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色情暴力資訊運動【營造青少年健康成長的環境】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倦怠社會》是哲學家韓炳哲最早期的暢銷作品，當中對於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和現代社會的批判可謂是非常精準。他認為，現今社會是一個單向度的績效社會，這種追求績效的心態並不是從上層而來的直接剝削與催迫所造成，而是從一種過度正向思考所形成的自我剝削。他在書中指出，這種剝削更有效率，因為它與自由的感覺同時出現，也就是說，人以為自我的規訓是出於自己的自由，然後邁向進步，但其實都只是一些隱性控制（精神控制）。一言蔽之，就是人在新自由主義下，沒有辦法擁有真正的休息，從無止境的自我壓迫中，在心理上變得倦怠和過勞，從而產生憂鬱與無力感，韓氏形容這種狀態是一種「績效性暴力」。

概念看似複雜，但其實從日常的教會生活中也可以體現。教會中的事奉者過勞的問題，已經是老生常談，但這個情況為何會出現？即使是明知自己陷入疲勞，為何仍然無止境地催迫自己事奉？如果根據韓氏的說法，教會或自我造成了一種「停止事奉便會辜負上帝」的氛圍，身處於這種氛圍下，「追求績效」的自我壓迫便開始出現，會開始認為休息是辜負了上帝的恩典，無止境地催迫自己，變得好像正在「事奉」上帝，同時又充滿無力感。

身處效率至上的社會下，休息亦容易帶有「有效率的休息」的想法，韓氏對於「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的回應，大概便是「休息就是為了休息」。他認為「安息日」般的休息，就是主動「不做甚麼」才能使人有空間沉思、創作。事奉懂得休息，才能如詩篇四十六篇10節所述：「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

人工智能Deepfake（深度偽造技術，下稱：深偽）的發展，能透過深度學習算法合成高度逼真的影像、聲音或影片，讓人難以分辨真偽。然而，技術愈加發展，它愈成為全球網絡詐騙及合成色情圖片的網絡欺凌工具，令更多受害者蒙受巨額損失、心理創傷和社會信任崩潰。

深偽原本被視為創新工具，能夠用於娛樂產業（如：電影特效、遊戲開發）、教育（結合VR技術來重現歷史場景）、娛樂（如：換臉應用程式）等。然而，在網海中卻有不少人濫用它來達到不良目的，如製造虛假新聞、政府宣傳、欺騙和個人騷擾等負面用途。雖然根據報告指出，2024年香港深偽詐騙事件增長比率（194%）比全球的四倍增幅為低，但增幅都接近兩倍。[1] 而2024年詐騙事件增幅最高五大行業的首兩位是交友（265%）及線上媒體（180%）；深偽欺詐類型佔今年所有企圖欺詐事件的 7%。[2]

冒充名人專家博取信任

不當使用深偽方式作為欺詐手段的其中一種方式就是騙取信任。騙徒製作虛假人物與受害人發展網上情緣，誘騙大額投資；又或是冒充名人、高層來取得別人的信任來達至騙財目的。去年就有一深偽技術的大型詐騙集團被偵破，騙款高達3.6億港元，他們以精心設計的「社交工程」配以深偽技術生成的虛假影像和聲音，從情感層面攻破受害者的防線。據報道稱無論是虛假的網上情緣、假扮加密貨幣投資專家，還是編創悲情故事來博取同情，集團成員透過詳細分工和專業訓練，使用深偽技術製作假聲、假人，其效果逼真得連專業人士都難分真假。此外，他們更配以團隊業績榜、聘請專人教授騙人心法和如何讓受害者同情、欺騙其情感，成功吸引大量本地及海外受害人墮進騙局。[3]

最近，中國央視新聞亦揭發有網上直播帶貨者以深偽技術假冒名人，包括奧運冠軍運動員全紅嬋，以她的聲音，稱自己為了「讓家裡的生活過得更好一點，將老家土雞蛋分享給粉絲們嚐嚐」，獲粉絲們大力支持，騙得了4.7萬的訂單，這不單是嚴重侵犯了當事人的權益，而且還涉嫌違法違規，冒充當事人而得到粉絲支持獲利。[4]內地有網絡專家稱，技術上只需要一段當事人清晰的語音樣本，任何名人、專家的聲音都可以被複製，在網上被打造成上萬粉絲的帳號，再為後續牟利鋪路，又或是被操縱說出攻擊者設定的內容。然而，在內地政府已明文列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務… 侵犯他人合法權益等…的活動」[5]，明顯上述行為已屬違法。

生成虛假色情照成欺凌手段

另一種不當使用深偽工具就是製作合成色情圖片作為販售及網絡欺凌工具。深偽色情早已在2017年出現，早期的做法是運用AI科技把影星的樣子拼合到另一個身體上，大多為色情作品。由於牽涉到非自願及數量大幅增加，迫使色情網站及社交平台作出限制及禁止深偽色情內容。及後科技再於2019年發展到可將女性圖像生成出脫掉衣服的模樣，稱之為DeepNude（深度裸體）。

根據BBC新聞資料所指，美國網絡安全公司的研究發現：「2019年至2023年五年間，網上深偽影片增加了5.5倍，高達98%含色情內容，99%涉及女性」。[6] 現時這種科技已於網絡廣泛被利用於牟利、惡作劇、報復或欺凌的情況中。台灣2021年「小玉事件」，擁有逾8000名付費會員的「台灣網紅挖面」帳號，販售過百位名人的換臉色情片及性私密影像，最終加害者「小玉」被判罰入獄5年。而南韓去年亦爆出「Deepfake版N號房」事件，成員多達數十萬人，受害者為成員女性友人或是兒童、青少年，被製作及散播的合成性剝削影像逾2萬多部。[7]

在香港，雖然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並訂立「窺淫罪」，窺淫、偷拍或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違者最高判監5年，而私密影像定義也包括經修改的影像，即「深偽色情」影像及影片。但法例當中亦有「法律黑洞」，最近香港大學法律系爆出「N號folder」事件，女學生上載於社交平台的相片被同系一名男同學取用並製成深偽色情影像，被該男生的同系女友在使用其電腦時發現，至少牽涉同系17名女同學。但由於相片只存放於該名男學生的電腦中，並沒有發佈，所以港大這頂級法律學府的學生自己也難以通過法律途徑去「維權」（維護她們對自己身體的私隱及自主權）。由於事件沒有窺淫罪中的「發佈」，與及沒有「起底罪」中的「披露」行為，該男生至今仍未被刑事檢控，現行法律或港大的規程都無法應對該男生的行為。最後，只在女學生向公眾交待事件後，校方就出了兩封警告信要加害者向受害人正式道歉及退出下學年的海外學術交流。

從上述的事件可見，深偽技術背後，香港還未有足夠的法例保障市民的肖像及聲音版權，亦未有像英國、韓國及台灣等地的法律，[8]能把偽造色情影像的製作行為列為刑事罪行以保護市民。大眾更不能掉以輕心，小心上載於社交媒體的相片，亦不應隨便相信所看、所聽的訊息，真假難測，誤信或亂傳，其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附加資料：

深偽的核心是生成對抗網絡（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GAN），這是一種機器學習框架，包含兩個神經網絡：生成器（Generator）和辨識器（Discriminator）。生成器負責產生假內容，辨識器則試圖分辨真假。兩者透過競爭不斷優化，直到生成器產生的內容逼真到難以辨別。 這讓深偽能輕易操縱臉部、聲音或動作，生成高度逼真的虛假影像和語音，使人難以察覺，無論是相片或是影片，更換了相中、影片中人，使其看起來就像是頭像中人在行動，甚至可修改人的聲音，聽起來就是另一個人在說話。

詳細介紹可見另一文章：
人工智能換臉 Deepfake 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4%BA%BA%E5%B7%A5%E6%99%BA%E8...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早前網上瘋傳中學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警方表示在發現有關帖文後已即時安排刪除帖文，並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處理，但仍有市民不理會警方的警告，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工具的群組分享那些相片。 

這次事件令網民重提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的朋友論，當時網絡瘋傳幾位藝人的祼照，有警方代表在記者會解釋法例時表示，向朋友分享色情相片並沒有觸犯法例，引來一眾網民都以「朋友」相稱。事隔10多年，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與「朋友」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也不會違犯法例，但其實「藝人私密照事件」和「籃球教練事件」所牽涉的法例是有所不同的。

「藝人私密照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的「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條例列明發佈淫褻物品屬犯罪行為，而相關的藝人裸照屬於淫褻物品，因此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發佈淫褻物品的最高刑罰是監禁三年及罰款100萬元。警方在記者會提及的「朋友論」是解釋發佈的定義，發佈是指向公眾人士分享照片，而不是朋友間私下的分享。警方當時也有補充說明，指絕大部份的網民都不會被理解為朋友，因此在網上分享藝人裸照有機會觸犯「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的條例，只是一眾網民斷章取義地理解警方的說法。

這次「籃球教練事件」涉及的法例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私密影像是指顯示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的個人私密部位，即能看到個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影像，或進行私密作為如性行為的影像。簡單來說，即是不理會當事人是否同意，而發佈其內衣照、裸照、進行性行為時的影像就是違法，最高刑罰是監禁五年。所以在網上分享籃球教練與女學生的私密照片，無論是令照片外洩的人，還是抱著「食花生」心態與人分享照片的網民，都一律觸犯了「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此條例中「發佈」的定義，是否與「禁止發佈淫褻物品」條例中的「發佈」一樣，不包括朋友間私下的分享呢？這點現時難以確定，但如果按立法原意，筆者估計與朋友分享也有好大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禁止發佈淫褻物品」和「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的分別在於當事人是否同意和影像性質的不同。「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不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只要是「淫褻物品」就一律禁止發佈，即當事人自願發佈自己的「淫褻物品」也會觸犯法例，而物品是否屬於淫褻一般皆由淫褻物品審裁處來評定，按過去的評定標準，展露男女性器官交合的影像都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一旦發佈便會觸犯法例。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則會考慮當事人是否同意發佈，而私密影像不一定是裸露，也包括僅有內衣遮蔽個人私密部位的影像，所以私密影像有可能屬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中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雖然第一類物品可以供人自由發佈，但只要它屬於私密影像，就必須得到當事人同意才可發佈，如果有人在不理會當事人意願的情況下發佈私密影像，就是違法行為。

而2008年「藝人私密照事件」中遭發佈的相片其實也屬於私密影像，但因政府在2021年才實施「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因此當時只可用「禁止發佈淫褻物品」罪來處理。但如果現在有人發佈當年藝人的私密相片，則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這次的「籃球教練事件」也引來網絡上熱烈討論應否拍攝「私密影像」，網上有人提出「不影就不會流出」，認為影裸照與相片流出是有因果關係，但這類言論亦隨即被其他網民反駁，指有關言論是在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其實事件已經發生，當事人是受害者，事後才「提醒」當事人不應拍攝「私密影像」，只會令相關人士感到更大的壓力，對事件也毫無幫助。

不過類似事件的出現，其實也能讓公眾意識到拍攝「私密影像」的危機。「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人是罔顧他人感受和侵犯他人私隱的行為，絕對應該面對法律的制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學習保護自己，了解拍攝私密影像可能引發的後果，避免將自己放在危險之中。

當私密影像一出現，就已存在外洩的風險。不讓自己的私密影像出現，是防止私密影像外洩最好的方法。

資料庫

背負污名令私密照受害人不願求助

未經同意下拍攝或分享別人的私密影像，會對當事人構成莫大傷害，《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的修訂版，已將有關傷害歸納為性侵創傷，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指出，性侵犯不只限於身體上的性侵害，還包括情感傷害，所指的是當事人的深層私隱被侵犯，感到羞恥，面對社會的輿論壓力，被污名化等。[1] 另外，在外國亦有研究指出，即使明知當事人不願意公開自己的私密影像，但第三方收看者普遍不會因此為受害人辯護，相反，即使對收看影片感到掙扎，他們都會裝作沒有問題，並隱藏內心的爭戰，而收看者這類表現，會助長公開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而對於受害人來說，裸照或半裸照外流會令他們背負污名，承受外間批評，亦會令他們不願去求助，甚至怪責自己。[2]

早前AV女優橫宮七海（藝名）疑因情緒病發作而走上自殺的道路，終年21歲。看過不同報章、網站的報道以及網民的回應，對這件次事件有一些反思。噩耗一出，粉絲紛紛表示可惜，而其好友亦證實了其死訊。根據各報章報道，橫宮七海一直與父母關係欠佳，長期備受家庭問題困擾，過去亦曾多次自殺不遂；加上工作壓力（亦即是拍攝成人影片的壓力）而患上了情緒病。[1]

有許多的評論都在討論橫宮七海的家庭問題，甚至有傳她父母不諒解她的工作而給予她壓力。有文章透露，像橫宮七海這類拍攝AV的女性，多多少少會面對心理問題，而這些女孩子多數與家人關係疏離，導致厭世情緒和精神問題。而這些女性也經常會有自殘行為，例如鎅手等等。[2] 也有網民在某些影片中看到她生無可戀的面容以及疑似自殘留下的疤痕。[3] 似乎有些人認為，家庭或父母的不理解，是導致橫宮七海走上絕路的重要因素。難道家長應該支持自己的子女拍攝色情影片嗎？換了是自己的子女，也能包容這些職業嗎？父母是否為了表示支持，應該觀看自己的女兒在鏡頭前與其他演員發生性行為呢？

每個人生於世上都承受著不同的重量，走在街上與他人擦身而過，看電視或社交媒體中的藝人、演員，我們都很難從我們的眼目看見這些人到底經歷了甚麼，朋友之間歡天喜地的談話，鏡頭前天真爛漫的笑容，這些歡笑的背後，也許有著我們無法想像和承受的重量。翻查資料，橫宮七海於2021年參與色情工業，至輕生時總共有三年資歷，拍攝了過百部的色情影片。[4] 年紀輕輕的她，在沒有太多人生歷練的狀況下，便進入了充滿許多黑幕和競爭的環境，這也實在太沉重。如果說，主要是家庭問題影響到她，使她失去生存的希望，是否就不用考慮她的年紀以及她的工作環境？曾經從事援交的中山美里，在其著作《我的16歲援交手記》中描述到她的接客經歷，反映了當中的傷痛並不能隨年月消滅。[5] 有指橫宮七海並不是喜歡成為AV女優，而是在求學時期中途輟學，因學歷等問題，無法過正常上班族的生活，最後走上AV女優的道路。[6]

其實這些女孩子，對於沉迷色情資訊的人來說，他們有無限多的代替品。這不同於追捧其他藝人，人們追捧的藝人數量總是有限，這些藝人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被替代，人們一般都是欣賞該藝人的才藝技能等等。但AV女優不同，看影片的人只是為了性愉悅，只對其身體有興趣，而且人們有海量的選擇，甚至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影片，而色情資訊的特性在於賣弄身體的裸露與性感，而那位真實的裸露者的生活或心理狀態如何，大部份觀眾也漠不關心，也不認識社交媒體下真實的她，所以她們根本無法被愛。[7]

或許有人會反駁：不是因為粉絲關心她，才留意到她的不適嗎？不是有粉絲留意到她暴瘦，甚至在影片中呈現生無可戀的表情，自殘的跡象嗎？若然她可被替代，誰會留意她細微的狀況呢？[8] 也有人知道她離世後表示：「超喜歡的AV女優竟然走了」、「很難過……很喜歡的AV女優」、「希望她在另一個世界會快樂」云云。[9] 筆者很喜歡一位名叫「愛迪生」的YouTuber所分享的一句說話，當有人訴說：我最愛的AV女優引退了，感到很可惜，愛迪生聽罷便這樣回答說：引退不是好事嗎？難道你喜歡自己心愛的女人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嗎？引退不就可以休息了嗎？為甚麼你還哭呢？一看就知道你不是真愛。[10] 這也可以借用來回應了一眾為橫宮七海感到可惜的人。當喜歡一個人，而她正在這環境受盡煎熬時，豈不是還有人「片照睇」嗎？還有一些人知道她離世後，竟然還在詢問：「我還該不該用她作為性發洩的對象呢？」。

到最後，遊走在這種環境的女孩子，只會在他人虛假的言語上活著，甚至到了生命的盡頭，也不斷將全數原因歸咎在其父母身上，似在暗示最好父母不要阻止，繼續鼓勵女優拍多一點。無人記念痛心這些女孩在這種環境下的遭遇，又要將「帶給觀眾幸福」、「追逐夢想」等的帽子加諸女優身上，或許會有人為此感到一瞬間的可惜，因為美麗的身體已經不在，惋惜過後便繼續尋找其他身體來享受性歡愉。甚至有些人，在搜尋色情資訊時，根本也不知道影片中的是誰，也不為誰可惜，那些女孩子沒有面容，人們看得見的，只有那使人感到性興奮的身軀。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早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了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或功利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人或事物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例如身體可以成為賣弄性感的資本。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物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也沒有人留意他們的內心世界；他們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異質性」的他人，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不惜透過裸露、展示自己身體來達到這個目的。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露胸」也只是基本。「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在參加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獲勝，而是需要裸露得色情化才能引人注目，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他者」的缺席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現象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社交媒體當中，若然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點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意欲去探討，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當中毫無內涵。在網上，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在社交媒體之中。在社交媒體中，主播、網紅的影片有如洪流，人們會以展現多少「性感資本」來決定誰的影片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性感的身體。

「身體」的缺席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人工智能（AI）技術出現，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圖像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的深度偽造影片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該技術被迫淪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使她們受到傷害。[5] 早前更有一宗裸聊騙案發生，事主雖然沒有向其他人裸露身體，但騙徒入侵了他的手機，並將他的肖像移花接木到色情影片中，然後勒索他。[6] 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對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如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他者的缺席」、「身體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真實的人不再需要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大型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這項科技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的提示指令（prompt）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會過濾提示指令中的字眼，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會過濾字詞，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現時是不受法律保護的，而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不過它看起來卻是非常真實，甚至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2023年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7]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自己身體的人，沒有人會去了解他們的內心、情感，他們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才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原來沒有人為自己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即使在社交媒體中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加上AI的出現，令色情更加氾濫，它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也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本文原載於第150期〔2023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2018年，美國一個跨性別團體Degenderettes在美國三藩市公共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 SFPL）舉辦了一個名為“Degenderettes Antifa Art”，當中展出了一些染血的T恤，又展示一些與暴力相關的語句，如「我揍排跨極端女性主義者（I punch TERF[1]!）」。展品還包括了用帶刺鐵絲包裹的棒球棍和斧頭等武器，聲稱這些武器都是為了殺死女權主義者和女同志而設計的。

Degenderettes由Scout Tran Caffee帶領，該組織充滿爭議性，它被非議，將激進女性主義者與納粹或其他法西斯主義者視作相類似的群體，其理據為她們質疑跨性別人士的想法，該組織又會以女同志為其針對的對象，因為她們拒絕與自稱為男跨女跨性別者（事實生理上還是男性）在性方面有十分親暱的行為。Degenderettes曾在訪問中表示，他們口中的「反法西斯」的概念，是想去製造衝突，令她們（對手）無法成功，因為該組織認為納粹或任何種類的法西斯主義者都不應該有發言權。

Change.org網站發起了請願，呼籲三藩市公立圖書館撤走展品，並提出警告：「這個展覽公開且毫不掩飾地倡導對女權主義者的暴力，其中許多人是女同志和／或性別廢除主義者，因此應當被撤下。」然而，圖書館最後只將一件沾滿血跡的T恤衫從展覽中撤下，展覽仍然繼續開放。[2]

在人工智能開始廣泛應用之前，色情文化已經由網絡傳播至世界各地，色情資訊滲入不同的角落。基本上任何年紀的人上網隨便搜尋，就已經能夠輕易地接觸到色情資訊，而這就是一個色情資訊氾濫的時代。

而色情，無非是一個工業，一個明買明賣的市場，當中買賣的，正正就是色情裸露、刺激觀眾性慾的內容。在資本主義／功績主義的社會下，任何事物或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持續增加的資本，包括身體、性感。色情中的主角或模特兒只擁有展示和被展示的價值，他們被性化，成為性刺激的商品。被展示、被觀看的人沒有面容，沒有獨特性，也無法被愛，他們只是被剝奪了「他者異質性」，然後被展示出來，任人消費。[1]

性的展示文化，幾乎擴散至不同的社交媒體。一些網紅或直播主為要得到他人的關注、點讚和收視率，總需要一些方法去達到這個目的，而裸露便是最為方便快捷的方法。根據觀察，幾乎大部份的女性直播主、網紅或YouTuber在拍攝影片或直播任何內容時（打機、拍攝Vlog〔影片部落格〕等等），或多或少都會穿著得比較性感，至少也會「露胸」。「性」已經植入不同的流行文化當中，流行文化中的表演者會不自覺地進行自我性化、自我物化、自我商品化，就如一場展露身體的比賽。不過，這場比賽並不是純粹裸露就能贏，而是需要展示得色情化，就如2022年有一位日本YouTuber小栗由加推出「全裸結他」的影片，但由於其長相、身材以及影片拍攝角度遭人批評，影片的點擊率雖然曾一度急升，但最後卻跌至只有數百人觀看，對比起一些掌握到「若隱若現」，懂得拿捏「色情」，又會玩樂器的YouTuber，便會形成「高下立見」的形勢，也會讓人理解到為何有些人會「輸」，因為所謂「色情」並不是取決於露多少，而是在於怎樣露才能刺激他人的性慾。[2]

哲學家韓炳哲指出，現今的社會欠缺痛苦及被給予否定的承受力，只著重愉悅舒暢的感受，無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抑或社交媒體上的活動也是如此。韓將這種狀態以病理的角度來解釋——即現代人因過份「自戀」，便容易構成「憂鬱」這種病症。[3] 舉例說，在一個「點讚」的社會當中，無人為自己的帖文「點讚」就如同否定自己一樣，這種「憂鬱」的感覺就是因為「自戀」而造成的。否定與痛苦的感覺其實有其意義，它能讓人停下來思考，讓人知道自己不能將所有事物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當一個人無法承受被否定的感覺，也讓一個人失去思考的空間。

「身體」與「他者」的缺席

在大數據的時代裡，每個個體都只是大數據中的一顆微塵，網絡無限多的選擇，看似令生活變得豐富，然而卻構成身體的缺席，人與人之間只剩下點讚和分享。[4] 一些串流平台、社交媒體，不停地利用大數據的優勢，只要透過一個用戶的搜尋記錄，就能不斷推薦一些類近的內容予該用戶，當人不斷吸收同溫層中相同、類近的內容，人就很難再接受一些異於自己興趣的想法和意見。因為人總喜歡看自己喜歡看的東西及聽自己喜歡聽的說話，這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失去接納異於自己聲音、想法的器度，顯然也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而韓炳哲稱這個狀態為「相同者的地獄」——即在同溫層中「圍爐取暖」。或許每個人也總會遇過一些人，在與他們對話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談論自己有興趣的事，對自己興趣以外的事物，他們全無興趣，這正好反映了人對異於自己想法的排斥。

思想單一的社會，將「性」約化為直白的要求而毫無內涵。觀看網絡媒體時，以誰露得好、露得最多為考慮支持的因素，性文化充斥著社交媒體之中。人們在社交媒體、主播、網紅中沉浸，以多少「性感資本」來選擇誰最值得觀看，而只具備展示價值的主角，他們是沒有獨特性的，也沒有真實的面容，任由他人經性感指標來消費，「他者」的獨特性、內在性完全消失，只剩下展示出來的性感。

科技的發展，更加促使人與人之間最低限度的溝通消失。在進入ChatGPT時代之前，有一個更為驚世的AI技術，就是「Deepfake」。「Deepfake」，又稱為「深度偽造」，是人工智能的人體合成技術，透過類似移花接木的功能，製作出真假難分的影片。根據研究公司Sensity AI於201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96%經過深度偽造技術來換臉的內容都是與色情相關，更有女性網紅因此技術變為了色情影片中的人物，令她們受到傷害。[5] 當然亦不乏人用此技術來進行政治操作，透過更換各國領袖的臉，繼而偽造出虛假的政治言論，涉事政治人物包括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等等。一些人利用Deepfake等技術，將自己感興趣的對象直接「性化」，化為可供消費和觀賞的消費對象。由應當透過溝通去深入了解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人，或最低限度去追蹤一下這個人的社交媒體，變為直白地將這個對象變換為可觀賞的色情對象。就此，我們便發現，作為高科技產物的AI，不斷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減少，身體缺席的同時，對話也一起缺席，剩下只有舒適愉快的色情體驗。

「人」的缺席

ChatGPT或其他生成式AI，讓我們無論何時何地，都能夠直接詢問AI任何問題，包括寫作、活動設計、提供思路等等；想要甚麼類型的圖片創作，直接輸入自己想要的特徵，然後AI便會自動生成擁有這些特徵的「藝術作品」。這一切一切帶來方便快捷的高科技產物，都逐漸讓我們不再需要一個具體的人與我們有所交流，從「身體的缺席」、「他者的缺席」，到現在「人」也缺席。

然而，除了廣為人知的語言模型ChatGPT，坊間亦有許多不同的圖像生成AI，而這些AI也帶動了色情範疇的新面向。過往由Deepfake透過移花接木方法建立的大量色情影片，在製作過程中，Deepfake會利用合成技術將不同人的臉孔和身體合成，故在合成前得先將人的身體切割。而圖像生成的AI，例如較為知名的Midjourney，便是將大量不同的內容整合成符合用戶提供的關鍵字的圖片（當然這是否「創作」，仍有許多不同的討論），而Midjourney是會過濾關鍵字的，所以用戶並不能輸入有關色情或性相關的字詞，不過，坊間其他的圖像生成AI就未必有字詞的過濾，甚至有些AI是為了製作色情影像而被創造的。

這種轉變也意味著，人連刻意去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臉孔和身體，然後將它們合成的動作也不需要，直接就可以利用圖像生成AI來描畫一個完全符合自己理想標準的臉孔和身體，並且讓它成為自己的情慾對象。AI所創作的圖像是不受法律保護的，就連圖像中的人物也不是真實的存在，但卻非常真實，甚至最近有AI生成的照片奪取了本年度Sony世界攝影大獎賽其中一個組別的冠軍。[6] 既然AI這麼真實，連照片都可以生成，那麼在充斥著性文化的社會之中，被利用來製作色情資訊似乎也是無可避免。到最後人連情慾的對象也可以自行生成，不需要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在其中，「人」名副其實在其中消失。

色情，無處不在，甚至成為了社交媒體其中一個重要價值所在，有些人在當中自我展露、自我性化，追求流量最大化。人們注視著身體的展示，展示的人沒有面容，只是一個自我性化、被人消費的對象。在這種現象下，人不需要有真實、真正的交流，這就完全避免了因與人交際而有機會產生的不舒適感，只要肯消費，就不會害怕得不到回應。然而，正因為人對痛苦的承受力不斷減弱，甘願停留在Instagram分享美好生活，別人不點讚也能構成憂鬱，加上AI的出現，人們的身體已經在網絡中缺席，即使至少仍在與人溝通，付出努力去追蹤具觀看性的性展示對象，然而AI卻令色情更加氾濫，被人「好好利用」之餘，「人」卻可以徹底地消失不見。人工智能看似方便，但卻讓人陷入一種無法與人相遇的孤獨，即使放縱情慾，也無法讓人脫離這種無以名狀的孤寂。

早前一份針對中學生的調查發現，受訪者中曾在網絡接觸與色情有關內容的男生有64%，女生也高達58%女生。[1] 按香港法例，向未成年人士發佈不雅物品是違法行為，但隨著網絡的普及，青少年能輕易繞過法例瀏覽和分享各種色情資訊。

由AV女優說起

在現今的社會文化中，人們對性的看法逐漸開放，對色情資訊的接受程度也大大提高，色情資訊被視為正常的娛樂，是滿足性慾的一種方法。早前有一位香港女生因到日本拍攝成人電影而備受關注，網絡上不少人的回應都十分正面，有人支持她追尋理想，更有人說她為港爭光。但這些回應是否能反映到事件的真實面貌？試想想到底有多少人會鼓勵自己的妻子、女朋友或女兒去拍攝成人電影？

子女看色情資訊，爸媽怎麼辦？

色情資訊會對人造成負面影響，這是人所共知的，但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人們有權去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不論是好還是壞。但我們總想保護我們所關心的人，希望他們不會受到不良訊息的影響，所以我們不會鼓勵子女去接觸色情資訊，如父母發現年幼子女接觸色情資訊，也會感到擔心，而且不知道該如何處理。

筆者多年來一直從事學校性教育的工作，家長經常會問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應對子女觀看色情資訊，他們察覺到昔日天真無邪的子女變了樣，竟然接觸如此「重口味」的資訊。而我往往只會告訴家長，我們只能從子女觀看色情資訊一事上歸納出一個結果，就是他們已經長大了。

少年人踏入青春期，自然會對性產生興趣，這在男生身上尤其明顯，在性慾的驅使下，觀看色情資訊差不多是每位男生成長的必經階段。而女生也會對性方面的資訊感到好奇，想了解一下性行為到底是甚麼，所以也會有女生觀看色情資訊。這不代表他們學壞了，只是青少年在網絡上太容易獲取到色情資訊。

色情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

作為家長，一旦發現子女觀看色情資訊，其實不宜有太大的反應，也不需要採取過於嚴厲的態度去指責子女觀看色情資訊。如果子女還年幼，家長可以使用過濾軟件阻擋色情網站，但「擋」得一時，「擋」不到一世，子女長大後還是有機會接觸到這些資訊，所以家長應該和子女開放溝通，了解他們為甚麼會接觸色情資訊，並讓子女認識以下有關色情資訊的真相。

1. 色情是虛構的

色情工業是世界上其中一項最大型的商業活動，為滿足人們的性慾，生產商刻意製造出各種色情影像。商人為了取得最大的利益，在色情資訊中加入大量誇張失實的性關係，以挑動消費者的情慾，只要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他們就可以獲取利益。因此在色情影像中的場景和行為都是虛構的，並不能反映真實的性關係。

2. 色情資訊中充斥著非法及不道德行為

有人說色情電影是「愛情動作」片，但其實當中只有動作，並沒有愛情。色情資訊展現的並不是正常的情感關係，在沒有愛情和婚姻的情況下也能隨意發生性關係，不少內容更超越社會大眾一般能接受的道德底線，如多人性關係、亂倫、性侵犯等，而這些放任的行為是不需要背負任何後果，當中的人物不會懷孕、不會患上性病，性侵犯以後更不會被法律制裁，這絕對不是真實世界的情況。

3. 色情損害身心健康

色情資訊扭曲兩性形象，將別人貶為滿足自己慾望的物件，當中往往會出現歧視和侮辱女性的情節，長期瀏覽會對性價值觀造成負面影響，也會對自己和伴侶的身體、表現，產生不現實的期望。此外，色情資訊亦會對觀看者的心理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引發焦慮、抑鬱、自卑等情緒問題。

4. 色情成癮

觀看色情資訊會帶來強烈的刺激，讓身體產生快感，當身體慢慢習慣這種刺激後，如想再獲得相同快感便需要更露骨的資訊，久而久之觀看者會對色情資訊更沉迷，甚至成癮，影響日常生活。

5. 色情不是性教育

真正的性教育應提供關於性健康、人際關係、性別角色等各方面的知識、技能和態度，幫助人們建立正確的性觀念和健康的性行為，而色情資訊卻只能提供性刺激，以滿足觀眾的性慾望，當中的情節、行為往往不符合現實，並且常常存在誇大、刻板印象等問題，與性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馳。因此，色情資訊非但不能成為性教育的材料，更會令人對性的認知出現偏差，並作出錯誤的行為。

在這資訊自由流動的世代裡，我們承認沒有能力阻止青少年接觸色情資訊，但作為父母，可以為子女打好基礎，幫助他們認清色情資訊的真相，好讓他們免受錯誤資訊的影響，並且學會尊重自己和他人，對性行為持負責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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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脫離現實的色情畫面

多巴胺是大腦的神經傳導物質，它與人的情慾、感覺有關，並會傳遞興奮、開心的訊息。當人在街上閒逛、嚐到美食、經歷了歡愉的性愛後，大腦都會分泌大量的多巴胺。[2] 瀏覽色情資訊同樣會令多巴胺激增，有研究發現過度刺激大腦會減少多巴胺的分泌，令大腦變得遲鈍；這就解釋了為何一開始普通性愛畫面能令觀看者感到興奮，但如果他們想繼續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就得看更多圖像，或情節更極端的色情影像。觀看者一旦習慣了激烈、甚至是扭曲的性愛場面，便會無法再從現實中的性愛得到滿足。[3] 夫婦間若有人沉溺於觀看色情片，必然會影響二人的性生活和關係。[4]

較早前，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的《通靈之王》節目引起了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因為該節目將通靈交鬼當作比賽，除了主持人之外，還邀請嘉賓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參賽者通靈能力的真偽，直接向觀眾肯定及宣揚有關通靈能力和行為的真確性及可信性，間接就是向觀眾推介通靈交鬼的神秘力量，本社就此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投訴，並且要求無線停播相關內容。  

有人問我們：電視節目從來都有涉及靈異和鬼神的內容，今次大家為何「另眼相看」，特別投訴這個節目，是否有雙重標準？站在宗教自由的立場，為何大家要干預其他人的信仰呢？而在今時今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正收窄的時候，投訴及向電視台施壓又會否令傳媒在創作自由上有更多掣肘呢？對於以上的提問，我們十分理解，而在投訴的時候已考慮了如何作出平衡。    

首先，包容不等於縱容，自由社會亦有底線，大家可以討論底線在哪裡，但不能見到明明對年青人和社會風氣有害的事情卻視若無睹，噤若寒蟬，連批評和投訴也不敢提出。  當批評和投訴時，最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理據和法例，而不是只表達一些情緒性的言論。今次我們作出投訴主要不是有關節目內容涉及靈異和鬼神，因為這類內容在電影、電視和不同的藝術創作中常有出現，作為信徒我們雖然不認同，但在自由社會，只要有關內容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亦只能教導子女不要仿傚，呼籲市民大眾慎思明辨，或者不要收看，正如很多電視節目對婚姻家庭、性關係、賭博、投機、物慾、暴力和仇恨等等的看法我們都未必認同，但不等如便要投訴、甚至要求禁播。不過，通靈交鬼卻是非常危險，家長們不能掉以輕心，雖然該節目開始時有警告字眼指出有關行為並非精密科學，但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主持和嘉賓不斷以權威的姿態告訴觀眾真有其事，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 

正如有節目就算在開始前有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字眼，但在節目內卻不斷分享吸烟的樂趣和心得可以嗎？若所有年齡人士都可以買到的報刊，內容含有嫖妓指南，分享嫖妓心得應該禁止嗎？一方面提醒大家吸食大麻的害處，另一方面又詳細分享如何向海外郵購大麻產品合宜嗎？若果在電視教導觀眾如何玩碟仙、筆仙、神打，然後叫青少年不要模仿是否已經足夠呢？ 今次投訴，我們是根據通訊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第3章「一般節目標準」中第11點「迷信」一項，當中提到節目「不得鼓吹對觀眾有不良影響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風水、神秘學、占星術、骨相學、掌相學、占卦學、測心術、測字、招靈術等為主或與此有關的節目，不應鼓勵別人把該等活動視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用以闡釋生命的方法，也不應使人覺得該等活動為精密科學 。」  此外亦提到「持牌人亦應小心謹慎，以免節目引起觀眾不必要的情緒困擾，例如令觀眾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過度恐懼及憂慮。」  

一直以來，我們也強調當對傳媒的報道或節目作出批評時，必須提出相關的公共理據，因為傳媒是公器，涉及的不是教會內部的爭議，因此，必須提出公眾人士關心和認同的理據，而不是單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若純粹關於信仰的看法主要應向信徒表達，難以要求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跟隨。   當作為公共事務去討論的時候，大家應先了解相關的法例、守則和操守指引等等，因為單純批評的話當然可以只講述個人意見，但若要求刪除某些內容、甚至禁播就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對於今次無線推出的節目，我們之所以表達強烈關注，是因為該台是所有年齡人士都可輕易接觸，以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免費電視台，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在法例的要求會比其他傳媒更嚴格。雖然根據過往的經驗，通訊局的效率很慢，不過，投訴雖然未必能即時阻止節目出街，但投訴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電視台在日後製作同類型節目時知所警惕，畢竟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和公眾輿論亦不能完全視若無睹。在重視消費者權利的年代，我們完全有權以消費者的角度表達意見；而作為家長，大家由於關心青少年及兒童的福祉而積極表達意見，更是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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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會遭判罰

《電視節目守則》是通訊局根據本港法例第562章《廣播條例》第3條而發出。凡持牌的電視節目服務所包含的材料，都必須遵守有關規定。通訊局有權對違反守則規定的持牌人作出適當的處分。過去，曾有電視台，安排藝人在一個節目中食某連鎖快餐店的食物，期間因明顯地展示了快餐店的品牌標誌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電視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的相關條文，並判罰款15萬元。[1] 另外，曾有供成人觀看的收費電視頻道播放一節目，內容涉及強姦情節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節目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因當中的暴力行為屬過長及過份詳細，節目也違反了守則中對描繪強姦及極度色情材料的規定，通訊局向有關公司發出嚴重警告。[2]

早前啟德某屋苑有一對男女在露台全裸並進行性交，被人發現及錄下短片，再經網絡傳開。警方將案件暫列為「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並拘捕了一名懷疑與案件有關的女子，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律師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法律上露台明顯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故意讓人看見性交，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1]

事件在網絡引起一番討論，究竟私人物業的露台是否屬於「公眾地方」？如果影片中的男女在室內窗旁而非露台進行性交，又會否犯法呢？拍攝者又是否犯法，分享影片又如何呢？讓我們了解一下相關的法律條文。

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香港法例《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列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即屬犯罪。該露台雖然不是公眾地方，卻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所以就算是私人物業，只要身處於公眾可見的地方，不論是露台、天台、地下花園，甚至是室內沒有拉上窗簾的窗口位置附近，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都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的罪行，最高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此外，該段影片中的男女所做出的行為，也有機會構成「有違公德罪」。根據普通法，任何人作出嚴重違反公德的行為，都屬犯罪行為。一般而言，「有違公德罪」適用於所有非常可恥、有違公德、冒犯及令人厭惡、敗壞道德、有傷風化的行為，最高刑罰為監禁七年。而就本案的情況，最終會以哪一項控罪控告涉案人士，則由律政司作出決定。

窺淫

另一個大眾關注的問題是拍攝該段影片的市民有否觸犯去年10月生效的「窺淫罪」呢？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B條「窺淫罪」列明——任何人為了觀察或拍攝個人的私密部位或私密作為，而觀察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拍攝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

性行為屬於私密作為，所以偷窺或偷拍他人進行性行為會觸犯「窺淫罪」，但條例列明被觀察或被拍攝的人士需「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而本案是在露台發生，明顯並不是一個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地方，所以拍攝該短片的人按理並沒有觸法「窺淫罪」。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話雖如此，但該段影片仍符合「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相關發佈影像罪行及處置令」中「秘密影像」的定義——即顯示該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E條「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任何人在不理會他人是否同意下，發佈他人的私密影像，而他知道該項發佈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或罔顧該項發佈是否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都屬犯罪行為，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因此，任何人對外分享該段影片，都有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發佈淫褻物品

而同時，按淫褻物品審裁處過去的評級標準，該段影片的內容好大機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21條，任何人發佈淫褻物品，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淫褻物品，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三年。所以，發佈該段影片，也都有機會觸犯「發佈淫褻物品罪」。

我們不難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群組裡找到上文提及的影片，雖然法例懲處的是發佈行為，市民觀看該影片並沒有觸犯法例，但只要市民轉發該影片，不論是轉發影片的檔案，或只轉發影片的連結，都同樣有機會干犯「發佈淫褻物品罪」或「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網絡上充斥著大量淫褻物品和來源不明的私密影像，不少人樂於轉發有關資訊，雖然警方看似沒有行動，但其實轉發有關影像仍是違法行為，轉發者有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最後，就該段影片的情況來說，當事人需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法律責任，但作為旁觀者，也應該拒絕轉發有關影像，除了是因為避免觸犯法例，更加重要的是顧及當事人的感受，並尊重他人的私隱。即使有人在公眾可見的地方進行私密作為，旁觀者並不了解事件始末，若拍攝或轉發這些影片，無疑會對當事人帶來負面影響或傷害。假若收到這類影片，千萬不要隨意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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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像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

打擊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的法例，於2021年10月8日生效。在新法實施的八個多月後，有支援性暴力受害婦女的組織表示，過去三年處理涉及影像性暴力的個案上升，預料未來求助個案會繼續上升。有社交網絡平台公司與上述組織合作，若有受害人向該公司指出其私密影像在未經同意下遭公開，該公司如在旗下的兩個社交平台找到涉事影像，便會移除有關內容，以阻止私密影像在網上流傳。[2]

明光社於今年1月14日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性沉溺的預防、治療和同行」網上講座，邀請了私人執業精神科醫生康貴華擔任分享嘉賓，由明光社事工顧問傅丹梅女士擔任主持。當晚講座，主要是探討性沉溺帶來的挑戰和治療方法。

性沉溺的特徵和後果

康貴華醫生於當晚提到Patrick Carnes博士，他是研究性沉溺的權威，並為性沉溺設下定義，他指出性沉溺是一種不能停止的自我破壞的性行為，它的特徵包括：一、性行為愈做愈多；二、過多的性需求會破壞正常的生活；三、患者不能停止自己不發生性行為，已達到失控和受轄制的狀態。康醫生表示性沉溺會帶來負面後果，例如患上抑鬱病、有自殺傾向、失眠、學業退步、工作時不能集中注意力、家庭關係不和、婚姻破裂、染上性病或有其他的成癮（例如藥癮、飲食性疾患等）。

患上性沉溺的因素

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療專業協會於2021年進行有關香港人接觸色情資訊的調查發現，共有16%受訪者自稱已對色情片或照片成癮，康醫生表示這是一個大的升幅。他表示早期的性經驗好比烙印印在人的心裡，令人對性的課題更加有反應或興趣，他列舉了一些會引致青少年更易患上性沉溺的因素，當中的遠因包括：一、愈早接觸色情資訊愈易患上性沉溺；二、童年期的性遊戲；三、曾被性侵犯；四、曾經歷情感或身體虐待，令人缺乏愛，想在網絡世界或關係上得到被愛的感覺；五、過份控制或漠不關心的父母；六、家庭成員的壞榜樣——父母性濫交或性沉溺，性道德界線混亂或模糊；七、感到孤單或被孤立。至於近因則包括性開放的社會風氣、色情資訊及網頁泛濫及朋輩的影響。

幫助性沉溺者脫離羞愧循環的建議

康醫生表示性沉溺者會經歷羞愧循環（shame cycle），由起初會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羞愧及內疚，然後嘗試克制，但一段時間後他們會感到疲累、煩悶、無聊、孤單，便會未能自制這些狀況，隨之失控，最後對性沉溺感到更加羞愧，形成惡性循環。假如我們發現伴侶或家人是性沉溺者，康醫生建議以下做法：一、作出評估，先聆聽，了解沉溺者性行為的情況，發展過程和後果，他／她對行為的看法；二、切忌責備；三、尋找資源；四、討論是否要轉介專業輔導；五、不要變成共同成癮者；六、善待自己：維持健康嗜好娛樂、運動、社交、信仰生活；七、尋找情感的支援（人和神）；八、嘗試給予沉溺者不離不棄的愛和饒恕；九、願意陪伴沉溺者，與他們同行。

給父母的建議

性沉溺是可以治療，但過程非常困難，而且需要花很長時間才有成效，因此康醫生認為對抗性沉溺的做法是預防勝於治療。他認為家長應儘早關注、發現、介入、討論及引導，他對父母有以下建議：一、直接問，父母態度應認真、嚴肅，但不要責罵；二、若有信仰的家庭，讓子女認識《聖經》關於性的教導，讓情況不致惡化；三、父母要保持與子女在性方面的話題上有溝通，不要怕尷尬；四、把子女的電腦放在廳中；五、讓子女向所信任和尊敬的人交代，由子女身邊的長輩為他們提供支援；六、讓同性別導師守望子女；七、家庭性教育。

拆解謊言，持守貞潔

康醫生認為性並非污穢的事，《聖經》能幫助我們以神的眼光去看性原是美好的，性是神在婚姻中所賜給夫婦的禮物，讓人去體驗二人成為一體的親密。《聖經》的經文也指出人要用聖潔，尊貴，守著自己的身體，不要受性的轄制，逃避淫行等。但是全球的性解放文化影響青年人產生扭曲的性觀念，對性變得過度開放，對接觸色情資訊更加好奇。康醫生認為為要抗衡性解放文化，就得拆解當中的謊言，他鼓勵我們與年青人一同討論有關內容，當中包括謊言一：性慾不是與生俱來的，持守貞潔等同壓抑性慾和人性，這是不人道的，更會令心理不平衡；謊言二：看色情書、瀏覽色情網頁，不單無壞處，更可紓緩性慾衝動，反而減低性犯罪率；謊言三：人不是有性自主權的嗎？強調貞潔是違反人的性自主權；謊言四：持守貞潔，是很「蝕底」的事，人人都可以做的事，但基督徒卻不能；謊言五：在這世代，持守貞潔是不合時宜和不可能的。康醫生在是次分享中為以上謊言提供了一些相關經文，如腓立比書四章13節、加拉太書六章1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3至5節、哥林多前書六章12至18節、馬太福音五章28節、雅各書四章7至8節等。此外，康醫生也提供了一些拆解這些謊言的方法。

筆者感到特別深刻的是，康醫生分享到人與人之間要建立良好的關係是非常重要，例如父母與子女之間、牧者與弟兄姊妹之間，都要建立良好的關係，一個人一旦有問題出現，也可彼此分享、同行及支援。在全球性解放運動的衝擊下，人對性和身體或有錯誤、過度開放的看法，甚至沒有界線的性觀念，會帶來性沉溺等問題。我們真要承認，性的試探實在太強；縱然如此，讓我們彼此守望，堅守正確的價值觀。當晚活動內容非常精彩，鼓勵大家透過以下連結，觀看足本的講座重溫。截至3月23日，影片觀看次數已達722次。

收看講座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