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止浪費 解決飢餓 以愛相連」——惜食天使

2022年，平均每兩個半月便有照顧者因為耐不住壓力而出現倫常慘案。「照顧者」這個名稱看似是一個強者的角色，然而他們卻是一直被社會忽略、需要被照顧的一群。明光社於2023年2月23日晚上舉辦網上專題講座：「照顧者需要被照顧嗎？」當晚邀請了資深生死教育推廣者黃民牧師及靈實恩光成長中心總監羅啟康來分享。

香港照顧者的三大特色

社聯2021年的研究報告指，香港照顧者估計有112萬名。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的專題報告，香港共有204,200名殘疾人士及248,000名長期病患者是居住在住戶內及有別人照顧他們的日常生活，而在受訪的照顧者中，超過一半的照顧者因照顧而感到有精神壓力。黃民牧師指出香港照顧者有三大特色：一、「以老護老」，香港四成照顧者都是老人家，他們本身已是65歲，甚至70歲以上，他們的體力及健康都需要關注。二、香港的被照顧者大部份不是住在院舍，而是住在家中，照顧者受到的生活及經濟壓力很大。三、香港照顧者的普遍心態是：「這是我的家人，我不可以離開他們。」這個思維會加重他們的壓力。

照顧者的出路

黃牧師認為照顧者的生活圈子需要擴大，生活並非只面對及照顧家中的親人，故他鼓勵照顧者盡量使用社會上的暫託服務，以增加支援。此外，教會、NGO、政府等也有不同的服務，如長者地區照顧中心、日間照顧中心、綜合家居照顧、長者、殘疾人士暫託服務、照顧者生活津貼、社區照顧服務券、社區藥房、醫院基金、香港防癌會、醫院的醫務社工、無障礙的士、社區中心的社工、借用樂齡科技產品，如電動輪椅、眼部控制滑鼠、輪椅床等、房協的長者安居資源中心等，都是可以紓緩照顧者壓力的途徑。

尋找隱閉照顧者

羅啟康總監曾是嚴重智障學校的校長，他每天都接觸很多照顧者，學校的家長從孩子出生便成為照顧者，小孩子逐漸長大，家長的年歲也逐漸增長，羅總監體會到儘管男性的照顧者，身體也出現不少勞損的現象，心靈的勞累更令他們不敢走出社群。照顧者不敢去旅行，也與配偶缺乏拍拖的生活，因為他們放不下家中患病的親人，於是生活封閉，走不出框框。

為要尋找隱閉照顧者，讓他們感到世間還有愛，羅總監認為家訪十分重要。羅總監的團隊每年都會進行家訪，若他們發現有需要的家庭，便會聯繫有心人士，主動協助。他稱：「隱閉照顧者感到十分開心，因為有人知道他們的需要。這些隱閉的家長，好像是尋寶一樣，要自己慢慢找，走進他們的世界裡。」羅總監補充，家訪並非只是一次性，而是要持續的探訪，若你與他失去關係，會難以再去建立，他們會拒絕再去與你接觸。故此，他的團隊會與照顧者保持溝通，讓他們知道有一個出口、逃生門，在有需要時，他們才會懂得向他的團隊求救，才可以保持關係。而這些隱閉的家長普遍有一個觀念：「只要他們餓不死，是不會求人的，他們希望能用自己的手去生活。」然而，羅總監認為這種心態應該要轉變成：「接受幫助不等於是弱者。」而黃牧師亦認同稱：「照顧者應要有正面的心態，今天人們幫我，有一天，當我有能力時，可以幫助別人，社會要建立一個彼此關愛的氣氛。」

香港人長壽而不健康

現在香港社會結構跟以往不同，很多家庭沒有子女，而香港亦是全世界最長壽的地方，但卻有很多長期病患者。長壽而不健康會令我們的身體、心靈、經濟等都受影響。黃牧師續稱，他希望照顧者能走出來凝聚一個正面的力量，就如台灣有照顧者總會，以帶出他們的聲音，而這聲音可帶動社會留意被忽略的人。羅總監認為若有心人願意出來推動，政府又願意行先一步，這確實能幫助更多照顧者。

建立照顧者的平台

照顧者由於只集中照顧家人，會忽略其他身邊的親人，整個家庭會受影響，故此羅總監成立了無障礙敬拜，讓照顧者能從同路人中得到支援。建立平台後，原先只有10人參加，到高峰期超過600人參加。照顧者從中互相認識、分享，建立網絡，完了聚會後，更交換通訊，彼此建立更深的聯繫。若他們住在同區，更可彼此扶持，可以幫助覆診、買餸、處理突發事情等，這些平台會慢慢地看到成果及效用。

教會的角色

黃牧師與羅總監均認為教會的角色對照顧者十分重要，教會可以多走一步去關心照顧者的心靈情緒，提供暫託等支援。此外，弟兄姐妹也要接納患病者及照顧者，不要歧視他們，要為他們願意走出來，不封閉自己而感恩。教會應有敏銳的心去尋找這些隱閉的照顧者，並成立支援小組及在慈惠奉獻中支援照顧者。

照顧者終會成為被照顧者

照顧者的出路其實很多，而路是人行出來的，只要照顧者願意踏出第一步，然後再慢慢尋找，他們便會發現有更多的出路。照顧者最終會成為被照顧者，需要其他照顧者去幫忙，故此我們要為日後的照顧者做好榜樣，開放自己，愛惜自己。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擊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收看講座

編輯﹕謝芳

「…你們遭遇各種試煉的時候，都要看為喜樂。」
《聖經新譯本》〈‭雅各書‬ ‭1﹕2‬〉‬‬

照顧者所承受的壓力是不言而喻的：有些照顧者一天辛勞工作後，回家還要照顧行動不便的親人；有些甚至要辭去工作，成為全職的照顧者，以後的日子，其生活只圍繞著照顧家人，私人時間減少，身心疲累。照顧者壓力爆煲的現象日增，實在需要社會更多的支援。

根據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在2021年發表的研究報告，現時香港估計大概有112萬名照顧者，他們分別在照顧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或長者。研究結果指出，照顧者面對各種壓力，但支援卻很少，其中更有照顧者每星期需要照顧80小時或以上，而當中4成受訪的照顧者更需獨力承擔照顧責任。

愛是生存的力量
筆者曾經在社福機構服侍，當中遇過不少的照顧者，在此分享一個深刻的故事。文彥自歲半患有腦炎，因嚴重腦癇症及各項後遺症，最終智力受損至嚴重，欠缺自理的能力。作母親的於是專心陪伴和培育兒子長大成人，由於長期照顧文彥，她最後患上抑鬱症，更出現眼疾及關節退化的情況。但儘管如此，父母仍對文彥不離不棄，作父親的及後更因需協助照顧文彥而辭去工作，一家倚靠微薄的積蓄過活。文彥雖然是有缺陷，但卻得到父母全然的愛，這份愛包含了犧牲與接納。他們願意為兒子傾出所有，自小教導兒子積極向上，更以身作則去體現這份精神，從來沒有向文彥說過一句放棄的說話，這些都令筆者十分動容，他們的故事也感染了身邊很多人。求死，只因人們找不到生存的意義及價值，在人世間找不到愛的根源。文彥的父母認為每一個人都有其生存的價值，能夠照顧文彥到最後一刻，令他感受到愛與溫暖，是他們在地上的使命。

父母全職照顧文彥，但他們並非專業的照顧者，故此也需要靠社福機構的幫忙，文彥母親曾對筆者說：有缺陷的人比普通人更需要終身學習，她期望社會能有更多的資源去幫助身體有嚴重缺陷的一群，給他們更多的機會。事實上，文彥要接受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的訓練，才可以維持身體的機能，以至能延遲及減慢退化。若不，身體狀況只會不斷地差下去，直至遇上併發症而死亡，故此合適的訓練對他很有幫助。
父母希望文彥在有生之年能開心、愉快地生活，故一直努力尋求社會的協助，令兒子能更健康及積極地活下去。眼見父母為了全面照顧兒子而不再工作，那份不離不棄之愛，是文彥生命中最寶貴的，也是他生存的力量。筆者也有一名9歲的兒子，某天他跑過來問：「媽媽，如果我出生時，是沒有手、沒有腳，你還會生我下來，照顧我嗎？」筆者不假思索便說：「沒手沒腳有甚麼問題？媽媽照樣會愛你。你看，沒有四肢的力克Nick Vujicic不是從小得到父母的鼓勵及愛下成長，最終成為一個全球都認識的佈道家嗎？」他始乎明白當中的道理，點頭稱是。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總會有其缺陷，只要我們願意以愛悉心栽培，幼苗也有茁壯成長的一天，誰料到，他不會成為下一個力克或下一個霍金。照顧者的愛對殘疾病人十分重要，但照顧者也需要被愛。筆者相信積極的心態能勝過一切，以下照顧者錦囊的資訊希望能對照顧者有幫助﹕

(一) 無障礙交通工具
無障礙交通工具包括有無障礙的士或接送服務的出租汽車，這些服務都可以令使用者連輪椅上車，有些更設有「陪診員」服務﹕
(1)無障礙的士 87608771  37006500
(2)香港復康會易達巴士 23480608
(3)香港復康會的復康巴士 28178154
(4)聖雅各福群會愛心小巴 28187400

(二) 樂齡科技
電動輪椅護理床可以提升照顧的質素，如這護理床讓患者不需要離開床便可在5分鐘自動變成輪椅。此外，為使照顧者可以遙距照顧，殘疾病人可以穿上一件藍牙身體偵測背心，以監察使用者的呼吸速率、心率、身體姿勢等。科技亦使一些肢體完全受傷的人士與世界接軌，眼控科技如眼球遙控家中電器、以腦電波化為訊號等，都可令他們與外間保持溝通。

(三) 照顧者支援服務
社會福利署在各區設立長者及復康單位、提供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等。以嚴重殘疾人士家居照顧服務為例，計劃會提供個人照顧服務、家居暫顧服務、接送服務、康復訓練等，服務每小時為33元，護士到訪服務為每節43元，職業、物理、言語治療師到訪則每節52元，而接載服務則每程只需10元，詳情請瀏覽社會福利署網頁，或到附近的社福機構尋找社工，或致電社會福利署熱線 2343 2255查詢。

(四) 照顧者互助小組
(1)香港復康會復康網絡﹕透過照顧者互助小組、義工電話關懷和家訪等來支援照顧者。電話﹕25497744
(2)香港傷健協會﹕設有為照顧者專線，提供輔導及各項支援。電話﹕24268338
(3)香港傷殘青年協會﹕提供一些情緒支援、照顧技巧、減壓訓練等。電話﹕23379311
(4)基督教靈實協會﹕靈實全護通照顧者「鬆一Zone」提供健康講座、照顧技巧等培訓。電話﹕3955 0540

(五) 私家看護服務
除了居住院舍及聘請外傭，照顧者也可因經濟的能力聘請專業私家看護幫忙，若是專業護士，以12小時計算，約3,200港元；註冊護士則2,700-3,000港元；登記護士則2,300-2,600元；保健員則1,100-1,300港元。

(六) 無障礙崇拜
(1)傷健群體牧養科﹕宣道會北角堂成立了傷健群體牧養科，他們專門牧養傷健人士及照顧者。他們以聖經教導、小組分享等來支援病患者及其家人。電話： 2979 3600
(2)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設有傷健團契及崇拜，亦透過傷健讚美操、傷健輔導等來支援傷健者及其照顧者。電話：2783 0630
(3)宣道會方舟之家﹕每主日於突破青年村進行崇拜，崇拜後有不同的傷健小組一起分享，以鼓勵傷健同行。電話：3565 1636

總結：當人看見逆境時看不到出路時，其實處處都是出路。求生的意志視乎人能否感受到愛。當人只專注於病患者長期被折騰，在思考是否應及早結束其生命時，我們為何不從另一個角度去想，他們也可活得更精彩，把專注集中在如何支援這班病患者及照顧者。

編輯﹕謝芳

「無論誰因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些微不足道的人中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他決不會得不到他的賞賜。」
《聖經新譯本》〈馬太福音10﹕42〉

新冠病毒肆虐，香港城內累積確診人數近117萬（2022年4月5日），8136人死亡。面對Omicron病毒傳染迅速，住在院舍及劏房中的住戶，困在狹小的居住空間，若有人不小心「中招」，極易傳播至全家；正面對患病的，身體不適的煎熬再加上物資缺乏，若失去別人的援助，很容易陷入危機！本文訪問了三位居於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細述他們過渡疫境的故事。

個案一：雪中送炭

禤先生來港5年，與太太及兒子居住在深水埗區，疫情嚴重時，將兒子送回內地的家人照顧。作太太的在疫情前於餐廳水吧工作，但因疫情影響停工；而禤先生則在地盤工作，賺取日薪勉強維持家庭所需。但在2月的疫情大爆發時，他和太太先後染疫確診，困在劏房分上下格床等待病情好轉。

禤家夫婦同時病倒，不但斷了經濟來源，也排不到隊看醫生，更打不通政府的救助熱線，失望之中感慨﹕作為平民百姓難道真的要自生自滅嗎？加上期間的天氣突然轉為寒冷，真是雪上加霜，令人感到絕望無助！

感謝主，慈善機構（基督教榕樹頭之光協會、明光社）及時送來關心與物資，不單有義工為禤家買餸菜，還送上溫暖的棉被，還有維他命、退燒藥和消毒等物資補給，禤生直言心中感到溫暖，人生有了光和希望！隨後，他們夫婦二人慢慢康復，禤先生更能繼續開工，正常工作！對於信仰，他曾去過教會的佈道會，雖想多了解，但因為工作忙碌，故未能對信仰有進一步的加深認識。不過，此刻的禤先生坦言，今次能於困境中得到適時的幫助，是天父在保守自己，故心中感到平安呢！

個案二：送上幫助和盼望

黃女士來港4年，與丈夫和一對子女居於深水埗劏房多年。在疫情爆發初期，她甚麼物資都未有準備好時，小女兒不幸染疫！城內抗疫藥物、快速測試包四處都斷貨，隨後大兒子又發燒，再到他們兩夫婦雙雙確診。在所需物資藥品嚴重缺乏之下，既要照顧兒女，自身又患新冠病毒而不適，所處的境況真的非常辛苦和徬徨。

幸好她有朋友及時送了兩盒藥給她女兒服用，以控制病情；慈善機構亦送來信息問候和防疫信息，也立即為黃女士安排物資運送。義工們在寒冷下雨的晚上，拖著一手推車的生活必需物資，沿著樓梯送到她的家門，當中有肉、蔬果、罐頭、粉麵、八寶粥；更有防疫用品，如：藥物、清潔用品及快速測試包！令她深受感動。

曾於內地曾接觸過天主教的黃女士，因孩子就讀基督教學校而對信仰和主耶穌有點認識，她坦言自己是相信主，雖然未洗禮，但亦相信天父一直在身邊憐憫著她們一家。這次在疫情之中得到及時的幫助，更讓她感受到神的拯救，對教會義工的援助也十分感激。

個案三：送贈愛和溫暖

今年60歲的黃婆婆與先生居於長沙灣區劏房多年。她於二月尾時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再傳給丈夫。在找不到政府醫生診治時，幸好能求診附近的診所醫生，及時控制病情和退燒。在天氣寒冷之時，義工們得知她家缺乏綿被、食物、喉糖、清潔用品及快測包等物資時，也很快送上她家所需的，使她能得到溫暖。

黃婆婆雖不是基督徒，但也感到教會所給予的溫暖和幫助，她說：「耶穌、教會很好，會幫助我們，給予我們所需，很好啊！」被問及會否在疫情緩和後到教會了解一下，她也說有機會可以試試呢！

從上述的三個個案，受助的家庭除了透過機構的協助而得到物資，他們更能在困境當中感到被關心；也透過教會弟兄姊妹送上適時的幫助之中，看見天父的信實。

送出一杯涼水

長沙灣、深水埗區的劏房戶，不少都是居住於「三無大廈」，即沒有任何形式的業主、居民組織，以及沒有聘請物業管理公司的大廈，往往這些大廈的環境可以說是極不理想。另外，也有不少的業主將一個單位劏成十多戶再分租出去。這些家庭的居住空間通風不佳，與鄰家住戶也極為相近，有相互傳染的高風險。幸好，城內不少慈善機構和義工，在嚴峻的疫情之中仍然努力和無私地為有需要的劏房戶送上物資，為他們在困境及寒冬中送上溫暖。

現在，雖然疫情稍為緩和，但是否有第六波的到來仍是未知之數，劏房戶除了食物、季節性的物資需要之外，如何幫助他們長遠改善就業、生活環境，仍需要我們關心政策。另外，中、小學學生在反覆的疫情中要使用網絡學習，劏房戶的網絡支援、學生能否有合適及安靜的環境學習？最近有調查顯示，四成幼稚園學生的家庭沒有安裝上網，政府能否資助讓幼童面對網絡學習模式？在狹小空間中，家長如何面對子女學習的問題及幫助他們跟上進度？當父母二人必須外出工作，但小孩在疫情中仍要在家上網學習… 這一大堆因疫情，以至劏房戶、貧困家庭仍要面對的問題，仍需我們繼續協助、幫忙和關心。

而最終，更是希望我們大家都能憑信仰發出一點點光，在黑暗中照亮每一張渴求的面孔，讓他們藉此走出黑暗，真心實意地去認識天父和感到神的愛。「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5-16〉「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民數記6﹕24-26〉

多少年了，教會時常被批評為「堅離地」，「中產化」，不食人間煙火，不問世事！但同時在這些年間，不少基督徒參與政治、關注環保問題、推動改善住屋環境、關注長者、難民以及貧窮人等，他們付出心力，為社會有需要的人士出謀獻策，貢獻社會。作為香港這城的信徒，其實我們每一個都可以身體力行，踐行信仰。明光社將以往為期一季的課程一分為二，在5至6月，舉辦了共六堂的「社關課程2019　落地實幹論社關」，讓學員可以多了解基督教機構和信徒現時從事的社關工作。

從政非好漢？

第一堂課探討了基督徒從政的議題，由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先生（阿涂）和觀塘區區議員鄭景陽先生擔任講員。不少人覺得官場黑暗，政客要生存，必須詭詐，偏偏多年從政經驗告訴阿涂，信靠上帝才能成功。他以28歲之齡出任立法會議員，當年面對有經驗的對手仍能勝出，他深信是神的帶領。他一直堅守原則：不詭詐，不騙人；深信只要自己努力，神就會幫助。面對將來不明朗的政治環境，他仍然深信神掌管明天，沒有任何人或事可以限制神的工作。

鄭先生相信香港是一個講道理的地方，社會上有不同的人，應彼此尊重，如果大家具真誠信念，其實是有磨合的空間。除了自己努力工作，他感謝街坊助理和整個團隊的付出。他會祈禱，看看有甚麼是神想他去做的。要面對各種價值觀的衝擊，他坦言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能力堅持這漫長的戰役；他認為要推動社會進步，有時甚至需要付出整個人生去完成。

環保的迷思

第二堂課探討保育與發展，由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客座教授及前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王福義博士擔任講員。提到保育的這個概念，王博士指大家可能會有不同理念和想法，這涉及彼此不同的價值觀。他認為，基督徒思考相關議題時，需要建立一套正確的土地神學。他慨嘆現在不少地區為了得到土地而填海，因為土地代表財富、力量和控制權，而人在使用土地時，卻不願意遵守規則。但他指出，在舊約時期，在神給以色列人土地前，是先要他們學習遵守一些規則，例如安息年的設立，正正是要讓土地有機會休息。他說，土地是神的恩典，是神創造的一部份，也是我們的兄弟，人需要尊重土地才能獲得食物。他強調對土地有正確的觀念是重要的。

與基層長者同行

第三堂課探討關顧基層長者，由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鄺玉婷博士，及城市睦福團契同工文國輝先生擔任講員。鄺博士提到，有研究顯示本港約有10%的長者出現抑鬱癥狀。她指香港的長者因面對獨居、患病，會感到孤單，甚至抑鬱，這會引發他們自殺。她分享到，機構會協助長者建立人際關係網絡，例如讓弟兄姊妹到長者家裡，跟他們吃團年飯。曾經有位伯伯哭著對探訪的義工說：「老伴走之後，未試過開枱食飯，有你們來，這間屋多了很多人氣。」而除了在身心靈社四方面關顧長者外，他們亦重視讓長者為群體貢獻才幹。

文先生則提到，長者有「被聆聽」的需要，他曾在教會舉辦一些社區聆聽訓練時，期間有位姊妹分享到，在教會認識一位長者，每週崇拜都會見到他，但當她試著聆聽他的故事後，才發現原來這位長者常常到公園坐，沒有別的活動了。文先生指，透過聆聽，我們才能了解長者的生活和在公共方面的需要。

當住屋愈來愈不公義

第四堂課探討了基督徒服侍有住屋需要人士的工作，由社區房行動者Edmond Wong和「光房、光屋」，「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余偉業先生擔任講員。Edmond在2009年開始買入舊樓單位，將它們改建為劏房出租。裝修時，他會將走廊設計得比一般的劏房走廊闊（一般劏房走廊只有28吋，他的卻有36吋），每個單位都有窗戶，令租客生活得舒適點。他會將單位租給有需要的人，如一些婦女，而租金方面，他大致上只會收租客約25%的收入，亦設有綜援住戶價。在服侍的過程中，他試過遇到不少問題，例如有租客將他的地方弄得一團糟，但他仍堅持懷著憐憫的心去服侍有需要的人。

余先生本來是國際大機構的總裁，他在2010年成立社企「要有光」，除了想為有需要的人士解決住屋問題，他亦很想幫助租客在租用房屋期間，發掘到自己的潛能。「光房」這個概念是他建立的，所謂「光房」就是有些業主願意在一段時間內將自己的物業拿出來，以促進別人的發展，他管理的「光房」的租客主要是經由社工推薦的單親婦孺。而租客在居住期間，則要訂下個人發展目標。他指有的租客入住「光房」後，由失業變為就業，有的則完成職業培訓。

服侍難民路

第五堂課探討服侍在港難民的工作，由基督教勵行會總幹事張洪秀美太平紳士和該會同工Jeffrey Andrews（Jeff）擔任講員。張太表示現時香港約有7,000多人已經過審批或在等待審批是否具備難民資格，而獲確認為有難民身份的約有250人。Jeff則指出在港的難民，有的是來自也門、伊朗等地。

張太指在港的難民雖然身處在一個安全的地區，但由於他們沒有生命危險，故很難找到第三個國家收容他們。由於沒有居港權，他們不能在港工作，小朋友唸書也只可唸到中學，這令他們的生活只能倚靠救濟度日，他們不少更患上精神病。該會的工作著重幫助難民改善生活，張太表示透過申請及獲入境事務處批准，有的難民可以在港工作。Jeff欣喜地分享到，有難民在酒店工作，因良好的工作表現而獲得年度傑出員工獎，反映難民也可以貢獻本地社區。

富家客不絕、貧無親友訪？

第六堂課探討與貧窮人同行這個課題，由新福事工協會總幹事梁友東牧師擔任講員。香港是個繁華璀璨的都市，但2016年的堅尼系數（反映社會貧富差距情況的指數）達0.539，根據聯合國的指引，這個指數已屬高等級。梁牧師指機構會與各區教會合作，服侍有需要的家庭。而機構不只是透過從上而下、慈惠的方式幫助他們，而是希望幫助他們找到自己的尊嚴，讓他們自力更生。他提到很希望教會能做到持續地與人同行，關心人的生命。他分享到一個感人的例子，一位受助人是持雙程證來港的單親媽媽，她患上肝癌，需要10多萬元的手術費，幾間教會的弟兄姊妹一同籌集這筆費用，可是接受治療後，她的病再度復發。這位媽媽沒有埋怨，更對九歲的女兒說，自己有天會離開她，但天父會守護她，而教會的弟兄姊妹也會繼續關心她，結果這位姊妹離世，她的女兒進了兒童院，教會的弟兄姊妹每星期也會到那裡接她，帶她參加教會的活動。

應用倫理課程

除了上述以「實幹社關」為導向的課程，踏入下半年，明光社將會舉辦另一個以「應用倫理」為導向的課程。很多時，我們以為「倫理」都是些與日常生活脫節，只是學者在象牙塔、牛角尖中鑽研的東西，但事實上，不論是生（生命之謎與智慧設計）、死（安樂死與自殺問題）、愛（互聯網、社交媒體與人工智能中的愛）、性（性別認同與變性人）、權（公民抗命與順服掌權）與慾（投資、投機與利慾）等等課題，都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應用倫理」課程會在這六個面向中，邀請不同的專家與學者，與學員一同討論，如何在生、死、愛、性、權、慾中找到準繩，在暴風中展現笑顏。課程將於10月開始，報名詳情，請留意研究中心公佈。

《平等．分享．行動》
作者：Benson & Friends
攝影：Benson Tsang
出版地：香港
出版：突破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3年

「這個世界是需要有一些傻人去堅持理想，世界才有機會改變。」

政府又派錢了！當大家都在批評政府連派錢都可以派得「衰過人」，都在緊張如何填表才能拿取這「補漏拾遺」的4,000蚊時，大家都以上次政府「人人派糖6,000元」來作比較。你還記得那一次「派糖」，你是怎樣用這筆錢嗎？

由上一次「派錢」說起

故事就是由那次6,000元「派糖」說起：那6,000元，有人用來買東西，有人用來去外遊散心。不過有一些人覺得，既然這6,000元原來是「白白地得來」，理應「白白地捨去」，與其揮霍，不如就用來幫助身邊的窮人吧！但真的要動員，號召，應該怎去做？我們應向哪些人伸出援手？他們最需要的又是甚麼？

一個普通香港人，一個70後基督徒，一個喜歡攝影的室內設計師Benson，受到電影《阿凡達》的啟發，又在這些年經歷過幾次的社會覺醒運動（如反國教、菜園村事件），決心以自己喜歡的攝影作社會記錄，為社會帶來改變。就在他努力多行、多看、多感受的時候，Benson無意中發現，原來行動可以很簡單——就是在一個平凡的聖誕節，當人人盡興之後，原來有人獨個兒，帶了糖水和食物，送給社區裡的拾荒者。由感動變成行動，再加上那「突如其來」的6,000元，就如無形中得到政府贊助，他就推動了一個分享行動！

就是非專業，就是一盤散沙，就是行動

「平等分享行動」說到底，其實是簡單不過的：一些人在網上呼籲，相約走進社區，將自己擁有的與有需要的人分享，聆聽他們的故事；彼此身份平等，不是一個「施捨」活動；整個行動的主旨是希望大家反思社會被扭曲的主流價值觀。Benson強調他們的行動是「非專業」和「一盤散沙」，大家志同道合，但互不從屬，更可以說是互不相識；因為社會已有太多專職的機構和團體了。但行動的結果卻出奇地有「化學性」：參與者個個有所得著，多有省思，甚至最後由自己的心思，分享，到結集成書，他們都變成了書中故事的主人翁。

在這書中，沒有太多高言大志，只有「平等分享行動」參與者「入心入肺」的感言：

「為甚麼是由我們這些普通市民來派飯？又為甚麼有這麼多基層朋友要來取飯？」

「無論這些老人家從前從事甚麼工作，對社會都有不同程度的貢獻……我們能否學習好撒馬利亞人留意身邊有需要的人？」

今天，如果你收到4,000元，你會作甚麼？其實有需要的人，就在你身邊，舉手之勞，也不需多少金錢，心動不如行動吧。

香港是個富庶的城巿，按人口平均計算，本地生產總值世界排名廿五，[1] 但堅尼系數同時又高達0.537，[2] 貧富差距嚴重。當我們談及兒童福祉時，往往停留在兒童的讀書成績、身體是否健康等等，但不少外地研究均發現，家人管教能力、情緒、孩子自理，甚至家庭的房屋、入息是否穩定、家庭的結構、延伸家庭特點等等，均直接或間接影響兒童福祉。而香港人對這些讓孩子健康、安全及快樂成長的種種要素不太重視，以致孩子窮得只剩下物質，有時甚至連物質也沒有。

根據扶貧委員會報告，2006年中期人口統計所得的數據，生活在收入低於平均綜緩金額的家庭的14歲或以下兒童有24.7萬，佔同一年齡組別人口的26.5%。[3]根據不同的數據，均顯示香港兒童貧窮的比例上升，可見問題不是冰山一角，而是迫在眉睫。

香港的兒童除了窮，還有面對其他情況嗎？兒童福祉可以怎樣量度？

英國：兒童的福祉分三大範疇

根據英國的社會福利署的研究，當要評估兒童的福祉時，應從三大範疇作考慮，除了兒童的個人成長需要，更要考慮家庭的管教能力和延伸家庭的支援。[4]

以下是兒童福祉的三大要素：

1. 兒童成長需要：包括健康、教育、情緒和行為發展、身份認同、家庭和社會關係、社群表達能力、自理能力等；

2. 家庭管教能力：包括提供基本照顧、確保兒童安全、正面的情緒感受、配合發展需要的適當刺激、指引和定下界線、家庭穩定性等，及；

3. 家庭和環境狀況：家庭歷史和功能、延伸家庭、居所、家人就業情況、家居入息狀況、家庭與社會的融合情況、是否懂得使用社區資源等。

香港：兒童面對不同挑戰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委託香港研究協會於2011年進行一項「低收入家庭中小學生生活狀況問卷調查」，結果發現：[5]

• 52%低收入家庭學生不能保證每天喝到牛奶

• 63%低收入家庭學生無法保證每逢節日可以吃到應節食物

• 52%低收入家庭學生未曾去過迪士尼樂園

• 34%低收入家庭學生想要配置電腦

• 17%低收入家庭學生想遊覽本地著名景點

而香港家長照顧兒童的模式亦不理想。根據社聯2014年一項「香港低收入家庭的兒童照顧服務」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低、高收入的家庭，都是雙職父母，均無法協助照顧子女，甚至直接由外傭照顧孩子（表一）。另外，低收入家庭亦比高收入家庭較難滿足子女的需求。（表二）前者雖然有母親的照顧，但因為本身能力有限，就連功課輔導和暫託服務等社區資源也難以找到（表三）。整體來說，貧窮家庭近半認為自己未必能滿足到子女需要；即使是高收入的家庭，也只有七成認為自己能滿足子女需要。

表一：現時家長照顧兒童的模式 (按不同收入組別分析)[6]

表二：現時照顧安排能否滿足子女需要[7]

表三：過去一年照顧子女遇過的困難

除了照顧不足，亦有不少調查指出，香港的兒童發展並不均衡。基督教信義會2011年的「兒童的均衡發展需要」研究發現，六成半被訪兒童睡覺時間比專家建議的九小時為少；超過三成兒童表示即使自己感到疲倦，仍不能自由休息；四成六兒童每天少於一小時遊戲時間。調查亦發現不少兒童花過多時間在學習中，以致影響兒童均衡發展，甚至沒有戶外活動和運動等。[8]

對於貧窮家庭，這種偏重成績的教育發展，令兒童出現一連串的匱乏問題。香港小童群益會就曾研究在貧窮兒童身上出現的多元匱乏情況，結果發現除了經濟收入匱乏，他們還有不同方面的匱乏，而不少都是因為學習或在極具競爭性的學習環境下所產生。（表四）

表四：兒童各類匱乏的情況[9]

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最大依歸

由以上種種可見，當提及兒童福祉時，就不止是兒童生存的問題，更多提及的是兒童基本權利，以及政策是否以兒童的最大利益作為考慮因素。香港政府亦不得不承認，若要提倡兒童福祉，我們除了談兒童權利，還要談家庭政策，因為唯有健康的家庭，才能為兒童提供理想的生活。

可惜的是，從各個調查或研究中均發現，即使社會已為兒童提供充足資源，不少家長也無法認知相關渠道去申請資源，以致兒童未能在各個範疇獲取充分的資訊或資源去成長。至於社會上未足夠的部份，例如照顧嬰孩、輔助學習、遊戲和作息空間的調整等，這些本來更是兒童的基本權利，現在因著社會競爭過劇，讓兒童淪為爭取成績的機器，忽視他們的全人發展。這些都值得整個社會的成年人去深思：我們究竟是否為了經濟發展，而放棄一代又一代人的福祉？

       怎樣才是窮？香港社會到現時仍沒有定下劃一的指標。近日有電視台報道有關貧窮的故事，找了一個接近貧窮線的家庭做家訪。那位太太說牛肉很貴，來港三四年也未買過給家人吃。但有細心的網民卻在其中一個鏡頭看到該戶孩子的玩具，竟然是貴價的高達模型。
 

　　一盒還未上色的玩具也要上千元，而且他們還見到三至四盒，因此「裁定」這個家庭一點也不貧窮，更稱那位太太說謊。之後順勢再加幾句甚麼新移民來到香港，與香港人爭資源等說話。結果，一套完整的中港矛盾論述又一次打造成功。
 
　　不過，與貧窮人做過訪問的人都知道，他們缺乏的往往是支援；而支援並不是一兩盒高達可以彌補的。首先，玩具盒內的不一定是玩具，若真的是玩具，來源亦有很多不同的可能，可以是別人送的；也可以是孩子用功得來的獎品；或是努力做兼職、補習賺回來的。
 
　　再者，以現今香港青少年的生活情況，擁有數部遊戲機已不特別，再加上家中的電玩、吃喝穿戴等，整個家庭如果只有如此四盒玩具，這個家庭是窮是富，大家自可思量。
 
　　而且，如果以「有貴玩具就不是窮人」的論述推演下去，以後貧窮問題的解決方法就簡單，給予他們一些貴的東西，例如平板電腦、貴價衣服等等，讓他們「富起來」便可。難道他們的貧窮問題就即時解決了嗎？明明在數字上、在調查中，甚至在世界排名上，香港都是貧富懸殊數一數二的地區，如果單單用一兩個例子就推翻整個報道，又或是動輒就否定議題，甚至提出太多的引申，其實都是非常不理性的，只會偏離原來議題的核心。
 
　　當我們希望社會理性討論時，我們除了要學懂尊重各人的表達自由之外，同時亦要細心留意不同言論的合理性，並在分析的過程中保持同理心，站在弱勢的一方，為他們設想。我們不能期望歪理即時在社會中消失，只能寄望更多人有智慧，明辨是非。

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民主和民生是相輔相成，要推動民主，須配合做好民生工作，才能達至社會和諧。誠然，民主民生從來就密不可分，兩者不但沒有矛盾，更應同步發展，才能達致真正的社會和諧。經過多年來的政策爭議，其實張局長理應對民主和民生之間的關係是心知肚明。
 
張建宗局長主理的兩項政策範疇—勞工和福利，近年不斷受到挑戰和考驗，張局長理應更明白假如光是處理民生問題，非但不能達致社會和諧，更會讓社會帶來更大的爭議，使社會陷入兩陣對立和社會撕裂的境況，即使是一些惠及民生的政策亦然。就以最低工資為例，這項保障基層生計的法例竟拖延了十年，即使法例得到落實，更大的爭議卻落在最低工資的金額上；又如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勞福局的新政策遠遠落後於市民需要。雖然此計劃現在由本來的四個偏遠地區擴大至十八區低收入人士都可以申請，但當局同時將申請資格由個人改為家庭，引起社會爭議，最終至本年7月才決定申請人可選擇以個人或住戶為申請單位。
 
以上的例子只點出幾個近年有關勞褔局政策的重大爭議，未來勞福局要面對的挑戰相信比以往更多，其中之一是扶貧政策。政府將於今年九月公布「貧窮線」，並為標準推出各項扶貧政策。訂立貧窮線本來是有利制定扶貧政策，以一個客觀的標準定義貧窮，讓各項扶貧政策更能貼近市民需要。可是，對於貧窮線是應劃作「入息中位數」的五成還是六成，社會上仍存有爭議。如果是五成，這將比綜援的金額還要低，作用成疑；如果是定為六成，這將會令政府在各項政策作重大的轉變。除了貧窮線，勞福局還要處理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等問題，由此可預見政府將會面對何種境況。
 
推動民主發展當然不能立即消除上述的爭議，更不能立即解除社會的對立。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並不是爭議的消除，而是多元的聲音得到表達和真正的尊重。民主對於民生工作的意義在於一個由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政府，相比一個小圈子政府，往往得到更大的認受性，對政策的推動起着正面的作用。當真普選真的到臨時，市民才能用手中的一票發揮監察和權力制衡的作用，讓政府政策更貼近民意和市民需要，社會才達到真正的和諧。
 

世界末日的預言沒有實現，普天同慶的聖誕節亦已過去。聖誕期間冷鋒襲港，氣溫下降到只得十度，增添聖誕節的冬日氣氛。

聖誕節是一個愉快的節日，維港兩岸的大廈點起燦爛悅目的燈飾，各大商場佈置得美輪美奐。與情人或三五知己逛街看電影、食聖誕大餐、參加不同的派對或在平安夜與眾人一同倒數，相信是不少香港人聖誕節的必備節目。熱鬧過後，我們可以得著甚麼呢？在我們居住的城市裡，是否每人都感受到聖誕節帶來的歡樂呢？

離開繁榮的鬧市，深水埗、大角咀及土瓜灣等舊區在聖誕節顯得格外冷清。那裡沒有大型商場、沒有高消費的慶祝活動，也沒有聚集倒數的人群，但卻有一群像被社會遺忘的人士，他們可能是蝸居在板間房或劏房的貧窮家庭及獨居長者，又或是露宿街頭的無家者。寒冷天氣帶給他們的不是冬日氣氛，而是寒風刺骨的晚上。他們沒有能力品嘗聖誕大餐，基本的飽足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一種奢侈。一連兩日的公眾假期不能為他們提供休息的機會，因為他們「手停口就停」。

聖誕節的原意是紀念耶穌的誕生，耶穌誕生是為世人帶來平安與救贖，但現在已淪為一個以消費享受為主的假期。不論大家有沒有宗教信仰，在享受聖誕佳節的歡愉時，有否紀念我們城市中有需要的一群鄰舍呢？

一件精美但未必實用的禮物，或一餐自助餐的價錢，已足夠他們購買很多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我們能走進社區將這些禮物與有需要的人分享，這個節日便會更添溫暖。因為送出的不止是一件禮物，而是一份施與受兩方都感到暖意的關懷。

聖誕雖然已經過去，但我們仍能繼續扮演聖誕老人的角色，用愛心來祝福城市中有需要的人士，讓我們的城市在寒冷天氣警告下仍能充滿暖意。

日出之際，一班年過六旬的左鄰右里，聯朋結隊，已在銀行門前排隊去了，為的就是要換購限量版紀念鈔。他們是有備而來，水和小椅子當然少不了，老友記之間互相照顧也是有的。最厲害之處，就是他們深明排隊之道︰有耐性、毅力，也要有策略。銀行外，寸土必爭，絕不容任何插隊或打尖情況出現；銀行內，櫃台前，策略就要變一變。要訣就是在適當時候，讓有心打尖的人得償所願。不要輕看這幾個身位延後，因為按鈔票號碼順序排列的定律，心水清者就可能會順利地換購到一張擁有至少一個幸運號碼的鈔票。這足夠與銀行外的收購者，爭取一個令自己滿意的價錢。

上述的片段是周末從一位街坊口裏得知的。聽她一面得意忘形地述說這段經歷，再望望其一拐一拐地行走，心裏一份擔心油然而生。可知那些地方，人多混亂，容易失控，造成意外。長者何必為這身外之物，讓自己陷於危險之地呢？正當想提醒其一句之際，她便喜孜孜謂，賺到了這些微薄的金錢，就足夠讓她與老伴買點吃的，開心一晚。聽後一份憂慮，壓在心頭。

我們的社會，炒賣成風，在這樣的風氣下，滋生了不少人的貪念，促使一些人不務正業、不思長進，只知排隊度日。更可悲的是，愈來愈多長者也參與類似的活動，真為他們的安全而擔心。但這又有甚麼法子呢？面對通脹加劇，物價高企，社會又缺乏完善的安老計劃，讓老友記們可以老有所依，結果長者們就只好排排隊，賺點兒使費，應付生活所需。

長者貧窮的問題，愈來愈嚴重。甚麼安老計劃，不是只在研究階段，就是成效受到質疑，對於真正有需要的人，政府幫助又有多少呢？難道要市民趁年輕學習排隊的技巧和要訣，讓自己年老之時，有一技傍身。學排隊，學安老？

經歷艱苦的公開考試，莘莘學子步入大學，最困擾大專生的可能不再是功課和試卷，而是沉重學費。很多學生的家境也都未能負擔全部學費和生活費，倘若成績或派位不太理想的學生，選讀了2年「Asso」（副學士學位）再升讀2-3年的「Top-up Degree」（銜接學士學位課程）後，借下的學債隨時高達20、30萬元，『你是「-27」？我「-30」！』這奇怪的對話出現，正反映出社會有一群剛畢業的社會棟樑加入「負數」行列。
 
今期燭光LITE，與大家聽聽一些「負數」朋友的心聲。
 

 Ness

樹仁大學中文系畢業，畢業時已「-36」，每季需要還款$9000。
 
「當年讀樹仁的，並沒有Grant/Loan[1]，而學費亦比一般大學貴幾千元。」Ness因為家庭財政能力很有限，除了要透過申請Non-mean[2]。他所住的地方與上學的地方太遠，來回差不多要4小時，做兼職的時間也被限制了。除了學費外，還須要額外再借生活費。
 

還有夢
 

Ness與很多畢業生一樣，寄了很多求職信，9個月來只見了10多次工，最後由教會的朋友介紹工作。第一份工作薪金不高，其中三份一用作還債後，餘下的分配供家用、進修、MPF和什一奉獻後，每個月會餘下$600元生活費（車費+食費）。「每月買$380的火車月票，午餐則有四天帶飯，一天規定了和同事吃飯，有時外出工作或在外吃晚飯，就會食麵包。」在職貧窮的生活相當吃力。筆者好奇，為何還在財政這麼艱難的日子，花金錢進修呢？Ness說學日文是興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對自己的職業發展仍有一點希望，學日文是必要的步驟，辛苦一點也要堅持。「如果沒有理想，辛苦還債下，連工作也沒有動力。」荊棘裏經營的夢想，特別耀目。
 

想，變得很擠迫
 

其實，借貸讀書確實不是旁人想像中的一個輕率決定。「借的時候已經知道好驚，唔知將來點還……現在都冇咩將來可以諗，一早就知道借Non-mean的後果。」當朋友談及投資、儲蓄、結婚，Ness都認為自己沒有太多空間去想。眼見每個月僅餘的數百元生活費，「連做咩都唔洗諗」。
 
可是，Ness對於自己「-36」的境況卻不太痛苦絕望。「我相信有人比我更慘，最起碼我而家有較第一份工高薪的工、有錢食飯、有屋住（又不是板間房）、有還錢能力（申請破產的話，連誠信也破產）、還能夠交家用……只不過是沒有很多資源計劃將來吧！」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Ness選擇了看自己有的一、二。
 

對Non-mean的一些看法
 

「知識也許真的可以改變命運」Ness想說的，未必是變得更好，而是變得更差。他認為借Non-mean的學生，已註定把自己的黃金十年（25至35歲）賣給政府，換取一個今時今日不能保證糊口的學位。「不論是追求理想、人生目標、或只是對生活多一點的要求也要全部讓路，改為供養政府十年吧，而有錢人就唔需要供養政府的教育部。」Ness的學位並非現今市場需求，要找得市場上較高薪的工作，或數年內不停晉升等商界思維，均不能用來量度Ness的情況。難以縮短還款期，用十年時間還款，可能仍然是他唯一可取的奮鬥路向。「儲錢？我可能要十年後才起步……」
 

況榮

樹仁大學社工系畢業，「-27」，每季需要還款$6000。
 
「知道自己畢業後就是註冊社工，還錢壓力並不太大。」況榮畢業不久就到一間社會服務中心，幫助邊緣青少年。他說自己是較幸運的「負數」80後，一來做到自己的理想職業，二來是學位較專業，出路和收入都較理想，不太擔心。還債後和生活費後有餘，他有更多空間去計劃自己的出路。
 

錢和時間的衝量

既然有較高薪的工作，會否盡快還錢，脫離學債呢？「除了必需用的錢，其他我會先儲起，用作投資。」況榮認為最好慢慢地還，重要是有彈性。「生活有太多uncertainty（不穩定因素），屋企或應急的況動資金是必須的。」而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錢和時間的衝量。「錢，可以追求更多；時間，卻不能回頭追返。如果可以爭取在今天還年輕時，用有餘的錢去做想做的事情，就不急於還債。況且，未來或許會升職，或用作投資，將來可能更有能力還錢。今天勉強還債而虛耗光陰就不值得。」
 

儲蓄方向

 「而家最主要係儲退休金。」年紀輕輕的況榮已經笑言，要計劃退休生活。「結婚，遲一點才考慮；買樓，未諗過會儲到，樓價太貴也是生活沉重的負擔；再進修也是我的考慮之一，但要半工讀也需要好好考慮。」其實，儲蓄也未必是單一目標，長遠的計劃仍有太多不可預知的因素，太多的事情不能說準。
 

對Non-mean的一些看法

 對於況榮來說，有十年的還款期再加上可以延遲還款，Non-mean的貸款不算苛刻。而他認為這種還款其實與今天的信用卡消費很吻合。他指出不論是相機、電腦，還是買樓，都是「分期供」，社會風氣習慣了這種「Multi-task式」的付款，那麼借錢讀大學只是其中一樣罷。
 
「如考慮到有些起點不同的人，如先讀Asso，再讀Top-up Degree的人來說，全數借錢可以『好金』，加上大學生在社會上既不再吃香，也沒有經驗，沒有籌碼可言。如果薪金低至8、9千，點樣還呢？」況榮對於這種競爭大，人工少的「負數」困境感到無奈。但他勉勵「負數」畢業生，最終都要想清楚生活為了甚麼，並且多點體會更貧窮的人的困境，又反省自己處於的消費文化價值的影響，或更能在知足中自處。
 

其他「負」學士的故事︰

Woody「-5」

第一年申請Non-mean，政府批核了10多萬元，也只敢借4萬元，第二年也不敢再借，學費由整個家庭負擔，最大原因是怕將來還不了。「對於將來要搵近萬元的工作沒有太大信心，就算搵到，要養家、車費、生活費都會因通脹變得好貴，還loan就完全沒錢剩。」
 

Chloe「-10」

一年的Top-up Degree，學費已經花費8萬元Non-mean。她對於自己的工作能力很有信心，表示對借錢毫不擔心。現在找到過萬元的工作，每月只須儲起1,000元就足夠還款。
 

阿積「-7」

借了6萬元Non-mean作為3年大學的生活費。其中2萬多元用作交流，分別到了3個地方留學幾個月至半年。「（外地交流）比起出來工作後去旅行便宜得多，時間亦可以長很多。因此，寧願先借錢，好好運用大學的時間增廣見聞，到畢業後搵到工先慢慢還。再者，外地交流可以寫入個人履歷，或許可以搵到更好pay（薪金）的工作。」
 

Ling叔「-5」

雖說借了3萬元Non-mean和5萬元助學貸款，但有家人的支援。Ling叔的家人為了「唔益」政府，一次過還了3萬元Non-mean，而較低息的助學貸款由他自己還。他還有餘力購買保險。「雖然人工比同行低3,000元，但仍然會用2,000元供保險。人愈大，保費愈貴嘛！」
 
 希望在明天？！

在今天講求競賽的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階級與階級之間，年青一代的「起跑點」往往可以相差很遠，這距離甚至愈來愈遠。富有的，畢業後非但「0」，更可能由父母資助首期供樓、供車；清貧的，畢業後可以更清貧（在職貧窮）。今天社會有聲音指出，知識能改變命運，努力讀書可以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但眼見不少大學生畢業的負債困境，不得不懷疑這種言論的可信性。況且，我們今次「見樹未見林」，討論還未觸及一些未有升學機會的年青人，低學歷下只能進入較低技術（所謂低技術，並不一定不需用技術，可能只是沒有甚麼前途和被看不起而已）的工作。筆者不禁要問，在香港的教育理念中，人是否只不過是「資源」（人力資源）？教育是一句口號？（終生學習　終生負債）還是教育應該幫助人性價值的建立，讓人能夠實踐社會公義，以至基層的年青人（畢業生）有更公平的待遇，不是苟延殘喘而是可以更合理地活著？
 
此外，「負數」驟眼看很負面，但卻不能夠框限年青一代的前路。不論是Ness、還是其他正努力還債的年青人，也同時努力邁向理想。盼望不同境況的年青人也可以無懼困難，在波瀾中綻放生命力。

政府日前公布「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的修訂版，調高二人及三人家庭的入息限額，但只能以家庭為單位提出申請。雖說受惠人數預計會增加48,000人，卻肯定會令部分既得利益者，失去享受這項福利的權利，結果當然是引起極大迴響，議員們亦乘勢發聲，爭取曝光率。

將申請單位改為家庭，原因可以理解，因為同一家庭中，可以有成員月入數萬，同時亦可有另一成員失業或「就業貧窮」。如果家人之間做到互相扶持和保護，上述情況理應無須耗用社會資源去提供協助。然而，在社區內卻存在更多個案，家庭成員的收入徘徊在符合申請資格的界線，只要政府稍微調整入息或工時條件，便馬上影響他們的命運。特別是在舊制下受惠，但會在新措施下失去援助的市民，更加覺得不是味兒。新計劃能否實施，還看政府和政黨如何角力。

據報導，政府擬將猶如夫婦的同居男女及同居同性朋友，當作一個家庭看待。如果屬實，政府便間接對「家庭」賦予了新的定義。所謂「同居」，指沒有血緣的異性或同性同住一室，即使有履行夫妻間的責任和義務，但沒有法律和世俗的約束。這種不穩定和沒有承諾的鬆散關係，試問如何能與「家庭」相提並論？更嚴重者予人以為同性戀合法化。

倘若一對同居男女，在新制度下會失去既有的津貼，便等同鼓勵他們結束同居，或作出瞞騙行為，令這種關係更見兒戲，亦跟政府希望扶助有需要人士的原意背道而馳。相反，如果獨居人士沒有申請權利，則等於鼓勵他們組織「同居家庭」。這種間接顛覆中國人根深蒂固的家庭觀念，摧毀夫妻間神聖承諾和關係的舉措，希望只會出自「消息人士」口中，千萬不要落實。否則，政府近年為宣揚家庭核心價值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民間一代復一代傳承下來的家庭價值觀念，都會付諸東流。

政府官員的思維很多時真的很奇妙，明明是好事可以變成壞事，明明是簡單的問題卻可以弄得十分複雜，好像外傭稅和慳電膽事件。最近在新修訂的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畫，又忽然為同居關係開創先例，將猶如夫婦關係的同居情侶，視作一個家庭單位提出申請。

有關做法帶出了一些新的爭議和社會問題，第一，政府一向並不承認同居人士屬於一個家庭，此例一開，大家必然會問，同居人士可否申請配偶的免稅額、以家庭名義申請綜援及公屋呢？若果不可以，大家又會問為何在其他社會福利政策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

第二，審核兩人是否有穩定及持續的同居關係行政費用高昂，是浪費公帑，亦未能有效運用資源協助有需要的人士；大家經常批評一些扶助弱勢的團體行政費用高昂，若由政府來做只會更高。其實交津最簡單的做法就是直接津貼所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如鐵路、巴士、電車和渡輪的市民，降低每程的車船費，根本毋須聘請任何人去審查，若一定要審查，亦應以個人和家庭為單位，才是最容易證明的。

另外，有關建議更會對婚姻和家庭帶來不必要的衝擊，香港是自由社會，若不喜歡結婚的人可以選擇同居，但既然選擇同居便不應享有任何以支援及鼓勵家庭制度為考慮的社會福利。一直以來，家庭皆是以婚姻、血緣和領養關係作為基礎，而家庭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石，政府不應在未有任何社會討論及共識的情況下，輕率地推行任何與此抵觸的社會政策，為本已紛亂的社會添煩添亂，有關官員必須懸崖勒馬。

有關富豪的「魔鬼論」餘波未了，除了有天主教徒刊登全版公開信，強調對為富不仁、藉法律漏洞而大施剝削的人，教會不應沉默，應以言行表達對社會正義的看法之外，近百名天主教徒在立法會外舉行「渴慕正義、實踐真理」祈禱會，希望教區不會選擇與富者為伍，並繼續承擔教會使命，在社會上譴責不公義和罪惡，又質疑教會是否仍會堅持與弱者同行的原則，擔心若教會與富有和有權勢的人連成一起，公信力便會減少。

其實不單是天主教會，在基督教內亦有一些弟兄姊妹關注教會是否愈來愈向建制，特別是政府和有財有勢的人傾側，或過份重視與他們的關係而不敢為弱勢仗義執言。此外，愈來愈多大型聚會只邀請官員、議員和名流出席而忽視了基層人士，有關憂慮並非杞人憂天。

雖然我認同教會應向貧窮和弱勢人士傾側，更多為他們發聲，但並不認同一些人事事要和政府和有錢人對立，將對方視為魔鬼，然後將自己對對方的惡意攻擊合理化。

我仍然堅信作為一個基督徒對任何人也應是其是、非其非。關懷弱勢，並不等於一定要仇視強勢，而是要發揮監察的力量，防止一些人利用其權勢而作惡。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9月份舉辦之「生命倫理對談」，特別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治經濟」社會科學碩士課程講師黃元山先生，與我們一起對談「企業講道德?究竟得唔得?」——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對於畢業於全球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多年來曾任職於皇家蘇格蘭銀行、瑞銀和雷曼兄弟等國際金融大機構的黃先生來說，過去在金融投資界別的工作，使他對企業追求獲利的同時，亦要講求商業道德、公平貿易、社會企業，以及慈善與公用事業等各個看似對立又水火不容的要求，有獨特見解。

企業就是要「賺到盡」?

在對談中，黃先生首先要大家反思：為何企業都是「賺到盡」，而不講求公義道德?經濟學大師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曾於《紐約時報雜誌》撰文提出：企業最大的社會責任，就是為賺取最大的回報和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1]只要是合法，自由地做生意，企業的任務是去追求最大的利潤，追求社會責任則是個人責任。然而，當大家都樂見公司「年年賺大錢，業績創新高」時，對盈利的期望和要求，就像層層疊般由最上的CEO（而對他有期望的其實就是大股東們，當然也包括每一位小股東）下至每一個職員身上，最後就變成了貪婪的「共業」。事實上，怎樣才能促使企業有商業道德、盡上社會責任和有企業良心，作為有份投資的每一位小市民其實也是有責任的。當我們去指責大公司欠缺商業道德，貪婪成性的時候，會不會忘記了自己也可能是他們的幫兇?

那麼，企業又能否既賺大錢，又可講求對社會的承擔?現時很多大公司都喜歡以公司名義捐款和行善，黃先生認為這多只是公司的「形象工程」，大家要留意的是企業文化的轉變。企業作為社會中的一個「有機體」，在社會中是有生命力和影響力的，而企業比個人有更強的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因此影響一個企業的文化，對社會帶來的作用是大的。一間做生意老老實實，商譽良好，講信用的好企業，其實也是社會一份很好的資產。

社企「有得做」嗎?

對於近年興起的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黃先生坦言要兼顧經營而又能對社會服務有貢獻，難度是很大的。因為很多時我們都將「社會企業」與非牟利機構(NGO)、慈善機構，甚至是以往的「庇護工場」相提並論，但他們其實是不盡相同的。作為企業本身，要有「自負盈虧」的概念，這又牽涉了經營的策略，售賣的貨品與服務是否具商業價值，銷售手法等多方面的因素。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終極答案，相反地，如果社企管理不善，可能對社區帶來更大的問題。

現時很多本港的社企都著重了「服務社會」那方面，但企業經營往往長期處於虧蝕狀態，長期須要補貼，這對本港社會服務的質素提升是不利的。黃先生指出，很多時社企都高估了其自身產品的可賣性和顧客的消費力，而一般社企單憑顧客的「良心消費」其實是不夠的，社企必須多加創意，去「出售」跟其他商店與別不同的產品，方能健康營運下去。他指出近期在港開展的國際知名社會企業「黑暗中對話」(Dialogue in the Dark)就是一個頗成功的模式：以與眾不同的手法去體驗黑暗，既能引發參與者新的感受，也能給視障人士提供具尊嚴的工作，更具經濟效益。[2]

總結：「管家」與理財

那麼，作為基督徒，我們又應如何管好我們的資財?黃先生認為，作為基督徒，應該抱著在世資財只是神給我們託管，而非我們所擁有的心態，這有助我們更好地思想，怎樣才是好的投資態度和最高目標。他指出，參與投資的人，很容易因錢賺得多、賺得易而有「心魔」，最後就在投資中把持不住。基督徒本身帶有的「管家」職份，有助我們把投資目標放在比金錢和回報更高的層次之上，追求「既賺錢，又公義」的目標。具體而言，我們在投資時，可多考慮除財政數據以外的因素，如投資的企業有否推行具「社會道德」的理念? 企業管治中有否落實「家庭友善」政策?企業對社會服務又有何承擔? 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
 

施政報告宣佈政府與商界共同成立100億的關愛基金，鼓勵商界積極參與扶貧，也可以引入新思維，令措施更具彈性，為基層市民提供綜援計劃不能提供的支援，並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出任基金的主席。

計劃宣佈之後負面的批評此起彼落，指基金是商界的贖罪劵，以及未來特首的競選經費等等，一件本來能夠惠及一些在現行服務未能關顧人士的美事，反而成為激化社會矛盾的計時炸彈。

香港市民仇富的心態已經愈來愈情緒化，好像有神父將超級富豪和連鎖快餐集團比喻為魔鬼，引起不少的爭議。一些大財團的壟斷行為和賺到盡心態的確令不少市民反感，但他們亦沒有作姦犯科，本身並不是黑社會或開賭場「撈偏門」，至於他們捐錢雖然亦很有可能有其他的目的，例如討好未來特首的大熱門，但形容他們是魔鬼，除了泄泄憤之外，有甚麼建設性呢？

諷刺的是馬會在每年捐助不少慈善活動之餘，其實同時亦製造了不少病態賭徒，卻被不少人視為大慈善家、甚至救世主！另外，又好像不少電視慈善籌款晚會一樣，一些有錢人捐款不過是為了沽名釣譽，但無論是假意或是真心，能夠達到關心愛護貧窮人的果效總是一件好事，是否需要大力鞭撻呢？

為今之計，政府應該更換基金會的主席，由其他長期關心貧窮問題的社會人士擔任，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政治爭拗，讓一些真正在服務夾縫的人士得到幫助。其實，若果能夠善用關愛基金，它最大的用處不是派錢，而是在香港建立一種關愛的文化。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已經就最低工資的金額達成共識，雖然未能夠達到工會和不少打工仔的期望，但起碼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貧富懸殊以及在職貧窮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若果不正視將會是一個殺傷力極大的計時炸彈。

不過，隨著最低工資的實施，另一個問題亦需要關注，就是勞工界同樣爭取多年的標準工時立法仍未見動靜。統計處數字顯示，有128萬僱員每周工作50小時以上，較去年同期多出11%，相反每周工作50小時以下的僱員人數，較去年減少5%，反映香港人的工時越來越長，嚴重影響日常的生活以及和家人朋友的關係。

健康工時是教會團體應該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因為人不是機器，除了工作，亦需要顧及各方面的平衡，包括個人的心靈健康以及與家人的關係。基督教重視家庭不應只是一句口號，我們應該努力為自己和別人爭取應有的空間，讓一眾父母有更多時間陪伴子女，切勿讓成千上萬的兒童成為有父有母的孤兒。

其實，工時過長亦嚴重蠶食信徒的信仰生活，在長期加班的壓力下，要好好的靈修、祈禱；參與教會的小組、團契和祈禱會已越來越困難。人活著需要工作，但我們絕不應只為了工作而活。

當大家還是爭論「起錨」或是「超錯」時，社關行動（特別是直接的服侍）是教會回應社會議題上，少有爭議的一環。面對今日的香港，到底教會和基督徒群體可以為社會作甚麼？如何去作？在坐言「起錨」，關心社會的事工上，筆者走訪了個別教會和基督教機構，看看在各種社會問題和回應行動上，教會可從甚麼做起，有甚麼可行出路？

起頭難？從關心開始

所謂「萬事起頭難」，但在社關問題上，其實一切都從關心開始。當見到街邊的無家者和拾荒者，你是會避之則吉，還是施予援手？筲箕灣浸信會和其姊妹機構「關愛動員」，便於2007年開展了關懷無家者的服侍。由最初關心教會周邊常見的幾位無家者起，關心的行動慢慢開展，如定期探訪、接觸拾荒者並建立關係、每星期「開飯」給他們吃、安排健身操、唱歌等活動，與他們有更深入的溝通。在這個話匣子打開後，可以做的就遠遠不只身體飽足和需要，而是更深入的心靈和信仰問題。現時，每星期的聚會（真的是在一個公園裡和他們「落區」聚會）已經有20多位「街坊」穩定出席，就如教會聚會一樣。與此同時，神也開路給這個事工，自2009年10月，關懷拾荒者和無家者的服務已延伸至鄰近的鰂魚涌及北角區。[1]
 
如果教會認為無家者較難入手，那何不從教會熟識的傳統社關項目出發？功課輔導、兒童興趣班、醫療諮詢、義工理髮、食物援助等等，都是非常可行的建議，只要教會在人手、義工和場地安排上花一點心思，是可以做得到的。舉例說，教會的場地，在平日就是一個很寶貴的資源，可供這些社關事工使用。下一次教會安排街頭佈道時，除了傳福音，我們的眼界也可放開一點，看多一點，關心多一點社區中隱蔽的、無家的、需施捨和拾荒的人。

三股繩子不易斷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傳四12）教會在推動社關時，如果能融合教會資源、會友參與和機構合作，推展事工必會事半功倍。社會上，不同的社福機構和網絡皆可以成為教會的同行者，幫助教會推展社關事工。以開飯服務和食物銀行服務為例，現時本港已有數個社會福利機構（如：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2]）為教會提供合作夥伴計劃，可以幫助教會開展有關事工。由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開辦的「豐盛髮廊」，就是一個開放給曾誤入歧途的少年重回正軌的學徒訓練機構。現時已有教會與髮廊合作，一方面差派弟兄姊妹成為學員的導師，另一方面當教會要推行社關活動時，髮廊學員們就能出動義務理髮。這正是互惠互利的社關事工策略的好例子。另一方面，由「教會關注失業行動」轉變而成的「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皆在聯繫和推動教會關懷及協助香港的貧窮家庭，教會也可以與他們聯絡，商討合作的可能性。[3]
 
除了與機構合作，動員弟兄姊妹一同分擔也是一個好方法。教會可以成立社關小組，由傳道同工統籌，然後邀請大家參與。這除了比傳道同工「單打獨鬥」式的個別家訪事工有效率外，更重要是凝聚大家對社區的關懷，和關心社區的歸屬感，而並不只是在教會四面牆內相聚。

再進一步：不要單顧自己的事

在推行社關行動後，下一步就要開展關心社會的工作。別讓教會的社關工作停留在個別服務上，那會容易使社關工作變成「日常」（Routine）活動，慢慢就會失去動力，走向事務化和量化的不歸路。在推行社關事工上，除了事工，更要留心社會：甚麼因素造成貧富懸殊？甚麼造成「跨代貧窮」？再進一步，低下階層的貧窮，與「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可有關係？工作時間對家庭的剝削，雙職父母又會對子女成長和一家人的相處帶來甚麼影響？我們的勞工和社會福利政策是不是「家庭友善」？世界盃開始了，賭波風氣熾熱，賭博會不會使更多賭徒「刀仔鋸大樹」，叫那些本來已貧窮的人變成問題賭徒，影響家庭？這些都可以激發弟兄姊妹對社會問題的思考，使教會推行社關事工時更能針對社會深層的需要。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正就香港社會福利的長遠發展規劃進行研究，並發出了一份諮詢文件，邀請有興趣的人士在7月31日之前提交意見，這是教會中從事社會服務的個人和群體值得關注的事。[4]
 
在不同的社關議題上，基督教群體大都有相應的團體機構，可以幫助教會更認識有關問題，和協助推動事工。舉例說，有關新移民事工的推展，可與「新福事工協會」聯絡；關注賭風的有「監察賭風聯盟」；貧窮、社會事務的可以到「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查詢；「明光社」則專注於傳媒、性文化和社會倫理問題；性文化方面，亦可以找「香港性文化學會」合作。教會關心社會，就使我們對社會的不公義多一點認識，多一點回應。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最近發佈的「2009教會普查」顯示，香港教會在過去幾年間，大部份都有增長，無論人數、財政、資源均見進步。但報告卻明確指出：倘若堂會只顧本身發展，就變為「痴肥」堂會……堂會想長青而能保持活力，需要有向外拓展或繁殖的能力，才有更大發展的空間。堂會不向外，下一步自然是「中落」！[5]教會推行社關，絕對是「活化」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