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尋珍之旅系列

一直以來，亞洲的某些地區，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又或者不幸成為了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對他們而言恍如人間地獄。

眾所周知，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屬前列份子。日經中文網的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23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2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為21,881人（較2021年增加874人），當中的男性有14,746人（較2021年增加807人），是13年來首次增加，女性有7,135人（較2021年增加67人），連續三年增加。此外，小學、初中、高中生自殺人數更高達514人，創歷史新高。[1] 再看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2023年8月至10月，香港共錄得22宗涉及18歲以下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的新聞報道，較2022年同期的11宗增加一倍，[2] 到了2023年11月中，個案更增至23宗。[3]

復常後功課壓力大

人的本能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青春無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一班學子選擇死亡而不是求生？是學業壓力？是校園欺凌？是家庭問題？是感情問題？還是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所指：「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於兩年內幾乎沒有上課，復常後功課壓力倍增，適逢10月和11月是考試季節，學生在功課及考試雙重壓力下容易做出傻事」？[4]

如果真的是因著考試壓力而尋死，這種重視學業成績的壓力，又是從何而來？是源於自己，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源自父母，學生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是源自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眼光，不知道如何自處？還是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學生認為自己將來沒有前景？無論如何，一個人決定自殺，通常都是對人生絕望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面前困境。

想法能改變心態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種想法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但問題是，困境是真的走不出來？還是只是人們過度擔心，「認為」自己走不出來？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Dale Carnegie），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失利而令大部份的儲蓄都化為烏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他想到這裡，人便平靜了。又例如在美國創立Evans Products公司的Edward S. Evans，他在成立公司之前，曾一度陷入債務危機，加上在經醫生診斷後，他得知自己的生命只餘下兩星期，一連串的打擊竟讓Evans下定決心不再擔心了，他的心態改變了反而令他恢復健康，他可以重投工作並還清債務，甚至能用剩下來的錢及精力創辦公司。

別獨自面對難題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漠視周圍環境對人情緒或身心靈的影響，只是想說，有時環境固之然對人不友善，但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受困於負面情緒，只看見眼前的「死胡同」，卻忘記了退一步，其實有海闊天空等著自己。如果壓力來自學校，可以向父母傾訴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可以向信任的老師尋找幫助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學校，又或是自己，可以求助於成熟的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不認識自己的熱線輔導員或網絡電台的主持嗎？如果學生擔心自己的出路，畢業後是否可以嘗試先尋找臨時工，再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嗎？當真的感到生活太累，可以嘗試找一個空間稍為喘息一下嗎？「停一停，想一想」，不單可應用在養寵物一事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抉擇上。

生命比學業，甚至比一切成就珍貴。以中國象棋打個比喻，即使學業或成就再怎樣重要，極其量都只是「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帥」，被人抽了車，還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假如有一款限量版的名牌手袋，價格節節上升，短短的時間，價錢竟然翻了好幾十倍，甚至只有少數有錢人才有能力購買，普羅大眾都高不可攀，或許有不少女士會因而抱怨手袋太貴，但相信社會上應該沒有人會為此譴責製造商有違道德倫理，畢竟，名牌手袋屬於奢侈品，在奉行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天價的產品只留待有消費力的人士購買，這並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情。

但如果短時間內價格暴升的不是名牌手袋，而是拯救生命的藥物呢？我們是否應當把資本主義自由經濟市場這一套理論，完全套用到醫藥產品上？換一個角度思考，即使藥商用了一些「正當的手法」推高藥物的價錢，卻令到不少患者因為無法購買藥物而病情加重，甚至提前離世，這種事又是否合情合理？

Daraprim，一個用於預防及醫治瘧疾的藥物品牌名稱，其主成份為pyrimethamine，這藥也用於治療弓形蟲感染症，對於在遺傳上免疫力弱的人、HIV感染者、胚胎及新生嬰兒等，感染弓形蟲疾病的情況會較嚴重，[1] 有時，Daraprim亦會與其他藥物搭配，用作長期治療HIV感染者的等孢子蟲病（cystoisosporiasis）。[2] 一粒Daraprim的價格原本是13.5美元，13.5美元是一般人可以承擔得起的價錢，直至2015年，Martin Shkreli收購了Daraprim的專利權，13.5美元的價錢自此一去不復返，Shkreli令原本13.5美元的藥物一夜之間暴升至750美元，升幅為55.6倍之多。身為圖靈製藥（Turing Pharmaceuticals）的創辦人及前首席執行官，Shkreli表示這是資本主義起的作用，而保險可以確保有需要的人會得到Daraprim。[3]

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當Shkreli被問到：「如果你能把時鐘倒回幾個月前，我想知道你的做法會否有所不同？」他卻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可能會把價格抬得更高。」對他而言，醫療保健價格是無彈性的（inelastic），[4] 他可以提高價格，並為他的股東製造更多的利潤，因為這是他首要的任務，他指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的體系及資本主義的規則中，他的投資者希望他可以賺取百分之一百的最大利潤。Shkreli的「賺錢大計」迎來大批市民抗議，有人更高舉紙牌寫著：「藥丸的價值只是幾分錢，為貪心付出的代價卻是生命」、「低成本藥物拯救生命」等，很快，Shkreil被稱為「全美最討厭的人」。[5]

Shkreli為了賺錢，把無彈性需求的藥物價格抬高，這類事情在醫藥界並不是單一事件。瑞士的製藥公司Novartis及Roche、美國的Pfizer及Johnson & Johnson不斷收購競爭對手，法國的Sanofi亦收購了不少製藥實驗室，目的只是為了在全球市場上分到更大份的餅。[6]

2005年之前，老年黃斑部病變（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AMD）是無藥可醫的疾病，很多患者因此而失明。Avastin是一款可以阻止血管為腫瘤供血的藥物，[7] 在2005年美國的眼科醫生更開始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眼疾，Avastin可以延遲視力喪失，因為其主要成份bevacizumab可以阻止眼睛後部異常血管的增生，還可以阻止液體從這些血管滲出，液體滲出會導致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和糖尿病眼疾，令患者喪失視力。[8]

Avastin效力驚人，價錢亦相當合理，不少病人因此接受Avastin的療程。其後，另一款藥物Lucentis在市場出現，研究顯示Lucentis的效用與Avastin一樣，[9] 只是，以法國為例，Lucentis的價錢比Avastin貴上30倍。Avastin及Lucentis均由製藥實驗室Genentech研製，Roche藥廠在2009年便擁有Genentech 100%的股權，Novartis藥廠則負責在歐洲等地區銷售Lucentis，這三間公司同時都能從Lucentis的銷售中獲利，它們自然希望醫生選擇Lucentis多於Avastin，因為前者的價錢更高，意味著它們可以賺取更多利潤。

在2008年3月至2013年11月期間，Novartis藥廠在醫療保健行業的持份者面前詆毀Avastin，誇大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風險，並堅稱Lucentis的安全性和耐受性。Novartis雖然有向醫療持份者提出了兩種藥物之間的客觀差異，但對當時有關藥物的科學研究卻進行了選擇性和帶有偏見的詮釋。另外，由於Avastin在市場推出時，清晰指明藥物是用於治療腫瘤，而非眼疾，Novartis在介紹藥物時亦刻意強調使用Avastin治療AMD的醫療保健專業人員責任問題。在此期間，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三間公司就使用Avastin治療AMD引發的風險向公共和衛生部門發表了誤導性言論，它們推遲了衛生部門要求對Avastin的研究，又詳盡闡述危言聳聽的言論，提到如果官方正式推薦使用Avastin治療AMD，可能引發健康風險。[10]

在美國，藥廠提高藥物的價錢，已經到了一個荒謬的地步，涉事的藥物有胰島素、腎上腺素、類風濕性關節炎等藥物。或許瘋狂加價的背後，與當地的保險制度有關，[11] 又或是藥廠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科研，但事實上，被加價的藥物並不是甚麼新藥，而是現有藥物，包括在1923年走進世界的胰島素，[12] 藥品價格不再反映研究的實際成本，而是反映了少數大公司的財政實力，它們能否在市場上爭奪到不成比例的利潤。[13]

當藥廠以賺錢為首要目的，自然會把藥物當成其他商品，誰出得起錢，誰便可以「享用」。問題是，藥物真的如限量版手袋一樣？當Daraprim變得昂貴，醫院被迫轉換「可能不具有相同療效的替代療法」。[14] 「替代療法」並不是理想的做法，近年台灣遇上最嚴重的缺藥潮，有醫生被問及能否用替代藥物解決欠缺藥物問題，她表示即使成份一樣的藥物，病人對於不同藥廠製造出來的藥物，會有不同的反應，有病人甚至會覺得藥物無效，因此不是找到成份相同的藥物便能解決問題。[15] 藥物與名牌手袋不同，後者僅提高個人的身份地位，前者延長的可是生命。研發胰島素的醫生Frederick Banting深知藥物不是商品，他認為醫生如研發出拯救生命的東西卻只考慮從中取利是不道德的，他的名言是「胰島素不屬於我，它屬於世界」，因此他拒絕用以個人名義獲取胰島素的專利權，並把它給予與他共同研發胰島素的James Collip和Charles Best，二人亦僅以一美元的價格將胰島素的專利權賣給了多倫多大學，為的是希望每個需要藥物的人都能夠負擔得起。[16]

前人雖有良好的意願，可惜未能如願。2016年，美國的糖尿病患者，平均每月需支付450元美元以接受胰島素注射，住在科羅拉多州的患者比較好，因為州政府干預了藥物的價格。[17] 一個病人每月大概需要兩至三瓶胰島素，到了2021年，一小瓶胰島素的價格已介乎175至300美元之間。[18] 在加拿大，若沒有參加國家和公共管理的藥物保健計劃，病人亦需以高昂的價錢來購買胰島素。[19]

無力支付醫藥費的結果便是病人減少注射胰島素的次數，這情況亦出現在其他關鍵性藥物上，病人因無力負擔而減少用藥，換來的便是病人「死非其時」。[20] 這裡並非主張每間藥廠都必須與Banting等人一樣抱著濟世為懷的心情去製藥，畢竟，製藥真的需要科研及營運經費，工作才能繼續下去，但如果這些大藥廠只用賺錢及服務股東的心態去經營，只求牟取暴利而罔顧他人死活，相信這絕不是人們樂見的事情。

即使自由經濟市場的運作如何植根人們的腦袋，絕大部份人的心裡都接受不到單單用錢去處理「生命攸關」的事情。當人們聽到Shkreli在2018年因兩項證券欺詐罪和一項串謀證券欺詐罪被判監七年，並在地區法官的命令下歸還Daraprim價格上漲帶來的6,460萬美元利潤，以及終身被禁止進入製藥業的消息，[21] 又或是得知法國競爭管理局在2020年9月判處Novartis、Roche及Genentech這三間公司4億歐元罰款，相信都會感到痛快。[22]

神創造了人的生命，也讓人擁有良知，當有一個制度走到極端並且令人受苦，自然會受人質疑。借用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Michael J. Sandel在其著作《錢買不到的東西》所說的話：「人類有尊嚴也值得受尊重，並不是用來獲利的工具，也不是供使用的物品。」「過去三十年來所發生最致命的變化，[23] 並不是貪婪的增加，而是市場及市場價值已擴張到非它們所屬的生活領域中。」[24]

除了救命的藥物，還有甚麼是不能以市場價值來衡量？值得我們思考。

最近看過《進擊的巨人》動畫、《年少日記》電影等等以後，腦海中便浮現出一個很深刻的反思，就是：人生命的價值，是否一出生便分了等級呢？是不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值得活下去呢？或者說，是否某些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呢？可能會有人直截了當地回應這個問題：誰更「有用」便更值得活下去！這也是個不折不扣、資本主義社會的說法，就是那人無法帶來利益，其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有看過《年少日記》的朋友會發現，從主角的家庭生活，就看得見父母對於兩個孩子有著不一樣的眼光，而從他們的眼光，也看得見哪一位孩子更值得活著。兩個孩子中，其中一個小孩子選擇輕生，他臨離開前也表示：「我並不是甚麼重要的人」，他彷彿在說，不重要的人，存在與否，都不會帶給別人任何感受，就像世界與他無關。到底我們如何定義一個人重要或不重要？又或者，我們怎樣才會感到自己重要或不重要？要討論與「感覺」有關的課題，總是非常困難，在此嘗試從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以及人自身的限制出發，探討生命價值與等級的課題。

資本主義的真貌
當人未有批判的能力，他所身處的世界，當中的氛圍或社會規範，便成為了他的真理，他會認為世界必然如此運行。其中一個資本主義的特徵，便是將現實所有人事物商品化，例如身體商品化、情感商品化、關係商品化，「商品化」——即是進入一個買賣、交易的系統。基本上，人的大部份活動直接或間接都有著經濟互動關係，職業、消費和娛樂等等，無一不是從市場中，或從商品交易中實現，人際關係也是如此。[1] 例如直接將性愛關係商品化；人的情感表達商品化，諸如迪士尼樂園的員工、空姐等等工作時只能夠表達愉悅的情緒；關係上，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某程度上亦以交易方式進行，即若然考到好成績，便增加零用錢或買玩具等等。

至於一個人重要與否，在資本主義下，就是能從競爭中勝出的那位更重要，更值得活著。進入經濟體系，隨之而來的，便是出現過度強調競爭的社會現象，這也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人們之間必然鬥得「你死我活」，為了爭取最突出的位置，有著強烈的敵我之分。[2] 回看《年少日記》的故事中，主角的哥哥不斷想力爭上游，獲取父母和弟弟的認同，而他與父母的關係，便是一種交易的關係，以成績決定零用錢多少，以及能否買玩具或去旅行；這種疏離的關係，使到父母與孩子的溝通都離不開成績，首要討論的，就是成績如何、能否升班、學業排名等等，成績重要過一個具體的人本身，甚至在學校有老師發現了學生的遺書，但學校管理層優先關心的是學校的聲譽，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而事實上，人際關係在本質上是講求「犧牲」、為他人付出，並不是一種交易的關係，也不存在敵我之分，所以「犧牲」在本質上被資本主義拒之門外。但社會氛圍強調競爭，所以在學的兒童自自然然地認為考到好成績便能換取父母更多的愛，讀書能力較差的，便會認為自己是垃圾，自己「並不是甚麼重要的人」。故此，到底誰的生命的價值較為重要，在強調競爭的社會裡，取決於自己「有沒有用」，「能否達標」，若「沒有用」，生命就像不再重要了。

能夠不能
身處資本主義的社會，大多數人也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功績主體，除非有些人堅決全然「躺平」，否則也無法逃離資本主義的魔掌。其實說到底，一個人對他人來說重要不重要，就視乎他能夠做到甚麼事情，做到，就有存在價值，做不到，就沒有甚麼價值，甚至被視為徹底失敗者。社會強調：學業優秀、事業成功、家庭美滿、外貌標緻，而資本主義就將所有人放在以上標準作比較，也就是讀書不能留班、事業不能有挫折、家庭不能不幸福、外形不能胖、矮、「毒」、[3] 醜，全部都「不能夠不能」，[4] 人被「能夠」壓榨到盡，這種觀念也就令人看不見失敗其實乃是常數，成功也只是恩典。

人作為血肉之軀，有些事是無法做到的，這不只是說身體上的限制，而是每個人的潛能都不一樣，有能夠做到的，有不能夠做到的，只是有些人的潛能恰巧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有些人的潛能恰巧不符合主流價值而已。那麼是否潛能不一樣就沒有存在價值呢？

要讓一個人感到自己重要，是需要關心與關懷對方，那並不是因為對方有多少的「能夠」，而是知道他人的「不能夠」仍願意去關心。這些關懷是持續性的，並不是看了某些電影就當自己關心了有需要的人，也不是看了某些電影才忽然熱心起來，就如「忽然球迷」[5] 一樣，而是要持續性的熱心，放棄一切有如交易般的商業模式，成為他人能夠抓住的救生繩。

是否每個人都需要成為一個滿有能力的人，才有生存價值呢？《進擊的巨人》當中的一句對白說得好，當主角還是嬰兒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媽媽說：「你的孩子只會是個普通人而已。」媽媽回答說：「不是特別的就不行嗎？這個孩子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足夠偉大了。」是的，如果要孩子必須擁有某些功用的話，那麼小孩子從出生開始，對父母來說也只是件投資產品而已，而不是甚麼偉大的生命。惟有接受他人的「不能夠」，放棄主宰「能夠」的想像，才能發現他人是一個「人」，一個具體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的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的。[6]

昨晚徹夜大雨，醒來，竟是晴朗的一天。沒有藉口不外出跑步。還好，並沒有出現「局部積水」的情況，亦見不到的士司機轉身變成船夫，在急流中棄車逃命的場面。只是，雨後清晨的行人路上，竟遇見一幕幕為存活而奮進求生的片段。

英國住宅區的行人路與香港截然不同。在香港，一些較繁忙的街道會設有欄杆作分隔，但更多的行人路就只有升高了數公分的階級作區分。每當擁擠的時候，趕路的行人往往漠視自生的安危，跨過分隔線，走出在馬路上來越過人群，這亦成為繁忙都市的生活常態。在英國，馬路跟行人路之間，往往舖設約兩米寬的草皮，而兩米寬行人路的另一邊，就是一般平房的前花園，甚少出現人群擁擠的情況。這樣寬敞的路面，對行人或跑步者來說，實在是無所挑剔的設置。但對深居於草地下的小蝸牛來說，卻是另一回事。

整夜的大雨，不僅喚醒了沉睡的小蝸牛，更因泥土裡積滿了水，迫使牠們走出其安舒區，來換取一絲絲的空氣免得被溺斃。離開了熟悉的黑暗，告別了習慣的氣味，在草面上爬行、尋找、等候可再鑽下去的乾土。掙扎了整夜，怎料，天一亮，在陽光下，竟置身在混凝土的行人路上。背後是一尺多的草地，往前走，卻是遙遠的未知。鑽不下，惟有奮力的緩緩前行。短短的兩米距離，猶如無垠的曠野、沙漠。自持的硬殼，那能敵得過行人無意的踐踏？柔軟的身軀，那能抵擋朝陽的溫度？回不了頭，就只得繼續往前，冀望能找到安舒之地。窮一生之力，僅能前行十數厘米，確是進步，但卻救活不了自己。

過去數年因著戰亂、政局、時勢，不少人被迫離開自己的出生地、安舒區，流散異國。有些確實是生死攸關的選擇，但更多是為求一宿安睡或一口自由的空氣。幾經掙扎，到了看似安全穩定的地方，誰知要面對的，不僅是適應的問題，還有自身一直被壓抑的情緒，對故土舊地的思念，更要兼顧與配偶、家人、孩子的關係。環境確是改變了，亦是進步了，但似乎還是未能找到出路及平安。

小蝸牛從不知己身已陷困境，亦未料到當陽光漸露，牠會因水份流失而愈爬愈慢，突然，發覺身體不聽使喚，無法繼續前行。當牠意識到危機時，已是進退維谷，求助無門。

未能察覺到身處困境的，豈只是小蝸牛？

我們自恃過去的學識、技能、工作經驗、社會地位和人脈關係，卻猶如脆弱的蝸牛殼，在他鄉異地，似乎無法應對我們當下的處境及需要。融入新的文化及環境，不可能只靠自己獨力探索或盲目前行。異鄉客不僅需要家人朋友的支持陪伴，亦需要與同為異鄉客的他者同行。同行所指的大概就是彼此攙扶，不介意示弱人前，不計算成敗得失，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甚或是，每當力竭迷失時，需要吶喊求助，並接受別人的幫助、救拯。

行人路上的小蝸牛，有否放聲求援？還是默言地等待死亡來臨？同在行人路上的我，雖聽不見牠們半點聲音，但卻看得到這努力奮進的生命及竭力向前的求生意志。這份不妥協、不言敗的堅持，總會令我放下腳步，把牠們放回草地上。我們的艱難、困境、委屈、傷痛，或許難以讓人明白，亦不容易揭示人前。但在我們未曾求助之先，那創造我們並愛我們的上帝早已看見，祂更願意隨時作出拯救，讓我們安躺在青草地，領我們到可安歇的溪水旁，叫我們再一次甦醒過來，並得享祂的恩惠與慈愛。[1]

今年萬聖節前數天，加拿大本地新聞已放風：據訪問調查，因通脹及經濟放緩，將會更少家庭於今年萬聖節派糖；而且當晩氣溫嚴寒，亦更少家長「放」小朋友外出「攞糖」。

以前我家都有隨俗「應節」，但約十年前阿媽試過派糖時被一群年輕人「搶糖」，之後便每逢萬聖節都全屋熄燈(代表冇糖派)。不過她仍然十分喜歡萬聖節，因為本地超市每到九月中開始便會售賣特為萬聖節而設計的「派糖裝」零食：一大包/一大箱內藏大量小裝型的糖果、朱古力、薯片。我母親最喜歡的便是這些小巧裝的薯片，每年她都會買兩三箱，但卻是派糖給自己 – 每天開一小包享受，或孫兒過來探她時有零食「氹」他們。

萬聖節本來是歐洲塞爾特人帶有超自然元素的傳統節日。二千多年前糧食供應極不穩定，特別在北方，入冬是十分危險 – 耕種停工了，如果秋收不理想，加上嚴寒天氣、醫療落後，整條村死掉大半人並非奇事。當時他們視10月31日為年終，亦是夏季的最後一天(那時塞爾特人沒有秋天的概念)，相信當晚陰間的亡靈會來到陽界滋擾活人，故此當晚搞「營火晚會」來祭祀，並透過變裝來驅邪，萬聖節的習俗便由此而來，說到底是恐懼死亡而演化出來的習俗。

古代人口等同勞動力生產力，村子死了大半人，來年的情況將會更險峻，所以古人用盡方法來趨吉避凶實在無可厚非，但來到20世紀便成了 “Trick or Treat”，北美的中小學甚至會在校內開Halloween舞會。今時今日加拿大，所有大時大節均是商機：情人節賣花、朱古力、燭光晩餐；八月雖然沒有節日，但去到那裡都會看見「開學日大特賣」(Back to School Sales)*；萬聖節賣零食、戲服(costume)、應節裝飾(如放在前院的假棺材)；感恩節賣火雞；聖誕節前後則是瘋狂購物，但在強調多元文化的加拿大，近十多年真正的聖誕節主角已甚少見於商場及百貨公司了。

教會雖不贊同慶祝或參與萬聖節(特別是變裝)，但多倫多不少教會亦會於萬聖節期間舉辦活動，其一主要目的是讓小朋友不用上街「攞糖」都有得玩，亦藉此機會向信徒解釋為甚麼不應慶祝萬聖節。從信仰的角度來看，萬聖節「水靜河飛」並非壞事，但如文首所言，坊間對萬聖節的參與和反應，很大程度反映了民間真正的經濟狀況。撇除天氣或前數年如疫情等因素，10月31日晚上走出屋外看見十室有半黑，街上只小貓(小朋友)數隻攞糖，筆者亦「不禁倒抽一口涼氣」，擔憂來年的市道。

* 根據小弟的不嚴謹調查，文具最抵賣的地方其實是最少做宣傳的一元店(雖然近年一元店已甚少貨品真的賣一元)。

在世界各地，紋身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的觀感一直在改變。例如最早在北美洲的原住民，認為紋身具備戰勝及保護靈魂的意義，到了18世紀中期，女性原住民會視紋身具有類似針灸的效用，用以紓緩牙痛和關節炎。而早期美國的水手及軍人亦多在身上刻上祝福的字句，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從戰場或海上平安歸來，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紋身成為流行的象徵，二戰後的美國，基於囚禁在集中營的人會被迫紋上編號，導致西方社會曾有一段時間對紋身產生反感。[1]

至於日本，也並非一開始便把有紋身的人定義為有黑社會背景的人，例如早期居住在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女性會在嘴唇周邊紋身，以此顯示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象徵著成熟和忍痛能力。到了約17至19世紀，從事建築、祭典準備、消防及郵政工作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瀟灑及帥氣，也常會在身上紋身，有僧侶亦會在身上紋上經文，以求加強法力。另一方面，早至720年，罪犯的臉或肩膀亦會紋上標記顯示罪行或懲罰，約在1960年，人們認為紋身與黑社會及犯罪有關聯，不過到了今天，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開始視紋身為一種流行的藝術，並在自己身體喜歡的位置紋上圖案及文字。[2]

從前對紋身有刻板印象的日本，當中的年輕人現在對紋身已不如過往負面，就連香港的年輕人亦愈來愈接受紋身。以往的香港社會也如日本一樣，普遍視有紋身的人有黑社會背景，不好又或不乖，但現在人們一般都接受紋身文化，不再視有紋身的人為壞人，反而會把紋身看為一種藝術及一種潮流。有的年輕人只想把鍾意的圖案紋在身上，有的則希望紋上特別及有紀念意義的圖案或字句。[3] 當社會對紋身的看法愈發接受，這種趨勢亦蔓延至教會年青的一代，不少年輕信徒不是正在考慮紋身，便是已在紋身的路上，教會可以完全漠視這種紋身風氣或年輕信徒的想法嗎？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輕信徒，希望藉著他們的分享，有助牧者們稍為了解年輕信徒如何看待紋身，以至無論教會有何立場，都可以回應到年輕人的需要。

手腕內側紋了一個十字架及一句經文的Alan

Alan（化名）回想在他大學時期，發現大學團契中每10位基督徒中，大約便有一至兩位身上有紋身，而身邊出現的基督徒朋友也愈來愈多人考慮紋身。Alan坦言大概從小二開始，便對「紋身」不陌生，由一開始接觸印度的手繪紋身（Henna Tattoo）、到後來是噴槍紋身及紋身啫喱，可能因此令他從小到大都有想要紋身的慾望，成為了基督徒的他，由正式考慮紋身至付諸行動，便決定要紋上與信仰相關的內容。

Alan幾乎沒有為到基督徒可否紋身而掙扎，但他非常著重紋在身上的東西，對他有何特別意義，他也會考慮教會的看法，雖然在教會中，有一些長輩在他刺上臨時的紋身時略有微言，但他所認識的傳道人，都表示最重要是他有否想清楚，Alan很慎重的挑選了紋身的經文，在此事上他有尋求牧者的意見，最後，他的手腕除了有一個向著自己的十字架，也刻上了“desire gives birth to sin.”這一句來自雅各書一章15節的經文，他認為刻在自己手腕內側，這樣才可以讓紋身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方便提醒自己。Alan不是為要追求紋身藝術或潮流才這樣做，只是想通過一個他認為舒服及鍾意的方式去紀念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比如信仰，又比如家人。

當初若有牧者反對自己紋身，Alan還會決定紋身嗎？對Alan來說，他花了整整兩至三年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紋身，所以這並非一個隨意的決定，因此，他想他還是會選擇紋身，但他亦明白牧者有不同的立場，若然有些牧者認為有紋身的人不能參與講台上的事奉，如敬拜隊，他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然連小組組長也不可以做，甚至阻止他參加團契的話，那麼，他有可能轉去其他教會。Alan認為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當他們有意見時，願意找他傾談，而不是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這樣已經很好。Alan不後悔自己紋了身，也沒有覺得不太方便，若然日後找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亦會把它們紋上。

很想在自己背上紋上一個大大十字架的John

與Alan不同，John（化名）並非一開始便接受信徒紋身，不過，隨著社會對紋身有所改觀，加上John後來認真地從信仰角度去思考紋身這課題，令他開始接受信徒紋身。對他來說，基督徒紋身並非與信仰抗衡，可能有些人會引用利未記十九章28節「不可為死人的緣故，割傷你們的身體，也不可在你們的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新譯本》）去反對紋身，但John認為不可以單純地把經文視作條文，應該看《聖經》的精神是甚麼。就如耶穌也打破當時的「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如果紋身可以讓人在信仰上有更多提醒，豈不是讓人更「屬靈」嗎？另外，他提到以往有沙漠教父長時間舉手祈禱，他們看似用一些苦待自己或傷害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紋身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幫助他謹記信仰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及讓他知道他是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的——分別為聖，John重視的是紋身達到的效果而不是紋身本身。

當然，紋身可否讓人謹記信仰，在於紋身的內容。John提到自己中學畢業時很投入教會，當時，他想在背上紋上一個很大的斜放的十字架，提醒自己不可以離開信仰，因為世事難料，連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會否有一天不想再跟從基督，但只要紋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他認為如果有一日他出現了「離教」的念頭時，至少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從考慮離婚到正式簽字，過程中仍有不少機會挽回，對他而言，紋在身上的印記或許可以給他一次「被挽回」機會。有如此想法，是因為當初帶他返教會，鼓勵他要參加崇拜的那位中學同學，已經離開了信仰。

對John而言，紋身的意義除了讓他謹記信仰，也能表達他是基督徒這身份。他認為要紋身，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不同的後果才好採取行動，即使現代的科技先進，可以輕易去除紋身，但他卻感到，一旦紋上便是一生一世的事。他不是為了裝飾，或純粹想突出自己而紋身，John並不打算在身體當眼地方紋身，以免影響事奉。他也坦言，若然所屬教會，整體的氛圍反對紋身，他也不會為了紋身而離開教會，他不會視紋身是生命中非做不可的事情，既然弟兄姊妹分享著彼此的信仰生活，他亦會考量其他人的意見，他認為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規矩，就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一樣，若然環境不許可，他便不會做。

與Alan一樣，John有詢問過牧者有關紋身的事情，他的牧者支持他紋身，不過，他身上迄今並沒有任何紋身，不是怕痛，而是他恐怕隨著年日過去，自己的身形有所改變，身上的紋身也會出現變化。

不需要視信徒紋身是「離經背道」

一個有紋身的Alan，一個未有紋身的John，透過他們的回應不難發現，他們兩人均不是一時興起想著要紋身，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對信仰都非常認真，並且希望在身體上紋上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他們的聲音不足以代表所有想要紋身的信徒，亦不排除有信徒只為了趕潮流，追求紋身藝術等其他原因才選擇去紋身，但Alan和John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希望藉著紋身，提醒自己堅守信仰的信徒。

或許有人認為信徒並不需要，也不必藉著紋身去提醒自己，有這種想法的人沒有錯，然而，現實中有不少年輕信徒接受紋身，他們也很想藉此去表達或紀念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其實除了信徒紋身，也有紋了身的神學生，外國亦有牧者（如Joyce Meyer）紋了身，將來在教會中或會有更多紋了身的信徒及牧者，教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每個人對於紋身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今日教牧同工覺得毋須與弟兄姊妹討論，但只要大勢一到，這可能成為教會將來不能逃避的課題之一。

無論如何，彼此保持溝通非常重要，教會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先聆聽弟兄姊妹的故事，了解紋身及其圖案或字句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紋身的內容，比單單用一節經文否定他們的行為來得好。

「你要謹守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第四章23節《環球聖經譯本》

青少年精神健康一直被受關注，因為他們在成長中面對不少的轉變和壓力。本年5月，由醫務衞生局醫療衞生研究基金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一項有關青年精神健康調查的報告指出，受訪的3,440名介乎15至24歲青少年在2019年5月至2022年7月受訪期內，有近17%曾出現至少一種精神疾病；19.4%出現自殺念頭；5%有自殺計劃；1.5%曾企圖自殺^[1]，調查結果令人憂慮。為此，筆者專訪了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醫生廖廣申分享對於這情況的看法及建議。

壓力成因
廖醫生認為環境改變這個因素會對任何人產生壓力，研究時期發生的社會事件和新冠疫情便是兩重大關鍵事件，對各個年齡層的生活、習慣、求學安排等，都造成影響。他認為研究的數字比率高，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作為現代都市，有著高壓力的教育制度：緊張的學習環境、很多考試和要學習的學科等等；可以解釋到香港學生的學業壓力和考試壓力十分巨大的原因。這樣，可能導致很多人出現情緒和精神問題。

報告指出，青少年患抑鬱症最普遍，有13.7%。廖醫生指出，患上抑鬱症的成因很多，如性格、生理因素和環境因素都有影響，與青少年有沒有接觸毒品、酒精等也有關。他說：「環境因素和壓力感是重要因素，而這報告反映青少年的學業是主要的壓力來源（佔42.8%）。」他建議不要為這個年齡層的青少年添加不必要的壓力。他更指出，臨床見過很多病例，讀書成績很好，是名校高材生，進入了著名大學；最後因為抑鬱症而完成不到學業，或要接受精神科治療、服用藥物及接受心理輔導。此外，報告亦指出了四大風險因素：個人心態、家庭空間、數碼生活及逆境轉化。廖醫生為我們逐一解說。

個人心態——「完美主義、執著、『唔輸得』的心態是高危因素。」廖醫生認為「個人心態」很重要，但每個人的心理質素不同，如果對自己要求很高，就會很容易自責和內疚；也有人很容易有放棄念頭、很消極、悲觀；性格較負面，面對不到問題，令壓力積聚或把壓力放大。

每個孩子的性格不同，作為家長、青少年工作者便要留意他們的心理、思想，和他們多溝通，循序漸進地給予鼓勵，並教導他們如何面對逆境。

家庭空間——實質空間與心理空間，「關於家庭空間，不單指有沒有地方好好休息、做功課？」廖醫生認為坊間常說社會低下階層或貧困家庭的壓力、情緒問題較多，但不代表中産或富庶家庭就沒有抑鬱症。他見過不少學生有很好的家庭背景，父母是專業人士，栽培資源很充足，亦出現抑鬱、自殺問題。原因可能是和父母相處時間或溝通不足，亦可能是父母對他們的要求過高，構成不必要的壓力。

他認為要留意家裡有沒有自由度，要營造一個平台讓孩子可以去和父母溝通，給他們願意和家人表達或商討的分享環境。「不要等到青年人覺得完全沒有信心或已經覺得很恐懼，不敢和家長商量，覺得再沒有人明白、關心他們，白白讓他們走向絕路──自殺。」

數碼生活——電子產品霸佔我們很多時間，減少了社交生活、運動和休息的時間。廖醫生見過很多青少年抑鬱個案是因為沉迷電子產品、手機。他指出，這情況比沉溺酒精、毒品、吸煙還普遍。他建議青少年每天用最多兩小時在電子產品上，但做功課、溫習、蒐集資料等須用電腦，所以有「灰色地帶」。他認為讓孩子從小養成自律是十分重要，家長亦要管理他們如何使用電子產品，和留意孩子有沒有網上沉溺。他坦言，這對家長來說，是不易的課題。

逆境轉化——正向思想、面對逆境的能力，以及與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和溝通習慣是十分重要。「小孩子如能自小培養正向思維，家長的追求不只是學業成就、知識多寡，而是態度，例如有責任心、堅毅不屈的心態、樂觀思想、不怕失敗、不斷努力的態度，有自制能力和管理時間的能力等。」廖醫生表示孩子的「解難能力」很重要：「解難能力就是無論遇到成績不好、比賽輸了，或者失戀等，都知道如何重新站起來，並且不氣餒，不放棄，也不太介懷得失。」

平衡生活及建立信仰
廖醫生建議孩子保持社交活躍，平日要有朋友和家人傾訴開心或不開心的事。「平常不習慣找人傾訴或沒有與家人分享生活點滴的時間，當有問題發生，就不太容易向別人求助。另外，要有足夠的睡眠時間和足夠的運動量，人才會身心健康。」

他強調有信仰的家庭，應及早鼓勵孩子養成恆常的宗教生活，多參與教會活動。「有很多研究指出，有恆常及良好信仰生活的人，情緒會較好，身心會健康些，快樂指數亦會高一些。」

師長、社工應盡早介入幫助精神病患者
「不要讓孩子獨自去面對困境，單打獨鬥，重複去思考自己的問題。」他認為師長、社工要有敏感度，早一點察覺有問題出現，早一點去關心孩子，及早幫助他們。他不鼓勵看到問題也不處理，應及早找人求助，或做一些相應的行動去解決問題。

廖醫生最後再三叮囑，青少年的成長很重要，預防勝於治療：「要有平衡的多元化生活，有社交生活、興趣活動、足夠的運動量及建立良好的家庭關係。有問題的時候，及早徵求意見、尋求幫助。最後，聖經的真理、信仰生活對任何人都很重要。」

書籍推介：
金恩喜（2020，2023）。《一句話收服小孩子》（譯者：丁俞）。台灣：平安文化有限公司。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訴諸信仰去解決人生問題似是較易走的路，但是憑著理性去面對和掙扎，卻應是人的本能和本份，但這兩者是對立的嗎？信仰也是人的本能，是幫助人去平衡節制地看自己及世界的界限，更是看見上主在人間和人生的參與，從而使我們找到自己和當走的路。

無疑，人生路有時像在無盡的樹林中闖蕩，其實看不到路，卻必須走下去。去年是我首次在法國圖盧茲城渡過聖誕節和農曆新年，很是忙亂，因為我們華語小組有慶祝活動。感恩可以借得法語教會舉行一些活動及部份查經和主日崇拜聚會，但有許多硬件軟件及各種設備的配合要統管和處理，對我這類電腦和音響不精通的人是大考驗。而我僅有而學藝不精的口琴、書法、太極等雕蟲小技都得拿來充數獻醜。

加上我和師母舊的居留申請手續未完，拖著尾巴，新的居留手續又要進行，在這裡的保險問題未解決，還有新近寄來的包裹又有問題，又要兼顧學業功課和身心的需要，我們夫妻間的各種適應也引起不少負面情緒，加上我們的宣教士拍擋也在這段期間因母親病重返了香港等等的情況都帶來挑戰。

數不盡的難題每日一起床就感到困擾，望天禱告又興嘆，真像哲學家海德格在《林中路》（Holzwege，諧音似「臨終路」，又似「林俊路」）一書所寫的，走在「無蹤／無常」（法文／英文的翻譯）的心情。很想堅持走下去，但在茫茫的歧路中怎麼走？有些幫助我們的人，也給我們不同的意見去辦手續，但還是像在濃霧中，在心力交瘁時真想放棄。就像今天享負盛名的足球員C朗，或近十年來亟待重建的球隊曼聯，都是在林中路中掙扎如何走下去。

「林中路」挑戰我在走人生路中所持定的存在意義，在此情此景中的禱告是那麼欲言又止、欲哭無淚的。我只能如此呆著的交託，不知就裡的投靠天上的主加給我堅持的心，能夠做的是每日等待看到一點光，就以它給我看到的一步，就走上一步，原來迷茫比挫折更難受。從牧會退休再跳進宣教（金齡宣教）的路確是林中路。

《林中路》給人類的挑戰是十分埋身的，生命的智慧絕不易得，選擇信靠上帝去走「林中路」更是充滿弔詭或矛盾的，那思想的掙扎大得令人窒息！但我還是要感謝主，因祂還給我機會去經歷，去走這趟「林中路」。學習將林中路與宣教路整合或接軌，能有力量忍受一直像懸吊在空中的感受，靠主給我們在堅持中的喜樂，也使在圖盧茲與我同行的弟兄姊妹，可以和我一起成長。然而，那絕不是可以浪漫激情的路，而是思想充滿衝擊的路，是一條人選擇了踏上且滿途荊棘的路。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人渴望深度、渴望自由、渴望自我實現、渴望自己的生命有意義。人有很多渴望的事情，所以喜歡發夢，會有夢想，而這些都是人內心深處的渴求。一個人發夢會被人們嘲笑，因為認為他不切實際，而所謂的實際，就是基於現實狀況的考量而覺得能夠做到的事。發夢就是自吹自擂，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當中，盡是在想一些不切合現實狀況的事情。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人的想像，因為沒錢就甚麼也不敢想；也有人說不敢想像也會令人貧窮，因為一些人不敢發夢，導致自己貧窮。但無論哪一種說法，最終都歸於一個方向，就是貧窮與否，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問題。

《鏈鋸人》是自2018年12月開始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它獲得漫畫介紹導覽書《這本漫畫真厲害！》2021年版選為男生篇最受好評漫畫的第一名，該漫畫現時的累計發行量更超過二千萬冊。2020年底製作單位宣佈《鏈鋸人》將會動畫化後，消息一出更令不少動漫迷興奮不已，非常期待。動畫第一集在2022年10月在串流平台上架，平台將它評為適合16歲以上觀眾收看，並註明有暴力內容。《鏈鋸人》動畫化前夕，已引起高度討論，因它有別於少年漫畫高舉「友情、努力、勝利」的一貫風格，而且其主題曲更是知名音樂創作人米津玄師的作品，使人充滿期待。[1] 它廣受歡迎，或多或少反映了這個故事能引發讀者、觀眾共鳴。

《鏈鋸人》的世界被設定為人類與惡魔共存的世界，人類需要不斷對抗惡魔，所以會有隸屬於政府的公安惡魔獵人，亦有民間的惡魔獵人，弔詭的是，人類為了對抗惡魔，亦需要借助惡魔的力量並與惡魔訂立契約，有關契約是必須遵守的，主角淀治與鏈鋸惡魔訂立契約後，變成了鏈鋸人。

一個「及齡」且絕望的時代
「及齡的世界」（world come of age）是神學家潘霍華在形容一個經過啟蒙運動後、開始「世俗化」的時代所用的詞語，[2] 亦即人們不再需要宗教去解釋任何的事物，不需要宗教提供任何的答案。而這個時代，便是一個「意義喪失」的時代，就如尼采指出啟蒙運動帶來的影響，就是人類陷入了「虛無」的局面，再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鏈鋸人》中的淀治一開始所面對的處境和生活都非常悽慘，不但父母雙亡，並且背負著父親遺留下來的巨額債務，他甚至為此賣掉身上的部份器官，但都未能還清債務。他最喜歡的時間就是睡覺的時間，因為睡覺令他不會感受到飢餓，睡覺時還可以發夢，可以夢到他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淀治曾一度不想生存下去，但當他遇上鏈鋸惡魔波奇塔後，對牠日漸產生了感情，甚至願意讓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

淀治身處一個絕望的生活環境、絕望的世界，當感到絕望之際，他遇上了波奇塔。雖然不能改變生活環境，但多了一個像寵物一樣的伙伴，他可以與牠分享他發的夢，而波奇塔也非常喜歡聽淀治訴說夢境。

現實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殘酷的，就如地獄一樣，所以有人會追求幻想的世界、虛擬的世界、自己可掌握的世界，在當中尋找意義。當人失去存在意義，就會陷入一種名為「存在的挫折」的困境，當人失去了指引和目標，便會開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甚麼、想做些甚麼，然後失落感便隨之而來。[3] 或許再想想，可能會認為死亡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就如日本小說家太宰治的名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因為死了便不用再想了，或許有些人的人生目標就是最低限度的活著就可以了。

哲學家Albert Camus指出，這個世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的問題，而自殺的問題，就是存在意義的問題。[4] 香港近年來的自殺問題愈來愈嚴重，而當中以學童和長者的自殺情況最為社會關注。在2016年3月，九天內便發生六宗學生自殺事件；[5] 2016至2018年間，共有59名兒童死於自殺，有報告指最多自殺學童因學業壓力而輕生；[6] 在2021年，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更高達9.3（即每10萬人中有9.3人死於自殺），[7] 15歲以下的學童的自殺率亦在上升。[8] 為何這些學童會選擇結束生命？媒體多以學業壓力或教育制度來解釋為何學童會自殺，臨床心理學家趙千媄就形容，學業壓力更像是導火線而不是原因，一個人從不快樂走到自殺，中間其實還有一大段路，如當事人最終選擇自殺，那麼他們就是感到非常絕望。[9] 而他們選擇自殺，就是存在意義完全的失落，再看不到希望。

《鏈鋸人》中的淀治與我們同樣身處於一個難以看見希望的世界，甚至他的處境更加悽慘，在故事中，前一個鏡頭他仍然與同伴暢飲和聊天，下一個鏡頭部份人已經身首異處，但他仍有靈魂同伴波奇塔支撐著。反觀學生的自殺現象，他們是否沒有可傾訴的對象？應該支持他們的家人是否都成為壓迫他們的一方？若是這樣，他們該如何自處？誰能支撐他們的生命？更何況有些學生是來自破碎家庭，單是離婚個案過去10年每年也有逾萬宗個案，[10] 不過，當然也不能排除學生自己都應該承擔一些責任。

一個普通人的夢想
淀治曾對鏈鋸惡魔波奇塔說：「我有機會在狩獵惡魔時死掉，到時候你就佔據我的身體吧。你以後要像普通人一樣活著，然後像普通人一樣死掉。」不過，第一集的尾聲波奇塔和淀治一同遇襲，波奇塔選擇犧牲自己成為淀治的心臟來讓他復活，並與淀治訂立契約。作為交換，牠要看淀治的夢想。一方面，淀治想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成為一個普通人；另一方面，波奇塔讓淀治復活，目的是想看見淀治的夢想。那麼，到底他應該成為一個普通人，還是一個敢於發夢的人呢？

整套動漫圍繞著的就是淀治如何找到他自己，究竟他為了甚麼而活，他想做些甚麼。他由一開始只求三餐溫飽，所以接受了以公安獵人身份加入政府，被女主角——即公安部高層真紀真「飼養」著。後來經過與其他同伴的互動，他的目標便變為想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更嚷著：為何別人的夢想都那麼偉大，而自己的欲望為何不能是夢想？最後他卻想成為英雄。

許多人的願望也是平凡地生活，平凡地活著，因為平凡的生活得來不易；許多人認為只要活著，有三餐溫飽就可以了；也有些人可能因為受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消費主義上，認為有物質享受就是自己最大的夢想和目標。而淀治將一些欲望稱為夢想，在這些欲望得到滿足後，他卻流露出空虛的感覺：原來滿足了也僅此而已。

現代人很少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理想和目標，即思考自己的潛能如何得以發展。其實每個人包括青少年的內心都有一份「不甘於平凡」的心，因為人都有一種被人認同的渴望。[11] 正因為渴望有人認同，青少年便會做出相應的行為，諸如貼上展示美好生活的社交媒體帖文、做出「中二病」行為，[12] 或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等等。每個人在成長的路途中其實都在探索自己是誰、探索自己想做些甚麼，但他們卻被一套名為「技術理性」的思考方式[13] 所困住，思考的只是我對別人來說「有沒有用」？讀這科目能不能夠賺取到最多的薪金？讀小學時，夢想是考到心儀中學，到達中學後，夢想是考進大學。然而有許多人進到大學，腦海中卻思考著：「然後呢？」當中可能是老師很多時都沒有鼓勵學生探索自己，[14] 又或者連老師自己在整個制度中，亦只有空間指引學生走眼前的路，而不是探索自己的人生。

一顆年輕的心或許都渴望成為英雄；不過有時候現實的處境已經讓人喘不過氣來，或許是三餐未能溫飽，或許是不斷被他人否定，或許跟隨他人的步伐對年輕人來說更加安全。

一種名為「現實」的困境
有人說，人類內心最大的恐懼，就是名為「未知」的恐懼。而面對此恐懼的方法，就是模仿，當不知道自己的未來，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惟有選擇別人所選擇的。淀治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也不會刻意去計劃未來，他只求有果醬吐司吃，所以當真紀真告訴他若成為公安獵人，早餐就有果醬吐司吃，他便立刻答應。

人在不知道自己該選擇甚麼的時候，就會選擇模仿和跟隨別人，這是最便捷的應對方法。淀治在有同伴的生活中，不斷學習與人相處和溝通，別人做甚麼，他便做甚麼，他希望可以跟隨別人，亦非常喜歡跟隨女主角，想和她一起工作。就如一開始真紀真要求淀治加入公安部，他就像寵物般被她「飼養」。當她向他提出，如果他能殺死槍之惡魔，就可以滿足他任何一個願望時，淀治便想著要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不過，及至故事繼續發展，淀治卻有了別的選擇，他直言：「我已經不想再像以前一樣，別人做甚麼，我又做甚麼了。」

淀治後來有了友情，與幾位同伴打成一片。不過殘酷的現實降臨到他，他必須殺死成為槍之惡魔而且暴走的同伴早川秋。殺死同伴後，淀治大受打擊，當真紀真說要兌現承諾並詢問淀治想要甚麼願望時，他曾一度放棄思考，只想成為她的「狗」。

或許一些人的腦海中曾閃過了一些夢想，但面對現實的殘酷，心想：還是算了；或許又有些人贏得了最大的掌聲，唸頂級的中學，甚至成為狀元，然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都會選擇唸醫科，希望成為一名醫生。就如2022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媒體指在八名狀元中，有六人選擇唸醫科。說這些不是要質疑他們的志向，只是當搜尋一下為何狀元都讀醫時，大家會看見有人欣賞他們的從醫心態，有人批評教育制度導致學生視野狹窄，也有人認為是薪金吸引所致。而這到底是崇高的職業和理想、是對未來的迷惘而做出模仿前人的行為，還是因為薪金優厚？我們無從稽考，但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當一個人陷入「存在的挫折」，活下去是第一層需要，活下去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在精英主義下的社會，人更容易失落意義，因為人會不斷問自己，我有無用？我達不達標？而人要探索自己存在的意義，才看得見問題不只一種答案，生命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不只近在眼前、社會投射出來的，大家誤以為是「目標」的目標。正因為意義重要，才會有意義治療法的存在。

（本文原載於第148期〔2023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求生，人們一向認為生存是最基本的，人活在世上，最重要不是為了生存嗎？接著才是滿足各項的需要；求死，人們敬而遠之。然而，在現今的社會，卻有一些人他們不願意求生，卻希望求死。原來「死」這個傳統上忌諱的字，在今天愈來愈多人正在尋求，與我們這麼的近。

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最近從加拿大返香港，面對香港最近出現一些照顧者受不住壓力而造成的倫常慘案，筆者問他有何看法，他說：「病痛不是最慘的，若人缺乏愛，關係破裂，才會生不如死。」曾經在醫院、院舍擔任院牧的黃牧師看透生死，亦經歷了很多臨終的故事，在他的故事裡，大部份院友在離世前都對家人不捨。曾有一個患上癌病的女孩，她知道自己患病後，卻希望運用餘下的生命去幫助別人，她在網誌記述她的抗癌經歷，結果共有1,100萬的瀏覽次數，她在遺書中更勉勵別人要有「一個無悔的人生」。

生命寶貴，但他亦明白為何有些人會選擇以結束生命去解決問題，他稱：「這些人可能是感到人生沒有意義、心理上失落、恐怕被人隔離和遺棄、怕負累別人或社會及擔心在經濟上成為家人的重擔等等。此外，中國人的心態是不想麻煩別人、家醜不出外傳，所以儘管生活情況並不理想，也不願意求助。」

在病痛當中，是否一定要以死作為最後的出路，黃牧師卻不認同：若有病痛，其實他們可以接受紓緩治療去減輕痛楚。筆者也曾接觸專門提供紓緩治療的醫生，他曾用「Botox」（肉毒桿菌毒素）美容方法來替病人紓緩病患，也曾試過用嗎啡來紓緩痛楚。黃牧師又舉例稱，民間有很多平台去幫助照顧者，可以支援照顧者的身心靈健康及提供不同的建議。政府雖然資源不足，但總有不同的基金可以協助，病患者、照顧者必須要主動向社工求助。照顧者在家庭當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所以照顧者要先照顧好自己，才可以照顧別人。他們要學懂主動求助，請教會幫手，找鄰舍幫手；照顧者的課程也可幫助他們知道更多的方法；病人自助組織，讓不同的病友可以互相支持，互通資訊。

黃牧師又用信仰去談生命：「生命的主權在主手中，生命的開始由神決定，生命的終結也是由神決定，因此神是禁止由人去奪去自己或他人的生命。」約伯也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故此，只有上帝才可以結束我們的生命。而上帝是有恩典給受苦者，哥林多前書十章13節：「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從《聖經》可見，上帝是會幫助我們面對苦難，即使我們在病患、痛苦當中，我們仍要相信神是會給予恩典。

死，是否就一了百了，在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黃牧師引述一個荷蘭人的故事稱，因著妻子受病痛的折磨，他與妻子決定讓她接受安樂死。但妻子用安樂死結束生命，並沒有帶給這位荷蘭人快樂，他最後卻出書記述自己因太太離開而更感到遺憾及失落。若他重新再考慮會否讓妻子接受安樂死，他會選擇與太太堅持到最後的一刻。

我們若能正視死亡，我們會更尊重和愛惜生命。黃牧師續稱，人的生命是可貴的，患病的路並不易走，但相信總會有出路。他舉例：香港有公營及非牟利機構可以提供藥物援助，分擔藥費，包括有撒瑪利亞基金、關愛基金醫療援助計劃。另外，也有一些機構、非牟利社區藥房，病患者也可以向它們申請援助，包括香港藥學服務基金、聖雅各福群會惠澤社區藥房、醫護行者、樂善堂社區藥房等。

談到有一些國家可以令人合法地安樂死，他認為情況並非人們所想的簡單。現在，這些安樂死合法的國家，她們當初立法的本質、界線已經模糊，她們現在寬鬆至連患精神病和兒童也可以合法地用藥物令人致死。試想，你認識的兒童當中，他們真的懂得甚麼是死亡嗎？這個情況令人十分憂慮。他總結稱，每一個時代都會有其困難與缺乏，我們要抱著「明天會更好」的心態，努力去活好每一天。

資料庫

別讓照顧者成為孤島

根據政府統計處在2021年12月出版的《第63號專題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在十六萬多有特定照顧者的長期病患者中，有54.9%照顧者表示在參與統計前的一個月曾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1] 2022年8月，一名患有腎病的81歲女子在住所內暈倒，最終不治。由於她身上的靜脈導管曾遭損毀，警方遂作出調查。據悉，該名女子曾向86歲的丈夫表示心口痛，丈夫其後將靜脈導管剪斷，他亦被警方拘捕。[2] 類似的慘案亦令大眾關注「以老護老」的社會現象。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賴君豪就曾表示，按他們估計，全港現時約有一百三十萬名照顧者，他認為政府有必要儘快建立一套以照顧者為本的政策，讓他們獲得應有的支援。[3]

2022年9月7日，香港高等法院法官黃崇厚作出一項判決：一位承認誤殺罪的男子，被判以感化12個月。這位被判罪的58歲男子，他所「殺」的並非別人，正是與他相親相愛三十多年的妻子。深愛妻子的丈夫為何使用燒炭的形式主動結束妻子的性命？究其原因，讓人傷感，卻不難理解，一位丈夫眼看妻子長期受癌病折磨，劇痛難當，自己亦深陷痛苦之中，患上嚴重抑鬱症，當妻子表達承受不了痛苦，得到妻子的同意後，丈夫明知會觸犯法例，也要「伸出援手」，在百般不忍中送走妻子，再報警自首。法官基於被告的犯案動機及他的心理狀況，決定從輕發落。[1] 事件惹來香港市民再一次討論，香港應否為安樂死立法。[2]

安樂死的英文Euthanasia源自希臘文，直譯為「好死」。所謂的「好死」，大抵指到「安樂無痛苦死亡」。[3] 如果單純尋求的是「無痛苦死亡」。筆者看來，人們相對接受被動的安樂死（passive euthanasia），也就是說放棄拯救生命的治療，又或是終止使用維持生命的儀器，讓病患自然死亡，[4] 這種安樂死其實談不上安樂，因為這些做法充其量只是縮短患者的壽命和痛苦，不一定可以減輕患者臨終前的痛苦。真正可以減輕人們痛苦的死亡，應該是主動安樂死（active euthanasia），當中分為自願及非自願，即得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自願安樂死（active voluntary euthanasia）和得不到病患同意的為主動非自願安樂死（active involuntary euthanasia）。主動安樂死意指由醫護人員採取行動結束其生命，例如醫生為病人注射致命藥物。[5] 安樂死也可以泛指輔助自殺（assisted suicide），即是其他人為患者預備一切，由患者親自執行，例如病人進入死亡膠囊中，親自按下釋放氮氣的按鈕，以此結束自己的生命。[6] 又或是喝下他人預備的致命藥物。[7]

撇開並非出於患者意願的主動非自願安樂死，以及被動安樂死，無論是主動安樂死、輔助自殺（兩者以下簡稱安樂死），或自殺，說穿了都是患者選擇了不自然地死亡，想要提前結束自己的生命。只是，安樂死讓人感到有別於自殺，最大的分別在於：第一，某些國家法律上承認安樂死，符合條件的人可以依法申請安樂死，如在荷蘭等地，法律上容許無法承受痛苦的病人，在醫療無效的情況之下，自願並與醫生溝通及討論，若能獲得兩位醫生核准，最終可以「無痛」死亡；[8] 第二，安樂死這詞彙本身讓人想到「無痛」及「有尊嚴」的死亡，制度中又有專業人員作出評估，形象上比較「正面」，較易為他人接受，人們不會公然支持自殺，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安樂死。[9]

支持安樂死的人，除了某些極端的人權主義者，大部份可能都是出於惻隱之心——不忍心絕症人士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慘況，[10] 所以容許安樂死的國家，法例上一般只容許那些無藥可醫，長期受痛苦折磨的病患者，出於自願並且得到醫生批准才能安樂死。

安樂死與自殺的共通點都在於當事人想提前結束生命，事實上，「想死」並不是非信徒才會出現的念頭，即使身為基督徒，當遇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時，也可能想要了結自己的生命。信徒可以如何面對自己或他人有「想死」的想法，信徒除了用「自殺不能上天堂」、「惟有神掌握人類的生死大權，十誡中提到不可殺人，包括自己」等教義來打消自己或他人輕生的念頭，還可以怎樣做？當神遇到想死的子民，神如何看待他們「求死」的舉動？

《聖經》中沒有安樂死機制，聖經時代的文化及科技，與今時的無法比擬，如果想死，只有自殺一途，又或是找人「輔助自殺」，掃羅（撒上三十一1-4）及亞比米勒（士九50-54）便曾請人幫忙，但掃羅未能如願，最後還是自殺身亡。除了他們，《聖經》記載自殺身亡的人還包括參孫（士十六23-30）、亞希多弗（撒下十七23）、心利（王上十六15-18）、猶大（太二十七3-5），自殺這行為本身在《聖經》中沒有獲得評論，只有說自殺的心利（王上十六18-19）及猶大（徒一18）罪有應得。這些自殺的人或是勇士，或有才智及能力，但他們都未有與神建立深厚的情誼，又或在患難中依靠神，即使猶大被揀選成為耶穌的門徒，但最終走進他心的不是耶穌，而是金錢及那惡者。

這樣說來，是否只要與神建立出美好的關係，便從此可以斷絕「想死」的念頭？答案又不是，即使是被神重用的僕人，也難免會有向神求死的時候。摩西（民十一11-15）、以利亞（王上十九1-4）、約拿（拿三10-四3）、以及約伯（伯三1-16），這幾個與神有深厚交情的神的僕人，各自有「不想生存」的理由。神面對這些僕人求死，或出自真心，或意氣用事，神對每一個的反應都不一樣，但相同的是沒有直接斥責他們想死這舉動，也沒有用教義教訓他們：「你知道是我創造你嗎？你的命是我的嗎？你知道你無權去決定自己的死期，惟有我可以決定你的生死嗎？」等等。當然，神也沒有應允他們的禱告，而是針對每一個人的個性及求死原因出手解決。

摩西求死是因為人民常常怨聲載道，經常惹怒神，難以管理人民（民十一1-15），可以說是「工作壓力」太大所致。神的解決方式便是一下子為摩西提升了70位管理人才，這70人均是摩西所認識的長老和官長，並且分到摩西身上的靈，好去管治人民（民十一16-17），神減輕了摩西的壓力及工作量，也懲罰了一味抱怨的人民（民十一18-20）。摩西還是要帶領這班叛逆子民，他仍有生氣的時候，但他沒有再求死了。

以利亞求死是出於絕望和沮喪，縱使他為神大發熱心，行了極大的神蹟，殺了眾多巴力先知（王上十八20-46），目睹一切的亞哈王，非但沒有悔改，帶領以色列人回轉歸向耶和華神，反而繼續容忍王后主導整個國家的宗教，她更誓言要殺害以利亞。無法力挽狂瀾的先知，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王上十九4），也感到異常孤單及無力（王上十九10、14）。神幫助以利亞的方式是先讓他吃喝休息，恢復體力，然後在微聲中指派重要的任務給他，要以利亞去「膏哈薛作亞蘭王，又要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還要以利亞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接續他作先知（王上十九15下-16《新譯本》）。神又以利亞說「將來逃得過哈薛的刀的，必被耶戶殺死；逃得過耶戶的刀的，必被以利沙殺死。」（王上17《新譯本》）。當以利亞以為自己不比他的列祖好時（王上十九4下），神委派他重要任務，以消除他的無用感；另外，微聲中，神也告訴以利亞他並不孤單，因為祂留下了七千位以色列人，是「未曾向巴力屈過膝的，也未曾與巴力親過嘴的。」（王上十九18）。

至於先知約拿，他不是真的想死，主要是因神的恩慈及憐憫而生氣，他知道神「有豐盛的慈愛，轉意不降災禍。」（拿四2《新譯本》）因此一開始，他並不想去尼尼微城，而是逃往他施去。約拿或許因著不想被人視作假先知而逃避神的吩咐，即使他明明說了「再過四十天，尼尼微就要毀滅了。」（拿三4《新譯本》），只要尼尼微人悔改，神的恩典臨到，四十天過後，尼尼微城仍能屹立不倒。約拿或許害怕新的亞述勢力將會成為以色列人的威脅。[11] 無論基於甚麼原因，或為自己的名聲、或為國家的利益等，身為先知，約拿並沒有與神站在同一陣線，從神的眼光去看待尼尼微人，反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評論對與錯，他雖然頭腦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憐憫」，心裡卻無法接受神對尼尼微施行祂豐盛的慈愛。神為了教導約拿去領悟及明白祂的恩典是出於愛惜，以一棵蓖麻以及一條蟲子為教材，但這又觸發約拿第二次發怒求死，甚至覺得自己發怒至死都是對的（拿四6-9），神於是引導約拿反思，如果他愛惜枯萎的蓖麻，更應愛惜眾多尼尼微人及牲畜（拿四10-11）。約拿求死，背後的原因是出於不能接受神施行恩典的處境或對象，神則直接用「環境」教導約拿認識祂的心意。

按現代人的眼光來看，約伯具有申請安樂死的資格。事發突然，他從人生最高點跌至最低點，接連失去兒女、財產、健康，尊榮等，難怪他的妻子也叫他咒罵神然後死去（伯二9），約伯不敢辱罵神，只好在萬般痛苦中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1-16），間接地表達自己不想存活，不單只他自己，他相信對於活在痛苦中的人，死亡帶給他們更多快樂（伯三）。讓約伯最痛苦的應是信仰上的崩潰，他不明為何敬虔度日，神仍視他為敵人，向他發動攻擊（伯六4，七12-21），痛苦中，約伯一而再使用法庭上的用語要求平反（伯十六18-21，十九21-29）。[12] 神在旋風中連番追問約伯，似乎咄咄逼人，其實神需要約伯知道祂創造一切，仍然掌管一切，包括約伯的生命。因著與神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承認自己渺小及無知，撤銷他的訴訟、過往的知識及認知，並且結束他的哀傷期，不再視生命為無用。[13]

從上述四個個案中，我們看到：摩西因壓力而求死，於是神解決他的難題；以利亞認為自己使命不達，於是神託付他其他重要的任務；約拿不是真心想死，只是不滿神的作為，於是神藉環境教導約拿體會祂的心意；信仰崩潰的約伯痛不欲生，於是神向他顯現，先建立他的信心，再在人前宣判他的清白，最後恢復他所有，並且額外賞賜他。如何讓求死者有生之欲望？神親自示範了對待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一樣的處理方法。神對生死有絕對主權，神不喜悅人自殺或安樂死等，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教導，不過，若然出現輕生的念頭，除了回想這些教導，尋求牧者、社工等人的幫助，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向神祈求，不是祈求神給你自殺或安樂死的理由，而是坦然向神陳述自己的難處及真實的感受，即使坦然向神求死，神總有方法，用你看得見聽得明的方式幫助你重燃生存的欲望。

坦誠地在神面前「求死」，其實是求生的開始，因為神總不會撇棄任何一個向祂求助的人。

匆匆離開台灣，最捨不得的，固然是所認識舊友新知，濃濃的情誼，教人觸動，足以回味一生。其次，叫筆者記掛的，就是那些留在陽台，未能轉送他人的植物。

還記得一年多前，剛搬進一個較大又便宜的單位（所付的代價，就是要走四層的樓梯）。由於這地方已半年多沒人居住，業主在陽台所留下的三盆植物：一盆是多肉植物，不用打理、澆水，也顯得生機蓬勃；另外的兩盆，一盆已被雜草野花所盤踞；另一盆半生不死的，只有枝葉，看不出是甚麼品種的植物。

生命本無價，筆者總不能「見死不救」。故憑著僅有的「小學級」自然科常識，嘗試作出「拯救」行動。翻土、澆水是開始，隨後是除雜草、修枝葉。隔了數天，那盆半死不活的，竟漸見起色；而那雜草野花亦更見茂盛，只是不甚美觀。

事隔半月的某一天。筆者走出陽台，傳來一陣幽香。以鼻代目，發現那剛「活過來」的枝葉，竟生出一朵小白花。其香之清，給人熟悉的感覺，令人神怡心醉。「似是苿莉的香味」：愛妻這樣說。真的，與所喝的苿莉花茶所散發的香氣極為相似，只是更濃更香。隨後，求教Google，證實太太猜測正確之餘，筆者亦搜尋有關苿莉的種植方法，發現可以透過插枝方法來繁殖，在修剪枝條後，並嘗試插枝。最後，它由原本的一株，衍生成三株。再加以施肥、打理。花期時，看著一個個花蕾出現，等待著花開，期盼著香氣再臨，摘一朵送給太太，也是一件樂事。

另一盆野花雜草，筆者在盆中，騰出點點空間，不帶著太大期望，播下幾顆檸檬種子。誰知過了幾天，竟然冒出幼苗。再求教於Google，檸檬由種子到結果，需要大約三年的時間。隨後，把雜草野花清除。不用數月，那已長高到差不多兩尺的，既不是幼苗，也不能稱作樹的檸檬；雖沒有花香，但帶有檸檬香氣的葉子，卻成了毛蟲的美食。筆者自覺「護苗」有責，每天除蟲、澆水；定期翻土、施肥，盼望著黃澄澄的檸檬出現眼前的一天。

突然要離開台灣，筆者既看不到結果，亦擔心葉子再次成為毛蟲的大餐。思量著，接租的住客會否繼續照料陽台的植物？還是由它自生自滅？或是狠心地把它們棄掉？

曾用心栽種、澆灌，更看到其重生、成長，怎教人不愛惜、記掛？！

植物如是，人也如是。

本專欄另一位作者自稱為業餘農夫。筆者年少時已認識她，算一算，竟已超過三十年。想當年，筆者完成了中五，因公開試成績極差，未能繼續升學。自修一年，仍未能達到「會考」五科及格的成績（其中必須包括中、英、數），故只能以中四的學歷，入職青少年中心的文職工作。其時，那「農夫」已是社工。或許，她就是不忍心見到我這個「半生不死」「雜草叢生」的小伙子，空有「枝條」胡亂生長，而沒有「開花結果」的土壤及機會。懷著農夫心腸的她，總不能「見死不救」！其「拯救」行動，不僅是鼓勵筆者再補考英文科，更要求筆者定期寫一篇文章給她修改。就這樣，那一次補考，竟能及格。憑著三年「集齊」五科及格，筆者才有機會晉升為福利工作員（Welfare Worker）；之後累積兩年多工作經驗，附以會考成績，才可以入讀社工文憑課程；隨後，轉職社會工作助理（Social Work Assistant ）；若干年後，持工作經驗，入讀並完成社工學士課程，再轉職為助理社會工作主任（Assistant Social Work Officer ）。因持有學士資歷，筆者10年前才可以進到神學院。10年間，筆者既享受工作及事奉的樂趣，經歷上帝為我們整家安排的奇妙歷程，亦完成了兩個神學相關的碩士課程。

我們這一家所散發的，不一定如苿莉花香般怡神清幽，但肯定是見證上帝的豐富和帶領。

這人栽種，那人澆灌，惟有上帝能叫其成長！

陪伴過我（們）或我（們）陪伴過成長的人，怎能不叫人動容及記掛呢！

做了單親媽媽近三十年的Grace（化名），過去一直默默忍受前夫Victor（化名）一次又一次擅自削減贍養費的舉措，「除非有錢請律師，否則要自己透過小額錢債去追討，太費神了。」

Grace和Victor拍拖七年結束愛情長跑，婚後兩年誕下兒子。不過，他們的婚姻只能維持短短三年，「主要是大家缺乏溝通，而且價值觀不同，包括對很多事物、對金錢和成功感的看法。而導火線是有第三者介入。」

離婚後，兒子由Grace照顧，Victor則可每星期探望兒子一次。當時雙方白紙黑字列明，經營髮型屋的Victor，需要每個月支付兩母子合共六千元贍養費，但生效不久，他便違反協議，「只是給過一、兩次六千元而已，之後就以無錢為理由，私自把金額降至三千元。」惟感情重創的Grace，已無力再採取任何行動。

「經歷離婚，已經充斥太多情緒了，既失望、沮喪，亦有憤怒、擔心等，所以我不想再跟他糾纏了。而且我當時已經信了主，相信上帝會有供應。」誠如Grace所講，上帝一直眷顧著她，從事醫療工作的她，靠著自己的收入和三千元贍養費，省吃儉用，終於把兒子撫養成人。

雖然根據雙方當年所訂的離婚協議，贍養費其中一部份是支付給Grace的，直至她再婚為止，但執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Grace透露，當兒子大學畢業後，前夫便立即把贍養費下調至一千元，但亦僅維持了一、兩年，最後更索性提出永久停付。「算了吧！既然他可以如此不顧顏面地提出，反正一千元也做不了什麼，他不想給我，就由他吧！」

如今Grace的兒子已踏足社會工作，享盡仔福的她，生活無憂。只是說起贍養費這個話題，她還是滿腦子想法。「我覺得法律上可以多點保障受款人，例如允許從前配偶戶口中直接扣款，並列明不支付贍養費需要承擔的法律後果。」她甚至倡議，可仿效新加坡政府的《贍養父母法令》，「新加坡法律規定，子女若不供養父母就要坐監。其實香港也可以有類似的做法，夫婦離婚後，若一方違反協議，拖欠或不支付贍養費，都需要坐監！」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聯繫靈修導師彭順強博士（彭博士），20年前已開始研究基督宗教靈修傳統，近年來發現「靜觀」（mindfulness）很盛行，便研究坊間的「靜觀」向人提供了甚麼，他一面惋惜更正教失去了基督宗教的靈修傳統及靜觀（contemplation）的藝術，一面肩負起把這些傳統介紹給更正教信徒的使命，[1] 於是他建立了一套名為「整全基督教靜觀」的練習。此練習結合了基督宗教靈修傳統及心理治療，既容易操練，也可讓信徒與非信徒可以安全地重新經驗靜觀帶來的好處。2022年7月22日的晚上，由本社主辦的「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忙碌．靈修．靜觀」網上講座中，彭博士擔任分享嘉賓，介紹了不少為人忽略的珍寶。

基督宗教的靈修及靈修傳統

彭博士指出，基督宗教的靈修可以很複雜，但最簡單，就是與三位一體的神建立關係。看似簡單卻又非常重要，因為靈修的對象是三位一體的神，與三位一體的神建立關係既是一種學問，也是一種操練。基督宗派，指的是天主教、東正教及更正教，歷世歷代都有不少靈修偉人朝這方向出發，發展出不同的靈修傳統。

從宏觀的層面來看，靈修的重點開始時是以基督為中心，過聖潔的生活，後來著重默想及神秘經驗。當修道院相繼出現時，靈修的重點則強調道成肉身的服侍，如方濟會。宗教改革後，信義會及改革宗等強調以《聖經》為中心的靈修。其後的依納爵靈修，則是通過想像進行屬靈操練，從而提升靈性。聖公會強調以敬拜為整個靈性的核心。到了18世紀，英國有清教徒的出現，美國有貴格會，德國有敬虔主義，而英國的循道主義，強調生命的改變，而不僅是教義上的認信。至於拉丁美洲及南非的解放，強調靈性是全人的改變，包括政治及社會制度。近年比較突出的是靈恩運動，強調聖靈大能。

至於以依納爵《神操》為進路的「屬靈導引」，現今在教會亦非常盛行。《神操》著重用情感去經驗《聖經》中的耶穌，鼓勵人用五官去想像，著重經驗耶穌及神，而不是用理性去理解經文。例如閱讀耶穌平靜風浪的經文，人們可以想像一下，在風浪中如何害怕，繼而想像耶穌走在船頭平靜風浪。另外，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也非常重要，依納爵主張通過感受「神枯」及「神慰」來明白神的旨意。「神慰」指愈來愈感到自己靠近神，在明辨一件事情時經歷神慰，這可能反映人需要去做那件事，相反，如果感受上覺得自己遠離神，這便是「神枯」，反映那不是神的旨意。

坊間的「靜觀」及其危險之處

基督宗派的靈修傳統是非常豐富的，近年坊間流行的「靜觀」（mindfulness），當中的一些內容，其實與基督宗教的傳統有相似之處。先談坊間的「靜觀」，彭博士分享稱，「靜觀」由卡巴金（Jon Kabat Zinn）創辦，他本身是醫生，後來跟從禪師及佛學大師學習打坐，再把去宗教化的打坐帶進世界，卡巴金曾在美國很重要的電視節目上推銷他的著作，由於「靜觀」強調具有治療及減壓效用，當時又有某些大學參與推廣，於是讓人感覺很科學，慢慢便盛行起來，甚至連香港的學校也曾推動它。

坊間的「靜觀」源於佛學，本身是一種無神論，主張活在當下，以及不批判，在「靜觀」的過程中放下腦海中出現的思緒或感覺，這的確可以令人鬆弛及感覺良好，不過，以人作為中心的「靜觀」，強調自我發現及自我尋索，其危險之處在於人們只著重發現自己，慢慢變得自我中心，覺得社群不太重要。它最大的危險在於操練「靜觀」到可達神通，即是通靈，可帶來一個嚴重的後果，便是「請來易，送走難」。這一點，基督徒要非常小心。

這樣說來，是否所有「靜觀」都很危險，包括基督宗教的靜觀，都會招惹邪靈？當然不是，信徒要了解基督宗教的靜觀與坊間所推行的「靜觀」大大不同，其差異在於基督宗教的靜觀建基於《聖經》、神學中的神觀及人觀、救恩和復和、又有悠久的傳統、以及著重服務社群等，更重要的是，基督宗派的靜觀以神為本，相信聖父、聖子、聖靈同質，亦有其獨特性。信徒操練靜觀，除了可以了解自己，還可以了解神，與神建立美好的關係，發現神在人生命當中的旨意。這是一種堅持用信心及愛心去經歷慈愛的神，而不是去「通」難以送走的「靈」。

整全基督教靜觀

彭博士最後介紹了「整全基督教靜觀」，它是一套讓人可以安全地進行操練的靜觀模式，透過4CD，造就人的身心靈社，使其得以整全。第一個C為歸心禱告（Centering），先讓人的心歸向神那裡。第二個C為認信及認罪（Confessions）；認罪很重要，人生有很多罪咎或遺憾，人可以在神面前認罪及訴說人生的遺憾，求神憐憫，是很大的釋放。第三個C為意識（Consciousness），意識到自己的思想、感受，思想自己有何思緒，默想自己的感受，然後順勢進入第四個C，即對禱（Conversation/ Colloquy）之中，把這些思緒帶到耶穌面前，與耶穌對話，學習聆聽祂的回應。最後一個是D，明辨（Discernment），明辨可以是走進福音書中遇見耶穌，看看耶穌的心意，另一個做法是把耶穌帶入生命處境中，聆聽耶穌。明辨在於安靜，讓思維感受愈發清晰，讓自己更加了解自己，以至可以做出更好的決定，正確的決定會帶來「平安」、「喜樂」、「信」、「望」、「愛」。很多信徒不太習慣聆聽耶穌的聲音，初學者在安靜下來時，可以先感受一下耶穌的臨在，如果仍然覺得困難，可以想像神是光，播放一些大自然的聲音，慢慢學會聆聽神的聲音。

想要操練靜修，除了持之以恆，也要相信，神是活著的神，今時今日仍會與人對話。聖靈是會工作的，祂會觸動信徒的心，讓信徒去感受。我們亦要相信耶穌答應過常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歡迎大家點擊以下連結，收看講座，亦誠邀大家閱讀〈基督宗教也有靜觀……我有話說〉一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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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注目看耶穌，定睛看耶穌，謙卑親近主，跟著祂同步，跟著祂同步。」
（詩歌《注目看耶穌》的歌詞）

耶穌訓練門徒可謂不遺餘力，明明是神的兒子，為了教導門徒愛及謙卑的功課，祂竟親自為門徒洗腳，樹立榜樣，縱然當中有出賣祂的猶大（約十三1-15）。耶穌愛門徒是不容置疑的，但祂同時亦是一位嚴師，門徒錯得離譜的時候，耶穌便會出言責備（路九51-56）。耶穌不單要訓練一班跟從祂的人，也希望他們連結父神。神是看不見的，有限的門徒如何與無限父神連結？一、耶穌是神，祂道成肉身住在人們中間，彰顯了神（約一14、18）；二、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人們藉著祂便能去到父神那裡（約十四6）。

粉絲追求偶像，可能出於羨慕偶像擁有他們沒有的外貌或才能，也可能出於對「美」及「好」的追求，以致他們甘心出錢出力大力支持。其實世間上，有一位巨星是最完美無瑕，值得人傾慕一生。不單如此，這位巨星同時可以成為人真正的生命導師，按人的本質指導人活出真我，幫助人展現出無數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這位巨星願意愛人、甚至到了為人捨身留血的地步。願意人都認識這位巨星，讓祂成為自己的生命導師，以展現屬於他們的、獨特的生命光彩。

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其實是非常親密及有趣的。遠在科技發達的時代之前，即使人類身為萬物之靈，仍需要與其他動物合作無間，才能讓生活更容易。不計算食用的牲畜，出門代步要馬幫忙；狗狗可以守衛家園、協助牧羊；貓可以捕捉老鼠；雞啼可以喚醒人；騾可以負重物；牛可以耕田；即使是野獸，牠們身上的皮毛也能助人渡嚴寒。隨著科技發展，當不同型號的汽車種類、機械、手機等問世，動物似乎遠離了一般人的生活，人們對動物的認知或與牠們的關係也出現了變化。對於現今的香港人來說，馬匹可能只淪為賭業的工具。至於那些沒有羊可牧的家庭，他們家門已由保安來守衛，狗狗便成為人類的寵物，有的或比寵物的位置高一點——成了真真正正的「犬兒」。以前多是貓狗服侍人類，現今貓狗才是家中的主子，人類反變成「奴才」。

飼養寵物與幸福感

這些成為寵物、「犬兒」，等待主人侍候的動物，牠們真的全無貢獻嗎？早已有研究顯示小朋友若從小接觸寵物，他們會更懂得尊重大自然，成年後會更有同理心，個人亦會變得更有自信，他們大部份更可以幫助他人應對創傷。[1] 除了對小朋友有正面影響，心理學家Yaniv Kanat-Maymon及其團隊訪問了206位有養貓或養狗的人，結果顯示人們預測到飼養寵物的人，他們會有更高的幸福感。[2] 根據心理學的自我決定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簡稱SDT），[3] 在人類的成長及發展過程中，有三個基本心理需要必須被滿足，包括：一、自主（autonomy）；二、勝任感（competence）；三、關連感（relatedness）。顧名思義，自主是指到一個人的意志和對自己行為的認可；勝任感表示渴望感到有能力和成就感；關連感則是傾向要與人建立牢固的人際關係。Yaniv Kanat-Maymon及其團隊的研究報告提到，對於自主、勝任感及關連感這三項人類心理基本需要，透過寵物的干預治療來滿足人類這三方面的需要，可能更有效，特別是在自主及勝任感方面。狗狗能給予人一種無條件的愛，或許可以提升主人的自我價值及成就感。研究結果還暗示，養寵物可以預防疾病。也就是說，寵物不僅可以幫助主人從某些類型的疾病中康復過來，還可以防止主人生病。Kanat-Maymon及其團隊亦相信，有證據證明寵物主人，特別是狗狗的主人比沒有狗狗的人更健康，而飼主在飼養寵物以後，他們在健康方面遇上的問題會更少。[4]

除了擔當寵物這角色，其他動物，即使是傳聞中引發新冠肺炎的蝙蝠，牠們也在生態系統中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牠們吃蟲子的習慣有助於保護香蕉、芒果、棗子等農作物。[5]

人類最初的夥伴

可見無論是維持整個生態或人類的健康，動物的存在實在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神讓人類比天使微小一點，有祂的形象，可以管理大地。神創造了亞當夏娃之前，先創造了動物，好讓亞當一「出世」便有動物陪伴，也有動物可以管理。神甚至把各種野獸飛鳥帶到亞當面前，讓亞當為牠們起名（創二18-20）。

神創造的人類有祂的形象，好讓人類可以去管理大地，以及當中一切動物（創一26）。作為大地及動物的管理者，人類的行為不是只關乎自己，也關乎整個大地及當中的生物。人類犯罪，受苦的不只是他們自己，也牽連其他動物。亞當與夏娃違背了神的命令，吃了不該吃的分別善惡樹的果子，當他們眼睛明亮，知道自己赤身露體，躲避神的時候，他們不但破壞了人與神之間的關係，也破壞了人與動物的關係，原本人與動物可以和諧地生活，相安無事，因著亞當夏娃犯罪，開始有動物需要流血被犧牲，成為人類身上的皮衣（創三21）。亞當之子亞伯會把自己羊群中一些頭生的，和羊的脂油拿來獻給神（創四4），而除了素祭，日後人們為了獻上不同的祭，需要宰殺動物（利一1-九24）。直到耶穌到來之前，人類仍然需要獻上動物祭。而在挪亞時代，人類罪大惡極，神不單打算消滅人類，連帶牲畜，爬行的動物或是天空的飛鳥，祂都要一一消滅（創六7《新譯本》）。神懲罰硬心的法老，祂不但殺死所有埃及人的長子，連頭生的牲畜，神都要擊殺（出十二29）。即使到了啟示錄提到大災難的日子，當神烈怒的碗傾倒大地或海裡的時候，人類固之然受苦，海裡的生物同樣遭殃（啟十六3）。

動物何時可倖免於難，取決於人類能否回轉歸向神。全地的人類盡都敗壞，惟有挪亞在神面前蒙恩，於是挪亞不但救了自己一家，也救了不少動物（創六5-22）。其後，又因著神喜悅挪亞所獻的祭，神不但與挪亞及其後裔立約，也與方舟中的飛鳥、牲畜和所有地上的走獸立約，從此神不再用洪水毀滅大地及生命（創八20-22，九8-17）。挪亞的獻祭，尚且打動神與動物立約，更何況耶穌基督獻上的祭，雖然在神的計劃中，救贖，主要是為了人類而設（來一14），但耶穌基督其實也拯救了其他動物，至少，自基督之後，人類不再需要以動物為祭。另外，在新天新地，動物也有份在其中，那時，不會再有兇殘的野獸，所有動物會和平相處（賽六十五25），恢復伊甸園的和諧。

神要求人善待動物

在神的創造中，動物是好的，也得到神的祝福（創一21-22）。即使人類在神面前有獨特的地位，神也視人類為寶貴，容許人類為了充饑而宰殺動物（創九3），但這並不代表人類可以自恃為萬物之靈而苦待動物。神設下律法，確保祂的子民得到保護及合理的對待，但當中亦看見神如何要求人類善待動物、維護自然生態，例如：「牛在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申二十五4）、[6] 「如果你在路上遇見鳥窩，或是在樹上，或是在地上；裡面有雛鳥，或是有蛋；母鳥伏在雛鳥身上，或在蛋上；你不可連母帶子一起取去；總要讓母鳥飛去，只可以取子；這樣你就可以得著好處，得享長壽。」（申二十二6-7）；動物也能享受神所設立的安息日（出二十三12）；神賜人類食物，同樣按著祂的慈愛養活其他動物（詩一四七8-9；太六26）。

在必要時，驢、烏鴉、大魚等均可以成為神的差役。神可以先開驢的眼睛，使牠看見想要殺死巴蘭的天使，幫忙巴蘭逃避死亡（民二十二21-33）。神可以吩咐烏鴉供養以利亞，早晚為他送餅和肉（王上十七2-6）。神可以安排一條大魚，把約拿吞下，一方面拯救約拿不會在大海中喪命，另一方面也好使約拿在魚腹中好好反思及禱告（拿一17-二10）。由此可見，動物的地位，即使不如人類，人類也不能踐踏牠們，又或是以人類所制定出來的市場價值來衡量其生命價值，甚至任意剝奪牠們生存的權利。

動物在嘆息

可惜的是，很多時人類都是不合格的管理者。人類需要樹木、需要土地，就令很多動物流離失所；人類需要確定所使用的化學產品及藥物對人體無害，於是很多動物在實驗室中日以繼夜承受著痛苦；人類需要娛樂，於是圈養了一大群動物於動物園，但當戰爭來臨，因欠缺資源飼養牠們，又擔心牠們逃脫會傷害其他人類，有人竟然選擇把牠們盡數殺光。[7] 在疫情期間，人類被困家中感到苦悶，於是決定飼養動物，但當疫情一過，苦於沒時間照顧又決定把牠們棄養。[8] 人類需要保障人類的健康，於是下令全面殺死倉鼠，即使當中有倉鼠沒有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但因為牠們本身價格不高，所以在沒有多餘的人手及資源為牠們一一做測試的情況下，只好手起刀落決定牠們的死期。[9] 是的，身處香港的人類可以有資源為全港七百多萬人類檢測三次，甚至可能是三次又三次，卻無力為二千多隻倉鼠檢測，即使倉鼠曾為人類作出貢獻，幫助人類研究新冠病毒的傳播模式。[10]

幸而地球上還有人類懂得尊重動物的生命價值及愛護牠們。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無情的戰火除了令人民喪命，也造成許多動物無辜傷亡。烏克蘭的動物收容所Italia KJ2，其意大利籍負責人Andrea Cisternino已表明不會自己一個逃離戰區，而是要與收容所內400隻動物共存亡。[11] 此外，在戰事期間，波蘭動物園的工作人員願意協助身處烏克蘭的動物撤離戰區。[12] 至於香港，殺鼠令一出，亦有32,000人在網上聯署，要求漁護署撤回「殺鼠令」，也有人拯救了一些倉鼠。[13]

亞當是「有生命的活人」（創二7），動物是「有生命的活物」（創二19），或許，有不少譯本為了區分人類與動物之別，用了不一樣的字眼（《新譯本》、ASV、CJB、 NIV，NRSV等）。事實上，希伯來文原文均用了相同的詞彙稱呼「有生命的活人」與「有生命的活物」，按照原文直譯，人類和動物均譯作“living creature”（ESV）。神創造了你和我，也創造了牠，大家同為living creature，人有神的形象，理應肩負管理者的重任，愛惜及保護動物，讓牠們免於災害，而不是自私地為所欲為，甚至抱著用完即棄的心態，隨便傷害神所創造的生命。

（原文於2022年4月11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