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誡用來開殺戒？

因應終審法院有關岑子杰案的裁決，近日有團體向政府要求訂立幾乎與婚姻一模一樣的民事結合制度，當中更包括在外國即使通過同性婚姻或民事給合的國家亦十分具爭議的同性領養權，本社對有關訴求不能苟同，並嚴正要求政府不能對此種漠視兒童權益的訴求掉以輕心。首先，必須重申，整個領養制度最重要考慮的並非一些成年人想做父母的權利，而是必須確保等待領養的兒童的權利，而對於一個因為不同原因而未能在原生家庭成長的兒童來說，最重要的是為他們尋找一個可以令他們健康快樂地成長的完整家庭，而不是滿足領養人士想當父母的期望。香港現行的領養制度，除了親屬的領養之外，其餘皆統一由社署負責，而社署主要考慮包括領養人士的成熟程度（25歲以上）；如屬已婚需要有穩定的婚姻關係（三年以上）；身心健康；有中學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工作及充裕的財政；穩定的住所等等。所有條件都是從兒童的需要和未來的福祉作考慮，我們認為合情合理。據了解，過去曾有極少數單身人士成功申請領養兒童，其實並不理想，兒童能夠在父和母共同照顧下成長最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兒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是可以從父和母身上學習到不同的特質，以及滿足在情感上的不同需要，任何人為地剝奪兒童在父和母共同撫養下成長的機會，都是漠視兒童權益的行為。

對於有人認為兒童最重要的是能在充滿愛的家庭成長便足夠，其實是只說對了一半，家庭當中有愛當然重要，而且十分重要，但家庭當中有父有母同樣、甚至更為重要，因為兩個媽媽無論多愛錫小朋友，亦不能取代爸爸的角色；同樣，兩個爸爸無論多愛錫子女，亦不能取代媽媽的角色，因為男女在天賦、性情、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都有很多不同，明白男女大不同，才能因材施教。雖然有個別極端的親生父母對子女亦會做出令人髮指的虐待行為，但並不表示一個完整的家就只需要愛而毋須一定要有父和母，而在外國，一些實行同性婚姻和領養已多年的國家，亦陸續出現一些在同性家庭成長下的兒童，他們在成年之後站出來，表達在成長過程之中面對家庭背景帶來的困擾、迷惘和抑鬱、以及想努力尋找自己生父或生母的情感需要。容許同性領養，無異就是故意將小朋友放在有爭議的環境，只為了單方面滿足成年人想成為家長的慾望，但卻漠視兒童的真正需要和權益的自私行為。請社會福利署必須謹守領養制度最重要的是考慮有關兒童的權益和福祉，而不是申請領養人士想成為父母的所謂人權。領養並不同於一般人人皆可享有的公民權利，因為年紀輕、學歷低、收入少、居住空間狹窄的市民都不符合領養的資格，同樣，沒有父或沒有母的家庭也不合宜，這並非歧視，而是一切以兒童的福祉為優先。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2022年1月，美國傳媒報道一位亞裔人士因為受到仇恨襲擊而於2021年年底去世的消息。是何等樣的仇恨，讓一位與兇徒素未謀面的61歲華裔男士，在路邊突然遭到兇徒腳踢及踩踏頭部？雖然疑犯否認對亞裔人有偏見，但美國警方根據監控錄像畫面，相信疑犯有可能因為死者的種族才向他作出襲擊，[1] 該名疑犯被控仇恨罪二級謀殺。[2]

即使受害人真的並非因其種族而受襲，但不容置疑的是，在美國的亞裔人士於這幾年來受到突襲的案件大增。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發佈2020年與仇恨罪行相關的統計，當中涉及超過一萬位受害者，不計算其他佔少數的歧視範疇案件，與宗教歧視相關的案件佔13.3%，與性傾向相關的案件佔20%，而單是與種族、民族及祖宗相關的歧視個案則高達61.8%。[3] 針對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由2019年的161宗上升至2020年的279宗，增幅超過 73%。[4]  與亞裔人士相關的仇恨罪行個案，有可能不只二百多宗，因為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2年3月31日期間，美國非牟利組織停止仇恨亞裔和太平洋島居民（Stop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Hate, Stop AAPI Hate）接獲超過一萬一千宗自我呈報的個案，當中的受害者超過九成都是亞裔人士。[5]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22年4月進行調查，結果顯示有63%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在美國針對亞裔人士的暴力行為正在增加，2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每天或幾乎每天都擔心他們可能會因為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而受到威脅或攻擊，而51%的受訪亞裔美國人表示他們有時會為此擔心，有36%受訪者表示由於擔心自己可能受到威脅或攻擊，他們在過去 12 個月內改變了他們的日常安排或作息。[6]

種族歧視在美國本來便不是新事，否則美國所訂立的「仇恨罪行」（hate crime），也不會把因針對某一特定「種族」及「民族」的歧視性或偏見性犯罪行為納入其中，讓「種族」及「民族」成為受保護項目中的其中一項。種族歧視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從2019年開始，針對亞裔的仇恨罪行的個案大幅上升的情況來看，可見這與「新冠肺炎」不無關係。

新冠肺炎病毒不會只攻擊亞裔人士，病毒本身也沒有任何神奇力量，讓亞裔人士突然惹人討厭、憎恨，甚至被人攻擊，但人的言論，特別是領袖的言論，加上傳媒或社交平台的消息傳播，卻有著驚人的殺傷力。多年前，雖然有關亞裔人士的仇恨罪行在美國已漸漸出現，但真正的臨界點，在於前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斷重複稱呼新冠肺炎為中國病毒，他的跟隨者深信他的言論，把病毒與亞裔人士連於一起。[7] 

皮尤研究中心於2021年4月所作的調查，當中以開放式問題詢問認為針對亞裔美國人的暴力行為在增加的受訪者，主要是甚麼原因令暴力增加，約 20% 受訪者認為，特朗普及其言論，例如指中國是疫症源頭、他的種族主義言論或為冠狀病毒貼上「功夫流感」或「中國流感」的標籤，正是暴力增加的原因之一。另外有12%的受訪者認為，指責亞裔人士，並使其成為疫症流行的代罪羔羊，是增加了亞裔美國人受到暴力對待的原因。調查又發現，自冠狀病毒爆發以來，有45%的亞洲成年人表示，他們至少經歷過一次無禮對待，當中有16%的亞洲成年人表示曾聽過「他們應該回到自己的國家」的言論，有14%表示聽過「他們應該為冠狀病毒的爆發負上責任」的言論。[8]

亞裔人士受到襲擊這股風氣不獨在美國發生，在英國亦有此現象。雖然英國的仇恨罪行案件的數目遠遠不及美國，疫情流行期間，在2020年1月至3月，英國有186位看似為中國人及東方人的人士受到傷害，但這數字比2019年同期多出一倍。[9] 罪行增加的主因亦如美國一樣，當全世界認為病毒出自中國，人們便愈發對亞裔人士產生仇恨，在英國的中國外賣店遭受破壞，而一些在英國唐人街的食店，也完全被杯葛。[10]

疫情高峰期，很多國家需要封鎖，國家的經濟受到嚴重打擊，太多措施讓人失去自由，出現負面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一味責怪他人，沒有反省或改善自己的防疫制度或醫療系統，亦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作為。從美國的歷史來看，美國文化傾向尋找代罪羔羊，根據研究亞裔在美國歷史的密歇根大學助理教授Melissa Borja對美國的說法：「移民被當成是威脅，或是在政治、社會和經濟動盪之時被當作替罪羊，這並不是第一次。」例如在1930年前後的大蕭條時期，180萬墨西哥裔美國人被驅逐出境，90年代的汽車業蕭條，日本人成了直接受害者。[11]

事實上，尋找代罪羔羊不是美國獨有的，胡亂貼標籤在弱勢或被排斥的民族身上，製造仇恨及代罪羔羊，這些事久不久便會在人類歷史中出現，是人類的通病。14世紀，黑死病在歐洲肆虐，當時，猶太社區無辜地被指控在井中下毒傳播黑死病，以致大量猶太人被殺害。[12] 到了19世紀，霍亂疫症爆發，換來法國上層階級怪罪窮人，責怪他們衞生差、飲酒淫蕩，髒亂不潔。[13]

疫情的來臨，在標籤、又或是代罪羔羊的背後，其實只是反映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族群或階級之間的矛盾。[14]

香港又如何呢？2021年1月便曾發生有客人在訂單上註明不要南亞裔外賣員派送食物的事件，究其原因，極有可能與當時油尖旺區成為新冠肺炎「疫區」，確診者中有不少屬少數族裔有關，加上在當時疫情的例行記者會上，衞生防護中心健康促進處主任何理明醫生曾說過少數族裔「在文化上、宗教上，可能有較多家庭聚會、分享食物、食煙飲酒、或者其他傾談，不戴口罩」，加上「居住環境較擠迫」，因此感染病毒的機會較高，[15] 這番話或許令部份人將疫症傳播的責任推向少數族裔。或許，南亞裔人士喜歡不戴口罩傾談，喜歡聚餐及分享食物，但香港人何嘗不是如此？當人們在家中聚餐，又有幾多人會戴著口罩與人傾談，又或是為了避免分享食物而以西餐形式用餐？相信何醫生無意把少數族裔說成是病毒散播的源頭，但過於簡短且粗略的陳述，容易惹人誤會，特別是那些不會字字認真聽認真看的人，又或是一早已經對南亞裔人士心存偏見的人就很容易有所誤會，再加上傳媒誇張渲染，又或是扭曲了講者原意，[16] 於是乎便出現了南亞人被公司要求接受強制檢驗的情況，又或是有人在疫區幫忙翻譯，路過的人會說：「佢南亞人嚟嫁，成身都係病毒，唔好靠近佢」，也有南亞人一上班就被同事噴了一身消毒劑。[17]

事隔一年多，情況改善了嗎？還是當其他病毒引起的病情再次出現，人們仍會在社交網絡上傳播訊息，「好心提醒」大家要小心某一群人。

標籤效應之下，對於歧視或進一步的攻擊行為，領導者的言論固之然有影響力，傳媒也成了幫兇，但盲目相信謠言的大眾也是危險一族，因為付諸行動的，往往是普羅大眾。當倉鼠被冠上傳播病毒之名，漁護署呼籲市民將2021年12月22日或之後在本地寵物店購買的倉鼠交出予署方人道毀滅，可是被交出、被人遺棄的倉鼠又豈只在12月22日或之後購買的？[18]

倉鼠無罪、南亞裔人士無罪、亞洲人也無罪，但疫情之下，一切政策或推測若解釋得不清不楚、言語含糊、甚至有意無意地加上政治操作，再加上人們沒有深思熟慮，照單全收，胡亂替別人貼上標籤，這中間所牽涉的無辜生命，又或是讓人承受的驚嚇或威脅，與病毒所帶來的威脅，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社會的爭議，有時小事很容易化大，中學生可以向平等機會委員會投訴自己不能像女同學一樣留長頭髮，認為這是對男性的歧視。在英國，猴痘在同性戀群族中傳播，但當地的新聞從業員和發言的醫生，總會煞有介事的強調，這說法並不是一種歧視。我們為一件事定性、命名，為一些類近的東西分類，有時是歧視，有時卻不是。這是因為龍門任人搬，還是其他原因？我們可以避免命名和分類嗎？

聲稱自己有性別焦慮的中五男同學，較早前向平機會投訴男生在學校不能留長頭髮，至截稿前事件仍在調停中，尚未有結果，但事件在教育界引起了頗大關注，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鄧飛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說制定校規時未必與性別定型有關，[1] 一時又說學校是照顧未成年人的地方，不用事事緊貼社會潮流，應當審慎地保守少少，但又強調，假如平機會要求學校「與時並進」，校方也會跟從。[2]

鄧飛的答案顯然是「此地無銀」，學校服飾審慎保守，男女顯然有本質上的分別，所以服飾上要求也有不同，這也很合理，但鄧飛一時說不是性別定型，但又同時說萬一法庭和平機會說要放寬相關規則，學校也會跟隨，這就說明他未必會捍衛一些基本價值，其回應令人失望。

參考平機會在2014年推出一份名為《種族平等與校服》的指引，當中就指出穿著校服的好處，可以推動學生的紀律和正面行為，文件又提出規則在個別情況下可以作出彈性安排。[3] 而在有關規則的考慮因素中，包括了保持衛生和安全，所以可以規定留長頭髮的同學必須紮頭髮等等。可見如果同學有特殊需要，只要符合學校整體對校服等方面的要求，根本不用出動「性別歧視」這樣的字眼，也可以好好處理問題。

性別歧視、男女、性別焦慮，這些字詞在事件中出現，近年在一些社會運動中，透過字詞定義的改動，或者創造新詞，改變人對事物的想法，甚至成為抗爭的工具，同時，又有人因此為到這些字詞的使用爭持，企圖「正名」，以捍衛一些想法。原本所謂的咬文嚼字，只是文學上追求完美的表演，到今日已經成為抗爭和表達政見的工具，一不留神用了不同的詞語，原來它隱含了一些你未必願意接受的意思。

舉個例子，疫情初期，我們會叫新冠肺炎做武漢肺炎，之後又有英國的新冠病毒變種、非洲變種等等，其實命名的原則本來是那個病的發源地在哪，就將之命名，本意是為了方便大眾記憶和了解事件，以前也有很多疾病以地方命名，例如香港腳，那是一個通俗的說法，平常是沒有人深究的。

不過在凡事正名的世界，有地方認為這種說法有歧視疾病的發源國家之嫌，再加上病毒的源頭本來就充滿爭議，一個簡單的命名最後變成政治事件，世界衛生組織最後宣佈將有關傳染病命名為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而變種病毒株則以希臘文字母排序來命名，所以這幾年的病毒就是Alpha，Beta等變種，沒有了原本的地域作為變種命名之說，到今日就沒有人知道不同變種的來源，只知道變種有一個沒有意思的名字。

有時，命名之爭是因為大家對名字背後的意思有極大爭議，例如我們今日用「大陸」還是「內地」來形容中國，往往代表一些政治立場，我們用「抗爭者」還是「暴徒」，「性工作者」還是「妓女／男妓」，「變性人」還是「人妖」等等。有時我們會對一些已知有問題的東西正常化，例如若將「賭博（gambling）」改稱為「博彩（gaming）」，就將事情的負面觀感降低。這些詞語未必同時成雙成對的出現，但有時我們會發現因著某些詞語令某一群族的人有不好的感受，所以有些人就用了一個中性，甚至正面的詞語，取代一個相對負面的詞語來形容某一群人。

這種命名之爭，時常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某些字詞的改變，若不細心留意，一旦變成了日常生活中的常用字，某些意思就植根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成為難以改變的價值觀。有些人為了對這些存在已久的價值觀提出抗議，往往會創造新詞，表達不滿，例如以前的「人妖」，今日會稱為「跨性別者」，男扮女裝的以前是「易服癖」，今日是「變裝女皇」，凡此種種將舊意思洗刷的新詞，改了一個名字，但內容往往依舊，人卻會因為該名字改得好，對它所指的人或事物減少了抗拒感，問題彷彿就不存在似的，到後來如果有人用回以往有負面意思的字眼，就會被批評為不包容，甚至是對小眾的欺凌。

有人甚至質疑，這類將不同群族分類的字眼，一出現就產生歧視。早前猴痘的傳播，有外地傳媒發現不少受感染的人同時參加了同性戀者主持的派對，[4]而猴痘是透過面對面、皮膚對皮膚等接觸傳播，當中包括了性接觸，不少人自然會聯想到就是在這些同性戀派對往往也會涉及濫交等問題，但當傳媒的報道有「同性戀」社群三個字，就得非常小心，強調並不是歧視同性戀者，但事實卻是如此如此。

這情況跟處理愛滋病感染的情況相當類似，明明我們發現香港感染愛滋病人數的比例上，透過同性性接觸而受感染的數字比異性性接觸高，但我們也不大可以說同性戀者是高危群族，改為要說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最危險，但有趣的是，當局並沒有提供沒有安全性行為和沒有穩定性伴侶的群族的感染數字。

大家當然相信愛滋病是透過不安全性行為傳播，但大家會不禁問，為何我們平日已有的分類，到了某些時候，我們卻二話不說，將這些分類「放埋一邊」，原因就是這些分類會傷害某些人。以前社會性別分男女，但自從跨性別成為新詞語，社會又要打破二元定律，所以愈來愈多情況在索取個人資料，問及性別時，會改為以下的形式提問：「如果你願意，你會怎樣形容自己？A.男性（或跨性別男性）、B.女性（或跨性別女性）、C.性別非二元（non-binary）、D.不便透露。」

分類，初時往往是因著方便，例如以性別分類，就將人類簡單分類。以膚色、年齡、高度，體重分類，當然也可以，若不用身體特徵，有時也會用個人收入、宗教信仰、興趣甚至政治傾向等分類……分類有時是為了更快認識一個人，有時為了要方便討論和管理，例如某個議題，是與某一類人有關。我們使用正確的分類，就能更有效的討論。分類本是合理地將東西分開，以方便處理，但不會因此而破壞人的獨特性。

不過，若有人將分類變成標籤，甚至將人污名，這當然是錯誤的行為。一些男女過份概括的描述，例如女性開車一定差，或者男性不善於理解和表達，即使此現象在統計學上過關，我們也不應該但凡見到一個女生，就假設她開車一定差，同理也不應該用統計學上過關的東西，就假定某一個人若屬於某一個群族，就一定有某個特性。分類是一回事，標籤是另一回事。

更嚴重的是，若果因著對個別人士的標籤，就對他們有差別對待，這當然就是明顯的歧視。換句話說，若不明就裡，但凡看見男性，就指責他們是濫交，或者但凡看見某種政見的人，就直接指責他們不理性，其實這件事本身也是頗非理性的。所謂歧視既然是指不合理的差別對待，這種情況本來就不應出現在社會中。

可惜的是，要人將分類和標籤這兩種狀況分拆開，並不容易，再加上我們的分類和命名，可能一早就有意無意的滲入了一些想法在當中，這些潛移默化的東西，就更難消除。有時我們會斬腳趾避沙蟲，寧願對一些人少說一些話，怕動輒得咎，久而久之，反而產生一些更不健康的情況，最後那個被標籤的人，表面可能沒有受到歧視，甚至被過份禮遇，但他們內心知道，這種「禮遇」其實只是為了避免麻煩，到最後有關人士根本不會獲真誠相待。

可見分類和命名一樣，當中並非如想像中客觀和全面。分類的方法即使有多科學，始終還是只能展示事物的某一個部份而已，例如你企圖將人的收入多少分類，也只能知道他們每月有多錢，以至大約了解他們的生活狀況，但實際上他們生活的具體情況，你不能太具體地掌握。命名也有其局限性，字詞的意思始終有限，當我們用了一個很概括的方式去描述一個抽象的東西時，總是有所取捨，而且過程亦有主觀見解在其中，如果我們不加留意就會被牽著鼻子走，隨時令我們對某一事物喪失了客觀的看法。

說到底，這些都是一些我們使用的語言和思考方式的限制，每一個人本來都是獨一無二的，但人類的智慧有限，始終只能用語言去描述、命名或為不同的人和事物分類，以方便討論。我們可以做的，最終還是學習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性，相信上帝創造每個人均有所不同，每個人獨特之處是人類語言不能言說得清楚的。

當我們去描述人、事、物時，嘗試在概括的過程中，考慮一下字詞引申的意思會否對人造成冒犯。同時，我們或者要有更大的包容，理解到別人其實和自己一樣，也只能用有限的詞語去表達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可以請他澄清自己的觀點，而不是一開始就指責對方是標籤，或者是歧視。

當然，我們明白，有時有些人企圖用語言藝術去「漂白」一些不對的事，這時我們只需溫柔的指出問題就好了，也不用句句標籤某一類人，減少不必要的抗拒感。畢竟，語言是工具，我們想對方聽得進去，而不是產生不必要的抗拒感；但願在這個充滿矛盾紛爭的世代，我們能互相尊重，慢慢聆聽和溝通。

5月暑假剛開始趁天氣未算太熱就馬上去了一次旅行。一家人開兩日車來到South Padre Island (南帕德里島)渡假。

South Padre Island是一個美麗荒涼的地方，起初只有卡蘭卡瓦印第安人(Karankawa Indians)，候鳥和海龜聚居。該島於1759年從西班牙國王King Carlos III(卡洛斯三世)授予Nicolás Ballí(尼古拉斯‧巴厘)，後再傳給其孫子，Padre José Nicolás Ballí (帕德雷‧何塞‧尼古拉斯‧巴厘神父)。不久之後，Padre Ballí神父帶同第一批永久定居者居住此島，並在島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和向卡蘭卡瓦印第安人傳福音。由於Padre Ballí神父是一個善良的人，被他服侍的人把該島稱為La Isla Padre – Padre Island。^[1]

1554年4月，三艘西班牙客貨船在South Padre Island擱淺，因為一場風暴將它們從古巴海岸吹過墨西哥灣。當時，這是西班牙艦隊在新大陸遭遇的最大災難。運往西班牙的大量寶藏丟失了，還有令大約三百名乘客和船員喪失生命。船的殘骸於1967年被發現，並從發掘中看到歐洲人曾在島上生活的記錄；成為在德州裡歐洲人最早出現的地方之一。在Corpus Christi Museum of Science and History可以了解更多沉船意外和其後考古發掘的資料。^[2]

South Padre Island著名是陽光和海灘；藍天白雲襯托著白沙綠水。儘管受到COVID-19的影響，該島在2021年接待了大約900萬名遊客，其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兩萬多名旅客曾到訪過South Padre Island的遊客中心。^[3]

今次行程除了享受陽光和海灘外，我們還特別參觀了一間規模不大但歷史悠久的海龜中心。中心由一名熱愛海龜的女士Ila於1977年成立，主要是負責保育、教育和復康工作。^[4] Ila女士是第一位在Lowa (洛瓦州) 及Illinois (伊利諾伊州) 獲得飛航員牌照的女性，熱愛海洋的她於1957年第一次遇見受傷的海龜而萌生了一個念頭——保育海龜，這亦她成為了她一生的焦點。起初，她只是在自己的後園招待島上的旅客，讓他們認識自己救回來的小海龜；她因此得了The Turtle Lady of South Padre(海龜夫人)的美名。當海龜中心正式成立後，中心的使命是教育訪客關注瀕臨絕種的海龜，復康有病或受傷了的海龜，並致力於保護Kemp’s Ridley海龜 (坎普的雷德利品種)。可能有人會把一生的時間和精力聚焦於事業、名利、愛情，但Ila女士卻選擇了聚焦保育、教育和復康海龜。她對海龜小生命的堅持與執著，會有多少人欣賞和認同？為何她會如此尊重和重視野生動物的生命？是否因為她想彌補人類的疏忽，例如蓄意將捕魚工具(ghost gear幽靈漁具)留在海中，這對海龜造成多少傷害？^[5]

在冬雪暴、颶風、熱浪等等災害侵襲期間，都會聽到不同組織發起的拯救海龜行動。而全球暖化更引起了科學家對海龜和野生動物安危的關注。澳洲的一項研究發現，雷恩島周圍99%的綠海龜都是雌性；溫度愈高，雌性幼崽就愈多。此外，溫度升高會使海沙變熱，因而導致孵化率降低或完全築巢失敗。^[6]

很多團體都有鼓勵人助養海龜的計劃，人們可以金錢、時間和身體力行參與救護海龜。最近留意遊輪活動時，發現其中一項上岸的付費活動，乘船短途旅遊(cruise excursion)，在這個選項裡竟然有拯救海龜活動，其收費與其他付費活動相比，並不算便宜(近90美元，約700港元)。儘管有人都覺得不值得花這麼多人力物力去救一隻「沒有回報的」海龜；但委身拯救行動的人士卻不惜代價盡己所能，救得一隻得一隻。為何他們願意這樣愛惜生命？這條「生命」與自己既沒有血緣關係；又沒有靈性交流，即使少了一隻又如何？相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胚胎，又應如何看待？

海龜中心裡有一隻雌性海龜名叫Allison(艾莉森)，她現時140磅，最喜歡吃生菜。她於2005年受傷獲救，當時只有五歲的她卻已經失去了三隻鰭(肢)，只有一鰭又如何正常地生活下去(海龜壽命可達150歲)？幸好，於2008年Allison成功佩戴了由一名實習生設計的BETA氯丁橡膠背心連碳纖維鰭。從此她可以在水裡自由活動，不用再在水裡「自轉」，更可以自己浮上水面呼吸。2014年，Allison成功配戴了第四代的全碳纖維義肢，使她可以作更細微的轉彎動作、更精準的行動。倘若Allison當初沒有遇到珍惜她生命的人努力地挽救扶助，她很可能已死去，實在有點可惜。看著她現在能游得自在，並能與朋友暢泳，也替她高興。同時，也欣賞Allison對生存的堅持、對克服殘障的決心。在人類的世界裡，同樣也有不少人正面對身體衰弱或殘障，有人會選擇與之共存而努力活著，有人會選擇與之共亡而痛苦了斷。一隻沒有靈性的小海龜會否帶給萬物之靈的人類一點對生命的啟示？

最近喬治亞州(Georgia)稅務局於8月1 日宣佈，任何具有可檢測得到心跳(detectable human heartbeat)而未出生的嬰孩，也有資格算作個人所得稅中的子女免稅額。官員們補充說，從7月20日起提交報稅表的納稅人可以申請對任何可以檢測到心跳的胎兒扣稅，每名胎兒可扣減3,000美元（約24,000港元）。據悉懷孕六星期，甚至在大多數母親不知道自己懷孕之前已可以檢測到胎兒的心跳聲；此新政策反映政府把「可檢測得到心跳」的胚胎承認為「人」，即使未到產期也可以讓其父母獲享該年的扣稅優惠。

喬治亞州的上述公告是在美國最高法院於6月24日的裁決推翻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之後宣佈的，羅訴韋德案確立了全國50年來的墮胎權。於7月20日，下級聯邦上訴法院也決定讓喬治亞州禁止該州大多數墮胎的法律生效。法律界分析人士和墮胎權利倡導者當然會對這宣佈感到沮喪和疑惑。^[7]

甚麼是「人」？胚胎是人？胎兒是人？胚胎和胎兒是「生命」？可以是討論不完的倫理問題；但弔詭之處在於為甚麼人可以為「甚麼是人」做定義？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生命比未出生的人的生命更可貴？是否意味著已出生的人的權益比未出生的人的權益更應被重視？

美國福樂神學院被女同性戀學員指控

2019年11月21日，主校園位於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市（Pasadena）的福樂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被一名女學生指控歧視。

2016年，該名女學生Joanna Maxon在學院就讀期間，與同性女友結婚。

Maxon有接受學生資助貸款以繳交學費。學院職員於2018年翻看了她的稅務文件，得知她的同性婚姻狀況，其後學院開除了她的學籍。

學院表示有制訂防止歧視的政策，不會因著性傾向、婚姻狀況、性別、國籍、膚色、種族等歧視任何人，但學院也區分傾向及行為兩者的分別。

在福樂神學院有關社群準則的網頁（Community Standards）一起首便提到服侍神的人需要有道德品質，隨後也提到性方面的準則：性關係只可在男女婚姻中進行。當中亦指明期望所有屬於這群體的成員，學生及職員等，都要棄絕不符合《聖經》的性行為。學生申請入學時，他們已知道及表明同意遵守有關準則。

根據美國聯邦法例《1972年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Title IX of the 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禁止學術機構基於性別作出歧視，但有些宗教團體可以得到豁免。

Maxon委託的律師Paul Southwick相信福樂神學院不符合獲豁免的資格，因為學院接受聯邦政府資助，而Maxon的學生貸款資助便是來自聯邦政府。

Southwick又指，得到豁免的宗教團體必須由教會營運，因此福樂神學院難以得到豁免。

音樂總監被辭退後提出控告

Colin Collette在位於美國伊利諾伊州（Illinois）的聖家天主教社群（Holy Family Catholic Community）擔任音樂總監一職達17年之久。

Collette在2014年遭解僱前，他曾在facebook宣佈自己與一名同性伴侶訂婚。

隨後，Collette被告知違反了天主教教會的信條，遭到解僱。

2016年，Collette控告辭退他的教會，以及芝加哥大主教管轄區。

他指控她們歧視，並要求復職、賠償及索取失去的薪金。

2017年，美國地方法官Charles Kocoras否決Collette的指控。

Kocoras指出Collette的工作，對於教會靈性及牧養方面的使命，甚為重要，Collette在教區也是一個有名望的人，雖然他不是聖職人員，但他也在傳講教會的訊息和完成教會的使命。

他又指教會可從一些僱員歧視法例中獲得豁免。

Collette在案件中敗訴，教會毋須向他作出任何賠償。

法庭裁定律師公會有權不承認西三一大學的法律學院

加拿大的西三一大學（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是一所福音派的基督教大學。

大學定立團體約定（the community covenant），教務人員及學生都必須遵守，而不可發生異性婚姻以外的性行為，是其中一項約定。

2012年，西三一大學宣佈計劃開辦法律學院。

2014年，新斯科舍省大律師公會（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認為大學的團體約定歧視LGBT的團體，故拒絕承認大學的律師課程。其後，公平中心（The Justice Centre）介入，2015年新斯科舍省最高法院裁定，大學有權制定自己的團體約定。2016年上訴法院維持新斯科舍省最高法院的判決，判大學勝訴。

2014年卑詩省律師公會（The Law Society of British Columbia）同樣基於大學的團體約定，拒絕承認大學的律師課程，大學為此提出訴訟。卑詩省的最高法院及上訴法院皆判決大學勝訴。

面對上加拿大律師公會（The Law Society of Upper Canada，現稱安大略省律師公會），大學的法律學院同樣不獲認可，安大略省的上級法院、上訴法院，以及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均裁定上加拿大律師公會勝訴。

2018年6月，加拿大的最高法院以七比二的比數，也就是大部份的法官裁定卑詩省律師公會及上加拿大律師公會有權基於該大學設有的團體約定，而不承認西三一大學法律系的學生。

加拿大的最高法院在裁決時指，為了肯定LGBT學生有機會入讀該校，限制宗教權利是適合及合理的。

上加拿大律師公會讚賞此次裁決，認為律師本身的專業訓練便需要多元。

為了爭取開辦法律學院，大學在2018年8月決定除了教職員，學生不用簽署團體約定。

美國俄亥俄州牧者受到法例保護
不必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

2018年6月27日，美國俄亥俄州（Ohio）眾議院以59比29的投票比數，通過牧者保護條例（Pastor Protection Act，HB 36），有關條例仍有待地方政府的參議院審批。

條例保護牧者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可以不必為同性婚姻主持婚禮，至於宗教團體，在不願意的情況之下，其物業及設施也不用供同性婚禮使用。

條例阻止國家及地方政府懲罰不願意主持同性婚禮的牧者，以及不願意提供服務的宗教團體，亦不得收回這兩者的福利和權利。

俄亥俄州過去沒有同性伴侶投訴教會的記錄。

法案在州政府眾議院通過前，有同性戀運動的活躍份子承認，他們打算強迫教會租借場地以舉辦同性婚禮。

堅持信仰
新希望家庭服務面臨停止領養服務

位於美國紐約州（New York State）的新希望家庭服務（New Hope Family Services）是一間非牟利的基督教服務中心，於1965年投入服務，中心有提供領養服務。

基於基督教信仰，新希望只會讓已婚的一男一女夫婦領養中心的孩子。至於未婚或同性伴侶，新希望會轉介他們到其他領養中心。

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查閱過新希望的手冊後，警告新希望應改變只容許已婚夫婦收養的政策，否則便會終止其領養服務。

2018年12月新希望決定控告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指它針對中心的信仰。

代表新希望的捍衛自由聯盟（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指出紐約州政府沒理由懲罰一些人，只因他們相信一男一女的已婚父母能為孩子提供最好的家，並強調領養服務提供者的存在，應該是幫助孩子，而不是滿足成年人的慾望。

代表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的律師則提出，任何形式的歧視都是違法。

2019年5月美國地方法院的法官駁回中心的案件，新希望決定上訴。

在2019年11月，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頒發了緊急命令，暫時阻止紐約州兒童及家庭服務辦公室在新希望上訴期間，採取行動。

美國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會否逆轉地方法庭的決定，仍是未知之數。

在過去幾年，在麻省、伊利諾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加州均有提供領養服務的機構因為信仰緣故，拒絕讓同性伴侶領養孩子，而被迫停止提供領養及寄養服務。

參考資料

有關福樂神學院個案

Bermont, Bradley. “Lawsuit: Fuller Seminary expelled a woman for being in a same-sex marriage.” Pasadena Star News. December 1, 2019. https://www.pasadenastarnews.com/2019/12/01/lawsuit-fuller-seminary-expelled-a-woman-for-being-in-a-same-sex-marriage/.

“COMMUNITY STANDARDS.” FULLER. https://www.fuller.edu/about/mission-and-values/community-standards/.

Romero, Dennis. “Woman sues Christian college after they expelled her for being in a same-sex marriage.” NBC News. November 23, 2019. https://www.nbcnews.com/feature/nbc-out/woman-sues-christian-college-after-they-expelled-her-being-same-n1089966.

有關音樂總監個案

Bourne, Lisa. “Archdiocese was within rights to fire gay music minister, judge rules.”LifeSite. June 9, 201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chicago-archdiocese-wins-case-involving-fired-gay-music-minister.

Eldeib, Duaa. “Court rules against gay man who sued Catholic church over firing.” Chicago Tribune. June 8, 2017. https://www.chicagotribune.com/news/breaking/ct-catholic-church-gay-employee-lawsuit-met-20170607-story.html.

有關西三一大學個案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v. 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 Justice Centre for Constitutional Freedoms. https://www.jccf.ca/concluded-cases/trinity-western-university-v-nova-scotia-barristers-society/.

Brean, Joseph. and Chris Selley, “Still seeking law school, Trinity Western drops sexual 'covenant' for students.” National Post. August 14, 2018. https://nationalpost.com/news/canada/still-seeking-law-school-trinity-western-drops-sexual-covenant-for-students.

Harris, Kathleen. “Trinity Western loses fight for Christian law school as court rules limits on religious freedom 'reasonable‘.” CBC News. June 16, 2018. https://www.cbc.ca/news/politics/trinity-western-supreme-court-decision-1.4707240.

Skenderis, Stephanie and Jon Tattrie.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wins legal battle with 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 CBC News. July 26, 2016.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ova-scotia/trinity-western-university-wins-legal-battle-with-ns-barristers-society-1.3695374.

Valentine, Andrew.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Upholds Decision to Deny Accreditation to Trinity Wester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ILLER THOMSON. June 21, 2018. https://www.millerthomson.com/en/publications/communiques-and-updates/social-impact-newsletter-formerly-the/june-21-2018-social-impact/supreme-court-of-canada-upholds-decision-to-deny-accreditation-to-trinity-western-university-law-school/.

有關美國俄亥俄州牧者保護條例

Ohio Pastor Protection Act (HB 36). Rewire.News. November 29, 2018. https://rewire.news/legislative-tracker/law/ohio-pastor-protection-act-hb-36/.

Hodges, Mark. “LGBT activist admits they want to force Ohio churches to host gay ‘weddings’.” Life Site. February 22, 201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s/ohio-pastors-protection-act-faces-opposition-from-gays-seeking-unrestricted.

Pelzer, Jeremy. “Ohio ‘Pastor Protection Act’ unexpectedly cleared to pass Ohio House on Wednesday.” Cleveland.com. January 30, 2019. https://www.cleveland.com/open/2018/06/ohio_pastor_protection_act_une.html.

有關新希望家庭服務個案

Collins, Maureen. “New Hope Family Services Can Keep its Door Open…For Now.”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November 6, 2019. https://adflegal.org/detailspages/blog-details/allianceedge/2019/11/06/new-hope-family-services-can-keep-its-door-open-for-now.

McMahon, Julie. “Can CNY Christian adoption agency exclude gays, unmarried couples? NY law faces high-profile court test.” Syracuse.com. December 2, 2019. https://www.syracuse.com/news/2019/12/can-cny-christian-adoption-agency-exclude-gays-unmarried-couples-ny-law-faces-high-profile-court-test.html.

Parke, Caleb. “Christian adoption agency sues New York after state tries to shut it down.” Fox News. February 20, 2019. https://www.foxnews.com/us/christian-adoption-agency-sues-new-york-after-state-tries-to-shut-it-down.

代號MK的女同性戀者於2018年6月申請司法覆核，就同性婚姻權或民事結合權利，挑戰本港的婚姻制度。由於這宗案件的判決影響深遠，明光社及另外幾個團體嘗試申請介入訴訟，可惜被法庭聆訊後拒絕。案件於2019年5月底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審結，並於10月18日頒下判決書，法官判申請人敗訴。

申請人認為香港政府不容許同性婚姻及沒有為同性伴侶設立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是歧視，違反了《基本法》第25、32及37條，以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1）、14、15（1）及22條，因此，法庭需要回應以下兩條問題。

問題一：不容許同性婚姻是否違反同性伴侶的憲法權利

法官周家明審視多條有關婚姻的法例，結論是香港的法律從未認可或准許同性婚姻，香港自始至終都只承認異性婚姻。1971年10月7日生效的《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178章）第4條指明婚姻屬一夫一妻制，廢除了舊式婚姻、新式婚姻及妾侍制度，亦廢除了「兼祧婚姻」，條文亦寫明「……在香港締結的婚姻須意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而且只可按照《婚姻條例》（第181章）而締結。」而《婚姻條例》（第181章）第40條指明根據本條例舉行的婚禮屬基督教婚禮或相等的世俗婚禮，意指婚禮經舉行正式儀式，獲法律承認，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婚姻訴訟條例》（第179章）第20條指明凡屬在1972年6月30日之後締結的婚姻，該婚姻僅能基於條例中列出的理由而無效，其中（1d）列明的理由是：婚姻雙方，並非一方為男，一方為女。

法官亦指出，《基本法》於1990年頒佈並於1997年生效，有關結婚權利的內容都應視為傳統的一男一女結合，因為當時大家根本沒有同性婚姻的概念，而全球第一個設立同性婚姻的國家荷蘭也是於2001年才實行有關制度。申請人的代表律師提到《基本法》作為有生命力的文件（living instrument）可以按時代需要及環境有更新的演譯，將婚姻的釋義延伸至包括同性婚姻，法官承認現時全球有26個司法管轄區承認同性婚姻，另外有16個容許民事結合，但沒有證據顯示香港社會對同性婚姻的看法有明顯的改變，相反，法官表示社會上對於是否容許同性伴侶可以結婚、民事結合或得到其他法律上的承認，不同人基於社會、道德及宗教領域上的意見非常分歧。

法官綜合《基本法》第37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9條、《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及《歐洲人權公約》第12條等有關婚姻權的條文，指出條文所指需要受法律保護的婚姻權應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歐洲人權法庭於2011年就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一案的判決提到「婚姻應被理解為異性伴侶的聯合。」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裡，所載有與婚姻相關的條文，都是指「男女」的婚姻。法官指出如由法庭將《基本法》第37條有關婚姻的釋義擴展至同性婚姻，是引入一個新的社會政策，並不合宜，香港法庭的責任是解釋《基本法》的立法原意，至於香港是否就同性婚姻立法並非法庭的責任，應交由立法機關處理。法官提及在梁鎮罡 訴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案，終審法院於判詞第27段中提到香港人結婚及組織家庭自由並不包括同性婚姻。

問題二：香港政府沒有為同性伴侶設立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如民事結合或其他方式，是否有違反他們的憲法權利

申請人認為香港政府有義務為同性伴侶提供法律框架，作為沒有同性婚姻的替代，否則便是歧視同性戀者。法官認為申請人尋求的是一個除了婚姻這個名稱之外的替代名詞，讓同性伴侶於法律上享有與異性婚姻完全一模一樣的福利及保護。既然政府沒有義務透過結婚制度讓同性伴侶得到相關的福利，如由法庭為他們提供另一名稱或制度，是犯了原則性的錯誤。至於是否為同性伴侶提供替代婚姻的法律框架，這超出法庭的功能，這方面應該是由政府及立法機關去考慮。法官又指，設立替代的法律框架，會牽涉讓同性伴侶享有跟異性配偶一樣的權利和福利。他舉例說，在眾多與婚姻有關的權利中，領養兒童的權利，會否需要加上限制或修改，以保障兒童的最大福祉。

基於兩條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法庭判申請人敗訴。

MK案是首次有同性戀者入稟要求在香港設立民事結合制度，申請人極有可能上訴至終審法院。未來，預計法庭將會非常忙碌，MK案之後仍有兩宗案件，分別為TF案及STK案，這兩宗已獲司法覆核許可的案件，則是直接挑戰本地的婚姻法，要求同性婚姻的權利，及要求政府承認外地註冊的同性婚姻，還有兩宗案件，在外地註冊結婚的同性戀者，司法覆核分別要求可以一般家庭的名義申請租住公屋及購買居屋。這些司法覆核案件恐怕會陸續有來，繼續挑戰現時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大家不能掉以輕心，請密切留意案件未來的發展。

為了生活，千太郎才當上豆沙餅店的老闆，賣著自己也不吃的燒餅，困在自己追悔的過去裡。老婆婆德江到來並當上了店員，藉著教授烹煮紅豆蓉，與紅豆溝通，讓千太郎領略生命的意義，而德江的心靈亦因著可以從痲瘋病院走到社會工作，得到短暫的滿足。後來，因著社會對痲瘋病人的歧視又令兩人再次受挫……然而，兩人感情就像母子一般，令千太郎想承傳德江的手藝及希望。

帶領大家欣賞這套電影的資深影評人黃肇峰先生表示，選擇這套電影的原因：第一是想向電影中已故女演員樹木希林致敬，第二是因為我們正值經濟低迷、前景暗淡，想給大家一點鼓勵。

電影男主角千太郎因著以往未能彌補的錯失而變得頹廢，過著毫無活力及盼望的人生，他因為沒法子向母親表示對不起，心情一直十分低落，意志消沉。而女主角德江婆婆卻因自小有痲瘋病，有很多想做的事，但又被迫住在痲瘋病院，被世界隔離……德江是被鎖著的人，肇峰認為這是一個「相反的比對」，一個被人鎖著，另一個則是自己鎖著自己。

電影中還有一個女學生若菜，像千太郎一樣沒有動力繼續升學的女孩，而她所養的金絲雀則象徵著大家的身體或心靈被囚禁著。而故事最後，德江婆婆放了金絲雀回大自然，象徵著婆婆的離開（解脫）、若菜繼續升學、千太郎再次在櫻花樹下賣豆沙餅都是一種釋放。

肇峰亦認為，導演以紅豆來象徵人生：紅豆的成長需要陽光、雨水，經歷被人收割，再到不可知的用途……恍如人生旅程。而當中也需要經過被揀選及製作：揀豆、浸豆、水煮、過濾、熬製、攪拌、蒸煮、再加麥芽糖、再等待，才能成為美味的紅豆餡。為了尊重它們，德江婆婆還要在製作過程中傾聽它們的聲音、氣味，並替它們打氣。

雖然德江婆婆是痲瘋病患者，就是一早就被挑出、被社會歧視及遺棄的一位，但她仍然會去感受、珍惜生命，正如她的一句對白：「我們生來就是要看看、聽聽這世界；就算是不能當個大人物，我們都有活下來的意義。」所以，就在她欣賞櫻花時，發現到千太郎常帶著哀傷的神情，她就踏前一步，走上前去關心他、幫助他。她說：「每人都有被聆聽，被關注的需要，也有自己的價值。」

奧吉（Auggie）因罹患罕見的崔契爾柯林斯症候群（Treacher Collins Syndrome），以致出生時臉部畸形。Auggie一直在家接受教育，但當他達到入讀小學五年級的年紀時，父母決定讓他踏入校園。雖然害怕，但Auggie亦要開始面對被視為異類、受歧視等問題。但因著家人、同學對他的愛，他終於可以跨過困難，敢於以真面目示人。

本片的內容十分豐富，透過多個角色的角度，看到了三個重要的主題：珍惜家人、接納及顯露真我。

Auggie進入小學後面對許多艱難，但身邊總有愛他的家人給予關懷。雖然問題沒有因家人的愛而煙消雲散，但試想想如果家裡沒有支持的話，Auggie會變成怎樣呢？可見家的愛與支持對一個人是何等重要！如果孩子在外面遇到挫敗，回到家不單得不到理解，甚至還要面對責罵，試問孩子當如何自處？然而若家人能全然對孩子給予關心、聆聽他們的心事，即使在學校發生了事，他們仍有家這個避風港可以安身。電影還提醒大家不應忽略任何一個家庭成員，不少家庭往往太專注一個孩子，而令其他的兄弟姊妹感到寂寞。

電影也帶出了友情對小孩子十分重要的訊息。好像Auggie發現他的好友Jack只是假裝和他做朋友，他便跌入了谷底，並把自己收藏起來。然而當Auggie得到同學的接納，就連Jack也願意成為他的真正朋友，並在他面對欺淩時出手相助，Auggie就振作起來。可見孩子的人際關係對他們是何等重要，尤其對那些特殊的兒童。而現今的香港校園又如何呢？我們也有自閉症、亞氏保加症、殘疾的學生。作為教會或者辦學團體，我們能如何促進共融友愛的校園氛圍呢？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在片中出現過兩三次，它指出：在沒有外力施壓的情況下，物體會保持原來的運動狀態。這些原來的運動狀態，就像今天許多人的固有偏見，這些往往會帶給我們與社會很多問題和痛苦，也讓人把真我、心聲收起，不敢把它們在人前顯露。作為傳揚福音的使者，我們應該如何成為「外力」去影響人，以愛心去接納，使人們能打開心門，走近基督與真理呢？

基因編輯，所為何事？

一場「基因編輯」風波，叫全世界的焦點都集中在香港。美國國家科學、工程及醫學學院在去年11月底，於香港大學召開了「第二屆人類基因編輯國際峰會」。[1] 原本只是一個普通的學術會議，卻在開會前數天爆出了一宗「大新聞」：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聲稱為了幫助有可能感染HIV病毒的孩子，因此為一對名叫「露露」和「娜娜」的雙胞胎嬰兒進行基因編輯（Genome Editing），令她們一出生便對愛滋病有先天免疫能力。[2] 賀建奎解釋，他將有關的受精卵（父親受HIV感染，而母親則沒有），在孕育前期以CRISPR／Cas9  的基因編輯技術，修改了CCR5基因，以關閉HIV病毒感染的大門，令病毒無法入侵體內的細胞，達到天然免疫HIV 病毒的果效。[3]

編輯基因，我們要考量的是……

賀建奎聲稱雙胞胎已在中國出生，情況健康，然而有關研究遭不少科學家批評有違倫理道德。其實人類對於基因改造，甚至生物複製研究，已進行多年（如複製羊「多利」早於1996年誕生），這次「創舉」為何惹來這麼大的反對聲音，這研究會為我們帶來甚麼影響？或許我們可以從倫理、應用、驗證等方面探討。

1. 倫理的考量：如果露露和娜娜算是成功例子，那麼在這「成功」例子背後，究竟「犧牲」了多少胚胎和未經使用的精子？有多少卵子牽涉在是次研究中？當中又如何處理？這都涉及嚴肅的生命倫理考量。在香港，對於人工受孕及生殖科技，政府早於2000年制定《人類生殖科技條例 》，其後成立管理局及發出《實務守則》，來監管人工生殖事宜。[4]

2. 潛藏的危機：有關研究將引發嚴重後果。首先，是次研究是將CCR5基因修改了，但其實人類每一個基因組成，每每有多種作用，人類隨便修改，就像在「沒有說明書」下修理汽車，以為只是改變一樣零件，卻可能產生未知的後果。而這些影響不會即時被發現，但卻會一輩子跟隨著無辜的新生嬰兒。

   CCR5 基因與人體感染HIV病毒之間的關係，源於一位愛滋病人Timothy Ray Brown，他於1995年確診患上愛滋病，後又患上血癌，但他接受了骨髓移植後，不僅血癌得以治癒，其體內的HIV病毒也一併消失，成為世上唯一「完全治癒」愛滋病的人。醫生後來發現，他的骨髓捐贈者，帶有CCR5基因變異，令HIV病毒無法跟CCR5順利結合進入人體細胞引起感染，這亦成為賀建奎進行基因編輯的主要理據。[5] 然而已有研究發現，CCR5基因組被改變後，會增加人體患上一些熱帶傳染病（如黃熱病）的風險。[6]  CCR5基因變異情況最初是在北歐人口中發現，雖然他們染上熱帶病的機會較低，但露露和娜娜一旦染上這些熱帶病，後果可能是致命的。

3. 全新的物種：與傳統的改良品種方法不同，不論是基因「編輯」或是「改造」，其實都是「新造」成一個大自然原不存在的物種，這對於大自然生存秩序的影響是未知的。事實上，世界上對於基因改造品種，是採取極嚴格的「控制生育」措施，如經基因改良的「三倍體蠔」，除了改良了生長速度和適應性外，其生殖能力是被刻意壓低，使其不易生出下一代，減少對大自然造成基因污染。 [7]  對於今次出生的兩位嬰孩，難道我們也要用這樣的方法，限制她們長大與人交往？或阻止她們生孩子嗎？在未經周詳考慮下進行實驗絕對是不負責任的。

4. 脫靶的問題：賀建奎在會上展示他團隊在鼠、猴和人類胚胎所得的實驗數據，並指在50枚人類胚胎基因測序結果中未有發現脫靶現象，而在所有人類正常胚胎中，超過44% 的胚胎編輯有效。但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至今仍存在「脫靶問題」（off target effects） ——即編輯目標基因時，可能會有不匹配或波及其他基因條等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8]

5. 殺雞用牛刀：愛滋病曾是世紀絕症，但今天醫學界已發展出幾種藥物，[9] 可有效抑壓病毒繁殖，使血液中的病毒數量降至不被偵察水平。在已有可行治療的情況下使用未有安全保證的「基因編輯」治療，像「殺雞用牛刀」，用錯工具，甚至產生意外。

6. 法律與倫理：現時，基因改造胎兒的研究在美國及歐洲部份國家均被禁止，中國政府亦於2003年禁止基因改造及複製胎兒。如此說來是次研究是怎樣「合法地」進行？依照1964年通過及2013年修訂的赫爾辛基宣言，進行涉及人類及身體的實驗，必須經過相關的醫學倫理審查（一般是經過其工作大學的教職員及相關專業人士所組成的審查委員會）才能進行。[10] 有報道指，賀建奎的研究所得到的倫理審查認可有可能是假的。依國際慣例及中國法規，他的實驗恐怕不能通過倫理審查。[11]

7. 科學與驗證：基因編輯技術因風險及倫理因素，從公開未應用在人類上。賀建奎的研究只見於近日的新聞報道中，未有任何科學期刊或相關論證可參考，故未能確定其真確性與效用。此外，如何確定嬰兒免疫於愛滋病亦是另一問題，研究人員是用甚麼方法來測試？若果要嬰兒冒著感染愛滋病的風險來測試，則極不人道。

打開了「潘朵拉盒子」嗎？

在希臘神話裡，擁有無窮天賦的潘朵拉，打開了一個神秘盒子，結果釋放出人世間的所有邪惡。若賀建奎的講法是真確的話，孩子既然已生下了，我們就得面對這個打開了的「潘朵拉盒子」：基因研究的確開啟了人們對生命科學極大的領域，但也同時對於人類未來發展帶來不能想像以及不受控制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事實上，這個研究曝光後，人們發現原來參與研究的父母有得到資助，後來更發現較早前另有研究，有人早已用老鼠作實驗，透過基因編輯技術修改CCR5 ，增強學習能力和記憶力！[12] 如果這類研究在人類身上進行（特別在香港），可以想像令孩子變成「新類型人」的後果嗎？

當潘朵拉最後蓋上盒子，盒子裡只剩下「希望」。負責任的科學研究，除了要有所突破，更重要是先作出嚴謹的風險評估和倫理考慮，發揮「有所不為」的道德力量，這才是負責任的科研態度。

最後，對於科學界來說，有關基因編輯已有不少討論和制定了基本倫理規範，但從信仰角度作深入討論則有待起步。究竟基因編輯是21世紀的巴別塔，還是未來醫學的重大突破？我們是干擾創造的秩序，還是以上帝所賜的智慧改善人類生活？基督教倫理很多時都不能簡化為是非題，而是需要從聖經、神學、科學和社會學等不同角度探討，但無論如何，要以謙卑和讚嘆創造奧妙的態度，而不是以為自己可以取代上帝的心態去從事科學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全球暖化一樣，輕視大自然秩序的科技發展就是自掘墳墓。

參考資料：

〈基因編輯嬰兒：中國科學家賀建奎是否打開了「潘多拉魔盒」〉。「BBC NEWS 中文」。2018年11月27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science-46357959。

楊庭輝、郭文德。〈改造人類基因的倫理爭議〉。《明報》。2018年12月3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ins/文摘/article/20181203/s00022/1543753997835/改造人類基因的倫理爭議（文-楊庭輝-郭文德）。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對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的雙胞胎嬰兒進行基因編輯（Gene Editing），令她們出生後即能天然抵抗愛滋病。據報道指，賀建奎在受精卵孕育前期，在受精卵基因中，以「基因手術刀」在其中的「CRISPR/Cas9」[1] 基因中作出「編輯修改」，修改了CCR5 基因，以關閉HIV 病毒感染的大門，令病毒無法入侵人體的細胞，達到天然免疫HIV 病毒的果效。[2]

據新聞報道指，露露和娜娜已於本月在中國出生。對於是次研究，令全球首次出現在基因編輯下能天然扺抗愛滋病的嬰兒，已有不少科學家批評研究項目有悖倫理道德。有七點值得關注生命倫理的人思考：

• 倫理考量：今次公佈一對嬰兒成功以這方法誕生。但在這「成功」的例子背後，究竟「犧牲」了幾多胚胎和未經使用的精子？有多少卵子牽涉在是次研究中？當中又如何處理？這都涉及了嚴肅的生命倫理考量。

• 失誤問題：若上述的實驗已在進行，並已經有新生嬰兒誕生，其後果是嚴重的。首先，是次研究是將CCR5基因修改，從而防止引起愛滋病的HIV病毒進入細胞。但其實人類每一個基因組成，每每有著多種作用，人類隨便修改，就像在「沒有說明書」下修理汽車一樣，以為只是改變一樣零件而已，卻可能產生出未知的副作用。更甚的是，這些改變造成的影響，很多時都不會即時被發現，但它們卻會一輩子跟隨著無辜的新生嬰兒。

• 新的物種：與傳統的改良品種方法不同，不論是基因「編輯」或是「改造」，其實都是「新造」成一個大自然原不存有的新物種，這對於原來大自然生存秩序的影響是未知的（如這代嬰孩長大後，與其他人生的下一代會如何？）在這情況下進行實驗，絕對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 脫靶問題：賀建奎計劃在11月27日至29日於香港大學舉辦的「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展示他領導的項目組在小鼠、猴和人類胚胎的實驗數據。他指出在50枚人類胚胎基因測序結果顯示，未發現脫靶現象；而所有人類正常胚胎裡面，有超過44% 的胚胎編輯有效。但事實上，CRISPR基因編輯技術至今仍存在有「脫靶問題」（off target effects） ——即編輯目標基因時，可能會有不匹配，或波及其他基因條等問題，至今仍未完全解決。[3]

• 殺雞牛刀：無可否認，愛滋病是「世紀絕症」，各國醫學團隊無不努力研發治療新法。然而在今天的醫學發展中，已發展出幾種對抗愛滋病病毒的藥物，可以有效抑壓病毒的繁殖，使血液中的病毒數量降至不可被偵察的水平。在已有可行治療的情況下，使用如「基因編輯」治療，就像「殺雞用牛刀」一樣，用錯工具。

• 法律問題：基因改造胎兒的研究在美國及歐洲部份國家均被禁止，中國政府亦於2003年禁止基因改造或複製胎兒。在此情況下，是次基因編輯的研究是怎樣「合法地」進行的呢？一般而言，進行這類涉及人類及身體的實驗，都必須經過相關的道德審查才能進行。然而依國際現時慣例以及中國法規，這樣的實驗恐怕是非法的。

• 驗證問題：基因編輯的確是一項現代基因科學的技術，但因風險及倫理原因，從未應用在人類上。因上述的「新生基因編輯嬰兒」研究只於近日新聞報道中闡述，未有任何科學期刊或相關論證可供參考，故未能確定其真確性與效用。此外，如何確定嬰兒免疫於愛滋病亦是另一個問題，研究人員是用甚麼方法來作測試？如要嬰兒冒著受愛滋病感染的風險來測試，則極不人道。

在這些關注面前，進行這種人類基因研究極富爭議。事實上，負責任的科學研究，除了要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作出多重風險和倫理的考慮，發揮「有所不為」的道德力量，這樣才是負責任的科研態度。

4月

黃世東（阿東）因長期獨力照顧有腳患及精神病的母親，而令自己也患上躁鬱症，於一次情緒失控而弒母，遭法庭判入精神病院。故事講及他出院後，面對與父親相處、醫療系統、空間、找工作、朋友、感情、教會及鄰舍等種種問題，出路仍十分艱難。

4月份電影小組請了曾於政府醫院精神科任職的李耀基醫生（YK）來到我們當中分享。YK解釋到電影中的主角阿東所患的是躁鬱症，患者會在躁狂（情緒極度高漲亢奮）及抑鬱（情緒極度悲傷低落）這兩極的情緒中上上落落，自己難以控制，要靠藥物來令情緒維持於兩極中間。

說到情緒病，有參加者問及精神病的病發因素，YK 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遺傳、自身可承受的壓力有多少，第二就是外間所給予的壓力。他以罐子及水作為比喻：如果有些人天生可以承受的壓力比較少，就如罐子比較細，而他所遭受到的壓力多於他所能承受，即如注入的水多於他所能盛載，而他亦未能用一些方法去疏導壓力，便會受不住外來的壓力。所以我們得注意自己能承受多少壓力，因為繃得太緊，而突然又發生重大事件，人的情緒就會容易崩潰——罐就會爆裂。

對於電影描繪阿東的世界，YK認為是反映現時社會對個人情緒支援的失效。電影中，精神病康復者走出社會，應該得到較好的對待，才能融入社會，但奈何阿東卻面對親人沒法幫助、醫生的例行式診症、朋友的歧視、教會的不理解甚至傷害，與及鄰舍的排斥等。以往的屋邨生活，空間雖然不算多，但YK卻覺得人和人之間情感的支援卻比現在多很多。

對於空間，有參加者認為除了給病者或康復者空間之外，給照顧者空間亦十分重要。就以阿東為例，他亦是因為長期獨力照顧母親，不單辭了工作，連情緒都出了問題，承受著巨大壓力。相信香港人也有不少是面對著相似的境況，但如果政府可以提供一些短暫的託管或上門照顧的服務，讓患者的家人可以有「鬆一鬆」的機會，這樣對於維持照顧者的情緒健康會有很大幫助。

無論是電影，或是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或苦衷讓自己去拒絶接納精神病康復者：如我很忙、我沒時間、我沒空間、我覺得這可能很危險、我不懂如何跟他們溝通……但我們可不可以放下手上正忙著的事，抬頭看看香港現在正發生甚麼事？有需要的人，可能正在我們身邊，等著我們去幫助及關心。就算能力上幫不了忙，一個笑容、一句問候也是表達接納的好方法。

政府在2017年6月發表了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徵詢各界對法律上性別承認等多個議題的意見，諮詢期於同年的12月31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1]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提出如有人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並因自己視力正常而飽受精神困擾，遇此情況合理的做法是讓有關人士接受適切的治療，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對待性別焦躁症患者的情況亦然，有人認為要求他／她們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因此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對變性手術的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紓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應讓有關人士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這些人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有些人抱有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作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他們同時會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接受手術者絕育。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甚麼、參考甚麼地區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措施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跨性別者；保險公司應視女跨男人士為男性，以男性的標準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此外，相關的條例也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措施來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訂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的身份，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措施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性別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大部份的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開了極壞的先例；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法律有凌駕性，立法以後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是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全套變性手術的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到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份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他們認為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至於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審裁小組判定依據。

有別於上述兩種看法，有部份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他們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接受變性手術的存在，讓希望接受手術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身體性徵和外觀。他們認為可以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在某些領域上承認已接受全套變性手術者的新性別，為他／她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但若要全面承認已接受手術者的新性別，持有關看法的人士則認為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不能改變的生理事實，故反對以任何形式承認新的性別。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措施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惟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份承認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本社曾在2017年9月，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2] 在這段期間，明光社亦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設立第三性別的建議，以及討論德國最高法院在2017年11月的裁決，有關裁決裁定該國政府必須在正式的記錄中除了提供男女兩種性別以外，還要提供第三性別的選項，本社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討論在政策和公共制度方面相關議題，歡迎參閱《初探雙性狀態DSD／intersex》一書。[3]

因應同運團體指以變性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前設是違反「人權」，本社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理據從何而來，並指出當中涉及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歡迎參閱文章〈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4]

另外，部份女權主義者認為跨性別主義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氣候，大家可參閱〈身份政治操作：以基進女權為例〉一文，[5] 初步認識有關的思想和論述。

（本文原載於第118期〔2018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昨日（2018年1月2日）發新聞稿及上載2017年11月尾已提交的性別承認諮詢意見書，[1] 建議政府跨部門工作小組採納最寬鬆的自我聲明模式及訂立多項侵害人權的刑法措施，本社表示極度遺憾。
 

平機會有關性別承認的建議可歸納「五不」和「三立」：

「五不」
不須診斷證明（p.28）
不須荷爾蒙或其他治療（p.33）
不須真實生活測試（p.30）
不須變性手術（p.39）
不限年齡（p.46）、婚姻狀況（p.50）和親職狀況（p.52）
 

「三立」
訂立性別承認法（p.15）

訂立更改如：出生證明等歷史文件的機制（p.65）
訂立禁止披露變性者身份的刑事法（p.66）

上述倡議比大多數同運團體提倡的「無須手術模式」更為激進。本社認為平機會此建議將市民置於動輒犯法的險境，與其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法定機關有著嚴重角色衝突。此建議亦漠視女性權益及言論自由。現詳述如下：

法網無限大：

平機會一方面提出「五不」主張，一方面又建議將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一事列為刑事罪行是大行白色恐怖（p.66）。

假若政府真的採納平機會的「五不」主張，那麼一個外表和身體完全是男性的人，其法律性別可以是女性；其他市民根本不可能得知那人是否曾轉變性別登記。在這情況下怎樣才算「披露對方曾轉變性別」？是否按常理「誤稱」一句「先生」或「小姐」也會觸犯法例？以性別稱呼對方是本地的日常風俗，也是禮貌；平機會竟然建議訂立法網如此巨大的反歧視法例，令市民在日常生活的接觸禁區重重，地雷處處，令人遺憾。[2]

更恐怖的是，平機會建議政府將上述行為列為觸犯刑事，意味著執法機關可以繞過當事人，直接提控那些「披露某人曾轉變性別」的人（p.66）。此做法完全有違常理，亦令人懷疑平機會借機擴權。

打壓言論和思想自由

平機會的建議更是打壓所有人的言論和思想自由，包括一般人和跨性別人士。

對一般人而言，平機會建議訂立「反歧視法」，其客觀效果必然是打壓對跨性主義持異見的人。而且，平機會建議的「反歧視」法網如此巨大，所有人都有可能誤觸禁區。

對跨性別人士而言，平機會一方面主張極盡寬鬆的「五不」建議，以自我聲明為永久以異性身份生活為轉變法律性別的唯一依據；一方面又暗示違反自我聲明可以是刑事罪行（p.31）。平機會如此建議，對想取回原生性別身份的人，大有可能是一個誤區。事實上，因各種原因對變性感到後悔希望回復為原生性別身份的人不在少數（de-transition），這些人更透過演講和出版講述自己的經歷。[3]　不論贊成與否，這些人的故事都是幫助有關人士的重要資源；然而，這些人的故事在平機會的建議下，有可能會干犯虛假聲明的刑事罪嗎？

平機會的「五不」主張同時建議轉變性別不限年齡，16歲以下的需家長同意。綜合上面的分析，平機會會否實質在建議一個兒童可以作出一個有潛在刑責後果的決定而不自知？證據顯示八成有跨性傾向的兒童在長大後不再想變性。[4]　平機會的建議實際效果是鼓勵這些兒童走上一條不能回頭的變性單程路，完全匪夷所思。

打壓女性權益

平機會的「五不」建議，實際的效果就是容讓擁有男性外觀和男性生殖器官的人進入女性專用場所，包括女子監獄、婦女庇護所、女更衣室以及女廁。此建議嚴重影響女性權益。更嚴重的是，由於平機會同時建議立「反歧視法」，那些對上述情況感到不滿的女性和經營婦女庇護所的負責人，大有可能被刑事檢控。試問：這是甚麼人權？
 

角色衝突：

平機會作為執行歧視條例的本地法定機關，建議訂立新的歧視條例有嚴重角色衝突。此舉有為平機會擴權的客觀效果及損害平機會的中立性。該建議亦違香港賴以成功的分權原則。

本社對平機會的呼籲

平機會是受到四條歧視法所賦權的法定組織，卻一直在事實婚姻、性傾向歧視條例、性別承認等不被授權的政治議題上不斷遊說，有意無意地擴權以利己。而且，作為公營機關，上述倡議實際要令市民彼此監控防範，以反歧視之名大行白色恐怖，使到港人日常生活要小心翼翼、自我審查；其建議更有違人權公約中訂明人人皆有言論及思想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等多項重要條文。
 

本社重申，兩性是人類最基本及重要的區別，以生理性別作為收集性別資料的準則，能促進社會運作效能，彰顯公平和保障權益。因此，本社呼籲平機會重回討論正軌，認清在「跨性別」這一詞語背後的不同群體及不同訴求，區分性別自主訴求和變性訴求，仔細研究和思考當中的合理性和對社會的影響。勿再越權，使社會大眾以為所有跨性別人士都是激進份子，從而加深社會撕裂。

最近，媒體報道有支持同運團體「抗議香港紅十字會拒絕接受曾經發生男男性行為人士捐血的規定」，認為該規定歧視男同性戀者，事件又引起不少討論。[1]

男男性行為（簡稱MSM）是高危性活動，這方面醫學界和社福界都有共識。本季公佈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新增個案創33年新高，其中經同性性接觸和雙性性接觸的人就佔近六成五。[2]有同性性接觸的人口比例之少，對照上述數字之多，不難看出當中問題。政府近來更暫停對異性戀者的愛滋病預防的撥款，令關懷愛滋（AIDS Concern）被迫停止對異性戀男士的所有測試服務。[3]政府擺明車馬地差別對待異性戀者，卻沒有人出來說這是性傾向歧視或性別歧視，箇中道理不難明白：僅參與男女性行為的人確實是比較不需要關注的一群。

由是，紅十字會為了血液安全而對此作出限制無可厚非。紅會會以問題形式讓捐血者自行申報情況，若不符規定就會由護士告之。紅會對捐血者有諸多規定，例如在1980-1996年曾於英國居留超過三個月的人就不可捐血，原因是理論上有曾感染「瘋牛症」的風險。由此可見紅會為血液安全採取了非常嚴格的標準，也正因如此，近年鮮有因輸血而染病的個案。[4]至於今次被非議的規定，其實際問法如下：[5]

• 如閣下屬男性，您是否曾與另一男性進行口交或肛交？
• 如閣下屬女性，您是否曾與有雙性性行為的男性（即曾與另一男性進行口交或肛交的男性）進行性行為？

若上述任一問題的答案為是，紅會將婉拒申請捐血者。

了解基本事實後，我們可以開始思考異議者控訴的「歧視」是怎麼一回事。「歧視」的定義為：沒有合理理由下，僅基於某人所屬的群體或特徵而對該人作出令其相對不利的行動或政策。[6]不難看出，紅會的作法在各方面都不符上述定義。首先，紅會政策不是針對性傾向，而是針對特定性行為，即MSM。男同性戀可以沒有MSM，男異性戀者也可以有MSM（例如在男子監獄中就常有這情況）。然而，最同情地理解，「歧視」一說最好的解釋應該是紅會「間接歧視」男同性戀者，而不是「直接歧視」。「間接歧視」即某一政策或行動所定的標準對屬某群體的人特別不利。例如，警隊要求身高170cm才會聘請就是間接的性別歧視，因為很少女性有170cm高。「歧視」一說大概認為，紅會的捐血標準對男同性戀者而言很難達到，故間接歧視同性戀者。讓我們先接受這紅會疑似「間接歧視」，再看看考慮方面。

即使紅會的捐血標準對男同性戀者而言很難達到，紅會的政策沒有對男同性戀者造成不利。捐血是善行，不是權利；假如某慈善機構謝絕某一類人的捐款，我們很少會說那慈善機構歧視了誰。用紅會的說法就最為漂亮，有過MSM的人是獲「豁免捐血」，而不是被「剝奪了捐血權」。因此，除非有人極度想要捐血附送的贈品，否則歧視一說難以成立。最後，即使不考慮前兩點，假定紅會真的針對性傾向，紅會也有合理理由，即要確保血液安全。

綜上所述，在最同情的理解下，紅會也沒有「歧視」同性戀者。反而，紅會種族歧視英國人的嫌疑更大。「在1980-1996年曾於英國居留超過三個月的人就不可捐血」，排除了大部分英國公民，而以「瘋牛症」風險為理由大概不能合理化如此強的標準，也令捐血量減少。當然，捐血不是權利，用「歧視」來形容這種政策始終不太恰當。但既然支同團體關心的不是普遍的公平問題，而只是男同性戀者的公平問題，我們就不再深究了。要討論的事情還多。

如上所述，支同團體對修改捐血標準給出了差勁的論證，但論證錯誤不表示結論必然不正確。筆者認為，紅會修例未嘗不可。媒體報道，紅會研究改成設一年期限，期內沒有MSM則可以捐血。這標準同被其他國家如英國和加拿大等採用（當然，像香港般永久豁免的也不少，如德國），其背後的理據大致如下：

傳染病如乙型肝炎和愛滋病等，有分「空窗期」和「潛伏期」。「潛伏期」指病毒潛伏在體內未有明顯症狀的時期。在「潛伏期」的病人與常人無異，實際卻能傳播病毒。愛滋病之所以可怕，其中一點在於其「潛伏期」可以長達10年，不少人已患上病毒，卻不知道，依然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甚至捐血。紅十字會為了剔除這些有問題的血液，會化驗每包血液，全部測試合格，才會交給有需要者。但最大的挑戰在於「空窗期」。在「空窗期」的病毒即使做測試都測不出問題。所以，紅十字會要求捐血者沒有在過去四星期內接觸過水痘、德國麻疹和結核病病人，方可捐血；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排除「潛伏期」和「空窗期」的問題。

據紅十字會所說，他們現在所用的檢測技術可將「感染丙型肝炎病毒的空窗期由70日減少至約5日，感染愛滋病毒的空窗期由22日縮短至約6日，而感染乙型肝炎病毒的空窗期則由59日減短至約20日。」有時，一些少數案例的空窗期在這技術下依然可長達一年。

由此，規定一年內沒有MSM的標準，大致由此而來。

不少人會問，既然由此為何那麼多國家依然永久限制MSM捐血？

從紅會的角度出發，要確保捐血者、受血者和醫護人員安全，這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歸為以下幾點：

1. 雖然檢測技術進步了，但依然非百份百準確，前期的安全工作做得愈多愈好。
2. 即使檢測技術到了100%，依然會有其他醫療失誤問題；例如，將應廢棄的血和不需廢棄的血掉換了（想想連左右腦也可以開錯吧）。
3. 想像一下，一些一年內沒有MSM，卻已在潛伏期的人到捐血站捐血，中心抽血接觸有問題血液的機率提高，風險也提高。
4. 承上，沾染了有問題血液的醫療廢物增多了，對捐血站內的所有人的衛生安全都有影響。
5. 一年內沒有MSM的人與從未有MSM的人，處於上述傳染病潛伏期的比率會否依然有明顯差距？若有，紅會本著醫護精神，還是應該婉拒前者捐血，因為不應令有心捐血人士的血液白白浪費，或對其健康帶來不必要的影響。

以上五點，大致就是紅會就是次議題應考慮之處；也是支同團體和大眾討論是次議題應考慮的地方。

筆者認為，也許更重要的，不是捐血者有多長時間沒有MSM，而是捐血者曾經有多頻繁地參與MSM。一個只發生過一次MSM而停止了一年的人，比一個曾發生過無數次MSM，卻停止了五年的人；後者有病毒潛伏或受感染的機會更高。所以，紅會可以考慮從這方面著墨，對前著寬鬆，後者嚴格。另外，筆者也建議紅會假如真的要修改捐血條件，應該進行血液的追蹤調查，然後每年公佈被篩走的血液數字，以鞏固公眾對血液安全的信心。

最後筆者認為，雖然今次支同團體以「歧視」為理由向紅會提出要求是絕對不合理，但我們不妨從另一個角度想：假如真的有同性戀者為了捐血助人的緣故，甘願不再從事對健康有害的MSM行為，豈非令人感動的事？若果真如此，該同性戀者、紅會以及受血者都是「三」得益彰。所以，支同團體今次的示威行動十分空泛，重點應在於教導公眾，不論性傾向，都減少危險性行為。就算支同團體真的「成功爭取」紅十字會修例，若實質根本沒有人為要助人的緣故放棄MSM，這種要求就是無謂，僅增添了前線人員的壓力和大眾對同性戀者的負面印象。

國際

美國的同運及跨性別政治議程繼續鋪天蓋地地發展，不單校園、法庭、公共領域，甚至教會亦無法倖免；所謂的「性別友善廁所」在香港亦掀起風雨。

美政府積極推動跨性別霸權

為支持同運團體，美國三藩市成為第一個禁止公務員使用公帑出差到任何有定立反同性戀或反跨性別法案的州分，條例下一步將提出禁止與任何總部設於上述州分的公司訂立合約。[1]

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發出新的條例，[2]要求所有領取政府資助的房屋或庇護中心須讓跨性別露宿者按心理性別入住，對女性入住者構成威脅。[3]

但另一方面，容許顧客按心理性別使用異性洗手間的大型連鎖店Target，自不斷發生洗手間性罪行，並收到約1,400萬人聯署反對後，終於公佈會耗資約二千萬美元於所有連鎖店新增獨立人士洗手間，供需要私隱的人士使用。[4]

德克薩斯州法官Reed O’Connor裁決，禁止奧巴馬政府要求全國公立學校必須容許學生以自稱的心理性別使用洗手間等設施。O’Conner指教育部及司法部錯誤地詮釋Title IX，因Title IX清楚列明學生要基於生理性別使用校內設施，故撤銷政府發出的強制令。[5]

跨性別政治議程入侵教會

美國愛荷華州人權委員會於2016年年初發出一份守則，指教會作為公共設施，在進行非宗教性質聚會時，須按照歧視法的規定，容許人按心理性別使用洗手間，及不得傳遞歧視包括性傾向及心理性別的訊息。Fort Des Moines Church of Christ入稟法院禁制該守則，[6]法院拒絕，但表示會就守則是否違反憲法排期聆訊。[7] 美國麻省發生同樣情況，四間教會[8]聯合入稟法院要求禁制新的公共設施使用守則。[9]

同運政治令學校受壓

Lance Sanderson就讀於田納西州一所天主教私立男高中，於2015年因被校方拒絕攜帶同性戀男伴出席學校的舞會派對，及指被同學嘲笑而決定留在家中自行完成學業及缺席畢業典禮。他指事件為他帶來情緒困擾，再加上學校沒有提供合適的指導，以及自己被欺凌，遂決定以Title IX控告學校作出性傾向歧視而要求賠償100萬美元。[10]

美國新澤西州一所天主教高中因忠於信仰的原因而拒絕視一名自稱為男性的女學生為男生，該生不滿校方不容許她以男生身份參與學校的活動。有人於網上發起聯署反對學校，而該學生表示會考慮明年轉往公立學校。[11]

密歇根州Howell Public School的校董會一位成員Deb McCormick動議一項家長有權利知道（”Parent’s Right to Know”）的政策，讓家長知悉有關子女在校接受甚麼性教育，及知道學生可按心理性別使用異性更衣室及洗手間等，但遭校董會否決。[12]

同運議程侵犯學術自由

台大機械系入學試考題提及家庭由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組成，教育部指台大的考題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中「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別氣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的規定，被重罰三萬元台幣，而出題的教授必須接受性別教育課程研習。[13]護家盟批評考題只是描述現存的婚姻制度，與性別平等無關，判罰並不恰當。[14]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高松景認為教育部對台大的懲罰是矯枉過正，有侵犯學術本身之虞。[15]

美國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學者Dr. Lawrence S. Mayer及Dr. Paul R. McHugh於8月份發表一份關於性傾向及性別身份的研究（”Sexuality and Gender: Findings from the Biological,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Sciences”），[16]指從生理層面沒法證明性傾向是天生的，亦無法證明有同性戀基因，但表示性傾向有流動性。報告中亦指非異性戀者有更高機會患上抑鬱、濫藥及自殺。又指即使孩子表示有跨性別的想法，但並非必須鼓勵他們成為跨性別人士。報告發表後，人權戰線（HRC）即時警告大學要否定及讉責該份學術報告，否則會作出反擊。

同性婚姻並不是大勢

超過1,800間教會領袖簽署由80位牧者提出有關實踐婚姻教導的宣言（’Declaration of Fidelity to the Church’s Unchangeable Teaching on Marriage and to Her Uninterrupted Discipline’[17]），申明教會對於道德及婚姻聖禮、聖餐等的教導不變。[18]

澳州反對黨議員成功阻止總理於國會會議中就同性婚姻進行全民公投，總理Malcolm Turnbull表示計劃明年再提出同性婚姻全民公投，但有不少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表示應在國會會議層面處理而非全民公投，以減少開支及市民反對的機會。[19]

墨西哥總統公佈將會修改憲法容許同性婚姻及同性領養，關注家庭價值的組織於9月底舉行反對同性婚姻遊行，大會公佈參與人數超過21萬。[20]

法國關注家庭價值組織發起反對同性婚姻遊行，超過20萬人參與。希望於明年總統大選前提出訴求，令支持家庭價值的候選人提出撤銷同性婚姻。[21]

同運人士不能否認的HIV數字

美國CDC於9月公佈最新的愛滋病病毒感染數字，男同性戀及雙性戀者感染數字較嚴重。由2005至2014年，雖然整體感染數字下降19%，但是男同性戀及雙性戀族群感染數字上升6%。推算每六個同性戀及雙性戀者，會有一個感染HIV。[22]

本港

平機會表示康文署擬改裝殘疾人士廁所為「中性廁所」並更改標誌，讓跨性別人士使用，並會於轄下的泳池及公廁逐步進行。[23]復康組織表示憂慮並反對，康文署澄清未來考慮額外增加無分性別的「通用洗手間」，並沒有計劃改建現時的殘疾人士廁所。[24]

香港大學於新學年在校內增設「性別友善洗手間」（All gender toilet），註明讓所有人使用。[25]

10月起威爾斯親王醫院增設性別認同障礙診所，將集中為全港性別認同障礙症患者（現時約160名病人）提供精神科、內分泌科及外科等醫療服務。團隊預計每年會為其中15至20名病人進行變性手術。[26]

本文資料截至2016年10月16日

國際

跨性別政治及同運政治在歐美等地繼續鬧得熱烘烘，令社會出現更多問題，扭曲法律保護公義及人民安全的原意，對宗教或良知的打壓，對下一代造成極大的影響。

廁所法案後 性罪行日增

美國自奧巴馬政府強推廁所法案後，相繼有報導指女性在更衣室或洗手間內遇上性罪案，包括在大型連鎖店的更衣室或洗手間內，有女性被自稱為女性的男性偷拍[1][2]或偷窺。[3]

廁所大戰持續 更多反對聲音

短短一年間，不同州政府已先後推出多項法案禁止歧視跨性別人士，包括：僱傭、房屋、營商。[4]美國麻省共和黨政府簽署跨性別廁所法案，通過任何人可按他自稱的性別使用公共場所內的異性洗手間及更衣室。在新法例下，父母如為了保護子女或企業作出任何令跨性別人士感到受冒犯的行為，都會被起訴、罰款甚至被監禁。[5]另一邊廂，再多10個州，[6]合共20多個州控告奧巴馬政府的廁所法案，有指最終要由最高法院審理。WPA就廁所法案進行了一項簡單民調，發現受訪者中只有不夠三成人同意，接近七成人反對，當中超過五成強烈反對。[7]另外，8月初最高法院以五對三裁定終止維珍尼亞地區法院要求學校必須讓一名自認為男性的高校女生使用男性洗手間。[8]

跨性別成霸權 嚴禁任何異見

美國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代表Fort Des Moines Church of Christ，控告愛荷華州民權委員會發出一份公共設施提供者指引（Sexual Orientation & Gender Identity: A Public Accommodations Provider’s Guide to Iowa Law）[9]侵害信仰自由。指引提到教會的言論及由教會提供的公共服務或設施（如洗手間），須保障那些強調心理性別的人，否則觸犯法例。[10][11]民權委員會其後修改指引，[12]指任何進行敬拜聚會的地方都可獲得豁免，但如在教會內進行非宗教性活動則仍受此限。[13]

加拿大血液服務中心（Canadian Blood Services）公佈男同性戀者捐血的等候時間由五年減至一年，只要他們不是活躍於性行為。在加拿大新增HIV感染個案中，男同性戀者佔49%。[14]另外，有人於加拿大紅十字會的總部及汽車胡亂塗鴉，投訴紅十字會歧視跨性別人士，捐血者只能按原生性別捐血。[15][16]

跨性別身份 是優越的「小眾」

美國軍隊公佈將容許跨性別人士公開於軍隊服務，希望從軍的跨性別人士必須在醫生證明他們的心理性別後18個月都持續表現出他們對於自己的性別身份的穩定性。估計2017年7月前將會有首批跨性別人士公開於軍隊服務。[17]

英國兩名生理性別為男性的奧運選手將以跨性別身份出戰2016奧運女子項目，男選手只需證明他們的男性荷爾蒙於指定時間內低於某水平，不用進行變性手術，便可參加女子項目。有批評指生理性別為男性的選手參加女子項目不公平，因男性的身型、肌肉含量及肺容量比女性佔優。[18]

英國一名變性人Gina Owen於2004年性侵13歲以下的男童，被控兩項罪名，被告最後承認控罪。但因Owen其後進行變性手術，法官表示雖然案件極為嚴重，但因有關性罪犯的懲處及更生課程只適用於男性性罪犯，故對已變性的Owen並不合適，因此只判他守行為兩年及向受害人賠償500英鎊。[19]

加拿大聖公會 提修婚規致分裂

加拿大聖公會教省主教會議中就修改婚姻規條，容許同性婚禮首讀通過，2019進行二讀。七個教區的主教表示會允許他們的神職人員主持同性婚禮。另外，由於支持及反對的票數相近，亦有要求公開投票結果。是次投票對加拿大聖公會造成極大的分裂。[20]

英國聯合歸正教會（United Reformed Church）於週年大會中投票，以240對21通過容許教堂舉行同性婚禮。總幹事John Proctor表示這個投票結果會令部份人感到失望，但希望任何人都認真考慮，小心聆聽所有人的意見。此舉難免令英國其他教會陷入討論是否會舉行同性婚禮。[21]

同運政治凌駕社會  容不下宗教自由

意大利北部一所天主教學校因不與一名同性戀老師續約，被法庭判集體歧視，需賠償25,000歐羅予該名老師，另需分別向工會及提倡公民權利的組織賠償最高1,500歐羅。[22]

於Macy已工作超過25年的高級商店偵察員Javier Chavez在執勤期間接到一名女顧客求助，指在洗手間看到一名男性令她及女兒受驚，Chavez請該名自稱為女性的男性離開，隨後被該名男顧客投訴，雖然Chavez只向人事部解釋他的信仰，並表示會遵守公司的政策，但數天後仍被解僱。[23]

聯邦法官終止密西西比州的宗教自由法案（HB1523），法案容許人可因信仰的原因拒絕提供與同性婚姻相關的服務。地區法官卻指該法案僭越第一修正案的宗教中立原則，把宗教自由凌駕其他權利。[24]

美國一基督徒交友網站Christian Mingle因網站沒有向兩名同性戀者提供同性交友服務，網站負責人Spark Networks, Inc被指違反平衡人權法（California’s Unruh Civil Rights Act），[25]法庭與控辯雙方達成協議，Spark需於兩年內修改交友選項容許可選擇同性交友，並賠償每人9千元及45萬律師費。[26]

加拿大聖三一大學因不認同同性婚姻及同性戀的立場，當地Nova Scotia Barristers' Society拒絕向該校的畢業生發出認證，學校提出上訴，最後法庭確認學校的信仰自由，公會需向該校畢業生發出認證。[27]

同運政治的受害人

澳洲一對男同性戀伴侶被控強姦一名只有10個月大的女嬰，並拍攝女嬰的私處並上載於網站，該名女嬰為其中一人的親生孩子。女嬰的親生母親暫托女嬰給已離異的男被告照顧，男被告與其同性伴侶二人對女嬰施暴，並於社交網絡公開表示與女嬰亂倫令他感到興奮，又指沒有足夠時間該他們完成所有想做的事。警方追查並將他們拘捕。[28]

一對女同性戀者公開表示她們以「性別不確定（gender non-conforming）」的教育模式強迫他們的兒子成為酷兒（queer）[29]。就是因為其中一人認為性別沒有任何意義，所以他們刻意不讓兒子分辨男女，或不讓他想像男女的獨特性是怎樣。[30]

美國一所天主教大學教授D. Paul Sullins 發表一份追蹤研究結果，比較由異性及同性伴侶撫養成人的精神健康情況，結果顯示28歲由同性撫養的受訪組別較易患上抑鬱。[31]

本港

立法會議員何秀蘭就《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草案》的修正案，提出在「親屬」的定義中加入「與死者締結，在香港以外，按照當地當時施行的法律而舉行婚禮或締結的婚姻、民事伴侶或民事結合的另一方，而該另一方與死者屬同一性別。」[32]不理草案已清楚列明可書面授權信任的人處理骨灰，強行要社會接受法例不承認的同性婚姻或民事結合的關係。最後因立法會議員拉布，《草案》修正案未能於本屆立法會會期內進行討論。

本文資料截至2016年8月8日

平機會剛發表的《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報告扭曲民意，先將超過十萬人的聯署，視作一個「機構意見」計算，又將原本諮詢文件中的事實婚姻，偷換成強逼市民承認未經諮詢的同居猶如婚姻的關係和同性婚姻，立法給予相關人士擁有現時婚姻條例下的已婚人士同等的福利及保障，更將之列為「優先處理項目」。如此明目張膽偷換概念及違反承諾，令人憤慨。

公然愚弄十萬民意

平機會在二○一四年發表諮詢文件時提倡承認事實婚姻，明光社在發動反對聯署時，曾向其法律主任李世恩先生查詢，他曾向本社明言：「聯署人數會計算在內，即十萬個反對的聯署計十萬個反對。」本社董事同工於當年十月代表二百四十八個團體及十萬六千五百二十二個人，親身到平機會總部向周一嶽遞交聯署，明確反對事實婚姻。聯署的十萬巿民均以全名及聯絡資料登記，亦經本社核實，實強而有力地反映社會上不少市民的意見。若平機會一早表明每名表達意見的市民必須親自書寫意見及理據，本社當日便會發動十萬聯署者，一人一電郵送往平機會。甚至一人一時段約見周主席，避免主席大人以為聯署者皆盲從附和，不能準確理解諮詢文件的原意。可惜我們被誤導了，而報告最後竟將數字扭曲，出爾反爾，愚弄熱心表達意見的巿民，有違公民社會諮詢的基本道德，削弱平機會的公信力。

扭曲數據強推同婚

連同被平機會漠視的十萬聯署，實有高達百分之九十八點五反對事實婚姻，平機會竟先將聯署人數扭曲為「一個意見」，又在報告第二十六項建議無中生有，「建議政府就法律上承認香港異性和同性同居關係，包括現有同居關係和海外同性婚姻等相關歧視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及公眾諮詢」。平機會預設立場，強行偷換概念，將諮詢淪為花瓶。周一嶽更一意孤行，在記者 會稱「諮詢並非民意調查……公眾意見的傾向不一定起決定性作用」，整個諮詢根本就是勞民傷財的一場鬧劇！

正如本社發起的聯署所言，我們反對任何破壞婚姻和擴大家庭定義的企圖，因為此舉破壞社會最根本的組織架構，再者，一些男女選擇同居而不結婚，乃個人意願，既然不願意履行婚姻的責任，因此，不能享受由婚姻帶來的福利乃天經地義的事，若將有關做法視為歧視乃本末倒置。至於同性婚姻仍極具爭議，在社會未有充分討論和達成基本共識之前，根本不應貿然推動。而平機會職權受現時四條《歧視條例》所約束，貿然以反歧視之名，動用公帑帶頭擴充婚姻制度，超越法例所賦予的權力，情況令人擔憂。

新主席須重建公信

本社期望隨周一嶽離任，這種混淆視聽，渾水摸魚，扭曲市民意見的做法會有所改善，更促請新任主席未來公開交代日後所有諮詢的目的、要求、回應原則及統計方式，重建公信力，讓平機會全體委員和一眾同事，守住以往累積的成果。

國際

超過二百萬人在羅馬集會 捍衛家庭價值

意大利總理Matteo Renzi再次提出，議會需就民事結合進行投票，前總理Silvio Berlusconi曾表態支持，後來表示需按良心投票。意大利是歐洲唯一未通過任何法例認可同性關係的地方，[1]2015年曾因不承認同性伴侶關係而被歐洲人權法庭讉責，需要作出賠償。數以萬計的同運人士上街表示支持立法通過承認同性伴侶關係。[2]但亦有超過二百萬人在羅馬街頭聚集，表示因捍衛家庭價值而反對政府認可同性伴侶關係。[3]IPR Marketing進行了民調，結果指有46%投票者同意同性民事結合、55%反對同性婚姻、85%反對同性領養。意大利議會將會就是否通過同性民事結合及同性領養投票，[4]執筆時仍未有結果。[5]

全球聖公會重申一男一女婚姻制度的立場

全球聖公會主教會議經多日商討後，來自世界各地、39個教省的主教或教會領袖反對同性婚姻，並強調婚姻必須維持一男一女的制度。而美國聖公會早前因自行投票通過修改教會對婚姻定義的章則，又授權予神職人員為同性主持婚禮，將會被暫停未來三年參與決策及管理的權利，即不能代表聖公會對外發言，以及無權參與在全球聖公會的決策投票。[6]

墨西哥法庭指一男一女婚姻違憲

墨西哥最高法院裁定哈利斯科州（Jalisco）同性婚姻合法，又規定該西部州分不能定義婚姻為一男一女，指該州的260條例（Article 260 of Jalisco’s Civil Code）中指「一男一女超過16歲才可結婚」的說法違憲。[7]

硬性規定必須容許跨性別人士自行選擇洗手間及更衣室的後遺

美國紐約人權委員會按《紐約人權法》(NYCHRL)[8]制定及實施有關嚴禁歧視跨性別人士的指南，其中一些條文包括：須按該名跨性別人士的意願稱呼他的名字或代名詞、不得拒絕他們進入異性洗手間、要讓員工按其選擇之性別穿著相關的制服等等，[9]如違反指定的條文，最高刑罰為25萬美元。[10]華盛頓州政府亦定立新法例，禁止任何人阻止跨性別人士按自己的選擇進入異性洗手間、浴室及更衣室，亦不可勉強他們使用獨立人士設施，是美國第一個在全州推行相關政策的州分。[11] 但有僱主對新例表示憂慮，共和黨部份議員通過了一條反對該例的提案，有待全體議會審議。[12]
 
但曾有相似提案的加州，則有議員Phil Ting向政府提出提案AB1732，為解決跨性別人士使用洗手間、浴室等設施等問題，要求強制商業機構、政府部門、公共場所的男/女性獨立洗手間改為所有性別人士均可以使用。[13]
 
明尼蘇達州法官判一間商業機構因不容許一名男跨女人士使用女性洗手間，需賠償115,000美元及道歉，並需修改相關法例保障跨性別人士免受歧視。[14]

國際組織修例遷就跨性別人士

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修定新的參賽資格，准許跨性別人士參與奧運項目及其他國際比賽。新規例列明女跨男參賽者沒有任何限制，不需進行任何變性手術或出示有關荷爾蒙治療的記錄；至於男跨女參賽者則需於進行任何比賽前最少一年接受荷爾蒙測試，確保其睪酮素(testosterone)含量低於規定。[15]

政府機構推動同運

美國政府衛生署移除32年來禁止同性戀及雙性戀者捐血的國家規定，容許過去12個月內沒有發生同性性行為的人士捐血。美國食物及藥物管理局(FAD)表示此項措施有足夠的科學證據支持，及能確保血庫有足夠的供給；又表示已參考英國及澳洲的情況。[16]
 
英國有一份由教育部資助，與性別及相關行為的問卷調查，邀請英國13-18歲的學生填寫。問卷中有問到他們是否同意人可以自由選擇他們的性別，當中提供25個選擇，包括：gender fluid (即在不同時間有不同的性別身份)、tri-gender(指在男、女、沒有性別或其他組合中不停改變)、all genders (即任何性別都可能)、in the middle of boy and girl (即定義自己介乎男性及女性中間)等等，問卷表示他們可自行填寫，不一定需要諮詢家長。亦有問題問他們認為是否需要分男女校服。[17] 
 

本港

平機會委託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性別研究中心進行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份歧視的研究，並於2016年1月發表報告。[18]報告內容刻意隱瞞有關公眾受訪者對性小眾受歧視的觀感的調查數據，在問題的設定及答案帶有引導性及誤導性。此外，一些因反對調查機構在研討會安排上偏頗，一面倒傾向支持立法人士而最後拒絕出席的人士（如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報告中卻沒有指出他缺席，令人誤以為研討會真的能公平地反映不同立場人士的意見。[19]報告結論又指社會大部份人士支持立法保障性小眾（LGBTI），應盡快為他們推動立法，惹來一些團體召開記者會批評報告立場偏頗。[20]立法會議員陳志全於報告提出後，再向立法會提交了「訂立民事結合制度」的動議辯論。[21]相信今年有關同運的議題將一浪接一浪而來。
 
 
本文資料截至2016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