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高達，無窮人？

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編輯﹕謝芳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的賞賜。」
《聖經新譯本》〈馬太福音10﹕42〉

新冠病毒肆虐，香港城內累積確診人數近117萬（2022年4月5日），8136人死亡。面對Omicron病毒傳染迅速，住在院舍及劏房中的住戶，困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若有人不小心「中招」，極易傳播至全家；正面對患病的，身體不適的煎熬再加上物資缺乏，若失去別人的援助，很容易陷入危機！本文訪問了三位居於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細述他們過渡疫境的故事。

個案一：雪中送炭

禤先生來港5年，與太太及兒子居住在深水埗區，疫情嚴重時，將兒子送回內地的家人照顧。作太太的在疫情前於餐廳水吧工作，但因疫情影響停工；而禤先生則在地盤工作，賺取日薪勉強維持家庭所需。但在2月的疫情大爆發時，他和太太先後染疫確診，困在劏房分上下格床等待病情好轉。

禤家夫婦同時病倒，不但斷了經濟來源，也排不到隊看醫生，更打不通政府的救助熱線，失望之中感慨﹕作為平民百姓難道真的要自生自滅嗎？加上期間的天氣突然轉為寒冷，真是雪上加霜，令人感到絕望無助！

感謝主，慈善機構（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明光社）及時送來關心與物資，不單有義工為禤家買餸菜，還送上溫暖的棉被，還有維他命、退燒藥和消毒等物資補給，禤生直言心中感到溫暖，人生有了光和希望！隨後，他們夫婦二人慢慢康復，禤先生更能繼續開工，正常工作！對於信仰，他曾去過教會的佈道會，雖想多了解，但因為工作忙碌，故未能對信仰有進一步的加深認識。不過，此刻的禤先生坦言，今次能於困境中得到適時的幫助，是天父在保守自己，故心中感到平安呢！

個案二：送上幫助和盼望

黃女士來港4年，與丈夫和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房多年。在疫情爆發初期，她甚麼物資都未有準備好時，小女兒不幸染疫！城內抗疫藥物、快速測試包四處都斷貨，隨後大兒子又發燒，再到他們兩夫婦雙雙確診。在所需物資藥品嚴重缺乏之下，既要照顧兒女，自身又患新冠病毒而不適，所處的境況真的非常辛苦和徬徨。

幸好她有朋友及時送了兩盒藥給她女兒服用，以控制病情；慈善機構亦送來信息問候和防疫信息，也立即為黃女士安排物資運送。義工們在寒冷下雨的晚上，拖著一手推車的生活必需物資，沿著樓梯送到她的家門，當中有肉、蔬果、罐頭、粉麵、八寶粥；更有防疫用品，如：藥物、清潔用品及快速測試包！令她深受感動。

曾於內地曾接觸過天主教的黃女士，因孩子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對信仰和主耶穌有點認識，她坦言自己是相信主，雖然未洗禮，但亦相信天父一直在身邊憐憫著她們一家。這次在疫情之中得到及時的幫助，更讓她感受到神的拯救，對教會義工的援助也十分感激。

個案三：送贈愛和溫暖

今年60歲的黃婆婆與先生居於長沙灣區劏房多年。她於二月尾時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再傳給丈夫。在找不到政府醫生診治時，幸好能求診附近的診所醫生，及時控制病情和退燒。在天氣寒冷之時，義工們得知她家缺乏綿被、食物、喉糖、清潔用品及快測包等物資時，也很快送上她家所需的，使她能得到溫暖。

黃婆婆雖不是基督徒，但也感到教會所給予的溫暖和幫助，她說：「耶穌、教會很好，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所需，很好啊！」被問及會否在疫情緩和後到教會了解一下，她也說有機會可以試試呢！

從上述的三個個案，受助的家庭除了透過機構的協助而得到物資，他們更能在困境當中感到被關心；也透過教會弟兄姊妹送上適時的幫助之中，看見天父的信實。

送出一杯涼水

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不少都是居住於「三無大廈」，即沒有任何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往往這些大廈的環境可以說是極不理想。另外，也有不少的業主將一個單位劏成十多戶再分租出去。這些家庭的居住空間通風不佳，與鄰家住戶也極為相近，有相互傳染的高風險。幸好，城內不少慈善機構和義工，在嚴峻的疫情之中仍然努力和無私地為有需要的劏房戶送上物資，為他們在困境及寒冬中送上溫暖。

現在，雖然疫情稍為緩和，但是否有第六波的到來仍是未知之數，劏房戶除了食物、季節性的物資需要之外，如何幫助他們長遠改善就業、生活環境，仍需要我們關心政策。另外，中、小學學生在反覆的疫情中要使用網絡學習，劏房戶的網絡支援、學生能否有合適及安靜的環境學習？最近有調查顯示，四成幼稚園學生的家庭沒有安裝上網，政府能否資助讓幼童面對網絡學習模式？在狹小空間中，家長如何面對子女學習的問題及幫助他們跟上進度？當父母二人必須外出工作，但小孩在疫情中仍要在家上網學習… 這一大堆因疫情，以至劏房戶、貧困家庭仍要面對的問題，仍需我們繼續協助、幫忙和關心。

而最終，更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憑信仰發出一點點光，在黑暗中照亮每一張渴求的面孔，讓他們藉此走出黑暗，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天父和感到神的愛。「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5-1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情商（Emotional Quotient, EQ）對大部份人來說都不是陌生的心理學名詞，很多人都知道，要面對逆境，光是有IQ是不足夠的，EQ及AQ也很重要，但原來要跨越苦難，心理韌性（resilience）也相當重要。根據《心理韌性訓練：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挑戰》一書的作者丹尼斯．穆藍納（Denis Mourlane）指出：「人類本身其實蘊藏著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就是『高RQ者』最具決定性的特質之一，它可以讓個體在遭逢挫敗，面對不明情況或處於壓力狀態時，保持冷靜沉著與樂觀積極的情緒，不至於喪失生活的目標。」

雖然韌性不如上述的3Q家傳戶曉，但也算得上是一個經典的心理學概念， Mourlane提到早在19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艾蜜．薇爾娜（Emmy Werner）便進行了一項長達40年有關心理韌性的追蹤研究，她選取了夏威夷群島北邊的考艾島上698名1955年出生的孩童為研究對象，先後做了六次調查，調查項目包括學業成績、生活滿意度及行為異常等。在接近700名兒童當中，有201名屬於發展風險群組，即是他們當中有的來自貧窮家庭、受到家庭暴力威脅、父母教育程度較低，以及在出生時狀況不佳而導致身心障礙。在這群組中，有三分之二的孩童長大後，與父母一樣，走向負面的人生，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孩童長大後成為幸福、樂觀、有成就的成年人。Werner針對這項研究，總結了兩個主要重點：「1. 在類似的環境裡成長的個體，會因為本身不同的人格特質與行為方式而出現截然不同的人生發展；2. 人類的心理韌性不同於智力，可以透過後天的訓練而獲得成長。」

Werner的研究所整理出的兩大結論，對於第一點「性格決定人生」這一類說法，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不覺得新鮮，但第二點對大家來說無疑更有啟發性，因為心理韌性原來可以幫助人面對人生的難關。因此即使研究項目結束了，Werner仍安排研究對象接受心理訓練，加強他們的心理韌性，以求改變他們的人生。Mourlane本身也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他證實了透過特定的心理訓練或輔導，許多參加課程的人，心理韌性都得以提升，他們的成就與身心健康都得以提升。心理韌性既然有實際效用，那麼它到底包括甚麼要素？這些要素又可以如何實際地幫助人面對難關？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粗略介紹德國臨床心理學家Mourlane提到的心理韌性的七大要素，至於如何訓練，請恕本文未能一一闡述。

Mourlane提到組成心理韌性有七大要素：一、調整情緒；二、控制衝動；三、分析原因；四、持有同理心；五、保持務實的樂觀精神；六、設定明確的目標；七、相信自我效能。看完這七點，可能大家又會感到這些論調「不外如是」，但Mourlane在闡釋這七大要素的同時，也會糾正人們對要點誤解的地方，對於想要學習如何加強心理韌性的人來說，可以避免出現另一種因矯枉過正而來的心理負擔。

先談第一個要素，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可以調整自己的情緒，否則便無法在職場上工作或與他人相處。但Mourlane強調調整情緒與情感壓抑大不相同，他以鍋爐的蒸氣做比喻，如果鍋爐沒有出口，為了找出口的蒸氣最終會把鍋爐炸開，人們如果一味抑制自己的情緒也會如此。Mourlane相信情緒，即使是負面情緒，也是有作用的。例如當人感到愧疚，意味著知道自己已經傷害了他人的權利；至於感到憤怒，則是覺得他人損害了自己的權益等。所以Mourlane認為，不是透過壓抑情感或情緒來調節情緒，他提出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嘗試在自己身上找出經常出現的負面情緒的模式，然後再找出這些情緒的源頭，並且加以處理，參考Mourlane的說法，假如有一個人因為高度不足，曾飽受別人的嘲諷而產生強烈的自卑感，為了彌補自己受貶的價值，他可能買比鄰居更大的車，以外在的東西爭取他人的肯定，但當他得不到肯定時，會感到焦慮與憤怒。他需要處理的，其實不是購買外在的東西，博取他人的肯定，而是應該學習恰如其份地看待自己的身高，處理由此而來的自卑感。

對於第二個要素：控制衝動，不少人可能以為調節情緒等於控制衝動，但作者指出控制衝動比較接近「自律」。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他們有自制力，執行一項任務時比較專注、認真，不會因為其他任務或想法使自己分心。他們總是努力不懈地朝著目標進發，當他獲得成功後，吸收了足夠的正面能量（如成就感）後，又會朝向下一個目標。若然缺乏專注力，Mourlane建議除了適時放下容易令人分心的東西，例如手中的智能手提電話，也要學習調整工作方式，讓工作變得更有效率，更有意義及成果。

第三要素：分析原因，相信這要素有助於第一及第二要素發展。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他們在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不會依靠自己內在的衝動作回應，他們還會精確地分析情況，釐清負面情緒的來源，以避免重蹈覆轍，再度犯下相同的錯誤，又或輕言放棄原先努力的目標。

第四個要素：持有同理心。這裡所說的同理心是指真正的同理心，而不是有目的的同理心，後者沒有真正感受他人的感受，也談不上真正的同情，它只是利用這種換位思考來操控、甚至剝削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很多人都知道同理心很重要，但究竟同理心如何增強人的心理韌性？對於這點，作者以兩個面對同樣處境的機場服務員來說明。當航空公司出現錯失，把原來應該抵達德國的行李送往了澳洲，可以想像，受牽連乘客當中，必然有人仍能冷靜面對，卻難免有人情緒失控，大發雷霆，面對後者的怒氣，首當其衝的必然是那天剛巧在機場值班的服務員。當兩個職員遭受言語上的傷害，有同理心的那一位，自然較不容易受到其他人的負面情緒影響，更能冷靜及有耐性地幫助乘客，更重要的是他不會帶著這些情緒回家。至於另一位職員，有可能受到他人的負面情緒影響，與客人一樣叫囂，可能到了晚上入睡前，還在「想念」責罵他的人。Mourlane雖然未有提及乘客的心理韌性，不過可以猜想，那些明白失誤不是眼前的職員所造成的乘客，他們比較容易克制自己的怒氣，避免讓自己的心情更加惡劣。

第五個要素：保持務實的樂觀精神。Mourlane一再強調面對逆境，樂觀精神不足夠，樂觀並且加上務實才能使人更有力量跨越苦難。Mourlane以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的生命故事，闡釋務實的樂觀精神如何幫助人在絕境中仍有生存意志。Frankl在他的自傳中，提到自己當時靠一個意念支撐下去，便是腦海中不斷策劃，當他獲得釋放之後，如何向學生談論自己在集中營的經驗和經歷，由於他想著有意義並且務實的目標，可以讓他有力量支撐他面對各種折磨。Mourlane發現，不單Frankl，其他倖存者若懷有務實的希望，生存意志力會大增；相反，同樣有希望，若然不切實際，一旦希望破滅，反而容易失去生存的意志力。Frankl描述集中營在聖誕節及元旦這一週中，有不少猶太人死亡，他們樂觀，卻不夠務實，他們懷著可以在聖誕節及元旦前後可以與家人團聚的盼望，當節日過去，期盼一旦落空，頓時失去生存意志。與Frankl一起捱過煎熬的倖存者，他們也懷著回家的希望，但他們沒有設下時限，他們只想著「有朝一日」，但這反而成為他們活下去的動力。

第六個要素：設定明確的目標。設立明確目標與第二（控制衝動）及第三個要素（分析原因）息息相關，如果一個人懂得控制衝動，有高度的專注力，他會專心向著目標前往，不會因為出現挫折而半途而廢。不過，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人，如果設立的目標真的行不通，他也會適時作出調整，即使需要放棄，他也會分析原因，並且在短期內再次為自己訂立新目標。

第七個要素：相信自我效能。所謂相信自我效能便是相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可以通過行動與作為改善自己及周遭的人事物。心理韌性高的人擁有堅定的信念，他們相信自己不是世界的受害者，而是創造者。由於他們相信自己做得到，當面對生活種種不順利時，他們可以保持沉著的態度，還可以有效地掌握自我當下的情緒狀態。簡言之，他們對掌握自己的人生有充足的自信。

不知大家在閱讀七個要素時，會否一邊看一邊審視自己是否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如果你發現自己是個心理韌性高的人，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心理韌性低的人，也不用灰心，本文之前已經提過，心理韌性與智商不同，是可以後天訓練的，Mourlane也相信心理韌性會隨著時間，或是依照情況而有所改變。即使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都不一定每一個要素都發展得相當好，有些地方即使未如理想，仍有機會不斷加強，重點是你願意改變，並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他的建議是：「如果你希望強化自己的心理韌性，就必須先了解，你最需要提升哪一方面的心理韌性，這一點相當重要。」

整體來說，七大要素若然可以平衡發展是最好的，因為這都有助於人們面對不同的挑戰。若然某些要素發展得比較好，可能有助於面對事業上的困難，卻無助於處理人際關係上的衝突。Mourlane在書中以分析美國蘋果公司的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的心理韌性作為例子，根據Mourlane的分析，這位讓蘋果公司起死回生的人，心理韌性在控制衝動、目標明確及相信自我效能有出色的表現，但在調整情緒、分析原因及持有同理心這幾方面卻表現糟糕，這都讓他在人際方面有所不足。Mourlane這樣描述Jobs：「……他的壞脾氣眾所皆知……他就像暴君一樣，易於發怒，經常惹惱別人……這讓許多與他共事的員工感到相當畏懼。」不同的要素是可以互相補足的，也可以加強原有的要素，例如Jobs相信自我效能，但僅限於改變外在的事情，並不包括他自己，因此當有員工指責他：「你對別人的屈辱所造成的傷害比你對別人的利用更嚴重。」Jobs當下即時道歉，但沒多久，他又怒氣沖沖回頭說：「我就是這樣！」如果Jobs能懷有同理心，願意放下既定的想法，傾聽他人的心聲，他生前的成就會否變得不一樣？

當一切風平浪靜，大家忙於增加自己的知識或資產等，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當風起雲湧之際，大家或許也需要好好增值一下自己的心理質素，以致自己不會被風浪捲走。正如Frankl所言：「我們不只應該計劃自己的人生，還應該學習如何回應人生的處境。」

參考書籍
丹尼斯．穆藍納〔D. Mourlane〕著。莊仲黎譯。《心理韌性訓練：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挑戰》（Resilienz: Die unentdeckte Fähigkeit der wirklich Erfolgreichen）。台北：究竟出版社，2018年。電子版。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多少年了，教會時常被批評為「堅離地」，「中產化」，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世事！但同時在這些年間，不少基督徒參與政治、關注環保問題、推動改善住屋環境、關注長者、難民以及貧窮人等，他們付出心力，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出謀獻策，貢獻社會。作為香港這城的信徒，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身體力行，踐行信仰。明光社將以往為期一季的課程一分為二，在5至6月，舉辦了共六堂的「社關課程2019　落地實幹論社關」，讓學員可以多了解基督教機構和信徒現時從事的社關工作。

從政非好漢？

第一堂課探討了基督徒從政的議題，由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先生（阿涂）和觀塘區區議員鄭景陽先生擔任講員。不少人覺得官場黑暗，政客要生存，必須詭詐，偏偏多年從政經驗告訴阿涂，信靠上帝才能成功。他以28歲之齡出任立法會議員，當年面對有經驗的對手仍能勝出，他深信是神的帶領。他一直堅守原則：不詭詐，不騙人；深信只要自己努力，神就會幫助。面對將來不明朗的政治環境，他仍然深信神掌管明天，沒有任何人或事可以限制神的工作。

鄭先生相信香港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社會上有不同的人，應彼此尊重，如果大家具真誠信念，其實是有磨合的空間。除了自己努力工作，他感謝街坊助理和整個團隊的付出。他會祈禱，看看有甚麼是神想他去做的。要面對各種價值觀的衝擊，他坦言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堅持這漫長的戰役；他認為要推動社會進步，有時甚至需要付出整個人生去完成。

環保的迷思

第二堂課探討保育與發展，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及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王福義博士擔任講員。提到保育的這個概念，王博士指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理念和想法，這涉及彼此不同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徒思考相關議題時，需要建立一套正確的土地神學。他慨嘆現在不少地區為了得到土地而填海，因為土地代表財富、力量和控制權，而人在使用土地時，卻不願意遵守規則。但他指出，在舊約時期，在神給以色列人土地前，是先要他們學習遵守一些規則，例如安息年的設立，正正是要讓土地有機會休息。他說，土地是神的恩典，是神創造的一部份，也是我們的兄弟，人需要尊重土地才能獲得食物。他強調對土地有正確的觀念是重要的。

與基層長者同行

第三堂課探討關顧基層長者，由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鄺玉婷博士，及城市睦福團契同工文國輝先生擔任講員。鄺博士提到，有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0%的長者出現抑鬱癥狀。她指香港的長者因面對獨居、患病，會感到孤單，甚至抑鬱，這會引發他們自殺。她分享到，機構會協助長者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例如讓弟兄姊妹到長者家裡，跟他們吃團年飯。曾經有位伯伯哭著對探訪的義工說：「老伴走之後，未試過開枱食飯，有你們來，這間屋多了很多人氣。」而除了在身心靈社四方面關顧長者外，他們亦重視讓長者為群體貢獻才幹。

文先生則提到，長者有「被聆聽」的需要，他曾在教會舉辦一些社區聆聽訓練時，期間有位姊妹分享到，在教會認識一位長者，每週崇拜都會見到他，但當她試著聆聽他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這位長者常常到公園坐，沒有別的活動了。文先生指，透過聆聽，我們才能了解長者的生活和在公共方面的需要。

當住屋愈來愈不公義

第四堂課探討了基督徒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工作，由社區房行動者Edmond Wong和「光房、光屋」，「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先生擔任講員。Edmond在2009年開始買入舊樓單位，將它們改建為劏房出租。裝修時，他會將走廊設計得比一般的劏房走廊闊（一般劏房走廊只有28吋，他的卻有36吋），每個單位都有窗戶，令租客生活得舒適點。他會將單位租給有需要的人，如一些婦女，而租金方面，他大致上只會收租客約25%的收入，亦設有綜援住戶價。在服侍的過程中，他試過遇到不少問題，例如有租客將他的地方弄得一團糟，但他仍堅持懷著憐憫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余先生本來是國際大機構的總裁，他在2010年成立社企「要有光」，除了想為有需要的人士解決住屋問題，他亦很想幫助租客在租用房屋期間，發掘到自己的潛能。「光房」這個概念是他建立的，所謂「光房」就是有些業主願意在一段時間內將自己的物業拿出來，以促進別人的發展，他管理的「光房」的租客主要是經由社工推薦的單親婦孺。而租客在居住期間，則要訂下個人發展目標。他指有的租客入住「光房」後，由失業變為就業，有的則完成職業培訓。

服侍難民路

第五堂課探討服侍在港難民的工作，由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秀美太平紳士和該會同工Jeffrey Andrews（Jeff）擔任講員。張太表示現時香港約有7,000多人已經過審批或在等待審批是否具備難民資格，而獲確認為有難民身份的約有250人。Jeff則指出在港的難民，有的是來自也門、伊朗等地。

張太指在港的難民雖然身處在一個安全的地區，但由於他們沒有生命危險，故很難找到第三個國家收容他們。由於沒有居港權，他們不能在港工作，小朋友唸書也只可唸到中學，這令他們的生活只能倚靠救濟度日，他們不少更患上精神病。該會的工作著重幫助難民改善生活，張太表示透過申請及獲入境事務處批准，有的難民可以在港工作。Jeff欣喜地分享到，有難民在酒店工作，因良好的工作表現而獲得年度傑出員工獎，反映難民也可以貢獻本地社區。

富家客不絕、貧無親友訪？

第六堂課探討與貧窮人同行這個課題，由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擔任講員。香港是個繁華璀璨的都市，但2016年的堅尼系數（反映社會貧富差距情況的指數）達0.539，根據聯合國的指引，這個指數已屬高等級。梁牧師指機構會與各區教會合作，服侍有需要的家庭。而機構不只是透過從上而下、慈惠的方式幫助他們，而是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尊嚴，讓他們自力更生。他提到很希望教會能做到持續地與人同行，關心人的生命。他分享到一個感人的例子，一位受助人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單親媽媽，她患上肝癌，需要10多萬元的手術費，幾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籌集這筆費用，可是接受治療後，她的病再度復發。這位媽媽沒有埋怨，更對九歲的女兒說，自己有天會離開她，但天父會守護她，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繼續關心她，結果這位姊妹離世，她的女兒進了兒童院，教會的弟兄姊妹每星期也會到那裡接她，帶她參加教會的活動。

應用倫理課程

除了上述以「實幹社關」為導向的課程，踏入下半年，明光社將會舉辦另一個以「應用倫理」為導向的課程。很多時，我們以為「倫理」都是些與日常生活脫節，只是學者在象牙塔、牛角尖中鑽研的東西，但事實上，不論是生（生命之謎與智慧設計）、死（安樂死與自殺問題）、愛（互聯網、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中的愛）、性（性別認同與變性人）、權（公民抗命與順服掌權）與慾（投資、投機與利慾）等等課題，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應用倫理」課程會在這六個面向中，邀請不同的專家與學者，與學員一同討論，如何在生、死、愛、性、權、慾中找到準繩，在暴風中展現笑顏。課程將於10月開始，報名詳情，請留意研究中心公佈。

《平等．分享．行動》
作者：Benson & Friends
攝影：Benson Tsang
出版地：香港
出版：突破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年

「這個世界是需要有一些傻人去堅持理想，世界才有機會改變。」

政府又派錢了！當大家都在批評政府連派錢都可以派得「衰過人」，都在緊張如何填表才能拿取這「補漏拾遺」的4,000蚊時，大家都以上次政府「人人派糖6,000元」來作比較。你還記得那一次「派糖」，你是怎樣用這筆錢嗎？

由上一次「派錢」說起

故事就是由那次6,000元「派糖」說起：那6,000元，有人用來買東西，有人用來去外遊散心。不過有一些人覺得，既然這6,000元原來是「白白地得來」，理應「白白地捨去」，與其揮霍，不如就用來幫助身邊的窮人吧！但真的要動員，號召，應該怎去做？我們應向哪些人伸出援手？他們最需要的又是甚麼？

一個普通香港人，一個70後基督徒，一個喜歡攝影的室內設計師Benson，受到電影《阿凡達》的啟發，又在這些年經歷過幾次的社會覺醒運動（如反國教、菜園村事件），決心以自己喜歡的攝影作社會記錄，為社會帶來改變。就在他努力多行、多看、多感受的時候，Benson無意中發現，原來行動可以很簡單——就是在一個平凡的聖誕節，當人人盡興之後，原來有人獨個兒，帶了糖水和食物，送給社區裡的拾荒者。由感動變成行動，再加上那「突如其來」的6,000元，就如無形中得到政府贊助，他就推動了一個分享行動！

就是非專業，就是一盤散沙，就是行動

「平等分享行動」說到底，其實是簡單不過的：一些人在網上呼籲，相約走進社區，將自己擁有的與有需要的人分享，聆聽他們的故事；彼此身份平等，不是一個「施捨」活動；整個行動的主旨是希望大家反思社會被扭曲的主流價值觀。Benson強調他們的行動是「非專業」和「一盤散沙」，大家志同道合，但互不從屬，更可以說是互不相識；因為社會已有太多專職的機構和團體了。但行動的結果卻出奇地有「化學性」：參與者個個有所得著，多有省思，甚至最後由自己的心思，分享，到結集成書，他們都變成了書中故事的主人翁。

在這書中，沒有太多高言大志，只有「平等分享行動」參與者「入心入肺」的感言：

「為甚麼是由我們這些普通市民來派飯？又為甚麼有這麼多基層朋友要來取飯？」

「無論這些老人家從前從事甚麼工作，對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我們能否學習好撒馬利亞人留意身邊有需要的人？」

今天，如果你收到4,000元，你會作甚麼？其實有需要的人，就在你身邊，舉手之勞，也不需多少金錢，心動不如行動吧。

「學生能在校園內開心學習，互相幫助、支持……」這種充滿愛的場面，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但不少調查卻指出校園、青少年之間的欺凌行為並不罕見，而香港中學生稱曾遭同學欺凌比率更是世界首位，[1] 十分值得我們關注。

中學生的網上生活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於2018年12月16日公佈「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 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活動，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亦有近半受訪者（48.9%）表示，會與朋友玩網上遊戲，因此他們在網上與人交流、認識新朋友的機會亦不少。

另外，調查亦顯示，透過網上交流，受訪者會談及生活點滴、學業、偶像娛樂、壓力、愛情等話題，而透過傾談可以幫他們減壓。不過，亦有人遭冒犯，收到粗言穢語、人身攻擊的內容，也有人收到性感相片、半裸／全裸相片或性邀請等，當中涉及欺凌或性騷擾。然而，受訪者大多不會向家人、老師或社工分享這些經歷，最多只會找朋輩傾訴。面對網上欺凌者，受訪者與朋友的應對之策往往未夠成熟，又或者輕視了事件，令事情惡化。

調查亦顯示了校園內的網上欺凌數字也不少，曾在網絡世界遭遇過欺凌的受訪學生有15.9%，當中有77%受到言語方面的欺凌（如被罵、粗口對待、人身攻擊），有13%遭揭露私隱（如照片、個人私隱被公開或被改圖）。而欺凌受訪者的人，大多是他們的同學，比例上比其他的類別（如朋友、網上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等）高出一倍或以上。

網絡欺凌的定義

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對網絡欺凌的定義是：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針對另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意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網絡行為的特點是犯案者透過資訊科技系統，對受害人重複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而互聯網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可以令惡意資訊快速及廣泛傳播，由於惡意訊息在互聯網發放後，便難以甚至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網絡欺凌造成的傷害，可以是永久的。[3]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處理或規管網絡欺凌的法例，雖然所有欺凌行為（不管是否在網上發生）只要涉及刑事罪行，就會受相關法例規管，[4] 但在刑事檢控的過程中，控方的舉證必須是毫無合理疑點，才能令被告入罪，而網絡欺凌事件往往是在網上發生，欺凌者大多是匿名人士，這都令舉證和檢控工作變得困難。

網絡訊息覆水難收

不過，網絡訊息傳遞之快，以及訊息只要一發出就難以收回，令欺凌事件變得難以收拾。曾有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有較嚴重抑鬱症狀，並指這與上網習慣、網絡欺凌等有正面的相關性。[5]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學生常接觸網絡，他們較少與別人相處，一旦被欺凌就會感到求助無門，更會因逃避而演變成抑鬱。[6]

作為家長，可以多關注子女，鼓勵他們參與在網絡以外的課外活動及擴闊生活圈子，以免他們以互聯網作為唯一的溝通渠道。增強孩子的溝通能力亦可減少他們遭遇欺凌事件的機會。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教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欣賞別人，增強他們的同理心，則有助防範他們做出欺凌弱小的行為。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青少年的網絡欺凌行為〉一文提到香港青少年之間欺凌行為的嚴重情況，而網絡欺凌只是欺凌的其中一種形式，我們可以視之為「病徵」或表面行為，其背後隱藏的病毒卻需小心分析才能辨明。為此，我們特意訪問了研究攻擊行為及校園欺凌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Annis），了解網絡欺凌者的心態。

操控型攻擊者

Annis指出欺凌其實是分「操控型攻擊者」及「反應型攻擊者」，她稱之為兩種不同的「病毒」。而真正的欺凌者是「操控型攻擊者」，他們可算是「小霸王」，傾向冷血、自戀和冷酷無情，行事作風帶有目的性、缺乏同理心、有犯罪傾向，更甚者可能出現反社會人格和輕微至嚴重程度的精神病態（psychopathy）。在網絡欺凌事件上，因他們對網絡世界十分熟悉，懂得在網絡世界隱藏身份，並會先冷靜觀察環境再仔細計劃，使人難以追查。他們會持續以非法欺凌行為，如勒索或恐嚇等，以獲取利益，並對受害者毫無歉疚之心。

Annis曾協助家庭實況劇《一念之間》其中一集〈罪與罰〉的製作，這套實況劇由香港電台製作，該集介紹了網絡欺凌並詳細解釋了「操控型攻擊者」及「反應型攻擊者」的分別。[1] 她說：「『操控型攻擊者』多是來自小康之家（月入30,000元或以上），家庭對他們十分寵愛，令他們成為了『小霸王』。他們會比較隱藏自己身份……常會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自己可能要承擔的後果。」

反應型攻擊者

而「反應型攻擊者」，Annis則認為他們不是欺凌者，因為他們只是「自衛復仇者」。「反應型攻擊者」在情緒上是衝動、易失控，情緒主導行為，與「操控型攻擊者」恰恰相反。由於他們自卑、傾向有注意力問題、欠缺社交技巧、自我形象甚低，欠缺安全感，因常誤會別人挑釁自己而在憤怒下傷人。他們對別人的行為格外敏感，很容易錯誤接收別人的訊息而誤以為對方有敵意，並以攻擊行為來解決人際衝突問題。於實況劇中，這一類攻擊者在日常社交上是比較不受朋輩歡迎，易被孤立及排擠，於是在網上就將憤怒轉向弱者，以欺凌行為洩憤。與「操控型攻擊者」不同，他們在網絡上的攻擊行為傾向衝動，沒有周詳計劃。他們因為對人缺乏信心，對別人的訊息過份敏感，容易曲解別人的訊息，以致衝動地回應。所以他們經常於網上與人對罵，惡性的言語循環不斷，並且往往會留下蛛絲馬跡，令人易於追查搜尋。

「反應型攻擊者」攻擊別人是為了想保護自己。Annis認為他們容易在接收及解讀外界訊息時出現認知扭曲，把別人的行為和態度看成有敵意和侵略性（即敵意歸因，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即使別人所講的、所做的，沒有甚麼惡意，但他們卻常處於戒備狀態，曲解別人的行為及說話，並以報復性攻擊作為回應。

建立同理心

Annis稱是有方法可以令這兩類攻擊者減少其欺凌行為。對於「操控型攻擊者」，他們是聰明的，可以透過不同個案，令他們知道欺凌行為可帶來的後果及責任，並用角色扮演等方法，讓他們從多角度了解受害者、攻擊者和受害者家人的感受，以及從公義角度去看事件是否合法，也要讓他們知道群體的重要，學習彼此尊重及每人都有自己的權利，明白自己不是永遠高人一等，主導所有事情。她解釋：「要令他們感覺到將自己的聰明、領導力應用在助人、合法、長遠投資的事上，比起欺凌別人、短期回報的事上更有滿足感及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多是衝動派，因此應避免進一步刺激他們。Annis認為需幫助他們拉闊眼光去探索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了解別人行為與當時環境的關係，從多角度思考後，可以了解別人的行為或說話未必帶有敵意。另外，還有一些讓對方澄清、說話的技巧，以及先停下來、思考再行動的思考方式等，都可以幫助他們。

讓攻擊者了解自己的行為對受害人的影響，幫助他們建立同理心，培養其品德實在十分重要。而站在欺凌者與受害者身邊的旁觀者，也別只顧「剝花生」（等著看好戲），Annis指出在現實生活中，在旁看著事情發生而不加以阻止，都有可能要負上刑責。而對於網上欺凌行為，大家亦不應把欺凌資訊傳開，這有助事件降溫，以免愈演愈烈。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失控的同理心》翻譯自Against Empathy：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英文書名比較嚇人，驟眼看來，它似乎是一本反對同理心的書。甚麼是同理心？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定義，作者把同理心解釋為「在內心反映出別人感受這個狀態」，因此，同理心不等於憐憫，也不等於美善。憐憫不一定要與對方一起承受痛苦，感對方所感，然而卻可以給予對方溫暖、關懷及照顧。事實上，作者不是反對一切同理心，他認為在個人關係中，同理心是非常好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旁有位擁有同理心的朋友。作者針對的只是社會政策方面，當不少學說，鋪天蓋地指出同理心在解決問題的道路上，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可以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新世界時，作者指出同理心不是解決道德問題的魔法，在他看來，社會與個人面臨不少問題是因為同理心過剩，而非同理心不足。

作者為何堅持當牽涉到社會政策時，要把同理心摒棄於外？他指出同理心與憐憫不同，後者比較寬容及大量，前者則有較多限制、偏頗及不可靠。作者以聚光燈比喻同理心，聚光燈只照亮此時此地和特定對象，被光照的對象自然吸引更多人關注，但沒有被聚焦的群眾，很自然遭人遺忘，人們忽略了他們也同樣痛苦或有需要。由於大家同理的對象是有特定性的，人們變得不合邏輯、目光淺薄，不自覺為了少數而放棄多數，以及採取一些短期看似良好，但長遠來說可能釀成災難的行動。極端時，人們會向無法同理的對象發動戰爭、施以暴行。

作者並非為了學術創作而標奇立異，綜觀此書，他提供了不少證據及例子來證明他的論說。例如有事實證明，當社會為一個特定群體宣傳其需要時，大家很快便慷慨解囊，甚至出現資源過剩的情況，但其他有需要的機構卻會因而少收了捐款，以致有所缺乏。

這本書適宜從頭到尾看一遍，了解作者如何理解及談論同理心，否則，讀者或會誤解作者只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而看不出他主要反對的是試圖以「失控的同理心」去制定社會政策。他邀請大家多運用理性去制定社會政策，這樣，才不會變得短視及缺乏數字感，才會審慎考量自身行動對於族群整體的影響，並能對統計資料、成本與效益估算等數據比較敏銳。

政府統計處在本年1月發表了最新的「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1) ，當中未婚男女的比例、離婚與再婚率，與過去的數字相差不大。而香港男女初婚年齡中位數則慢慢上升，反映出香港人愈來愈遲結婚。在過去20年來統計數字中最為顯著的改變，必然是中港跨境婚姻的轉變。

中港跨境婚姻主要有兩種情況，第一是香港人在中國內地與伴侶結婚，第二是香港人在香港境內與伴侶結婚。香港人如要在中國內地登記結婚，須先向香港入境事務處申請「無結婚紀錄證明書」，以證明在香港並無婚姻登記記錄。因過去申請人主要是男性，所以又稱為「寡佬證」，但其實女性也可以申請。然而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的人，最終不一定會結婚，所以只能作為中港婚姻的一個粗略指標。

1996年政府簽發了23,901張「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當中22,349張申請人是男性（見表一），那些年間中港婚姻的形式，主要是香港男性回內地娶妻，也衍生出之後單非兒童的問題。2016年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的香港男性下降到只得2,997人，是1996年的13%。而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的香港女性，則由1996年的1,552宗，上升至2016年的2,562宗，20年來上升65%。香港男性北上娶妻的情況已大幅下降，但相反，香港女性北上結婚的情況卻日漸增多。

同時香港男性與內地女性在香港登記結婚的數字，則由1996年的2,215宗，增加至2016年的12,303宗，在20年來上升5.5倍。而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在香港登記結婚的數字，更由1996年的269宗，增至2016年的5,064宗，大幅上升18.8倍。過去中港跨境婚姻主要是香港人北上結婚，現在已轉變為內地人南下與香港人結婚為主，估計與近年內地人在港讀書及工作的數目不斷增加有關。

隨著兩地人民交往頻繁，跨境婚姻的增長是十分自然的事。過去中港兩地生活水平及人民質素有明顯分別，香港男性在內地擇偶存在優勢，香港女性卻大多抗拒與內地男性結婚。但近年中國經濟急速發展，拉近兩地的差距，香港男性的優勢日漸減退時，內地女性的擇偶心態亦有所改變，「嫁來香港」不一定是好事。與此同時，內地男性的條件亦大大提升，能吸引香港女性與他們發展。

因著兩地人民生活習慣的差異，中港跨境婚姻亦需面對不少挑戰。兩地政治體制與價值觀存在明顯的不同，香港人普遍認同民主自由的理念，內地人卻認為和諧與穩定勝於一切，在兩地政治民生議題上，容易與配偶及親友產生衝突。而中港兩地矛盾所引起的身份標籤，讓內地人在港生活受到一定的壓力，而香港人在內地亦同樣被視為「外來人」，要融入當地生活並不容易。

兩地民眾的矛盾與衝突，很大程度是源於價值觀與文化的差異。與其盲目地追求中港兩地完全融合，倒不如保留兩地特色。兩地民眾的互相抗拒與反感，可能源於誤會、對對方文化的不了解、甚或是傳媒渲染出來的印象。跨境婚姻在此可擔當「親善大使」的角色，在親友間分享個人的經歷及感受，消除誤解，促進兩地民眾的互相了解，在融入異地的生活時，學習體諒及接納兩地的文化差異，過和而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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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政府統計處：〈1991年至2016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香港統計月刊》，2018年1月。

早前一收費電視台的成人頻道播放了一套涉及強姦內容的色情電影，被公眾人士投訴內容過分暴力及色情，通訊事務管理局裁定該收費電視台違反《電視節目守則》，並向它發出嚴重警告。成人台是領有牌照合法播放色情內容的頻道，不少市民認為通訊局的裁決可笑及無理。

由於收費電視台需用戶主動訂購及設有密碼裝置，政府對收費電視的規管較為寬鬆，容許持牌人在提供有效防止兒童收看的措施下設立成人頻道，但其內容仍受著《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的規管。按通訊局的資料，該成人電影講述一名穿著校服的少女被擄走，在露天工地被威脅脫衣及被迫性交，過程中女角不停哭泣及被施暴者恐嚇。通訊局認為該節目劇情全涉及強姦，明顯是暴力行為，暴力的真實程度超出劇情所需，對暴力行為的描繪亦屬過長及過分詳細，因此裁定節目違返《守則》要求。由此看來，該成人頻道違規的原因不止是色情內容，而是對嚴重性暴力行為的細緻描述。

香港是一個資訊自由流通的地方，色情資訊可在一定規管下自由傳遞，規管有兩方面，其一是接收對象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內容的限制，並因應不同的媒體而受到不同的法例監管，除上文所述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外，還有《電影檢查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和《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等。

《電影檢查條例》監管所有電影院上映的電影和發行的電影光碟。凡擬公映的影片都必須先經過「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的批准，按其內容分級：第I級影片適合任何年齡人士觀看、第IIA級兒童不宜、第 IIB級青少年及兒童不宜，及只准18歲或以上人士觀看的第III級影片。第I、IIA及IIB級只屬勸諭性質，唯第III級影片的年齡限制才需強制執行。與《電視通用業務守則》一樣，第III級影片的內容也有限制，如若其內容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必須先刪剪該等內容才可獲得上映。

《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規管的範圍廣闊，包括可供閱讀或觀看的任何物件、錄音、以及錄有圖像的任何影片或其他紀錄，即常見的報章、雜誌、書籍，以及互聯網。條例把物品分為三類：第I類是「非淫褻非不雅」的物品，可自由發布；第II類是「不雅」物品，不得向18歲以下人士發布；第III類是「淫褻」物品，一律禁止發布。條例並不要求出版商將物品事先送檢，但出版商可主動提交物品與淫褻物品審裁處評定類別。在互聯網發布不雅物品必須附上警告字眼及年齡宣稱，而在互聯網發布淫褻物品即屬違法。

在眾多色情資訊中，法律對兒童色情的監管是最嚴厲的，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任何人印刷、製作、生產、複製、複印、進口、出口、發布、管有和宣傳兒童色情物品均列為刑事罪行。[1]

綜觀以上各條條例，所有超出規範的色情資訊都被禁止發布，而一般市民最容易觸犯的就是《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和《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網絡充斥著各種淫褻及不雅的資訊，就如上文提及「強姦」主題就是成人電影中一個常見系列，網絡還有更多更暴力、腐敗及可厭的內容，「識途老馬」自然懂得繞過法例接觸各種被禁止的資訊。當越界成為習慣，便忘記界線的存在，將違規的行為合理化，甚至「開心SHARE」各種淫褻不雅的色情資訊，有意或無意觸犯了法例而不自知。

規管色情資訊並不是打壓言論自由的「網絡廿三條」，而是出於對人性的尊重，及保護心智未成熟的青少年及兒童。政府曾於2009年及2012年進行《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檢討，但有關修訂的工作至今仍未見任何進展。網絡世界不時出現一些被瘋傳的裸露相片及短片，引發嚴重的網絡欺凌情況。不少學校都曾出現類似情況，有學生的裸照被傳遍整個校園，對當事人做成極大的困擾，其實分享及管有相關相片的學生亦觸犯了《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

今天的青少年及兒童出生於網絡年代，色情資訊唾手可得，修訂法例有其迫切性，但法例必定跟不上科技的變遷，所以公眾教育也同樣重要，除教育公眾認識法例免墮法網之外，更要緊的是了解色情對人的傷害，學習拒絕接收和轉發色情資訊的能力，以及用同理心和人性的角度去建立對自己和他人的尊重。

「開展廚房」的服務，源於創辦人董愛麗女士在多年前一次的「觸動」。當時董女士參觀一個慈善機構的食物銀行，看到一位受惠者知道下一季未能領取食物包時的彷徨情況，當刻觸動了她，單純地希望讓貧窮的人能夠「有餐食」。沒有太多的思前想後，她成立小寶慈善基金並籌集了第一筆資金，於2011年開展了「惜食堂」——首個食物回收及援助計劃，藉製作熱飯餐和物流團隊，免費派發給社會上需要食物援助的人士，讓低收入家庭、失業人士、殘疾及復康人士、無家者、籠屋住戶及弱勢婦女受惠。2012年更找了廚房地點和聘用人手後開始大量生產熱飯餐。

「惜食堂」團隊致力向本地飲食界回收每日平均4,000公斤仍可安全食用之剩餘食物。回收及接受捐贈的食物種類包括：新鮮食物、罐頭、包裝食物、熟食、冷藏及急凍食物、油及調味料等。通過嚴格的食物安檢程序，由在荔枝角的「惜食分餉站」挑選食材、到中央廚房分類、清潔，再烹煮成營養均衡的熱飯餐，避免了浪費及協助減輕堆填區的壓力。機構最初每天只製作二十多盒熱飯，五年後每天(星期一至五)平均生產8000份熱飯餐及食物包，免費派發予約140個慈善機構。多年來，主的恩手不斷供應和加添支持者、義工及各界食物捐助。

「惜食堂」因應社區的需要，除有免費熱飯餐外，也有提供以下多元化的服務：

外展天使

「外展天使團隊」招募區內低收入婦女，在經驗豐富的社工帶領和訓練下，每週五天中午會把充滿愛心的營養飯餐及食物包，透過探訪直接送給有需要食物援助的人士，包括：獨居、長期病患或行動不便的長者。這服務不單使參與的婦女們在社區中能接觸和關懷有需要的人士，更能令她們融入社區。她們會花時間關心長者食得好不好，味道可不可以，希望令長者有被親人關心的感覺。曾有患病長者因腳腫行動不便，無法買餸煮食，而要長期食用高鹽高油罐頭，後來因為接受了外展天使提供的「少油少鹽少糖」飯盒，兩個星期後腳腫情況大有改善。

愛包行動

志願者和本地的麵包店攜手合作，在麵包店關門前收集未售出的麵包，把它們交到有需要人士的手上，以減少食品浪費和幫助那些需要糧食的人。

公眾教育——粒粒皆辛館

於2017年中成立全港首間融合惜食、關愛的實體展館，致力教育公眾及下一代珍惜食物及保護自然資源。在旅程中讓公眾接觸惜食冷知識，了解香港以至全球的食物浪費及飢餓問題。

企業天使

為商業機構提供不同類型的企業社會責任活動。透過團隊培訓及社區活動，企業義工在體驗派飯餐服務實際運作之餘，更可一起協助由源頭減少食物浪費或以他們的專長幫助需要援助的人士（如專業髮型師團隊義務為長者剪髮），亦可同時為免費熱餐服務籌集善款。

友福同饗

惜食堂社區中心成立於2014年10月，更設立了「友福同饗」服務，旨在為深水埗區的弱勢群體、缺乏家庭或社區支援之六十五歲或以上的長者提供免費的堂食食物援助服務，每日2次享用堂食熱飯餐。

住長沙灣村的徐婆婆和丈夫是惜食堂社區中心會員，每星期五天中午到中心享用熱飯餐，她稱之為「飯堂」，並坦言免費的熱飯餐令她們節省不少買餸錢。她更表示：「有人送遞熱茶熱飯、環境舒適衛生、又有人清潔，在飯堂更認識到「朋友仔」，可傾訴一下，也可唱曲。更重要是可讓有認知障礙症的丈夫可離家到社區走動一下，都健康一些、開心一些啦。」另外，她亦十分感激盡責細心的飯堂職員，回想有一次她丈夫走失了，找了很久都找不到，致電聯絡丈夫，他又説不明白，急得她擔心掉淚。原來她丈夫反方向走到了美孚一間茶餐廳，並叫了炒飯，卻又不敢吃。飯堂職員憑著隨身寶位置，不但將他找回，並幫他付款和打包炒飯，令她十分感動。飯堂職員友善又關心老人需要，實在令她如親人般温暖。

教會也可成為合作夥伴

土瓜灣浸信會最初用食物銀行服侍社區內有需要的街坊。後來，有街坊表示希望有飯盒，因住處不方便煮食，在幾年前經其他堂會介紹下，開始和「惜食堂」合作。教會行政幹事吳天龍弟兄表示：「教會服侍街坊，希望簡單些：不用開太多會議討論、不用動員太多人手、不用處理太多行政工序……「惜食堂」靈活的派飯安排和簡單程序，讓我們一拍即合。」

每星期兩天，每次個半小時，合共派出160個熱飯盒，讓街坊按自己需要的時間前來領取。筆者曾於訪問當天協助派飯餐，教會要求義工向每位前來的街坊微笑，並向他們提醒派發的德國黑麵包會較粗糙但健康；而教會同工則會問候街坊。大家都變成朋友：一個微笑、一次稱呼、一聲中秋節快樂、一聲問候或為學業打氣的説話，著實能為孤苦的人加添溫暖。

教會的代表更表示：「『惜食堂』派熱飯餐的服務，讓教會能靈活和輕省地參與，透過大家的連繫及合作，信徒義工就像流通的管子，將從神而來的溫暖和愛心發送。」「惜食堂」提供的熱飯盒，窩心的不只是細緻努力保持派出時的飯盒温度，卻是忠心參與的同工和信徒義工在細節上彰顯令人安慰的尊重和禮遇。而無條件的服侍，也吸引一些街坊了解基督教信仰和參與福音活動，原來，傳福音和服侍社區，可以同步和輕鬆的。

您知道嗎？您會回應嗎？

香港的長者是全球發達國家中最貧窮的，平均每三位長者便有一位未能獲得足夠的基本營養。同時，每五個兒童便有一個一天沒有三餐溫飽。每個社區也有貧窮人，如果神感動您，找不同的機構研究一下，是否有服侍鄰舍的機會……您，會回應嗎？

在社交媒體、即時通訊的環境中，我們彷彿可以暢所欲言，因為說甚麼似乎都沒有限制，亦看不到對方的即時反應，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但事實上，我們一時的衝「手」而出，寫了出來的說話，可能對接收者造成很大的衝擊，又或者收看者真的會去相信、去行動。不少網絡中出現的暴力或欺凌，很多時就是因為你一言我一語的評論、回應，未有顧及當事人的感受。自己以為開玩笑，結果卻可能鑄成大錯。

美國就曾發生一宗案件，一名少女曾多次發短訊慫恿男友自殺，其男友同年被發現在車內中一氧化碳毒死亡。少女結果被判過失殺人罪成立，面臨最高監禁20年。她發的短訊慫恿當時18歲的男友自殺，「鼓勵」他結束自己的生命。少年法庭法官直斥該少女行為「魯莽」，形容其文字充滿惡意，認為她原本可以挽救男友的生命。

事件令人深思，當我們習慣即時以網絡溝通，隨時以溝通工具互傳資訊，我們會否連一些同理心，嘗試體會對方情感的能力都會失去？是時候多點放下手機、電腦，多點親身接觸親友，面對面分享大家的悲與喜吧。

香港是個富庶的城巿，按人口平均計算，本地生產總值世界排名廿五，[1] 但堅尼系數同時又高達0.537，[2] 貧富差距嚴重。當我們談及兒童福祉時，往往停留在兒童的讀書成績、身體是否健康等等，但不少外地研究均發現，家人管教能力、情緒、孩子自理，甚至家庭的房屋、入息是否穩定、家庭的結構、延伸家庭特點等等，均直接或間接影響兒童福祉。而香港人對這些讓孩子健康、安全及快樂成長的種種要素不太重視，以致孩子窮得只剩下物質，有時甚至連物質也沒有。

根據扶貧委員會報告，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所得的數據，生活在收入低於平均綜緩金額的家庭的14歲或以下兒童有24.7萬，佔同一年齡組別人口的26.5%。[3]根據不同的數據，均顯示香港兒童貧窮的比例上升，可見問題不是冰山一角，而是迫在眉睫。

香港的兒童除了窮，還有面對其他情況嗎？兒童福祉可以怎樣量度？

英國：兒童的福祉分三大範疇

根據英國的社會福利署的研究，當要評估兒童的福祉時，應從三大範疇作考慮，除了兒童的個人成長需要，更要考慮家庭的管教能力和延伸家庭的支援。[4]

以下是兒童福祉的三大要素：

1. 兒童成長需要：包括健康、教育、情緒和行為發展、身份認同、家庭和社會關係、社群表達能力、自理能力等；

2. 家庭管教能力：包括提供基本照顧、確保兒童安全、正面的情緒感受、配合發展需要的適當刺激、指引和定下界線、家庭穩定性等，及；

3. 家庭和環境狀況：家庭歷史和功能、延伸家庭、居所、家人就業情況、家居入息狀況、家庭與社會的融合情況、是否懂得使用社區資源等。

香港：兒童面對不同挑戰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委託香港研究協會於2011年進行一項「低收入家庭中小學生生活狀況問卷調查」，結果發現：[5]

• 52%低收入家庭學生不能保證每天喝到牛奶

• 63%低收入家庭學生無法保證每逢節日可以吃到應節食物

• 52%低收入家庭學生未曾去過迪士尼樂園

• 34%低收入家庭學生想要配置電腦

• 17%低收入家庭學生想遊覽本地著名景點

而香港家長照顧兒童的模式亦不理想。根據社聯2014年一項「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照顧服務」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低、高收入的家庭，都是雙職父母，均無法協助照顧子女，甚至直接由外傭照顧孩子（表一）。另外，低收入家庭亦比高收入家庭較難滿足子女的需求。（表二）前者雖然有母親的照顧，但因為本身能力有限，就連功課輔導和暫託服務等社區資源也難以找到（表三）。整體來說，貧窮家庭近半認為自己未必能滿足到子女需要；即使是高收入的家庭，也只有七成認為自己能滿足子女需要。

表一：現時家長照顧兒童的模式 (按不同收入組別分析)[6]

表二：現時照顧安排能否滿足子女需要[7]

表三：過去一年照顧子女遇過的困難

除了照顧不足，亦有不少調查指出，香港的兒童發展並不均衡。基督教信義會2011年的「兒童的均衡發展需要」研究發現，六成半被訪兒童睡覺時間比專家建議的九小時為少；超過三成兒童表示即使自己感到疲倦，仍不能自由休息；四成六兒童每天少於一小時遊戲時間。調查亦發現不少兒童花過多時間在學習中，以致影響兒童均衡發展，甚至沒有戶外活動和運動等。[8]

對於貧窮家庭，這種偏重成績的教育發展，令兒童出現一連串的匱乏問題。香港小童群益會就曾研究在貧窮兒童身上出現的多元匱乏情況，結果發現除了經濟收入匱乏，他們還有不同方面的匱乏，而不少都是因為學習或在極具競爭性的學習環境下所產生。（表四）

表四：兒童各類匱乏的情況[9]

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最大依歸

由以上種種可見，當提及兒童福祉時，就不止是兒童生存的問題，更多提及的是兒童基本權利，以及政策是否以兒童的最大利益作為考慮因素。香港政府亦不得不承認，若要提倡兒童福祉，我們除了談兒童權利，還要談家庭政策，因為唯有健康的家庭，才能為兒童提供理想的生活。

可惜的是，從各個調查或研究中均發現，即使社會已為兒童提供充足資源，不少家長也無法認知相關渠道去申請資源，以致兒童未能在各個範疇獲取充分的資訊或資源去成長。至於社會上未足夠的部份，例如照顧嬰孩、輔助學習、遊戲和作息空間的調整等，這些本來更是兒童的基本權利，現在因著社會競爭過劇，讓兒童淪為爭取成績的機器，忽視他們的全人發展。這些都值得整個社會的成年人去深思：我們究竟是否為了經濟發展，而放棄一代又一代人的福祉？

誰是我的鄰舍？

在中港矛盾與日俱增的今天，要問「誰是我的鄰舍」？好像政治不太正確。不過，當我們在分別誰是「鄰舍」時，其實我們已不其然將「我者」的香港和「他者」的大陸，作身份上的分野。

其實，甚麼是「香港」？有人認為這是一個集體意識，其邊界遊移不定，是投射出來的想像，或是由獨有文化、經濟、歷史和政治所結出來的果。[1]

這也延伸到甚麼人才是「香港人」的問題。然而有趣的是，其實在上世紀五零年代以前，「香港人」並不是一個受重視的概念：香港與大陸並沒有出入境管制，雙方居民可以自由出入，當然也不存在居港權問題了。當時大部份居民會覺得自己的家在中國，自己只是在香港找工作而已；他們重視自己「籍貫」多於「香港人」的身份，當然也沒有香港人與非香港人之間的分野了。[2]

一切的改變，由大陸變天開始。因國共內戰及隨後的局勢問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而一些之前已來的居民亦無法回國，從此被迫在香港定居：這間接引致「香港人」和「大陸同胞」的分野。

1950年，香港政府設立條例管制華人出入境，後來更設立「配額制度」；1974至1980年則實施「抵壘政策」。[3] 1980年抵壘政策取消，改為採取「即捕即解」政策：所有非法入境者一經發現，即被遣返大陸。在取消抵壘政策的同一時間，政府則推出兩項影響重大的措施：第一就是實施單程證配額（1995年起每日名額定為150個）；第二則是身份證政策——所有成年人都要帶備身份證以證明自己「香港人」的身份，這亦成為了建立「香港人」身份的象徵。[4]

由分隔兩地，被「定居」的戰後第一代開始在香港生養下一代，再到經歷了六七暴動後，一切事情引發居民對在香港穩定安居的訴求。及後到七十年代，香港經濟開始起飛，教育普及，住屋改善，生活穩定。這一切就孕育了香港作為「家」的意識形態。同一理由，當香港的居民由「難民」變成「居民」，大陸同胞由「自由進出」變成「非法移民」，在形成「香港人」身份的時候，「大鄉里」、「新移民」、「大陸人」等「我者」與「他者」的意識也開始區分出來了。[5]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甚或香港97回歸，中港關係又經歷不斷的改變。除了上述以「居民、身份」作為我者與他者的論述，這個身份矛盾在近年有關「自由行」的爭議中也甚為明顯。

港澳個人遊，又被稱為港澳自由行，其實是一個准許中國居民以個人旅遊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區的計劃。是基於2003年香港經歷「沙士」後，為推動本港經濟發展而推出的政策。透過簡單的簽注(特別簽證)手續，在計畫範圍內的城市的居民就可以前往香港及澳門。其後，於農曆新年、五一勞動節及國慶等國內「黃金週」長假期，便成為了自由行的高峰期。自由行的進一步發展就是於2009年向深圳居民推出「一簽多行」政策。[6]

隨著實施自由行政策，內地訪港旅客人次由2002年的638萬大增至2013年的4,075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表有關本港接待旅客能力的評估報告，當中指出2017年時，將會有高達7,000萬名旅客訪港。[7]

究竟內地訪港的旅客是太少還是太多？其實這只是旅遊業界管理的問題？還是本土社會與大陸文化衝突的情況？筆者見到在這些爭吵中，你一句「蝗蟲」，我一句「無祖國照顧你，你早死了」，當中已清楚表明這不只是關於一個旅客政策，或是簡單歸類為訪港人數管理、酒店、導遊接待能力的問題，而是橫跨兩地民生生活、經濟、語言文化、甚或對雙方看法分野的問題。

總括而言，在討論「誰是我的鄰舍」這問題上，我們首先要意識到香港人身份(「我者」)與大陸同胞(「他者」)的的建立與分野。另一個層次就是雙方相處態度的改變：由以往香港「幫助」同胞，到今日香港要「由阿爺送大禮照顧」。而實際生活層面的相處情況也有改變，如新移民及自由行，這一切都影響了香港人如何看待我們的「鄰舍」——而這並不止於實質居住於我們隔鄰的人，也包括每天迫爆廣東道及旺角女人街的「自由行」。

愛「鄰舍」的信仰反思

The Bible tells us to love our neighbors, and also to love our enemies; probably because generally they are the same people.
~Gilbert K. Chesterton

《聖經》告訴我們要愛我們的鄰舍，也要愛我們的敵人；可能是因為他們大致上都是同一類人。
~吉爾伯特 卻斯特頓

早前有一些香港人因不滿來港的內地旅客過多，影響香港人生活，因此在內地遊客較為集中的地區發動針對內地遊客的「掃蝗行動」，他們又發起「光復」上水鐵路站的行動。「掃蝗」及「光復」行動接二連三出現後，平機會主席更曾建議在《種族歧視條例》中加入有關「同族歧視」的修訂。是項建議遭到多方嚴厲批評，有港大法律學院講師指出，香港市民與內地遊客之間的矛盾，不適合以《種族歧視條例》處理，透過教育反而可有更好效果。

但只憑法律就可以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嗎？又或是真的可以教人愛其他人嗎？若然不行，那麼，《聖經》所談的「不可報復，也不可向你的族人懷恨，卻要愛你的鄰舍好像愛自己；我是耶和華。」(利十九18)，[8] 又或是「你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愛主你的神，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路十27)就只是「神話」，在現實中並不能實踐出來。

有些信徒遵行《聖經》，在實際生活中努力「行」出《聖經》有提及的要求。這本是好事，可是，踐行者若希望活出律法的精神而不是僅僅守誡命，便須要學習不用守律法的態度來看待《聖經》，放棄只遵循字面的解釋，又或是只執著於《聖經》有沒有阻止某行為。

昔日，一位律法師問耶穌：「誰是我的鄰舍呢？」(路十29)，表面看來，他希望得知「誰才是我愛的對象？」。[9] 作為一個律法師，他理應知道根據《利未記》，以色列人的鄰舍可界定為貧窮者(利十九10)、寄居的(利十九10)、工人(利十九13)、身體有缺陷的(利十九14)及同族的人。[10] 他也應該知道當時不同派別的以色列人如何界定鄰舍，例如愛色尼人所愛的對象是很有限制的，他們「愛所有光明之子，恨所有黑暗之子」。[11] 而經常與法利賽人一起的律法師，更加明白「愛」與「不愛」的對象是甚麼人。即使同為同胞，他們也絕對不會去愛那些為羅馬政府做事的稅吏，又或是不義的罪人。在律法師問耶穌之前，他心裡應該已有答案，他只是想挑戰這位經常與罪人一起的耶穌如何回答他的問題。

律法師挑戰耶穌為「鄰舍」下定義，定出「愛」的對象。耶穌沒有直接界定哪一類型的人才是我們的鄰舍，而是以一個比喻去闡釋愛的對象不是從界定而來，鄰舍是一種基於憐憫及透過行動而有的關係。在比喻中(路十30-35)，大部份讀者會認為那位被兇徒打傷的可憐人是猶太人，因為聽比喻的律法師也是猶太人。雖然有這可能，但事實上，耶穌沒有清楚指明他的種族或身份，只提到「有一個人」 (路十30)，由於他的衣服被兇徒搶去(路十30)，因此也難以從傷痕纍纍者的身上辨認出其身份及種族。無論如何，這一個人的身份和種族都不是比喻的重點，反而焦點在於他是一個被「打得半死」、等待救援的人，因為比喻的重點是哪一位才是這人的「鄰舍」。比喻中，祭司及利未人都不是此人的「鄰舍」，他們對這位傷者視若無睹(路十30-32)；反觀被猶太人視為仇敵的撒瑪利亞人，卻願意對這位陌生人伸出援手(路十33-35)。就連挑戰耶穌的律法師，被耶穌問及「誰才是那個落在強盜手中的人的鄰舍呢？」(路十36)，他也不得不回答「是那憐憫他的」(路十36)。

那位撒瑪利亞人為何願意幫助傷者包紥，送他往旅館，甚至留下金錢給店主照顧他？(路十34-35)是因為這位撒瑪利亞人在旅遊中(路十33)，所以比祭司及利未人有更多時間照顧傷者？經文本身沒有清楚指明祭司及利未人不救傷者的理由，但卻刻意提及他們「看見了」傷者卻走開 (路十32-33) 。而這位撒瑪利亞人不是因為他剛巧有空才救傷者，而是因為他「看見了」傷者之後，「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三個人都「看見了」傷者，但卻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行動：祭司及利未人對傷者視而不見，撒瑪利亞人看見了，也動了慈心，而基於他的憐憫，他幫助這位傷者，成為這位傷者的「鄰舍」。

耶穌先後兩次命令律法師「你照樣行」(路十28、37)。[12] 耶穌發出第一項命令，是要回應那位律法師的問題：要如何行才可承受永生？(路十25)。耶穌回答「要全心、全性、全力、全意愛主你的神，並且要愛鄰舍如同自己」。只是，律法師雖然熟讀《聖經》，卻失卻了整個誡命的重點，只鑽研字面上「誰是我的鄰舍」，誰才是我要去愛的人。耶穌所發出的第二項命令，是要律法師從比喻中的撒瑪利亞人身上體會到「愛」的對象是沒有界限的。律法師要處理的不是哪些人才值得「愛」，而是他有否只著重律法的字眼，把人分成「鄰舍」與「敵人」，反而失去了「成為他人鄰舍」的機會。

人要善待一些與自己喜好、信念及文化相同的人是容易的，但要愛一些與自己極度不同，甚至為自己的生活帶來不便的人是困難的。但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卻教導信徒反思：我們有否限制自己，只視某些人是自己的鄰舍，成為自己愛的對象，而其他不同文化、不同意見的人，則「死於非命」也無妨？

這並不是說信徒在愛人如己，又或是「憐憫他人」的教導之下便須抹殺一些事實或真實感受。例如，信徒仍可以認為內地遊客加速香港的經濟增長之餘，卻同時為不少居民帶來民生問題，甚至質疑政府的新移民或自由行政策。只是，當我們遇到有「困難」的新移民或內地遊客時，或許要學習先放下自己的成見，並求神幫助我們對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IFSW）指出「人權及社會公義兩項原則是社會工作的基石」。不過，要在這紛亂的世代裏像北斗星一樣在黑暗中向弱勢社群帶出一絲光明卻談何容易。在一筆過撥款之下，非政府組織儼然成為撥款制度的奴僕，想讓服務能繼續維持，請乖乖聽話，否則下一次政府便關上水喉，要你的服務無以為繼，職員失去飯碗。

縱然近年社福機構面對「維穩」的指控，然而不少機構在面對撥款的威脅下仍然堅守信念，勇於為公義發聲，為弱勢充權。社會工作者並不認為一個人所呈現的問題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會從宏觀的角度，對有關人士身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政策等作檢視，從而以最適當的方法介入。假如問題是因為社會政策促成的，社工的角色可能是作為一個鼓動者和使能者，為弱勢社群充權，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改變他們自視為無能為力的心態；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

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二部分第50條指出「認同有需要倡導修訂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關的社會情況，促進社會的公義及福祉。」因此，社工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社會政策涉及不同的面向，一個政策的改變可能對某個族群有利，但對另一個族群卻不利。例如爭取重新制定租務管制條例，這對一群無殼蝸牛固然有利，不過相信對一眾業主來說卻不是。面對這些爭議，社工可能要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然後作出選擇。

有些朋友對社工某些具爭議性的工作提出批評，然而我們必須認清自己是在批評甚麼。是對整個服務理念都不同意？是對服務的內容不同意？還是不認同其所提出的政策倡議？政策倡議理應是社工義不容辭的天職，只要當服務機構清清楚楚地表達其立場，然後讓服務使用者清楚知悉，繼而作出選擇，其實無可厚非。而面對一些有爭議的政策，大家應對事不對人，理性地討論。在這紛亂的世代裏，不少人往往站在自己的位置看事物而忽視整個社會的其他族群。願每一個人，每一個機構都能帶一份同理心，去認識在一個議題上，光譜的另一端，多一分諒解，多一分關愛。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民主和民生是相輔相成，要推動民主，須配合做好民生工作，才能達至社會和諧。誠然，民主民生從來就密不可分，兩者不但沒有矛盾，更應同步發展，才能達致真正的社會和諧。經過多年來的政策爭議，其實張局長理應對民主和民生之間的關係是心知肚明。
 
張建宗局長主理的兩項政策範疇—勞工和福利，近年不斷受到挑戰和考驗，張局長理應更明白假如光是處理民生問題，非但不能達致社會和諧，更會讓社會帶來更大的爭議，使社會陷入兩陣對立和社會撕裂的境況，即使是一些惠及民生的政策亦然。就以最低工資為例，這項保障基層生計的法例竟拖延了十年，即使法例得到落實，更大的爭議卻落在最低工資的金額上；又如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勞福局的新政策遠遠落後於市民需要。雖然此計劃現在由本來的四個偏遠地區擴大至十八區低收入人士都可以申請，但當局同時將申請資格由個人改為家庭，引起社會爭議，最終至本年7月才決定申請人可選擇以個人或住戶為申請單位。
 
以上的例子只點出幾個近年有關勞褔局政策的重大爭議，未來勞福局要面對的挑戰相信比以往更多，其中之一是扶貧政策。政府將於今年九月公布「貧窮線」，並為標準推出各項扶貧政策。訂立貧窮線本來是有利制定扶貧政策，以一個客觀的標準定義貧窮，讓各項扶貧政策更能貼近市民需要。可是，對於貧窮線是應劃作「入息中位數」的五成還是六成，社會上仍存有爭議。如果是五成，這將比綜援的金額還要低，作用成疑；如果是定為六成，這將會令政府在各項政策作重大的轉變。除了貧窮線，勞福局還要處理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等問題，由此可預見政府將會面對何種境況。
 
推動民主發展當然不能立即消除上述的爭議，更不能立即解除社會的對立。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並不是爭議的消除，而是多元的聲音得到表達和真正的尊重。民主對於民生工作的意義在於一個由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政府，相比一個小圈子政府，往往得到更大的認受性，對政策的推動起着正面的作用。當真普選真的到臨時，市民才能用手中的一票發揮監察和權力制衡的作用，讓政府政策更貼近民意和市民需要，社會才達到真正的和諧。
 

無綫新劇《老表，你好嘢！》推出一周，通訊事務管理局已收到224宗投訴，意見包括：誤導觀眾、加劇中港矛盾、抄襲歌曲、嘩眾取寵、醜化香港人、美化大陸人、扭曲事實、令觀眾誤會本地導遊的質素和影響本港購物之都的美譽等。而無綫則收到6宗投訴，該劇集的監製黃偉聲更收到滋擾電話。
 
編劇對劇中人物都有細心的塑造，胡楓、羅蘭飾演的兩位長者角色，都用英文名字，形象新潮，而且懂得上網；幾位主角表現出對香港人和內地人的典型想像，配合不同的社會現象和事件，拼湊出一套生動有趣，具本土特色的輕鬆趣劇，放在八時半這種「睇電視送飯」時段，十分合宜。
 
就故事中表達的所謂「中港矛盾」，大部分都是由真實事情改編，當中可看出編劇採取相對中立的態度，即使講及香港導遊「屈」客買手信，又或是內地人大聲說話沒禮貌，故事中人也未有為事件作出評論。以中港矛盾或者內地人來港為題的故事，自粵語長片年代就有，一直沒有停過，過程中肯定了中港關係的改變，這亦一直是不少研究的素材。就《老表，你好嘢！》的故事，就搞笑地諷刺今日社會現況，非常寫實。
 
如此的一套電視劇被觀眾投訴，更被盛傳要腰斬，可見香港人對「異見」聲音的容忍度下降，在投訴文化和情緒式宣洩的帶動下，本來沒問題的也可遭投訴。
 
無綫電視非但沒有播出該時段新一套劇集的宣傳，表示沒有腰斬計劃；其高層更揚言因為該劇集反應好，可以拍續集。可見當投訴完全沒有道理，為反而反時，社會的投訴機制不能引起警戒作用。到投訴真的有見地的時候，通訊事務管理局給你用壞了，最後有機制等於沒有機制，損失的始終是一班愛看電視的觀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