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不同性傾向 建立共融文化

香港是個很注重家庭價值的城巿，很多父母未必能夠接受孩子的性傾向是同性戀，同性戀孩子們可能因為害怕父母會責備，或者強迫他們改變，而不敢向父母出櫃，或者出櫃後無法好好處理彼此的關係，引發更多問題。孩子想要父母說一句接納，父母則想孩子走一條較好的路，兩者都沒有錯，而輔導兩代人的社工和輔導員聽到的，最終還是愛和接納，但怎樣可以將莫名的距離拉近，還是靠大家打破對性傾向的一些迷思，才能做到。

七歲開始作男性打扮的Sarah，讀到中學時就開始與女孩子拍拖，後來「女朋友」有了信仰，她自己也有反省，經過一輪掙扎，最後決定不再選擇同性戀的生活，她到了那時才敢告訴父母，她承認要在不願意再過同性戀生活時，才有個「理由」告訴父母。新造的人協會高級服務經理、註冊社工姜雁慈表示，很多父母期望孩子結婚生仔，如果孩子突然告訴他們，自己是同性戀者，父母會有一種「失去」的感覺，等於這些東西都落空，所以他們很難接受。

姜雁慈說，同性戀的孩子們其實都知道父母有這種心態，所以要麼不說，要麼其實就是從心底裡想「反叛」一下，當問他們，是想激父母還是與他們談談，有的最初會說是想激父母，但其實大部份年輕人都是想與父母談，但因為父母年長，就是談不攏，最後就動了真火。她認為大部份的情況，應該是兩代溝通有問題，而性傾向就成為了十分敏感的導火線。那麼，孩子想聽到甚麼？姜雁慈說：「很多時問到最後，他們想要的，是接納，而不是拒絕；最期待的畫面，是父母走過來擁抱他。不過，很多人走來求助，其實就是『預測』父母不會接納，但我們再問深入一點，很多時發現，這種不接納，並不是因為性傾向而產生，而是本來在生活上就有很多不接納。我們希望在過程中開拓一些空間，先去處理這些情感、關係上的問題，之後才去討論性傾向的問題。」

姜雁慈認為，在輔導和傾談的過程中，除了有關性傾向的部份，有更多是關於生活，她分為三個不同部份：

1. 自我形象與情緒的關係：我是誰？是男還是女？我是甚麼性傾向？這些「分類」對我來說重要嗎？有需要改變嗎？能改變嗎？問這些問題，不是要提供答案，反而重點放在這些問題背後帶給他們的情緒。

2. 健康的相處界線：我是同性戀者，我如何與同性、異性相處？我如何有自信地生活，面對各種人際關係，例如：學校、職場、家庭等等，我有甚麼準備？

3. 靈命：我若是信徒，我的靈命怎樣？

姜雁慈認為，如果父母只問性傾向，或者性傾向怎樣改、何時改等等，只會令人感到無助和難受，無法幫助、保護同性戀孩子，並照顧他們的情緒和感受。

至於父母方面的情況，可以如何處理？新造的人協會創會同工Tammy認同之前姜雁慈的說法，就是父母都希望孩子結婚生仔，她坦言在她所接觸的個案中，三分之二父母完全不知道孩子是同性戀，三分之一則有跡可尋，但無論如何，收到消息後，父母第一個反應都是崩潰。她說：「通常會喊三個月」，媽媽反應比較強烈，爸爸都會有反應，但比較「收埋」。

很多人說，孩子出櫃，父母入櫃，因為孩子出櫃後，父母未能反應過來。Tammy說有家長形容自己經歷「四失」：失控、失望、失去和失敗。她說：「失控，就是晴天霹靂；失望，覺得所有寄託在兒女身上都付諸流水，不能抱孫是具體的失落，有些父母會有一刻當自己沒有生過這個孩子，甚至會覺得自己的人生失敗，因為生了一個同性戀孩子。」說到底，其實就是傳統價值觀和現實情況有碰撞。她說：「試過有一對家長，來到小組分享時，就說爸爸花了七千多元去黃大仙求一道符，燒了它，將灰放在孩子床上，想著以為這樣女兒就會變回異性戀，他自己也忍不住說：『其實我也知道不可能，但真是沒辦法才這樣。』」Tammy承認這種愛恨交纏的狀態是這些父母的常態，她說：「父母自己也有情緒，所以我們會把握機會，先建立夫妻關係，鼓勵他們。」Tammy明白父母本來是希望學習一招半式令孩子改變，但事實是怎樣做也沒有結果的。她說：「父母常以為可以做些甚麼令孩子改變，這其實是他們對孩子有過高的期望，很多時父母對孩子有很多想法，孩子做不到時又會說成是自己的責任，其實是不必要的。」

實情是：就算孩子是異性戀，在今日的世代，也不見得他們一定會結婚生子。Tammy則認為，來求助的父母，肯定是愛孩子的，只是如果他們將所有事都歸咎「同性戀」三個字，其實是不合理的，不過這些他們自己未必看到，往往要在群體中才能明白。所以新造的人協會成立「盼望組」就是集合了一群「櫃父母」互相守望。她說：「很多人來到小組發現，原來很多人也像他一樣，最後他們成為好朋友，因為他們知道最重要的，還是必須好好將生活過下去。」Tammy強調在整個過程中，有同行者是十分重要，這個同行者不一定是櫃父母，但必須做到三點：願意聆聽，能守秘密和不替他們做決定。她說：「同行者可以疏導父母的情緒，有時父母好激動，要經濟封鎖孩子，甚至做些很衝動的決定，同行者要協助他們冷靜，但不能替父母們做決定，最後的判斷，要由父母自己在情緒穩定時做，這是很重要原則。」她又提到，如果這個人同時是兩代人的同行者，同行者更加要尊重他們各自的決定，即使那個決定不似預期，因為同行者的最高目標是關係復和，而不是要改變一個人的性傾向。

以上分享內容是來自兩次「情牽兩代情」網上講座，明光社獲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分別在去年8月23日和今年1月12日舉辦「『同詳』分享」及「孩子出櫃後」網上講座，以及製作、播放「復和之路：幽谷中的等待」短片。如果想收看足本講座，請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活動由平等機會（性傾向）資助計劃資助  
此刊物／活動內容，並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立場*

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於2020年1月7日發表於去年9月16日至25日，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人，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研究報告(下稱CUHK-SRP2019/20)，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說，政府和外界經常以「未準備好」為藉口，拒絕立法及推行LGBT+的平權政策，到底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報告書內提及三份研究報告，分別是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下稱EOC-CUHK2016)，2016年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眾及LGB（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人士）對LGB友善商業機構態度調查報告》(下稱CUHK-SRP 2016)及2017年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下稱HKU-CCPL 2018)。

本社深入研究報告後，有以下發現:

• 這三份研究報告及今次的研究，孫耀東都是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 有另一份於2018年發佈，也是孫耀東有份參與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下稱CUHK-PPRFS 2018)，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內提及作比較。

支持同性婚姻人士減少6個百分點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份孫耀東有份參與，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提及的研究(CUHK-PPRFS 2018) 有關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這份2018年的報告，由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孫耀東團隊所做，並已於2018年8月於網上發佈，孫耀東研究團隊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自己有份參與的研究，這個研究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調查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顯示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民事結合支持率不足三成，實在不明白為何孫耀東會忽略這份更新及更全面的研究報告。

事實上，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與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EOC-CUHK 2016)數據相近，平機會的報告顯示同性婚姻和民事結合的認受性亦不高：
29.1%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反對42.4%，中立26.1%；
37.4%受訪者表示支持民事結合，反對42.8%，中立14.2%；
無論同性婚姻還是民事結合，非常支持的也不足7%，反映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持保留態度。

今次的研究(CUHK-SRP2019/20)顯示，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較2016年中大同類型調查(CUHK-SRP 2016) 的27%，有明顯增幅，因此，孫耀東表示香港社會越來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如果我們比對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於2017年的研究(HKU-CCPL 2018)，當時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有50.4%，較今次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顯示並非越來越多人支持。

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減少24個百分點

至於是否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今次調查顯示60%受訪者同意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這是非常正常的，明光社也贊成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例如透過持久授權書的方式。事實上，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不一定等於支持性傾向反歧視立法，今次研究報告顯示有45%香港市民支持性傾向反歧視法立法，較2017年 (HKU-CCPL 2018) 研究的69%明顯減少24個百分點，減幅接近四份一，顯示越來越多市民不贊成透過訂立反歧視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可能是擔心立法後會產生逆向歧視。

由此可見，政府和香港市民是真的「未準備好」就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及立法，並非藉口。

問題清晰結果才會更清晰

要了解一個調查，先要了解其提問的方式、用字和如何演繹，否則很容易會被誤導。今次調查和2016年平機會同類型調查（EOC-CUHK 2016）犯上同一錯誤，就是問題和演繹具誤導性，因為將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等同支持訂立具有特殊保護，甚至會懲罰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性傾向歧視條例是一種推論上的跳躍，甚至是騎劫了民意，因為要提供法律保障，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此外，若要明白受訪者的真正意願，不宜純粹抽離地問對方是否贊成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因為其他相關調查顯示，若受訪者了解通過相關法例會造成的其他後果，包括會懲罰持反對意見人士的逆向歧視；會打破婚姻中的性別、甚至其他限制（如血緣、年齡和人數）；以及會令許多潛在出生的嬰兒失去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的成長權利等，答案會完全不一樣，大家不能不察。

本社對於這份剛發表的報告，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報告，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的，表示遺憾。

資料來源:

CUHK-SRP 2019/20 
Suen, Y.T., Chan, R.C.H. & Wong, E.M.Y., (202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LGBT+Legal Rights in Hong Kong 2019/20.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EOC-CUHK 2016
Suen, Y. T., Wong, A. W. C., Barrow, A., Wong, M. Y., Mak, W. W. S., Choi, P. K., Lam, C. M., & Lau, T. F. (2016). Study on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intersex status. Hong Kong: Gender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1251750293418312.pdf
《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補充資料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CUHK-SRP 2016
Suen, Y. T., Wong, M. Y., Chan, R.C.H., & Yeung, G.K.W. (2016). Study on Hong Kong Public and LGB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LGBfriendl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CCPL 2018
Lau, H., Lau, C., Loper, K., & Suen, Y.T. (2018). Support in Hong Kong for Same-sex Couples’ Rights Grew Over Four Years (2013-2017) Over Half of People in Hong Kong Now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T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過去四年（2013-2017 年）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CUHK-PPRFS 2018
Lau, T.F., Suen, Y.T., Gross, L., Mo, K.H., Wang, Zixin, (2018). Attitudes and levels of support toward sex-sex civil union and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mosexual people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同性戀議題，很多時也會被簡化，例如有人會說同性戀是罪；同性戀是後天的；同性戀者可以被改變成異性戀者，可以結婚生子等等。這些論述這10多年來也沒有很大的改變。在慕迪聖經學院任教的袁幼軒博士，透過自己同性性傾向的經歷，重新將一些散亂的教條和牧養原則，嘗試整合成一套合理的神學觀念。

袁博士5月中來港辦講座，期間除了分享他和他一家信主的見證外，同時帶來了他的新書《聖潔性戀——性戀沒有灰色地帶》，[1] 以聖經和神學的概念，嘗試將一些平時大家常聽到有關同性戀的教導整合，過程中筆者有許多的發現，現舉隅如下：

1. 同性戀、異性戀和聖潔性戀。
   袁博士形容，很多人認為同性戀不是上帝的心意，彷彿異性戀就一定是上帝的心意，但其實這是屬世的框架，這框架不是上帝的話語，只是無神論者，心理學家的創作，只是一個身份政治[2] 的標籤，我們不要迷信這個標籤，因為人不應被他的性傾向定義。他說身份政治會令你將生命一切轉向與這個身份融合，例如他投入同性戀運動的時候，食飯的餐廳，買車的經紀也要是同性戀者，其實這個想法並不自由，而且根本是一個局，讓你投入之後不能回頭。袁博士認為任何性傾向根本不是基督徒需要討論的，基督徒如果要有一個性戀（sexuality，包括外在性行為、內在性慾望及內在性潛能），就只能有「聖潔」「性戀」。因為基督徒應該要在性這件事和生命中其他的部份一樣，追求聖潔。

2. 要認罪和知罪。
   這裡有兩個重點。一）袁博士指出，因為我們追求的是聖潔，所以我們的聖潔性戀（Holy Sexuality），就是將性放在婚姻之中。所以婚姻外一切的性都是罪，這與一個人是甚麼性戀也沒有關係，因為上帝喜悅的性就只有一種，其他的就是罪，不分大小。如果我們將異性戀變成目標，但異性戀其實好濶，包括一個男人與10多個女人有關係，或者一個男人欺騙太太有婚外情，或未婚者有婚前性行為，甚至生了小朋友，以上這些都是異性戀，但在上帝眼中這全都是罪。二）同性戀只是其中一種不聖潔的行為，但不是最嚴重的罪。耶穌不會為同性戀者釘十字架釘長一點時間。如果說同性戀可憎，箴言中驕傲也可憎。你可能會覺得同性戀在媒體中很不好看，但事實是上帝看我們每一樣的罪也一樣，都是令祂厭惡的。

3. 單身和婚姻同樣美滿。
   袁博士認為，我們好像過份放大了婚姻，於是單身就是不好，特別對中國人來說。也許不少人都經歷過，中學時長輩不准他拍拖，但過了大學又叫他快結婚。他指出，我們對單身有一種不好的看法，以為單身是罪惡的一種。至於同性戀者，如果同性性關係是不好，同性戀者要跟隨耶穌就不能進入關係，換句話說就只能單身。如此我們有沒有一個良好的單身狀態讓他們成長，讓他們不至於好像二等公民？
   我們以為單身等於孤單。但袁博士坦言他知道很多人結婚後其實也會孤單，所以我們很難說單身等於孤單。很多人單身時很想結婚，但因選錯了人，最後婚姻變得更慘。我們實在應該再教孩子，婚姻不能帶來終極快樂，只有在主裡才能有終極快樂。
   袁博士指，我們要活出婚姻的美麗，但婚姻不是愛最高的理想，上帝才是愛，沒有東西比這更偉大；同樣，單身的基督徒，在上帝的家，在教會，也同樣可以去愛和被愛。單身信徒有很多屬靈的兒女，就像自己的兒女一樣，讓人能夠重生。只講婚姻的祝福和單身的困難，這不是從聖經而來的教導，是世俗社會將婚姻偶像化。同性戀群體以為不能結婚就沒有快樂，沒有人生目標。不幸地基督徒同樣將婚姻偶像化。所以當我們在處理同性戀議題時，我們要言行一致地處理單身。

4. 以上帝為先。
   袁博士指，很多時對同性戀者的教導，很容易會偏向要求他成為異性戀者，但我們在慶祝異性戀時，可能是在慶祝罪，因為罪也可以在異性戀中出現，人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反而不是重點，重點是要變成「聖潔性戀」。在上帝中，我們有兩條道路，單身時我們忠心地活出性的不活躍，如果結婚，我們就要忠心地活出對伴侶的忠誠。這裡不是兩個選擇，而是上帝的心意。他指出，我們以為我們可以選擇結婚對象和是否單身，但其實不然。沒有人是出生時就結婚，每個人出生時是也是單身的，但同性戀朋友只有一個選擇，就是終身單身。
   至於夫妻，袁博士認為夫妻關係有性慾是好的，但這不是必須的。他問過很多結婚50至60年的夫妻，他們也不會將性視為婚姻最重要的，是故性不是不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事，相反如果一段關係以性為先，最後往往會慘劇收場。所以，如果牧養同性戀者，重點是將他指向上帝，而不是令他對異性有性慾。性慾不能帶來婚姻，惟有他有聖潔生命，成為屬上帝的人，才能進入婚姻。

5. 情慾是試探，不分同性戀異性戀。
   袁博士表示，很多人要求一個同性戀者變得完全不受同性性吸引，其實這不太實際，因為情慾就是試探，不同的人受的試探內容不一樣，我們只能因著聖靈幫助去拒絕試探。聖潔是從上帝而來的，與聖靈繫在一起。

如何牧養同性戀者？
如果有人向你出櫃，說自己是同性戀者，可以怎樣做？袁博士提出了以下建議：

1. 請先感謝他們對你的信任。
2. 先對他們說他們並不孤單，因為他們會以為你不明白他們。
3. 如果你認識主，經歷過罪中得勝就可以幫助他們。撒但喜歡將人分割出來，讓你覺得自己不能幫助他們。事實上他們不是需要專家，而是需要一個朋友。你可以直接說：「我不認識同性戀的情況，但我很愛你，所以我們可以一起行去耶穌那裡。」
4. 提醒他們，他們的身份是在耶穌之中。同性戀群體將性傾向成為身份價值。袁博士指出，當他是同性戀者時，同性戀是很重要的身份價值。即使他去的商店、健身室，也是專為同性戀者而設，他的會計師，賣車的銷售員也是同性戀者。這是出於肉體，肉體不想我們明白屬於上帝的身份。所以要提醒同性戀者，如果他們有一個身份，他們的身份就是基督徒。
5. 要實際，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很簡單容易的事。在幫助同性戀者時，聖經可以讓你明白很多，但未必能直接幫助你解決問題，有時讀經祈禱，可能更會受到撒但的攻擊。
6. 不要太注重同性戀者的外在行為。
7. 深化屬靈群體的聯繋：當討論牧養群體時，我們常常會將同性戀者交給其他機構，但它們未必有牧者能提供協助。當他們的工作完成後，也沒有將同性戀者帶回教會中，於是問題繼續出現。我們要好好地讓支援同性戀的群體出現。

與同性戀者分享時的四個不：
因著同性戀是一個身份，袁博士認為我們與他們相處時可以更改一些常用的說話方式，減少不必要的誤解和衝突。

1. 不要將同性戀與成癮人士、罪或病聯繫：既然我們說人整全地是個罪人，也就不要太突顯其中一個部份，也不要用太多的類比。當我們減少說同性戀是罪，也是同時減少了只是以性罪來定義人。
2. 不要提性傾向是個選擇，或者是個生活型態：同性戀者以其性傾向的身份自居，但當他們要走向聖潔時，他們就自然要改變，但這需要時間，單單說他們可以選擇，或者說性傾向只是一個生活型態，他們可能一時間未必會接受。
3. 不要說愛罪人，但恨惡罪：這個句子最不好的地方在於句式中有「……，但……」這個「但」字將之前說你愛的部份都抵消了。既然是愛，就直接用行動表示，不用說太多了。
4. 不強硬回應：面對不同的提問，我們不用鐵板一塊的回應，因為他們那些問題，有時代表著背後有其他想法和前設，我們可先處理他們的前設，邀請他們多分享，因為我們的重點是講福音。有時我們多分享大家相似的地方，一起面對的掙扎，之後祈禱，在患難中讓人接近耶穌。

與同性戀者同行五個要點：

1. 祈禱：可以為同性戀者禁食祈禱。
2. 聆聽：先聽他們的需要。
3. 規劃：計劃與他們見面的時間，地點，方式。
4. 要抱耐性和堅持的態度。
5. 要坦誠和透明，活出我們所傳的福音。

（「Holy Sexuality　袁幼軒生命見證分享會　異性戀？同性戀？聖潔性戀！」由播道會恩福堂主辦，明光社及香港性文化學會協辦。）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簡稱NC)於2004年開始投入服務，對象主要是受「同性吸引」困擾或希望離開同性戀生活模式的人士及其親友。除此之外，NC也希望協助有心關顧同性戀者的人士，以及幫助社會大眾更正確及全面了解同性戀。

NC的教育經理及創辦同工之一Tammy憶述她以往也曾對「同性戀」一無所知，就如眾多櫃父母[1]一樣，在1994年，因著一位親友向她出櫃[2]，自那時就開始關心同性戀這課題，也結連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關愛同性戀者。十三年前多謝不少有心人，協助開設不同的支援小組，提供個別服務，並在眾多義工和機構、教會合作之下，展開教育工作，正式成立「新造的人協會」。

由於NC服務對象比較隱藏，只能低調地服侍，基於保密原則，即使受助者來自不同教會，也不能在教會中高調地宣傳，只能夠透過受助者或有心的義工主動與教會結連。另外，感恩的是透過其他機構和人脈網絡，讓教會開放講壇、主日學及團契聚會時段等，讓會眾認識NC。十三年後的今天，NC在眾教會和神學院都獲得不少肯定。當我們籌辦聚會，有些大學老師，牧師傳道人或神學院講師及院長等，都紛紛響應支持NC的工作，連續五年也有神學院委派一些神學生在NC實習。去年NC曾舉辦《相約星期二》的內部聚會，當中邀請了神學院院長及多位知名的老師，藉著他們的鼓勵與交流，教學相長，讓受助者感到在這一條路上，他們並不是孤單的。

Tammy笑言，他們的工作其實與宣教士很相似，以生命為本，投放的資源與成果效益不成正比，難與商業世界並論，付出與成果要脫勾，更何況NC服侍的對象是小眾中的小眾，他們在任何公開的場合或致謝時，也會絕口不提NC。讓Tammy感動的是：雖然背負著不少人的誤解，以為NC把人「拗直」為異性戀者，但她還是慶幸遇到不少知音同道，他們接納後同們一生仍有可能懷著「同性傾向」這根剌，茁壯成長，走成聖之道。

在服侍同性戀者和櫃父母的過程中，Tammy反省自己的生命深處，向來訪者學習如何做一個「逆向而行」[3]的門徒。她更向一班因為神的緣故而願意過聖潔生活的同性戀者致敬，縱然他們間或有失腳的時候，但他們仍願意在跌倒後重新起來，繼續追求過聖潔生活，值得他人的尊重。當Tammy愈服侍同性戀者，她愈體會同行的重要。同行表示不要把重點放在分析成因，而在尋找出路；同行表示不要花時間去推算逆轉性傾向的可能性，而是謹守同行的崗位，不要只著眼於知識和理論，而是去聆聽他們的掙扎、與他們建立健康友誼，同尋各人整全的使命。

觸動輔導中心

從青少年愛滋教育協會到觸動輔導中心，又從觸動輔導中心到基躍生命教會，對該中心的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Atty)來說，一切都是出於別人的需要、自己的責任及召命。Atty提到當年在一間教會回應一個宣教的呼召時，腦海中不斷出現「青少年愛滋」這詞彙。於是，Atty在1994年開始服侍有需要的青少年。

而在這期間，又有其他有別於青少年愛滋病人的人士尋求Atty的協助。於是，輔導中心就在2002年成立。過程中，眼見有不少受助者決志信主，Atty就十分努力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教會。然而，當中仍有信徒未能找到，Atty就用祈禱會的形式來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直到同工不斷催迫，基躍生命教會終於在2014年正式成立，讓無法適應其他教會的信徒，都可以在這一間教會成長。Atty坦言他們若然日後返回主流教會，她會替他們高興。

一路走來，Atty都非常關心受助者的生命，她希望他們不要隨著輔導時間結束而停止成長。於是她舉辦帶有治療性質的課程，如《戀愛秘笈》，讓受助者可以更了解自己。除此之外，Atty認為個人輔導很重要，但小組輔導亦同樣重要，透過小組輔導，當事人的復原能力更快，因為他們有更多機會去聆聽別人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單的。

上述兩個團體衍生了多個義工團隊：觸動舞台（劇團）、Touch Music （Band群）、觸動合唱團、觸動一人一故事劇團、觸動夏威夷小結他樂團。曾被輔導的受助者、LGBT及異性戀者，都可以在以上的義工團體中相遇，Atty認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們融合在一個群體，可以學習與他人相處，彼此接納，了解大家，並一同去傳福音及服務社區。」

剛開始青少年愛滋病事工，Atty也曾懷疑自己的能力，感到自己既不是醫生，又不是護士，恐怕專業知識不足。但她後來發現，神會呼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她做不了醫生做的事情，但醫生也做不了她的事情。今天非常沉重的工作都不在她的計劃之內，她只是看到需要，順服於神的帶領，一步一步盡力地走下去。Atty體會到栽培他人生命的事工，是必須分秒必爭。

Atty的工作團隊人數不多，可以開展這麼多事工，全靠龐大的義工團隊。另外，Atty特別感謝在沿途上一直幫助機構或教會成長的敬拜隊、神學院導師和教牧同工，讓神的計劃一個又一個的實現。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時間線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

(文字版)

台灣正處於同性婚姻爭議的風尖浪口上，相信在一水之隔的香港亦會受影響。兩地同性戀運動早於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由當時至今天，兩地的同運均發展至相當遠的路程，台灣甚至走至同性婚姻的關口。。本篇以簡單表列的形式，向讀者闡述兩地同運的大事發展，讓大家窺探其發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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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同志團體一般認為自己是小眾（minority），他們爭取多元及包容，並指出受到持守傳統家庭及婚姻觀念的大眾（majority）歧視。但是，加拿大卑詩省上訴法院最近的判決指出，大部份加拿大人支持同志擁有平等權利（包括結婚），在這背景下，持守性關係只能發生在一男一女婚姻之內的人士（案中的聖三一大學）才是小眾。法院進一步指出，大眾若假借包容與自由之名，將自己那一套同志平權觀念強加在小眾身上，實際上是一種不包容及專制的作為。

2. 背景

2014年10月，加拿大卑詩省律師公會（公會）拒絕認可聖三一大學（大學）擬開辦的法律課程，理由是大學要求學生遵守以上的性關係(即性關係只能發生在一男一女婚姻之內)守則的收生政策，是歧視性小眾，與公會須維護的公眾利益不符。大學控告公會侵犯了其在憲法中的宗教自由權利，卑詩省原訟法院判大學勝訴。[1]　其後公會上訴，上訴法院維持原訟法院的判決，即公會須認可大學的法律課程。

3. 判決內容

與原訟法院一樣，上訴法院指出根據卑詩省法例，公會的法定責任是維護公眾利益，其中包括保護所有人的權利與自由。為了履行其法定責任，公會可設定律師執業的條件（包括在公會認可的大學取得法律學位）。故此，公會在決定接納或拒絕大學的法律課程時，可考慮大學的收生政策會否損害有關人士的權利與自由。

上訴法院進一步指出，公會在作出決定時，除了考慮收生政策會否損害有關人士（性小眾）的權利與自由，還須考慮該決定會否侵犯了大學在憲法中的宗教自由權利。該決定須合理地平衡性小眾的權益（不被歧視）與大學的憲法權利（宗教自由）；該決定對宗教自由的干預，不能大於為了保障性小眾權益而必要作出的干預，換句話說，有關干預應是合乎比例的（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上訴法院認為公會的決定對大學的宗教自由的干預是不合乎比例地大。第一，公會的決定對大學及其學生影響深遠，大學會因該決定而無法開辦法律課程；就算開辦了，就讀的學生亦無法執業。第二，公會的決定對保障性小眾權益的幫助不大，拒絕大學開辦法律課程，不會增加給予性小眾的學額。而縱使大學沒有性關係守則，大部份性小眾也不會入讀這間擁有濃厚宗教氣氛的大學。

基於比例原則，上訴法院裁定公會的決定是不合理的，故公會須認可大學的法律課程。上訴法院總結指出，在自由及民主的社會裡，差異的存在是正常不過的，大眾不能因為不認同小眾的價值觀而攫奪小眾追求其宗教理想的自由。

4. 結語

以上裁決帶出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隨著社會性解放思潮愈來愈為人接受，性小眾雖然在人數上仍是少數，但在西方國家裡，認同他們的價值觀的往往是社會上大多數人。以往性小眾遭受主流社會壓迫的情況，隨著「主流」的更替，小眾已逐漸演變為持守傳統家庭及婚姻思想的人，他們反過來遭受主流社會壓迫。

在同運思潮已成主流的國家和地區，我們看過不少小商店被迫違反自己的宗教良知，為同性婚姻製作商品或租借場地的案例。市民不要誤信一些似是而非的平權口號，而是要細察在「大眾歧視小眾」的論述中，究竟誰是大眾，誰是小眾？

美國最近有兩件案例都是與「性別」的定義有關的。第一件，聯邦地方法庭裁定，涉及校園內的性別歧視的法例中，「性別」不包括「性別認同」，故此，跨性別學生不能以性別認同歧視為理由，要求使用異性的設施（如廁所等）。第二件，聯邦上訴庭裁定，涉及工作間性別歧視的法例中，「性別」不包括「性傾向」，故此，雇員不能以性傾向歧視為理由控告雇主。

以上兩個判決，重新確立了法律詮釋的原則，某程度上阻止了政府或有關人士，試圖通過擴大現行法例中的「性別」的定義，變相訂立性別認同及性傾向歧視法例。另一方面，兩個案例亦同時警惕大眾，防備法律詮釋被濫用並作為借口，繞過正當的立法途徑去訂立新的法例。

「性別」與「性別認同」

2016年5月，美國聯邦政府要求全國所有受聯邦資助的學校，須容許跨性別學生按照其自認性別使用廁所、儲物室、浴室以及宿舍，理由是聯邦教育條例(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中關於校園內性別歧視的條文(Title IX)中，「性別」應包括「性別認同」。[1]其後，有多個州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聯邦政府落實有關要求。

最近，德克薩斯州地方法庭宣判，[2]第一，聯邦政府的要求實際上具有立法的性質，而不純粹是對現行法例的解釋，故此，有關要求在落實前須經過諮詢的程序，而聯邦政府卻沒有進行該程序。第二，Title IX中的「性別」的意思是明確的，按當時的立法原意及一般的用法，是指「生理性別」。第三，若容許學生使用相反性別的洗手間，會侵犯其他學生的私隱。故此，法庭裁定聯邦政府的要求是不合法的，同意發出禁制令。

「性別」與「性傾向」

印第安納州一名同性戀的雇員控告其雇主，指雇主基於他的性傾向而歧視他，違反了聯邦公民權利條例(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中的禁止工作間性別歧視的規定(Title VII)。聯邦上訴庭指出，[3]根據以往案例，Title VII只保障性別歧視，並不保障性傾向歧視，故裁定該雇員敗訴。上訴庭指出，國會在訂立Title VII時，其原意是保障性別歧視，而「性別」是指「生理性別」，不包括「性傾向」。另外，縱使要求訂立性傾向歧視法例的聲音不少，但國會仍沒有修改法例的意圖，便更加顯示Title VII並不保障性傾向歧視。

另一方面，上訴庭指出，雖然Title VII不保障性傾向歧視，但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判決，Title VII卻保障基於性別定型(sex stereotype)的歧視。換句話說，「性別」除了「生理性別」外，還包括「性別定型」。故此，若雇主歧視一名雇員，是由於該名雇員未能符合一些固有的對他的性別的期望（例如：一名男（女）性雇員的行動舉止很女（男）性化），則雇主可被控以性別歧視。

上訴庭認為，「性別定型」與「性傾向」是難以區分的。某人被同性所吸引，同樣是不符合一些固有的對他的性別的期望（一個人應該喜歡異性才對），故此，「性傾向」實際上是「性別定型」的其中一種。基於此，上訴庭認為，若然「性別定型」可免受歧視，那麼「性傾向」亦應可免受歧視。

上訴庭進一步指出，既然美國已准許同性婚姻，若沒有同時訂立性傾向歧視法例，便會出現一些不協調的情境，例如：某人獲准與他的同性伴侶結婚，但之後，他的雇主卻可以基於他的性傾向而解僱他。

上訴庭總結指出，雖然應該立法保障性傾向免受歧視，但受制於以往的案例及國會未有修改法例，它只能判處原告人敗訴。

結語

上訴庭認為應該訂立性傾向歧視法例，是在兩個背景下提出的：（1）性別定型已經受到法例保障；以及（2）同性婚姻已經合法。但上訴庭沒有進一步追問，性別定型應否受到法例保障？同性婚姻應否合法？它亦沒有考慮訂立了性傾向歧視法例後所產生的逆向歧視。上訴庭純粹是在以上兩個既定的事實底下，推論出性傾向歧視應該立法。

就香港的情況而言，以上兩個案例或許給我們一些可供借鑒的地方。第一，縱使香港沒有性傾向歧視法例，但若《性別歧視條例》中的「性別」的定義被擴大，則有機會變相地訂立了性傾向歧視法例。若「性別」可包括「性別定型」，則同樣可包括「性傾向」。第二，從以上上訴庭的關於同性婚姻的意見可見，同性婚姻與性傾向歧視法例的關係密切，若其中一個在香港得以被確立，則另外一個的確立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一間商業機構，會因應社會裡的一些需求而尋找商機，每間機構都會有自己的市場定位，以便運用其有限的資源去為目標客戶提供貼身的服務。但作為一個營商者，大家有否想過，你會被迫去滿足某些人的需求呢? 以下例子值得大家引以為鑑。

事由

2013年，美國加州兩名男同性戀者在一個約會介紹的網站裡尋找伴侶，但發覺該網站只提供尋找異性伴侶，而沒有尋找同性伴侶的選擇，他們於是控告該網站性傾向歧視。根據加州的公民權利法，任何人應得到商業機構的平等對待，商業機構不能基於年齡、性別、種族、宗教、性傾向等而歧視任何人。加州的法庭與控辯雙方達成一個協議[1] (這不是正式裁決，故法庭沒有就協議的內容提供法律理據)，規定該網站須於兩年內修改程式，以便客戶可尋找異性或同性伴侶，該網站亦須向該兩名同性戀者各賠償九千美元，以及承擔對方的律師費45萬美元。

評論

由於被告是一個基督教的網站，故以上的協議無疑侵犯了被告的信仰及良知自由。但該協議亦涉及營商自由，有評論指出，[2]一間商業機構應有其市場定位，它應該有針對性地向特定的客戶群提供特定的服務。這樣，商業機構可賺取利潤，而客戶亦可取得他們想要的商品。但以上的協議，實際上是剝奪了商業機構的營商自由，它們不再有選擇客戶或產品的權利，而是由政府指定它們須服務甚麼客戶和提供甚麼產品。

將以上協議引申一點，會得出一些奇怪的結果：服裝店不能只提供女性衣服，亦要提供男性衣服；它不能只提供適合年青人的衣服，還要提供適合年長者的衣服。這些奇怪的現象還有很多，在此只略舉一二。

早前香港有一間酒吧因對男女客戶收取不同的費用而被裁定性別歧視，原來，在美國加州已早有先例。就以上的加州的公民權利法，加州政府就何謂歧視提供了一些例子，包括，男女收費不同、ladies night折扣推廣等。[3]

對於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法例對一些弱勢社群提供免受歧視的保護，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社會有很多公共目標要追求，人權也包括很多方面，我們不能只側重平等而將其無限制地擴張，以致壓抑其他的權利。

聯合國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條文，但該條文同時指出宗教自由不是沒有限制的，宗教自由的行使受公眾利益及其他人的自由與權利所限制。最近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律師公會，以相關法例中“公眾利益”為理由，拒絕認可一間持守基督教信仰實踐原則的大學所開辦的法律課程。由於相關法例沒有定義何謂“公眾利益”，令人關注籠統的“公眾利益”容易成為打壓宗教或其他自由的借口。

背景

加拿大聖三一西部大學(Trinity)乃一間福音派大學，Trinity要求每位入讀的學生遵守一套行為守則，守則要求學生不能進行一男一女婚姻之外的性關係。Trinity擬在加拿大不同省份開辦法律課程，由於課程須獲當地的律師公會認可，課程的畢業生才可在當地執業，故Trinity向不同省份申請認可其法律課程。[1]2014年，安大略省(Ontario)的律師公會(公會)以Trinity的守則不符合公眾利益為理由，拒絕認可該課程。Trinity及一名擬報讀Trinity法律課程的學生(Volkenant)，就公會的決定的合理性提出司法覆核，在原訴庭敗訴後，Trinity再向當地上訴庭上訴。

上訴庭指出，在判定公會的決定是否合理時，須考慮三個因素：(1) Trinity及Volkenant的宗教自由；(2) 公會的法定目標；以及 (3) 公會的決定是否合理地平衡了前兩者。

宗教自由是否被干預

本案涉及Trinity及Volkenant的宗教自由。上訴庭指出，就Volkenant而言，他的宗教自由包括他入讀Trinity的自由，因為通過入讀一間福音派大學，並遵守Trinity的守則，他可實踐他的信仰。就Trinity而言，它的宗教自由包括設定相關守則，以便使學校的學生、老師及職員能通過遵守該守則以實踐他們的信仰。

上訴庭又指出，侵犯宗教自由的意思，是當事人按其宗教信仰行事的能力被限制。就Volkenant而言，公會拒絕認可Trinity的法律課程，實際上阻攔了Volkenant入讀Trinity以實踐他的信仰。就Trinity而言，公會的決定使Trinity難以吸引學生就讀其法律課程，從而妨礙Trinity實踐其基督教的教學理念。

上訴庭總結，公會的決定侵犯了Trinity及Volkenant的宗教自由。

律師公會的職責

安大略省的法例規定，公會在行使它的職務、責任及權力時，有責任保障公眾利益。上訴庭指出，該公眾利益包括維持律師專業的質素及多元性，這要求人人有平等機會並能按其才能加入律師行業，故此，公會有權掃除一些妨礙平等機會的歧視性做法，例如限制某類人士進入律師行業。

公會的決定是否合理

上訴庭指出，在判定公會的決定是否合理時，須考慮公會在作決定時，是否已合理地平衡 (1) Trinity的宗教自由；與 (2) 公會的法定目標。按以上解釋，公會的法定目標之一是確保進入律師行業的平等機會。Trinity要求入讀的學生遵守其性關係的守則，是歧視性小眾，不符合平等機會原則。上訴庭認為，雖然公會的決定確實侵犯了Trinity的宗教自由，但公會已在宗教自由與平等原則之間作了合理的平衡，故公會的決定是合理的。

上訴庭引用以往的案例指出，法庭在判定一間法定機構的決定是否合理時，不是去查考該機構是否已得出一個唯一正確或最佳的決定，所謂合理的決定，是指該決定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即可以存在超過一個合理的決定。[2]

結語

上訴庭的判決的其中一個前設是，進入律師行業的平等機會是公會須捍衛的公眾利益。基於這前設，既然Trinity的性關係守則會妨礙這平等機會，故公會在決定是否認可Trinity的法律課程時，便須將該守則列入考慮因素之一。

法例並沒有界定何謂公眾利益，在上訴庭所引用的例子中，除了平等機會外，公眾利益亦包括公眾可獲得有質素及可靠的法律服務，以及維持公眾對法律專業人員的信心。[3]故此，這裡有兩種公眾利益，一個是平等機會，重點在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士的權益；另一個是服務質素，重點在接受法律服務的人士的權益。兩者雖然有一定的關係，但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平等機會並不一定帶來好的服務質素。

若服務質素才是公會應關注的公眾利益，則公會在決定是否認可Trinity的課程時，便無需考慮Trinity的性關係守則。至少，公會應意識到，Trinity的守則並不一定影響律師行業的服務質素。故此，公會是否合理地平衡了宗教自由與公眾利益，以至公會的決定是否合理，是值得質疑的。

本案值得大家留意的地方，是籠統的“公眾利益”容易成為打壓宗教或其他自由的借口，在訂立相關法例時，應盡量避免用籠統的字眼，或將有關字眼界定清楚。

2016年6月30日，美國密西西比州（密州）地方法院發出禁制令，禁止密州實施已由密州國會通過的保障良知自由的法例（Protecting Freedom of Conscience from Government Discrimination Act，簡稱PFCA）），理由是PFCA違反了美國憲法第一修訂案的宗教中立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及第十四修訂案的平等保護條款（Equal Protection Clause）。[1]這案件是繼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的同性婚姻案件後，法庭再次以維護憲法為借口，推翻立法機關所通過的法例，嚴重攫奪了人民通過立法機關制定法律的權利。另外，負責判案的法官Reeves之前曾任職一間爭取LGBT權益的機構 （ACLU），[2]由於本案亦涉及LGBT權益，故由Reeves審理本案存在角色衝突，其審判的中立性存疑。

1. 保障良知自由法例

鑑於同性婚姻獲最高法院批准後，對宗教自由產生衝擊，密州於是通過了PFCA，容許宗教團體及個人，可基於婚姻為一男一女的結合的信念，拒絕為同性婚姻證婚、提供場地及提供相關的服務。PFCA亦容許公務員基於該信念而拒絕簽發同性婚姻證書（但須有其他公務員替代其職務），以及容許相關團體及個人拒絕提供同性領養及變性的服務。政府不能歧視（包括撤消稅務優惠及相關福利等）那些拒絕提供以上服務的團體及個人。

法官Reeves認為PFCA違反了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及宗教中立條款，其理據如下。

2. 平等保護條款

憲法第14修訂案的平等保護條款指出，人人在法律面前均受到平等的保護。根據以往的案例，若一條法例並不涉及一些需要特別被保護的群體（性小眾不屬這類群體），則該法例須符合兩個條件才算違反平等保護條款：(1) 該法例會帶來不平等的對待；以及 (2) 該法例與一個合法的政府利益（legitimate governmental interest）沒有一個合理的關係（rational relation）。

就第一個條件，Reeves指出，PFCA容許一些人拒絕向性小眾提供服務，是歧視性小眾，是給予前者一種特權，同時剝奪了性小眾的獲得法律保障及平等對待的權利。就第二個條件，Reeves認為，保障宗教自由以及避免市民被迫違反其信仰行事，是一個合法的政府利益，但PFCA卻與該利益沒有一個合理的關係，理由是PFCA歧視性小眾。[3]

Reeves的結論是，由於PFCA對性小眾造成不平等的對待，而PFCA又與保障宗教自由沒有一個合理的關係，故PFCA違反了平等保護條款。

Reeves 的論據的問題是，在判定第二個條件是否成立時（保障宗教自由與PFCA是否有一個合理的關係），Reeves實際上判定第一個條件是否成立，即是考慮PFCA是否歧視性小眾。如以上指出，以往的案例 要求法官須考慮兩個因素：(1) 法例造成的不平等對待；以及 (2) 法例與合法的政府利益的關係。但Reeves卻一面倒只考慮第一個因素。

3. 宗教中立條款

憲法第一修訂案的宗教中立條款指出，政府不能優待某一宗教。Reeves認為，PFCA應保障所有宗教信念，但PFCA只保障某一宗教信念（同性不能結婚），並沒有保障其他宗教信念 (例如：離婚後不能再婚)，故此，PFCA是優待了某一宗教信念。

根據以往的案例，縱使一條法例優待了某一宗教，但若該法例是為了達致一個迫切的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則該法例仍不算違反宗教中立條款。密州政府指出，其迫切的利益是要避免宗教自由受到威脅。但Reeves指出，這種威脅的前設是：協助同性婚姻的進行等同於認同同性婚姻。Reeves認為，這個前設流於空泛及籠統，並不構成實質的威脅，故並不存在迫切的政府利益。

Reeves的結論是，由於PFCA在沒有迫切的政府利益的情況下優待了某一宗教信念，故違反了宗教中立條款。

Reeves的論據的問題是，若協助同性婚姻的進行並不威脅宗教自由，那麼協助或參與墮胎亦不會影響宗教自由，故現行給予醫生參與墮胎的豁免亦應予廢除。

4. 宗教自由的界限

Reeves認為，憲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是保障個人有權宣講反對同性婚姻的言論，但平等尊重的原則卻禁止他基於此反對而作出的歧視性小眾的行動。[4] Reeves又認為，縱使PFCA被禁止實施，亦不會影響市民的宗教自由，市民仍有權祈禱。[5]這某程度上是將宗教自由局限在宣講方面，至於在行動上活出宗教信仰，則會容易被扣上「歧視」的帽子而被打壓。

5. 結語

美 國憲法的平等保護條款及宗教中立條款的原意，是確保在平等保護與合法的政府利益之間，以及在宗教中立與迫切的政府利益之間，能取得平衡。但從以上的判決可 見，法官只一面倒考慮性小眾的獲得平等對待的權益，而無視市民的宗教自由。宗教自由被局限在宣講方面（這已是樂觀的看法，因為在美國，錯誤地稱呼別人也可能犯法！），市民縱使被迫違反其信仰行事，亦不會被視為對宗教自由的實質的威脅。

另一個問題是，一個純粹被總統任命的法官（並且在本案中存在角色衝突），可以推翻由民選產生的立法機關的法例，這無疑嚴重攫奪了人民通過立法機關所行使的立法權利。

教育是消弭歧視的重要方法，立歧視法是教育方式的一種，卻非唯一。社會上有人認為「一個歧視個案都嫌多」，因此，不須理會歧視狀況的嚴重和廣泛程度，都應該立歧視法。然而，若以歧視法解決校園各色各樣的欺凌，須有何考量？

校園裏受到歧視和欺凌的學生，往往基於一系列特徵，除了種族、性別、殘疾等是歧視法所保障的範疇外，還應包括體形過胖過瘦、外貌較美較醜、身高較高較矮、社交能力較低、智力較低、同一種族但膚色較黑、同一民族而口音不同、行為比其他學生怪異、性別氣質不同、性傾向不同等。

為個別特徵立法應解釋

基於平等，倡議立法的人可考慮訂立一籃子的「校園歧視法」，把上述各種身份特徵都納入法例之內。若提倡為個別特徵立法，至少都應解釋，為何要將某一類學生摒除於平等保障之外。校園歧視和欺凌分為肢體傷害和言語傷害。欺凌行為如傷人、襲擊、偷竊或損毀同學財物、恐嚇等，已受到香港法例第212章《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等所保障。

至於言語傷害，如騷擾或中傷等直接歧視，就應受校園歧視法保障。舉例說，學生A身形略胖，卻未到「痴肥」的醫療定義而不受殘疾歧視法所保障，他受到學生B以「死肥仔」嘲笑，在校園歧視法下，學生B則有機會觸犯「體形騷擾罪」，或要平機會介入調解、作出道歉甚至民事賠償。

執法須考慮間接欺凌者

研究校園歧視和欺凌的報告均提到，參與歧視和欺凌的學生分為幾種角色，除了主動出手的「參與者」，還有在背後教唆的「煽動者」，以及從旁吶喊助威的「旁觀者」。校園裏實際執行歧視法時，除了懲罰直接參與欺凌的學生B之外，同時還應懲罰事件的始作俑者、出口不出手的煽動者學生C，以及其他旁觀的學生嗎？

很多時，教師都未必能及時發現和介入校園的歧視及欺凌，校長和校董會主席有需要為學生B的行為承擔轉承責任嗎？而中、小學學生都為法律定義中的未成年者，學生B的家長或須因而負上法律責任。

教育界應關注以上考量，並考慮以法律懲罰來處理校園歧視及欺凌，是弊多於利，還是利多於弊。

美國伊利諾州一間出租場地的公司，基於基督教信仰拒絕租借場地予一對同性伴侶舉行民事結合典禮。事件閙上法庭，法官裁定公司違反當地的性傾向歧視條例，並指出公司所需提供的服務只是提供舉行典禮的設施，並不是被要求參與典禮，故不影響其宗教良知。除了罰款外，公司還須按該對同性伴侶的原先要求，租借場地予他們舉行民事結合典禮，這無疑是強逼公司認同並參與違反其信仰的事情。

1. 事由

在美國伊利諾州，一對同性伴侶 (投訴人) 在2011年2月欲向一間租借場地及提供住宿服務的公司 (答辯人) 租借場地以舉行他們的民事結合典禮，答辯人基於基督教信仰而拒絕。投訴人於是向當地人權委員會投訴。有關案件在2015年9月由人權委員會雇用的法官作出裁決，裁定答辯人違反當地的人權法中關於禁止性傾向歧視的規定，[1]對答辯人的懲處則於2016年3月頒布，包括答辯人 (1) 向兩名投訴人合共賠償三萬美元，以彌補投訴人因被拒絕租借場地而造成的情感傷害；(2) 付予投訴人律師費五萬美元；(3) 日後不得拒絕租借場地予同性伴侶舉行同性典禮；(4) 須於一年內租借場地予投訴人舉行民事結合典禮。[2]

2. 歧視的理據

性傾向歧視要成立，必須要證明答辯人基於投訴人的性傾向而作出差別對待，在本案中，差別對待是指答辯人拒絕向投訴人借出場地以舉行民事結合典禮，卻會向其他人借出場地以舉行婚禮。答辯人指出，不論客戶是同性或異性伴侶，他們從來沒有向客戶提供場地作民事結合之用，故不存在性傾向歧視。

但法官卻指出，舉行民事結合典禮時答辯人所需提供的設施 (場地、椅桌、電力、泊車位等)，與舉行婚禮的設施無異，故此，民事結合典禮屬於答辯人的服務範圍。法官的論據，實際上是將提供某一服務約化為提供一些物質上的設施，只要兩種服務所需的設施 (場地、椅桌、電力、泊車位等) 一樣或接近，兩種服務在本質上就沒有分別。引申法官的論據，只要所需的物質上的設施一致，提供場地以舉行婚姻，與提供場地以舉行性愛派對，是沒有分別的，兩者均是答辯人的服務範圍。這明顯是荒謬的。提供場地的機構，極少會不顧客戶借用場地的目的，它們一般會指明場地可作甚麼用途，這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3. 宗教自由復原法

伊利諾州有宗教自由復元法，規定政府不能對一個人的宗教自由施以重大的負擔，換句話說，除公眾利益外，一個人可基於宗教信念而拒絕履行政府施加予他的責任。答辯人根據該法例辯稱，要求他們借出場地舉行民事結合典禮，違反了他們的宗教信念，故他們有權拒絕借出場地。法官卻指出該法例只適用於政府所施加的要求，並不適用於本案的私人之間的糾紛。

法官進一步指出，縱使該法例適用於本案，但由於答辯人的宗教自由沒有受到嚴重干預，故他們仍不能以該法例拒絕借出場地。法官再運用以上的論據，指出答辯人所需提供的只是場地、椅桌、電力、泊車位等設施，實質上並無參與民事結合典禮，故不會影響他們的宗教自由。在此，法官無疑是將外在的行為與其背後的意義分割，只要行為「在表面上」不影響宗教良知就可以了，無需考慮行為背後的意義。但是，信念或良知正正就是要考慮事情背後的意義，通過辨識事情的意義去判定事情的對與錯，從而決定支持或反對有關事情。法官的論據，明顯與宗教自由復元法的立法精神存在矛盾。

法官又指出，答辯人提供住宿服務給同性的客人時，不會查問客人之間的關係，但同性客人中有部份可能是同性戀者。法官認為，若向同性戀者提供住宿不會影響答辯人的宗教良知，則向同性戀者借出場地以舉行民事結合典禮，亦不會影響其良知。法官的論據實在非常牽強，要求住宿的客人是同性並不代表他們是同性戀者，就算他們是同性戀者，亦不代表他們會在房間發生親密行為。況且，若要求答辯人查問每一批要求住宿的客人的關係，對答辯人無疑是一個極大的行政負擔。

4. 憲法權利

另外，答辯人指出，要求他們租借場地舉行民事結合典禮，亦侵犯了他們在國家憲法及伊利諾州憲法所賦予的宗教自由及言論自由。但法官指出，他只能就人權法的規定作出裁決，至於答辯人在憲法上的權利，不在他的審理權限內，答辯人若想以憲法的權利作出反駁，便只能向上一級法院提出上訴。換句話說，縱使是同一個問題，若須依據不同的法律條文 (一般法例條文還是憲法條文) 作出申訴，便須交由不同的法院審理，這無疑是加重了答辯人討回公道所需付出的時間、金錢及心力的代價。答辯人若想討回他們的憲法權利，便要再一次面對繁複的法律程序。要知道，本案件由2011年2月擾攘至今達五年之久，對答辯人已帶來沉重的負擔。

5. 司法的獨立性

與美國俄勒岡州的一間蛋糕店的案例一樣，[3]負責審理本案件的法官，是由負責接受性傾向歧視投訴的人權委員會所雇用的。故此，法官並不是獨立於協助投訴人投訴的人權委員會，其判決的獨立性成疑。

6. 賠償

答辯人除了要付予投訴人情感傷害的罰款外，還須按投訴人的原先要求，租借場地予投訴人舉行民事結合典禮，這裡有雙重賠償之嫌。罰款的目的是要彌補因被拒絕租借場地所造成的「傷害」，既然已對「被拒絕」作出了補償，為何仍硬要答辯人租借場地給投訴人呢? 值得一提的是，兩名投訴人在答辯人拒絕租借場地後，已在自己的私人地方舉行了民事結合典禮，再舉行多一次典禮對他們的意義何在? 這種懲處的目的，無疑是強逼答辯人認同並參與違反其信仰的事情。

7. 總結

綜合以上，本案件無論在判決的理據，法官的獨立性，以至賠償的性質，均存在問題。縱使法官是依據當地人權法的規定作出了正確的裁決，但這類性傾向歧視的法例本身亦無可避免地帶來逆向歧視，其存在值得質疑。畢竟，在這個資本主義的多元及自由的社會裡，縱使「甲君」不做你的生意，市場的競爭必然會誘使「丙君」做你生意，又何苦要強逼他人接受自己的價值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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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見明光社網頁

3月11日高等法院裁定，入境處處長拒絕向一名已在外國註冊民事結合（civil partnership），之後來港工作人士的伴侶（興訟人）發出受養人簽證，並不構成性傾向歧視。按香港入境處的入境政策，受養人必須為保證人（指在香港擁有工作簽證人士）的「配偶」，以及未滿18歲的子女，但興訟人認為「配偶」應包括民事結合伴侶。

法官指出，因應香港的入境管制需要，入境處處長有權採用嚴謹的入境政策，並以清晰的界線去界定誰人可以入境，在釐定該界線時，他有權作出一些實務上的考慮（例如行政上的便利），並有權決定如何平衡入境管制的需要與吸引外國專才的需要。保證人會否決定來港工作受很多因素影響，能否和其同性伴侶一起只是考慮因素之一，保證人亦有可能因不能與其他關係親密的人在一起而不來港。在無法滿足所有人的需要的情況下，入境處處長在制定政策時便擁有酌情權。故此，他有權根據婚姻狀況去決定誰人可入境。

避免婚姻制度受衝擊

至於何謂婚姻，法官指出，婚姻與民事結合不能混為一談。婚姻賦予雙方一種特殊的法律地位，它給予雙方獨特的權利與責任。不同國家對民事結合（或同性婚姻）賦予不同的權利與責任，故此，不是所有關係均等同於一男一女的婚姻。再者，何謂「配偶」必須以香港法律所認可的一男一女的婚姻為準。若入境處處長將民事結合亦視為「配偶」，則無疑是認可了這些關係在香港的法律地位，這是不合法的。同樣地，對於奉行一夫多妻的地區，入境政策亦只認可其中一名妻子作為丈夫的合法妻子。

總括而言，法官引用「相同的處境作相同對待，不同的處境作不同對待」這一公平的原則，指出婚姻與民事結合兩者無論在法律地位上及權利與責任的實質內容上均是不同的，故此，為了達致嚴格管制入境這一合法的目的，對已婚與未婚人士作出差別對待是合理的，並不存在歧視。

今次判決避免了香港的婚姻制度在社會未有共識的情況下而受到衝擊，若在入境政策上可將同性伴侶視為「配偶」，則難保日後不會在其他範疇對「配偶」作同樣的理解，這會使婚姻制度這一維繫社會有效運作的重要制度面臨翻天覆地的改變，對社會只會造成混亂及不穩。

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及平機會委託中文大學研究有關性小眾歧視問題的報告先後發表了，看完之後的感覺是香港人對性小眾的接納愈來愈高，歧視問題並不算嚴重。而兩份報告最大的問題是當中有關性小眾被歧視的個案訪談，全部只是受訪性小眾的一面之詞，並沒有嘗試向被指歧視的一方求證，給對方一個合理的答辯機會，變成了有原告沒有被告，完全忽視了當中可能出現的偏差，歧視不應是自己說了算的。

報告中所謂歧視往往只是不認同有關行為，或者因為對性小眾的認知不足，以至產生一些誤會或尷尬。而對性小眾的明顯敵意或惡意攻擊十分罕見，相比現時一些香港人對不同政見人士的偏見、語言暴力、網上欺凌，性小眾在職場和日常生活的處境不見得特別困難。當然，縱然情況不算嚴重，亦不代表甚麼也不用做，問題是必須對症下藥。

其中《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是由政內局所主導，對政府來說比由平機會所做的另一份報告更有責任去回應。此報告並沒有一刀切要求就性小眾歧視問題立法，而是向政府作出了五項建議，包括為教師、醫院前線員工、社工及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提供培訓，提升對性小眾的敏感度；以及推行沒有法律約束力的《不歧視性小眾約章》等。

為較多機會接觸性小眾的專業人士提供培訓當然是好事，問題是教甚麼？以及由誰來教？一些雖然沒有法律約束力的約章若不小心處理，也有機會成為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滅聲器。社會人士不應歧視性小眾，但性小眾亦不能強迫他人認同他們的選擇和行為。政府應該擔任中間人或球證的角色，如何平衡不同持分者的意見和擔憂是政府的重要任務。

回應《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系列四

《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下稱報告）亦建議為前線工作員及社工提供培訓，本文主要探討提供培訓及資源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培訓資源必須清晰定義性小眾及性別

有社交媒體在性別一欄中提供56種選擇，可見性小眾的種類非常多，是次研究訪問了214位來自不同社會經濟背景的性小眾（包括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後同性戀及雙性別人士）；提供培訓資源必須先清楚界定何謂性小眾，以致將來製作教材及提供訓練時能達到一個可以管理的程度。否則，太空泛或太寬廣的性小眾定義，將令建議根本無法執行。

由於性別認同有一定的主觀性，因此，必須制定一套客觀的量度機制，否則必會引起很多爭拗，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結果大家都有理說不清，對當事人、服務提供者及其他服務使用者都不公平。例如：假設有一名跨性別人士（男跨女）要求入住女性庇護宿舍，但由於身份證上顯示他是一名男性，於是，庇護宿舍拒絕當事人入住，這樣，庇護宿舍及其職員的行為會否被視為歧視？其他涉及性別分類的社會服務還包括營舍、宿舍、院舍、男女童院等等。性別定義不清晰可能導致服務提供者及使用者出現很多爭拗，甚至訴訟，因此，在制訂培訓資源時，應諮詢相關專業團體的意見，亦須平衡社會上其他人士的權利。報告的註腳81指出「性別認同」一詞在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法例有不同的定義，而有關定義似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觀性。雙性別人士應界定為男性抑或女性？是否由當事人自行決定？抑或按身份證明文件？也必須釐訂清楚。
 

對培訓資源內容的期望

報告建議交予獨立機構負責製作教材及提供訓練。筆者認為負責製作教材的獨立機構，在同性婚姻及立法禁止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等問題上不應帶有立場；而教材內容仍需要小心篩選，必須是客觀且屬資訊性，目的是增進社工對課題的認識，以及協助他們處理涉及性小眾的個案。猶記得香港多年前有關國民教育的爭議，相信大部份香港人原則上都贊成學校可以教國民教育，讓學生認識祖國，問題出在一些教材的內容有所偏頗，令人擔心是「洗腦教育」。同性戀及性別認同議題也是非常複雜及具爭議性的，假如屆時推出的教材資源內容偏頗，教授一些沒有科學及醫學證據的內容，如同性戀是天生及不能改變的。那麼，這套資源將變成洗腦教育的同運版，政府需汲取推行國民教育的教訓，在撰寫教材時必須先諮詢不同服務團體及服務使用者的意見，將不同觀點放進教材內，使受訓者能更全面及客觀地了解性小眾的需要；各種服務對他們的幫助及成效；以及不同持分者的看法。

平機會於2015年曾資助香港教育學院特殊教育與輔導學系助理教授郭勤博士，進行一項有關「同性/雙性及跨性別中學生在校園遇到的騷擾和歧視經歷」的研究，該報告第4.2.2.1提及有一名家長表示孩子看見學校懸掛「我們堅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的橫額感到非常焦慮不安，連續幾個月失眠，因而認為這是不安全的學校環境。假如安全校園/環境的定義是要求學校為了避免令同性戀學生感到不安，而不可以宣講或懸掛辦學團體所相信的信念及價值觀，這便過度干預學校的教育自由。若培訓資源不夠中肯，將這類情況亦視為歧視個案，納入社工的訓練，要求學校不可懸掛這類橫額，只會為學校帶來更多不必要的爭拗。
 

對提供培訓的機構的考慮

報告第28頁3.10(b)指針對培訓在不同情境下應對性小眾服務使用者的技巧，例如在學校為性小眾學生提供輔導。在這方面，以往社福界也有相關的培訓給予前線社工，只是效果未如理想，原因是同運團體不能接受不符他們立場的輔導方向。例如：2011年6月17日同志團體到社署抗議邀請康貴華醫生為社工提供「輔導同志青少年」的訓練，內容主要是培訓社工如何關懷及輔導同志青少年，在會場外抗議的同志團體卻連案主自決的自願轉變亦反對，堅持指控康醫生提供的是拗直治療，並去信香港社會工作註冊局投訴，要求懲處負責邀約講員的社署總社會工作主任李張一慧，幸好註冊局負責的兩位成員認為李女士沒有犯規，故不會作紀律聆訊。事實上，社署於邀請康醫生之前，已邀請同志團體為社工提供訓練，邀請康醫生是希望前線社工可以聆聽對同性戀課題的不同觀點。可惜，活動未開始前同志團體成員已到場抗議，幾乎令活動要被迫終止。希望日後負責培訓的機構，容納不同觀點及讓不同持分者參與，以學生為本或以服務使用者福祉為本，因應他們的需要提供適切的輔導服務，包括容許服務使用者可以有自願轉變的可能。
 

對培訓資源的推廣方式

當培訓資源製作完成後，當然希望業界能使用，提高社工對性小眾的敏感度，達到消除誤解及歧視的目的。可鼓勵有開辦社工課程的大專院校，採用這套資源，但亦必須尊重每間學院的自主性，由各學院自行決定教多少及何時教，可以是選修科目，不一定要教整套資源的內容，亦可鼓勵社福機構使用，但不應強制要求所有社工及專業人員參加，更不應將之納入取得專業資格前的必修課程或新聘人員的入職培訓，以及作為指定的持續進修課程。不客觀的教材往往比沒有教材可能帶來更多的問題。反對歧視其中一個重要態度就是尊重差異。

回應《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系列六

基督教對同志議題就只有反對？當然不。在立法會選舉之先，我們先提綱挈領，談談一些政策的倡議，務求在一片對立聲中，不高談口號，務實發聲。

複製策略 不能真實解決問題

香港的同運朋友企圖將西方的同運策略「搬字過紙」，例如性傾向歧視條例，過往幾次提出都被推倒的原因是社會上有太多不同的聲音。而一些國家立法後的後遺症逐步浮現，歐美社會在世俗化和去宗教化後，未有處理宗教自由和反歧視法之間的衝突，這一點即使是同運領袖也開始承認。[1]西方現有的所謂「保障性小眾不受歧視」的法例，實際上也有多種方式，未必一定如部份激進同運人士所言，性傾向歧視條例是最基本及必須如本港其他歧視條例一樣，[2]全部保障範圍都必須涵蓋。[3]
 
我們不否認社會存在著不同程度對性小眾人士的偏見，甚至有人作出歧視而不自知，若這些偏見不好好澄清，容易令性小眾有被歧視的感覺。為此，我們建議社會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讓性小眾比較自如一點，例如校園欺凌的問題，能否有比較完善的處理指引？所謂職場歧視的情況，能否透過修改相關指引令問題得以改善？

按校本情況 彈性地因材施教

我們認為校園那些針對性傾向的欺凌，實際上更多是針對性別氣質的欺凌。動輒挪用法例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嚇人的效果只會令更多人誤解性小眾。在學校處理欺凌的問題，最好有一套整合的指引讓學校參考。同時學校可以加強兩性的教育，在可行的情況下放寬不必要的性別約束，例如：放寬老師服裝的限制，讓他們在保持樸素和端莊的情況下可自由選擇服飾，即女老師可以穿長褲，男老師可以不結領帶。如此同學可透過老師的楷模，認知兩性如何透過服裝表達自我但又不失莊重。同時亦可考慮放寬校服的規定，讓同學在某些日子有機會透過便服表達自己。透過服裝作為教材討論性別氣質，讓學生知道，即使性別氣質有差異，亦能彼此尊重。

以法例壓制 令社會走向兩極

至於處理親密關係的部份，具體的做法在同運人士中亦眾說紛云，當中最多的說法就是，仿傚美國同運人士借終審法院宣佈同性婚姻沒有違憲，香港也已有幾宗案件遞交高等法院審理。依此發展，不出數年同性婚姻在香港就有可能變相通　過。這種做法比傳統經行政立法兩局的訂立和修改法例快得多，而且「乾手淨腳」，以現時立法會拉布的狀態，這些司法機關的決定可即時解決他們的問題。可惜缺點亦同時顯而易見，這種理應留給全體市民討論的社會制度，交了給幾位法官「代議」，因為欠缺公眾參與討論，令社會對整個議題的立場更走向兩極。

處理問題 需有更多想像空間

有同運人士提出另一進路，建議在未有同性婚姻前，當一些同性戀伴侶面對生活的不方便，可否用「親密關係」，或者參考家暴條例的所謂「同居伴侶」等既不傷害婚姻家庭，但同時因著這種感情狀態，為他們提供一定程度的方便呢？例如為昏迷的另一半簽署手術同意書。
 
我們理解這訴求，所以我們支持擴闊《持久授權書》的範圍，覆蓋不同的緊密或信任關係，尊重授權人的意願，及早為自己在醫療、安葬等事上作出合宜的決定。如此既可符合個人的意願，又不用更改社會對婚姻、家庭的定義，應較容易在社會共識的層面通過，提供實質保障。
 
至於如婚姻關係般可以得到的「福利」，例如免稅、申請公屋、所有以家庭為對象的服務及津貼，我們認為這牽涉社會對婚姻以及資源分配的看法，應經全體市民充分討論才作決定。
 

回應《消除歧視性小眾諮詢小組工作報告》系列一

小組成員的構成

議題觀點的分歧

 
(圖一：同性戀非刑事化的國家及地區列表)

 

諮詢態度與對象

質性研究方法與結果

比較外地政策

聆聽持分者的意見

小組提出的建議

1. 為教師、醫院前線員工、社工及人力資源專業人員提供培訓及資源，提升對性小眾的敏感度
2. 推行以歧視法為框架，卻沒有法律約束力的《不歧視性小眾約章》
3. 在多元、包容、互相尊重上，加強在各種公共媒體的宣傳
4. 檢討並加強支援服務以應對性小眾的特定需要
5. 為提供資料予日後就消除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歧視的立法建議及行政措施進行諮詢，進一步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推行立法和非立法措施的經驗​

簡單分析

整體來說，工作報告尚算持平，雙方意見縱然仍未有共識，但卻拓闊了消弭歧視的可行方向。我們希望透過本期《燭光網絡》的專題故事，更仔細探討各項建議，盼能繼續在良心、宗教及言論自由，與免受歧視等人權問題中尋找出路。

平機會混淆概念，令本來已十分具爭議的性傾向歧視問題變得更複雜，因為它想將不同的性小眾的問題和需要簡化成一條新的歧視法，為真正有效地消除歧視製造了新的障礙。

平機會剛公布《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分歧視的研究報告》，指有55.7%的受訪者同意應為不同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免受歧視提供法律保障，比起10年前調查的28.7%支持高了近一倍。而在年輕的受訪者當中更有高達91.8%支持率。此外，有宗教信仰的人士亦有48.9%同意為性小眾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

年輕人重視公義、人權、自由可以理解，而宗教人士反對歧視亦很自然。個人對愈來愈多人支持立法保障性小眾不覺奇怪，特別是近年來社會上不公義的情况愈來愈多，不少市民（特別是年輕人）對現况不滿，希望見到改變。明光社完全認同社會上若有一些不合理、不公義的情况必須正視，並尋求改變，問題是必須對症下藥。

欠缺為歧視下定義

綜觀整份報告有幾點大家必須先解讀清楚，切勿藥石亂投。首先大家對何謂歧視根本未有統一的看法，很多時變了各說各話，本來大家都是反對歧視的，卻變成了無謂的對立，將本來可以較容易處理的反歧視問題不斷擱置。例如一些團體堅持有差別對待就是歧視，令一些本來純粹是對某些倫理行為的不同觀點變成歧視問題，強行將正反雙方放在對立面，覺得對方不認同自己的選擇或行為便是歧視。這與多元社會、互相尊重的大愛口號背道而馳。好像婚前性行為和婚外情，有人認同有人反對，難道反對的人就是歧視？一些人因為怕被親友知道自己和人同居或有一夜情，不敢公開自己在性行為上的傾向和選擇，難道就是嚴重的歧視問題，需要立法懲處？

有原告沒有被告

其次，報告中有關性小眾被歧視的個案訪談，全部只是受訪性小眾的一面之辭，並沒有嘗試向被指歧視的一方求證，給對方一個合理的答辯機會，變成了有原告沒有被告，完全忽視了當中可能出現的偏差。例如不少願意接受訪問的可能都是支持立法的，有些人會否為了博取同情而誇大其辭？而一些性小眾因為自覺與其他人不同，當與他人相處時容易覺得不自在，甚或對他人的言行過於敏感，因而產生誤會。而一個人被辭退或被拒入學，可能涉及很多原因，當事人覺得是因為性別身分，不等於對方一定基於此原因。在未深入了解前不應妄下判斷。

有關研究將不同性小眾的問題，包括性傾向、性別認同、變性人和雙性人混合在一起討論，其實會造成混亂，因為很多受訪者可能只支持立法保障其中一類性小眾，未必支持其他性小眾的訴求，強行將不同性小眾的訴求混合處理，只會令問題變得更加複雜。例如同情變性人的困難，贊成當他／她們完成了完整的變性手術之後，政府需貫徹地以他／她們新的性別身分來看待他／她們，以免在日常生活因為一時看身分證、一時看出世紙而帶來不必要的困難，未必會支持性別認同要立法，准許有關人士完全根據自己認為的性別，毋須做任何變性手術亦可以進入異性更衣室的「權利」。為什麼認同性傾向和變性人問題要立法的，一定要同時支持性別認同問題要立法？

性小眾問題不能混為一談

平機會今次的報告，其實與過往的調查範圍完全不同，擴大了許多，但報告又以10年前單就性傾向問題所作的調查作比較，是魚目混珠，將不同的概念混淆，為討論製造了新的障礙。而且性小眾比調查所涉及的更廣，還包括跨性別、易服癖、雙性人及性別不確定等等，請問要討論性小眾歧視條例，是根據什麼原則和由誰去決定應立法保護哪一類性小眾？而當市民只認同當中某些性小眾的訴求而反對另一些性小眾的訴求時，又如何處理？

最後，市民同意為性小眾免受歧視提供法律保障，不等於只可以選擇訂立一條新的歧視條例，因為更快捷和對症下藥的方法，是針對不同性小眾的不同需要，簡單修訂一些現行條例，便可減少不必要的爭議，因為一刀切的性傾向／性小眾歧視條例，在外國已引致大量逆向歧視的問題，不少人的良心、宗教和言論自由備受打壓，情况複雜，網上已有大量事例可供參考，絕非簡單的豁免可以解決。平機會的一籃子立法建議只會製造更多爭議，為解決一些性小眾的真正需要製造新的障礙。

建議第三條路保障不同性小眾

明光社支持盡快修訂個別法例，協助不同性小眾在一些沒有爭議的問題得到保障（即第三條路），不想繼續只就支持或反對立法爭論，而未能盡快真正協助有需要的性小眾。例如可修例容許所有人，以「持久授權書」，授權本身信任的人（包括同性伴侶），在有需要時代他／她作出重要的醫療決定、不幸過身時有權認領遺體、若雙方同意可以合葬等等。此外，可修訂勞工法例，讓所有覺得自己被不公平解僱，或在求職、升職等問題上遇到不公平對待的僱員可以有申訴的機會。當平機會亦曾被勞資審裁處裁定違反合約，沒有給予一個與主席意見不同而「被離職」僱員的約滿酬金時，相信由更獨立的審裁處處理勞資糾紛，比由平機會「主持公道」，會令市民更有信心。

一）摘要

平機會發佈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調查部份（下稱「報告」）刻意隱藏重要資料，反對的意見被消失，本社促請平機會儘快交代完整民調數字。報告現有的數據，直接反映此議題牽涉性關係的道德爭議。依報告所見，支持提供法律保障約五成半，反對則約三成半，反映仍有明顯分歧。本社建議各持分者尋求平衡點，共同討論消弭歧視的第三條路，如本社提議制訂的《公平就業法》、《多元授權書條例》等法律保障。

二）分析

報告刻意隱藏重要資料，包括以下六個部份：

1. Part A第2題：公眾在媒體接觸LGBTI的數字

2. Part C1：受訪者對性小眾歧視的代入處境題

3. Part C2：受訪者認為性小眾受歧視的嚴重程度

4. Part E：受訪者對同性婚姻的取態

5. Part F：受訪者對人權和家長權威主義的取態

6. Part G：各層面的歧視程度（包括新移民、年齡及性傾向）

報告聲稱其研究目標是「公眾在不同生活層面對LGBTI人士的接納程度」，也包括「對LGBTI人士所遇到的歧視有何觀感」，[1]然而最後卻矛盾地隱瞞C1及C2兩個相關歧視狀況的數據，大大削弱此調查的公信力，令人懷疑是否因為結果與平機會和性別研究中的預設立場不同而刻意隱瞞。既然要進行動用公帑的研究，平機會有責任和義務開誠佈公地、持平地陳述公眾意見。在此促請平機會儘快交代完整民意。

此外，另一部份的反對意見亦「被消失」。報告在立法取態的分層分析，[2]只陳列贊成者的數字，再次隱瞞其他取態者的百分比。即使公眾自行計算，以100%減去支持者的百分比，也只能取得「反對+中立+不知道／沒有意見」的含混總數，實有淡化反對聲音之嫌。再次促請平機會儘快向公眾補充交代完整數據，以示公正。

就其他歧視法，鮮見民調會查問受訪者是否認為殘障人士、女人、黑人的行為不恰當，但此報告就於5.1.3段問及LGB的性關係是否不恰當，又問及變性和易服是否不恰當。此問題的選項有引導成份，「完全沒有不恰當」使用了雙重否定，巧妙地迴避「完全恰當」的用字。選項並未有「幾乎恰當」，有欠平衡。涉及「不恰當」的選項卻有三個，似乎要製造一種「多人感到不恰當，令當事人承受很大壓力」的印象。

問題前設和數字（詳參表1）均反映此等範疇在社會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爭議（不論性傾向是天生與否）。若要以法例規範此等道德判斷所造成的行為，需要相當小心，以免侵害宗教，良心自由。
 

此外，令人莫名奇妙的是，調查中問及「家庭價值」一項，竟然以是否同意「符合父母嘅期望，及跟從他們嘅想法，非常重要。」作為衡量受訪者的家庭價值的指標。這究竟是大家長主義還是家庭價值？為甚麼不問受訪者對於刻意令兒童失去父親或母親的婚姻制度有何看法？

結論穿鑿附會

報告在5.1.4段認為，公眾「誤以為」有性傾向歧視法，反映不太清楚LGBTI的處境。此結論根本穿鑿附會。

首先，選項中根本不包括T和I，只能反映LGB的法律處境。其次，最多受訪者有錯誤認知的，根本不是性傾向。合理的結論應為，數字（詳參表2）反映平機會推廣殘疾歧視條例的成效最為彰顯，其他層面則有待改善，尤其最多人答錯、最少人答對的家庭崗位和性別範疇；公眾對LGB、少數族裔的法律處境認知尚算一般，約兩成人答錯。
 

立法民意再析

公眾必須注意，訪問問題指向為LGBTI「提供法律保障」，並沒指明是訂立LGBTI歧視法。本社也同意提供法律保障，結論意味著也應包括本社過去曾提倡的《公平就業法》、《多元授權書條例》等。 

回答「完全同意」和「非常不同意」兩者各佔約一成半，反映有明顯立場的群眾人數是不分上下，差異在於「同意」和「不同意」的人數取態，前者較多。中立減少，反映社會對立法的關注度提高，並有明顯取態。正反分別佔約五成半和三成半，反映公眾的意見仍有明顯分歧。本社建議各界尋求平衡點，共同討論消弭歧視的第三條路。 

同類問題，除了2006年由政府進行的民調曾提及外，近年香港大學民調也曾涉獵過，其贊成更多，反對的更少，對照下突顯平機會調查中，贊成的百份比有下跌趨勢，亦反映出立法更具爭議（詳參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