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小孩學習如何回應陌生人的提問

一名40歲中國籍男子疑因感情糾紛被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拘捕，他涉嫌在未經前女友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包括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被捕男子與女事主曾為情侶，於2022年4月分手，後來該男子仍不時聯絡女事主。2023年5月，女事主決定與他斷絕來往。此後便有人在2023年7月至2024年5月期間，先後14次在女事主居住地區的燈柱及色情場所寫下訊息，當中包含女事主的個人資料，意圖誘使他人聯絡女事主。私隱專員公署呼籲市民勿因感情糾紛而對他人進行「起底」，違者可被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五年。

如果有人在分手後仍不時聯絡前女友，即使愛已流逝，仍然不肯放手，可能是出於不捨之情；然而，若在分手後將前女友的個人資料暴露於公共場所，甚至色情場所，故意讓對方遭受騷擾，這無疑是恨的表現。

愛情讓人刻骨銘心，也能令人身心受創，因此，我們需要在愛情中保持理智。若果愛已流逝，我們仍可將這段感情視為成長的經歷，接受分手的事實，淡出對方的生活，善待自己，並慢慢調整生活習慣。任何以激烈的手法或違法的行為，即使行事動機是試圖挽回愛情，但這不僅無法讓對方回心轉意，反而會令前愛侶感到厭惡。此外，這些行為更會帶來刑事責任，令身邊珍愛自己的人感到擔憂。在愛情中，確實難以分清誰對誰錯，但如果用違法的方法去纏擾對方，甚至報復，這已經不再是愛。如果分手後情感難以斷絕，可以主動尋求專業人士和朋友的幫助，讓自己慢慢展開新生活。

參考資料：
〈起底｜涉將前女友個人資料貼色情場所梯間40歲男被捕〉。Topick。2024年7月22日。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795915/。

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政府去年就《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諮詢社會意見，才大半年就火速立法，當年的理由不外就是政治起底嚴重，多名立法會議員均表示自己是起底風氣的受害者，也有議員提出治亂世用重典是最好的處理方法。到今日，法例已立一年，私隱專員早前接受個別傳媒訪問時，提出截至今年9月多個網上平台發出1,252份停止披露通知，九成訊息已被平台移除。現時因政見分歧而起底的網上訊息，已較2019年大為減少，條例至今大部份投訴涉及生意、感情糾紛，約佔七至八成。

筆者去年11月就已撰寫文章，強調很多網絡中的「生活日常」例如感情糾紛互相在網上對質、商業上公開某公司做事的問題以表達不滿等等，容易中招，觸犯法例。[1] 果然一年下來，私隱專員公署拘捕的案件，大都就是類似的情景，有因為金錢糾紛的、[2] 也有租務糾紛的。[3] 上月首次成功定罪的案件，就是感情出現糾紛後，其中一人將對方的個人資料刊登在不同的社交平台。[4]

根據報章報道，截至9月底，私隱專員公署共就91宗案件展開刑事調查，當中七宗有拘捕行動，起訴兩名被捕人。政治上的起底犯卻無法打撃，因為在有關方面拘捕他們之前，他們早就消失了，現在這條法例拘捕的人，多是因為一時情緒不穩，或者因為受到莫大委屈希望在網上得到伸冤而犯案。他們知道做這些事會有機會犯刑事罪嗎？未必，因為條例太新，而且網上「唱衰」一個人，當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原來也會「犯法」，所以有人誤墮法網，實在是情有可原的。

正如我們在諮詢文件所述，在法例制定時應該考慮各方的因素，應該要以私隱被侵犯而造成的傷害程度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並應該給予對方刪除訊息的機會，現在的法例並未有提升門檻。如此情況下，政府卻未有進一步的進行針對性宣傳，宣傳品集中在政治內容上，反而未就社會和坊間一般出現的網絡侵犯別人私隱的情況去宣傳和討論，最後觸犯此法例的當然就是一般巿民而不是在立法時所強調有政治意圖的人士。

起底，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一個好的網絡使用習慣，我們不鼓勵大家去起底，但另一方面，有些市民自行透過網絡來表達不滿、或以某些行為來報復，可能由於他們不了解法律、或者受了委屈但有冤無路訴有關、以及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出此下策，若果相關的法例太嚴苛，會造成不必要的反效果，可能教育還是較好的方法。

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人們送禮物的原意是藉著看得見的禮物，來表達看不見的關懷。深明此道理的人會看重禮物帶出的心意，而非禮物的市場售價，古人更會以「千里送鵝毛，物輕情義重」來表達這種情懷。在物質豐富的年代，這種情操似乎慢慢地失落了，「交換禮物」已成為節日的例行環節，禮物好像已失去了特殊的意義。家長都希望子女學懂珍惜所有，凡事感恩，在生活情境中我們可以怎樣教導子女這方面的道理呢？

當年幼子女被邀請參加生日會，看到打扮美麗的生日會主角不斷地收到禮物和讚賞時，難免會感到既羨慕、又嫉妒，子女可能還要萬般不捨地把自己喜歡的禮物送給對方，心情更是悶悶不樂，這些生活情境正好是教導禮物真正意義的機會。

透過禮物傳遞祝福

家長可先為子女作一些心理準備，說明生日會的主角將會收到禮物，原因是他健健康康地長大了一歲，所以我們透過送禮物來祝賀他快高長大、身體健康，這就是禮物背後的心意。接著家長可帶子女一起選購禮物，並引導子女思考，如問問他們，收禮物的小朋友是怎樣的性格？他喜歡思考型還是動態型的玩具？喜歡甚麼顏色？家裡有沒有其他兄弟姊妹與他一起分享這份禮物？透過這些問題，讓子女明白這份禮物是特別按著某位朋友的特質去挑選，而非按著自己的喜好去挑選，讓他們學習由以自己為中心轉移去關心他人。

送禮物的意義是把送禮者的心意送出去，家長可鼓勵子女送禮時寫一張心意卡，學習把心意用文字表達出來，例如「我留意到你喜歡藍色，希望你玩這個藍色泥膠玩具時，會覺得很開心。」孩子容易因為禮物的數量多和包裝精美而覺得快樂，成年人可能以物件的售價來判斷禮物是否珍貴，這些想法都不太健康。我們應著重培養小朋友懷著一顆感恩的心，以愛回應別人的心意，也讓孩子自己持續在愛中成長。父母可花點心思為孩子收到的禮物加上一點意義，主動帶領他們去思考怎樣好好地運用這份禮物，然後寫一張感謝卡給對方，以圖畫或文字去表達自己的感受，例如「多謝你送給我一隻小綿羊公仔，我的小牛可以和它做朋友，我很喜歡它！」

認真對待每個送禮場景

有時我們參加交換禮物的活動，因沒有特定的收禮對象，就隨意購買一件符合預算的貨品，或將一些閒置物資充當禮物，認為這樣便能減少浪費，但這無形中給孩子作了一個不好的示範。父母的身教對孩子有一定影響，當孩子觀察到父母對待禮物時漫不經心、可有可無的態度，他們的心又怎會對物件加以愛惜呢？若對選購禮物沒有特別想法，家長可以選獨立包裝的食品來參加交換禮物活動，就算收禮者對該食品不感興趣，至少他可以把食物與人分享。舉辦交換禮物活動的原意，或許是希望把活動氣氛推至高峰，讓小朋友都感到滿載而歸；可是這些物質上的快樂都很短暫，也無法透過活動令小朋友理解禮物的真正意義。我們不妨向其他家長或主辦活動者說明想法，試試以集體遊戲來代替「交換禮物」，或是婉拒參與這個環節，以避免造成更多浪費。

如果收禮者沒有看見送禮者的心意，那「禮物」只是一件可以被取代的貨品；如果送禮者的心意沒有好好表達出來，只把感受藏於心底，或許是一種可惜。父母希望孩子能夠對人表達感恩之情和愛惜物件，這些都需要時間慢慢培養和學習，有時父母更需要做個好榜樣，把感謝之情刻意地說出來，讓孩子學習。例如看見好天氣時，我們可以說：「多謝太陽的光照，令大家的心情都開朗起來！」

轉贈物品可延續美好時光

對於不再合用但狀態依然良好的物件，我們可以教導孩子把物件清潔整理，然後轉贈出去，告訴孩子或許它會成為其他人的禮物。在鼓勵孩子轉贈物品時，我們可以這樣稱讚孩子：「欣欣長大了不再玩小火車，因為欣欣對小火車玩具很愛惜，所以它還可以繼續使用，我們可以轉送小火車給其他喜歡它的小朋友，希望他們也玩得開心。」這樣就能透過分享和轉送物件，讓孩子學習把珍貴和動人的美好時光延續下去，與其他人分享物件帶來的快樂，這對孩子本身和別人來說也是一種祝福。

資料庫

為交換禮物活動添上環保色彩

交換禮物活動可以增添節日氣氛，如果收到合用又喜愛的禮物，收禮人當然會驚喜萬分，但如果物件不合用，禮物隨時直接被送到回收箱。有回收二手物品的機構代表指，聖誕節過後，機構每年均會收到大量全新、連包裝也未拆掉的禮物，如頸巾、衣服和相架等。[1] 有環保組織就為交換禮物活動出點子，希望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該組織建議，在交換禮物前，先透過抽籤形式為參加者選定收禮物的對象，讓送禮者可以按對方的喜好選購禮物。此外，該組織又建議，將交換禮物活動改為二手物品交換大會，讓參加者在家中選出較少用、保存良好的物品，然後拿出來與人交換，交換時更可以分享有關物件的小故事，讓活動既符合環保原則，又能增添節日氣氛。[2]

（本文原載於第142期〔2022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編輯﹕謝芳

「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
《聖經新譯本》〈腓立比書2：4〉

電影、電視製作是一門藝術，透過鏡頭、剪接、聲音等元素，以不同的結構、風格來說故事。除了帶給我們樂趣以外，還可以有很多訊息，叫我們細思。每當我們說喜歡某電影、很不喜歡某劇集……我們能夠說出原因嗎？

培養欣賞眼光

筆者於明光社帶電影小組一段頗長的時間內，細味了一些電影，發現電影言之有物，除了有好的演員擔任角色外，劇本對白、主題結構、鏡頭剪接、符號運用、音效應用等不同技巧的配合，才能成就一部好電影。這些不同的部分都是值得我們欣賞的地方。

明白有時因為信仰的原因，會令信徒覺得某些類型的電影，如恐怖、血腥等電影就一定是不好的，要完全拒絶接觸。筆者自己也是膽小一族，很少會看鬼怪、恐怖電影，因為怕晚上自己一人在辦公室工作時會害怕，內心會有不平安。但近來，由於在學習藝術的課程中上了一科電影研究，除了研究低成本製作電影外，還欣賞了一些經典的鬼怪、恐怖電影。

除了要分析這些電影使用的技巧外，課堂也會發掘它們的主題與社會的關係。筆者發現很多被視為經典的電影，不單是因為拍攝技巧難度高、具創意之外，還會道出一些社會問題，反映被壓迫的一群的某些狀況，部分片中的怨魂或是以血腥殘暴手法殺害別人的角色，影片會漸漸揭示他們其實在社會中曾被歧視、被剝削工作機會或被破壞家庭，因而枉死、產生出殘暴的癖好或情緒問題，如電影《貞子》、《德州電鋸殺人狂》及《奪命狂呼》等。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的著作《詩學》中有提及悲劇（現我們解作「戲劇」）的「移情」、「淨化」和「教化」的作用。當觀看影片時，我們投入到角色處境中，感受到他的喜悅或恐懼，就是一種「移情」，可以說是一種換位思考；觀眾在觀看影片時，我們隨著劇情而與角色一同經歷，被喚起我們的憐憫與恐懼。而在觀看完結時，情感得到淨化（catharsis），或可說是種釋放，把緊張過後的情緒放鬆，歸回日常的生活。

而「教化」方面，好的影片也會有其倫理道德，如好人得到好報，惡人最終奸計未能得逞，令觀眾心中得到安慰；又或當惡人得不到懲罰，觀眾為被害者著緊或感到遺憾，也可能正顯出我們對社會某些狀況顯得無奈。

我們在觀賞後，會不會繼續細思影片與我們生活的關係？它的內容象徵甚麼？喻意甚麼？如可以在觀賞後繼續閱讀一些資深影評人的文章，也可以是一份增進電影分析力的功課。

影視「守門人」及「導賞員」

然而，對於在家中有小孩子的家長來說，就實在不應該把家中訂閱的「網上影院」（即網路隨選串流影片服務）的使用「中門大開」，任由未成年的子女選取網上的影視作品來看，因為不是全部有「意義」的影片，都可以給心智未成熟的觀眾看。他們可能未想到其深層意義時，就已經因為模仿其行為而受到身體及心靈的傷害。

當家中有未成年的孩子，家長就應該要當個影視「守門人」，在帳戶中管理個別使用者的年齡分級設定，以防止子女在帳戶中搜尋不合他們年齡觀看的影片。亦有服務供應商細心到可以讓家長輸入個別的內容、不當的電影或節目，就算他們合年齡看，也不能自己隨意點選就看到。

不過，就算你盡力的去阻擋網絡上的訊息，也未必能完全阻隔。孩子可以從朋友、同學中知道一些很流行的節目或電影，如韓國劇集《魷魚遊戲》，就算家長在帳戶做了年齡限制，但也難提防孩子們會有其他渠道看到片段，或者在同學之間有他們的方法去分享。

要成為孩子們影視的「導賞員」，或許家長真的要抽空去看看現時電視或網上的節目，多角度去思想為何它們會如此流行，以免和孩子們「冇偈傾」。影片的製作方式、反映的社會文化和問題、人性光輝和黑暗、角色面對的困境、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否道德、人物關係與劇情是否真實或過於誇張等，都是很好的傾談材料。若孩子真的看了他們不該看的影片，也不必過分責備，畢竟好奇心是人性，倒不如趁機和他們開展對話，談談人生百態，並了解彼此的內心世界。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起底」，是網絡文化之一，有討論區更設「起底組」，但凡有不平事，網民就「起底」而攻之，先有找出個人社交網站，之後就是家人，還有其他的個人資訊，例如全名、電話、地址、公司、車牌、職業、工作地點，甚麼都可以翻出來，也沒有人查證，反正就是要令你感到害怕。部份人拿到這些資料更會惡作劇一番，例如冒充你去點餐、買外賣、用你的電話號碼申請不同的東西，只要資料夠多又準確，隨時會受害。

原本這些網絡文化就沒有人管，但自從社會事件發生之後，不論任何陣營都盡用這些網絡空間去將對方「起底」，甚至務求令他們感到生命感受到威脅，於是「起底法」橫空而生。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在立法會會議中指，大量受害人，例如警務人員、官員、政見不同的公眾人物「包括在座各位，同我」都曾被「起底」，又指有警務人員的子女遭公開資料，及遭同學杯葛。政府決定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稱《私隱條例》），將之加強，引入針對網絡「起底」的內容，簡而言之，在未經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有意圖或罔顧導致當事人或其家人受指明傷害，已屬違法。私隱專員公署更製作了詳細指引，[1] 說明在不同情景下如何會觸犯法例。

筆者細閱了有關指引，卻發現法例如認真執行起來，很多今時今日的網絡行為，我們看來是生活日常，但在有關法例生效後（法例已於今年10月8日生效），這些行為很可能已是違法行為，本文嘗試舉三個在法例生效前出現過的例子／情況，我們不難發現，這些例子中的行為如在今日出現，有關人士應該已觸犯了法例，或說他們的行為都十分危險，很有可能會因而受檢控。

1. 食壽司不斷被點餐事件：

今年10月2日，事主於facebook群組分享到自己正在某壽司店用膳，用餐期間他將壽司和落單用的QR Code照片分享到社交網絡平台，豈料不少網民竟以「擔心事主唔夠食」為理由，「幫手」不斷落單，最後埋單金額高達9,173元，連加一服務費總金額破萬元。事件令該壽司店的部份食品一度售罄。[2]

根據已修訂的《私隱條例》第64(1)條：「任何人披露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某資料當事人的任何個人資料，而該項披露是出於以下意圖的，該人即屬犯罪——(a)獲取金錢得益或其他財產得益，不論是為了令該人或另一人受惠而獲取；或(b)導致該當事人蒙受金錢損失或其他財產損失。」上述個案中，替事主落單的網民有機會「中招」嗎？極有可能。雖然惡作劇的人未必知道事主是誰，但他用了對方落單的QR Code去點餐，其實等於打開了對方的錢包，在沒有他同意的情況下消費，這樣行為的確是未經對方同意而取用對方個人資料，以致直接令對方蒙受金錢損失。

2. 網絡作家莎比亞妻疑與男教師外遇事件：

今年8月，網絡作家莎比亞被爆其妻疑與一名男教師外遇，當中更有即時通訊軟件和社交媒體截圖、照片流出，部份網友更即時搜尋到其妻與外遇男教師所任教的學校的名稱。[3] 在《私隱條例》未修訂之前，這種「起底」行為是沒有法例禁止的。

上述事件的網民，在法例生效後，有機會中招嗎？有。如果事件在今日發生，如此將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該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意圖或罔顧該披露是否會（或相當可能會）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任何指明傷害，披露者即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罰款港幣10萬元和監禁兩年。條例中並沒有寫明提供資料的人是不是一定要和受害人有任何關係。現時網絡上有不少人好事之徒，見到這些吸睛的事就主動為他人「起底」，他們很容易就誤墮法網。

3. 社交平台的黑店專頁：

社交平台有不少群組和專頁，都會請網友分享他們不同的黑店經歷，即曾到過哪家黑店購物的遭遇，當中網友除了寫明店名和經歷之外，有時也會拍片拍下售貨員的樣子，甚至店舖老闆的樣子，以及公開有關人士社交媒體個人戶口的資料，或有關其個人資料的截圖。

在網上發佈有關店舖的老闆或店員資料的網友，有機會中招嗎？有，雖然說那些資料可能是公開的，但如果我們將之與黑店故事連結，當中可能又有相關人士的家人的樣子，甚至家人的資料的話，基本上也會構成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披露他們的資料，意圖令他們蒙受損失了。

資料庫

由2019到2021  起底行為刑事化

「起底」問題引發的討論，自2019年起備受各方關注，該年10月，特首林鄭月娥在立法會出席行政長官答問會時指，很需要檢視香港的法律，希望往後的法律在有需要加強的地方，能夠令他們更有能力去對付大規模網上「起底」和欺凌。[4] 今年2月，特首再次指，政府會從執法和修例兩方面著手處理「起底」問題，包括修訂《私隱條例》，把「起底」行為定為刑事罪行。[5] 到了 5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便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中介紹政府計劃就《私隱條例》作出的修訂建議，以打擊「起底」行為，並建議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6] 《2021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草案》於9月29日在立法會三讀通過，10月8日生效。[7]

2018年五歲女童被虐殺事件轟動全港，引發社會對保護兒童的關注。明光社於今年6月25日舉辦了「保護兒童　加強各界的意識」的網上講座，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律師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蘇艷芳姑娘任分享嘉賓，探討相關法例及了解前線社工所面對的挑戰。

強制舉報機制需要配套資源

張達明律師指現行法例因技術原因，有些虐兒案件只能以刑罰較輕的《侵害人身罪條例》來控告施虐者，如施虐者可能多於一位，當中還有旁觀者，他們可能是與受虐者同住的父母，在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誰是真正的施虐者及他們是否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即使受虐者死亡，亦只能以《侵害人身罪條例》提控。張律師指他基本上支持引入「沒有保護兒童罪」以堵塞法律漏洞，因為它只針對施虐者及袖手旁觀的家庭成員。惟他認為加重刑罰對虐兒父母的阻嚇性不大，反而家庭教育才可改善虐兒情況。

對於強制舉報機制，要求從事與兒童相關工作人士如發現懷疑虐兒事件就必須舉報，張律師認為在實際執行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前設，就是需要足夠資源配套去跟進，包括有足夠的專業人士去分辨是否需要介入個案，如沒有足夠資源作跟進，恐怕只會弄巧反拙，亦有可能會出現大家為求自保而大量舉報的情況。此外，張律師認為政府可考慮成立兒童事務專員，設立有關的法定架構，就兒童權益，作統籌的工作。

社工的難處

蘇艷芳姑娘分享到，學校社工透過觀察，如學生身體上有傷痕、情緒低落、與人相處的表現，發現虐兒個案，並指很多時是老師發現學生有異樣然後告訴社工。一旦有個案要跟進，學校社工需要按指引去處理，並與不同部門或人士合作。

蘇姑娘表示與學校合作時會遇到一些困難，如學校擔心家長的負面反應並投訴，或校方有時只希望作簡單處理。她指有時老師致電家長查詢，只要求家長不要再虐打兒童，但忽略了事件的經過，這會令他們錯失了機會去了解事件，有時甚至可能因老師通知了施虐者，令他或會遷怒於兒童；蘇姑娘指聯絡家長的策略是需要多作部署的。另外，當事件涉及同校學生之間的欺凌，校方都會擔心影響校譽。蘇姑娘也分享到與父母協作時的情況，如果子女被其他人虐待，有的父母想低調處理，有的則不然，彼此看法都不同。如父母其中一方是施虐者，社工跟非施虐者討論事件時，有的家長會不想張揚，社工便要花時間去作解釋。

蘇姑娘認為在職培訓對前線社工來說是很重要的，包括經驗分享、分辨個案等，這些都需要很多資源配合。她認為家長及公眾教育是很重要的，例如同學之間見到對方身體上有傷痕，懂得尋求社工及老師的幫忙。

收看足本講座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複製、發佈、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皆為刑事罪行，最高可判監8年及罰款200萬元。警方5月時拘捕了10多名涉嫌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的男子，[1]但在警方打擊兒童色情的同時，不少青少年卻在網絡上分享自己或朋友的裸露相片。有調查發現13%青少年曾傳送或接收裸體、性交或包含性意味的訊息，當中不少內容的主角更是朋友（44%）和自己（23%）。[2]

傳送了出去的相片就如潑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的。青少年間互傳性短訊，可能是出於情侶間的調情，又或想引起他人關注來肯定自己。現在不少交友Apps的相片閱後即焚功能，讓青少年誤以為是分享裸露相片的安全途徑，殊不知卻被人截圖，私下廣傳。這種行為除了對相中人造成傷害，相片本身亦有可能涉及淫褻或不雅的訊息，甚至兒童色情的內容，傳送及管有都有機會觸犯法律。

為人為己，當收到這些訊息時，應立即刪除，而更重要的是要好好保護個人私隱，切勿胡亂將自己的敏感相片傳送給其他人。

網絡直播自從去年在facebook開始出現，各大小平台也加入直播功能，此功能才出現一年，便有人直播自己殺人、強姦、侵犯別人的過程，[1]又有人將之用作工具，用色情引誘人，之後進入一對一的私人即時祼聊頻道中。[2]以前，我們根本不能想像除了電視台還有誰可以將現場影像即時透過大氣電波或網絡發放；今日，我隨時可以看到我的朋友溜狗，彈結他，做功課，吃飯的即時視頻。直播令人與人的時空距離拉近，但問題是，我們應怎樣使用這工具？

網絡資訊本來就應該自由流通，記得facebook 開始時，也有人分享自己犯罪的事，及後被警方檢控，當時還一笑置之，畢竟別人分享的事，是已經發生了的事。但在直播下，所有事情有種「還可以逆轉」的感覺，於是我們不再是「旁觀」他人，因為我也在看直播，成為其中。

當然，除了直播殺人等犯法行為，也有一些我們想不到的直播，例如直播自己正欣賞的演唱會，或者直播電視正直播的足球賽場，有些人會直播自己偷拍和別人交談的內容，[3] 這些其實都是侵權行為。這些偷拍雖然不是所謂的殺人放火，但實際上也是有不同的道德問題，包括拍攝是否得當事人同意，內容是否別人的創作等，這裡牽涉的私隱、版權、欺凌等問題，往往不是幾個網絡監察員就可以處理，即使是檢舉，那些已經發放的訊息，基本上也禁不了，非常容易就在網上留痕，而且沒有任何的被遺忘權。

傳統傳媒的操作，有多個鏡頭、多角度、也有幾秒的延遲可作為把關，網上直播失去一切關卡，大家以為求真，但同時卻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問題。記得今年特首選舉，不少傳媒做直播，選舉主任為求公正將選票投影到大投影幕上，當中有選民在選票上寫了粗言穢語，全港巿民透過直播也看這張問題選票。這種隨時可能出現粗口或兒童不宜內容的直播，是否符合公眾的期望？在監管不監管之間，社會可否自律設立基本底線，以免最後要用法律去解決事情？

網絡自由度高，相比起面對面的溝通，人們似乎比較容易隔著螢光幕，於網絡評論時事及人物。但有時可能會過了火，傷害別人，成了網絡欺凌；或燃起火頭，被人追擊和欺凌。社福機構香港遊樂場協會於本年調查訪問了香港、新加坡、台北、澳門和廣州五個地方合共4151名青少年，發現他們面對網絡欺凌的情況嚴重，曾遭受網絡欺凌的受害人多達72.9%，而曾網絡欺凌他人者亦有68%，最常見的網絡欺凌行為包括起底、騷擾及罵戰。許多曾經於網絡欺凌他人者，亦同時稱自己是受害人。在被網絡欺凌的人士中，僅兩成受害人會向他人求助。

欺凌行為多樣化

根據港大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的資料，網絡欺凌是指一人或一群人，以資訊科技或即時通訊科技，蓄意地針對另一人或另一群人，重複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這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以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關係。這些敵意行為，會對受害人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

對於精神滋擾，大家可能會比較明白，如涉及誣蔑、威脅、恐嚇、勒索、盜用身份、刑事破壞、在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分享受害人尷尬情況的影像、透過電郵、電話等發出令人極為厭惡、不雅、淫褻或具威脅性的訊息等等。但其實也會發生肉體上的滋擾，例如誘使進行性活動，以威脅或恐嚇手段促使他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進行非法性行為；又或者威脅兒童拍裸照，或參與其他涉及性的活動，並將這些行為拍下及儲存到電腦內。

以上種種網絡欺凌行為都有機會構成刑事罪行，如威脅傷害他人身體、名譽或財產（刑事恐嚇）、刑事損壞罪、威嚇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勒索罪或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等，會被判罰款或入獄。而恐嚇或誹謗等情況，受害人可提出民事訴訟，包括申請禁制令或控告網絡欺凌者。

啞忍或令欺凌者變本加厲

年輕人遇到網絡欺凌，大多數會想到自行處理，不願意告知家長及社工，也不想與別人傾訴，以為以行動封阻欺凌者，或離開網絡等會有效，但情況或會令欺凌者變本加厲。年青人或者會認為求助代表懦弱，但其實作出即時行動，向家長、老師或社工求助，才可能儘快把欺凌者識別出來，改善事件，不再令事件惡化下去。反之，如果自己單獨回應，或有可能成為另一位欺凌者，結果只會令事件白熱化。

但其實沒有一方會好受，無論是受害人或欺凌者，其抑鬱、焦慮及壓力指數均會顯著地高於他人。該報告亦有一重點指出，欺凌者的指數均會高於受害人。

保護自己私隱及小心網上言論態度

教育上，除了網絡技術、保安等知識，網絡言行態度及如何應對欺凌等內容，都很值得大家關注。

為免被人容易收集到敏感資料或私隱用作網上欺凌，就要小心在網絡上所上載或發佈的資料。不應在網絡上載個人資料，在私隱設定方面，我們亦要時常留意社交平台有沒有作出更改或提升。而對於認識不深，未可信賴的人士，要限制他們查看你的戶口，更不要與他們單獨見面。

對於自己的私隱要好好保護，不應隨意拍攝及上載色情照片，因可能會被人用作要脅，要你作真實的見面或威迫進行真正的性活動。

除了好好保護自己，在網絡言論方面，我們實在應該以尊重為原則，明白每人對不同事件會有不同的看法，不應隨意惡意抨擊或以言論與行為傷害別人。如不幸遇到辱罵性或威嚇性的電郵、短訊或其他訊息，應將之保留，以便日後作為提告欺凌行為及辨識欺凌者的有用證據。

我們普遍都會透過社交媒體，如WhatsApp、facebook接觸資訊或與朋友溝通，而社交媒體的發展極為迅速、影響力驚人，在我們生活中，或已成為習慣或宣傳的好幫手。但在使用它時，我們又或許未有認識到它的威力、趨勢，亦並未深切留意其引申出來關於私隱、保安等問題。

為此，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與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於7月9日下午，於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銅鑼灣服務中心一同合辦了「論盡社交媒體的型、銷與文化」研討會，向老師及對議題有興趣的人士講解。

第一部份：「策略數碼及社交媒體營銷」

分享嘉賓：凌羽一老師 (香港市務學會主席、創智市場策略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具豐富市場及教育經驗的凌羽一老師為我們分析：香港的市場，由起初六、七十年代，以廣告公司的創意來影響市場趨勢，慢慢地變化；八十年代以企業策略控制市場；九十年代被零售商的資訊主導：到二千年的數碼世代，消費者分享產品經驗，影響其聲譽，我們都會被外間的媒體資訊所影響。

凌羽一老師認為，到了現在廿一世紀，用媒體的人，也是媒體資訊的生產者，社交媒體大了，但受著群眾的影響。資訊散開的力量快、但不集中，不同年代的朋友，所喜歡的平台也不同。由於網上資訊流通快，訊息多以圖，配以一些字來做宣傳或分享，太多字反而不受歡迎。人們組成了很多網絡社區（community），在當中有很多資訊、經驗、文化的分享。

商家亦不太能夠控制這些社交媒體平台，只能以引導方式，敏銳於青少年的喜好，配合宣傳及推廣。因此，訊息不能硬推，只能引導、於社交平台凝聚人們，拉他們進來，與他們交流。

• 分享個案：黎明與咖啡

凌羽一老師提到這個個案：因黎天王一向的名聲，及於網上他所發的資訊回應正面評分（被LIKE指數）很高，負面回應非常少，所以該廣告商根據了數據分析，作出了邀請他作宣傳的決定，結果反應非常好。

另外，老師建議多與青少年溝通，他們所接收的訊息很多，應多了解、引導他們，讓他們的智慧有所提昇。

第二部份：「這非小事 -大數據、社媒及即時搜尋文化與私隱」

分享嘉賓：鍾宏安先生 (DotAsia亞洲域名註冊機構行政總裁)

一向熱心與青少年攜手關注網絡管治議題的鍾宏安先生（Edmon），認為人工智能、大數據及網上的私隱問題，對我們將來的影響會很深，所以在法例上，大家應該細心關注，不要以為與我們距離很遠。於公開的網絡平台中，任何人更可於任何時間、任何地方獲取資訊。

Edmon提醒，當我們在谷歌（Google）搜尋資料，不要以為我們能看到的東西很廣闊！因為搜尋引擎都會記錄，會將我們點擊的、瀏覽的範圍收窄，原因是想讓我們快點找到資料，但卻會令我們能看到的東西範圍收窄。它甚至會記錄了我們的私隱，把我們的資料賣出去。他認為，於網絡上，要做到能匿名、保障私隱及網絡保安三大功能，用戶才能說是安全。

他還提到兒童色情、被遺忘權及版權等議題，當中的灰色地帶及各方的考慮點都很多，實在要花很多時間去研究及改善現況，以衡量言論自由及網民的各種權益，也要在監察和保護中找到平衡，相信不會在短時間內可以解決問題。

• 時代不同　挑戰也不同

Edmon指出，以往資訊的量、發佈和接收速度及方式，和現在都很不同，人們現在趨向使用簡短的字去包含更多、更廣的意思，從美國奧巴馬總統所運用的網絡宣傳方式，便可略知一二。人們以往會認為一個人在社會就像是機器中的一個齒輪，群眾是平凡愚昧的，而且大家都是一樣；但在現今社會，人們會認為自己是網絡的其中一個點節，群眾是有智慧的，有待發掘，而且大家都是不同、獨特的。亦因此，大家都會面對不同的需要及挑戰。

新一代是數碼的原居民，經歷及面對過當中的問題，對這議題認識深了，學生們也願意去討論。Edmon建議我們要一起去面對、去改變網絡所引起的問題，共同想想可以為互聯網做些甚麼。

總結

現時我們仍留在使用社交網絡和應用程式的階段，當中的變化十分快，如何好好運用、發表言論及溝通，我們仍需要努力調整，讓自己及所代表的單位所發出的訊息可以變得合時及易於傳遞。

而對於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面對服務提供者其背後如何使用我們的資料，卻是毫不知情，對方亦不會透露。對此，我們應該積極了解，除了在使用前小心留意其細節，盡量在手機私隱設定上做好保護外，我們亦應常常留意法例上對市民的保護，在適當時發表意見。

凌羽一老師 (香港市務學會主席、創智市場策略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

鍾宏安先生 (DotAsia亞洲域名註冊機構行政總裁)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發言人鄧惠雄先生(右) 頒發感謝卡予凌羽一老師。

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先生(右) 頒發感謝卡予鍾宏安先生。

主辦單位各成員與鍾宏安先生合照。

美國同志運動中的跨性別政治爭議移師到校園。以下兩件事件值得家長和教育界留意：

一）六歲女童的兩名爸爸要求學校職員將女兒當作「男仔」看待，為她取了男孩名稱，又替她修了男孩髮型。

兒童托管中心經理馬德琳‧柯克西（Madeline Kirksey）一直認為應交由專業醫護去診斷該孩子的性別混淆。柯克西質疑孩子的爸爸們是否把「變性觀念」強加於自己的女兒身上。「有次她表示自己是女孩，當同學以那個男性名字稱呼她時，她尖叫：『我不是男仔！』」

學校曾發出教師指引，「變性學生會告訴你怎樣對待他們是最理想的。讓他們告知你有何想求，教師則以最好的稱呼和分組以配合他。」柯克西卻認為過早讓其他幼兒面對「同學變性」並不合宜，於是他提議要把有校內學生須要變性的情況知會其他家長。

正當其他家長開始關注事件，柯克西就接到解僱信，原因是拒絕以「男仔」看待該女童。就著這個不合理解僱，柯克西正打算展開訴訟。

二）一名生理性別是男生的學生得到醫生確診性別焦躁症，申請以女性身份就學。芝加哥211高中校區為這名「男變女學生」更改文件上的性別和稱呼，並容許他使用女洗手間及參加陸運會女子組。校內師生都對他的狀況表示理解。

學校考慮到更衣室空間有限，以及其他女學生的私隱，遂安排他使用獨立更衣室。於是「男變女學生」投訴學校禁止他使用公用女更衣室，是「不接受他是女性」，是為性別歧視。

校方解釋，「讓該學生使用公用女更衣室，等如在一群十五歲女學生面前展露男性裸體。」但教育局則認為只要在更衣室內提供浴簾就可避免以上情況，而且又指責學校沒有提供平等使用更衣室的機會。

經教育局調查後，局方在11月給予211高中校區三十天寬限期，讓「男變女學生」可以全面使用女更衣室。然而，學校堅決認為自己並無歧視；論到公開的更衣和淋浴設施，校方已考慮到變性學生的私隱並作出安排，但同時他們亦有責任保障所有男、女學生的尊嚴。

結果，學校將面對歧視檢控，及面臨失去政府600萬美元辦學經費資助。
 
 
 
相關新聞：
事件一

1. http://christiannews.net/2015/11/08/texas-childcare-center-manager-fired-for-refusing-to-refer-to-girl-as-boy/

2. http://www.breitbart.com/texas/2015/11/06/christian-daycare-worker-fired-refusing-call-little-girl-boy/

3. http://www.breitbart.com/texas/2015/11/09/christian-daycare-workers-fighting-back-fired-refusing-call-girl-boy/

 
事件二

1.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ct-doe-report-on-district-211-20151102-htmlstory.html

2. http://www.libertypress.net/index.php/news?rkey=20151102CG45756&filter=2985

3. http://www.christianpost.com/news/chicago-school-girls-bathroom-transgender-male-student-district-211-149183/

本年度香港書展已經閉幕，相信當中最能引起話題的書籍一定是以六歲女孩為主角的寫真集。「寫真」原是日本漢字，意指「相片」，對象可以是人像、動物、風景及建築物等，所以寫真集只是相片集而已。無奈香港歷年來出現眾多以性感女生為主題的寫真集，才讓人有「寫真集就是性感不雅」的感覺。可是，該本兒童寫真集中卻刊出兩三張被指有「兒童色情」成份的相片，最終出版商將書本落架，警方其後介入調查。

坊間已有大量文章就那些相片是否「兒童色情」作了深入討論，在此不贅。當該寫真集在書展開售後，書中幾張相片讓人感到不安，被指為「兒童色情」，有關當局亦收到市民的投訴，接著那幾張相片霎時在網絡上廣泛地流傳。

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任何人印刷、製作或發布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可處罰款200萬元及監禁八年；而管有兒童色情物品，亦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五年。如果那些相片最終被判為「兒童色情」，那不止出版社違法，當天在網絡上瘋傳相片的人，也同樣干犯了發布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至於仍然管有那本寫真集，及在電腦或手機中仍藏有那些相片檔案的人，則犯了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的法律，同樣有機會被刑事檢控。

筆者執筆之時當局尚未為相片是否構成「兒童色情」下定論，但這不代表那些相片完全沒有問題。所以，當我們遇到懷疑是「兒童色情」的資訊時，不該將它傳出去，而是要將它銷毀。這不止避免自己誤墮「兒童色情」的法網，更重要是保護那些資訊中的兒童，免他們承受第二重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