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學童壓力的源頭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隨著生殖科技的普及，全球已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是透過捐贈/購買卵子或精子而誕生。根據《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的調查，[1]84.6%的成人得知自己是透過捐贈受孕後，產生了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的改變，亦有48.5%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以上的數據，不禁令人追問：捐贈受孕是對誰有益，又對誰有害？

很多父或母為追求下一代而選擇透過捐贈的卵子或精子受孕，但卻忽視了下一代的心理質素與掙扎。要聽見這些被捐贈受孕者（Donor Conceived People, DCP）的真實心聲並不容易。他們或在成長過程中，礙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保持沉默。然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愈來愈多DCP成年後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本文將結合他們的經歷及一些實證研究，探討「捐贈受孕」背後不容忽視的心理與倫理挑戰。

預先設計的遺棄

在社交平台Reddit上，一位透過捐精受孕的網友megafaunaenthusiast （推斷為女性）分享了她的掙扎。[2] 她坦言，在童年、青少年甚至20歲出頭時，她在感情生活中面臨巨大的困難，難以完全投入一段親密關係。她將「捐精受孕」與「捐贈者匿名」這件事，深深內化為一種「被遺棄的傷害」（abandonment wound）。她寫道：「如果我身上有一半的基因來源，可以毫不留情地拋棄我，甚至拿了錢就走，完全不在乎我人在哪裡、過得好不好；那麼，如果我從別人的生命中消失了，我的存在難道還值得被在乎嗎？」這種強烈的自我價值低落，讓她發展出「迴避型依附」的人格特質並排斥社交。

直到27歲左右，她才意識到這一切的根源。許多父母會對孩子說：「因為一位好心先生捐贈了精子，我們才能擁有你。」但對她而言，這句話唯一的意義卻是「愛就是留下別人，然後轉身離去」。這位網友的分享正道出很多DCP的共同心聲，她的心理創傷並非因為撫養她的父母不愛她，而是因為她的「被製造過程」本身，就隱含了一種「預設性的遺棄」。

愛不能取代一切

另一個個案記載在故事徵集平台AnonymousUs.org，[3] 個案打破了經常聽到的「只要給孩子足夠的愛就沒問題」的迷思。這位分享者在充滿愛的環境下長大，她形容自己是「被寵的孩子」。成年後她卻意識到，她的需要並不止於此，愛無法填補對一半血緣一無所知的事實。

她指出，剝奪孩子與親生父母建立聯繫的權利，是由撫養父母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而這決定是故意的。這往往會讓DCP感到內疚、憤怒、羞愧，甚至覺得自己被「物化」。儘管她深愛著母親，但也常常因為覺得母親當初的決定出於自私而感到憤恨。在成長過程中，她曾因被要求在全班面前展示家譜而感到尷尬；直到今日，她的母系親屬亦因為她的「與眾不同」而排斥她，讓她感到自己是個異類。

基因斷層與商品化的影響

學者Elizabeth Marquardt在2010年發表的研究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4] 中指出，超過一半的DCP表示，當看到與自己長得相似的陌生人時，會忍不住猜想「那是不是我的親戚？」該研究亦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令他們困擾的是「為了懷上我而進行了金錢交易」，而4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酬勞而提供精子或卵子給他人育子是錯誤的」。

近一半DCP曾害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有血緣關係的人發生性關係。近半的受訪者對捐贈受孕制度本身存有疑慮或嚴重的反對意見，而那些「反對捐贈受孕的做法」者中，近半表示他們覺得無法在整個社會面前表達這些負面觀點，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上述提到的《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曾發表一項針對143名捐贈受孕成人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的數據︰[5]

1. 絕大多數受訪者（85%）表示，在得知自己的受孕方式後，他們的「自我認知」（Shift in their sense of self）發生了轉變。許多受訪者在得知真相後尋求心理支持，包括單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類藥物。
2. 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更了解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背景。當被問及他們多久會想到自己是捐精受孕時，74%的受訪者回答「經常」或「非常經常」。
3. 近70%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不應鼓勵人們向有需要的人捐卵或捐精。62.2%的受訪者認為，除了手術費用之外，為捐贈的卵子或精子支付金錢是錯誤的。

捐贈受孕的技術可能對不孕的家庭或單身人士滿足了擁有子女的慾望。然而對於這班因此技術而成孕的DCP來說，他們對一半基因無知的缺憾卻是真實存在且伴隨一生。從以上的案例及數據可見，愛固然偉大，卻無法完全取代血緣知情權。在追求生殖科技便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此技術對下一代造成的深遠心理影響，探討相關的倫理問題。

不知不覺又到了預備復活節的大齋期，又名預苦期，大齋期從週三的聖灰日（Ash Wednesday）開始，到復活節前夕結束（不包括主日，共40天）。本週介紹《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同行40天》一書，正適合在大齋期閱讀。此書原作者是美國的靈修學教授大衛．邁思勤（J. David Muyskens），書中介紹歸心禱告 (Centering Prayer) 以幫助讀者從忙碌的生活中返回內心，並與上帝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正配合大齋期的目的，要信徒反省信仰、更新和強化屬靈生命。

書中每天都有讀經指示，以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即運用經文來祈禱的方法，去領受上帝的一個字或一個片語，透過思考它對自己的意義，安歇在上帝的裡面。在默觀中，聖經的字句會深深沉澱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對人的態度、言行產生潛移默化。此書強調歸心祈禱不是用很多言語表達自己，而是進入靜默，專注與上帝的同在，歸心祈禱注重被動的聆聽與交託，讓上帝在靜默中說話。全書的40天操練，不單可在大齋期使用，也可用於平日靈修。書的前部分介紹歸心祈禱的內容、實際做法及操練建議，後部分則帶讀者進入更深刻的屬靈洞見與應用。讓我們一同在大齋期省察生命並默想耶穌受苦與復活的恩典。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當親人或朋友離世，其遺體不可見或者無法見，喪親者所承受的失落和痛苦，往往會比一般情況更加複雜且深重。這不僅關乎對死亡的接受，還因為無法完成告別儀式而產生了心理創傷，以及對死者無法好好道別的遺憾。最近宏福苑火災，有些遇難者曾經失聯，有些身體被燒成灰燼，對他們的親友來說，都會造成難以化解的精神困境。

沒有遺體的創傷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稱：「上帝為人類設計生、離、死、別，當中的哀傷是總有平復的一天。完整的告別儀式能幫助人們疏導情緒，接受現實。沒有遺體的失落之所以難以接受，是因為它奪取了人們進行完整告別儀式的機會。」然而，喪親者在這種失落之下，有些人會責怪自己或他人。廖醫生舉例稱，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當初曾勸親友搬來自己家住，對方卻不願意，結果在火災中離世，甚至燒成灰燼，這會為喪親者帶來無法解開的愧疚；有些選擇了不看親人遺體，但之後卻因此而內疚自責，這類個案反而更難撫平傷痛。類似的故事可能用上十年時間也原諒不了死者或自己，這就是心理學的持續性悲傷障礙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這種內疚感的破壞力極大，因為有些喪親者視領取完整遺體十分重要，如果剝奪其中的過程，情緒便無法得到疏導，可能影響生活、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沒有遺體的失落更容易導致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如睡眠困擾、無法集中精力進行日常活動、影響工作與學習；在極端情況下，更可能出現自殺念頭和沉溺行為，包括濫用藥物、酒精或毒品。喪親者亦可能會作出自我社交隔離，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或會有思想偏差，選擇追隨死者而去。

療癒．持續的關心

要療癒這種失落，我們應協助他們尋求心靈的安慰和疏解情緒，廖醫生建議，旁人可嘗試提供心靈上的慰藉讓他們過渡，並慢慢接受事實。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案的復元時間較長，而時間的長短要視乎當事人的性格和情況。他舉例，不少士兵是因為戰死沙場而找不到屍體，這在戰爭時期是十分平常的事；亦有一些人是因為害怕而自己選擇不看親友遺體的，這些個案一般的復元時間會較短。要疏導這種的失落，加速其復元時間，我們要引導死者親人明白，見不見遺體未必是重要的事，我們並需要給予持續的關心。

療癒．及時、主動、專業的幫助

以今次火災為例，求助的個案很多，但真正有需要及高危人士往往都是被動的，要靠有經驗的社工、輔導員和醫療人員主動地尋找及跟進，這些因失去親友而崩潰的家屬可能會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至可能會自殺，追隨死者而去。故此廖醫生建議應該提前去尋找這班沉默的需要者，這些人更加需要被發現和支持，給予他們時間、空間、陪伴、安慰和鼓勵。這類個案的複雜性未必是一位社工便能應付，廖醫生強調專業人士之間也需要不斷的求助，一個社工若自評不能應付，必須要報告上司，讓更多受訓的心理學家、社工來幫忙；如果一位初級醫生不懂處理，便要找一個更高級的醫生，甚至找一些更專業的人士早點去幫助，不應等到出了事才處理，也不要輕視任何自殺警號。

療癒．三個T：Tear Time Talk

要讓失去親友者紓發情緒，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表達，留意並保持聯繫，在療癒的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T：

Tear讓他們哭泣：沒有遺體，意味著在告別儀式中存在欠缺，情緒可能因此被壓抑或無處安放，我們接納這些眼淚，讓他們把無形的哀傷化為行動，創造「儀式性」的釋放，以填補當中的失去。

Talk 表達情緒：鼓勵他們用言語或其他方式表達內心感受，通過表達，讓內心的混亂、傷痛，慢慢被修整、梳理，希望盡早釋懷。

Time 給予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接受：不用催促、不用評論，默默地陪伴他們渡過這段時間。沒有遺體，可能讓「接受事實」的過程變得艱難，通過時間讓家人學習可以用其他方法去紀念這位親人。

療癒．先處理生活所需

廖醫生提醒我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需要急忙去傳福音，而應該專注於實際的生活需要，如提供食物、教育、工作機會、住房等。就今次火災而言，失去親人者面臨的往往不僅是心理創傷，還包括多重的實質性失落，因為事件可能涉及多方面的損失，如失去親人、失去遺體、失去房屋、失去經濟支柱等。因此，社工或教會對於這些家庭要特別關注，因為他們的復元過程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亦預計會有很多問題。他們當中，或許有人是打算結婚、移民、開公司或升學，這些計劃可能都被打亂了。要讓他們感到實質的幫助，要先處理他們當前的難題，先幫助他們安頓生活的需要。對於沒有遺體的失落，療癒的目標是在不可改變的遺憾中找到一種能共存的方式，以填補這份失落。沒有遺體的失落所帶來的創傷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退，但透過及時的專業幫助、教會的陪伴、政府的透明、公義的政策，失去親人者終能找到療癒之路。

想明白千禧世代群體想什麼？想牧養、關心這個群體？這本書值得一看！

生於千禧世代的作者潘正行牧師，作為這個世代的一員，他以第一身的角度及經歷去述說自己的感受，再引伸講述千禧世代群體的不同矛盾與掙扎。千禧世代即出生在1981年至1996年間，亦被形容為Y世代，Y世代給人的印象是年輕、充滿活力。作者的一位X世代朋友更說28-45歲正值人生命的黃金時期，既有人生經驗，又願意接受新事物。然而，這個群體所面對的人生挑戰，遠超外人想像，透過閱讀此書，可讓我們更加了解、明白和體諒。

千禧世代，由於出生率低，資源也愈豐富，被形容為活在失序的當下，這群人不想重複前人的經歷，希望重新創造自己的人生。然而，潘牧師在書中勉勵這世代的同行者：縱然這個世界並不完美，也要活出價值，最關鍵是要與上帝建立一種「I THOU」的親密關係。

牧養千禧世代的教會也要適時作出調整，如書中引述有教會因男性信徒留長髮而遭禁止參與事奉，但耶穌在聖畫卻正是一位長髮男子，潘牧師用這個例子指出兩代的不同與矛盾，亦正是教會不能吸引年青人的原因。

一項調查顯示[1]，香港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其衝突程度與廣州、台灣等比較是最高的。調查結果亦顯示，父母與子女的溝通、施行的管教模式和同理心多寡，對親子關係均同樣重要，若父母對子女愈多正面回饋和管教規範，親子關係也會愈好。由此可見，適當的「管教」是有助改善親子關係的，不過，所指的管教，並非要作出過度的干預和控制，而是要與子女訂立界線。筆者認為，要幫助在青春風暴期中的子女順利過渡這個階段，及早跟他們訂立明確的界線、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並同理心，三者缺一不可。

一、及早訂立界線

優質的親子關係，需要父母有智慧的陪伴與引導。在青少年建立自我認同的關鍵階段，適當的界線能讓子女處於安全網內，並培養他們的責任感。舉例，學童到了某個年紀，便可以離校午膳，父母或許怕孩子每餐胡亂飲食，也擔心他們揮霍金錢，這時候父母可嘗試與子女訂立午膳界線。比方說，孩子每日都需要保留午餐收據，然後憑收據領取一次指定金額的零用錢。這個機制看似簡單，但卻可帶出多重果效，透過收據，父母能了解孩子的飲食選擇是否健康，亦可藉此觀察他與同學的社交互動，更了解他的校園生活。同時，孩子也學會在可控的範圍內管理金錢。

又例如當孩子提出想去夜街，不少父母都會感到很躊躇，但與其直接禁止，不如與子女商討明確的界線，先向他表達你的憂慮：「我知道有時候與朋友一起放鬆是應該的，但我有點擔心，因為你始終年紀還小，若你也想父母放心，你可否在晚上十時前回家？若晚上十時前不能回家，便會有後果……」這種表達方式，從「控制」轉向了「互信」，讓孩子理解界線的意義是「保障安全」而非「限制自由」，而父母藉著分享自己的感受，也讓子女明白你是出於好意，而非操控。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後果」並不是一種懲罰，而是讓孩子學習為自己的承諾負責任。

二、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

青春期的孩子面對身心變化與學業壓力，加上有些父母以為子女升中後便可以獨自應付學業，於是便撒手不管，這樣突然與子女疏遠，只會將孩子推得更遠。他們會感到被父母冷落，更容易陷入孤立。筆者認為，儘管我們覺得子女已經長大，也不宜突然放手，而是需要繼續陪伴，以表達支持。父母仍可與孩子一起溫習，或為他預備一頓美味的飯菜。考試後，也可以一起放鬆慶祝，並送他小禮物作為鼓勵。這種「並肩作戰」式的相處，遠比「面對面說教」更能打開孩子心扉。

與此同時，家長也應主動營造良好的溝通氣氛，既要聆聽孩子的心聲，也要讓孩子明白你的心意。有時候，你認為「對他好」的，未必是他所需要的；而你的付出若沒有被看見，亦會失去意義。因此，不妨多與孩子坦誠溝通，直接表達關愛，也向子女述說感受，例如：「今天工作已忙了一整天，雖然累，但仍想為你煮一頓飯。」這樣與自己默默為子女做飯相比，你的愛意更加具體，也能讓孩子學會體諒與回應。

面對子女不理想的行為，例如當發現子女的房間雜亂不堪時，不少父母或會怒吼：「你怎麼總是這麼混亂！」筆者建議大家，不如嘗試換上另一個表達方式：「看到房間這麼亂，我有些擔心衛生問題，也怕有客人來時會讓你尷尬。我們能不能一起想想整理的方法？」這樣，既傳達了關心，又避免了指摘，更可能增加孩子的合作意願。

此外，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孩子喜歡接收網上訊息多於聽父母說大道理，那父母不妨與子女共建一個分享群組，每當看到一些有用資訊時，便轉發到群組。舉例，若子女有沉迷網絡遊戲的問題，父母可在群組中分享一些客觀的研究報道，如「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增加失智風險」或「日本研究指出：幼童每日使用電子產品三小時，學習能力會出現驚人退化」。事實證明，這種「無聲」的溝通比說教更有效，孩子閱讀這些客觀事實後，是有看得見的反思與改變。

三、以同理心待孩子

回想當我們還是十多歲時，是否也曾經歷過與父母衝突、內心矛盾的時候呢？這份記憶，可以幫助今天為人父母的我們，從子女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想法。青春期的孩子正經歷身體發育與荷爾蒙的變化，他們渴望獨立自主，卻又因經驗不足而處處碰壁，這種矛盾往往表現為反抗與叛逆。亦由於前額葉尚未發展成熟，加上荷爾蒙劇烈波動，他們容易情緒激動、行為衝動。許多時候，他們並非存心與父母作對，而是受著生理變化的影響。父母若缺乏這份理解，只會讓親子間的隔膜愈來愈大。

強迫的服從從來不是真正的溝通，只有當孩子感受到被理解，才能建立信任的親子關係，以上的體會及方法都是筆者的自身經歷。陪孩子走過青春期，必須有無比的耐性與智慧，共勉之。

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這個星期公佈了一項調查，有近6成的受訪者認為現時香港青年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不足，亦有超過6成半的受訪者認為現時的機會較10年前差，更有46.4%受訪者認為青年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未來10年會變得更差。從調查可見，無論是現在與將來，受訪者相信香港的青年人像是活於困境中，難以向上流動。

香港的年青一代是否就如調查所說，在未來的日子很難可以向上流動? 其實，昔日香港的年青人也曾經歷不同的困境，這並非新事。早於60-70年代的香港，不少年青人都是可以讀書之人，無奈因家庭的經濟壓力而失去讀書的機會，小學畢業便要在社會打工，若當時也有調查，相信這班年青人也會覺得難以向上流動，以今日的用語，他們正是「輸在起跑線」的一群，然而這班年青人現在已成為老年人，回首一生，相信他們已能在時代的變遷及逆境中找到定位及角色。有一些昔日的年青人更憑著一份的堅毅，在社會上突圍而出。

要喝一杯美味的咖啡，咖啡豆不是要經打磨，再以高溫加熱，才能品嚐到嗎?？同樣，我們要向上流動，也是要經歷打磨與高溫烹調的階段。這一代的年青人雖然處於不一樣的時代中，也須要常存盼望，存有機遇總會出現的思想。香港現在的環境確實面對挑戰，經濟的轉型，AI的出現，都令年青人吃不消。然而，若我們不只著眼於現在的處境是如何的困難，而是要在消極的氛圍中，用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恩賜發揮，為自己的人生築起一座屬於自己的舞台。

在聖經創世記 37章，約瑟因為被嫉妒的哥哥們出賣，被迫離鄉別井，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更成為一個奴隸，你認為他有沒有向上流的機會？相信當時的約瑟也處於一個不平安的環境，他或許會認為未來的日子只會終身為奴。然而憑著他的忠心、辦事得力、入獄時仍保持積極正面的態度、被人遺忘仍不放棄，最終他被擢升為埃及的宰相，這見證一個奴隸有機會向上流的經歷，一個由谷底到巔峰的故事。

	中大民調︱逾半受訪者認為青年向上流動機會不足　66%人感流動機會較10年前差
	(香港經濟日報．2025年6月16日)

12月22日是將臨期的第四主日，一些教會在這個節期期間會擺設將臨圈及四支蠟燭，在第四主日，教會將燃點將臨圈的第四支蠟燭「馬利亞之燭」。馬利亞對上帝的信心，令她勇於接受聖靈的呼召，誕下了耶穌基督，給我們展示信心榜樣。在迎接這個充滿盼望的聖誕節，我們也應該學習以信心和感恩的心面對生活中的困難與挑戰。

然而，在過去的兩星期，連續發生兩宗12歲學童墜樓身亡的事件，讓我們深感震驚與悲痛，將臨期並未能為這些學童帶來平安與喜樂。現今的學童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學業、家庭及社交環境等多重挑戰，他們在困難中掙扎，難以找到光明的出口。教育局表示，去年全港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共有32宗。至於今年截至10月，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有22宗，情況令人擔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曾經有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受訪學生認為自殺的原因與學業問題有關，而近九成的學生在面對負面情緒時，選擇不向老師、社工或家人求助，這樣的情況不禁讓人思考，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否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檢討，政府是否應增加資源以促進家庭的和諧，推動親子關係教育，以避免關係疏離的情況。首先，教育局應該檢討減少測驗、考試的可行性，而改以活動評估的方式，以培養學生的創意與獨立思維，避免他們以死記硬背的模式來學習。學童面臨的壓力的高峯期相信是在升中呈分試前後與中一學習適應期時，一些學童在12歲便選擇輕生，或許反映了這些學業上的挑戰未必是每個學童可以承受的。測驗和考試在某程度上是必要的，但過度的考試卻會令學生承受不必要的壓力。教育局應該重新思考評估的方式，將重點放在學生的整體發展上，而不僅僅是考核學業成績，以更多元化的方法，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讓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此外，建立學校與學童之間的信任，以及學童與家長之間的信任十分重要。學校應該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資源，讓孩子在遇到困難時，能夠勇於尋求幫助。教師和家長的角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情感的支持者。當孩子感受到周圍的大人願意傾聽他們的煩惱，他們在危急關頭時才會與身邊的家人、老師分享、尋求協助。家長應時常與子女保持開放的溝通，讓孩子能夠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擔憂。學校和家庭若能彼此合作，共同為學童建立一個更健康、理想的成長環境，將會是兒童重大的福祉。只有當我們重視孩子的心理健康，與學童同行，他們才能茁壯成長，成為快樂的下一代。

參考資料：

吳綽詩。〈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　社福機構走入校〉。《香港01》。2024年12月1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084111/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社福機構走入校。

〈3個月內至少6宗懷疑學童自殺 專家拆解3個高危時期 家長注意7大學童輕生警號〉。東方新地。2024年12日16日。網站：https://www.orientalsunday.hk/生活健康/987645654-1421307/2/。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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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在不同的場合聽到以下兩段對話：

媽：「你在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呀？」
兒：「當然沒有啦！」

聽到沒有，媽媽心裡其實有點擔心。

媽：「那麼，有沒有女生喜歡你？你有沒有拍拖？」
兒子尷尬地說：「怎麼會呢，我還是小學生，怎會年紀這麼小便拍拖？」

兒子說得有道理，但這位媽媽依然鍥而不捨地追問，而且還分享她在小學時喜歡男生的經歷，希望引導兒子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性傾向。

你是否以為這位媽媽思想太開放，很想兒子在小學階段便拍拖？不，這只因媽媽擔心兒子有同性戀又或跨性別的傾向。最終，這位媽媽親耳聽到兒子說出原來他也喜歡女孩子才肯罷休，亦立時鬆一口氣。其實，這位媽媽寧願小學的兒子拍拖，也不願聽到兒子有其他性傾向。

路人：你的女兒將入讀哪一間中學?
家長：有兩間學校都接受女兒入學的申請，但我最終選了男女校那一間。
路人：女校那間不是banding比較高嗎?
家長：我寧願選一間男女校，我怕我的女兒在女校感染了同性戀的風氣，那就麻煩了。

原來有父母寧願放棄比較好的中學，也希望讓子女入讀一所男女校，以避免孩子有其他性傾向。

以上兩個真實的對話，父母都用行動表明對孩子性傾向的擔憂。去年，有調查發現，香港公眾對同性伴侶權利的看法在過去10年間有很大的變化，當中60%受訪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的婚姻，比2017年及2013年同類調查為多，這個結果是可以理解的。我們可以接受與跨性別、同性戀者成為朋友，因為我們尊重他們的想法，感受及體諒到他們不容易的經歷。然而，若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父母是否仍然支持呢？以上兩段真實的對話可見一些端倪。加州是美國第一個通過保障「跨性別」學生法律的州，學生深受LGBT的意識形態影響，而跨性別的學童有上升的趨勢，父母亦感到無奈。最近，加州的父母意識到「跨性別」的禍害，一群父母已發起反對的行動，以保護孩子。這些父母要求若學校發現孩子有兒童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性別認同問題，學校須要告知家長。此外，亦要求學校須保障女學生，免得她們在洗手間、淋浴間、更衣室和運動場受到自稱女性的男學生侵害。加州的父母仍在努力爭取以上的訴求，但困難重重。無論是在香港、在美國，父母都是孩子在世界上最親近，最會為他們謀求福祉的人，而不是學校、醫生或心理學家。若調查的題目轉為：你能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戀／跨性別嗎？相信結果會並不一樣，而這才是大家真正的取態和價值觀，希望大家不要只著眼於自己子女的福祉，也要兼顧所有兒童的福祉。

參考資料：

https://ccpl.law.hku.hk/content/uploads/2023/05/Change-Over-Time-2023-Chinese-Summary-FINAL.pdf

https://dailycitizen.focusonthefamily.com/take-action-and-protect-children-in-california-heres-how-you-can-help/

近日社會出現不少年青人自殺的個案，不禁令人惋惜，亦令社會關注年青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很多人都想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是教育制度出現問題，還是社會大環境的改變？是學生面對情感困擾，抑或遇上校園欺凌的情況？

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玉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講座中表示，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因為自殺不是剎那間的行為，而是非單一原因促成的過程，但很多時自殺都與精神健康有關，加上現今的年青人往往都處於絕望孤立的處境，因此如能加倍留意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早找出面對這方面問題的年青人，便能及早提供治療。

陳醫生表示超過九成的自殺者都患有精神疾病，可是超過八成的自殺者都沒有接受治療。而現在全球約有10至20%的青少年都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比率遠高於成年人的10.7%，而近半精神病患者早在14歲開始便發病。

患者對人對事失去興趣

社會對受情緒困擾的年青人存在不少誤解，認為他們懶惰、軟弱、逃避現實，但實情是情緒病讓他們失去學習和社交的動機。陳醫生指出情緒病有別於一般的疾病，病徵可能不明顯，但也可能會有較明顯的生理症狀如心翳、肚痛等，這都是受情緒影響導致。若能察覺出情緒病的早期徵兆，如性格顯著改變、情緒波動、對人對事都失去興趣、出現自殘行為等情況，及早介入跟進，可減低當事人因情緒病對其家庭、學習、工作及感情等生活範疇的影響，以及減低自殺的風險。

而在眾多情緒病中，陳醫生認為抑鬱症是需要特別關注的。人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抑鬱症的情緒低落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患者心情煩躁，逃避正常的社交生活，拒絕將困擾自己的事向人分享，腦海裡不停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失去對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

抑鬱症患者的情緒會持續低沉，而患上躁鬱症的人則會出現兩極的情緒變化，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抑鬱後，會出現躁狂的興奮狀態，情緒高漲，充滿自信，也會容易動怒，但不久又會回到抑鬱的狀態。

除了抑鬱症，焦慮症也是廣為人熟悉的情緒病，陳醫生表示廣泛性焦慮症的患者會長時間感受到憂慮，早上一睜開眼，滿腦子都是憂慮，總覺得將有重大危機臨近，常常被不安的情緒籠罩著。不安的狀態，會令患者無法集中精神，而身體的肌肉亦會處於繃緊的狀態。

陳醫生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朋友都不會主動見醫生，所以如果察覺到身邊有人受到這方面的問題困擾，便要鼓勵他們見醫生接受合適的治療。

網絡遊戲成癮

另外，原來網絡遊戲與精神健康是有關聯性的，陳醫生指出上網時間愈長，精神健康狀況會愈差，而網絡遊戲成癮更會導致較多的抑鬱徵狀，網絡成癮的高危群組，其心理韌性會較低，這表示他們面對壓力的能力較弱。而年青人正處於成癮的高危期，很容易對事物著迷，愈早接觸令他們成癮事物，日後成癮的情況愈嚴重，因此不能忽視網絡遊戲對年青人精神健康的影響。

不少人都有玩網絡遊戲的習慣，但要到哪個程度才算是成癮呢？陳醫生表示如果12個月內都無法控制自己玩遊戲的頻率、時間或強度，並視遊戲是生活中的優先考慮，即使這種持續的習慣對當事人、其家庭、社交、學業或工作都造成了嚴重損害，他仍繼續玩遊戲，便可將此情況視作網絡遊戲成癮。

網絡遊戲為年青人提供一個脫離現實的場景，當生活不如意，就可進入網絡世界，不用理會現實世界的煩惱，但一旦習慣了用這種方法逃避現實，往往令人陷入另一種狀況，就是分不出現實和虛幻。網絡遊戲看似令人快樂，但當事人仍要處理現實中的孤單感覺，愈沉迷網絡遊戲，就愈少時間與人有真實的接觸，網絡遊戲不知不覺地蠶食了個人生活，只要返回現實世界，就更覺憂鬱和焦慮。

由於情緒與網絡遊戲成癮息息相關，兩者有互為因果關係，因此，年青人情緒方面的問題可成為戒癮的切入點，因為問題浮現才能讓他們身邊的人察覺到問題的存在，並為他們提供支援。陳醫生直言當成癮行為出現才處理的話，要戒癮是困難的，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及早預防網絡遊戲成癮的情況出現。

陳醫生提到，不少網絡遊戲成癮者性格都比較自卑、孤獨、沒有朋友，所以才會寄情網絡，也有年青人利用遊戲來逃避家庭問題或社會的絕望感。因此，如果要關心這一代年青人，就要明白他們面對的困難。陳醫生慨嘆今天的年青人面對很多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朋友的離開亦令他們倍感孤單，社會欠缺上流機會令他們看不到出路，社會和家庭環境往往令他們感到壓抑、焦慮、被否定、被遺棄。

歸屬感與心理韌性

成年人不能幫助年青人解決一連串的問題，但可以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以幫助他們面對壓力。肯定他們的能力，培養他們的社交技巧，助他們建立足夠的朋輩支援，都有助培育他們的心理韌性。陳醫生指出，對於年青人來說，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都很重要，除了提供身體上的照顧外，心靈上的照顧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讓年青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一個家庭或群體，便可以透過建立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心理韌性；相反，如果社會充滿爭拗，要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則會比較困難。

最後，陳醫生指出要為有成癮、情緒問題的年青人提供治療，需要一個全人治療，在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方面給予支援和關懷，除了藥物及心理的治療之外，社會及靈性方面的支援也有幫助，而靈性上的治療不限於宗教層面的事情，建立個人的價值，追尋人生意義與目標，都能為人的靈性帶來更新。

明光社於2023年11月舉辦了「認識青年人的精神健康」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玉麟來為大家剖析青年人的精神健康問題。

陳玉麟醫生表示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因為自殺不是剎那間的行為，而是非單一原因促成的過程，但很多時自殺都與精神健康有關，因此如能加倍留意年青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早找出面對這方面問題的年青人，便能及早提供治療。

情緒病有異於一般的疾病，病徵可能不明顯，不過有些患者會有較明顯的生理症狀，如心翳、肚痛等，這都是受情緒影響導致。陳醫生指出若能察覺出情緒病的早期徵兆，如性格顯著改變、情緒波動、對人對事都失去興趣、出現自殘行為等情況，及早介入跟進，可減低當事人因情緒病對其家庭、學習、工作及感情等生活範疇的影響，並減低自殺風險。

而在眾多情緒病中，抑鬱症是特別需要關注的。陳醫生指，人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抑鬱症的情緒低落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患者心情煩躁，逃避正常的社交生活，拒絕將困擾自己的事向人分享，腦海裡不停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失去對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陳醫生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朋友都不會主動見醫生，所以如果察覺到身邊有人出現抑鬱症的徵狀，便要鼓勵他們見醫生接受合適的治療。

陳醫生慨嘆今天的年青人面對很多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移民潮亦令他們倍感孤單，社會欠缺上流機會令他們看不到出路，社會和家庭環境往往令他們感到壓抑、焦慮、被否定、被遺棄。

成年人不能幫助年青人解決一連串的問題，但可以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以增強他們面對壓力的能力。陳醫生指出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很重要，除提供身體上的照顧外，也要好好照顧年青人的心理需要，肯定他們的能力，培育他們的自尊心，也要培養其社交技巧能力，以便他們建立足夠的朋輩支持。而今日香港社會撕裂的情況很嚴重，如能讓年青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一個家庭或團體，總有人在身邊支援他們，便可以透過建立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心理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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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渴望深度、渴望自由、渴望自我實現、渴望自己的生命有意義。人有很多渴望的事情，所以喜歡發夢，會有夢想，而這些都是人內心深處的渴求。一個人發夢會被人們嘲笑，因為認為他不切實際，而所謂的實際，就是基於現實狀況的考量而覺得能夠做到的事。發夢就是自吹自擂，活在自己的幻想世界當中，盡是在想一些不切合現實狀況的事情。有人說，貧窮限制了人的想像，因為沒錢就甚麼也不敢想；也有人說不敢想像也會令人貧窮，因為一些人不敢發夢，導致自己貧窮。但無論哪一種說法，最終都歸於一個方向，就是貧窮與否，以及與金錢有關的問題。

《鏈鋸人》是自2018年12月開始在日本漫畫雜誌《週刊少年JUMP》連載的漫畫，它獲得漫畫介紹導覽書《這本漫畫真厲害！》2021年版選為男生篇最受好評漫畫的第一名，該漫畫現時的累計發行量更超過二千萬冊。2020年底製作單位宣佈《鏈鋸人》將會動畫化後，消息一出更令不少動漫迷興奮不已，非常期待。動畫第一集在2022年10月在串流平台上架，平台將它評為適合16歲以上觀眾收看，並註明有暴力內容。《鏈鋸人》動畫化前夕，已引起高度討論，因它有別於少年漫畫高舉「友情、努力、勝利」的一貫風格，而且其主題曲更是知名音樂創作人米津玄師的作品，使人充滿期待。[1] 它廣受歡迎，或多或少反映了這個故事能引發讀者、觀眾共鳴。

《鏈鋸人》的世界被設定為人類與惡魔共存的世界，人類需要不斷對抗惡魔，所以會有隸屬於政府的公安惡魔獵人，亦有民間的惡魔獵人，弔詭的是，人類為了對抗惡魔，亦需要借助惡魔的力量並與惡魔訂立契約，有關契約是必須遵守的，主角淀治與鏈鋸惡魔訂立契約後，變成了鏈鋸人。

一個「及齡」且絕望的時代
「及齡的世界」（world come of age）是神學家潘霍華在形容一個經過啟蒙運動後、開始「世俗化」的時代所用的詞語，[2] 亦即人們不再需要宗教去解釋任何的事物，不需要宗教提供任何的答案。而這個時代，便是一個「意義喪失」的時代，就如尼采指出啟蒙運動帶來的影響，就是人類陷入了「虛無」的局面，再找不到人生的意義。

《鏈鋸人》中的淀治一開始所面對的處境和生活都非常悽慘，不但父母雙亡，並且背負著父親遺留下來的巨額債務，他甚至為此賣掉身上的部份器官，但都未能還清債務。他最喜歡的時間就是睡覺的時間，因為睡覺令他不會感受到飢餓，睡覺時還可以發夢，可以夢到他在現實中得不到的東西。淀治曾一度不想生存下去，但當他遇上鏈鋸惡魔波奇塔後，對牠日漸產生了感情，甚至願意讓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

淀治身處一個絕望的生活環境、絕望的世界，當感到絕望之際，他遇上了波奇塔。雖然不能改變生活環境，但多了一個像寵物一樣的伙伴，他可以與牠分享他發的夢，而波奇塔也非常喜歡聽淀治訴說夢境。

現實可能對某些人來說，是殘酷的，就如地獄一樣，所以有人會追求幻想的世界、虛擬的世界、自己可掌握的世界，在當中尋找意義。當人失去存在意義，就會陷入一種名為「存在的挫折」的困境，當人失去了指引和目標，便會開始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些甚麼、想做些甚麼，然後失落感便隨之而來。[3] 或許再想想，可能會認為死亡是一個更好的選擇，就如日本小說家太宰治的名言：「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因為死了便不用再想了，或許有些人的人生目標就是最低限度的活著就可以了。

哲學家Albert Camus指出，這個世界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就是自殺的問題，而自殺的問題，就是存在意義的問題。[4] 香港近年來的自殺問題愈來愈嚴重，而當中以學童和長者的自殺情況最為社會關注。在2016年3月，九天內便發生六宗學生自殺事件；[5] 2016至2018年間，共有59名兒童死於自殺，有報告指最多自殺學童因學業壓力而輕生；[6] 在2021年，15至24歲青少年自殺率更高達9.3（即每10萬人中有9.3人死於自殺），[7] 15歲以下的學童的自殺率亦在上升。[8] 為何這些學童會選擇結束生命？媒體多以學業壓力或教育制度來解釋為何學童會自殺，臨床心理學家趙千媄就形容，學業壓力更像是導火線而不是原因，一個人從不快樂走到自殺，中間其實還有一大段路，如當事人最終選擇自殺，那麼他們就是感到非常絕望。[9] 而他們選擇自殺，就是存在意義完全的失落，再看不到希望。

《鏈鋸人》中的淀治與我們同樣身處於一個難以看見希望的世界，甚至他的處境更加悽慘，在故事中，前一個鏡頭他仍然與同伴暢飲和聊天，下一個鏡頭部份人已經身首異處，但他仍有靈魂同伴波奇塔支撐著。反觀學生的自殺現象，他們是否沒有可傾訴的對象？應該支持他們的家人是否都成為壓迫他們的一方？若是這樣，他們該如何自處？誰能支撐他們的生命？更何況有些學生是來自破碎家庭，單是離婚個案過去10年每年也有逾萬宗個案，[10] 不過，當然也不能排除學生自己都應該承擔一些責任。

一個普通人的夢想
淀治曾對鏈鋸惡魔波奇塔說：「我有機會在狩獵惡魔時死掉，到時候你就佔據我的身體吧。你以後要像普通人一樣活著，然後像普通人一樣死掉。」不過，第一集的尾聲波奇塔和淀治一同遇襲，波奇塔選擇犧牲自己成為淀治的心臟來讓他復活，並與淀治訂立契約。作為交換，牠要看淀治的夢想。一方面，淀治想波奇塔奪取他的身體，成為一個普通人；另一方面，波奇塔讓淀治復活，目的是想看見淀治的夢想。那麼，到底他應該成為一個普通人，還是一個敢於發夢的人呢？

整套動漫圍繞著的就是淀治如何找到他自己，究竟他為了甚麼而活，他想做些甚麼。他由一開始只求三餐溫飽，所以接受了以公安獵人身份加入政府，被女主角——即公安部高層真紀真「飼養」著。後來經過與其他同伴的互動，他的目標便變為想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更嚷著：為何別人的夢想都那麼偉大，而自己的欲望為何不能是夢想？最後他卻想成為英雄。

許多人的願望也是平凡地生活，平凡地活著，因為平凡的生活得來不易；許多人認為只要活著，有三餐溫飽就可以了；也有些人可能因為受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影響，將自己的欲望投放在消費主義上，認為有物質享受就是自己最大的夢想和目標。而淀治將一些欲望稱為夢想，在這些欲望得到滿足後，他卻流露出空虛的感覺：原來滿足了也僅此而已。

現代人很少意識到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理想和目標，即思考自己的潛能如何得以發展。其實每個人包括青少年的內心都有一份「不甘於平凡」的心，因為人都有一種被人認同的渴望。[11] 正因為渴望有人認同，青少年便會做出相應的行為，諸如貼上展示美好生活的社交媒體帖文、做出「中二病」行為，[12] 或成為別人眼中的自己等等。每個人在成長的路途中其實都在探索自己是誰、探索自己想做些甚麼，但他們卻被一套名為「技術理性」的思考方式[13] 所困住，思考的只是我對別人來說「有沒有用」？讀這科目能不能夠賺取到最多的薪金？讀小學時，夢想是考到心儀中學，到達中學後，夢想是考進大學。然而有許多人進到大學，腦海中卻思考著：「然後呢？」當中可能是老師很多時都沒有鼓勵學生探索自己，[14] 又或者連老師自己在整個制度中，亦只有空間指引學生走眼前的路，而不是探索自己的人生。

一顆年輕的心或許都渴望成為英雄；不過有時候現實的處境已經讓人喘不過氣來，或許是三餐未能溫飽，或許是不斷被他人否定，或許跟隨他人的步伐對年輕人來說更加安全。

一種名為「現實」的困境
有人說，人類內心最大的恐懼，就是名為「未知」的恐懼。而面對此恐懼的方法，就是模仿，當不知道自己的未來，不知道前方的道路，惟有選擇別人所選擇的。淀治沒有接受過任何教育，也不會刻意去計劃未來，他只求有果醬吐司吃，所以當真紀真告訴他若成為公安獵人，早餐就有果醬吐司吃，他便立刻答應。

人在不知道自己該選擇甚麼的時候，就會選擇模仿和跟隨別人，這是最便捷的應對方法。淀治在有同伴的生活中，不斷學習與人相處和溝通，別人做甚麼，他便做甚麼，他希望可以跟隨別人，亦非常喜歡跟隨女主角，想和她一起工作。就如一開始真紀真要求淀治加入公安部，他就像寵物般被她「飼養」。當她向他提出，如果他能殺死槍之惡魔，就可以滿足他任何一個願望時，淀治便想著要滿足自己原始的欲望。不過，及至故事繼續發展，淀治卻有了別的選擇，他直言：「我已經不想再像以前一樣，別人做甚麼，我又做甚麼了。」

淀治後來有了友情，與幾位同伴打成一片。不過殘酷的現實降臨到他，他必須殺死成為槍之惡魔而且暴走的同伴早川秋。殺死同伴後，淀治大受打擊，當真紀真說要兌現承諾並詢問淀治想要甚麼願望時，他曾一度放棄思考，只想成為她的「狗」。

或許一些人的腦海中曾閃過了一些夢想，但面對現實的殘酷，心想：還是算了；或許又有些人贏得了最大的掌聲，唸頂級的中學，甚至成為狀元，然而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都會選擇唸醫科，希望成為一名醫生。就如2022年DSE（中學文憑試）放榜，媒體指在八名狀元中，有六人選擇唸醫科。說這些不是要質疑他們的志向，只是當搜尋一下為何狀元都讀醫時，大家會看見有人欣賞他們的從醫心態，有人批評教育制度導致學生視野狹窄，也有人認為是薪金吸引所致。而這到底是崇高的職業和理想、是對未來的迷惘而做出模仿前人的行為，還是因為薪金優厚？我們無從稽考，但這的確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當一個人陷入「存在的挫折」，活下去是第一層需要，活下去才能創造更多的可能。在精英主義下的社會，人更容易失落意義，因為人會不斷問自己，我有無用？我達不達標？而人要探索自己存在的意義，才看得見問題不只一種答案，生命也可以有很多的可能，不只近在眼前、社會投射出來的，大家誤以為是「目標」的目標。正因為意義重要，才會有意義治療法的存在。

（本文原載於第148期〔2023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今年中秋，本來是疫情緩和後的一個快樂假期，可惜一宗中三學童自殺事件，再次令社會響起「開學自殺潮」的小警號。一名居住在長沙灣的學童因為沉迷手機遊戲，以致令學業退步，他在復課後被老師發現上課時玩手機，最終他被沒收手機兼記缺點，孩子因此自尋短見，離開人世。

母親對於孩子沉迷手機，想好好幫助他，老師見他上課玩手機，所以沒收，一切情節都在成人世界中看似理所當然，不過在孩子的世界中，遊戲大過天，特別是疫情期間，大家時間又多，連之前不斷說打遊戲機可以成癮的世衛也衝出來說鼓勵巿民留家打機抗疫，孩子們因此沉溺打機，也是順理成章。

疫情當然有緩和的一天，學校總會有回復正常的一日，復課的日期可以決定，但孩子打機卻不是收放自如的。當大家在家工作抗疫疲勞時，打機可能是一種可以令大家留在家中時和平共處的方法，但當一切回復正常，我們就得想想要怎樣斷癮。而不少參與戒癮工作的朋友也提醒我們第一件事，要將任何成癮行為切割之前必須先確保安全。

以往有些戒癮方式，會將人困在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在幾天裡經歷斷癮的辛苦，之後慢慢回復，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快，但危險性高，因為在癮起的階段人的情緒容易失控。近幾十年發展下來，慢慢出現一些理性的方式，先讓成癮者了解自身情況，再嘗試幫他訂立可行計劃，慢慢將沉溺行為減少，例如原本一天打機八小時，可能改為六小時加一小時運動和一小時看電視，再每週／每月逐漸減少他的打機時間直至正常水平，過程中亦會因應他的情緒變化而改變計劃。

上一代對打機沉溺者的激進戒癮方法：剪電線、掉遊戲機，在今日的社會中，看來並不安全。孩子青春期，特別是初中，身心靈就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每個人的抗逆能力差距可以很大，作為成年人，耐心地陪伴他們進入成人階段的最後一段路，給予他們多些支持，令他們有動力成長，雖然比起簡單的「行政措施」所花的時間較長，也較消耗心力，但為免出現不必要的悲劇，相信這一切也是值得的。

每年的8月中旬，面對著新學年、新挑戰快要開始，學生們應該都會有點緊張，感受到壓力吧。相信未開學之前，家長們心中都可能開始籌算著應如何幫助子女一同預備及面對開學的挑戰，如何關心子女的情緒健康。

曾經處理過不少家庭、婚姻及青少年問題，具有多年精神科診療經驗的方若君醫生，在此會為大家分享她的見解和心得。

情緒健康

在精神科醫生的眼中，情緒健康並非代表不會不開心、不會哭，方醫生認為，對應外在因素而產生不同的反應，如開心、不開心、緊張、焦慮、害怕、憤怒等不同的情緒，都是正常及健康的。

「如果有良好的情緒健康，當遇到外在環境的轉變、壓力，就算有短暫的情緒反應，但不至於影響生活裡的重要範疇，如上學、工作、社交、家庭，這些都被視之為健康的情緒。」方醫生分享道：「哭不是不好，也不要不接受憤怒，不要以為這些情緒就是負面，因為這些都是正常會有的情緒反應。」

健康的身心，當受到壓力時，會有一些情緒反應，如傷心會哭，憤怒會罵人，如能懂得用適當的方法來發洩，和人傾談、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或運動，也可算是找到協助抒發情緒的渠道。

青少年常見的壓力來源

雖然學業是其中一個壓力來源，但青少年的壓力不單來自學業，也可以是自己給自己的，也有家長施加的讀書壓力。方醫生亦認為同學之間的相處，如有同學社交能力不高、不夠成熟，甚至遇到欺凌的情況，這也會成為其中一種壓力。而升學、就業、家裡的經濟壓力、自己的能力等，加上不同的矛盾及不確定性，亦會形成其他壓力來源。

如情緒未能表達及抒發

青少年和父母的相處、面對父母的婚姻問題、父母離異，也會給他們壓力。當家長、老師、朋友未有察覺到當事人心中的困擾，當事人自己亦未必夠膽說出來，覺得問題難以啟齒，又不懂得如何處理，情緒長期未能表達、被壓制、沒處理，就會引致困擾及抑鬱，形成病態，如抑鬱症、焦慮症。

如果情況再極端一點，青少年就會有自殘或輕生等傷害自己的念頭或行為，也可能會有成癮的問題，如酗酒、吸毒、購物癮、性上癮、暴食或厭食症等問題，他們也有可能將憤怒的情緒向外宣洩，以致出現傷害他人或破壞物件等行為。參照方醫生接觸過的個案，在學青少年情緒問題比較容易引致飲酒、接觸毒品、自殘（未必是致命的傷害，如用刀割手、打自己、「搣」自己等）。

在學青少年的年紀是「唔大唔細」，未必有足夠的成熟度去處理自己的問題。方醫生認為，家長、老師有時是出於關心，但如果手法只是問長問短，就會讓青少年覺得師長只想管束他們，容易與他們渴望一定程度自由度及自主權的想法產生衝突。

家長的角色及注意事項

作為父母或照顧者，對青少年的成長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他們要保持敏銳度。在重要階段，如升學抉擇、就業、開學的時間，學生面對巨大轉變會令自己壓力增加，在開展這些重要里程碑時，方醫生建議家長要主動留心子女是否有一些困難或情緒反應，家長可先簡單地和子女傾談，有耐性地慢慢引導他們，以適當的語氣並在適當的場合，心平氣和地了解他們的想法。

如果家長觀察到子女無緣無故地哭、不開心、對原來喜歡的活動和嗜好失去興趣，胃口欠佳或暴食，並出現失眠等情況，就要小心，因為警號可能已響起，家長要留意孩子是否有情緒方面的困擾。

當孩子出現情緒問題

方醫生分享她的一位年輕病人的經歷：吃不下東西、睡不了覺、瘦了很多，亦沒精神，當事人不知自己有問題，但父母很快就來尋求協助。醫生發現他其實面對著很多問題，包括自己升學有困難、他和家長的關係，以及父母離異所衍生出來的問題等。該少年不能開口和家人說，亦因為大家的關係已令他難以啟齒。而如果家長沒辦法全盤掌握情況，有時會需要家庭以外的人士或專業人士聆聽當事人的心聲，成為各方的橋樑，協助溝通，因為當中可能牽涉到父母之間、家庭成員與孩子之間的溝通問題。

方醫生透露，該少年後來確診患上了抑鬱症，有頗嚴重的厭食問題，但經過多方面的協助，如精神科醫生開的抗抑鬱藥物紓緩情緒，暫時讓他有安眠藥、鎮靜劑等藥物來協助減輕症狀，亦有心理專家在中間評估情況，精神科醫生也有在輔導上做了功夫，指引該家庭如何有效溝通，令家人之間的溝通及關係改善了，另外又逐步處理該少年的升學困擾，這都令他的病情受到控制。

慢慢聆聽、勿急於表達

家長緊張子女，是出於關心，但生活壓力，急速的生活節奏，卻會令人充滿壓迫感，說話語氣也許會變重，一回到家就說這裡不對，那裡不妥，連串的質問，會造成緊張氣氛，欠缺了關心的語氣，難以讓子女平靜分享，亦容易產生抗拒。方醫生強調，與子女溝通很需要耐性，並要在平靜的家庭氣氛及雙方都有足夠時間的情況下進行，最好家長別急於問太多問題、講太多價值觀迫令子女接受，否則會令他們覺得厭煩和抗拒。

「關係不是要到發生問題，出現了情緒病才去經營。當問題已發生，情況就會變得複雜，難於處理。」方醫生建議家庭如想改善溝通，可以在習慣及模式上作出一些改變，家長可以嘗試撥時間專注與子女好好相處，一起建立一些興趣，如行山、騎單車等，多給子女空間自由地抒發感受，建立互信。當有天他們真的遇到困難時，才會不怕對家人說。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

對於近年開學不久，便發生不少學童自殺事件，方醫生認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她相信學生自殺不是因為開學時一剎那面對壓力，而是長久以來，他們累積了很多問題、困擾未能紓解所導致。如學生一向情緒穩定，獲父母關心，遇到事情會願意與人分享，他們未必會在開學遇上壓力時，動輒選擇自尋短見。

關心、溝通應由平時做起，方醫生建議家長，在暑假時多讓子女自己決定做他們渴望和有興趣的事情，放鬆一下，或安排一些家庭活動，讓一家人一起參與，製造多些溝通機會。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19年8月19日〕，其後曾作修訂。）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