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轉腦朋友》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連場大雨的週六，天文台更三度發出黃雨警告，在教授興趣班過後拖著疲累的身子，正考慮要不要再冒著雨坐車去宣道中心聽黃綺琳（Norris）這位追夢者主講的交流會……在掙扎中覺得這不也就是追夢者的感覺嗎？好，堅持一下，去吧！聽著Norris的分享，確實知道電影《填詞L》除了是她作為一個填詞人的歷程以外，也是她作為編劇、導演的一種實踐及堅持，並與一班有心人互相支持的一件寶貴的結晶品。從她豐富的分享中發現，追夢是未完的競賽，因為就如她電影所描述，就算她在填詞比賽中成了冠軍，簽約成為了唱片公司旗下的合約填詞人，她仍要與其他的填詞人競賽，填了詞也不一定會選中你，採納你的版本。電影拍完了一部，也要繼續拍另一部，夢是一直向前走的，沒有「追完夢」這回事。

另外，要完夢，尤其是一個很大的夢想，需要很多人互相支持、一起成全。電影《填詞L》也就是她得著監製黃鐦的支持，拍得一天得一天的去完成這個電影。Norris說拍電影一天約十來萬元，每次籌夠二十多萬元就拍兩天。整部電影拍了15天完成，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拍，再後期慢慢的剪，約200多萬元就能夠完成（但其實整部電影如果沒有有心人「拍膊頭」幫忙，要付足費用的話，成本起碼要700多萬元才夠。）連她自己也奇怪，不知為甚麼就是沒想過這電影會拍不完。筆者深感有這種有多少拍多少，見步行步都要把它完成的堅持，實在不簡單。

Norris分享到夢想似是一個個暫存的泡泡，「暫時未能做到的，如stop motion （定格動畫）電影、音樂劇電影等，需要很多資金才能拍到，那就把它們變成一個個的泡泡放在眼前飄著……」她的夢不只一個，要看時機才能實現。筆者十分欣賞她面對困難的心態，每次當她遇到阻礙，她會認為不順利是正常的，是一個讓她改進的機會，她更喜歡以靈活的方式去面對及作出改變，讓事情可以完成之餘，還比之前改得更加好。追夢的路還漫長，相信天父會按祂的心意，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希望不單止是追夢的人可以互相扶持，也願大家如見到有夢想的人，幫他們一把，使他們夢想成真。或許也能把你的夢想也燃點起來。

參考資料：

〈《填詞L》的追夢者——與導演交流夢想實踐〉。基督教宣道香港區聯會。2024年6月15日。網站：https://cmacuhk.org.hk/2024/06/17/%E6%96%87%E5%8C%96%E6%B4%BB%E5%8B%95-%E3%80%8A%E5%A1%AB%E8%A9%9El%E3%80%8B%E7%9A%84%E8%BF%BD%E5%A4%A2%E8%80%85%EF%B8%B0%E8%88%87%E5%B0%8E%E6%BC%94%E4%BA%A4%E6%B5%81%E5%A4%A2%E6%83%B3%E5%AF%A6/。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鸚鵡與人類的溝通方式很相似，在面對面時，也是透過聲音傳遞資訊、情報；亦用肢體語言補充，強調無法透過聲音表達的情感或意志。鸚鵡亦人類一樣是群居動物，有報道指出，如果牠們太孤單，欠缺互動、玩具，會導致牠們出現心理問題，行為上甚致會有鳴叫、拔毛自殘等行為。

最近有科學家讓九隻鸚鵡透過主人們的協助，在平板電腦中選擇自己喜歡的鳥兒，之後啟動Facebook Messenger讓牠們與所選的鳥兒視像聊天。在六個月的研究中，科學家發現鸚鵡明顯喜歡視像聊天，牠們共用500多分鐘作即時通話，只用了100多分鐘觀看短片。而且，部份主人相信，鸚鵡懂分辨不同的對話場景，又會經常靠近平板螢光幕，觀察另一鸚鵡的動靜，並會模仿彼此的行為，甚至有鳥兒在通話期間學習覓食及第一次飛了起來。

筆者覺得很有趣的是，以往許多科學研究都是以有利於人類為目標，但這個研究卻是朝著了解如何應用科技來幫助動物溝通的方向，報道指這有助發展以動物為中心的「互聯網」，以減少動物因獨留在家，缺乏與人或同類溝通的傷害。其實這也是神交託人類管理大地的一項任務吧。

而人類與鸚鵡的溝通模式如此相近，可以聯想到人與人之間、家庭成員之間，亦應保持互動及交流，才能互相關顧，保持健康的心境。如果彼此間缺乏互動機會，轉向應用網絡來尋找其他的溝通對象，或以看片、遊戲來作消遣代替，或因為沉迷網絡而忽略在生活中與人的溝通，對人的情緒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參考資料：

〈鸚鵡愛視像聊天｜模仿群居生活 有助發展動物互聯網〉。《信報》。2024年5月8日。網站：https://ejtech.hkej.com/%E7%A7%91%E6%8A%80%E5%8B%95%E6%85%8B/%E9%B8%9A%E9%B5%A1-%E8%A6%96%E5%83%8F%E8%81%8A%E5%A4%A9-%E5%8B%95%E7%89%A9%E4%BA%92%E8%81%AF%E7%B6%B2-%E7%BE%A4%E5%B1%85%E7%94%9F%E6%B4%BB/。

Daisy Chuang。〈想要即時互動，比起預錄影片鸚鵡更愛視訊聊天〉。科技新報。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technews.tw/2024/05/07/parrots-video-chatting/。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最終回，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挑選了2023年於網上串流平台推出的電影《真愛玩失蹤》（Ghosted）來為大家講解「伙伴情」[1] 類型電影的特點和結構。雖然電影在上架的首兩天，吸引了超過328,000名觀眾收看，是有關串流平台有記錄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新上架電影，但它所得的評論卻未如理想，有不少人認為該電影內容拼湊，男女主角合作亦被指未有化學作用，更被提名最糟男、女主角及螢幕情侶。

礽福介紹到「伙伴情」類型電影有三大要素：一、由於主角的生理、心理或是道德上有所缺欠，所以需要伙伴相助；二、與主角互補的伙伴出現，可以讓他／她的生命變得完整，或是對方有主角所需的特質；及三、在電影中有各式各樣的阻礙出現，包括誤解、觀念差異、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壓力等等。而礽福亦稱，如電影是「雙主角制」的話，電影中主角及伙伴在經歷事件後都會有所成長。在「伙伴情」類型的電影中，很著重講述一對搭檔如何發現「沒有彼此就無法過得那麼好」這回事。

雖然網絡上有人稱這電影為爛片，但礽福認為這部電影仍然是看得下去的。雖然電影有叫人費解的地方，如男主角由最初有哮喘到中途變成如「美國隊長」般好打，而尾段旋轉餐廳的旋轉速度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要求觀眾運用智力分析結尾的情節，但起碼電影男女主角都是靚仔靚女，片中的一些設定對推動劇情有所幫助，如男主角的農業知識能幫助洞悉女特工家中植物的DNA，推斷出生化武器的密碼。而女主角一切以任務為先的取向，在最後卻因為男主角在危難中的保護和照顧，讓她慢慢改變，開始懂得為愛、為別人而犠牲任務。

自2022年6月開始「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為大家細心拆解過十多部電影的結構。雖然觀眾一般很少會這樣精細地看電影，但礽福認為電影投資很大，是一門很精緻的藝術，好的電影是值得觀眾一看再看，細心地去閱讀它精彩的地方，並學習如何在電影中找出證據去解讀它所表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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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愛、被接納、不想被人遺棄，當這些渴求長久得不到回應時，可能會令人變得缺乏自信和自尊，寧願把自己的感情隱藏起來，在人群中亦表現得退縮。作為父母，可以怎樣令孩子感覺得自己被愛呢？而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又可以怎樣回應提問，令孩子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呢？本文將會探討一下這個課題。

孩子在尋找自己的價值
有些孩子會問父母充滿童真的問題，例如「我可愛些，還是貓可愛些？」「你喜歡陳小明多些，還是我多些？」若把這類提問圖像化，孩子把自己放在天秤的一端，另一端則放上他認為重要的事物，這樣的問題其實展現了「渴望得到認同」的需求。這需求也標誌著孩子的成長，開始察覺「自己意識到的自己」和「被他人意識的自己」，[1] 孩子開始在意「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呢？」「我的成績好嗎？成績不好的話，人們會怎樣看我啊？」父母既然是孩子心中重要的人，所說的話自然舉足輕重，請父母給予孩子肯定的回應：「在媽媽的心裡，你永遠比貓、比陳小明更可愛，因為你是我的寶貝，媽媽非常愛你！」

年紀愈細的孩子，對父母某些感受或意見愈敏感，愈容易感到父母是拿他們與其他人作比較。例如父母說：「志仔的數學考得不錯啊」，孩子對這話的解讀是「我的數學成績不夠好」。當父母讚美「小琳在運動會跑步項目得到冠軍，不錯啊」，孩子聽完後就莫名其妙的黑起臉來，晦氣地說：「哼，原來你更加喜歡小琳」，這些反應實在令父母感到相當錯愕。

那麼父母是否要避免對其他事物表現出欣賞和喜愛，唯獨對自己的孩子讚口不絕呢？當然不是。人與生俱來都喜愛美好的事物，而且懂得欣賞別人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條件；若對孩子過度讚美，可能會產生其他問題，例如自大、自戀、嫉妒、猜忌，這類性格特質讓人敬而遠之，失去友誼。父母的言行舉止彷彿是一面鏡子，他們待人處事的方法往往會投射到孩子的身上。父母如能明白自己有獨特的價值，遇到美好的人和事物，也不會妄自菲薄或鬱鬱寡歡，可以敞開心扉去欣賞，這種寬廣的處世態度也會延續到孩子的身上。「重新去思考和明白自己是有價值的、是被愛的人」這種正面的想法，是需要慢慢在人的心裡培育，就算作為成年人，堅定如父母，有時也會因著比較衍生出負面情緒，甚至被它們佔據心頭，例如擔心、恐懼、自我懷疑等。舉例，我們看到別家的孩子品格和成績都不錯，可能就會懷疑自己是否合格的父母，為何自家的孩子不及別家的孩子；當老闆讚賞某同事的業績好，就會擔心自身表現是否達標。如此看來，這類負面的想法常存在人的心裡，只是成年人沒有如孩子般把不安的感覺直白地說出來。我們需要帶領孩子不斷地以愛人愛己的心去疏導負面的情緒，以美善的眼光去擊破謊言，慢慢學習怎樣在獨處時、在群體裡安然地自處。

父母的回應能讓孩子感受到接納
每個場景總有表現稍遜、未如理想的人，例如當孩子告訴你班上某同學考試低分，或某同學在班上出醜等瑣碎事，假若我們以為事不關己就不用勞心，不加思考就去回應，甚至取笑當事人，例如說他「很笨」、「很差」、「懶散」，他日自己的孩子遇上類似的處境時，這些負面的批評就會全部傾倒於孩子的心上。其實我們又怎能知道別人的實際狀況，隨口說出惡意的話？這實在是對別人和自己都有損害。當我們用父母的心腸，以憐憫、包容的態度去接納當事人，再和孩子一起說說改善事件的方法，生活裡就會多一點愛心、少一點批評。

有些人得天獨厚，擁有許多令人羨慕的優點，例如吸引的外表、財富，但他們也會有孤單的時候；有些人成長於平凡的家庭，仍能為生活裡的小事感到滿足。如此看來，即使在不完美的客觀條件裡，人們仍可以選擇開心地生活，而當中的秘訣是「愛」。從來沒有人能看得見「愛」，但當大家彼此接納和珍惜，這就是「愛」的明證。既是為人父母，讓我們先用愛心去溫暖和接納自己的孩子，也用愛心去擁抱與孩子一起成長的群體，這樣「愛」就在我們當中了。

價值觀的傳遞以愛為基礎

美國有心理學家指出，人類的行為大都經由學習而來，個體自出生以後，就會不知不覺間學習、模仿別人的行為，[2] 這就解釋到為何以身作則的教導方法總是比較有效，因為孩子在模仿著父母的行為。不過，若要孩子依循父母的價值觀，這事情其實有前設，就是彼此的關係良好。一位從事家庭和兒童教育主題寫作的作家就提出，當孩子能在父母身邊感受到愛和信任，他們便會接受父母的價值；相反，假如父母對孩子過於嚴厲，孩子在父母身上學到的便是嚴厲的管教手法，而不是價值態度。[3] 身教雖然重要，但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為人父母者再努力，也難免有缺點，不過只要願意學習、成長、突破自己和作出改變，抱持這種態度已經很好了。有人說親情與愛能令人變成更好的人，[4] 這的確很真實。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平常的電影分類，如：動作、冒險、喜劇、悲劇、恐怖、奇幻、歌舞劇等，都不能告訴你那電影究竟在說甚麼故事，所以我們應該用史奈德的電影類型來把電影分類，讓大家知道在看的電影究竟在「講甚麼」。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這次介紹了「阿拉丁神燈」類型電影。大家可能都認識《衰鬼上帝》（Bruce Almighty）或《大話王》（Liar Liar），它們均屬於這類型電影，主角得到了上帝賜予的權力與神力，或願望蒙應允後，對主角的人生及家庭造成了重大影響，甚至需要收拾殘局。

2023年上映的電影《閃電俠》（The Flash）也屬於這類型電影，其橋段與《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相似，主角因為獲得力量可以回到以前，他改變了一丁點的事情而演化成未來難以預料的改變，甚或災難。為正義聯盟一員的「閃電俠」在一次高速前進時，發現自己可以回到過去，於是他萌生一意念，想回到兒時去改變一點，讓母親記得買茄汁，以改變母親隔天被殺的命運。雖然只是一丁點的改變，但行動卻不單改變了他自己的歷史，也變成「蝴蝶效應」改變了世界，該發生的事沒有發生，時空亂作一團。在過去的時空裡，他與年輕的自己相遇，差點沒被閃電電倒，不然成不了閃電俠，及後他也意外地失去了超能力；那個世界只有超少女，卻沒有超人。由於世界沒有甚麼壞事發生，所以蝙蝠俠也因此退休，過著潦倒的生活。

我們的過去，無論是好是壞，點點滴滴都影響著我們。失去的，不一定是壞，可能叫我們學懂珍惜；生活不太充裕，卻可以煉成一身好本領。電影對比了失去母親的閃電俠和沒有失去母親的Barry Allen（閃電俠的本名），前者會很珍惜母親送給他的小公仔，後者卻隨意地用它作飛鏢靶，而Barry Allen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成不了閃電俠。

當逃不出遺憾的年輕閃電俠，不斷回到過去想去拯救超少女及蝙蝠俠，結果異化成了怪物，造成多元宇宙的混亂及碰撞……那我們又有沒有同樣逃不出的陰霾，一直想回到過去想改變歷史的事？還是學習接受事實，昂然繼續走自己的人生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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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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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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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近期，有關「沉浸式」的遊戲、活動、服務，無論是網上形式或親身體驗，都在逐漸興起。根據牛津英語網上詞典的解說，immersive（沉浸式）是一個形容詞，指「（沉浸式的遊戲、表演、藝術作品等）圍繞著玩家或觀眾，使他們感覺完全融入體驗，通常會使用三維電腦圖像」，[1] 而按Google翻譯所講，immersive就是「身臨其境」。

我們可以理解，如果是在網上經歷沉浸式體驗，使用者可以戴上3D眼罩，觀看數碼技術所製作出來的環境，有全虛擬的「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亦可以是在現實的空間增加虛擬物件的「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或將現實與虛擬世界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新環境，而這兩個世界的物件是能共存並同時進行互動的「混合實境」（Mixed Reality）。不同的模式，都讓使用者完全沉浸其中，投入遊戲或故事，產生共鳴。由於減少了干擾，容易使人完全集中注意力在所看見的事物或經歷中。

而在現實中，亦可以製作沉浸式的環境，如日本東京豐洲新型態美術館teamLab Planets TOKYO，參觀者可以隨著360度的裝置和投影，使人沉浸於超現實的世界中，參觀者的身體反應，亦在同時間回應當時所見之景象，如置身花叢或河流之中。香港早前也有「尋找足印．莫內」沉浸體驗展，將印象派大師莫內（Claude Monet）的畫作投影於360度的空間，讓參觀者仿似走進了他的畫作之中。[2]

教學上的沉浸式活動

由於「沉浸式」活動可以使人們更為投入，並且體驗和理解到活動要表達的內容，吸引參與者的注意力，通過多感官的體驗來提高人們對事物的理解。為此，它可以是一種很好的教育工具。

當學生沉浸在環境當中，少了其他的干擾，他們會更集中、更有興趣和更投入地學習，而如果設計的美術效果理想，也可以增強他們的學習動機。而當他們專注地學習，就可以更容易記住所學習及所經歷過的內容，留有更深印象，加深記憶。而且使用沉浸式的學習，更可能透過科技帶領學生經歷以往的歷史，比起單憑想像，更為實在和準確。就如香港的古蹟及藝術館「大館」，就使用AR科技讓人回到過去，重看昔日監獄的內部結構和了解獄中生活。[3] 另外，在沉浸式體驗的幫助下，參與者看到一些已經立體化和實在化的處境，就更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人的境況，加強參與者的同理心。[4]

然而在教學當中，沉浸式的活動亦有其缺點。除了製作的成本高和時間長以外，對於一些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需要與人交談和合作，透過溝通學習互相協調和適應多變的處境，而早已設計好的沉浸式環境，對他們來說，可能不是最佳的學習場景。另外，亦有不少的學習是需要親身去實踐，真正「落手落腳」去體驗和建立使用真實工具的經驗。在虛擬的世界中，未必能提供最好的學習環境給這類科目。

關注「沉浸式」科技的使用

既然「沉浸式」方法能讓使用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恍如親身體驗，如果將它應用在產品營銷上，與消費者建立了個人更緊密的關係，就更能針對消費者的喜好建立更立體的品牌形象，以及作出銷售策略上的調整。[5] 此外，「沉浸式」方法如被使用在色情網絡遊戲與互動體驗當中，可以想像到其影響力著實不少，甚至可能會令用家上癮。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科技是中性的，科技發展者大多想用它來便利用家、幫助用家，但亦有機會被立心不良的人用於不當之處上。我們應當細心留意科技的發展，並小心應用。

資料庫

沉浸式體驗的潛藏風險

多年前的一套荷里活電影，講述男主角頸背的插口一旦與電腦系統接駁，便能在虛擬世界習武、學打功夫及克服對高度的恐懼，這些情節在未來似乎都有可能實現。除了電玩、教學、培訓及展覽外，沉浸式體驗還能在醫療方面提供輔助，[6] 甚至對克服恐懼帶來正面成效。[7] 科技發展迅速，但人們是否已預備好迎接虛實並存的世界？有大型數碼代理公司的前創作主管就分享到當中的潛在風險：當人們在虛擬世界分享有關自己行為方面的數據，這些數據一旦被竊取，會令他們的虛擬身份遭盜用，甚至在現實世界蒙受金錢損失。她提出當科技發展令人們的虛擬化身與現實世界的身份結連在一起時，例如容許人支付一些款項，更會令別有用心者帶來更多作惡的「機會」。如果VR和AR更多的應用在工作場所，例如僱員接受沉浸式培訓，或僱主透過有關技術監察下屬的工作表現，虛擬與現實的界線就會更模糊。她指出如長時間使用VR、AR等延伸實境技術，或會對人的精神健康帶來損害，雖然有關方面的研究不多，但眼前的網絡沉溺問題，以至社交媒體對年輕人的負面影響，都足以提醒人們有關風險的存在。[8]

「超級英雄」電影不一定是《復仇者聯盟》系列電影，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超級英雄」類電影是指：「一個有超能力的人發現自己身處在平凡人的世界；那種感覺有點像是格列佛（Gulliver）發現自己被綁在小人國的沙灘上。」[1] 即是主角有特別的能力，卻因為現有的處境而未能發揮。

是次分享嘉賓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把2020年的真人版《花木蘭》與1998年的動畫版作比對，既介紹了超級英雄電影的要素，亦探討兩者中哪一部比較能說好女性故事，帶出男女平等，兩性各有獨特之處等訊息。

礽福指出，超級英雄類電影中的主角往往因為「非我族類」的原因，而不受尊重、不被理解，故事常強調他們的犧牲與成就。花木蘭代父從軍時，就是要應付她身邊的士兵，不可讓他們知道她女兒家的身份。而主角亦是「凡人英雄」：一、必須有她要完成的「特殊任務」，如成就豐功偉業或做好事；二、有「死對頭」要對付，雖有強大力量，但敵人的強大只是假象；三、主角要克服或接受「詛咒」，為獲得特別能力而要付出代價。

新版電影由動畫變為真人版，不但刪去了音樂劇元素，不少花木蘭與伙伴一起鍛鍊和成長的有趣經歷也被刪去了。原版花木蘭以其智慧、靈活和與伙伴一起合作以致最終能取勝的橋段，在新版本變為以「原力」（氣）取勝，其武功、力氣原來比男性更大，獨力就可以救到皇帝了。礽福認為在「超級英雄」故事中，如此安排不是不可以，但就只是「花木蘭」這個獨特的角色才能做到，不是一般人可以學習得到，劇情安排只證明了她的氣力可以比男性大。故事最後更改變了原本李翔與花木蘭的一段姻緣，說明了女人不一定要結婚，因著皇上欣賞她的能力，她最後來到皇宮裡保護皇上。

最後礽福也質疑，新版電影所強調的「真」，即對自己真誠，這雖然沒有錯，但「真」之後是否就能原力覺醒，擁有超凡的能力？反觀舊版電影除了發揮了女性特質的價值，更有助於男女平等，能鼓勵女性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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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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