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明光社在2025年5月23日在訓練中心舉辦一次性教育願景分享會，邀請了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姑娘分享Z世代成長的挑戰 ，而另一位講員私人執業律師丘志強先生，則講解到青少年容易觸犯的性罪行，當日還有同工介紹到本社為學校主領的性教育工作坊及講座。

Z世代泛指約在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這一代的人在互聯網、智能科技普及的環境中成長，是真正的「數位原住民」，他們對不同科技產品的使用具備一定程度的敏感度。但程翠雲姑娘認為不應單純地以出生年份來劃分誰是數位原住民，因為除了出生年份，小孩成長的家庭環境，也會影響他們對這世界的理解。程姑娘認為Z世代既依賴科技又渴望真實，既焦慮未來又積極行動。她呼籲在場老師理解Z世代的成長背景，持開放態度並尊重其價值觀，以助彼此建立互信，共創雙贏。

丘志強律師表示本港的性罪行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非自願的性罪行」，在未得他人同意下侵犯他人的性自主，如猥褻侵犯罪、強姦、窺淫罪等；第二類是「為保障易受傷害人士而訂立之性罪行」，如與13歲或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促使21歲以下女童在香港或外地與第三者非法性交等；第三類是「為維護公眾道德而訂立之性罪行」，如與賣淫相關罪行、亂倫、獸交等。丘律師鼓勵老師成為學生的支援，並教導學生一旦遇到性騷擾及性侵犯，要拒絕沉默，勇敢說不。

筆者亦在當日介紹到本社致力推行的情性教育，它宣揚正確的性觀念，重視生命的尊貴、愛的承諾及性的委身，並肯定「婚姻」與「家庭」在社會中的功能，以回應現今世俗文化的挑戰。本社項目主任（性教育）熊嘉敏女士與筆者一同進行了簡單有趣的教學示範。會後不少老師都對本社的性教育感興趣，並與同工商討下學年合作的安排。

自2011年開始，本社便為各中小學主領性教育工作坊，至今已累積超過1,600場，我們除了同一時間最多可提供四班工作坊服務之外，也可為學校提供不同主題的學生專題講座、家長講座和教師訓練。如欲了解詳情，或邀請本社同工到校分享，歡迎致電2768 4204與鄧小姐聯絡，或點按以下連結。

明光社情性教育理念

明光社學校專題講座或工作坊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傳統上去評估傳道牧者是否忠心和委身事奉，往往是看他／她是否終日忙於事奉、廢寢忘餐、隨傳隨到，不會計較薪酬、時間和福利，甚至願意「拋妻棄子」，為了事奉而將妻兒（或夫女）暫擱一旁。更重要的不只弟兄姊妹對牧者有此期望，不少牧者亦不覺得這類期望有問題、甚至以此為榮。倘若這些牧者是獨身的還好，起碼不會冷落妻兒，可以像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樣了無牽掛，全心事奉。但既然不少傳道牧者選擇結婚，並且生兒育女，若果因為疏於照顧家人而令配偶和子女經常埋怨、甚至討厭教會，這恐怕並非教會之福，反而有失見證。

當然，今時今日有些教會又抱怨有些同工過份著重薪酬福利、工作時間及假期，並且斤斤計較，莫說有急事時不會隨傳隨到，亦不願意額外做一些與原定職務無關的事，似乎鐘擺有時又由一個極端擺去另一個極端，牧職好像變成了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委身的召命。

為了推動教會，令教會與家庭之間能夠有更好的協調，做到榮神益人，讓人看到教會不單在口頭上重視家庭，而在許多安排上亦身體力行，令教會的同工和所有事奉者不會顧此失彼，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推出的研究及週年研討會，特意探討教會的家庭友善政策這課題，調查對象包括教牧同工、長執、領袖和一般信徒。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約七成）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在為「所屬堂會了解家庭友善措施的重要」表達評量同意程度時，在1分（最低）至7分（最高）之中，大部份受訪者給予5分或以上。同時，大部份受訪者普遍高度認同促進家庭關係和諧是基督教核心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教會有責任推廣家庭價值。受訪者亦認同教會有責任維繫家庭生活，以及認同教會應致力為同工提供家庭友善的環境，但所屬堂會對此的重視程度、資源投放、以及措施力度均有改善空間。

在分析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困難時，受訪者認為堂會未能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原因，以教會財政、同工數目、行政體系、以及堂會所持的神學觀念這四個因素為主。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長執（僱主）比教牧同工（僱員）對於執行家庭友善政策，持有更開放態度，令人欣慰。不過，近年在移民潮、退休潮和年青人離開堂會現象的影響下，不少堂會的奉獻都下跌，若果堂會需要交租或仍然要供樓，面對的情況會更加嚴峻，對改善同工待遇可能有心無力。其實，若果堂會和機構本身資源有限，作為同工的當然要諒解；若果有能力，那麼給予同工合理、足以應付現時一般生活水平家庭開支的薪酬是應該的，不應因為同工是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壓低其薪津，教會與家庭從不對立，應該共創雙贏。而大家在考慮堂會和機構的家庭友善政策的時候，不要只將重點放在金錢上，更重要的是信念，當大家真正擁抱家庭友善的時候，許多方法就自然出現。

其實許多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一定是金錢而是同理心，要主動為同工的不同需要多走一步。例如考慮同工不同的家庭崗位而採取彈性的上班時間，如方便同工送年幼子女上學、照顧家中的長者、晚上為家人預備晚餐等等，只要不會妨礙一些必須的工作，同工早一點或晚一點上班下班又有甚麼問題呢？當同工因為子女考試、陪家人覆診或處理一些私人事務，讓他們彈性地請半天甚或一兩小時的假又何妨呢？很多同工都想儲些假期陪伴家人或去旅遊，毋須動輒請一天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方便，而行政上亦不見得十分繁複，何樂而不為？此外，疫情期間大家已習慣在家工作和網上會議，若同工有特別需要，又不影響必要的工作，每星期有部份時間在家工作，有些會議不用專程回堂會或機構開，只需網上討論，就可以令一些同工節省不少交通時間。

一些堂會很多時星期六、日都要求同工當值，希望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弟兄姊妹，但現實上卻未必有弟兄姊妹踴躍出現，而同工卻少了參與家庭活動的機會。其實星期六上午堂會一般沒有活動，何不讓同工放假呢？而星期六、日下午雖然活動及會議較多，但若多於一名同工有需要，可以讓他們輪流放假陪伴家人（特別是年幼子女），就算只有一名同工，每個月起碼讓他／她有一兩個星期六或日下午休息陪伴家人，也是會眾應該接納和體諒的。

其實不只同工，長執或熱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因為事奉而「拋妻棄子」，堂會在安排活動的時候，應多考慮讓他們全家人可以一起參與，以及避免在星期六、日召開一些冗長的會議，很多安排最重要的是多考慮參與者的需要，作更多彈性（或人性化）的安排，而不是將堂會的事工放在最高的位置，堂會是為人而設，不應令堂會的活動成為扭曲人性、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家庭友善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些規條，而是鼓勵大家由心出發，將維護和提升家人之間的關係，常常放在心間，成為我們作出任何決定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只要大家真心重視家庭，友善的政策自然就會出現。

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已經響起了警鐘。在2023年公佈的「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調查」顯示，影響年輕人精神健康的三個主要因素，分別是學業成績（95.1%）、家人期望（93.7%）與家庭關係（92.2%）。[1] 這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無數深夜書桌前疲倦身影的真實寫照，亦令親子關係處於巨大的張力之下。

「贏在起跑線」的觀念深植於香港教育土壤。大學熱門科目的學額僧多粥少，不同學科畢業生的社經地位與薪酬懸殊，驅使許多家長將學業成績視為家庭的核心投資，爭入名校、密集補習，讓大小興趣班填滿日程，都成為了家長的具體行動。當補習進修成為風氣，「不進則退」的焦慮亦隨之出現。部份家長半推半就地捲入競爭漩渦，深恐片刻鬆懈便導致孩子成績下滑，前程大受影響，層層疊加的壓力掉落在父母、孩子的肩膊上。

壓垮人的完美主義

父母愛惜孩子，為了孩子的將來未雨綢繆、出錢出力，而孩子亦渴望回應父母的期待，令雙方常不自覺地背上了完美主義的枷鎖。有學者列出了三種完美主義的面貌，它們分別是自我導向、他人導向及社會期許完美主義。[2]

如果孩子背負自我導向完美主義的枷鎖，他們會將極高的標準內化，嚴苛審視自身。一些深夜苦讀至崩潰仍自責「未夠好」的中學生，或因一次測驗失手便全盤否定自己的高小生，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們的內心總是迴盪著「我必須滿分」，當不能達到這極高標準時，就自覺羞恥，甚至厭惡自己。背負他人導向完美主義枷鎖的父母，會將不切實際的期望投射於孩子身上，例如孩子數學考試得了92分，父母仍會死盯著8分失分，給孩子傳遞出「你達不到要求」的訊息，直接影響親子的情感依附關係。至於受困於社會期許完美主義枷鎖的父母，盲目地相信「社會只接納完美的人」，他們認定「非band 1學校不可」，或強迫孩子參加毫無興趣的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只因他們深信「人人都在上這些課程」，其背後邏輯是「不完美會立即被淘汰」，他們盡全力迎合社會的期望，以換取認同。

消失了的遊戲時間

為追求成績，部份家長以過量補習擠壓孩子，令他們喪失了自由遊戲時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建議，兒童每日應享有多於一小時的自由遊戲時間。然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約1,000名受訪小學學童中，僅不足半數學童達標，每日有多於一小時自由遊戲時間，24%學童每日遊戲少於一小時，9%更完全沒有遊戲時間。[3] 「自主」是自由遊戲的重要元素，遊戲由孩子主導內容及人數，亦毋須追求特定成果；[4] 這與目標導向的興趣班，本質上截然不同。上述調查更發現功課時數是影響兒童社交能力的其中一項生活元素，而功課時數愈少，愈能對學童社交能力造成正面影響。如此看來，學習時數與遊戲時間確實需要取得平衡，讓孩子有充足的機會在遊戲中掌握社交技巧及減輕生活壓力。

追求進步跟高標準、完美主義存在關鍵差異，追求進步鼓勵成長，完美主義卻帶來窒息和壓迫。家長需敏銳辨別，孩子的努力源於熱愛與好奇，抑或出於恐懼或焦慮？當孩子呈上成績單時，父母的反應是關懷的擁抱，抑或是永不滿足的挑剔及有保留的讚賞？

是旦主義的三重智慧

完美主義或帶來短期成效，卻侵蝕身心健康，更令親子關係備受分數戰的衝擊。難道這些真是家長所期待的嗎？當家長感到迷失之時，「是旦主義」（Sidanism）以三重智慧提供了轉念之路，以「接納真實」（acceptance）、「跳過執念」（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幫助人調整一下想法。

父母可以怎樣應用是旦主義？父母得「接納」孩子是獨立個體，有其優勢與局限，也要接納自己並非超人，無法掌控所有變數。如果孩子的數學邏輯思維薄弱卻有豐富藝術天份，作為父母，與其努力改變現狀，強求孩子成為「全能」學生，不如是旦地接納孩子的天賦特質。「跳過執念」的智慧是指假如難題如山攔路，像孩子遇上難以學懂的方程式，與其死纏令父母跟孩子都身心俱疲，不如戰略性繞道而行，稍作休息，這非放棄，而是相信人們擁有的心理調節力，在共享雪糕、漫步公園之際，答案或於放鬆時自然浮現。最後是「活在當下」的智慧，父母需掙脫「未來成功學」的單一劇本，珍惜與孩子相處的時光。週末拋開功課進度表，是旦地躺於草地上觀賞白雲；晚餐時餐桌上不談成績分數，輕鬆地聊聊今日發生的無聊趣事。[5] 成功不必狹隘地與名校光環、獎牌數目畫上等號，從容地享用一碗熱粥、共創一幅充滿童真的塗鴉，皆是當下值得欣賞的小美善，其實父母跟孩子何需科科滿分才能展現笑顏？

給孩子最珍貴的裝備

面對人工智能（AI）浪潮，今日所謂的熱門工種或成他朝的夕陽產業。父母能給予孩子最珍貴的裝備，絕非成績分數或獎牌數目，而是堅實的親子關係所帶來的情感支持，培養孩子有穩定情緒與善待自己的智慧，並且能夠明白即使生命有起伏，仍可豁達面對。這些珍貴特質正是AI無法複製的核心競爭力。親愛的家長，讓我們鬆開完美主義的枷鎖，我們養育的是孩子，而非一張成績單，守護孩子的內在光芒，遠比執著分數更能為其照亮前路。

《陪你走最後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是一本充滿溫暖與實務指引的書，作者孫岩以自己的院牧經驗為基礎，結合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將有關內容結集成書，以為晚期病患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持，實現全人關顧，讓讀者有機會學習善終、善別、善生。

香港統計處在2022年公佈全港無酬照顧者高達16.4萬人，他們因長期投入照顧家人，常忽略自身的身心健康，不少人面臨情緒和壓力問題，甚至弄出家庭悲劇。因此這書不僅關注病患需求，也強調照顧者的自我關懷，特別在香港社會的現況下，這方面的內容顯得尤為重要。書中載有一些簡單的自我檢驗方法，讓照顧者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況，亦為負荷指數高的照顧者提供一些紓壓的方法。

書中亦關注晚期病患的身體情況，當生命進入最後階段時他們的身體會日漸衰竭，而家屬往往希望醫護人員盡一切努力作出挽救，但作者提醒讀者心肺復甦法和導管餵食等醫療安排對臨終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讓病人不得安寧。如果能夠透過一些方法拯救病者的生命當然是好事，但病者日後的生活質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孝道，其實在合適的時間放手也是一個孝順的表現，這可以讓臨終者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當親人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喪親者的哀痛之路便開始，作者亦關心喪親者情況，提供了幫助他們處理哀傷的資訊。

陪伴病患是一個需要智慧與勇氣的旅程，這書不僅是照顧者的實用指南，也是一本讓人重新思考生命價值的著作，值得每一位正在或將會面對生命終點議題的人細讀。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前一陣子美以伊的戰爭成為了熱門話題，在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紛紛發表評論。坦白說，若果以學術標準去衡量，許多評論都是不合格的。我這樣說並不是針對那些網紅的立場，關鍵問題是：許多主要意見領袖連基本歷史都搞錯了。

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和邁向政教分離？

例如一位擁有三十幾萬訂戶的網紅談論伊朗的神權統治，他指出：在政教合一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壓制，伊朗的出路應該是脫離政教合一，走向世俗化。他說西方社會也走過這條漫長的道路，天主教、基督教在千多年來亦是政教合一，直至英國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才漸漸淡化下來。

聽見這話的時候我幾乎昏到，稍為熟悉宗教歷史的人都知道，發起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亨利八世與天主教會決裂，神學思想、政治主張並不是雙方的爭拗點，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八世想離婚，但教宗不批准。隨後英國國教擺脫了梵蒂岡，但政教合一的基調完全沒有改變。在宗教改革期間，其實加爾文在日內瓦亦是搞神權統治。西方世俗化的真正思想源頭是啟蒙運動，推動者包括伏爾泰、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例如洛克極力主張容忍不同宗教思想，政府不應該干涉人民的信仰。而將政教分離落實的是美國獨立革命之後成立的新政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標明：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去確立國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

列根售賣武器給伊朗去打擊伊拉克？

此外，一位網台政治評論員在回顧美國與伊朗的歷史時提出「伊朗門事件」，他說美國的列根總統秘密售賣武器給伊朗，是為了打擊伊拉克，但伊拉克挺過來，直至老布殊、小布殊總統上任，美國才能夠襲擊和摧毀伊拉克政權。

這是完全顛倒過來的！1979年高美尼成功奪取伊朗統治權之後，對外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支持伊拉克，從而對抗日益向外擴張的伊朗勢力，列根政府對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共享情報，並且間接運送武器。列根政府也向伊朗出售武器，但這是因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挾持了美國人質，列根政府公開宣稱不會與恐怖份子談判，故此只能夠暗地裡通過伊朗的渠道營救人質，而販賣軍火得來的資金，則用來資助對抗蘇聯陣營的尼加拉瓜反共游擊隊。

什葉派好戰，遜尼派愛和平？

在另一個中文頻道中，一位網紅提及伊朗神權政府的什葉派背景，他說什葉派是好戰份子，而遜尼派是和平的。此話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哈馬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曾經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事實上，兩個派系的極端份子都不斷地互相仇殺，舉例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遜尼派叛亂份子（尤其是伊拉克基地組織）將什葉派平民和聖地作為攻擊目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2006年轟炸阿斯卡里清真寺，這次攻擊引發報復性殺戮，並將伊拉克推向內戰。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阿薩德政權得到了伊朗和真主黨的支持，從而對付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遜尼派反叛組織，後者經常襲擊什葉派社區和標誌性建築。在巴基斯坦，「虔誠軍」等遜尼派武裝組織經常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發動炸彈襲擊和槍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阿富汗也發生了類似的暴行，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派」（ISIS-Khorasan）多次轟炸什葉派學校和清真寺。在波斯灣區域，沙地阿拉伯鎮壓什葉派異見人士。在也門，伊朗支持的什葉派胡塞武裝與沙地阿拉伯領導的遜尼派聯盟進行了多年的殘酷鬥爭。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網紅應該知道查證資料和社會責任

在資訊封閉的國家，人民固然會受困於愚民教育。然而，資訊發達和自由的國家卻好像發生了殊途同歸的現象，如今互聯網上充斥著錯謬的資訊，有些是故意的歪曲，有些是「無心」之失，我將無心這兩個字放入引號裡面，因為這情況發生在有意無意之間。許多網紅都受過大學教育，有些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蒐集和查證資料，也包括了研究倫理，例如錯誤資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他們應該知道這一切，但仍然如此粗疏，故此無心並不是開脫的藉口。

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共通點：想當然耳

而很多讀者、聽眾也不會花時間核實資料，結果整個社會出現了人類集體幻覺這怪現象。現在很多人擔憂「人工智能幻覺」（AI Hallucination）這問題，人工智能幻覺是指大型語言模型產生的訊息看似很有說服力，但有時候是錯誤，甚至是憑空捏造的。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是一種基於或然率的預測模型，即使資料不足，它仍然會猜測可能的答案，從而填補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是很人性化的，這種「有斷估、冇辛苦」的做法是普遍的人性，《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記載：孔融與曹操談論歷史問題的時候，孔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於是追問孔融這是出於何經何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機械學習會不斷自我完善

不過，「人工智能幻覺」與人類幻覺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會認錯和修正，畢竟，機械學習的特徵就是檢討錯誤、不斷吸收新資訊、不斷完善自己。有好幾次人工智能向我提供錯誤的資訊，我向它反駁，並且提出證據，人工智能馬上道歉，跟著認真地重新搜集資料，最後生產出正確的答案。

但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我舉出幾多有力的證據，對方仍然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往往提出的理由是千奇百怪，例如說「現在傳播的資料都是被深層政府操控」、「你已經被洗腦」、「你已經中了毒」等等。

而且，人工智能的錯誤目前還偏向個體使用情境下的問題，但通過社交媒體而傳播的人類集體幻覺，往往導致的是社會撕裂、人民支持錯誤的政策、歷史錯誤不斷循環，從這個角度說，人類幻覺的社會成本其實更高、更難修正。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現代人的互動正在悄悄改變，智能手機作為「24小時隨身連結工具」，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與世界連繫的方式。餐廳裡常見到同桌家人一起吃飯卻各自滑手機的畫面，這種「人在心不在」的狀態，反映出親子關係面對的難題——當孩子開口要手機時，家長不僅要決定是否給予工具，更要深思如何協助孩子在虛實世界間取得平衡。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聚會中分享了一些實用建議。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

手機確實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黃博士指出教育應用程式能將知識變成遊戲、通訊軟體可培養團隊合作、日程管理能訓練時間規劃。然而智能手機若使用失當，可能導致孩子沉迷網絡遊戲、錯失透過現實世界的互動培養同理心的機會。家長擔心孩子走進螢幕世界後，可能因為沉迷網絡遊戲，失去重要人生體驗，而同理心、耐性、說話能力都是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才能建立的，而在科技浪潮中，孩子正逐漸失去這些特質。

親子會因為手機起衝突，而這些衝突常源於兩代在經驗上的差異，父母眼中「埋頭打機」是逃避現實，對孩子而言是社交日常，家長憂慮社交媒體易令人沉迷，青少年卻視它們為建立友誼與紓壓的渠道。黃博士提醒家長，衝突若處理不當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孩子現實受挫就更投入網絡即時回饋，家長焦慮失控就加強對孩子的監控，最終破壞親子關係。她指出破解兩者分歧的關鍵在於培養「數位智慧」，而非完全隔絕科技。

建立手機的使用規範

黃博士提出的「管教五步曲」，包括了解孩子、情感溝通、訂立協議、執行協議和自律，家長與孩子共同制定使用手機的規則時，重點在展現尊重與理解。例如餐桌禁用手機是守護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睡前禁用手機是幫助孩子建立生活界線與自我控制能力，這些規範都在平衡科技使用與親子連結，讓孩子體會「離線時刻」的價值。

智能手機帶來「永遠在線」的方便，卻讓用戶失去獨處的能力。其實人際連結與獨處，對成長是同等重要，青少年特別需要空白時間來探索自我、需要思考價值觀、學習同理心、管理並表達自己的感受。[1] 黃博士建議家長可透過定期安排家庭活動與興趣培養的項目，來創造實體互動的滿足感，這有助減少孩子對手機的依賴。

在應用程式管理層面，黃博士重視預防多於監控。家長定期檢視孩子手機內安裝的應用程式，不是要分秒監控他們，而是要培養其自律意識。家長需要評估應用程式內容的適齡性，同時也要教導孩子掌握網絡安全觀念，例如懂得保護個人資料，辨識網絡陷阱，理解某些網站為何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與住址，如情況不明便拒絕提供敏感資料。日常教導和練習能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數位安全意識，並逐步發展自我保護能力。

沉溺行為背後的心結

網絡時代人們既追求自由又需要歸屬感，寧可與其他人保持聯絡，但就不願意彼此有深入的交通。[2] 上網打機恰好提供了抽離現實卻保持連結的空間，參與者可在其中紓緩內心的焦慮。黃博士指出，當孩子突然沉迷網絡遊戲，往往反映出孩子正經歷人際困境或學業壓力，例如朋友離別、失戀、被排擠或成績退步等。此時家長應成為守護者和引導者，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疏導情緒。透過細心觀察與情感支持，能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理解到孩子行為背後的動機，家長可以這種方式回應孩子沉迷網絡的情況，而不是立即禁止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或責備他們。

黃博士指出在決定是否給孩子智能手機時應考慮其年齡、成熟度和需求。家長應評估孩子的責任感和自律能力，並與孩子討論使用手機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家長保持開放的態度，樂意與孩子溝通，逐步引導他們正確使用科技產品，並避免沉迷網絡世界。

以身教展現數位素養

我們不必否定或抗拒科技發展，但應讓它在合適的位置發揮其真正價值。當家長擔心智能手機會削弱孩子的專注力，或減低對建立友誼的興趣時，便更應該透過身教來教導孩子同理心和關注真實事物的重要。家長可以從非常簡單的事情著手，多展現對其他人的重視和尊重，在吃飯時、在遊樂場、車上或與人見面時不要用手機，並且主動在網絡世界保護自己的隱私。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往來真實與虛擬世界時持守著平衡，[3] 幫助孩子學會使用科技但不至於迷失其中。

十年磨一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在慶祝一百週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一冊），十年後出版了第二冊，能夠在書中榜上有名，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已經跑完當跑的路，回到天父的懷裡。第一冊所記述的主要是與聯會息息相關的華人教牧和在不同領域有貢獻的信徒領袖。而第二冊則添上許多與香港早期教會發展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包括大家較為熟識的何明華、劉福群、汪長仁、戴紹曾……不少名字聽起來還以為是中國人，那一代的宣教士對中國和香港的感情十分深厚，有些甚至退休後亦沒有離開，死於香港。

另一方面，第二冊記述了許多大家更為熟識，不少更是大家聽過他們親身教導的華人教牧和信徒領袖，如金新宇、李非吾、麥希真、陳喜謙、張慕皚、沈宣仁、費明儀、聶錦勳……對於一些他們曾經牧養或教導過的弟兄姊妹來說，相信不少片段仍歷歷在目。

讀人物傳記的最大得著是溫故知新，每個年代也有每個年代的難處，但每個難關都有神忠心的僕人繼續在牧養和帶領祂的羊，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甚麼空前絕後，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紀大災難，先賢無論在任何環境，都繼續忠心服侍、至死方休的精神，讓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香港的信徒有時目光太窄，只看到眼前的難處，只看到自己的堂會，而缺乏了歷史感和國度的視野，將自己的問題放得太大，忘記了我們其實是與歷代的教會和聖徒相通的。

由於本書收錄的名單很長，書中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蹟都只能簡單概述，就像一些小品文章一樣，不過，正好方便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偶讀幾篇，從不同人物寶貴的人生經歷中刺激我們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奉的態度。「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