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爭議聲下堅守社工信念

明光社一直關注基層家庭及學童的需要，在此與大家分享最近幾個與基層家庭相關的活動。

支援基層學童的計劃

「立志闖里程」計劃由置地公司．家基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推行，明光社為計劃下的地區伙伴機構。在2021年11月至2024年3月期間，明光社透過此計劃服務居住於油尖旺及深水埗區劏房的青少年。參加者可透過一系列多元化的活動，內容包括教育課程、社交聯繫、家庭關係及健康等主題，擴展青少年的視野及發展，增加向上流動。超過70位青少年透過本社參與了此計劃，有部份更獲得優異成績。計劃的主辦單位特別在2024年10月18日舉辦了嘉許禮及成果分享，向參與計劃的青少年頒發證書及獎項。

嘉許禮開始前，大會提供了飲品及小食予來賓享用，讓出席的家長和同學們有一些彼此分享的時間。高同學透過明光社參與了計劃，她的表現優異，她指當中的英文班對她的學業成績很有幫助，大大提高了她的學習動機。家長林女士則分享到，感恩在疫情時期遇上網上英文班，讓兒子的英語水平得以維持；另外她也喜歡離島導賞及社區探索等參觀活動，除了可以從中認識社區、增廣見聞，也讓她和兒子可以一起外出，令親子關係更親密。

中秋前夕的探訪活動

另外，感恩本社獲一間機構捐贈月餅，讓同工在今年中秋節前，將月餅分別送給居住在深水埗、土瓜灣、觀塘及鰂魚涌的基層家庭，藉此關懷他們的生活需要，並了解青少年的成長狀況。

主題公園親子遊

最後，透過迪士尼社區共享計劃送出門票，有56戶基層家庭於9月8日在本社協助下到訪了迪士尼樂園。活動讓家長和孩子們在星期天，全家一起盡情玩樂，有家長表示這天十分開心和難忘。

你近來覺得自己是否開心？有沒有關注自己的情緒？近年不少團體的調查數字都反映了香港人「不快樂」：有調查指近四分一香港人自覺自己 「不開心」；[1] 有研究發現六成香港學生需要情緒或精神健康支援；[2] 有調查指香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其中男性較女性高，而18至24歲青年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程度亦較其他年齡組別高；[3]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SEN（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者情緒受困擾；[4] 有調查顯示逾半受訪50歲以上退休婦女的情緒出現困擾……[5]

參考教育局為學童所訂立的《4Rs精神健康約章》，[6] 當中的4Rs為促進精神健康的四項要素：

1. 休息（Rest）：足夠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和休閒的活動；
2. 放鬆（Relaxation）：適時放鬆，關顧精神健康及懂得自我關懷；
3.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同儕、家人提升聯繫感，了解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並願意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4. 抗逆力（Resilience）：適應生活中無可避免的壓力和挫折，以正面態度處理情緒，應對困難。

於生活中，可注意是否能作出一些改變，重整作息時間及休閒活動，減少個人透過數碼科技提供的娛樂方式，如：長期獨自玩手機遊戲、通宵煲劇等，以免休息不足和精神過於緊張、疲勞，取而代之是與友伴或家人一起參與閒暇活動，既可建立人際關係，亦可與人溝通，紓減壓力。

在抑壓負面情緒的人，並非每位都容易把感覺宣之於口，讓人分擔。有調查指出有九成受訪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沒有向成年人求助。對於向人求助有甚麼顧慮？有學生表示憂慮被傳開或嘲笑，亦有人擔心被追問、批評以及不被理解。[7] 另外亦有調查指中年男性（35至54歲）的精神健康較需關注，但有六成受訪男士都表示不會找社福機構或專業人士求助，因怕被人看不起，認為是脆弱的表現，或感到尷尬等。[8]

就著這些難以與人分享自己感受的人，筆者會建議可以試試用表達藝術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透過視覺藝術（繪畫圖畫或面具、製作黏土雕塑等）、音樂、舞動、戲劇、寫作等，來把自己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當藝術被帶到心理治療的領域時，「表達」就是重要的一環，表達藝術治療師張文茵曾在其著作《表達．藝術．治療》提及：「人的內心實在有太多難以用言語剖白的情感，我們需要一些另類語言，將這些隱藏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藝術的好處是揉合言語和非言語的元素，例如在戲劇，與創作品對話；寫作和分享時，我們會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在舞動身體、創造藝術品和創作音樂時，我們則運用身體、表情、姿勢、色彩、線條、圖像、聲音、樂曲、韻律和節奏等跨越言語的方式去表達……讓我們透過喻體（metaphor）、意象和想像，將心底的說話用隱藏又安全的展現方式釋放出來。」[9]

筆者曾參與戲劇治療理論及藝術心理輔導訓練，於課堂中亦見證到同學透過心理劇（運用戲劇的手法將人內心的事件呈現，助人走出悲傷）團隊的支援，重演及回顧往事，並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亦體驗過藉著繪畫及與治療師的傾談，發現到一直潛藏在內心而不自知的想法，也對自我的習慣和想法加深了認識。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游金潾博士曾於《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中撰文描述一個個案，主角紫容（化名）參加了心理劇團隊活動，心理劇導演（治療師）先透過對話、自發性舞蹈及繪畫來為各成員暖身，紫容被選出成為主角，導演從她畫作的顏色中，發掘出她對去世一年半的母親仍有「思戀之情」。紫容繼而與心理劇團隊一起上演了「與媽媽的劇」，宣洩（catharsis）了她心中累積的悲、傷、哀、愁，釋放了情緒；在與媽媽分離後，再上演「與上帝對話的劇」，透過與上帝（由主角自己飾演）的對話，親自對自己作出了安慰。最後，主角在整合過程中表示自己感覺到「自在、舒服」，並與上帝的關係「更加踏實」。[10]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自己不諳藝術而不敢參與，但其實表達藝術治療的活動不需要有任何技巧，只要投入參與，治療師就能讓參與者透過活動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能開啟一扇讓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別人溝通的窗戶。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政府修訂更改身份證性別政策　關愛雙性組織歡迎　明光社憂有後遺症

https://www.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74475&Pid=102&Version=0&Cid=2141&Charset=big5_hkscs

（時代論壇．23-5-2024）

《時代論壇》在2024年5月22日在其網頁上載了一個報道：〈政府修訂更改身份證性別政策 關愛雙性組織歡迎 明光社憂有後遺症〉，該報道在參閱了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的文章後，再訪問了著名雙性人（俗稱陰陽人）細細老師，最後以其對蔡志森的批評作結：他的「主張…是令人噁心的虛偽！」新聞媒體報道雙方意見本屬正常，但以這種相當嚴厲和情緒化的批評（甚或人身攻擊）作結，又不給明光社回應的空間，恐怕無助於客觀的討論，更可能產生誤導。試想想假若報道以保守教會領袖對跨性別人士的人身攻擊作結，會受到怎樣的批評？

事實上我不太肯定細細老師的回應真的在針對現在要討論的跨性別議題（transgender issues），這其實和雙性人的議題（intersex issues）不大相同。雙性人出生時因著基因表達的問題，同時擁有某程度的男性器官和女性器官，但跨性別人士並非如此，他們的原生性別是清楚的，如跨性別女出生是男孩，只是成長時心理的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不接受自己是男的，反而感到自己應該是女的，甚或討厭自己的男性身體，所以才希望進行變性手術，不單要切除男性器官，更要使自己看起來像女的，甚至擁有女性器官（如人工陰道）。早期的W小姐就是這樣（終審法院有關跨性別婚姻的判案）。兩種議題並不能等同，但整篇報道卻似乎把兩者混淆了。蔡志森沒有離題，一直都在討論跨性別議題，也沒有提到雙性人，但細細老師一開始就提到「雙性群體」，和他們「在童年受過醫療之苦」，她說明光社「鼓勵要給雙性人兒童性器官修正」。問題是：蔡志森的文章根本沒有提到這些，本案的主角謝浩霖亦不是雙性人，也沒有聽聞他在童年受過甚麼醫療之苦。細細老師似乎在攻擊稻草人，並混淆不同的議題。整篇報道實在令筆者看得一頭霧水！

細細老師似乎堅持想改變性別者可以完全不受到「傷害」，就可以改變性別。那若謝浩霖感到切除胸部手術也是「傷害」，也不應該要求他進行這種手術吧？假若跨性別女感到經常打女性荷爾蒙也是「傷害」，那荷爾蒙治療也不需要了吧？這基本上是在提倡當代跨性別運動喜愛的自我聲明模式（self-declaration model），這即是說任何人都可以隨意聲明或宣告自己是男或是女，完全不需要先決條件，甚或如德國最近通過的政策，這種宣告可以每年更改！這些政策的爭議性非常大，例如對女性的權益（安全和隱私等）會否影響，對青少年成長會否帶來傷害，都令人憂慮，所以英國的政策最近就走回頭路。這些問題和影響都相當複雜，細細老師完全沒有探討（記者也沒有追問），便斷言反對者說的都是「不合情理」，是「情緒化的陳腔濫調」，他們在「帶動歧視」、「是不人道」。至於「自主決定終生性別的基本人權」的法律或理性基礎是甚麼，也沒有交代。細細老師有權利表達自己的強烈情緒和個人意見，我在這裡只是提醒讀者要弄清楚跨性別議題和雙性人議題的分別，明白這些爭論的複雜性，並在一股腦兒攻擊「保守」人士之前，小心聆聽他們的論據（例如看性文化學會及明光社網上的資料庫）。《時代論壇》的報道顯然不能促成這些目標，這叫人有點遺憾。當然，《時代論壇》這種報道手法筆者也一點不感到意外。
 

延伸閱讀：

有關跨性別議題的文章，明光社，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concern/tag/跨性別

有關雙性人議題的文章，明光社，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關鍵字/雙性人

根據香港審計署在4月發表的報告，衞生署牙科街症排隊問題持續，有病人為了取籌排足七小時，報告建議衞生署改善安排。有衞生署屬下的牙科診所在5月9日推出了派籌的新安排，正式派籌時間由上午11時改為下午1時，半小後可以應診，縮短派籌及應診時間差距，不過新安排下病人仍要在凌晨12時拿取臨時籌，即是無論如何，排隊仍是在所難免。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強忍牙痛，長時間排隊也不去找私家醫生解決？答案無非是經濟考量。為了減輕負擔，有人要排街症，有人選擇北上使用相對便宜的醫療服務。其實到其他地方求醫並非甚麼新鮮事，亦絕非港人獨有的行為。例如在英國，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不勝負荷，私家醫院的收費又高昂時，不少患者只好飛往其他國家求醫，立陶宛的私家醫院便接待了七成來自英國的病人。除了求醫，不少英國人亦打算前往其他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如選擇在葡萄牙過退休生活，這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在原居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畢生的儲蓄。

很多港人愛北上買菜，付出時間換取性價比高的必需品。事實上，瑞士邊境的居民早已學會到德國或法國等地購買新鮮菜蔬肉類，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至於不想麻煩又想省錢的「瑞士人」，另一選擇是前往德國開設的Aldi或Lidl平價超級市場入貨。為了減輕最大的經濟開支——租金，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法國或德國邊界生活，到瑞士工作，就如現在有些香港人選擇在香港上班，而在深圳生活一樣。其實，內地亦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些人在深圳上班，卻在惠州或東莞居住；有些在廣州上班的，卻在佛山及東莞居住。撇除旅遊或體驗生活，全球有不少人被迫「北上」，最大的原因莫過於樓價高租金貴，連帶其他必需品的價格都高起來。一個地方經濟不振固之然讓人憂心，當權者視花盡心思裝扮城市吸引遊客是當務之急，但當一個地方的居住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低薪工作者更是無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又或需要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可能更值得當權者加快行動，推出對應的政策去解決根本的問題。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參考資料：

翁鈺輝、何瑞芬：〈西貢牙科診所改派籌時間　剝牙婦：私家1000蚊，診所唔使錢唯有忍〉。《香港01》。2024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80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呂穎姍：〈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多間診所有病人輪籌逾7小時到深夜〉。《香港01》。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328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藺思含。〈英國求醫難：NHS滿意度40年最低　立陶宛診所七成英國人?〉，《香港01》。2024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75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John Heilprin. “Swiss shoppers cross borders for big savings.” NBC News. Aug 18, 2011.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44179025.

“Buying things from Franc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eneva/comments/18eumfk/buying_things_from_france/

Lusa. “Brits remain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Portugal.” Idealista News. Mar 26, 2024. https://www.idealista.pt/en/news/lifestyle-in-portugal/2024/03/26/63207-brits-remain-interested-in-living-in-portugal.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

最近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哥大）在內的多個美國高等學府都發生了挺巴勒斯坦、反以色列示威活動，這是一個十分敏感和頗具爭議性的題目，筆者已經盡力從不同渠道蒐集資料，在這篇文章中我嘗試如實報道，但或多或少的價值判斷和偏頗總是難以避免的。

雙方各執一詞
自去年10月7日哈馬斯對以色列發動突襲之後，以軍狂轟濫炸，導致在加沙地區大量平民傷亡，若果示威者的訴求只是要全面停火、關注加沙的人道災難，這是無可厚非的。但批評者卻認為事情並沒有如此簡單，他們指控示威者公然支持恐怖主義，威嚇在校園內的猶太裔學生，並且主張消滅以色列國。例如一名親巴勒斯坦示威者將一個帶有箭嘴的牌子指向一名猶太裔學生，上面寫著：「卡薩姆 （Al-Qassam）的下一個目標。」卡薩姆是哈馬斯的一個武裝分支。有些示威者則大喊：「我們是哈馬斯。」今年4月25日，哥大挺巴學運領袖詹姆斯（Khywani James）在一段影片中說：「猶太復國主義者都沒有活著的資格。」

在示威活動中常見的口號是：「由河到大海。」其含義是巴勒斯坦人擁有由約旦河到地中海的所有土地，以色列根本不應該存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 （Bret Stephens）指出，那些校園充滿對猶太人的敵視氣氛，他說：「如果這些言論和行為是針對其他少數族裔，那麼這會被認為是可恥的；但如果是針對猶太人，就會被視為可以理解，甚至值得讚揚。」基於安全考慮，哥大已經將課堂改為線上或者混合模式。

示威者辯護說：一直以來示威活動都是和平地進行的，而警察拘捕示威者，卻是壓制言論自由。紐約警察局在 4月22日的新聞發佈會上表示，雖然有些示威者從學生手中搶走以色列國旗，並發表了一些仇恨言論，但在猶太節日逾越節開始之前，警方沒有接獲任何關於哥大學生受到人身傷害的投訴，也沒有出現任何針對個人或團體的威脅。根據阿拉伯半島電視台的報道，在示威活動期間，有兩名以色列軍人混入示威群眾，從而製造混亂，紐約警方與示威者發生肢體衝突，警察採用化學氣體對付示威者，造成了10人受傷，一名巴勒斯坦裔學生表示自己受到恐嚇。

學術自由還是仇恨言論？
半島電視台批評哥大一直壓制挺巴的言論與行動，有趣的是，與示威者對立的陣營卻認為哥大不斷地縱容校園內的反猶太主義，並且一面倒地鼓吹左派思潮。例如哥大政治和歷史學教授約瑟夫．馬薩德（Joseph Massad）稱哈馬斯去年對以色列的襲擊是一次「驚人的勝利」、「太棒了」。哥大校長沙菲克（Minouche Shafik）是埃及裔美國人，4 月 17 日她在眾議院委員會作證時說，馬薩德教授的系主任和院長曾與他「交談過」，國會議員想知道「交談」是甚麼意思。然而，馬薩德告訴美國有線新聞網，大學當局中沒有人就他的言論跟他做過任何交談，他也沒有受到任何方式的譴責。相反，馬薩德表示系主任和院長都支持他，有線新聞網嘗試聯絡系主任、院長、大學當局，但沒有得到回應。

在聽證會中，國會議員多次質問學生有沒有機會聆聽到平衡的觀點，沙菲克回答哥大提供了至少五十門關於中東的課程，但她沒有提及這些課程是否涵蓋了左、中、右的不同觀點。衡量一位教授學術成就的標準包括了其著作數量、出版社的聲譽、論文被引用的次數，h-index就是一個綜合這些資料的指數，根據 Semantic Scholar，馬薩德的 h-index 是14分。以名牌大學來說，這分數是偏低的。比馬薩德教授更加有份量的中東問題專家大有人在，到底馬薩德得到哥大終身教席是否基於大學的多元化政策呢？這有待考證。終身教席的原意是保障學術自由，教授不會因為發表異見而失去工作，然而，異見並不包括煽動仇恨和支持恐怖主義的言論，擁有終身教席的教授是可以因為發表這類言論而被解僱的。如果我發表文章，稱讚 3K黨、白人至上主義者屠殺黑人，我肯定可以執包袱。

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根據一些目擊和追蹤示威活動的哥大師生所說，那些示威者的訴求已經超越了停戰，他們表達對美國的憎恨，揚言要推翻現存的建制。有些示威者舉起標語，聲稱「資本主義是致命的」，不少發起示威遊行的人士都是來自左派團體，這並不需要通過深入調查，因為那些團體的名稱和網站都印在橫額上，我只需要按圖索驥。其中一個團體的網站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目標是為「一種全新的、解放性的生活方式」進行一場革命，他們要求「一個根本不同的系統」。另一個團體在網站上的口號是：「為了地球的生存，資本主義必須結束。」

有些批評者質問：既然他們那麼憎恨美國，那為甚麼還要留在這個他們討厭的國家呢？我相信答案可以在他們的網站中找到，他們說自己「的存在是為了在美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中心進行鬥爭，與世界各地反抗資本主義剝削和帝國主義統治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站在一起。」這好像是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概，他們留在美國，就是為了要推翻整個腐敗的美國制度。弔詭的是，原則上開放社會應該容許言論自由，這包括了反對的聲音，然而，若果反對的聲音是要消滅現有的制度時，那麼保障這類言論自由是不是自掘墳墓呢？

有趣的是，大多數參與這一場挺巴勒斯坦運動的示威者並不是被資本主義壓迫的弱勢社群，哥倫比亞大學每年的學費由70,000美元至90,000美元不等，學生非富則貴，或者獲得獎學金。直到目前為止，紐約警方拘捕了114名示威者，當中大部份都是來自中上家庭。例如被捕者之一蘇厄德 （Isabel Seward ）的父親是聯合包裹快遞服務（UPS）的高級管理人員，另一位被捕者朱斯蒂 （Isabella Giusti）在喬治亞州一棟價值300萬美元、面積3,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中長大，爸爸是退休律師，媽媽則擁有一家店舖。

更加有趣的是，其實左派跟哈馬斯和其他穆斯林組織的意識形態是格格不入的，左派強調平等，尋求保障婦女、工人的權利，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卻不重視女權，更加不會容許工運，似乎這個組合是建基於這個邏輯：敵人的敵人，就是自己的朋友。

結語
這場挺巴勒斯坦運動令我聯想起1960、70年代聲勢浩大的反越戰運動，當時示威者控訴美國帝國主義屠殺越南人民，在輿論壓力下，1973年美國自越南全面撤軍。1975年北越統一越南後驅逐了200萬人，迫使他們投奔怒海。隨後波爾布特佔領整個柬埔寨，發動了慘絕人寰的赤柬大屠殺，造成160萬至200萬人喪生。但美國境內卻沒有出現任何關注這些人道災難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不論你是否同意我以上的分析，我衷心希望，我們能夠撇開宗教思想、政治意識形態，對世界發出真實的人道主義關懷。

面對著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明光社一直在做基督教社會關懷diakonia（原文：διακονία）工作，其中一項是幫助劏房戶及基層家庭，把上帝的愛及恩典帶給他們。

Diakonia是一個希臘文的詞語，這個字經常在原文聖經出現，但卻不會在中、英文聖經中出現。原因是在中、英文聖經中，人們不會把diakonia從希臘原文直譯過來，而是把它或與它相關的字詞意譯成to minister、serve、servant等字，它們都有服侍、事奉之意。[1] 到了19世紀，很多學者都對聖經的翻譯及文字進行學術研究，發現diakonia這個字蘊含很多表徵及意義，如對社會弱勢社群提供長期照顧。而耶穌有關diakonia的說話可見於路加福音二十二章27節和馬可福音十章45節。[2]

「是誰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事人（servant）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嗎？然而，我在你們中間如同服事人（servant）的。」（路二十二27）

「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to be ministered），乃是要服事人（to minister），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這兩節經文同時道出耶穌基督如何用祂的生命去實踐diakonia。在過去的日子，感恩有不同的基金支持及捐贈者無私的奉獻，明光社得以實踐diakonia，像耶穌基督一樣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機構教會合作的理想模式
一向害羞的振明（化名）從小在內地長大，由於爸爸是香港人，數年前決定來港定居。他現年10歲，本應是就讀小五之齡，但因學業成績不理想，只能安排他就讀小三。由於環境變化太大，以往在內地能住寬敞的大屋，在香港卻只能住在百多呎的劏房內，活動的空間就只有飯桌與床，故此他終日都在床上打機度日。由於不熟悉香港的環境，他也不多外出。

振明在學業上很想努力，尤其是英文，然而卻力不從心，由於資源所限，他沒法學好英文。有見及此，明光社在基金的贊助下，開辦了英文的文法班及拼音班，希望可以幫助這些有需要的基層家庭。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基層學童若能衝破學習的障礙，他日便可以有更高成就。當然，我們確信最重要的是能令他們從小認識上帝。

教會機構關係密不可分
教會與機構其實可以有緊密的關係，機構只是在星期一至五辦公，強於行政、策劃，但機構並不是教會，故此牧養的工作則要與教會的牧者來配搭。現時本社便與基督教宣道會恩澳堂、學基浸信會、香港循理會賜恩堂、基督真光教會一起合作，去服侍這班基層劏房戶。本社負責尋找贊助及支持、聯絡及統籌、行政及策劃；而教會則提供場地，讓牧者可以近距離接觸及關心一班基層人士，最終令他們留在教會。

讓基層人士更多接觸教會
明光社自疫情開始服侍基層，振明一家也是本社服侍的對象，他參加英文班後，我們安排他在與住宅只隔一條街的教會上課。由於離家很近，教會現已成為振明除家中床上以外另一個可讓他透透氣的地方。現在他除了返學、放學、待在床上，更會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留連。星期日，振明更會參與教會的少崇，與其他同年紀的年青人一起聽聖經故事，人也變得開心、有動力。在此之前，由於家庭背景及就讀非基督教的學校，他根本沒有接觸福音的機會，在這樣的合作下，他終能接觸從上帝而來的愛。

振明媽媽對兒子的轉變十分欣喜，以往振明英文成績不太好、欠缺信心，從來都不敢在人前說英語。媽媽說：「現在他願意踏出一步，主動與我說英文，雖然我不知道他說甚麼，但我很開心。」媽媽雖然不諳英語，但欣喜見到兒子的成長與進步。振明的見證更影響媽媽對教會的印象，並對教會產生好奇，她也想到訪教會，親身經歷當中的平安與喜樂，及能更深入認識教會。

教會與明光社合作的英文課程來到最後一堂，教英文的導師知道基層家庭很少可以吃到麥當勞，故他主動邀請每位學童「任叫」各類套餐，全體學童都十分興奮，振明回家後與媽媽分享喜悅，更不忘取了一些食物回家，與家人分享。媽媽告知：「因經濟上我們未必能外出吃飯，振明很少去吃快餐，故此那天振明十分感動。」媽媽感謝我們不單為兒子提供學業上的幫助，更給孩子飽腹的溫暖。一個漢堡包餐對一般人來說可說是普通之物，但對基層家庭的學童來說，他們卻是珍而重之。

再次興起教會的兒童事工
此外，在這樣的合作模式下，教會的兒童事工也被復興起來，其中一所教會的傳道人說：在移民潮下，教會的兒童事工已停止好一陣子，由於很多家庭的離開，連帶小朋友也走了。現在，與明光社合辦課程後，教會又再次響起一班小朋友的歡笑聲，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願意起來承擔這項事工，一起服侍教會附近的基層家庭，當我們將感動化為行動，神奇妙的作為會令我們更感動！

踏入2024年，明光社為基層家庭舉辦了兩個戶外活動，把孩子從家裡拉出來，暫時告別日夜打機的生活，與家人齊齊走進大自然，一邊玩樂郊遊、一邊親子互動、一邊學習體驗，豐豐富富，滿有恩典。

活動一：到處都有故事的南丫島
雖然南丫島距離市區不遠，很多基層家庭卻從未涉足這個充滿漁鄉風情，又有不少外籍人士聚居的小島。在2024年1月21日，藉著基金項目的贊助，本社帶領一行約50人，來到這個風情小島，這些劏房家庭的成員，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享受了一天優質的親子時光。

接待一班參加者的安徒生會，領隊孔sir為大家度身訂造了一系列的活動：落魚籠捉魚、參加榕樹灣導賞、在該區知名茶餐廳吃午餐、煨番薯、五感體驗及製作海玻璃畫。除了讓參加者認識南丫島的漁村文化與特色外，五感體驗讓他們認識到生長在該區的本土植物，而製作海玻璃畫讓孩子們，透過創作把心中的南丫島呈現出來，他們亦同時思考到海玻璃的來源，明白人類對大自然應有的責任，增强對環境保護的承擔。至於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煨番薯了。孩子們覺得新奇好玩，家長們則分享他們念兹在兹的童年往事，緬懷過去，場面溫馨。

活動二：挪亞方舟一天遊
2024年1月28日，本社帶領了超過30個基層家庭，接近100人參加了挪亞方舟一天遊活動。這次活動分成兩部份，馬灣公園野外定向及免費參觀挪亞方舟主題公園。

第一部份是馬灣公園的野外定向活動，馬灣公園的設計旨在宣揚關愛與和諧，以及愛護大自然的訊息。得到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協助，由他們的同工設計當天的活動，參加者在馬灣公園參與了兩小時的親子定向活動。透過精心設計的地圖及提示，參加者深度認識了馬灣公園，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好，同時也讓一家人增進溝通，共同克服困難及考驗。

第二部份是參觀香港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公園的設計象徵「愛」與「生命」。家長帶著孩子一邊參觀不同的展館與設施，如夢想星球、珍愛地球館、方舟生命教育館、方舟博覽館等等，一邊啟發孩子愛的精神，以及認識到生命的珍貴，寓教育於娛樂。

一家人，在一起，有遊戲，有學習，互相合作，彼此支持，成就了美好的親子時光。

之前在〈工作．意義〉一文中談及我們初到英國的生活，太太到中國人管理的餐館工作，那是她相隔二十多年後，第一次「有糧出」的工作：短短數天的工作，看見同作異鄉客的華人，礙於言語的限制，寧願接受不公平的待遇，接受低於最低工資的薪金。因著文化、語言的限制，異鄉人不得不受一點委屈，但遺憾的是同宗族的人竟然欺負同鄉人。

今年在聖誕、新年並打著「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的瘋狂大減價，不少零售商，物流和包裝公司均增聘員工，以應付超額的工作。因此，我和太太在11月中至1月初，有機會到一間手錶、首飾倉庫當臨時工。工作程序是這樣：先檢查貨品是否妥當；訂貨單內容跟貨品是否一致；然後按品牌入盒包裝，貼上地址及包裝員的標籤；按郵遞類別放到運送箱，等下一個工序的同事，安排寄出。

重覆的機械動作，熟能生巧，不費心思。但基於保安理由，手提電話不能隨身攜帶，工作時就不能聽聽歌來消磨時間或充塞自己的腦袋。與同事閒談可以嗎？已退休的尼泊爾籍管工（他也是臨時回來協助）會不時提醒：「快啲啦， 快啲啦……」（因他曾於香港居住，懂得幾句廣東話）。或許他認為閒談會影響工作效率。

工作會限制我們的時間和身體，我們的心靈和思想卻不會被束縛的，我們仍然可以自由地思考、默想、禱告。這樣，工作也將變得更有意義。

由於今次所聘的臨時工全是香港人，廠房內一下子變成了同聲同氣的香港人，與一直佔大多數的波蘭婦女平分秋色。波蘭人不多說話，給人一種冷漠、「兇兇」的印象，感覺不易走近。只憑感覺？難定真假！

有一天，太太被安排到包裝珠寶那邊工作，那是資深的波蘭同事主要的工作區域。太太有更多機會與她們相處，發現她們僅有一人，能夠以英文溝通。有次太太坐在一個不諳英語的波蘭婦女旁邊，婦人在這裡工作已五年，兒子17歲，兒子在每星期有兩天不用上課，這些日子就來這裡兼職。也許婦人感受到太太的善良，她願意分享自己的狀況：她表示一家來英國不過數年，丈夫卻在移居一年後過世。語言有限，她極力去表達說丈夫「UP」，太太以為她丈夫在樓上工作。隨後，她拿出項鍊的十字架，再重複「UP」指指天，太太才明白她指丈夫已過身。一個帶著歐洲人臉孔的異鄉客，不懂英語，要融入生活，更不容易！更何況是一個獨力帶著孩子的婦人？

每天午膳時間有半小時，員工各自帶備午餐，在休息室用膳。同鄉「圍爐」坐席是理所當然。我和太太並非標奇立異，只是感到六、七個香港人圍在一張小圓桌，未免過於侷促。隔鄰桌子有較大空間，更闊的視野，可以看看周遭的人。我們聽不懂波蘭語，但能看見：為何母子兩人不吃午餐？另一個女士，為何只站在門外抽煙而不吃飯？「眼到、口到、心到」。太太看見了，就去關心問候，之後每逢少年人上班的日子，她就多預備一份午餐，少年人欣然接受，我們也感到欣喜。人在他鄉，被接納、被關心比一切都更有力量。語言不通卻不能阻礙關係的互動。

若說上帝是偏心的話，大抵祂就是偏向受困、受壓、孤苦、無依的一邊：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二十四20）

「向寄居的和孤兒寡婦屈枉正直的，必受咒詛！」（申二十七19）

「無倚無靠的人把 自己 交託你；你向來是幫助孤兒的。」（詩十14）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 扶持孤兒和寡婦， 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詩一四六9）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27）

明光社自2020年開始服侍基層家庭，那時正值疫情嚴峻之時，估不到短短三年，我們已服侍超過600戶劏房及基層家庭。回想當年，當大家知道我們有感動在疫情之中服侍有需要的家庭，來自四方八面的物資、奉獻便齊集在明光社，等待向有需要的劏房戶派發，我們的會議室頓時變成了倉庫，為基層及時送上溫暖。

教育可以幫助脫貧及擺脫跨代貧窮，故舉辦各類補習班、興趣班，基層家庭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而失去課外學習的機會。此外，我們又與基層家庭一起戶外參觀、提供訓練機會等，基層的學童居住在狹小的空間，欠缺自信、眼界，我們希望能提高他們的閱歷及抗逆能力，透過親子的戶外活動，也能幫助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

然而，我們所作的，並不只為填補他們物質的需要，這是短暫的補充劑。要他們擁有正向價值觀的人生，轉化他們的生命，我們希望最終他們能獲得心靈的富足，認識上帝，親自與祂建立關係，故此舉辦的活動，大部份都會與教會合作，期望我們的資源加上教會的牧養，可以讓他們感受耶穌基督的愛，決志信主，投入教會生活。在這數個月，我們分別與五間教會合作，安排劏房戶在居住附近的教會參加英文課程，我們負責策劃、提供一些資源，教會則負責牧養。其中一間教會，在課堂完成後，弟兄姐妹在開會後決定擔起服侍劏房戶的使命，讓這些家庭繼續留下，繼續被支援、牧養。在功成身退之時，感恩這班劏房戶可以繼續留給教會牧養、教導、關顧。這次的合作，不單幫助劏房家庭，更加喚起了部份教會關心基層服侍的心及燃起他們宣教的火熱，實在感恩。

劏房戶、基層家庭的需要及困難不會因為疫情的緩和而消失或減少，我們一直希望透過種種的途徑喚起社會的關注，盼望更多有心人能加入我們的行列，與基層家庭同行。然而，疫情過後，捐贈及奉獻逐漸減少，現時我們的劏房戶事工餘下的經費，只能維持大概六個月，若果再沒有新的捐贈來源，劏房戶的服侍將受到影響。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明光社於2023年11月舉辦了「認識青年人的精神健康」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玉麟來為大家剖析青年人的精神健康問題。

陳玉麟醫生表示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因為自殺不是剎那間的行為，而是非單一原因促成的過程，但很多時自殺都與精神健康有關，因此如能加倍留意年青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早找出面對這方面問題的年青人，便能及早提供治療。

情緒病有異於一般的疾病，病徵可能不明顯，不過有些患者會有較明顯的生理症狀，如心翳、肚痛等，這都是受情緒影響導致。陳醫生指出若能察覺出情緒病的早期徵兆，如性格顯著改變、情緒波動、對人對事都失去興趣、出現自殘行為等情況，及早介入跟進，可減低當事人因情緒病對其家庭、學習、工作及感情等生活範疇的影響，並減低自殺風險。

而在眾多情緒病中，抑鬱症是特別需要關注的。陳醫生指，人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抑鬱症的情緒低落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患者心情煩躁，逃避正常的社交生活，拒絕將困擾自己的事向人分享，腦海裡不停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失去對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陳醫生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朋友都不會主動見醫生，所以如果察覺到身邊有人出現抑鬱症的徵狀，便要鼓勵他們見醫生接受合適的治療。

陳醫生慨嘆今天的年青人面對很多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移民潮亦令他們倍感孤單，社會欠缺上流機會令他們看不到出路，社會和家庭環境往往令他們感到壓抑、焦慮、被否定、被遺棄。

成年人不能幫助年青人解決一連串的問題，但可以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以增強他們面對壓力的能力。陳醫生指出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很重要，除提供身體上的照顧外，也要好好照顧年青人的心理需要，肯定他們的能力，培育他們的自尊心，也要培養其社交技巧能力，以便他們建立足夠的朋輩支持。而今日香港社會撕裂的情況很嚴重，如能讓年青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一個家庭或團體，總有人在身邊支援他們，便可以透過建立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心理韌性。

誠邀大家點按以下連結，收看陳醫生的足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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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我們愛弟兄，不要在言語和舌頭上，而要在行動和真理上。（約翰壹書3:18《環球聖經譯本》）

「劇場」不單有其藝術的可觀性，也可讓人參與其中，讓個人或特定群體聚在一起，實務地成為可供人介入，提供溝通、發展、賦權與表達等方式的平台；帶有教育及讓參與者「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功能；可以稱這類劇場為「應用劇場」。筆者剛修畢香港演藝學院戲劇藝術碩士課程，於學習戲劇教育的過程中，認識及參與製作過一些應用劇場。希望藉此文章分享及介紹部分應用劇場的特點，並提供實例，讓更多人將「應用戲劇」變成交流、體驗及生命教育的工具。

相信不少人把「戲劇」理解為「演戲」，即是在電視、電影及舞台才發生的虛構故事，似乎和我們日常的生活有某程度上的距離。所謂「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生命中有不少故事充滿戲劇性；而聖經也有很多故事、場景，教導人應用於現代生活中，也絶不過時。

打破「第四面牆」

在傳統劇場中，演員於台上鏡框式三面舞台中演釋故事，他們要假裝沒看見前面的觀眾，而觀眾亦只能觀看台上發生的事，不能介入或改變。若觀眾能打破隔著觀眾與舞台演員中間的「牆」，走入故事面對困境，有機會作反思、行動及回應；甚至可嘗試改變劇中一些狀況或給予援手，相信其體驗和感受也不同。如能互相分享及聆聽，「戲劇」不再只是娛樂、要觀眾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一種手法，可被應用，成為群眾參與及互動學習的場景，是用作交流經驗及結合群眾智慧的地方。觀眾不再只是觀眾，可以成為參與者，被賦權發聲，有空間去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過，「應用劇場」這名稱只是一把大傘子，在它之下有很多不同的劇場形式，如一人一故事劇場、論壇劇場、過程劇、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還有許多許多不同的形式。以下和大家分享一些在香港已經於社區、教會及學校被應用的劇種，大家日後可以多加留意及參與。

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不少應用劇場佈景相當輕便，在社區中隨便搭起簡單設置，就可成為劇場；街坊到來坐下，就可參與其中，「一人一故事劇場」就是其中之一。只要有幾張椅子、一些顏色布匹及簡單的樂器，加入一群善於聆聽及即興的演員，就能組成團隊演出一人一故事劇場。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大多有特定主題，主持人會邀請觀眾分享自己對該「主題」的感受，以至一些相關的故事，演員們及樂師會即興演出分享者的感受或故事，當禮物送給他們。當觀眾分享及聆聽，慢慢便形成互相尊重及接納的氛圍，連繫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和情感。有不少人認為自己的故事能立即被演員演繹出來，感到相當奇妙，有被人理解及被安慰之感；所以一人一故事劇場深受喜愛。有基督教團體提供了一人一故事劇場訓練，培訓演員服事社區。他們最近於觀塘海濱公園演出，筆者有幸成為當中一員，聆聽觀眾分享的故事。

論壇劇場(Forum Theatre)──劇場可以用作討論的平台，論壇劇場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它是「被壓迫者劇場」的其中一種形式。由演員在研究被壓迫者的處境後演出或由被壓迫者親自演繹，呈現他們面對的困境。

這劇場特別之處是觀看的參與者不單是觀眾，而是「觀演員」(Spect-actors)：既是事件的「觀察者」，透過丑客(Joker)的帶領，一起討論幫助劇中主角改善現況的策略，並有機會走入舞台成為「演員」。當劇情重演時，觀演員於舞台中可替代劇中人介入，嘗試改善困境，並繼續討論各種策略的效用；結合群眾智慧，團結地為主角改變困境。有參與者表示論壇劇場是新穎的討論方式，在參與介入過後，更能增添同理心。就算未能完全改變事情，以行動去幫助，總比沒有行動好。論壇劇場亦可以稱為改變困難的「預演」。

過程劇(Process Drama)──這是基於一個前文本(Pretext)，以一篇新聞、一部電影或一本小說作起點，再細心設計一個讓參與者一起經歷故事過程的框架，讓他們個人或與小組一起即興創作，並發掘事件未知的部分，從中體會故事裡不同角色的感受，以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事件。由於它能使參與者不斷轉換角色經歷事件，可增強參與者的同理心。曾有戲劇教育團體於香港推行「酷凌行動」(Cooling Conflict)，過程劇就被用作改善校園欺凌的教學手法之一，將它與論壇劇場互相配合，提高學生對同學間的衝突的覺察，在欺凌事件發生前，先主動作出緩和行動，改善校園氣氛。

劇場可以在任何地方

應用劇場中的劇場，不一定在劇院的舞台，可以在任何讓人體驗到更多的地方，也可以在讓人發聲、能被人看見、讓生命交流的地方。而編作劇場、口述歷史劇場、人種誌劇等形式則是收集參與者對生命的疑問或關注群體(如長者、少數族裔等)的經歷或生活點滴，經過一段追尋、探索及資料搜集的時間，再經過分類、篩選及藝術處理來呈現給觀眾欣賞。重點是演出者不一定有很高造詣，長者、弱勢社群都可以被賦權去演繹自己的故事。

以下為部份實用參考書，讓有興趣的朋友繼續鑽研，了解更多：

1. 李俊亮與黃婉萍（2017）。《劇場的用家》。香港：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有限公司。
2. 舒志義（2012）。 《應該用戲劇 : 戲劇的理論與教育實踐 》。香港：香港公開大學出版社。
3. 林玫君與歐怡雯（譯）（2007）。《酷凌行動 : 應用戲劇手法處理校園霸凌和衝突》（原作者：John O’Toole，Bruce Burton & Anna Plunkett）。台灣：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原作出版年：2005）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從來都是現今世代普遍人所談及的真實且寫實的論調。若然在公開場合指出，這是一個「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相信大概不會有人質疑這句說話，它像是一個從古至今都不曾改變的道理。如果以現今的處境來說，就是人若不突顯自己的特點，不努力爭取，必然無法再在社會上立足，因為若要生存，就必須與他人競爭。而「躺平主義」的出現，就像開拓了另一個生存的面向，讓人反其道而行，躺平者像在宣告：「社會講求競爭？我偏不競爭；社會講求努力向上？我偏喜歡躺臥。」這意味著社會主流價值如何，躺平者便往相反方向前行，這也解釋了「異世界」動漫其中一個存在的價值，以及它為何會廣受歡迎（詳參本書第26頁，〈從讓人得釋放的「異世界」看世界〉一文）。

說實話，「躺平主義」是有其吸引之處，因為當一個人在社會中打滾愈久，就會愈勞累，每天過著上班下班的生活，為了生存而努力，可是努力又不一定能獲得相應的回報，當要生兒育女時，又不得不買房買車，這樣，需要供款的項目也會增加，肩頭的擔子又會加重。若然放棄這一切，回復一個甚麼競爭也不作的生活，就得過另一種生活，不過這可能也是不少香港「打工仔」的夢想，畢竟不少人都想創造無限的被動收入，或是提早退休。有人選擇這樣的生活，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純粹因為懶惰才令人想放棄這一切呢？有關躺平的主要論述，當中與哲學家韓炳哲在其著作《倦怠社會》中提出的一些想法相似：就是人在不斷催促自己在功績上努力，到頭來便形成了資本主義新的剝削方式，不再是資本家剝削勞動者，而是勞動者自我剝削。[1] 這種形式讓勞動者不斷地說「我能夠做到」，不斷要求自己「我要比其他人強」，掉進內捲文化（白熱化內鬥、非理性的內部競爭）、「996」（朝9晚9，一星期六天上班）的泥沼中，從而陷入無止境的倦怠。這似乎不關乎懶惰與否，而是厭倦了不斷競爭的生存方式。

這是一條處境題……
讓我們先了解「躺平主義」的興起緣由，即是它在甚麼背景下冒起來，因為它不可能憑空出現。其實「躺平」一詞早在2011年已經出現在百度貼吧的「反婚吧」專欄，當中有些內容便已經提倡不婚主義。2016年，追星的粉絲圈子也流行「躺平任嘲」一詞，意思是一些粉絲無力負擔追星的相關費用或時間，只能任其他粉絲嘲笑。在2021年，內地一個名為「網易」的論壇有網民討論到一宗貨車司機因被罰款扣車而自殺的事件，引發大量網民激烈的爭辯，討論亦昇華到對「脫貧成功」、「小康社會」宣傳的批評，因為大部份人都無法從政策中得益，生活水平亦無顯著提升，這些宣傳的口號亦無法代表他們。[2]

從2021年起，內地社交平台，如微博、抖音、知乎等等充斥著有關「躺平」的帖文，其中微博出現過一項調查：「你如何看待躺平？」，這項投票活動中，有67,000人選擇「我累了，堅決躺平」，只有11,000人選擇「衝，絕不能躺」。百度貼吧「躺平吧」也累計了近53萬跟帖，不過，頁面現在已經無法瀏覽。[3] 後來，中國官方媒體對「躺平」表示擔憂，甚至提出譴責。報章《光明日報》有文章指「躺平族」會對經濟發展不利，社會需要青年帶來「創造性貢獻」；《南方日報》指「躺平」可恥，不但不正義，更沒有任何價值；《中國科學報》指出「躺平」是極度不負責任的態度，不但對不起父母，還對不起納稅人。[4] 如果只是想制止「躺平」，便無法了解年輕人在社會真實面對的問題。

香港學生面對的激烈競爭
那麼，香港的處境又如何？香港的年輕人有被「躺平」現象所影響嗎？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同樣需要先了解香港的制度會否造就「內捲」現象，從而讓人需要逃離競爭與內鬥。

從教育制度上看，香港的情況一直以來都備受批評，被指是填鴨式教育，也沒有理想的升學途徑，學生們往往只能在學業成績上競爭，難以發展個人潛能。從殖民時期開始，香港無疑是實行精英主義，過往升不到大學十分「正常」，但如今大學畢業生已不像昔日那麼「矜貴」，這反倒令無法取得學士學位的人似乎更不獲社會認可。學生之間的競爭很激烈，而學術成績仍然是學生唯一的奮鬥目標，也形成了一種在補習社尋找「補習名師」的氛圍。[5] 特區政府曾表示，有超過五成學生能夠入讀高等院校，不過這個數字被指是將副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學額計算在其中。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文指出，只有約三成多學生可升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若然同時計算副學士和高級文憑的學額，實有「谷數」之嫌，而三成多學生入讀本地認可的學士課程，數字遠低於很多成熟經濟體的六成入學率。[6] 只有三成多學生能夠考到本地認可學士學位，其實也代表有六成多學生慘遭淘汰。大學生一詞對於香港學生來說，可能已不再與學術有關，更多的是想要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成就感。

香港的教育制度不只讓人難以向上流，同時加劇了「內捲」的現象。雖然這場激烈的競爭遠遠不及內地如清華大學的學生，連在踏單車時都在操作電腦，或為了成績超越他人，將原本5,000字便足夠的功課，寫到8,000至10,000字，[7] 不過，香港學生的狀況也值得關注，許多香港中學生的願望是能夠考進大學，但近年來的大學畢業生數目增多，而「搶人才」政策也吸引了許多內地生來到香港爭奪學位，間接讓香港學生的深造之路再添障礙，學歷貶值的同時，又需要爭奪學位。[8] 這種「內捲」現象都不禁讓人選擇躺平的道路。

競爭令人累
在工作上，如不是從事護理或教育方面的工作，大學畢業生的平均起薪點都在20,000元或以下。[9] 有網民在「連登」討論區以「當屋企人問你唔返工唔悶咩」為題發帖文，發文者指自己23歲，大學畢業一年，先後做過兩份全職工作，但因為薪金低，工作量太大而轉為兼職。他問網民這樣做是否有問題，雖然薪金低一半，但自己的時間可以更加彈性，自己也有一些積蓄，生活也不太拮据。當家人問他無聊與否時，他想到可以睡覺至自然醒、煮飯、看電影、做運動，多了很多自己的時間，實在不會覺得無聊。[10] 筆者亦問過一個剛剛上大學的友人為何選擇躺平，他認為這樣做可以有更多的「me time」（屬於自己的時間），雖然他還未投身社會，仍然在學，但他和先前那位剛畢業的網民都有相同的想法，想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也許對他們而言，若然人生只有工作或學習，同時又要不斷與他人競爭，會令他們覺得失去了自己。

最後，當我們思想到香港的工作模式與教育制度產生的問題，也不難理解有人會選擇躺平的生活。香港青年早在小學要爭奪高banding（所屬成績派位組別）的中學；中三時要與人競爭選修科，若然被分配到沒有興趣的科目，只能減掉一科或在沒有興趣的科目中再「過渡」三年；到中六時，需要與人競爭大學學位，同時有些讀書不太有天份的人是註定要「陪跑」；有幸大學畢業，卻因學歷貶值，起薪點低，深造時卻又要與內地生一同爭奪碩士學位；就算找到一份安穩的工作，每天的時間只有小部份是屬於自己的，生活只剩下工作；到真的考慮「低動力」生活，但也需要有本錢躺平，沒有本錢，連想躺平這個選項也沒有。一位香港學生的成長，是需要通過重重的競爭，這種勞累實在不難想像，它不但會讓人想躺平過活，甚至可能令人無法尋找人生的意義，所以有人會選擇躺平、半躺平或斜槓的方式來生活。年輕人面對最真實的社會問題，要改變的，或許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政策和教育制度。

提起精神病，一般人都會有所排斥，對於精神病患者或多或少帶點歧視、避之則吉；加上，早前社會發生過精神病患者斬人事件及一些倫常慘劇，令人們對精神病的誤解愈來愈深。有見及此，明光社在2023年7月20日以「精神病解密」為題舉辦了一場網上講座，希望透過訪問東區醫院精神科鍾沛然醫生及香港心理衞生會首席企業培訓顧問黃廷儼先生向大眾講解精神病，為精神病解密。

可治癒的精神病
《聖經》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只要心存喜樂確實可以醫治很多疾病。鍾醫生在講座中明言精神病其實並不可怕，只要透過藥物及親友的支持，常存喜樂的心，便可以痊癒。他引述資料稱：「全球有三分一人會在有生之年患上精神病、有1億2千萬人患上抑鬱症、有2,400萬人患上思覺失調。單是在香港，估計便有60萬人患上抑鬱症，而每年有700個患上思覺失調的新病人及每10萬人便會有14人自殺，可見精神病在香港十分普遍。」他續稱，精神病可以是先天，也可以是後天形成，人的情緒是受到超過十種遺傳基因影響，某種血清素遺傳（如血清張力素轉運子基因，簡稱5-HTT）會影響人患上精神病的風險。遺傳的因素會影響血清素、多巴胺、皮質醇的分泌，令部份人有較高風險患上精神病，而外在的壓力、身體的疾病如中風影響了腦部、濫用藥物等都是後天因素引發精神病的主要原因。

要以同理心了解病患者
精神病泛指抑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腦退化症、自閉症、過度活躍症、讀寫障礙症、智力缺陷等。若發現身邊的人，持續兩星期以上經常性的情緒低落，過份悲觀及自責，並對自己失去信心，有自殺及失眠的傾向，他有可能患上抑鬱症。要察覺家人有沒有精神病，可以留意他們生活的改變、情緒改變、怪異及危險行為等，如自言自語、經常去海邊。此外，他們亦有可能顯出長期表現疲累、拒絕社交、封閉自己及有很多奇怪的想法。在這樣的情況下，家人應鼓勵及勸導他們看醫生。當然，在中國人的傳統上，對「精神病」這個名稱並不太接納，令人聯想到傻、黐線等負面的字眼，引致病患者諱疾忌醫。面對精神病患者，我們應以中國文化的思維去了解他們，動之以情，從關心入手，避免責備，以致他們會更遠離我們。我們要有同理心，嘗試從病患者的感受及恐懼入手，去了解、明白他們，同時家人亦可以主動尋找專業人士的幫助。

精神病患者很少有暴力傾向
大多數人都關心精神病患者是否都有暴力傾向。鍾醫生稱，妄想症與思覺失調都跟暴力沒有關聯。根據2021年在醫學期刊《美國醫學會雜誌——精神病學》（JAMA Psychiatry）發佈的研究顯示，患上妄想症或思覺失調，確實會增加暴力的風險，但總括來說，風險只比一般人有輕微增加。根據臨床經驗，患上妄想症或思覺失調的病人，大部份都是沒有暴力傾向的，所以我們千萬不要標籤這些人，影響他們求醫的動力。若他們有濫藥、酗酒、反社會人格、曾有暴力行為、嚴重幻聽和幻覺病徵，例如堅信被人迫害，這時我們便要十分警覺，家人要立即帶他去治療，嚴重的患者更需要強迫治療，但這些只是佔精神病患者中很少的數目。

嚴重者可去急症室
鍾醫生強調，很多精神病患者，只要及早求醫，定時服藥，病情是會很快康復的。如果有初期的病徵，應該盡快找精神科專科醫生評估，以免延誤治療。其實，社會上都有很多途徑讓患者獲取支援，例如一些社福機構、輔導中心等都有提供協助。此外，病人可以到醫管局屬下的醫院，非緊急的病人可能要等超過一年的時間，在等待的日子，若他們有需要，他們可以到私家精神科醫生、家庭醫生、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或者約見輔導員求助，而非常緊急者則可即時到急症室求診。

身為基督徒的鍾醫生總結稱，無論藥物、心理治療，信仰等都可以幫助病情，而外國有數據指祈禱、讀《聖經》有助紓緩精神病的徵狀及困擾。人生會面對不同的事，面對苦難時要有盼望，就如《聖經》約翰福音十六章33節所說：「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要有勇氣，我已經勝過世界。」（和修版）

正面的說話技巧
黃廷儼先生講解到精神健康急救的重要性。他稱，當家人遇到精神問題，但又未能找到專業人士，我們便要進行首要介入的工作。他舉例稱，若家人出現幻覺，不要質疑他們，由於他們的腦中傳遞物質出現問題，而影響了感覺，並產生幻覺、幻聽。在他們來說，它們是真實的，故此，不需要與病患者爭論，他建議學習回應的技巧，例如說：「我聽不到，但我信你聽到。」我們要給他們正面的回應，不要嘲笑，不尊重他們。此外，在介入時也要理解對方的心情，並認同對方的感受，如對方不願意看醫生，可以用其他原因來勸導，如「你常睡不到，總會有些原因，不如先去看醫生檢查一下。」、「你這陣子瘦了，胃口不好，先看醫生處理這些問題。」從他的經驗，精神病患者不比其他人暴力，故此我們要向他們顯示出接納與關懷的態度，若問他們：「食了藥未？看了醫生未？」這些都顯示出不友善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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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如受情緒困擾，可透過由香港心理衞生會推出的「輔負得正2.0」手機應用程式接受專業社工的線上輔導，如使用Android系統的手機，請到Google Play，如使用iOS系統的手機，請到App Store，搜尋「輔負得正2.0」就可以下載。

醫管局精神健康專線，讓市民查詢精神病及相關治療的支援，電話：2466 7350

鍾沛然醫生的facebook及Instagram，內含豐富的精神健康資料，歡迎瀏覽：

https://www.facebook.com/DrJosephChung

https://www.instagram.com/ipt_psychiatrist_hk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在今年首半年，在不同基金的贊助下，明光社服侍的基層家庭成員，參加了不少有趣的活動，我們選了以下幾個與大家分享：

活動一：非洲音樂之旅

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裡，你認識多少位非華裔的朋友？藉著機構義遊的安排，我們認識了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來自非洲的Mutanga先生。他本身是逃難來港的難民，現在是金融分析師。他成立了香港非洲中心，讓家長和孩子透過認識非洲的音樂與舞蹈，及品嚐非洲食品，體驗不同的非洲風土人情。Mutanga在活動中向參加者介紹非洲鼓djembe的玩法，以及傳遞信號的方法，他又鼓勵參加者創作屬於自己的訊息。能夠與來自非洲的朋友互相認識，有助減少因文化差異而引起的衝突，並且從中學習互相尊重，真是一次聽覺、味覺、感覺美好的體驗。

活動二：走進小聯合國——重慶大廈

印度裔的導遊哥哥，說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帶著一幫孩子與家長，深入重慶大廈的各層店舖，拜訪各家有趣的商舖，還容讓大家試飲試食（有印度拉茶、mango lassi、tandoori tikka），真是一次多元文化交流之旅，讓大家大開眼界。你知道嗎？原來重慶大廈内有一家已經經營了三代、香港人開的士多，真想不到啊！

活動三：看見失明

在國際十字路會的安排下，家長及小孩在活動中認識及體會盲人的世界：凸字的認字及寫字的系統、盲人乒乓球、落後地區的盲人所面對的困境……他們還體驗了在完全黑暗的情況下，走進模擬非洲落後村莊的環境，實實在在經歷了一次沒有視力的恐懼與震撼，這都令他們非常難忘！其實，同理心可以是這樣煉成的。

活動四：營營地

機構醫護行者為參加活動的家長、孩子設計了一系列活動，包括到超級市場學習看標籤，讓他們認識吃甚麼、怎樣吃才算吃得好，吃得精明，吃得健康。除了聽講解，他們還有機會親手做營養豐富又味道可口的三文治，過程簡單容易又有趣。有家長很高興的表示，孩子在家都不願吃蔬菜及牛油果，在這次的活動中卻吃了不少，以後在家裡她也會照樣製作，讓孩子多吃蔬果。

活動五：鳳園文化生態導賞團

你知道香港這個小小的地方有多少蝴蝶的品種嗎？香港的蝴蝶有甚麼特別？環保協進會的導賞員在活動中向家長和孩子介紹香港各種蝴蝶的生態及各動植物的特色、鳳園蝴蝶保育區的文化歷史、保育自然生態的意義，讓參加者了解到香港生態的特色及面對的威脅。是次活動加深了參加者對香港生態的認識，又引發了他們的興趣，有助培養保育生態的正面態度及行動。

活動六：沙畫親子工作坊

明光社邀請了著名沙畫師Edith開辦了三場親子沙畫工作坊，讓四十多位家長及孩子透過製作沙畫，學習自我保護的訊息。參加工作坊的家長和孩子全都是第一次接觸沙畫藝術，但卻在短短的三小時内，繪畫出一幅又一幅有趣的作品，真是創意藏不住啊！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被遺忘，從自己最後一位親人去世，只剩下自己一個時，他們的存在價值彷彿被抹去，因為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住在哪裡，他們的名字是甚麼，然後他們就獨自孤伶伶地死去。人被拋進世界之中，活在一個充滿不同群體、不同身份的世界，故此，在解釋一個人的存在時，無法不提及其所屬群體、關係。當一個人的身份被遺忘，無法再用任何群體、關係去解釋其存在時，他就如消失在塵世之中，或許就只有上帝仍然知道他們的名字。

說起記憶和遺忘，不得不提及美國神經科學家David Eagleman在他的著作《死後四十種生活》中，一句很著名的說話：

「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當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當你下葬，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他們宣告，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你從人際關係網裡消逝，你悄然離去。而第三次死亡，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於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1]

簡單一點來說，一個人真真正正的死亡，便是再沒有任何人記得其存在，但人是否必然會依照上述次序經歷三次死亡呢？

你的名字是？

事實上，所謂記得一個人，都不能夠離開他的名字。名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人對自己的認同以及提醒自己是誰的記號。若失去了名字，或許會令人經歷有如死亡的感覺。自古以來，人們對選取名字都非常講究，中國傳統便喜歡取一個「旺」、「吉利」的名字，他們相信命運的走向，取決於名字的選取。在《聖經》中，上帝亦賦予了名字有其獨特的意義，祂曾經將亞伯蘭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

在著名異世界動漫《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中，就有很明顯關於名字的描述，主角到了異世界，就發現許多不同種族的人本身都沒有名字，而主角一一為他們取名後，他們便進化了變得更加強大，他們開始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為了甚麼而活；又如在經典動畫電影《千與千尋》之中，主角若記不起自己的名字是千尋，就會永遠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名字，就是身份的認同，也是確認自己存在的最有力證據。最後在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之中，名字也是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及敘述重點。電影的男女主角因時空交錯而認識對方，兩人活在不同的時空裡，當女主角的生命在其時間終結時，男主角便逐漸忘記她的名字，因為她的時間已經終止，已經不復存在。惟有在男主角喝了女主角製作的口嚼酒以後，才記起她的名字，才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甚至令時間逆轉。

可能讀者會認為，談論了一大段有關名字與存在的意義，到底想說些甚麼呢？其實這裡想帶出的訊息非常簡單，就是名字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當名字與一個人的存在意義有關聯時，可在現實的處境中，帶給我們一些有關名字的反思。

名字與社會關懷

在建立關係上，無可否認，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種禮貌的表現。若果認識了一個人，三番四次跟對方見面時，都無法記住別人的名字，除了會引發尷尬場面，也會令對方覺得不被重視，覺得你「無禮貌」。

人生來渴望被認同、渴望被記住，所以有些人，也會很在意別人是否記得自己的名字。筆者試過去某間中學帶領同學之間的小組分享，活動是每兩個月一次，而第一次去到學校時，大家都有自我介紹，當然我也非常努力去記住他們的名字。在兩個月後，第二次與組員相聚之時，有一位同學刻意問我記不記得他叫甚麼名字，令我更明白有些人其實很在意別人是否記住他們的名字。故此，記住別人的名字，不單是禮貌上的功夫，亦可以是一種關懷；當對方知道自己被記住時，他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獲得了肯定。

而近來，因為受疫情影響的關係，令許多原本獨居的人士，失去外出娛樂的機會，他們被困在家中，無人知道他們的情況，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問題，就是孤獨死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在美國，有47%的65歲以上長者因受疫情、退休及喪偶的因素影響而感到孤獨。至於經常使用社交媒體而甚少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年輕人，也有研究指在他們中間感到孤獨的人也不少。[2]

究竟孤獨死是甚麼呢？孤獨死是一個社會現象，指一個人獨居，與家人或親戚長期隔絕，他們因自殺或疾病而死亡，在死後多日，甚至是因其住所傳出臭味以後才被發現已離世。[3] 這個現象自1970年代以後在日本社會出現，而在韓國，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孤獨死也成為了韓國必須正視的社會現象，參照韓國政府公佈的數字，2017至2021年這五年間，男性孤獨死的人數每年都是女性的四倍以上。[4]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獨死已經不限於在老年人中間才出現，它亦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在韓國其中一宗令人震撼的孤獨死事件，就是一名28歲女性在家中獨自死去，其遺體倒臥在母親的遺照旁，但她的家仍然非常整潔，只因生活困難，身兼兩職的她仍舊承擔不了房租等等的雜費。[5]

許多地方都有孤獨死這個社會現象，當然香港也不例外。兩年前播出的一集《星期日檔案》便訪問了數位孤獨老人，他們都指出，晚年時伴侶的離世，子女的成家立室，都令孤獨感隨之而來。他們有的早已與子女長時間失去聯絡，並且身患重病，加上疫情的關係，終日臥在床上，他們擔心死後無人為自己辦葬禮；有的獨自一人，縱然閒時會有家人購買日用品來探望自己，但心靈中的孤獨感也無法消解，需要依靠電視機發出的聲音來掩蓋孤獨感，像是有人陪伴一樣。[6] 當一個人無人陪伴左右，並且年老及體弱多病，都會削弱他的求生意志，令他難以繼續對抗病魔。

節目最後提到，在羅湖管制站旁邊的一個墓園中，豎立著一堆堆只寫上了數字的墓碑，而這些墓碑正正代表了一些人，他們死後沒有人為他們料理身後事，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是一早被遺忘的生命，他們獨自離開了世界。而從事殯儀業的伍桂麟在節目中指出，其實獨居老人的孤獨感，來自於將來離開世界後，沒有人再記得自己的這種感覺。[7] 當墓碑上只有一堆數字而非名字，沒有人記得那些孤獨的人的名字，或許從與世界隔絕的瞬間，他們便已經消失於塵世之中。故此，作為子女，父母若已經年紀老邁，應該對他們更多關心，時常探望他們，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記得他們，記得他們的名字。

心目中重要的人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會令人感覺到失落，因為自己視對方十分重要，但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但也並非沒有可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情況是不可抗力的，且令人更加難過——也就是當照顧者需要照顧一些患上腦退化的親人時，就如在照顧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筆者也有一個年紀老邁的親人需要照顧，在照顧她的時候，她一度問起筆者的名字，那時頓感莫名其妙的失落，因為她不是刻意忘記自己，而是腦退化讓筆者逐漸在她記憶中消失。

名字非常重要，它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具體地存在於世上，一個人的名字不再存在，無人記起，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David Eagleman提出的三個階段，理論上沒有錯，但現實的處境，有許多的人孤獨地，未經過生理上的死亡、下葬，但整個社會和宇宙已經全然與他們無關，他們直達第三層次的死亡，甚至我們在照顧一些已經不認得自己的親人時，也在經歷類似第三層次的死亡。或許，為了讓人不感到孤單、不被遺忘，適時呼喚一下對方的名字，恰好可以讓人經歷一趟出死入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