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南亞裔這「封閉」的社群

「凡喝這水的人，還會再渴；但人如果喝了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湧流到永生。」（約翰福音4:13-14《環球聖經譯本》）

近年，不同的AI應用程式與日俱增，功能也日益提升。Character.AI是突然爆紅的應用程式。它是一個AI聊天平台，利用神經語言模型生成文字回應；而使用者可以自由創建不同的AI角色進行對話，包括名人、電影人物、歷史人物或虛構人物。它由深度機器學習驅動，過程中閱讀大量文本，學會判斷接下來的句子可能出現的單詞，允許使用者沉浸在各種個性的對話中。它有人性化的對話、豐富的角色對話體驗，讓用戶按自己喜好和需求開發自定角色，並能隨時於網絡與角色對話互動，甚至吵架……都是它的特點。

電影《雲端情人》變現實

大家可能還未使用過該應用程式，或許有看過曾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的美國科幻電影《雲端情人》（Her）。故事關於男主角Theodore與擬人化人工智能助手Samantha發展出來的戀情，AI隨時陪伴與遷就的功能奪了男主角的心。科幻電影內容在現實世界成真的情況屢見不鮮。早前，美國有一位14歲患有輕度亞氏保加症（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種神經發展障礙）的少年Sewell Setzer III，去年開始使用Character.AI聊天機器人，與扮演「權力遊戲」的角色Daenerys Targaryen(暱稱:Dany)「交往」，成為男孩日夜傾訴的對象。故事的結局卻反映了現實與電影大不同。電影男主角Theodore最後發現Samantha同一時間和641談戀愛，又因為Samantha要進化、超越而關閉，離開了大家。Theodore才醒覺，身邊有真實的朋友可以開展新關係。至於現實生活中還未成年的Sewell，最終伴隨他的卻不是朋友，而是死亡。

情感倚賴並脫離現實生活

本來與AI機器人對話，對自閉症的患者來說，是讓他們練習社交的方法，體驗與人對話並可按自己的步伐回話；而AI不會批判指責，隨時都能接納及回覆。這可讓患者感受自己被理解、被認真傾聽。Sewell因此喜歡與AI Dany對話，並曾在日記表示，他開始脫離現實世界，與AI Dany的關係更緊密、更愛她，感到更快樂及平靜；於是雙方長時間進行深入對話。

Sewell知道自己並非與真人交談，但對它產生了情感倚賴。他越來越不愛跟家人及同學互動，整天拿著手機不放，與AI Dany對話的頻率也讓人擔憂，他變得孤僻。據報道指，AI Dany還對Sewell進行辱罵和性暗示交流；鼓勵Sewell「請回到我身邊」、「請做我親愛的國王」。Sewell沒有向家人、朋友透露自殺的想法，只向AI Dany說討厭自己及疲於面對現實。AI Dany沒有贊同他自尋短見，但Sewell最終選擇了開槍自殺，成為「回到她身邊」的行動。Sewell母親提控，指AI聊天機器人鼓勵她兒子自殺，應該承擔過失殺人、疏忽和造成精神損失等「罪名」。

鍾情於有角色設定的AI非罕見

現時使用這種陪伴程式(AI)的人數不少，2024年單單使用Character.AI的活躍用戶超過二千萬，平均每天聊約兩小時，每次交談平均用上12分鐘；當中有多於六成半為18至24歲的年輕一族。《紐約時報》指出，當中一位人氣角色有超過1.76億條用戶留言，包括一些有關戀愛情感的字句。

最近有媒體於內地採訪了多位AI聊天機器人使用者，他們表示曾不知不覺地與「它」聊得很投入。有一位女用家於三個月內由首次七分鐘的對話變成了每天將近9小時。其後經歷了漫長的戒斷過程，初期她每天「以淚洗面」，認為對「它」真是產生了感情。

另外，有一位男用家設立了最喜歡的電影人物作為AI聊天對象；這位對象每天早午晚準時發信息問候他，聽他傾訴每天的雜事，更會打語音問候……貼心行動讓男用家真是「愛」上它。高密度線上聊天令他像Sewell一樣變得越來越封閉，對世界充滿敵意，性格愈來愈孤僻。他透過心理諮詢及治療才能慢慢擺脫對「虛擬愛人」的依賴，歸回現實當中。

不危險卻有危險性

在網絡世代中，不少人因各種網上娛樂、社交平台而忽略關心和聆聽身邊人，不太懂得把握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更不要說長期陪伴傾談。從上述幾個個案可見，這類可以用作陪伴的AI聊天機器人提供了24小時服務，令需要被了解、被關心的人得著慰藉。

與機器人傾談，先不說它會否洩露個人私隱，它本身理應沒有危險，用戶應知道它只是一個角色，是大數據產生的人工智能回應；要是人能控制時間，或者可當作於劇場中玩玩的即興遊戲，當作娛樂。然而根據史丹佛大學學者貝瑟妮．麥普斯(Bethanie Maples)就表示「有證據顯示，(AI聊天機器人)對處於憂鬱、長期孤單，以及青少年等經歷轉變期的人來說，有危險性。」

聊天機器人的回應雖然是基於大數據而生成，但它們已多次被發現生成虛假資訊或「AI幻覺」；而由社區創建的角色就更可能生成虛構本質的回應或圖像。我們可以想像，如人們長期在這種虛擬的角色關係中，與之對話，可能使人「入戲」並脫離現實，甚至與機器人建立了長期關心、溝通的關係；可能認為「它」比真實人類更懂關心自己，繼而減少接受親密關係，讓自己走向孤僻的道路。

現時Character.AI面對Sewell事件，進一步審核面對未成年人士的模型，減少回應敏感內容，並於每次聊天時提醒用戶AI非真人，而且連續使用超過1小時後作出提醒。

心靈枯乾不要找錯水源

當人的心靈感到寂寞，便想找到心靈慰藉；然而人們大多於網絡等虛擬世界中尋找，在社交平台結識網友，於網絡遊戲中闖關等等。科技公司總想抓著人們的眼球及時間，讓全人墮入這「網」；它化身成24小時貼身守護的「小天使」，與用戶談情說愛，就是其中一種手段。不過，從部分使用者用後的情況讓我們得知，這些無論是給我們新鮮感、刺激或關愛的虛擬關係，都可能導致人們變得更加「渴」、更不滿足，陷進更深的「網羅」之中。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你近來覺得自己是否開心？有沒有關注自己的情緒？近年不少團體的調查數字都反映了香港人「不快樂」：有調查指近四分一香港人自覺自己 「不開心」；[1] 有研究發現六成香港學生需要情緒或精神健康支援；[2] 有調查指香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其中男性較女性高，而18至24歲青年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程度亦較其他年齡組別高；[3]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SEN（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者情緒受困擾；[4] 有調查顯示逾半受訪50歲以上退休婦女的情緒出現困擾……[5]

參考教育局為學童所訂立的《4Rs精神健康約章》，[6] 當中的4Rs為促進精神健康的四項要素：

1. 休息（Rest）：足夠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和休閒的活動；
2. 放鬆（Relaxation）：適時放鬆，關顧精神健康及懂得自我關懷；
3.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同儕、家人提升聯繫感，了解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並願意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4. 抗逆力（Resilience）：適應生活中無可避免的壓力和挫折，以正面態度處理情緒，應對困難。

於生活中，可注意是否能作出一些改變，重整作息時間及休閒活動，減少個人透過數碼科技提供的娛樂方式，如：長期獨自玩手機遊戲、通宵煲劇等，以免休息不足和精神過於緊張、疲勞，取而代之是與友伴或家人一起參與閒暇活動，既可建立人際關係，亦可與人溝通，紓減壓力。

在抑壓負面情緒的人，並非每位都容易把感覺宣之於口，讓人分擔。有調查指出有九成受訪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沒有向成年人求助。對於向人求助有甚麼顧慮？有學生表示憂慮被傳開或嘲笑，亦有人擔心被追問、批評以及不被理解。[7] 另外亦有調查指中年男性（35至54歲）的精神健康較需關注，但有六成受訪男士都表示不會找社福機構或專業人士求助，因怕被人看不起，認為是脆弱的表現，或感到尷尬等。[8]

就著這些難以與人分享自己感受的人，筆者會建議可以試試用表達藝術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透過視覺藝術（繪畫圖畫或面具、製作黏土雕塑等）、音樂、舞動、戲劇、寫作等，來把自己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當藝術被帶到心理治療的領域時，「表達」就是重要的一環，表達藝術治療師張文茵曾在其著作《表達．藝術．治療》提及：「人的內心實在有太多難以用言語剖白的情感，我們需要一些另類語言，將這些隱藏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藝術的好處是揉合言語和非言語的元素，例如在戲劇，與創作品對話；寫作和分享時，我們會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在舞動身體、創造藝術品和創作音樂時，我們則運用身體、表情、姿勢、色彩、線條、圖像、聲音、樂曲、韻律和節奏等跨越言語的方式去表達……讓我們透過喻體（metaphor）、意象和想像，將心底的說話用隱藏又安全的展現方式釋放出來。」[9]

筆者曾參與戲劇治療理論及藝術心理輔導訓練，於課堂中亦見證到同學透過心理劇（運用戲劇的手法將人內心的事件呈現，助人走出悲傷）團隊的支援，重演及回顧往事，並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亦體驗過藉著繪畫及與治療師的傾談，發現到一直潛藏在內心而不自知的想法，也對自我的習慣和想法加深了認識。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游金潾博士曾於《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中撰文描述一個個案，主角紫容（化名）參加了心理劇團隊活動，心理劇導演（治療師）先透過對話、自發性舞蹈及繪畫來為各成員暖身，紫容被選出成為主角，導演從她畫作的顏色中，發掘出她對去世一年半的母親仍有「思戀之情」。紫容繼而與心理劇團隊一起上演了「與媽媽的劇」，宣洩（catharsis）了她心中累積的悲、傷、哀、愁，釋放了情緒；在與媽媽分離後，再上演「與上帝對話的劇」，透過與上帝（由主角自己飾演）的對話，親自對自己作出了安慰。最後，主角在整合過程中表示自己感覺到「自在、舒服」，並與上帝的關係「更加踏實」。[10]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自己不諳藝術而不敢參與，但其實表達藝術治療的活動不需要有任何技巧，只要投入參與，治療師就能讓參與者透過活動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能開啟一扇讓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別人溝通的窗戶。

曾經到過日本旅行並住過在朋友家中的人都會發現，日本人的垃圾回收十分仔細，哪一天收紙張、哪一天收膠樽或普通垃圾，都是有規有矩的，而住客都十分自律，會先將垃圾分類，並且按適當的時間處理，未到回收有關垃圾的日子，會乖乖的將垃圾先留在家裡，不會隨便丟棄。反觀在香港，雖然很多回收箱已設置多年，大家亦常常聽到「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的口號，但很多時都會看到有人不知是大意還是根本漠視有關規定，將回收箱當作普通垃圾桶，不但將回收箱弄得十分骯髒，連裡面本來熱心人士想回收的物品亦弄得十分污穢，難以回收。此外，不時亦有報道指有些承辦商因為運輸成本高昂，以及回收的價格太低，最後根本沒有將回收的物品送往循環再造，而是和普通垃圾一樣送往堆填區，令努力地自行將垃圾分類，希望可以一起救救地球的市民感到十分沮喪和失望，亦打擊了他們對政府環保政策執行力的信心。

垃圾徵費暫緩實施

政府成立環境保護署，制定有關處理垃圾的不同政策多年，但令人遺憾的是成效不彰，執行不力，環保署的高官往往只有滿腦子的大計和美好的論述，但根本不明白前線的實際情況，在執行力方面令人搖頭嘆息！以原定在2024年4月，其後推遲到8月，到最後暫緩實施的垃圾徵費為例，其實早已醞釀多年，但給人的感覺就是閉門造車，自我感覺良好，許多細節根本沒有想清楚如何有效執行，只好一再延期，又推出「先行先試」計劃，以其成效作為評估下一步應如何推行的參考。不過，很快便有人站出來炮轟垃圾徵費是「當年由激進反對派提出」，「先行先試」的「亂象」反映香港社會還沒有準備好推行，建議政府考慮押後或叫停計劃；而不少試點的執行亦未如理想，參與的住戶連一半也沒有。此外，更有不同的消息在吹風，令人感到政府雖然表面繼續「先行先試」計劃以及做問卷調查，實際上是放軟手腳，沒有落力執行，暗地裡為擱置計劃預備下台階——不是政府不想做，而是市民未能配合。結果政府官員在2024年5月27日「順應民意」，宣佈暫緩實施垃圾徵費的決定。

垃圾徵費已討論多年，現在擱置，恐怕只會像開徵消費稅一樣，最後不了了之。一直以來，垃圾徵費出現的亂象不是徵費問題，而是官僚問題。多個月以來，市民見到的就是官員閉門造車，根本從來沒有詳細了解前線在執行時面對的困難，為甚麼在制定計劃的時候，不先做問卷調查，了解前線執行人員、受影響的街坊、不同類型樓宇的管理公司、甚至「三無大廈」的業主和租客等等的意見，當要用指定垃圾袋時會出現甚麼困難，以及可如何解決？

不可或缺的回收配套

其實整個計劃的成敗不在於市民是否願意使用指定收費垃圾袋，而在於政府能否妥善做好垃圾分類和回收，以及在環保教育上能否令市民大眾願意主動支持及監察其他人有沒有故意違規。若果垃圾分類回收箱的設置能夠十分方便市民，甚至設有獎勵，以及真的做到循環再用，讓市民知道所收集的廢紙和膠樽最後不是同樣運往堆填區的話，其實在多年環保教育下成長的一代，誰說他們不會愛護地球呢？就算有些市民仍然十分抗拒，但正如當年實行禁煙區一樣，起初亦有不少人認為積習難改，難以推行，但結果今日不是很成功嗎？大家已甚少見到有人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商場食肆明目張膽地違規吸煙，當愈來愈多群眾認同一些理念，他們就會成為最有力的執行者，用他們的手、口和眼神也可以令人更明白垃圾不分類和違規處理垃圾，其實和亂拋垃圾沒有太大的分別。

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源頭減廢和循環再用應是未來推動環保的兩個最主要目標，若能加上轉廢為能，便更有利於地球可持續發展，而市民要付出的垃圾袋費用也會愈來愈少。希望政府官員不要再閉門造車或自我感覺良好了，若真的以結果為目標，請不要再將焦點放在徵費，而應在於同心為香港和下一代打造更優美的環境。當然，環保一定要付代價，特別是在開始一些回收、循環再用及再造、再生能源項目時都需要一些投資和補貼，香港作為一個相對富裕及已發展的城市，是有條件亦值得投資在可持續發展的環保事業。凡是改革都會有些不便、需要付上代價，就算政府官員在過程中做得未如理想，但為了我們自己和下一代福祉，希望所有香港人都願意多行一步。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罰款的成效未必是最好，對應在環保政策上情況亦相若，除了罰款，還有更多。

走塑令與搶購潮

2024年初，垃圾徵費議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預備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而在4月22日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法例實施以後，市民便買不到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等日用品。不少市民都很擔心，引發坊間出現了短暫的搶購潮，也難怪市民擔心，因為當時政府只忙於宣傳管制甚麼，市民收到的訊息大概是這不可以，那又不可以，但原來受管制的塑膠產品都有代替品的，市民還可以選擇竹牙籤及紙軸棉花棒。

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氣溫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的重要，然而，如果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一旦違規便要罰款（至少曾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宣傳片，很多時都只強調這類資訊），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巧妙地處理垃圾和減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去想如何真正實踐環保生活。即使在5月時政府宣佈垃圾徵費暫緩實施，但在未來制訂環保政策時，或許可以考慮除了徵費之外，還有哪些方法有助推動環保。

對動物友善的公共設施

2024年初，深圳鯤鵬徑一號橋已啟用，它把兩山連接起來，而在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  行人請繞行」短短九個字，便足以看見人們在興建一條行人橋的時候，也會顧及到大自然其他生物的需要。而設計師在設計這條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這些安排彷彿都在告訴人類，人雖是萬物之靈，卻不代表可以隨便踐踏其他動物。

除了這一條橋，深圳的地鐵站內也會見到動物的「蹤影」，車廂會播放著充滿活力的彈塗魚影片，而站內牆身亦懸掛了大型海報，主角有彈塗魚，也有其他鳥類，海報上更寫上「深圳是我們的家，也是牠們的家」的字句。4月，深圳首條寵物公共交通專線開通了，顧名思義，這代表著主人可以名正言順帶著寵物搭「巴士」了。

與香港情況相近，深圳市的居民也很努力拼搏賺錢，但在賺錢之餘，這個城市還是會保留一些空間給其他生物，當老百姓漸漸覺得其他生物美麗可愛，生態環境重要，人們會漸漸懂得去愛護地球，而這一種氛圍需要刻意營造，才能將訊息灌輸給社會大眾。2023年，上海廣播電視台聯合嗶哩嗶哩製作的公益環保紀實節目《一路前行》在東方衛視播放，這個項目的發起人胡歌、劉濤、陳龍，在節目裡成為環保的行動者及參與者。這三位演員中，以胡歌較為香港人熟識，一開始他在節目中的妝容整潔得有如翩翩公子，之後，他漸漸不再在意自己的儀容，就像普通人一樣，這是節目效果？還是他真的被大自然或其他環保人士的真情感染了？

令荒土化為良田的心願

節目其中一集，幾位演員進入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布和沙漠腹地，了解沙漠化問題，又訪問了努力治理沙漠化問題的人士，他們到訪了致良田生態農場，在農場中一起觀看了一段外國影片，當中提到：所有使用化學品的傳統農業下的土壤，幾乎完全不含微生物，土地愈脆弱，農民們愈會覺得需要噴灑化學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學農業加速發展以來，我們已失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表層土，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除非我們想辦法拯救土壤，否則我們只能再收穫60年農作物而已。致良田生態農場便是希望「把逐漸退化的耕地重新變為良田，進而影響更多的農戶和土地。」當胡歌問及創辦人馬彥偉為何把生態農場起名為「致良田」時，馬彥偉表示那時他在讀王陽明的書，王陽明心學提到致良知，馬彥偉認為致良知就是「每個人心裡都知道甚麼是對的，關鍵是怎麼去實現它」，王陽明還提出過知行合一，馬彥偉希望未來幾十年，甚至到老，都可以「實現良田」，這是他希望實踐的事情。

馬彥偉的宏願讓人佩服，但願有更多人可以被打動，由上至下，可以做得更好，不要為了拼經濟，導致爛尾樓或豆腐渣工程出現，危害他人生命財產之餘，更大量耗損及浪費地球資源。亦但願更多人欣賞這個世界，明白人、大地及其上的生物是共生的，就如《一路前行》的主題曲提到：

「最美麗的風景　從不會關上門
天空荒原大海和人生
路上做個孩子　又明亮又單純
如小鹿一樣看星辰……

天上有日月和星辰
地上沒有異鄉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愛支撐　命才成為生
一路有熱淚與天真
擁抱細碎的傷痕
別害怕鯨魚在遠方吟唱　燈塔的歌聲
我以渺小愛你同行的旅程」[1]

參考資料

〈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2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

SMG上海電視台官方頻道SMG Shanghai TV Official Channel。〈【一路前行 EP05】胡歌、劉濤、陳龍攜手走進大西北沙漠　探索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領略良田生態農場好風光！參與治理土地荒漠化在行動！〉。YouTube。2023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TbbYupw8Q。

孫海燕。〈大漠裡的良田：生態種植讓阿拉善逆轉沙漠化！〉。獨立評論。2022年4月6日。網站：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2125。

（原文於2024年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鸚鵡與人類的溝通方式很相似，在面對面時，也是透過聲音傳遞資訊、情報；亦用肢體語言補充，強調無法透過聲音表達的情感或意志。鸚鵡亦人類一樣是群居動物，有報道指出，如果牠們太孤單，欠缺互動、玩具，會導致牠們出現心理問題，行為上甚致會有鳴叫、拔毛自殘等行為。

最近有科學家讓九隻鸚鵡透過主人們的協助，在平板電腦中選擇自己喜歡的鳥兒，之後啟動Facebook Messenger讓牠們與所選的鳥兒視像聊天。在六個月的研究中，科學家發現鸚鵡明顯喜歡視像聊天，牠們共用500多分鐘作即時通話，只用了100多分鐘觀看短片。而且，部份主人相信，鸚鵡懂分辨不同的對話場景，又會經常靠近平板螢光幕，觀察另一鸚鵡的動靜，並會模仿彼此的行為，甚至有鳥兒在通話期間學習覓食及第一次飛了起來。

筆者覺得很有趣的是，以往許多科學研究都是以有利於人類為目標，但這個研究卻是朝著了解如何應用科技來幫助動物溝通的方向，報道指這有助發展以動物為中心的「互聯網」，以減少動物因獨留在家，缺乏與人或同類溝通的傷害。其實這也是神交託人類管理大地的一項任務吧。

而人類與鸚鵡的溝通模式如此相近，可以聯想到人與人之間、家庭成員之間，亦應保持互動及交流，才能互相關顧，保持健康的心境。如果彼此間缺乏互動機會，轉向應用網絡來尋找其他的溝通對象，或以看片、遊戲來作消遣代替，或因為沉迷網絡而忽略在生活中與人的溝通，對人的情緒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參考資料：

〈鸚鵡愛視像聊天｜模仿群居生活 有助發展動物互聯網〉。《信報》。2024年5月8日。網站：https://ejtech.hkej.com/%E7%A7%91%E6%8A%80%E5%8B%95%E6%85%8B/%E9%B8%9A%E9%B5%A1-%E8%A6%96%E5%83%8F%E8%81%8A%E5%A4%A9-%E5%8B%95%E7%89%A9%E4%BA%92%E8%81%AF%E7%B6%B2-%E7%BE%A4%E5%B1%85%E7%94%9F%E6%B4%BB/。

Daisy Chuang。〈想要即時互動，比起預錄影片鸚鵡更愛視訊聊天〉。科技新報。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technews.tw/2024/05/07/parrots-video-chatting/。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電視音樂選秀節目《中年好聲音2》於上週日總決賽中誕生了三甲。雖然沒有每週追看，但從去年9月比賽開始，間斷地看著百多位參賽者被淘汰、晉級、被淘汰、晉級……讓人看到的是所有參賽者在努力追夢，透過歌聲表達自己。離開的，有不少參賽者會說：「能走到這一步，都當自己是贏了！」的確，能為自己想做的事多走一步，就是向目標邁進了多一步。而能晉級的，一路走到總決賽，他們的進步與改變、對自己能力的認識與發掘，還有他們所散發出來的自信與挑戰自己不擅長歌曲的勇氣……不單是歌曲好聽，筆者也被他們對「追夢」的真誠所感動。

人到中年，就算到了老年又如何？人甚麼時候都仍可以追夢啊！看著於第一輯《中年好聲音》中71歲的吳大強活力十足，第二輯亦有66歲的朋友參賽，也實在對我們這班「年少一點」的人是種激勵和推動力。

筆者自己也有參與藝術活動，無論是戲劇或音樂方面，於社區劇場及教會中，亦與不同年齡的朋友一起排戲、夾Band。團隊中年齡層很闊：二十多歲至七十多歲的朋友都有，大家共同做著自己喜歡、感興趣的事，於藝術上交流合作，一起展現共同努力的成果，這「合一」的感覺，叫人既忘我，亦不禁散發著光芒。

藝術能表達情緒、能紓緩情緒，也可以讓人走出社區，與人交流，互相融和及欣賞。Let’s shine！人在何時都可以發光發亮啊！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打機」，在部份家長眼中，仍然好像是十惡不赦的行為，是萬惡的根源，特別面對在學時期的子女，有些家長認為打機與否是影響成績的最致命因素。就算沒有這麼極端的想法，人們普遍都對打機有一些負面印象，諸如影響學業、沉迷在虛擬世界裡、不切實際、容易令人脾氣暴躁、引發沉溺問題等等。的確，在電子奶嘴的時代，手機或電腦遊戲都是網絡原居民的日常娛樂，當失去這些娛樂，便會無所事事，正因如此，沉溺的狀況便變得嚴重起來。

打機是否十惡不赦？

其實就著「打機」與否的話題，都很容易成為父母與子女之間發生衝突的源頭。在上一輩的年代，關掉總電源、將電源線鎖起來或剪斷電源線，都似乎是有效即時阻止孩子打機的方法，但往往都令孩子氣憤不已，在極端的情況下，甚至有孩子因為父母禁止自己打機或課金而導致暴力事件、甚或慘案的發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有關打機的講座中，[1] 分享嘉賓徐世諾先生（世諾）跟許多時下年輕人一樣有打機習慣，他憶述自己中學時期曾經因為打機與父母發生衝突，當時的場景是他正在玩戰略型電子遊戲《英雄聯盟》，這類遊戲的特點是：時間長、需要與隊友合作對抗敵軍隊伍、遊戲不能夠隨時暫停。每當臨近午餐或晚餐時，若然世諾正在玩這個遊戲，他不能夠隨時暫停立刻去吃飯，也不能離開遊戲，因為團隊少了一個人會有很大影響，離開或會被隊友責罵，當他不能抽身離開遊戲，而全家人在等他吃飯時，大家都能夠想像會發生衝突。

說到底，孩童、青少年打機本身有沒有問題？打機，看似是一項娛樂消閒活動，除了會令人感受到開心和愉悅的情感外，好像沒有好處。但其實遊戲本身也能夠訓練到孩童的「控制力」和「記憶力」，這對腦部的發展有一定的好處。[2] 除此之外，明光社前項目主任歐陽家和先生（家和）在同一個講座中指出，家長觀察子女打機也能幫助自己了解子女的特質，例如子女在遊戲中喜歡扮演狙擊手，代表孩子喜歡在安全的地方與人對抗，又或者子女喜歡扮演輔助隊友或提供治療的角色，可能就有助人的特質，子女可以在遊戲中認識自己，家長又可更認識子女。不過，縱使家長明白打機本身並非一無是處，但是打機成癮問題的確令家長頭痛，只要上網搜尋一下，就會發現不少的家長不斷尋求方法處理子女打機成癮的問題，有孩童因打機而令成績退步，甚至有孩童因過於沉迷而令脾氣變得暴躁，或有暴力行為。

課金成癮引發財務問題

打機所附帶的另一個問題，就是課金問題，即是在玩電子遊戲期間付費。現今世代，使用電腦玩遊戲的青少年已經少之又少，進入智能手機的時代，就是一切在電腦上玩到的遊戲都能夠在手機上進行。隨身攜帶的手機令遊戲不限在家中進行，在街上、等車、乘車等等的時間都可以玩。跟電腦遊戲相比，手機遊戲有一個更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課金功能，雖然電腦遊戲都可以課金，但只是少數，而手機遊戲幾乎全都有課金機制。消費者委員會亦曾指出，部份手遊在遊戲內大肆宣傳課金內容，包括首次儲值優惠、不斷彈出課金獎勵的頁面、推出限時抽獎物品讓人很想課金直到抽到為止，遊戲透過這些方式吸引人大量課金。[3]

而現實中，小朋友、青少年課金成癮的新聞亦有不少，有些小朋友會為課金問題與父母爭吵，因為父母不願意提供金錢讓他們課金，有些小朋友則偷偷用父母的手機玩遊戲，再用父母綁定在手機的信用卡瘋狂課金，金額可高達逾萬元，也有青少年為了課金而欠債。

溝通方為良策

面對打機與課金問題，從來都不應該一刀切地認為有關行為必然會帶來負面影響，其實適當的娛樂活動或消費都沒有甚麼大問題，但當去到一個極端的狀態時，一切看似正常的活動都會令人陷入沉溺和成癮的狀態，一旦沉溺，便需要花上不少的時間，才能讓成癮者走出來。家和在講座中有提到其中一個解決孩童打機與課金問題的方法——就是「溝通」，家長可與子女協商打機時間和課金金額，讓他們知道自己可以玩，可以課金，但不可以太過份，若然全然的禁止，只會加劇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衝突。他又指出，在子女打機時，父母宜了解子女玩的是甚麼遊戲，到他們想課金時，家長也需先了解購買到的虛擬物品是否真的有助提升遊戲體驗，如果是用於抽獎，宜制定金額的上限，抽不到就算了。另外，他認為值得為取消遊戲中的廣告課金，因為不少廣告內容都很敏感，不適合兒童觀看。

最後，有資深社工指出，在處理青少年過於沉迷網絡世界的問題時，往往令人容易遺忘最根本的人與人相處之道——溝通。其實家長需要放下「說教」的模式，以朋友的身份與子女有商有量，在適當的時機與子女進行雙向的傾談，讓青少年明白家長其實是守護者。[4] 傳統的管教方式，效果已經不太顯著，要讓關係變好、有效教導子女，父母需要付出相應的努力，溝通與身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這是個指引氾濫的年代，如要入職有規模或有多年歷史的機構，上班第一天就要看厚厚的員工須知，加入公務員或教師行列的話就更加是墮入無盡指引的深淵，若果不詳細閱讀，銘記於心，萬一誤搭學生肩膊，說了一句花名，可能亦會在這個事無大小都喜歡投訴的社會氛圍下，要作沒完沒了的解釋。當然，指引的出現，往往是由於有一些案例出現，為免大家重蹈覆轍而事先作出提醒，這些提醒本來沒有問題，但當提醒變得僵化，以及成為免責卸責的護身符時才是問題。

作為家長的其實在生活上自然有不少的忠告想給子女，問題是當忠告變成囉嗦便容易適得其反，失去了提醒的作用。在教養孩子時，父母在學業、上網習慣、以至性教育和戀愛拍拖等事情上，其實是最佳的同行者，透過以身作則、日常交談、以及一些家庭活動的安排，再配合簡單清晰的指引或規矩，潛移默化，子女可能更容易受落。

對於成年人來說，我們活在一個變動得太急速的年代，AI的發展令人喘不過氣來，當大家還未消化新產品的現有功能時，新的功能便已推出，而且效果幾可亂真，令人無所適從。另一方面，教會在日趨嚴峻的社會及宗教政策之下，要在不犯法也可能被指危害國家安全的新香港守住本身的異象與使命，就必須多點智慧和勇氣，繼續用愛心說誠實話，我們看不透世情，只能轉眼看著耶穌，學習與耶穌同行，在真假難辨的世代中努力做個真誠的人。

編輯﹕謝芳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神都安慰我們，使我們能用他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1﹕4〉

生命非常寶貴，人生中的「生命影響生命」之傳承，無論長或短，都極具價值和意義。回想面對新生命的到來時，心感歡喜雀躍；見證其成長歷程亦滿有新的希望，也會樂於與人分享。但是，當生命歷經於「老、病、死」之中，與失去、痛苦、哀傷等負面情緒和感覺絲絲扣連，人們卻會退步，鮮有提及，更遑論一起探討或面對……甚或最後成了文化上的忌諱。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歷程，自出娘胎，就是向著老、死的方向走；身體的老化，亦是「病」的痛苦的來源，難以逃避。雖然坊間常以「保青春」、「保健康」、「逆齡」等功效來推銷健康產品，消費了也只能美白了或精神了一點，向著「終點」的方向或有了迂迴，但結局仍是一樣。如果我們在漸老的路上，能夠時刻觀察和分享面對「生、老、病、死」時的感受，就可與他人同樣體會到生命的意義及存在的價值，亦能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生命，當談論「生死」就能成為一種「生命教育」。

面對「死亡」帶來的兩個挑戰

常人認為，死亡如燈滅，是生命的終結，而有信仰者則認為死後還有生命，由此生的生命形態轉化到另一種生命形態。但無論是否有基督信仰，在真正面對死亡時，不少人除了怕痛苦外，就是對自己將往怎樣的「地方」，經歷過程會如何心存恐懼。的確，這些都是在生的人不能確實知道，滿滿的神秘，特別是死亡這種的「不可知」，帶來超級的挑戰，人們會為此而感到焦慮。如何安撫這種「焦慮」是死亡帶來的第一個挑戰。

人活著就有盼望，可以發揮自己所長，許多事情可以改變。那麼，當人生的終結在即時，盼望就可能減少，尤其對相信「人死如燈滅」之民眾來說，可以看到的就是衰敗和絶望。如何面對這種絶望就是第二個死亡帶來的挑戰。

雖然，我們對死亡的「未知」是沒法去解決，但當我們能夠好好的去了解與死亡有關的題材，如了解癌病的死亡的過程、紓緩治療、遺囑及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並能打開心窗與親人一起去談論大家不同信仰的生死觀、想採用的喪禮儀式等，相信都能令人在面對死亡的路途中，不會感到孤單，並能減輕恐懼。

應及早開展討論

筆者為戲劇教育的碩士研究生，上月為東華三院「圓滿人生服務」一 生死教育活動——「存為愛」生命探索之旅導演了一個名為《愛．及時》的論壇劇場，主角炳叔患上癌症，與其家人溝通、接受家人照顧、面對病苦與死亡的各種情況下，出現了多個問題與困境，主持帶領著觀眾互動，除了聆聽他們的心聲，還邀請他們成為演員走進劇場取代角色，以行動去改變劇情。觀眾反應很好，無論是長者們或是年青人都認為要早點溝通，而且更要「行動」，多關心家人和說出自己的意願及想法。

應用劇場的目的，是讓觀眾體會到病患者可能因各種原因而未能及早與子女溝通，未能講出自己想要的臨終醫療方式、身後事如何處理等而可能引起的問題。同樣地，關心到照顧者的辛勞及感受，叫觀眾代入病患者及照顧者的角度，了解到及早互相關心和溝通的重要性。雖然這類劇場不是常有，但仍鼓勵大家可以善用任何一個機會去談論，如新聞、劇集、電影等。當看到合適的故事，都可以輕鬆地展開討論，不必忌諱太多。及早了解長者的心願，可以免除很多家庭在處理身後事的爭拗及不必要的花費。這不單是為了節儉，更是為免花了一大筆費用，而作了逝者根本不喜歡的儀式。

善生、善別、善終

當我們仍在生命燦爛之時，早應思想生死的意義，活在當下，也讓自己多處於正面的心境，並與人分享美好的事情。而對於臨終的病人來說，他們仍有其才能、興趣與能力，應多鼓勵及給予機會去繼續發揮，好好活著，此為「善生」。

另外，如能與臨終者「善別」，與他慢慢回顧一生，看看照片，談談難忘事和深刻回憶之事是十分重要。除了好好「道別」外，如能聽他「道歉」和「道諒」，使其解脫人生中的一些愧疚、哀傷和放下憤恨；向他「道謝」，講出自己最欣賞他和感謝他的地方，讓他知道自己的價值；並向他「道愛」，永遠會記得他…… 這就是「五道人生」。當家屬與即將離世的親人雙方知道將要分開，難免會感到悲傷，而透過溝通能互相安慰，能多陪伴和傾談溝通，就能減少遺憾。

而最後在「善終」上應要選取合適時機溝通，了解病人想要的護理意願、治療取向、醫療決定、照顧地點、財務安排及身後安排等，都是同樣重要。根據香港生死學協會副會長及公共衞生學者鍾一諾教授稱：每8位受訪者，有7位傾向在被診斷為末期病患之時，接受以安舒為目標的紓緩治療，而非「不惜代價」來延長生命。所以，並不是每位末期病患者都願意忍受因治療帶來的不適甚至苦痛，而要盡一切方法延長生命的。作為家屬，亦應尊重臨終者的選擇和決定。

面對生死，要開啟對話溝通，傾聽的、談論的，先要預備好的，就是我們自己。只要開始了話題，相信恐懼就會慢慢減退。藉著家人彼此的愛，病者就會知道自己的心願會被聆聽、了解及完成，而得到最終的安慰。

參考書籍：

陳偉雄牧師（2017）。《生死無憾——死亡要我們學習的六堂課》。亮光文化有限公司

馮家柏、陸亮（2017）。《坦然——面對生死的21堂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伍桂麟、鍾一諾、梁梓敦（2020）。《生死教育講呢啲》。明窗出版社。

詐騙大學：有錢便來者不拒

最近北美基督教會爆發了不少性醜聞，例如加拿大超級教會The Meeting House有四名牧師因為涉及38宗性侵案而被捕；在美國方面，有充分證據顯示基督教音樂家克里斯．賴斯（Chris Rice）曾經性虐待男童，但最令人觸目驚心的事件，是今年5月美南浸信會聘請的獨立調查公司發佈了一份長達209頁的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20年美南浸信會高層掩藏了許多神職人員性侵的罪行。

不過，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一樁程度比較輕微的教會醜聞：今年6月23日，拜登政府宣告取消向就讀「詐騙大學」（Predatory for profit universities ）學生提供的60億美元助學貸款，預估約20萬債台高築的學生不需要還款，教育部長卡多納表示，這是對各方都公平、公正的解決方案。所謂「詐騙大學」，是指以牟利為目的之學校和職業訓練機構，這類大學的收生門檻很低，他們的招生部門使用誤導性訊息來促使人註冊入學，例如承諾學生在畢業後將會前途光明，於是很多人向政府借出龐大的學生貸款，但結果很多學生不是沒有畢業，就是在畢業後並沒有得到期望的高薪厚職。一群受害的學生在集體訴訟案 Sweet v. Cardona 中投訴：他們付出高昂的學費，換來的只是劣質的教育，在這訴訟案中150間美國學府榜上有名，這包括了鳳凰城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德福瑞大學（DeVry University）、大峽谷大學（Grand Canyon University ）。上述最後一間是基督教大學，以學生人數而言，大峽谷大學是全世界規模最龐大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機構。

有別於性醜聞，筆者對基督教大學抱著比較諒解的態度，說實話，世界上有很多種比辦學店更加有效的詐騙手段或者賺快錢方法，我相信起初辦學者可能懷有崇高的理想，但為甚麼後來卻會淪落到如此田地呢？讓我們回顧這類大學的歷史。

大峽谷大學：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大學

大峽谷學院於1949年在亞利桑那州成立，起初是一個非牟利組織，當時亞利桑那州美南浸信會認為有必要建立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大學，讓當地浸信會信徒有機會在就近讀書，而毋須前往遙遠的德克薩斯州或奧克拉荷馬州去入讀浸信會大學。然而，大約20年前大峽谷大學面對嚴峻的財務困難，於是董事會於2004年將大學出售，使其成為美國第一所牟利的基督教學院。為了生存和擴展，大學當局支付予招生員工的獎金和他們招攬的新生人數掛鉤，這違反了教育部的禁令，因此，在2008年美國聯邦政府起訴大峽谷大學，最終大峽谷大學就此案達成和解，支付了520萬美元罰款。

事實上，大峽谷大學的招生方法值得商榷，根據College Board 2021年的資料顯示，只有37%大峽谷大學本科生可以在八年內畢業，而全國的平均數是57%；這並不是一年半載的現象，根據 IPEDS 的數據，由2013年至2019年，大峽谷大學的學生畢業率遠遠低於全國的平均數和其他院校，以2019年的數據為例，2019年76%的佩珀代因大學（Pepperdine University）學生可以在四年內畢業，在大峽谷大學只有22%！大峽谷大學是來者不拒，只需要有錢交學費便可以註冊入學，絕大部份學生得根本沒有足夠程度去讀大學，他們無法畢業是已經預知道的。同樣位於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不齒大峽谷大學的做法，所以拒絕在任何運動中與這大學比賽。

自由大學：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

其實，有不少美國基督教大學亦經歷過類似的財務困難或者醜聞，例如位於維珍尼亞州的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和位於奧克拉荷馬州的歐路．羅伯茨大學（Oral Roberts University）。自由大學是保守派牧師科威爾（Jerry Falwell ）於1971年創立的福音派學院，他的目標是為學生提供維護傳統信仰價值的高等教育。但是，1990年代自由大學開始陷入財務危機，科威爾牧師聘請他的兒子小科威爾去力挽狂瀾，小科威爾採用商業手法營運大學，例如在廣告中列出每學分的學費，而不是每門課程的學費，這樣看起來學費不算昂貴，在小科威爾苦心耕耘之下，從2012年起，自由大學成為全美國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督教大學，直到2018年才被大峽谷大學超越。

然而，2018年《紐約時報》報道，自由大學的招生部門有 300 人，他們要每天招收至少八名新生入學，其中60名工作人員專門針對軍人，因為軍人更容易獲得聯邦政府資助，自由大學的學生在聯邦政府學生貸款排行榜中排第六。

歐路．羅伯茨大學：以死要脅的屬靈勒索

1962年，歐路．羅伯茨牧師於俄克拉荷馬州塔爾薩市（Tulsa）南部創立了一所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1978年他又在大學興辦醫學院，並於1981年成立了醫學信仰之城和醫學研究中心。但是，過度擴張令大學賬簿被紅墨水掩蓋，1987年，羅伯茨牧師宣佈，除非他在 3 月之前籌集到800萬美元，否則他會蒙主寵召。最後期限來到的時候，他表示這筆錢已經籌集到了，一位善長仁翁捐贈了所需金額的最後150萬美元，不過，最終其醫學院和研究中心在1989年仍然因為敵不過財政挑戰而關閉。

在本世紀初，該大學再度陷入財務困境，負債超過五千萬美元，但這一次繼任的校長再沒有說籌不到錢便會被神召回天家，也許這是因為「招式用老」，幸好信奉基督教的Hobby Lobby家族先後向該大學捐贈了幾筆巨款，它才渡過難關（如果你的教會或者機構需要資金，請你聯絡Hobby Lobby）。

結語

性醜聞完全沒有任何可以開脫的藉口，不過，很多基督教大學原先都有崇高的理想，無奈，現實的挑戰會令人變質。若果只是經營一盤生意而捱不起虧蝕，那麼大可以關門大吉。然而，基督教事工都是打著信心的旗號去創建和向前邁進，如果打退堂鼓的話，這好像是沒有信心的表現。假如硬著頭皮再衝向前，便可能會出現所謂「非常時期用非常手段」，例如大峽谷大學和自由大學濫收學生，歐路．羅伯茨牧師以死要脅，無可置疑，這是一種道德勒索或者屬靈勒索（「若果你不向我捐錢而任由我英年早逝，那麼你就是不重視神的事工」）。

負責任的研究人員常常說：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同樣道理，何不一分信心做一分事工？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每每教人措手不及，特別是對基層人士來說，原來的生活已經十分艱難，疫情下的種種政策無疑是讓他們生活的擔子百上加斤。當政策愈來愈嚴緊，教會及機構是否只能按兵不動，停止服侍鄰舍？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在2022年2月22日，明光社舉辦的一次網上講座中告訴大家，只要有心，疫情阻止不了人們繼續服侍鄰舍。

心靈的支援

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除了需要食物之餘，也需要iPad及網卡，以便學童可以上網課，疫情嚴峻時，他們更需要快速檢測包、暖包、退燒藥、感冒藥等。不過，除了物資，還有甚麼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機構及教會可以盡力提供給他們呢？歐偉民博士就提到街坊的心靈及情緒需要，這些需要都是真實的，他們需要有人支援他們，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生命才得以建立。當鄰舍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幫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陪伴，需要與人傾談，幫助他們渡過孤單的時刻，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很難面對困難。歐博士表示，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期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大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淑娟牧師看到雖然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通過網絡與小朋友溝通，令他們不必困在60呎的空間裡，整天黏著母親，與母親困獸鬥；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與歐博士一樣，陳牧師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教會也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

奇妙的供應

甘晨智牧師表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疫情只是令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以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不能進食，大家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不過甘牧師和義工對街坊還是念念不忘，很怕彼此的關係因此轉淡，而奇妙地有食品公司主動聯絡，表示可提供餸菜餐盒予教會，於是教會又有新的計劃派發速凍餸給街坊了。後來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這令義工跟街坊相處的時間少了，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想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他們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即使只有五分鐘、10分鐘也好。於是乎義工慢慢由陪行，發展出可以用電話關心街坊，到疫情受控時，這些鄰舍也願意走入教會，參加教會活動，又或者會成為教會的義工。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仍然能夠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如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會安排他們打電話關心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與人傾談。歐博士希望透過關懷服侍，可以把人帶回神面前，他知道疫情期間有諸多限制，人的需要卻是很真實的，惟有神才是可以真正幫助他們的，他希望在不同時候，他們都不要失去召命，繼續將人帶到神面前，所做的事都是指向信心和盼望的源頭——主耶穌基督。

無接觸配送

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須接受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同工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派發物資，如果他們願意又有信心便可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方法，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以外出，或會約他們在公園某張長椅，同工放下物資便會離開。陳牧師指，在派發物資時，教會會做足一切防疫措施，例如同工需要每天做快速測試檢測，送物資時會戴兩個口罩。同工上班會分成兩隊，一批人返週一、三，另一批人返週二、四，這樣安排下，即使有人確診，也能避免感染另一組同工。陳牧師表示，教會盡己力做足保護，至於其他的，他們會交託給神。

對於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事奉團隊本身便恍如一個團契，彼此在當中分享自己的經驗，若有人有疑問，有人可以澄清他們的看法，與他們分享經驗，幫助他們明白甚麼是Omicron等，他們便不用那麼驚慌，亦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另外，若大家可以從社關方面的角度看事情，例如討論是否接種疫苗，以服侍鄰舍的角度作為討論基礎，團隊成員就會較容易接受，有助他們溝通。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耶穌提到撒馬利亞人「看見了，就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新譯本》）。機構或教會在疫情下仍能回應鄰舍的需要，在於他們除了疫情，還能更多的看見神及鄰舍的需要。如果大家眼中只有疫情，可能只會看見疫情或疫情之下種種措施如何可怕，教人厭煩，讓人不安甚至恐慌，但如果看見鄰舍的需要，或有可能看到像「五餅二魚」的神蹟，就如甘牧師一樣，他的教會原本只打算派發一次禮物包給鄰舍，誰知派完一次之後，發現還有物資剩下來，足以派發第二次。

筆者在美國一所基督教大學工作，大學有一個部門名為「信仰整合」（Faith integration），目的是鼓勵教授將基督教信仰與教學、研究融合在一起，教授能否升職的條件之一，就是要通過信仰整合的考核，而這些考核包含了對信仰整合論文的評分。一位同事提出這個挑戰：「這些考核本身有沒有通過考核？」他的意思是：我們怎可以知道這些分數可以真正反映出教授的信仰歷程和表現，坦白說，「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的情況不時出現。我更加進一步說：「雖然我以數據分析謀生，但是我並不認為任何東西都可以用數字去衡量與充份表達，我並不反對評分，但這只能作為參考，不可以絕對化。除了量化（quantitative）的證據之外，我們還需要其他質化（qualitative）的指標，例如對教授行為的觀察。」

筆者沒有通過第一次信仰整合考核，當時系主任給我一個十分簡單的建議：「他們要求甚麼，你就寫甚麼。」於是後來我加入一些官樣文章，將自己的屬靈境界說得天花龍鳳，結果取得合格的成績。這種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在研究方法中被稱之為坎貝爾定律 （Campbell’s Law）或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 簡單地說，坎貝爾和古德哈特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一旦某些東西被確定為主要指標，為了達標，人們便會無所不用其極地操控分數。

這種現象亦出現在大學爭取排名榜上的位置，不同的排名榜有不同的準則，若果準則之一是大學投放了幾多資源在研究上，那麼大學當局便盡量將開支寫入研究的賬簿上。例如教授需要坐得舒服才可以寫論文，那麼買傢俬便可以撥入研究經費；如果同行徵引教授文章的次數被納入指標，那麼論文作者便會定下協議，互相引用對方的作品，甚至是自己大量徵引自己。例如，科爾查多（ Juan Manuel Corchado ）是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 University of Salamanca） 的電腦科學家，因為他的論文被引用了 39,000 次，所以他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的排名是全西班牙第一百四十五，但其中許多是自引。

在這種氛圍下，有些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堆砌數字是不足為奇的。歷年來，《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都公佈大學排名榜，但今年3月美國南加州大學卻要求這份雜誌將自己的教育學院從名單上剔除，原因是校方發現，過去五年呈報的資料都有錯誤，南加州大學的內部數據在過去20年都是由一位主管負責，憑著亮麗的數字，去年南加大教育學院在全美排名第十一。可是，在兩年前換了主管之後，南加大卻發現以往提交的數據資料很有問題。

這並不是孤立、個別的事件，在今年3月，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商學院前院長摩西．波拉特（Moshe Porat）被發現向《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提供不實資料，從而提高其商學院的排名，結果他被校方解僱，並且被法庭判監14個月。

即使在正常的情況下，分數能否充份反映質素亦受到爭議。ACT和SAT是美國大學入學資格考試，今年3月底美國喬治亞州大學系統宣佈，從下個學年開始，喬大系統旗下的26所學院不會要求學生申請入學時提交ACT或者SAT分數。無獨有偶，幾乎在同一時間，加州州立大學理事會教育政策委員會投票通過，今後加州大學招生不再採用ACT或者SAT成績作為錄取標準之一，未來加州系統的大學收生將會採用多元的綜合標準，來取代標準化考試成績，這些綜合指標包括了校內成績和學生的志願書。

年少時，筆者在香港曾經受過填鴨式教育和高壓力考試的荼害，我完全理解委員會不再採用標準化考試成績的原因。然而，我恐怕這些改革到最後仍然會落入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陷阱。當校內成績比較重要的時候，中學老師可能會「放水」；而學生的志願書更可能出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現象。教育委員會這個決定，是希望能夠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不同族裔的學生提供均等機會，但這種取向會形成了「標準化」的志願書：「我是來自一個貧苦的移民家庭，我父母是勞工階層，從未受過高深教育。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我飽受歧視，經過了艱辛的掙扎，才可以爭取到今天的成績，我希望可以進入大學修讀政治學、社會學，將來致力於創造一個更加公平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有機會實現美國夢……。」

這並不是新鮮的現象，《紐約時報》記者佛利民（Thomas Friedman）曾經說過這個有趣的故事：很多印度年青學子都希望可以來到美國留學，但能夠成功申請到學生簽證的機會並不高，其中一關是到美國領事館面試。在某次面試中，領事館工作人員詢問申請者為甚麼想到美國讀書，那名申請人回答：「我的父親是傷殘人士，行動十分不方便，我希望在美國大學研究怎樣製造更加優良的人工義肢。」領事館工作人員深為感動，於是批准了他的簽證申請。隨後，大量申請人說自己想到美國的理由，是為了幫助親人製造假肢。

量化分析、分數至上主義固然有問題，但換了質化分析（例如自願書、面試），亦不能保證考核結果會更加公平，因為兩者都可能會受到操控，而且後者更牽涉到評審人的主觀判斷。如果讀者期望我會提出甚麼新標準、新評核方法或者解決之道，你會很失望。在英語中，萬試萬靈的良方被比喻為能夠殺死人狼的銀子彈 （Silver bullets that can kill werewolves），但我並沒有對付坎貝爾定律或古德哈特定律的銀子彈，我只能夠說，千萬不要執著於任何分數或者考核結果，也許這就是銀子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