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分辨也就學會生存

有圖不等如有真相，在深偽技術愈來愈高超的年代，我們已明白就算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因此，要建立信任就必須先由了解開始，並且要有批判的思維，無論消息和資料的來源是官方、是媒體，無論觀念是來自主流社會、或是傳統文化，都不能夠無條件照單全收，否則很容易便會墮入以訛傳訛、以偏概全、或者自以為是的盲點。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大家懷疑一切，對甚麼人和事都毫不信任，而是想強調要尋求真相就要願意花時間、下功夫，不要先入為主。

在當前的社會氣氛，面對一些敏感的議題，無論是新聞的真偽（特別是與政府有關的）、性別議題、性教育、墮胎、喪偶之後應否再娶、甚或何謂正邪、何謂夢境、何謂真實等等，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可能有極大的差異，而且他們往往很容易受一些有既定立場的社交媒體刺激情緒的手法影響，稍不留神便會被牽著鼻子走，陷入對立的關係。雖然作為一個信徒或有堅定價值觀的市民，都會持守一些重要的信念，不過，很多事都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中間仍有很多灰色地帶，甚或是彼此之間仍有共同或相似的理念，當我們加深了認識、減少了誤解，說不定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有了基本的信任，才能為求同存異邁出一步。

一生的座右銘

在年紀很小的時候，筆者讀過孟子在《孟子． 盡心下》的這段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武成」是《尚書》的一篇，這篇文章記載了周武王在牧野之戰中戰勝商紂王的過程及其後的一些事跡。孟子清楚地指出：如果完全相信《尚書》中的記載，那麼倒不如沒有這本書。他說自己只取《武成》其中二三個策略而已，這反映了孟子對資訊採取批判性的態度。從很早開始，「盡信書不如無書」已經成為了自己一生的座右銘。

華盛頓共識與光榮孤立

現在書籍已經再不是主要資訊來源，這句話也可以延伸為「盡信互聯網不如無互聯網」、「盡信社群媒體，則不如無社群媒體」。舉例說，某位在YouTube 每天都出片的網紅，有時候在評論歷史、時事的時候呈現了資訊不正確的「硬傷」。請讀者不要誤會，我絕對沒有意思去通過批評網紅來抬舉自己，所以，在這裡我索性不提名字。其實，我是帶著諒解的態度去說這番話的。當網紅每天都要出片的時候，這情況就好像從前專欄作家每天都要在一份、甚至幾份報章發表文章，在極短時間內預備資料和查證，這當然是非常有挑戰性，況且，演說不同寫文章，出現口誤是在所難免的。但無論如何，有些錯誤的資訊是仍然需要指出來的。

一位網紅先後在兩個節目中指出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後提倡「華盛頓共識」，其實，這個名詞是在1989年由經濟學家約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提出來的，這些強調市場經濟的改革主要是為了應對拉丁美洲的經濟動盪和債務危機，這些政策都是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等機構的配合而施行。後來華盛頓共識與私有化和減少政府對國家經濟控制的政策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針對在1990 年代前共產主義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型。

這位網紅又提及美國在二次大戰之前奉行「光榮孤立」，事實上，「光榮孤立」是指19世紀末英國的外交政策，當時英國是海上霸王，再加上英國是島國，海洋成為了天然屏障，故此英國認為自身沒有必要和任何歐陸國家建成永久的軍事同盟，英國亦不願意介入歐陸事務，「光榮孤立」與美國沒有關係。

追求思想穩妥是自然傾向

儘管社群媒體資訊的可靠性並不高，然而，根據Statistia的統計數字，社群媒體現已成為全球最普遍採用的新聞來源之一，其普及程度已經超過了廣播、印刷新聞出版物、部落格和口碑。2020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印度，超過80%的16歲至70歲受訪者將社群網絡作為主要新聞管道，阿根廷和澳洲的比例則接近60%，巴西的比例甚至高達71%。此外，2022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30歲以下的成年人信任傳統新聞媒體和信任社群媒體資訊的程度幾乎是等量齊觀。

身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況是令人擔憂和沮喪的。一般來說，大學教授都要求學生在功課或者論文裡面加入注釋或者參考書目，而且不會容許學生將網站或其他非學術性資料放入參考書目裡面，這種訓練之目的是希望學生能夠分辨出資訊的質素，培養出下判斷時要抱著有根有據的精神。無奈，離開課堂之後，一切都打回原形。

不過，再一次，我是以諒解的態度去說出這番話的，因為這就是人性的自然傾向。現在人們對社交媒體趨之若鶩，甚至以網紅為偶像，但這情況在社交媒體興起之前亦發生過，例如中國大陸曾經出現了一批紅透半邊天的學術明星，包括了于丹、余秋雨、易中天，即使他們的著作充滿錯漏，但很多粉絲對他們的說話仍然深信不疑。

然而，我無意以高人一等的態度去審視這現象，在文章開首我提過自己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為座右銘，但曾幾何時，我亦因著尋求思想上的穩妥、心靈上的安舒而削減了批判性思維。筆者在香港信主，那時候香港有幾位結合學術與信仰的著名講員，其中一位鼓吹中國哲學與基督教信仰的匯通與轉化，另一位則強調科學與信仰不單只沒有衝突，而且現代科學印證了聖經。當我聽見這些話出自基督徒知識份子的口時，這彷彿是獲得了定心丸。不過，後來自己的知識逐漸增加，便知道這只是泡沫。無論是網紅、學術明星、基督教名講員……都能夠扮演著定海神針的角色，但這種追求安心的天然傾向，卻可能是令自己墮入思想峽谷的陷阱。

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令人們喜歡和信任社群媒體、網紅，但在這篇短文中我只能夠抓住一個重點去討論，請讀者容讓我掛一漏萬。最後，請你不要盡信我在文章中的每一句話。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互聯網發展至今，無可否認在傳播訊息、互動交流方面，它是十分有威力的工具。然而，當發佈者惡意地利用它去發佈虛假的資訊，而接收者又沒有戒心，未對訊息加以查證就相信，並於社交媒體分享時，這會令虛假資訊廣傳，並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具破壞力的言論

聯合國大會在2021年曾表示對「仇恨言論在世界範圍內呈指數級傳播和擴散」（“the exponential spread and proliferation of hate speech” around the world）的擔憂，議決了要打擊「歧視、仇外行為和仇恨言論」，並宣佈2022年6月18日為首個「打擊仇恨言論國際日」，[1] 而在2022年聯合國亦為此召集了一次非正式高級別會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就曾公開呼籲：「仇恨言論煽動暴力，破壞多樣性和社會凝聚力，威脅國際社會渴望加強團結的共同價值觀和原則。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助長仇恨言論，使其跨越國界傳播。在新冠疫情期間，針對少數群體仇恨言論的傳播進一步證明，許多社會極易受到仇恨言論所宣揚的污名化、歧視和陰謀的影響。」[2]

社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等……人們總會自行結集很多不同的群體，網絡就便利了各有不同喜好的網民，各自組成交流意見及觀點的平台，自行創作內容，並且在平台上發佈。因著社交媒體「演算法」的發展，它把社交媒體的用戶喜好計算出來，把他們喜歡看的內容推送給他們，也就慢慢令用戶一味接收單一立場訊息，這亦成為了人們缺乏機會接觸和接納多元意見內容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網民長時間待在社交媒體中，只接收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訊息，形成了「迴聲室效應」（echo chamber effect）。社交媒體的演算法依據用戶的偏好提供個人化新聞，造成更大的迴聲室效應。[3] 這令社會的意見走向兩極化，「非友即敵」的氣氛也容易形成。

異類容易遭圍攻

這種「同聲同氣」的氛圍，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一起不喜歡，而在「迴聲室」裡會比較容易出現對同一目標群起指責、謾罵或欺凌的情況。網絡上的欺凌者由於可以隱藏自己的真實身份，也可能因為本身與被欺凌者沒有真實地接觸過，他們或會因為誤信錯誤的資訊，而肆無忌憚地在網絡上羞辱別人。有別於昔日報刊上的猛烈抨擊文章，網上的一篇仇恨言論文章往往可以長久留存，更可被瘋傳，這對當事人的傷害可以是很大和很長久的。

為甚麼會有「仇恨言論」的出現？其一大可能是人們想抬高自己，再針對與「自己」不同的人給予負面的評價。因此，在種族、性別、性傾向、膚色、信仰、出身等不同的背景下，都有可能出現區分「自己人」與「他人」的情況，人們會透過文字、照片或符號來貶低與自己不同的人。而仇恨言論亦容易因個別的事件被推論到該人士所屬的群體，當事件進一步發酵，該族群就會被抹黑，若有人再加鹽加醋，事件就會在網上流傳，形成網絡上的「仇恨言論」。[4]

如上文所言，社交媒體中的「迴聲室」和「演算法」就是很好的養份去滋養這種「排外」的心態，人們亦樂於逗留其中，並且進一步令自己更少機會去接觸不同的聲音。那麼，我們可以如何對抗「仇恨言論」？其實「仇恨言論」是一種「斷言」，很多時都不是基於事實，只要我們客觀的從多角度去觀察事情，理性地找出理據（如歷史或數據分析等資料），就能反駁這些「斷言」。

別待在新聞孤島

如何能避免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斷言者」？我們要避免身處於「新聞孤島」中，即避免只從社交媒體中獲得極端、片段式的媒體內容，因為這些群體所傳的資訊，很可能早已經過篩選，刪除了一些「自己人」不喜歡的新聞來源和報道，就像剔除政治觀點不同的網友一樣，群體只是「一言堂」，說來說去都只是一些和應自己的言論。

就如聯合國所提及：無論是國家、公司、媒體、信仰領袖、教育工作者、文明社會中的行動者（actors of civil society）、仇恨言論的受害者、青少年或者是任何一個人，我們在道德上都有責任去反對、打擊仇恨言論。然而，我們在行動之先，首先要習慣小心辨別和查證資訊，亦要了解資訊的影響力，並擴闊自己的視野，以免我們在社交媒體及網絡上誤傳訊息。若凡事只認為自己才是對的，以自己的立場為先而不願意看其他的資訊，就容易在網絡上誤信流言，並出言傷害了別人也不自知。

資料庫

新冠疫情引爆仇恨言論

「2019冠狀病毒病不會理會我們是誰，我們住在哪裡、相信甚麼，或者有甚麼區別……然而大流行卻持續地引發仇恨、仇外、找代罪羔羊與散佈恐慌行為的海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0年5月曾公開表示，新冠疫情引發仇恨行為。他指出反外地人的情緒在網上和街上升溫；新移民和難民被歸咎為病毒源頭，甚至被拒絕而無法接受治療；有可恥的網絡迷因提出長者是無關重要、可有可無的；有記者、醫療人員等因他們的工作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呼籲國際社會抵制仇恨言論。[5]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2.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3.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聯繫靈修導師彭順強博士（彭博士），20年前已開始研究基督宗教靈修傳統，近年來發現「靜觀」（mindfulness）很盛行，便研究坊間的「靜觀」向人提供了甚麼，他一面惋惜更正教失去了基督宗教的靈修傳統及靜觀（contemplation）的藝術，一面肩負起把這些傳統介紹給更正教信徒的使命，[1] 於是他建立了一套名為「整全基督教靜觀」的練習。此練習結合了基督宗教靈修傳統及心理治療，既容易操練，也可讓信徒與非信徒可以安全地重新經驗靜觀帶來的好處。2022年7月22日的晚上，由本社主辦的「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忙碌．靈修．靜觀」網上講座中，彭博士擔任分享嘉賓，介紹了不少為人忽略的珍寶。

基督宗教的靈修及靈修傳統

彭博士指出，基督宗教的靈修可以很複雜，但最簡單，就是與三位一體的神建立關係。看似簡單卻又非常重要，因為靈修的對象是三位一體的神，與三位一體的神建立關係既是一種學問，也是一種操練。基督宗派，指的是天主教、東正教及更正教，歷世歷代都有不少靈修偉人朝這方向出發，發展出不同的靈修傳統。

從宏觀的層面來看，靈修的重點開始時是以基督為中心，過聖潔的生活，後來著重默想及神秘經驗。當修道院相繼出現時，靈修的重點則強調道成肉身的服侍，如方濟會。宗教改革後，信義會及改革宗等強調以《聖經》為中心的靈修。其後的依納爵靈修，則是通過想像進行屬靈操練，從而提升靈性。聖公會強調以敬拜為整個靈性的核心。到了18世紀，英國有清教徒的出現，美國有貴格會，德國有敬虔主義，而英國的循道主義，強調生命的改變，而不僅是教義上的認信。至於拉丁美洲及南非的解放，強調靈性是全人的改變，包括政治及社會制度。近年比較突出的是靈恩運動，強調聖靈大能。

至於以依納爵《神操》為進路的「屬靈導引」，現今在教會亦非常盛行。《神操》著重用情感去經驗《聖經》中的耶穌，鼓勵人用五官去想像，著重經驗耶穌及神，而不是用理性去理解經文。例如閱讀耶穌平靜風浪的經文，人們可以想像一下，在風浪中如何害怕，繼而想像耶穌走在船頭平靜風浪。另外，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非常重要，依納爵主張通過感受「神枯」及「神慰」來明白神的旨意。「神慰」指愈來愈感到自己靠近神，在明辨一件事情時經歷神慰，這可能反映人需要去做那件事，相反，如果感受上覺得自己遠離神，這便是「神枯」，反映那不是神的旨意。

坊間的「靜觀」及其危險之處

基督宗派的靈修傳統是非常豐富的，近年坊間流行的「靜觀」（mindfulness），當中的一些內容，其實與基督宗教的傳統有相似之處。先談坊間的「靜觀」，彭博士分享稱，「靜觀」由卡巴金（Jon Kabat Zinn）創辦，他本身是醫生，後來跟從禪師及佛學大師學習打坐，再把去宗教化的打坐帶進世界，卡巴金曾在美國很重要的電視節目上推銷他的著作，由於「靜觀」強調具有治療及減壓效用，當時又有某些大學參與推廣，於是讓人感覺很科學，慢慢便盛行起來，甚至連香港的學校也曾推動它。

坊間的「靜觀」源於佛學，本身是一種無神論，主張活在當下，以及不批判，在「靜觀」的過程中放下腦海中出現的思緒或感覺，這的確可以令人鬆弛及感覺良好，不過，以人作為中心的「靜觀」，強調自我發現及自我尋索，其危險之處在於人們只著重發現自己，慢慢變得自我中心，覺得社群不太重要。它最大的危險在於操練「靜觀」到可達神通，即是通靈，可帶來一個嚴重的後果，便是「請來易，送走難」。這一點，基督徒要非常小心。

這樣說來，是否所有「靜觀」都很危險，包括基督宗教的靜觀，都會招惹邪靈？當然不是，信徒要了解基督宗教的靜觀與坊間所推行的「靜觀」大大不同，其差異在於基督宗教的靜觀建基於《聖經》、神學中的神觀及人觀、救恩和復和、又有悠久的傳統、以及著重服務社群等，更重要的是，基督宗派的靜觀以神為本，相信聖父、聖子、聖靈同質，亦有其獨特性。信徒操練靜觀，除了可以了解自己，還可以了解神，與神建立美好的關係，發現神在人生命當中的旨意。這是一種堅持用信心及愛心去經歷慈愛的神，而不是去「通」難以送走的「靈」。

整全基督教靜觀

彭博士最後介紹了「整全基督教靜觀」，它是一套讓人可以安全地進行操練的靜觀模式，透過4CD，造就人的身心靈社，使其得以整全。第一個C為歸心禱告（Centering），先讓人的心歸向神那裡。第二個C為認信及認罪（Confessions）；認罪很重要，人生有很多罪咎或遺憾，人可以在神面前認罪及訴說人生的遺憾，求神憐憫，是很大的釋放。第三個C為意識（Consciousness），意識到自己的思想、感受，思想自己有何思緒，默想自己的感受，然後順勢進入第四個C，即對禱（Conversation/ Colloquy）之中，把這些思緒帶到耶穌面前，與耶穌對話，學習聆聽祂的回應。最後一個是D，明辨（Discernment），明辨可以是走進福音書中遇見耶穌，看看耶穌的心意，另一個做法是把耶穌帶入生命處境中，聆聽耶穌。明辨在於安靜，讓思維感受愈發清晰，讓自己更加了解自己，以至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正確的決定會帶來「平安」、「喜樂」、「信」、「望」、「愛」。很多信徒不太習慣聆聽耶穌的聲音，初學者在安靜下來時，可以先感受一下耶穌的臨在，如果仍然覺得困難，可以想像神是光，播放一些大自然的聲音，慢慢學會聆聽神的聲音。

想要操練靜修，除了持之以恆，也要相信，神是活著的神，今時今日仍會與人對話。聖靈是會工作的，祂會觸動信徒的心，讓信徒去感受。我們亦要相信耶穌答應過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歡迎大家點擊以下連結，收看講座，亦誠邀大家閱讀〈基督宗教也有靜觀……我有話說〉一文。[2]

收看講座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本地歌星、歌唱組合等偶像近來又開始紅了起來，人們瘋狂的去追星、炒賣演唱會門票、凌晨到商場「霸個好位」等第二天偶像的出現……這些情況彷彿在香港已很久沒出現了。但為何現在又會再次出現？現在的「星」與以往又有甚麼不同？他們是如何被捧出來的？時代的轉變，我們可以留意兩方面的演化：媒體與文化，它們的改變令造星文化的「主動權」也改變了。

從遠在天際到近在咫尺

以往，在未有互聯網或互聯網的互動發展沒現在那麼強的年代，偶像的塑造過程可以說是由各大唱片公司、經理人公司所控制，它們與大眾傳媒機構的關係，影響著藝人們的形象及星途。藝人們的形象、歌曲，經由公司設計，再由大眾傳媒報道出來，這也是觀眾對藝人們所認知的訊息，觀眾對藝人的認識，也只限於收看這些媒體資訊。最多，也只是通過一些偶像同樂會，可以比較近距離與偶像互動，偶像也能透過這些聚會和粉絲交流。但，這些距離還是有點「遠」。

不過，透過互聯網社交網絡的逐漸發展，大家都有了發放訊息和互相交流的平台。偶像的生活，他自己可以每天發放；作為粉絲，可以在社交平台加入偶像的專頁、討論區，又可以在Instagram追蹤偶像。偶像每天可以主動發放訊息（當然不少專頁背後也可能有專業人員計算、設計發放的內容），回應社會及抒發感受。而「偶像」——這些以往是遙不可及的「天王」、「天后」、「巨星」，現可以天天見到他／她的分享：工人姐姐煮早餐仍是煮得很不堪、做gym（健身）做到「爆汗」為了瘦身……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吃甚麼早餐，天后自拍大汗淋漓的相片，作為粉絲可以留言鼓勵他們，或者給一些「心心」，來個「讚」……最重要的是，曾是有很遠距離的偶像，像「神」一般，現在卻讓人感到他們是「人」，有情緒、有好惡。

「真誠」的感覺才是最重要

美國女創作歌手Taylor Swift，亦是當今影響力巨大的歌手，在2008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她已經開始用社交媒體直接與歌迷交流，[1] 更曾親自安慰被欺凌的粉絲。[2] 她曾說：「未來，藝人能拿到唱片合約是因為有粉絲——不是有唱片才有粉絲。」她洞悉了一個在網絡世代中的要訣，她的音樂帝國力量是來自於網絡粉絲大軍，她與這些粉絲的關係，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如「朋友」般的交流，她把自己的名氣「結合親密感與坦誠感」。[3] 亦因為這樣，有部份現時的「星」，也是在網絡上以自己的才華，吸引網民追蹤，再引起傳媒關注，這顛覆了以往由唱片公司招攬及宣傳新星的程序。

「主動權」流向觀眾

早年，韓國開始了Produce 101、Super Star K節目，前者似香港的選秀節目《全民造星》，參賽者透過不同類型的歌舞比試，成績優異者可以獲選然後組成組合出道，而後者則似香港的《聲夢傳奇》，透過歌曲比拼以獲得經理人公司的合約。[4] 這種造星節目加入了觀眾可在互聯網評分的元素，觀眾看著自己支持的少男少女本來不太起眼，但透過節目的比拼及地獄式特訓環節，慢慢蛻變走上成功之路，對他們的寵愛自然有增無減！對有關節目來說，觀眾的寵愛是收視率和點擊率的保證，而他們出道後的歌曲、電視劇及廣告都會有一定的支持度。這些情況，我們可以從兩隊男子組合MIRROR及ERROR（成員均來自《全民造星》）出席於屯門市廣場舉行的電視台奧運宣傳活動可見一斑。[5]

造星機制是否公平？

然而，將參賽者能夠升級的重任交給擁有雪亮眼睛的觀眾，「公平」便變得十分重要，正正因為觀眾相信自己追捧的小鮮肉和小女神的星途是在自己手中，所以就會特別投入，為他們付出的，也可能特別多。內地選秀綜藝節目《青春有你》的投票機制與奶製品飲料掛鈎，粉絲需要購買該飲料，掃瓶蓋內的QR Code才可以投票，於是就有支持者斥巨資購入大量飲料，僱人開蓋掃碼，並把喝不完的奶直接倒掉，這剛好觸犯了中國的《反食品浪費法》。這種行為引起了輿論批評聲音：「把牛奶倒溝裡」、「別把青年人帶溝裡」。節目也在一片批評聲音下暫停播放。[6]

而韓國方面，2019年也爆出了Produce 101系列節目曾偽造數據，影響了「練習生」（參賽者）的淘汰名單，製作人更被判有期徒刑。[7] 我們可見這些造星節目背後的利益和商業瓜葛都可謂千絲萬縷，背後投票機制亦可能與商業營銷模式掛鈎，粉絲盲目追捧偶像的情況也可以極之瘋狂。

節目有令人動容的一面

從正面來看，透過互聯網，我們與這些有才華的藝人、造星節目參賽者的距離真的拉近了很多，可以支持對方，甚至可互動溝通，透過這些機會，我們看到平凡的人能有機會透過磨練，一步一步發掘其潛能，當中付出不少汗與淚，衝破了恐懼與困阻，勇敢地踏上進步的階梯，能有機會被關注和發揮所長。那些無論是比賽片段或是真人show的片段被拍攝下來後，使觀眾看到後被感動。這不單使彼此的距離拉近了很多，相信也鼓勵了不少人，知道向著目標努力進發，平凡人也會有發光發亮的機會，令自己向星的距離邁進了一步。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將要逝去總想挽留……」電視劇《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在人生的不同階段聽，相信都會引起大家的共鳴。雖然許多事物無論我們多麼努力也是無法挽留，也會逝去，不過，當我們仍然擁有的時候，學會珍惜、努力守護才能夠令自己無愧於心。

當前香港變化很大，許多我們一直擁有的漸漸逝去，令人無限傷感，其中包括一直以來，作為自由社會標記的新聞及言論自由。近期政府一連串的修例、行政措施和方向的改變，例如針對查冊、「起底」和假新聞，令新聞界逐漸踏入了佈滿地雷的區域，隨時非死即傷。面對這些威脅新聞自由的變化，除了新聞界之外，其實所有信徒和市民都應出一分力去共同守護，因為沒有新聞自由，傳媒不能發揮監察權貴的重要功能，受害的最終只會是市民。除了新聞自由之外，值得我們關注和守護的當然是我們的下一代，教導和協助他們保護自己的身體、私隱、對天生性別的認知，避免他們受不良事物的影響而出現沉溺行為，無論是網癮、賭癮，或以不健康的態度接收資訊，也是家長、教師、牧者和青少年工作者的責任。

縱然一些美好的事物如何或何時會逝去，很多時都不是靠著我們個人的意願和意志就可以改變，但今期《燭光》想提醒大家的是：不要因為我們的大意或掉以輕心而提早失去我們本來應該和值得擁有的事物。上帝給人類的第一個召命，就是要我們負責任地守護我們身邊珍貴的事物。

「耶和華神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
（創世記二章15節）

我們每天看新聞，為的是要知道社會時事，以免自己「離地」生活，這想法當然是很好。但你是怎樣挑選資訊，會不會只挑選合自己口味、好吃、易入口的「花生」（令讀者覺得新聞資訊充滿娛樂性）？還是為了避免出現「偏吃」的情況，而追求更好的養份？

被動式閱讀與主動式閱讀

在網上閱讀新聞，可分為被動式或主動式閱讀。被動式閱讀新聞，是指別人將新聞傳給你，或是有些新聞於你的社交媒體平台自動出現，供你瀏覽。在接收朋友傳來的資訊時，我們可在細閱前先看看訊息來源是否可靠，不必甚麼都照單全收，以免浪費時間及被誤導。而如果是經由社交媒體演算法為你挑選的資訊，可能是因為有關新聞是熱門話題、多人追看，又或是它符合了你的某些條件，使演算法認為你會喜歡看這類新聞，而將它推送到你的社交媒體平台，供你閱讀。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亦應小心，如果發現接收的訊息有問題或不可信，可以告知將新聞傳給我們看的朋友，或向社交媒體舉報，以免訊息繼續對外傳送和發酵。

而主動式閱讀新聞，就是你留意到一些值得追看的新聞，並且繼續主動在網上搜尋有關新聞的資訊。讀者同時也是消費者，因為有些新聞是要求讀者付費才能收看，而作為消費者去選擇資訊時，有沒有考慮到自己是否「獲取了足夠多的資訊，這些資訊又是否能展現一個真實世界，觀點是否多元，是否聽到了各種觀點」？[1] 於《新聞的堅守》一書中，記錄了一位普立茲獎得獎者、曾任新聞記者、現為美國東北大學新聞系總監Jonathan Kaufman來港出席香港浸會大學的新聞工作坊時的分享內容，他在當時對讀者作出以上提醒。他又提到：原本記者是新聞的守門人，但現在這壓力已「轉嫁給消費者自己，轉嫁給那些想要獲取自己想要的資訊的人們身上」。[2]

不同角度的描述

無論是被動還是主動，如果只是看有趣或送到眼前的新聞，這些新聞所呈現的事件是不完整、零碎的，我們要花點時間去整理，了解更多，並等待更多來自不同渠道的資訊，讓我們看到一個更為立體的事件狀況。很多時，同一物件，從不同角度作描述，雖然說的都是事實，但因為角度不同，描述出來的事實也有所分別。因此，在閱讀新聞時，我們不必立即作出判斷、評論或將手上看似「很爆的」資訊發放出去，這只會為網上加添更多未有定論的零碎資料。我們需要核實、等待更多可信的證據及作觀察。

媒介素養

Kaufman是一位新聞教育者，他認為在這個資訊時代應不斷強調媒介素養（Media Literacy），因為它十分重要。他提到現今出現的假新聞、虛假資訊的問題，是因為人們收到別人發給他們的資訊後，不單沒有核實，反而是急於與其他人分享；而他認為有些人是刻意這樣做，其目的是要製造資訊混亂，這種做法和宣傳相似，他覺得人是很容易被操控的。另外，他又觀察到有些人是拒絕接受任何與他們觀點不同的資訊，因為他們不喜歡這些新聞。他認為政客會利用人性的這個特點有效地發放訊息。他指出最終還是要由人們決定，是否需要主動地去核實一些資訊，其關鍵就是在於「人們願不願意去做」。[3]

作為新聞工作者，應該將新聞報道、社論和專欄分開，即是應該區分報道與觀點，然而Kaufman認為現在有種趨勢就是把這些都放在一起，這其實會令人感到媒體是有立場的。他認為「記者只是提供事實，讓讀者自己判斷和做決定」。[4]

他指出，現時美國的陣營利用他們自己的媒體，如保守派利用霍士新聞（Fox News）、自由派有微軟–全國廣播公司（MSNBC），連《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愈來愈有傾向性。筆者認同Kaufman的看法，不贊成用新聞媒體來宣揚自己的理念，把媒體變成武器。而且記者也應該注意，不應讓自己的政治立場影響到新聞報道，令報道不再客觀持平。Kaufman提出要把社會活動家、倡導者和記者區分清楚，他不希望把「媒體倡導」跟其他專業混淆。

將報道與評論分開

其實，我們在網上看資訊時，也應了解一下各媒體平日報道新聞時，有沒有將報道與評論分開？其背後是否有自己的立場？而對於同一事件，我們可否先放下自己的既有觀點，試著去搜尋一下不同背景的媒體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為何，以致我們對事件可以有比較立體的看法，這亦能夠幫助我們對現時的處境及世界有更深入的了解，不要只在旁邊剝花生，因為我們亦可能成為下一個被誤導的受害者。

資料庫

虛假資訊由誰發放

Jonathan Kaufman是資深新聞工作者，更曾奪得美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普立茲獎，他提到虛假資訊流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有人刻意製造資訊混亂。其實在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少虛假訊息流出，有記者嘗試調查疫情期間數以百計的誤導訊息，以了解甚麼人會發放假訊息，結果發現有七類人會製造及散播虛假資訊：他們是愛惡作劇的人、想透過假訊息牟利的騙子、政客、陰謀論者、聲稱自己有可靠資訊的「內部人士」、擔心親友錯過資訊的親戚，以及名人。[5]

（本文原載於第139 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大數據有助於做分析，但資料也只限於數據上的分析，看不到數據以外的行為及態度。例如大數據會計算收集得來的資料，並把人分類，找出不同的人喜歡觀看甚麼類型的文章或影片內容，然後集中生產及播放這類作品，減少或不再生產少人喜歡的類型作品。這似乎很合理，但其實這會減少了人的選擇，也讓人少了機會去體會比較少人喜歡的作品，及排除了人有改變口味的可能。

推送迎合個人口味的內容，對人們帶來甚麼影響？當大數據在計算你喜歡的東西時，這代表著它會預測及主動配合你的喜好，及提供它認為你會喜歡的東西，也許它的預測結果是相當準確的，而它也會不斷學習，會進步，亦會愈來愈能對準你的口味。但同樣，人們可能會變得愈來愈自我，不會去發掘新事物及作新嘗試，因為愈來愈少機會接觸與自己喜好有所不同的東西。

數據以外的資訊

另一方面，大數據反映出來的結果也不一定完全正確無誤，它也可能有偏差，會存在「偏見」，因為它的分析是基於搜集得來的數據，數據以外的東西，它不會知道。那會引發甚麼問題呢？試想想如公司用網上搜集得來的數據（如社交平台、信用評級）來評定面試者是否合適擔任某崗位的工作，數據可以很仔細，但也可以存在很深的偏見，因為資料會缺少了面試者的態度、他／她是否已改變，及形成數據的因素等資訊。而如果招聘的公司在第一輪面試前過濾一下大數據提供的資訊，一些背景資料不好的人，很可能早就被篩去了，他們可以「翻身」的機會，亦會變得更少。

資料被悄悄收集

事實上，不同的企業、團體正漸漸不動聲色地收集我們的大數據，如駕駛習慣、[1] 觀看電視的習慣，[2] 或醫療數據等，[3] 它們何時會用這些數據？會用數據來做甚麼？會不會他日被用作呈堂證供來指證我們？又或者將數據賣去保險公司，讓他們用數據來計算保費，甚至因應數據而提高保費？另外，不少網友也會經常瀏覽社交平台（如facebook、LinkedIn），並分享自己的行蹤、喜好、習慣、近況及工作經驗等，當這些社交平台意外洩漏用戶資料、[4] 或被黑客入侵時，[5] 受影響用戶的私隱就會被不法份子掌握，我們再也難以保護自己的私隱免被分析及利用。

明智地行使選擇權

所以各位網友，對於分享或發放訊息，其實我們是有選擇權的，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分享及分享甚麼。在「開心share」、快樂地分享個人資訊時，也要細思一下我們每次發放訊息，都會留下「數碼足跡」，如有關資料洩露或被利用，有可能會引發嚴重後果。大家在行動前，要細思，好好運用自己的選擇權，避免私隱洩漏，令自己失去選擇。

（原文於2021年5月2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靜觀」（mindfulness）[1] 早已深受全世界歡迎，近幾年在香港也不遑多讓，上至成年人，下至小學生，都多了機會參與其中。「靜觀」到底有甚麼吸引力？「靜觀」如此普遍，又為信徒帶來甚麼衝擊？今期「我有話說」，我們訪問了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神學講師彭順強博士（Daniel），與大家分享他多年來研究「靜觀」的成果及看法，幫助大家對「靜觀」有基本了解之餘，也反思基督信仰本身。（本文所提的基督宗教，是包括東正教、天主教及更正教。另外，為免混淆，在本文中，凡指基督宗教的靜觀〔contemplation〕，都不會加上引號，但若指其他宗教所提的「靜觀」〔mindfulness〕則會加上引號「」，以資分別。）

Daniel曾在〈基督徒應如何看待靜觀和禪修？〉一文中，指出「靜觀基本上是要藉著專注呼吸，和以接納和開放的態度來面對思想上、情感上，及身體上的種種感受，以達到身心的健康。當中的態度，實源於佛教禪宗的『不執著』。」文中又提到「靜觀」之所以普及，可以歸功於卡巴金（Kabat-Zinn），他創立「以靜觀為基礎的減壓」（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MBSR））的計劃，以治療長期病患（chronically ill）。MBSR結合了「靜觀」默想（mindfulness meditation）、身體意識（body awareness）及瑜伽（yoga），以幫助人們成為更加mindful（專注）。這計劃燃起了將「靜觀」的概念和練習應用到醫藥去，以治療健康和有病的人之各種狀況。卡巴金是受業於幾位佛教禪師，他這套「靜觀」教人「身心放鬆、自我肯定、自我成長，及捨己的精神」本源於佛教的價值觀，但他刻意把「靜觀」去宗教化，並加上一些科學數據來印證「靜觀」的療效。簡單來說，他刪除了「靜觀」中佛教的宗教語言，但擁抱其價值觀，並且以治療的形象來推廣一套教人專注自己，放鬆身心的操練方法。

「靜觀」在香港有多流行？Daniel分享到早前他每當打開電視或收音機，報道都總是圍繞著「靜觀」這話題，大眾不將它視為宗教，並且很樂意接受它。它很快便去到社會不同角落，普遍到連小學生都已經懂得打坐「靜觀」，甚至連基督徒也參與其中。至於其源頭禪修或許不如「靜觀」普遍，但亦有基督徒對此相當「受落」，Daniel有十多年的教學經驗，他分享到曾經收過一份讓他既難忘又震撼的功課，其內容提到有10個很委身的基督徒，當中包括傳道人，都有實踐佛教的禪修經驗，甚至有人遠赴法國的梅村（Plum Village）參加禪修，以求安靜自己，因為他們都覺得教會太理性、太繁忙，讓人難以平靜和感受自己的內心。

正因為坊間多處出現有關「靜觀」的聲響，在在都令Daniel感到震撼，原本便致力於研究基督宗教靜觀（contemplation）的他，決定探究一下「靜觀」（mindfulness），在過程中，他亦反思到這對信徒帶來怎樣的衝擊。Daniel發現去了宗教化的「靜觀」吸引了很多人參加，包括基督徒。「靜觀」教人打坐，專注自己的身體及內心，發掘自己的內心，另一方面又結合瑜伽，教人放鬆自己的身體，Daniel評論這樣的組合是很「無敵」的，因為用身體的方式去安頓一個人，這對人的身心靈是有成效的，但有成效的表面，Daniel卻又看到它潛在的危險，「靜觀」的潛在問題在於它源自佛教的禪宗，「靜觀」的流行有助於推廣佛教的世界觀。現在人們對「靜觀」有興趣並且加以實踐，令它成為全球的現象，當「靜觀」進入了人們的生活領域的層面，這意味著佛教的世界觀也進入人們的生活領域。

Daniel又認為無論在福音廣傳或更正教關於傳統方面的教導，「靜觀」大勢的到來都值得我們反思。在福音廣傳方面：Daniel提到當人學了「靜觀」，他們有機會進入禪修，禪修之後，他們又有機會進入佛教，當人進入佛教之後，便很難接受福音的。即使只是「靜觀」，當中的世界觀與基督教的世界觀有很多衝突之處，實踐「靜觀」的人，焦點在自己身上，習慣在身體上用呼吸等方法，讓整個身體覺得好安靜，心很寧靜，專注於「我」在哪裡，沒有基督教團契或群體的概念。他們又主張不靠他力，只靠己力，亦強調不執著，這與基督教所講倚靠耶穌基督的救贖及倚靠神不同。雖然不是全部實踐「靜觀」的人，都會走上這一步，但當中確實有些人最後會走到「神通」，即通靈這一步。連教授禪修的法師都反對人「神通」，因為神通打開靈界的門，一個人去了世界之外的另一個靈界是很難離開，即很難「甩身」的，這更是與基督信仰相違背的。

提到福音的廣傳，Daniel想到我們開佈道會的時候，要幾經辛苦，才能把「新朋友」帶到教會來，還不一定順利地讓他們信主；反觀佛教的「靜觀」，它可以普及到在小學、中學都有教導，人們更願意付出大量金錢去台灣、日本，法國等地去「朝聖」、去「靜觀」及禪修。身為信徒，Daniel當然相信基督信仰是好的，但他好奇，為甚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們宣講福音的形式是否出現了問題，以致人們不能雀躍地去參與教會活動？另一種宗教的表達形式卻如此受歡迎，又可以讓人的身心靈都得到醫治及安頓，為何其他宗教做到，我們做不到？我們的表達形式是否出了問題？在傳統上是否有所遺漏？又或是偏重了其他方面？

為甚麼「靜觀」走進世界，但「新朋友」卻會覺得教會無趣？有關更正教在傳統方面的教導，Daniel指出除了接受靈恩運動的教會，不少更正教的教會都太過理性。自從宗教改革以來，不少更正教教會一直都停留在概念性的信仰，用心理學的詞彙來打一個比喻，這些教會用一套「認知行為治療」（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即是認為改變一個人的信念就可以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所以只要信念改變，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信念既然如此重要，所以邀請講道的講員時，會先查看這個講員是否有很多銜頭，釋經是否很厲害，即使退修，早晚都要有主題講員，下午也要安排幾個工作坊，全部都是以「講」為主，退修未能教人安靜。另外，不少教會也強調「做」（doing）。對比之下，「靜觀」不是與人談概念，相反，它是教人去除概念。它教人打坐，讓身體得到休息，又教人安頓自己的心靈，讓人得到情感的滿足。「靜觀」強調「本體」（being），然後才轉化（becoming）。當「靜觀」教人感受良好，不少教會的活動卻教人感到疲累。難怪「新朋友」喜歡「靜觀」，連基督徒也被吸引過去。

「靜觀」教人好好感受身體，這亦是大部份更正教所忽略的，有可能是因為混淆了保羅所用的詞彙，中譯的「身體」（body），羅馬化希臘文為soma，用以表示實質的肉身，保羅視它為好的；中譯的「肉體」（flesh），羅馬化希臘文為sarx，它是一個代表性的詞彙，含有不體貼聖靈不體貼神，只體貼自己的意思。除此之外，這亦有可能受到奧古斯丁影響，奧古斯丁是一個神學家，但他也是一位新柏拉圖主義者，後者影響到他的神學觀念，每每提到身體時，他都視之為邪惡，對靈性是一種障礙。從第四世紀開始，基督教已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有些人覺得基督教已經與世俗為伍，於是去了曠野沙漠，修道院也用了奧古斯丁的神學，認為身體都是邪惡的，所以那時修道的人，都要對付身體，有些人會用不睡覺、不洗澡，甚至鞭打自己的方法來對付自己的身體，以致讓靈可以得到釋放。整個修道傳統主導了西方世界，到了宗教改革，仍然保持著身體仍是需要對付的想法，未能發展出如何照顧身體。天主教也是自從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之後，才重新對身體有正面的看法，提出身體神學。Daniel提到《聖經》其實很正面地看待身體，舊約中，神創造人是有血有肉的；新約中，耶穌成為肉身來到世界，耶穌醫治人的身體，保羅談將身體獻上，他說的不單是屬靈的意思，而是實質的身體，身體是好的，耶穌再來的時候，人的復活是有身體的，只是身體會作出改變。世界在20世紀後期開始醒覺，人們要好好對待身體，主張素食、做運動。

談了這麼多「靜觀」可以安頓人的身心靈，難道只有佛教專美，基督宗教沒有這方面的教導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Daniel研究基督宗教靈修傳統多年，他指出基督宗教有修道主義，也有很著重身體的靈修傳統，如東正教有強調用呼吸配合禱文的耶穌禱文（Jesus Prayer）：「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可憐我吧！」與坊間的「靜觀」不同，耶穌禱文雖然先從專注自己身體與呼吸開始，但這樣做是為了達到專注於神為目的。除了耶穌禱文之外，又如天主教16世紀的耶穌會，聖依納爵創立了「神操」，他強調運用想像，也提到從身體開始，以呼吸配合主禱文來經驗信仰。基督宗教中，反而是更正教大部份沒有了這些傳統，忽略了可以達至發展情感的靈修傳統。人是有感官，有身心靈社的，在情意理中，更正教大部份只著重概念，發展了理，沒有發展情和意，也沒有發展感官，如前所說，更正教大部份認為這些是邪惡，需要對付的。另外，也有可能受制於「唯獨聖經」的傳統。

Daniel認為更正教強調唯獨聖經這一傳統是好的，但除了《聖經》便甚麼都不理會，這會讓基督宗教中很多好的傳統被埋沒。Daniel闡明不少人錯誤地理解唯獨聖經的意思，馬丁路德提到唯獨聖經，並非指除了《聖經》之外，甚麼都不可信，只是說任何事違反了《聖經》便不行，以《聖經》作為最高權威來批判所有事物，不少人比路德的唯獨聖經更加唯獨聖經，除了《聖經》以外，任何東西都覺得不可以接受。路德所提的唯獨聖經是包容的，沒有與《聖經》衝突便可以，而不少人說的唯獨聖經是排斥的，如果《聖經》沒有提到便不可以。其實《聖經》雖然沒有闡明一切，卻又談到很多範疇，只是信徒忽略太多、誤解太多。

眼見「靜觀」可以滿足人的身心靈，又如此受歡迎，基督宗教同樣有靜觀傳統，為何基督宗教不可以擁有一套深入民間，同時又滿足到信徒的靜觀？於是，Daniel研究「靜觀」之餘，結合了《聖經》、神學、靈修傳統、及心理治療技巧，整合了一套名為「整全基督教靜觀」，一套可以實踐及操練的靜觀模式。在另一篇文章，Daniel「簡稱這個靜觀模式為『4CD』：（一）第一階段，以『歸心禱告』（Centering Prayer）來回應人『身體』需要；（二）第二階段，以『認信』和『認罪』（Confession）回應『心理』需要；（三）第三階段，以『意識醒覺』（Consciousness）和『對話』（Conversation）回應『靈性』需要；（四）第四階段，以『明辨』（Discernment）回應『社交』需要。」這套靜觀模式分為四個階段12個步驟，他參考「靜觀」的策略，除了有基督徒版本，也完成了一個普及版，把當中的基督教詞彙轉化成比較中性的詞彙，例如第二階段的「認信」和「認罪」改為「良心省察」，讓大眾更能接受。

Daniel強調自己沒有製造新的東西，也沒有把其他宗教的元素放進基督信仰中，他只是把舊的東西發掘出來，重新包裝，矯正信徒對身體錯誤的思想，讓信徒理解甚麼是身體，希望如此可以讓信徒回到在基督宗教中原來便有的靜觀（contemplation）中。對於未信的人，Daniel也借助現今「靜觀」風行的現象，用現代人喜歡的模式，推廣一套蘊藏基督信仰內容卻沒有宗教語言的靜觀。香港把基督宗教的contemplation譯作靜觀，亦把坊間的mindfulness譯作「靜觀」，Daniel贊同這樣很好，香港教會可以有一個與世界溝通詞彙。不是所有的「新朋友」都喜歡查經，但如果邀請「新朋友」一起靜觀，他們可能比較有興趣，畢竟，受到社運及疫情的衝擊，人最需要身心靈得到安頓。Daniel的主要身份是神學院老師，但他也是一名社工，課餘時間，Daniel也會到醫院帶領人做靜觀，這當然是一套蘊藏基督信仰的靜觀。

一套整全的基督教靜觀除了適時地回應時代的需要，對信徒本身經驗神也很有幫助。Daniel回憶他的老師巴刻（J. I. Packer）在課堂上提到，他只能教學生一些關於神的東西，卻不能教學生認識神，因為這在於學生個人的經驗及體會。Daniel同意經驗神之前要認識神一些事情，但單單聽完一篇好的道，看完一本好書並不足夠，只花10分鐘看完《聖經》，想想有甚麼「得著」，寫下筆記的靈修方式也不足夠。靈修是要「經驗神」本身，這是需要花時間操練的。

基督宗教也有靜觀，渴慕身心靈得到滿足及想經驗神的信徒，大可不必借助擁抱其他宗教世界觀的「靜觀」來滿足這些需要。

參考資料

彭順強。〈基督徒應如何看待靜觀和禪修？〉。《時代論壇》。2019年2月8日。網站：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57033&Pid=104&Version=0&Cid=2050&Charset=big5_hkscs。

彭順強。《「整全基督教靜觀」（Integrated & Holistic Christian Mindfulness/ Contemplation）》，未出版稿件。

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都只為吸引我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們歡喜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在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部決策的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寫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的發放訊息，旨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資料庫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直播新聞的限制

反修例運動由6月初至今已超過半年，運動最初由遊行示威開始，有不同的新聞媒體作即時報道及直播，無論紙媒、網上媒體或電視台也派出記者走到前線作採訪。首先我們感謝每位冒著受傷的風險及在惡劣環境下走到前線的記者，[1] 他們近距離面對不同程度的暴力及對新聞自由的打壓，為我們在現場拍攝珍貴的影片、相片，並作文字記錄。

對於受眾來說，重要的資訊來源，莫過於觀看有聲有影像的現場直播，曾有民意調查顯示「媒體現場直播」對不同人士的重要程度，比「傳統媒體」高出許多。[2] 如沒有走到街上，不少人會於遊行示威期間在家追看直播，他們的視點由記者帶領著。由於不少活動到最後都出現了暴力衝突情況，觀眾會追看直播至夜深，以了解事情的最新發展。

沒剪接　沒整理　沒遮掩

我們曾於2017年發表文章討論網絡直播的道德爭議，[3] 用戶自己拍攝的Facebook Live（臉書直播）相比於由新聞媒體作的現場直播，兩者當然有相似也有分別。而無論是電視或網絡新聞，現場實況在未經剪接就直接出街，觀眾直接看到記者拍攝的畫面，這同樣會引發不同的道德問題：被拍攝者會否受到不必要的影響？路人、示威者、甚至警察事後會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或網絡欺凌？如直接將現場的粗言穢語、過份血腥或暴力的畫面播放出來，會不會對觀眾帶來負面影響？

不少電視台直播，部份的控制人員可能會即時拉低聲音，減低直播粗言穢語的機會。對於暴力血腥的衝突場面，電視台會派出多個記者在不同地區拍攝，幕後人員大多會選擇較「吸引」，即有衝突的地區直播，甚至以雙畫面直播，同時間顯示兩個直播畫面……這是為收視或為真相？或兩者皆是？大家可以細思。而網媒方面，由於沒有太多資源，工具大概是手機加一支手柄或穩定桿就是了。[4] 而播放平台就直接使用Facebook Live，記者將所見的東西就直接串流於網上，即時發佈。

直播就等於見到全部真相？

傳統媒體採訪敏感事件時，在有需要時會模糊當事人的樣貌，以免受訪者被認出；而對於粗口、暴力血腥場面，會將聲音、片段剪輯過才會播放出來。而事件的始末、因由亦會在調查後、經整理和編排後才報道出來，當中也會加上專家評論、目擊者訪問及不同的回應等內容。內容訊息也許會按其輕重被編排及挑選，變得不太直接，而由於內容經精心安排，觀眾不免要在媒體特定的框架下接收訊息。

在直播，由記者帶我們看到現場情況，讓我們知道部份事情所發生的時序，片段不會被媒體故意剪輯、刪減了重要部份，媒體無法任意刪剪、斷章取義，但直播也有它的限制。直播帶我們進入記者的角度看事件，不是說記者有心誤導，而是記者自己內心可能也有一把尺，就是想觀眾去看、去了解的事情。走近些，拉近鏡去看的，就是記者的視角。可能有些在鏡頭以外的事情發生了，而引起鏡頭內的景象，但我們不在現場，只看著沒有旁述或只有簡單旁述的鏡頭，可能未能理解、甚至誤解了事件的真實情況。所以，現在觀眾看直播時，更要仔細觀察，自行判斷看到的情況，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為此，有不少人會於網上一次過看多個媒體的同步直播，「一眼關七」，希望可以立體一點去了解事件狀況，其意圖不錯，因為可以從不同的鏡頭、角度去看現場發生的事。但由於每個媒體所處的區域及位置都不同，未必每件事都可以查證得到。我們了解直播有其不足，心中可保留一些空間，對於未有真憑實據的事情，應先停一停，毋須立即作出判斷。

最後，我們也要留意直播畫面對我們情緒的影響，有學者就指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具震撼性的直播影像，可以觸發觀眾即時而強烈的情緒反應。」[5] 我們更可能因為害怕遺漏了資訊而陷入「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狀態，[6] 不停追看直播至夜深，失去了節制。其實無論人和事都有不同的限制，接收資訊要適可而止和留意自己的心靈狀況，需要時就得休息一下。休息，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大家是否喜歡自拍呢？在自拍及分享的過程中，你的感覺如何呢？當中的開心和滿足是來自覺得自己將相片拍得很好？還是來自別人按讚或文字回應？這些網絡互動又能否滿足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需要呢？

英語selfie（自拍）一詞早在2002年已在網絡出現，在2012年其「人氣」愈見高企，[1] 在2013年更成為了牛津詞典的年度詞語（Word of the Year 2013）。[2] 因著社交媒體的興起，selfie被媒體、普羅大眾廣泛使用。

就算閣下不是自拍愛好者，相信身邊總有一、兩位常常在不同的環境都喜歡自拍一番的親人、朋友吧。他們總是會偶爾拿出手機，甚至「自拍神棍」進行自拍，之後就會以「P圖」（用修圖程式）為相中人美肌、美顏，再放上社交媒體分享，盼望得到友好的回應及稱讚。

男男女女都有自戀的一面

Selfie一族似乎以女性居多，有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發佈自拍照的平均頻率差不多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否表示自拍、發佈的頻率愈高就是更加自戀呢？根據美國一份在2015年於學術期刊出版、有關兩性自戀情況的研究顯示，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自戀，[3] 男性的自戀主要體現在壓榨他人和對權力渴求的行為上，而在虛榮心、自我炫耀方面，兩性之間沒有甚麼明顯的差異。[4] 而女性之所以更喜愛拍照分享，是因為它能「強化外貌吸引力」這種對女性重要的特質。

以往，我們的照片，多是由攝影師或別人拍攝，無論是角度還是效果，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但現在，通過手機自拍、高質素的前置鏡頭及修圖應用程式等硬件和軟件，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認為最美的一面，自由掌控自己的形象，有人稱之為「印象管理」。[5] 如上文提到，男、女為求提升自己的外貌與吸引力，他們可以用美圖工具甚至改圖工具，令自己看起來更美，因為當中的美肌、縮小、放大等功能，令人的皮膚、身形、面貌等都可以虛擬地「改善」了許多，[6] 筆者會稱之為「虛擬整容」。

是印象管理還是喬裝騙局？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於網上分享自己的相片，可以是感性的、性感的、神秘的、美豔的、冷酷的……更重要是透過分享照片，得到別人認同的感覺，希望別人按自己的期望來認識自己、回應自己、也有不少人會在當中建立形象。眼見眾多友人的社交媒體相片都充滿「仙氣」，欲在芸芸眾生中被人關注、讚賞，有些人自覺外表比其他人優勝，所以發放出來的相片必然要有一定水平，起碼也不能比別人的差，更不能將自己醜化，為了「生存」，不少人會P圖修改自己的相片。

這種「理想形象」在面對面見到當事人之前，或許還可以令人充滿幻想及期盼；但當你真的看到了當事人，無論是外表、談吐、性格等等，這一切都呈現在人前時，以往的幻想也可能隨之破滅。所以這種「喬裝」也只限於網絡當中出現。

互動中的寂寞

網上直播也是現今社會流行的現象，除了部份人想以此來建立知名度、賺取金錢，實在亦有不少人是沒有太多計劃，喜歡用直播分享自己即時的心情、所處的地方及場景，以及自己的想法及一舉一動。電影《圓美圈套》（The Circle）中社交媒體公司Circle有句口號是：“Sharing is caring”（分享就是關心）。直播能令觀看者有一種參與其中的感覺，直播者亦可以一邊分享，一邊看到別人的回應，這種虛擬交流亦是一種互動，觀看者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著直播者的行動。

社會學家Robert S. Weiss於“The Fund of Sociability”一文指出：「與他人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如失去它們會令人感到痛苦。」[7] 當我們於網絡互動中體驗過互相關心、讚賞、分享心事……我們大多都不想失去當中的親密感或信任，雖然我們在理智上知道網絡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穩固。而我們想抓緊虛擬關係的背後原因，可能是源於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感到寂寞：缺乏分享的對象，生活中缺少被關心的感覺。

當一些家長批評子女經常留連在網絡世界中，寧願與陌生人溝通也不願與家人傾談的時候，不知道這些家長有沒有真誠地關心子女，耐心聆聽、接納他們的想法，用愛去擁抱他們呢？

（本文原載於第121期〔2018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毛記葵涌 (1716) 上巿，發言由「專家Dickson」代勞，以一貫無厘頭方式回答記者提問，整件事情理之中，公司早就申請穿便服，來個大玩特玩，在記者答問環節中，發言人不是遊花園就是答非所問，有記者即場問有沒有其他人可以代答一些更有意義的東西。有網友戲稱記者質素未夠班，但不消幾句鐘，專做財經新聞的財金網和電台，就將「專家Dickson」的回應，煞有介事寫成新聞。耐人尋味的是如果單看新聞而不看完整的對話，你會以為「專家Dickson」的回應有板有眼，一點也看不到那種戲謔的玩味。

有網民看完嘖嘖稱奇，說為何財經記者這麼強，甚麼人，甚麼說話都可以說得如此「財經新聞」化。不過，假如你夠細心，你可看到「專家Dickson」的確有準備，他說了一些可供作為財經新聞素材的資料，所以才能讓財經新聞記者有話可說，而且說的，只能是他準備好的部份，其他部份的問題，他就用古古怪怪的方式帶人遊花園去了。

這是典型的政治的說話藝術，只是他轉用了另一種語言來表達罷了。你看今時今日不少政治人物，財金人物，其發言的特點和「專家Dickson」都一樣。他們只會說自己想說的話，記者怎樣問，他也只會像人肉錄音機般答些模稜兩可，言不及義的答案。記者要尋找其他新聞的線索，幾乎是不可能的。可他們仍然要交稿，最後就只能寫那幾句有實質內容的交差，而那兩句有內容的東西，就是那位被訪者本來就想你引述的。

所以，六句鐘的立法會會議，其實四百字可寫完，數萬字的報告可以寫成千多字，這是記者的日常工作，當你發現原來真相不似預期時，你就知道記者其實做了一些功夫，而這些功夫，究竟是令人更接近事實，還是將事實包裝成你習慣的方式呈現出來。這更值得去深思。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