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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
社交網絡及即時通訊等工具成為香港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部份，亦成為現時社會運動的動員渠道，甚至成為戰場。但這是否等於網絡就可以有效地成為輿論戰場及動員場地？而新媒體如何與社會行動互相配合產生巨大的果效？新媒體能否有效令資訊傳開，是否動員的最好地點？新媒體如何改變整個抗爭行動的做法？這些皆是本文討論的範圍。
新舊社會行動 冷靜與熱情之間
在電視熒幕上，我們不時會看到有關社會行動的鏡頭，有些以請願、遊行示威的形式進行，向政府代表遞交簽名和信件後便和平散去，一切像是按預定的劇本有組織地進行。
婚前婚後 變性與婚姻法
執筆之際，立法會正在激烈辯論《2014年婚姻（修訂）條例草案》，[1] 很多議員乘機將一些遠超終審法院裁決的議程放入法案，連平機會主席周一嶽醫生也建議容許跨性別人士（比變性人的定義闊得多）毋須做任何變性手術便可以按自己宣稱的性別結婚；陳志全議員更表示根據聯合國酷刑特別專員的建議，現時保安局的做法是對跨性別人士施以酷刑
教會難以迴避的社關議題
2014年對教牧同工來說是愈來愈傷腦筋的一年，因為時代變了，以前對於一些社會問題，教牧若不知如何回應往往可以用政教分離為藉口推搪過去，外界或會友縱然有所不滿，很多時也只好不了了之。
從對話到抗爭 — 淺談社會行動的多樣性
社會好比一台由人建造的機器，在這台機器下，有人以積儹財寶在地上為使命，白白使用他人卻不給工價；有人以行詭詐為榮，將歪理當作真理強加在他人身上。面對這些不公義，人或許小如一個齒輪、一顆小釘子，對改變社會無足輕重。
高官問責 誰應負責？
不論是泛民主派或建制派，未來政制走向民主普選似乎已成為社會共識，現時所爭議的主要是提名的方法應該有多大程度的公民參與。香港人數十年努力爭取民主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希望能夠建立「責任政府」，讓政府能夠得到民意授權和監督。在一些實行議會制的國家，假如下議院通過對部長的不信任動議，那位部長便不得不鞠躬下台。
作個負責任的信息發佈者
就近日有關台灣服貿協議爭議的報道，大家是從哪裡看到呢？傳統媒體給讀者的大多只是最新進展，但若果在網上搜尋的話，更可看到現場直播，而你亦順道能找到不少分析。在這個「人人做記者」的年代，不少人都在自己的「地盤」或在網絡媒體上分享。加上智能手機十分普及，要拍照及短片亦十分容易。這批被稱為「公民記者」的人，不再只是被動地接收資訊，而是主動參與及報道，甚至傳統媒體有時都要借助他們的資料作報道。
信徒參與社會運動 從行動實踐信仰
一場社會行動，由預備到行動再到事後跟進工作，要靠賴不同人士的參與。參與程度因人而異，有人負責全職籌劃，亦有人受感動而自發走出來。文中幾位基督徒在形形色色的社會行動中擔當不同角色，他們在參與當中的經歷、感受，以及對未來的計劃，或許讓我們更知道社會行動的真實面貌，並給那些正準備參與的信徒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