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會說謊──拆解研究調查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哈佛大學巨星隕落

近期哈佛大學爆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醜聞，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吉諾 （Francesca Gino）的教授被揭發在數據上造假，現在幾個學術期刊已經宣佈撤回她的論文。這事件在大眾傳播媒介和社交媒體都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其實，造假或者抄襲等學術不誠實事件經常發生，Retractionwatch.com這網站每星期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為甚麼這一次卻受到高度關注呢？

首先，吉諾來頭不小，在行為科學中她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學術界以外亦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她的暢銷書《反叛人才》鼓舞了無數讀者去力排眾議及追求創意。吉諾被Thinkers 50評為全球五十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思想家之一，她得獎無數，包括哈佛商學院頒發的最佳教師獎、學術成就獎。她的研究曾經在《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新聞週刊》、《科學美國人》、《今日心理學》、《華爾街日報》、《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發表或者報道過。可以說，現在是巨星隕落！

以不誠實手段去宣揚誠實

還有，吉諾主要研究題目之一是誠實與倫理，這些研究顯示了怎麼樣的心理和環境因素令人做出欺詐的行為，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人更加誠實和遵守道德倫理規範，例如在2009年她的團隊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一個充滿不誠實的世界裡面，知道其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會否增加或者減少一個人的不誠實行為是十分重要的。」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一個爛蘋果可以令整箱蘋果壞掉。在2015年的一篇論文中，她的團隊指出：很多做出不道德行為的人在事前或者事後都會找出許多自圓其說的藉口。吉諾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她的團隊在一篇發表於2012年的論文中指出：當人們在填寫表格的時候，最好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開頭，這樣便可以減低人們說謊的可能性；如果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後面，效果並不會那麼好。一些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都採用了這措施，這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很多學者都引用這項研究的發現。

然而，後來外部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一些數據是捏造的，例如有些人在填寫自己學年的時候，並不是寫上「junior」、「senior」這些等級，而是寫上「Harvard」， 這些學生的分數比不尋常地高，所以值得商榷。在吉諾的其他論文中亦被揭發數據造假，直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四篇論文被學術期刊撤回，但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事件令人震驚，吉諾彷彿懷抱著使命去重整社會道德，去找出引導人更加誠實的方法，諷刺的是，吉諾以不誠實的手段去宣揚誠實！從前視她為偶像、忠實地追隨她的人，如今信心崩潰！因應這事件，YouTube關鍵意見領袖Peter Judo說：「學術界是破爛的！」Peter Judo以前多次引用吉諾的著作，現在當然停用。統計學家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 的回應是：「作弊者對科學界所做的最壞事情是，他們製造了科學垃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問題是：人們怎會知道甚麼是可靠的真理，甚麼是一派胡言呢？若果連哈佛教授都不可以相信，這世界上還有誰你可以相信呢？

冰山一角還是個別事件？

可能有人說：這只是個別、孤立的事件，但有證據顯示出：吉諾的共同作者亦可能於偽造數據上有份，吉諾的合作者之一是杜克大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教授丹‧艾瑞利（Dan Ariely），兩年前他亦曾經被指控在數據上造假，他無法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只是含糊其詞，說法前後矛盾。有趣的是，艾瑞利其中一本暢銷書亦是關於不誠實的行為：《關於不誠實的誠實真相：我們怎樣欺騙所有人？》，筆者亦是受騙者之一，我購買並且閱讀了這本書。

先後有一百五十名作者與吉諾合作過，現在他們走在一起，重新檢視過往論文的數據。吉諾並沒有站出來獨力承擔責任，那些共同作者的反應是不能理解的，與其坐以待斃，被人揭發，不如先發制人。

如果學術界不能嚴肅地處理這事件，進而亡羊補牢的話，我恐怕類似事件將會持續不斷地發生，那麼人們對所謂科學研究的結果都只能半信半疑。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例如要求作者在發表論文時公開數據，讓其他人檢查和重新分析。

我們都是雙面人嗎？

在這裡筆者會探討這樁事件的另一個層面：為甚麼揭露不誠實行為、宣揚道德倫理的學者，竟然會是偽君子呢？當他們表裡不一致的時候，這會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種感覺難道不會令他們內心很不舒服嗎？

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舉例說，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是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1985年至1988年他擔任教育部長，後來在大學教授哲學，而且活躍於政界和傳媒，他曾經撰寫過許多宣揚保守派道德價值的書籍，例如《美德之書》、《道德指南》……筆者讀過他的書，亦曾經受過他的影響。可是，在2003年他被揭發是一個病態賭徒，經常到拉斯維加斯搏殺，前前後後輸掉了數百萬美元，最搞笑的是，他曾經高調地反對開設賭場。醜聞曝光之後，他解釋自己的賭博習慣並沒有影響自己的正常財務運作。

特德‧哈格德（Ted Arthur Haggard）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新生命教會的創始人和前牧師，又擔任過全國福音派協會主席。他曾經宣揚基督徒具有更優越的性道德、更好的性生活，並且高調地反同性戀。正當他的聲名如日中天之際，2006年一名男妓聲稱哈格德跟他在三年裡面發生過不少次性交易，而且哈格德購買和使用冰毒。起初哈格德否認所有指控，但最後還是承認了。

其實，我也是貝內特、哈格德、吉諾、艾瑞利！嚴格地說，幾乎所有人都是雙面人，都是Dr Jekyll and Mr Hyde。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洞悉人性的弱點，他認為人類的內心有兩部份，一個是理想的我，一個是陰暗面（Shadow）， 人並沒有自己想像那麼良善，這陰影形成了一個無意識的障礙，我們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和掙扎，當陰影很大的時候，為了壓抑自己不理想和不願意承認的一部份，我們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陰影和缺點投射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並不會增加認知失調，相反，這會令到自己內心好過一點。當我站在道德高地批評人家不誠實、不道德行為的時候，這會淡化甚至掩飾了自己的不誠實、不道德；難怪往往最專橫的政權，會批判人家才是霸權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言行溫和，不完美，甚至有明顯缺點的人，才是比較真實、比較值得信賴的人。

也許會有讀者認為我是過度解讀，或者吉諾和艾瑞利的心理狀態並沒有那麼複雜，他們無非急功近利，目的是以速成方法躋身於天下高手之列。若果要知道真相，我有一個建議：讓他們吃下周星馳發明的誠實豆沙包！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在英國，3月2日是「世界圖書日」（World Book Day），學校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例如圖書角色扮演，同學會穿著不同的角色的衣服回校，然後一起閱讀圖書，主辦機構更會與不同書商合作舉辦不同活動，例如一鎊一本圖書，以及免費圖書活動，鼓勵兒童閱讀。

不過在活動前半個月，《每日電訊報》調查報道發現，英國兒童文學作家達爾（Roald Dahl）的童話書在改版時，出版商與倡議兒童文學應具備包容、多元、平等元素的組織Inclusive Mind合作，修改了作品的一些內容，當中《朱古力獎門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一書中極肥胖男孩格盧普（Augustus Gloop），由極肥胖（enormously fat）改為龐大（enormous）。除了刪去「肥」（fat）一字，記者發現不少作品亦被刪去「醜」（ugly）一字。

同時，記者也發現有新版的童書改了一些對性別的刻板形容，例如在《怪誕黑巫后》（The Witches）一書中有一句「即使她是在超巿做收銀員或者為公司打文件」就改為「即使她是做頂級科學家或者從商」。同一本書有另一段講女巫戴假髮有可能是因為秃頭的段落，更直接加一句：「女性戴假髮有很多原因，這絕對沒有問題。」

持有以上作品版權的達爾故事公司發言人曾回應，有關的修改由2020年開始，當年將工作外判給Inclusive Mind處理，有傳媒再揭發，內容修改的方法是邀請關注不同小眾、對文字比較敏感的人來閱讀達爾的故事，並將令他們感到被冒犯的文字挑出來，然後進行修改。Inclusive Mind曾回應稱，他們只是將他們認為不好的部份指出，但最後怎樣修改，還是書商自行決定的。

這種解釋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著名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認為書商做法是「荒謬的審查制度」，英首相辛偉誠亦批評修改書中用語的做法，他的發言人引述了達爾的童書《吹夢巨人》（The BFG）的觀點，指出「不要顛三倒四地改變詞義」（Don’t Gobblefunk around with words），及後連卡米拉皇后也曾不開名批評，認為書商應該要確保作家的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不受侵害。

書商在備受各方批評的一週裡，很快從善如流表示，會在年底推出沒有修改的「原著版」（classic collection），保留所有原來文字，變相同一本書會有兩個平衡的版本推出巿面，做法就如「打和」一樣，彷彿甚麼也沒有改變。事件仍然引起討論的同時，《每日郵報》發現另一個兒童文學作家Enid Blyton的作品有類似的修改，但該書商並未有任何回應。

類似的事件被形容為woke，這字於60年代源於非裔美國人的方言，用於爭取黑人的平等和社會公義運動中，但近年這詞語被廣泛地用作描述為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爭取權益是應有之義，當中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s）和Me too運動也是其中代表。文章的字詞被修改，本來為避免傷害敏感人士的心靈，做法是為了關心和給予不同小眾更多的同理心，但後來卻發展成唯我獨尊的一種態度，動輒批評別人不夠woke，最後更形成輿論審判，於是對運動開始有反彈。

同樣，對於一些歷史的文學和文字，不少人認同應該尊重該時空的限制，即是作者的寫作時空，若當時某些寫法和文字並未有構成冒犯，作者明顯也是無心去傷害任何人，這些文字理應被保留。若果要配合新時代，可以做改寫，甚至重寫，但不宜改動他們的文字，但仍在修改了的作品中冠上他們姓名，這是明明的審查。

有專欄作家指出，達爾其實並不是一個完全不願意改動原著的人，如果有人提出他的某種寫法可能會冒犯人，他會願意修改，甚至刪去一整段，但修改都是經他同意的。達爾生前在一個與插畫師的對談中曾表示：「當我離開時，如果那發生了，那麼我希望強大的雷神之錘猛烈地敲打他們的頭部。或者我會派遣『巨大的鱷魚』將他們吞噬。」巨大的鱷魚是他同名書籍的主角。

可見，當政治正確要求社會對世界上所有文字記錄，甚至歷史都要作出政治正確的修改時，大家會反問為何我們不能保留一下舊世界的一些想法？但這些提倡政治正確的人的答案是因為這種傷害人的說法如果一直出現，就會一直影響著我們的下一代，令一些人的意識形態永遠不被改變，所以惟有改變這些舊文字，才能令下一代有實質的改變。

文無定法，流行文化和文字與經典有不同。流行文化的產品理論上可以因著每個年代有自己流行的讀物或文本，舊的文本若不合時宜自然會被淘汰成為歷史的見證，並不需要強行改變歷史的文本，否則和將自己的思想強加在別人身上並無分別，也是一種活脫脫的審查。可見社會即使講求政治正確，也應該對文本的修改有基本底線。

至於歷久常新，甚至難以改變的東西，例如宗教典籍又如何呢？今年2月英國有報章報道，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計劃修改一些禱文，令主禱文中「我們在天上的『父』」，不一定要用「父」這個詞，可以改用「無性別（non-gendered）」字詞，以方便大家使用。

《聖經》，不似流行文化或者文學，會隨時代流轉而消逝，是否應該「與時並進」，更改內容，以更符合現代的想法呢？所謂釋經，除了學習如何了解原文在原本處境的意思之外，同時讀經的人亦會問這些經文給今時今日的社會的意思，與其改掉原本的寫法，倒不如問一下，如果今日仍然用這些字詞，給我們的意思是甚麼？若今天的文化不喜歡這東西，就刪一些，幾十年後喜歡另一些東西，又加一段，那麼經典還會剩下甚麼呢？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社會的爭議，有時小事很容易化大，中學生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自己不能像女同學一樣留長頭髮，認為這是對男性的歧視。在英國，猴痘在同性戀群族中傳播，但當地的新聞從業員和發言的醫生，總會煞有介事的強調，這說法並不是一種歧視。我們為一件事定性、命名，為一些類近的東西分類，有時是歧視，有時卻不是。這是因為龍門任人搬，還是其他原因？我們可以避免命名和分類嗎？

聲稱自己有性別焦慮的中五男同學，較早前向平機會投訴男生在學校不能留長頭髮，至截稿前事件仍在調停中，尚未有結果，但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頗大關注，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說制定校規時未必與性別定型有關，[1] 一時又說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不用事事緊貼社會潮流，應當審慎地保守少少，但又強調，假如平機會要求學校「與時並進」，校方也會跟從。[2]

鄧飛的答案顯然是「此地無銀」，學校服飾審慎保守，男女顯然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服飾上要求也有不同，這也很合理，但鄧飛一時說不是性別定型，但又同時說萬一法庭和平機會說要放寬相關規則，學校也會跟隨，這就說明他未必會捍衛一些基本價值，其回應令人失望。

參考平機會在2014年推出一份名為《種族平等與校服》的指引，當中就指出穿著校服的好處，可以推動學生的紀律和正面行為，文件又提出規則在個別情況下可以作出彈性安排。[3] 而在有關規則的考慮因素中，包括了保持衛生和安全，所以可以規定留長頭髮的同學必須紮頭髮等等。可見如果同學有特殊需要，只要符合學校整體對校服等方面的要求，根本不用出動「性別歧視」這樣的字眼，也可以好好處理問題。

性別歧視、男女、性別焦慮，這些字詞在事件中出現，近年在一些社會運動中，透過字詞定義的改動，或者創造新詞，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甚至成為抗爭的工具，同時，又有人因此為到這些字詞的使用爭持，企圖「正名」，以捍衛一些想法。原本所謂的咬文嚼字，只是文學上追求完美的表演，到今日已經成為抗爭和表達政見的工具，一不留神用了不同的詞語，原來它隱含了一些你未必願意接受的意思。

舉個例子，疫情初期，我們會叫新冠肺炎做武漢肺炎，之後又有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非洲變種等等，其實命名的原則本來是那個病的發源地在哪，就將之命名，本意是為了方便大眾記憶和了解事件，以前也有很多疾病以地方命名，例如香港腳，那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平常是沒有人深究的。

不過在凡事正名的世界，有地方認為這種說法有歧視疾病的發源國家之嫌，再加上病毒的源頭本來就充滿爭議，一個簡單的命名最後變成政治事件，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宣佈將有關傳染病命名為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而變種病毒株則以希臘文字母排序來命名，所以這幾年的病毒就是Alpha，Beta等變種，沒有了原本的地域作為變種命名之說，到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不同變種的來源，只知道變種有一個沒有意思的名字。

有時，命名之爭是因為大家對名字背後的意思有極大爭議，例如我們今日用「大陸」還是「內地」來形容中國，往往代表一些政治立場，我們用「抗爭者」還是「暴徒」，「性工作者」還是「妓女／男妓」，「變性人」還是「人妖」等等。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知有問題的東西正常化，例如若將「賭博（gambling）」改稱為「博彩（gaming）」，就將事情的負面觀感降低。這些詞語未必同時成雙成對的出現，但有時我們會發現因著某些詞語令某一群族的人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有些人就用了一個中性，甚至正面的詞語，取代一個相對負面的詞語來形容某一群人。

這種命名之爭，時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某些字詞的改變，若不細心留意，一旦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某些意思就植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難以改變的價值觀。有些人為了對這些存在已久的價值觀提出抗議，往往會創造新詞，表達不滿，例如以前的「人妖」，今日會稱為「跨性別者」，男扮女裝的以前是「易服癖」，今日是「變裝女皇」，凡此種種將舊意思洗刷的新詞，改了一個名字，但內容往往依舊，人卻會因為該名字改得好，對它所指的人或事物減少了抗拒感，問題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到後來如果有人用回以往有負面意思的字眼，就會被批評為不包容，甚至是對小眾的欺凌。

有人甚至質疑，這類將不同群族分類的字眼，一出現就產生歧視。早前猴痘的傳播，有外地傳媒發現不少受感染的人同時參加了同性戀者主持的派對，[4]而猴痘是透過面對面、皮膚對皮膚等接觸傳播，當中包括了性接觸，不少人自然會聯想到就是在這些同性戀派對往往也會涉及濫交等問題，但當傳媒的報道有「同性戀」社群三個字，就得非常小心，強調並不是歧視同性戀者，但事實卻是如此如此。

這情況跟處理愛滋病感染的情況相當類似，明明我們發現香港感染愛滋病人數的比例上，透過同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數字比異性性接觸高，但我們也不大可以說同性戀者是高危群族，改為要說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最危險，但有趣的是，當局並沒有提供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的感染數字。

大家當然相信愛滋病是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傳播，但大家會不禁問，為何我們平日已有的分類，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卻二話不說，將這些分類「放埋一邊」，原因就是這些分類會傷害某些人。以前社會性別分男女，但自從跨性別成為新詞語，社會又要打破二元定律，所以愈來愈多情況在索取個人資料，問及性別時，會改為以下的形式提問：「如果你願意，你會怎樣形容自己？A.男性（或跨性別男性）、B.女性（或跨性別女性）、C.性別非二元（non-binary）、D.不便透露。」

分類，初時往往是因著方便，例如以性別分類，就將人類簡單分類。以膚色、年齡、高度，體重分類，當然也可以，若不用身體特徵，有時也會用個人收入、宗教信仰、興趣甚至政治傾向等分類……分類有時是為了更快認識一個人，有時為了要方便討論和管理，例如某個議題，是與某一類人有關。我們使用正確的分類，就能更有效的討論。分類本是合理地將東西分開，以方便處理，但不會因此而破壞人的獨特性。

不過，若有人將分類變成標籤，甚至將人污名，這當然是錯誤的行為。一些男女過份概括的描述，例如女性開車一定差，或者男性不善於理解和表達，即使此現象在統計學上過關，我們也不應該但凡見到一個女生，就假設她開車一定差，同理也不應該用統計學上過關的東西，就假定某一個人若屬於某一個群族，就一定有某個特性。分類是一回事，標籤是另一回事。

更嚴重的是，若果因著對個別人士的標籤，就對他們有差別對待，這當然就是明顯的歧視。換句話說，若不明就裡，但凡看見男性，就指責他們是濫交，或者但凡看見某種政見的人，就直接指責他們不理性，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頗非理性的。所謂歧視既然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情況本來就不應出現在社會中。

可惜的是，要人將分類和標籤這兩種狀況分拆開，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們的分類和命名，可能一早就有意無意的滲入了一些想法在當中，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就更難消除。有時我們會斬腳趾避沙蟲，寧願對一些人少說一些話，怕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反而產生一些更不健康的情況，最後那個被標籤的人，表面可能沒有受到歧視，甚至被過份禮遇，但他們內心知道，這種「禮遇」其實只是為了避免麻煩，到最後有關人士根本不會獲真誠相待。

可見分類和命名一樣，當中並非如想像中客觀和全面。分類的方法即使有多科學，始終還是只能展示事物的某一個部份而已，例如你企圖將人的收入多少分類，也只能知道他們每月有多錢，以至大約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具體情況，你不能太具體地掌握。命名也有其局限性，字詞的意思始終有限，當我們用了一個很概括的方式去描述一個抽象的東西時，總是有所取捨，而且過程亦有主觀見解在其中，如果我們不加留意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隨時令我們對某一事物喪失了客觀的看法。

說到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使用的語言和思考方式的限制，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人類的智慧有限，始終只能用語言去描述、命名或為不同的人和事物分類，以方便討論。我們可以做的，最終還是學習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均有所不同，每個人獨特之處是人類語言不能言說得清楚的。

當我們去描述人、事、物時，嘗試在概括的過程中，考慮一下字詞引申的意思會否對人造成冒犯。同時，我們或者要有更大的包容，理解到別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也只能用有限的詞語去表達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請他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一開始就指責對方是標籤，或者是歧視。

當然，我們明白，有時有些人企圖用語言藝術去「漂白」一些不對的事，這時我們只需溫柔的指出問題就好了，也不用句句標籤某一類人，減少不必要的抗拒感。畢竟，語言是工具，我們想對方聽得進去，而不是產生不必要的抗拒感；但願在這個充滿矛盾紛爭的世代，我們能互相尊重，慢慢聆聽和溝通。

雖然經濟結構改變、文化及社會變遷對香港的家庭造成很大衝擊，離婚人數不斷上升，但是再婚人數也以倍增上升。據政府統計處資料（2021），每千名人口計算的粗離婚率由1991年的1.11人上升至2019年的2.82人，離婚判令數字在1991年至2019年間上升了2.36倍，由6,295宗大幅上升至21,157宗，與此同時，再婚數字也不斷上升，由1991年的4,892宗，5,803人大幅上升至2019年的15,832宗，23,821人，按宗數計上升了2.24倍，按人數計則上升了3.1倍。可是，再婚家庭面對的困難比初次結婚的家庭大，包括：前段婚姻帶來的傷痛和糾纏；婚後要即時承擔「父」、「母」的責任及原生家庭對再婚的接納；以及親生父母與繼父繼母的親職協調等等。學者提出，經專業訓練人士提供有質素的婚前服務，可消除對再婚的種種迷思以致再婚後對家庭生活有更切實際的預期（Winifred & Mike, 2014），能使再婚人士受益。家庭系統理論及認知行為治療的理念中，有關的信念或期望調整也有助婚姻關係及家庭關係（包括親子關係）的適應。

明光社獲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於2021年間為30對計劃再婚的離婚人士，提供婚前輔導服務，並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博士及其研究團隊為這項服務對再婚人士的成效進行研究。作為香港首個再婚婚前準備服務的評估研究，研究旨在透過形成性研究和評估（formative study and assessment），以及成效評估（outcome assessment），建構一套適用於香港，並以實證為本的再婚準備輔導服務模式。是次研究採用了量性研究、質性訪談與實地觀察三個研究方法，研究共有三個部份：服務開展前的形成性研究，服務過程／程序評估及服務成效的量性研究。

劉博士與她的團隊於2021年2月至11月期間，採用了量性研究（52人參與）、質性訪談（50人參與）及實地觀察（6人參與）三個研究方法為本社的再婚的婚前輔導進行研究，整個研究流程及人數如下：

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量性研究結果。研究採用準實驗研究設計（quasi-experimental design），以追蹤評估的方法，透過前測、後測，及跟進評估的方式收集數據。前測（pretest）在再婚伴侶接受服務之前（第一節前）進行，後測（posttest）在再婚伴侶接受服務之後（第五節完結時）進行。

研究的服務使用者背景資料

是次對象以中年、高教育水平及高個人收入為主。服務使用者中84.6%（44人）年齡在50歲或以下，男性比女性年齡稍長：半數（50.0%，13人）女性為26至40歲，46.2%（12人）男性在41歲至50歲之間。教育水平方面，一半（50%，13人）男性及六成（61.5%，16人）女性具大學或以上學歷，男女合共只有四分之一（25%，13人）教育水平為中學或以下；男女合共有73.1%（38人）月入在2020年全港個人收入中位數的18,400元之上（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2021），其中25.0%（13人）個人月入超過四萬五千元，即有大約四分之一服訪者屬全港收入最高的10%（2020年為45,300元）。男女服務使用者在年齡、教育程度及個人收入水平均沒有顯著分別。

再婚信念

再婚信念量表（Remarriage Belief Inventory [RMBI], Higginbotham & Adler-Baeder, 2008）包括七個面向，頻率分析發現服務使用者對再婚信念各個面向看法不一，具體情況如下：

1.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大部份服務使用者認同過去應讓它過去，輔導後認同的這看法的服務使用者增加至83.7%及89.8%；

2. 再婚的重組家庭是次一等的家庭：輔導後，非常不同意／不同意「再婚家庭無法取代原生家庭」的服務使用者則由49.0%上升至63.3%；

3. 再婚成功的機會渺茫：輔導後不同意這些看法的百分比分別上升至61.2%、39.6%、32.7%及43.8%。當中以不認同「再婚夫婦可能會犯上在前段婚姻中相同的錯誤」及「離過婚的人很可能會再次離婚」增幅最大，分別達30.3%及28.5%，反映伴侶雙方對再婚的信心增加。

4. 再婚家庭應以孩子為先：輔導前對此看法持中立及不認同的比例相若，均有三至四成，輔導後不認同以孩子為先的服務使用者增至五至六成，而中立者則下降至四分之一左右。交叉表顯示，不認同者以子女已成年和未婚的服務使用者為多。

5. 新配偶是完美的：雖然大部份服務使用者認為新配偶較好，較了解自己及較能調和夫妻關係，但輔導前有61.5%服務使用者表示不同意「新配偶應該沒有前配偶所有的一切問題」，輔導後增加至69.4%，反映輔導有助雙方互相認識了解。

6. 要聚合兩方的財政資源：四成左右輔導前持中立看法，輔導後認同的百分比稍微增加，當中認同「在再婚家庭中，夫婦雙方的收入應聯合共用」輔導後增加10.8%，達53.1%。

7. 再婚適應很快就能過渡：對於婚後家庭生活適應，輔導後認同此看法的服務使用者增加。輔導後認同「再婚後應很快適應再婚家庭生活」的百分比由輔導前的34.6%上升了18.5%至53.1%；但對於繼父母子女的感情應很快發展，輔導後持中立意見的服務使用者減少了，認同及不認同者都有增加，但仍以不認同佔多數：50%不認同「再婚後，繼父繼母應很快就可以建立父母的權威以及跟孩子變得親密」，34.7%不認同「孩子和繼父繼母之間的情感聯繫應迅速發展出來」。

伴侶關係

是次研究採用改良版夫妻適應量表（Revised Dyadic Adjustment Scale, DAS）（Busby et al., 2017）來檢測。該量表包含三個指標共14條題目，包括共識、滿意度和凝聚力三個維度。

1. 共識：除情感表達方式外，其他各項均有過半服務使用者認為伴侶雙方是幾乎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輔導後，認為有共識的服務使用者增加。增加最多的是在決定層面，從輔導前的51%及54%上升至輔導後的71.4%及73.5%。情感表達是共識最弱的一項，輔導前只有36.5%服務使用者認為是幾乎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輔導後升至40.8%，反映共識有所改善。

2. 滿意度：輔導後有不同方向的變化。在衝突方面，認為伴侶雙方很少／完全沒有爭吵的服務使用者增加了8.9%至55.1%；認為很少／完全沒有惹怒對方的服務使用者增加了7.3%至59.2%，但認為常惹怒對方的服務使用者也從3.8%增加8.4%至12.2%，後悔及考慮終止雙方關係的服務使用者也由輔導前的零上升了4.1%（2人）及8.2%（4人）。反映再婚婚前輔導有助伴侶雙方反思是否已經準備好進入婚姻，還是需要再考慮清楚，這也是輔導的目的之一。

3. 凝聚力：輔導前後變化不大，均有三成左右每月一至兩次或更少、每週一次、或每天一起合作做事情、冷靜討論和交流意見。

對再婚輔導服務的評價

服務使用者對明光社提供的再婚輔導服務感到滿意。幾乎所有服務使用者（98.0%）均同意／非常同意服務使他們了解到再婚家庭可能面對的困難及挑戰，而且，絕大部份（91.8%）認為他們知道如何面對或處理。總的來說，87.6%認為他們對再婚的信心增加了，98.0%對明光社再婚婚前輔導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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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人工智能可以預知未來？

8月15日阿富汗迅速淪陷，震驚了全世界。在此之前10日，亦即是8月初，美國一本名叫CNET的科技雜誌，報道了一宗較少人注意的新聞，其內容如下：7 月中旬，五角大樓宣佈美國國防部正在使用人工智能來預測未來幾天的事件。北美航空航天防禦司令部（NORAD）和美國北方指揮部司令格倫‧範赫克將軍（General Glen VanHerck）在一次簡報會上對記者說：「我們能夠看到更遠，我們再不是被動地回應，而是能夠採取主動。我說的更遠，並不是幾分鐘或者幾小時之前，我說的是幾天之前。」範赫克將軍解釋說，在這個全球警報系統中，五角大樓使用來自全球各地的傳感器，不僅是軍事傳感器，還包括商業的，國防部利用這些數據來預測任何威脅。如果人工智能檢測到在世界某個角落發生不尋常的變化，這個系統會發送警報，建議仔細查看該地區的衛星圖像，看一看是否有可疑活動。

我相信讀者已經猜到下幾句我會說甚麼：說起來天下無敵，做起來有心無力！公平地說，這套人工智能系統仍然處於實驗階段，但美國的情報系統確實已經採用衛星和感應器監察世界上每一個角落。諷刺的是，塔利班沒有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超級電腦、間諜衛星、無人偵察機、感應器……不過，這一切尖端科技都無法估量到宗教狂熱如何令到塔利班充滿動力，和無法預測到阿富汗政府軍的戰鬥意志是何等脆弱。在阿富汗淪陷之前，拜登總統充滿信心地說，阿富汗政府有30萬大軍，他們裝備精良，受過良好訓練，其戰鬥力足以媲美世界上任何部隊。

管理學教授成為國防部長

現在不少評論家將阿富汗和越南相提並論，這些比較大都是集中在美國政策的失誤，不過，很少人注意到，兩者的共通點之一就是美國決策者對科技和科學的迷信。

在越戰期間，美國的國防部長是羅伯特‧麥克納馬拉（Robert McNamara），他原本是一名會計師，在24 歲時他成為哈佛商學院最年輕的教授，可說是少年得志。美國的商業管理側重於定量方法，亦即是基於統計數字而決定策略，麥克納馬拉大力鼓吹這種科學化商業管理方法。

後來麥克納馬拉進入福特汽車公司工作，在他的領導下，福特公司採用電腦去設計汽車模型，從而找出最有效率的生產方式。麥克納馬拉1961年成為國防部長，他將這種模式帶進軍隊裏面，在策劃越南戰爭時，他用統計方法去作為衡量成功的標準，例如轟炸機的出動次數、發射炮彈的數量、摧毀了敵人幾多個目標、敵我雙方的傷亡人數……按照統計數字，美軍看似大佔上風，北越軍隊的傷亡遠比美軍慘重，但麥克納馬拉無法從統計數字裡面看出無形或者難以測量的決勝因素，例如戰略、領導能力、宣傳戰、團隊凝聚力、軍人的士氣。當時北越及其盟友高舉共産理想、民族主義的鮮明旗幟，士兵士氣高昂。蘋果電腦公司聯合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在回顧那段歷史時表示，當時左派和反戰陣營的理論非常清晰和有說服力，但主戰陣營卻無法提出合理的反駁。這種思想深度的差别，在統計數字上是無法體現的。

《星空奇遇記》因低收視率被腰斬

越南戰爭期間，美國誕生了《星空奇遇記》這部家傳戶曉的科幻經典（Star Trek也譯為《星際迷航》），這套電視劇集的第一季在1966年由全國廣播公司（NBC）推出，上面提過，統計方法是商業機構的決策基礎，電視台也不例外，收視率決定了一部劇集能否持續下去。根據尼爾森評級 (Nielsen ratings)，《星空奇遇記》的收視率只是一般，於是乎，全國廣播公司在播出第三季《星空奇遇記》之後便決定取消該劇集。但傳播學者指出：全國廣播公司忽略了那些收看此劇集的觀眾在情緒上十分投入，尼爾森評級並不能衡量這種痴迷。出乎意料之外，幾年之後，《星空奇遇記》風靡全美，直至今天，這熱潮仍是方興未艾。

除了政府機關和商業機構，美國教育團體也十分重視教學科技和統計數據，以下的例子我已經說過很多次，請讀者包容我的冗贅：美國學校採用了五花八門的高科技，但學生程度卻每況愈下；此外，許多大學採用數據來決定教授的去留升遷，例如出版論文的數目、學生對老師的評分。就像NBC因收視率低而取消《星空奇遇記》一樣，許多大學因學生的評分低而解僱教授。根據斯蒂芬‧本頓（Stephen Benton）及其團隊的研究，其實學生對教師的評價取決於幾個學生的自身因素：學生的工作倫理、原動力、知識基礎。如果班中大多數學生具有上述的良好品質，那麼無論誰教他們，課程評分往往都很高。不幸的是，課程評核數據從來不會顯示學生是否願意努力學習、是否熱衷於知識、是否具有堅實的基礎。

美國出現了一種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普羅大眾不信任科學，直至現在，仍然有很多人不相信新冠疫情是真實的，仍然反對戴口罩，反對注射疫苗，仍然相信各式各樣的陰謀論；但同一時間，精英圈子裡面卻彌漫著迷信科技和科學萬能的態度。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雖然我從事數據分析，但我並不是數據至上主義者，套用孟子的說話，盡信數據不如無數據！

加入及使用社交媒體溝通，相信大多用戶的本意是想透過網絡與朋友連繫交流，了解友人的近況，搜尋更多的資訊吧。或許大家會接受在社交媒體中看到一些宣傳產品或服務的廣告，但要是我告訴你，它們會記下你的對話、上載資料、反應等成為數據，並針對你的數據來進行銷售，你又是否接受這樣的做法？社交媒體臉書（facebook）更曾被質疑連結一數據分析公司（劍橋分析）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針對不同取態的人士作出宣傳，結果聘用該公司的黨派候選人更在競選中勝出。[1] 這種手法可稱為網上心理戰或資訊戰，是對準大家的心理弱點而進行，改變大家想法的傳媒策略。[2]

同溫層效應

在社交媒體中，想法相近的朋友可能會加入同一群組，大家談論的內容接近，接收的資訊也會相近，漸漸形成了同溫層。群組成員或讚好同一個專頁的網民有時不會太接納另一種不同的聲音或想法，如果硬要在群組或專頁內討論一些議題，也會容易引起群起針對或欺凌等情況。

而臉書也會以演算法推送帖文給用戶，經演算法計算後，會先把用戶最喜歡的類別、最常關注的專頁及友人的帖文首先呈現，當然友人關注的東西，用戶很可能也會看到。就以上情況來看，在臉書中聽到另類聲音的機會不多，除非你甚麼都給讚或甚麼都不給讚。此外，根據你閱讀不同帖文及廣告的時間長短，它還可以計算到你的喜好。

如果我們對參與的專頁、群組，沒有清醒地去分析帖文的內容是否屬實，我們也有可能被蒙蔽，誤信其內容。有不少假新聞賬號背後是有主腦去散播似是而非的資訊，亦有不少內容農場的堆砌文章在當中流傳。就算普遍人都知地球是圓的，但在臉書上還有些擁抱地平說（Flat Earth Theory）的專頁，給讚予這些專頁的人數目還不少呢！而有趣（或可怕）的是，在臉書是沒有人會阻止用戶開任何專頁散播消息，當人們愈是告訴別人不要相信這些說法時，往往就愈多人去關注或討論，而演算法就因著帖文被炒熱了而傳給更多用戶，引起更多人關注。

meme在社交媒體中發酵

除了臉書專頁和群組，我們也容易收到社交媒體友人傳來的搞笑梗圖，這些易在社交媒體中廣傳的圖，我們可以稱之為meme（迷因），它們是一些有趣的東西，在網上被廣泛轉載。除了圖片外，還可以是gif圖片動畫或影片……既吸引人注意，同時又被傳遞和改造（如加字、模仿、改圖、剪接等），它們被大量傳遞時，又再被模仿、改造、傳遞……meme被廣傳是因為內容具備影射、諷刺、自嘲，讓人發笑、愉快或抒發感受等元素。

我們每天在臉書都會見到不少meme在傳播，它們都有著「生殖」、「變異」、「選擇」三大演化階段。它們讓人有想要轉載的衝動，還具備容易複製的特性。而在傳播中，它們有「變異」的部份，透過模仿、再形成二次創作，讓訊息不失原本的精髓，又變得更加多元。而在衍生的一堆作品中，又會被人「選出」新的meme，再被人傳播。不少時候，meme更可能被演化到連原創者都控制不了的地步。[3]

2019年在反修例風波中被廣泛使用的「佩佩蛙」（Pepe the Frog）是極具代表性的meme。牠在2005年誕生，並因為「感覺真好，朋友（Feels good man）」這句名言而廣受歡迎，並成為了meme ，[4] 更慢慢演化成為不同的蛙，如「悲傷青蛙」、「自鳴得意的青蛙」、「憤怒佩佩」等。在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時，佩佩蛙遭用作白人民族主義及新納粹主義的象徵，[5] 令創作人在2017年賜牠一死。不過這仍無法阻止這meme繼續演化，甚至在2019年香港的社會運動中產生了一定的推動力及諷刺意味，且傳播空間在跨平台進行，佩佩蛙化作WhatsApp貼紙及走到街上，成為遊行示威的象徵及噴畫圖案。

針對性宣傳

大家能想像到社交媒體掌握了用戶的數據並進行分析，加上同溫層、演算法和meme，可以變成一個怎樣的情況？它可以掌握每個人的想法、喜好和取向，再賣給廣告商作針對性的銷售，所以難怪在臉書上會常浮現一些令人心動的服務與產品廣告。那麼，如果有政權或政黨想以廣告或帖文游說你去支持一些政治立場或反對一個候選人，又有沒有可能做到呢？根據「劍橋分析事件」，是有可能做到的，不單是在美國，不少歐亞國家的選舉都曾受影響。 [6] 雖然涉事那間數據分析公司已經關閉，但科技日漸進步，我們實在不知道科技巨頭掌握了我們多少數據，會否已有不同的公司或政權在分析我們的心理與網上行為。

你會被操控嗎？

或許社交媒體真的很了解你，而人的思想也真的頗軟弱，但不代表我們必然會被騙或蒙蔽。以現時的媒體狀況，已不可以相信單一的消息來源。收到的重要消息，都請進行事實查核，從不同背景的新聞媒體去看看事件不同的角度，如不肯定事件的真假，請勿轉送出去，可以觀察一下，稍後再作決定。

有些社交媒體或新聞媒體會因背景及政治立場，而為其支持的政黨美言或封鎖一些消息，[7] 所以我們更要趁使用網絡仍頗自由時，開放自己多聽不同的聲音。包容與聆聽不同立場的聲音亦是非常重要，以免自己變得偏激。

網絡的本意是要讓人與人之間可以平等交流，互為溝通，但似乎科技的發展將我們偏離那初衷。私隱及數據權，對網絡用戶來說十分重要，然而我們對它們卻所知不多，若失去了對它們的擁有權，對我們有多大影響？我們將會走向哪個境地？實在值得我們往後繼續探討。

（本文原載於第134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美國福樂神學院被女同性戀學員指控

2019年11月21日，主校園位於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市（Pasadena）的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被一名女學生指控歧視。

2016年，該名女學生Joanna Maxon在學院就讀期間，與同性女友結婚。

Maxon有接受學生資助貸款以繳交學費。學院職員於2018年翻看了她的稅務文件，得知她的同性婚姻狀況，其後學院開除了她的學籍。

學院表示有制訂防止歧視的政策，不會因著性傾向、婚姻狀況、性別、國籍、膚色、種族等歧視任何人，但學院也區分傾向及行為兩者的分別。

在福樂神學院有關社群準則的網頁（Community Standards）一起首便提到服侍神的人需要有道德品質，隨後也提到性方面的準則：性關係只可在男女婚姻中進行。當中亦指明期望所有屬於這群體的成員，學生及職員等，都要棄絕不符合《聖經》的性行為。學生申請入學時，他們已知道及表明同意遵守有關準則。

根據美國聯邦法例《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禁止學術機構基於性別作出歧視，但有些宗教團體可以得到豁免。

Maxon委託的律師Paul Southwick相信福樂神學院不符合獲豁免的資格，因為學院接受聯邦政府資助，而Maxon的學生貸款資助便是來自聯邦政府。

Southwick又指，得到豁免的宗教團體必須由教會營運，因此福樂神學院難以得到豁免。

音樂總監被辭退後提出控告

Colin Collette在位於美國伊利諾伊州（Illinois）的聖家天主教社群（Holy Family Catholic Community）擔任音樂總監一職達17年之久。

Collette在2014年遭解僱前，他曾在facebook宣佈自己與一名同性伴侶訂婚。

隨後，Collette被告知違反了天主教教會的信條，遭到解僱。

2016年，Collette控告辭退他的教會，以及芝加哥大主教管轄區。

他指控她們歧視，並要求復職、賠償及索取失去的薪金。

2017年，美國地方法官Charles Kocoras否決Collette的指控。

Kocoras指出Collette的工作，對於教會靈性及牧養方面的使命，甚為重要，Collette在教區也是一個有名望的人，雖然他不是聖職人員，但他也在傳講教會的訊息和完成教會的使命。

他又指教會可從一些僱員歧視法例中獲得豁免。

Collette在案件中敗訴，教會毋須向他作出任何賠償。

法庭裁定律師公會有權不承認西三一大學的法律學院

加拿大的西三一大學（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是一所福音派的基督教大學。

大學定立團體約定（the community covenant），教務人員及學生都必須遵守，而不可發生異性婚姻以外的性行為，是其中一項約定。

2012年，西三一大學宣佈計劃開辦法律學院。

2014年，新斯科舍省大律師公會（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認為大學的團體約定歧視LGBT的團體，故拒絕承認大學的律師課程。其後，公平中心（The Justice Centre）介入，2015年新斯科舍省最高法院裁定，大學有權制定自己的團體約定。2016年上訴法院維持新斯科舍省最高法院的判決，判大學勝訴。

2014年卑詩省律師公會（The Law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同樣基於大學的團體約定，拒絕承認大學的律師課程，大學為此提出訴訟。卑詩省的最高法院及上訴法院皆判決大學勝訴。

面對上加拿大律師公會（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現稱安大略省律師公會），大學的法律學院同樣不獲認可，安大略省的上級法院、上訴法院，以及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均裁定上加拿大律師公會勝訴。

2018年6月，加拿大的最高法院以七比二的比數，也就是大部份的法官裁定卑詩省律師公會及上加拿大律師公會有權基於該大學設有的團體約定，而不承認西三一大學法律系的學生。

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在裁決時指，為了肯定LGBT學生有機會入讀該校，限制宗教權利是適合及合理的。

上加拿大律師公會讚賞此次裁決，認為律師本身的專業訓練便需要多元。

為了爭取開辦法律學院，大學在2018年8月決定除了教職員，學生不用簽署團體約定。

美國俄亥俄州牧者受到法例保護
不必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

2018年6月27日，美國俄亥俄州（Ohio）眾議院以59比29的投票比數，通過牧者保護條例（Pastor Protection Act，HB 36），有關條例仍有待地方政府的參議院審批。

條例保護牧者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可以不必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至於宗教團體，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其物業及設施也不用供同性婚禮使用。

條例阻止國家及地方政府懲罰不願意主持同性婚禮的牧者，以及不願意提供服務的宗教團體，亦不得收回這兩者的福利和權利。

俄亥俄州過去沒有同性伴侶投訴教會的記錄。

法案在州政府眾議院通過前，有同性戀運動的活躍份子承認，他們打算強迫教會租借場地以舉辦同性婚禮。

堅持信仰
新希望家庭服務面臨停止領養服務

位於美國紐約州（New York State）的新希望家庭服務（New Hope Family Services）是一間非牟利的基督教服務中心，於1965年投入服務，中心有提供領養服務。

基於基督教信仰，新希望只會讓已婚的一男一女夫婦領養中心的孩子。至於未婚或同性伴侶，新希望會轉介他們到其他領養中心。

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查閱過新希望的手冊後，警告新希望應改變只容許已婚夫婦收養的政策，否則便會終止其領養服務。

2018年12月新希望決定控告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指它針對中心的信仰。

代表新希望的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指出紐約州政府沒理由懲罰一些人，只因他們相信一男一女的已婚父母能為孩子提供最好的家，並強調領養服務提供者的存在，應該是幫助孩子，而不是滿足成年人的慾望。

代表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的律師則提出，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是違法。

2019年5月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駁回中心的案件，新希望決定上訴。

在2019年11月，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頒發了緊急命令，暫時阻止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在新希望上訴期間，採取行動。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會否逆轉地方法庭的決定，仍是未知之數。

在過去幾年，在麻省、伊利諾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加州均有提供領養服務的機構因為信仰緣故，拒絕讓同性伴侶領養孩子，而被迫停止提供領養及寄養服務。

參考資料

有關福樂神學院個案

Bermont, Bradley. “Lawsuit: Fuller Seminary expelled a woman for being in a same-sex marriage.” Pasadena Star News. December 1, 2019. https://www.pasadenastarnews.com/2019/12/01/lawsuit-fuller-seminary-expelled-a-woman-for-being-in-a-same-sex-marriage/.

“COMMUNITY STANDARDS.” FULLER. https://www.fuller.edu/about/mission-and-values/community-standards/.

Romero, Dennis. “Woman sues Christian college after they expelled her for being in a same-sex marriage.” NBC News. November 23, 2019. https://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woman-sues-christian-college-after-they-expelled-her-being-same-n1089966.

有關音樂總監個案

Bourne, Lisa. “Archdiocese was within rights to fire gay music minister, judge rules.”LifeSite. June 9, 201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chicago-archdiocese-wins-case-involving-fired-gay-music-minister.

Eldeib, Duaa. “Court rules against gay man who sued Catholic church over firing.” Chicago Tribune. June 8, 2017.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breaking/ct-catholic-church-gay-employee-lawsuit-met-20170607-story.html.

有關西三一大學個案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 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 Justice Centre for Constitutional Freedoms. https://www.jccf.ca/concluded-cases/trinity-western-university-v-nova-scotia-barristers-society/.

Brean, Joseph. and Chris Selley, “Still seeking law school, Trinity Western drops sexual 'covenant' for students.” National Post. August 14, 2018.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still-seeking-law-school-trinity-western-drops-sexual-covenant-for-students.

Harris, Kathleen. “Trinity Western loses fight for Christian law school as court rules limits on religious freedom 'reasonable‘.” CBC News. June 16, 2018.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trinity-western-supreme-court-decision-1.4707240.

Skenderis, Stephanie and Jon Tattrie.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wins legal battle with 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 CBC News. July 26, 2016.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trinity-western-university-wins-legal-battle-with-ns-barristers-society-1.3695374.

Valentine, Andrew.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Upholds Decision to Deny Accreditation to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ILLER THOMSON. June 21, 2018. https://www.millerthomson.com/en/publications/communiques-and-updates/social-impact-newsletter-formerly-the/june-21-2018-social-impact/supreme-court-of-canada-upholds-decision-to-deny-accreditation-to-trinity-western-university-law-school/.

有關美國俄亥俄州牧者保護條例

Ohio Pastor Protection Act (HB 36). Rewire.News. November 29, 2018. https://rewire.news/legislative-tracker/law/ohio-pastor-protection-act-hb-36/.

Hodges, Mark. “LGBT activist admits they want to force Ohio churches to host gay ‘weddings’.” Life Site. February 22, 201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ohio-pastors-protection-act-faces-opposition-from-gays-seeking-unrestricted.

Pelzer, Jeremy. “Ohio ‘Pastor Protection Act’ unexpectedly cleared to pass Ohio House on Wednesday.” Cleveland.com. January 30, 2019. https://www.cleveland.com/open/2018/06/ohio_pastor_protection_act_une.html.

有關新希望家庭服務個案

Collins, Maureen. “New Hope Family Services Can Keep its Door Open…For Now.”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November 6, 2019. https://adflegal.org/detailspages/blog-details/allianceedge/2019/11/06/new-hope-family-services-can-keep-its-door-open-for-now.

McMahon, Julie. “Can CNY Christian adoption agency exclude gays, unmarried couples? NY law faces high-profile court test.” Syracuse.com.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syracuse.com/news/2019/12/can-cny-christian-adoption-agency-exclude-gays-unmarried-couples-ny-law-faces-high-profile-court-test.html.

Parke, Caleb. “Christian adoption agency sues New York after state tries to shut it down.” Fox News. February 20, 2019. https://www.foxnews.com/us/christian-adoption-agency-sues-new-york-after-state-tries-to-shut-it-down.

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於2020年1月7日發表於去年9月16日至25日，隨機電話訪問1,058名18歲或以上的香港人，就公眾對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人士）法律權利的態度研究報告(下稱CUHK-SRP2019/20)，結果顯示，60%受訪者非常同意或同意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僅12%表示不同意或非常不同意，是過往同類調查中反對比率最低。有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計劃創辦總監孫耀東說，政府和外界經常以「未準備好」為藉口，拒絕立法及推行LGBT+的平權政策，到底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報告書內提及三份研究報告，分別是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下稱EOC-CUHK2016)，2016年中大性小眾研究計劃《公眾及LGB（男女同性戀、雙性戀人士）對LGB友善商業機構態度調查報告》(下稱CUHK-SRP 2016)及2017年 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所做的研究(下稱HKU-CCPL 2018)。

本社深入研究報告後，有以下發現:

• 這三份研究報告及今次的研究，孫耀東都是研究團隊成員之一；
• 有另一份於2018年發佈，也是孫耀東有份參與的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下稱CUHK-PPRFS 2018)，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內提及作比較。

支持同性婚姻人士減少6個百分點

首先，我們先看看這份孫耀東有份參與，卻沒有在今次的報告提及的研究(CUHK-PPRFS 2018) 有關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看法。這份2018年的報告，由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由香港中文大學劉德輝教授及孫耀東團隊所做，並已於2018年8月於網上發佈，孫耀東研究團隊不可能不知道這個自己有份參與的研究，這個研究採用電話隨機抽樣，成功訪問2,009位18歲或以上持有香港身份證人士，調查發現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只有32.6％，支持同性民事結合的也只有33.1%，顯示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民事結合支持率不足三成，實在不明白為何孫耀東會忽略這份更新及更全面的研究報告。

事實上，這份研究報告的結果與2016年平機會的《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EOC-CUHK 2016)數據相近，平機會的報告顯示同性婚姻和民事結合的認受性亦不高：
29.1%受訪者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反對42.4%，中立26.1%；
37.4%受訪者表示支持民事結合，反對42.8%，中立14.2%；
無論同性婚姻還是民事結合，非常支持的也不足7%，反映香港市民對同性婚姻持保留態度。

今次的研究(CUHK-SRP2019/20)顯示，44%受訪者同意香港應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較2016年中大同類型調查(CUHK-SRP 2016) 的27%，有明顯增幅，因此，孫耀東表示香港社會越來越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如果我們比對香港大學比較法及公法研究中心於2017年的研究(HKU-CCPL 2018)，當時表示支持同性婚姻的有50.4%，較今次的44%減少了6個百分點，顯示並非越來越多人支持。

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減少24個百分點

至於是否越來越多香港市民支持立法保障不同性傾向人士，今次調查顯示60%受訪者同意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這是非常正常的，明光社也贊成香港應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例如透過持久授權書的方式。事實上，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不一定等於支持性傾向反歧視立法，今次研究報告顯示有45%香港市民支持性傾向反歧視法立法，較2017年 (HKU-CCPL 2018) 研究的69%明顯減少24個百分點，減幅接近四份一，顯示越來越多市民不贊成透過訂立反歧視法處理性傾向歧視問題，可能是擔心立法後會產生逆向歧視。

由此可見，政府和香港市民是真的「未準備好」就同性婚姻及性傾向歧視及立法，並非藉口。

問題清晰結果才會更清晰

要了解一個調查，先要了解其提問的方式、用字和如何演繹，否則很容易會被誤導。今次調查和2016年平機會同類型調查（EOC-CUHK 2016）犯上同一錯誤，就是問題和演繹具誤導性，因為將支持為不同性傾向人士提供法律保障免受歧視，等同支持訂立具有特殊保護，甚至會懲罰持不同意見人士的性傾向歧視條例是一種推論上的跳躍，甚至是騎劫了民意，因為要提供法律保障，還有許多其他的方式。此外，若要明白受訪者的真正意願，不宜純粹抽離地問對方是否贊成性傾向歧視條例和同性婚姻，因為其他相關調查顯示，若受訪者了解通過相關法例會造成的其他後果，包括會懲罰持反對意見人士的逆向歧視；會打破婚姻中的性別、甚至其他限制（如血緣、年齡和人數）；以及會令許多潛在出生的嬰兒失去在親生父或母照顧下的成長權利等，答案會完全不一樣，大家不能不察。

本社對於這份剛發表的報告，雖然看似比較多份之前的研究報告，但所選取的內容及推論都是有選擇性及誤導性的，表示遺憾。

資料來源:

CUHK-SRP 2019/20 
Suen, Y.T., Chan, R.C.H. & Wong, E.M.Y., (2020). Public Attitudes towards LGBT+Legal Rights in Hong Kong 2019/20.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ttps://7bb73318-120e-454d-84c6-9da78469b28b.filesusr.com/ugd/c27b9b_3a3de20a3fba492b974e883d8a09d3aa.pdf

EOC-CUHK 2016
Suen, Y. T., Wong, A. W. C., Barrow, A., Wong, M. Y., Mak, W. W. S., Choi, P. K., Lam, C. M., & Lau, T. F. (2016). Study on legisla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intersex status. Hong Kong: Gender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ResearchReport/20161251750293418312.pdf
《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報告》公眾電話問卷調查研究結果補充資料
https://www.eoc.org.hk/EOC/Upload/UserFiles/File/ResearchReport/201603/SOGI-Project_supplementary-info_Ch_20160229.pdf?fbclid=IwAR38O-f3_0_Ray-pAZG1cV6lymuPXKiCvh8pH6BFMzTr32HEraHy-NSuQ5Q

CUHK-SRP 2016
Suen, Y. T., Wong, M. Y., Chan, R.C.H., & Yeung, G.K.W. (2016). Study on Hong Kong Public and LGB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LGBfriendly Business Organizations. Hong Kong: Sexualities Research Programm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KU-CCPL 2018
Lau, H., Lau, C., Loper, K., & Suen, Y.T. (2018). Support in Hong Kong for Same-sex Couples’ Rights Grew Over Four Years (2013-2017) Over Half of People in Hong Kong Now Support Same-Sex Marriage.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 The Faculty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過去四年（2013-2017 年）對同性伴侶權利的支持度有所提升
http://www.law.hku.hk/ccpl/wp-content/uploads/2018/07/Change%20Over%20Time%20Paper%20Chinese%20(3%20July%20Final%20for%20Distribution).pdf

CUHK-PPRFS 2018
Lau, T.F., Suen, Y.T., Gross, L., Mo, K.H., Wang, Zixin, (2018). Attitudes and levels of support toward sex-sex civil union and same-sex marriage legislat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homosexual people in Hong Kong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市民及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及同性民事結合的態度及支持程度的比較研究〉
https://www.pico.gov.hk/doc/tc/research_report(PDF)/2015_A4_016_16A_Final%20Report_Prof%20Lau.pdf

代號MK的女同性戀者於2018年6月申請司法覆核，就同性婚姻權或民事結合權利，挑戰本港的婚姻制度。由於這宗案件的判決影響深遠，明光社及另外幾個團體嘗試申請介入訴訟，可惜被法庭聆訊後拒絕。案件於2019年5月底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結，並於10月18日頒下判決書，法官判申請人敗訴。

申請人認為香港政府不容許同性婚姻及沒有為同性伴侶設立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是歧視，違反了《基本法》第25、32及37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1）、14、15（1）及22條，因此，法庭需要回應以下兩條問題。

問題一：不容許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同性伴侶的憲法權利

法官周家明審視多條有關婚姻的法例，結論是香港的法律從未認可或准許同性婚姻，香港自始至終都只承認異性婚姻。1971年10月7日生效的《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178章）第4條指明婚姻屬一夫一妻制，廢除了舊式婚姻、新式婚姻及妾侍制度，亦廢除了「兼祧婚姻」，條文亦寫明「……在香港締結的婚姻須意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而且只可按照《婚姻條例》（第181章）而締結。」而《婚姻條例》（第181章）第40條指明根據本條例舉行的婚禮屬基督教婚禮或相等的世俗婚禮，意指婚禮經舉行正式儀式，獲法律承認，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婚姻訴訟條例》（第179章）第20條指明凡屬在1972年6月30日之後締結的婚姻，該婚姻僅能基於條例中列出的理由而無效，其中（1d）列明的理由是：婚姻雙方，並非一方為男，一方為女。

法官亦指出，《基本法》於1990年頒佈並於1997年生效，有關結婚權利的內容都應視為傳統的一男一女結合，因為當時大家根本沒有同性婚姻的概念，而全球第一個設立同性婚姻的國家荷蘭也是於2001年才實行有關制度。申請人的代表律師提到《基本法》作為有生命力的文件（living instrument）可以按時代需要及環境有更新的演譯，將婚姻的釋義延伸至包括同性婚姻，法官承認現時全球有26個司法管轄區承認同性婚姻，另外有16個容許民事結合，但沒有證據顯示香港社會對同性婚姻的看法有明顯的改變，相反，法官表示社會上對於是否容許同性伴侶可以結婚、民事結合或得到其他法律上的承認，不同人基於社會、道德及宗教領域上的意見非常分歧。

法官綜合《基本法》第37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及《歐洲人權公約》第12條等有關婚姻權的條文，指出條文所指需要受法律保護的婚姻權應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歐洲人權法庭於2011年就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一案的判決提到「婚姻應被理解為異性伴侶的聯合。」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裡，所載有與婚姻相關的條文，都是指「男女」的婚姻。法官指出如由法庭將《基本法》第37條有關婚姻的釋義擴展至同性婚姻，是引入一個新的社會政策，並不合宜，香港法庭的責任是解釋《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至於香港是否就同性婚姻立法並非法庭的責任，應交由立法機關處理。法官提及在梁鎮罡 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案，終審法院於判詞第27段中提到香港人結婚及組織家庭自由並不包括同性婚姻。

問題二：香港政府沒有為同性伴侶設立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如民事結合或其他方式，是否有違反他們的憲法權利

申請人認為香港政府有義務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框架，作為沒有同性婚姻的替代，否則便是歧視同性戀者。法官認為申請人尋求的是一個除了婚姻這個名稱之外的替代名詞，讓同性伴侶於法律上享有與異性婚姻完全一模一樣的福利及保護。既然政府沒有義務透過結婚制度讓同性伴侶得到相關的福利，如由法庭為他們提供另一名稱或制度，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至於是否為同性伴侶提供替代婚姻的法律框架，這超出法庭的功能，這方面應該是由政府及立法機關去考慮。法官又指，設立替代的法律框架，會牽涉讓同性伴侶享有跟異性配偶一樣的權利和福利。他舉例說，在眾多與婚姻有關的權利中，領養兒童的權利，會否需要加上限制或修改，以保障兒童的最大福祉。

基於兩條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法庭判申請人敗訴。

MK案是首次有同性戀者入稟要求在香港設立民事結合制度，申請人極有可能上訴至終審法院。未來，預計法庭將會非常忙碌，MK案之後仍有兩宗案件，分別為TF案及STK案，這兩宗已獲司法覆核許可的案件，則是直接挑戰本地的婚姻法，要求同性婚姻的權利，及要求政府承認外地註冊的同性婚姻，還有兩宗案件，在外地註冊結婚的同性戀者，司法覆核分別要求可以一般家庭的名義申請租住公屋及購買居屋。這些司法覆核案件恐怕會陸續有來，繼續挑戰現時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大家不能掉以輕心，請密切留意案件未來的發展。

整理及撰文：林天然  ! 明光社項目主任（生命教育）

1.  引言

同志運動（下面簡稱「同運」）已盤踞歐美社會多年，它強調多元性別與性開放的價值觀亦早已滲入當地的性教育課程。同樣，作為亞洲同運先驅者的台灣，其性教育的內涵亦緊隨歐美之步伐。如此鼓吹性愛自由、多元性別的教育課程不單帶給許多兒童青少年不安與混亂，亦引起眾多家長的反對與抗議。

近來，有人聲稱香港的性教育理念嚴重落後，並認為教導人婚前持守貞潔的性教育是禁慾、恐嚇式性教育。繼而在港推動以性愛自由、性歡愉為導向的性教育。這會帶給青少年甚麼影響？香港性教育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2.  海外的性教育現狀

2.1  同運與性教育：

談到今天歐美的性教育，不得不提的是同運的影響。同運那一種「移風易俗」的風潮，不單影響了西方文化的婚姻戀愛觀，以及社會的婚姻制度，更影響了當地的性教育，對下一代的影響實在不容小覷！同運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2.1.1  同運致力顛覆兩個主流文化

同運一直致力顛覆異性戀及性別只有男性和女性的主流文化。

1. 異性戀
   同運鼓吹戀愛和性愛不應只限於異性戀和男女之間，更努力推廣LGBT（即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和跨性別者〔transgender〕）和BDSM（虐戀。它包含了三組關係B／D：捆綁式性交〔bondage〕和調教〔discipline〕；D／s：支配〔dominance〕和臣服〔submission〕；S／M：施虐〔sadism〕及〔受虐masochism〕）等文化。

2. 男女兩性
   同運企圖推翻性別只有男或女的主流文化，他們認為性別應該是多元和無限的，並應以性別光譜來表達。
    

2.1.2  同運的4C策略
4C是指學校（classroom）、文化（culture）、法庭（court）和教會（church），同運人士在這四個層面不斷傳播、推廣其意識形態。在這4C中，引起較大迴響的，是他們在學校層面的推廣工作。同運人士在學校推行富有同運色彩的性教育，引來不少家長反對；因為有關工作令兒童和青少年受到傷害，惹來家長的不滿，亦令他們直接感受到同運對他們的影響。

2.1.3  同志教育的包裝
同運人士推廣的性教育往往使用了許多易被大眾接受的詞彙，如：「尊重」及「接納」性小眾、防止「欺凌」及「歧視」。在談論性行為時，強調「自願」丶性「健康」（即不會因性交而感染性病）、生殖「健康」（不會因性交而意外懷孕）。還有生殖「自主」（即可以墮胎）、「科學」、「全面」、「安全」、「正面」、「平等」……這些表面正向、光鮮的詞彙背後卻往往隱藏另一種意涵。就如「生殖自主」，聽起來是強調人權，尊重個人意向，實質是代表懷孕者有墮胎的權利。又如「全面」一詞，表面是讓學生學習到更全面及不同的婚姻和戀愛方式，實則上是試圖將一男一女的婚姻戀愛模式從性教育中抹除，繼而向學生灌輸LGBT和BDSM的內容。

2.2  歐美地區的現狀：

2.2.1 加拿大
現時在加拿大卡加利的公共圖書館，定期設有變裝女王（drag queen）的閱讀時間，一名化上了濃妝，作女裝打扮的男士，也就是變裝女王，會跟小朋友講故事，目的是向小朋友們灌輸跨性別的概念。[1]
除了設立變裝女王閱讀時間，加拿大溫哥華的公立教育局（Vancouver School Board）更於2014年通過新的政策，讓小學生從此可以要求學校的老師，以「去性別」的代名詞來稱呼自己，如xe取代he／she（他／她）、xem取代him／her（他／她）、xyr取代his／her（他的／她的）。新政策更讓小朋友自行決定上男廁或女廁。當局聲稱此舉是為了少數的跨性別學生，提供一個更安全與包容的學習環境。對此，當地報章《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有評論員引述，有反對該政策的家長指出，六歲的孩子根本無法明白身份方面的議題，他們連自己上廁所都未懂，也無法自行決定應上哪一個洗手間。[2]

2.2.2 瑞典
在瑞典亦有類似的情況，有幼稚園開始教導學生性別中立的概念，即去性別化和強調性別沒有差異。位於當地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伊加里亞幼稚園（Egalia pre-school）表示，這麼做的目的在於釋放兒童解脫性別方面的社會期待。

2.2.3 美國
美國加州教育局在2015年通過了「加州健康青年法案」（The California Healthy Youth Act），當中約有10%的內容是與性教育有關。法案提出了性教育的框架及書本作為參考，要求受政府資助的公立學校，教授性教育時需「正面認可」（affirmatively recognize）不同性傾向。法案還提出了要對不同年齡的學童教導以下的內容：
1）教導五歲兒童跨性別丶性別認同丶流性人等概念，讓兒童能夠對應自己感受來選擇性別。
2）教導初中生男女有關自慰方面的知識。
3）提供課本及指引，教授高中生肛交方面的知識。

以上的內容備受爭議，但法案指明家長不能阻止子女上有關的課堂，如基督徒家長對課程內容反感，只可以將子女送到私立學校。負責課程改革的格遜（Stephanie Gregson）形容課程重點不是以跨性別思想令學生感混亂，而是希望他們自幼稚園開始學習接納有些人與生俱來與自己不同，格遜認為「幼稚園是創造理解和反欺凌學習環境的最基礎階段。」

以上的講法雖然動聽，但從課程改革的指導參考書I Am Jazz（我是Jazz）可以看出，課程內容只是以反欺凌為包裝，向兒童灌輸跨性別的概念。該童書是講述一個男孩變成女孩的故事，這本書的其中一位作者Jazz Jennings更成為跨性別兒童的模範。[3] 此外，更有教材教導學生如何自行製作性玩具。[4] 而加州性教育的教材都是由同運或性解放組織，如：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美國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同性戀及異性戀教育網絡（GLSEN）等撰寫的。

加州性教育課程指引中，另一本建議給高中學生看的書籍：S.E.X. The All-You-Need-to-Know Sexuality Guide to Get You Through Your Teens and Twenties（性：十幾歲至二十幾歲的人需要知道有關性的指引），課程建議老師在課室使用這本書來教導學生。書中詳細教授自慰方法，如：拳交（Fisting），即將拳頭塞入陰道或肛門，來獲得快感，更說明了如何先從插入手指開始，最終達到將整個拳頭塞入的教程。此外還有極仔細教授口交、玩體液、性玩具、肛交、SM的不同種類與方法。每個性行為教程中都附有：性病感染風險（STI Risk，即Risk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和懷孕風險（Pregnancy Risk），似乎只要學生注意避免意外懷孕或感染性病，就一切都沒問題了。另外，教授肛交的內容裡有一句：「肛交所受的風險跟陰道交接近一樣」，但事實上美國一些數據卻顯示，透過肛交感染性病或愛滋病的機會比陰道交高出44倍。

2.3 對強調「性解放」性教育的質疑

歐美地區的性教育以全面及尊重為包裝，但卻沒有提及以下的重要內容。

2.3.1 跨性別及變性人要承擔的風險
若然要多元、全面、科學的性教育，為何在教育孩子跨性別、流性人、性別自決的同時，沒有同時提及注射賀爾蒙、做變性手術所要承擔的高風險？以及面對變性、跨性別時可能要背負的沉重身心負擔、後悔及自殺率高等問題？

2.3.2 肛交的風險
為何性教育課在教授肛交時，沒有提及肛交比陰道交要承擔感染性病的更高風險？

2.3.3 異性戀的優點
在教授同運概念的性教育時，它若夠全面，為何不同時提出異性戀的優點，如男女能互相補足，或建基於婚姻中的性行為的優點等，讓學生從中自行選擇？

如此可見，上述的性教育表面是談尊重和全面，實質上並非如此。

2.4 家長反對建功

同運以反欺凌的名義，透過各式各樣的性教育課程進入中、小學，結果其過火的內容及手法，均引起各地出現大型示威，反對將多元性別論納入學校常規課程，當中包括哥倫比亞、秘魯、意大利、澳洲、墨西哥、德國、巴拿馬、加拿大、美國及台灣等地。

「加州健康青年法案」（The California Healthy Youth Act）在2015年通過後，引起家長反對，隨後，課程框架經過少許的修改，但爭議内容仍然存在。[5] 直至2019年5月，法案通過了最後一個版本AB329，引發幾百名家長上街抗議，約有8,000個聯署反對法案，家長還發起罷課，要求子女留在家中一天，不去上學。

加拿大安大略省在2015年推出的性教育課程，廣受家長質疑，家長認為課程不適合學童之發展階段，如三年級（八至九歲）教同性戀及性別認同，11至12歲教自慰，再高一個年級的內容，甚至包括口交及肛交。課程還告訴六年級學生男、女以外的六種社會性別；建議七年級學生（約12至13歲）帶備避孕套，以備「不時之需」；八年級學生開始規劃個人的性活動。

家長組織發起請願，反對邀進性教育。至2018年7月，維家組織維護生命運動聯盟（Campaign Life Coalition，CLC）收集到近16,000個聯署。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長宣佈，廢除2015年推行的性教育課程，重新進行廣泛諮詢，聽取家長對性教育的意見。家長組織對此表示歡迎。

要抗衡同運人士提倡的性教育，家長要懂得運用自己作為家長的權利，這也是他們的人權，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六條的第三項：「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的種類，有優先的選擇的權利。」[6]

3.  台灣的性教育現狀

與歐美相似，「同運」對台灣的性教育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首先成功爭取訂立了《性別平等教育法》，很有「創意」地提倡「多元性別論」，鼓勵尊重多元性別的差異，以消除歧視。又反對性霸凌，反對貶抑他人的性傾向等，[7] 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混淆視聽，然而就這樣很巧妙地把「性傾向平等」的教育也放進「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中。

此外，「同運」把性解放的意識形態透過文化、教育、法律等滲進社會大眾思想中。台灣教育部於2011年8月，在國中小學原有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中，加入「認識同志」的課題。在此之前，教育部除了出版《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8] 又委託大學編製了《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小學階段），[9] 及《性別好好教》（初中階段）兩套專書，[10] 提供老師教學參考。與其說這些教材教導學生尊重同性戀，不如說它們實質在宣傳同性戀及同性戀運動的精神。

3.1 台灣同志教材的爭議部份與討論：[11]

3.1.1 自己說是同志就是同志？

《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指出性別的認定是：「不以標準化的工具來判定……而以個人自我認同自己是同志的一份子，就是同志。」而且，「認同可能是終身發展的歷程，並不一定是有一個終點的，也不一定是固定不變的。」

如果對一個個人身份的認同是如此主觀及隨意，到底會有多少種性身份？多少種同志？對於中、小學生喜與同性密友一同玩樂的階段，又會帶來多少不必要的性身份困惑？

3.1.2同志情慾與性愛的分家

《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又提到：「有些同志伴侶間會協議在伴侶關係之外容許跟他人發生性關係，將性需求與情感需求分開來滿足。情慾的展現也影響自我身體的打造計劃。藉由扮裝，同志展現自己的情慾，無論是娘T、悍婆、不分或是熊猴、哥弟，都得以藉由身體打造、裝扮並再次確立自己的身份認同。對跨性別來說，身體的塑造更是超越二性規範的範疇，跨性別得以藉由變裝、異服、扮異性、注射賀爾蒙甚至變性手術等方法改造身體的，擾亂二性世界中身體與情慾的界線，讓靈魂中的自我與身體達成一致性。」

該手冊引導中學生對這種「性」與「愛」分開的同志伴侶關係視為社會現實，不加批判地視為平常。它將破壞雙方忠誠的關係形容得如此自然，這到底是要提倡尊重，還是要解構「性伴侶應長期委身與忠誠於對方」的價值觀？它更把複雜的「跨性別」現象完全正常化。

3.1.3鼓勵學生作「性探索」

該手冊又說：「教師要正視青少年性經驗，在性交過程中，青少年學習作身體的認識與探索，並且學習尊重彼此的身體，隨時關心彼此的感受，讓性愛成為愉悅的事，才不會讓做愛只帶來無知造成的傷害與大人的責怪……積極教導學生如何正確使用保險套、指套、製作口交膜，及使用水性潤滑液；所有性玩具也保持乾淨，不與他人共用性玩具。惟有安全的性是更好的性。」

這樣正面、露骨、鉅細無遺的「教導」，並以「探索」之名鼓吹青少年性行為，即使在現時（異性戀）的性教育也未有！對於未符合合法性交年齡的學生（台灣是16歲），更有機會令他們誤墮法網。況且「探索」性愛，難道沒有後果？若果有的話，誰去承擔這個後果？當然是家長和老師！那些同志教育的專家能代替家長負起責任嗎？

3.1.4鼓勵墮胎

《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提到：「在親密關係的性生活中，沒有人會被強迫性交、口交，而是都能被受尊重愉快的享受性生活，當無預期的懷孕，當事人也可享受自己對生命選擇的自主權，不會有人譴責對或錯，取而代之的是呵護照顧與祝福，墮胎是一項合法、合理的選擇……」

該專書竟然只對性交作出正面形容，強調個人享受及自主權，對於懷孕的後果卻淡化為一個簡單的「選擇」。對於未符合合法性交年齡的學生，更有機會令他們誤墮法網。萬一懷孕，對少不更事的當事人及雙方家庭都會構成沉重壓力。而且胎兒也有生存權，不單是一堆細胞組織。別忘記，這是針對小學生的教材，這不是一種「為了鼓吹性愛而抹殺其後果」的意識形態嗎？

3.1.5 灌輸同性婚姻／同性家庭

《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中，也提及一些性別平等社會的圖像：「婚姻也不再侷限於一男一女的構成，可以是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跳脫傳統兩性社會的性別框架的家庭組成……在家裡看電視時……出現兩個非異性戀所共組的家庭，當大家看電視時，不覺得奇怪或噁心，而是同喝開水般自然的接受現狀的存在。」

孩子們對同性戀者感到奇怪也不可以嗎？同性戀（特別是同性婚姻）在社會上是有爭議的議題，不是每一個家長都認同。同運團體有權向中、小學生灌輸「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跟傳統異性戀是一樣自然如喝開水般的思想嗎？

3.1.6 同性婚姻是人權？

給國中的專書《性別好好教》自行確立多元性別公民權：｢『從人權價值看見多元性別』，不論是工作或就學面向的基本人權，抑或婚姻權、領養權、繼承權、同居伴侶權益等議題，都是需要更具性別關懷的人權與立法實踐，否則，只是徒具口號式的雙重標準。」

同性戀者的「婚姻權、領養權」和「同居伴侶權益」等等是否「基本人權」，在社會和學術界中都是有爭議的議題，事實上國際性人權文件並不包括同性婚姻的「權利」。看來該專書又在以教育之名向孩子灌輸同運那種仍有極大爭議的意識形態。[12]

3.1.7 教授同性戀童話

《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提到幾本同性戀童書：「我分別用不同的繪本企圖提高同志家庭的能見度，我總共用了手邊的三本繪本，帶進同志家庭。包括繪本Who’s in a family？（誰是我的家人？）、And Tango Makes Three（攤狗一家三口）和Daddy’s Roommate（中譯本：《爸爸的室友》）……我們有必要發展屬於在地的文本。」

在國小階段教授同性戀童話，插圖令學生從小接受同性伴侶家庭猶如異性戀家庭般自然。以精美印刷和彩色的故事書直接改造小孩子的思想和價值觀，豈不是同性戀意識形態的洗腦教育呢？

3.1.8 對同性戀不自在 ＝ 恐同？

《性別好好教》中提到：「教學小叮嚀：同性戀恐懼又簡稱為『恐同』，就是指因為同性戀的身份引起的恐懼、焦慮與不自在感，包含同志本身或是身邊更多的異性戀族群。這些個人所持負面的情緒感受，反映著社會文化對於同志的不友善程度……老師提醒同學憑直覺反應，並避免同學因此借題發揮嘲笑班上的特定學生，若有此現象，也要適時地突顯『當下的現狀』就是一種歧視與恐同的展現。此外，教學者亦要檢視自己的恐同情結。」

書中還附有「恐同指數問卷」：

我的恐同指數之快問快答

1）跟一個男／女同志同學一起上課讓我覺得很自在
2）我的鄰居是個跨性別
3）被同志追求讓我覺得很OK
4）别人說我是同志也沒關係
5）我很高興可以參加一場同性的婚禮

以上的問卷讓人質疑的是同性婚姻既是爭議課題，難道對上述問題的答案是反對或不願意參加便等如恐同？

3. 2 高雄市教育部禁制守貞教育

除了教材，教育部門的政策也有明顯向性解放傾斜的情況。2012年9月6日，高雄市政府發出了一份公函給該市公私立各級學校，題為「為本市各校配合填報各項婦女權益工作內容——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情形注意事項」，當中的第四點說：「另有關貞愛立約承諾、守貞、拒絕婚前性行為及墮胎影片等宗教、信仰團體課程，皆不宜納入本市性別平等教育及性教育課綱內容，請各校邀請社會與民間團體蒞校宣講時，應慎選團體性質。」[13]

3.3《青春水漾》事件[14]

由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製作的性教育影片《青春水漾》，片長33分鐘，內容涉及敏感地帶和性高潮等，影片更曾在台北的學校播放，引起社會爭議。2013年10月25日台北市議員戴錫欽，引用台北市政府教育局提供的資料，他說：「台北市總共有12所小學……共有2,918位小朋友看過這部片子……總共有八所國中……2,560位同學看過」，質疑被列為保護級的《青春水漾》在中、小學播放。事件被傳媒報道。該影片鼓吹青少年進行性探索，引起家長強烈不滿。

3.3.1《青春水漾》劇情簡介

少女雅若正值青春期，對性產生好奇，她愛獨自趴在泳池邊感受水流流過身體的感覺。小康見雅若總是獨個兒呆在泳池一角，便主動請纓教她游泳。雅若的好友小蜜似乎不太滿意他們的兩小無猜，一邊親自教雅若探索身體「開關」，另一邊責怪小康沒有讓雅若「好爽」……

雅若的母親是針灸師。來找她針灸的一位顧客是游泳教練，他送她一盒自拍的教游泳影片。她避開雅若自己觀看影片，又托詞登山遠足，其實是跑到泳池跟教練學游泳……

小康來到雅若的家，藉詞怕弄髒雅若的床舖，脫掉褲子坐上床，更對雅若說：「時間還早，不如一起睡吧？」他們發生性關係之後，雅若滿心歡喜快樂，對探索身體充滿憧憬……

3.3.2《青春水漾》精句摘錄和製作團隊

「你的敏感帶若跟笑穴一樣多就好了」
「你們男生不要只顧自己爽好不好，紅色的點是女生被摸會舒服的點，你好好研究一下，這是男子漢大丈夫應盡的義務」
有關性暗示：教練對雅若的媽媽說：「在你店裡，我的身體是你的，在我這裡，你的身體是我的」
雅若跟小康發生性關係，她說：「我跟小康約好，要一起找出彼此的開關」
「我看過一篇文章寫說，法國人把性高潮形容為小小的死亡，我沒有死掉的感覺，在那一刻，我卻想起游泳池，想起身體在游泳池前進的時候，那種舒暢自在的感覺，這種感覺……好棒，我喜歡這種快樂的感覺，我喜歡我的身體」

再看看《青春水漾》的創作團隊，其中不少也是之前引發爭議的性平教育教材的作者，如：卓耕宇、黃筱晶和胡敏華是《性別好好教》的作者，蕭昭君、王儷靜是《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的作者和編者，而劉宜、黃筱晶、蘇芊玲和林淑芳則是《我們可以這樣教性別》的作者。

3.3.3《青春水漾》輔助教學簡報

《青春水漾》備有輔助教學簡報「性教育隨堂考」（隨堂考即課堂上的小測試）中，它將「爽」、「愉悅」、「如魚得水」稱為「正面的性」，意味是美好而值得嚮往，彷彿性行為是沒有後果的，而「性病」、「墮胎」和「意外懷孕」則被視為「負面的性」。在講求正向心理的今天，應該會對這些「負面」的性抱有摒棄的態度，並且專注於追求愉悅的性。然而，正如政府反濫藥的宣傳口號：「唔理後果，唔等如無後果」。教導學生追求「愉悅」、「爽」的性，卻不正視潛在後果，難道是負責任的教育態度嗎？

在簡報中還包括了一個「各種避孕方式吉凶對照表」，當中亦似乎誇大了避孕套的功效，對照表標示它的成功率達98%，而且更指出使用避孕套除了會引起不適外，它在「重大副作用」、「引起疾病」、「引起感染」、「月經問題」等情況下，表現都是「吉」，即表現良好。避孕套的高成功率其實是有賴所有程序都使用正確，但簡報卻沒有作出任何相關的警示。而且，事實上有很多種性病，避孕套均無法有效阻隔，包括愛滋病病毒。而世界各地男男性行為（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縮寫是MSM）均是感染愛滋病病毒的高危途徑。簡報完全沒有提及以上潛在風險，涉嫌誤導學生，令他們以為只要使用了避孕套便無後顧之憂。

而透過性行為去探索身體，其中一個可見後果自然是意外懷孕，簡報倒是很「貼心」，先告訴你「意外是人生的『常態』」，不用大驚小怪！更將墮胎的選項美其名為「身體自主權」，完全漠視墮胎對女性身心的影響，以及胎兒也是一條小生命。

3.3.4 何春蕤的主張與《青春水漾》

何春蕤是台灣性平教育的鼻祖，她提倡把性和愛徹底脫鉤，推動性解放思想。她接受「一個多元多音的情慾世界……沒有甚麼道德也沒有甚麼底線的。不同的伴侶、異性同性、不同的關係、動物……甚麼都可以玩，都好玩」，[15] 她甚至美化、歌頌賣淫。

在人類歷史中，女性一直是傳統性道德的中流砥柱，也是性解放的主要障礙，所以要推動性解放，一定要改造女性的思想、感覺和價值觀。但成年女人的性格往往難以改造，所以最「明智」的策略就是改造少女，讓她們成為豪爽女人──這正正是何春蕤的主張。而《青春水漾》對「好爽」的執迷反映的正正是何春蕤的《豪爽女人》所提倡的意識形態。[16] 該片的高明之處，是用較低調的方法，從少女的角度出發，去描繪一種性解放的性想像。但究竟這種敘事有多少現實性呢？有多少少女真的會藉著泳池的水流獲取性快感，並因著與男性身體的接觸就產生性興奮，並且當男生說：「時間還早，不如一起睡吧？」就馬上鑽進被窩與男生睡？又有多少女生在與男生上床之前和之後，不是關注與男生的關係，反而只是聚焦於自己身體的感覺呢？其實「開關」這種詞彙把身體說成機器一般，但性真的只是機械性的反應嗎？性行為中能否感到舒服和很爽，只要找到「敏感帶」就有保證？如此把性完全抽離於人際關係，這不單是非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更未必與女性的性情和真正需要吻合。這種種對女性的描述有多符合現實，抑或都只是男性對女性性愛的投射？性解放的意識形態如果進一步在台灣社會傳播，又會將台灣社會引向何方？

4.  香港性教育前瞻

4.1 香港同運人士的工作

香港同運一直視台灣同運為老師，加以學習甚至「照單全收」，因此，今日台灣也可能成為明白香港。

2012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有同運團體提出「同志友善政綱2012」，詢問立法會選舉的候選人，會否支持該份政綱，裡面其中一項提到「立法推行《性別平等教育法》」。除了名稱跟台灣的性平法一樣之外，當中提到「性別多元教育、認識及平等對待不同性傾向人士」，有關內容在台灣《性別平等教育法》中亦有提及。[17] 而政黨社民連也在其政綱提到：「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立法，建立性別平等的教育資源與環境。」[18]

2013年10月下旬，台灣舉辦同志遊行，香港爭取同性戀權益的組織大愛同盟，便率團前赴當地參加座談會和出席遊行活動，出席人士包括歌手何韻詩和黃耀明，及當時的立法會議員陳志全和何秀蘭。數日後，何秀蘭連同另外兩名工黨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和張超雄，出席立法會就「跨性別婚姻」議案作出辯論的會議時，刻意穿上台灣印有「自由戀愛　平等成家」標語的T恤，表明支持台灣的多元成家。兩年後，香港活躍同運份子曹文傑（小曹）更進一步，建議香港也應考慮多元成家。[19] 政黨香港眾志，則在它的政綱中提到：「長遠而言，香港應倣效台灣，推動《多元成家法案》，讓不同形式的配偶關係同樣獲得同等的社會權利保障。」[20]

4.2  香港的性教育

現時香港的性教育課程並非由政府統一制定，性教育課的內容與尺度取決於每間學校的自行決定。

近年，受性解放思潮及同運的影響，一些與之價值相近的性教育開始興起。如組織糖不甩（Sticky Rice Love）在網上推出討論有關性話題的平台，它主張用「正面性教育」課程取代「禁慾式」的性教育，又強調性是生活的其中一個部份，鼓勵學生不要迴避性的話題，要正面談性。該組織的人士受訪時更指，曾參加衞生署的工作坊，認為其課程是以禁慾為主導，又播放墮胎的影片，目的是鼓勵學生不要進行性行為。[21] 糖不甩的網上平台還設有討論區，讓青少年無所避忌地談論與性愛有關的問題。當中，甚至有女生寫了有關提供援交服務的帖文。[22] 糖不甩又與另一組織關懷愛滋一同出版了一本《正面性教育教學手冊》，手冊內介紹性和性別的基本概念時，指「性別並非『二元』，而是以光譜形式存在」。[23]

香港小童群益會於2001年推出「性向無限計劃」，提倡平等尊重共融的理念，這本來無可非議，但事實上他們提倡的部份內容極具爭議性，例如該會出版的《認識性傾向　家長老師錦囊》便打正旗號提倡「性別教育不只是兩性平等」，又提到性「不只是二元對立」，直接將台灣的多元性別論搬字過紙複製過來。[24]

相信是參考了美國、加拿大的做法，香港眾志亦推出了「皇后像漢子」的短片，讓變裝皇后以講故事形式，向小孩介紹同運的兒童繪本。[25]

前文提及的同運份子曹文傑（小曹），他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性別研究課程講師，他承認受到台灣的性解放「大師」何春蕤啟蒙，他說：「我是在中文大學副修性別研究時碰到何春蕤的《豪爽女人》的，自此便愛不釋手……《豪爽女人》開拓了我的視野，讓我看到同志運動以外的其他被社會邊緣化的性群體，並讓我認定同志運動和政治必須跟性解放運動結連在一起。」[26] 而且他說到做到，不單在大學講座提出「濫交是民主的先鋒」，也認為性虐待並非高危和不正常的性行為。

4.3數據與趨勢

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進行的「2016年青少年與性研究」調查，[27] 有以下發現：

4.3.1  在接納別人有婚前性行為或同居行為方面，受訪的中三至中六學生比中一至中二學生有更高比率接納以上行為。
4.3.2  中三至中六男生比以前有更高的比率，接納別人有性交易的援交行為。
4.3.3  中一至中六學生都較以前有更高比率，接納別人有男性同性戀、女性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的行為。
4.3.4  中一至中六學生，不論男女，有看過色情物品受訪者的比率，都較以前高。而有看過色情物品男生的比率較女生高。
4.3.5  與以前相比，有更高比率的中一至中六的男女學生，有分手經驗。分手原因，最多人選擇性格不合和已對對方沒有感覺。
4.3.6  18至27歲的受訪者裡，不論男女，打算將來會結婚，不會同居的受訪者比率，都較以前低，而打算將來會先同居，後結婚的受訪者比率，則較以前高。

5.  結語

從海外到台灣，有些地區所提倡的性教育，都是表面談尊重、反欺凌和標榜全面，實質上是同志運動的洗腦教育。當這些地方的性教育教材，當中包括教導五歲兒童跨性別；初中生男女自慰；高中生肛交等。這股性解放風潮也來到香港，有政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立法，有組織製作的教材強調性別並非二元，而是以光譜形式存在。面對如此現況，老師或家長要有勇氣、加上智慧及正確的態度教導孩子。勇氣在於「夠膽」指出同志運動性教育教材的問題所在；智慧在於講求真實，通過搜集文章及資料，用數據及事例批評當中的謬誤，例如香港人感染性病的數字增加，及感染性病人士的年齡在下降等；正確態度在於重視彼此的關係，明白他們的掙扎，並以情理兼備的方式，引導孩子思考。年青人易受外國的趨勢的影響，師長要指出同運人士鼓吹的觀念其實是由少數人發起的，師長可以介紹外國提倡的健康性觀念。

其實，青少年對性的看法，往往最受父母影響。根據美國的一項全國性研究調查，發現最多受訪青少年表示，父母是最影響他們作出有關性方面的決定。而絕大多數的受訪青少年都認為，若果與父母在性方面有更坦誠及開放的對話，會使青少年較易延遲性行為及避免懷孕。[28] 作為家長，可以從小開始教導孩子對性抱有正確的觀念和態度，並要適時行使自己的權利，一旦子女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要接受與父母價值觀相違背的性教育時，他們有權表達不滿和反對，並透過不同的形式，表達他們的意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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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個人兼職援交　需要找我〉。「糖不甩」。2019年6月26日。網站：https://discuss.stickyricelove.com/t/topic/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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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生活，千太郎才當上豆沙餅店的老闆，賣著自己也不吃的燒餅，困在自己追悔的過去裡。老婆婆德江到來並當上了店員，藉著教授烹煮紅豆蓉，與紅豆溝通，讓千太郎領略生命的意義，而德江的心靈亦因著可以從痲瘋病院走到社會工作，得到短暫的滿足。後來，因著社會對痲瘋病人的歧視又令兩人再次受挫……然而，兩人感情就像母子一般，令千太郎想承傳德江的手藝及希望。

帶領大家欣賞這套電影的資深影評人黃肇峰先生表示，選擇這套電影的原因：第一是想向電影中已故女演員樹木希林致敬，第二是因為我們正值經濟低迷、前景暗淡，想給大家一點鼓勵。

電影男主角千太郎因著以往未能彌補的錯失而變得頹廢，過著毫無活力及盼望的人生，他因為沒法子向母親表示對不起，心情一直十分低落，意志消沉。而女主角德江婆婆卻因自小有痲瘋病，有很多想做的事，但又被迫住在痲瘋病院，被世界隔離……德江是被鎖著的人，肇峰認為這是一個「相反的比對」，一個被人鎖著，另一個則是自己鎖著自己。

電影中還有一個女學生若菜，像千太郎一樣沒有動力繼續升學的女孩，而她所養的金絲雀則象徵著大家的身體或心靈被囚禁著。而故事最後，德江婆婆放了金絲雀回大自然，象徵著婆婆的離開（解脫）、若菜繼續升學、千太郎再次在櫻花樹下賣豆沙餅都是一種釋放。

肇峰亦認為，導演以紅豆來象徵人生：紅豆的成長需要陽光、雨水，經歷被人收割，再到不可知的用途……恍如人生旅程。而當中也需要經過被揀選及製作：揀豆、浸豆、水煮、過濾、熬製、攪拌、蒸煮、再加麥芽糖、再等待，才能成為美味的紅豆餡。為了尊重它們，德江婆婆還要在製作過程中傾聽它們的聲音、氣味，並替它們打氣。

雖然德江婆婆是痲瘋病患者，就是一早就被挑出、被社會歧視及遺棄的一位，但她仍然會去感受、珍惜生命，正如她的一句對白：「我們生來就是要看看、聽聽這世界；就算是不能當個大人物，我們都有活下來的意義。」所以，就在她欣賞櫻花時，發現到千太郎常帶著哀傷的神情，她就踏前一步，走上前去關心他、幫助他。她說：「每人都有被聆聽，被關注的需要，也有自己的價值。」

奧吉（Auggie）因罹患罕見的崔契爾柯林斯症候群（Treacher Collins Syndrome），以致出生時臉部畸形。Auggie一直在家接受教育，但當他達到入讀小學五年級的年紀時，父母決定讓他踏入校園。雖然害怕，但Auggie亦要開始面對被視為異類、受歧視等問題。但因著家人、同學對他的愛，他終於可以跨過困難，敢於以真面目示人。

本片的內容十分豐富，透過多個角色的角度，看到了三個重要的主題：珍惜家人、接納及顯露真我。

Auggie進入小學後面對許多艱難，但身邊總有愛他的家人給予關懷。雖然問題沒有因家人的愛而煙消雲散，但試想想如果家裡沒有支持的話，Auggie會變成怎樣呢？可見家的愛與支持對一個人是何等重要！如果孩子在外面遇到挫敗，回到家不單得不到理解，甚至還要面對責罵，試問孩子當如何自處？然而若家人能全然對孩子給予關心、聆聽他們的心事，即使在學校發生了事，他們仍有家這個避風港可以安身。電影還提醒大家不應忽略任何一個家庭成員，不少家庭往往太專注一個孩子，而令其他的兄弟姊妹感到寂寞。

電影也帶出了友情對小孩子十分重要的訊息。好像Auggie發現他的好友Jack只是假裝和他做朋友，他便跌入了谷底，並把自己收藏起來。然而當Auggie得到同學的接納，就連Jack也願意成為他的真正朋友，並在他面對欺淩時出手相助，Auggie就振作起來。可見孩子的人際關係對他們是何等重要，尤其對那些特殊的兒童。而現今的香港校園又如何呢？我們也有自閉症、亞氏保加症、殘疾的學生。作為教會或者辦學團體，我們能如何促進共融友愛的校園氛圍呢？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在片中出現過兩三次，它指出：在沒有外力施壓的情況下，物體會保持原來的運動狀態。這些原來的運動狀態，就像今天許多人的固有偏見，這些往往會帶給我們與社會很多問題和痛苦，也讓人把真我、心聲收起，不敢把它們在人前顯露。作為傳揚福音的使者，我們應該如何成為「外力」去影響人，以愛心去接納，使人們能打開心門，走近基督與真理呢？

4月

黃世東（阿東）因長期獨力照顧有腳患及精神病的母親，而令自己也患上躁鬱症，於一次情緒失控而弒母，遭法庭判入精神病院。故事講及他出院後，面對與父親相處、醫療系統、空間、找工作、朋友、感情、教會及鄰舍等種種問題，出路仍十分艱難。

4月份電影小組請了曾於政府醫院精神科任職的李耀基醫生（YK）來到我們當中分享。YK解釋到電影中的主角阿東所患的是躁鬱症，患者會在躁狂（情緒極度高漲亢奮）及抑鬱（情緒極度悲傷低落）這兩極的情緒中上上落落，自己難以控制，要靠藥物來令情緒維持於兩極中間。

說到情緒病，有參加者問及精神病的病發因素，YK 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遺傳、自身可承受的壓力有多少，第二就是外間所給予的壓力。他以罐子及水作為比喻：如果有些人天生可以承受的壓力比較少，就如罐子比較細，而他所遭受到的壓力多於他所能承受，即如注入的水多於他所能盛載，而他亦未能用一些方法去疏導壓力，便會受不住外來的壓力。所以我們得注意自己能承受多少壓力，因為繃得太緊，而突然又發生重大事件，人的情緒就會容易崩潰——罐就會爆裂。

對於電影描繪阿東的世界，YK認為是反映現時社會對個人情緒支援的失效。電影中，精神病康復者走出社會，應該得到較好的對待，才能融入社會，但奈何阿東卻面對親人沒法幫助、醫生的例行式診症、朋友的歧視、教會的不理解甚至傷害，與及鄰舍的排斥等。以往的屋邨生活，空間雖然不算多，但YK卻覺得人和人之間情感的支援卻比現在多很多。

對於空間，有參加者認為除了給病者或康復者空間之外，給照顧者空間亦十分重要。就以阿東為例，他亦是因為長期獨力照顧母親，不單辭了工作，連情緒都出了問題，承受著巨大壓力。相信香港人也有不少是面對著相似的境況，但如果政府可以提供一些短暫的託管或上門照顧的服務，讓患者的家人可以有「鬆一鬆」的機會，這樣對於維持照顧者的情緒健康會有很大幫助。

無論是電影，或是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或苦衷讓自己去拒絶接納精神病康復者：如我很忙、我沒時間、我沒空間、我覺得這可能很危險、我不懂如何跟他們溝通……但我們可不可以放下手上正忙著的事，抬頭看看香港現在正發生甚麼事？有需要的人，可能正在我們身邊，等著我們去幫助及關心。就算能力上幫不了忙，一個笑容、一句問候也是表達接納的好方法。

政府在2017年6月發表了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徵詢各界對法律上性別承認等多個議題的意見，諮詢期於同年的12月31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1]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提出如有人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並因自己視力正常而飽受精神困擾，遇此情況合理的做法是讓有關人士接受適切的治療，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對待性別焦躁症患者的情況亦然，有人認為要求他／她們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因此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對變性手術的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紓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應讓有關人士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這些人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有些人抱有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作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他們同時會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接受手術者絕育。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甚麼、參考甚麼地區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措施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跨性別者；保險公司應視女跨男人士為男性，以男性的標準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此外，相關的條例也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措施來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訂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的身份，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措施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性別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大部份的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開了極壞的先例；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法律有凌駕性，立法以後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是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全套變性手術的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到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份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他們認為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至於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審裁小組判定依據。

有別於上述兩種看法，有部份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他們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接受變性手術的存在，讓希望接受手術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身體性徵和外觀。他們認為可以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在某些領域上承認已接受全套變性手術者的新性別，為他／她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但若要全面承認已接受手術者的新性別，持有關看法的人士則認為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不能改變的生理事實，故反對以任何形式承認新的性別。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措施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惟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份承認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本社曾在2017年9月，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2] 在這段期間，明光社亦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設立第三性別的建議，以及討論德國最高法院在2017年11月的裁決，有關裁決裁定該國政府必須在正式的記錄中除了提供男女兩種性別以外，還要提供第三性別的選項，本社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討論在政策和公共制度方面相關議題，歡迎參閱《初探雙性狀態DSD／intersex》一書。[3]

因應同運團體指以變性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前設是違反「人權」，本社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理據從何而來，並指出當中涉及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歡迎參閱文章〈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4]

另外，部份女權主義者認為跨性別主義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氣候，大家可參閱〈身份政治操作：以基進女權為例〉一文，[5] 初步認識有關的思想和論述。

（本文原載於第118期〔2018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昨日（2018年1月2日）發新聞稿及上載2017年11月尾已提交的性別承認諮詢意見書，[1] 建議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採納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及訂立多項侵害人權的刑法措施，本社表示極度遺憾。
 

平機會有關性別承認的建議可歸納「五不」和「三立」：

「五不」
不須診斷證明（p.28）
不須荷爾蒙或其他治療（p.33）
不須真實生活測試（p.30）
不須變性手術（p.39）
不限年齡（p.46）、婚姻狀況（p.50）和親職狀況（p.52）
 

「三立」
訂立性別承認法（p.15）

訂立更改如：出生證明等歷史文件的機制（p.65）
訂立禁止披露變性者身份的刑事法（p.66）

上述倡議比大多數同運團體提倡的「無須手術模式」更為激進。本社認為平機會此建議將市民置於動輒犯法的險境，與其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法定機關有著嚴重角色衝突。此建議亦漠視女性權益及言論自由。現詳述如下：

法網無限大：

平機會一方面提出「五不」主張，一方面又建議將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一事列為刑事罪行是大行白色恐怖（p.66）。

假若政府真的採納平機會的「五不」主張，那麼一個外表和身體完全是男性的人，其法律性別可以是女性；其他市民根本不可能得知那人是否曾轉變性別登記。在這情況下怎樣才算「披露對方曾轉變性別」？是否按常理「誤稱」一句「先生」或「小姐」也會觸犯法例？以性別稱呼對方是本地的日常風俗，也是禮貌；平機會竟然建議訂立法網如此巨大的反歧視法例，令市民在日常生活的接觸禁區重重，地雷處處，令人遺憾。[2]

更恐怖的是，平機會建議政府將上述行為列為觸犯刑事，意味著執法機關可以繞過當事人，直接提控那些「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的人（p.66）。此做法完全有違常理，亦令人懷疑平機會借機擴權。

打壓言論和思想自由

平機會的建議更是打壓所有人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包括一般人和跨性別人士。

對一般人而言，平機會建議訂立「反歧視法」，其客觀效果必然是打壓對跨性主義持異見的人。而且，平機會建議的「反歧視」法網如此巨大，所有人都有可能誤觸禁區。

對跨性別人士而言，平機會一方面主張極盡寬鬆的「五不」建議，以自我聲明為永久以異性身份生活為轉變法律性別的唯一依據；一方面又暗示違反自我聲明可以是刑事罪行（p.31）。平機會如此建議，對想取回原生性別身份的人，大有可能是一個誤區。事實上，因各種原因對變性感到後悔希望回復為原生性別身份的人不在少數（de-transition），這些人更透過演講和出版講述自己的經歷。[3]　不論贊成與否，這些人的故事都是幫助有關人士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人的故事在平機會的建議下，有可能會干犯虛假聲明的刑事罪嗎？

平機會的「五不」主張同時建議轉變性別不限年齡，16歲以下的需家長同意。綜合上面的分析，平機會會否實質在建議一個兒童可以作出一個有潛在刑責後果的決定而不自知？證據顯示八成有跨性傾向的兒童在長大後不再想變性。[4]　平機會的建議實際效果是鼓勵這些兒童走上一條不能回頭的變性單程路，完全匪夷所思。

打壓女性權益

平機會的「五不」建議，實際的效果就是容讓擁有男性外觀和男性生殖器官的人進入女性專用場所，包括女子監獄、婦女庇護所、女更衣室以及女廁。此建議嚴重影響女性權益。更嚴重的是，由於平機會同時建議立「反歧視法」，那些對上述情況感到不滿的女性和經營婦女庇護所的負責人，大有可能被刑事檢控。試問：這是甚麼人權？
 

角色衝突：

平機會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本地法定機關，建議訂立新的歧視條例有嚴重角色衝突。此舉有為平機會擴權的客觀效果及損害平機會的中立性。該建議亦違香港賴以成功的分權原則。

本社對平機會的呼籲

平機會是受到四條歧視法所賦權的法定組織，卻一直在事實婚姻、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別承認等不被授權的政治議題上不斷遊說，有意無意地擴權以利己。而且，作為公營機關，上述倡議實際要令市民彼此監控防範，以反歧視之名大行白色恐怖，使到港人日常生活要小心翼翼、自我審查；其建議更有違人權公約中訂明人人皆有言論及思想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多項重要條文。
 

本社重申，兩性是人類最基本及重要的區別，以生理性別作為收集性別資料的準則，能促進社會運作效能，彰顯公平和保障權益。因此，本社呼籲平機會重回討論正軌，認清在「跨性別」這一詞語背後的不同群體及不同訴求，區分性別自主訴求和變性訴求，仔細研究和思考當中的合理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勿再越權，使社會大眾以為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是激進份子，從而加深社會撕裂。

2017年6月23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阡陌中心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週年研討會。是次主題為「代代失傳？父母對子女身心靈的影響」，旨在強調在子女的成長過程中，父母對子女的關懷及管教非常重要，也從而帶出父親及母親的角色有其獨特之處，彼此不能替代對方。

陳永浩博士及招雋寧先生發佈了「子女對父與母參與的觀感及自尊感的關係──香港中小學生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對於兒子和女兒來說，相對於父親，母親所表達的接納、喜歡、愛護、唯獨的親密感等為影響子女自尊感的最強因素。母親在女兒建立女性角色及自尊感這方面，有著無可取替的獨特性；而父親對兒子則有非常正面的鼓舞，有助他能勇敢地面對成長中的挑戰。父親與兒子單獨相處；母親與女兒單獨相處，都有利於子女健康地成長。

屈偉豪博士分享父母如何有智慧地參與子女的生活圈，他提出子女希望有私隱，以及獨立自主，父母因此不能期待子女事事對自己表白。父母抓得愈緊，子女走得愈遠。直升機家長、失蹤的家長、或是功能性的家長，都不是最好的父母模式。那些做好自己的榜樣，願意花時間關心孩子、督導孩子，以及努力與配偶一起營造溫暖及健康家庭的父母，反而更能幫助孩子。另外，屈博士也建議教會領導層在計劃教會事工時，多考慮信徒的家庭需要，讓信徒有更多家庭相聚的時間。

譚日新博士提出父母如何培養兒童的心理健康發展，他指出父母難以做到好的父母，不是因為技巧，而是未能做好自己或處理自己以往的創傷。嬰兒的腦部一開始便如互聯網一樣，不斷地編織網絡，長大後會愈織愈密，如果父母可以幫助子女織出好的網絡，鞏固他們正面的經驗，他們長大後會比較正面一些。因此，當子女在嬰兒時期，父母如何與嬰兒的相處是非常重要的，多與他們對話，以及用眼神與他們接觸，都可以幫助孩子成長後較為正向。

梁林天慧博士提出政府應強化家庭政策，她指香港人普遍不了解「綜援」的意思。本著獅子山精神，香港人習慣自食其力，對政治及社會事務的投入度不多，但要改善家庭問題必須關注政府的公共政策。梁博士指出香港貧富懸殊、中港婚姻多、離婚率極高、商業化及功利化的思想等社會問題都與家庭問題息息相關，政府需要反思這些問題，以及探討如何設立一些政策，更貼近市民的需要及福祉。

趙仲凱先生綜合不同專家的理論，指出做好早期的家庭教育是替兒童打好基礎，使他們可以在一生中豐盛地成長。建立孩子的自尊感是發展他們生命成長動力的重要一環。家長可以透過遊戲讓兒童在親子關係中經驗被愛、被認同及被尊重，孩子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支持，不但與父母的關係更為密切，也會因此而建立自尊感。

歐醒華牧師分享父母如何與子女一同實踐信仰，他指出父母養育孩子實際上影響著孩子的價值觀與世界觀。父親要有做好屬靈父親的醒覺，他們是有責任牧養自己的孩子，並且與孩子走上一條有目的地的靈程路。至於實踐信仰並不是要過一種宗教生活，而是如何去生活。父母幫助孩子活出神所希望的生活，讓他們去經歷信仰的真實，這便已經是幫助孩子去實踐信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