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能力」之上的上帝

奧運會是四年一度世界盛事，除欣賞運動員精彩絕倫的表現外，運動員的體育精神也值得大家稱讚，當中女子沙灘排球金牌戰，出現了一段小插曲。

該場比賽由巴西對加拿大，第三局時雙方出現了小誤會，球員隔著球網口角爭執，氣氛僵持不下，這時場內DJ突然播放約翰連儂的經典名曲Imagine，雙方球員聽到音樂響起，立時回復平靜，甚至露出微笑。一首歌頌無分彼此，和平共存的經典名曲，瞬間化解了場內緊張的氣氛，觀眾更一同大合唱——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for today”。最後巴西勝出奪得金牌，在頒獎禮上，兩隊球員互相擁抱，selfie合照，將比賽期間的衝突拋在一旁。

Imagine一曲想像了一個沒有國家、沒有宗教的大同世界，那裡沒有戰爭、沒有饑荒、沒有貪婪，世界上所有人沒有私有財產、彼此分享，和平共存。雖然這個大同世界並不存在，世界上仍有不同國家和宗教，但彼此尊重、和平共存仍是人類的共同願望。

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有一個傳統，就是各城邦在運動會前後休戰。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則由1992年巴塞隆納奧運開始恢復這傳統，聯合國在翌年通過了奧林匹克休戰議案，並呼籲各國在每屆奧運會期間遵守休戰議案，隨後亦在殘奧會期間作出同樣的呼籲。但其實在今屆奧運會期間，世界角落的炮火從沒有停止，俄烏戰爭持續，以色列繼續轟炸加沙地帶，更對黎巴嫩展開空襲。這些衝突背後涉及歷史和政治等錯綜複雜的因素，要化解談何容易。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可能只是一個想像，但也是我們的禱告，祝願世界和平。

參考資料

巴黎奧運｜女子沙排金牌戰球員爆口角　現場DJ神選曲一秒淋熄怒火

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9%AB%94%E8%82%B2/1046621

（香港01．2024年8月13日）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連場大雨的週六，天文台更三度發出黃雨警告，在教授興趣班過後拖著疲累的身子，正考慮要不要再冒著雨坐車去宣道中心聽黃綺琳（Norris）這位追夢者主講的交流會……在掙扎中覺得這不也就是追夢者的感覺嗎？好，堅持一下，去吧！聽著Norris的分享，確實知道電影《填詞L》除了是她作為一個填詞人的歷程以外，也是她作為編劇、導演的一種實踐及堅持，並與一班有心人互相支持的一件寶貴的結晶品。從她豐富的分享中發現，追夢是未完的競賽，因為就如她電影所描述，就算她在填詞比賽中成了冠軍，簽約成為了唱片公司旗下的合約填詞人，她仍要與其他的填詞人競賽，填了詞也不一定會選中你，採納你的版本。電影拍完了一部，也要繼續拍另一部，夢是一直向前走的，沒有「追完夢」這回事。

另外，要完夢，尤其是一個很大的夢想，需要很多人互相支持、一起成全。電影《填詞L》也就是她得著監製黃鐦的支持，拍得一天得一天的去完成這個電影。Norris說拍電影一天約十來萬元，每次籌夠二十多萬元就拍兩天。整部電影拍了15天完成，就是這樣一步一步的拍，再後期慢慢的剪，約200多萬元就能夠完成（但其實整部電影如果沒有有心人「拍膊頭」幫忙，要付足費用的話，成本起碼要700多萬元才夠。）連她自己也奇怪，不知為甚麼就是沒想過這電影會拍不完。筆者深感有這種有多少拍多少，見步行步都要把它完成的堅持，實在不簡單。

Norris分享到夢想似是一個個暫存的泡泡，「暫時未能做到的，如stop motion （定格動畫）電影、音樂劇電影等，需要很多資金才能拍到，那就把它們變成一個個的泡泡放在眼前飄著……」她的夢不只一個，要看時機才能實現。筆者十分欣賞她面對困難的心態，每次當她遇到阻礙，她會認為不順利是正常的，是一個讓她改進的機會，她更喜歡以靈活的方式去面對及作出改變，讓事情可以完成之餘，還比之前改得更加好。追夢的路還漫長，相信天父會按祂的心意，讓「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希望不單止是追夢的人可以互相扶持，也願大家如見到有夢想的人，幫他們一把，使他們夢想成真。或許也能把你的夢想也燃點起來。

參考資料：

〈《填詞L》的追夢者——與導演交流夢想實踐〉。基督教宣道香港區聯會。2024年6月15日。網站：https://cmacuhk.org.hk/2024/06/17/%E6%96%87%E5%8C%96%E6%B4%BB%E5%8B%95-%E3%80%8A%E5%A1%AB%E8%A9%9El%E3%80%8B%E7%9A%84%E8%BF%BD%E5%A4%A2%E8%80%85%EF%B8%B0%E8%88%87%E5%B0%8E%E6%BC%94%E4%BA%A4%E6%B5%81%E5%A4%A2%E6%83%B3%E5%AF%A6/。

早前在台灣，新任總統賴清德在其就職演說當中，強調了「兩岸互不隸屬」，引起內地的不滿。中國大陸官媒央視新聞在該演說結束後，便於微博反擊賴清德的言論，指：「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也永遠不會成為一個國家」，後來不少台灣的歌手紛紛轉載央視新聞的帖文，歌手蘇見信也於微博發帖支持統一。而台灣著名樂隊五月天於北京鳥巢開演唱會時，主音阿信在現場表態說：「我們中國人」，五月天表態後，facebook現了一位自稱是五月天忠實粉絲的網民寫了一封「分手信」，表示對五月天感到失望，又提到自己對樂隊的投入程度曾經非常瘋狂。可見歌手表態一事，破碎了一些粉絲的心。

其實，一位歌手之所以會吸引人，除了其唱功之外，其展現出來的氣質、言論、行為、價值觀以及在歌詞表達出來的信念都可能會成為粉絲欣賞他們的元素。歌迷對其支持的歌手、甚或偶像有期望是很自然的，試想像一下，一個歌手就算唱功了得，但到處生事，如吸毒、打架等等，相信也不會有太多人喜歡他，而事實上也有不少歌手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結果大大影響了他們的演藝生涯。五月天向來給予人的印象都是青春、夢想、熱血、革命，這些都是從他們的說話、歌詞中看得見的，不少粉絲也會對他們產生一定的期望。若然他們說一些話或做一些事與其一貫形象相違背，這些粉絲自然會感到失望。至於他們為何說這樣的話，表這樣的態，大家未必能知道確實的原因，也不能一概而論地說是政治或利益輸送問題，真正的答案，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近年一些歌迷、網民、甚至政黨人士和官員，很喜歡逼人表態，其實，作為歌手、藝人，有時對政治未必有深入的了解，亦不擅長面對波譎雲詭的政治世界，而且不少問題有時亦不一定是非黑即白，豈能在台上三言兩語便可以說得清楚。在當前欠缺包容、立場尖銳地對立的政治生態，對許多不擅長政治論述的藝人來說，其實是一個令人太沉重的挑戰，一不小心、粉身碎骨，何必逼他們作政治表態呢？將政治強加於文化、藝術、電影、體育和宗教等等的領域，其實並非好事，請不要將舞台變成批鬥場，在不包容的政治氛圍之中，有時毋須表態對大家都是一件好事。大家喜歡一個藝人，不代表一定要認同他／她對每一件事的看法。正如大家不會喜歡聽一些政客和官員在大家面前搶著拿咪獻唱（其實是獻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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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歌曲要有曲、詞，而粵語因為有九聲六調，粵語歌普遍會先譜曲後填詞。填詞人要寫得「啱音」、言之有物，又要押韻，就要經常磨練。若想走商業路線，寫出流行曲詞，並讓自己的作品於大眾媒體中播放，在未有社交媒體的年代，真的不是易事。電影《填詞L》就是講述女主角羅穎詩，夢想成為CASH（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歌詞作品可被大眾聽見，追夢路上遇到的事。

戲劇中的「衝突」

電影、戲劇要有「戲」可做，就要有「衝突」（亦可以是矛盾、鬥爭）。當角色有慾望，有想要或想追求的東西時，在他追求的過程中出現了阻礙，這樣「衝突」就會出現。在面對衝突時，演員（actor）要作出行動（acting）來解決衝突，劇情就會有所推進，角色也會在過程中出現「改變」（往往是心態上的改變）。《填詞L》主角羅穎詩身邊的人，大都支持她走填詞路，電影中沒有惡人與她對著幹，那還會有甚麼「衝突」出現？

其實「崎嶇的人生」也可以是「衝突」。羅穎詩強烈渴望達成夢想，這想法成為一種慾望，在追夢的過程中卻遇到重重難關：校內演出被「腰斬」、歌手灌錄了新歌卻未有出碟、贏得填詞人合約卻失去填詞機會、唱片公司要歌不要詞、遇上有夢想的老闆但公司卻要倒閉等…… 際遇可謂坎坷。她所面對的「衝突」不是由人引發，而是人生中一浪接一浪的打擊與失望，她在專業的領域中一邊學習、一邊浮沉。面著不同的挑戰，她就不斷的在對自己的肯定與否定、跌倒與撐起、想放棄與被鼓勵之間遊走。最後，這些經歷成了她的七個lessons（課堂）：「啱音」、「押韻」、「0243」、「情歌」、「CASH會員」、「填詞人合約」和「出街歌」。

就算掙扎也不言棄

平凡的人生未必會遇見離奇古怪、懸疑十足的事情，但向著目標的途中，往往不會那麼順心，「衝突」隨即出現。生活困苦、家庭關係破裂、意外、生離死別等，都影響著我們的步伐，都會令我們採取「行動」，與其搏鬥。或許，「畀啲掙扎」去過人生才夠挑戰？還是這就是所謂的「人生如戲」？無論如何，藉著主，信徒在世上都成為了「一台戲」，給天使和世人觀看（林前四9），縱遇困難，我們都可以起來「行動」，盡力嘗試，不輕易放棄。

早前歌手方皓玟因參與無綫電視的音樂節目而惹爭議，事情發酵至今，仍有持不同意見者在網上發表自己的看法，爭拗持續。

方皓玟在社會運動期間，某些歌曲的內容似乎與抗爭者的理念遙遙呼應，例如，《人話》、《你是你本身的傳奇》等，所以在部份香港人眼中，她是某些立場的人的同伴。而她某天突然預告自己將會參與無綫電視音樂節目《J Music》，並與新晉男團LOONG 9成員、外號「妙音龍子」的冼靖峰合唱《分手總約在雨天》時，立即惹來熱議，有網民在討論區直指該電視台的立場有別於方皓玟昔日公開的立場，部份人為此感到驚訝，甚至有網民問：「仲唱唔唱得出《人話》？」

不少網民仍不斷詢問她為何上該電視台的節目，更有人稱要unfollow她，方皓玟在本週一亦開直播回應事件，她稱：「我唔覺有咩問題，歌手都想多啲機會去推廣自己嘅作品，任何平台都歡迎，自己係好隨意，覺得冇所謂。」亦有人說她在宣傳新歌《人間垃圾》時，似在含沙射影，在介紹歌曲理念時曾提到：當你看別人不順眼時，反映著自己其實也有許多問題。

不過，歌手被政治立場騎劫已經不是甚麼新鮮事，只要某些歌手做了一些事情，例如與某人合唱，上某節目表演等等，一旦與部份人所期望的不一樣，就會遭到他人批評。其實方皓玟已經表明自己的想法，就是她作為一個歌手需要宣傳自己的歌曲，用甚麼平台也沒有所謂。想增加作品在不同平台的流量是自然的事，若然某部份人士要求她不能上某個平台宣傳作品，為何不提高自己對她的支持度？加上，參與某平台的節目亦不能代表歌手就是支持某立場，更多的情況是視該平台為踏腳石，宣傳自己的作品。反過來說，若某些平台刻意封殺所有持不同立場的歌手，大家又會怎樣看呢？

最後方皓玟亦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她問：「有冇真係去了解呢個人嘅背景，佢背後發生咗咩、有咩苦衷，又或者佢以前做過咩呢？」而這種未審先判的網絡文化，正正造就了不少的網絡欺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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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Take，簡稱TFT，是一個在2019年在YouTube建立的日本音樂頻道。該頻道會邀請歌手或作曲家以一鏡到底的形式完成表演，影片不會分段錄製、補錄或後期編輯，即使失誤也會被完整記錄下來。就如頻道所標榜：「在全白的錄音室裡，有一個麥克風。這裡只有一條規則：只有一次機會，就如人生只有一次。」雖然頻道瀰漫著一股神秘氣息，但被邀請上去的表演者，都會感到榮幸。

過去TFT頻道只會邀請日本本地的表演者，後來又進軍國際層面，會邀請不同國家的表演者參與錄製影片。過往香港亦有少部份歌手獲得邀請，分別為陳柏宇和男團MIRROR的部份成員，早前歌手林奕匡亦作為香港代表參與錄製，影片亦在上週上架。

林奕匡在TFT錄影中演唱其成名歌曲《高山低谷》，這對於林來說是一次意義重大表演。《高山低谷》是林奕匡10年前的作品，也是決定他是否能夠繼續歌唱事業的作品，其中的歌詞記載著他人生重要的一刻，也提醒他不論在高山或低谷都要堅持走下去，縱然未見終點，也不能夠放棄。而結果就是因著這首歌，讓他重燃希望。對林來說，能夠登上TFT最重要的意義在於，他能夠代表香港，以廣東歌演出，讓全球都能認識廣東歌。

對於認識他的人來說，也會為他感到高興，一個努力不懈的人，除了能夠代表香港登上TFT，也能讓香港以外的人認識到他。《高山低谷》雖是經典作品，但林亦有不少值得欣賞的作品，例如《安徒生的錯》、《有人共鳴》等等。作為香港人，看見有人為廣東歌感到驕傲、努力追尋夢想，然後衝出國際，讓更多人認識他，也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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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本地流行曲的頒獎禮，除了電視、電台會舉辦之外，亦有一個由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所舉辦的「CASH金帆音樂獎頒獎典禮」，由業界人士提名及投票，選出每年優秀音樂作品及歌曲演繹，目的為表揚於過去一年的指定期間內在香港作首次商業發行或演出之音樂作品，亦希望提高公眾對香港音樂藝術質素的認識。

2023年度CASH最佳歌曲大獎及最佳歌詞，是由林夕填詞、香港樂隊KOLOR主唱的《52赫茲》。「52赫茲」是一條鯨魚的名字。鯨魚在海裡是用牠們的聲頻來互相聯繫，但「52赫茲」歌聲比同伴的頻率高，所以不能被同類聽見，因此被稱做「世界上最孤獨的鯨魚」。筆者閱讀歌詞，其意思大概是：歌者像那頭孤獨的鯨，心聲或價值觀只有很少人能明白。偶有同行者，但對方頻率可能會偏離。自己不懂得如何再去溝通，會感到孤獨、難以互相理解，想尋找同樣頻率的聲音，想聽到別人共鳴。

在社會上，有多少人是這種「52赫茲」的心境或處境？自己或許不懂如何說，也不想去說出來，身心卻就困於孤單、寂寞之中。直到在報紙上看到一宗又一宗的悲劇，人們才知道他們的苦況。作為親人、友人，我們又能否主動地去聽，想方法去理解、去同行？就似是歌詞副歌最後的兩句：

「你聽清楚     你願意苦海中同行       當初也像我
但五十幾赫茲如何     可聽得到共鳴        如鯨歌」

不同的理念想法、處境之間，我們能否有機會同頻呢？

（*作者亦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

有關「52赫茲」的故事：
Gilver。〈世上最孤獨的鯨魚「52赫茲」，你還獨自在唱寂寞的歌嗎？〉。泛科學。2017年1月18日。網站：https://pansci.asia/archives/112793。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1月1日舉行、一年一度的《叱咤樂壇頒獎禮》非常精彩，亦看見香港樂壇出現許多新氣象，不少人仍努力撐起整個樂壇，最後，最多人有興趣的「我最喜愛男歌手」獎項由張敬軒（軒公）獲得，那麼，究竟張敬軒有甚麼魅力獲得這個獎項？

其實張敬軒自從2006年開始，在《叱咤》中大部份時間都在該獎項的五強之內，10年前當陳奕迅準備迎接10連冠時，便被張敬軒打破看似無法逆轉的局面，拿了第一次的「我最喜愛男歌手」，他的受歡迎程度當然不俗。過往他在保育上亦有出一分力，例如自費以每月約20萬元租住二千多平方呎、香港大學轄下的二級歷史建築物、購入香港僅存的Avon錄音室等等，除給予人謙卑、成熟、願意培育新人等等印象之餘，同時也表現得非常「貼地」。在《叱咤》的前夕，為了拉票，他亦化身為「港姐」落區拉票，分分鐘比不少議員的拉票行動更勤力，此舉也給予人「貼地」的形象。此外，活躍於社交媒體的他，對於負面的評論也回應得滿有智慧。

最後不得不說，雖然擁有成熟、謙卑、「貼地」等的品格的藝人大有人在，但張敬軒能夠不將自己所得的尊榮都全然視作自己的努力，而是活出信仰中真正的謙卑：知道自己一切的榮耀都從神而來，再將這些榮耀都歸於神。他從不忌諱在公眾場合談及信仰，在演唱會完結時會感謝神，獲得獎項亦將榮耀頌讚歸於神，更在社交媒體分享信仰生活。在世俗化的時代下，惟有言行與信仰一致的見證，才令人感到信仰的臨在，就算現今的社交媒體充滿著仇恨言論，亦不見有人就著張敬軒的信仰來攻擊他。縱然我們只能透過電視鏡頭來認識他，「軒公」確實也給我們上了一堂信仰課。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移居外地，或許不少人也有著筆者類似的經歷。當友人關心問候一句：「你平時做D乜？」頓時，感到語塞，不知如何回答。「平時做D乜」就是日常做甚麼事的意思。這問候會對以辛勞、勤快見稱的香港人帶來一定的困惑。香港人一般會把「做D乜」聯想到與職業工作或其他跟謀生相關的事情。只是，初到英國的異鄉客，大部份也未能這麼快找到工作。若有幸找到工作的，也不一定是過往高薪厚職的專業，故回答友人善意的關心時，難免有一點猶疑或迴避，總不能隨便地回答說：「我平時要為家人料理早午晚三餐」「要掃地、吸塵、洗衫」「要接送孩子上學」「要修剪雜草」「要學車、學英文」……雖說工作無分貴賤，但亦難說：「我正在當速遞送貨員、清潔工人」「我在超市、貨倉、食店、工廠上班」……

當然，一句「你平時做D乜？」的問候，是講者無心，聽者在意，但亦予人一些反省。

無可置疑，身在外國，整個生活節奏變得截然不同。過去，香港人一天完成十件事也覺得自己欠缺效率，現在，十天才能處理一件事，反成為生活的常態。筆者曾有這樣的經歷：與某連鎖傢俱店約定了回收退還的貨品。在預約的當天，由早上7點在家守候到晚上7點（因店家只提供收貨的時段，並沒有準確時間）。而當天店家可在毫無通知下失約。翌日再聯絡，其解釋是「因天氣太差，收貨人員未能到達」。再安排，卻要在一個星期之後。而更令人沮喪的是，在下一個星期的約定日，情況竟再重複一次！在這樣的生活日常，既是累人的等候，亦是學習「忍耐」絕佳良機。「平時做D乜」的「平時」，可能有不少是花在重複處理一些簡單的事情上。「不動怒的忍耐（或等待）」或許是來英港人最先所學習到的「新技能」。

「做D乜」往往意味著所做的是一些「有價值」的事情，而香港人的生活價值總是離不開「工作」。讀書取得好成績就可以選讀較有前途的學科，能覓得較佳的工作；努力在工作上有所表現，或工餘持續進修，為的是爭取升職的機會。如果回答「做D乜」是：看小說、聽音樂、喝著咖啡看天上的白雲或到外邊跑跑步、拍攝路旁的小花、靜觀湖上的野鴨天鵝、沿著河邊踏單車，這似乎容易被介定為「不務正業」或「荒廢時間」。

只是，若有一天，要你挑選幾個人與你住在一個不愁衣食，但沒有互聯網的孤島生活時，你會否選擇企業家、銀行家、大老闆、工程師、醫生、律師、股神……這些有「成就、成功」的人為伴？

而我，大抵會選一個文學家或詩人，一個音樂家或歌者，一個話劇演員或小丑，更重要的是一個能與我喝著咖啡，荒廢時間地呆坐半天細察白雲夕陽、聽聞花香鳥語……不務正業的伴侶。

隨著自由主義不斷發展，社會追求開放、人權以及創新，以致不少弱勢社群的地位開始提升。以往被歧視，很少發言機會的群體都可以相繼發聲或提出指控，例如2017年的「#Metoo」運動便是指控一些人的性侵行為，後來不少人透過在社交媒體以標籤「#Metoo」來表示自己曾經被性侵。[1] 又例如黑人或性小眾都經常會成為創作題材，有時更為了「政治正確」而隨便加入一些與他們相關的情節，卻未能引發觀眾共鳴，更甚的會惹人反感。

最近亦有不少用作品都被指出刻意加入「政治正確」的內容，而遭到觀眾以及玩家非議。較早前比較轟動的是由美國遊戲製作公司Naughty Dog開發的電子遊戲《最後生還者：二部曲》（The Last of Us Part II），本為第一集大作的延伸，萬眾期待。但第二集遊戲在2020年推出後，便惹來一眾批評。批評者指遊戲內容刻意展現支持黑人、女權、LGBT等議題。[2] 例如其中一位主角Abby是一位身材健碩的女性；另一位主角Ellie則與另一位女配角有女同性戀的劇情；遊戲又刻意高舉當中幫派的黑人頭目支配著許多白人。這種種刻意政治正確惹來熱烈討論或批評，Naughty Dog的聯席總裁Neil Druckmann直接引用了美國歌手Kurt Cobain說過的一句話來回應：「……如果你們當中有人厭惡同性戀、不同膚色或女性，請幫我一個忙——給我滾開！……」。[3] 這句似乎對於玩家欣賞與否毫不在意，並具備攻擊性的說話，惹來更多不滿。事實上，如果將對遊戲內容的不滿，從而捆綁式地等同於是對性小眾、少數族裔、女性等的歧視，實在不太恰當，而這正正是引發逆向歧視的其中一個原因。

數星期前，另一個電子遊戲大作《地平線：西域禁地》（Horizon Forbidden West）的DLC（遊戲附加內容）《炙炎海岸》推出，隨即引來熱烈的批評，甚至在社交媒體出現負評洗版的情況。其原因在於遊戲內容被指刻意加入了同性戀等情節，其中一位玩家的評論直指：「……故事劇情就是為了將LGTB（LGBT）推到你臉上，為了強行政治正確而正確」[4]；也有玩家指，遊戲女主角Aloy從來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同性戀傾向，忽然引入了女同性戀情節，只是為了討好近年歐美流行的覺醒文化。[5] 從而可見，遊戲文化如被強制加入一些政治議題以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其實會令一眾玩家感到錯愕，甚至難以享受遊戲內容。

除了電子遊戲，近來電影《小美人魚》和《埃及妖后》也引發了類似爭議，它們的爭議都是在人物選角上的問題，被質疑刻意「政治正確」。《小美人魚》改編自迪士尼經典動畫原著，但真人電影在選角時邀請了黑人女歌手Halle Bailey飾演其中一位美人魚Ariel，後來網絡上出現了#NotMyAriel的抗議運動，因他們認為，選擇黑人有違原創動畫中Ariel的白人形象，被指為了政治正確而矯枉過正。[6] 而《埃及妖后》則引發較嚴重的爭論，當中涉及埃及真實歷史的問題，甚至被指扭曲歷史、「黑」化埃及歷史等等，更加牽涉到法律層面上的申訴。[7]有人認為《埃及妖后》作為一套紀錄片，所以應該反映一定程度的歷史事實，而選角上也應該加倍小心，避免誤導了他人對於真實妖后的想像。

政治正確，其核心在於一個自我審查的機制，或許製作人想表達對弱勢社群的支持；或許想迎合當其時的歐洲文化；又或許刻意在內容上政治正確，從而避免被人控訴歧視弱勢社群。其實在劇情上，若原本已經有所鋪排，或是一個新的作品，在當中加入政治正確的元素，觀眾或玩家也會較容易諒解和接受。但如果太過於刻意去表達政治正確的元素，而在情節上又欠缺鋪排，只會令觀眾或玩家感到錯愕和難以有良好的遊戲或電影體驗。另外，因應不同的題材也需要有其合宜的表達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想過連紀錄片都會有刻意的政治正確元素。到頭來，如果太過刻意地為了政治正確而正確，不單只無法為弱勢的一群爭取平權，更加可能摧毀了該作品。

最近筆者一口氣參觀了八間香港博覽館，包括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M+博物館、北角油街、藝術館、歷史博物館、科學館、文化館、海防博物館。每間博物館都各有特色，令人目不暇給。不過，文人總喜歡在雞蛋裡挑骨頭，否則我又怎會找到那麼多寫作題材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舉辦一個專題展覽，主題是：「經典再現── 香港故事精華展」， 由於香港歷史博物館正在更新常設展覽，故此策展人將展品的精華抽取出來，濃縮在這次屬於過渡期的展覽中。這個展覽介紹了香港的通俗娛樂文化，包括了深入民心的漫畫， 列舉的例子是：《老夫子》、《十三點》、《兒童樂園》。 不過，令我感到納悶的是，從前風靡萬千讀者的《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李小龍》等等卻隻字不提。坦白說，《兒童樂園》的影響力遠遠不及《龍虎門》與《風雲》，《兒童樂園》在全盛時期的銷量頂多是六萬冊，而《龍虎門》在頂峰時每週的銷量高達12萬至14萬本之間，據說《風雲》的銷量更突破20萬本。

我很難想像，若果在美國有類似的展覽，博物館會完全抹去DC的超人、神奇女俠、蝙蝠俠、閃電俠……還有漫威的美國隊長、鋼鐵俠、雷神、黑寡婦……。我不知道這是策展人無意的遺漏，還是有意的排除。如果是後者的話，這是否基於道德因素呢？在幾十年前，《龍虎門》、《中華英雄》、《李小龍》 這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頗受非議，雖然撰寫《李小龍》的上官小寶強調他通過漫畫去宣揚中國傳統俠義精神，但是一些論者批評在黃玉郎的《龍虎門》裡面，主角王小虎、王小龍等人都是黑社會，《龍虎門》起初的名字是《小流氓》，這些連環圖畫所宣揚的所謂儆惡鋤奸就是以暴易暴。

在數碼科技還未面世之前，出版的工序包括了將原稿拍攝成膠片，筆者的父母以前從事製版印刷，上述那些「打打殺殺」的連環圖都是在我父母親的廠房影菲林的，所以在那些公仔書還未出版前，我已經有機會先睹為快。

平心而論，我並不覺得那些漫畫有嚴重的道德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那些定格漫畫的所謂暴力，對讀者的影響遠遠不及有聲有色的武打電影。至於所謂以暴易暴、忠奸難辨，這種批評亦可以應用在金庸小說上，在《天龍八部》裡面，丐幫幫主喬峰應該是一個正派角色， 然而，於聚賢莊一戰中，喬峰為了營救阿朱而屠殺了百幾人，這樣美化、 英雄化喬峰的濫殺行為，比起《龍虎門》 豈非更加意識不良嗎？

此外，香港文化博物館正在展出「繼續寵愛．張國榮紀念展」，這個展覽提及了張國榮生前演出的多部電影，包括了《胭脂扣》、《阿飛正傳》、《霸王別姬》、《倩女幽魂》、《白髮魔女傳》、《東邪西毒》 等等，有趣的是，這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一部頗有爭議性的電影：《烈火青春》。《烈火青春》在1982年上映，除了張國榮，另外三位主角是湯鎮業、葉童、夏文汐，該片榮獲第二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提名，並於2005年獲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票選為「最佳華語片一百部」之一。這齣電影講述四名年青人被捲入日本赤軍派的 行動，電影的其中一幕是關於湯鎮業與夏文汐在電車上發生性行為，片中還有赤軍派以殘酷手段劏人，本來這部電影在上映前已經通過了電影審查，但上映之後教育界強烈抗議，於是當時的布政司下令停映，並且發回重檢，最終片商刪剪了受到抗議的性愛及暴力鏡頭，《烈火青春》才可以獲准公映，但起初民風比較保守的台灣仍然拒絕上映這齣電影。我不知道策展人沒有提及這部電影，是否同樣地基於道德因素及其爭議性。

也許我真的想多了，也許這只不過是兩所博物館掛一漏萬。無論如何，如果我是香港歷史博物館或者文化博物館的策展人，我會將具有爭議性的東西列入展品中，因為我相信博物館應該是傳播全面知識和引發思辨的渠道。

後記：隨後一位朋友告訴我，香港電影資料館正在舉辦一個名為「圖影風姿──香港電影與漫畫」的展覽，這是一個小型展覽，但內容豐富， 我在展館停留了一個半小時。當中展示的漫畫包括了《王先生》、《烏龍王》、《老夫子》、《財叔》、《古惑仔》、《龍虎門》、《中華英雄》、《風雲》、《頭文字D》、《孔雀王》、《力王》、《城市獵人》……， 這個展覽沒有迴避，具有爭議性的動漫電影， 例如《古惑仔》 講述黑社會，《力王》 充滿血腥暴力。

台灣著名歌手周興哲早前來港，於2月25日至26日在紅館舉行了兩場演唱會。一位著名歌手來港開演唱會，這當然是一件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情，但更多人關注的，卻是周興哲在演唱會中所邀請的嘉賓。第一場他邀請了認識多年的好友鄧紫棋（G.E.M.），第二場則邀請了近期引起了不少爭議的香港歌手MC張天賦（下稱MC）。

其中鄧紫棋被邀請是沒有爭議的，因為她是周興哲認識已久的好友，外界相對理解有關決定，也沒有把任何政治討論套在這安排上。至於MC，事緣早前報章《am730》在其facebook發出一個帖子，指周興哲邀請MC作為他演唱會的嘉賓是因為：「知道他現在在香港非常厲害」，這番話似乎觸及一些人的神經。在帖文的回應中，有「鏡粉」拿香港男團MIRROR成員與MC作比較，指出MIRROR更應該受到周興哲的邀請，他們才是「在香港非常厲害」。

網友互相對罵，他們所持的論點大概有以下幾個向度：包括品格、唱功、知名度以及一堆人身攻擊云云。在網上發言的，有多少真的有根有據地評論歌手的唱功？恐怕只是寥寥可數。有些人將歌手的品格與其是否值得受邀請扯上關係，甚至直指MC是「雞蟲」、「偷食人妻」等等（MC曾與已為人妻的女藝人傳緋聞）；有些人則指出，歌手只要唱功好，他們的私生活如何也沒有關係，又說年輕人有性方面的需求也很正常。當然這些可能只是媒體或八卦雜誌的炒作，對於網絡的資訊，仍需保持懷疑的態度。

這令筆者不禁思考到，作為粉絲，決定去支持一個歌手／明星的時候，是否也要考慮一下「星」的品格呢？《Sunday Kiss》雜誌訪問過一些中學生對於追星的想法，他們大多數都認為，那些「星」的品格很重要，受訪者甚至表示會向他們學習，有些人說要學習姜濤做一個好人。[1] 或者再回溯到2019年的「安心偷食」事件，藝人黃心穎與已為人夫的歌手許志安有親熱的行為，二人備受批評，正正就因品格的問題，而當時網上甚至出現了「反對黃心穎浪潮」。

事實上，作為公眾人物，其實都具有一定的道德責任，因為他們對公眾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一個歌手品行不端，除了可能會造成其歌曲表達的意思與歌手品行互相違背的違和感，也有機會讓年輕的粉絲誤以為那些不健康的價值觀值得倣效，從而被錯誤引導。縱然，一些公眾人物或許有些品格問題，但如果願意承認錯誤並悔改，我相信大部份粉絲都會接納，當然一些公眾人物犯下大錯，有些人會難以接受而「退坑」也不足為奇。

總而言之，一個歌手的唱功固然重要，但也不能不考慮其品格，因為支持的背後反映著肯定他所帶出的價值觀。如果單考慮其品格來決定是否支持，似乎又抹殺了歌手本身的才能和努力，有本末倒置之嫌，因此，我們不會要求一個歌手是聖人，但其人格也不能太過卑劣。當然，才能與品格若能配合，才是最佳的組合，中國人認為「有才無德是小人，有德無才是君子，德才兼備乃聖人也」，提醒我們品格其實比起才能更加重要。

十九歲

紀錄片電影《給十九歲的我》（後稱《十九歲》）停映了。現在不論政治還是社會議題，寬容不見，紅線處處，討論問題都要極度小心，但筆者也先要「利益申報」，本人有在電影公映前看過首映，個人覺得這部電影去到今天的情況實在是可惜的：電影中每個同學的故事，以「真人記錄」的手法製作，彷彿親眼看著幾個女孩在2011至2019年，在風雨中成長，其實都很觸動人心的。

《十九歲》初上場時口碑是不錯的，可是後來引起了導演「主導說故事」的手法爭議，然後開始傳出參與拍攝的同學在校內首映前未有看過影片的最後剪接片段。接著又傳出導演代表香港電影業界加入政府成立的「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引發一些網民呼籲罷睇。估不到現實劇情可以比片中故事更奇情：其中一位主角親自撰寫萬字文，披露自己「由始至終都不同意《給》以任何形式進行公開放映」，再加上「被參與演出」的女車神單車手聲討，情況一發不可收拾。公映只有四日，英華女學校前校長已就影片爭議發公開信指，對事件引起的爭議深感抱歉，並指自己責無旁貸；而影片亦已暫停公映（相信也再難有機會上映了）。

的確，這部影片是赤裸裸地踩界：學校與學生和家長的確有協定，本來只為學校籌款而拍，只會發放DVD的紀錄片，變成了公映作品；導演本意想做紀錄片，但又不是製作純粹新聞紀錄片，又不是純粹的電影，又不是真人show般的製作。這樣將紀錄片，旁白片，籌款影片「共冶一爐」，只能說是太過貪心，拍攝拿捏稍有不準，就容易出現主觀、偏頗的情況。

而若以學術研究來講，舉凡有真人參與的研究活動，無論形式、發問題目、用途、發佈，全部都要先經過申請審批（大學會有專責的倫理委員會處理），在過程中，必須先向參與者清清楚楚交代，要求是十分嚴格的。事實上，紀錄片、真人show等，參與者的真實反應和記錄絕對重要，拍攝紀錄片時製作人和參與者的互動並不容易，踩界有時亦難免，要在說好故事和保護當事人之間平衡，十分困難，也需要十分信任。《給十九歲的我》本來是有這條件的：由發起人前校長，導演，同學，通通都是同校師姐師妹還有校長，理應可以有一個美好結局，可惜……

十七歲

那麼，紀錄片還能製作下去嗎？在《十九歲》之前，其實還有2009年出品的《KJ音樂人生》：這紀錄片記述了一位本地音樂天才KJ的故事。他本人的故事，本身已經十分「尖銳」——KJ本人魅力非凡，卻又帶點傲氣（例如他在校際音樂節參賽，特登犯規，選了一部超時作品演出，最後卻被評判破例評為冠軍）導演記述了他成長的故事，當中除了他與音樂結緣，更有他和他一家的故事：恩師對他的啟迪，他與同學及兄妹間的矛盾，甚至父子之間，由彼此關愛到心懷怨恨，甚至咬牙切齒……人生複雜，而KJ一片拍攝足足跨越了六年時間，拍攝KJ由11至17歲的成長歷程，結果該片揚威當年的香港和台灣影壇，奪得了台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音效」、「最佳剪輯」三獎，為金馬獎史上獲獎最多的紀錄片，也奪得了當年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最佳電影」，成為一時佳話。

可是風光背後，原來另有故事。在影片公映事隔14年之後，片中主角KJ，就因《十九歲》事件的爭議，在其社交媒體中告白，控訴當年導演原來亦是未經他本人同意，沒有剪掉他早已要求刪除的片段，這導致了他與父親長時間關係破裂，需要多年時間修補。

六十三歲

而在外國，製作紀錄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英國著名的跨年紀錄片《人生七年》系列（The Up Series）就是當中的經典。這部歷時近六十年的紀錄片，自1964年起製作，當年的導演選出來自英國社會不同階級的14位小孩（最後繼續參與的剩下七位），從他們七歲時就做採訪，而每隔七年就再拍攝一次採訪，直至年前，已推出了第九輯，讓觀眾看到已年屆63歲的受訪者（所以片名就以七的倍數命名，第一輯是Seven Up！而最新一輯為63 Up），可稱為史上最長系列的紀錄片。

這一部原來探討「貧富階級是否世襲」的製作，隨著時間演進，漸漸變成了那七位受訪者心路歷程（甚至是當代英國發展）的寫實記錄，為一系列的影片帶來了更多探討的主題。當中，除了展現出英國社會「成功靠父幹」、「贏在起跑線」、「窮人無出頭」的情況，連帶受訪者的成長歷程也被關注了：家族世襲成功的人固然繼續他們成功的故事；當中出身低下階層的，流連罪惡邊緣的，真的在年少時代因犯事而「失去聯絡」，後來居然又給製作團隊聯絡上，原來他已改邪歸正，更成為地方教會的牧師！也有受訪者中途決定退出，流下空白（諷刺的是，那位退出者後來也成為了紀錄片導演，並因而成名）。當中不同的受訪人物，對這個「終生」的節目有著極不同的反應：有人慶幸自己家族的故事得以被世人記錄；有人覺得不堪回首，更有受訪者形容每七年一次的受訪就像吃「毒藥」一般的難受……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會有這樣的遭遇。但站在倫理立場，這次《十九歲》電影出現的問題，實在值得我們反思：筆者相信，攝製方在製作影片時，並不是黑心作業；我也盼望受訪的學生們，隨著年紀漸大，在受到的創傷平復後，也會體會到製作這片時的心意。但在這一切之下，我們卻不能看輕了影片團隊好心做壞事的情況：受訪的女生受到的傷害，影片製作時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其家人受到的壓力，並不能因一句「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就能抵銷，製作以人為本的作品，不應更要以人為本作考慮嗎？

引申到日常教會生活中，我們時常強調基督教是講見證的信仰，也鼓勵信徒們多作見證，給世人看見改變我們生命的主。但在「常作見證」的同時，我們也應小心保護自己和家人。例如當眾講出自己的見證，如果涉及了家人、朋友的關係（比如離婚後破鏡重圓，或欠債糾紛等），當事人固然可能不介意，但其他人可能不作這樣想。如未得到家人同意和體諒，「夾硬」將見證講出來，的確有可能對他人造成「二次傷害」。這種情況，以往在華人教會中的確較少留意，因著《十九歲》電影出現的情況，大家多作相關考慮，保護自己和家人，也未嘗不是好事。

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收看講座

「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收看講座

筆者在大學工作，大數據、人工智慧是筆者研究的項目之一， 在回顧人工智慧發展史的時候，我發現到其中一位先驅者的故事，跟經典電影《驕陽似我》（Good Will Hunting）的情節有點相似。

《驕陽似我》是一齣1997年的舊片，可能有些讀者還未有機會觀賞過它，在這裡我會簡單介紹一下這套電影的內容，這故事發生在美國麻省波士頓市，主角是一位名叫韋根廷（Will Hunting）的年輕人，這角色由麥迪文（Matt Damon）扮演。話說某天一位麻省理工學院的數學教授向學生公佈了一條十分富挑戰性的題目，但沒有學生能夠解答。韋根廷是該大學的清潔工，他在沒有人知曉的情況下於黑板上解開了這個難題，教授繼續拋出更加艱深的數學難題，韋根廷都能夠迎刃而解，於是教授四出偵查，希望找到這位天才「學生」。但韋根廷並不是麻省理工的學生，他沒有受過正式的學術訓練，而且他生性放蕩不羈，經常四處撩是鬥非。數學教授最終知道了韋根廷的身份，並且要求一位心理學教授去幫助韋根廷，期望他能夠轉入「正軌」。數學教授並且為韋根廷安排了許多工作機會，其中一份是國家安全局的職務，然而，最後韋根廷拒絕了所有得到高薪厚職的機會，從而去投入一段感情。 我不禁想起陶淵明的幾句話：「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

現在言歸正傳，人工智慧先驅者之一沃爾特‧皮茨（Walter Pitts 1923-1969）的生平，與韋根廷十分接近，我不知道《驕陽似我》 的編劇是否以皮茨作為主角的原型，還是兩者之相似純屬巧合。皮茨自幼性格叛逆，經常惹上麻煩，12歲的時候他被警察追捕，於是躲藏在一間圖書館裡面，在長達三天的避難中，他閱讀了許多書籍，包括了英國數學家、哲學家羅素的《數學原理》， 他發現到在這本書裡面的論證有些問題，後來他寫了一封信給羅素，指出問題所在。收到信之後，羅素對皮茨的觀感是「驚為天人」，他不知道皮茨的背景，以為他是大學生，於是邀請皮茨到劍橋大學讀書，皮茨當然無法接納。

15歲的時候皮茨離家出走，從此拒絕與家人聯絡。他來到芝加哥大學旁聽，他所旁聽的科目包括了由哲學大師卡納（Rudolf Carnap）任教的課，卡納以研究歸納法邏輯而名滿天下，其著名作品之一是《語言的邏輯句法》。有一天，皮茨走入卡納的辦公室， 他指出《語言的邏輯句法》 裡面論證的不一致性，並且提供了解決方案。卡納大吃一驚，他很想栽培這位「學生」，結果花了幾個星期時間才找到皮茨，隨後卡納為皮茨安排了一份初級工作，並且指導他學習邏輯。

1943 年，皮茨與神經生理學家沃倫‧麥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 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神經活動中內在思想的邏輯演算》，這篇論文的主旨是：大腦中的每個神經元都是一個基本的數字處理器，而整個大腦就是一台電腦。這是後來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的基礎理論之一。

同年皮茨認識了數學家、哲學家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維納說皮茨「毫無疑問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年輕科學家……如果他沒有成為當代最重要的兩三位科學家之一，我會感到非常驚訝。」 後來維納帶領皮茨到普林斯頓的學術會議，讓皮茨參與跟學術大師的研討。

經過五年的非正式學習，芝加哥大學授予皮茨文科副學士學位，以表彰他在那篇論文上的貢獻，這是皮茨一生中唯一獲得的學位。在之前和之後他有許多次機會可以正式讀書， 可以走上傳統典型的學者之路，但他斷然拒絕。他的下半生十分坎坷潦倒，他選擇息交絕遊，陷入了極深的情緒困擾和酗酒，某天他大發脾氣，竟然燒毀了自己未發表的研究論文。皮茨的心理和身體每況愈下，最後出現了肝硬化和酒精中毒，他於1969年死於靜脈曲張出血，離開世界的時候只有46歲。

古今中外都有許多眼光超前、被世界遺棄的時代先知，到最後要走上「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道路。但皮茨並不算是這類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鬱鬱不得志是自己造成的，他先後受到羅素、卡納、麥卡洛克、維納…… 等學術大師賞識和提攜，他比絕大多數人更有機會在學術界中名成利就，然而，憤世嫉俗的他卻不屑服從世俗的制度和追逐虛名，真人版的《驕陽似我》比電影更富悲劇性！

筆者有些朋友的做法有點類似皮茨，但沒有那麼極端。我有一位朋友是文學家、中文系教授，在退休時他的職級仍然是助理教授，他創作了無數詩歌和散文，我認為他的文學修養和對文壇上的貢獻遠超過許多正教授、副教授，然而，學院派的「江湖地位」是取決於在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但我的朋友並沒有跟隨這種遊戲規則。

坦白說，筆者在追求創新之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按照制度辦事，即使我知道有些遊戲規則大有問題，甚至是荒謬。例如有些傳統數據分析的已經被有識之士批判到體無完膚，但許多學術期刊仍然仍然蕭規曹隨。起初自己以為在制度中建立了「成就」，那麼提出的創新意念會得到聆聽，但到頭來知道並不是這一回事。說到底，我並沒有韋根廷、皮茨的天份！我只能夠在滔滔俗世、滾滾紅塵中打轉。

以前，偶像是神一樣的存在，歌星明星即使面對輿論壓力，但因為較少與大眾作近距離接觸，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少，當然他們也會有情緒失控，或者壓力很大的時候。今日的偶像因著互聯網，比以前透明得多，已經不再是神一樣的存在，他們變得落地貼近大眾，但同時因為太貼近，他們會非常近距離地接受不同的訊息，當中有不少訊息、留言對一位歌手來說，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部份不喜歡某位歌手的人，甚至更會組織群組去批評、踐踏、傷害對方，今日的歌手，有時甚至會出歌還擊，火藥味濃。

偶像的必修課

歌手被網民評頭品足，早就成為不少演藝人的「必修課」，如果面對負面批評、網民攻擊，仍能不失禮貌、不影響情緒，是非常困難。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歌手方皓玟的一曲To Haters，表達如何在網民的面前，仍然要努力做好自己，而不只是單純的討論網民的行為，畢竟人也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才能面對群眾。

之後不少男團MIRROR的成員，也有透過歌曲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面對不同聲音的壓力和回應，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Anson Kong在頒獎禮後因為拿不到自己想得到的獎項，失望到即場黑面，之後被傳媒和網民批評，他最後唱了《黑之呼吸》來表達自己，指他在眾人面前黑面，只是真誠的展露了自己的感受，即使這樣有機會招惹口舌，也堅持活出自己。

又例如MIRROR的另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他的歌曲Ego也在問網民不同方向的批評和建議，有時會令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至有時更覺得網民為了譁眾取寵，故意說一些很誇張的評語，企圖去帶領討論的方向，事實上沒有理會藝人本身的內心感受。類似的歌其實不少MIRROR成員也唱過，當中突顯了成員成為藝人、明星過程中的掙扎。這種歌曲也引來很多的共鳴。

勉強比較，不如不聽

除了表達自己的感受外，更有部份歌曲有「還擊」感，例如MIRROR的Warrior，這首歌的MV可在YouTube收看，而在歌曲的文字描述中，就主動質疑「老海鮮是無法明白新物種的」，甚至要「懷著打不死的戰意信仰精神，即使地球已死，我們還有開拓新宇宙的戰鬥力」。雖然社會上不少人將之描述為與社會有關，但回望歌曲的描述，本身應該是在回應樂壇或娛樂圈已死等說法，他們希望實際用好音樂去回應一些網民的指控。除此之外，類似的歌曲當然還有在2021年推出，由多位年輕歌手合唱的歌曲《樂壇已死》，當中的歌詞就更直白地指出，你不聽新歌也可以，也請不用與以前比較：「贈你這卡式機，聽返你舊時多優美。」

由溫婉的表達自己想法，到還擊，最終當然還有更毒舌版本的回應，例如Jace（陳凱詠）的歌曲《收聲多謝》就更加老實不客氣，明明知道「專家」是為了有話題才講，就直接請對方不要聲控人，請他們全部「收聲多謝」。可見香港新一代的藝人一方面要面對著比上幾代人更直接、更埋身的批評，他們有時甚至會很難面對這些批評，但過程中他們更要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負評，然後化為正能量，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人，以致能面對這些東西。

藝人也是人

雖說「食得鹹魚抵得渴」，用流行的說法去表達就是「份糧包嘅」，但說實話藝人也是人，社會大眾可以欣賞他們的創作，也可以評論，但觀乎網上的確有不少人是為評論而評論，部份根本就是人身攻擊，內容也沒有甚麼養份，這些為點擊而來的留言，最傷害的是藝人本身。事實上沒有人希望做一份正當的工作卻每天被人無故評頭品足，特別是當他們其實沒有做錯甚麼事的時候。

藝人說到底也只是流行工業下的一種商品，所謂「百貨應百客」，你不喜歡可以不買，實在沒有必要透過網絡攻擊，逼藝人、明星、歌手做你喜歡的事，當然你也可以表達想法和意見，但前提還是應該議事論事，當討論超越了理性，輕則影響討論區的氣氛，重則影響藝人本身的情緒。不少藝人會因為網絡的留言或者討論，坦言會感到不開心，甚至有壓力，也有藝人因此而衝動地做了不合適的回應。

今日的藝人之路不好走，但願大家多點包容體諒，少點攻擊，這樣才能百花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