東升西降」的論者都是以全方位著眼，但東西方較勁的範疇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多個層面，我並沒有這個能耐和雄心去全面分析，在這篇短文我只是聚焦在以科技為導向的經濟層面。

誰能名列全球20大？

無可置疑，現代經濟的火車頭是高科技，哪個國家或地區在科技上領先，自然在經濟上便會穩坐龍頭地位。兩年前波士頓諮詢集團發表了一份報告，這份報告為世界上具有最新創意的公司排列名次（表一），除了耐克（Nike）和沃爾瑪（Walmart）之外，其餘都是高科技公司，當中美國公司佔了14席，亞洲公司佔了六席，而頭四名全都是美國企業。

表一：2020年全球最具創意公司的排名

不過，若果只以單一條件去衡量，偏差是在所難免的，而且創意是十分抽象和難以量度的概念，比較客觀的條件是公司的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表二和表三分別顯示出，以營運收入和市場價值而言2022年世界上規模最龐大的20間科技公司， 在表二中，亞洲公司是大多數，總共有11間上榜，美國公司則有九間榜上有名，在頭五名中出現了南韓的三星和台灣的富士通。

表二：2022年全球最高營運收入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表三採用另一個準則：市場價值，如果以此為標準，那麼全球20大上面只有四間是亞洲公司，而頭七名都是美國企業。

表三：2022年全球最高市場價值的高科技公司排名

美國一枝獨秀，亞洲多元爭鋒

「東升西降」是否將會發生還是已經發生呢？這要視乎甚麼是「東」？甚麼是「西」？如果「西」是指美國，那麼無論從創新意念、營運收入、市場價值去衡量，美國高科技公司仍然佔據著難以挑戰的霸主地位。然而，若果「西」是指整個西方世界，讀者可以清楚地見到，只有荷蘭半導體巨人ASML Holding出現在表三，除此之外，沒有任何一間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歐洲公司可以躋身20大之林。

換言之，若果將來美國在科技上停滯或者衰落的話，沒有任何西方國家可以接棒。相反，亞洲卻出現了多元爭鋒的局面，亞洲科技龍頭包括了來自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的公司，其相互競爭出現了此起彼伏的趨勢，舉例說，日本半導體曾幾何時是舉世無匹，但後來被南韓和台灣迎頭趕上。在行動電話和電訊科技方面，南韓的三星、中國的華為和小米在不同時間各領風騷。

東亞國家優秀的工作倫理

1970年代中期，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日本開展了七大工業國峰會（G7 Summit），那個時候這份清單上有六個經濟體是西方強國，現在可以說是風水輪流轉。以上的現象引發出幾個值得令人深思的問題：為甚麼美國的高科技產業依然持續強勁？為甚麼亞洲國家能夠在科技上突飛猛進？為甚麼很多西方國家好像是一蹶不振？我沒有能力和時間去探討以上所有問題，我姑且略略提及自己對第二和第三個問題的粗淺觀點。

亞洲包括了很多國家和地區，聰明的讀者應該會留意到，亞洲科技龍頭都是集中在東亞，而中國大陸、台灣、南韓、日本在不同時間和不同程度上都受過中華儒家文化的影響，這當然不是新鮮的見解，幾十年前香港社會學家金耀基教授已經提出過儒家工作倫理對經濟的積極影響，這說法頗具爭議性，我不打算在這裡詳細討論。我想提出的另一點是教育方法，很多教育理論家都批評東亞那種鼓勵死磨、死練的教學方法，認為這種取向會扼殺創造力，但我會提出異議，古語有云：「欲求生學問，先下死功夫。」亞洲國家能夠培養出那麼多一流工程師和科學家，難道不是與此有關嗎？

牢不可破的框框

此外，現在世界上最熱門的科技之一是人工智能和機械學習，中美兩國在這個範疇上的競爭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歐洲只有旁觀的份兒。關於歐洲滯後的問題，很多評論家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去剖析，例如勞工法、企業法，在這裡筆者嘗試從心理學的試點出發。提起歐洲的科技產品，我相信不少讀者都會馬上聯想起歐洲的名貴房車和馬力強勁的跑車，例如平治、寶馬、保時捷、法拉利、林寶堅尼……。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字，全世界用於汽車的研究經費，歐洲佔了53%，日本佔了26%，美國只佔14%；在電腦軟件方面，歐洲市場只是佔了全世界研究經費的8%，美國則是高達77%。簡單地說，美國比較著重電腦科技，歐洲卻仍然著眼於傳統的機械工程。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說法，任何突破的創新都會破壞現存的秩序。我在另一篇文章曾經提過，任何傳統和身份認同掛鉤之後，現存秩序便不容挑戰，例如講求精密思維是德國文化的精髓，這種文化特徵表現在哲學、鋼琴製造、光學儀、汽車工程……等等，無怪乎投資在汽車工程變成了牢不可破的框框。

若果歐洲人不願意壯士斷臂，那麼東升西降可能會成為持續的趨勢！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同一種文字在不同的地方也有其獨特的意思。最有趣的例子：土豆在大陸是指馬鈴薯（potato），在台灣卻是指花生，香港的用語既不是土豆也不是馬鈴薯，而是「薯仔」，因此，由薯仔變為我們常吃的「薯片」是合理不過的，但在台灣卻是稱為「洋芋片」。土豆、馬鈴薯、薯仔、洋芋不同的稱謂，卻是指同一樣的東西。但在「薯仔」前加一個小字，在香港的用語中，「小薯仔」是直譯英文「small potato」，意思又完全不一樣，跟薯仔本身並無關係，是指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地道的台灣慣用語，真的是看似明白，但卻是完全不懂。

「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這是新聞報道的其中一句。「小蜜蜂」竟不是在花間採蜜，而是在消防局等候，更尾隨救護車！再多看一段：

「殯葬業者會派出小蜜蜂在消防局門口等候，接著一路尾隨救護車，所以才會知道傷患住址。」[1]

原來「小蜜蜂」是聽命於殯葬業者。

大概我們也猜到「小蜜蜂」並不是指我們常見的昆蟲，而是指有如「蜜蜂」般作出飛快又機動的「機車」。而「機車」司機穿著黃色的小背心，所以俗稱為「小蜜蜂」。

提到「機車」，我們大概知道在香港是指的「電單車」。但在電影的對白中，曾聽到：「你不要那麼機車！」「你很機車吧！」真讓人（香港人）聽得一頭霧水。「機車」在此處明顯不是名詞，而是形容詞，「機車」所指的是甚麼呢？「機車」在台灣十分普遍，其程度可說是世界知名，機車出現的小毛病及損耗不僅是普遍，更可說是頻繁。說人「很機車」就是指那人問題多、囉唆、不上道（機車不能上高速公路，有接不上的意思）。[2]

當然，「機車」或「小蜜蜂」等俗語，只是多加一點的聯想就不難明白。只是，近日遇上一詞，更是令筆者摸不著頭腦，怎樣也不能把這字詞與意思聯上關係：

「警消到場先是在透天厝一樓發現林女屍體，隨後上到四樓發現莊男上吊輕生……在林女後腦勺發現有敲擊痕跡，初步不排除加工自殺。」[3] 「大門門鎖反鎖、門窗緊閉且沒有遭破壞跡象，現場排除外力介入，並初步研判不排除有『加工』的可能性。」[4]

「加工自殺」或「加工死亡」是何解呢？在筆者有限的知識，「加工」一詞較多是用在食品上，而「加工」這動作大多數情況是在工廠內進行。當然，在網絡搜查一下，就不難找到「加工自殺」的定意，大概就是教唆或幫助他者（或一起）自殺。[5] 只是筆者才學有限，真的百思不得其解，原意的「教唆」或「幫助」，究竟是如何可以用上「加工」這一字來取代。

台灣對香港人而言，可說是「近文化」的地方，所用的是我們看得懂的「繁體字」。只是地道的用語，實在需要多花一點時間來認識及了解。所以，當你在市場（街市）聽到有人問：「有沒有大陸妹買？」請不是誤以為在台灣販賣人口竟如此明目張膽。「大陸妹」其實只是萵苣（生菜）的俗稱吧！[6]

追星是不同年代不同粉絲的集體回憶，不過，對於信徒來說，將某些藝人捧為偶像是十分敏感的事，當情不自禁受其吸引時，心裡或許會有些歉疚。利未記二十六章1節說：「你們不可做甚麼虛無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們的地上安甚麼鏨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主要是想提醒我們不可以讓我們自己創造的神／偶像，取代耶和華神在我們心目中的地位。

其實追星也好、戀愛也好、對性、對金錢的興趣，甚或對子女的鍾愛也好，只要任何事物和人，若常常在我們的腦海揮之不去，成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視的部份並轄制著我們，便是我們要警惕的事。不過，從另一角度來看，一個人有鍾愛的人和事，本身其實亦不是甚麼壞事，反而可以有一些令自己追尋的目標，願意努力的方向，以及與其他人可以有共同的關注和話題，促進彼此的凝聚力。

當政治環境和氣氛令人有點窒息，追追明星歌星、捧捧奧運選手、談談情說說性、多點享受親子的樂趣，轉移一下大家關心的目標，未嘗不是好事。因為政治若常在我們腦海揮之不去，其實政治就是我們的偶像。過猶不及，世上所有事物，最重要的是看得合乎中道，避免偏激，走向極端。時勢愈緊張，我們愈需要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有時盡情為自己所喜歡的人和事高聲歡呼吶喊，也很療癒。只要我們心中最重視的仍是神，沒有揮之不去的偶像，學會追星有時，放下有時，其實生活也可以很健康。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最近MIRROR樂隊的爆紅，使人不禁反問：為何一樂隊可以忽然有這樣的魅力？這現象如何反映了人性的本質？

人對片刻永恆的期待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出發，人們追求偶像可說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傳道書三章11節說：「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裡；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和修版．上帝版》）人活在時空之中，一切都在不斷改變，但上帝卻將一種對永恆的真善美的盼望放在人的心裡，讓人不能單單滿足於時空中的經歷，而是期待在時光中能體會到片刻的永恆。在教會的傳統中，敬拜正是永恆與時光交接之處。

無論有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自然對永恆有一份盼望。一場音樂會，固然是時空中的事情，但在激情的投入中，時間可以彷彿停頓，兩小時的音樂會，仿若片刻就過去。人們得到了感情的宣洩，也得到了一份「不枉此生」的感覺。當然，這份感覺可能很快就會過去，人們再次回到自己平凡乏味的角色（例：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職員、一個被學業壓得喘不過氣的學生）；但與偶像那位超越時空的同在經驗（當然偶像不是真的在時空中與粉絲們同行），給予人們生命中的一種重要性。

偶像所代表的理想

流行文化中的偶像通常有一種弔詭的現象：在現實中，這些偶像不斷轉換，但在某一偶像的粉絲心中，往往保存一個不變的形象。對粉絲來說，偶像的意義不在於那有血有肉的真人，而是偶像所代表的一種理想。我年青時聽過一位女歌手偶像接受訪問，記者問她會如何報答粉絲對她的熱愛，她回應說：「我會盡力保持自己靚靚。」那時我心中想：「這麼弱智！」今天我對人生多了一份了解，才明白這答案並不弱智，她代表了年青活力、靚靚和成功。人們希望能超越現實限制而長久擁有這些美好事情，現實中既然做不到，就讓對偶像的投入讓我們似乎擁有了；如果她不再靚靚，就會辜負了粉絲的期望。

屬於一代人的共同記憶

我是快將「登六」的人，留意到近年來不少我成長時期的偶像歌手（例如陳美齡、葉振棠、溫拿樂隊）紛紛開音樂會，在宣傳海報中，往往把這些六、七十歲的老人家裝扮得歲月不留痕，我個人看來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從另一角度看，他們只是在盡偶像應有的本份：偶像並不能提供真正的永恆，卻能提供某一代人的共同記憶。對我這一代的香港男人來說，那青春可愛的陳美齡或陳慧嫻是我們身份的一部份，那個70歲模樣的婆婆卻不是我們的共同記憶。每一代人有他們獨有的偶像，這些偶像對那一代人是一個永恆的記號，卻同時只是屬於某一時空中的一代。

人們心底內追求的永恆不是一個單調同質的永恆，或是一個失去自我與獨特性的永恆，而是一種能成就自我身份的永恆。每一代人，他們為了建立自己獨特的身份，就需要與上一代製造一個距離，所以文化中的偶像也隨著世代轉換。另一方面，神給予人的一個特性，我們的身份是要在人群中才能健康地建立，而偶像的特色就是他們能夠把同世代的人連結在一起，反映了那世代的人的共同價值。比如我這代人的偶像女歌手，多數有文靜單純的形象，反映了我這一代人對理想女性的價值取向，和今天年青人偶像就迥然不同了。

既然偶像有團結一代人的功用，社會或社群便要處理跨代偶像的問題；假如世代之間的文化偶像沒有價值共通之處，社群就會失去內聚力而變得散漫，這也是為何有時政權也會關心文化偶像的形象。如果教會關心到教會內兩代人的溝通和信仰的傳承，同樣要留意流行文化偶像的轉變，以明白今天世代的價值觀，好讓教會的宣講的訊息不會在建築一些沒有必要的路障。

偶像只是代替品

上文提到，敬拜是永恆與時空的交接之處，也提到偶像的追尋反映了人們內心在追尋同時建立自我獨特和群體性、既多元又能貫穿時空的永恆，現實中沒有一個偶像能同時具備這些特性，所以人們有時會對偶像產生一種又愛又恨的關係。其實，在追求偶像的背後，反映了人對創造主的追尋：上主既是亙古不變，又是常作新事的那位，當我們的心靈與主耶穌結連，我們也與古往今來信徒的心靈結連，但同時上主又在建立我們的獨特性。正如法國神學家巴斯卡（Blaise Pascal）所言，人的內心有一真空，惟有主耶穌能填滿。其他的偶像只是名不副實的代替品。

不過，這並非說文化偶像是邪惡的事情。人們追求在生活的不同層面（其他例子：觀賞大自然、閱讀文學）經歷片刻的永恆，是健康生活的一部份。比如我這代的電視主題曲，經常強調人生無常、親情可貴，算是對我們這代從貧苦中爬上來的人的一種鼓勵或慰藉；80、90年代的Beyond樂隊，代表了九七疑雲下一種自強不息的香港精神。教會不應對偶像文化只提出負面的批評，而是應正面培育信徒有一種文化詮釋的能力，以致我們可享受流行文化而不會被流行文化所蒙蔽。

資料庫

“This desire, and this weakness cry aloud to us that there was once in man a true happiness, of which there now remains to him but the mark and the empty trace, which he vainly tries to fill from all that surrounds him, seeking from things absent the succour he finds not in things present; and these are all inadequate, because this infinite void can only be filled by an infinite and immutable object, that is to say, only by God himself.”[1]

Blaise Pascal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美國實用主義精神過於膚淺？

近年來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包括美國朝野在抗疫上表現出不理性的態度、很多人相信形形色色的陰謀論……等等，令不少美國評論家重新探討美國的反智文化。這並不是一個新現象或者新問題，在過去已經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反智文化的根源是美國人太重視實際效用，沒有好奇心和耐心去追尋好像是虛無縹緲的真知灼見。

19世紀法國政治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訪問美國後寫了一本流傳至今的經典巨著，名為《美國的民主》，這本書記錄了他在美國的經歷。儘管他高度讚揚美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但他也表示，美國人對抽象思維和哲學不感興趣。他寫道：「在文明世界中，沒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少關注哲學，美國人沒有自己的哲學流派，他們對歐洲輸入的所有流派幾乎都不在乎。」托克維爾所描述的19世紀美國文化是否屬實，這有待歷史學家去考證。

近代一些哲學家亦批評美國哲學的實用主義太過膚淺，其深度遠遠不如歐陸哲學，粗略來說，實用主義認為，任何想法的意義和真確性都需要通過其實際結果來斷定。筆者認為這種對美國的批評是過份簡化的武斷，事實上，其中一位名叫查爾斯．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的美國實用主義者曾經建構出一套博大精深的知識論，令我折服不已。美國哲學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題目，請恕我暫且在此擱下不論。

此外，早在 1963 年，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宣稱，美國從未發展出一種嚴謹的知識分子文化，因為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對知識的追求只是侷限於於實際目的，例如賺錢。

學生選科考慮其艱深程度

筆者對以上的說法有所保留，簡單地說，美國普羅大眾的和精英圈子對知識的態度大相逕庭。的確，在美國最多學生選讀的主修是前途無限光明的實用性科目，例如商學和健康科學，可能有人說：「但也有很多廣受美國學生歡迎的科目是那些所謂無用的主修，例如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傳播學、新聞學、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以上所說好像是有點道理，以心理學為例，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的數據，在2017年心理學是全美第四最流行的主修學科，在筆者任教的大學中，心理學系是全校學生人數最多的部門。雖然心理學可以令你對自己和他人有更深的了解，但正如香港俗語所說，修讀心理學的下場可能是「餓死老婆瘟臭屋」。心理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是5.9%，不充分就業率是51.3%，而早期平均工資只有30,000美元，一些學生在畢業之後只能夠在百貨公司做售貨員，或者在星巴克（Starbucks）煮咖啡。

「新浪網」編輯韓旭陽指出：「美國自身大量的人力、財力、物力被浪費了在社會需求量不大，沒有太多未來的專業上，給美國的競爭力帶來巨大傷害……送SpaceX火箭上天​​的畢竟還是要靠大量科技工作者，而不是社會學家。」

這是否意味著很多美國大學生都是嚮往知識的內在價值，而並不介意其實用價值呢？我的觀察是：其實很多學生修讀所謂「無用之學」，並不一定是為了追求真理，而是他們以為某些學科比較容易。筆者比較熟悉心理學，雖然很多年青人對心理學趨之若鶩，但心理學裡面有一些比較困難的科目，例如心理測量和心理學研究方法需要學生在統計學、數學方面下苦功，大多數學生對這些艱深的學科並不熱衷。可以說，無論是「有用之學」還是「無用之學」，很多學生選讀與否的考慮條件是其艱深程度。

美國精英不辭勞苦從事基礎研究

不過，以上所描述的現象只是關於一般大學生，研究機構又怎麼樣呢？ 不錯，美國在實用科技和應用研究領先全球，但值得留意的是，在沒有即時實際用途的基礎研究和理論科學上，美國亦獨步天下。基礎研究主要是為了獲取新的理論知識，縱使這些知識沒有任何特定的用途，例如天文學家會窮盡畢生精力，去計算中子星旋轉的速度，但這個發現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毫無關係，更遑論商業價值。相反，應用研究旨在為了實際應用而鑽研新知識，例如英特爾（Intel）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開發新型微處理器，目的是令電腦的運行速度更快，而最終目的當然是擴大市場佔有率。

美國所有機構在 2018 年的研究和發展支出為 5,800 億美元，其中965 億美元用於基礎研究，1,150 億美元用於應用研究。如果只看美國聯邦政府的研究經費，兩者的差距就更小了，2018年，美國政府在基礎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37億美元，在應用研究方面的支出為376億美元。換言之，美國精英十分重視純粹發展理論、「不切實際」的研究。

進行基礎研究必須具有一種超然物外、對終極真理的執著。舉例說，激光干涉引力波 （LIGO）是一項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大型物理和天文學實驗，傳統上，所有天文學觀測都依賴於光線、無線電波和其他類型的的電磁輻射，或者宇宙射線，LIGO旨在探測嶄新的宇宙引力波，這研究團隊在美國建造了兩個大型天文觀察站，最後成功地探測出宇宙引力波，201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授予對LIGO貢獻良多的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的教授。

奪取諾貝爾獎是千千萬萬學者夢寐以求的最高榮譽，有人說：「追求、名譽地位不是很實際嗎？」 其實，由2002 年至 2010 年，LIGO研究團隊收集的相關數據都沒有檢測到引力波，八年並不是一段短時間，比較務實的人可能會將時間和金錢投放在更有希望或者更具經濟效益的項目上。沒有對追求真理的堅持，這種好像是遙遙無期的等待是很難熬下去的。

日本贏了短跑，輸了長跑

美國文化尊重學者個人的抉擇，學者沒有太多有形或無形的包袱，其他文化則不然，例如日本。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在科技和經濟上突飛猛進，一些專家指出，這是因為日本人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愛國主義情操，發展科技的目的之一是民族復興。然而，這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功與失敗都是因著相同理由，雖然當時日本在汽車製造業、電子工業和一些高科技領域都超過了美國，但在基礎研究上仍然略遜一籌。

美國物理學家喬治．加莫塔（George Gamota）比較了那個年代美日的研究實力，他指出：真正不受約束的研究在日本是很罕見的，許多基礎研究最終都必須與某些市場需求相關，如果基礎研究有成績，就會立即應用在商業流程或產品。大多數基礎研究都有經過深思熟慮的路線圖，這些路線圖指導基礎研究將來可能的應用範圍，例如高溫超導體材料。美國的研究往往側重於解決比較困難的問題，而日本則專注於解決與產品開發有密切關係的難題。美國力圖實現「大躍進」，而日本則嘗試以漸進的方式解決小問題。

總括來說，所謂美國文化過於重視實用價值而輕視知識是一個都市神話，普及文化和精英文化是兩碼子的事。相反，一些東方文化卻缺乏了基礎研究所需的執著，那就是對無用之學的尊重，上世紀末日本在短線上往往領先，最後卻輸了長跑，這是值得引以為鑑的。

2020年開始全球遭疫情衝擊，大部份人均擔心生計，更審慎理財，故不少加拿大人對買樓上車持觀望態度。一方面等待疫苗面世、疫情退卻、經濟和收入較穩定時才置業，但面對10年升一倍的多倫多樓價，亦有人期望疫情「有所作為」，特別是孰知2003年沙士時樓市低迷的港人移民。[1] 不過觀乎多倫多樓市，儘管近期「柏文」（apartment，即住宅大廈／公寓）租價跌至兩年最低位，[2] 綜合樓價仍升勢不斷，由2019年平均每住宅[3] 851,877加元（約5,035,684萬港元），升至2020年10月的968,318加元（約5,724,000萬港元）。[4]

港加樓價比一比

誠然，如果比呎價，加拿大和香港仍「相差一大截」。筆者有親朋數月前在多倫多以北的萬錦市（Markham）置業，樓價約150萬加元（約8,555,000港元），乍聽和香港買一個普通單位差不多，但買的是獨立屋，雙層加地庫和車房，前後花園，面積約2,600平方呎（未計地庫車房和花園在內），算起來約每呎3,290港元。同樣八百多萬港元，同期在香港應買到一個500至600平方呎單位。不過如果在多倫多買柏文，呎價則高些，去年平均每呎約5,000港元[5]至6,000港元[6]之間（多倫多市中心），新樓則7,540港元[7]，但和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儘管如此，根據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每年出爐的置業能力調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自2005年以來，溫哥華和多倫多的置業壓力指數已升了一倍。這裡指的並非樓價指數，而是指樓價升幅快過加薪幅度。對習慣慢活享受人生的加拿大人來說，從三十多年前只需10年左右便供完一間獨立屋，到今時今日要花十多二十年才供完一個柏文單位，這轉變已屬「生活文化衝擊」層次。

其實不獨加拿大的移民城市有此現象，如有留意這份年度報告，會發現除了香港年年排第一外，近年經常在前數名「爭櫈仔」的城市都是華人熱選的移民目的地：溫哥華、悉尼、墨爾本等，雖然近年較少聽見有親朋意欲移民排第五的洛杉磯，但第六名便是多倫多。故此不少當地人——不論加拿大或澳洲——均認為華人移民為樓價暴升的元凶，彷彿那裡多華人移民，那裡的樓價便飆升。

DEMOGRAPHIA年度報告置業壓力指數前六名城市[8]

DEMOGRAPHIA的置業壓力數值是取自當地樓價中位數（Median House Price），再除以當地家庭入息中位數（Annual Median Household Income）得出來，該數值代表該區平均家庭不吃不喝多少年才買到當地一個「平均」住宅單位（樓價中位數）。所以如果某地即使樓價不斷飆升，但只要加薪幅度和速度追得上的話，置業壓力便沒有增加，甚至倒退，新加坡便是一例。不過，香港近兩年的指數代表每個家庭平均不吃不喝近21年才能買下一個「平均」住宅單位，而多倫多家庭則平均不吃不喝8.6年。

現實中當然不能不吃不喝。在香港，每月按揭還款上限通常不逾入息50%，而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銀行）則建議不逾入息三分一，減去首期但加上利率，真實供樓年期約為該數值的兩至三倍（已沒計儲錢付首期的日子在內）。香港數值20.8，即代表每個家庭最少要四十多年才供完樓，但沒有銀行會批准還款期這麼長的貸款，通常最多30年。

平均家庭買不到平均樓

而且如果某家庭的月入正是本港家庭月入中位數，即25,500港元，[9] 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為樓價八成，供款年期30年度，每月還款額為月入中位數一半左右，該家庭極其量選擇350萬至400萬港元的單位。反過來，本港樓價中位數，即約700萬港元的單位，同樣假設首期為樓價兩成，貸款額樓價八成，每月還款額應大約為二萬多港元，即是置業家庭月入最少要有四萬多至五萬多港元。[10]

而且DEMOGRPAHIA的數值只反映出該城市的一般家庭要多久才供完樓，卻未有反映出其居住質素，因為各地的「平均住宅單位」可以分別很大。例如香港2019年樓價中位數704萬港元，[11] 平均樓價978萬港元，[12] 由704萬到978萬，買到的單位約在500至750平方呎之間。而去年多倫多平均樓價約500萬港元，仍可勉強在市內買到樓齡稍高的獨立屋或「鎮屋」（townhouse，兩至三層高、房屋兩側都和相似的房屋相連），面積約有千多平方呎，西岸溫哥華2019年平均樓價約656萬港元，[13] 卻只能買一個900至1,000平方呎的柏文單位。

無論如何，身為海外華僑，聽見「移民為樓價飆升元凶」等論調，很自然地會說甚麼「地少人多，經濟蓬勃的城市便自然寸金尺土，樓價偏高」，但同一報告中，紐約、東京、新加坡這些同樣「地少人多 經濟蓬勃」的城市卻只有5.4（2019）、4.8（2017）、4.6（2019）的指數，這又如何解釋呢？

為了查證是否多華人的地方樓價亦高，而全世界最多華人的地方莫過於中國大陸，但DEMOGRPAHIA又未有分析內地城市的情況（香港除外），故筆者便於網上找資料作內地城市的供樓壓力分析並和其他城市比較。

「北．上．深」置業更難

不過筆者的置業壓力計算方法和DEMOGRPAHIA略為不同，基本都是樓價除以收入，但取的是當地平均呎價除以人均月薪，而非樓價中位數除以家庭入息中位數。原因有二：一、港人較熟悉呎價這概念；二、很快找到內地四大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4] [15] 但頗不容易找到其家庭入息中位數。雖然稍為不同，但表達形式基本和DEMOGRPAHIA一樣：數值愈高即壓力愈高，表示當地樓房呎價愈接近整份月薪（暫未有高逾「1」的城市出現），數值愈低則表示呎價佔月薪比例愈低，即是置業壓力較低。

此外，筆者亦找來台北、東京、新加坡、紐約、多倫多等城市作比較：原來北京、上海、深圳的置業壓力已跑贏香港十多年；而在上世紀末「一層樓三代人供」的東京，現在以「呎／薪」比來看，連香港的一半也不及；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的「呎／薪」比是不斷上升，分別是飆升或緩升，只有新加坡是穩定下降，置業壓力愈來愈低，這走勢和DEMOGRAPHIA的數據一致。

呎價／可支配月入[16]

多倫多一街月光族

從以上「呎／薪」比來看，中港台大城市置業壓力高於外國，但多倫多同樣一街月光族，因為除了房屋，開支項目亦不少，甚麼東西或服務價錢亦比香港高。有調查發現未計住屋需要，多倫多單身人士每月平均開支約1,243加元（約7,400港元），一家四口4,518加元（約26,500港元），[42]，但多倫多家庭可支配月入中位數只有5,720加元，[43]，即開支已了佔月入八成，只剩約1,200加元。

即使一家只三口，盡量節省生活，每月剩二千多元，如果25年按揭再加利率，那麼最適合這家庭置業的是50萬加元的住宅單位，[44] 而非樓價中位數90萬至100萬加元的住宅。可見多倫多儘管算是地方較寬敞的城市，亦和香港一樣，樓價「中位數」的住宅都不是為收入「中位數」的家庭而建。如果只租屋不置業，多倫多平均月租亦是二千多加元，[45] 一般家庭照樣沒法有餘錢剩下來。

家庭開支不外乎衣食住行，21世紀再加通訊一項。經濟緊張時，「衣」可以節制些，但其他仍避不了。雖然加拿大置業壓力比中港台低，但其他住屋相關開支卻比後者多及高。

萬稅之國

例如屋大電費天然氣等月費便高，夏天可以不開冷氣，但冬天則暖氣停不了，每月約需300至400加元（約HK$1800至2,400港元）；房屋保險平均每月百多加元（約600港元）；獨立屋「獨霸」一塊地，再視乎樓齡地區地段，加元一百萬左右的房子在多倫多或萬錦市，每年需交地稅5000至6000加元不等，即每月400至550左右（約2,400至3300港元）；如果住較好的「柏文」，一個850呎單位每月地稅加管理費隨時600至900加元不等，比2,000呎大的獨立屋更多。

除了地稅，加拿大還有入息稅、銷售稅等。出糧少兩成是共識，例如聘用合約上說明雙週薪2,400加元，但出糧時只有約1,900多加元匯入戶口，因為要扣起入息稅、工作保險金和退休金等，剩下的便是前段提及的「可支配收入」。

購物或食肆用膳需付銷售稅，安大略省收13%，即標價10加元的貨品需付11.3加元（買餸例外或低些）；食肆堂食用膳又要付十一小費，假設一餐30加元，結賬便要付$30 x（1 + 0.13 （銷售稅）+ 0.1（小費比例））= $36.90；有些豪爽客人會計稅後小費，即$30 x 1.13 x 1.1 = $37.29，外賣則不用小費。故此自疫情爆發後，不少侍應即使未被解僱仍收入大減，因為很多食肆都停了堂食，或因限聚令或禁堂食而減少或完全沒有小費收入。

想賺錢 先花錢

筆者少年時有位弟兄家庭經濟不穩，為改善狀況便想找外賣送餐的工作，但大前提是必先有車才有人請，無車的話即使找其他工作亦不方便，因為需要花太多時間在等車或乘車上，除非到居家附近的快餐店或超市應徵。

香港有些工種都會要求申請人有駕駛執照，但加拿大有些工作在招聘時已明言申請人要自己有車才有機會獲聘，例如記者、郵差、保安等。乍聽有點本末倒置：無錢要找工，但找工要先花錢。最後該弟兄以500加元買了輛N手（曾多次轉售）日本細車（當時為90年代，收入和物價約為現時四成左右），[46] 當然之後維修和保養都花了不少錢，有次甚至在高速公路行駛時車頭冒煙。

「無車哪裡都去不了」是不少新移民對加拿大的一大感受，學車、考車、買車可謂「新生活三步曲」。除非在市中心上班和居住，否則車輛屬必需品。有調查顯示加拿大每戶平均擁有1.5輛私家車，[47] 相對香港每戶約0.22輛，[48] 主要原因是前者地大人少、公共交通效率低，而後者養車貴但公共交通方便，故買車意欲和需要均不高。

不過車子在加拿大算是價錢還算可以的東西，首先加拿大同款新車通常比香港便宜。以豐田Camry為例，新車在加拿大賣30,000加元（加稅後約202,000港元），同一車款在香港約賣30萬港元。第二，多年來不論通脹怎麼厲害，樓價和快餐價錢翻了雙倍，但加拿大的車價十多年來都升得很慢。第三，油價還可以，約香港四成。第四，除了市中心，大部份地方都免費泊車或可泊街。最後，如果自己的車輛需要用在工作上更可申請退稅。這幾方面都令港人移民覺得雖然要付出，但花在車上，生活買個方便，都未算不合理的開支。

但說到底，因為在加拿大生活，閣下便先要拿萬多二萬加元買車，而這筆錢在香港已能乘搭約十年公共交通工具（假設港鐵不加價）；子女滿16歲考車牌後，很大機會（家長）又要買多一輛車；北美汽油雖平，但每年仍需約2,000多加元（視乎車款類別及駕駛習慣、生活模式、工作需要等），另加保險和其他保養開支，如換油、檢查、冬春兩季換呔等等，如果家庭成員較多仍算划算，但如果只是個人代步，這些開支比香港每年搭公共交通的開支更高。

在「食」方面，如買食材回家煮弄，按收入比例來分析，加拿大和香港的開支還相去不遠，但如外出用膳，以麥當奴巨無霸餐為例，計兌換率的話，加拿大比香港高出約60%，如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仍高出香港約19%。[49] [50]

此外，互聯網和手機月費等開支，如同樣以家庭入息中位數計比例，加拿大較香港高出30至40%不等。

小數怕長計，加拿大人的收入便這樣四方八面溜走了。

供樓易 找工難

雖然多倫多、紐約、東京、新加坡等城市的「呎／薪」壓力較大中華區低，但大前提是有工作才有收入，否則莫講置業，基本生計亦難保，故以下將以各地失業率數據反映當地找工作的情況。

自1999至2019年，多倫多平均失業率逾7.2%，[51] 只有近年個別月份低於6%，反映出找工作不容易，而且找不到工作不一定是新移民或語言能力的問題，即使不少當地人亦在待業中。2020年全球均受疫情衝擊，各大城市失業率均有上升，為提供更全面概覽，筆者找來各地近三年的失業率以作比較參考，但很明顯今年兩大北美城市是領頭的重災區。

各城2019年失業率[52]

加拿大西岸的溫哥華較多倫多好一些，2018失業率為4.35%，2019為4.6%，2020年10月為7%（全年首十個月平均為9.6%），[79] 可說置業壓力雖較多倫多高，但工作機會多一些，收入中位數方面則兩市差不多。[80] 另一法語城市滿地可近兩年失業率亦略低於多倫多，雖疫情爆發後的平均數不相伯仲，但10月失業率已跌至8.4%，情況亦比多倫多樂觀一點。

而位居DEMOGRAPHIA第五名的洛杉磯，在2018及2019年間，平均失業率約4.5%，亦較多倫多低，但2020年首10個月的平均數則升至13.9%，[81] 雖然10月的數據已降至12.3%。從以上數據可見，即使在風調雨順、爆疫前的失業率已反映出北美洲大城市找工作的難度都比亞洲城市高，有心移居當地的朋友在這方面需有心理和實際的準備。

結語

過去二十、三十年，香港和多倫多的平均收入均有上升，前者約六成、[82] 後者約四成，[83] 但同時間香港樓價升逾10倍，[84] 而多倫多樓價都升了，但只三、四倍左右。[85] 香港是一個「樓」字已壓垮生活，而加拿大則是綜合式地多及高開支，再加上找工作不易，不少家庭的收入都是月月清，生活已不一定如西方影視描繪的「子女前園嬉戲，爸爸洗車，媽媽後園種花」，更多人因為加薪追不上樓價攀升而選擇「柏文」。雖然生活空間仍比香港大，但趨勢卻愈來愈相似。

話說回來，當年香港沙士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根本樓市自97回歸和亞洲金融海嘯後兩年已是跳崖式插水，由每呎6,000港元跌至3,000港元，之後五年再加上沙士才再跌至2,000港元，故是否疫情衝擊樓市實在見人見智，今年各大城市樓價不倒實不足為奇。

附錄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

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樓房呎價、「呎．薪」比

記得當時還就讀小學三年級的小女兒，有一天放學回家告訴我：她今天在閱讀堂時睡覺。我好奇想知道她如何睡覺？她說坐在一旁睡覺，不用閱讀圖書。當時，我已覺得有點奇怪這好像與香港的教育方式不同？老師不會責罰不聽指令的學生嗎？可以容許學生做不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份內」事？由於小學的課程和要求都比較簡單和輕鬆，又臨近暑期，我覺得沒有需要特別對她的選擇作出太多的評價，只認為是老師或學校的彈性安排。

之後因為搬屋，小女兒必須轉去另一間學校升讀小學四年級。開學不久，有一天她放學回家時非常雀躍地告訴我：「老師說我們有自由（liberty），可以有自由選擇自己鍾意或不鍾意做的事情。」我好奇地問：「所有事情都可以自由選擇嗎？」她得意地回答：「當然啦！甚麼都可以；鍾意吃甚麼就吃甚麼、鍾意做功課就做、不鍾意做就可以不做……」然後滔滔不絕地發表她的自由論。最後，她還決定不做某功課，因為她深信自己有自由作這個選擇。

於是，我又好奇地追問：「老師有沒有告訴你自由選擇會有後果的呢？比方說，某個學生決定不做功課、不準備考試、不參與課堂等等，雖然老師尊重他的選擇，但他卻會損害了自己的學業。」她想了一想……我們的自由談就擱在這裡。

事後，我也想了一想，我的一個朋友，她常常提及她的女兒對學業態度的選擇也差不多是這樣。她的女兒常常說：「我並不在乎（I don’t care）」；把我的朋友給氣死，因為她女兒自由地做了自己的選擇。起初我以為是個別老師或學校的教學原則；慢慢我發現這可能是自由社會的一個特質。一向也聽聞美國是一個非常自由的國家；人們鍾意自由、鍾意「有得揀」。在日常生活中充滿選擇，讓人可以百分百體驗自由的實在。例如你可以在眾多不同的電力公司中選擇你喜歡的供電公司；然後再在其內選擇眾多不同款式的電力計劃。可是，我從沒有想過在學校裡也可以那麼具體地體驗自由。

另一方面，我驚訝學校在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時；卻不同時地告訴他們是需要為自己的自由選擇而負責；甚或分析其深遠後果！那麼，只懂享受「高度」自由而不理後果；而不會為自己的選擇負責的學生，他們未來會造成甚麼的社會問題？例如會否增加了社會成本？

再者，一個幾歲大的小學生在自由「無上限」的情況下，能否懂得作出「有限制」的適當選擇？學校應否也讓學生知道要以尊重別人的自由為自己選擇自由的基礎？例如，有學生選擇偷取同學的財物；同時卻使他人的利益受損。這不僅是事敗後要受法律制裁；而是這偷東西的同學是在侵害別人擁有自己財物的自由。即使沒有事敗，這偷東西的同學仍是把自己的自由建基在別人的不自由之上。

倘若學校要教導學生甚麼是自由，應否也告訴學生在運用其個人自由時，可從不同向度去考慮；而非只教學生自由是憑自己的個人喜好為唯一向度？例如，運用自身自由時，會否與自身利益有衝突、與別人利益有衝突、法律有衝突、與家庭和社會規範（social norm）有衝突、以及與自己的信仰有衝突等等？事實上，從不同的向度去考慮作出自由選擇；當然也會帶來不同的結果。

畢竟，學校、同輩、傳媒和社會等每天都在灌輸不同的倫理道德價值觀給我們的孩子。所以，作為家長，我們不能掉以輕心；願我們能一起參與子女們個人成長根基的建立工程，這遠比單單關心他們的學業成績重要。

PUA[1]，全稱Pick-up Artist，即搭訕藝術家，也叫泡學、把妹達人、戀愛大師。起源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方社會，當時PUA主要透過幫助不擅社交的男性提升社交技巧來達到追求異性的目的。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自2008年起，PUA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但讓人擔憂的是，PUA在今天的中國已嚴重變質，許多立心不良的「大師」把PUA變成騙財騙色、玩弄情感，甚至鼓勵受害者自殺的惡性工具！為賺取高額的學費，這些「大師」正不遺餘力地將PUA課程推向社會。

PUA的手法

據筆者了解，在中國，PUA經過許多「大師」的深入鑽研、瘋狂實踐和不斷改良，已發展成一套結合了心理學和社會學、體系化、層層設套、操作性強的「技藝」。縱觀課程架構，其獵取異性的步驟大致如下：

1. 展示高尚生活：透過偽裝、攝影技巧、盜用的配圖等，把PUA包裝成有錢、高質人士，再將這些高尚生活照發佈在社交App（手機應用程式）上，達到吸引「獵物」的目的。

2. 選擇角色：PUA選擇的角色主要分三種——浪子、帝王與詩人，[2] 每種角色皆有鮮明的特質與人格魅力，都是針對不同女性心理而設的。

3. 物色與窺探「獵物」：除了用App交友、去一些地方物色女性外，PUA還有一套教人從微表情、肢體語言等方面快速摸清「獵物」底蘊的策略。

4. 引起好奇：在初次接觸中運用PUA的策略、話術（說話技巧），使女性對自己產生好奇繼而關注自己。

5. 誘入陷阱：透過打擊女性自信同時抬高自己、反撇（先給女性留下一個印象，然後在適當時候顛覆了這個印象）、[3] 先噓寒問暖，再冷淡疏離等技倆，誘使女性更多的關注、投入感情，繼而愛上PUA。

6. 掌控女性：當「獵物」上鉤後，PUA會不斷誘使她們投入更多情感與精力。之後，再將對方的一些小錯無限放大，指責她破壞了雙方感情。這時，女性會為了挽回感情會變得更加緊張、乞求饒恕。之後，再反覆地與她分手、復合，以達到讓她失去理智，觸發沉沒成本效應。[4]

7. 實施寵物豢養模式：當「獵物」已失去理智，無法離開時，再透過不斷的洗腦、性關係、言語暴力、情感操控，把女性變為奴隸，對她們進行瘋狂榨取。

8. 鼓勵自殺：當「獵物」被榨乾榨凈後，PUA還會誘導對方自殺，免除後患。

除了上述步驟外，PUA還有許多「約會技倆」，如：快速獲得女性的信任、「不經意」觸碰對方身體，以窺探對方反應與底線、迅速拉近彼此身體距離、快速發生性關係等。

PUA的影響

在眾多已曝光的個案中，許多受害者皆出現嚴重抑鬱、情感創傷，有的在數年裡不能工作，不停哭泣，無法再相信愛情，有的被惡意傳染愛滋病，還有不少走上自殺之路。除了女性，PUA也使男性痛苦不堪。一位化名林晨的PUA男曾透過媒體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原本是一名貧困大學生，因為內心極度自卑及曾被心儀的女同學拒絕，使他潛心鑽研PUA，並按照其策略「狩獵」。出乎他意外的是，「獵物」的反應居然如PUA的教程一樣，一步步陷入圈套，甚至最後企圖自殺。就在女孩企圖自殺的一刻，林晨的良知出手阻止了。但自此，林晨也陷入良知與慾望爭鬥的兩難之中——到底繼續做一個埋沒良知、不斷滿足慾望的惡魔？還是做回一個極度自卑、連半個女孩也追不到的男孩？在男女比例失衡、整個社會向錢看、大量基層男士無妻可娶的時代背景下，林晨的個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PUA在中國的發展

PUA近年在中國發展迅速，這有賴龐大的單身市場，令PUA培訓機構成行成市。浪跡教育、壞男孩可謂國內具代表性的公司。除了在網上大談把妹技術外，有些經營者的言行舉止也叫人側目。就如浪跡教育的創辦人王環宇就曾在網上大放厥詞，說自己曾騙過600多名女性，而自己創辦公司就是要瘋狂地實戰。他還鼓勵員工在上下班時跟女生睡，並鼓勵他們將「戰績」互相分享。

PUA在港的發展

據筆者了解，PUA在香港可謂暫時未成氣候。除了一些PUA小眾的地下組織和個別PUA培訓機構外，暫未見有媒體對本地PUA作大幅報道。

PUA的手法可謂窮凶極惡、喪盡天良。它可以將女性徹底摧殘後，送上不歸之路，也可以使男性變成泯滅良知、害人害己的惡魔。時移世易，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香港在科技、文化等領域亦愈來愈受大陸的影響。支付寶如是，抖音亦如是，而不良PUA之風會否吹襲香港？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我們警惕、關注！

參考資料：

1.     〈PUA（搭訕藝術家）〉。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PUA/5999185。

2.     〈渣男撩妹三大必殺技，你中了哪一條？〉。知乎。2018年7月12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66320。

3.     〈反撇〉。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D%E6%92%87。

4.     〈甚麼是反撇呢？泡妞技巧中的核武器！〉。浪跡情感。2017年6月19日。網站： https://www.puamap.com/zixun/lilun/11770.html。

5.     宏桑。〈騙炮鑑別手冊-PUA套路解析〉。知乎。2018年7月11日。網站：https://zhuanlan.zhihu.com/p/39514264。

6.     眼界。〈中國第一騙炮渣男PUA王環宇的自我介紹，他自稱已經誘騙玩弄了六百多位女性〉。YouTube。2017年12月2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3YrlGKzn8。

7.     Carlos China。〈PUA騙愛套路，小夥斗膽分享如何禍害女孩子〉。YouTube。2018年12月7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ritzDy6sxI。

8.     〈揭秘 PUA 8大套路〉。每日頭條。2018年3月26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news/qn3434o.html。

9.     〈沉沒成本效應〉。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9%E6%B2%A1%E6%88%90%E6%9C%AC%E6%95%88%E5%BA%94。

10.   余婉蘭。〈【PUA】秘密兄弟會邪惡戀愛觀：講求攻略　團隊「覓食」〉。《香港01》。2017年5月2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9F%A5%E6%80%A7%E5%A5%B3%E7%94%9F/93732/pua-%E7%A7%98%E5%AF%86%E5%85%84%E5%BC%9F%E6%9C%83%E9%82%AA%E6%83%A1%E6%88%80%E6%84%9B%E8%A7%80-%E8%AC%9B%E6%B1%82%E6%94%BB%E7%95%A5-%E5%9C%98%E9%9A%8A-%E8%A6%93%E9%A3%9F。

11.   〈香港把妹達人〉。PUAHK。網站：http://www.puahk.org/。

12. 煙波人長安。〈小心，不要被「中國式PUA」給騙了〉。每日頭條。2018年2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psychology/oxnkgmm.html。

社會上冷門的文化產品，以往只會成為一個小圈子的玩意，當中有次文化的特色，例如有本身的一套術語，規則，禮儀，服裝等等，但網絡文化卻將這些原本神秘的東西都公開出來。這些文化甚至成為主流文化的補充，給予它們新的想像，甚至最後被主流文化挪用，成為其中一員。本文簡單以BL（Boys’ Love，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例，簡述二次元漫畫如何進入流行文化的空間，與主流傳媒互動。

BL漫畫，其實早在上個世紀已出現，當時是少女漫畫系列其中一個分支，以純美的角度去描述兩位男子之間的愛情故事。與一般男女之間的愛情故事類似，故事的目標讀者是女生，所以作者所描繪的往往就是男男之間的愛情故事，這種愛情故事由於沒有女主角，所以女生可以自由地將自己投射到不同的男生身上，想像自己愛著一位男生或被一位男生愛著，同時也可以用守護天使的角度，去感受二人的愛情故事。愛看這類漫畫的女生，被稱為「腐女」。

這種BL漫畫，發展了各式各樣的男男配對關係，當中有以年齡，權力關係，性格強弱，甚至性愛的方式等來配對，這些漫畫自成一個系統，部份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更會為不同的男生加入想像，為他們創作小說、漫畫故事等等。在未有互聯網之前，這些故事的收集並不容易，更別提發佈。

不過，今天喜愛這類型作品的人，可以透過互聯網認識，又因著發佈成本很低，不少人直接就將故事放在網上公諸同好，部份受歡迎的作品更可以賣錢。同時又因互聯網的興起，這些作品吸引了更多路人（原本沒有興趣，但無意中在網上看到的人）去欣賞。漸漸這些小眾玩意走到社會主流文化之中。

原本是邊緣的次文化，當然與主流社會價值有不相容的地方。男男漫畫這個題材本來就已經另類，部份故事更直接加入性愛情節，變成色情漫畫。不過由於在網絡欠缺法例規管，這些漫畫只會得到一個分類標籤（例如加上「含H」字樣，代表含有色情內容），部份網站更索性在入站前就提醒讀者網站有18禁內容，之後就直接跳過規管。所以故事的尺度可以十分大膽，甚至圖片直達禁書的級別。

這類大膽出位的漫畫作品，取得知名度後，也有不少人藉此來做一些炒作。在不少有年輕人參與的社會運動中，我們會看到不少社會領袖被配上「CP值」（不是性價比，是配對值，CP是Coupling的意思）。在一些娛樂綜藝節目中，不少男藝人也會被配上「CP值」。這明顯是一種集體對男男性關係的想像，當它們可以放在枱上討論時，某個程度上也表示，社會多了人接納這種想像。

當然，倒轉來說，傳媒節目也會特意剪輯一些男生之間似是而非的「曖昧」互動，給予大量材料讓喜愛「腐」的朋友有足夠的想像空間。漸漸地，不少男藝人有時也會有些動作，不知道是故意安排還是剪接效果，終歸就出現了一堆「CP值」的新聞，也就成功製造出話題來。[1]

一些對於BL的關注

偶然，我們會收到一些牧者就本議題提出的疑問，現在簡單回答：

問：看BL的人會變成同性戀者嗎？
答：不會，因為他們都是在看男生們的樣子，以及他們的戀愛。

問：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嗎？
答：不一定會。因為他們只是看男生的樣子，而且不少BL的劇情以男男關係是禁忌為主線，不斷強調要衝破界線的限制，容易令讀者覺得這些界線有需要衝破，好使兩位主角有快樂的結局，但故事結局往往事與願違，更容易令讀者同情他們。不斷重覆讀這類型的故事，表面上會令人很想為同性戀者爭取禁忌的衝破，有時甚至會表達得非常認同，但這個認同的背後，事實上反而會令「男男是禁忌」的想法更加牢不可破。試想想，當兩個男子的愛情假如不再如BL故事般有禁忌，也就變回一個普通的愛情故事，最後就不再如此獨特和吸引他們了。
所以，與其說看BL會令他們接受同性戀，更準確的說法，可能是他願意相對開放地接受一些社會形容為錯或者不容許的東西。如果這種想法變得極端和盲目，甚至變成他們的信念，才更值得留意和關心。

問：要禁止弟兄姊妹看BL嗎？
答：BL本身是一個漫畫的類型，等於描述同性戀題材的漫畫一樣，本來應該受到《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但因為網上內容「無王管」，而且這些漫畫大部份的來源都是盜版，連中文也是網民自行翻譯的，基本上這些書籍就是沒有被評級。若根據香港法例，這類作品大概只適合18歲以上人士閱讀和觀看。如果性愛情節過份露骨（例如展露男性已勃起的性器官）就會直接被列為禁書。我們建議牧者先了解他們看的究竟是甚麼，之後才決定下一步行動。

問：我們已發現有肢體似乎迷上BL，甚至不斷為團契的弟兄做「CP值」配對，怎辦？
答：我們明白有極少部份的「腐女」會不能自拔地為男生進行配對，甚至會到處宣揚，但這應該只限於極少部份的朋友。如果有男生因而感到受冒犯和滋擾，其實這也是一種性騷擾，理應將感受直接告訴對方，並請這些肢體給予尊重，停止有關行為。如果牧者要介入，要讓肢體明白這種做法會對別人構成不安，情況就像在教會處理緋聞，不必過份高調或放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