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需要一個交代

有朋友曾經這樣問我：「你喜歡探索，而且具有批判性思維，但為甚麼你一直留在比較保守的教會呢？」說來話長，我嘗試在這裡長話短說。不過，先此聲明，以下的分享純粹是基於個人狹窄的經驗，我絕無意思將自己所見所聞概括到整體。

的而且確，在信仰歷程中我經過了漫長的探索階段，我曾經參加不同類型的教會，包括了天主教、反宗派的地方教會、普世派、福音派…… 等等。但在過去幾十年，我只是參加大致格局上傾向保守的教會，為甚麼呢？

筆者在香港的期間，基督教界內流行這樣的論述：「福音派信徒自以為擁有絕對真理，但開明派卻是背著問號做人；福音派只關心個人靈魂得救，但開明派卻重視社會關懷。」 許多年青信徒對現狀諸多不滿，這種充滿魅力的進步精神難免會令人悠然嚮往，筆者也不例外，於是乎我參加了這個派別的很多活動，在初期我的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然而，這過程中卻遍佈著揮之不去的頭上烏雲，有一次，這一陣營裡面的一位大學講師發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接近基督教精神，因為前者重視人人平等。 當時筆者還未受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我只是隱約地覺得這說法缺乏實質證據，提出烏托邦式的理想是一回事，但實際執行卻是另一回事。在很多次聚會中，他們批判南韓、台灣的獨裁政權，並且指出以色列復國是不義之舉，但對於另一面不單只毫無批判，而是多番美白。那時候香港仍然是英國的殖民地，他們主張爭取社會公義的手段是包含了與港英政府鬥爭，不過，在處理其他矛盾的時候，他們卻強調復和、寬恕、包容。有一次在他們的詩集上我赫然發現了瞿秋白的《共產國際歌》：「從來沒有甚麼救世主，不是神仙，也不是皇帝。更不是那些英雄豪傑，全靠自己救自己！要殺盡那些強盗狗命。」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復和、寬恕、包容的精神。

我如夢初醒，其實這並不是背著問號做人，這是句號和感嘆號！一切是從政治立場出發，一切已經有了結論。我不知道，到底他們是以政治為目的，然後以基督教神學去合理化自己的意識形態，還是從基督教出發去關懷社會，如果是前者的話，那麼基督教神學便會淪為附庸，甚至當基督教無法適切自己的政治理念之後，便會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例如他們曾經批判「皇室神學」，說大衛王朝利用宗教思想合理化君權神授，從而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人民卻沒有發聲的權利。

來到美國之後，筆者累積了更多經驗，而且總算讀過一點書。我繼續留意進步派的議程和論述，首先，在許多議題上筆者和他們是一致的，例如鼓吹環境保育、反種族主義、提倡婦女權利、反對無節制的資本主義…… 等等。不過，在其他議題上我卻有所保留，例如我不能接受改變自然婚姻的定義，亦不贊成在國際政治角力中天真地單方面讓步。從學術角度來分析，其實很多人在邏輯和資料上都欠缺說服力。但要命的是，只要你稍不同意， 那麼惡言謾罵、扣帽子便會接踵而來。所謂和解、包容、寬恕……，只是適用於跟他們立場一致的人。

讀到這裡，我相信有些讀者會這樣挑戰我：「這些問題在右派中不也是一樣發生嗎？」不錯，福音派亦存在著許多問題，但傳統基督教有一個強力的制衡機制：在神眼中，所有人都是罪人，自始祖犯罪以來，全人類都已經墮落，根據加爾文所說，這墮落不單止在道德層面，亦包含了理性層面。在這前提下，任何理論和做法都會有修正的空間。我知道這是一個理想，在執行時難免會有落差，但至少這是建構的基石。

然而，以某些政治意識形態為出發點的宗教思想卻有可能會陷入了死胡同，這種政治思想用二分法將人歸類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執迷不悟者和醒覺者，只需要站在正確的一方，便會永遠正確。

此外，傳統基督教重視個人靈魂得救，每個人都需要對神的救恩作出抉擇（決志）， 在最後審判中，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所做的負責。雖然這種取向被重視社會關懷的信徒詬病，但在實踐上卻行之有效。這種精神和中國儒家有點接近，在《論語》中孔子的弟子顏淵向師尊請教「甚麼是仁？」孔子回答說：「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 意思是：踐行仁德應該由自己來做，那能夠依靠別人呢？《論語》又記載了孔子曾經這樣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孔子強調承擔個人責任，自己努力學習，不要怨天尤人，人在做，天在看，上天是理解的。在充滿族群矛盾的美國社會中，華裔人士能夠脫穎而出，一部份原因是具有這種個人責任的精神。

然而，以政治意識形態為大前提，卻會將焦點轉移到制度和權力層面。在美國境內，許多社會問題會被簡化為源於白人的壓迫，在國際舞台上，一切罪魁禍首就是美帝。我不否認有許多不公義的事情的確是結構性問題。但種種證據顯示，這種取向到頭來會變成「好心做壞事」，為自己的失敗製造藉口，只看見病徵，永遠不能正視問題真正的根源。

我再次強調，以上所說無非是個人主觀的經驗和見解，我絕對尊重抱持其他想法的人，但我希望大家真的是抱著問號做人。

在世界各地，紋身的意義以及人們對它的觀感一直在改變。例如最早在北美洲的原住民，認為紋身具備戰勝及保護靈魂的意義，到了18世紀中期，女性原住民會視紋身具有類似針灸的效用，用以紓緩牙痛和關節炎。而早期美國的水手及軍人亦多在身上刻上祝福的字句，希望可以保佑自己從戰場或海上平安歸來，到了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美國，紋身成為流行的象徵，二戰後的美國，基於囚禁在集中營的人會被迫紋上編號，導致西方社會曾有一段時間對紋身產生反感。[1]

至於日本，也並非一開始便把有紋身的人定義為有黑社會背景的人，例如早期居住在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女性會在嘴唇周邊紋身，以此顯示她們的婚姻狀況，以及象徵著成熟和忍痛能力。到了約17至19世紀，從事建築、祭典準備、消防及郵政工作的人，為了顯示自己瀟灑及帥氣，也常會在身上紋身，有僧侶亦會在身上紋上經文，以求加強法力。另一方面，早至720年，罪犯的臉或肩膀亦會紋上標記顯示罪行或懲罰，約在1960年，人們認為紋身與黑社會及犯罪有關聯，不過到了今天，年輕人受到西方文化影響，開始視紋身為一種流行的藝術，並在自己身體喜歡的位置紋上圖案及文字。[2]

從前對紋身有刻板印象的日本，當中的年輕人現在對紋身已不如過往負面，就連香港的年輕人亦愈來愈接受紋身。以往的香港社會也如日本一樣，普遍視有紋身的人有黑社會背景，不好又或不乖，但現在人們一般都接受紋身文化，不再視有紋身的人為壞人，反而會把紋身看為一種藝術及一種潮流。有的年輕人只想把鍾意的圖案紋在身上，有的則希望紋上特別及有紀念意義的圖案或字句。[3] 當社會對紋身的看法愈發接受，這種趨勢亦蔓延至教會年青的一代，不少年輕信徒不是正在考慮紋身，便是已在紋身的路上，教會可以完全漠視這種紋身風氣或年輕信徒的想法嗎？今次「我有話說」訪問了兩位年輕信徒，希望藉著他們的分享，有助牧者們稍為了解年輕信徒如何看待紋身，以至無論教會有何立場，都可以回應到年輕人的需要。

手腕內側紋了一個十字架及一句經文的Alan

Alan（化名）回想在他大學時期，發現大學團契中每10位基督徒中，大約便有一至兩位身上有紋身，而身邊出現的基督徒朋友也愈來愈多人考慮紋身。Alan坦言大概從小二開始，便對「紋身」不陌生，由一開始接觸印度的手繪紋身（Henna Tattoo）、到後來是噴槍紋身及紋身啫喱，可能因此令他從小到大都有想要紋身的慾望，成為了基督徒的他，由正式考慮紋身至付諸行動，便決定要紋上與信仰相關的內容。

Alan幾乎沒有為到基督徒可否紋身而掙扎，但他非常著重紋在身上的東西，對他有何特別意義，他也會考慮教會的看法，雖然在教會中，有一些長輩在他刺上臨時的紋身時略有微言，但他所認識的傳道人，都表示最重要是他有否想清楚，Alan很慎重的挑選了紋身的經文，在此事上他有尋求牧者的意見，最後，他的手腕除了有一個向著自己的十字架，也刻上了“desire gives birth to sin.”這一句來自雅各書一章15節的經文，他認為刻在自己手腕內側，這樣才可以讓紋身在自己的視線範圍內，方便提醒自己。Alan不是為要追求紋身藝術或潮流才這樣做，只是想通過一個他認為舒服及鍾意的方式去紀念一些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東西，比如信仰，又比如家人。

當初若有牧者反對自己紋身，Alan還會決定紋身嗎？對Alan來說，他花了整整兩至三年的時間去考慮是否紋身，所以這並非一個隨意的決定，因此，他想他還是會選擇紋身，但他亦明白牧者有不同的立場，若然有些牧者認為有紋身的人不能參與講台上的事奉，如敬拜隊，他是可以理解的，但若然連小組組長也不可以做，甚至阻止他參加團契的話，那麼，他有可能轉去其他教會。Alan認為牧者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只要當他們有意見時，願意找他傾談，而不是表現出抗拒的態度，這樣已經很好。Alan不後悔自己紋了身，也沒有覺得不太方便，若然日後找到其他有意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亦會把它們紋上。

很想在自己背上紋上一個大大十字架的John

與Alan不同，John（化名）並非一開始便接受信徒紋身，不過，隨著社會對紋身有所改觀，加上John後來認真地從信仰角度去思考紋身這課題，令他開始接受信徒紋身。對他來說，基督徒紋身並非與信仰抗衡，可能有些人會引用利未記十九章28節「不可為死人的緣故，割傷你們的身體，也不可在你們的身上刺花紋；我是耶和華。」（《新譯本》）去反對紋身，但John認為不可以單純地把經文視作條文，應該看《聖經》的精神是甚麼。就如耶穌也打破當時的「傳統」，在安息日治病，如果紋身可以讓人在信仰上有更多提醒，豈不是讓人更「屬靈」嗎？另外，他提到以往有沙漠教父長時間舉手祈禱，他們看似用一些苦待自己或傷害自己的方式去表達信仰，紋身或許可以成為另一種幫助他謹記信仰非常重要的方法，以及讓他知道他是要從世界分別出來的——分別為聖，John重視的是紋身達到的效果而不是紋身本身。

當然，紋身可否讓人謹記信仰，在於紋身的內容。John提到自己中學畢業時很投入教會，當時，他想在背上紋上一個很大的斜放的十字架，提醒自己不可以離開信仰，因為世事難料，連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會否有一天不想再跟從基督，但只要紋上一個大大的十字架，他認為如果有一日他出現了「離教」的念頭時，至少有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可以提醒自己。就如從考慮離婚到正式簽字，過程中仍有不少機會挽回，對他而言，紋在身上的印記或許可以給他一次「被挽回」機會。有如此想法，是因為當初帶他返教會，鼓勵他要參加崇拜的那位中學同學，已經離開了信仰。

對John而言，紋身的意義除了讓他謹記信仰，也能表達他是基督徒這身份。他認為要紋身，一定要經過深思熟慮，考慮過不同的後果才好採取行動，即使現代的科技先進，可以輕易去除紋身，但他卻感到，一旦紋上便是一生一世的事。他不是為了裝飾，或純粹想突出自己而紋身，John並不打算在身體當眼地方紋身，以免影響事奉。他也坦言，若然所屬教會，整體的氛圍反對紋身，他也不會為了紋身而離開教會，他不會視紋身是生命中非做不可的事情，既然弟兄姊妹分享著彼此的信仰生活，他亦會考量其他人的意見，他認為每間教會都有自己的規矩，就如每間學校都有自己的校規一樣，若然環境不許可，他便不會做。

與Alan一樣，John有詢問過牧者有關紋身的事情，他的牧者支持他紋身，不過，他身上迄今並沒有任何紋身，不是怕痛，而是他恐怕隨著年日過去，自己的身形有所改變，身上的紋身也會出現變化。

不需要視信徒紋身是「離經背道」

一個有紋身的Alan，一個未有紋身的John，透過他們的回應不難發現，他們兩人均不是一時興起想著要紋身，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他們對信仰都非常認真，並且希望在身體上紋上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雖然他們的聲音不足以代表所有想要紋身的信徒，亦不排除有信徒只為了趕潮流，追求紋身藝術等其他原因才選擇去紋身，但Alan和John某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希望藉著紋身，提醒自己堅守信仰的信徒。

或許有人認為信徒並不需要，也不必藉著紋身去提醒自己，有這種想法的人沒有錯，然而，現實中有不少年輕信徒接受紋身，他們也很想藉此去表達或紀念對自己來說很重要的事情，其實除了信徒紋身，也有紋了身的神學生，外國亦有牧者（如Joyce Meyer）紋了身，將來在教會中或會有更多紋了身的信徒及牧者，教會由不同的群體組成，每個人對於紋身都有不同的看法，即使今日教牧同工覺得毋須與弟兄姊妹討論，但只要大勢一到，這可能成為教會將來不能逃避的課題之一。

無論如何，彼此保持溝通非常重要，教會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但先聆聽弟兄姊妹的故事，了解紋身及其圖案或字句對他們的意義，以及他們紋身的內容，比單單用一節經文否定他們的行為來得好。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可能有人會以為機構只是教會的好幫手，是教會的前鋒而不是教會本身，這是美麗的誤會。教會的原文其實指的不是地方，而是被神呼召出來的群體，重點在於會眾，而機構同工作為回應神的呼召而聚集一起去事奉的群體，本身也就是教會，機構和眾堂會一樣，其實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與堂會是互為肢體，互相配搭的。由於大部份的堂會人力物力有限，難以全面兼顧神交託給眾教會的使命，而不同的機構往往是由於看到或回應不同的需要而成立，為的就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若果大家認同教牧同工應受加倍的敬奉，那麼機構的同工亦應該得到大家加倍的關心；因為，機構同工所做的，其實都是有關如何向不同的群體傳福音，培養弟兄姊妹和初信者，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特別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一群），為社會上不公平、不公義的事發聲，要彰顯神的公義與慈愛，用更美好的音樂去敬拜我們獨一的主，以及往不同的堂會講道和主領聚會，與教牧同工一樣全職參與事奉，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有傳道或牧者之名，但很多都有教導和牧養之實。機構和堂會其實應是最佳的拍擋，機構可為堂會提供一些事奉的專門知識、技巧和人才，而堂會可以善用機構的專長服侍弟兄姊妹和鄰舍，透過機構接觸更多不同的群體，以及使用機構的服務和購買他們的產品來支持機構的運作。

機構由於組織比較簡單，很多時都能迅速和靈活地回應一些信徒和鄰舍的需要，或者因應社會的變化而在事工上作出適當的調整。感恩的是有些教會對本身在機構服侍的會友，無論在奉獻和日常的關心都有一定的支持，不過，感受不到教會支持的機構同工其實也有不少，若果是自籌薪金的也許大家的關注和了解還會多一些，不過，香港大部份基督教機構的同工都不是自籌薪金，而是甘心樂意放棄外界更好的薪酬待遇，全心投入事奉的，基於不同堂會的傳統，他們未必會主動向堂會要求支持和關心，堂會若能主動向在機構服侍的會友表達關心，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很大的鼓勵。

堂會對機構同工的支持，除了更多為他們提名代禱之外，更可以將他們服侍的機構列為特別支持的對象，以及邀請機構的同工分享他們的事工和需要，讓會友感到自己在機構的事奉並不孤單。有些堂會常常期望機構提供免費的講座或十分廉價的服務，卻忘記了機構的同工得工價也是應當的。對於機構來說，一些有能力的堂會願意付出多一些，才有能力為經濟能力較弱的堂會提供較相宜、甚至免費的服務。當然，作為機構同工的，絕不能因為薪酬待遇較外界低，以及因為機構強調愛心而忘記工作的質素和果效，既然機構就是教會，我們十分清楚自己事奉的對象是神，更要加倍用心去事奉，一些前輩忠心和卓越的服侍，應是每一個機構同工的榜樣。

面對持續的移民潮和退休潮，堂會和機構未來在財政和人手方面都會面對很大的壓力，若能加強合作，有助雙方可以更有效地保持事奉的果效和水準，現時堂會要聘請傳道牧者並不容易，大家由基督教報刊大量的招聘廣告可見一斑。相信幾年內要補充大批因為退休和移民而出現的牧者空缺殊不容易，而機構同工正好可以在講道、教導、佈道和培訓弟兄姊妹方面助教會一臂之力；同時堂會亦可以透過使用機構的服務，間接支持機構的營運。特別過去幾年在疫情之下，最活躍的多是服侍基層家庭和扶貧的機構，她們所得到的奉獻和物資亦較多，而許多以佈道、敬拜和培訓為主的機構都遇上不同的困難，許多服務被迫暫停，當社會邁向復常的時候，堂會若能善用這些機構的服務，間接也可以令機構復常，而有好的培訓、佈道和社關也是堂會可以復常、甚至增長的契機。堂會和機構應互為肢體而不是各自為政，我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阿們。

資料庫

教會，由一群人到整個信仰群體

希臘文ἐκκλησία在新約聖經被翻譯為教會。這個詞在古代希臘可以指：一、一個定期被召集的團體、集會；二、隨便聚集起來的一群人；三、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社群。在早期基督教文獻中，這個詞是指一群對以色列的神有共同興趣的人；它可以是指舊約以色列人的聚會或會眾，一個特定地區的基督徒，或全世界的基督徒群體。[1] 在《聖經》中，它第一次是在馬太福音出現，在十六章18節記載了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的這番話：「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而馬太福音亦是唯一有使用這個詞的福音書。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筆者得知女皇逝世，隔天下午到白金漢宮走了一趟。當日仍未有甚麼公開悼念活動，已有不少人民自發地聚集、獻花、悼念……之後，正如新聞的報道，有香港市民願意輪候三、四小時，到領事館表達心意；在倫敦，人民更能夠花上十三、四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冒雨、露宿，排隊輪候到女皇靈柩前，作最後的致哀。

一個領袖的離去，能叫舉國哀慟，而不是讓全城「開香檳」慶祝，是因為她過去70年沒有任何的過錯？還是她有極佳的政績？或是她與人民有著極佳的關係？

英國媒體似乎就女皇逝世已作好準備。其相關的回顧、記錄片、採訪早就預備妥當，報道亦頗一致。重點並不在於追捧女皇過去的豐功偉績，更沒有談論她的成敗得失，主軸是傾向展現出女皇親民、慈祥的形象。從不少民眾的訪問中，均形容這在位70年的女皇像「祖母」般的親切。傳媒一般離不開在四個範疇來闡述女皇的過去。

一、微笑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採訪，或是某些與女皇有較多接觸的人的專訪，他們總會提及女皇的微笑，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笑容——所代表的不僅是親切，更是一種善意的表達，願意走近他人，亦容讓及接納別人走近。一個笑容，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領袖一方面要高瞻遠矚，更要體察民情。走近及走進群眾，才能明白人民真正的需要。

二、愛動物

女皇所飼養的小狗，成為討論她愛動物的起始點。隨後，人們回顧她自小是如何開始關愛動物；女皇曾親自為每一匹她所擁有的馬兒命名；她如何支持動物園的落成。能愛護、珍重動物，或許是一種愛心的表達，更是反映出一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就如烏克蘭士兵在戰場上，把走失的寵物尋回，並帶牠回主人身邊一般。其中所帶出的訊息，絕不僅是愛護動物那麼簡單。

三、家人關係

在回顧特輯中，總離不開追述女皇的成長歷程，她與家人、親屬的關係，當中所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品格及教養，是承傳自穩定及和諧的家庭。她自身所建立的家庭，與丈夫及孩子的相處，建構出另一幅教人欣羨的圖畫。一國之君的形象，不僅是日理萬機，同時與平凡人一般，需要處理及平衡家事日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哲理，似乎亦能在英女皇身上看得出來。

四、信仰

所問的並不是女皇有沒有信仰（基督教），而是論及其信仰能否成為她理事、決策的指標。「愛」、「公義」、「憐憫」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被上帝所管治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當權在位者，理應要順從及降服於祂的法則。在追悼女皇的同時，亦是時候審視國家的領導，是否仍秉持創造主的最高標準來治理國家。新任的首相及剛登基的新皇，同樣會被人追問其信仰狀況。似乎一個領袖，單憑個人的能力或治國理念、經驗，卻缺乏更高的準則作其規範及導引，是不足以讓人民感到穩妥、安全。

世情萬變，女皇面帶笑容地接納新首相上任的握手畫面，尚未予人深刻印象之際，她突然逝世卻瞬間成為眾人的關注所在。領袖的興亡，實在是轉眼之間。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還看他／她是否備受「愛與公義」所管束，能否以「憐憫」來看待生命，願否以一般平民（家庭）的角度來理解事情，而作出貼近民情的決策。真正的領袖或王者，要走進及走近群眾當中，明白及體諒他們的需要，並樂意與他們同行，學效降世為人的主耶穌。祂的生平肯定比在位70年的女皇精彩得多。若讀者想理解更多，不妨看看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感恩「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於2019年10月25至26日假恩福中心順利舉行，由第一屆開始，明光社每屆都會協辦性倫理峰會，2019年大會以「守護婚姻」為主題，邀請來自英國的大律師保羅．戴蒙德（Paul Diamond）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鄭順佳博士分享，聚會約有100人出席。

婚姻是甚麼

戴蒙德先生於峰會第一天分享「婚姻應否被重新定義」及「守護婚姻：宗教自由與歧視」。他認為是社會制度讓個人有權享有社會福利。從人類學角度，婚姻是兩性之間互補的關係，肩負著生養下一代及價值傳承的作用，他強調，家庭是為孩子而設，不是孩子為家庭而生。他提醒我們，性小眾對基督教非常不寬容，香港的信徒要裝備起來回應。他提到《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保障了人有思想丶良心和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在如何實踐（manifest）上卻出現爭議。

基督徒受到迫害

戴蒙德先生提醒我們，基督徒面對的是一場政治運動，他分享了很多英國法庭的逆向歧視個案，說明當地在婚姻被重新定義後，社會、個人及教會在實踐信仰自由時所面對的法律挑戰。

1. Johns v Derby City Council（打吡市議會）案：Owen和Eunice Johns這對基督徒夫婦，因為不願意肯定同性戀行為而失去作為寄養家庭的資格，法官認為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對所寄養的兒童有真正的風險（real risk）及令有關兒童受感染（infected with），法官將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觀點視為病毒，會令所照顧的兒童受感染。戴蒙德先生認為將基督教的價值觀類比如病菌會傳染給兒童，是匪夷所思的！

2. McFarlane v Relate Ltd案：McFarlane是一位基督徒輔導員，受聘於英國一間全國性的輔導機構Relate。McFarlane一直表現很好，直至他向上司表達他對於以性心理治療幫助同性戀伴侶的有效性存疑，他便被解僱，他遂控告Relate。案件在英國法庭審理，McFarlane被判敗訴，於是，戴蒙德先生將這宗案件遞交到歐洲人權法庭（ECHR），可惜，法庭仍然判McFarlane敗訴。這宗案件顯示基督徒可能因為信仰的緣故失去輔導員的工作。

3. Felix Ngole v University of Sheffield（謝菲爾德大學）案：Ngole是一位社工學生，他於2015年在個人臉書討論美國的Kim Davis因拒絕簽發同性結婚證書而入獄的事件，當中提到《聖經》指同性戀是罪的內容，學校為此收到匿名投訴，之後禁止他成為社工，因他的言論有歧視性本質（discriminatory nature）。後來他雖然得到平反，但事件發生時，報章以大標題「恐同不能成為社會工作者」來報道，當他在法庭上得到平反後，就只有一小段報道，指「男子贏得上訴」。戴蒙德先生藉這宗案件提醒與會者，主流傳媒對於涉及LGBT的報道手法非常偏頗，他鼓勵香港教會開拓媒體工作。

基督徒如何回應

戴蒙德先生在結語時感嘆過去幾年，看到基督徒被禁止穿戴十字架丶領養孩子，甚至失去工作及專業資格，這對基督徒實在非常不公平，甚至有法官在批核同志的領養案件上，說了一句「兒童需要爸爸媽媽」也被指為不寬容。他認為我們要協助維護家庭的組織發展及做到媒體友善，發揮媒體的力量去影響法官，他們都是生活在香港的，同樣會閱報，受媒體訊息影響。此外，基督徒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如果有同性戀者受到欺凌時，基督徒也要出手阻止，這亦是基督徒信仰的實踐。他呼籲基督徒律師起來，為信仰自由辯護。

上帝設立性、婚姻、家庭

鄭順佳博士分享「婚姻的神學反思」，他認為現代社會，性的領域非常廣泛，到處都是性的解放，性的淘空，導致性失去創意及規範，因此，基督徒要明白《聖經》如何給我們指引，認識上帝創造性的心意。創世記二章18節提到：「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創造完各樣動植物後，覺得一切都非常美好，唯獨認為「那人獨居不好」，因他未覓得他的伴侶，於是，上帝造了一個女人幫助他，且吩咐他們要生養眾多及管理大地，要向上帝負責。上帝亦會向人問責，這是創造男女的心意，性是上帝美麗和奇妙的創造，性座落在創造和立約的脈絡中。

性的規範及界限

上帝透過律法書將律例和禁令呈現，使人明白性的意涵，生育在五經中是最重要誡命，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讓人在婚姻關係中享受，因為人是有思想、有尊嚴的，對於性是有能力節制的，上帝透過禁令，讓人知道界線在哪裡，哪些行為是可憎惡的，是需要受到禁止的。很多時，禁令與處以極刑是互相扣連，有人認為這是文化的產物，但其實是有其正面功能，如保護婦女及弱小，防止他們被利用及剝削，維持人倫的秩序。有關性的界限，舊約主要有四條禁令：

1. 不可亂倫：維護家庭的秩序，由於舊約中的家庭普遍是大家庭，這禁令鼓勵近親的關係有愛，但不可有不當的性行為，其目的是保護後代的健康，因為醫學統計上亂倫所生的子女會有較高機會有各種遺傳基因的疾病。

2. 不可姦淫：上帝創造婚姻的秩序，夫妻的關係是分別為聖的忠誠關係，為子女帶來安全感及穩定的生活，姦淫的行為是背棄忠誠，破壞婚姻。

3. 不可有同性之合：這是違反上帝創造男女的秩序，上帝沒有為亞當預備一位男性的伴侶，人類更不是單細胞繁殖，同性生理的結構亦不適合進行性行為，尤其是肛交容易令直腸受損及引致其他疾病。

4.人獸之合：從生物學上，人也是一種動物，但人有上帝的形象，其他動物沒有，動物在發情期需要交配，人不同，人可以控制自己，假若人與動物發生性行為，不知會有甚麼後果，會產生甚麼病，野獸的疾病如在人身上出現，後者不堪設想。禁止人獸之合是要維護生物各從其類的秩序。

新約性觀及婚姻觀

鄭博士再引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前實習生的性醜聞，幫助參加者思考如何劃出性的界線。按馬太福音五章27至28節字面的意思，可劃分為四個層次：一、欣賞有好感；二、有淫念幻想；三、有步署行動；四、進行雲雨之交。鄭博士認為如只在意念上有好感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界線應定在一與二之間，當落在淫念中，則不論是否有行為及是否成功，都是犯了姦淫，因為淫念將對方視為物件，令她失去作為上帝受造的人的尊嚴，若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是要實踐律法的精神，而非條文。

新約以婚姻來為性劃界線：婚姻內的性是尊貴的、是好的，不是卑賤的，將婚姻好像祭壇獻給上帝，希望保護婚姻雙方；一切婚姻以外的性是不容許的，並違反婚姻的忠誠，也是淫亂的事。哥林多前書七章2至5節提及婚姻內夫妻之間的性是毫不掩飾，有互相滿足的責任，性關係是義務而非權利，有償還欠債的心態，配合對方的需要，婚姻內的性非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對方；不是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滿足對方，或是互相滿足；不是滿足個人私慾，而是能體諒對方，避免試探及懷疑。有關性的律例定於遠避淫行，追求聖潔活出尊貴的生命，目的是為了保護，而非禁慾。

新舊約綜合論述性

舊約創世記與新約羅馬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創世記第一至三章，談論到創造、死亡、虛謊、羞恥；羅馬書第一章提及，人透過受造之物明明知道有創造主，卻不去敬拜祂，離棄上帝去敬拜受造之物，這種否定上帝的後果，使人放縱情慾，做出違反自然、違反男女的秩序，將順性的用處變成逆性的用處，進行同性性行為。這些行為，新約與舊約的教導都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阡陌社區浸信會、維護家庭基金、香港性文化學會、明光社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永恆主對約伯說了這些話以後，永恆主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怒；因為你們議論到我、不如我僕人約伯說的正確。』」（伯四十二7《呂振中譯本》）[1]

神是恩慈的上主，但祂也有發怒的時候，聖經中不乏神發怒的經文。神發怒並非因為祂情緒化，心情不好隨意發洩，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三十四6）。祂發怒每每都是因為人得罪了祂，讓祂忍無可忍才「發火」。[2] 祂會向輕視祂的子民發怒（民十一10、19-20、33，參民十一6）；祂會向棄絕祂訓誨的子民發怒（賽五8-25）；祂會向離棄祂而去拜偶像的人發怒（何八3-4；撒十3）。[3] 基本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及接受神因著祂的子民跪拜偶像、離棄祂及祂的命令、驕傲自大、又或是摒棄公義，甚至多行不義而發怒，但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神竟會對為祂辯護的人發怒。

約伯記中，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是約伯的好朋友。當他們得知約伯財物盡失、子女俱亡等極大慘況時，他們相約來到烏斯地安慰約伯，試圖分擔約伯的哀痛，讓祂的痛苦得以紓緩。[4] 這三位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好朋友，他們眼見約伯連健康也失去了時，他們不惜七日七夜一言不發的陪伴約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們對約伯的愛及安慰（伯二12-13）。[5]

約伯若然沒有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他們或許會一直沉默不言，與約伯一起坐到「地老天荒」。他們可以體諒約伯的慘痛，卻無法接受約伯控訴神。約伯咒罵自己的生日，在他的朋友聽來，他無疑是抨擊神的創造，否定生命是神所賜予的禮物。[6] 因著約伯以控訴神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好友便恍如神的辯護人，一個接著一個與約伯進行口舌之爭。每經歷一番對罵，約伯的言辭便愈發激烈，愈發責備神不義（伯十三3-12）。

在這場辯論中，以利法的主要觀點是人非常卑微（伯四）、沒有人是公義的（伯四17、十五14），因此神不信任人（伯四17-19，十五15-16）。神是公義的，祂不會無緣無故降災（伯四7-9，五3-5、13-16，十五20-35），降災是為了管教不義的人，這對人來說是有福的（伯五17-27）。以利法認為約伯有如此悲慘的遭遇，是因為他曾口出惡言，甚至行惡（伯十五5-6、12-13、二十二5-11），得罪了神，神降災是要約伯回轉，只要他回轉，神必再次祝福他（伯二十二21-30）。

比勒達的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世上沒有義人（伯二十五4-6）、強調神的公平公正，祂不會隨便懲罰敬虔者（伯八2-4、十八5-21、二十五2）。他指責約伯對神的批評如暴風一樣，充滿破壞性（伯八2），[7] 他認為只要約伯回轉，行為正直，神必賜福與他，因為神不離棄完全人（伯八5-7、20-21）。

至於瑣法，同樣憑約伯所說的定他的罪，也認為約伯犯了實質的罪行，才會面對種種禍害（伯十一2-6，二十3-29），他如以利法和比勒達一樣，力勸約伯悔改，好得到神的保護及祝福（伯十一13-19）。

總括而言，約伯記中有很多觀點是反反覆覆的，主要提到神是公義的神，祂不會無緣無故降下災禍，讓人受苦，當人遇到災害，只因人行惡，作了不義的事情，剛開始行惡時或許會風光無限，但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人要改變這狀況，只好尋求神，從罪中回轉，行為正直，才能享受神的保護及賞賜，遠離災禍。或許我們有時也難以理解為何善良的神會容讓災害發生，特別是降災在義人身上，但至少知道信靠神並不等同生命無風無浪，人生路上遭遇災害不一定是因著自己又或是父母犯罪（參約九1-3）；然而，對於約伯的三位朋友，神賞善罰惡是最自然不過的神學觀念，這觀念主要來自他們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經驗（伯五3-7，十五17，二十4-11），以及前人的教導（伯八8-10、十五18-19）。其實約伯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除了身心受創，信仰上也面臨極大的打擊。

基本上，約伯及其朋友對於神的闡述，就是神賜福義人、懲罰惡人的觀念是合乎聖經的教導，聖經亦多次強調神的子民需要謹記及留心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神賜福，享有豐盛的產業，相反，行惡的必招來禍患（申七12-15、箴三1-12，四10-27，十一1-21；彌六9-15；哈二1-20）。到了新約，雖然信徒因著信耶穌而白白稱義，但仍然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將來受神責備（羅二6-11；帖前四1-8）。

這樣看來，約伯的三位朋友相信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既是正統及主流的思想，他們以此為基礎，與約伯爭辯，為何會惹來神的怒氣？他們持守神賞善罰惡的觀念，這想法本身沒有錯。他們是良善及敬虔的人，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基於上述的觀念，希望規勸約伯回轉，這動機也是良好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掌握真相的全部，以致在應用正統觀念時出了岔子。約伯真的是義人，[8] 約伯受苦不是因為他是不義的人，相反，約伯受苦是因為他是義人，說得白一點，便是神看得起他，才讓他受苦（伯一6-12、二1-7）。他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又對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以致缺乏了聆聽的耳朵，無論約伯如何大聲疾呼，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伯十六17、2-5），他們都堅持以神賞善罰惡來解釋約伯的苦況，漠視了約伯的聲音。他們的目的本來是要安慰約伯，結果非但不能安慰約伯，反而增加了約伯的痛苦，惹得約伯反感，甚至反唇相稽。

另外，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雖然很努力替神辯解，但神還是對他們發怒，因為他們錯誤地揣測神的心意，以為神因著約伯犯罪而懲罰他，但事實並非如此。[9] 例如以利法提到「『人能在神面前算為公義嗎？人能在他的創造主面前算為潔淨嗎？他的僕役他還不信任，他的天使他也指責過錯，何況那些住在土屋裡，根基在塵土中，比蠹蟲還容易被壓碎的人呢？』」（伯四17-19）。他們看不到，神稱讚約伯為義人，祂信任祂的僕人，所以約伯才受苦。這一類談論神的說話突顯了他們的愚昧，最後他們要為自己獻祭，並由約伯為他們祈禱，才能止息神的怒氣（伯四十二8）。

約伯受朋友冤枉，神為他平反，指出以利法等人談論神時，反不如祂的僕人約伯（伯四十二7-8）；然而，神沒有偏袒約伯，神也親自向約伯下戰書，不斷挑戰約伯，讓他明白自己在苦難中向神說了很多無知的言語（伯三十八1-四十2）。約伯不知道自己受苦的真相，因著與神真實的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改變心意，撤回之前對神所提出的指控（伯四十二6）。[10] 因著約伯的改變，神加倍賜福約伯（伯四十二10-16）。

約伯記讀者的資訊確實比約伯及其三位朋友多一點點，我們看到天庭的一幕，這是他們看不到的（伯一6-12、二1-7），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全部的「真相」，更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仍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或對神疑惑的地方，例如神為何要這樣「設局」，容許他所愛的僕人遭害？無論是理解聖經或神的心意，除了真相，我們受限於經驗、預設立場及知識源頭等。信仰如此，世事也是如此。

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遊行開始，社會上便充斥著不同的「真相」。單是6月9日及16日的遊行數字，便出現了很大的落差：6月9日的遊行人數，民陣指有103萬人、警方指有24萬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19.95萬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估計）約有50萬人、資深傳媒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75萬人。6月9日的遊行，民陣指有200萬+1人、警方指有33.8萬人、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40萬人、葉兆輝（估計）約有80萬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144萬人。[11] 計法不同、立場不同，得到的數據也不盡同。

除了數據，網上的影片分享也難分真假，[12] 有一些人在網上發放令人熱血沸騰或感人肺腑的遊行感想，但有人細心分析拆解之後，發現極有可能是虛「謊」一場。影片可以藉著非常專業的拍攝手法瞞騙觀眾，讓人信以為真，[13] 圖片更是難以呈現真相。圖片通常需要文字為讀者「解畫」。解畫人是按照真實的情況如實報道，還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真相」來「解畫」？選取的角度不同，無形中影響了讀者對事件的判斷。[14]

在一個不能靠影片或相片探討真相的年代，觀看直播會否成為看清「真相」的較好選擇？但原來「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15] 有些記者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般直播，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仍是片面的一面之詞。即使觀眾努力收集大量「片面」的資訊，而大量「片面」的資訊最後還是「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最終還是不能令他們看到全面的「真相」。[16]

每一個人堅持的「真相」，其實都受到個人的經驗、預設立場及資訊源頭等影響。無人可以掌握整全的「真相」，各人只是忠於自己，選擇出自己認為正確，又或是自己喜愛的立場。這並不是說由於「真相」難尋，從此之後，大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發表意見，甚至不再採取行動。

「真相」難尋提醒著我們，在發言或行動之前，要小心謹慎，認真審視資訊的來源及內容，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更要學習先聆聽及了解對方為何持有與自己不同的見解，而不是一開始便判斷對方無理，自己才是看通及了解「真相」的一個。能夠彼此尊重，互相有良好的溝通，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大家重新審視各自收到的「片面」，從而再檢視自己所建構的「真相」。這並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搏擊，又或是一個急於說服對方的辯論比賽。到了最後，大家極有可能還是堅持原先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對雙方沒有益處。只要每一次的對話，大家都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不口出惡言、不羞辱對方、不人身攻擊、不無故論斷，除了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及其他人背後為何有如此想法外，難道這不是一次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靈命及與神關係的機會嗎？

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對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愈談愈「興高采烈」，但我們能否接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聽到相反的意見時，我們是否很易動怒？我們能否勒住自己的舌頭？當事與願違，我們是否還能信任神呢？

在「真相」中迷失的時候，願我們與真實的神相遇，學會謙卑地與神同行，以憐憫的心行出公義。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2017是令人身心疲累的一年，個人方面，除外父之外，幾位相識多年的弟兄相繼離世；母親輕微中風；又有親友健康出現問題。工作方面，多位得力的同事因為不同的原因而退下火線，而我們面對的挑戰卻沒有減少，眼見同事的日常工作，如出版及往學校和教會主領聚會並無減少（近500場）；再加上20週年紀念的各項活動；新開展的「永遠的父母：離婚以後，為孩子多走一步」計劃；以及年底的賣旗，大家就像參與一場沒有中場休息的馬拉松，十分吃力，感恩的是上帝對我們的看顧亦從未減少。

　　去年最令我們放不下的仍是我們一些長期關注的議題，政府推出260多頁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令我們的董事同工花了不少心力去研究及回應，一方面我們雖不贊成變性手術，卻同情已選擇做手術人士的需要，不是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完全理解，需要花時間和心力去解釋。另一方面又見到平機會竟然高調表示香港宜採用自我聲明，毋須醫學診斷便可以改變性別的模式，比不少同運團體更激進，當平機會成為同運的重要推手，前面的挑戰只會更大。

　　如何鼓勵弟兄姊妹在公共空間發聲時以合情、合理、合信仰的理據，著重愛心與公義並行，是我們未來需要更努力的方向。當香港已成為爭議之都的時候，我們不想因為表面的和諧而減少發聲，但亦不希望捲入沒有意義的意氣之爭。明光社的信仰立場並無絲毫動搖，而處理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則亦無重大改變，希望日後在面對有爭議的議題，弟兄姊妹能互相尊重，和而不同。我們最不願意看見的就是教會因為怕爭議而避開不少影響深遠的社會議題，或是弟兄姊妹因為強烈的無力感而不再關心自己身邊以外的事。

　　2018年我們會繼續關心一些離婚和再婚家庭子女面對的需要；協助教牧了解新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以及探索如何牧養在完全不同處境下成長的新一代。我們需要熱心、理性而又充滿憐憫之心的同工加入我們的團隊，是你/妳嗎？請切切為我們隊工的需要祈禱。最後，在迎接農曆新年來臨的時候，希望大家繼續以紅封包支持我們事工的需要，與過去兩年一樣，我們會在紅封包中撥出10,000元，支持一些有特別需要的弱勢群體，今年我們將透過施達基金會，用以關心數十萬逃往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的需要，希望大家支持我們，為流離失所的人禱告及伸出援手。

　　在疲累的時候，希伯來書12章1節常是我們很好的提醒：「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靠著上帝的適時的供應、清晰的目標、並肩同行的隊友、再加上大家的支持，是我們一起繼續這場社關馬拉松的動力。

你的弟兄
志森
10-1-2018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政府在2017年6月底推出的《諮詢文件：第一部份　性別承認》，其實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Ｗ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做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若一時要看他身份證，一時要看他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但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一些已做了變性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又分別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兩個多月之後才正式發表我們初步的立場。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覆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問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年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22章第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整項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身份，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謊言。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在一起討論，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缺憾問題；變性人屬於精神病學上的性別焦躁症；而跨性別者不少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或缺憾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

　　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的不可逆轉性，應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執意選擇進行變性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尊重。

　　至於跨性別是一個必須防患於未然，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逼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表達簡單的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性，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現時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建議的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諮詢的弟兄姊妹參考。

最近看了一個賣思樂冰的故事，很有意思。店主在賣思樂冰的時候，會使用一支木棒，把思樂冰推平，使每一杯思樂冰都是一樣的，但是遇到小朋友的時候，他就會把思樂冰堆得滿滿。其他人看見就覺得很不公平，為什麼小孩子的思樂冰會是堆得滿滿的，大人的思樂冰是平平的。店主說：給你們的思樂冰都是一樣的，十分公平。然而給小朋友的思樂冰，我會堆高，這是我的主權。前者是公義，後者是恩典。

未信主的時候，我認為上帝是不公義的。為甚麼？上帝給人自由去選擇相信祂，然而，相信的人有永生，不相信的人便滅亡，這豈是公義的上帝所為？

信主後，愈來愈經歷一件不容置疑的事實，是人並沒有自由。不是上帝不給予人自由，而是因為人的罪，被罪捆綁，被魔鬼掌控，人已失去了自由。

上帝給予人生命，本應是仁愛､和平､喜樂的豐盛生命，這也是人所渴求的生命。然而，因為種種原因，不論是慾望､面子､抵不住誘惑等等，我渴望的我不去做、不去說、不去想，我厭惡的倒去做出來、說出來或在心裡思想。

如果上帝只有公義的話，祂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讓我面對罪的後果。罪的後果是死亡，再沒有上帝所賜的生命了。但是，因為上帝的愛，祂藉耶穌基督預定了救贖計劃，叫所有相信的，能得著新生命：一個脫離罪的生命、一個有神同在的生命、一個被聖靈充滿的生命。

信主前，我好像是選擇相信上帝，於是成為基督徒；成為基督徒後，聖靈叫我知道，神顧念我這個該死的罪人，是天父揀選了我，呼召我成為祂的兒女，給我豐盛的生命。這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幸好上帝不單是公義的，也是滿有恩典的，我可以用甚麼來回應天父的愛呢？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2014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整體香港教會的平均每週出席崇拜人數為305,097人，約佔香港整體人口4.2%，基督徒是社會上的少數。我們與信奉其他宗教、持有不同價值觀的市民生活於同一個社會，價值觀的衝突時有發生。

過往有信徒選擇離開群眾過避世的修道生活，但在今天的香港已難以實行。聖經教導我們要作鹽作光，但卻眼見不少信徒被世俗洪流沖散，跟隨世界的價值觀而行。我們放眼於聖經的時代，不難發現以色列一直與鄰近的異教文化接觸，他們非但沒有被同化，反而發展出獨特的傳統及信仰。我們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助理教授張智聰博士，希望能從聖經中得到啟發，找出信徒在這世界站立得穩的處方。

賦予新義   轉化異教文化

利未記十八章已一早清楚地告誡以色列人不可效法迦南地的行為及惡俗，但當我們翻開聖經，卻發現以色列人面對著政治、經濟、生活等等實際的原因，被異教文化影響而偏離信仰的事實。張博士認為這是一個常存的危險；但與此同時，他指出聖經也呈現出另一個向度，以色列人不採納亦不排斥異教文化，在不效法他們的行為及惡俗的前提下，將異教文化的元素重新定位及演繹，賦予一個新的信仰意義，並轉化成以色列信仰的一部份。張博士列舉以下的例子作說明。

近東文明對神明的膜拜、獻祭、禱文等等禮祭均存在於不同民族的信仰系統：以色列人敬拜耶和華，迦南人敬拜巴力，但兩者的宗教觀存在著極大的分別。張博士表示巴力信仰是藉著種種禮祭，將人間帶到天庭，以影響天上神祇的決定，從而降福與人間。

但聖經中禮祭的根源是上帝與人所立的約，主導者是上帝。因著這約，上帝不是在天上俯視民間疾苦，而是親自在以色列中成就衪的心意，衪在人民的中間，衪是與人同在的神。

割禮是以色列人重要的傳統，是神與亞伯拉罕立約的記號。張博士表示割禮並不是以色列人獨有的文化，考古學家在埃及也發現到割禮的習俗，但割禮在埃及文化中的意義卻眾說紛紜。有學者認為是成人禮的傳統；也有學者認為與祭祀及潔淨有關；亦有人認為這是埃及貴族間的習俗。但當割禮這習俗出現在以色列民族時，它在埃及文化中的意義已不再重要，因為它被賦予一個立約的意義，是神選民身份的認定。

兼收並蓄   敬畏上帝為始與終

張博士再以舊約聖經的智慧文學作例子，他表示箴言除了結集所羅門的箴言，亦有不少原先是外邦智慧人的格言。箴言的編修者並沒有拒絕異教文化中值得學習的智慧話，反而將之吸納並重新包裝，加插在書卷中間，並以開頭和結尾兩篇箴言所強調的「敬畏耶和華」成為整卷箴言的核心思想，帶出選擇耶和華才是真正智慧的訊息。那麼，外邦智慧人的格言提醒人不要選擇懶惰，就不再是個人品行的抉擇，而被轉化成選擇耶和華的行動了。

至於詩篇，第二十九篇是一篇充滿異教色彩的詩篇，張博士指出這原本是一篇迦南人巴力信仰的讚美詩。詩人一開始宣告「神的眾子啊，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歸給耶和華」，這明顯保留了異教文化中天庭的概念。詩人接續多次以「耶和華的聲音」來形容打雷，巴力是掌管天氣的神祇，而在迦南文化中打雷原是「巴力的聲音」，但詩人借用了異教的文化，用「耶和華的聲音」取代「巴力的聲音」。經文提及黎巴嫩等迦南巴力信仰盛行的地方，但「耶和華的聲音」仍能震動那地，以此顯示出耶和華的威榮，傳揚祂的榮耀。

張博士舉出以上的例子，指出以色列對異教文化兼收並蓄的態度。兼收並不代表毫不保留採納對方所有的東西，以色列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重新包裝異教文化，以「敬畏上帝」為出發點，對異教文化作出批判。

從信仰紮根   謙卑看多元世界

今天我們與昔日以色列的處境不同，但同樣面對異文化的挑戰。為持守信仰的純全，有人選擇自我封閉，對多元社會不聞不問，張博士認為這是源於對自我信念欠缺自信而帶來的恐懼。他鼓勵信徒不要以一個敵我分明的態度來看待這多元的世俗社會。雖然我們的信仰與其他價值觀有分歧之處，但張博士認為我們更應該尋找大家相同之處，增加彼此的認識及尊重。

長治久安只會讓人故步自封，或許這個多元社會就是上帝讓我們重新思考的一個機會。多作思考能讓我們更謙卑，亦使我們的信仰更穩固。

（講員：雷競業博士 | 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  ）

究竟土地這問題，帶給教會甚麼牧養上的困難？而教會又可以提供甚麼出路？
 
雷博士先指出就土地這問題，上一代與下一代的確存在著鴻溝。已有物業的上一代首要考慮的是穩定而不要「太多搞作」，下一代則追求公平；擁抱多元選擇；不認同「獅子山精神」。當上一代人認為捱窮捱苦，儲下一筆錢去買物業是很自然的事情時，下一代就認為需要花17年不吃不喝才能買樓，變相失去了17年的時間，是極不值得的事情，他們寧願現在便過一些自己喜歡，有意義的生活。
 
教會如何回應這樣的下一代？雷博士指出教會的領導層要幫助下一代編織年輕人認為有意思的夢。並且，教牧要學習轉變自己的角色，從老師的角色，轉而成為教練，發掘學習者的潛質，陪伴他們追求夢想。上一代的牧者要學習對下一代給予肯定，而非拿出經驗來教導他們。
 
就東北發展是否不公義這議題，雷博士指出雖然他曾經跟一位資深的地產發展從業員傾談，以及用數小時閱報，但他亦無法知道菜園村示威者的背景或東北發展有多不公義。只是，他認為假如神讓你在這方面有呼召，那你便去做吧！年輕人可向自己感興趣的方面發展。雷博士覺得傳道人基本上的角色是鼓勵各種專業的人士去找出問題及讓會眾也去關心這些問題，但傳道人一般不適宜在個別的議題上經常發言。
 
雷博士鼓勵信徒在不義的世界中選擇自由與公義：我們自由追求公義，即不是出於自私及仇恨，我們指責政府非因自身沒有能力買樓而憎恨他，無論有沒有物業我們也是自由的，我們仍然關心公義是因著神關心這個世界，因此我們也關心這個世界，希望更多人可安居樂業。雖然能夠有自由而又選擇公義是困難的，但這亦是教會需要傳遞的訊息。
 
最後，雷博士強調信徒要明白即使有物業也不應自滿，沒有物業的亦不應怨天尤人，這樣人才能想像自己有何人生價值。人生總有一些有價值之事，而家庭並非指一間屋，更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信徒要懂得如何靠神的恩典在人生每一個階段找到美麗而有價值的事物。香港買屋難，但神的恩典是足夠的。
 

* 本文內容主要摘自雷博士於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2015年「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週年研討會上的短講部分。
 
如想閱讀週年研討會其他講員的文章，歡迎訂購《港土講地：產業、信仰、生涯規劃》。http://www.truth-light.org.hk/book/title/n5424

性別議題在全球引發熾熱的討論，逐漸被解構的性別概念引申出無數問題，在同志運動議程中，性別主觀化取消了性別身份的客觀標準，即不再以生理性別為準則，取而代之的是以主觀、任意的心理性別為依據。我們且看這些推動性別主觀化的同志運動議程如何影響著全球的發展。

會懷孕的「男人」？混亂的家庭秩序

較廣為人知的性別主觀化個案，是有關一名懷孕「男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Thomas Beatie。

原本是女性的Beatie曾接受荷爾蒙治療，「他」於2002年只進行了切除乳房的局部性別重置手術，「他」仍保留子宮和卵巢，2003年「他」以男性身份與女伴結婚。其後Beatie卻透過精子捐贈進行人工受孕，2008至2010年間誕下三名嬰兒，成為首個公開的懷孕生子「男人」。2012年Beatie進行尿道及陰莖的建造手術，但仍沒有切除子宮，同年「他」與女伴離異。[1] 在離婚的訴訟中，美國亞利桑那州的法庭最初判Beatie暫時得到孩子的監護權並須支付贍養費；但後來就有法官質疑到底法庭有沒有權定義一個有生育能力的人為男人，法官亦提出質疑，指Beatie與女伴的婚姻是否同性婚姻，[2] 而該州當時尚未承認同性婚姻。[3] 2014年亞利桑那州的上訴法院裁定Beatie與女伴的婚姻並非同性結合，2015年二人的婚姻關係正式結束。[4] 及後Beatie更以自己的卵子進行人工受孕，由「他」的新女伴懷孕生產。[5]

Beatie雖自我感覺為男性，但「他」沒有接受完整的性別重置手術，並刻意保留了子宮。不論「他」的目的是為了推動跨性別政治議程，還是為了一嘗女性生育的感覺，我們需關注的是「他」與不同女伴所生的孩子所受的影響。Beatie首三名子女由「他」懷孕及生產，卻要叫「他」「父親」；第四名子女由「他」的卵子與捐贈的精子結合，並由另一個女性孕育，同樣該孩子都要叫「他」作「父親」。

Beatie並非在歷史中唯一一個可以懷孕的「男人」，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Kerala）， 有一名女跨男人士名為Zahad，她也在2023年2月8日產下一名嬰兒，這讓她和其男跨女伴侶Paval成為印度第一對跨性別伴侶，擁有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孩子。在2021年，當他們決定要孩子時，兩人各自處於性別轉變過程的不同階段，他們遵循醫生的建議，暫停了荷爾蒙治療。[6]

不能否認這樣的情況完完全全顛覆甚至瓦解男女兩性角色。人類透過不同醫學科技，可以「製造」出他們想要的狀況，然而卻令下一代對「父」及「母」的觀念從此混淆不清，難以從模糊的父母身份，建立對兩性及父母的認知。過往有不少權威性研究都早已指出父母的角色對子女成長的重要，即使在單親家庭裡，都會有父或母的角色，而孩子亦不用在家庭裡面對稱母為父的混亂情況，可是在跨性別家庭裡，孩子卻要在混亂狀況下成長。既想成為男性並同時想保留懷孕生產的機會，這種性別主觀化的個人意願，應否完全凌駕於孩子的需要？這種混亂的家庭狀況，又會為社會帶來甚麼影響？

個人權利高於公眾權利惹事端

加拿大及美國不少州份的學校，都因為不允許跨性別學生使用異性洗手間而面對法庭訴訟。一名男跨女學生要求使用女洗手間，學校最後提供教職員洗手間給他，但該學生的家人仍告上法庭指學校歧視，最後該學生勝訴，美國緬因州的法院判學校所屬的學區要向他賠償75,000美元。[7]

這判決引申出一個問題：是否讓該男跨女學生使用女洗手間就代表沒有歧視他？如果只是顧及該名跨性別學生的「權利」，其他服務使用者的權利又是否在考慮的範圍裡？女洗手間的必然使用者又如何得到保障？假如該名跨性別學生被拒絕允許使用女洗手間而受到心靈創傷，那麼一般的女生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於女洗手間看見異性並因而受驚或心靈受創，這些女性的需要，又有沒有被正視到？

美國華盛頓州的一所校園內，一名45歲的男跨女跨性別學生Francis，他並沒有接受任何性別重置手術，他在泳池的女更衣室裸露身體，令使用該更衣室的女生受驚。另有外來的女游泳教練表示，在沒有被知會的情況下遇到Francis於桑拿室裡露出男性性器官，於是報警。有學生家長要求學校修訂容許跨性別人士使用異性更衣室或洗手間的指引，然而學校回覆指校方只是依循該州的反歧視法例，並只答應會在更衣室加設布簾。[8]

蘇格蘭男跨女性罪犯引發的爭議

除了洗手間，其實還有很多設施屬於單一性別專區，例如監獄。蘇格蘭男跨女人士Isla Bryson在轉變性別前，他名為Adam Graham，2023年1月，他因強姦兩名女子而被判有罪，並遭還押在Cornton Vale女子監獄等待宣判，此舉引發大眾強烈抗議，其後在司法部介入下，Bryson被調遷到男子監獄。Bryson的個案引發蘇格蘭政府重新審視男跨女罪犯前往女子監獄的調遷個案。另一名曾有暴力記錄的男跨女人士Tiffany Scott，在轉變性別前名為Andrew Burns，他因騷擾一名13歲女童而入獄，他在獄中成為男跨女人士，不過，其外形沒有任何改變，且保留了男子生殖器官，他本來將被轉移到他所選擇與他性別相符的監獄，但他的申請已遭到擱置，蘇格蘭政府在2023年1月29日宣佈，在進行緊急審查的同時，所有曾對女性作出身體暴力和性暴力的男跨女人士將不能還押於女子監獄。[9]

蘇格蘭政府在2022年12月通過「性別認同改革法案」，申請轉變性別的人士不用通過醫療診斷證明自己患有性別焦慮症亦可以轉變性別，而申請年齡則從18歲降低至16歲。18歲或以上申請人只須以後取性別生活最少三個月，16至17歲申請人則須以後取性別生活最少半年，在經過三個月的深思期後，如果申請人沒有改變主意並符合有關申請條件便可以獲得性別承認證書。蘇格蘭政府稱有關法案讓申請人可以更快及更方便申請改變在官方文件上的性別。法案以自我聲明作為更改性別的條件，降低了申請的門檻。不過，英國政府擔心這可能會引發性別旅遊，即是英國人到蘇格蘭拿取新的性別身份，但當他／她回到英國的其他地方，其法定性別會因兩地法制不同而有分別。英政府也擔心在蘇格蘭更改了性別人士，回到英國其他地方，會要求不同的權益，例如男跨女人士要求進入只有女性才能進入的空間，並擔心男性罪犯利用這個更改性別的系統，令女性無法在單一性別空間裡受到保護。2023年1月，英國政府經過辯論之後，決定引用《1998年蘇格蘭法案》第35條，阻止蘇格蘭議會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進入御准階段，即是成為生效法例的最後階段。[10]

正當蘇格蘭的「性別認同改革法案」受到阻撓，芬蘭及西班牙卻分別先後通過有關跨性別的法案。芬蘭議會在2023年2月1日通過新法，讓18歲或以上人士，毋須經過醫療和精神病學的審批程序，只須通過自我聲明，便能合法地改變性別。西班牙國會議員在2月16日通過了「跨性別法案」，允許市民從16歲起，只須通過簡單的行政聲明，便能改變其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兒童如符合某些條件亦可申請轉變性別：14至15歲兒童如獲家長或監護人同意，12至13歲的兒童如獲法院允准，均可申請轉變性別。雖然兩個國家通過的法案不盡相同，但法案均允許人們不再需要出示醫學方面證明，只要通過簡單的自我或行政聲明，便能改變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11]

跨性別者的需要和其他社會人士的權利

無節制地賦予跨性別者權利，不用他們接受任何醫學上的治療或手術，便能透過自我聲明更改性別，進入另一個單一性別的空間，如洗手間或更衣室，這種看似非常照顧跨性別者的措施，是否罔顧了其他社會人士的權益？

社會當然要考慮跨性別人士的需要，然而亦需退後一步思考：社會人士是否都準備好讓未進行或未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跨性別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並以另一性別生活？而當跨性別人士想改變性別時，社會應否只因為他或她「想要」便讓他們更改性別？社會在加強某一類人士的「權益」時，又有沒有考慮到其他人的權利會同時遭到剝削？如何才能平衡各方人士的權利？

隨著愈來愈多國家修改法例，讓人只須按個人的心理狀況而不用進行醫療診斷便能於法定文件上更改性別，甚至不用界定自己的性別是「男」還是「女」，而是選擇第三性別（third gender）或非二元（non-binary）性別，[12] 如此將性別主觀化，強調「我喜歡」、「我認為」，並企圖以自由及平權之名，打破用以維持社會秩序的規範，這會令社會陷入怎樣的一種狀況？到底推動性別主觀化的同志運動議程，是否真的能令世界變得更自由更公平？還是令世界帶來更多混亂及問題？盼望在資訊爆炸的情感年代，我們仍能抱著冷靜謙卑的態度認清和追求真相。

性別主觀化的論述強調性別不應有界限，可以按自己的偏好而流動，並且要求社會作出轉變以配合有關人士的訴求；然而，這卻忽略了社會上大部份人仍然對男女二性的認同及肯定，推動性別主觀化的目的只為了推倒維持社會秩序和共善的框架。這真的會是人類所追求的公義和公平嗎？扶助弱小、顧念有需要的人是普世價值，沒有人會反對，但願我們憐憫與追求公義公平的心都能得到適當的實踐。

（本文原載於第105期〔2015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去殖民化，去中國化等議題，近日突然成為新聞討論焦點，不論是從龍獅旗談港獨，抑或政府計劃拆除部份帶有殖民時代色彩的郵筒標記，身份認同，不論從政治上，或者文化上，也是香港一個很重要，而且必須處理的問題。

處理身份問題，其實就是在答「我是誰」這個問題。我們是香港人？中國人？中國香港人？還是香港中國人，又或是其他？這是最典型的政治身份的問題。處理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在處理國民身份認同的事，所以又會產生甚麼愛國愛黨的討論，然後大家會問甚麼是愛國，甚麼是愛黨等等。

所謂文化身份，指的是特定一個群族的身份，例如同性戀者就會以自己是同性戀為榮為傲，他們就抱持這種文化身份，以特別角度發聲，爭取權益，此為身份政治。另外，不同的口音或方言也是一種文化身份的認同，所以普教中就會被形容為一種文化的殖民，意識的侵佔。

同理，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基督徒也是一個文化身份。我們也會同樣用基督徒的身份，向社會人士分享我們的信仰，也同樣透過我們的見證，分享生命，影響社會。現代社會習慣以不同的身份，將人與人劃分，區間開來，就像我們看到在聖經舊約時代以色列人被分別為聖一樣，往往都在自己的身份加上特別的價值和意義。

不過，動輒使用身份政治這論述，最大缺點就是社會被劃分為不同的群族，如果沒有一個更共通的身份將他們串連，社會就會被不斷撕裂。作為信徒，我們要討論的，除了要堅守自己的信仰，我們也會否走出圈外，與不同的人溝通與交流？還是堅持選擇固步自封，畫地為牢呢？
 

這段時候，除了忙於改卷，還需要抽空替學生寫推薦信。寫得多了，有點麻木，遇到出色的學生，寫得較為暢順，但碰上一般的同學，想了半天，也未必找到他們突出優勝的地方。

走筆至此，想起半年多前為朋友的兒子寫推薦信的經過。Weldon是個中學生，成績卓越，父母希望他更上一層樓，到美國一流大學升讀，因此報了幾間中學，請我寫信推薦。某個週末上午，我約了Weldon見面，和他閒聊，加深認識。在天南地北的閒談中，我問他最喜歡的讀物是甚麼，他答是《To Kill a Mockingbird》。

研究顯示愛閱讀的人在各項工作上都會有出色的表現，特別在互聯網年代，大部份人士只會看Youtube，玩網絡遊戲，看一二十字的短訊，喜歡看書的絕無僅有，而讀名作的，更少之又少，所以Weldon這個答案十分吸引我，之後用了個多小時，談這說那，度過一個愉快的上午。

《To Kill a Mockingbird》是作者Harper Lee至今唯一的作品，在1960年出版，然後大受歡迎，成為很多美國中學的指定讀物。於1962年拍成電影，在奧斯卡金像獎勇奪三獎，包括最佳男主角。無論是小說或者電影，直至現在還廣受推崇。在2006年，英國圖書館特別推介，是成年人必要讀的書，其次是聖經，可知其受重視的程度有多大。

小說內容發生於1930年代的美國，一位白人律師為一名被控了強姦罪的黑人辯護，他欣然接受，但受到當時種族歧視下的社會攻擊，從而突顯了書中要探討的主題，如平等、歧視、正直、勇氣與公義等。

回到現在，上述的主題仍然值得探討。筆者做過一個實驗，分別和小學生和成人進行，就是剩下只有兩種東西，財富與正直他們願意留下哪樣。小學生活潑天真，答案多是捨棄財富選擇正直。我想都是老師教得好，從小便教導他們擁抱正面的價值，但成人呢？你認為他們的選擇是如何？答案是更誇張，成人一面倒的要正直，棄掉財富。原因很簡單，這是個遊戲而已，不是現實生活的選擇。在真實裡，作浮士德的多，正義的人少。

所以未讀過這本書或看過這電影的朋友，可以找來一讀，重拾正面價值，為己為人，建設公義而平等的社會。

話說Weldon早前收到學校通知，接納他的申請，在暑假便到美國繼續學業。我笑著對他父親說：「這所學校的畢業生有寫Da Vinci Code小說成名的Dan Brown，亦有Facebook創辦人Mark Zuckerberg，你兒子的成就，將要超越眾師兄啊！」

在此順祝Weldon努力學習，他朝成為建設美好香港的新一代。

今年的同志遊行人數再創新高有近9,000人，不少人認為其中最觸目的賣點是兩位學聯正副秘書長一起撐場，不過，另一個更須留心的現象就是多了中學生有組織地出席。由佔領行動所展現的世代矛盾、甚至撕裂，相信對不少教牧來說都已響起了警號，不過，大家千萬別以為這只是社會和政治立場的分歧。其實，對於教會來說，有關同性戀、家庭倫理問題在神學上的分歧，以及對教會在社會上應扮演角色的不同期望，將會是教會未來更重大的挑戰。倘若教會當權者仍然抱殘守缺，拒絕讓年青一代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以及參與教會的決策，教會未來的撕裂恐怕只會更大。更諷刺的是對於一些教會和教會組織來說，三四十歲其實也是太年青，未必有機會參與核心的決策，因此，將會出現的撕裂可能不是兩代之間，而是三代、甚至四代之間。

同運成功之處，在於打動了年青一代喜歡訴諸感性的特點，不斷重複一些罕有的被歧視個案，或將一些過去曾明顯被欺壓的群體（如黑人和婦女）與同性戀者拉上關係，此外，亦將個別十分忠於伴侶的個案美化，再透過傳媒塑造動人的故事，很容易贏得年青人的心。

另一方面，由於社會制度的不公平，令年青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減少，加上樓價完全脫離未上車年青人的購買能力，在置業無望、升職困難、參政無門、意見難以表達等種種因素下，年青一代的不滿情緒只會愈演愈烈，對他們認為不公義的事亦會更願意挺身回應，仗義執言。若教會仍繼續以權力而不是溝通來與年青人討論當代基督教倫理問題，恐怕壓力愈大，反抗力會愈大。

面對容易贏得年青人的同運，教會團體除了必須認真教導有關聖經對同性戀的看法、拆解同志釋經的謬誤之外；更須努力關心一些面對同性性傾向掙扎的弟兄姊妹及他們的家人；此外，亦要在人權、公義、政治等議題努力建構一套真正回應當代問題的論述。聖經的真理不變，但教會和弟兄姊妹面對的挑戰不斷在變，以不變應萬變是道家的想法，基督教強調的是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當一些教會的領導層無法適應或不懂回應時代的轉變，為著教會未來的好處，也許是適當時候退下來了。

（文章刊載於《基督教週報》第2621期，此文與該報刊登版本略有不同）

香港已經不同了，無論大家是否支持佔領行動，經過這一個多月，香港社會和教會的文化都已經出現了重大的轉變，衝擊着我們對何謂公義、法治、權威以至尊重的看法。雖然事態瞬息萬變，但執筆之時一切仍在膠着狀態，無論政府和運動的催生者都無法提出現實可行的方案，何時及如何結束難以估計。

由運動正式開始，身邊不少的親友和同事都有不同程度的關注，甚至全港市民都直接或間接捲入了漩渦之中，無法抽身。和很多人一樣，筆者亦經常拿着手機、對着電視，希望了解最新的發展，一有風吹草動，在facebook和WhatsApp羣組中便有看不完的消息和短片，亦有一些同事經常問我究竟會否就這件事、那件事作回應。起初的時候，的確草擬和參與了好幾份聲明及聯署，亦有多次專程往銅鑼灣和金鐘了解及關心留守者的情況，至於旺角更是乘港鐵經過時必定專程出站看一看的地方。

對於如何撤離，筆者當然毫無良策，不過，個人認為公民抗命誰是誰非，最後必須有人仲裁，總不能永遠各說各話，而和平的公民抗命的原意就是願意接受法律制裁，甘願自我犧牲以彰顯一些法律或制度的不公義。所以，法庭是雙方應該尊重的仲裁者（除非大家認為香港的法院是不公義或受政府操控的）。法院的裁決我們不一定認同，正如在變性人婚姻之中筆者不認同幾名法官代全體市民作了一些倫理決定，但不認同歸不認同，社會仍要尊重終審法院在體制上的角色，若在追求民主時卻損害了法治的根本，得不償失。

面對整個運動成了一個看不到出路的漩渦，筆者的個人選擇是自行撤退，重新上路，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放在其他更能發揮影響力的地方。這不是逃避，而是要知道事有先後、緩急、輕重和優次，這不是對時局冷漠，而是重新擺放焦點。個人難以影響大局，但個人必須對自己的生命負責，知道自己為甚麼和怎樣過每一天。社會不是只得一個議題，整個社會及我們每個人總不能長期跟着別人的拍子和節奏過活，不要忘記身邊仍有很多需要我們關心的人和事，是其他人不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