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相繼修例 兒童強姦犯可收監

美國加州在2021年實施了SB132法案，根據新法例，加州監獄系統中的跨性別、雙性人和非二元性囚犯有權依據他們的性別認同選擇被安置在男子監獄或女子監獄中，當局不再依據他們的生理性別來分配囚室。根據加州懲教局（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向媒體披露的數據，截至2022年5月23日，在加州的監獄中，有超過300名自稱為女性的生理男性囚犯，要求轉移到符合他們性別認同的監獄，其中39人的申請獲批。

根據女性組織「女性解放陣線」（Women’s Liberation Front）的報道，2021年7月，加州中部女子監獄的醫療診所有宣傳海報向女性囚犯介紹各項避孕資源，如避孕套及避孕藥，官方似乎默認了，當有自稱為女性的男性囚犯被允許轉移到女子監獄時，女性應該預期自己會遭強姦。女性解放陣線又指，加州懲教局要求所有申請轉移到女子監獄的男性必須參與一個課程，學習如何應對與女性共處的恐懼。

自稱女性的男性用他們的陰莖對女性進行性侵犯，這些犯罪記錄卻被算到女性的頭上，這令美國的犯罪數據在轉變。跨性別激進主義份子聲稱，「跨性別女性」應該被安置在女子監獄中，以保護他們免受危險的男性囚犯的侵害，但這也正正是許多女性主張跨性別女性（男性）不應該被安置在女子監獄的原因，為了保護女性免受危險的男性囚犯侵害。[1]

位於加拿大的溫哥華強暴救援及婦女危機中心（The Vancouver Rape Relief and Women’s Shelter〔VRRWS〕），是加拿大歷史最悠久的強暴救援中心，使用這間中心服務的女性都經歷過強姦、被虐、有過賣淫經歷或曾遭遇其他形式的男性暴力。她們身心都受過傷害，經歷過真實的暴力。

變性人Kimberly Nixon，他的原生性別為男性，他希望成為該危機中心的義工，擔任女性受害者的同伴輔導員，但中心堅持其使命只為曾遭受男性暴力的女受害人提供女性對女性的輔導，而中心願意為Nixon提供其他職位，不過Nixon卻因此在1995年提出了人權訴訟，他聲稱受到歧視。Nixon沒考慮到，他其實是在勉強曾被男人傷害過的女性，接受一位生理男性的輔導。

Nixon向卑詩省的人權審裁處提起訴訟，該危機中心最初被判敗訴，但後來人權審裁處推翻初審判決，令VRRWS勝訴。Nixon接著上訴到卑詩省的上訴法院，但他再次被判敗訴。2007年，加拿大最高法院駁回了Nixon其後提出的上訴請求，並要求他支付VRRWS的法律費用。這使得該危機中心得以堅持其女性專屬政策，並維護了中心提供有關服務的合法權益。

雖然VRRWS得到了終極勝訴，但持續12年的訴訟，不但讓該中心陷入危機之中，也令這個組織的使命和財務承受了一定的壓力。[1]

夫婦去到離婚的地步，除了以法律途徑終止雙方的婚姻關係及處理子女的撫養權事宜，有部份離婚夫婦同時需要法庭介入去處理贍養費的安排。雖然由法庭頒出的贍養費令受到法例監管，可是拖欠贍養費的情況仍然存在。參考2016年公佈的統計數字，有40.5%收取贍養費的離婚／分居人士未能全數收取有關款項，而當中有88.1%沒有採取任何法律行動去追討，最普遍的原因是「認為前配偶不會支付贍養費」。[1]

為了幫助追討贍養費的人士尋求出路，由明光社主辦及風雨同路人協辦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講座，邀請了劉傑姿律師（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及認可家事調解員）、羅惠儀姑娘（家庭服務社工及認可家事調解員）及過來人Shirley女士擔任分享嘉賓，她們於2022年12月10日在突破中心與40位參加者分享現時追討贍養費的可行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

劉傑姿律師介紹以法律途徑處理贍養費的一般程序、法庭的釐訂準則、贍養費令的法律效力及追討欠款的方法。劉律師分享以家事調解處理贍養費安排的好處，因家事調解員受過專業訓練，能幫助離婚夫婦尋求共同的關注，繼而訂出一個以子女最佳利益為先的方案。

羅惠儀姑娘分享單親婦女遭前夫拖欠贍養費的情況及遇到的困難。雖然贍養費的受款人可以入稟法庭追討，但法律程序複雜，欠款人亦不願配合，令不少受款人卻步。若單親家庭面對經濟困難，羅姑娘建議家長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以解決燃眉之急。

Shirley離婚10年，為了減少離婚對子女的影響，她的一對子女與前夫同住原有居所，由她與前夫共同撫養。因前夫當時失業，他要求Shirley給予他一筆巨額贍養費，及子女每月的生活費。Shirley與前夫為了贍養費的金額也爭持了一段時間，她最後放下堅持，而贍養費的金額也調低了一點。在爭持的過程中，Shirley一心只為子女著想，不想子女為了父母之間的金錢糾紛而難受。今日Shirley的子女已長大成人，他們對母親一直以來的付出予以肯定。

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資助的「贍養費的權與責」計劃，透過文章、短片及講座，加深市民了解追討贍養費的困難，及現時可使用的法律途徑及社會服務。上述講座屬於計劃下的活動。

做了單親媽媽近三十年的Grace（化名），過去一直默默忍受前夫Victor（化名）一次又一次擅自削減贍養費的舉措，「除非有錢請律師，否則要自己透過小額錢債去追討，太費神了。」

Grace和Victor拍拖七年結束愛情長跑，婚後兩年誕下兒子。不過，他們的婚姻只能維持短短三年，「主要是大家缺乏溝通，而且價值觀不同，包括對很多事物、對金錢和成功感的看法。而導火線是有第三者介入。」

離婚後，兒子由Grace照顧，Victor則可每星期探望兒子一次。當時雙方白紙黑字列明，經營髮型屋的Victor，需要每個月支付兩母子合共六千元贍養費，但生效不久，他便違反協議，「只是給過一、兩次六千元而已，之後就以無錢為理由，私自把金額降至三千元。」惟感情重創的Grace，已無力再採取任何行動。

「經歷離婚，已經充斥太多情緒了，既失望、沮喪，亦有憤怒、擔心等，所以我不想再跟他糾纏了。而且我當時已經信了主，相信上帝會有供應。」誠如Grace所講，上帝一直眷顧著她，從事醫療工作的她，靠著自己的收入和三千元贍養費，省吃儉用，終於把兒子撫養成人。

雖然根據雙方當年所訂的離婚協議，贍養費其中一部份是支付給Grace的，直至她再婚為止，但執行起來，卻又是另一回事。Grace透露，當兒子大學畢業後，前夫便立即把贍養費下調至一千元，但亦僅維持了一、兩年，最後更索性提出永久停付。「算了吧！既然他可以如此不顧顏面地提出，反正一千元也做不了什麼，他不想給我，就由他吧！」

如今Grace的兒子已踏足社會工作，享盡仔福的她，生活無憂。只是說起贍養費這個話題，她還是滿腦子想法。「我覺得法律上可以多點保障受款人，例如允許從前配偶戶口中直接扣款，並列明不支付贍養費需要承擔的法律後果。」她甚至倡議，可仿效新加坡政府的《贍養父母法令》，「新加坡法律規定，子女若不供養父母就要坐監。其實香港也可以有類似的做法，夫婦離婚後，若一方違反協議，拖欠或不支付贍養費，都需要坐監！」

文章僅代表本機構的立場

離婚令人心傷，如因離婚而對簿公堂令人更心酸。離婚夫婦為了爭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聘用律師進行法律訴訟，以為「打官司」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及討回公道，但「打官司」是否唯一渠道去處理離婚糾紛？又是否用錢（律師費）可以解決錢（贍養費）的問題？

劉傑姿律師為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爭取贍養費的利與弊。

為了解開「打官司」的迷思，明光社聯同風雨同路人及旺角浸信會於2022年8月28日合辦了一場名為「『打官司』難解家庭事？！」公開講座，邀請了葉美施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向參加者講解以法律途徑去爭取或追討贍養費的利與弊。兩位律師分別提到在進行法律訴訟時，代表律師只會考慮當事人的需要，為其爭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會顧及前配偶的處境，甚至不會衡量子女的實際需要。再者，律師費昂貴，而在進行訴訟過程中也未能預計「上法庭」的次數，以致當事人最後可能需要付上龐大的律師費。葉律師分享了一些個案，指曾有離婚人士經律師處理而得到所要求的贍養費，但他／她卻要用這筆金錢去支付巨額律師費，他／她最後只贏到「一啖氣」，而非實際的金錢。

葉美施律師提到曾有離婚人士透過律師爭取到要求的贍養費，但卻要支付巨額律師費。

對簿公堂既費時、費錢，又費心力，葉律師及劉律師建議離婚夫婦利用家事調解服務，因調解員能以中立及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去協助離婚夫婦進行協商，尋求共同的關注，及為子女的利益作出最佳利益的方案。在講座中，有參加者表示過往對家事調解服務的認識不多，但在兩位律師介紹下，讓他們可以多一個選擇，利用一個持平及收費相宜的平台去處理離婚的安排。講座完結後，參加者繼續以小組形式交流在追討贍養費時遇到的困難及可行的解決方法。

除了上述講座外，明光社與風雨同路人還合辦了另外兩場公開講座：由建道神學院輔導系主任劉佩婷博士擔任講員的「不能說的悲傷」公開講座已於6月28日舉行，讓正在考慮「再婚」的父母先理解孩子的處境、聆聽他們的需要和心聲，才作出最後決定；此外，由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系教授區祥江博士主講的「認識再婚家庭的挑戰與過渡」公開講座已於7月10日舉行，讓準備再婚的離婚人士能了解將會遇到的挑戰，以至在再婚前作出更好的規劃，避免重蹈覆轍。

早前啟德某屋苑有一對男女在露台全裸並進行性交，被人發現及錄下短片，再經網絡傳開。警方將案件暫列為「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並拘捕了一名懷疑與案件有關的女子，警方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有律師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法律上露台明顯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故意讓人看見性交，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1]

事件在網絡引起一番討論，究竟私人物業的露台是否屬於「公眾地方」？如果影片中的男女在室內窗旁而非露台進行性交，又會否犯法呢？拍攝者又是否犯法，分享影片又如何呢？讓我們了解一下相關的法律條文。

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

香港法例《刑事罪行條例》第148條「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列明——任何人無合法權限或辯解，在公眾地方或公眾可見的情況下，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即屬犯罪。該露台雖然不是公眾地方，卻是公眾可見的地方。所以就算是私人物業，只要身處於公眾可見的地方，不論是露台、天台、地下花園，甚至是室內沒有拉上窗簾的窗口位置附近，猥褻暴露其身體任何部份，都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的罪行，最高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六個月。

作出有違公德的行為

此外，該段影片中的男女所做出的行為，也有機會構成「有違公德罪」。根據普通法，任何人作出嚴重違反公德的行為，都屬犯罪行為。一般而言，「有違公德罪」適用於所有非常可恥、有違公德、冒犯及令人厭惡、敗壞道德、有傷風化的行為，最高刑罰為監禁七年。而就本案的情況，最終會以哪一項控罪控告涉案人士，則由律政司作出決定。

窺淫

另一個大眾關注的問題是拍攝該段影片的市民有否觸犯去年10月生效的「窺淫罪」呢？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B條「窺淫罪」列明——任何人為了觀察或拍攝個人的私密部位或私密作為，而觀察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拍攝某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某名個人進行私密作為，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

性行為屬於私密作為，所以偷窺或偷拍他人進行性行為會觸犯「窺淫罪」，但條例列明被觀察或被拍攝的人士需「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而本案是在露台發生，明顯並不是一個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地方，所以拍攝該短片的人按理並沒有觸法「窺淫罪」。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話雖如此，但該段影片仍符合「窺淫、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相關發佈影像罪行及處置令」中「秘密影像」的定義——即顯示該名個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159AAE條「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任何人在不理會他人是否同意下，發佈他人的私密影像，而他知道該項發佈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或罔顧該項發佈是否會致使該名個人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都屬犯罪行為，一經定罪，可處監禁五年。因此，任何人對外分享該段影片，都有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

發佈淫褻物品

而同時，按淫褻物品審裁處過去的評級標準，該段影片的內容好大機會被評定為淫褻物品，根據《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第21條，任何人發佈淫褻物品，不論是否知道該物品是淫褻物品，均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三年。所以，發佈該段影片，也都有機會觸犯「發佈淫褻物品罪」。

我們不難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群組裡找到上文提及的影片，雖然法例懲處的是發佈行為，市民觀看該影片並沒有觸犯法例，但只要市民轉發該影片，不論是轉發影片的檔案，或只轉發影片的連結，都同樣有機會干犯「發佈淫褻物品罪」或「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而網絡上充斥著大量淫褻物品和來源不明的私密影像，不少人樂於轉發有關資訊，雖然警方看似沒有行動，但其實轉發有關影像仍是違法行為，轉發者有可能要負上法律責任。

最後，就該段影片的情況來說，當事人需為自己的行為負上法律責任，但作為旁觀者，也應該拒絕轉發有關影像，除了是因為避免觸犯法例，更加重要的是顧及當事人的感受，並尊重他人的私隱。即使有人在公眾可見的地方進行私密作為，旁觀者並不了解事件始末，若拍攝或轉發這些影片，無疑會對當事人帶來負面影響或傷害。假若收到這類影片，千萬不要隨意轉發。

資料庫

對影像性暴力受害者的支援

打擊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的法例，於2021年10月8日生效。在新法實施的八個多月後，有支援性暴力受害婦女的組織表示，過去三年處理涉及影像性暴力的個案上升，預料未來求助個案會繼續上升。有社交網絡平台公司與上述組織合作，若有受害人向該公司指出其私密影像在未經同意下遭公開，該公司如在旗下的兩個社交平台找到涉事影像，便會移除有關內容，以阻止私密影像在網上流傳。[2]

立法會在本年9月30日通過《2021年刑事罪行（修訂）條例草案》，將窺淫、偷拍及未經同意發佈私密影像等行為訂為刑事罪行，相關的法例已於10月8日生效。[1] 要了解新法例的內容，先要理解條例中「私密部位」、「私密作為」和「私密影像」的定義。

「私密部位」是指某人的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不論是露出或僅有內衣遮蔽），或所穿的、遮蔽著生殖器官、臀部、肛門範圍或胸部的內衣。而在條例中，有關「私密部位」是沒有作性別區分的，因此上面提及的私密部位，可以是屬於男性或女性的。「私密作為」是指某人正在如廁，或進行某種涉及性的作為，而該種作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私密影像」是指顯示了某人的私密部位或進行私密作為的影像，當中是包括了所謂「移花接木」、經修改的影像。

是次立法新增了四個罪行，以下是法例的簡單說明：

1. 窺淫（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在事主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下，暗中觀察、拍攝事主的私密部位或拍攝事主在進行私密行為，即屬違法。

偷窺或偷拍他人如廁、洗澡、更衣或性交等行為都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亦列明安裝或操作偷拍鏡頭均屬違法。有些人會暗中拍攝與他人發生性行為時的影像，在新法例下，不論對方是性交易對象、男女朋友或配偶，只要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仍進行拍攝，都一律犯法。

2. 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偷拍行為，如從衣服下方、外衣的開口或間隙，偷拍他人的私密部位，即屬違法。

偷拍裙底或衣領走光的行為會觸犯此法例，而條例列明為了性目的或不誠實地作出上述行為才會構成犯罪行為。不誠實並非指取得相片的目的，而是指觀察或拍攝的情況或方法。所以，如果市民在拍照時不慎拍下他人走光的影像，將不會觸犯此法例。

3. 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即發佈偷拍得來的影像，影像中有人如廁、洗澡、更衣、性交、其裙底或衣領走光等，即屬違法。

網絡世界充斥著大量偷拍影像，不少人肆無忌憚地在網上討論區和即時通訊群組「分享」這些偷拍得來的影像，但過去並沒有任何法例保障被拍攝者的權益。在以上條例生效以後，分享偷拍得來的影像便會觸犯法例，而此條例列明不論那些偷拍的影像由誰人拍攝，只要有人罔顧那些影像是否從干犯窺淫罪及非法拍攝私密部位罪而來並加以發佈，都會觸犯此法例。

4. 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或威脅如此行事（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任何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發佈或威脅會發佈事主的私密影像，其意圖是致使事主受到侮辱、驚嚇或困擾，即屬違法。

網絡上存在大量在事主同意下進行拍攝，但卻在未經事主同意下便發佈的私密影像，當中不少是在「色情報復」的情況下發佈，即情侶分手後故意令對方的裸照外洩，作為報復或要脅對方的手段。當那些影像流傳到網上時，往往會出現「網絡瘋傳」的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地傳遍不同角落，令事主深深受到傷害。另外亦有人會透過改圖或深偽技術（Deepfake），即以人工智能技術製作像真度極高的圖像，將事主的樣子加在其他人的裸照上，也就是所謂的「移花接木」，這同樣會讓事主受到不同程度的困擾。本港過去一直沒有法例可以懲處以上行為，在新法例下，無論外洩還是轉發，一律可被檢控。

兩個重要修訂

保安局在制訂窺淫罪、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及發佈從上述兩項罪行所得的影像罪時，作出了兩個重要的修訂以提高條例對市民的保障。第一，最初局方提交的草案內容中，「事主沒有給予同意」是構成犯罪行為的必要條件。但在真實的處境中，事主可能不願出庭作證，又或未能追查到事主的身份，那就不能將犯罪者入罪。所以局方在草案上作出修訂，在上述三項新增法例中，剔除「事主沒有給予同意」的罪行元素，只要有人「不理會事主是否同意」的情況下，進行偷窺、偷拍或發佈有關影像，就足以構成有關罪行。

另一個重要的修訂是賦予法庭權力，可以在法律程序進行期間發出處置令，要求有關人士將涉案的影像移除、刪除或銷毀。如有人沒有遵從處置令，除非有合理辯解，最高可被判處罰款港幣10萬元及監禁一年。這可阻止有關影像繼續在網絡上流通，保障受害人免受進一步傷害。[2]

雖然「窺淫」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是新訂立的法例，但過去警方都可透過其他法例提出檢控，市民應該知道這些行為是違法的，但「發佈源自干犯窺淫罪或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罪所得的私密影像」和「未經同意下發佈或威脅發佈私密影像」是全新的法例，以針對過去沒有法例監管，但卻有不少市民參與的行為。政府需要加強新法例的推廣，幫助市民認識有關條例，以免市民因「無知」而墮入法網。

2018年五歲女童被虐殺事件轟動全港，引發社會對保護兒童的關注。明光社於今年6月25日舉辦了「保護兒童　加強各界的意識」的網上講座，邀請了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律師及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總主任蘇艷芳姑娘任分享嘉賓，探討相關法例及了解前線社工所面對的挑戰。

強制舉報機制需要配套資源

張達明律師指現行法例因技術原因，有些虐兒案件只能以刑罰較輕的《侵害人身罪條例》來控告施虐者，如施虐者可能多於一位，當中還有旁觀者，他們可能是與受虐者同住的父母，在沒有足夠證據去證明誰是真正的施虐者及他們是否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即使受虐者死亡，亦只能以《侵害人身罪條例》提控。張律師指他基本上支持引入「沒有保護兒童罪」以堵塞法律漏洞，因為它只針對施虐者及袖手旁觀的家庭成員。惟他認為加重刑罰對虐兒父母的阻嚇性不大，反而家庭教育才可改善虐兒情況。

對於強制舉報機制，要求從事與兒童相關工作人士如發現懷疑虐兒事件就必須舉報，張律師認為在實際執行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前設，就是需要足夠資源配套去跟進，包括有足夠的專業人士去分辨是否需要介入個案，如沒有足夠資源作跟進，恐怕只會弄巧反拙，亦有可能會出現大家為求自保而大量舉報的情況。此外，張律師認為政府可考慮成立兒童事務專員，設立有關的法定架構，就兒童權益，作統籌的工作。

社工的難處

蘇艷芳姑娘分享到，學校社工透過觀察，如學生身體上有傷痕、情緒低落、與人相處的表現，發現虐兒個案，並指很多時是老師發現學生有異樣然後告訴社工。一旦有個案要跟進，學校社工需要按指引去處理，並與不同部門或人士合作。

蘇姑娘表示與學校合作時會遇到一些困難，如學校擔心家長的負面反應並投訴，或校方有時只希望作簡單處理。她指有時老師致電家長查詢，只要求家長不要再虐打兒童，但忽略了事件的經過，這會令他們錯失了機會去了解事件，有時甚至可能因老師通知了施虐者，令他或會遷怒於兒童；蘇姑娘指聯絡家長的策略是需要多作部署的。另外，當事件涉及同校學生之間的欺凌，校方都會擔心影響校譽。蘇姑娘也分享到與父母協作時的情況，如果子女被其他人虐待，有的父母想低調處理，有的則不然，彼此看法都不同。如父母其中一方是施虐者，社工跟非施虐者討論事件時，有的家長會不想張揚，社工便要花時間去作解釋。

蘇姑娘認為在職培訓對前線社工來說是很重要的，包括經驗分享、分辨個案等，這些都需要很多資源配合。她認為家長及公眾教育是很重要的，例如同學之間見到對方身體上有傷痕，懂得尋求社工及老師的幫忙。

收看足本講座

法改會於2020年11月發出諮詢文件《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相關事項》，[1] 當中很多新訂罪行的刑罰建議，都能達到更有效保護性罪行受害人，新增「窺淫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能堵塞現時法律的真空狀態，另外，改革《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將亂倫罪擴大範圍至涵蓋領養父母，這些都是值得支持的改革。然而，將強姦改為「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卻非必要，法改會的原意是認為強姦會對受害人造成負面標籤，不過新的名稱將含糊了罪行的嚴重性，減低公眾對有關行為的厭惡感。由於現時法庭已有機制保護受害人，未得法官批准，傳媒不得報道受害人姓名，這樣對受害人已有一定程度上的保護，保留強姦罪這名稱反而能維持大眾對這種性侵犯行為的厭惡感。

「窺淫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

香港一直沒有針對偷拍的法例，終審法院早前的裁決亦令「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不能再用來檢控偷拍者，出現法律真空的情況，新增的「窺淫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可以堵塞現時法律的漏洞，加強對女性的保障。然而，新增的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不宜規管從上而下的偷拍行為，因為一般拍攝都有可能從上而下進行，若市民不慎拍攝到他人衣領走光，也可能會觸犯「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為何而拍攝私密處罪」，容易令人誤墮法網，恐怕會出現過份立法的情況。此外，鑑於高等法院及終審法院都有案例，從事體力勞動的男人沒有穿上衣是為了工作方便和舒適，是很易理解的，他們不穿上衣露出胸部並非針對某人，也不涉及性，因此不構成性騷擾，亦毋須將男性胸部納入為新增窺淫罪的私密處定義，偷拍男性胸部不應界定為性罪行，若有人擔憂私隱受侵犯，應以其他法例處理。

另一方面，法改會近年的性罪行改革都是以「無分性別」原則作為指導方向，其實，男女兩性本來就存在差異，一刀切地定義私密處，正正就是盲目地推行「性別中立」，缺乏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e）的做法，不但未能達致真正的公平，最後受害的往往都是女性。

新訂性罪行及調整最高刑罰

新訂的16項性罪行最高刑罰，可參看附表，除了部份保留現時的刑期，很多都較現時的刑期重及將相類似罪行的刑罰保持一致，新加入性露體罪，最高刑罰監禁五年，這個刑罰較現時的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暴露身體部份）罪，最高刑罰監禁六個月，更具阻嚇力及更適切反映罪行對受害人構成的傷害。另外，將意圖犯性罪行而侵入的最高刑罰訂為監禁14年，使其與為性目的而施用物質及意圖犯性罪行而犯罪的建議最高刑罰保持一致，做法恰當。這些新罪行及罪行的最高刑罰改革，對兒童及精神缺損人士的保障邁進了一大步。

保安局在2021年1月向立法會建議訂立窺淫罪、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以及兩項關於發放私密影像的罪行，但未有納入「拍攝衣領」。有立法會議員對此不滿，認為女性胸部也是私密處，保安局官員回應稱立法要考慮性別中立原則，如果只針對女性衣領拍攝胸部的行為，有幾個棘手問題要想清楚，包括男性和女性的接受程度不同等。[1]

保安局提及的「性別中立」原則源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在過去進行的性罪行檢討中定下的指導原則。因為不少現有涉及性罪行的法例都會因犯事者或受害人的性別而有不同對待的情況。

例如只有男性才會觸犯強姦罪，亦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姦案的受害人。若反過來一位女性未經男性同意下強行與他性交，則不屬於「強姦」行為，只能以「猥褻侵犯」來作出檢控。另外，坊間簡稱「衰十一」的「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也是只有男性才會觸犯的性罪行。假如一位女性與未滿16歲的未成年少男發生性行為，同樣只能以「猥褻侵犯」來檢控。如果男女都是未滿16歲的未成年人士，男童仍會被控「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女童雖然可控「猥褻侵犯」，但現實卻絕少會檢控女童。

因此，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12年進行性罪行檢討諮詢時，將「無分性別」作為性罪行改革的指導原則之一，並建議訂立新的強姦罪定義，使男性或女性皆可以被控觸犯強姦罪，及後在2016年進行的諮詢進一步建議涉及兒童及少年人的性罪行應「無分性別」，即與未成年的少男或少女發生性行為都要負上相同刑責。以上的建議讓男女兩性作出的行為在法律上得到同等看待，相信爭議的地方不大，但政府仍遲遲未就此等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在這次窺淫及偷拍等性罪行的立法建議上，保安局官員仍然沿用法改會的「無分性別」原則來處理，不論性別都得到相同涵蓋範圍。但這次「無分性別」原則不是應用在犯事者或受害人的性別上，而是施加在條文中對男女身體的描述，即偷拍行為中的「私密處」定義也需要「無分性別」。

政府原先建議的私密處是指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筆者相信沒有人會反對將男女的生殖器官及臀部，以及女性的胸部界定為私密處，但男性的胸部是否應該屬於受保障的私密處呢？若以我們日常的理解來看，男性和女性胸部有著明顯差異，女性胸部在青春期後會發育成乳房，明顯屬於私密處。男性胸部雖然都是男性的性敏感位置，但我們的社會文化普遍接受男性赤裸上身，難以與女性裸露胸部相提並論。但如果依照「無分性別」原則的話，男性和女性的胸部必需一致看待，要麼同時都是私密處，要麼同時不是私密處。所以如果從上而下在衣領拍攝到女性胸部是犯法的話，在衣領拍攝到男性胸部也是犯法。

現時不少法例對男女胸部都是以「有分性別」的原則來處理。《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對兒童色情物品中色情描劃的定義就只包括女性胸部，而排除男性胸部。在《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評級機制中，男性裸露胸部的影像往往只會被評為第一類既非淫褻亦非不雅的物品，但女性裸露胸部卻會被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

我們支持男女平等，不論男女都應該獲得平等的權利、責任及機會，法律應該一視同仁地對待不同性別人士作出的犯罪行為。不過，我們反對將「無分性別」的原則應用在有顯著分別的男女身體構造層面，將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削平。男性穿泳褲，女性著泳衣，是基於男女身體的差異，這是幼稚園學生都懂的道理，並沒有違反男女平等的原則。假如強行以「無分性別」來看待男女的身體差異，最終是要男生必須穿上泳衣，還是迫女性只穿泳褲呢？

按香港政府勞工及福利局「性別主流化」的網頁顯示，性別主流化是指在所有範疇的法例、政策和計劃的設計、實施、監察和評估過程中，考慮性別觀點及需要，以致力確保兩性可以同等享有並受惠於社會的資源和機會。因此，應該採取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e）的態度，了解到兩性的特徵、面對的處境而給予適當的對待，以達致真正的公平。[2]

今天保安局以「無分性別」原則一刀切地定義私密處，正正就是盲目地推行「性別中立」，沒有考慮性別觀點，缺乏性別敏感（gender sensitive）的做法，不但未能達致真正的公平，最後受害的往往都是女性。

最近有教會團體因為籌款的問題被警方調查，並凍結銀行戶口，引起教內教外人士的關注。其實，面對近年的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轉變，堂會及機構有不少做事的方式必須改變，否則將來政府根本毋須用政治或宗教的理由，教會群體因為誤墮法網而被檢控的事件恐怕亦只會不斷增加，而不幸的是有時我們明知是地雷也要踩下去。雖然，若果一個政府欠缺包容異見和批評的胸襟，要針對一些不合作的民間團體有許多方法，不過，教會要面對的不單是政府、也是市民大眾，當教會受到不公平的對待的時候，若果本身光明磊落，不會讓人覺得有任何涉及個人操守上的問題，以及辦事馬虎、以權謀私、貪小便宜、明知故犯也是十分重要的。 

香港大部份堂會和機構都是免稅團體和有限公司，本身都受公司註冊處和稅務局的監管，若果是辦學或社會服務團體則受教育局和社會福利署規管，此外，還有許多不能忽略、大大小小不同的法例，例如《消防條例》、《僱傭條例》等等。由於教會圈子內一些做事的方式未能與時並進，往往容易出事。可以出事的地方多不勝數，嘗試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第一，物業問題。香港寸金尺土，為了善用地方，有些堂會和機構的物業也可能有僭建或未經批准改變土地用途的問題，例如將露台或天台改建，使用工廠大廈作為辦公或聚會的用途，更嚴重的可能是違反《消防條例》。除了保險的問題外，萬一發生意外，人命的傷亡是難以補償的。由於出入的人數太多、影響其他用戶使用公共設施或擔心走火通道問題，因而被投訴和被有關部門發信警告的例子也有不少。

第二，行政問題。由於貪方便或者認為我們做的是天國的事工，不想浪費太多時間在行政事務之上，有些堂會和機構並沒有嚴格遵守或留意《公司條例》和《稅務條例》的規定，因而對在甚麼時候召開週年會員大會和董事會、是否有足夠的通知期、法定人數、會議程序、會議記錄都是馬馬虎虎，隨便填報、甚至與事實不符，認為這些都不過是例行公事，掉以輕心，結果被有關部門檢控和處罰時有所聞。作為堂會或機構負責人可以選擇不親身處理一些行政事務，但堂會和機構本身不能選擇不處理，必須委派有經驗和能力的同工或者執事來處理。 

第三，財務問題。教會團體重視生命，對牧者和屬靈領袖有時因為尊重和信任的緣故，所以不敢事事要求交代。尊重是好的，不過，為了保護受尊重的人，清晰的財務制度是必須的，而作為領導的，更應自願被監察，主動交代，既可以作好的榜樣，也可以讓其他人有規有矩，畢竟，最容易絆倒人的不外金錢、名譽、權力和情慾，作為領袖在這四方面應特別謹慎。不是別人信不過你，是你不要太過相信自己，不要將自己放在試探之中。一般來說，堂會的奉獻主要來自會友，最好避免私下將現金交予同工、或者轉入同工的個人戶口，另一方面，應該像公務員一樣，當同工收到任何大額的個人奉獻或禮物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申報和批准的機制，以避免有同工出現私下收受利益的問題。任何涉及同工薪酬和利益的決定，同工都應該避嫌，不參與有關討論。

至於機構的籌款，很多時涉及公眾，必須更加小心，近年興起的眾籌固然是一個新的途徑，也可以接觸一些非原來的支持者，不過，若涉及一些來歷不明的大額捐款，便容易墮入被指洗黑錢的陷阱，機構最好訂明捐款達某個數額（例如50,000元以上）必須知道捐款人或公司的名字，而收到捐款後亦應與捐款者聯絡，萬一有任何爭議時亦有可追查的依據。另一方面，若籌款太成功，突然間多了大筆金錢的時候，在監管及運用方面需有更高的透明度，而機構負責人應避免任何個人利益衝突。例如在招聘、外判、發放津貼時不能讓人有明益自己人、私相授受的懷疑，應由一個有公信力及獨立性的董事會來處理。若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請教有經驗的人，在法律面前，不知者仍然有罪。

無論是堂會或機構的負責人，不單要對天國的事工負責，也要在世人面前有好的見證，教會作為社會的守望者，自己必須先避免觸犯法例，除非有關法例侵害了我們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權。

隨著時代轉變的教會

疫情和社會事件，都令人思考教會需要改變這課題，回顧過去，香港的教會一直都隨著時代轉變，50至60年代中期，當時香港面對著人口急增及大量難民自內地來港問題，基督教團體便在當時參與緊急福利救濟工作，提供物質援助。到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香港的經濟持續發展及難民問題亦變得穩定，海外團體的捐款隨之減少，而基督教志願團體便與香港政府建立了「夥伴」關係，由政府提供經濟方面補助，基督教團體提供服務，承擔社會福利及辦學等工作。而到了80至90年代，基督教志願團體的服務走向專業化，同時亦反省到服務是否走向「世俗化」，令服務缺少了信仰特性。此外，亦有一些基督教團體開始積極回應香港的社會事務、公共政策。基督教在當時亦致力傳福音及植堂工作。[1]

香港一直沒有針對偷拍的法例，過往警方常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來作檢控，但終審法院去年裁定有關條例不應擴展至涵蓋犯罪者使用自己電腦的情況，[1] 故以自己的電子產品犯案不能再控以此罪，讓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不受監管，出現法律真空的情況。為此，政府在今年7月就引入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展開公眾諮詢。政府建議訂立幾條新刑事罪行，本文將作簡單介紹，詳細條文可參閱諮詢文件。[2]

窺淫和私密窺視

首先，政府建議立例禁止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觀察或記錄受害人的私密行為。私密行為是指在合理期望能提供私隱地方，該人「露出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這些部位只以內衣遮蓋」、「正在如廁」或「進行涉及性的行為，而該行為通常不會公開進行」。如犯案目的是為了得到性滿足，就會觸犯「窺淫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而「私密窺視罪」則不論犯案目的，任何人進行未經同意的觀察或記錄私密行為都會觸犯「私密窺視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三年。

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

政府亦建議立例禁止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在受害人的衣服下面操作設備，以觀察或記錄受害人的私密處。私密處是指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不論這些部位是外露或只以內衣遮蓋。此外，有關部位是沒有指明特定的性別，因此涵蓋女性和男性的私密處。如為了得到性滿足而犯案，就會觸犯「未經同意下為了得到性滿足而拍攝私密處罪」，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而「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則不論犯案目的，最高刑罰為監禁三年。

發放私密影像

最後，政府建議訂立「發放偷拍的私密影像罪」，禁止任何人發放明知是從窺淫、私密窺視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行為所得的影像，簡單來說，即是在受害人不同意下發放偷拍而來的影像，有關罪行的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政府同時亦建議訂立另一條「未經同意下發放私密影像罪」，禁止任何人在未經受害人同意下發放私密行為影像，不論受害人是否在同意下拍攝有關影像，觸犯該法例最高刑罰為監禁五年。

我們的關注

明光社過去多次向法律改革委員會要求訂立法例規管窺淫及偷拍裙底行為，[3] 因此我們樂見政府建議訂立窺淫、私密窺視、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等罪行，名正言順地懲處犯案的人。政府建議在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的法例中，規管在受害人衣服下面操作設備的偷拍行為，以懲處偷拍裙底行為，並排除從上而下偷拍衣領的行為，我們同意有關建議。如法例一併規管從上而下的偷拍行為，恐怕會出現過份立法的情況，因為一般拍攝都有可能從上而下進行，市民如果不慎拍攝到他人衣領走光，也會觸犯「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這樣處理並不合宜。因此，我們同意諮詢文件中的建議，將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不涵蓋從上而下拍攝衣領的行為。

另一方面，政府建議訂立有關發放私密影像罪的法例，這是政府首次為有關罪行作公眾諮詢，網絡上一直充斥大量偷拍影像及外洩的個人裸照或親密行為影像，這些照片或影像是在當事人不知情或在違反其意願下，傳至不同人手上。過去香港都曾出現過某些人的裸照一夜間全港瘋傳的事件，嚴重損害當事人的尊嚴，但卻沒有任何法例對此作出規管。所以我們支持政府訂立發放私密影像罪法例，堵塞漏洞，讓市民得到合適的保障。

此外，現有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容許僱主在聘用僱員從事與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4] 有關工作職位時，能夠知道申請人是否有性罪行定罪紀錄。過去因為沒有針對偷拍行為的法例，作出偷拍行為的人可能只會被判觸犯「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由於該罪行不屬於上述查核機制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有關人士仍有機會受聘從事接觸兒童或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的工作。因此，我們同意諮詢文件所建議，政府應將今次建議訂立的幾條罪行，一律納入為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指明列表中的性罪行，以保護相關人士。

最後，我們期望有關法例能有效懲處偷拍行為之餘，同時能保障記者在進行一般採訪工作時不會誤墮法網。我們認為政府所建議訂立的法例中，不論犯案目的的「私密窺視罪」及「未經同意下不論目的拍攝私密處罪」應設有合理的免責辯護，以保障新聞自由。

諮詢文件可於保安局網站（www.sb.gov.hk/chi/special/voyeurism/index.htm）下載，鼓勵各位關心是次諮詢的市民在今年10月7日前向政府表達意見。

團體的建議

政府在今次諮詢文件中提到，就針對訂立「窺淫罪」等相關罪行，社會上有強烈的訴求。過去，有團體曾促請政府為此立法，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在去年5月至今年1月期間，曾就偷拍及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經驗進行問卷調查，部份受訪者表示曾就有關遭遇報警求助，但因證據不足、無相關法例等理由而遭拒絕落案。協會遂建議政府訂立全面涵蓋影像性暴力的法例。[5]

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兩名美國高中生Audrie及Daisy分別在朋友聚會中喝醉後被性侵，被拍下相片、影片，影像不但被同學傳閱，受害人及其家人亦因為網上對她們的遭遇毫不清楚的人胡亂批評而被傷害。事件發生後一星期，Audrie自殺身亡，而Daisy在她情緒極度低落時在網絡遇上了有同樣遭遇的Delaney及其他過去曾被強暴並願意說出自己經歷的女孩，在互相扶持下，她重獲新生。

於網上看了這部美國紀錄片電影，製作團隊追訪了在2011及2012年三宗發生於美國小鎮的少女被性侵案件。一向很懂得保護自己的Audrie因酒後被一些同學作弄及性侵，其照片在全校的網絡中流傳。她於網上追問，亦沒有人告訴她那晚事件的經過，而當她知道自己裸露和被塗鴉的相片已廣為流傳時，她認為污名永遠都洗不掉、人生已完結。這可能是事實的一半：留在網絡中的痕跡是很難抺走的……然而這個經歷卻可以如Daisy所領悟的，是一個「；」（分號），它只是人生的一個分隔點，往後的日子可能會很不同，但仍可以繼續走下去，它並非人生的句號。

Daisy的案件，起初疑似因著政治原因而令疑犯獲撤銷控罪，但事件於網上不但引起瑪麗維爾（Maryville）小鎮的市民分成不同派系及彼此爭論，更引起許多美國人關注及聲援，令案件得以重新審理，可見網絡完全有能力引起更多人關注事件。不過在網絡上，同樣出現了一些負面評論，對受害人的心靈造成傷害。

然而，這些評論顯然是來自不認識當事人的人，他們對事件一知半解就妄下評論。才十來歲的Daisy長期要面對網民的指控、誤解，亦是不容易的事。在製作電影的幾年間，Daisy由以往柔弱的金髮女孩，變成了另一個黑髮、外型「硬淨」的女孩，心態也變得不易流露真我，但起碼會勇於繼續走以後的路。

而Daisy能走過陰霾，是因為Delaney主動於網上接觸她，並引領她走向能說出自己經歷和聆聽相同經歷的路程。若有相同經歷的人與及家人能一起同行，給予支持，受害人便會較為容易走出幽谷。然而電影最終卻指出，青少年的強姦與性侵率是很高的，但願意公開自身故事的仍屬少數。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XII部列出本港的性罪行及相關的罪行，但當中有些條文已不合時宜，甚至出現不少漏洞。2006年，律政司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要求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法改會）檢討香港關乎性罪行及相關罪行的法律，法改會遂於同年成立性罪行檢討小組委員會，就性罪行法例進行研究及提出改革建議，委員會至今一共發表了三份諮詢文件及四份報告書，[1] 而第四份報告書《檢討實質的性罪行》，在去年12月初發表。本文將分析一些現有性罪行的不足與漏洞、法改會的建議，以及明光社的回應。

強姦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18(3)條規定，任何男子——
(a)    與一名女子非法性交，而性交時該女子對此並不同意；及
(b)   當時他知道該女子並不同意性交，或罔顧該女子是否對此同意，
即屬強姦。

根據現時香港法例，任何男子未經女子同意而與她性交，即屬強姦，而只有男性才會觸犯強姦罪，亦只有女性才能成為強姦案的受害人。法例上性交亦只限於男性將陰莖插入女性陰道的行為，因此女子未經男子同意而與他性交並不構成強姦。而如果以陰莖插入受害人的口腔或肛門，又或以身體其他部份或其他物件插入受害人的陰道，亦不構成強姦，只能以《刑事罪行條例》第122條猥褻侵犯罪，亦即非禮來作出檢控。

法改會指出「強姦」一詞帶有對女性的負面標籤，因此建議棄用「強姦」一詞，並認為該項罪行應命名為「未經同意下以插入方式進行的性侵犯」，而罪行的範圍，除了涵蓋現時的強姦罪，法改會建議應包括其他插入式的性侵犯行為。

本社認同新的法例需涵蓋其他插入方式的性侵犯，但卻認為需保留現有強姦罪的名稱。雖然「強姦」一詞對受害人帶來壓力，但現時法庭已有機制保護受害者的私隱，本社擔心新的名稱將含糊了罪行的嚴重性，減低公眾對有關行為的厭惡感。

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

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24(1)條規定，任何男子與一名年齡在16歲以下的女童非法性交，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五年。[2]

香港合法性交年齡是16歲，就算雙方自願，只要女方未滿16歲就是非法性交，而只有男性才會觸犯此法例，16歲以下男童亦不受此法例保護。

與16歲以下兒童性交，可能會導致以下三種情況出現：

1. 16歲或以上男性與16歲以下女童性交，男性觸犯此法例。
2. 16歲或以上女性與16歲以下男童性交，沒有人觸犯此法例，而該女性可被控猥褻侵犯罪。[3]
3. 16歲以下的男童和16歲以下女童性交，就算是女童主動提出性交要求，觸犯此法例的仍然是男童。雖然男童未滿16歲，與他性交會觸犯猥褻侵犯罪，但現實卻絕少會檢控女童。

用今天男女平等的觀點來看，此法例可能會被視為性別歧視。法改會以「無分性別」的原則，建議將上述法例改為「對16歲以下兒童作出插入行為」。[4] 有關年滿13歲但未滿16歲人士之間經同意下進行的所有涉及性的行為，法改會雖建議將有關行為訂為刑事罪行，但控方可行使檢控酌情權以決定是否適宜對個別案件提出控告。

本社認為法改會的建議有助保護16歲以下男童和女童，但在有關建議下，16歲以下兒童之間經同意下發生的性行為，雙方都要負上刑責。在未成年人士發生性行為的事件上，主動報警的往往是當事人或其家長，本社憂慮建議令當事人或其家長為了避免自己或其子女惹官非而拒絕報警，使法例無法發揮其功效。本社認同控方可行使檢控酌情權以決定是否提出控告，但如何行使有關酌情權但仍維持法例的阻嚇性，卻需再三研究。

偷拍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針對偷拍的法例，過去主要以「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罪來作檢控，但終審法院在2019年小學試題外洩案中指出，「取用」一詞是指「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使用電腦」，[5] 因此使用自己的電腦或智能手機犯案，並不屬於該條例所涵蓋的範圍，這亦令私人地方的偷拍行為不受法例監管，導致出現法律真空的情況。

法改會建議訂立「窺淫罪」，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在未得對方同意下觀察或視像記錄對方的私人行為，就會觸犯窺淫罪。私人行為是指，任何人在下列情況下，即屬於進行私人行為：

身處在可被人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而且――
(a)    該人當時暴露其生殖器官、臀部或胸部，或只穿著內衣遮蓋上述部位，
(b)   該人正在使用廁所，或
(c)    該人正在進行性行為，而該種行為通常是不會公開進行的。

因窺淫罪只能應用在可被人合理地期望能提供私隱的地方，所以法改會同時建議訂立「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任何人為了得到性滿足或使對方感到受侮辱、驚恐或困擾，在未得對方同意下觀察或以影像記錄對方的生殖器官或臀部（不論是暴露或是以內衣遮蓋），或遮蓋對方生殖器官或臀部的內衣，就會觸犯「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

本社同意法改會建議以上兩條有關偷拍的罪行，以堵塞現有法律真空的情況，不過本社認為無論目的是為了甚麼，在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就應該訂有關行為屬不合法，以杜絕為了得到金錢回報等目的而進行偷拍行為。而對於為了得到性滿足而作出的未經同意的拍攝裙底行為應該列為性罪行，並記錄在《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以保護兒童和精神上無行為能力人士，避免他們遭到性侵犯。

除以上的性罪行外，法改會還提出了眾多的修訂建議，但這不代表政府必定會採納相關的建議並訂立有關的法例。法改會自2006年進行性罪行檢討工作至今，政府只接受了法改會提出的兩項建議：設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和廢除「未滿14歲男童無能力性交等的推定」的法例。在眾多建議中，「窺淫罪」及「未經同意下拍攝裙底罪」均有立法的迫切性，故此本社促請政府盡快訂立有關法例，還市民一個安全的生活空間。

PUA[1]，全稱Pick-up Artist，即搭訕藝術家，也叫泡學、把妹達人、戀愛大師。起源於上世紀70年代的西方社會，當時PUA主要透過幫助不擅社交的男性提升社交技巧來達到追求異性的目的。隨著網絡的快速發展，自2008年起，PUA在中國如雨後春筍般迅速發展起來。但讓人擔憂的是，PUA在今天的中國已嚴重變質，許多立心不良的「大師」把PUA變成騙財騙色、玩弄情感，甚至鼓勵受害者自殺的惡性工具！為賺取高額的學費，這些「大師」正不遺餘力地將PUA課程推向社會。

PUA的手法

據筆者了解，在中國，PUA經過許多「大師」的深入鑽研、瘋狂實踐和不斷改良，已發展成一套結合了心理學和社會學、體系化、層層設套、操作性強的「技藝」。縱觀課程架構，其獵取異性的步驟大致如下：

1. 展示高尚生活：透過偽裝、攝影技巧、盜用的配圖等，把PUA包裝成有錢、高質人士，再將這些高尚生活照發佈在社交App（手機應用程式）上，達到吸引「獵物」的目的。

2. 選擇角色：PUA選擇的角色主要分三種——浪子、帝王與詩人，[2] 每種角色皆有鮮明的特質與人格魅力，都是針對不同女性心理而設的。

3. 物色與窺探「獵物」：除了用App交友、去一些地方物色女性外，PUA還有一套教人從微表情、肢體語言等方面快速摸清「獵物」底蘊的策略。

4. 引起好奇：在初次接觸中運用PUA的策略、話術（說話技巧），使女性對自己產生好奇繼而關注自己。

5. 誘入陷阱：透過打擊女性自信同時抬高自己、反撇（先給女性留下一個印象，然後在適當時候顛覆了這個印象）、[3] 先噓寒問暖，再冷淡疏離等技倆，誘使女性更多的關注、投入感情，繼而愛上PUA。

6. 掌控女性：當「獵物」上鉤後，PUA會不斷誘使她們投入更多情感與精力。之後，再將對方的一些小錯無限放大，指責她破壞了雙方感情。這時，女性會為了挽回感情會變得更加緊張、乞求饒恕。之後，再反覆地與她分手、復合，以達到讓她失去理智，觸發沉沒成本效應。[4]

7. 實施寵物豢養模式：當「獵物」已失去理智，無法離開時，再透過不斷的洗腦、性關係、言語暴力、情感操控，把女性變為奴隸，對她們進行瘋狂榨取。

8. 鼓勵自殺：當「獵物」被榨乾榨凈後，PUA還會誘導對方自殺，免除後患。

除了上述步驟外，PUA還有許多「約會技倆」，如：快速獲得女性的信任、「不經意」觸碰對方身體，以窺探對方反應與底線、迅速拉近彼此身體距離、快速發生性關係等。

PUA的影響

在眾多已曝光的個案中，許多受害者皆出現嚴重抑鬱、情感創傷，有的在數年裡不能工作，不停哭泣，無法再相信愛情，有的被惡意傳染愛滋病，還有不少走上自殺之路。除了女性，PUA也使男性痛苦不堪。一位化名林晨的PUA男曾透過媒體講述自己的心路歷程。他原本是一名貧困大學生，因為內心極度自卑及曾被心儀的女同學拒絕，使他潛心鑽研PUA，並按照其策略「狩獵」。出乎他意外的是，「獵物」的反應居然如PUA的教程一樣，一步步陷入圈套，甚至最後企圖自殺。就在女孩企圖自殺的一刻，林晨的良知出手阻止了。但自此，林晨也陷入良知與慾望爭鬥的兩難之中——到底繼續做一個埋沒良知、不斷滿足慾望的惡魔？還是做回一個極度自卑、連半個女孩也追不到的男孩？在男女比例失衡、整個社會向錢看、大量基層男士無妻可娶的時代背景下，林晨的個案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PUA在中國的發展

PUA近年在中國發展迅速，這有賴龐大的單身市場，令PUA培訓機構成行成市。浪跡教育、壞男孩可謂國內具代表性的公司。除了在網上大談把妹技術外，有些經營者的言行舉止也叫人側目。就如浪跡教育的創辦人王環宇就曾在網上大放厥詞，說自己曾騙過600多名女性，而自己創辦公司就是要瘋狂地實戰。他還鼓勵員工在上下班時跟女生睡，並鼓勵他們將「戰績」互相分享。

PUA在港的發展

據筆者了解，PUA在香港可謂暫時未成氣候。除了一些PUA小眾的地下組織和個別PUA培訓機構外，暫未見有媒體對本地PUA作大幅報道。

PUA的手法可謂窮凶極惡、喪盡天良。它可以將女性徹底摧殘後，送上不歸之路，也可以使男性變成泯滅良知、害人害己的惡魔。時移世易，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香港在科技、文化等領域亦愈來愈受大陸的影響。支付寶如是，抖音亦如是，而不良PUA之風會否吹襲香港？我們不得而知，但值得我們警惕、關注！

參考資料：

1.     〈PUA（搭訕藝術家）〉。百度百科。網站：https://baike.baidu.com/item/PUA/599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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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眼界。〈中國第一騙炮渣男PUA王環宇的自我介紹，他自稱已經誘騙玩弄了六百多位女性〉。YouTube。2017年12月2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3YrlGKz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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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揭秘 PUA 8大套路〉。每日頭條。2018年3月26日。網站：https://kknews.cc/zh-hk/news/qn3434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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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香港把妹達人〉。PUAHK。網站：http://www.puahk.org/。

12. 煙波人長安。〈小心，不要被「中國式PUA」給騙了〉。每日頭條。2018年2月6日。網站：https://kknews.cc/psychology/oxnkgmm.html。

自2017年外國發起將自身被性騷擾的經歷說出來的#MeToo運動後，香港先後有運動員，甚至教會肢體勇敢走出來，講述自己被性騷擾、甚至性侵犯的經歷，當中有個案成功討回公道，但有不少個案的當事人反被網民揶揄。牧者們大都關心這個議題，但重點往往聚焦在是否要訂立投訴機制等行政工作，未必會重新思考#MeToo對文化的影響。Jesus Online、明光社和觸動輔導中心合辦的教牧後援會，以「touch有時．metoo有時」為主題，於3月19日與一眾教牧、老師、社工和牧養青少年的導師探討#MeToo文化，以及教會當如何處理有關事件。

坊間不少人形容，#MeToo運動其實重新定義男女身體界線，當中包括日常相處、調情、冒犯等等的定義，因著受委屈者的主觀感覺的改變，令不少人無所適從。Jesus Online創辦人歐建樑（春麗）坦言，自己由未信主至今，性格依然開放，即使今日自己是個傳道人，也一定不會避忌，與男女兩性不同的人擁抱，他強調不會因著#MeToo文化而「斬腳趾避沙蟲」。他表示因為知道自己信主前是個「鹹濕」的人，信主後就更加會提醒朋友，自己也有罪，會主動加以控制。

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表示，教會當然要有投訴和表達的機制，但要注意的是教會處理的態度。她說：「教會如果對呢件事做得唔清晰，無令受害人感到被接納，個制度有都幫唔到，教會一定要高調嚴肅咁處理個問題，因為如果態度唔好，會令雙方都受傷，亦令好些人對教會，甚至對基督教反感。」

筆者在當日活動中也表示，#MeToo運動的開始，其實就代表社會風氣的改變。就以外國今天有聲音批評昔日的老歌為例，說明以往一些被認為是好玩，好笑，甚至是浪漫的調情，如果放在今日的場景，很有可能會被評定為性騷擾。假如上一代的信徒未理解，而誤以為這仍是合理的話，就會產生大量不必要的誤會，所以需要更多教育，避免不必要的芥蒂。

所謂「生不入官門」，平常市民如你我他，一般甚少有機會接觸法庭和法官，我們對這個行業的印象，很多時都是來自電視劇對它的描述。「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退休法官黃偉權，在3月19日晚上向參加者介紹法官的工作，讓大家認識到法官雖擁有權力，但其權力同時亦受到限制。

受成文法限制

黃偉權退休法官（後稱黃官），曾任死因裁判官、勞資審裁處審裁官、裁判法院法官等。他說法官的誓詞內容指出，法官需持守不偏不倚、無私無懼無畏的原則，審案判案都要盡力持守公正的原則。他解釋不偏不倚是要讓人看得見的，他引用了名句「秉行公義是有目共睹（justice seen to be done）」來解釋，這是十分重要的。他又指出，法官的判決要根據法例（即成文法），但由於法例無法寫得鉅細無遺，例如何謂盜竊？成文法的其中一個犯罪元素包括永久地剝奪他人的財產。但何謂「永久」？法例沒有列明，這就得倚靠法官根據普通法來詮釋。黃官舉例，如果有人拾到一隻勞力士手錶，他到底是否「永久」剝奪了別人的財產，法官就得按證據來決定。如果他放在口袋裡，然後拿去警局，這當然不是永久；但如果他戴著手錶三年，這便可以理解為「永久」。但他假設，如果成文法列明擁有別人的財物超過五分鐘便屬於「永久」，法官則只能按此原則來判案，只要超出五分鐘，便代表他「永久」剝奪了他人的財產。

黃官指，法官受限於成文法，而立法機關是立法會，一旦成文法「寫死」了一些字的定義，就像上文提及若超過五分鐘便代表「永久」，身為法官只有依從。而修改法例絕非法官的工作。他認為大家須珍惜手上的一票，因為投票選甚麼人進入立法會，其立場如何，是會影響法例的制定。社會不斷變遷，法院的裁決也需要與時並進，黃官指出因此終審法院也有可能推翻自己曾作出的判決，他認為這正是香港司法制度的可貴之處。

下級法院與上級法院

除了受成文法規限，下級法院的判決也受上級法院的判決限制，如裁判法院須依從高等法院上訴的判決來判案。但同級法院的判決則不會限制彼此的判決。黃官舉例，如曾經有案件就露營車是否屬於旅館而起爭議，法庭因而要作出裁決。裁判官A裁定露營車不是旅館，但幾年後同類案件又出現，裁判官B可以裁定露營車是旅館。他表示，後來高等法院上訴裁定露營車屬於旅館，裁判法院再審同類案件時，就必須將露營車視為旅館（案例：香港特別行政區 訴 名樂會有限公司及名樂漁莊有限公司，案件編號：HCMA 4/2017）。

身為基督徒法官，黃官坦言自己是受法律所限制，因此他絕不能以信仰作為判案的理據，不依從法律，不跟隨案例作為判案的標準。但他擔任法官這許多年，卻從未遇過與信仰有衝突的案件，他笑言因為自己的「級數未到那麼高級」。不過，無論如何，他強調信仰不能成為他判案的標準。

是次的對談以「其實法官唔易做？」為題，黃官道出身為法官的確受很多事情限制。例如在任法官一般不會接受傳媒訪問，因為他們的責任是判案，如表明立場，就容易令人覺得判決有偏頗。他笑謂即使有傳媒問法官，是否贊成加法官的薪金，他們也不應回答，避免任何利益衝突。他又指，現在社會充斥著不少政治上的爭拗，作為法官絕不會寫文章指出誰對誰錯，因為說了出來，未來就會令人懷疑法官審案能否持平。他又分享，曾試過審理一宗案件時，期間發現有位證人竟然是自己的鄰居，因此他便不能再審下去。他解釋如果法官認識證人，便會對證人有先入為主的看法，因此很難公正地考慮證人的誠實程度，而該案件須由其他法官重審。

謹言慎行

此外，法官平日必須謹言慎行，黃官舉例說，即使過馬路前，看不見路上有車，但也不能衝紅燈過馬路，因為這會影響法官的形象，令人看見法官不遵守法律。他表示法官的生活充滿著這類限制，平日愛打網球的他，買網球時也會考慮到體育用品店附近有甚麼商舖，如果附近有色情場所，就盡可能不會去那些地方，避免旁人有別的聯想。

黃官指出，法官判案時要寫判詞，解釋自己的判決理據，例如自己為何相信某人的證供等等。他表示判詞也顯示了香港司法制度的可貴之處，因為法官不只要交代自己的判決，同時也要交代為何自己有此判決。不過他直言寫判詞是「好辛苦」的，因為有些判詞長達200多頁，像一本書那麼厚，法官既要記錄又要分析，用字亦要簡單、直接，要避免用一些空泛的成語。現時香港的案件可以用中文或英文審理，如用中文審案法官會用中文寫判詞，如用英文審案則會用英文寫判詞。也許大家會認為用中文寫判詞會容易一點，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寫的是自己的語言。但黃官卻指出，中文的成語比較縹緲，看的人未必能掌握寫的人的意思，而且一句成語設若有兩個意思，就會導致在詮釋上有差異。他舉例說，若指某人的處境四面楚歌，「四面楚歌」的意思很籠統，沒有講清楚當時的處境，因此法官不應在判詞上用這些詞語，避免令人誤會。他表示寫判詞時得小心校對，若有錯字、意思不清晰，便有機會在上訴時給上訴法官公開地指責，而且當中的意思一旦不清晰，也會影響判決是否穩妥。

當晚的聚會充滿著笑聲，黃官的幽默令參加者可以輕鬆地認識法官的工作。他的分享更令我們看到法官一槌定音的背後，仍有成文法、上級法院、司法制度來約束。官字雖然是兩個口，但作為法官，要對案件作出裁決，並小心寫下判詞清晰地交代判決，法庭內外，都要行事謹慎，別讓行為對工作帶來負面影響，這都令參加者了解法官工作的艱辛，並明白到其實法官真的唔易做。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由2017年的「#MeToo」事件，引發出全球對性侵犯以及性騷擾事件的關注。[1] 在香港，繼田徑運動員呂麗瑤響應「#MeToo」運動，公開自己曾被性侵後，[2] 在香港基督教界也先後揭發了多宗性侵及性騷擾的事件，引起教內外的關注，[3] 網民和信徒發起了「#ChurchToo」運動。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亦在2017至2018年，對香港信徒被性騷擾的情況進行了調查。[4]

對於不同的性失德情況，香港法例中是有不同規範的。相對而言，一般市民對於強暴，非禮等罪行都有一定的認知，但對於近期受關注的「性騷擾」問題，大家則未必十分理解，因為其情況是比較複雜的。

一般而言，性騷擾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指任何具冒犯性、侮辱性及威嚇性的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為或行徑；第二類是指環境中充斥涉及性的行為、言語或圖片，使人難以安然地工作或學習，稱為「與性有關具有敵意的環境」。現時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中，對性騷擾有著法定的解釋。如在有關條例第2(5)條及2(8)條中：

第2(5)條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

(a) 如 ——

(i)對一名女性提出不受歡迎的性要求，或提出不受歡迎的獲取性方面的好處的要求；或

(ii)就一名女性作出其他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行徑，

而在有關情況下，一名合理的人在顧及所有情況後，應會預期該女性會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或

(b) 如自行或聯同其他人作出涉及性的行徑，而該行徑造成對該名女性屬有敵意或具威嚇性的環境，

該人即屬對該女性作出性騷擾。

第2(8)條 在3或4部中凡有提述性騷擾的條文，須視為同樣地適用於男性所受的待遇；就此而言，該等條文經作出必要的變通後具有效力。[5]

事實上，任何涉及性的語言、行為或身體接觸均有可能構成性騷擾，性騷擾也可以透過言語、電郵、信件和電話等途徑作出。性騷擾的例子包括：講不受歡迎的不文笑話、發出令人感到冒犯的色情電子郵件，以及以不受歡迎，並涉及性的眼光凝視等，都可構成性騷擾的元素。同時要注意的是，性騷擾可以是有意或無意之下發生的，即使被投訴者作出上述行為時，是沒有性騷擾別人的意圖，但是「不清楚，唔知道」等理由，皆不能作為辯護和解釋的理據。

因此，雖然有著以上的法定定義，但要對於性騷擾行為作出精確的定義是不容易的：如法例中的「不受歡迎」、「感到受冒犯、侮辱或威嚇」等行為是否成立，有關行為的嚴重性等，對於被冒犯者與被投訴者而言，絕對可以有完全不同理解，而當中必定包含主觀看法，[6] 而這又需要不同的調停機制作出仲裁。

按平等機會委員會2017-18年資料，該會在以上年度新收到的654宗投訴中，36%投訴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該會在以上年度已處理的投訴共有821宗，當中309宗與《性別歧視條例》有關，而在這些投訴中，262宗屬於僱傭範疇，47宗屬非僱傭範疇。在僱傭範疇的投訴中，43%涉及性騷擾，40%涉及懷孕歧視；而在非僱傭範疇的投訴中，51%涉及性別歧視，39%與性騷擾有關。[7] 性騷擾投訴的數目，在僱傭和非僱傭兩個範疇裡，分別佔第一和第二位。

性騷擾事件的投訴人，可透過民事訴訟形式在法庭上處理事件，他們亦可以向平機會申請法律協助。平機會通常會先透過調停方式以協助雙方達成和解，但若和解不成功，投訴人可考慮提出民事訴訟。平機會表示在過去五年，共接獲438宗性騷擾的投訴，當中有194宗投訴嘗試調停，但有32%的個案（62宗）是調停不成功。[8]

另一個可能時常被誤解的情況是，教育程度更高，或本地女性會對性騷擾問題較有防範。但平機會發現，遭性騷擾的內地新來港婦女，較本地出生婦女更願意採取行動，有69%受訪的新來港婦女稱面對性騷擾時會採取行動（本地婦女只有50%），她們傾向當面面斥責騷擾者，甚至辭職，反應較本地婦女積極。[9]

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反思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們成為聖潔，遠避淫行。（帖前四3）

但主是信實的，要堅固你們，保護你們脫離那惡者。（帖後三3）

處理性騷擾問題，應有甚麼原則？可以訂立守則嗎？一定要報警嗎？或是轉交平機會處理？事實上，在平機會及政府的推動下，近年不論在政府部門，公司，學校，社福機構等，大都已設立了防止性騷擾的守則和機制。這些守則內容或會包括以下項目：「界定定義與例子」、「預防措施」、「調停」、「正式與非正式調查」、「投訴」、「跟進與處分」，以及「獨立提出訴訟」等。[10]

一般而言，設立這樣的守則，原本應以「防止」為目標。但可惜的是，經過了連串「#ChurchToo」事件後，大眾對性騷擾問題的焦點都集中在「投訴」，及能否將被投訴者「繩之於法」，而這又對整個處理性騷擾問題的制度帶來很大的衝擊。

由於性騷擾所涉及的問題，由言語，行為到感受等，涉及的範圍很廣，嚴重程度也有很大差異，加上多數的投訴只涉及民事訴訟範圍，所以平機會在處理性騷擾的投訴時，設立了調停機制：這可按投訴人或被投訴人的要求，在最後去到法庭以訴訟解決之前，嘗試以調停方式解決爭端。理論上，調停是雙方自願參與的過程，如在調停過程中達成和解，雙方可訂立一份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書，記錄和解的條款。這樣的安排，本來的用意就是避免發生性騷擾事件後，每每都要「法庭見」，這能讓事件有別的方法解決。然而，幾次「#ChurchToo」事件，都反映出上述機制並不奏效。

首先，幾次「#ChurchToo」事件中，被性騷擾的事主都有向機構的相關機制作出投訴，然而，一旦調查結果未如投訴者所願，問題就會出現。首先，投訴者可能感到調查結果不公，其次，民事訴訟有追溯期限，投訴者需在限期內提出訴訟。以「突破匯動青年#MeToo」事件為例，當事人稱因等候內部調查結果而錯過了追溯期限（原因複雜，不在此詳述）。投訴人雖然不滿調查結果，卻無法提出訴訟，因案件已過了追溯期限。這對投訴人而言，調停機制不只沒有解決問題，甚至是火上加油。[11]

第二就是，如被投訴的人，其職位與投訴人不是對等時（如上司與下屬關係），或被投訴者來自機構的決策層的話，由機構自身的機制處理投訴，往往帶來「自己人查自己人」、「包庇高層」、以及「公信力不足」的疑問，就算作出調查，效果也只是事倍功半。[12]

那麼，這是否意味著所有投訴都必須「開誠佈公」，次次都要報警處理？我們要注意的是，若報警處理，因警方調查時，需要對投訴者與被投訴者「錄口供」，這往往又會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13] 而一旦報警處理，或是將事件公開後，也容易出現「未審先判」的情況——這不只是對被投訴者不公，有時也會對受害者造成進一步傷害。

事實上，當我們去思考「為何」會有性騷擾這問題時，我們都會知道，這其實是個「心思的戰場」問題，最根本和治本的方法是「預防」：耶穌論姦淫時（太五27-28），祂的教導把原來只限制身體行為，提升到思想的層次。這標準看似很高，高得沒有道理亦難以遵守，其實卻是最切實的教誨，正如箴言所指：「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四23）

以這教導為本，對付性騷擾問題，最適切的標準其實就是「愛人如己」：凡事先由他人出發，時常設身處地思想，當作出甚麼行為、說話表達前，都會將心比己，考慮他人感受，以尊重行先。這樣的行為，其實難以寫在守則裡，也根本用不著守則去規範。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從「訂守則」的方向去處理性騷擾問題，訂下各樣「不准這，不准那」的守則，若人人都嚴格遵守，或者可以避免性騷擾問題，但同時也有可能影響到一些原來的正常社交行為（如不應與異性共處一室，但若考慮到不同人士的性傾向，同性共處一室，也有潛在風險。難道以後就不能提供單對單輔導服務嗎？）執行上也會變得太過複雜，不切實際，叫人在提供服務或關心別人時卻步。[14]

事實上，「信任」和「尊重」這些都是價值觀的問題，一般性原則的確容易寫下，硬性守則則難以寫出。正如十誡中的最後一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與其說它是律法、規條，倒不如將之理解為上主對我們做人的教誨更好。[15]

社會各界對家庭成員之間有關性罪行的新聞，例如哥哥非禮妹妹、父親強姦親女或父親與智障親女「模擬性交」等，均極度反感和難以理解，這類事件為社會所不容。有受害者精神大受打擊，甚至視入住精神病院宿舍為解脫，[1] 復原之路漫長。有曾幫助性侵受害人的社工指，家庭內的兒童性侵比起其他性侵有更大的隱蔽性，亦較難處理，受害者往往長大一點才知道不妥並首次作出反抗。[2] 這些案件讓我們看到，當家庭成員間應有的身體界線被瓦解，傷害也會隨之而來。

家庭成員應有的道德界線

其實，家庭成員之間應確立清晰的身體和情感界線，以下幾點值得留意：

1. 幸福的家庭成員關係必須合乎道德倫理，以社會所接受為基礎。
2. 家庭成員的身份和情感界線是與生俱來，固定不變，不論是出於自願或強迫，某家庭成員的身份不會因為他的離開，改由其他家庭成員代替，例如父母之間的男女之情，絕不會因為母親離開而由女兒代替。
3. 任何形式的性接觸只限於父母之間，包括身體上的性接觸（如性交、口交、愛撫等）和思想上的性接觸（如性幻想）。
4. 除父母以外，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絕無空間發展男女之情，更遑論情慾，無論是在身體或思想上，例如兄妹之間，即使彼此覺得極其投契，均只屬兄妹之情。
5. 父母應尊重子女身體的獨立性，不能出於權威或溺愛而任意觸摸；子女也應明白合宜的身體界線，這有助維繫安全和健康的家庭關係。
6. 儘早安排不同性別的家庭成員分床睡覺，並遵守睡覺守則，包括睡覺期間不可隨便進入別人房間及上別人的床。
7. 為免產生誤會，可透過說讚賞的話、禮物、有質素的陪伴和服務行動，來表達對親人的愛。[3]

甚麼是合宜的身體接觸

根據《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發表有關身體接觸的研究顯示，人際關係中，即使親密如父母與子女，或兄弟姊妹之間，有些身體界線是不能逾越，否則會令對方感到不安和反感。[4] 參考Desmond Morris的「親密關係12階段」表，[5] 家庭成員可檢視彼此接觸的狀況，並一起訂立合宜的身體界線。本文把親密關係的12個階段劃分為三個類別：

第一類的接觸：適用於任何家庭成員，有關接觸以溝通為重點，包括眼望身體，互相注視，聲音傳達。

第二類的接觸：以雙方感到舒服自在為原則，包括吻臉、牽手、搭膊頭、甚至擁抱。父母為防止年幼子女走失，在路上拖著子女的手是有需要的，若子女長大後仍願意與父母牽手也是一件美事。不過，若任何一方對這些接觸感到不舒服，可改以輕拍膊頭和拍拍手背來表達關心。

第三類的接觸：僅限父母之間。此類接觸為表達男女之情，容易激發性慾，不應在其他家庭成員之間發生，例如接吻、偷窺對方裸體、以手接觸及撫摸敏感部位（如胸部及性器官）皆極不恰當，至於性交更是嚴重罪行。

父母必須以身作則

法官陳慶偉在審理一宗父親多次強姦女兒的案件時，嚴正指出父親的天職是愛錫、保護子女，令子女不用受到不必要的傷害。[6] 高院暫委法官陳仲衡在審理一宗父親強姦13歲女兒的案件時，曾嚴斥被告妻子，指她為丈夫所撰的求情信中只關心家庭經濟問題，多於女兒福祉。[7] 可見社會人士普遍合理地期望父母首要責任是保護子女，維護親子間的信任，以免他們受到身體或精神上的虐待，這遠高於經濟考慮。因此父母應以身作則，遵守合宜的身體界線。

幸福的家庭是藉由家庭成員共同努力，互相尊重而建立，故此毋須任何成員犧牲個人尊嚴或付出身體去維繫。家庭成員透過合宜的身體接觸去表達愛，雙方均會覺得安全和舒服。相反，若是怯於權威或出於恐懼，這些接觸便不是愛的表現。當不幸事件發生了，也許有人覺得難以面對而選擇沉默，有人則默默承受來維繫家庭完整。但傷痛既已出現，惟有儘早舉報侵犯者，惡行才能止住。侵犯者若能透過輔導改過自身，便能以尊重的心修補家庭關係。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啞忍只會帶來更大的悲劇。

由關注婦女權益的團體與大學聯合進行的「法庭內望：從法官的總結詞看強姦案件的審判與迷思」研究，研究團隊提及，在女童長期遭家人性侵犯的個案中，受害人雖與家人同住，但卻沒有受到保護，往往要待學校或警方介入，甚至由受害人長大後自行報警，性侵害才能停止，因此研究團隊在報告中建議：「其他同住家人沒有阻止侵犯行為，等同容讓性罪行發生，因此應該考慮要『容讓兒童受性侵害而又沒有阻止的成年人』負上法律責任」。家庭成員或許因各種限制未有伸出援手，導致社區內潛伏隱藏個案，社會各界應積極考慮此建議的可行性，更有效地保護兒童免受性侵犯的傷害。[8]

（本文原載於第125期〔2019年3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