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精彩，也看到心痛的《換諜者》

人生每天都在不斷做選擇、作決定，最簡單的方法是跟大隊、憑感覺，隨波逐流、順其自然，萬一決定錯了，也有許多「同路人」，就算在最壞的情況，亦絕對不會孤單，因為有許多人「陪葬」。驟耳聽來，正常的人理應不會這般傻瓜，但現實上，受潮流、朋輩、大數據影響的人比比皆是，不願被別人看為古板落後，往往會令我們沒有勇氣拒絕一些自己不願意或不認同的要求，就像在還沒有弄清楚究竟是不是真正在拍拖之前，不少人已拒絕不了發生性行為的要求。又例如在與人工智能（AI）互動的過程中，許多人不知不覺落入了大數據的算計，卻不察覺早已暴露了自己的喜好和弱點，然後被隱藏的商家請君入甕。

因此，作為家長、老師和導師的，實在有需要在適當時候，為子女和青少年作指路明燈，讓他們看到人生原來還有許多不同的可能性和選擇。很多時做性教育和生命教育工作，不會即時見到果效，但最重要的是讓年青人在日後遇到一些重大決定或疑惑時，在所謂潮流和朋輩看法之外，看到另一個選擇，更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永遠有權選擇，並且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這個世界有太多迷思，不少社會政策和傳媒文化固然容易受所謂政治正確的想法左右，甚至會做出不合常理的古怪決定。就算在教會機構的事奉，有時亦會人云亦云，盲目跟隨以前的做法或傳統，而沒有考慮在不同的時空和處境，應有不同的考慮和做法。今期《燭光》想和大家一起衝破不必要的迷思，學習為自己作負責任的選擇和決定。

如果有留意電子遊戲情報的朋友都會知道，遊戲大廠Sony旗下的工作室花了長達八年時間開發，耗資超過1.5億美元的大作《星鳴特攻》（Concord），銷情慘淡，其實在這款對戰遊戲正式推出前已經劣評如潮，推出短短兩週Sony更關閉遊戲的伺服器，並向玩家全額退款。不少網民將遊戲的失敗歸咎於近年遊戲業界高舉DEI理念引發的「政治正確」之風。[1]

DEI高舉的價值觀

DEI是近年歐美社會高舉的企業文化，即是多元（Diversity）、公平（Equity）、共融（Inclusion）。「多元」是指員工背景和特質要多元化，例如員工之中包括了不同性別、年齡、種族、性傾向、宗教背景的人；「公平」是指應給予每個員工相應的待遇，考量到個體之間的差異性，提供不同的資源，讓所有人可以在相同的高度上一起競爭；「共融」是指無區別地容納所有族群，讓員工能在職場上自在地做自己、表達自己，以及感受到自己的想法受到重視，進而對企業產生歸屬感。[2]

DEI旨在促進不同背景、文化、身份和經驗的人能夠在工作場所或社會中得到公平的對待和包容，出發點是好的，但在今日高舉性別平權和「黑人命貴」（Black Lives Matter）的社會文化下，DEI的實踐往往傾側在性別、性別認同和多元種族的「政治正確」方向。

令玩家卻步的遊戲世界

不少企業都設立了推行DEI的專責部門，包括各大遊戲開發商，最初都會先自我審查內容，甚至聘請「顧問公司」修改遊戲中「不夠正確」的內容，以符合多元、公平、共融的理念；但往往「政治正確」得過了火位。就以《星鳴特攻》為例，遊戲角色的外觀和性別設定很明顯都與傳統遊戲有分別，大部份人類角色都是有色人種，而設計者好像刻意將角色的外表設計得「醜陋」一點，也加入肥胖身形和中性造型的角色，在角色設定中更加入「性別認同代名詞」，除了常見的he／him、she／her之外，也有非二元性別者選用的they／them，以及仍未確定性別者選用的undecided，這些設定都想營造出性別的多元和共融氣氛。[3]

或許社會上有一些人會認同遊戲開發商的做法，但從遊戲的銷情可以看出遊戲玩家抱有別的想法。遊戲開發商將DEI凌駕於玩家的遊戲體驗，它們推動的理念根本不是玩家期望得到的東西，硬推DEI理念最終只會令玩家對遊戲望而卻步。而《星鳴特攻》只是眾多被玩家唾棄的遊戲之一。另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刺客教條：暗影者》（Assassin’s Creed Shadows），該遊戲故事的背景是日本戰國時代，但主角卻是一位黑人武士，甚至有消息指主角是性小眾。遊戲在日本以至其他國家都引發了極大爭議，最後遊戲商只好宣佈延遲推出遊戲，暫避風頭。[4]

對DEI的反撲

過去一直由自由派主導的歐美社會，近年開始出現保守勢力大肆反撲的情況，愈來愈多人對企業DEI的政策反感。2023年4月美國百威啤酒聘請了一位跨性別網紅擔任代言人，引發保守派抵制，有報道指其母公司市值暴跌超過50億美元。[5]

早前美國豐田汽車被揭發支持一些推廣青少年接受變性治療的組織，和在青少年夏令營贊助變裝皇后的節目，引起保守派人士的強烈不滿；豐田隨即決定縮減DEI計劃的規模和減少參與LGBTQ活動，以平息爭議。[6] 而其實不少大型企業，如微軟、Google、Meta、Zoom都相繼傳出削減或解散DEI團隊的消息。[7]

另一方面，DEI中的E代表了公平（Equity）並不是平等（Equality），指會按員工的背景提供不同資源和機會，以幫助和保護處於弱勢的群體，如女性和弱勢的族群，在美國的社會處境下，弱勢族群自然就是指非裔和拉丁裔人士。因此，美國的大學一直採取「積極平權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在招生中對弱勢群體給予評分優待和特殊名額，藉此保障他們受到公平對待，因此白人和亞裔學生要考取更高的分數才能被大學取錄，造成逆向種族歧視。有報道指，亞裔生的SAT考試成績需要比白人、西班牙裔、非裔生分別高出140、270、450分，才能被哈佛大學取錄。[8] 有人為此提出訴訟，美國最高法院最終在2023年作出重大的裁決，指出憲法禁止大學在招生過程中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因素。[9]

另外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曾在競選活動中遭到槍擊，美國特勤局特工以身體掩護特朗普離開，但女性特工的身體根本不足以掩護身材高大的特朗普，事件也引發對美國特勤局DEI政策的批評。現時美國特勤局的女性僱員佔整體人數的24%，局方承諾在2030年會將女性僱員增加到30%，這意味著在招聘過程中，會考慮到應徵者的性別。有組織入禀法院控訴特勤局的做法，認為「專制」的DEI政策，反倒會令女性僱員受到傷害。[10]

盲目追求多元引發不公

非裔和西班牙裔的學生之中，必定有人有能力考入名牌大學，女性當中也必定有人有能力勝任特勤局的工作，但若先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和性別，而不是其成績與表現作為取錄因素，無可避免會對其他人造成不公平的情況，其實這是以多元之名作出的歧視行為。盲目追求多元，而放棄對卓越的堅持，對社會並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規定30%球員必須是白人，對黑人球員公平嗎？還會有人看NBA的賽事嗎？

2024年6月28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舉行了一年一度的研討會，約有120人出席了聚會。當日的聚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各位講員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簡報及為文集撰文，黃偉康博士更是自費從美國遠渡來港，特此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現在讓我們重溫當日的精華片段。

張穎思博士

精神醫學哲學博士及香港註冊心理學家張穎思博士在「男女腦不同——再思同行路」的短講中用具體的生活例子闡明男性與女性的不同之處：女性找路的方式，傾向依賴地標、視覺空間記憶；男性則傾向靠移動的速度、方向及指南針等，推測所在的位置及找路。即使只是嬰兒，也已展現出男女不同，例如女嬰較喜歡看人臉，男嬰較喜歡看物件。專家透過分析男女兩性腦部功能活躍區域，普遍來說，女性的語言能力較好，而男性的邏輯性較佳；女性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能力高於男性的平均水平，男性則強於分析及處理數據。女性更擅長從長期記憶中提取訊息。另外，由於女性在杏仁核和前額葉皮質之間的連接較強，女性通常更擅長識別和處理個人或別人的情感。

姜雁慈女士

新造的人協會總幹事姜雁慈女士則與參加者分享到同行的意義是甚麼，她指出無論是男性或女性，他們都需要被了解及被聆聽，而身為同行者，需要明白當事人話語背後的真正意義，以及關心他們所關心的事情。例如曾有求助者對她說以後都不返教會，因為信仰讓她覺得自己「不男不女」，但當姜女士問到底，發現這位求助者可能因為覺得女性很弱，所以才想成為「男性」去保護女性，在耐心引導下，求助者亦願意祈禱。她提出了幾個成為同行者的元素，同行者透過檢視自己的角色及限制（check）、與當事人同在及接納（acceptance）他們、反思（reflection）他們的深層問題，以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成長指標（effectiveness），這樣便可以「從他的故事連結他的需要」。

在論壇的互動時段，在場參加者可以向兩位講員提問，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則負責在論壇中擔任主持。有參加者都想了解變性人的腦部與其他人有沒有不同，張博士回應時指出，有一些研究顯示，一些年紀較輕並且想變性的女性，其腦部似女性，而一些較為年長才考慮變性的女性，其腦部則會似男性，這反映成長的過程會令人的腦部結構出現改變。尸而在接受輔導服務時，不同性別的跨性別者會否有不同的表現？姜女士分享到，她所服侍男士組別的組員（即生理男性有更改性別的想法），與一般男士不同，他們勇於表達自己，反而是女性組別的組員（有更改性別想法的生理女性），話語不多，也與一般女性的表現不同，因此，跟進女士組及男士組要有不同的方法。參加者中有一位婦科醫生，她分享到縱然跨性別者有服食荷爾蒙，若沒有進行變性手術，他們若遇到跟生理性別相關的醫療問題，適宜向有關的專科醫生尋求幫助。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有關對變性的看法及接納度研究」報告時指出，是次研究於2023年12月13日至2024年5月31日期間，以網上問卷及滾雪球抽樣（Snowball Sampling）形式進行，共收到有效回應問卷789份，其中男女百分比為43.6%及56.4%，年齡層方面：18-25歲佔16.48%、26-45歲佔20.91%。根據迴歸分析結果，受訪者接受人權的話，相對會更接受已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受訪者相對接受已經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從事個人接觸的工作（包括服務性、教育領域，以及家居服務工作），進入變性後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個性別組別的運動。相對而言，受訪者較不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的人士，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與體能相關的運動。相比進入另一性別的洗手間及參加另一性別組別的運動，受訪者較為接受未完成變性手術人士以另一性別身份從事教育領域及需要與個人接觸的相關工作。基本上，信仰不大影響受訪者的接受程度。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指出，變性不變性不是最大的問題，無論是信徒和非信徒，主要都是從人身安全及公平原則去考慮事情。然而，這是否表示，由於香港教會並不十分熱衷於現今性文化與不同性傾向的議題討論，以致令信徒未有太多意見？這便不得而知。總而言之教會以至社會，都應該給予會眾及公眾討論的機會，不應該避諱或逃避這個議題。以香港過去多宗關於變性或跨性別人士身份或婚姻案的判決來看，法庭顯然已代社會大眾決定了對「變性」及「跨性別」人士的接納度，這作法也會影響到大眾的接受程度。根據本研究的數據來看，公眾對公開討論似乎已經作好準備，有關跨性別者及變性人議題等相關的決定，實在應先由大眾多作討論，才能作出定論。

黃國維院長

中國神學研究院院長黃國維教授，在「性別差異的神學意義」的主題演講中，提到神學家巴特曾將創世記一章27節提出的「神形像」和「男和女」作出的類比，他指出，神是三位一體的神，父子靈之間的關係，既然是三一神內裡的關係，也是所有受造物的關係之基礎，這關係先反映在聖子基督——「神本體的真象」——與人之間的關係，繼而呈現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就是「人按照神形像受造」之意思。人作為身體的存有，巴特強調身體上性差異（sexual differentiation）的重要性，男和女的關係是所有人際關係的典範。人要尊重神所創造的獨特身體，性差異就是最核心的差異，亦賦有神學意義及倫理上的意義。

黃偉康博士

美國加州持牌執照臨床心理學家黃偉康博士則以「當『變性』不似預期——跨性別者的掙扎」為題主講，他提出了「ABC」預防方案，A是指到痛苦（Anguish），他指在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群體中，高度敏感的人（Highly Sensitive Person, HSP）佔的比例很高，他們敏銳的感官使他們更容易受到傷害和創傷，所以首先要幫助當事人解決痛苦。B是信念（Belief），在孩子出現改變性別的想法之前，父母要鼓勵孩子學會批判性思維和清晰思考。C是社區（Community），當父母無法為孩子提供安全和庇護之所時，往往會有其他人接手「照顧」孩子，例如來自網絡社群的訊息會逐漸影響孩子。父母需要以關懷的態度接觸這些孩子或成年子女，而非拒絕他們，通常當情感需求能以健康方式獲得滿足時，性別轉移的慾望就會暫停甚至完全停止。

蔡志森先生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以「談的不是性別政治，而是常識」為題主講，他指出跨性別議題是香港及教會面前的一大挑戰，雖然是次研究並非隨機抽樣，但卻是很有誠意的研究，他希望大家可以對問題有初步的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藉著今次研討會，幫助大家思想社會及教會的層面該如何面對有關議題。他提醒參加者，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引發的挑戰，當中包括：一、如何界定性別（變性的要求及更改身份證性別標記的準則）；二、廁所、更衣室和安排（考慮加設性別友善／無障礙的設施）；三、學校宿舍和營地安排；四、運動比賽／選美的分組安排；五、醫療上的分科／病房的安排；六、監獄／中途宿舍／庇護中心的安排；七、法律上／傳媒／日常生活對別人的稱謂；八、保險／年金／制服／假期（產假）；九、丁屋的繼承／傳統權益／族譜上的安排。他希望大家可以從醫學、神學及社會政策等角度去理解及思想問題。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在英國，3月2日是「世界圖書日」（World Book Day），學校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例如圖書角色扮演，同學會穿著不同的角色的衣服回校，然後一起閱讀圖書，主辦機構更會與不同書商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例如一鎊一本圖書，以及免費圖書活動，鼓勵兒童閱讀。

不過在活動前半個月，《每日電訊報》調查報道發現，英國兒童文學作家達爾（Roald Dahl）的童話書在改版時，出版商與倡議兒童文學應具備包容、多元、平等元素的組織Inclusive Mind合作，修改了作品的一些內容，當中《朱古力獎門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一書中極肥胖男孩格盧普（Augustus Gloop），由極肥胖（enormously fat）改為龐大（enormous）。除了刪去「肥」（fat）一字，記者發現不少作品亦被刪去「醜」（ugly）一字。

同時，記者也發現有新版的童書改了一些對性別的刻板形容，例如在《怪誕黑巫后》（The Witches）一書中有一句「即使她是在超巿做收銀員或者為公司打文件」就改為「即使她是做頂級科學家或者從商」。同一本書有另一段講女巫戴假髮有可能是因為秃頭的段落，更直接加一句：「女性戴假髮有很多原因，這絕對沒有問題。」

持有以上作品版權的達爾故事公司發言人曾回應，有關的修改由2020年開始，當年將工作外判給Inclusive Mind處理，有傳媒再揭發，內容修改的方法是邀請關注不同小眾、對文字比較敏感的人來閱讀達爾的故事，並將令他們感到被冒犯的文字挑出來，然後進行修改。Inclusive Mind曾回應稱，他們只是將他們認為不好的部份指出，但最後怎樣修改，還是書商自行決定的。

這種解釋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著名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認為書商做法是「荒謬的審查制度」，英首相辛偉誠亦批評修改書中用語的做法，他的發言人引述了達爾的童書《吹夢巨人》（The BFG）的觀點，指出「不要顛三倒四地改變詞義」（Don’t Gobblefunk around with words），及後連卡米拉皇后也曾不開名批評，認為書商應該要確保作家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不受侵害。

書商在備受各方批評的一週裡，很快從善如流表示，會在年底推出沒有修改的「原著版」（classic collection），保留所有原來文字，變相同一本書會有兩個平衡的版本推出巿面，做法就如「打和」一樣，彷彿甚麼也沒有改變。事件仍然引起討論的同時，《每日郵報》發現另一個兒童文學作家Enid Blyton的作品有類似的修改，但該書商並未有任何回應。

類似的事件被形容為woke，這字於60年代源於非裔美國人的方言，用於爭取黑人的平等和社會公義運動中，但近年這詞語被廣泛地用作描述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爭取權益是應有之義，當中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和Me too運動也是其中代表。文章的字詞被修改，本來為避免傷害敏感人士的心靈，做法是為了關心和給予不同小眾更多的同理心，但後來卻發展成唯我獨尊的一種態度，動輒批評別人不夠woke，最後更形成輿論審判，於是對運動開始有反彈。

同樣，對於一些歷史的文學和文字，不少人認同應該尊重該時空的限制，即是作者的寫作時空，若當時某些寫法和文字並未有構成冒犯，作者明顯也是無心去傷害任何人，這些文字理應被保留。若果要配合新時代，可以做改寫，甚至重寫，但不宜改動他們的文字，但仍在修改了的作品中冠上他們姓名，這是明明的審查。

有專欄作家指出，達爾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不願意改動原著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的某種寫法可能會冒犯人，他會願意修改，甚至刪去一整段，但修改都是經他同意的。達爾生前在一個與插畫師的對談中曾表示：「當我離開時，如果那發生了，那麼我希望強大的雷神之錘猛烈地敲打他們的頭部。或者我會派遣『巨大的鱷魚』將他們吞噬。」巨大的鱷魚是他同名書籍的主角。

可見，當政治正確要求社會對世界上所有文字記錄，甚至歷史都要作出政治正確的修改時，大家會反問為何我們不能保留一下舊世界的一些想法？但這些提倡政治正確的人的答案是因為這種傷害人的說法如果一直出現，就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下一代，令一些人的意識形態永遠不被改變，所以惟有改變這些舊文字，才能令下一代有實質的改變。

文無定法，流行文化和文字與經典有不同。流行文化的產品理論上可以因著每個年代有自己流行的讀物或文本，舊的文本若不合時宜自然會被淘汰成為歷史的見證，並不需要強行改變歷史的文本，否則和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別人身上並無分別，也是一種活脫脫的審查。可見社會即使講求政治正確，也應該對文本的修改有基本底線。

至於歷久常新，甚至難以改變的東西，例如宗教典籍又如何呢？今年2月英國有報章報道，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計劃修改一些禱文，令主禱文中「我們在天上的『父』」，不一定要用「父」這個詞，可以改用「無性別（non-gendered）」字詞，以方便大家使用。

《聖經》，不似流行文化或者文學，會隨時代流轉而消逝，是否應該「與時並進」，更改內容，以更符合現代的想法呢？所謂釋經，除了學習如何了解原文在原本處境的意思之外，同時讀經的人亦會問這些經文給今時今日的社會的意思，與其改掉原本的寫法，倒不如問一下，如果今日仍然用這些字詞，給我們的意思是甚麼？若今天的文化不喜歡這東西，就刪一些，幾十年後喜歡另一些東西，又加一段，那麼經典還會剩下甚麼呢？

現時香港堂會的數目約為一千三百多間，有五百多間堂會的崇拜人數是在100人內，[1] 這些堂會所擁有的資源相對較少，加上面對移民潮、教牧同工離職轉職、人手短缺等情況，要維持運作也有一定困難，而隨著社會形勢的轉變，政府對於慈善團體的監管亦變得嚴謹，堂會和基督教機構面對的挑戰更不容忽視。一批有志服侍教會的專業人士，希望能好好運用恩賜，為教會（特別是資源較少的堂會和機構）提供專業意見，協助教會在新形勢下仍然站立得穩。金融業福音團契總幹事陳啟興牧師談到「一葉聯盟」（ALEAF）的成員，如何運用自己所屬界別的專業知識，來服侍有需要的堂會和機構。

一葉聯盟是由基督徒會計師團契、基督徒律師團契、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建築師規劃師團契及金融業福音團契所組成，早在2020年，時值疫情期間，幾個團契已有合作，透過購買和派發飯券，支援一些餐廳和基層市民，並向他們傳福音。而近期聯盟更與神學院合作，透過幾次講座支援本港教會。

公司管治與土地契約

到底堂會和機構具體面對甚麼情況，需要聽取專業人士的意見和支援？陳牧師表示有兩方面的事務是教會最容易出問題，第一是財務或公司管治方面，第二是土地方面。他指現時愈來愈多教會想獨立，只有一百多人聚會的教會，如當中沒有專業人士在其中，就容易出問題。如在財務管理、公司管治的事務上，若要進行招標工作是要依照甚麼程序？在甚麼情況下教會的相關人士必須在文件上簽名？而有關土地方面的事務，一些「樓上教會」所處的樓宇，是否容許舉辦宗教聚會？有些教會建立多年，當中有沒有僭建物？教會聚會人數日增，建築物內設施是否符合《消防條例》要求？陳牧師認為這都是目前教會需要留意，而聯盟早前與中國神學研究院合作，在2022年舉辦了五次講座，透過校友會聯絡教會的教牧同工、長執和領袖，向參加者教授《稅務條例》第88條有關讓慈善機構豁免繳稅須留意的細節、教會與銀行關係、樓宇結構、消防安全、土地契約等內容，而第六次講座亦將於今年5月推出。五次講座共接觸五百多人次，曾參與講座的教牧同工和機構領袖人數也有二百多人，陳牧師形容參加者均緊張有關議題，有不少會繼續追問，想知道解決問題的方案，所以，聯盟會繼續與中神合作，在7月舉辦一次panel day，讓個別有需要的教會「問診」，並由相關的專業人士協助他們尋求解決方法。此外，講座內容未來或會拍攝成短片，以便教會使用。

留意異常大額奉獻

蒙召前曾在香港交易所工作近十七年的陳牧師，本身屬於金融界的專業人士，他提醒教會在財務管理方面，有一點需多加注意，「你的donation，這個現在很多人都不理，所謂know your donor（知道你的奉獻者是誰）這個好重要……有些人好低調，左手不讓右手知，你是要問的，這個是要保障你和保障教會，你一定要問。」假如有弟兄姊妹移居海外，但仍繼續奉獻給本地的堂會和機構，陳牧師指出如果有關奉獻是異常大額的奉獻，或者是不定期的大額奉獻，教會就要留神，當銀行對此提出查詢，教會必須解釋到由誰奉獻及奉獻者與教會的關係，如果未能提供相關的資料，銀行可能會懷疑相關款項與洗黑錢活動有關，並可能會凍結教會的戶口。他提醒堂會和機構，不要以為自己是宗教團體便不需要向銀行解釋，因為銀行也有責任向金融管理局交代，他們自然會向客戶查詢有關事宜。他又建議教會到不同類型的銀行開設多個戶口，除了找一線大銀行，也可以到小型銀行開戶，這樣則會更穩妥。

近年稅務局、公司註冊處也關注慈善團體的活動是否符合公司章程中所寫的內容，陳牧師回應指，政府的確著緊這些事，對稅務局而言，慈善團體大致分為以下四類：救助貧困、促進教育、推廣宗教及可令社會得益但不屬於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慈善性質的宗旨，因此慈善團體本身是不能支持某些政治目的。此外，如果由身份敏感人物擔任堂會或機構的執事或董事，銀行或會關注有關情況，以了解會否為銀行帶來運作上的影響。他指銀行的作風必然是較為嚴謹，教會如決定委任有關人士，實在需要評估當中的風險。

專業與事奉

陳牧師分享到，他所接觸的堂會和機構領袖都未有為到以上事宜感到「很頭痛」，他希望教會能先了解問題的存在，然後再尋找對策。他提到中、大型教會有專業人士甚至專業團隊在其中，他並不擔心她們的情況，但小型堂會和機構則需要多些支援，而一葉聯盟希望幫助資源較少的教會，而在五次講座以後，有教牧同工曾聯絡他們求助，他會將個案轉介給相關的專業人士，透過電話提供意見，有時甚至會透過視像會議，或到有關場所了解情況。談到透過專業去服侍教會，陳牧師這樣說：「我們是這幾個專業，其實香港有許多不同的專業，這些專業我們相信是上帝給予……上帝給我們這樣的訓練不是白白的，其實都是恩典來的，怎樣用、具體地服侍教會，這方面可能許多專業團體都可以想多些。」

2021年8月27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去留．安身．立命」順利舉行，在此謝謝各位講員及約90位參加者，也謝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讓我們與大家一起回顧當日精華。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了一項由研究中心委託的「香港基督徒移民意願與生活狀況研究」。是次項目同時採用量化與質性的方法。量化方面，李教授的團隊把956位受訪者分類，估計於未來五年會留港的佔51.3%、移民佔28%、一半半佔20.6%。傾向移民信徒中，經常參與教會活動頻率為21%，經常參與教會服侍頻率為12.3%，他們的離開對教會有一定的影響。李教授希望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探究現象所出現的規律、形態、過程和條件，以反映探究現象的情況，藉此幫助教牧同工建立一些方向，因此他運用路徑分析方法（Path Analysis），發現對於留港信徒來說，當信徒愈「對於未來充滿信心」，愈能增加他們的「生活滿意度」，當他們的「生活滿意度」較高，一方面愈期望教會「加強靈命培育」、「更多教導聖經」、「更多彼此守望」及「努力廣傳福音」，另一方面亦會減少他們期望教會最需要多做「爭取社會公義」及「爭取宗教自由」。統計上又發現，「子女教育」與「照顧父母」是五年內有可能移民或留港的決定因素。子女教育增加了移民信徒決定移民的可能性；信徒要照顧在港父母讓他們在移民一事上有掙扎。至於質性研究方面，在49位受訪者中，無論選擇留港或移民，大部份均表示現時身處的教會都缺乏去留議題上的牧養，認為教會大多傾向個別地關顧有需要的信徒，較少在教會講道及活動上與信徒公開討論。受訪者認為教會需要提供更多空間予選擇留港人士作交流分享，並透過不同的講道、主題活動及祈禱會，讓選擇留港的信徒之間建立同行系統，互相守望。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在回應研究報告時，借用了李氏遷移理論（Lee’s Migration Model）闡釋當事人考慮移民與否，他們與家人的關係是最重要的考慮因素，他指出人們都不是沒有情感的「經濟人」（Rational-economic Man），不會單單以理性計算然後便作出如此重要的決定。如研究報告指出，下一代的子女教育與上一代的父母影響人決定移民與否，因為人們是有情緒，是講關係的，家人的關係可以成為攔阻遷移的障礙。

而三位牧者則圍繞著「如何牧養信徒去或留的掙扎」這個主題，在研討會中分享：

陳傳華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陳傳華主任牧師表示，為了了解移民這巨變對自己的教會有何影響，他在教會推行了一個調查，也建立了公開和透明的討論空間，深入從《聖經》、情緒及實踐的角度去了解移民，當中鼓勵同工分享，也引導教牧同工和會眾一同認識、思考、祈禱。陳牧師坦誠地提醒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沒有一個去或留的決定是容易的，沒有一個決定是不需付代價的，但每個人去或留的情況都不一樣，《聖經》亦記載了不同去或留的人物，所以不要用責備的態度去批評他人，反而要尊重別人的選擇及決定。他強調無論去或留，都要帶著時代的使命。

游淑儀牧師

宣道會屯門堂游淑儀主任牧師分享到牧者可用向上望及向下調這兩個向度去牧養有去或留掙扎的信徒。向上望指到仰望上主，從上主的眼看世界和未來，就移民本身，其實並無好壞、對錯，重要的反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方向和態度。游牧師表示她的教會本身亦有較多正面討論，舉辦過不同的講座，從歷史、教會及情緒等方面去幫助信徒分享或反思，有助信徒彼此接納，並且在深思熟慮下作決定。向下調指到靈命往下扎根，也指到調校教會的事工，用積極正面的態度去面對教會奉獻減少的挑戰，不要縮減擴展或關懷貧窮等服侍，但需要審慎理財，思考可以如何與神學院及基督教機構尋找合作空間，共享資源。

陳明泉牧師

旺角浸信會陳明泉主任牧者分享到旺浸會視移民的決定為一個家庭問題，牧者會從家庭輔導角度和適應角度來幫助會眾思考。牧者會坦誠地破除弟兄姊妹一些浪漫的想法，例如有一些信徒在港生活已感到很困難，便要提醒他們去到外國，可能要面臨更大挑戰。陳牧師也提醒會眾，不是申請移民的過程順利，申請獲批便表示這是神的心意。他指出教會不是一個宗教服務提供者，反而是在弟兄姊妹的成長路程中關懷他們，幫助他們茁壯成長。無論去或留，陳牧師不希望弟兄姊妹憂憂愁愁，反而希望他們成為門徒，特別是留下來的信徒，可以帶著使命感留下。

在論壇的發問時段，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就教會爭取社會公義一事上，如何兼顧去或留的信徒向三位牧者提問。三位牧師都認同要基於《聖經》去理解社會公義。游淑儀牧師指出牧者需要有智慧，按不同群體的情況去教導及牧養他們。陳明泉牧師表示除了社會公義，靈性培養、廣傳福音也是教會很重要的職責，不能被忽略。陳傳華牧師提到耶穌的門徒中也有奮銳黨，因此不必對人貼上標籤。不過，亦要看行出來的公義是否合乎《聖經》。

紀治興博士

豐盛社企學會會長紀治興博士以「時機和際遇左右眾人」為主講題目，他教導大家以「轉化」及「靈巧」來思考去或留這主題。他借用哲學教授Laurie Paul的理論，把移民定義為一個轉化性抉擇（transformative decision）——就是要為自己從未親身經歷過但影響深遠的事情作決定。轉化性的抉擇或會失敗，讓人後悔、自責，甚至變得保守及頑固，但也可能成功，若然成功，對人的好處便是打破人的慣性思維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為了減少轉化時引發的不確定性，人們需要靈巧，即分析事件的技巧：可以為去或留列出一個表，當中從長遠及多角度考慮「機」與「危」的後果。重要的是「慎選」，要知道「格局決定結局，未來發生在今天」。

譚日新博士

資深臨床心理學家譚日新博士主講的題目為「恐懼不會沒了期」，他回應現場參加者的提問，指恐懼是可以存在的，只是不要任由恐懼主導自己的決定。在主講時段，譚博士透過闡述人們面對去或留的實際掙扎，讓大家更能了解當事人，尤其是想移民的人將面對的實際挑戰。他指出即使計算完代價，決定移民，恐懼也不一定完全消失。至於那些留下來卻感到恐懼的人，需要整理感受，譚博士分享到楊錫鏘牧師寫的〈我為何留在香港？〉，文中楊牧師提到留下來希望服侍華人教會，並指只有神是他的保障，這激發譚博士去思想在世的日子還有多少？自己的召命是甚麼？最後，譚博士相信當人具備愛和勇氣這兩樣生命質素，恐懼是可以有了期的。他亦指出肉體的居所固然重要，但心靈的家鄉更值得人花心思探索及建立，因這才是人們真正的所繫所依。

高銘謙教授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高銘謙以「離開、留下、回歸各按其時」為主講題目，以傳道書當中既有循環又有直線的時間觀，來與參加者談人生，說移民。高教授指傳道者用太陽、風動、江河等循環不息的自然現象來闡明循環的時間觀（傳一4-11），在循環不息之中「地卻永遠長存」（傳一4下），這又說明地上所有的運作都是一種循環不息及存到永遠的時間觀；然而，人的一生卻又是直線的時間觀：「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傳一4上），面對循環不息的永恆世界，人生是有盡頭，也是有定時的。人類是世界的過客，是寄居者，把一個寄居者放在一個一千年的時段的永恆循環中，便應該有寄居者的心態，即是無論移民到英國或留在香港，重要的是我們能否擁抱「定時」，擁抱某個時刻，接受那刻的好與不好。另外，人類既是地上的過客，真正擁抱的是天上那個家，在永恆之下，一生所做的決定其實微不足道，若然知道到了「定時」，人生又會進入另一個階段，這樣看來，便不必把移民視為一個「返唔到轉頭」的決定。

2020年11月6日，研究中心舉辦了「逆境．重建．復原」週年研討會，在此與讀者重溫當天的一些剪影。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

李樹甘教授曾在籌備研究之初表示，過去有些傳媒或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因為對生活不滿意，才走出來參與社會運動。人們是否真的對生活愈感到不滿意，愈會勇於走出來參加社運呢？若是這樣的話，是否意味著只要改善香港人的生活，便能阻止人們「上街」？基督徒的行動又是否受到他們與神的聯繫及與人的聯繫影響，「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發現，事情並非如此。

李教授透過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SEM），採用多個指標去反映潛在變數，估計整個模型因數之間的關係，結果顯示當受訪者有既定的政治取態，加上行動的時候（黃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藍的傾向加上積極以符合自己政治立場的方式參與），同樣會讓受訪者增加他們的同情關懷（情緒），然後，他們會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李教授指出，若要復和，比同情關懷更重要的，是易地而處。因為傾向黃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懷弱勢社群，傾向藍的或會認為自己在關心當中有沒有人受傷，兩者都覺得自己同情關懷他人。至於易地而處，則是個人內在的認知層面，它既不會受到政治取態或是政治參與度影響，而且同樣會讓人感到與神及與人有更好的連繫，愈發感到有社會支援（來自家人、重要他人及朋友），之後抑鬱焦慮壓力會下降，生活滿意度提高。簡單而言，只有同情關懷，相同政治傾向的人最終會愈發內聚，而如果人們懂得易地而處則不一樣，他們相信凡事都有兩面，並且願意試著去了解。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

在回應「香港基督徒心理狀態、信仰生命及社會參與研究」時，陳永浩博士認為面對社會運動，教會似乎不易受到衝擊，但其實她是受到最多衝擊的。一個人不容易因為老闆的立場而辭職，但卻會因著牧者的政治立場而選擇離開教會。陳博士闡述教會歷史中，基督教某程度上是善於分裂的，從馬丁路德開始，以前教會便會因為神學觀、教義觀不同而分裂，當代教會也可以為到敬拜是用詩班還是用band隊（樂隊）而分開兩堂崇拜，教會從過去分齡牧養，到現在分色牧養，教會一直都用分裂去解決問題，陳博士認為這不涉及對錯，只是教會既然存在著一種「圍爐取暖」的氛圍，牧者便要多加留意。

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院長余達心牧師

余達心牧師在研討會上為大家帶來兩句口號：「一、復和始於聆聽；二、復興始於反省及檢討。」前者指到教會可以搭建一個平台，讓信徒分享他們過去一段時間的感受；後者指到教牧要重新審視自己的角色及責任，與信徒一起掙扎，並且同行。

在論壇時段，擔任主持人的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問道：「教會中有甚麼人可以做中間人，幫助意見不同的雙方可以復和？」余牧師認為若要復和，牧者無法逃避，需要主動認罪悔改，做榜樣，這一份謙和的心非常重要，就如保羅在腓立比書四章5節所說的「讓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和修版》），「謙讓」這字意指在法律上人本來可以「打贏」官司，為了對方的好處而放下自己的權利，然後選擇與對方和解。這正是牧者顯示牧者風範的時候。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創堂牧師何志滌牧師

何志滌牧師分享了自己講道時被人投訴的故事：他從開始時自己如何生氣，不情願，到神如何安排環境，在靈修中給他話語：「用愛心說誠實話，隨時說造就人的好話。」最後在和諧的氣氛中，他與投訴者對話。何牧師的分享帶出了表達情緒，真誠的溝通非常重要。

在論壇時段，蔡志森先生問道：「現在要政見不同的人一起或有衝突，分色牧養又會否產生其他問題？」何牧師表明一定不會贊成分色牧養，因為《聖經》談的是「一主、一信、一洗」，都是「一」。對於過去教會分齡牧養，何牧師也表示他在反省，因為當一個家庭的老中青所聽的道不同，在信仰上一家人的距離會否變得愈來愈遠？

精神科醫生李耀基醫生

在回應現場參加者的分享時，李耀基醫生確立情緒或壓力會影響生理不適，有些人知道自己有此狀況，這是好的過渡，但有些人接受不到，又或者不知道心理影響生理，不懂得找人幫忙，尋求心理醫治，這樣他們即使多做幾次身體檢查也難以找到生理出現問題的原因。另外，有些人因著種種原因，未必懂得表達自己的情緒，同行者只能盡力陪伴當事人，幫助他們找出情緒的來源。對於易地而處，李醫生指出這是復和中非常重要的元素，只是，如果當事人有很多情緒，便難以易地而處，所以最重要還是先處理當事人的情緒。幫助者可以帶頭，在幫助當事人期間，示範如何易地而處，讓他們有模範可以學習。

香港婚姻及家庭治療協會董事會委員及家庭治療臨床督導郭志英博士

郭志英博士認為要修補創傷，其實真的要等到事情完結之後才適合進行，如果一邊幫助當事人處理創傷，另一邊他們卻繼續捲入事件中，這是沒有意義的。創傷是指自己同其他人及社會割裂，除了關乎個人，也關乎社會結構問題，如果能思考每個層次該如何處理，這樣的修補會比較全面一些。修補的出發點建基於真理中，使人與神和好，並且人與人之間復和。重要的是教會可以建立安全的平台，讓大家能分享自己的情緒，讓人被聽見及看見，感覺自己的存在。在紛亂的社會，信徒也可能很混亂，信徒需要多祈禱，見證神在自己裡面，聖靈在自己裡面，才可以面對所做的一切。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教授

雷競業教授建議大家要開始培養靈命智商（Spiritual Quotient, SQ），自己先開始學習，進而教導下一代。他指這個世界是有患難的，我們不要期待這個世界很平安，這個世界有很多事情要發生便發生，是我們不能控制的。我們以前經常講生涯規劃，希望自己可以抓住很多東西，但現在需要培養一種心態，當發生不能控制的事情時，我們能否有一種合乎基督精神的心態去回應。雷教授分享到他很滿意自己的人生，他2000年回港的時候，已預計香港會愈來愈沒有自由，但他指出他的人生是否快樂，與政治無關，而人生最寶貴的便是與神，與摯愛及家人有美好的關係。《聖經》說「愛裡沒有懼怕」，對待家人或不同意見的人，即使不明白，也可以學習接受他們便是如此。在提問時段，雷教授指出牧者沒有辦法可以滿足所有人的需要，但人有基本的情緒，不同政見有不同的追求，中間或有憤怒。他不會理會會眾追求的政見是甚麼，只會幫助會眾處理在追求過程中所承受的壓力，做一個他們可以信任的人，陪伴他們渡過。

我們非常感謝旺角浸信會於當日借出場地，以及在場同工提供的支援和協助。在疫情下，仍無阻近100位參加者前來參與當日的研討會，一同探索重建及復原之道。重建及復原之路是漫長的，一次的研究會絕對不足以解決參加者的各種困惑或難題，但盼望是次研討會能讓大家對重建及復原仍然有所期待。

閒來無事看電視，看的是港台節目。

先來利申，筆者在過往曾替香港電台及電視作客席主持，少不免對其製作有點感情，但現實亦和大多數香港人一樣，對港台節目有歸屬感，是因為其節目內容與市民大眾的生活，無論在文化藝術，抑或時事評論，都息息相關。

最近經常看的節目，是《鏗鏘說》。每集主持都找來不同嘉賓，透過兩人觀看《鏗鏘集》歷年的節目片段，分享大家對香港從前的印象，從而見證當中的轉變，於成長中探索細味人生的種種。受訪嘉賓包括不同界別的人才，計有夏佳理、袁國勇、尹光、莊文強、羅范椒芬、莊梅岩、侯志強和我現在推介的林本利。

林是我中學的師弟，在大學主修經濟，之前於理工大學任教，提早退休，開設教育中心，向大眾教授理財之道。

他在節目中娓娓道來成長的經過、對事物的看法，和價值的判斷等。有趣的是在節目中，看到一段於90年播出的《鏗鏘集》，講述保險從業員如何努力向上，賺取金錢的經過。我仔細一看，其中一位受訪者是我所認識的，試把他從前的言論和現在的情況，和林本利的言行比較一下，看到二人有不同的價值取向。

話說這位保險從業員，是我朋友的朋友，出身寒微，但憑一股努力，活出「獅子山下」的精神，有一番作為，片段中所見，他應該採用了在80、90年代世界有名的正向思想大師Tony Robbins一書《激發心靈潛力》(Unlimited Power) 中一些技巧來刺激同事對金錢物質的追求，達至在世人眼中成功的境界。

反觀林本利，以經濟理論上學到的知識默默耕耘，儲錢買樓，不需外表風光，但求內心平安，生活簡樸，把錢財適當分配，向有需要的作出捐助，甚至逹到收入百份之四十，如此行為，榮神益人。

我在10多年前，經朋友介紹，認識在節目中亮相的保險從業員。那時的他，亦會間中在港台做節目客串，有時找我談談，交換心得。我向他介紹Stephen Covey 的4Ls 即Live, Love, Learn, Leave a Legacy，也成了他的座右銘。

然而，有了地位，有點財富，有些名氣之後，便更能看到一個人的價值取向及其風骨。

林本利除了積極幫助有需要的人外，遇到不公義的事，會主動發聲，因而得失了一些權貴，但他是錚錚漢子，在節目中說句「這是他的尊嚴」一話，令人敬佩。

至於那位保險朋友，我最後見他時，已是多年前，與他討論王維基「香港電視」申請牌照的是非。作為香港市民，他說應該支持的，但他當時已擔任政府一些諮詢委員會的工作，只好做個浮士德，保皇黨，出聲反對。之後這幾年，據朋友說在他師父領導下，其所作所為，令一班認識多年的昔日好友，搖頭嘆息。

走筆至此，想起孟子說的幾句話：「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香港現在多的是指鹿為馬的偽君子，少了腰板挺直說真話的大丈夫。

噢，猛然醒起，自己在20多年前也在《鏗鏘集》出現過，談及宗教事宜，若果能夠重溫片段，談談至今變化，亦一樂也！

圖：翻攝自網路

最近一個月，香港的學校由大學到小學，都出了一些問題，計有大學生被校方下令退學，終身不能重返校園，中學老師報警指控中六學生在校門外阻街，又有小學老師跳樓自殺，控訴校長辦事不公等，更有甚者，有中學教師參加培訓講座時，被推銷購買樓盤，亦有校長會包場請睇在內地大賣但在港票房失收的電影。如此種種，令在教育界默默耕耘，盡心盡力真心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蒙羞。

毋忘初心，為何教育？

就是為了下一代，有教無類，盡心盡力培育有用的人。

筆者在此介紹一套改編自真人真事的電影供大家欣賞，片名是《街頭日記》(Freedom Writers) ，是2007年的電影，記敍了一名女教師Erin，在九十年代於美國一間中學的教學生涯，如何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地培育了一群在某些教師們眼中的「籮底橙」。

話說那位老師，初入職時任教英文，而學校本是地區名校，但因為近年來收了其他種族學生，發生了一些紀律問題，名聲稍為下降。學校因此作出轉變，把學生分類，大致定為精英班和補底班，而Erin就是補底班的英文老師。

故事就如大家想像中發展下去，老師用盡心機，但學生不領情，同事冷嘲熱諷，甚至家人也發出怨言，希望Erin放棄，然後搵份好工。然而她排除萬難，以愛學生如子女為目標，不求高分達標，但願春風化雨。就如John Maxwell的名句所說：學生不會關心你懂得多少，直至他們懂得你關心多少（Students don’t care how much you know, until they know how much you care.）！

其中一幕，講述學生們的悽慘背景，Erin除了同情學生之外，更提升他們的同理心。於是一起外遊參觀。不是去認識本國文化，抑或放眼世界，學習其他語文，而是到「大屠殺博物館」，細讀每一個受害者的生平，明白在這世界有人比他們活得更苦，不要只懂得怨天尤人，令他們醒覺，最後發憤圖強，在學業上努力。

之後Erin的努力雖然暫時得不到校方的贊同，仍勇往直前，為了使這群問題學生從黑暗的街頭回到課室，她出錢出力鼓勵學生閱讀，並寫下日記，結集成書出版。而同學們和老師的努力，受到認同，讓大眾重新回到「教育是有教無類」，「老師是靈魂工程師」，這兩句老話的真正意義去。

在片中飾演Erin的是兩屆奧斯卡影后Hilary Swank，據說她看畢劇本後大受感動，自願降低片酬，拍出了這套振奮人心的電影。

我十多年前初看此片已覺感動，昨晚重溫仍然熱淚盈眶。是的，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相信年青人，自己以身作則，培育未來領袖的教育工作者。一些以本身利益為先，在教育界胡混的，我勸你早點歸去，不要再在地球流浪了！

圖：翻攝自網路

「大頭B」是我大學一位同學年輕時的花名。到了外國唸大學時，人人叫他做Stephen。屈指一算，也跟他相識了40年，但其實還可以久一點的。因為藉著WhatsApp群組，找回不少小學同學，其中一人保存了當初能夠順利入讀小一的同學名字，當大家興奮地尋找自己名字之餘，我看到了Stephen的名字，包保沒錯，因他是福建人，英文全名是Co Sei Ted，中文叫許書哲，即是說若然大家同唸一間小學的話，便相識了50多年了。

他說因為交通問題，所以入讀了另一間小學，但10多年之後，大家相識於大學，還同屋共住了三年，朝見口晚見面，直至畢業他留在美加，我返回香港，幾年之後，接到長途電話，說他要結婚了，還邀請我當兄弟，見證了他結婚生子，家庭美滿。這些年來，每當我到美加，或者他一家回港，都會抽空一聚，直至最近兩年，他患上癌症，早前返回天家。

得知Stephen離世的那一個晚上，我獨自在家中看電視，播的是關於溫拿樂隊成長經過的《兄弟班》。是的，Stephen年輕時高大英俊又喜歡唱歌，有點像鍾鎮濤，所以「大頭B」的稱呼實在相當合適。

電影只有約100分鐘，要包括幾十年溫拿樂隊五位成員由認識到成名，之後各自發展，最後走在一起的豐富內容，有點走馬看花，但和他們一起成長的我，卻看得津津有味。最後他們在演唱會唱著《千載不變》一曲，使我緬懷與Stephen幾十年的兄弟情誼，也不禁流下淚來。改寫了鄭愁予幾句新詩，在群組分享了以下幾句：

風疲倦了   有海托住
海疲倦了   有堤托住
Stephen疲倦了   在父懷裡
在天家中
我倆必定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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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清理雜物時，尋回一些舊照。細心翻看，對好些教會活動照片甚有感受。其中一張攝於30多年前教會夏令會，我擔任組長，和組員合照。仔細一看，大家現已各散東西，我在網上搜尋眾人近況，發現其中一位當年的小妹妹，現已成為神學院教授，再找她的著作一讀，更豐富了我對浸信會歷史的知識。

書名是William Dean and the First Chinese Study Bible，作者是陳頌恩。她年幼時入讀基督教學校，跟父母返教會，除了學習神的話語外，小小年紀的她在讀聖經時思考了一個問題，就是為甚麼學校跟教會的聖經，有兩個名稱，大有分別。校內的聖經稱呼創造者為「上帝」，而教會的聖經把祂叫做「神」。另外，就是「浸」和「洗」的分別。

這問題日後成為了她博士論文的一部份，她亦研究了在中文聖經導讀本下了相當工夫的粦為仁牧師（Rev. William Dean）的生平事蹟。

粦牧師在翻譯時，思考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把聖經本色化，避免變得像現代人所說的「堅離地」，因此他盡量用令中國人容易明白之方法，把聖經內的話語以中國的歷史和價值觀表達出來。例如說到挪亞方舟大水災時，粦牧師便引用大禹治水的歷史作解釋。他亦把儒家思想中的孝順來說明人神之關係。至於把創造者翻譯為神，就更加曲折。粦牧師除了參考英美兩地的聖經學者之看法外，亦研究了太平天國在其中的影響，更涉及浸信會對政教分離的看法。

原來當時太平天國的創辦人洪秀全曾接觸基督教思想，創立拜上帝會，自稱上帝之子，耶穌之弟，主張以基督教真理代替儒家思想，以「上帝之子」替代「天子」，希望把基督教成為國教，實行政教合一。粦牧師看在眼裡覺得不妥，認為信主是不能強迫，聖經乃神的啟示，不是人的作為，胡亂演繹，經過多番推敲，把創造者翻譯作「神」。

至於是「浸」或「洗」的問題，作者在此賣個關子，為的是盼望有興趣的讀者親自翻閱這書，從中獲得答案。

其實中國人的文化及價值觀，和基督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大家只要細心觀察、思量，少用聖經術語，多講日常說話，配以適合例子，就能把福音活潑廣傳，完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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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ohemian Rhapsody（《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一片中，觀眾都看到Freddie Mercury對音樂的看法和堅持，其中一個爭拗點，就是和唱片公司高層辯論對“Bohemian Rhapsody”這首歌的看法。

一般來說，流行音樂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就是歌曲不可太長，三分多鐘已是極限。為甚麼呢？原因是歌曲的流行程度與否，決定於電台播放的頻率，而電台的主要收入，當然是靠廣告，所以用了三分鐘播了一首歌後，接著一兩個廣告便是最理想的了。然而歌曲太長的話，電台播廣告的時間便相對減少，收入便會下降，所以“Bohemian Rhapsody”長六分鐘，電台是沒有興趣多播的，所以Queen也只能把這首歌放在獨立電台首播。不過，這歌實在太出色，聽眾紛紛打電話給電台點唱，之後便變成歷史經典了。

其實在70年代樂壇，除了Queen這首“Bohemian Rhapsody”外，還有一首六分多鐘的流行曲——Eagles的“Hotel California”，其流行程度和“Bohemian Rhapsody”不遑多讓。然而這首歌背後的一些傳說，大家又知否呢？

就以Queen的“Another one bites the dust”來說，有人認為dust是指Angel dust（天使塵），它是毒品的一種；而Beatles的“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被指為在那個迷幻年代內歌頌LSD（迷幻藥）的歌曲。那麼“Hotel California”呢？我們就抽出歌曲內幾句歌詞分析吧！

So I called up the Captain,
'Please bring me my wine'
He said, 'we haven't had that spirit here since nineteen sixty-nine'

這句歌詞比較難明，為甚麼客人要喝酒的時候，酒保說自1969年起便沒有酒賣呢？初時有人認為可能是越戰關係，所以把酒賣光，但這解釋毫不合理。原來Spirit除了解作酒精外，還可以釋作聖靈，Holy Spirit。但就算這算釋合理，又和1969年扯上甚麼關係呢？

原來在1969年，有一件事發生，就是第一本屬於撒旦教（Church of Satan）的聖經出現。我年前在三藩市和朋友吃晚飯，飯後他載我兜風。來到一個富貴住宅區。他停下來，指著其中一間屋，說此屋大有來歷，是全世界第一間撒旦教會。明白了，這教會佇立在三藩市，而三藩市位於加州，那麼便是Hotel California了。

之後還有這幾句：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ely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the beast

在酒店開餐，大吃大喝，本是平凡不過，但這次卻未能成功。有人以為菜刀不夠鋒利，又或者野豬太大，斬不下去。但其實留意Beast這字，看看聖經啟示錄十三章18節，便知道beast的真正解釋。

當然，上述說法有人相信有人否定。筆者在80年代看過一個電視訪問，主持人問Eagles成員Don Henley 如何創作這首歌時，他的答案令人震驚。他說此曲的創作過程不屬自己，乃經過channeling（通靈）的。

信不信由你，但聽歌時多留意其創作背景及歌詞意義，都是重要的。當然，不論是毒品、撒旦教、通靈的經驗，都不是我們該追求，甚至是應該遠離的東西。然而這些東西總是不經意地充斥在流行文化裡，在不知不覺間就向我們傳遞了一些訊息。當我們不斷重複地聽著熱播歌曲、看著賣座電影的時候，也可能不自知地接收了這些世俗的訊息。流行文化的力量、對我們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小覷，了解一首歌曲創作背後的故事，也能幫助我們小心選擇、篩選接收甚麼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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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91年開始在香港大學工作，負責培訓老師，除了日常教學工作，還需要到老師任教的學校觀課。

還記得那年11月的一個清早，我駕車往學校途中，收音機傳來一個消息，Queen的主音Freddie Mercury死於愛滋病，終年45歲。我聽後悶悶不樂，把車停在路旁，閉著眼緬懷Queen的音樂，及70年代的美好時光。

當很多人認為80年代是香港的黃金全盛時期，我會補充一句，70年代的香港，更加值得懷念。短短十年，奠定香港以後幾十年的繁榮。

就以娛樂工業來說，70年代是破舊立新的，我們有許氏兄弟從電視跳進大銀幕的《雙星報喜》，和楚原的《七十二家房客》，把港產粵語片從國語片中奪回優勢，登上大雅之堂。此外，許冠傑的廣東歌，亦開始流行，此後廣東歌便霸佔了樂壇。

還有最近離世的金庸和鄒文懷，都是70年代香港娛樂工業的重要人物。鄒離開了邵氏，創立嘉禾，引進了李小龍，三腳平天下，把中國功夫，港產電影，從彈丸之地闖入了世界市場。而金庸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書劍恩仇錄》和《倚天屠龍記》分別在70年代改編為電視劇，瘋魔了整個東南亞，而那時念中學的我，除了沉浸在本地娛樂文化之外，亦大量收聽外國的音樂，其中一隊最欣賞的，當然就是Queen了。

40年過去，在戲院中看《波希米亞狂想曲：搖滾傳說》（Bohemian Rhapsody）這電影時，令我帶笑亦帶淚，重回70年代。

以戲論戲，很多外國影評把這電影和《衝出康普頓》（Straight Outta Compton） 比較，筆者曾於2015年11月24日此欄點評過這電影（按此進入文章），認為後者肌理豐富，內容扎實；而本片則較如流水帳般，點到即止。

我看兩者有很多相同之處。《衝出康普頓》一片說及美國的階級衝突，權勢關係，最後一場洛杉磯大暴亂，反映了至今仍未解決的種族問題，而當中樂隊成員的恩怨情仇，描繪得有血有肉。

跟《衝出康普頓》一樣，本片也以大城市開始，由Freddie Mercury在希斯路機場工作的小子，慢慢和其他成員一起打拼，名成利就的經過，中間夾雜著外來難民與本地人的文化衝突，成員之間對創作的不同看法及堅持，及Freddie在兩性之間的糾纏等。

到了最後20分鐘，是Queen最後一次復合演出，於1985年的Live Aid，是世紀盛事，參與的位位都是天王巨星，那次的音樂會是為了籌款捐助給非洲難民，而整個音樂會在不同國家以衛星轉播，我當年也在明珠台看了。當中被認為最精彩的演出就是Queen。但我那時雖然欣賞他們的演出，惟不透徹了解演唱那幾首歌的原因，現在看畢電影，便全然解開心中結，人說Freddie Mercury是極度個人中心，其實他還喜歡與樂迷互動，對家人、愛人，及樂隊成員，都懷著感恩的心，人生至此，就像“Bohemian Rhapsody”歌詞最後一句：Nothing really matters to me… any way the wind b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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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到了退休的年齡，便盤算著退休後可以怎樣打發時間。暫時還未有決定應該做些甚麼，但卻知道一定不可以做那些行為。

我的其中一個通訊群組，成員包括了一些中小學校長，他們大多已經退休。正如很多群組一樣，我只是希望利用網絡互通消息，避免論及宗教和政治，免傷和氣。但當中有兩位退休校長，喜歡傳來偏頗資訊，撕裂香港。群組內成員為了顧全大局，少有回應，然而他倆卻樂此不疲，繼續將訊息發來。我每天只好花時間刪除此等訊息，免得動氣。

其實，各人在不同事情上都有自己的立場，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把訊息轉發給他人，就要小心了。因為當你轉發時，便把自己的名字也押上去，可惜網絡上充滿虛假訊息，在沒有fact check（查究事實）下便貿然轉發，轉發者便成了幫凶。若是小事一樁，可以一笑置之；但若令社會不安，轉發者就成為了同謀。

說了這麼多，其實是想介紹在2018年出版的書籍中，被視作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書，就是由Hans Rosling（上圖人物）撰寫的 Factfulness。此君是大學教授，專門研究環境和健康兩大項目，他以深入淺出的方法，用數據除去大眾，甚至專家對一些事情的固有看法。可惜的是他於2017年因病離世，但這部著作卻深遠的影響了許多人，它亦成為本年度必讀的書。

Rosling的研究指出，一般人把世界上的國家分為兩類：發展中及已發展國家，其實這種想法已經過時，因為它會令研究的立論跟現實情況出現大的偏差。他指出應以收入，把國家分成I、II、 III、IV四個組別，再作仔細研究，這會幫助我們得出不同結論。

本書共有10章，每章談及一個錯誤的看法，然後指出如何克服有關問題，撥亂反正。前文所說的，未經證實便把錯謬訊息廣傳，便是影響大家看世界的一個重要因素。而當我們細心閱讀全書，隨著建議的方法思考真實和數據時，便會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看法。

隨著世界盃曲終人散，大家的眼睛可以從螢光幕返回書本裡去，趁著這個暑假，介紹兩本書，一中一英，給大家閱讀。

《史托納》（Stoner） – 約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我1991年在港大工作，偶爾在書局碰到這本書，看看介紹，主角是大學教授，既然和自己的職業有關，便欣然購買，匆匆翻來一讀，提及大學內的人事鬥爭，那時的我初入職，不懂行內規矩，因此沒有細讀。直至現在，差不多到退休年齡，在收拾書桌時重會這書，竟然看得津津有味，上網翻查，原來這書近來再版，還被譽為當今最佳小說之一，因此特意向大家介紹。

本書主角叫Stoner，父母是農夫，在一次機會下進入大學，修讀農務，但被英國文學教授之教學方法燃點了內心的渴望，轉唸英國文學，之後跟隨老師，成為教授。

書中內容涉及不同層面，有師徒關係、朋友情誼、家庭倫理、婚外情等人生五味架。而描述最深入的，是那段主角和同事間的工作關係。因為他的堅持不讓步，令系主任的學生過不了關，種下禍根，令他被刻意整頓。筆者認識一位同行，教學出色，著作豐富，還兩次拿到大型研究基金，在申請終身教席時獲得外界審查員一致推薦，卻過不了系內一關，無緣升職，險些在約滿時不獲續聘。多年之後，當時攔路的高層相繼離去，朋友亦早已退休，我問他如何在那段難關中保持泰然，他輕輕拋下一句：「我對自己滿有信心。」Stoner 的一生躍然於書中，讓讀者回望自己的人生，假若有類似經歷，不自覺便引起共鳴，然後仰天長歎，C'est la vie（That’s life／人生就是如此）。

《曾幾何時》 – 黃穎君

曾幾何時黃穎君（Burmie）是我的學生，在香港大學主修通識科，屈指一算，轉眼10年。還記得在她到學校實習時，我觀課後跟她詳談。她的目標清晰，就是不會留在教育界，而是在娛樂圈發展她的事業。畢業後她繼續修讀碩士又參選香港小姐，最後成功投入電視圈作主持，到了現在，還寫起書來。

在這個年代，人人大膽出書自稱才女，其實書中圖片多過文字，以樣貌作招徠的書本比比皆是，但Burmie 這本有點不同，以人生、成長、友情、愛情、親情五個章節探討上述人生必經議題。我有幸窺見部份內容，回想當年與她及其他同學們在課堂上的熱切討論，有幸成為他們成長的一部份。如今有人謹守崗位，春風化雨，身教言教發光，亦有像Burmie 的，在其他行業發熱發光，這都是作為老師的我欣然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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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社會一改對政治正確比較包容的態度，開始質疑當中的合理性，社會對各種約定俗成的詞語突然變得更敏感，一個字詞的選取、一個肢體動作帶來的連鎖效應，令社會的氣氛更加躁動不安。本文嘗試指出幾個政治正確遭到質疑的例子，並帶出無懼政治正確的壓力說出道理的重要性。

在處理性解放議題時，不少友人常感嘆有大量網絡文宣立場傾側一邊，少有平衡或者以傳統家庭價值來表達意見，不過自上屆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出現之後，大家開始意識到所謂政治正確所產生的寒蟬效應。[1]

所謂政治正確，原本就是要保護社會的弱勢人士，所以在言語上不能歧視他們。特別是在性別、性傾向、宗教、種族等方面，背後的概念當然就是平權，當中典型的例子如：聖誕快樂要改為歡渡佳節，男女要改為各位（不分性別），不過類似的文字本意是透過約定俗成的方法去轉化社會，但一些人不明就裡，有意無意地想透過法例去強迫所有人都要政治正確，就會變成過猶不及的社會政策及制度。

這幾年先有美國要求所有學校的洗手間改為不分男女，以保護跨性別的孩子可自由使用所有洗手間，減少不必要的歧視。但此政策令不少家長震怒，認為洗手間分男女也就是有實際需要，各州更因此有不同的處理手法，部份學校直接無視有關的決定。

又例如去年底有被性騷擾、甚至性侵者出來表達自己是受害人的 #MeToo運動，雖然成為全球話題，受害人的故事更成為很多人的鼓勵，但同時卻產生一些不必要的反效果。瑞典去年年底就因為要回應 #MeToo浪潮，計劃修訂強姦法例為雙方要在性交前必須得到對方明確同意，否則便可被控強姦罪，更有手機程式設計者設計「同意app」讓二人簽約後始有性行為。[2]

這些事件均遭到社會各界批評，認為政治正確過了火，有些東西不能隨便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就更改，例如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不應該因為要照顧特殊需要，而隨便更改一些社會的日常用語。不過，不少研究社會運動的朋友均指出，改變對一件事的命名，實際上就是在改變文化。當「娼妓」不是娼妓，而只是「性工作者」時，既是「工作」，又沒有「妓」的含意，就失去文字的道德批判，產生語言淨化的效果，同樣，將「雞姦」改成「肛交」也從來不只是「正名」，也有文化的改變，正如今日的「變性人」，將之改為「跨性別」，社會就易接受得多。

政治正確另一個問題，就是整件事連出發點也不是為了甚麼保護弱勢，而是為了完全不必要的正名。以中、港、台的關係為例，早前傳出某跨國酒店的網站將香港、台灣、澳門和西藏列為「國家」，是為分裂國家，但香港和澳門在一國兩制下，無以名狀的狀態就一直如此，最有趣是在內地網站中，香港和澳門既不是內地省份，也不是以「台港澳區」獨立存在，即使網站寫明「全國包郵」香港也要額外收費。[3] 前傳媒人區家麟形容「國家安全真的很脆弱，國人的心更脆弱，網上一張表格都義憤填齊上腦」，[4] 他更列出今日好些傳媒為了政治正確，在很多事上早已轉了很多說法。

面對這種命名之爭，在學術上稱之前論述戰，有學者更認為這些文字的改變直接將文化和社會對某事物的價值和定性改變，所以是兵家必爭之地，是輿論重要的戰場，必須要保住某些字詞的意思，甚至不惜要立法禁止某些言論的出現，以保障一些人的基本生活。惟事實上我們要有很多智慧去辨別那些命名的意義，名字背後，除了有政治和權力的論爭，定必還有對真理的持守，面對不應該改變的命名，我們只能堅守，而堅守的方法，就是無懼政治正確，無懼有機會被指冒犯別人，而去說出你認為合理的話，[5]既然是鹿，就不能睜著眼說是馬。

朋友最近打消把兒女送到美國升學的念頭，因為恐怕他們成為校園槍擊案的受害者，加上恐怖主義抬頭，美國成為被襲主要目標，一動不如一靜，還是留在香港考DSE，並希望此城財富年年有餘，到他兒女應考時，亦可免費考試，省回一筆。

其實美國校園槍擊事件，已有多年歷史。早在1999年，在科羅拉多州的Columbine High School，就有兩名高中學生襲擊校園，導致多人慘死，而他們亦在警方追擊途中，吞槍自殺。

事件發生後，引發很大衝擊，各方討論不絶，探究慘劇發生原因，而導演Michael Moore，在2002年拍了紀錄片(Bowling for Columbine) (港譯：《校園黐Gun檔案》)討論事情發生的前因後果。當中除了指向美國人擁有槍械的問題外，更直指美國槍會勢力龐大，為了維持利益，以2nd Amendment (第二修訂案)說明美國人擁有槍械的自由。在近期佛羅里達州發生另一次令人心痛的校園槍擊事件後，繼續以此理由作辯護。

本文不討論這個問題，而是在紀錄片中導演經過各方推敲，認定引致槍手殺人的原因，是他們沉迷一位叫Marilyn Manson 的歌手的音樂。若大家對美國的罪犯有認識，應該聽過「文遜家族」這個名字，其領導人有Charles Manson，是一個連環殺手，他及其信眾在1969至1971年殺了多人，被判終身監禁。

首先，Marilyn Manson當然不是歌手的真名，他用這個名字，實有其目的，而他的外號正是撒旦之子（Son of Satan），玩的音樂類型有Death Metal (死亡搖滾)。讀者看到這裡，可能覺得他真的十惡不赦。在紀錄片中，導演有機會和他對談，並問他若然可以回到這宗慘劇發生的學校對學生說話，會說些什麼？

讀者可以停一停，想一想，你會說什麼？

筆者多次在教師、家長、校長及社工培訓過程中，問同樣問題，答案都是千篇一律，如：「活著是精彩、人生有意義、活好每一天、愛你的鄰舍……」等答案，反而最精彩的答案，出自這位「邪惡歌手」的口中，他說：「我不會向他們說什麼。我只會聽他想要講些什麼，而問題正正是沒有聆聽。」

多麼精彩的回答啊！

現在社會的問題是成年人天天在講，年青人個個要聽；要同行，卻是一言九鼎；要了解，事實是我說你聽！社會撕裂，正因如此。

在教師培訓中，我提倡了一個理念，叫逆向師維（Reverse Mentoring），就是年青人做導師，成人作徒弟，例如在學校裡，老師可以找一個學生，向他學習一些他有你沒有的強項，像運動或是電競。久而久之，建立了關係，在言談中彼此明白，相互了解，才說得上同行。

圖: 翻攝自網路

從前唸中學時，放學鐘聲一響，我便會衝出班房，趕著回家。同學笑問我為何這樣勤力，要立即歸家做功課？我答道：「非也，我是回去收聽電台節目罷了。」

依稀記得回家後，準時五點正，扭開收音機，聽香港電台的「青春交響曲」播放的流行歌曲，邊聽音樂，邊做功課，自得其樂。但現在的中學生，是否跟從前的我一樣，在電台聽音樂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現在的學生放學後不是要補課，便是往補習社報到，預備公開試。就算真的有時間聽音樂，也可以在互聯網，尋找喜愛的歌曲，不用準時坐定收聽電台節目。

那麼誰會收聽電台節目呢？以我所見，有兩類聽眾。一是的士司機，從電台節目中得資訊和一點娛樂，二是移民他方的香港人。為了緊貼香港發生的事，許多都會利用互聯網收聽香港的電台節目，而這兩類人，年齡都比較大。

如此一說，電台的前途不是「危危乎」嗎？

又不能夠這樣說，根據最近admanGo第三季媒介廣告統計，電台的廣告收入總額，多年來沒有太大改變，仍穩佔四個巴仙，所以電台不是夕陽行業，而在乎做的是節目是否吸引。

然而，看看節目的安排，見到絶大部份都以說話為主，少播音樂。當然，正如我本文開初所說，年輕人已不需要在電台聽歌了，但中年人呢？若然電台以中年聽眾為對象，又有甚麼音樂節目啱聽呢？噢，不是有《All the Way with Ray》這長壽節目晚晚深宵聽眾點播舊歌，懷緬一番昔日好時光麼？

對，既然懷舊是符合中年人回味的，又可否再多想一下呢？現在，逢週日十點，曾俊華主持的《薯片鬚Music》，播的多是六七十年代的舊英文歌，加上他對這些歌曲的論述，對比六七十年代和這個新世紀的轉變，言之有味，很受聽眾歡迎。

我再想深下去，覺得除了如Uncle Ray的深宵音樂節目外，在黃昏或晚上播以歌曲為主的節目亦大有可為，不過播的不是那些年的民歌和流行曲，而是搖滾音樂？

何解呢？其實道理好簡單，每個中年人都年輕過，而少年燥動、叛逆輕狂的，都會愛上搖滾音樂，這幾年來港的搖滾樂隊如Queen、Metallica、Scorpions都能夠賣過滿堂紅，捧場客多是銀髪甚至是冇髪一族，一起Rock N Roll，便知道這個市場是大有可為。

因此筆者建議電台可以在黃昏或晚上十點前（因為中年人要早睡），來個專為這些聽眾而設的音樂節目，以播放搖滾音樂為主，應有不錯的收聽率。

筆者亦曾在電台主持節目，挑選一些搖滾音樂作間場，效果不錯。假若電台真的會開放這方面的節目的話，我願意毛遂自薦，擔任節目主持人，跟一眾聽眾分享搖滾音樂，重回年青時代的美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