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人秀玩出火

受訪者：梁麗娟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講師

翻開教會歷史，會發現曾流行靈性是好，物質則是邪惡的說法，由於物質是惡，身體也自然是惡，這都是異端思想，這種靈善物惡的想法源自第2世紀希臘諾斯底主義的二元論。到了第4至第5世紀，奧古斯丁認為性慾是亞當墮落後才衍生出來，進一步把性等同於罪，連帶夫婦之間的性關係也被視為罪惡，於是乎，除非為了繁衍下一代，即使是已婚夫婦，也被鼓勵禁慾。反觀21世紀的今天，到處響起自己的身體自己做主的聲音，即使是基督徒也敵不過性解放思潮，根據美國一項名為「信仰與人際關係」的全國性調查報告，近兩萬名單身受訪的基督徒中，大部份都沒有過著「婚前守貞」的生活。[1]

從夫婦禁慾到性解放，兩極都未中紅心，有違神的心意，到底基督徒可以如何理解性，以至可以既能尊重身體，不忽視身體的需要，又能合宜地去發掘性、愛及婚姻的美善，相信已故天主教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所撰寫的《愛情與責任》，以及其他學者對身體神學的詮釋，可以為天主教友，又或新教教徒帶來不少洞見及啟廸。今期「我有話說」邀請了已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的講師梁麗娟博士，與大家分享身體神學的精華及一些體會。梁博士早期曾教授「媒介、性及暴力」課程，為了整合早前的研究，這段時間在多倫多大學神學院Regis College碩士班進修，她選擇了修讀天主教的性倫理課程，當中包括身體神學的教導。

神讓人通過身體經驗屬靈的奧秘

基督教早期曾出現靈善物惡的觀念，於是基督徒認為追求屬靈的事才是好的，梁博士提到，身體神學正正打破了身體是不好的謬誤。神創造世界及人，在神眼中，祂所創造的萬物都是好的，當中包括了人類，為何人會覺得身體不好呢？天主教很多聖禮都是與身體有關連，甚至與身體接觸，並透過身體來領受，例如洗禮、用膏油抹頭，按首祝福等。

透過身體，人們會感受到平安或恐懼等不同情緒，人是透過身體去經驗物質界，當人的情緒出現一些狀況，例如未能表達自己的看法，感到被壓抑，身體也會相應的出現一些狀況。人的靈性與身體也有關連，兩者不能分離，例如透過靜觀，人可以感受當下身體的狀況，所以不應視身體為阻止人進入屬靈世界的障礙物，反而要視身體為神給人的禮物，透過身體經歷屬靈事情。

身體不是一個與靈魂分割的個體，而是一個小宇宙，把可見的彰顯那不能看見的，就如物質界的東西可以彰顯非物質界的國度。有一次，耶穌責問眾人，他們懂得看見西邊有雲彩升起來，便知道要下大雨；看見南風吹起，便知道天氣將熱，他們懂得分辨天氣，卻不能從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去分辨自己身處一個甚麼樣的時代（路十二54-56）。很多時候，神通過我們的身體讓我們去看見神的屬靈奧秘。又例如耶穌在馬太福音六章22節說過「眼睛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耶穌在這裡所指的就是屬靈的洞察力，我們的眼目可以看見自然界，欣賞天父的創造，也可以分辨不同人的精神狀態，但能看見屬靈的世界，並非一般人可以做到，需要求主開我們的目光，才能看見屬靈的奧秘。

夫妻結合經驗神合一的愛

愛是一個奧秘，聖經從創世記開始，神便設立婚姻，讓夫婦二人成為一體，到了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耶穌基督迎娶祂的新婦——教會，而聖經的中間則有雅歌，書中歌頌性愛的美好，兩性互相傾慕，將愛侶關係寓意神與以色列人的親密關係。可見聖經的結構已突顯神是愛的本質，而神亦通過人倫之間高度契合及親密的性愛，讓人體驗與神愛的融合，是何其美好。愛的主題貫穿了整本聖經，三一神之間的愛已夠親密完備，但神仍開放自己，與受造物分享受祂的大愛。

夫妻二人成為一體是這種與神愛融合體驗的投射。婚姻中的性關係，夫婦二人都向對方敞開，赤身裸體是代表個人的脆弱性及毫無保留，願意交付自己的生命給對方，這種向配偶開放自己的生命，等同於在神面前開放自己的生命，容讓神進入自己的生命，以及改變自己的生命。就如馬利亞對神的使者說：「我是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一38《新譯本》）

神是自足的，祂本身已經可以榮耀自己，也不需要人類滿足祂，和向祂歌功頌德，但祂是愛，祂願意與人類分享祂所有的。永生神是永恆存在的，人類不是，人類的年歲是有限的，但藉著夫妻聯合誕下的孩子，孩子再誕下孫子，這一種通過人的身體連綿不斷的繁衍，讓人類在地上稍為體驗到「永恆」是怎麼一回事。

至於夫妻二人聯合的那種短暫快樂，也是神稍為讓人體驗到人神共融的終極快樂，因此有天主教神學家說，人有性慾是正常的，因為神設計人對性慾有渴求，人之所以渴望與其他人聯合，其實源自對神的渴求，惟有找到神，人本身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

婚姻為何如此重要？教宗強調婚姻及家庭是文明的基石，並且在創造秩序中最基本的，只要婚姻及家庭穩固，一個國家的文明及文化才能穩固，如果家庭及婚姻瓦解，整個文明都會出現危機。夫妻二人的結合是神聖的，但梁博士提到，一對新人在祭壇上所發的誓言，承諾疾病困苦與共，實際上有多少能兌現？這點值得大家反思。

容讓神介入，以愛養育孩子

夫妻二人的聯合是如此神聖，婚姻便不是一份簡單的合約，而是一份契約，當中牽涉男女二人的承諾及神的介入。夫妻二人向對方開放生命的同時，也向神開放自己的生命，包括接受神給予他們的禮物——孩子（詩一二七3），因此天主教的內部指引並不主張教友用非自然的方式避孕，認為這做法等同拒絕神介入自己的生命，任由自己計劃及控制生育，若教友想要避孕，最好還是用自然的方式如量體溫計算妻子的排卵週期等。

當然，此教導惹得很多教友反感及受人詬病，他們認為天主教有關避孕教導不切實際，不明白現代家庭的困難及挑戰，現代生活那麼忙碌，女性又怎會有時間去計算排卵期，實際上夫妻也難以配合。有些教友並非抗拒小朋友，相反，他們只想提供更好的時間及資源來照顧小朋友，沒有計劃的生育只會讓父母疲於奔命，萬一誕下有問題的孩子，更不可能不計劃便再養育另一個小生命。梁博士指出天主教最終也沒有強迫教友一定要遵守避孕指引，只提醒教友要知道自己最後是向神交代，只要憑良心盡上為人父母的責任便可以。

新教教徒不一定認同天主教這一套避孕的方式，不過梁博士分享到，實踐上雖然很困難，但當中的神學理論還是值得大家認識，這種避孕方式亦讓人反思到性愛與婚姻的本質，以及婚姻與家庭的關係，當人願意在神面前立下婚盟時，就是願意犧牲個人一些自主性，與另一個人在神的引領下一同走上未知的人生道路，當中遭遇甚麼，人無法控制，包括生兒育女的計劃，人應該是為此禱告，若不是靠著神的恩典，人是沒有辦法做到的。現代人很想控制自己的生活，很多事情都想按照自己的計劃去實行，以為現實世界有很多事都可以按照自己所期待的方式發生，卻忘記了，我們面對的其實是一個自己不能控制的命運。梁博士點出上一代的人比起後輩更能擁抱生命的變化，他們較能面對人生的無常並處之泰然，例如對子女數目的控制，他們肯定沒有現代人般強烈。

真正的愛，包括尊重

真正的愛有責任，也包括尊重，尊重他人的身體，不要把他人的身體物化。當一個男人評論一個女人的胸部，並表示他喜歡這個女人的大胸，他說這話的時候已經把這個女人物化了，把這個女人的胸部從她身上分開出來，成為一件給人玩弄的物品，可是人是不能被分割的。即使是整體，只要丈夫視妻子為發洩性慾或傳宗接代的工具，又或是炫耀妻子的美貌，到了妻子人老珠黃便嫌棄她，同樣是把妻子物化了。反過來，一個妻子覺得丈夫不會賺錢沒有用，只視丈夫為賺錢機器，也是把丈夫物化了。

每個人都是獨特的，不必比較誰比誰好，神也愛每一個獨特的人，人人都值得被尊重，因為神創造人時，賜予人自尊，例如當一位丈夫在妻子面前稱讚其他女性的美貌，這位妻子便會覺得很委屈及不被尊重，這是動物沒有的感受及反應。

身體是神創造的，是寶貴的，現今社會的男女都被物化，很多時都是因為受到傳媒影響，讓人以為身體自主，可以隨便與人發生性關係，這只是被扭曲了的性文化影響，以致把性誤用，做了一些傷害自己的事情，或是出現更嚴重的問題，如墮胎殺嬰等情況。梁博士指出，教宗提到這是一場屬靈戰爭，惟有通過基督的救贖，人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簡單來說，身體神學並非空泛的理論學說，只邀請人在學術層面探討交流。相反，它邀請人反思人的身體是寶貴的，不能隨便進入性關係，要認真對待婚姻，因為婚姻並不只是兩人或兩個家庭的事，而是兩人與神的事。天主教有關身體神學的教導始於上世紀70、80年代，當時以針對家庭中的性倫理為主，對獨身、同性戀、跨性別等性議題未有涉及，但近年已逐步與時代的步伐接軌。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踏入2024年，明光社為基層家庭舉辦了兩個戶外活動，把孩子從家裡拉出來，暫時告別日夜打機的生活，與家人齊齊走進大自然，一邊玩樂郊遊、一邊親子互動、一邊學習體驗，豐豐富富，滿有恩典。

活動一：到處都有故事的南丫島
雖然南丫島距離市區不遠，很多基層家庭卻從未涉足這個充滿漁鄉風情，又有不少外籍人士聚居的小島。在2024年1月21日，藉著基金項目的贊助，本社帶領一行約50人，來到這個風情小島，這些劏房家庭的成員，在風和日麗的星期天，享受了一天優質的親子時光。

接待一班參加者的安徒生會，領隊孔sir為大家度身訂造了一系列的活動：落魚籠捉魚、參加榕樹灣導賞、在該區知名茶餐廳吃午餐、煨番薯、五感體驗及製作海玻璃畫。除了讓參加者認識南丫島的漁村文化與特色外，五感體驗讓他們認識到生長在該區的本土植物，而製作海玻璃畫讓孩子們，透過創作把心中的南丫島呈現出來，他們亦同時思考到海玻璃的來源，明白人類對大自然應有的責任，增强對環境保護的承擔。至於最受歡迎的活動，就是煨番薯了。孩子們覺得新奇好玩，家長們則分享他們念兹在兹的童年往事，緬懷過去，場面溫馨。

活動二：挪亞方舟一天遊
2024年1月28日，本社帶領了超過30個基層家庭，接近100人參加了挪亞方舟一天遊活動。這次活動分成兩部份，馬灣公園野外定向及免費參觀挪亞方舟主題公園。

第一部份是馬灣公園的野外定向活動，馬灣公園的設計旨在宣揚關愛與和諧，以及愛護大自然的訊息。得到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協助，由他們的同工設計當天的活動，參加者在馬灣公園參與了兩小時的親子定向活動。透過精心設計的地圖及提示，參加者深度認識了馬灣公園，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好，同時也讓一家人增進溝通，共同克服困難及考驗。

第二部份是參觀香港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公園的設計象徵「愛」與「生命」。家長帶著孩子一邊參觀不同的展館與設施，如夢想星球、珍愛地球館、方舟生命教育館、方舟博覽館等等，一邊啟發孩子愛的精神，以及認識到生命的珍貴，寓教育於娛樂。

一家人，在一起，有遊戲，有學習，互相合作，彼此支持，成就了美好的親子時光。

劇集，很多人愛看，以前主要看電視台製作的劇集，近年不少串流平台也有自家製作的劇集，但隨著短視頻和相關網絡平台出現，短劇漸漸成為主流，一集兩分鐘，拍下100集也不足四小時的網絡短劇，讓生活急速的城巿人既可煲劇，又不用捱60集長篇劇，不用快進（fast forward），直接看完，題材更是一般長劇的大集合，穿越、復仇、重生等等，劇情要愛情有愛情，要殺人有殺人，最重要是不少故事引入爽劇元素，情節緊湊、簡單，務求每兩分鐘要觀眾感受一次高潮迭起。[1] 這些短劇又稱為「微短劇」，其成本低，利潤高，不過當中包含的一些價值觀卻令人不敢恭維。

內地在2023年11月宣佈，要整治抖音和小紅書等社交平台的微短劇，其實整治工作早在2022年11月已開始，截至2023年2月，已有25,300部微短劇下線，及至11月，一共有170萬集微短劇下架，當中多被批評為「色情低俗、血腥暴力、格調低下、審美惡俗」。[2] 不過，這類短劇又豈會因為當局禁制就不再拍攝，在豐厚利潤下，仍有人繼續拍攝，就以內地短劇《我在八零年代當後媽》為例，前期投資80,000元人民幣，拍攝10天，就創造出一天內賺2,000萬元人民幣的收益。[3]

這類網劇大部份都在短視頻平台播出，畫面大多是直度的，專攻手機平台，每集大約2至10分鐘，內容確保在短時間內吸引眼球，務求「看一段就會想看全套」，因為短視頻平台只給用戶免費看幾集，之後就要到短劇平台付費收看，或好像串流平台般支付月費才能看全劇，據說製作團隊目標收益大概是1比1.5，假設投資10,000元人民幣，目標就是收回15,000元人民幣。[4] 當然這些短劇也遭嚴重盜版，很多舊的網劇，不論是否已下架，也可以在不同的平台免費收看。而故事內容情節，不管有沒有問題，短劇已免費流出，當然製作時是沒有怎樣監管，最多就是播放時在畫面顯示一句「影視效果，請勿模仿」，就當做了教育工作。

故事雖然有很多題材，但因為劇本不足，大部份故事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根據一些受歡迎的網劇，加入不同的韓劇或陸劇的內容，並作一些修改。故事骨幹基本一樣，情節就是抄來抄去，或者將不同的情節次序或者細節修改，原創的內容不多。由於部份故事來來去去都是同一套路，甚至可以視為一個受歡迎的「類型」，而這些類型能夠流行起來，也會引人反思。在此會介紹幾個比較經典的類型。

1. 霸道總裁：這是在內地和台灣地區流行的愛情故事類型，主題大多為外表高大英俊，有財有勢的男主角，既是企業總裁，性格又強勢，他狂熱地愛上平凡的女主角，當中表達愛意的方式非常粗暴，例如會強吻她，又不懂女孩的溫柔。類似故事用了極端的男性中心主義的論述，女性雖然被粗暴對待但同時卻有被照顧的感覺，所以深受女性觀眾歡迎。此類故事題材亦流行於網絡文學，有評論者認為這種文體根本上是崇拜強者和專制思想，並不是真正平等的愛情。[5]

2. 戀愛腦：不少網絡短劇的故事主人翁均被形容為「戀愛腦」，當中有幾個主要特點，面對自己喜歡的對象，只看到對方優點、忽略或否定其缺點，為了討好對方不惜放棄自己的想法，極度渴望對方，不尊重對方的時間和空間，不接受對方與其他異性見面，情緒起伏大，對伴侶的行為過度敏感和解讀。[6] 過份沉迷戀愛腦的故事，令人擔心的是觀眾也會有戀愛腦，最後難以自拔，以為戀愛就一定是這樣才對，但實際上戀愛的面向有很多，更重要的是，人的生命不只有戀愛這個部份。早前香港電視台與內地網台聯合製作的劇集《新聞女王》，就被內地形容為「終於有一套沒有戀愛腦的職場劇」，可見內地觀眾也對過份戀愛腦的劇集，到達厭惡的程度。

3. 重生復仇：主角往往因為受了不公平或悲慘的對待，甚至可能被殺死，但最終沒有死去，反而可以回到「未死」之前的日子，又或者直接穿越到前一世，透過自己預先知道未來的事件，實行他的復仇大計，對付那些曾經陷害他的人。類似的故事不少來自日本，但及後在內地的劇集「發揚光大」。這類故事的問題是，重生之後主角是否必定要復仇？其實如果時光已倒流，事情未發生，這仇又如何報呢？復仇過程中，更多讓觀眾看到的是權力如何一次又一次不公平的傾斜，然後主角如何像曾經苦待他的人一樣，以新的身份一雪前恥。

4. 草根逆襲：本來是十分正面和熱血的內容，但卻充斥了負能量。主角原為草根人物，來了一個大逆轉成為成功人士，他／她可能是殘疾人士、入贅女婿、植物人、沖喜新娘等等，並會被加上很多負面的標籤，同時又有很多不相信主角會成功的反派角色，他們不斷在故事中散播負能量，說主角不可能成功，更會有理應與主角站在同一陣線的人，例如伴侶或者家人，時常質疑主角的能力和不斷叫主角早日放棄，又說其他人做相同的事也會失敗，主角是不可能成功。即使到最後主角真的成功了，他們也不會歸因於主角的努力，只會說這是主角透過不正確手段得來的結果。草根人物最終成為成功人士，但卻失去對人的愛和信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如此不斷被破壞和踐踏。[7]

5. 後宮權鬥：後宮權鬥劇描述女性之間極端的爭鬥，為了得到男主角的歡心，不惜用盡一切的方式去吸引男主角，並將其他以姐妹相稱、表面上是非常友好的朋友踐踏，互相陷害，互相殘殺。類似的故事有很多變化，當中有很多扭曲的攻心計，或者將人性的陰暗面不斷放大。不少人質疑類似的權鬥，走到自相殘殺，不理是非的地步，也是一種社會悲哀，甚至要問這類後宮的故事，是否隱喻了社會的無奈？人究竟是否應該只活在充滿鬥爭的社會中？[8]

微短劇的產量雖多，但題材頗窄，同質性強。可怕的是當相類似的東西不斷重複湧現，巿場接受的同時，是否亦展現了社會接受某一種價值觀，或者被某種價值觀所操控？上述題材和故事情節也可見於不同地區的電視連續劇中，或者我們在煲劇的同時更要問，我們有沒有留意到自己在接受著一些想法或價值觀？我們是否真心希望世界變成那個樣子？離開戲劇世界之後，這類故事會否還在影響我們？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渴望被愛、被接納、不想被人遺棄，當這些渴求長久得不到回應時，可能會令人變得缺乏自信和自尊，寧願把自己的感情隱藏起來，在人群中亦表現得退縮。作為父母，可以怎樣令孩子感覺得自己被愛呢？而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又可以怎樣回應提問，令孩子感受到自身的價值呢？本文將會探討一下這個課題。

孩子在尋找自己的價值
有些孩子會問父母充滿童真的問題，例如「我可愛些，還是貓可愛些？」「你喜歡陳小明多些，還是我多些？」若把這類提問圖像化，孩子把自己放在天秤的一端，另一端則放上他認為重要的事物，這樣的問題其實展現了「渴望得到認同」的需求。這需求也標誌著孩子的成長，開始察覺「自己意識到的自己」和「被他人意識的自己」，[1] 孩子開始在意「其他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呢？」「我的成績好嗎？成績不好的話，人們會怎樣看我啊？」父母既然是孩子心中重要的人，所說的話自然舉足輕重，請父母給予孩子肯定的回應：「在媽媽的心裡，你永遠比貓、比陳小明更可愛，因為你是我的寶貝，媽媽非常愛你！」

年紀愈細的孩子，對父母某些感受或意見愈敏感，愈容易感到父母是拿他們與其他人作比較。例如父母說：「志仔的數學考得不錯啊」，孩子對這話的解讀是「我的數學成績不夠好」。當父母讚美「小琳在運動會跑步項目得到冠軍，不錯啊」，孩子聽完後就莫名其妙的黑起臉來，晦氣地說：「哼，原來你更加喜歡小琳」，這些反應實在令父母感到相當錯愕。

那麼父母是否要避免對其他事物表現出欣賞和喜愛，唯獨對自己的孩子讚口不絕呢？當然不是。人與生俱來都喜愛美好的事物，而且懂得欣賞別人是建立人際關係的重要條件；若對孩子過度讚美，可能會產生其他問題，例如自大、自戀、嫉妒、猜忌，這類性格特質讓人敬而遠之，失去友誼。父母的言行舉止彷彿是一面鏡子，他們待人處事的方法往往會投射到孩子的身上。父母如能明白自己有獨特的價值，遇到美好的人和事物，也不會妄自菲薄或鬱鬱寡歡，可以敞開心扉去欣賞，這種寬廣的處世態度也會延續到孩子的身上。「重新去思考和明白自己是有價值的、是被愛的人」這種正面的想法，是需要慢慢在人的心裡培育，就算作為成年人，堅定如父母，有時也會因著比較衍生出負面情緒，甚至被它們佔據心頭，例如擔心、恐懼、自我懷疑等。舉例，我們看到別家的孩子品格和成績都不錯，可能就會懷疑自己是否合格的父母，為何自家的孩子不及別家的孩子；當老闆讚賞某同事的業績好，就會擔心自身表現是否達標。如此看來，這類負面的想法常存在人的心裡，只是成年人沒有如孩子般把不安的感覺直白地說出來。我們需要帶領孩子不斷地以愛人愛己的心去疏導負面的情緒，以美善的眼光去擊破謊言，慢慢學習怎樣在獨處時、在群體裡安然地自處。

父母的回應能讓孩子感受到接納
每個場景總有表現稍遜、未如理想的人，例如當孩子告訴你班上某同學考試低分，或某同學在班上出醜等瑣碎事，假若我們以為事不關己就不用勞心，不加思考就去回應，甚至取笑當事人，例如說他「很笨」、「很差」、「懶散」，他日自己的孩子遇上類似的處境時，這些負面的批評就會全部傾倒於孩子的心上。其實我們又怎能知道別人的實際狀況，隨口說出惡意的話？這實在是對別人和自己都有損害。當我們用父母的心腸，以憐憫、包容的態度去接納當事人，再和孩子一起說說改善事件的方法，生活裡就會多一點愛心、少一點批評。

有些人得天獨厚，擁有許多令人羨慕的優點，例如吸引的外表、財富，但他們也會有孤單的時候；有些人成長於平凡的家庭，仍能為生活裡的小事感到滿足。如此看來，即使在不完美的客觀條件裡，人們仍可以選擇開心地生活，而當中的秘訣是「愛」。從來沒有人能看得見「愛」，但當大家彼此接納和珍惜，這就是「愛」的明證。既是為人父母，讓我們先用愛心去溫暖和接納自己的孩子，也用愛心去擁抱與孩子一起成長的群體，這樣「愛」就在我們當中了。

價值觀的傳遞以愛為基礎

美國有心理學家指出，人類的行為大都經由學習而來，個體自出生以後，就會不知不覺間學習、模仿別人的行為，[2] 這就解釋到為何以身作則的教導方法總是比較有效，因為孩子在模仿著父母的行為。不過，若要孩子依循父母的價值觀，這事情其實有前設，就是彼此的關係良好。一位從事家庭和兒童教育主題寫作的作家就提出，當孩子能在父母身邊感受到愛和信任，他們便會接受父母的價值；相反，假如父母對孩子過於嚴厲，孩子在父母身上學到的便是嚴厲的管教手法，而不是價值態度。[3] 身教雖然重要，但世上沒有完美的人，為人父母者再努力，也難免有缺點，不過只要願意學習、成長、突破自己和作出改變，抱持這種態度已經很好了。有人說親情與愛能令人變成更好的人，[4] 這的確很真實。

據警方資料顯示，截至11月8日，2023年香港錄得306宗學童輕生個案，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1] 一套電影《年少日記》道出一些學童的心聲，大家都寄望，凡看過電影的家長、教師、社工等都能為下一代伸出援手，加多一點同理心，與學童好好相處。但若然仍有人未必能即時領悟當中的意義並及時改正，學童又如何自處？曾聽過一個說法：若片中的主角並沒有選擇自殺，他長大後一定是一個抗逆力很強的人，因為他已經戰勝低谷，百毒不侵。然而，一個都不能少，若再有學童抵擋不住……

給學童的信
你是學童嗎？現在有否感到壓力，覺得世界很絕望，每天生活在讀書的壓力中、沒有人明白的世界中、在不知明天如何的幻想中？若然你有以上的想法，其實你已經長大了，你不再是小朋友，因為你已懂得獨立思考。可是，你的父母並不察覺你已經長大，他們一時間未能接受一個已長大的你，對他們來說頓覺陌生，你與從前實在有太多的分別，令他們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誤會開始出現，溝通也出現了問題。也許他們覺得你叛逆，其實你在表現自己的獨立思想；他們或許覺得你容易發脾氣，其實你在用不一樣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主動與父母溝通
筆者小時候也曾覺得父母不愛自己，原因是他們只會將零用錢給我的兄姊，但卻從來沒有給我。現在為人母親，我也一直沒有給兒子零用錢，因為覺得他並沒有此需要，心想他還小，若有需要也會幫他買。有一天，兒子卻主動地向筆者討零用錢，問他原因便說：「其他同學都有，而且有時候我也想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聽後，覺得有道理，所以從那次開始，就給他零用錢。這次經歷，醫治了筆者童年的傷痛，從兒子身上學到一個道理：為何筆者小時候不也像他一樣，主動地向父母討零用錢？這樣可能就不會導致誤會的出現。主動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快樂、傷心、擔心，都可分享。

認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
每一個人在出生後好像一張白紙，其價值觀主要是從後天培養的，在成長中，別人的照顧方式，父母給予的態度、行為、聲音、眼神都對人的價值觀有所影響。如何可以提升自己，建立一個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就得打破舊有的框框，勇於去尋找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有時多閱讀勵志的書籍、多聽一些生命見證的故事，可以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小時候，筆者很喜歡聽有關澳洲的基督教佈道家Nick Vujicic的生命分享。他出生時便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故此無論任何人想到自己的際遇如何的差，相信Nick總會是更差的一個，他的一生在旁人看來甚是糟糕，但他卻譜出十分美滿的人生，激勵世界上很多人，無論他的身體如何，他都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一個家庭有不同的角色，有丈夫才有妻子，有父母才會有子女，有哥哥才會有弟弟，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意義，而且同樣重要。角色間是能互相等待、期待的，卻不是感到被虐待；角色間能讓別人了解他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封閉內心的感受。最終每一個角色會感到自己有好的地方，有值得驕傲的地方，能夠自己雙腳站起來而不用依賴他人。[2]

寬恕你的父母
之前提到，父母或許未能調校好去面對你已經長大的事實，他們仍然視你為小朋友，所以他們會擔心你不夠人生閱歷去做決定、未夠成熟去處理問題，最後對你多加保護，而這個保護慢慢便演變成管束。父母要求孩子努力讀書，他們有可能仍受著社會文化的影響，認定只有讀書好才能在日後找到好工作，他們本出於好意，卻無意間控制了你的人生。父母可能擔心孩子會被別人欺騙，故總會多問孩子一句：「今晚你會去了哪裡，何時回家？」然而，孩子聽不入耳，只感到沒有自由。再想多一步，父母很可能是害怕你的安全、想關心你，卻用錯了語氣及態度，令你反感。生活上總會遇到不符合自己期望的事，我們或許會因此而不快樂，或許會希望父母給你多點的自由，或許不再聽到父母吵鬧的聲音。總的來說，父母也是人，都會有不懂的時候，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試想想一次你得罪別人的經歷，那時你或許感到害怕，或許怕對方以後不再原諒你，以後不再理睬你，你會就此失去他／她。然而，若最終他／她選擇原諒你，你的感受將會如何？會否就像是收到一份大禮物，那種失而復得的情誼，令你內心充滿無限的感激？今天，你可以把這份禮物無條件地送給你的父母嗎？父母都是平凡的人，他們的成長有其背景、人生際遇，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有些父母可能很內向，不懂向子女表達愛與關心，卻用了打罵的方式，沿用「打者愛也」這一套傳統思維，雖然已經不合時宜，他們或許用錯了方法去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仍是很愛你的，你可以原諒他們，放下一切嗎？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路十一4）我們可以寬恕別人，如同別人曾寬恕我們一樣。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人生充滿各種轉變，家長如何幫助子女渡過巨大轉變呢？明光社於2023年8月24日舉辦了一個網上講座，邀請了註冊輔導心理學家莫林天欣博士（林博士）分析人們面對轉變時會受到的壓力，以及家長可以怎樣幫助孩子過渡轉變。本社助理總幹事何慕怡姑娘亦在講座中分享到現年10歲的兒子曾面對的轉變，以及她如何幫助孩子過渡。

莫林天欣博士提到轉變是人生必經之路。當人遇到改變，情緒會受到影響，當中會感受到震驚、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最後接受改變，到了那時候人的情緒及生產力會變得比以前更好。她曾參加一場由大學舉辦的心理學會議，當時社會心理學家Biswas-Diener提出了對負面情緒的看法：人不一定只要追求正向和快樂，反而應結合負面及正面體驗，當事人才能有一個完整的成長經歷，讓人充份發揮其潛力及應變力，並從挫敗中反彈。當人在轉變之中，可以思考自己在轉變中得到甚麼、轉變後變成甚麼、建立了怎樣的應變能力，這個思考過程讓人可在轉變中成長。

孩子由10至24歲會經歷青春期，並會發生很多轉變，包括身體、認知、心理社交、對性的理解、自我形象等。林博士指，這時青少年既希望獨立和發展自我身份，也渴望與人發展親密關係，這兩個期望或令青少年產生壓力。藉由「增加」和「減少」的概念，家長可以幫助孩子平穩地成長。增加的項目包括：多深入討論智力問題，多運用邏輯和客觀資料、增加陪伴孩子的時間、多分享及在生活中展現家長的價值觀、增加孩子的自由自主、協助建立獨立能力。減少事項包括適量地放寬日常生活限制（訓覺時間、睡眠、使用電話、外出、生活習慣）、減少監督日常瑣事等。

林博士表示，家長可運用「PAL策略」去幫助孩子過渡轉變，P代表presence（你在場），爸爸媽媽和孩子之間有個別相處時間、父母出席對孩子重要的活動、經常和孩子一起做他享受做的事。A代表affirm strengths（識別和肯定孩子的強項），一起慶祝最微小的成就。L代表listen more（多聆聽），家長對孩子提問學業或功課以外的問題，每天都彼此分享。家長要多聆聽少說話，暫停判斷。

何慕怡姑娘則分享到兒子曾經歷所愛的寵物離世，倉鼠「烏烏」曾是他的玩伴，牠的離世令兒子感到悲傷，於是何姑娘便和丈夫、兒子一起為牠舉辦一個小型喪禮，透過一系列的告別儀式，例如一起找木盒埋葬遺體、找一塊大石刻上倉鼠的名字、用木枝製成一個十字架等，去幫助兒子抒發情感，她認為這是一個機會讓兒子認識甚麼是死亡——這個生命教育課題。

是次講座內容相當豐富，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足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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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勤有功，戲無益」，究竟遊戲是一件壞事，還是一件好事？2023年9月28日，明光社舉行了一個網上講座，邀請了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及資深社工吳晃榮先生一起探討這個課題，原來合適的遊戲對兒童身心靈發展有莫大益處，也能加強和鞏固親子關係。

遊戲的正面影響
溫南聲先生認為透過遊戲陪伴子女十分重要，他引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的建議，父母每天要給予孩子多於一小時的自由遊戲（free play）時間，所謂自由遊戲是指遊戲非由家長主導，而是由孩子的內心世界出發，讓他們自由地玩。而美國兒科學會發表的《玩樂的力量》報告綜合臨床經驗亦指，若孩子跑跑跳跳、開懷大笑，這不只為了一時的歡樂，更加影響兒童的健康成長和全人發展。溫先生認為父母透過遊戲可以進入孩子的內心世界，與他們結連，互相認識，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要提升遊戲質素，他指先要提供理想的環境、時間、空間、材料，例如父母在遊戲時要關掉手機、電視，不做公事，專心投入遊戲之中。其次，當孩子邀請父母一起加入遊戲時，父母盡量要多謝他們的邀請，不要拒絕；因為父母的參與，可以提高遊戲的質素，讓孩子長大後有父母陪玩的記憶及父母的笑容。若孩子沒有邀請加入，父母可以在旁觀察。

父母角色的差別
父母在遊戲中的角色有異，有實證研究指出，父親在遊戲中擔當獨特的角色，與母親有彼此互補的作用，能豐富孩子的成長空間。故此，溫先生鼓勵父親可以更多投入孩子的世界，幫助子女在關係上獲得安全感及更有能力調節情緒。若父親能在遊戲中表達溫情、歡樂、愉快的氣氛及在意孩子的需要，容讓他們有輸贏的機會，這會令孩子有更佳的社交情緒。研究亦顯示當父親對孩子擁抱、玩樂及投入親子關係時，父親的身體也會不自覺作出協調，體內的睪丸素濃度會下降，這會幫助父親發揮更好的父職角色。

父母選擇遊戲和玩具時的考慮
溫先生又指在遊戲中，玩物不一定是商品玩具，玩物的類別可以很多，可以是自製的玩具，只要玩物能發揮創意、想像、考孩子定力、專注等作用就可以了。此外，戶外遊戲對孩子的身心健康也很重要，若父母怕曬、怕被蚊咬而不喜歡戶外活動，這對子女也會有所影響。

如何推動父親參與遊戲
既然，父親在遊戲中的角色如此重要，妻子應多鼓勵丈夫參與親子遊戲，溫先生解釋，太太的支持十分重要，故可多安排一些丈夫強項的活動，讓他獨自與孩子玩，並向孩子表達父親角色的重要。在遊戲中，妻子也可多讚賞丈夫，令他知道父親角色如何影響孩子，令他們感到愉快。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朋友
吳晃榮先生回應時認同父親在遊戲時的重要性，要提升對遊戲的參與度，父親要明白：「你最好的朋友不是兒女，但你兒女最好的朋友是你」，並要知道：「與小朋相處的時間很短，長大後，錯過了就追不回。」在親子遊戲中，他認為孩子需要更多正面讚賞，並要避免說教。妻子也應多給丈夫讚賞鼓勵、肯定其付出、信任及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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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那年盛夏》）被形容為2023年的「神劇」，網民形容劇中大量「隱喻」令人聯想到疫情前的社會運動，之後引申出一種論調：今時今日再不能直接將自己的想法透過戲劇表達出來，因為太過高危，過不了政治審查，還要用各種方法曲線表達，大家「明就明」，一切「在心中」。

隱喻（metaphor）是一種修辭法，用暗示的方式，將一種事物比喻為另一種事物。或許在此用《那年盛夏》的劇名來解釋一下，有網民說劇名「綻放如花」那個「綻放」就是「爆頭」的意思，而「如花」就是指「爆到七彩」。於是「那年盛夏一班人爆頭死」就變成「綻放如花」。這是我們小時候學的基本修辭手法「比喻」，當中有本體（爆頭死）、喻體（綻放如花），如果是明喻，則會有喻詞。

隱喻作為一種修辭技巧，是將抽象的事物用一個具體化的方式說出來，當中亦牽涉到不同的感受。例如《那年盛夏》故事所用的，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存遊戲加科技殺人的橋段，[1] 這類故事其實本身就是一個隱喻了，生存遊戲本身就是個喻體，觀眾討論的本體，就自然離不開日常生活中無可避免在工作上或者為求生存而互相較勁。故事發展下去，突如其來各種規則的出現，令當中不同的角色有所互動，表面合作的關係，但內裡卻是各懷鬼胎，甚至有更多人原來有另外的角色，被迫執行自己未必想執行的任務。整個故事就像一個隱喻了。

很多人說，自己很能投入故事中某個角色說過的某句對白。《那年盛夏》改編自網絡小說《已讀不回死全家》，所以有人企圖將兩者比較並做對照，試著找出不同社會事件下，創作人如何將故事改編，以加入更多元素，將故事更緊扣現實的社會狀況。[2] 觀眾不難發現故事中的一些對白，例如「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令人對應到現實中一些具體情況。可是故事同樣透過隱喻，滲透出各種的情緒，而透過故事的發展、人物角色，這些已經不只在告訴觀眾故事的推進，而是在挑動觀眾的情緒，叫他們去感受這些難以言說，抽象又難以表達的事情來。

故事一方面用這個方式去喚起觀眾的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為觀眾的想法，設了一個框框。因為運用了隱喻手法，當中的特點是將一些創作人想表達的東西突顯出來，換言之，故事引申出來的情緒和想法，都是帶有特定的角度。例如這個故事本身的設定就是殺人遊戲，不跟遊戲規則就有人會死，而這件事是不能逆轉的。[3] 其實故事做了幾個設定，例如整個群體是學校的同學，他們之間會有怎樣的關係，老師和同學又有怎樣的關係，遊戲的規則和設定其實也是創作人對社會的一種想像。這種框框的設定，做得好有助觀眾思考，做得不好有時會影響觀眾的思考角度。

說白一點就是，故事中掌權的人和學生，必然是對抗關係嗎？同學之間如果合力無視規則又會怎樣呢？故事人物怎樣看規則這一回事？即使有規則又必定有不幸的事會發生，遊戲參與者是不是務必要跟隨規則？所謂的遊戲是不是就必然有輸贏？再退後一步問，「勝／敗」其實是否也只是一個隱喻？這些框架，觀眾很自然地視之為理所當然，但回心一想，這些也只是隱喻之下的一部份，或者只是故事的框架而已。

更有趣的是，在網絡世界中，大家往往將創作人可能沒有想到的部份，自己「腦補」下去，繼續延伸想像，於是在觀賞《那年盛夏》時，一些純粹推進故事的劇情，也可以被觀眾加入想像，成為「隱喻」的部份。當然，這可以被理解為創作人成功透過一個框架的設置令大家投入在劇情之中，如此才會有這麼多的互動，在作品與觀眾互動之下，作品會更加完整，觀眾的推演往往並不是在創作人預計之內，但有了這些推演，就更能令作品流傳下去。[4]

同時，正因為有不同「觀眾」，大家才會有不同的解讀，並出現了不同的想像和見解。誰都知道「故事內容純粹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但實際上當太多人的情緒同時被牽動到一個相同點時，那種共鳴容易令人產生疑心，這也是正常和合理，所以不少人常會擔心類似節目會否遭到非議和投訴。不過正如之前所言，不少所謂的寓意，往往是一種劇集與觀眾互動的行為。換句話說，如果觀眾未有經歷過某些事件，看這個故事就未必會受隱喻影響，產生某些特定的聯想，所以隱喻之所以成立，還是要建基於觀眾本身心存某些感受或者本體，兩者才能「聯結」起來。

如此，誰要攻擊故事隱喻，其實就是因他內心有一根刺。療傷，比還擊，似乎更重要吧。

中國人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想根深柢固，一旦孩子選擇躺平的生活態度，往往會令父母不知所措，招架不住。有些父母會選擇打罵的方式回應，希望可以激發孩子能夠上進，重燃鬥心；有些父母則選擇放棄、「無眼睇」、「當生少個」的模式。以上兩種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究竟現今的家長應如何回應時下年輕人的生活態度？

建立生活態度的黃金期
首先，父母必須要承認孩子的性格、生活態度並不是突然形成及出現的，這與他們的成長背景、環境、原生家庭或多或少有關係。大部份孩子在小時候都會願意聽從父母，依賴他們。然而，到了青春期，孩子卻出現重大的變化，讓父母不懂如何處理。在孩子到達青春期時，由於受荷爾蒙影響，情緒會有較大起伏，孩子的性情也相對改變，父母就像要去重新認識一個人。青春期的孩子開始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每每跟父母作對，在雙方磨擦的過程中，父母或許因此感到憤怒、難堪，進而放棄、放縱。其實，青春期的轉變是人生必經的階段，每一位父母都曾經歷青春期，只是大家都忘記了。試想當時你的父母可能也曾嚴苛的批評你的日常生活，你也會有激動、反抗的時候，想盡快脫離那不能溝通的父母。今天，你的孩子也是如此，太嚴厲只會令他們想辦法離開；漠不關心，則會令他們感到沒有依靠。當你回想自己的青春期時，或許你更明白當中的複雜關係。青春期時，孩子會對父母、家人等顯露出不尊重的態度；在面對責任時，顯得懶散及草率；對生活、學校或人們抱持負面態度；在情感上與人疏離，情緒陰晴不定，卻說不上原因等等。[1] 其實，青春期是建立孩子性格的黃金時期，父母若忍耐到底、堅守界線，在拉鋸的過程中與孩子同行去建立他們的性格、行為、態度，便能成功地過渡青春期。青春期只是一個進入成人期前的一個階段，並不是一件壞東西，然而過程是充滿掙扎，就如一條毛蟲必須變成蛹，然後在蛹中掙扎，直到牠的雙翅強壯，才會破蛹而出，蛻變成一隻成熟、獨立的蝴蝶。

在青春期的孩子就像小樹苗，它們需要被綁在木樁上，因為他們連自己的重量也承受不住，要依靠在其他東西上。等到時候到了，這些樹苗在發展成熟時，便可以自己承擔工作。故此，在孩子的幼苗階段，他們需要外界的幫助，而最終他們會以安全的方式離開父母的規範。[2] 從以上的內容可見，父母一些消極的回應，如打罵、放棄等，對孩子來說不單沒有正面的影響，還會加重他們的壓力。在青春期時，他們仍需要教導、指點、在人際關係上的協助等。曾聽過一個例子，有父母在小學期間，都很著重孩子的成績，照顧有加。然而，到了中一，正值孩子青春期初期，父母可能認為孩子已經長大，故此中學後就不再理會孩子，讓他孤單地度過。最後，小學成績優異的他，進入一所band 1（第一派位組別）的中學，初中時成績便一落千丈，到派發DSE（中學文憑試）成績單時，父母才驚訝他的成績為何與小學時差距這麼大。中學正值是孩子的青春期，父母卻選擇這個時候離場，只會令孩子更迷惘，最終影響了他們的將來、生活態度、待人接物、行事為人等。故此父母不要隨便在孩子長大過程中的任何時候離開，這只會失去與孩子的結連。若父母再次想進入他們的世界時，也許已不再是件容易的事。

用愛回應躺平
若果此刻孩子已選擇躺平或沒有方向的生活態度，而你跟他們已失去了連結，那亦不用氣餒，嘗試再用愛與他們建立關係，表達你對他們的重視，關係亦會慢慢重新建立，若你願意先去表達你的愛、支持、關懷，他們是會見到的，要讓孩子明白你正在等待他們，希望與他們結連，而不是想改變他們。

走進孩子的世界
此外，在與孩子相處時，要選擇多聆聽，在與他們溝通時，多問一些深入、實質的問題，不要只問「你今天開心嗎？」，而是更深入地問：「知道你下午跟朋友逛街，是否買了很多東西，一定很開心了。」這樣可以引導孩子聯想更多的內容，與你更有效的溝通，亦給他們感受到你對他們的在意。有時候，可以跟孩子一起進行戶外活動，如打球、散步，甚至旅行，在放鬆心情下與孩子聊天，可以更有效進入其內心世界，與他們連結。年輕人在青春期時需要父母去幫他們一把，有時候他們會進入迷失、人生沒有方向，甚至躺平的狀態。當孩子不懂得如何處理此刻的際遇、對未來充滿恐懼時，父母要時刻與他們保持結連，在他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就乘機走進他們的世界，與他們的內心相遇，這會不知不覺間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做事的方向、待人處事的態度等。

盼望同行
最後，在孩子青春期時，朋輩的影響比父母的影響更加重要，再加上媒體的引導，不同的廣告、社會文化都有可能影響孩子的思想。當媒體大力報道躺平的風氣時，有些年輕人也會有樣學樣，覺得如此行就是追得上潮流，也認為這是適合自己的生活。然而這種好逸惡勞，不求上進的負面心態，卻反映孩子對現實的不滿，對未來沒有盼望。這時，父母更加要與他們同行，少說教，避免批評他們的不是，並把盼望注入他們的價值觀，與他們一起去尋找目標，向理想進發。

《聖經》傳道書二章18節說：「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傳道書也提及躺平的生活態度，經文指出所羅門突然感到自己的生活勞碌並沒有令自己得到任何益處，故此感到厭煩。原來所羅門這麼出色的君王都想過要躺平，躺平過後，他卻找到盼望，在這卷書最後一章，他說：「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只要我們為主而活，就會得著智慧、盼望、人生的目標及意義。由此可見，躺平一會也不算是壞事，只要休息過後，與神同行，便能重新得力，繼續向前進發，詩篇四十六篇10節亦教導我們：「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青年人潮甚麼？一知半解啦！」作為家長、老師、導師和青少年牧者，要貼近潮流談何容易，但若不了解潮流而想和年青人溝通更不容易，因此，為了愛、為了關心，嘗試摸著石頭踏入潮流之中，更多認識年青一代面對的世界和衝擊，是拉近彼此的距離，跨過一些溝通障礙的有效方法。

提起斜槓、躺平、抖音、selfie（自拍）、後宮遊戲、異世界和《鏈鋸人》等等，大家的了解有多少呢？或者大家的了解程度又是否足以和年青人打開話匣子呢？為了協助大家可以在令人眼花撩亂的潮流世界之中找到一些焦點，本書主要會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們的同工在學校推動傳媒教育的時候，較多接觸的話題，以及當中引申出來的一些生活信念和態度，其實，年青人的喜好，與他們人生觀和價值觀亦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想了解他們，就要了解這些潮流背後反映的世界。

潮流可以是洪水，將掉以輕心的人一下子沖走，但潮流也可以是激流，讓身處其中的人享受漂流的樂趣。「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潮流亦然，與其因為不了解而擔心、憂慮，不如多些探索、領略，既能認識流行文化，又可以享受與年青人更易溝通的樂趣，當然，這本小書不過是一個引子，若大家想了解更多，可以瀏覽明光社的網頁，或邀請我們的同工主領相關的講座，讓我們與年青一代一起開展潮流之旅。

社會上離婚和再婚的情況愈來愈普遍，當一段婚姻面臨破裂，雙方決定各走各路時，總面對許多複雜的情況，當中大多牽涉法律問題，例如如何申請離婚、子女撫養權及贍養費的安排。明光社邀請了吳德儀律師、丘志強律師及劉傑姿律師分別在三場於2023年7至8月舉行的「離婚再婚法理情」講座中擔任講員，為參加者詳細講解離婚及再婚所牽涉的法律問題，並解答參加者的提問，三場講座合共有115人參加。

撫養權判令的考慮原則
首場於7月22日舉行的講座在佐敦突破中心舉行，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顧問律師兼認可綜合調解員吳德儀律師，向參加者詳細講解何謂子女撫養權，當中包括管養權、照顧及管束權，以及探視權。她分享到雖然法庭傾向頒發共同管養令，但亦有發出單獨管養令，法庭所考慮的首要原則是子女的福祉。此外，家長的合作關係、其他相關因素亦在考慮因素之列。

吳律師提到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曾提議設立的「福利清單」，雖然有關建議目前未成為香港法例的一部份，但在以往的案例中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福利清單」共有12個重點，內容包括：兒童的意見、其身體、感情和教育的需要、環境的改變對兒童造成的影響，以及兒童曾經或有機會遭受的傷害等。吳律師指出，社工撰寫的社會福利報告往往會參考福利清單的原則，此報告在法庭判決兒童撫養權上有一定的份量，她又指現時法官亦會較多索取心理學家的報告，了解兒童的狀況。

家庭狀況與家事調解息息相關
第二場講座於7月29日於灣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行，由余劍鋒．孫波．丘志強．麥言之律師行合夥人、認可綜合調解員丘志強律師主講。丘律師簡介了家事調解及其好處，同時深入分析在甚麼情況下才不適合作家事調解。首先是涉及虐兒及家庭暴力等家事糾紛的家庭；另外，由於家事調解需要當事人的高度參與，因此如果有其中一方或雙方都受到情緒或心理的嚴重困擾（例如：患上嚴重抑鬱症），以致無法代表自己或專注子女的需要，皆難以透過調解尋求解決方案。

另外，丘律師也詳細講解法庭判決配偶贍養費時的七大考慮因素，其中包括：家庭在婚姻破裂前，所享有的生活水平（如居住環境、食物質素），亦會考慮雙方的年齡和婚姻的持續期，如婚姻時間較短，一方對另一方的經濟責任便較輕，而年輕女性比中年女性更有可能找到工作養活自己，需要的經濟支援便會較少。另外，如其中一方有任何身體上或精神上的殘障，因而減低其謀生和自立能力，便會得到更多的經濟支援。而雙方各自就家庭福利所作的貢獻，包括：打理住所及照顧家庭成員，也是考慮因素之一，丘律師指出，香港的法庭不會偏袒賺錢養家的一方，也不會輕視打理家務和照顧子女的一方。

劉傑姿律師是蘇龍律師事務所顧問律師，也是認可家事調解監督、家事調解員及綜合調解員，另外，她亦是這三場講座所屬計劃的顧問，她在第三場於8月12日在中華基督教禮賢會荃灣堂舉行的講座擔任講員。劉律師以兒童為本的角度講解到父母間的衝突如何令子女備受困擾和壓力。除了簡介何謂家事調解外，劉律師亦引用了例子詳細講解家事調解的精神和好處：受過專業訓練的家事調解員，能以中立和持平的第三者角色協助雙方尋找共同關注，達致雙贏。這比平均分配財產，更能切合各方的需要。

子女贍養費判令的考慮因素
劉律師亦講解到法庭作出子女贍養費判令時會考慮的因素，如子女的經濟需要（包括：孩子的健康狀況、父母期望孩子接受的教育方式、婚姻期間孩子的生活水平）、父母雙方的收入、賺錢能力、經濟資源和支出，另外，法庭亦會希望在盡量可行的範圍內及公正的情況下，維持孩子本來可享有的生活水平。劉律師提到，子女贍養費只能以週期性支付，並不能以一筆過方式付款，而支付的一方須支付至子女滿18歲或完成首個大學學位課程，兩者以較後者為準。

上述講座屬於「兒童為本」離婚再婚家長及子女情緒支援計劃下的活動。明光社獲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和家庭議會資助推出本計劃，除了舉辦法律講座，計劃亦會透過免費輔導服務、家長學堂及熱線諮詢等服務，幫助離婚或再婚的家長及其子女面對因離婚或再婚所帶來的困擾或其他問題，協助家長改善情緒及管教模式，從而達到幫助兒童的目標，避免令兒童成為父母婚姻問題的代罪羔羊。

闊別香港差不多四年，幾經波折，終於能夠重回！[1] 再踏出生及成長的地方，所看到及感受到的，可用一句諺語反過來作形容：「人事依舊，景物已非」

匆匆十數天，唯一的「公事」就是申辦身份證。而更大的任務，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相約最多的朋友、家人。雖說是「任務」，但其實亦是我們的心願以及回港最大目的和理由。但「任務」果真是適合配上「不可能的」來形容，要見的人多，逗留的時間少，難免顧此失彼。有的朋友，只得在機場送行時僅見一面，把重聚與道別濃縮結合在一起。Hello, Goodbye[2] 放在一起竟找到了其合理的解釋。好友問候一句：「你回來數天，有甚麼不習慣？」立時回答：「不習慣是站著不動也叫人流汗的天氣、每天要吃三餐（甚或四餐）、太晚吃晚餐……」只是，稍微停頓細想、用心感受一下，不習慣的就何止這些！

茶餐廳早上的奶茶配菠蘿油美味依然，茶樓的點心依舊精緻悅目，只是已聽不到電台的phone-in節目或看不到多元的報章社評，當然，更欠缺了食客對時事的高談闊論，圖書館每天仍然按時運作，但不少書籍已莫名下架，原來「圖書館戰爭」[3] 已不再是虛構的小說或漫畫，竟然已默默地醞釀發動，行人路的欄杆依舊默默地保護市民，但已見不到過去懸掛在上，種種促進改善社會民生的橫額，更看不到不同代議士爭妍鬥麗的風采，中區銀行門外的獅子，飽受風霜，歷盡叫人催淚的歲月，仍然屹立不倒、風釆依然，但其背後的經濟金融體制，卻已不如往昔，銅鑼灣的籃球場，每天仍充滿著球員、觀眾的汗水及喝采，但已容不下每年普羅市民的眼淚與哀鳴，大型基建仍在持續，只是讓人存疑，這能否真的促進經濟發展往前？還是名副其實的「倒錢」落海？在營造的昇平下，民眾是否仍可自由、盡興地歌舞？

助興者勸道：「我們不應該留戀過去，應放眼向前，只要稍微改變一下生活習慣及思想模式，日子總能適應，生活總會好過來。」聽來也頗有其道理，惟有順其潮流盼望著：「明天會更好，光明再復來。」

歲月留痕，改變了外在的環境或面貌，卻動搖不了人心的單純、善良。

這次回香港，竟能重遇幾近失聯的夜校同學，這叫人倍感雀躍。認識他們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時，大女兒剛出生，心想孩子漸長，更需要爸爸陪伴，加上考慮到日後若進修神學，也需要具備學士的學歷，故日間上班，晚上兼讀社工學位課程。當年，同學們下班趕來，大多數也是匆匆忙忙，來不及say hello，已進入一邊吃便當，一邊聽課的狀態，終於熬過數小時的課堂，從半睡半醒中回過神來，來不及say goodbye，就如夢遊般踏上歸途。這一次相聚是非常難得！但見面前，內心仍有點躊躇，如何開展話題？彼此會否感到陌生？甚或能否認得出對方？誰知，踏入食肆，正在尋覓著這些早已認識的陌生人時，竟然在照面的一瞬，對方便衝著說：「你是偉洪，我認得你！」隨即，便有說不完話題：生活的點滴、過去數年的掙扎、對將來的憧憬……或許，是因著彼此曾一起走過青蔥的歲月，一份無形的安全感，能讓人暢所欲言。

與一同成長的好友見面，話少而言深。在輕描淡寫間就能道出生活上、家庭裡難以言說的壓力及困惑。

與舊同事的相聚，成為我們過去每次回港的「指定動作」。數算一下，原來已與他們認識超過二十五年。大家不僅見證著彼此在工作上的投入及貢獻，更是見證著我們所投身的社福界種種改變或妥協；這次，喜見對我有知遇之恩，已故上司的兒子。惟願他能像其母親一般，成為別人的幫助及祝福。

不曾改變的，還有在教會認識的弟兄姊妹，有的是扶持我們成長，有的是陪伴我們成長，有的是我們栽培成長。在主裡，我們不僅能享受當下的團契，更可在永恆中與主同在。

不可或缺的，當然是我們的父母、家人，縱然世情混亂多變、時局動盪不穩，他們仍是默默的守護我們，叫我們知道在世上，不論走到天涯海角，我們總有可停靠的地方。故此，我們亦深願，那怕對面幽谷盡頭，他們仍能在上帝裡找到永恆的歸宿。

或許，天地也會改變，但「情」總是不變。一首舊歌，由新生代演繹，其music video把「情」由男女相愛轉變為父女親情，看到極為普通的鹹蛋蒸肉餅，原來也足以叫人觸動：[4]

「是活在幻變不息的歲月裡　從前曾恆逸永遠不改事情

        也天天在變幻　妳我亦成習慣

        ……

        明日會「點」？[5]

        樣樣事亦難預見

　    新的挑戰裡　實在是有得失進退

        明日會「點」？

但願是仍能互勉

　    人在變　情懷未變　愛願永久長存」

                                                          （《天變地變情不變》，作曲：盧冠廷，詞：唐書琛）

願

愛，永久長存；

情，總不改變！

這是個講求自我，不喜歡跟隨所謂傳統，抗拒家長和家族影響的年代，不過，現實是大家是否真的愈來愈有個性？還是我們表面上擺脫了舊一套的影響，卻不自覺地受新一套的影響呢？大家以為自己是個自由人，但原來骨子裡卻是換湯不換藥，有許多令我們深受吸引的形象，可能是人、可能是生活的模式都在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習慣、以及對身材、樣貌、衣著、打扮、甚至是非對錯的觀念。今期《燭光》嘗試從一些年青一代喜歡的事物，如cosplay、抖音以及歷久不衰的芭比等，剖析背後的現象和影響。

當然，影響不一定是負面的，重點在於我們如何去吸收，以及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之下，如何作出明智的選擇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些操練紀律的制服團隊，對於缺乏自律能力、容易受環境和潮流影響的一代來說，可以是一個不同的選擇，而當我們作出選擇之後，我們的形象也很有可能逐漸在改變。人要變、機構也要變，作為教會群體，如何將我們的信念不是單單用口宣揚，而是努力在機構的文化和處事原則中表達出來十分重要，我們所相信的如果自己都不行出來，又如何有說服力呢？神是按著祂的形象造人，問題是我們究竟是按著誰的形象做人呢？我們的行事為人，又有誰的樣式呢？

「Cosplay」一詞由costume play演變出來，cosplay這個縮寫是指扮裝成動漫角色的行為。由起源至今，在人們的固定印象中，cosplay的確是指模仿或裝扮成動漫角色的行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演變，現在我們所說的「cosplay」已不限於模仿動漫人物，同時包含模仿電影角色、電玩角色以及自創角色等等，甚至可以說，任何角落的人物，都可以成為被模仿的對象，這也是cosplay的一種。[1] 而「中二病」，並不是在醫學上的「病症」，而是一種被稱為自我中心、只活在自己世界的心理狀態。有人認為中二病源於剛讀中二的青少年才會做出幼稚行為；也有人指，擁有中二病特徵的人會把自我價值觀擴大，將幻想類小說、動畫常用的題材套進自己和現實中，覺得自己與眾不同，可以拯救世界等等。[2] Cosplay與中二病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但當中都有一些微妙的相似之處，筆者嘗試透過一些流行文化學者對cosplay的分析，從而了解人們如何透過cosplay活動或中二病而獲得認同感。

另一個自我的塑造
人類作為血肉之軀，固然在物理上無法成為一個懂得使用魔法或者受到致命傷害仍能快速復元的動畫人物，但透過cosplay能讓人感覺到自己便是這樣的人物。而cosplay文化多指以服飾道具、化妝造型和身體語言來扮演一個自己想扮演的角色，並且當中強調「形似」和「神似」。「形似」，即服裝、道具、化妝以及髮型等外形與原著的角色相似；「神似」，指言行舉止與神態等與原著角色的神韻相似。[3] 也就是說，整個cosplay過程就是讓自己在一個裝扮的世界中，在短暫的時間和空間中成為一個自己渴望或喜歡的個體，而大部份的coser（裝扮成動漫角色的人）都有「如果可以成為這個角色該多好！」的想法，縱然未必每一個coser的資源都非常充足，但也可以以自己有限的方式來扮演喜歡的角色，達到與所扮演的角色「合而為一」的境界。[4]

Cosplay研究學者指出，coser透過服裝、外表的裝扮，將自己塑造為心中理想典型，並藉此思考自身的存在性。[5] 造型與服裝對於coser來說，就是靈魂，就是進入另一個世界的入場券。雖說「中二病」像是一種發生於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身上的幼稚行為，但其中某些行為其實與cosplay的一些特質相似。如果說cosplay是透過服裝塑造自己成為心中理想典型，中二病患者就是以另一種形式、廉價的play，在他們心中的自己就正好是某動漫人物或「天選之人」。其實無論cosplay也好，中二病也好，他們的行為揭示的就是一種對自己的認同，重新進行自我的塑造，成為另一個的自我。

自我認同、被認同的重要性
在此想探討一下人們為何要透過cosplay或自我幻想來建立自我認同。每個人都渴望被認同，有些人會因為想被認同，而做出極端行為，有些人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會因為能夠表現到自己，從而找到自己的價值，藉此認同自己。古人孔子亦提到，友誼中的「不信」源於不給予別人肯定自己的機會。[6] 人認同到自己的同時，也能提供機會讓別人認同自己，若然一個人無法認同自己，也無法被人認同，那麼這個狀態肯定是不健康的。

Coser從各種不同的角色中，找到某些角色的特質與自己相似的，在模仿其裝扮的同時，也嘗試掌握其神韻。當問到一些coser為何會選擇某個角色來扮演時，他們總會不約而同地說：「因為愛」、「喜歡這個角色，又適合自己，於是用自己來表現那個角色的感覺」等等類似的回應。[7] 而「中二病」患者並不一定會說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所嚮往的價值，他們更多是將各種動漫角色或情景混雜在一起，然後呈現在「想像的觀眾」面前。[8] 由此可見，某些coser和中二病患者可以藉由裝扮與自己特質相似的角色，或想像自己就是那個人物，從而肯定自身的價值。

另一方面，模仿的行動除了是對自己的認同，也是對角色的價值觀、抉擇及戲劇的認同，而選擇模仿某個特定的角色，也象徵著這個角色擁有著與coser類似的或他渴望擁有的特質。[9]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詩學》（Poetics）中提到模仿理論，他指出演員需要對角色性格做出取捨，從而讓人在演員的表演中理解角色的思想。「模仿」看似簡單，其實也蘊含複雜的自我建構過程，並且每個coser也具備自己的獨特性。

對coser來說，縱然每個角色都有千千萬萬個被扮演的版本，但每個人所扮演出來的版本也是獨一無二的。根據一位coser的說法，有段時期動畫《火影忍者》中的角色佐助和鳴人，二人對決的高潮時刻，經常會被cos（扮演），同一場cosplay活動就有十多個團體cos這兩個角色，然而每個人cos出來的效果都不一樣，有些較粗獷，有一個較「娘」，有些則較活潑等等。[10] 這也代表著coser所扮演的角色不一定有高低之分，正因為每個人扮演的方式都不同，就有著不同的獨特性。事實上，「中二病」患者都追求獨特。中二病的共通點都在於「想要受到認同」，「又想要與眾不同」，他們陶醉在自己的幻想時，就會成為一個獨特的人。[11]

除了對自己的認同，無論coser或中二病患者，都會有種心態，就是想要得到他人的認同。Cosplay與攝影之間的關係有時都難以分割，因為部份coser扮演某些人物，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拍攝和參與cosplay社群的聚會。[12] 大部份coser都享受在攝像鏡頭下曝光，愈多人找他們拍攝，也是對他們愈多的認同，有位coser在接受訪問時表示，cosplay時不斷被拍照，甚至活動結束後有人認得他本人，令他有種自己是明星的感覺，自己也更加有自信了。[13] 中二病患者都渴望別人的認同，然而通常一些幼稚的行為往往都不會被人認同，所以他們會在「想像中的觀眾」面前呈現自己，透過這些想像來獲得認同、注視。

偶爾遊一遊迪士尼
面對世界的殘酷，人有時也想有一個避風港可以安置自己，特別是在資本主義的橫行霸道下，有許多人的精神健康也欠佳，也有一些人家庭生活不愉快，也得不到任何可以抒發情感的渠道。Cosplay與中二病行為就如讓人進入迪士尼樂園，經歷一次奇幻之旅，在短暫的時間和空間裡脫離一下現實，或許也是一種不錯的抒發情緒的方法。

有學者訪問過一位coser，她提到自己會參與cosplay的部份原因來自家庭因素，因為家裡的管教嚴厲，所以她想成為一個能夠獨立的人，而她扮演的角色正正就是一個女強人的動漫角色，也是她想要擁有的特質。透過cosplay，她能夠短暫成為一個強大的女性。

漫畫《中二病使用說明書》的主角曾在書中指出，「中二病」也不全然是壞事，只要不給別人添麻煩就可以，這是青少年經歷青春期的成長階段，其實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中二病的基因。[14] 重度中二病（即極度自我中心）當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若然只是偶爾中二病一下，偶爾有一些短暫的幻想，也能夠紓解一下苦悶的生活呢。

總結
其實在青少年的階段，有否得到他人的認同，對自己的成長也很重要，cosplay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來盡情表現自己，在認同自己之餘，也可獲得別人的認同，縱然現實是多麼不如意。不過，無論是cosplay或中二病也好，一旦走向極端的方向都是不健康的，若然在扮演或幻想當中無法抽離，後果是可大可小的。另外，在cosplay活動中，有些動漫角色原本就是男性向（以男性族群為服務對象）且賣弄色情的，若然去扮演這些角色，即使有人為自己拍照，到底對方是因為自己演得好還是因大幅度的裸露而拍攝？這就不得而知了。

電影《Barbie芭比》，聽起來好像是一套關於玩具，甚至只是以女性玩具為主的電影。今年暑假它卻成為了城中熱話。女性主義，有毒父權主義，甚至上帝的創造以至人觀，有趣地在同一套電影中出現。創作人有意識地將一些理論放入一個主題，一個場景之中。劇情只要輕輕推進，這些理論就自然在電影中產生連鎖反應，拼湊出不同的趣味。（以下內容含劇透，讀者請垂注。）

Barbie作為公仔，其存在本身備受爭議。有說在50年代戰後出現的Barbie，最初販賣的是女性的自主形象，即是女性也可以自主生活、工作，而不是男人的附屬品，後來玩具商又推出了另一款公仔——Barbie的男性朋友Ken，讓大家買玩具時可以一併買下，令Barbie有個「對象」。隨著不同職業服飾、打扮的Barbie推出，代表著女性也可以做不同的職業，頗有爭取男女平等機會的概念。[1]

不過，Barbie的推出也曾引發一些爭議，有不少人批評Barbie本身是白人女性，有種族歧視之嫌，此外其胸大腰細的身材比例，淪為不合理的性別定型，女性被迫追求如此不合理的身體比例，也是一種失衡，而且整體來說，Barbie的身體給人的感覺，也只是給男人「觀賞」的工具。對於激進女性主義者來說，Barbie非但沒有解放女性，更令現實世界的女性「身陷囹圄」，無法選擇，也無法做回自己喜愛的自己。[2]

電影故事透過一班Barbie住在美好的Barbie世界（Barbie Land）開始，主角是一個典型芭比（stereotypical Barbie），她突然發現自己會思想死亡，腳跟突然下地而不是永久地穿高跟鞋，感到十分奇怪，經過怪芭比（weird Barbie）的提示，典型芭比決定去真實世界（real world）尋找正在玩她的女孩，企圖找出問題所在。當然去了真實世界以後，她就發現所有原先認為的美好事物都倒轉了過來，陪同她一起去真實世界的Ken則發現，原來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父權主義」，最後Ken回到Barbie Land企圖將之變成Ken Land，還令一班Barbie變成一班附屬Ken的女孩子。

整套戲不斷出現的，除了有Barbie對理想世界和真實世界的比較外，同時還有Ken對兩個世界的比較。如此在觀眾的角度，幾乎同時呈現了所謂女性主義和父權主義的平衡視覺。由於Ken活在極端女性主導的社會，他一開始甚至認為只要Barbie沒有理睬他，他的生活就沒有意義了。在Barbie Land中的所有Ken都是沒有房屋和無業的，相反所有Barbie既有職業也有房屋。所以當Ken到了真實世界後回到Barbie Land，第一件事就搶佔了Barbie的房屋，之後做了一堆所謂「父權主義」會做的事，然後就操控了所有女性的心。

可以想像，隨著故事的推進，Ken Land最終當然會變回Barbie Land，用的當然同樣是那些傳統的美人計，女性用扮無知等方式去滿足男性的自尊感，然後她們用智慧「搶回自己的地方」。當中有趣的是，雖然不少人說這是個關於女性主義的故事，但骨子裡不難發現Barbie仍是個賣給女孩子的玩具公仔，最終女孩子們仍然是用很女孩子的方式去處理這件事。至於Ken，經過這件事之後，他最終領悟到Ken is Ken，即是他不再是個附屬品，可以做回自己了，也不再必然的是Barbie的男朋友。

所以，嚴格來說，性別定型還是性別定型。說了兩個小時，繞了個大圈，其實沒有突破了甚麼。那為甚麼這個故事有趣？當我們在討論女性主義，或者父權時，我們習慣在一個角度思考，但我們甚少會換位思考，甚至用另一套理論讀入相同的故事中，嘗試看看能否讀到另外一些意思。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或會有不同的發現。

《Barbie 芭比》這電影的導演透過兩個角色，在同一時空裡展示了兩套理論，它們各自單獨被拿來分析時看似威風八面，但當這些理論，在生活場景互動時，不難發現原來各有自己的限制。故事中的Ken身份迷惘得認為自己甚麼也不是，即使有了父權的加持，到最後也發現其實這些理論原來沒有幫助自己了解自己，Barbie活不出自己想活的樣子，在現實世界遭受質疑後，還是要接受別人的開解，玩Barbie成長的那位媽媽在電影中坦言，要做職業女性原來十分不容易。電影背後的幾個理論，如此人性化的呈現出來，可以成為很多人的反思。

Barbie Land與完美世界的構想

《Barbie 芭比》的編劇坦言，將一堆Barbie放在Barbie Land的概念是與《聖經》創世記有關，因為上帝造男造女，並將他們放在上帝看為好的伊甸園裡，可惜最後因始祖犯罪才被迫離開那個地方。編劇似乎也在問完美的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這是否創造的原意？[3] 甚至典型芭比發現自己不再典型了，然後想起「死亡」，是不是就等於不美好？[4] 到最後，Barbie決定回到真實世界，並去了看婦產科，「身」而為人以後，她到底要做甚麼決定？編劇沒有很具體說明這些的，但外國不少基督教媒體也留意到，用不同的神學理論讀入故事，當中的世界觀和一些概念，也頗具啟發。今時今日，電影的閱讀角度也真的可以很深很廣。

2023年6月16日，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於旺角浸信會順利舉行，我們十分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以及同工們提供音響等支援。當天有120位參加者出席聚會，在此讓我們重溫研討會的精華片段。

李樹甘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發佈的「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指出受訪基督徒，包括平信徒、信徒領袖、教牧同工，較接受信徒因家暴問題、被配偶離棄、及配偶有婚外情而離婚，即是信徒在受配偶傷害的情況之下可以離婚，他們亦較接受那些重新明白婚姻意義、已經完結前一段關係、以及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的信徒再婚。對比信徒領袖及教牧同工，平信徒較能接受信徒基於個人理由離婚或再婚。對比45歲或以下、46-55歲的兩組受訪者， 56歲以上組別的受訪者較接受信徒因個人理由如性生活需要、失去愛意、事奉方向不同，以及移民意向不同而離婚。反過來，45歲或以下受訪者較為接受已完結前一段關係、已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以及重新明白婚姻意義的信徒再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基督徒離婚再婚觀研究」時指出，《聖經》沒有提到家暴，但受訪信徒接受家暴為離婚的原因，接受程度甚至高於婚外情，這表示實際情況與教會教導是有落差，陳博士絕對認同確保人身安全是重要的，但亦提出信徒要留心處境與《聖經》教導之間的張力。另外，陳博士提到，一般來說，教會很關心受害者，但其實一段婚姻中，很多時並不是只有一方完全犯錯，有時加害者也可能受到傷害，需要被挽回。更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下一代，避免離婚的情況再出現，他指出教會除了需要提供婚前輔導，也需要有婚後輔導。
 

韋佩文女士

明光社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女士以「誰是離婚再婚者的鄰舍？」為題分享，她談及自己在輔導過程中，心路歷程有何改變。韋女士聽了很多求助者的心聲，有些人在婚姻中，想要得到的愛，配偶沒有給予，反而另一半不想要的，配偶卻故意塞給他，這些求助者的經歷都讓韋女士明白，勸人不要離婚很容易，但當自己有相同的處境，也可能想要離開。她亦反思到神是一位給人機會的神，即使摩西因以色列人的叛逆而打碎了神第一次交給他的兩塊法版，但神仍為他們第二次預備法版。當人的婚姻去到無可挽救的地步，為了人的好處，可否給他一條出路？韋女士學習放下自己的掙扎，擁抱離婚再婚的弟兄姊妹，這樣讓她明白接近他們、接納他們，以及接待他們的重要性。
 

屈偉豪院長

伯特利神學院院長屈偉豪院長以「成為更好的同行者」為題主講，他提到即使離婚者中犯錯的一方不願悔改，但只要他願意接受輔導，屈院長只會擁抱他，等待挽回他的時機。屈院長深深體會神的憐憫及恩慈，他深信雖然神不喜悅人犯罪，也不喜悅人離婚，但神卻愛罪人，祂只是恨惡罪，離婚者仍然是主的羊。屈院長提到在離婚事件中，無論是遺棄者、被遺棄者及其子女，都會分別面對不同的社群壓力，他們同樣需要體諒、接納及同行。既然是同行，同行者就不能站在道德高地審判他們，而是俯就他們，接觸他們的生命，知道他們的渴望及需要。教會有教導的責任，讓人知道不能對罪妥協，所以在合適的時間要對遺棄者作出提醒，但對於被遺棄者，教會要體恤他們的狀況，千萬不要在傷口上撒鹽，只一味說離婚不合乎神的心意，說到底，教會最重要的是牧養與挽回。

辛惠蘭教授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辛惠蘭教授為參加者闡述了新約聖經中跟離婚相關的教導。辛教授相信無論是耶穌，又或是保羅，都不是憑空談論離婚這課題，而是在故事的場景中談論或回應當時教會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因此人們必須根據原有的故事和歷史背景來理解，而非把它們視為一些沒有時空參照的道德規範。為此，辛教授透過賴特（N. T. Wright）提出「即場演繹」的釋經進路來詮釋新約幾段跟離婚相關的經文（可十2-12；太五31-32，十九3-12；林前七10-16），它們對當時婚姻的當事人產生意義之餘，教會及個別信徒亦能從中作出反思，明白如何繼續演繹這些經文，讓《聖經》的教導對今天的婚姻當事人產生類同的意義，從而帶領大家去思考更多不同的真實過案，例如一個離婚的人能否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可以在講壇上與其他人坦誠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與他人分享自己的離婚經驗，藉此服侍其他人。
 

譚廣海牧師

在「人神關係有take two」的論壇時間，基督教宣道會北角堂牧師譚廣海牧師分享到教會對離婚及再婚的看法，與社會及信徒出現的落差。教會按照《聖經》，大多接納信徒因著「婚姻關係外的淫亂」及「被未信主配偶離棄」可以離婚及再婚，但卻未有討論其他情况，例如：嚴重家暴及精神的虐待等問題，這其實已經延誤甚至窒礙教會回應信徒離婚再婚的需要，這些都值得教會去思考，以至能夠應對信徒求助的需要。他提到教會不能急於執行紀律，要約見夫婦二人，充份了解夫婦的情況，繼而辨識。紀律最終的目是挽回，而非為懲罰，讓人的生命得以釋放，幫助他們審視自己的罪，也還給他們應有的尊嚴及身份，不漠視他們所受的苦痛，這一種漫長的復建同行，對當事人及同行者來說都是一種操練。

劉雅菲牧師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牧師劉雅菲牧師分享到牧養離婚單身姊妹的寶貴經驗。劉牧師相信向她們傳講真理非常重要，但亦要引導姊妹們親自去尋求神的話，在真理中成長，並且在神裡面看自己的問題及經歷神。離婚者來到牧者面前，牧者當然要聆聽她們的需要，無論她們在婚姻上是否犯錯的一方，也需要被接納，但這並不代表凡事都得替她們解決，又或是替她們下決定，姊妹們要知道自己有何責任，也要學習承擔自己的責任。若有姊妹想要再婚，劉牧師也會勸勉她們不要急著再婚，最少要在離婚後三年才考慮是否再婚，因為離異的調適一般要三年，要完全渡過憤怒期，令信仰的基礎穩固，好讓自己有充足的時間認真思考，自己是否已經作好再婚的準備。

蔡志森先生

論壇時段由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擔任主持，在交流期間他提到舉辦是次研討會的目的，並非要指出教會以往的做法不合時宜，也沒有鼓勵他人離婚的意思，而是純粹想要帶出平衡這訊息：在清楚神的心意如何看婚姻的同時，也要看到人有很多軟弱及問題，如何在公義與慈愛之間、理性與感情之間、理想與現實之間取得平衡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原則需要寸步不讓，但當面對人的困難時，則需要進入人的處境，去考量一下有何空間可以讓當事人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