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與教育並重

較早前，無線電視翡翠台播放的《通靈之王》節目引起了一些社會人士的關注，因為該節目將通靈交鬼當作比賽，除了主持人之外，還邀請嘉賓以專家的身份評論參賽者通靈能力的真偽，直接向觀眾肯定及宣揚有關通靈能力和行為的真確性及可信性，間接就是向觀眾推介通靈交鬼的神秘力量，本社就此向通訊事務管理局（通訊局）投訴，並且要求無線停播相關內容。  

有人問我們：電視節目從來都有涉及靈異和鬼神的內容，今次大家為何「另眼相看」，特別投訴這個節目，是否有雙重標準？站在宗教自由的立場，為何大家要干預其他人的信仰呢？而在今時今日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空間正收窄的時候，投訴及向電視台施壓又會否令傳媒在創作自由上有更多掣肘呢？對於以上的提問，我們十分理解，而在投訴的時候已考慮了如何作出平衡。    

首先，包容不等於縱容，自由社會亦有底線，大家可以討論底線在哪裡，但不能見到明明對年青人和社會風氣有害的事情卻視若無睹，噤若寒蟬，連批評和投訴也不敢提出。  當批評和投訴時，最重要的是提出相關的理據和法例，而不是只表達一些情緒性的言論。今次我們作出投訴主要不是有關節目內容涉及靈異和鬼神，因為這類內容在電影、電視和不同的藝術創作中常有出現，作為信徒我們雖然不認同，但在自由社會，只要有關內容沒有違反法例，我們亦只能教導子女不要仿傚，呼籲市民大眾慎思明辨，或者不要收看，正如很多電視節目對婚姻家庭、性關係、賭博、投機、物慾、暴力和仇恨等等的看法我們都未必認同，但不等如便要投訴、甚至要求禁播。不過，通靈交鬼卻是非常危險，家長們不能掉以輕心，雖然該節目開始時有警告字眼指出有關行為並非精密科學，但不過是例行公事，因為主持和嘉賓不斷以權威的姿態告訴觀眾真有其事，明顯是掛羊頭賣狗肉。 

正如有節目就算在開始前有吸烟危害健康的警告字眼，但在節目內卻不斷分享吸烟的樂趣和心得可以嗎？若所有年齡人士都可以買到的報刊，內容含有嫖妓指南，分享嫖妓心得應該禁止嗎？一方面提醒大家吸食大麻的害處，另一方面又詳細分享如何向海外郵購大麻產品合宜嗎？若果在電視教導觀眾如何玩碟仙、筆仙、神打，然後叫青少年不要模仿是否已經足夠呢？ 今次投訴，我們是根據通訊局的《電視通用業務守則 — 節目標準》（《電視節目守則》）第3章「一般節目標準」中第11點「迷信」一項，當中提到節目「不得鼓吹對觀眾有不良影響的迷信及超自然事物。以算命、風水、神秘學、占星術、骨相學、掌相學、占卦學、測心術、測字、招靈術等為主或與此有關的節目，不應鼓勵別人把該等活動視為一種普遍被接受用以闡釋生命的方法，也不應使人覺得該等活動為精密科學 。」  此外亦提到「持牌人亦應小心謹慎，以免節目引起觀眾不必要的情緒困擾，例如令觀眾特別是兒童及青少年觀眾過度恐懼及憂慮。」  

一直以來，我們也強調當對傳媒的報道或節目作出批評時，必須提出相關的公共理據，因為傳媒是公器，涉及的不是教會內部的爭議，因此，必須提出公眾人士關心和認同的理據，而不是單從信仰的角度出發，若純粹關於信仰的看法主要應向信徒表達，難以要求政府部門和傳媒機構跟隨。   當作為公共事務去討論的時候，大家應先了解相關的法例、守則和操守指引等等，因為單純批評的話當然可以只講述個人意見，但若要求刪除某些內容、甚至禁播就必須提出公共理據。

對於今次無線推出的節目，我們之所以表達強烈關注，是因為該台是所有年齡人士都可輕易接觸，以及仍有一定影響力的主要免費電視台，所謂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在法例的要求會比其他傳媒更嚴格。雖然根據過往的經驗，通訊局的效率很慢，不過，投訴雖然未必能即時阻止節目出街，但投訴的另一個目的，是希望電視台在日後製作同類型節目時知所警惕，畢竟電視台對觀眾意見和公眾輿論亦不能完全視若無睹。在重視消費者權利的年代，我們完全有權以消費者的角度表達意見；而作為家長，大家由於關心青少年及兒童的福祉而積極表達意見，更是義不容辭。

資料庫

違反《電視節目守則》會遭判罰

《電視節目守則》是通訊局根據本港法例第562章《廣播條例》第3條而發出。凡持牌的電視節目服務所包含的材料，都必須遵守有關規定。通訊局有權對違反守則規定的持牌人作出適當的處分。過去，曾有電視台，安排藝人在一個節目中食某連鎖快餐店的食物，期間因明顯地展示了快餐店的品牌標誌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電視台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通用業務守則—廣告標準》的相關條文，並判罰款15萬元。[1] 另外，曾有供成人觀看的收費電視頻道播放一節目，內容涉及強姦情節而遭投訴，通訊局最後裁定節目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因當中的暴力行為屬過長及過份詳細，節目也違反了守則中對描繪強姦及極度色情材料的規定，通訊局向有關公司發出嚴重警告。[2]

上週兩單新聞，令記者彷彿成為眾矢之的，一單是now新聞台記者在疫情記者會提問，內地醫護如出現醫療失誤的投訴機制為何，最後被指打擊內地醫護士氣，now新聞台最後出聲明道歉和澄清，[1] 及後更有一段偷錄的聲音檔案，[2] 內容是該台主管陳鐵彪要求記者要緊跟他的立場提問。

另一件事則是《明報》頭版報道，在有打針的死者中，打科興的佔87%，而打復必泰的人則佔12%，報道以「已打針染疫死者 87%打科興」為題，[3] 令社會大為震驚，最後政府出面將更多數據展示，[4] 並強調以沒有打針的死者的百分比為最高，而死者80歲打一針的死亡率，科興為5.83%，復必泰為3.44%。同時政府在新聞稿中，亦以不點名的方式，指出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個案接種疫苗情況「作出誤導性報道」。

兩件事矛頭彷彿均指向新聞界無風起浪，影響抗疫，但細心想想兩件事的本質，其實也只是記者求真。在now新聞台的事件中，記者旨在查問一個簡單程序問題，而該問題本身有其需要性，甚至連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本身也有提問相同的問題，在這情況下為何由記者提問就會影響抗疫情緒呢？

在《明報》分析疫苗效用的新聞之中，歸根究柢問題不是《明報》報道方向，因為該報只能用政府官員本身提供的數據來分析，當日的數據的確可以分析到這個結果時，《明報》的說法嚴格來說沒有錯，當然到政府再提供新數據時，就能更準確地將事實呈現在讀者和巿民面前。可見，問題不是最初的報道不全面，而是政府願意提供多少數據給巿民和社會參考。

同樣道理，在now新聞台事件中，明顯地記者不是第一個提出這問題的人，政府要做的當然不是顧左右而言他，相反應是早就作出準備，在記者提問之前，已準備好答案。退一步即使未有準備，要麼應該坦白表達要研究，或者承諾有關情況由政府一力承擔。

理論上，政府面對記者提問，從來不是孤軍作戰，政府也有自己的團隊做傳媒聯絡，整個政府新聞處理應好好準備資料，個別部門本身亦有新聞主任去做這些工作，令人擔心的是社會上不少人對政府面對傳媒的草率不聞不問，反而動員網軍，或者民間意見領袖，透過即時通訊工具或者社交網絡平台，匿名散播以偏概全或不實資訊，最後居然成功將風向帶到變成是記者的錯，實屬社會的不幸。

假作真時真亦假，上世紀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Yes Minister 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較早前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開始著手研究立法管制假新聞，令人憂慮這是繼政府建議立法管制「起底」和已收緊有關查冊的規定之後，另一項會影響及限制傳媒偵查報道的法例。其實要處理有關假新聞的問題，必須對症下藥，立法並非最理想的方式。

寒蟬效應

首先，要界定何謂假新聞十分困難。有些是蓄意製造的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但更多的可能是有意無意出現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因此，由誰來評定一則新聞是否虛假、部份資料錯誤、或是有意無意誤導便十分重要，但最不適合去評定的團體就是政府，因為政府就是新聞界主要的監察對象，若果由政府部門去裁定一則報道的真假，無疑會成為傳媒頭上一把刀，產生寒蟬效應。

由於傳媒是監察政府的第四權，政府對傳媒必須要有包容的氣度，況且政府財雄勢大、資源充足，要公開講話幾乎所有傳媒亦必定報道，政府若不同意某些傳媒對某些事件的詮釋、認為對方渲染、誇大，公開反駁便可以，與官方說法不同的並不一定就是假新聞。要辨別假新聞，其實能夠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傳媒生態十分重要，因為任何新聞大家都可以透過不同立場的傳媒來分析，從不同角度更立體地了解事件，若有明顯的弄虛作假，自然亦難逃其他行家的揭發、甚至追擊。

傳媒素養教育

此外，要減低假新聞、虛假資訊或者錯誤資訊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學生和公眾人士提供傳媒素養教育十分重要，這有助培養市民大眾在選擇、分析和轉發新聞時應有負責任的態度。傳播假新聞或不實訊息，除了內容農場（content farm）之外，其中一個最快捷及廣泛的途徑就是透過社交媒體，所有市民都可以透過手機及互聯網上載圖片和訊息，許多時雖然沒有明確的來源，但卻好像言之鑿鑿，大家在寧可信其有的心態下，加上想令其他人覺得自己消息靈通，觸角敏銳，於是一些轟動的假新聞往往傳播得比主流傳媒的新聞更快和更廣。若果市民大眾沒有建立負責任的轉發消息態度，對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只因內容震撼或符合個人的政見和期望，便急不及待轉發的話，根本難以阻止假新聞的迅速傳播。

香港報業評議會

當然，一些傳媒的報道手法有爭議是香港長久以來的問題，譁眾取寵、以偏概全，借題發揮對這些傳媒機構來說是家常便飯，有關手法亦引起不少公眾人士的不滿。但在一個尊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有關傳媒操守的問題，交由獨立、包括業界在內的團體，以專業角度處理，比由政府委任、動輒以公權力介入更為合適。在判定新聞的可信性和手法的時候，既有專業的角度，亦可以避免出現專業的自我保護、甚至偏袒的情況。 而其中一個符合以上要求的團體是香港報業評議會（利申：本人由報評會創會至今都是其中一名執委，不過，本人的意見並不代表報評會）。

報評會包括了多份報章的業界代表，亦有更大比例的成員是來自新聞學者、法律界、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和其他新聞業團體的代表等，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平衡了業界和非業界的意見，而報評會所採用的守則，亦是多個業界團體共同商議和受各界認可的準則，多年來行之有效。不過，報評會面對最大的問題，是它並非受法律保障的法定團體，萬一非會員報刊不服報評會的裁決，是可以反過來控告報評會誹謗的，由於報評會的經費主要靠會員的會費和外界捐助，只能維持基本運作，根本難以負擔高昂的法律訴訟費用。

多年前，報評會曾提出希望政府立法保障報評會，最重要的是提供像消委會公佈不良店舖的名稱時，可以有免責權，對方不可以控告消委會誹謗，可惜多年來都未能成事。要判斷一宗新聞是否部份失實、譁眾取寵、誤導、甚至完全虛假並不容易，需要有客觀的標準、不同資料的比較和反覆的討論，很難以法律條文來界定，亦不適宜由政府或政府委任的機構處理，否則很難取信於民。若政府真的要正視所謂假新聞的問題，不如給予報評會有限度的免責權，只要是經過指定的程序，容許投訴和被投訴雙方合理的辯解機會，然後作出裁決，報評會不會被控誹謗，而所有傳媒均可以公開轉載有關裁決而毋須負上法律責任，由公眾看完相關裁決自行判斷真假就可以，報評會毋須擁有任何處分的權力，免得業界又會產生另一些憂慮。 

資料庫

社會人士對立法的回應

2021年5月初，特首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正研究制定「假新聞法」，以應對「錯誤訊息，仇恨言論和謊言」，[1] 但立法目前未有確切的時間表。報評會對此表示關注，並成立工作小組，研究立法利弊和收集不同持份者的意見；[2] 也有學者撰文指，若要立法規管假新聞，最基本的問題是難以為「假新聞」下一個容易被準確地操作化的定義，最後運作起來，法例會無可避免地影響資訊傳播，帶來寒蟬效應。[3]

（本文原載於第139期〔2021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囧報》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發展，其點擊率一直不高，面臨結業。面對剛創刊的《閃報》及其online版既快亦狠、無視操守的採訪和報道手法，《囧報》記者及其決策人在一宗突發電視台錄影廠爆炸及脅持人質事件裡，陷入了銷量與傳媒道德的拉扯之中。

這部劇情片為HKTV（香港電視）同名電視劇改編。電影一開始，是一位女記者阿咩的獨白：「日日作故仔，日日有人睇」，「有故仔就煲大佢，無故仔就作故仔……」已道出現時不少媒體為求收視、點擊率而無視真相，將新聞娛樂化的生存之道。其實這種營運媒體的手法一直存在，多年前狗仔隊跟蹤、偷拍、看圖作文，求的是多賣幾份報刊。

電影也寫實地描繪到網媒之間的激烈競爭，新聞機構為了把消息趕快上載，將查證時間大幅削減。為求點擊率，不少媒體更將標題、內容寫得誇張，以吸引人分享。當網民不願付費去看較高質的新聞或花時間查證，大量劣質資訊便在網海流傳。

電影以《飢餓的蘇丹》這幅新聞相片引起觀眾思考，記者Kevin Carter在發生饑荒的蘇丹拍下了一名瘦弱、無力前行的女孩，有禿鷹在旁對她虎視眈眈的相片。[1] 電影以它展開討論：究竟作為記者，應先拍照還是先救人？此外，電影中一記者在快倒向女孩的鐵架旁邊，忙於調校相機以拍攝「慘劇」的獨家照片，及後男主角輝爺救了女孩，電影藉輝爺的話批評這是瘋狂行為；電影將相中的禿鷹與女孩比喻為記者和被追訪的對象，記者在旁等候事主死亡；雖然該相片令社會大眾關心蘇丹的情況，Carter更因此得到普立茲新聞特寫攝影獎，但卻被指見死不救，最後令他自殺身亡。事件引起大家對傳媒職責與道德倫理討論：除了記錄真相，記者還有救人的責任嗎？

此外，「飢餓與進食」也是電影所用的意象：傳媒是尋找和報道真相的機構，還是以「生存」為由，常常stay hungry（保持飢餓狀態），找尋可被報道（吞吃）的目標（獵物）？以及有沒有stay foolish（持守虛心），沒有預先設下「聰明」的政治立場，持平地報道真相呢？

最後，受疫情影響，電影小組於2021年暫停，但仍會繼續在這裡為大家分享電影。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收看「媒體解碼」短片，按此進入

《讚爭》一書提到當大家在社交媒體按讚和分享，原來足以參加一場戰爭。到底社群媒體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美國智庫的戰略專家辛格（P. W. Singer）及衝突與社群媒體方面的專家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合著的《讚爭》，提到別有用心者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發動戰爭的真實個案。在新型戰場下，我們可以擺脫他人的操縱嗎？我們以生動的手法及以短片形式為大家闡述書中部份內容。

收看「讚爭」短片，按此進入

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大家在網絡上看資訊時，會不會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同，很多人都轉送有關資料，所以沒有仔細看清楚或作查證就完全相信？美國記者及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有一名句：「當眾人看法都相同時，就是沒人在認真思考。（When all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 [1] 這句話仿似是警鐘在筆者的耳邊敲起，是一重要提醒。

在大數據之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掌握用戶的喜好，它會先呈現用戶喜歡、關注的東西，而用戶自己也會主動讚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專頁、加入有關群組，與喜好相近的朋友作互動交通，同溫層便這樣慢慢形成，而大家在社交媒體裡，看來看去都是大家認同的意見，在同聲同氣的回音廊中，就會聽不到其他的意見，或會覺得其他的意見只屬少數。而令我們聽不到其他聲音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將我們喜歡的東西「餵」給我們看，這些資料是名副其實的News Feed（即facebook的動態消息，直譯就是消息餵養）；而另外一半就是因為我們未夠主動去看社交媒體以外的資訊、新聞及書籍。

當然，多看不同的說法，聆聽不同的聲音，會幫助我們去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但我們仍舊要謙卑，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或許我們是身陷在資訊戰中，被操控著看特定的資訊而不自知。

網絡的成長及轉變

互聯網的「成長」經過很多轉變，當中傳播訊息方式及演化，其實也是源自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但新的傳訊方式與過去完全不同。經過印刷、電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文字傳遞到聲音、影像，到現在光纖、數位化，將以往媒介的訊息由一對少數、變成多數，再變成互動；傳訊時間亦大大縮短，訊息數量也變成海量。簡單而言，單一訊息可以很快送往全球，也可跨過語言障礙，傳送到不同地區。訊息每分每秒的，一則又一則的加入，數以百萬計地傳送，既交集又累積。

當中的變化還包括了話語權，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看似變得自由，這也是一些人對網絡上社交媒體曾有過的想法，Twitter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曾說：「我原本以為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言、交換資訊和想法，這個世界自然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錯了。」[2] 當人和人以為社交平台可以成為輕鬆打交道的地方，卻不知不覺讓它成了政治戰場，或買賣交易的地方，而資訊本身就轉換成武器，影響著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如何回應及相應的行為。

網絡成為思想控制之地

當全球約40億人在網絡上交流著、分享著，它變成一種互動的生態，亦可想像這會是一個收集資訊、追縱敵人、分析行為、游說別人、互相辯論、甚至是侮辱欺凌別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個地方。

將網絡說成一個戰場，大家或會譁然，但這樣的戰爭卻是實在的發生，而且不是用槍、彈。強硬一點的，是由網絡數據流動入手，切斷網絡或設流動的限制，即是分區作出控制，以令一些資訊未能流通，或需要經過審查。更甚的是以評分制度來監控人們的言論及網上行為，甚或日常生活。未知香港於哪天會步入這境地。

而軟的呢？有些工具在戰爭時會使用，現在轉用於網上的，就是製造一些虛假情報，由可信人物或信譽高媒體，透過在社交媒體的人物、或在網絡中的敘事，影響大眾情緒，鼓動大家作出一些行動或決定。也就是以故事，刺激人們的行動反應。網絡使用者很容易不自覺跌入這場資訊戰中。

不自覺的被「洗腦」

我們之前的文章亦曾提及網絡充斥著假新聞，而假新聞的數量與傳播速度是高於事實報道。這代表著真實的資訊是會被淡化及被排擠。網絡上存在著很多訊息製作機器、網軍、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時事評論員……他們有很多讀者或信眾，有很多點擊率，吸引人閱讀及瀏覽。有時，我們或許在相信其內容之先，也要花點時間去觀察這些媒體或人物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或立場有否改變，我們是否已被「洗腦」？

我們要知道在網海上，可能會遇上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究竟是在說事實還是在捏造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停留於同溫層，除了要小心查證以外，有些報道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沒法知道真假的，我們最好暫時不下判斷或行動，繼續觀察。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我們於網絡上的言論及行為習慣，是會被觀察及被分析的：你在臉書如何回應事件？你會否對一些事件有過度的反應？你的生活作息如何？常在哪裡流連？你的居住環境如何？可能你不知道，但極可能有人十分關心及留意你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就算不是針對你的關注，但社交媒體仍是會記下每個用戶的活動數據以作分類和分析，及向用戶餵飼不同的廣告及訊息。如我們避不開仍要使用，也可以留意不要上載太多個人資料。如登入搜尋平台時可以用匿名身份進入，以減少自己搜尋的足跡被記錄下來。

（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P．W．辛格〔P. W. Singer〕及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著的《讚爭》〔LikeWar〕一書。）

（本文原載於第132期〔2020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近月社會抗爭運動中，記者與政府官員關係可謂跌破冰點，官員開記者會只說自己想說的話，無視記者提問，記者需再三請官員回應，甚至質問官員，更出現記者用抗爭形式表達意見的情況，官員則以避答或取消記者會來回應。記者原本第四權的角色不斷被沖淡的同時，巿民亦漸漸發現官員的霸道，同時令人思考記者與官員的關係，以及我們應如何看新聞事件。

記者作為官民溝通的非官方渠道，本來就是將巿民意見，透過提問方式要求官員回應。記者和新聞機構只是一個代言人，當官員回應有關提問之後，記者透過文字、聲音或影像將之轉達給巿民，這本來就是新聞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政府官員，由於有權決定記者會的日期、時間、地點，因此亦掌握了所有事情在甚麼時候發生的話語權，因為只有他們肯說話，政策才會有機會推展，而且工作是在公眾知情下進行，傳媒才有機會向官員提問。所以，只要政府願意開誠佈公，傳媒大多數情況都相信政府提供的資訊，並會將之傳遞。在太平盛世的日子，除非傳媒機構自己找到獨家材料，否則報道官方記者會的內容，本來就容易淪為官方喉舌，單向傳話給巿民；而為了作平衡報道，傳媒最多會找一個與政府意見不同的學者或壓力團體回應，這已經是非常不錯。

不過，政府如要傳媒報道官方的觀點，必定有一個前設，就是政府開記者會時準備充足，回答時合情合理，也能照顧不同意見的提問，但這幾個月的記者會中，官方發言往往只是自說自話，而沒有任何實質資料和證據。部份警方記者會所提供的所謂資料證據，往往只是一面之詞，有的甚至不能自圓其說，當傳媒要求官方進一步澄清時，政府官員往往無言以對，只能以官腔（line to take）回應，答案有如人肉錄音機，傳媒和公眾當然不會輕易收貨。

不收貨是一件事，但記者用甚麼用行動來回應，卻是另一件事。持續半年的警民衝突事件中，大量警察與記者在前線既有誤會，亦有衝突，加上事態發展之戲劇性，以及部份官員的過火言論，在在挑起記者的情緒。先有官員深夜召開記者會但只以官腔應對，最後弄得記者問她會否「落地獄」；之後有記者在記者會中咄咄逼人，要求警方和官員回應巿民和抗爭者的質疑，甚至後期記者互相「合作」，有記者著官員先回答某台的問題，因為官員的回答沒有正面回應等等；同時，因著有記者在採訪抗爭的現場被警方無禮、不尊重，甚至粗暴的對待，記者和記者群體多次以不同方式在警察例行記者會上，表達對警方使用暴力的不滿。

及後政府當局不但沒有回應相關的質問，更質疑部份傳媒散佈謠言、沒有報道真相、甚至扭曲事實。事件同時也引來新聞界批評，認為政府在記者會未有澄清事實，反倒過來批評傳媒，做法令人反感。

記者應以一個第三者的角度，冷靜地處理不同消息來源的資訊，政府當然也只是其中一個消息來源。理論上大家應該比較相信政府所提供的資料是準確的，但如果事與願違，記者只能從不同方向尋找事實。例如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爆發期間，政府最初不願意公佈哪些大廈有人患病，令全城都在擔憂，於是有人透過互聯網尋找疑似有受感染人士的大廈，列出名單，傳媒亦有相關報道，及至最後淘大花園爆發大規模感染，政府才選擇公佈有關資訊。可見傳媒有責任要「打爛砂盆問到篤」般要求官員提供資料或澄清，這是記者的天職。

記者同時也有責任去查找政府的不足。傳媒作為第四權，政府開記者會理應預料記者不一定會按政府的議題去提問，因為傳媒不是官員的傳聲筒。當然，我們亦不認為記者應該指罵官員，當記者指出政府的問題，官員應該有足夠的準備和氣度去回應不同角度和深入的提問、甚至指責。同時，巿民也不用因為記者問了關鍵的問題，就將記者捧成人民英雄，事實上這只是他的職責所在。

因為記者要冷靜處理資訊，並在記者會中盡量請官員回應，以查找不足。是故專業的記者在記者會中應能控制自己的情緒，並要相信讀者、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看到官員的回應就能分辨當中真假，毋須記者代勞。相反，記者若有自己的意見想表達，可以透過其他場合，甚至自己開一個記者會，將自己的意見好好表達。在使用公權力的場景中，嘗試去表達自己或者自身群體的想法或者意見，始終有商榷的餘地，記者應盡量專業地保持客觀中立，這是比較好的做法，因為記者不應成為記者會的主角。

部份記者與官員衝突的事件

有不少報道指出，網媒《香港01》在區議會選舉前夕，以評論編輯室名義上載了兩篇文章：〈甚麼人不符合出任區議員應有的品格和德行〉及〈政治素人空降區選　讓他們鍛煉多四年〉，並於文章中表列了19人的「香港01不支持候選人名單」，[1] 及184人的「香港01不支持空降素人名單（1-5）」。[2]

而文章更引起了《香港01》內部一群編採人員發出了實名聯署聲明，[3] 指評論沒列出「不支持」原因，有欠公允，有失專業，不符社會對大眾媒體的期望，文章亦不能反映及代表編採人員的意見。

《香港01》刊出的兩篇文章，可能涉嫌違反選舉管理委員會公佈的《區議會選舉指引》（第十章《競選廣播、傳媒報道及選舉論壇》中所指出的「公平及平等對待的原則」，以確保「各候選人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及「不會優待或虧待任何候選人」），[4] 以及《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5] 另外，更有大律師認為文章涉嫌犯規，選舉管理委員會和廉政公署都應該跟進，請媒體提供合理理由，為其「涉嫌發佈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作免責辯護。[6]

另外，有些紙媒其實也有為黨派或立場努力宣傳，如在報紙A1頁大字標題寫上「踢走保皇黨」、[7] 中間連頁刊出「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A10、A11頁並沒列明是否競選廣告）、〈民主派推薦候選人名單〉（網上版）；[8] 又或將報紙設計成選舉特刊，將建制派「告急」候選人名單及推薦、給讚等內容列出。[9]

細閱內容，對於報章支持的立場的候選人當然「有讚冇彈」，而對同區其他候選人則只是一句輕輕帶過，各候選人是否「有公平及平等機會獲得報道」，相信大家心中有數。

不少香港的媒體都有自己的立場並在不同程度影響其報道手法，作為讀者了解各媒體的立場和常用手法，有助我們懂得如何判斷其內容的參考價值，不會輕易被別人誤導，而在投票前應多參考幾個不同立場媒體的報道，做多點功課，客觀地看參選人以往的經驗和政績，以及曾為地區做過的服務，從而選出心目中較理想的一位，或認定自己最不值得支持的候選人都是重要的。

早前一群抗爭者被警察圍困在香港理工大學，當中有傳媒於晚上拍到片段，發現有抗爭者在天橋上游繩，之後由電單車接應載走，據說大約有100位抗爭者成功逃脫，部份則被警察發現後在前面路段放催淚彈追截，最終被捕，這個逃亡路線被傳媒曝光後，抗爭者被迫回到校園再找其他路線突圍。

事後有網民批評，記者不應即時報道所拍攝到的逃生路線，應該在事後才報道，因為不少抗爭者最終因為傳媒太早將位置曝光而未能逃脫。問題是：記者應該因為他們在逃亡，明知報道出來可能有助警察追捕而不拍攝嗎？

換一個角度問，如果記者見到多架警車從警署中出來，駛往某一個方向，甚至見到有直升機同時向同一方向行駛，其他人可以因為不應該披露警方部署為名，而要求記者不准即時報道所見到的情況嗎？

答案很明顯，記者是負責以客觀、公正、持平的態度，不偏不倚地以第一現場的視點報道新聞，因為公平公正，記者本來就應該拍攝自己在現場所看到的情況。任何要求記者不要拍、不要報的人，某個程度上，都是在干預新聞自由。同樣道理，記者在抗爭期間，一些示威者在禁蒙面法生效之後，自己雖然沒有蒙面，卻強硬要求記者不可以拍攝自己的樣貌，因為怕被點相、篤灰（告密），其實這個要求同樣是不合理的。一般來說，除非即時報道會導致一些人的生命受到即時危險，例如脅持人質或擄人勒索的案件，否則應否即時轉播是新聞價值的考慮，而不是考慮任何一方個人的利益或意願。

在此必須強調，不要阻礙記者拍攝這要求，不單套用在抗爭者身上，也套用在政權、警方身上。其實，警方對記者的不禮貌和阻礙記者拍攝的情況，比起抗爭者更嚴重。警方亦也不應該要求記者去一個無法清楚看到實際情況的「示威區」或「記者區」拍攝。警方其實有責任協助新聞界採訪他們的執法過程，因為有了記者在第三者的角度去拍攝整個執法過程，社會才會相信他們是公正執法，若處處設防阻礙甚至驅逐記者，令記者不能做合法採訪，拍不到應該要拍的，不但令警察和記者關係惡化，亦會令警民的衝突和矛盾更加嚴重。

記者，尤其是正式的記者，其天職就是採訪，或者你以為他們總是在監視著你，但實際上他們亦是在保護你，不能夠輸打贏要。當然，市民大眾亦期望所有記者，無論如何也要專業地做新聞工作，盡力地將他們所見所聞拍下、寫下，各界請盡力配合。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兩個月前，小編在本欄訪問了兩位朋友，他們透過交友app（手機應用程式）認識，之後拍拖結婚收成正果。不少人驚訝問：明光社為何「鼓勵」網上交友，並訪問成功例子？明光社明白面對新世代，網上交友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部份。在網上交友和在一般社交場合交友一樣，其實都得小心謹慎。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社交場合交友，從來都有界線和分寸，理論上就不會在網上交友時失守，但假若大家有雙重標準，則有可能遇上不同的問題。

阿強（化名）早在20年前的聊天室和討論區時代，就相約網友舉辦網聚。他說：「以前好簡單，有相同興趣的人就聚集在一起，互相確認對方的網名，實際上也不會問對方真實姓名。大家就著相同的話題聊天，有些後來發展成為固定的聚會，另外一些隨著人來人往就會分成不同小圈子，或者無疾而終（沒有再聚會了）。」

阿強參加的圈子，多數是一些「興趣小組」，由玩遊戲，攝影，唱K，砌模型，甚麼都有，也會互相幫助。他說：「有相同興趣的人這樣聚集在一起，就興趣而聊天，互相交流心得，也會搞些與興趣無關的『吹水』，糖水活動，難得志趣相投的朋友，大都十分珍惜這些情誼。」

這些興趣小組發展到今日，不少人即使平時沒有參加甚麼網絡活動，也會自己組織網上群組，例如居住同一區的朋友會聚在一起，透過群組交流區內資訊；有的父母會去找與子女同一天出世的小朋友群組，之後一起搞生日會；喜愛製作某些小手工的，會在群組分享自己的作品；購買某一個型號汽車的人，也有自己的車會網絡群組。這些群組除了交流心得外，近年更興起組員一同購物的風氣。

負責管理其中一個這類群組的阿德（化名）表示：「群組只要集合好幾百人，發起團購的話，因為興趣相投，容易成團，拿著幾百個名字就直接交給總代理，可以拿到一個更好的價錢買相同的東西，有些代理商更會直接到我們的聚會推銷產品，因為他們的目標客戶，十居其九其實已經集結在我們這些群組了。」

不過，這種「因利益而結合」的關係，不很穩定。例如新生嬰兒群組，初時會有很多公司來推銷嬰兒產品，但孩子長大後，各人的需要不同了，群組自然流散；一些搞團購的小組，後來發現產品出現問題，事情鬧大了，一起買東西的人會感覺自己被連累，也不願意再參與群組活動。部份群組後來更發現原來搞手就是透過這些團購活動賺錢，或從買方和賣方中間獲得好處，令事情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認為加入網上社群，或者在網上交友時，宜先留意整個社群的方向、目標和互動模式，例如群組是否會辦團購，還是純粹聊天，會否有網聚，活動的內容是甚麼等。在聊天過程中，和一般交朋結友一樣，要了解群組聊天的內容。一旦遇上大家未能接受的內容，要考慮是否繼續討論或者退出。如果要在當中消費購物，更要留意其中的使用條款、保養等問題，畢竟只是群組代購，售後服務可能也只是群組「捱義氣」代為處理，貨品沒有原廠保養，大家得衡量一下當中的利害。

網上交友是一件開心事情，但也要小心為上，以免受騙。如果大家能加入一個好的群組，可以認識很多有趣的朋友，擴濶生活圈子，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