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抗拒的優質嬰兒

自幼就喜歡種植，無論是花是瓜是菜，甚麼都嘗試去種，喜歡種植因為喜歡經歷神蹟。每撒下一粒種子就是撒下一個期望，期望會有成果。可是，由種子到幼苗到收割，都完全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要有成果就像期盼有神蹟出現一樣。

兒時家裡沒有田也沒有花園，只有一個幾呎長的花架連接在大廈牆身，跟著媽媽用花盆種馬鈴薯、桔仔和各種不懂其名字的花朵。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長得挺好的馬鈴薯葉突然枯死了，媽媽就連忙倒空花盆，抓抓下就抓出一個薯仔來，那種驚喜又豈是城市人所能理解？原來植物也如人一般需要經過先死後生，才可轉化生命。一粒種子若不死了，就不能成苗；更不能結出果子來。

原本退休是打算多出外旅遊，所以沒有計劃在新屋後園開田種植，但COVID-19的突然到訪，被家居令限制下，只好開拓一塊小田過一下種植癮。當人人都困在屋，人人都去開田、美化前園、攪攪大大小小的園藝工程時，幾乎把開墾花園所需各樣的材料掃空，Lowe’s和Home Depot的貨架比超市的還空呢！

多年前吃瓜的時候因為愛惜其種子所以把它保存下來，猜不到終於可以大派用場，一於把手上所有不知甚麼瓜的種子撒下去，心想將來種出甚麼瓜就吃甚麼瓜。發芽後，憑經驗估計它是冬瓜苗，因幼苗實在太多，於是就四處求人收留它們；希望找到愛惜它們的主人。最後剩了幾株苗，因為愛惜這些瓜苗，本來不是最愛種冬瓜，但亦決定把它們種在小田上。結果出人意表，該年夏天豐收冬瓜！

由於吃完冬瓜所剩下的種子實在太多，因為愛惜它們而捨不得棄掉，跟大女兒聊聊；靈機一動，決定放在網上賣，希望與有心人分享。無心插柳，冬瓜種子竟然大受歡迎，被種子網站睇中選來在Google賣廣告，只要以冬瓜兩字搜尋，就自動推介了我家的種子。冬瓜種子炙手可熱，不用減價仍有人搶著要；我們更一度成為best seller。因為開設種子店戶口時定錯郵寄國家選項，連南美國家也有人詢問如何可以落單購買冬瓜種子呢。最後還未到賣種子的高峰期，冬瓜種子和手上所有以前存落的各類種子都已全部售罄。當一粒種子有了自己的價格後，人們若想擁有它就得要付出真金白銀；這樣一個交易過程，讓一粒微不足道的小種子變得矜貴起來，使人更愛惜它；看來我們找到了一個愛惜種子的好方法。

幾年前與一位朋友聊天，無意中提到糧食短缺和基因改造的問題，估計一兩代之後的人所食的果實植物全部都是沒有種子的（seedless），也沒機會吃到基因沒有被改造過的食物的原始味道。我們現在吃的橙、西柚、檸檬、提子、西瓜……沒有核的植物多不勝數。當時，還無意中創作了一句「偉大」的名言：將來擁有種子的人是世上最富有的人。朋友聽了後，神情謹慎嚴肅，口中還像諗咒語似的說著那句「名言」。也許是這個緣故，我們下意識地會保留一些種子，當時也沒有種子可以使人發達的意識，只想為下一代保留一些接近原本植物被創造時樣式的種子（食物），他們將來可以拿來種，嘗嘗口福，吃到別人吃不到的原味食物。

最近與大女兒聊天才知道原來有很多國家都會成立種子庫（seed bank），保留每一類植物的種子，他們應該是最早最愛惜種子和最富有的人。執筆時翻閱資料才發現現時全球約共有1,000個種子庫，美國有20個，^[1] 而全球最大的種子庫是位於挪威的Svalbard International Seed Vault。^[2] 另外，還有英國的千年種子庫（Millennium Seed Bank），除儲存瀕臨絕種的植物種子外，更是全球最大的野生植物種子類別儲存庫。^[3] 此外，很多機構和自願組織也樂意接收人們耕作收成後所剩下的種子，我們又可以找到多一個愛惜種子的方法了。

之前曾聽人說過：無核很方便，容易食。這也許是商人們的廣告，洗腦成功？我們家有一句名言：「乜芒果有核嘅咩？」因為我們做父母的總是負責舔核，孩子總是負責吃肉。可能不久以後，連芒果也完全是seedless的（現時已有些芒果的核非常細小，它的種子不是一個活的胚胎，所以並不會發芽），^[4] 不知屆時人們會否懷念舔芒果核的樂趣？其實無核植物的種類實在太多，多到令人有點心寒。

畢竟天災再加上人禍，當下的烏俄之戰（有報道指兩國的大麥小麥出口佔全球約三分之一、葵花籽油出口佔全球8成） 、^[5] 世紀疫情（不論前線農夫或運輸工人因太多人感染令開工的人數不足）、輕農重商、重科技的國家政策等等……讓我們更關注糧食供應問題。看來我們都要盡一己之力，不但要愛惜食物，也要成為開拓糧食源頭的一份子。

在疫情這兩三年裡後園已開拓了一塊又一塊田，實行大量種植，我們幾乎每天都有一兩餐瓜菜是來自自家土產的，每星期只需要買兩三磅菜補充下就夠了。吃慣自己種的又甜又嫩的有機瓜菜，反而吃不慣外邊買來的呢。

我們在香港的朋友於疫情和逆情下，很多都紛紛大有大種，小有小種。有的朋友自己在新界開農莊，把爛地開發成一行一行的10呎乘2呎的田租出去。有的朋友與朋友合夥租一行田來耕種，每人輪流打理植物。有的朋友實行做家居農夫，創意地在狹窄的家裡找到一小片空間發芽菜、種荳苗、種蘿蔔葉、車厘茄等等。有的為散心、為增添正能量。有的為一旦被禁足時可以「有啖菜食吓」。無論為了甚麼，可以間接為糧食源出一分力。

從未想過，星鏈（Starlink）高速網絡科技競賽的年代，人類要關心的並不是是否趕上新科技免得自己落後；而是要關心糧食源及其原始質量，免得自己受災。但願你我都能愛惜造物主厚賜給我們的食物和在它裡面蘊藏的無限生機。

「誰控制種子，誰就控制國家和人民。」

Vandana Shiva

第71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今期《生命倫理》會接續上次的討論，為大家闡述基改種子對農民的影響。對不少農民，特別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來說，當他們決定種植基改種子那一刻，大概都以為會提高農作物的生產量，但卻萬萬想不到此舉其實是把他們的生計命脈都交在基改種子公司手中。

以購買孟山都（Monsanto）／拜耳（Bayer）公司的基改種子為例，農民必須簽定一份合約，當中提到他們種植該公司的基改種子的同時，只可以使用該公司生產，或它授權的化學肥料或農藥等產品。販賣基改種子的公司聲稱，使用基改種子能減少農藥使用量；但結果是種子的抗藥性被強化後，農民被迫購買更多抗蟲農藥，反而提高了成本。[1] 這裡提高的成本還未包括種子本身的費用。

至於傳統種子，在農業社會，農民一般都會自行篩選優秀品種，為其留種，並將它一代一代傳承下去，為的是要保證適合當地環境又符合自用或市場需要的植物可以持續繁殖。[2] 基因改造技術出現後，這些公司用專利的方式壟斷了基改種子，例如農民購買孟山都的基改種子時，要保證他們不會留下種子自己播種，又或是把基改種子給予他人播種，這意味著基改種子只可作一次使用，農民亦不可保留有關農作物的種子，違反合約者便得面對訴訟。有一位名為Vernon Hugh Bowman的農夫，在未得孟山都同意之下，擅自留下一定數量的基改種子，以減少向孟山都購買基改種子的數量，孟山都得知此事後向Bowman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在2013年最終裁定孟山都勝訴。[3]

孟山都除了以專利權保護自己的基改種子，亦會採用「終結者無籽技術」（Terminator Technology）去除種子的繁衍能力，杜絕農民私下留種，這讓身處基改技術商品最底層的農民，不得不依賴基改公司。[4]

農民發現基改種子不對勁，不可以重投傳統種子的懷抱嗎？這要視乎農民或其國家政府當初會否因為過度相信及依賴基改種子而不再保存傳統種子。另外，孟山都為了達到它的「宏願」——未來是「商業種子百分之百都是基因改造且擁有專利權的世界」，[5] 美國的跨國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在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於2018年收購之前，已經瘋狂地收購市場上的種子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種子公司。[6] 與拜耳合併之後，意味著農民或農場組織在市場上選擇產品的權利會受到限制。[7] 所以，當國家及農民放棄自己的傳統種子，孟山都便可以向農民「開天殺價」，農民卻失去「落地還錢」的能力。[8] 如果農民所種植的基改種子的質量並不如想像中完美，他們的慘況便會加劇。例如很多印度農民誤信了基改種子的宣傳，辛勤工作種植棉花，殊不知基改棉花種子除了在頭幾年表現不俗外，之後都收成欠奉，於是乎昂貴的基改種子、化肥及殺蟲劑讓農民非但不足以養活自己及家人，甚至令他們債台高築，最後只有走上自殺一途。[9]

為了阻止農民的悲劇繼續發生，一位印度女性，Vandana Shiva這位物理學博士決定挺身而出，對抗基改種子。Shiva不但抨擊基改公司不斷對農民洗腦，讓他們失去判斷能力，她更譴責「基改棉花是個製造毒藥的植物，去製造更多害蟲，把毒放到農作物，有些被人們吃掉（棉子油），有些種子被用來種植。」她建立種子銀行，保留了種子，並要農民別再花錢買基改種子。她跟印度政府說明情況，並且舉辦抗基改活動，邀請國際有機專家，喚醒人們有機農耕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印度售賣基改種子及殺蟲劑的商人，不斷地推廣基改種子的好處，於是仍有知識水平不高的農民繼續被這些宣傳洗腦及控制，借錢購買基改種子。[10]

印度農民誤信基改種子可以增加產量，世界亦被孟山都當年的宣傳洗腦，以為基改種子可以解決全球饑荒問題。[11] 全球飢餓問題成因複雜，即使早在10年前，人類擁有的食物是全世界需求的一倍半，世上仍然有人捱餓。[12] 基改種子的誕生，事實上並不能解決問題，例如即使主力於耕種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們依然吃不飽，因為他們要出售一切換取金錢，來支付昂貴的種子及昂貴的化學品。[13] 另外，阿根廷在大豆革命之前，是糧食百分之百自給的國家，但她為了擴大基改黃豆面積，北部的查科省面對砍樹、焚林，原住民反而吃不起這些外銷的大豆，不得不依賴進口食物。[14] 其實，當一個地方的本土農作物，特別是主要糧食成為了國際貿易商品，供給本地人民產量便一定不足夠。[15] 雖然基改種子不是製造飢餓的元兇，因為飢餓問題在基改種子出現前已經存在，但卻不得不說，基改種子不見得可以消滅饑荒問題，相反，它有加劇饑荒問題之嫌。

印度有Vandana Shiva為傳統種子而戰，一直以來，歐洲有不少國家如法國、德國、奧地利、希臘、荷蘭等阻止部份或完全禁止基改食物入口。[16]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歐洲公民已不如以往般反對基改食物，歐盟對基改食物的法例亦會改變，日後或會有更多基改食物在歐洲種植，[17] 以及未來或會不再監管那些使用了新一代基改技術（CRISPR-Cas等）的基改食物，這即是表示新一代的基改食物不用再經過食物安全或環境評估，也不用再貼上標籤便能在市場上發售，這必然是基改種子公司樂見的事。[18] 假若歐盟日後真的對基改農作物愈來愈友善，相信基改農作物在世界市場上的佔有率將會大大提高。

世上有不少人費盡心力建立種子銀行，努力保護種子的多樣性及原有基因，便是害怕有一天自然災害、疫病、戰爭，甚至「世界末日」會破壞人類賴以為生的農作物種，到時，種子銀行中的傳統種子可以讓人類有重啟人類歷史的機會。昔日努力建造種子銀行的人可會想到，他們悉心保護傳統種子，世上卻有人無情地破壞傳統種子的生存空間。

我們沒有辦法自建一座種子銀行，但若想保護傳統種子，仍然可以從購買食物的行動中讓生產者知道，傳統種子生產出來的食物是有市場的。當愈來愈多人支持傳統種子所栽種的農作物，傳統種子才更有機會在世上「留低」。

《欺騙的種子：揭發政府不想面對、企業不讓你知道的基因改造滅種黑幕》
（Seeds of Deception: Exposing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Lies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Foods You’re Eating）

作者：傑佛瑞．史密斯（Jeffrey M. Smith）
譯者：張木屯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臉譜出版
出版年份：2012年

你和我都需要食物，所有地球上的生物都仰賴食物。如果有一天，食物只掌握在一個大國，甚至一個企業的手中，這種壟斷會是多麼可怕？不過種子自古以來便出現在地球上，誰又有資格及能力擁有「種子」之餘，還能阻止他人擁有「種子」？除非這個企業可以創造出新的品種，並將它有效地推銷給全球。這似乎是不可能，但美國的孟山都（Monsanto）公司[1] 在美國前總統布殊（George W. Bush）的大力支持下，締造出驕人「佳績」。它以基因改造技術，創造了可以自己產生殺蟲劑的粟米等基因改造食品，以及無法留種的農作物，於是種植基改種子的農民，每年都需要向孟山都購買種子，並按合約要求購買它生產的除草劑等。孟山都還有一個「偉大」的夢想，便是希望藉收購全世界的種子公司，把所有的天然種子替換成它專利的基改種子，以此掌控絕大部份的糧食。

在消費者或環保人士眼中，孟山都已經聲名狼藉。本書作者闡明了孟山都不少劣跡，例如早年公司曾向大眾保證對人體十分安全的橙劑（Agent Orange），事實上卻毒害了數千名美軍與無數越南人。公司高層明明知道在阿拉巴馬州安尼斯鎮的電絕緣體工廠會危害當地居民的健康，卻隱瞞此真相40年，最後被阿拉巴馬州法官裁定「有惡意疏忽、肆無忌憚、隱瞞事實、妨礙、侵害及惡行重大等罪行。」

儘管孟山都謊話連篇、風評極差，仍獲美國政府力撐，為了加速其食品上市，白宮迅速為它推出一套異常寬鬆的自我監督政策。布殊力推基因改造食品，主要因相信它對身體完全無害，或是嚴格來說，沒有實際的研究數據顯示它對人體有害，它更可帶來更大產量、增加美國出口金額，以及終結非洲的飢餓問題。等一等，現今很多人接受基改食品，包括基因改造工程師，他們不都是抱有如此想法嗎？作者提到「在美國企圖強迫推銷基因改造食品到世界各國的過程中，不時出現生技[2]偏好的言論。美國主流媒體在毫不質疑也未經分析的情況下，不斷反覆傳播政府所提出並未獲得各界支持的聲明。」不少市民卻因而被說服。

作者為大家揭發了不少黑幕，如基因改造公司如何影響研究數據、隱瞞事實、竄改結果、或封殺異見份子的報道等惡劣行為。至於應該讓民眾安心的政府部門如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原來處事作風並未如民眾想像中嚴謹。

很多企業黑幕或國際「騙案」都與一般人無關，但《欺騙的種子》卻絕對與我們息息相關，因為，我們都是吃五穀雜糧的地球人。

「神說：『地上要長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在地上的果子都包著核！』事就這樣成了。於是，地上長出了青草和結種子的蔬菜，各從其類；又長出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果子都包著核。神看這是好的。」（創一11-12《新譯本》）。這樣，地的出產成為了人類的食物，雖然後來人類的食物包括肉類（創九3-4），但植物類仍然是人類及其他生物賴以為生的主要食糧。天災人禍不斷，人類可曾想過，有一天可能會失去農作物。

害怕失去農作物的恐懼並不是無的放矢，歷史上便曾爆發過愛爾蘭大饑荒，災難源於愛爾蘭人作為主食的馬鈴薯出現了大規模病害，馬鈴薯感染了致病疫霉（Phytophthora infestans）之後，收成銳減，大饑荒更導致當時的人口削減了近四分之一。[1] 為了未雨綢繆，截至2020年，全球有近2,000間種子銀行。種子銀行的建立，目的便是要保存種子，以致當人類面對毀滅性的災難，如戰爭、瘟疫、以及氣候變化，仍然可以耕種出可持續發展並且多樣性的農作物。多樣性的農作物對人類的未來非常重要，因此種子銀行可以肩負起保存大量農作物的野生近緣種的責任，以達到保護物種多樣性和搶救野生作物資源。[2]

種子銀行保存的是植物物種（包括種子、花粉、孢子）等，當中有觀賞的植物，但更重要的是保存可以作為食物的農作物物種。種子銀行中最為人熟悉的可能是Cary Fowler等人策劃，由挪威政府在2008年完成建造的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Svalbard Global Seed Vault，它又被稱為末日種子庫、末日地窖、全球農業的挪亞方舟，簡稱種子庫）。種子庫位於北冰洋斯瓦爾巴群島上，收藏來自世界各地的種子，種子庫有能力儲存450萬種農作物，每個品種平均500粒種子，因此種子庫最多可存放25億粒種子。[3] 它收集來自世界各地的種子，包括北韓送來的種子。若其他地方的種子庫出現問題，種子庫亦會伸出援手，協助將種子轉移到安全地區。例如多年前，當時位於敘利亞的國際乾旱地區農業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in the Dry Areas），在敘利亞爆發戰爭時，該研究中心便把近10萬種農作物送往種子庫，直到研究中心在摩洛哥及黎巴嫩設置新的基地，有關方面才要求種子庫把種子送還他們。[4]

很多人都以為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是全球首個種子銀行，其實最早提出種子銀行概念的人是前蘇聯遺傳學家和植物學家Nikolai Vavilov，他用了近二十年的時間走遍五大洲五十多個國家收集不同種類的野生作物種子，把它們存放在巴甫洛夫斯克，只是這些農作物種子並不是單純的用作儲存，也會用於研究遺傳學和雜交育種，有助解決人類飢餓問題。1941年，Vavilov因被人陷害而被判死刑，他當時被關押在薩拉托夫一號的死囚牢房中，德國納粹軍揚言要剷平當時的列寧格勒（現稱聖彼得堡），科學家和學生等人冒死把種子等農作物從靠近前線的巴甫洛夫斯克，轉移到列寧格勒中心的植物工業學院地下室，並且逝死保護它們。為了避免Vavilov千辛萬苦找來的植物物種被納粹軍人摧毀或掠奪，又或是被當時因戰爭而捱餓的列寧格勒飢民爭奪，Vavilov的追隨者寧死也要守護這一批數噸重的糧食種子，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便是著眼於未來，希望未來的蘇聯人民可以吃得飽。他們絕對不是沒有憐憫之心，罔顧眼前飢民的需要，只是為了更宏大的理想，連他們自己（至少有九人），寧願選擇餓死在幾千包大米旁邊，也不願意對植物種子打主意。Vavilov及跟他志同道合的夥伴雖然俱往矣，但他們當日的犧牲並沒有白費，現今俄羅斯種植的黑加侖深受歐洲人喜愛，有超過一半的黑加侖品種是源於Vavilov的種子銀行。[5]

無論是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還是瓦維洛夫全俄羅斯植物遺傳資源研究院（該院是以Vavilov的名字命名），每一間種子銀行，都背負著避免全球農作物種原失傳、保存自然資源的使命。可是，當這一邊廂有人努力興建庫房，甚至冒死保存農作物物種，為人類未來的糧食把關；另一邊廂卻有人肆意破壞農作物物種的原創性，害得農民得不到溫飽，甚至走上死亡的絕路。

在環保人士及農民眼中，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是一間聲名狼藉的農業生物技術公司，Natural Society在2011年評論它為全球最惡劣公司，因為「該公司的產品不但威脅人類健康也給環境造成巨大損害。」[6] 孟山都在1901年建立，於2018年被德國製藥及化工巨頭拜耳（Bayer）收購。之前它曾生產過害人害己害大地的致命農藥「橙劑」（Agent Orange），以供美軍在越戰時使用。[7] 「橙劑」是一種毒性極強的除草劑，它污染環境並可以停留在土壤中多年，對人類的禍害更達數代之久，除了會讓人患上癌症，更會令孕婦生出身體有缺陷的孩子。[8]

不過，孟山都最讓環保人士或農民氣憤的是他們推出基因改造種子（基改種子），並且操縱了種子市場。在環保人士眼中，基改食物的安全備受質疑，例如食物的營養會在基改過程中受到影響，「可能會導致不可預期的副作用」，又或是基改過程會「將無害的食物轉變成包含潛在致命的過敏原。」[9] 另外，基改種子對農作物種類、生態環境亦會帶來極大的衝擊。當農民被說服基因改造農作物可以抗蟲、抗農藥、抗旱等，他們自然會深信基改種子必然會提升農產量，轉而全情投入使用基改種子，此舉將逐漸使物種走向同化或單一化的情況。例如，原本美國或墨西哥境內，農民種植不同種類的粟米，但當同種的基改粟米被種植後，多樣性的粟米品種便被單一的基改品種所取代，基改種子也有可能散播到附近非基因改造的農地上，污染非基因改造的農作物品種。[10]

基改種子不但破壞農作物品種，也影響了其他生物。由於不少基改農作物多數具有抗蟲性的特質，這會令昆蟲因缺乏食物而死亡，[11] 一項實驗證明，一種可以自行製造蘇力菌抗蟲基因的基改粟米，它可以成功地殺死來不及羽化的蝴蝶幼蟲。[12] 此外，當有些基改農作物標榜抗農藥，於是農民便會毫無顧忌地使用更多除草劑，最後反而造成更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13]

種植基改食物無疑是透支人類的未來，因為許多基改農場不輪耕，不讓土地有休息的機會，這些農場也不在乎土壤有沒有養分。阿根廷聖塔菲省的農業學家Carlos Conelli表示，土壤遭到霸凌，以後可種不回正常（農）作物。他說：「大豆吸鈣和鐵，土壤的礦物都吸光，只好用化學去作肥。」[14] 使用基改種子、農藥及化肥等單一種植的農業模式，只會使土地變得愈來愈貧瘠，當中的出產亦會缺乏營養，跨學科領域的環境農業倫理學家Vandana Shiva便指出同樣是一英畝的土地，使用有機、生態方法和利用生物多樣性去耕種，可以比單一種植產生多五到十倍的營養。[15] 雖然大多數都市人只見大廈不見農田，但人與農田的關係其實是密不可分的，因為“you are what you eat” （人如其食）。

基改種子搶奪了傳統種子的地位，對土壤及環境都不友善，它對農民的影響又如何，往後在《生命倫理》再為大家繼續探討此課題。

《基因編輯大革命：CRISPR如何改寫基因密碼、掌控演化、影響生命的未來》
（A Crack in Creation: Gene Editing and the Unthinkable Power to Control Evolution）
作者：道納（Jennifer A. Doudna）、史騰伯格（Samuel H. Sternberg）
譯者：王惟芬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19年

這本書的英文名跟中文名一樣長，並且同樣展示了基因編輯的力量。不是人人都是生物化學家，可以理解CRISPR[1] 這種基因編輯技術的每個細節，但讀者若有興趣，想要通過此書去理解基因編輯將如何掌控演化，影響生命的未來，其實並不困難。

對比以往的基因改造技術，CRISPR的成本低且易操作。以往的實驗室不願意進行基因編輯的相關研究，因為費用太昂貴，但自從CRISPR出現後，科學家可透過如Addgene這類提供基本人工染色體（質體）的供應商，訂購他們想要的質體。作者指學術實驗室在2016年只需花65美元（約500港元），便可以訂購一個質體，甚至包括CRISPR技術所需的材料，難怪作者說：「一位受過基本訓練的科學家只要有想法，就可以完成幾年前根本無法想像的壯舉……任何人都可以用2,000美元來建立一間CRISPR實驗室……CRISPR技術讓一般大眾都能進行基因編輯，把這種曾經是深奧艱難的實作變成一種休閒活動，甚或是一門技藝。」[2]

受過基本訓練的科學家尚可隨意玩耍，不難想像資深的科學家野心會更大，他們已經改造出與小型犬相約的迷你寵物豬、更多肌肉及更多毛的羊。這邊廂，有科學家希望將大象的基因漸漸轉為已絕種的長毛象基因，那邊廂，卻有科學家在傳播瘧疾的蚊子中散播雌性不孕基因，讓瘧蚊有可能從世上消失。CRISPR也可以用於醫治疾病，這是很多政治家、科學家看好的一環，在七千多種因為單一基因突變而來的遺傳病中，相信不少人希望一些遺傳病可根治。

為人類殺「敵」、替人類治病，似乎是極大貢獻，然而，作者雖掩飾不了她對基因編輯技術的雀躍之情，但又同時流露出她的憂慮。她仍然偏向新技術，但就強調在多方面要有足夠及徹底的討論；因為CRISPR進入的領域，是超乎以往技術的，以及踏足人們想像不到的倫理底線。

中國人有個成語叫狼心狗肺，原來動物器官真的有可能移植到人身上。作者指為了解決人體器官短缺問題，已有研究團隊利用CRISPR「將豬的各種基因『人源化』」，希望有天「把生長在豬或其他動物體內的器官移植到人類身上。」另外，有科學家已經使用CRISPR編輯人類胚胎，研究甚至獲不少權威人士青睞。

此書不是科幻小說，所提及的事都已經、正在發生，或是人類將會面對的情況。很多人以為基因改造只是科學家的事，其實它已經入侵了我們的生活，就如今天我們較難買到非基因改造的粟米。想了解CRISPR的威力及它的影響，此書可滿足大家。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在8月1日宣佈，應特區政府請求，迅速組建首支「內地核酸檢測支援隊」，其中七名成員於8月2日來港協助展開實驗室工作。協助香港每日進行更多的檢測，以及協助在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建立「方艙醫院」。

現時對檢測冠狀病毒的測試，以核酸檢測的認受性較高，以RT-PCR 核酸測試為例，檢測需要先利用鼻咽胃管抽取鼻咽中的分泌物（如深喉唾液、鼻液等），再進行核酸測試以獲得樣本中的基因排列。據了解，現時主流的新冠肺炎測試方法有：[1]

現時香港政府已為特定高風險群組進行2019冠狀病毒病檢測服務。[2] 就內地的專家將協助香港進行全民檢測，我們有以下的關注：

1. 現時主流的新冠肺炎測試中，核糖核酸測試、快速核酸試劑以及糞便檢測三種測試都會使用到基因技術。這無可避免地會引發基因資訊及基因干預的倫理問題。例如因需要找尋病因，而進行分析，篩檢基因，並建立基因資料庫，當中可能涉及隱私權及知情權，甚至造成對測試者的非法採樣、監控、以至造成實際的權益損害。[3]

2. 多年來，中國在基因採集、應用等紀錄均有爭議。有報道指中國警方和其他有關部門一直在全國各地採集數百萬名沒有犯罪嫌疑的男人和男孩的DNA樣本。據《紐約時報》報道，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指出，中國政府基因監控及DNA採集項目的範圍之廣，已由新疆、西藏、受政府鎮壓的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到近年已遍及全國各地。據估計，當局的目標是採集3,500萬到7,000萬男性的DNA樣本，用途不明。[4]  數年前轟動全世界的賀建奎CRISPR「基因編輯嬰兒」事件[5]，足見國內對基因採集、研發、改造，以至臨床應用方面，都有待完善。

3. 另一方面，中國手機應用程式（App），以及電腦周邊、通訊和消費電子（3C）等產品，均曾傳出洩露個人資料、侵犯隱私的風險。2015年9月，德國資安公司G-Data指，小米、華為、聯想等中國製造智慧手機都被預裝間諜程式，會竊聽通話、拍照和複製圖片、錄音、發送和閱讀簡訊等，用戶隨時被監控。[6] 早前印度政府公佈，其資訊保安調查小組共找出 42 個由中國開發商製作的手機 Apps，會將使用者資料傳送回中國，以及存在對印度網絡攻擊的潛在風險，認定這批手機App是spyware（間諜程式）。[7]  美國政府也要在當地封禁中國應用程式抖音海外版TikTok。[8] 面對種種指控，中資公司多番澄清及否認，帷仍難難掩悠悠眾口，可見如何令使用者安心是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在基因檢測上，相關的風險只會更高。

4. 現時，世界各國對於處理基因測試，取樣，處理，儲存，甚或建立相關資料庫等程序而引發的道德，私隱問題，均具爭議性。正如美國政府亦呼籲小心基因測試私隱問題。[9] 現在香港以至全球均以急速，大規模形式進行基因測試，理應更謹慎處理，小心至上。

5. 事實上，由「健康」而起的各種應用問題，已引起廣泛關注。現時國內普遍推行「健康碼」計劃，規定入民持有才能出行。然而，在申請健康碼時須填寫極多個人資料，這是否必須的呢？以及如何保障當事人私穩不會被侵犯呢？健康碼聲稱是「疫情下促進人員有序流動的數字化管理工具」，實際上卻可能變成了監控人民的新工具。[10]

今次「第三波」新冠肺炎，實因6月時放寬豁免船員檢疫制度。放寬不載貨船隻的船員來港換班的安排，在執行上出現漏洞，導致有海員進入社區。[11] 雖然政府已收緊了有關安排，不過，仍然需要全面檢討有關過境人員，貨物的檢疫政策。

檢測方面，多做檢測的確可以更快找出隱性的病人，但現在情況已是全城蔓延，以香港人口700多萬計，就算國內多派人員來港，都是不可能完全解決問題的。事實上，每次檢測也只有72小時有效期，就算一次檢測過關，也不代表永不會被感染。[12]  而就算進行「全面檢測」，也必須配合嚴格的「居家令」、「在家工作」、「社區分隔」等措施，才會有效防止社區感染。[13]

在檢測工作仍需進行的前提下，我們建議要嚴格執行以下要點：

• 檢測應在健全的醫學體制下，由本地醫護把關，在確保沒有使用不當的檢測技術下進行，不能因「快」而做「錯」。
• 確保所有檢測以香港及國際檢測標準，尤其在符合本港私隱條例的標準下進行。
• 在檢測取樣的同時，不能收集其他「不相關」的資料（如收集 DNA，以及除檢測新冠病毒外的體液、血液、核酸等物質）也要規劃如何處理餘下樣本的問題。
• 嚴格規定在一段合理時間內，需要銷毀檢測樣本，個人相關資料及其他非病理研究的數據。（可參考ISO 15189:2012 Quality Management Standard for Medical Laboratory醫務化驗室品質管理標準）
• 應確保以正確方法解讀檢測結果。嚴格訂立測試結果使用法則，確保不作其他非相關用途。禁止以檢測資料建立諸如「基因資料庫」等非疾病的用途。

上期《生命倫理》提到基因改造技術對漁農業生產帶來的各種好處，以及它引發的爭議，今期《生命倫理》會繼續與大家探討基因改造食物的風險問題。

人類需要食物，昆蟲也需要食物，但昆蟲以農作物為食物，會損害農夫的收成。為了保護農作物，農夫一般都會使用一種名為蘇雲金芽孢桿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對抗昆蟲。Bt本身是一種天然的土壤細菌，它製造的蛋白質對於某些昆蟲來說是有毒的，農夫便以它作為天然殺蟲劑，將它噴灑在農作物上。為了讓農夫減少使用或毋須使用殺蟲劑，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都（Monsanto）公司研發了一種基因改造的粟米種子：一種生長時自行製造Bt的粟米種子。[1] 可是在2014年，種植Bt粟米的巴西農夫卻遇上大難題，吃Bt粟米的蟲沒有死，農夫必須為農作物噴上三層農藥，成本頓時因而增加。而美國愛荷華州的研究員也發現，在2013年Bt粟米田被根蟲明顯破壞。[2] 可見Bt粟米並未能令農夫完全停用殺蟲劑，最多是減少殺蟲劑的使用量，以西班牙為例，在1998至2018年在種植基因改造農作物的地區，共減少了37%的殺蟲劑使用量。[3] 但如所有藥物一樣，為了防蟲，Bt種子要不斷改進升級以抵禦蟲害，而昆蟲為了生存亦會產生突變以抵抗Bt，變成超級昆蟲。Bt農作物的出現可以殺死主要及次要有害的昆蟲，同時也可以殺死這些害蟲的天敵，又或是益蟲，例如蜜蜂，損害物種的多樣性，讓整個自然環境出現失衡。[4]

昆蟲會出現突變，成為超級昆蟲，抵抗除草劑的超級雜草也會隨著基因改造農作物的出現而誕生。另外，抵抗除草劑的基因改造農作物的出現，會令農夫不用害怕噴灑除草劑會殺害農作物，他們不必顧忌使用除草劑的劑量，有可能會不知不覺用多了劑量。值得留意的是基因改造植物並不能抵擋所有牌子的除草劑，孟山都公司研發的基因改造農作物，只能配合他們研發，名為農達的除草劑使用。農達除草劑化學成份為草甘膦（glyphosate），它被廣泛使用在精練金屬的工業上，它其實是一種超強的抗生素，只要很少的劑量，就能夠殺死周圍環境的多數細菌。2014年，世界衛生組織承認長期暴露在草甘膦環境下的工作人員，確實會提高B細胞淋巴瘤（B-cell lymphoma）的罹患率，可是因為一直缺乏草甘膦會致癌的有力證據，以致世衛無法下令禁止草甘膦的使用。[5]

雖然世衛欠缺強而有力的證據，以全面禁止使用草甘膦，但在2019年7月，美國加州一位法官判決一對夫婦勝訴，指農達除草劑導致該對夫婦患癌，拜耳公司（孟山都是拜耳旗下的公司）需要賠償8,600萬美元給他們。拜耳公司在美國已經歷了三次敗訴，公司仍要面對超過13,000多個的原告人於美國法院就農達致癌提出的訴訟。[6]

美國是生產基因改造食物的第一大國，也為基因改造食物提供認證。經過多年的審查及無休止的爭論，2015年11月基因改造的三文魚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英文簡稱FDA）認可，這種基因改造三文魚植入了大鱗大麻哈魚的生長荷爾蒙基因及大洋鱈魚的基因，這意味著它可以正式在市場上銷售，供人食用。植入這兩種基因的結果是令這種三文魚的生長速度較快，只需要18個月便長大，比原來需要三年才長成的三文魚，生長期縮短了很多。[7]

如果如FDA所言，這種新的基改三文魚是安全的，為甚麼FDA不准許這種三文魚在美國養殖，而只容許在加拿大及巴拿馬兩處特定的設施以容器在陸地上養殖？[8] 為甚麼生產公司花了超過20年時間讓人理解這種三文魚可供食用，但直到2018年，它仍然只可以在加拿大出售？[9]

隨著基因編輯技術愈來愈高，基因改造食物的種類只會愈來愈多。為了養活更多人口，解決貧窮地區孩童營養不良的問題，科學家推崇基因改造食物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用基改蕃茄漂染三文魚肉的顏色、令切開了的蘋果不會「生鏽」變色、把蕃茄變得辛辣等基因改造食物，又是否真的有需要？[10] 自然界的系統是龐大及複雜的，基因改造技術看似改善了農作物質量，但食用基改食物反過來可能會危害人類的健康。

Caius Rommens是一名基因工程師，過去曾在孟山都公司擔任主管，以及在J. R. Simplot公司出任前董事一職，後者是其中一間最大的公司推出基因改造馬鈴薯。Rommens投身基因工程行業26年之久，當他漸漸發現愈來愈多錯誤，以往一直支持進行生物工程的信念便開始動搖，他最終辭去職務，並在2018年10月推出了一本書，名為Pandora’s Potatoes: The Worst GMOs，[11] 為大家揭露基改馬鈴薯的潛藏危機。[12]

Rommens接受網上平台Sustainable Pulse的獨家訪問時坦承自己犯了很大的錯誤。雖然基改農作物會在溫室及農地接受測試，但Rommens卻甚少踏足這些地方，他只留在實驗室，相信他自己對馬鈴薯在理論層面上的知識足以改良馬鈴薯。而讓他驚訝的是美國農業部及FDA只會根據公司提交的數據來決定是否批准某種馬鈴薯可以出售，這做法很難確保不會存在偏差，因為他自己與其他基因工程師一樣，都會出現偏差，加上公司的報告只會著重呈現達到安全標準的數據，更不會提出在培植期間出現大量的基因變異，也不會對潛在毒素或過敏原水平進行測試。基改馬鈴薯並不特別健康，他創造的基改馬鈴薯在碰撞後會產生較少的黑斑，但原來基改馬鈴薯還是會因碰撞受損，只不過導致黑斑的基因被關掉了，令人看不見黑斑，其實馬鈴薯的黑色素積聚並呈黑斑能起到保護作用，讓人知道它「壞了」，要削掉，而表面看似沒有黑斑但已受損的馬鈴薯，反而會積聚毒素。[13]

當很多科學家認為基因工程無所不能的時候，Rommens語重心詳的告訴大家：「回看自己和同事們，我現在相信我們都被洗腦了；我們都被我們自己洗腦了。我們相信生命的本質是無生命的份子，脫氧核糖核酸（DNA），我們可以在實驗室中通過改變這些份子來改良生命。我們還假設理論層面的知識是我們通往成功所需要的一切，而單一的基因改變只會導致一種可預期的影響。我們本來應該了解DNA並進行有價值的修改，但事實是我們對DNA所知甚少……我們知道的足以令我們變得危險，尤其是當有關知識與我們的偏見和狹隘觀念結合在一起時。我們專注於短期效益（在實驗室中）而不考慮長期損失（在田地裡）。這和生產DDT、多氯聯苯、橙劑、重組牛生長激素等是同樣的概念。[14] 我相信人們必須了解基因工程師知道的有多麼少、他們有多偏執，以及他們犯了多大的錯誤。我的故事只是一個例子。」[15]

在生命面前，我們除了謙卑，還是謙卑。

只要吃一個蕃茄，便等於「吃了」50杯紅酒份量所含有的白藜蘆醇，或2.5公斤豆腐所含有的金雀異黃酮。[1] 這些聽起來都相當吸引，一般人都認為白藜蘆醇及異黃酮素有利於健康，特別在抗氧化及降低某類癌症的風險方面，消費者將來可從較為廉價及容易購買的蕃茄中攝取這些有益健康的元素，並非異想天開的事，科學家已經可以把阿拉伯芥這種植物中的基因AtMYB12加入蕃茄的基因中，讓蕃茄的營養成份大大提升。

含有β-胡蘿蔔素的「黃金米」對於貧困地區來說非常重要，每一年，都有大量貧窮的小孩子，因為缺乏維他命A而死亡。β-胡蘿蔔素在人體內會轉化成維他命A，讓負擔不起購買多類型食物的家庭，可以從主糧：基因改造的「黃金米」吸收維他命A，緩解這方面的缺乏。[2] 這項目聽起來相當有意義，讓人覺得要支持，好讓貧窮地區的小孩可以只吃大米，便能補充維他命A。

野生的三文魚及鱒魚肉的顏色呈現粉紅或紅色，基於牠們進食了含有天然色素的甲殼類動物或昆蟲。人工繁殖的三文魚及鱒魚由於吃的飼料跟野生魚類不同，牠們肉的顏色多呈現淺粉紅色，甚至灰色。為了引起消費者的食慾和購買慾，養魚戶會在養殖池中加入染料，在20世紀，養魚戶會用天然的有機物質，但現在，他們傾向使用以石油成份提煉而成的染料，讓三文魚及鱒魚肉的顏色呈粉紅色，也令肉質更可口。與其用化學合成物「漂染」魚肉，科學家認為倒不如透過基因改造與雜交並用的技術，大大提升了蕃茄中的酮類胡蘿蔔素，讓它成為合資格的顏料，這樣對進食者的健康更有保障。[3] 這聽起來也不錯，避免讓人類食用化學成份染料，似乎更健康。

從上述例子看來，我們似乎有充足理據支持基因改造食物。何謂基因改造？簡單來說，便是把農作物或生物的原有基因加入其他生物的遺傳物質，又或是將不良基因移除，以此製造品質更佳的農作物。通過基因改造技術，在市場上售賣的食物已經有防蟲的粟米、[4] 只需要少量的水便能夠長成的耐旱粟米、[5] 不易爛掉的蕃茄、[6] 抵抗除草劑的大豆與粟米等。[7]

1996年，基因改造的蕃茄開始在美國市場出現，自此，基因改造食物走上了不歸路，一場隱形風暴正式展開。根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The 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the Acquisition of Agri-biotech Applications, ISAAA）的《2018全球基因改造農作物商業化種植現況》年度報告（Global Status of Commercialized Biotech/GM Crops: 2018 (Brief 54)），1996年首次開放商業化種植基因改造農作物（包括棉花等），當時種植面積約170萬公頃，約在10年間急增至2017年的1.898億公頃，及至2018年，即一年後，又增加了190萬公頃，基因改造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增至1.917億公頃，大約有53個台灣之大。2018年，種植基因改造農作物的國家為26個，前五名基因農作物改造大國按次序排列分別是美國、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及印度。[8]

基因改造食物既然有諸多好處，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增加農作物產量，解決因人口增多而引發的缺糧危機，更何況得到不少大國支持，生產基因改造食物已變成不能逆轉的事實，而世界的趨勢似乎是只會有愈來愈多國家生產基因改造食物，為甚麼基因改造食物仍受到不少人攻擊？是因為它們不是以天然方式生產嗎？

反對基因改造食物的理由，最為人熟悉的，莫過於基因改造食物存在致癌的風險。一直以來，正反雙方都為到基因改造食物會否增加致癌風險而爭持不下。法國的分子生物學家Gilles-Eric Séralini及其團隊曾在2012年於《食品與化學毒理學》（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期刊發表了一項長達兩年的研究，實驗中分別將100隻雄性及100隻雌性遠交系白色大鼠（albino Sprague-Dawley rats）各自分成10組，每組10隻。實驗組的老鼠中，有些組別的老鼠吃孟山都公司生產的抗除草劑粟米，當中含有除草劑；有些只吃孟山都公司生產的抗除草劑的粟米，但當中不含除草劑；有些則飲用被除草劑沾污了的水。而對照組的老鼠，則不吃基因改造食物，並只喝普通的水。結果發現，與對照組的老鼠相比，實驗組老鼠的身體出現更多腫瘤，並明顯地更快死亡。但該研究遭其他科學家猛烈抨擊，理由是老鼠的數量太少，或是實驗的設計及方法論不夠嚴謹。未夠一年，該研究便慘遭期刊下架，一年後，研究團隊把焦點從癌症轉移至毒性的研究，才重新在《歐洲環境科學》（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期刊上刊登。[9]

或許，從學術層面來說，Séralini及團隊的研究並不算嚴謹，不足以證明基因改造食物對食用者有害，但支持基因改造食物的科學家，每次都只會告訴大家，沒有足夠的證據證實基因改造食物並不安全、以及會影響自然生態，不過，這做法也算不上是負責任的行為。[10]

至於如何不負責任？下一期《生命倫理》將會為大家探討。

憑著在RNA[1] 蛋白質生物化學、CRISPR[2] 生物學，以及基因體工程領域成就卓越，榮獲不少獎項的美國生物化學家珍妮佛．道納（Jennifer A. Doudna）提到「到2015年夏天時，我自幾年前開始協助發展的一項生物科技已經以無法想像的速度進展開來，而且其影響深遠，餘波蕩漾，不僅撼動整個生命科學學門（life sciences），甚至波及到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關於我和這項科技的故事，也是和你有關的故事。因為這種科技所產生的震盪，不久後就會傳到你家門口。」[3]

道納想說的主要是關於CRISPR研究及基因編輯技術，對她來說，CRISPR可能是基因編輯領域中的終極技術。CRISPR就如一把具有多功能的瑞士刀，它可以隨意切割一段特定基因，它可以將DNA從CRISPR組合中抽出來或裝回去，它亦可以刪除或翻轉一段DNA。[4] 對科研人員來說，CRISPR的工具愈來愈多元，而對比以往的編輯技術，CRISPR容易操作，成本亦相當便宜。他們可以從非牟利機構（如Addgene）訂購心儀的基本人工染色體（質體）作研究之用，[5] 有些人甚至閑時在家，以CRISPR技術來編輯酵母的基因體，創造新口味的啤酒。[6]

如果這一場科技所產生的震盪，只是一杯新口味的啤酒，相信很多人都不會介意這場震盪抵達自己的家門。問題是，它所牽涉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生物製藥、基因改造食物、遺傳病治療、以至優生嬰兒等。這裡每個範疇都可以改變人類的將來，其中所引起的信仰或道德討論非常複雜，絕不是談論製造一種新口味啤酒那麼簡單。

從今期開始，《生命倫理》將以「基因」為主題，我們陸續為大家談論基因工程，包括基因重組技術、基因改造、基因複製（clone）、基因編輯等如何造福人類，但同時又引發甚麼信仰或倫理問題。事實上，毋須等到CRISPR技術的出現，透過基因工程而來的生物已經在我們家門口，甚至來到我們家中了。

讓我們先從轉基因生物／基因轉殖生物（transgenic organisms），[7] 隸屬於基因改造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英文簡稱GMOs，中文簡稱基改生物）開始。所謂的基改生物，以往通常透過基因重組技術（recombinant DNA technology），將有特別功能的基因從一個生物體中分離出來，然後轉移到另一個生物體內。[8] 隨著CRISPR基因編輯的出現，基因改造技術變得愈來愈容易及便宜。

螢光魚與試毒魚

早在2004年1月，美國（除了加州）已經在市場上銷售一種在黑暗中可以發出不同螢光顏色的寵物金魚螢光魚GloFish，當然，螢光魚並非天生會發光，牠是由斑馬魚的基因改造而成的基改魚。[9] 斑馬魚算是小型魚，台灣的研究人員為了令台灣在基因轉殖水產生物產業的國際市場上更具競爭力，在2010年使九間波羅魚及神仙魚發光。[10] 到了2016年，台灣屏東的螢光魚研發業者，又養殖出世界首條長達近30厘米，身價在當時達3,000美元的基改螢光魚。[11]

螢光魚不只漂亮，也可以成為測試毒素的工具。香港一間於2010年成立的生物科技公司，便利用轉基因鯖鱂魚的胚胎來檢測日常消費品的生產原材料：包括牛奶及乳製品、食油等當中的雌激素內分泌干擾素（擾亂雌激素內分泌系統的化學物品），這些魚胚胎接觸到雌激素內分泌干擾素毒素時，肝臟會發出螢光綠色，其光線愈強，表示化學物質的含量愈高。[12]

蜘蛛絲羊奶

無論是觀賞，還是試毒，轉基因魚類都為研發者或商人帶來可觀收入。這種依靠基因科技而來的商機更已成功發展在其他哺乳類生物上。無論是彈性或韌度，蜘蛛絲都是一種上乘的蛋白纖維，該物質可以被製成人工韌帶及筋、汽車安全氣囊，甚至避彈衣。如果要生產足夠的蜘蛛絲，需要養殖大量蜘蛛，但蜘蛛是一種地域性很強的生物，大量蜘蛛在一起必然互相殘殺。為了解決這問題，懷俄明大學的研究人員便把蜘蛛曳絲的基因植入母羊體內，2010年已有三隻轉基因羊可以產出含有蜘蛛絲蛋白的羊奶。[13]

到了2018年，猶他州立大學繼續研究由細菌、蠶蟲、轉基因羊與及轉基因苜蓿生產出來的合成絲，有關項目還不只一次得到美國海軍派放款項，發展軍事用品，負責人Randy Lewis教授指出合成絲將來可應用在工業、醫療及消費品上。[14]

生物製藥

人類讓母羊生產含有蜘蛛絲蛋白的羊奶，也讓乳牛生產「人奶」。1990年12月，荷蘭一家製藥公司培育出世界首隻轉基因乳牛，其特點是生產出的牛奶含有人乳的乳鐵蛋白，很容易被孕婦、嬰兒和缺鐵貧血病人吸收。當時的藥廠估計用這種牛生產的牛奶，年產值可達約50億美元。在2011年，中國科學家李寧及他的團隊已經培育出300多隻可以生產「人奶」的轉基因乳牛，他們當時認為需要等待多年，這些與人奶有八成相似的轉基因牛奶才能在市場出售。[15]

科學家為要讓牛奶的營養素容易被人體吸收，努力培育轉基因母牛。有些科學家野心更大，努力發展「生物製藥」，[16] 製造出含有藥效成份的「藥奶」。1992年，英國愛丁堡大學宣佈他們已經生產了六隻轉基因綿羊，牠們的奶能專門醫治肝功能衰竭及肺氣腫等疾病。[17] 1996年基因複製羊多莉聞名世界。1998年，美國麻省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團隊改進了基因複製技術，[18] 結合轉基因技術，培植出含有人血清白蛋白的牛奶，其蛋白可以提煉成以藥丸或以注射形式出現，亦可如傳統的牛奶般直接飲用，其效用是維持血管的血容量。[19]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最早批准的藥奶，是來自轉基因山羊，牠的奶中含有抗凝血酶（antithrombin）。在2015年，該局又批准了一種由轉基因雞的蛋白中純化出來的蛋白質藥物。[20] 羊、兔、豬、雞蛋等都可以通過轉基因技術生產藥物。

動物淪為活體生物反應器[21]

動物除了作為人類的食物，一直以來，牠們都被當作測試對象，被視為活體生物反應器，在很多動物測試中，如食物添加劑、化妝品及藥物測試等，都會讓動物感到痛楚、中毒、甚至死亡。光是眼睛測試，對兔子來說已異常殘忍，測試時先要以夾子固定兔子的眼簾，再把洗頭水或其他美容產品滴進眼睛，看看牠們雙眼會否受到刺激，過程中不能讓牠們眨眼避免測試品會因而掉落，有的測試更可能持續幾天。[22] 其他受測試的動物，情況也不會好到哪裡。估計每年全球實驗室用上的動物高達1.15億隻，其中受虐至死的不計其數。[23]

在一種又一種成功基改的藥「物」背後，我們不難想像背後犧牲了多少條生命。畢竟，為了確保這些藥「物」對人類安全，其他活體生物反應器必須作好隨時犧牲的準備。

是的，科學家無所不能，既然愈來愈多人關心受虐的小動物，不忍心牠們受苦，不如通過基改技術，製造一些無痛感動物出來，替人類接受一個又一個測試。到底人類有沒有權讓其他生物受苦？又有沒有權改變其他生物的基因？

當初，神創造大地，凡有氣息的各從其類（創一11、12、21、24、25），[24] 但當人類的科技愈發達，就愈愛打亂物種的秩序。神賦予人權柄作大地的管家（創一26），而不是大地的主宰。神以洪水毀滅地上的惡人及一切生物，但祂之後不單與挪亞及其後代立約，也與跟挪亞在一起的所有生物立約，指出沒有生命會再被洪水除滅（創九8-11）。此外，安息日是神為人而設，也讓與人一起工作的牛和驢有喘息的機會（出二十三12）。

「義人連自己牲畜的性命也顧惜；但惡人的憐憫也是殘忍。」（箴十二10《新譯本》）。不讓動物受苦，最佳的方法便是停止對動物不必要地施虐，而不是「創造」對痛楚無感覺的基改動物。[25]

1993年Dean Hamer及其研究團隊表示已經在X染色體上找到一段DNA（脫氧核醣核酸），相信這與男性的同性戀有關。[1] 該研究受到不少人質疑，主要是因為其他研究團隊進行了相同研究，卻未能得出Hamer等人的研究結果。[2] 另外，Hamer研究的人數只有38對兄弟，樣本實在太少了。[3] 無論如何，有關同性戀基因的爭論，日後便相繼而起。[4]

2018年10月，遺傳學家Andrea Ganna與他的團隊在美國人類遺傳學會年會（The American Society of Human Genetics Annual Meeting）上發表了一個極具規模的研究報告。[5] 通過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ies, GWAS），[6] 研究團隊表示沒有證據顯示，X染色體與人類如何選擇伴侶有關聯。[7] 一年後，研究成果在Science期刊（網上版）上刊登，更清晰地指出在X染色體上找不到任何變異（variants），是與性傾向有實質性的關聯。[8]

Ganna的研究團隊所完成的是歷年來最大型的全基因組關聯分析，人數高達477,522人，當中有26,827人報稱自己曾有同性性經驗。這些參加者的基因數據來自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bank（408,995人）及美國的基因技術公司23andMe（68,527人），研究人員分析參加者所填寫的問卷。[9]

研究人員一開始從UK Biobank及23andMe的基因數據中，發現有樣本其體染色體（有別於性染色體）上有五處的基因變異是與同性性行為有顯著的關聯，只是當再進行其他測試時，有兩處研究結果未能複製；而基因變異結果，也不能成為有力的依據。結論是：同性性行為不是由單一或少數，而是受到多基因變異影響。只是，這些可量度出來的變異，因著不同原因，[10] 只能解釋少許的遺傳度（genetic heritability），[11] 而無法對個人的性傾向作出有意義的預測。很多不確定仍有待探究，包括社會文化如何影響性傾向，這都有可能與基因互相影響。[12]

研究人員承認是次大型研究其實有很多限制。[13] 在一次記者會上，Ganna表示因為隨著社會及時間的改變，他們預期結果亦有所變化，因此基本上沒有可能單單從遺傳學去預測一個人的性活動或性傾向。[14] 另一位研究人員Benjamin Neale發言：「這項研究突出了遺傳學的重要性以及遺傳學的複雜性……遺傳學不是全部，研究還強調了環境在塑造人類性行為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5]

顯然地，基因不能「預設」誰是同性戀者，社會文化，朋輩等同樣影響一個人的性行為或性傾向，當然父母也是其中一項因素。不少人相信孩子的性傾向與父母的性傾向無關。[16] 但根據美國精神科醫生Nanette Gartrell等學者於2019年3月發表的一項研究結果，女同性戀者的性傾向未必對她們的下一代完全沒有影響。研究發現來自女同性戀者家庭的下一代，明顯較同齡人士，更可能表示被同性吸引，表明自己的性小眾身份，及發生過同性性行為。[17]

參與該研究的152人全是25歲的年青人，當中76人是美國國家縱向女同性戀家庭研究（The U.S. 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 NLLFS）自1986年開始追蹤的對象，[18] 另外76人為對照組，來自全美家庭成長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NSFG）。研究的主要結果見表一。

表一：女同性戀者家庭的下一代與對照組比較

明顯地，無論是性吸引、性別身份及性行為方面，女同性戀者的下一代都較為多元，他們更可能被同性吸引，表明自己的性別身份是同性戀或雙性戀，有更多人有同性的性經驗。[19]

研究人員指出研究有多重限制，包括NLLFS中的女同性戀者後代並不具代表性，他們亦大多是白人及教育水平高，故不同種族、教育背景人士的結果，則可能會與該研究有別。而研究人數，來自女同性戀家庭的，只有76人，故稱不上是一個大型調查，至於NSFG對照組所填寫的問卷，沒有讓他們揀選是否雙性人或非性別二元的人，這些都會影響研究結果。雖有上述限制，Gartrell等人仍相信有關研究，對於專家和公眾在討論性小眾後代的性吸引、性別身份及同性性行為方面有重要貢獻。[20] 他們認為研究結果或許可以支持有關性的根源的遺傳學理論，因為有更高比率的女同性戀者後代受同性性吸引等情況，但他們同時指出調查結果也可以支持社會環境理論，因為同性戀父母比較不會批判其下一代探索非異性戀關係，下一代自然對社會性別和性有更廣的視野。[21]

Ganna和Gartrell的研究有助大家思考，一個人的性行為或性態度，其實不像外界所說的，與基因有那麼強的關聯性，因為我們不能單從基因測試，便可以知道一個人的傾向。反而是社會的文化、環境、父母如何教養子女等其他因素，更容易影響下一代的性行為及性態度。子女長大後，難免受他們身處的社會文化及朋輩影響，但這並不表示父母對下一代完全沒有影響力。父母至少可以嘗試在子女年幼時，便開始與他們建立美好的關係，對他們的生理性別予以肯定，幫助他們建立性別自信，這都有助他們發展健康的性態度。[22]

《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
（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 Ethics in the Age of Genetic Engineering）

作者：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
譯者：黃慧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博雅書屋
出版年份：2013年

「基因編輯」問題最近引起哄動，但其實相關議題早已有過大辯論！哈佛大學教授邁可．桑德爾繼其成名作《正義》及《錢買不到的東西》後，於2007年出版了《反對完美》，正正帶出今天仍「未解決」的討論：人們藉科技發展，追求自身完美，這樣為何有錯？

作者以幾個例子來說明，利用科技追求完美的身體，其實大有問題。首個例子是一對失聰同性伴侶，為了擁有下一代進行人工受孕，但為了保留「家族傳統」，特意尋找家族裡都有聾人的精子捐贈者，確保孩子也是聾的，結果她們遭社會嚴厲批評，認為她們剝奪了孩子擁有健康的權利。作者又指出，運動員作弊是不可接受的，那麼改造基因，改良肌肉又可不可以？還有，為了增強記憶力進行基因改造；為了「改善」孩子的身高，讓健康的孩子接受荷爾蒙療法；甚或在重男輕女的國家，在測定胎兒性別後，便以人工方式讓女性胎兒流產等，又是否可以接受？

這些例子背後，其實都是「追求自以為完美」的不義之舉，而這種能力改良，結果就會創造出兩種人類的亞種——改良過的和天生的——這明顯並不合乎道德標準。基因改良最深切的道德異議在於其中所表達和促進的安排，有錢有技術的人便可以不斷改進，貧窮落後的人就註定輸在起跑線，甚至代代相傳。

事實上，人類追求完美並非今天才發生。歷史上種種形式的「優生學」，帶來很多爭議，極端的甚至演變成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的暴行；今天，各種形式的「改良研究」仍在進行，如主流的胚胎幹細胞研究，當中引發的爭議包括該不該允許有關研究，以及應否使用專門供研究使用的無性複製胚胎等。

無獨有偶，以研究宇宙黑洞聞名的物理學家霍金，其遺作Brief Answers to the Big Questions（對大問題的簡答）寫下了他思想的最後三大問題（還是預言？），[1] 當中包括了有錢人未來可以自由改造基因，並進化成「超級人類」，他們不論在智力、壽命和疾病抵抗力等都比「正常人」強，而未能「進化」的窮人則會被趕絕！

霍金認為，雖然現時人類在基因學的研究只停留在修補遺傳缺陷等層面應用，但將來，人類會發現如何改變智力和侵略等本能。但正如現今很多科技應用，科技比人類走得更快，我們來不及了解它的好與壞、考慮如何立法監管，科技已「行先一步」被應用了。最終會不會出現經基因改造的「超人」與未經改造的人類鬥爭，以及超人摧毀人類主宰地球？（這和動畫「高達」提及的「新類型人」不是一樣嗎？）霍金還提到地球滅亡及人工智能在未來主宰世界，甚或成為上帝。這些問題會否出現，就由讀者自行判斷，好好去想了。

受訪嘉賓：吳庶忠博士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  

整理：吳慧華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提起生物科技，大都聯想到醫學方面的應用。在醫學上，生物科技可以有相當大的貢獻。2015年，英國倫敦已試做了一項以幹細胞治療老年性黃斑病變的手術。其實，人們在日常也會接觸到生物科技，美容產品便是其中一項。

讓我們先談談在生物科技中地位非常重要的幹細胞。人體大約由200種不同類型的组織組成，每一類組織中的细胞都有自己的特定功能，如腦細胞、血細胞和神經細胞等。幹細胞(stem cells)是未分化成特定細胞的原始細胞，按照幹細胞所處的發育階段可分為胚胎幹細胞(embryonic stem cells)和成體幹細胞(somatic stem cells)。按照功能來分類的話，則可分為全能幹細胞(totipotent stem cells)、多能幹細胞（pluripotent stem cells）、多潛能幹細胞(multipotent stem cells)和專一性幹細胞（unipotent stem cells）。

由受精卵到8個細胞體期，每個細胞均具有發育成為各種組織器官的完整個體的能力，所以這些細胞被稱為全能幹細胞。受精後約四天，全能幹細胞開始分化為外滋養層細胞（outer layer of cells）與內細胞團（inner cell mass），在胚胎發育過程中，外滋養層細胞會形成胎盤與胎兒依附在子宮中所需的支持組織，而內細胞團則可形成人體所有的組織與器官。內細胞團雖是多功能的，但仍有部分限制，因此被稱為多功能幹細胞。多功能幹細胞再往下分化，可化成特定組織的幹細胞，如造血幹細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神經系統幹細胞（neuronal stem cells）等，這些具備特定功能的幹細胞稱為多潛能幹細胞（multipotent stem cells）。專一性幹細胞只能分化成單一細胞，例如淋巴幹細胞可分化成淋巴球。

當不少專家專注於把幹細胞治療用於在醫學層面時，亦不少人希望把幹細胞治療運用到美容方面。例如在2012年的時候，已有技術人員打算進行臨床實驗，利用當事人血液中的純化幹細胞，對抗他們臉上的皺紋，技術人員認為把幹細胞注射到當事人皮膚下方，它們便在那裡長成新的皮膚細胞，幫助當事人恢復彈性。利用純化幹細胞，對抗愛美一族臉上的皺紋，理論上或許可行，但是否安全則讓人十分懷疑。在香港2012年所發生的DR美容中心的胞因子激活的殺傷細胞療程(cytokine-induced killer, CIK)醫療事故足以讓人醒覺，血液注射的安全性，以及不要輕信美容療程或美容產品的成效。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客座教授吳庶忠相信現已有不少美容產品打著幹細胞的旗幟，以不成熟的技術去欺騙他人。現在美容上所謂的幹細胞技術，未必都能達到讓人的細胞進行「自我更新」這目標。而坊間所用的 「幹细胞」 ，都沒有提纯，更不知其發展階段。吳教授進一步闡釋人體的皮膚，其職責本來便是保護人體，外界的物質是很難滲透進入的。現在有美容產品稱聲含有蘋果等植物幹細胞，但嚴格來說它們是幹細胞抽取物，在生產過程中，很多細胞已經死亡，不能再生。要起到真正的功效，這些生產商應該想方法讓這些幹細胞在製造及運送過程中仍然生存，並且可以接觸到真皮部份。如果生產商可以解決上述問題，理論上，幹細胞美容產品可以是有效的，當人的皮膚老化，幹細胞的確可以助長皮膚再生出一些年輕的皮膚。然而，即使可以通過納米技術，把美容產品滲透到皮膚深層，吳教授提醒大家也要留意身體會否出現免疫反應，而對於那些直達真皮的美容產品，更要考慮產品的纯度、濃度、衛生及安全問題。

不單幹細胞，基因也成為美容產品的寵兒。簡單來說，基因是決定遺傳特徵的基本單位，位於細胞核內的染色體中，決定了生物的外表或身體狀況等，為甚麼有些人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青，很大可能是基因使然。多年前已有不少著名品牌的生產商標榜自己的美容產品可以刺激或激活基因。吳教授認為理論上，美容產品是有可能激活基因的，不過，市面所賣的美容產品，顧客基本上是看不到其研究結果的，他們根本分辨不到所使用的美容產品，是真的經過認真研究及試驗後可以激活基因，還是只是誇大其辭，虛張聲勢。即使有認真進行研究的生產商，基於商業秘密考量，亦無法公開數據。為了保障消費者，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曾多次向此類產品發出警告信。

基因檢查亦可以用在美容行業中。吳教授提到在西班牙有一間公司，顧客可以用369歐元購買首次迎新服務，服務包括一項基因測試，分析個人的抗氧化能力、肌膚的修補能力，以及新陳代謝率等，而根據基因測試的資料及顧客的生活及飲食習慣，公司除了會建議顧客如何飲食，也會為他們度身定造適合他們的美容產品。其實，類似的公司在世界各地已興起，包括南韓及以色列。香港還未到提供基因美容產品的地步，但亦有公司可以透過基因測試而為顧客制定飲食及營養建議，或作人壽保險安排的基礎。

不必等到將來，不少的美容產品已經以幹細胞或基因來吸引顧客。這些美容產品只是用了更新的技術來提升自己產品的質量，看似傳統美容產品的加強版，但吳教授認為高層次的技術，更需要加強管制其品質，因為美容產品讓人的皮膚表面產生過敏，與讓人的真皮上產生過敏是兩回事，後者帶來的損害更大，危險性更高。

然而，當幹細胞治療發展成熟時候，人們可否用自己的幹細胞去豐胸？吳教授表示以前他會反對他人做整型手術，但現在比較同情人的處境，如果有人因為乳癌需要進行乳房切除手術，病人日後可以通過幹細胞治療，從新擁有所失去的，吳教授會多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思考。至於美容豐胸，則是另外一回事，這反映了社會對美醜的看法，人類不斷受著外界的影響，被人告知自己應該怎樣做才是 ‘完美’。

幹細胞及基因技術會不斷發展下去，對吳教授來說，有一條線非常重要，便是這些技術不能成為一個人可否生存的標準。將來的基因技術或許可改寫人的肥瘦體質，甚或智力提升，但不能因此去貶低和歧視那些達不到社會標準的人。換言之，不要讓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極端優生學復活。在神的眼中，每一個人都是有內在價值的，並不能靠外表或智力體能去衡量如何看待一個人。

隨著生物科技的發展愈來愈成熟，筆者認為人們必然有更多機會去作出選擇。在選擇之前，消費者最好對所銷售的產品有相當的認識，以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另外，亦要清楚所購買的產品，當中幹細胞源自何處，有否違反道德(例如來自墮胎嬰孩)。我們難以預測科技會如何進步，但正如吳教授所言，有一些線，還是要守的。

延伸閱讀資料：

“FDA warning to stem cell cosmetics maker raises more questions about agency itself.” The Niche 12 May 2016.

https://ipscell.com/2016/05/fda-warning-to-stem-cell-cosmetics-maker-rai...

“First patient treated with stem cell therapy for wet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29 Sep 2015.

https://www.mrc.ac.uk/news/browse/first-patient-treated-with-stem-cell-t...

“Plant stem cells in cosmetics: current trend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uture Science 12 July 2017. https://www.future-science.com/doi/full/10.4155/fsoa-2017-0026.

早前，哈佛大學教授Michael Sandel 訪港，在中文大學演講，題目是What Money Can’t Buy，座無虛席。在香港這個以利字掛帥的城市，近年來很多知識份子及年青人都反思金錢是否萬能這個話題，有大學畢業生寧願拋棄高薪厚職，回歸大自然，做個農夫，為的是實現兒時夢想，亦有人醫科畢業，卻去做個藝術家。當然，更加主流的是看甚麼也是商品，總有一個買賣的價錢，以致用金錢及權利，換取特事特辦的便利。

其實Michael Sandel開始在港受人留意的，是他的另一著作“Justice”，中文譯本名為《正義—一場思辯之旅》。除了書本外，YouTube亦有他在課堂中如何講解當中概念的影片，輕鬆有趣，亦發人深省。

其中第一課是經典的哲學問題，就是可否以一個人的生命，來換取五個人的存活，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看，有中英文字幕，簡單易明。

最近有一套名為“Eye in the Sky”的電影，在港譯作《天眼狙擊》，探討的問題相近，話說美國情報局發現有幾名已追蹤了六年的恐怖份子藏在屋內，想把握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用無人駕駛飛機攜著導彈炸毁房屋，把恐怖分子殺個片甲不留。正當一切就緒，突然發現有一可愛小女孩，在屋外售賣麵包。故此一場辯論就此展開：究竟應否一舉消滅恐怖份子？但會危害女孩的生命。抑或放棄攻擊？但後果是穿上自殺武器的恐怖份子於商場裡引爆炸彈，釀成更多死亡。

辯論就此展開，參與者包括前線發號司令人員、幕後指揮官、英美兩國政府高層、戰略分析專家，及要直接按鈕的士兵。各人有不同想法，有的以國家利益為重，有的用人道主義論述，亦有以政治目的為依歸。

電影煞是好看，歸功眾演員的演技，其中曾扮演過英女皇的Helen Mirren，這次飾演女軍官，其恩威並重，有剛帶柔，恰到好處。更值一提的是早前逝世的Alan Rickman (大家最熟識的角色是在哈利波特做壞蛋)，在這遺作中扮演將軍，演技絲絲入扣，令人讚賞。

我極力推介大家看這套電影，如可以的話，在YouTube中先看Justice的第一集，更會增加觀賞樂趣。

圖一

圖二

 
雖然SRY是其中一個主要控制胚胎順利發展成男性的基因蛋白，但它必須與其他相關而重要的基因/蛋白複合，才能令發展成為男性的過程順利完成。而不同的基因/蛋白其實互為影響，互相緊扣，因而其中一部分出現變異或錯誤編碼，都會引致接續的步驟出現錯誤。

SF1(steroidogenic factor 1)負責控制胚胎及青春期的性發展，當SRY與SF1複合就會上調成為轉錄因子SOX-9〈SRY (sex determining region Y)-box 9〉，SOX-9在發展成男性的過程中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通過與SF1合作，SOX-9會製造塞特利氏細胞(Sertoli cells)中的AMH，以抑制女性生殖系統的發展。同時SOX-9會激活FGF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9)及PGD2(Prostaglandin D2)，分別與它們形成一個前遺迴路(feedforward loop)的狀態，即令對方都能維持穩定的數量。

PGD2的功能是協助SOX-9保持足夠高的數量以激活其他基因；FGF9的功能是確保男性的健康發育，包括製造睪丸素及增加Sertoli cells；而Sertoli cells的作用是分泌不同的物質，包括：AMH於胚胎期釋出用以抑制女性生殖系統發展；ABP(androgen binding protein)用以增加在睪丸內的精細管的睪酮濃度以刺激精子製造；雌二醇(estradiol，17β-estradiol)是由Sertoli cells內的芳香酶（aromatase）直接把睪酮轉化成為17β-estradiol而製造精子等等。

假如SOX-9或相關的基因出現變異(如 SOX-9 deletion)，便會引起性別逆轉甚至雌雄同體(46XY female due to SOX-9 deletion, 名Campomelic dysplasia)；假如FGF9及Dax-1缺失，即使有XY染色體的胚胎都會變成女性。同樣如SRY出現不正常的活動情況都會引致雌雄同體的情況。

從雙性別的胚胎到單一性別的嬰兒

人類不能否認男女性別的發展是由基因主宰，基因是一個極之複雜而且充滿奧秘的領域，我們嘗試從暫時已知道的實況去理解基因的運作及其影響。完全發展的生殖系統除了基因性別〈Chromosomal (genetic) sex〉，還包括了性腺性別(Gonadal sex，即內生殖器，包括男性的睪丸、輸精管；女性的卵巢、子宮、輸卵管等)及表型性別(Phenotypic sex，即外生殖器，包括男性的陰莖、女性的陰核等)。

大部份人(99.99%)都有一套特定的染色體 (23組共46條)，而每一條染色體都由2組DNA合成，一組來自父親，一組來自母親，所以每一組染色體都帶著父母二人的基因。開首的22組染色體在男與女都沒有太大分別，但第23組染色體，即一般所理解的性染色體，則有很大的不同。男的性染色體為XY (X來自母親，Y來自父親)，女的則為XX (X來自母親，X來自父親)。一般來說，受精卵發展至胚胎的初期，體內都有兩組潛在的生殖系統(Wolffian system及Müllerian system)，所以暫時未能開始分辨為男性或女性。

直至第6至8周，如胚胎第23組染色體為XY (即男性)，在Y染色體內的SRY開始與其他的基因蛋白進行複合，並發展出不同的狀態(如上文對於基因的描述)，釋出AMH以抑制女性生殖系統的發育；並令男性的生殖系統持續發育至成熟，因此在嬰兒出生時可以看到已發展的男性外生殖器(參圖三)。一旦基因表達出現嚴重錯失，如SOX9 deletion[NSC1] ，便會引伸出雌雄同體的情況。

圖三

 

如胚胎第23組染色體為XX (即女性)，在X染色體中的Dax1的角色十分重要，它的其中一個功能是抗衡SRY以抑制它與其他基因蛋白進行複合，防止男性的生殖系統及製造AMH (參圖四)；另外，亦是控制製造荷爾蒙的組織(包括：腎上腺、腦下垂體、下丘腦及睪丸與卵巢)的發育。當Dax1/NR0B1基因出現變異便會引致先天性腎上腺發育不良(X-linked congenital adrenal hypoplasia, X-linked AHC) 及性腺機能減退(hypogonadotropic hypogonadism，HH)。[1]　X-linked AHC最主要的影響是腺體發育不完全，對男性的主要影響是導致缺乏男性荷爾蒙，令生殖器官發育不完全、隱睪症(cryptorchidism)的情況出現、青春期較遲出現、不育等。女性相對較少受到影響，但亦有女性因患上X-linked AHC而缺乏女性荷爾蒙、青春期較遲出現及沒有月經。而HH患者的腦下垂體無法釋放促性腺激素釋放素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缺乏GnRH則無法分泌促性腺激素(gonadotropins)包括促卵泡激素 (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 FSH) 及促黃體素(luteinizing hormone, LH)。
  
圖四

 

簡單來說，FSH與LH的功能是調節身體的發育、生長、青春期成熟和生殖過程，刺激卵巢內未成熟的卵子的成長及刺激精母細胞分裂以製造精子。當FSH及LH無法正常分泌時會影響睪酮及雌激素的製造。  過少的FSH會引致性腺功能減退(hypogonadism)，最明顯的症狀是男性未能製造正常數目的精子，女性的生理周期終止等。

基因變異的不幸──雙性人

誠然，生命的成長確實是一個奧秘，由天生擁有男女兩性的生殖系統的胚胎一直發展成為單一性別胎兒，如相關的基因出現變異，一般會引致性發展障礙 (disorders of sex development, DSD)，嚴重的情況會引致雙性人 (intersex)，為整個生命帶來逆轉。

值得注意的是DSD與其他在DSM-5中的精神疾病所提及的性功能障礙 (sexual dysfunctions)有所不同。性功能障礙一般是指因心理因素或環境因素而引致性功能失調或障礙，但DSD所指的障礙乃因基因變異而引致的疾病 (genetic disorder)。因此，如要以性別光譜論解釋生理層面的兩性分野並不合適。生理性別不是光譜，沒有程度之分，一般基因得到正常發展的人不會說自己的生理構造有七成是男性，三成是女性，而是百份百是男或女。至於因基因變異而生理性徵沒有得到正常發展，即一些患上DSD的人士，身體結構會同時擁有兩個性別的性徵，無法單一地劃分為男性或女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需要考慮的是如何支援面對DSD的人士，令他們能夠得到適當的保障及治療，而不應與其他政治運動的訴求混淆。

美國法院裁定同性婚姻並非違憲後，又引起一波討論，其中一個引起討論的範疇就是「同性戀基因」。過去數十年，有不同科學家曾就此進行研究，然而大部份結果不足以證明「同性戀基因」的確定性。現在讓我們一起看看一些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數據及分析，以判斷「先天論述」的有效性 (validity)。

孿生兒研究與同性戀基因？

孿生兒(俗稱雙胞胎)研究很多時都會被引用支持「同性戀基因」的說法，在閱讀孿生兒研究前，我們需要知道的是：在孿生兒研究中，如以基因作為唯一決定性的因素，CR (concordance rate)是指一個成員有同性性傾向時，另一位也是相同性傾向的機率預期應接近100%。在合理推論下，同卵孿生兒 (identical twins) 的CR會比異卵孿生兒 (non-identical twins)高。

不同的孿生兒研究：

•    JM Bailey 及不同學者 (註腳1)
分別於1991、1993及2000年與不同學者進行了基因 (同卵孿生及異卵孿生)與同性戀的關係的研究，得出以下結果：
 

 
以上是Bailey所進行的基因研究結果，從上表可看到最高的CR只顯示在1991年的52%，但1991及1993年的研究，由於研究對象數目太少，又或是因為在一些支持同性戀的媒體刊登廣告招募孿生兒，因而出現樣本偏差的情況。於2000年Bailey在澳洲進行大型孿生兒研究，他透過登記處邀請孿生兒參與研究調查，受訪人數達4901人，結果發現同卵孿生而又與同性性傾向有關的CR只有20% (男性) 及24% (女性)。
 
•    Bearman and Brückner
由於早期的孿生兒研究的對象侷限於少數及特選的群體，故他們在2002年邀請了5512人(包括289對同卵孿生兒及495對異卵孿生兒)進行研究。結果顯示有同性性吸引的同卵孿生男性的CR是7.7%，而同卵孿生女性的CR是5.3%。 (註腳2)
 
如上文所提及，有關孿生兒與基因的關係的研究，基本假設同卵孿生的CR值愈接近100%，則遺傳的貢獻愈高。其他有關希望透過孿生兒與基因的關聯而引證同性戀基因的研究還有不少，然而沒有一個研究結果接近CR=100，反之大型研究的CR 都在5-20%之間。這顯示遺傳對同性傾向的影響，遠遠低於坊間和傳媒的報道。若要以孿生兒及基因而指向同性戀是天生的結論，實難以服眾。

同性戀 「基因」 研究：

除了用孿生兒尋找同性戀基因的存在，科學家亦就基因的結構進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3年Hamer與不同學者發表了一份有關Xq28與同性性傾向的關係的研究。(註腳3)  Xq28存在於X染色體的末端，當中包含了不同的基因標誌 (genetic markers)，並非是一個基因。Hamer的研究邀請了114個有男同性戀者的家庭進行研究，調查結果表示受訪對象的母系家屬，包括舅舅及堂兄弟有同性性傾向的機會較高，因而推論同性性傾向可能有性聯遺傳的機會(possibility of sex-linked transmission)，而遺傳的論據就牽涉到Xq28。但研究的LOD score (註腳4)只有4，顯示關連其實不強 (LOD score達3或以上才被視為有統計意義，分數愈高代表關聯性愈強，而LOD=3即表示與基因相關的機率是1/1000)。Hamer當年就Xq28的研究只屬於初步，但可惜卻被同運和傳媒報道為科學定論，如只以Hamer的研究作為支持同性戀基因的論據，事實上仍有很大的討論空間。

就如1999年Rice就Xq28再進行研究，(註腳5)了52對加拿大同性戀兄弟參與。研究結果顯示Xq28中四個標誌(DXS1113, BGN, Factor 8, and DXS1108)與男同性性傾向沒有遺傳的關連，所以Rice的結論並不支持Xq28和X染色體相關的基因與男同性性傾向相關。

由於過去一直有很多關於遺傳、基因與同性性傾向的爭議，因而Mustanski等人於2005年發表了首份提供完整基因組素描(full genome scan, 但當中只用了403標記，遠遠低於下文引用23andMe 的研究中使用500,000-1,000,000個SNP遺傳標記)及男性性傾向關聯的報告。(註腳6)  研究邀請了來自146個家庭的456位有兩個或以上同性戀兄弟的對象作研究，希望探討遺傳與性傾向的關聯。結果顯示父系或母系的影響不大，最高的mlo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s)分數只顯示在7q36、8p12和10q26三個區域，分別是：3.45 (D7S798 in 7q36)、1.96 (D8S505 in 8p12)、1.81 (D10S217 in 10q26)，但並未找到任何與Xq28相關的連繫，研究不能印證Xq28與男性傾向的關聯，由此亦提醒我們在相信重要結論前(如性傾向是天生故不能亦不應改變)，要小心求證。筆者相信 Bailey 和 Hamer等人的研究結論，影響世界同運和社會政策的走向，直到如今。

較新的GWAS研究結果可以參考Sanders在2014年所進行的研究。(註腳7)  研究邀請了908位來自384個家庭的409對獨立的同性戀兄弟參加。調查結果指透過GWAS發現 8q12(LOD=2.59) 及Xq28(LOD=2.76)與同性戀傾向有關，但不能印證 Mustanski找到的7q36。

而要數最大型最全面的基因研究，相信必定非在2012年開始由23andMe所進行的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 (註腳8) 莫屬，參與人數高達23,874人，這仍未包括進行網上問卷調查的參加者(多於180,000位人士)。迄今23and Me的研究結果顯示未能在男性或女性受訪者的全基因組識別任何的基因位點(genetic loci )( p < 5 x 10-8 )。在男性受訪者，最高但非顯著[peak (non-significant) hit]的接觸在染色體8q12.3中找到。故此，23andMe的研究結論是並未找到任何證據，證實在男性或女性的全基因組的聯合樣本中，性身份與X染色體中的SNP的關聯。

反而研究結果提到女同性戀者比女異性戀者更多有酗酒的問題、及同性戀者比異性戀者更容易出現情緒問題，如焦慮症、抑鬱症等。而且識別到更多與性身份 (sexual identity)有關的表型關聯 (phenotypic associations)，包括：運動習慣、生活方式、性格、藥物使用情況、精神疾病、沉溺行為、對外觀的滿意程度或進行美容療程。

同性戀先天論至今仍不能確定，所以不能亦不該以「同性戀是天生」作為理由以抹殺其他解釋同性性傾向的成因。暫不論同性戀的成因為何，但更重要的是，盼望社會在理解同性戀的時候，多一份客觀，多一份理性，多一份包容。以真正達到能夠理解同性戀者的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切而不過度的保障與幫助。同樣，對不認同同性性行為或同運的人，都同樣地抱持多一份客觀，多一份理性，多一份包容，令社會達到真正的和諧共融。
 
 

註腳
 
(1) Bailey, J.M., & Pillard, R.C. (1991). A genetic study of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vol. 48:1089-1096.
Bailey, J.M., & Benishay, D.S. (1993). Familial Aggregation of Female Sexual Ori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0(2): 272-277.
Bailey, J.M., Dunne, M.P., & Martin, N.G. (2000).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n sexual orientation correlates in an Australian twin samp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ology, 78(3):524-536. 

(2) Bearman, P.S., & Brückner, H. (2002). Opposite‐Sex Twins and Adolescent Same‐Sex Attr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7(5): 1179-1205. 

(3) Hamer, D.H., Hu, S., Magnuson, V.L., Hu, N., & Pattatucci, M.L. (1993). A linkage between DNA markers on the X chromosome and male sexual orientation. Science, 261 (5119) : 321-327. 

(4) LOD score i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likelihood of a linkage between two genetic traits. If the score is high, it means that the traits are closely linked, and therefore usually inherited together. (http://www.wisegeek.org/what-is-a-lod-score.htm) 

(5) Rice, G., Anderson, C., Risch, N., & Ebers, G. (1999). Male Homosexuality: Absence of Linkage to Microsatellite Markers at Xq28. Science, 284:665–667. 

(6) Mustanski, B. S., DuPree, M. G., Nievergelt, C. M. , Bocklandt, S., Schork, N. J., & Hamer, D.H. (2005). 

(7) Sanders, A. R., Martin, E. R., Beecham, G. W., Guo, S., Dawood, K., Rieger, G., … Bailey, J. M. (2015). Genomewide scan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linkage for sexual orientation. Psychological Medicine, 45(7): 1379-1388. 

(8) Drabant, E.M., Kiefer, A. K., Eriksson, N., Mountain, J. L., Francke, U., Tung, J. Y., Hinds, D. A., & Do, C. B. (2012).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of Sexual Orientation in a Large, Web-based Cohort. Retrieved from http://blog.23andme.com/wp-content/uploads/2012/11/Drabant-Poster-v7.pdf

人工生殖科技日趨成熟，今時今日往往不再是問能不能做到，而是應不應該做。當中的倫理探討非常豐富，而且是不斷發展下去的，有關討論更會直接影響國家如何制訂法例以平衡爭議。但科技議題的討論層面可以很闊，筆者嘗試不提供單一答案，而是從使用科技者的角度出發，深入淺出地探討人工生殖科技的種種倫理問題。

考慮使用生殖科技的夫妻的掙扎—— 我還是孩子的父母嗎？

不育的夫婦或會考慮人工受孕的方式，其中一個途徑是「他精捐贈」。但這會惹來以下疑問：「在父母－子女這種血緣關係之間多了個陌生、莫名的『第三者』，我能接受嗎？」 「我能接受向孩子坦言『自己不是他的親生父親』嗎？」如涉及代孕，就連母親都會被捲入質疑自己的漩渦中：「我雖作為母親，但其實只算是養母嗎？」在選擇「他精捐贈」前，人要先審視自己對人倫、血緣的看法。

使用科技的醫療人員——胚胎是生命嗎？

為了提升成功率，醫護人員在進行人工授精時，會製造多出原本所需的胚胎。多出的胚胎算是生命嗎？胚胎應被永久冷藏，還是應在某些年期後被棄置？然而棄置又是否殺掉生命？這將會引領我們思考生命的起源與及主權，生命是神聖的，還是可操控的等議題。

準父母的選擇困難——我要選擇減胎嗎？

在母體植入一定數量的胚胎，有機會出現三胞胎甚至過多胎兒的狀況。因顧及母親的性命安危，醫療人員會勸籲母親「減少」胎兒數目，但這隨即引領至另一爭議──墮胎。夫婦在進行人工生殖科技前的輔導中或會得悉這個風險。然而，從傷害原則觀點出發，在實際處境中，母親安危和胎兒生死的抉擇都帶來傷害，就算在功利主義的原則上考慮「兩害取其輕」，父母都極難作出判斷。

借肚的困境——我真的是「自願」當代母嗎？

有人認為「孩子在母親腹中十個月是女士人生中最奇妙的時光，嬰孩與母親的關係往往比與父親緊密得多。」相信這是不少為人母親的切身經驗。事實上，被借肚的女士懷胎十月，誕下「自己的」孩子卻是「別人的」，這種割裂聽來可相當不人道。事實上我們擔心在貧窮地方生活的女士，會因豐富的金錢回報而出賣自己的子宮作代孕之用。這種因經濟不對等而作出的「選擇」是否完全出於自主（autonomous）呢？相信不少哲學家會提出很大的質疑。

頂尖科技的一端——科技真的令世界更美好嗎？

全球專業科研已經成功研發如何透過重量篩選胚胎的性別，又或是修改基因以防止疾病，甚至有科研公司推出基因篩選（Genetic Screening），讓家長付費就可以在嬰孩出生前得知他會罹患某種疾病的可能。這方法美其名是讓準父母對自己的後代更負責任、有更好的起步點，但實際上是對孩子作更大的操控。若科技能證實胎兒患有痛苦一生的重病、或他在出生不久會過身，這也意味著把「是否墮胎」這沉重的抉擇擔子，架在準父母的肩上。

頂尖科技需要大量資金作回報，但這或會進一步強化階級分層。只要付得起錢，不單涉及選擇下一代的性別，也可以是防範不患上某種病…… 當科技進步到可以挑選某種體格、強項及性情時，富有的人比其他人捷足先登成為「新人類」，但這種優生學又是否公道與正當（Justified）？

法律制定背後的理念

即或法律永遠追趕不上科技發展的車尾，很多已發展國家都成立專家委員會，並就人工生殖科技訂立法規，竭力解決可預見的倫理問題。法規包括了植入胚胎的數目限制、多胎母親墮胎的合法性、禁止求助者進行基因篩選、剩餘配子(即精子和卵子)和胚胎的處理方法、規定求助者必須進行輔導並得到有關的充足資源和認知風險等。這些法規都是循「尊重生命」和「尊重求助者自主權」的考慮出發。

而另一些法規則出於重視「未出生兒童的福祉」，包括訂明求助者的資格（例如：婚姻法承認的夫婦）、確立孩子與求助夫婦、捐贈配子或代孕者在法律上的人倫關係、訂立孩子成年後對有血緣的捐贈者或代孕母的知情權（亦要減低出現亂倫的情況）、配子的捐贈次數、禁止製造遺腹子……

另外有法例禁止商業性質的代孕母及廣告、不能作基因研究（如：複製器官、複製人）用途、不能作非醫學研究（優生學或化妝品研究），這些都反映對「生產後代及生命」本質的重視，以免生命被貶抑為生財工具或科技犧牲品。

生育的奧祕　跟隨基督的教會

一般而言，夫精人工受孕是為較多基督徒所能接受，因孩子的血緣都來自夫妻二人，介入的盡其量是科技而非「第三者」。然而，以「有第三者血緣」來反對他精人工受孕的信仰理據薄弱，一方面基督徒都接受涉及他者血緣的領養，另一方面人工受孕本不涉及聖經所反對的婚外性關係。

即使選擇夫精人工受孕都未必能避免上述某些兩難抉擇。再者，基督徒夫婦或會陷入信仰兩難中：「當上帝讓我們不能生育而我們使用人的方法（生殖科技），是否有違上帝心意？還是當上帝叫人生養眾多而我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地作，是否回應上帝？」生養眾多，不只生，還要養，領養孩子又是否一個避免某些倫理爭議而更佳的選擇？

生育的奧秘，以及各事主不同的處境，這都不是筆者能簡單回答的問題。只知即使亞伯拉罕與撒拉因無後而徬徨無助，信實守約的上帝仍然掌握創造生命之權。深願上帝引領眾教會！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以下廣告？廣告相片展示猶如星級酒店裝修的登記大堂；寬敞及舒適的貴賓休息室、等候室；還有先進的手術室。此外，廣告更配上以下標語：「龐大經驗及管理診所」、「自設無菌化驗室」、「尊貴套餐$230,000起」等。沒有看過此廣告的讀者，不知能否猜到它銷售哪種服務或產品？答案竟然是：試管嬰兒服務。這是一間由香港人創辦，設於泰國的試管嬰兒診所，它更打瞂「泰國試管嬰兒，生男生女，由你決定」的口號。

對於那些對子女性別有偏好的夫婦來說，這是天大的喜訊，而他們可以選擇孩子的性別，更是喜上加喜。然而，在喜悅的背後，有甚麼「東西」會被捨掉？除非使用這項服務的人士堅持嚴格控制胚胎數量，且不棄置可存活的胚胎；否則，在人工受孕過程中，定會有不少沒有被揀選移植到母體的胚胎被冷藏，甚至被棄掉。其實那些胚胎被冷藏，並不是因為其地位及價值比被棄掉的胚胎高，他們只是被視作後備，當移植到母體的胚胎一旦出現問題，他們才有機會破「雪櫃」而出。否則，他們最終亦有被棄掉的一天。

美國生殖醫學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倫理委員會認為只要胚胎冷凍超過五年，當相關人員問及父母如何處置該批胚胎，而父母不作任何書面指引時，診所便有權棄掉這些冷藏胚胎，而這做法是「道德上可接受的」。美國生殖醫學會沒有詳細解釋為何五年是一個「道德」分界線，可能對於現今已擁有超過二萬個剩餘胚胎的美國來說，五年確實是時候把一些剩餘的胚胎毀滅，以騰出更多空間盛載新一批剩餘胚胎。

胚胎是值得人類尊重的。筆者贊同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一書中的說法，人們不一定要證明到胚胎完全等同人時才給予他們相對的尊重，就如人們面對偉大的藝術品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樣會產生欣賞和敬畏之情，甚至要好好保護它們。更何況胚胎本身即使不是人，也可算是「潛在的人」，只要被人揀選移植到母體，同樣可以「長大成人」。所以他們不應等同於普通過期物品，被人無情地摧毀，當社會人士對一隻小狗的生命亦高度重視的時候，諷刺的是不少人卻認為「潛在的人」和垃圾沒有分別。

當人工受孕的技術可選擇生男生女時，而在重男輕女的東方社會，相信很多女性胚胎都成為剩餘胚胎。對於人工受孕還不太普及的社會，揀選性別會衍生男女失衡的情況。但無論如何，人工受孕若果只純然被視為一項商業活動，中間沒有任何倫理考量或規管，最終只會淪為一項配合「顧客」喜好及擴大人類自我的買賣。

人彷彿都有追求完美的傾向，不論是在外觀外貌上，還是內心，我們像有無盡的能耐去追求更好、更美。中國人一句「先敬羅衣後敬人」說中了我們對人評頭品足的原因。我們的服裝衣裳，除了原本的功用，或許更能表達出個人品味、身份地位，甚或是社會潮流文化。但「人靠衣裝」這話又有多可信？如何穿著才是得體、合宜，甚或莊重與自重？這則是一個大學問！

而追求完美亦豈止於個人服飾？其實無論是自身的服飾，或是身處的世界，人類都像有一種無窮的慾望和野心，要將世界資源盡用，以將一切改良至最好、最完美…… 所以，我們有基因改造食品，我們會用盡所有資源去改善生活。
 
但問題來了：無論科技有多精準、物種再改良了多少，卻仍不見得改善了我們的生活。反而我們愈追求完美，世界卻因此被污染和被扭曲。這究竟是完美，還是弄巧反拙？
 
可能，我們要懂得如何「完」——即停止追求「完美」，才會真正發現「美」，更會見到「完全」。
 
今期《生命倫理》，我們將討論服飾以及科技，讓我們一起思考何謂合宜與完美。

父母有權利為孩子選擇基因特徵嗎？他們這樣做又是否合乎道德？

一個月前，一間名為23andMe的基因公司獲美國專利和商標局授予一項名為「配子（卵子或精子）捐獻者選擇」的專利。

此項專利容許準父母了解捐贈精子或卵子者的資料，從而選擇嬰兒的基因特徵，例如孩子的身高、眼睛顏色、肌肉發展、個性、患癌及其他疾病的風險等。

比利時、荷蘭及法國的生物倫理學家指出這項技術有「嚴重道德爭議」，尤其是準父母能選擇與嬰兒健康無關的基因特徵。根據加拿大和英國等地的法律，因著避免孩子一出生就患有某種先天性的遺傳疾病而作出基因篩選是合法的；但若選擇非醫學性的身體特徵，便是觸犯法例。

當父母都為孩子選擇最好的東西——從奶粉品牌到學校等；又或是不管孩子願不願意，強迫他們學習不同的技能時，為何父母不可以為孩子選擇先天特質，以致他們可以贏在起跑線？例如父母希望孩子將來更有機會成為出色的籃球員，所以特別為他選擇一種基因，可以長成有如姚明般的身高。即使不做運動員，挺拔的身高還是較為出眾。而且，這樣的選擇又不會傷害其他人，又有甚麼不妥呢？

天下父母希望孩子健康地成長是無可厚非的，而望子女成龍成鳳也是可以理解；只是，為了「出產」卓越的嬰孩而選擇基因，便不可被視為只是選擇奶粉那麼簡單。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假若到了配子技術完全成熟而全球都容許時，為了加強孩子的競爭能力，又有多少父母只甘心停留在孩子的健康層面，而不為改善他們其他方面而「動腦筋」？

一般父母都希望為孩子選上最好的，只是父母對孩子所描繪的藍圖，是否一定適合孩子？筆者曾聽過一位大學教授分享，他的父母迫他習醫，無奈此位教授對醫科興趣不大，即使成功入了醫學院，最終還是放棄，轉修哲學，結果把父母氣得半死。這樣的故事並不新鮮，只是選錯科，入錯行，頂多浪費一些時間，還可以從新來過；但若是在孩子的基因上弄手腳，父母所選取的又是否必然是孩子想要的？又或者必然讓他們有出色的表現？

例如父母按自己的喜好，為孩子選擇高身材，但誰又敢保證孩子一定不會在馬術方面感到興趣，又或是極具天分？經父母選擇後，高身材反倒成為他的障礙。在各種不可知的情況之下，誰又可以說，父母為自己的孩子選擇基因特徵，一定不會「傷害」他人呢？至少，父母有可能扼殺孩子的興趣或天賦的才能。

這並不是說父母不可以為孩子安排最好的，只是在安排的同時，也要留意孩子的興趣及才能，給他們最好與決定他們的人生是兩回事。有時，孩子不能或不願配合父母的藍圖並不是他們本身的能力問題，而是他們所擁有的天賦和人生目標，並不是父母所認同或選擇的，但孩子的未來畢竟是屬於他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