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碎片化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中秋節剛過去，在這「人月兩團圓」的佳節，除了有一天的假期，大家還可以開開心心與家人團聚吃喝快樂，一起品嚐月餅這不可或缺的應節食品。縱然香港的飲食業受到消費者「北上」的衝擊，但論「北上」買月餅的人偶然有之，但還未成為風潮，反而香港一些傳統老牌子的月餅，仍得到本地人，甚至內地人支持。正因如此，有一些不法之徒乘虛而入，打著「香港」月餅的旗號，想在利潤豐厚的月餅市場分一杯羹。

這一款名為「美誠」的月餅，無論從名字到包裝，都仿傚了香港某個大牌子的月餅。三年前這品牌從內地冒起，今年靠人氣直播王「瘋狂小楊哥」和本港藝人曾志偉帶貨，銷量一度衝破5000萬元人民幣。雖然美誠月餅不一定是黑心月餅，起碼直到如今，沒有人進食後投訴身體不適，但它最大的問題，在於掛著自己是香港品牌的名號，卻在香港「絕跡」。為了控制成本，世界上有很多品牌已經交由內地生產其產品，但甚少消費者覺得被這些品牌欺騙，因為它們的確是有關地區的品牌，只是把生產線移至內地。反過來說，明明所標示的地區沒有某種品牌，卻硬將它說成「高端品牌」，便是欺騙之舉；情況有點像若有位香港歌手在本地無人問津，卻在內地吹捧自己是香港的樂壇巨星一樣，即使這位歌手真的在香港出生，事實上沒多少港人認識，便不能裝扮成香港巨星。

美誠月餅的負責人狡辯自己的公司是在香港註冊，又指沒有法律規定在香港註冊的品牌不可以在內地生產。是的，法律沒有規定，但公司既然選擇打擦邊球，妄想含糊過關，欺哄消費者，便不應抱著一旦東窗事發，消費者會乖乖埋單。做生意最重要是有誠信，無誠信則無以為繼。當人為求短暫的利益而失去誠信，敗壞自己的名聲，就像不珍惜自己羽毛的鳥兒一樣，最終不能再翱翔於天地之間。

參考資料：

朱加樟。〈美誠月餅廠家：沒有哪條法律規定香港品牌不能內地生產，對不對？〉。《香港01》。2024年9月16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5%A4%A7%E5%9C%8B%E5%B0%8F%E4%BA%8B/1057732/%E7%BE%8E%E8%AA%A0%E6%9C%88%E9%A4%85%E5%BB%A0%E5%AE%B6-%E6%B2%92%E6%9C%89%E5%93%AA%E6%A2%9D%E6%B3%95%E5%BE%8B%E8%A6%8F%E5%AE%9A%E9%A6%99%E6%B8%AF%E5%93%81%E7%89%8C%E4%B8%8D%E8%83%BD%E5%85%A7%E5%9C%B0%E7%94%9F%E7%94%A2-%E5%B0%8D%E4%B8%8D%E5%B0%8D。

〈【新聞點評】「美誠月餅」突顯香港危與機〉。《信報》、yahoo！財經。2024年9月17日。網站：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s/%E6%96%B0%E8%81%9E%E9%BB%9E%E8%A9%95-%E7%BE%8E%E8%AA%A0%E6%9C%88%E9%A4%85-%E7%AA%81%E9%A1%AF%E9%A6%99%E6%B8%AF%E5%8D%B1%E8%88%87%E6%A9%9F-183600680.html。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罰款的成效未必是最好，對應在環保政策上情況亦相若，除了罰款，還有更多。

走塑令與搶購潮

2024年初，垃圾徵費議題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預備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而在4月22日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法例實施以後，市民便買不到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等日用品。不少市民都很擔心，引發坊間出現了短暫的搶購潮，也難怪市民擔心，因為當時政府只忙於宣傳管制甚麼，市民收到的訊息大概是這不可以，那又不可以，但原來受管制的塑膠產品都有代替品的，市民還可以選擇竹牙籤及紙軸棉花棒。

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氣溫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的重要，然而，如果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一旦違規便要罰款（至少曾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宣傳片，很多時都只強調這類資訊），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巧妙地處理垃圾和減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去想如何真正實踐環保生活。即使在5月時政府宣佈垃圾徵費暫緩實施，但在未來制訂環保政策時，或許可以考慮除了徵費之外，還有哪些方法有助推動環保。

對動物友善的公共設施

2024年初，深圳鯤鵬徑一號橋已啟用，它把兩山連接起來，而在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  行人請繞行」短短九個字，便足以看見人們在興建一條行人橋的時候，也會顧及到大自然其他生物的需要。而設計師在設計這條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這些安排彷彿都在告訴人類，人雖是萬物之靈，卻不代表可以隨便踐踏其他動物。

除了這一條橋，深圳的地鐵站內也會見到動物的「蹤影」，車廂會播放著充滿活力的彈塗魚影片，而站內牆身亦懸掛了大型海報，主角有彈塗魚，也有其他鳥類，海報上更寫上「深圳是我們的家，也是牠們的家」的字句。4月，深圳首條寵物公共交通專線開通了，顧名思義，這代表著主人可以名正言順帶著寵物搭「巴士」了。

與香港情況相近，深圳市的居民也很努力拼搏賺錢，但在賺錢之餘，這個城市還是會保留一些空間給其他生物，當老百姓漸漸覺得其他生物美麗可愛，生態環境重要，人們會漸漸懂得去愛護地球，而這一種氛圍需要刻意營造，才能將訊息灌輸給社會大眾。2023年，上海廣播電視台聯合嗶哩嗶哩製作的公益環保紀實節目《一路前行》在東方衛視播放，這個項目的發起人胡歌、劉濤、陳龍，在節目裡成為環保的行動者及參與者。這三位演員中，以胡歌較為香港人熟識，一開始他在節目中的妝容整潔得有如翩翩公子，之後，他漸漸不再在意自己的儀容，就像普通人一樣，這是節目效果？還是他真的被大自然或其他環保人士的真情感染了？

令荒土化為良田的心願

節目其中一集，幾位演員進入了內蒙古自治區的烏蘭布和沙漠腹地，了解沙漠化問題，又訪問了努力治理沙漠化問題的人士，他們到訪了致良田生態農場，在農場中一起觀看了一段外國影片，當中提到：所有使用化學品的傳統農業下的土壤，幾乎完全不含微生物，土地愈脆弱，農民們愈會覺得需要噴灑化學品，自從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學農業加速發展以來，我們已失去了全球三分之一的表層土，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正在沙漠化，除非我們想辦法拯救土壤，否則我們只能再收穫60年農作物而已。致良田生態農場便是希望「把逐漸退化的耕地重新變為良田，進而影響更多的農戶和土地。」當胡歌問及創辦人馬彥偉為何把生態農場起名為「致良田」時，馬彥偉表示那時他在讀王陽明的書，王陽明心學提到致良知，馬彥偉認為致良知就是「每個人心裡都知道甚麼是對的，關鍵是怎麼去實現它」，王陽明還提出過知行合一，馬彥偉希望未來幾十年，甚至到老，都可以「實現良田」，這是他希望實踐的事情。

馬彥偉的宏願讓人佩服，但願有更多人可以被打動，由上至下，可以做得更好，不要為了拼經濟，導致爛尾樓或豆腐渣工程出現，危害他人生命財產之餘，更大量耗損及浪費地球資源。亦但願更多人欣賞這個世界，明白人、大地及其上的生物是共生的，就如《一路前行》的主題曲提到：

「最美麗的風景　從不會關上門
天空荒原大海和人生
路上做個孩子　又明亮又單純
如小鹿一樣看星辰……

天上有日月和星辰
地上沒有異鄉人
都曾呼吸狂奔　相愛支撐　命才成為生
一路有熱淚與天真
擁抱細碎的傷痕
別害怕鯨魚在遠方吟唱　燈塔的歌聲
我以渺小愛你同行的旅程」[1]

參考資料

〈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2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

SMG上海電視台官方頻道SMG Shanghai TV Official Channel。〈【一路前行 EP05】胡歌、劉濤、陳龍攜手走進大西北沙漠　探索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領略良田生態農場好風光！參與治理土地荒漠化在行動！〉。YouTube。2023年12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TbbYupw8Q。

孫海燕。〈大漠裡的良田：生態種植讓阿拉善逆轉沙漠化！〉。獨立評論。2022年4月6日。網站：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41/article/12125。

（原文於2024年2月7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根據香港審計署在4月發表的報告，衞生署牙科街症排隊問題持續，有病人為了取籌排足七小時，報告建議衞生署改善安排。有衞生署屬下的牙科診所在5月9日推出了派籌的新安排，正式派籌時間由上午11時改為下午1時，半小後可以應診，縮短派籌及應診時間差距，不過新安排下病人仍要在凌晨12時拿取臨時籌，即是無論如何，排隊仍是在所難免。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強忍牙痛，長時間排隊也不去找私家醫生解決？答案無非是經濟考量。為了減輕負擔，有人要排街症，有人選擇北上使用相對便宜的醫療服務。其實到其他地方求醫並非甚麼新鮮事，亦絕非港人獨有的行為。例如在英國，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不勝負荷，私家醫院的收費又高昂時，不少患者只好飛往其他國家求醫，立陶宛的私家醫院便接待了七成來自英國的病人。除了求醫，不少英國人亦打算前往其他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如選擇在葡萄牙過退休生活，這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在原居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畢生的儲蓄。

很多港人愛北上買菜，付出時間換取性價比高的必需品。事實上，瑞士邊境的居民早已學會到德國或法國等地購買新鮮菜蔬肉類，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至於不想麻煩又想省錢的「瑞士人」，另一選擇是前往德國開設的Aldi或Lidl平價超級市場入貨。為了減輕最大的經濟開支——租金，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法國或德國邊界生活，到瑞士工作，就如現在有些香港人選擇在香港上班，而在深圳生活一樣。其實，內地亦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些人在深圳上班，卻在惠州或東莞居住；有些在廣州上班的，卻在佛山及東莞居住。撇除旅遊或體驗生活，全球有不少人被迫「北上」，最大的原因莫過於樓價高租金貴，連帶其他必需品的價格都高起來。一個地方經濟不振固之然讓人憂心，當權者視花盡心思裝扮城市吸引遊客是當務之急，但當一個地方的居住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低薪工作者更是無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又或需要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可能更值得當權者加快行動，推出對應的政策去解決根本的問題。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參考資料：

翁鈺輝、何瑞芬：〈西貢牙科診所改派籌時間　剝牙婦：私家1000蚊，診所唔使錢唯有忍〉。《香港01》。2024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80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呂穎姍：〈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多間診所有病人輪籌逾7小時到深夜〉。《香港01》。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328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藺思含。〈英國求醫難：NHS滿意度40年最低　立陶宛診所七成英國人?〉，《香港01》。2024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75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John Heilprin. “Swiss shoppers cross borders for big savings.” NBC News. Aug 18, 2011.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44179025.

“Buying things from Franc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eneva/comments/18eumfk/buying_things_from_france/

Lusa. “Brits remain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Portugal.” Idealista News. Mar 26, 2024. https://www.idealista.pt/en/news/lifestyle-in-portugal/2024/03/26/63207-brits-remain-interested-in-living-in-portugal.

經濟學家葛尼奇（Uri Gneezy）及李斯特（John A List）所撰寫的 《一切都是誘因的問題！：找對人、用對方法、做對事的關鍵思考》中，提到一間幼稚園的校長，為了家長可以準時接走自己的孩子，決定只要遲到10分鐘以上，便要家長付出一小筆罰款，結果是自從有了罰款政策之後，家長反而覺得不用急於趕到幼兒園，亦毋須再為遲到而不好意思，甚至有家長視那筆小額罰款為額外的託兒費，罰款政策推出後，更多家長沒有準時接走孩子。

近一兩個月來，垃圾徵費在香港鬧得熱烘烘，市民忙於了解使用指定的膠袋需要注意哪些事項，又要如何處理不同類型的垃圾，甚至人們一直沿用的塑膠牙籤或膠軸棉花棒，於4月22日開始便不得販賣，引發坊間搶購潮。今年當大家經歷過香港的溫度如過山車般的「大冷大熱」，不少人都明白保護地球實在是燃眉之急，然而，政府推出環保政策，一直都只是強調「徵費」，如有違規情況便要罰款（至少在港鐵車廂內播放的短片只交代了這類資訊）。當環保政策只向市民講「錢」時，相信不少商家及市民亦只會從成本方面去考慮，甚或想盡方法處理垃圾而少用指定垃圾袋，多於想到如何環保。

深圳最近新建了鯤鵬徑一號橋把兩山連接，橋的旁邊有個小小的提示牌，當中畫了一隻兔子，一條小蛇，並寫著九個字：「動物通道，行人請繞行。」設計師在設計這橋時，鋪了一些可以讓豹貓在下面躲避的石頭，為小動物栽種了花香類、漿果類的植物，也在橋上做了一些方便鳥類滑行的通道。環保除了罰款，還有更多。話說回來，對於前文提到的幼稚園，透過罰款來防止家長遲接子女，有人提議何不喚起家長的同理心，體恤老師的辛勞？

參考資料：〈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　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ShenzhenWeekly、《香港01》。2024年1月2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即時體育/984970/深圳行山-打卡鯤鵬徑一號橋橫亙兩山之間-漫遊市中心5大公園?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跨性別議題以往一直被認為是性小眾社會運動繼同性婚姻後下一個要進入的里程，蘇格蘭自去年開始，大力推展性別承認法，到2022年12月終於在蘇格蘭當地議會通過立法，但英國政府近日卻表示，考慮擋下這法案，理由是法案會令英國本土法例產生矛盾，說到底英國本地就有很多人不認同法案，認為內容備受爭議。近日更因為有男跨女強姦犯最後入了女子監獄，被社會各界質疑，這類法例是否可行和合理。

蘇格蘭政府通過的性別承認法，將更改性別的方法大為放寬。以往一個人如果想改變性別，必須年滿18歲，有醫生證明患有性別焦躁症，雖不用接受手術，但要經過兩年性別改變後的實際生活體驗，才能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法例通過後，合法更改性別年齡由18歲降低至16歲，取消必須提供性別焦躁症醫學診斷證明，仍舊不用接受手術，而生活體驗時間就縮短到三至六個月，就直接可以申請變性。。

贊成立法的人自然認為這是保障跨性別人士的人權和尊嚴，不過反對立法的人就有很多擔心，當中包括男跨女人士進入女廁和更衣室，或者男跨女人士參加女子組的比賽會產生不公平等等。有電視台在當地曾做調查，發現雖然大部份被訪者認為跨性別人士的情況非常值得同情，但進入具體政策，例如降低合法變性年齡，其實有51%被訪者也反對有關政策，只有31%被訪者支持。[1]

雖然新法例未實施，但近日一則法庭新聞，令更多人關注有關法例對社會的具體影響。近日一名疑犯涉嫌強姦兩名年輕女子，在上庭時他聲稱自己由男性變為女性，更索性改名，由Adam Graham變成Isla Bryson，他的打扮也變得女性化。被判罪成後，法庭在判監時表示「他」應該進入男子監獄，但因為當地監獄原來已經有守則，接受犯人以自己承認的性別去相關的監獄，最後他居然去了當地的女子監獄。

事件曝光後，連原本提出法案的蘇格蘭首席大臣Nicola Sturgeon也認為這為強姦犯應該入男子監獄。[2] 她認為任何性罪犯也不應以「變性」為理由去進入女子監獄。根據蘇格蘭的監獄服務署，當地原來每個跨性別的案件均會獨立處理，現時男跨女的罪犯中，有六人在男子監獄，五人在女子監獄。[3] 他們也向傳媒透露，如果男跨女的罪犯，沒有明顯暴力傾向的，理論上可以在女子監獄服刑，不過經此一役後，當地司法部門也承認要為此進行緊急的檢討，而Isla Bryson現階段暫時在男性監獄服刑。[4]

雖然事情暫告一段落，但不少人發現，即使性別承認條例今日仍然未完成立法程序，原來在不少政府機構，已經對跨性別人士的處理，採取十分寬鬆的態度，有報章的報道就提到，曾侵犯女性的男跨女人士，本質上就不應在女子監獄服刑。[5]  當然，有關的言論可能被指為「恐跨」，不過我們可以想像，以往恐同，說到底或許只是覺得同性戀人士的某些行為不符合社會一些人的道德規範，但今日在我們眼前的是強姦犯，如果說沒有恐懼和擔憂，又是否合理？同樣是恐，但恐懼是不是等同非理性？當中的程度是否有差別？這自可討論。

除了法庭案件之外，不少法律界人士也指出，性別承認法一旦在蘇格蘭通過，那麼英國本土在沒有相關的法例下，是否也要一併承認蘇格蘭已承認的性別，還是只承認有關人士原本的生理性別？有法律界士指這可能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再加上當地的平等法（Equality Act）其實未有清楚指明性（sex）是否只包括生理性別，還是包括性別承認下的法律性別（legal sex）。如果接受了蘇格蘭的法例，整個法律系統就性別的定義可能要重新修訂，否則很多地方會變得模糊，容易引發很多司法覆核的案件。[6]

最後，在資料搜集的過程中也留意到，不少當地評論員認為蘇格蘭政府似乎利用性別議題作為爭取獨立和更多主權的政治籌碼，而英國政府決定用法令擋下這法例，也是非常罕見的舉動，可見當中的動機並不單純。故此，在討論議題的同時，不能排除一切也可能只是政治在作怪。

羅馬書八章35節說：「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在今時今日的處境，更貼切的應說難道是新冠病毒嗎？是防疫措施嗎？是恐懼嗎？是執事同工嗎？

經過了兩年的疫情，教會的「正常」運作已經受到很大的影響，教會領袖在面對種種新的形勢和挑戰的時候，實在必須不斷反思如何繼續履行教會應有的使命，而不是只著眼於如何遵從政府的防疫措施，避免觸犯法例以及避免同工受感染。除了繼續視像崇拜、提醒弟兄姊妹可以透過不同途徑奉獻之外，在疫情之下，我們必須認清甚麼是教會必須做、甚麼是權宜之計、甚麼是與時並進、未雨綢繆。

教會的使命最主要就是敬拜上帝、牧養和裝備弟兄姊妹、傳福音、服侍鄰舍和關心社會，理論上不應有太大的爭議，問題是如何平衡和取捨。在過去兩年，一些教會由起初十分抗拒停止現場聚會，到後來不敢在教會內有任何聚會；由不情願地暫停某些教會活動以減低風險，變成不情願舉辦任何具有風險的活動；由教會自決變成事事以政府的指示為依歸，當中的轉變令人憂慮。

當然，教會作為負責任的公民社會一份子，盡量做好防疫的措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活動是應有之義，教會亦不是特權機構，不用理會市民大眾都要共同遵守的規定，問題是教會有其獨特的使命和信仰生活方式，當政府推出一些不符合信仰原則、以及不明白教會日常運作的政策的時候，教會領袖必須據理力爭而不是盲從附和。

以政府要求所有宗教場所未來要安裝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以及必須接種疫苗才能進入為例，教會的門應該是向所有人敞開的，耶穌願意尋找被世人忽略、被罪綑綁的迷羊，因此，要教會因為非宗教的理由，拒絕任何真誠地想參與聚會的人入內是不合理的，政府若規定不接種疫苗就不能進入教會是嚴重干犯了宗教自由，是越俎代庖為教會定立了有違信仰原則的規定。

事實上香港大部份教會跟黃大仙及車公廟等接待大量公眾人士的宗教場所截然不同，大部份教會主要只是中小型堂會，出席者經常都是同一批人，聚會人數都不過幾十至二、三百人，弟兄姊妹之間都十分熟識，任何陌生人一進內便會被發現，萬一有人染疫要追蹤同場出席的人並不太難。加上教會的辦公室和聚會的地方很多都是混合使用，若連個別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和求助者在平日亦禁止進入教會辦公室，尋求信仰和心靈上的幫助是不合情理的。

香港有這麼多不同類型的宗教場所和不同的信仰生活模式，若果只用同一條例一刀切地處理，根本就是不切實際，削足就履。退一步說， 強制使用安心出行和接種疫苗，在疫情十分嚴峻時為加快追蹤而短期強制實施尚可以理解，絕不應長期執行，但 問題是很多時政府的防疫政策都是易緊難鬆，由臨時變成長期執行，大家不能掉以輕心。就像四人限聚令一樣，就算疫情曾經幾度放緩，政府亦絕不放寬，教會不應對這些不合理的措施照單全收，噤若寒蟬。

此外，過去兩年，最受教會和弟兄姊妹關注的，當然是甚麼情況下須停止現場的崇拜聚會，只能提供網上直播。但在第四波疫情的後期，連幼稚園也可以回校上課，許多公眾場所都可以恢復活動，就是教會遲遲未可以現場聚會，從抗疫角度來說是毫不科學的。其後，就算可以現場聚會，但在人數限制方面比戲院和其他表演場地仍然更嚴格，亦是毫不合理的。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宗教集會和一般同鄉會、聯誼會和朋友之間的社交活動可能差不多，都是非必要和可以隨時暫停的。但對信徒來說，集體敬拜有其難以取代的重要性，網上直播只是權宜的方法，並非可以長期取代弟兄姊妹之間一起向神獻上讚美的祭的，在家中對崇拜的專注和投入程度是沒法和在教會內相比的。

教會生活除了聽道之外，還有肢體之間的彼此守望、關心和支持，並且一起去服侍有需要的鄰舍和傳福音。有些教牧同工和長執很擔心萬一教會出現感染群組會影響教會的名聲，若果在所有學校都只上網課、食肆只有外賣、大部份市民在家工作的嚴峻情況當然可以理解。若果我們可以繼續返工返學，為甚麼不可以返教會？只要做好防疫措施，聚會中不安排飲食、不會除口罩和保持適當距離，實在看不到一起崇拜為何比起返工返學、看電影、上餐廳和逼巴士更危險？我們又不是為了吃喝玩樂，為了持守信仰而受感染亦無愧於心。網上崇拜好像解決了不可停止聚會的內疚感覺，卻會令人誤以為這就等如滿足了最重要的教會生活。

其實，疫情下教會的同工和領袖應該比平時更忙。例如為了保持社交距離，可能要多開幾場崇拜，或者將崇拜分散在平日晚上，或者星期六、日多開幾場；以前的團契可能變成小組，小組有需要的時候更可能要化為兩三個人的小小組；同工可能要花更多的時間去弟兄姊妹工作地方附近和他們吃午餐；透過視像電話彼此問候和祝福；上長者家裡為他們祈禱、甚至施聖餐；約大家去行山、逛公園、行海濱長廊，順便分享和祈禱；為失業的會友提供緊急的援助；安排弟兄姊妹為獨居、行動不便的肢體或街坊大掃除；派送防疫物資和食物給附近有困難的基層家庭等等。現場聚會可以暫停，教會的使命卻絕對不能暫停。

近日流言四起，又說封關檢疫，又說禁足，昨日甚至有「在立法會工作的律師行高層人士」的聲帶流出，用緊張的語氣透露，立法會正在進行秘密會議，通過全城禁足七天，聲帶不斷在即時通訊工具中流傳，全文更被推上報。全城即時陷入封城恐慌，超巿所有凍肉，雞蛋，食物幾乎全清，最後更有流言傳出說超巿所有貨品售罄，明日要關門云云。

雖然立法會在幾個小時內就澄清事件，稱沒有相關討論，但我們不禁仍然會問，經過社會運動和超過兩年疫情，為何這種消息仍然可以令社會如此不冷靜，我們怎樣可以在真假難分的消息中微笑以對，似乎成為了疫情下的第一大學問。我們不妨溫故知新，好好重溫。

第一：任何資訊，請先看消息來源。如果是官員的原話，當然可信納為他的說話，但如果一個消息，來源不明，例如「接近律師樓的立法會議員」就明顯不是很可靠的消息來源，只有聲音沒有樣子，只有樣子沒有直播，沒有第三者真人（記者）在現場見證的東西，在這個改圖和AI盛行的世界，甚麼也可以假，聲音影片也不一定真確，如果直播，又有記者在現場，至少有人證，就真實得多。

第二：相信你的常識。社會政策，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但不能放棄常識，以此個案為例，立法會真的可以進行秘密會議嗎？有的，但只限極少部份的非常會議，如果用「秘密會議」來通過禁足，卻非常奇怪。再說，若真的要全城禁足七天，要修改法例嗎？其實不用，以今日的常識，用緊急法足矣。所以當有人說用立法處理禁足令，道理上就說不通，在判別是否真相是，理應打很大的折扣，而收到消息的人不應衝去超巿買日用品。

第三：冷靜。香港是一個急速的社會，我們對身邊的消息，有時會特別敏感，科技令我們接收資訊的速度更快、數量更多，有時我們未必細想，也沒有分析，就作出反應，有時反應太猛，常常產生「現象級」的社會笑話。觀乎政府近日此一時彼一時的動作，巿民抗疫就更需要冷靜，一個疫情可以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心態去應對，看見消息有時要冷靜，先調節心情，盡量在冷靜分析後才做判斷。

原來當春天可以放暑假，入院可以變瞓街，我們只能承認人類面對病毒，其實很渺小，惟有理性、冷靜面對生命中不同的處境，不自亂陣腳，才有成功的一天。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有九萬多會員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被內地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之後，香港特區政府立即與教協割席，而教協在短暫掙扎求存之後亦決定解散。連教協這有強大基礎的工會／民間團體亦無法承受龐大的政治壓力，其他民間團體對前面可能面臨的挑戰和壓力亦絕不能掉以輕心。

繼批評教協之後，有左派報章不點名批評：「個別披著宗教外衣的團體，打著宗教自由幌子，透過活動散播亂港訊息，煽動教友參與反中亂港活動，卻享受宗教團體免稅優惠，間接用政府資源支撐違法活動。」又重申：「政府不應以公帑支持反中亂港組織」。[1] 很明顯，教會及相關團體，過往或未來在一些社會事務上若未能符合官方的要求，亦有可能面對來自官方或非官方組織批評，而取消免稅團體資格有可能成為其中一度重要板斧。 

根據本港的《稅務條例》：「認可慈善捐款」是指捐贈給：「根據（稅例）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或指捐贈給政府作慈善用途的款項」。根據稅務局的文件，慈善用途的「四大主要類別」：「(a) 救助貧困；(b) 促進教育；(c) 推廣宗教；及(d) 可令社會得益但非屬以上任何一類的其他屬慈善性質的宗旨。」[2] 現時香港的政治環境急劇變化，與過往行之有效和大家習慣的做法已經有很大的差異，作最好的準備、最壞的打算，是一個負責任的教會及機構領導層應有的態度，不要等困難突然出現的時候措手不及。

一直以來，不少香港的教會和基督教機構，除了著重傳揚福音和牧養信徒這些與宗教有很直接關係的工作外，同時亦會關心社會上許多有需要的弱勢群體，如貧窮人、基層、新來港人士、賭徒、吸毒者、傷殘人士、長者、病人、囚犯、甚至難民等等。而在關心弱勢群體的時候，很自然亦會關心他們要面對的社會環境，政策和法例是否公平，有沒有違反公義，偏離上帝的心意，涉及的不僅是宗教問題，更包括政治、倫理、道德和金錢等問題。而對於一些社關團體來說，關心政治更是順理成章，只不過絕大部份都僅限於政策倡議和立法修訂為主，絕少直接參與具體的政治運作，特別是選舉及助選的活動。但未來如何界定甚麼是「宗教活動」？何謂「必須是有益於香港社會」？以及由誰來解釋十分關鍵。

就算撇開政治問題會帶來的衝擊，教會仍然需要有心理準備，將來宗教活動未必能夠享有和過去一樣的待遇，例如辦學的自由、以及對教學內容的自主。而社會服務與福音工作未必能兩條腿一起走路，任何涉及公帑的活動，也許無法同時傳揚福音，過往那種只要能提供優質的服務，便不會被質疑為何涉及宗教活動的日子，未必再能被默許。辦學團體和社福機構若有公帑資助，未必就一定可以免費使用學校和中心作為辦公室和舉辦與傳福音及宗教相關的工作。

至於宗教團體可以享有免稅優惠亦不是必然可以維持的，當然，一些愈關注社會和政治問題，經常就不同範疇作政策倡議，甚至批評政府的，被取消免稅團體資格的機會便愈大。也許是時候，教會和弟兄姊妹應全面反思，免稅優惠和奉獻之間的關係了。奉獻是信徒對上帝所賜予的恩典和命令，由心底發出的回應，不是出於勉強，乃是出於甘心。而在舊約和初期教會，更沒有奉獻可以免稅的觀念。 

奉獻可以獲得免稅優惠，是香港及不少將宗教活動看為值得支持的慈善活動的公民社會，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做法，不過，隨著政治環境的變化，很多過往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在未來不一定就可以「照版煮碗」。若果順從或緊跟政府政策，才是獲得免稅優惠的先決條件的話，教會和機構必須小心思量，究竟是本身的異象和使命重要，還是免稅團體的資格更重要？為了維持免稅團體的資格，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而作為教會和機構的同工，亦必須撫心自問，若果失去免稅資格而需要裁員減薪，我們有堅持順從神不順從人的心理準備嗎？作為信徒，我們願意繼續奉獻支持教會和自己認同的基督教機構的工作，而不將免稅作為最重要的考慮嗎？教會、機構及信徒必須及早反思我們對奉獻應有的態度，以及願意為上帝付出多少？ 轉變有時比我們預計的來得更快更急。

扣不扣稅　還是當奉獻

不少信徒都持守十一奉獻的教導，將自己收入中的十分之一奉獻給教會，這都是很好的信仰實踐。利未記二十七章30節提到：「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此處經文並不是說，在奉獻完以後，這十分之一才屬於耶和華的，而是指在本質上它已是屬於耶和華，而以色列人把十分之一奉到聖所時，是把本來屬於耶和華的東西歸還給祂。[3] 奉獻是對神的回應，也是感恩的表現，在疫情和經濟不景的情況下持守奉獻教導或許不容易，求神幫助我們學習將原本屬於祂的歸還給祂。

最後更新日期：2022年8月19日

2021年7月，本地男團MIRROR和ERROR一行16人到屯門一個商場，出席本地電視台ViuTV宣傳夏季與奧運相關的一系列節目。他們的支持者（fans）Nicole一家三口，天還未亮就在商場門外與數百名支持者一起排隊等候。[1]

對於Nicole一家來說，能近距離接觸支持的男團，可以給孩子很好的體驗。她說：「孩子想要得到一些東西，如果在學業和生活上都能兼顧的情況下，給他們機會去經驗一下也是好的。」他們早在排隊之前就花了好大段時間，準備「應援」（表達支持）的大紙牌，將男團不同成員的相片貼在一塊大紙牌上，帶到現場高舉給自己的偶像看。要呆站在商場等候，對於才十二、三歲的女兒來說，當然是種鍛煉。Nicole作為她的母親笑言：就讓她知道要見到偶像，做自己想做的事，過程不一定舒服，也不一定能成功的。同行的還有Nicole的小兒子。

有別於昔日的偶像文化

根據不同報章和網媒報道，那天約有五千人參與活動，「企滿」商場三層樓。不少觀察本地文化的學者，早就將MIRROR和ERROR走紅描述為「現象級」事件。不過今日的紅和80、90年代流行文化的紅，有著不一樣的展示方法。[2] 以往的偶像文化，不論是80年代譚詠麟、梅艷芳的輝煌時代，還是90年代的四大天王，往往都是買歌星的錄音帶、CD、去戲院看他們的電影、入場看他們的演唱會，但今時今日，網絡效應下早就沒有人買錄音帶和CD，電影院的螢幕也變小了，更多人回家看串流平台的電影，演唱會又受制於場地或當時的防疫政策，偶像走紅，只要看他們所到之處都人頭湧湧，就可知道其浩大之聲勢。

除此之外，新時代的偶像，其支持者幾乎會包起明星廣告，2021年7月初MIRROR其中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生日，其支持者就在尖沙咀黃金地段租下巨型廣告牌為偶像賀生日，該處一整週吸引很多人到場打卡拍照，過程中更吸引Anson Lo本人親自到場自拍打卡。事實上MIRROR的支持者在其偶像生日、出新歌時，均會在巴士車身和車站賣燈箱廣告，有些廣告每個以十萬元計，曾經有人更砌了一條應援街出來，早在2021年就有傳媒形容，姜濤於4月生日時，整個銅鑼灣變成了「姜濤灣」。[3]

粉絲能看著偶像成長

如果你問這些男團的支持者，例如Nicole一家為甚麼會支持這些男團，他們會很直接回答，支持男團是因為這些新生代的男團成員不只是「靚仔」，還有很多優點：有刻苦的，有善良的，有溫柔的，有孝順的，又因著整個男團都是來自一個真人show《全民造星》，過程中清楚看到這些男孩子的成長，當中遇到的失敗，挫折，以及他們如何面對一些困難，這對於支持者來說，就彷彿看到自己心儀的孩子長大、成功一樣的快樂。

同時，電視台亦因著明星由真人show節目出來，在安排他們參與不同的綜藝節目時，也同樣有考量過當中真人show的成份，又或者直接將團隊協作的活動拍成綜藝節目，整個造星的過程，就不是強調能歌善舞，相反在強調他們在學習，在成長，邀請他們的支持者來看他們學習的過程，接納他們盡力但不一定完美的演出，甚至透過節目，彷彿在邀請支持者一起見證，分享他們成長點滴。

偶像變成用者自付的產品

如此，偶像明星就被形容為「平民化」，當中消費的產品就不再是唱碟，而是更多周邊的東西，例如明星出歌根本不用買巴士廣告位，自然有支持者買位為他們宣傳，甚至連MV也可以用眾籌方式去靠支持者支持來拍攝。明星偶像變成一個用者自付的產品，當中有的互動比以前單向的文化工業式的生產更切合支持者的需要。

難怪，整個社會都在問，究竟為何他們會受這麼多人的歡迎，答案顯然是：他們受支持者歡迎，而支持者有很多資源去捧紅他們。所以我們更加要問的是：我們喜歡的東西，我們又曾幾何時付出過甚麼？如果偶像有價，信念要課金支持，你會願意付嗎？又或者倒轉問一句：我喜歡或相信的一件事，我要用錢來支持嗎？[4]

路加福音十二章34節：「你們的財寶在哪裡，你們的心也在那裡。」實在很值得大家細細閱讀。

（本文原載於第140期〔2021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蒙　神賜予財富與資產的人，　神都使他能夠享用，並取自己的分，在勞碌中自得其樂，這是　神的恩賜。」《聖經新譯本》〈傳道書5﹕19〉

從香港統計處公布的數字得知，15歲及以上人士於統計前12個月內曾使用網上購物服務的百分比，由2016年的27.8%上升至2018年的35.8%。 網上購物日漸普遍，相信百分比將會不斷增加。

現時網上購物的兩個方式

現時網上購物主要可分為兩個方式，第一是電子商貿平台，香港人常用的有淘寶、京東、Amazon、日本的樂天市場、韓國的Gmarket，當然還有本地的HKTVmall等。這類電子商貿公司架設一個平台讓各商戶銷售自己的貨品，所以我們可以在一個電商平台上，找到各式各樣的貨品，食品、衣物、書籍、美容產品、家居用品、電子產品、傢私電器，色色俱全。而這些平台同時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介入消費者與商戶之間的糾紛，如貨不對辦的情況。

第二個方式是在個別商戶的網站購物，不少本地及國際的知名商店都紛紛設立自己的網上銷售平台，如香港市民常光顧的超市、服裝店、珠寶店、航空公司、酒店等、連傳統的海味店也加入網上銷售的行列。香港也有不少只經營網上銷售，沒有實體店的網店，規模較大的網店會有自己的網站及完善的信用卡付款系統，規模較小的則在社交平台上張貼自己的貨品，客戶透過社交應用程式與商戶聯絡及落單，並以銀行轉帳、轉數快或其他儲值支付工具付款。

今天在疫情的陰霾下，市民外出購物消費的意欲大減，往日熙來攘往的購物區變得冷冷清清，但這不代表市民不再消費，只要換了模式，不少人改為網上購物，但我們雖然注意以下幾個網上購物的陷阱：

網購騙案

香港去年首十一個月共錄得5937宗網上購物騙案，較19年同期升超過兩倍，損失高達六千萬元。這些商戶通常是在社交平台開設專頁，聘用打手給予好評或留言聲稱購買或已收貨，受害者誤信是信譽良好的商戶，付款後卻遲遲收不到貨品，在社交平台聯絡商戶又得不到回應，甚至被商戶列入黑名單。

大家在社交平台專頁購物時，可留意這些專頁的開設日期，因為那些騙人的專頁通常都只開設了數天或數星期，也沒有實體店。大家也不要輕信其他網民的留言，可以進入那些留言點讚的網民的個人社交戶口，看看是否經營多年的正常活躍用戶，還是新開和只得幾個朋友的假戶口。我們也可搜尋一下那個專頁名稱，看看有沒有甚麼「黑店」、「苦主區」的搜尋結果。為避免遇上購物騙案，大家還是選擇有良好商譽的網店為妙。

信用卡資料外洩

不少人都喜歡網上購物時以信用卡來付款，一來方便，二來又可以儲分，而且如果是在外國的網站購物，也只能以信用卡付款這方法。但網上付款是「認卡不認人」，只要有人得到你的信用卡號碼、主卡姓名、有效日期、以及卡背的安全碼，就能成功付款。當大家向一些陌生的網上商戶提供信用卡資料時，難保對方會盜用我們的信用卡。

市民可以向信用卡發卡銀行登記SMS短訊通知，當有交易簽帳時就會收到短訊通知，同時也要養成主動及定期檢查月結單的習慣，遇上不明交易就立即聯絡相關銀行。另一方面，大家可以善用網上支付工具，如Paypal、支付寶、微信支付等，我們只需在這些網上支付工具登記個人信用卡資料，再藉他們付款給不同商戶，這可大大減低信用卡資料外洩的風險。

衝動購物

社交平台有不少網購分享的專頁，分享網購到的「神器」。例如早前有網民分享在淘寶購入一部洗碗碟機，形容其為「家庭和諧機」，笑指夫妻不會再因洗碗問題再爭吵，之後不少網民都購入洗碗碟機，但我們是否真的需要這些「神器」嗎？網上購買的流程十分簡單，大家只需安坐家中按兩三下就能購得心頭好，因衝動而購物的情況大大增加。

每件貨品都有其作用，但我們並不一定需要，我們要分辨「想買」與「需要」，「想買」的東西是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並不是我們真正的需要，不少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慾望，買了不少用不著的東西回家。筆者有一個習慣，就是在網上遇到心水貨品時會先放入購物車，待一日後才購買。當一天過後再檢視該貨品時，往往不再覺得吸引而放棄購買，年中節省不少金錢。

網上購物真的方便，但必須小心謹慎，才能領略網購的樂趣呢！

「拒絕定立性別承認法，指出單憑主觀感覺決定性別的荒謬，同情最後仍選擇性別重置手術的性別焦躁症患者，但不能降低以完成完整性別重置手術作為更改身份證上性別標記的門檻。」這是明光社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所作出的建議和立場，謹供各位關注性別承認議題的弟兄姊妹參考。

性別認同是複雜的課題

由於終審法院在2023年2月裁定只切除了乳房，但沒有切除子宮和卵巢，仍然有懷孕能力，以及沒有建造陰莖或某種形式陰莖的女跨男申請人Q和謝浩霖，毋須接受整個性別重置手術，亦有權將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由女改為男，[1] 再次引起社會大眾對有關跨性別議題的關注。其實，政府早在2017年6月底已推出了《諮詢文件：第一部分　性別承認》，[2] 這是一份十分複雜的文件，裡面涉及的內容對長期關注性文化議題的機構（如明光社）來說亦不容易消化，何況不少從未思考過相關問題的弟兄姊妹和教會。但令人憂慮的是一些熱心的弟兄姊妹或機構，在面對這類社會議題時都有反應過敏的傾向，往往未經深思熟慮便作出回應，以一貫的論據和手法去反對同運和性解放人士的訴求，容易令人覺得是老生常談，只是另一次支持和反對人士的各自表述，缺乏真正的聆聽和對話。

與同性戀的議題比較，變性和跨性別是更複雜的議題，背後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以及有不同的論述，而他們的訴求和需要並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世界各地亦有很多不同的法例和措施去處理不同的需要。此外，《聖經》亦沒有經文直接去討論變性和跨性別的問題，因此，無論作為社會政策或信仰反思，對教會和弟兄姊妹來說都是新的挑戰，若將之簡化為只爭朝夕的社會運動，想以簡單的社運方式去動員及回應，其實未必適合。

早在2013年，變性人W案在終審法院有判決之前，我們已開始探索有關的課題，但一直未能找到一個所有人都滿意的立場和看法，因為一方面我們同情一些接受了完整性別重置手術的人，當他們要處理生活上事宜的時候，若政策一時要求看他們的身份證，一時要求看他們的出世紙，的確會帶來一些麻煩和不便。但另一方面，我們亦深知性別是沒有辦法真正改變的，有關手術將來縱然後悔亦無法逆轉，是不值得鼓勵的，如何在同情他們的需要，與避免市民錯誤認為有關手術是解決性別焦躁症的最合宜方法之間，找出合情合理的平衡點是我們的重要考慮。

因此，當年諮詢文件一出，我們和友好機構的同工便開始努力消化這261頁厚的文件，甚至連註釋也不放過。另一邊廂，我們亦約見了一些已做性別重置手術的朋友，希望更深入了解他／她們的心態和需要，之後董事同工與友好機構開會研習及反覆討論了多次，幾個月後才正式發表我們的詳細回應。[3] 要鼓勵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社會議題，作為負責任的機構，自己先深入了解才發表意見是十分重要的態度，若只是不斷重複本身的立場和觀點，會令人覺得根本不願意聆聽及關心別人的需要，只是逢性（性議題）必反。

討論社會政策需要公共理據的支持

香港不是一個以基督徒為主的城市，就算加上天主教徒，信徒亦只佔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在回歸之後，英國留下的基督教影子亦日漸褪色。因此，基督教的價值觀和其他宗教一樣，都沒有法律上的優勢，教會只能以公共理據和大多數人的共善作為討論如何制定法律和政策的依據，當然，教會亦有權向市民大眾表達宗教的信念和願景，甚至爭取市民的支持，但難以完全依賴信仰的原則去作決定。

性別承認的議題就遇上類似的景況，變性的問題雖然《聖經》沒有直接提及（當時亦無此技術），但從神造男造女的創造原意，以及申命記二十二章5節提到「婦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婦女的衣服，因為這樣行都是耶和華－你神所憎惡的。」既然舊約連易服也反對，反對變性是十分合理的推論。[4]

問題是從信仰立場反對變性手術，與反對社會上有變性手術是兩回事。正如基督教不贊成離婚，不等於我們要求社會禁止離婚，或者要推翻現時法律上准許離婚的做法。對於一些弟兄姊妹認為既然變性違反上帝創造的心意，因此教會及弟兄姊妹不單要反對就性別承認立法，亦不應支持現時有關變性的所有行政措施，應拒絕承認任何有關變性的社會制度，就算對方已完成全套性別重置手術，並已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都拒絕承認，因為他／她們的原生性別根本不能改變，若我們承認便是集體的說謊。這是將信仰立場與社會政策混為一談，值得商榷。

正如我們不贊成離婚，但不能拒絕承認在法律上他人已離婚及再婚的事實，難道張太已跟張先生離婚，並改嫁了給陳先生，我們會因為信仰原則而拒絕承認，繼續叫她張太嗎？既然香港政府在政策上容許符合嚴謹要求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我們難以一廂情願地拒絕他們進入符合身份證上性別的廁所或更衣室。

要區分不同群體的需要和訴求

在性別承認這個議題背後，其實涉及多個不同的群體，包括雙性人、變性人和跨性別者等。簡單而言，雙性人是先天的生理出現問題；變性人因患有性別焦躁症，身體的生理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他們的不安感源於對身體的不適應和厭惡，極度渴望改變身體以使兩者一致；而跨性別者是個人的心理上自覺為另一性別的問題，即使患有性別焦躁症，也未必選擇接受醫學治療，他們對身體沒有太大不安，但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而渴望自身性別與身體脫鈎。

雙性人最需要的是醫療上的幫助，就像其他有先天性病患的兒童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需要更多的輔導和關心，協助當事人接納自己與別人不同，肯定自身的價值。對於有性別焦躁症的人應給予合適的輔導和藥物治療；由於性別重置手術是不可逆轉的，應被視為最後的方法，而不是唯一及優先的選擇。不過，若經過長時間的治療和輔導後，當事人仍決意選擇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以求更方便地融入日常的生活，市民未必一定認同，但亦需要予以尊重。至於跨性別者的訴求則必須小心處理，因為全球性的性革命運動，大家都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嚴正拒絕單憑個人觀感而迫令整個社會指男為女，指女為男的荒謬做法。不過，大家在回應的時候必須加以區分，一刀切的簡單表達反對變性制度，只會被一些人利用市民對最有需要的弱勢群體的同情，魚目混珠地加入了跨性別的訴求。社運訴求簡單化雖然有助動員更多人表態，但亦會令一些本來中立的人士因為要支持弱勢而被推往另一邊。更重要的是，關心社會議題不能只著眼於輸贏，更要考慮公義和合理性，社會政策不是信仰立場宣示，必須考慮市民大眾的感受和受影響群體的需要，以求取得合理的平衡，共創雙贏。

教會需為性別議題作好準備

終審法院一而再作出會動搖一直以來社會行之有效，以自然的生理特徵來區分一個人性別的制度，而類似的司法覆核案恐怕仍然會接踵而來，教會和弟兄姊妹不能掉以輕心。首先，教會應留意有關性別承認條例的發展，透過本身的堂會、學校、社會服務機構、家長組織和專業團體，百花齊放，積極表達意見，莫讓少數極端的性小眾和他們支持者的聲音，蓋過了所有市民大眾的心聲。此外，為了讓一些對信仰有興趣的性小眾，在教會聚會時減少不必要的尷尬和誤會，教會或相關的服務團體應增設一些不分性別的獨立洗手間或安排獨立的房間，在主辦營會時要留意不同人士的特別需要。

當然，為了避免未來在婚禮等事宜出現矛盾，教會宜及早在章程上說明教會只會為原生性別是男或女的會友及信徒主持婚禮，雖然這樣做不一定能避免任何投訴、甚至法律的挑戰，但最重要的是要向所有會友和社會人士重申，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願意為此而努力站立得穩，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之道顯明出來。在這個有人喜歡以人權自由為包裝，強迫他人指鹿為馬的荒謬年代，我們需要站出來，維護每一個人的宗教和良心自由，並提醒大家在關心和愛護有特殊需要和困難的人時，不等於要逼人睜著眼說瞎話。

（本文原載於第118期〔2018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政府在2017年6月發表了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徵詢各界對法律上性別承認等多個議題的意見，諮詢期於同年的12月31日正式結束。社會各界對此意見不一，爭議相當激烈。本文將整理各界提出的觀點與論據，讓讀者可更全面地掌握是次爭議。[1]

核心問題一：變性手術的倫理問題

由於變性手術涉及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故有其倫理爭議。有部份人認為，變性手術並不道德，他們提出如有人希望自己是失明人士，並因自己視力正常而飽受精神困擾，遇此情況合理的做法是讓有關人士接受適切的治療，而不是挖走他們的雙眼。對待性別焦躁症患者的情況亦然，有人認為要求他／她們切除健康的性器官是違反道德的，因此主張禁止變性手術，或至少停止政府對變性手術的資助。

另外，亦有一些人認為醫學上的證據顯示變性手術在極端情況下可紓緩性別焦躁症，故按較少的惡（lesser evil）原則，應讓有關人士接受變性手術；換言之，這些人視變性手術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有些人抱有第三種想法，視變性手術與整形手術類似，人可以此作為追尋「自我」的手段，但有趣的是，他們同時會高喊「變性手術是酷刑」，原因是他們認為性別由心理認同決定，如政府只讓做了變性手術的人有新的性別身份，則是強迫接受手術者絕育。

核心問題二：應否有一凌駕性的法律承認某人的心理性別？

立不立法是一回事，法例的內容是甚麼、參考甚麼地區的法例是另一回事。在本次諮詢中，其中一項最大的爭議是應以立法還是以行政措施去處理跨性別人士的問題。

以立法處理，意味著除特別豁免外，所有公營和私營部門都要在所有層面上承認某人的後取性別。例如，紀律部隊應以女性的入職條件（如體能測試）考核男跨女跨性別者；保險公司應視女跨男人士為男性，以男性的標準考慮其投保金額和年期。此外，相關的條例也可能包含諮詢文件未提及的反歧視法。若以行政措施來處理，意味著讓各部門自行制訂指引，決定應如何看待跨性別人士的性別，情況有如現時入境處替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的人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幫助他／她們融入社會。

支持立法的人認為立法可以全面地保障跨性別人士和確立他／她們的身份，論據主要是認為這是人權和國際趨勢，而且，立法承認他們的身份，可以令跨性別人士更健康地生活。支持行政措施的人認為現行更改身份證性別的做法已能滿足跨性別人士大部份的生活需要，亦可讓社會各界在承認性別身份一事上有更大彈性。他們一方面憂慮立法將不可避免地賦權予政府更改歷史文件，如出世紙，從而開了極壞的先例；另一方面他們亦認為法律有凌駕性，立法以後是變相強迫別人接受一種有爭議的意識形態，違反言論和思想自由。

核心問題三：「承認」應以完整手術為前設嗎？

所謂「承認」是有程度之分：現時入境處替完成了全套變性手術的人士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標記是承認的一種，上文則提及部份人主張以立法達到更徹底的「承認」。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承認」甚麼人。

部份解放派認為，性別自決是人權，任何對「承認」的限制都是違反人權；而他們認為政府亦應以公權力讓個人的「性別選擇」獲公眾承認，故主張自我聲明，如平機會。換言之，讓任何想被承認的人都可獲承認。

另一些解放派則主張，性別應以心理認同界定，故承認的關鍵在於確認一個人的心理認同，因而主張設立審裁小組，以醫學證明或其他證明為依據，判定該人應否獲承認，至於該人有沒有接受變性手術，並非審裁小組判定依據。

有別於上述兩種看法，有部份人認為性別是生理事實，根本不能改變，但他們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接受變性手術的存在，讓希望接受手術者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身體性徵和外觀。他們認為可以在不製造更多混亂的情況下，在某些領域上承認已接受全套變性手術者的新性別，為他／她們提供生活上的便利；但若要全面承認已接受手術者的新性別，持有關看法的人士則認為缺乏合理基礎。

另外，亦有些人認為變性手術根本是錯誤的「醫療」手段，性別是不能改變的生理事實，故反對以任何形式承認新的性別。

核心問題四：歧視法和其他法例

本次諮詢文件明言歧視法不在諮詢範圍，但有團體，如平機會，依然向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建議訂立性別身份歧視條例。

另外，部份支持立法的團體認為變性是當事人的私隱，故建議禁止披露別人曾轉變性別，甚至建議將相關行為列為刑事罪行。

明光社的工作

明光社在上述爭議中，傾向建議以較少的惡（lesser evil）為原則看待變性手術，同時，秉持對言論和思想自由的尊重，建議以行政措施處理問題。最後，明光社亦認同性別是生理事實，在深入分析後得出惟有作為生理事實的性別才有公共意義這結論，故主張部份承認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者的性別身份。本社曾在2017年9月，聯同香港性文化學會作出聯合回應。[2] 在這段期間，明光社亦作了以下跟進研究：

因應諮詢期間有團體提出設立第三性別的建議，以及討論德國最高法院在2017年11月的裁決，有關裁決裁定該國政府必須在正式的記錄中除了提供男女兩種性別以外，還要提供第三性別的選項，本社初步研究了雙性人的生理成因，及討論在政策和公共制度方面相關議題，歡迎參閱《初探雙性狀態DSD／intersex》一書。[3]

因應同運團體指以變性手術作為更改性別的前設是違反「人權」，本社著力探討了相關說法的理據從何而來，並指出當中涉及了不具法律約束力的文件，歡迎參閱文章〈性別自主是人權？變性手術酷刑論的系譜學研究〉。[4]

另外，部份女權主義者認為跨性別主義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氣候，大家可參閱〈身份政治操作：以基進女權為例〉一文，[5] 初步認識有關的思想和論述。

（本文原載於第118期〔2018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上網看短片、漫畫、微電影，已成為了大家的生活日常。或許大家會留意到，不少內容是廣告商贊助網紅或所謂KOL而生產出來的，他們會按著自己網站或者內容的主題，度身訂造廣告。部份廣告會在最後「有品地」貼出商品，讓你知道哪個是特別計設出來的廣告帖，哪些是產品測試，或者旅行勝地等等的宣傳，也有可能是賣了廣告你還以為是分享資訊。

我們明白，網上賣廣告是難以監管的，因為網上作為輿論平台，本身就沒有任何機構負責做把關的角色，任何網上留言也不能、亦不宜預先有任何的審查。一直以來就依賴內容提供者自律自制。部份有社會良心的公司，在活用社交網絡等不同平台時，也會清楚標明自己在賣廣告，並不是真內容。

另外，有些網絡廣告以故事、評論的方式來寫，看起來很真實，亦未必寫明是廣告。這些看起來很真實的廣告，叫人難分真假，有網絡巿場公司會專請「打手」寫這些稿。要分辨往往很費神。

更有一些廣告，美其名是介紹景點，實用生活資訊等等，例如皮膚乾裂的原因，或者夏日炎炎消暑方法，之後提供幾個解決方法，表面上所有資訊是免費，但其實那些免費資訊背後，是指向某一個牌子的產品，這種比較迂迴的進路，最後其實也是指向消費。

近日，社交網絡平台Instagram就規定所有網紅發放的廣告必須列明是廣告。這種方法就是嘗試杜絕這種缺乏廣告標示的宣傳，甚至網紅有收費的廣告。作為網絡使用者，或網紅的閱讀者，我們應了解網絡要生存，是依靠很多商業支持的，而這些商業支持，又直接影響他們的內容的取向。網紅的內容沒有向網民收費，我們就應有心理準備，他們所說的話、所講的笑話、所展示的產品，是有可能由廣告商贊助的。最後即使我們不懂分辨哪個是廣告，至少我們也可觀察他們的收入來源，以了解這些內容的可信度和廣告的數量。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

有電視台曾在其台慶節目中插入一個嘉賓食炸雞環節，女主持人突然在節目中稱要請一眾藝員「食好嘢」，該台的一眾藝人於是就在盛裝之下表現出十分街坊地享受吃炸雞。這個令人覺得牽強，干擾觀賞趣味的環節，讓通訊局收到多宗投訴，局方經考慮後，認為該台做法嚴重違反了《電視節目守則》及《電視廣告守則》，並須罰款15萬元。該電視台不服並以裁決無理及違反《人權法案》提出司法覆核，事件仍在審理中。

當那邊廂仍是「懸案」一宗時，這邊廂的通訊局在今年2至6月進行了意見調查。發現有四成多受訪觀眾接受或非常接受免費電視的植入式廣告；五成多觀眾接受免費電視台增加植入式廣告，為數不少。當局正考慮放寬規管間接宣傳和植入式廣告的條文，順應民意與業界需求。

我們明白電視台現時經營不易，面對直接與間接的競爭對手，為生存要把握機會。但我們相信其手法可以多用點心思，硬生生把吃炸雞環節放到台慶節目，還是可以將之融入台慶的短劇或每天播放的劇集中，讓人輕輕鬆鬆地去接收呢？ 不少韓劇都曾加入一些商業產品的劇情，仍能讓人看得舒服之餘，亦可以幫助電視製作有收入，可以健康的發展下去。

當然，作為觀眾，在觀看精彩的植入式廣告劇情時，要小心勿掉進消費陷阱中！　

關注焦點：性文化

師生關係要清晰

香港近年出現多宗男老師對女學生作出不軌行為的事件，如事件是在師生雙方同意下發生，並且女學生已滿十六歲，老師雖在法律上並沒有違法，但卻有違老師的專業操守。而當事件是在學生不情願的情況下發生，又或學生是未滿16歲，老師就明顯是觸犯法例。

關心學生是老師的職份，但師生之間在身體及情感上都要保持恰當的界線，如師生之間性別不同就更要加倍注意，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及避免不必要的身體接觸，以及將情感關係清清楚楚保持於師生層面上。人是有感情的動物，老師也需要與其他人建立連繫，分享生活上的各種感受，但一些太私人的事宜，又與學生的個人成長無關的話，就不宜向學生多說，避免無意間與學生產生出情感上的結連，做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社會上有些人自覺自己的性別出錯，女兒心，男兒身。他們在港可選擇完成變性手術，以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從而滿足某程度的自我認同感。除了這些個人狀況，有關議題和討論，原來還會令人捲入LGBT（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政治漩渦裡。

跨性別政治的脈絡

有少數「跨性別政治代理」（transgender political agents）在LGBT政治漩渦中爭奪權力。他們當中有些較溫和，希望取得法律和制度上全面承認「後取性別」（acquired gender），能夠與社會兩性的制度融和，消解因對變性者「無知」而造成的排斥；有些卻很進取，例如提倡放寬生理男女的區分政策，改為以個人感受為依據，或是在男、女以外加入第三性別等身份。性別承認制度是由跨性別政治所衍生的。

為何香港有性別承認的諮詢

2013年香港終審法院「W訴婚姻登記官」案的裁決，讓已完成變性手術的W可享女性的法律地位，與男性合法結婚。約一年後政府建議修訂《婚姻條例》，讓已完成完整變性手術者可按後取性別結婚。有關草案雖然最終被否決，但這類別人士已經可透過入境處的行政措施締結婚盟，即結婚時只看身份證，毋須理會出世紙。

以生理性別區分人口有實質的社會功能，舉例說，若男性在某種疾病（x）的發病率較女性高出22.5%，醫療制度便需相應調整、增撥教育男性預防該種疾病的資源，而保險公司亦可能調整保金等。生理性別區分較能作出合理和科學化的政策預測，減少錯置社會資源。倘若改為以心理性別作為區分方式，便需重新釐訂各式制度，但心理性別如何能為公共政策作出合理預測？不以心理性別作區分會否損害人權？這促成了2017年本港的性別承認諮詢。

W案裡法官曾形容英國的《2004年性別承認法令》（下稱「英國性承法」）為「令人信服的模式」，2017年本港的性別承認諮詢文件花了不少筆墨介紹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參該文件的頁39至75）。本文會簡述英國性承法的立法情況。另外，由於本港性別承認諮詢的範圍廣闊，內容亦複雜，本社曾先後幾次在刊物中探討有關性別承認議題。[1]

在英國申請變性

在此透過以下例子，說明一下英國的性別承認制度。假設生理性別為男性、已年滿18歲的阿強，要在英國性承法下申請變性，當地法律沒有規定他的國籍或定居地，也沒規定他必須進行變性手術或接受荷爾蒙治療，亦不理會他是否一名爸爸，有個兩歲女兒。阿強只須要向性別承認審裁小組提交證據，包括一份由執業醫生或心理學家撰寫的報告，說明診斷及該診斷的證據，另一份是他曾否接受荷爾蒙治療及變性手術的報告。由於阿強沒有進行整套變性手術，醫生要進一步解釋阿強因甚麼理由而未能完成整套手術。法例規定小組要確認三件事：一、阿強是否患有性別焦躁症；二、阿強兩年來是否一直以女性身份生活；及三、直至離世阿強是否希望以女性的身份生活。審裁小組然後會以閉門投票的方式決定是否批准阿強更改性別。[2]

如果審裁小組批准阿強更改性別，由於阿強已婚，他收到的是性別承認的臨時證書，可用作廢止現有婚姻，若他在六個月內終止婚姻，阿強就可取得正式證書。而在阿強女兒的出世紙上，仍會寫著阿強為「父親」，確保他女兒的權益。性別承認登記冊會記錄阿強的變性記錄，但有關記錄在大部份情況下都不會讓他人查閱。

英國性承法於2005年4月生效，截至2014年9月，即約十年內，批出臨時性別承認證書有179宗（佔申請總數的4.1%），其中23人終止婚姻後取得正式證書。後來因為英國通過同性民事結合，變相毋須以臨時證書處理已婚者變性的情況。在該法令生效的首十年內有4,339宗變性申請（2014年英國總人口約有6,400萬，有關申請約佔總人口的0.007%），取得正式性別承認證書的則有3,763宗，成功更改性別身份的人佔總申請的86.7%。[3]

性承法引發的爭論

英國政府因Goodwin案及Bellinger案而定立性承法，[4] 其後亦面對過不少爭論，枚舉數例：

1. 私隱與知情權：記載歷史事實的出生證書，是否可以人權為理由而作出修改？公司、當事人的未婚伴侶等，可否得知其變性記錄？這些均有爭議。
2. 夫妻變妻妻：已婚者變性後，他原本的婚姻關係將會變成同性婚姻。在英國還未制訂無分性別組合的婚姻制度以前，已婚申請者取得正式性別承認證書的條件之一是要廢止原有的婚姻，有關安排受到猛烈抨擊。
3. 更改性別影響：變性者仍可被控指定性別的性罪行；體育組織仍可以公平或安全為由拒絕變性人參加某些賽事；但福利和退休金則按後取性別決定，各種制度均須重新劃線。
4. 宗教議題：神職人員可選擇不為變性者證婚，但神職人員不可向尋求證婚的人索取清楚顯示該人是否變性人的出生證書副本。

訂立性承法也非一勞永逸，因為英國一些跨性別代理者認為英國性承法的規定造成標籤效應，所以推動政府改革法例，包括毋須醫療及法律程序的「自我聲明模式」，又稱要下調可變性的年齡下限，由18歲降至16至17歲，以及容許設立男、女以外的第三性別。有人說：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就讓我們了解英國性承法的同時，不忘汲取當中的經驗，勿重蹈覆轍。

（本文原載於第116期〔2017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性別承認制度」牽涉的問題十分之廣。在開始討論之前，我們先要理解性別制度與性別政治中常提到的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的問題。

社會科學家常將性別區分為sex和gender；前者指生理性別，表示男女先天的生理差異，後者則指社會性別，泛指社會上的性別角色、性別表達、心理性別和性別倫理等。性別政治中不同議題的衝突，其實都可歸結為各方對sex和gender看法的基本差異。總體來說，擁護家庭和人倫價值的一方認為sex先於gender，而且兩者有很強的連續性；反對一方則要麼主張sex和gender不具連續性，或者相信gender先於sex，認為社會對性別的看法限制了科學發展。

然而，在社會出現上述有關sex和gender爭議前，政府和各類機構早已有一套收集大眾性別（sex）資料的技術和法律；我們在這裡會稱這種方式為「性別制度」。

性別制度的功能

性別制度存在於社會各個層面，可謂無處不在，總體上它有以下功能：

1. 規劃和策劃
宏觀來說，性別資料在制定政策、城市規劃、計劃投資策略和設計服務方面均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例如掌握男性和女性的人口分佈，再比照男女常見疾病，政府和各醫療機構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的社會需要，從而制定相關政策。市區和商場的規劃亦必然會參考該區的年齡和性別分佈，這樣才能引入相關的社區設施和商店。而不少行業，例如保險業，都會特別針對男性顧客和女性顧客設計商品。在某些情況中，人們必須掌握性別資料才能履行法律的要求，例如《建築物（衞生設備標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就規定各類建築物的男廁和女廁數目，對應地點內的男女人數。[1]

2. 隱私與安全
男性和女性有不同的私密部位。人們對異性向自己裸露身體會有不安和不適應。男性向女性裸露身體更會令女性感到受威脅，有關裸露行為亦可能會構成性騷擾或「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等罪行。[2] 故此，將男女區隔的設施，例如設立男、女廁所和更衣室等，是有其必要性的。進一步說，香港現行的性罪行，例如強姦罪和猥褻侵犯罪等，均對男女有不同規範，與之相應的罰則亦有不同。這同樣是考慮到兩性對隱私與安全的不同要求。以上種種，均需要相關機構掌握清晰的性別資料方能制定政策和實行。

3. 身份識別
大部份人的性別，憑其外觀旁人總能一眼看出，而且由於性別特徵難以改變，故性別資料常用在身份識別上。假如執法人員要搜尋失蹤人士，知道對方是男性的話，就能立時收窄搜尋範圍，到男士較有可能出入的場所，尋找該失蹤人士。因此，性別資料常是辨識身份的主要參考之一。

4. 保障人權
性別資料亦與平等權利息息相關。大部份體育競賽都分為男子組和女子組，這是為了讓男性和女性都有平等的獲獎機會。一些紀律部隊的遴選準則對男女也有不同的要求，這也是顧及男女的先天差異。性別資料更告訴我們社會中兩性平等的實況。例如，我們能從DSE成績的統計和大學生的男女比例等數據中，反思現有學制有沒有對任何一個性別不公平，其他職業方面的數據亦能提供這方面的資訊。不少婦女團體就常以男女薪酬的差異，控訴社會存在「玻璃天花板」，這類性別不平等的現象。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僱主如基於求職者的性別，給予較差的待遇，便有可能構成歧視。以上種種，在沒有性別資料情況下將難以討論及執行。

5. 教化功能
任何法律或社會制度都具有教化功能，它告訴市民某些事情和某些價值，這種教化功能對小孩子影響深遠。就性別制度而言，它教育人要尊重異性，要和異性保持適當的身體距離。它更教育人認識自己，明白自己作為一個男生或女生，有甚麼潛能和限制。

要發揮上述五項社會制度的功能，就必須記錄準確的性別資料，即記錄下來的資料，是大眾的sex而不是gender。而性別制度本身，亦承認了sex先於gender的說法。假如生理性別對人的行為和發展毫無影響，一切都是後天由社會建構，那麼試圖以生理性別的數據制訂社會發展模式和作出各種規劃，就是白費氣力。又假如，人際間的隱私界線不受生理性別影響，而是由性別表達和心理上的性別認同來決定，那麼一個有陽具但自覺為女性的人進入女廁就毫無問題，反而是那些感到恐懼的生理女性應該被「再教育」。

性別承認制度及相關的討論

1. 在性別制度的脈絡中討論性別承認法

「性別承認制度」事實上就是容許部份人更改自己的性別資料，從而讓他／她們享有異性的法律地位。故此，除非社會要和行之有效的性別制度徹底決裂（這也是一些激進份子提倡的），否則若設立性別承認的法例，就必然要將它放在性別制度的脈絡中處理，並以該法例對性別制度所產生的影響衡量各種立法形式的得失利弊。若該法能夠完善現行的性別制度則是好事，若它削弱了現行的制度則是壞事。遺憾的是，在2017年政府推出的諮詢文件完全缺乏對現行性別制度的探討，更混淆了有關性別的各種概念，文件中提到：[3]

「某人被世人期望以之生活的性別，通常稱作該人的『先天性別』（natal gender）或『出生時被指定性別』（assigned gender）」

顯然，性別（sex）會影響世人對某人的期望，但這期望並不構成性別本身。性別是影響個體能力、興趣和發展的構成（constitutive）要素；不論他者有何期望，性別都對個體有很大影響。[4] 故此，除非性別承認跨部門工作小組認為，社會完全沒有因應兩性先天發展和需要的不同來訂立性別制度，否則文件缺乏這方面的探討，實在令人失望。

2. 變性人與跨性別者

雖然性別重置手術無法改變大腦結構，但能令人在一定程度上模仿異性的身體，因此性別重置手術確實會令性別制度出現缺口。例如，一名男變女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重建了陰道，而他被另一男子「強姦」，若受害者維持男性身份，則無法控告施暴者「強姦」，因為強姦罪只適用於男對女。這情況亦會出現在其他性罪行中。又例如，一名女變男接受了性別重置手術重建了陰莖，若她以女士身份進入女更衣室，則其他女士同樣會感到不安。換言之，性別重置手術改變了一個人的外觀和私密領域，從而影響了性別制度中「隱私與安全」及「身份識別」的功能。在現今社會中，因患上性別認同障礙／性別焦躁症而選擇變性的人逐漸增多，社會其實要作出某些改變，以應對這種變化。

在此，我們必須區分兩類相似但實質極為不同的人，即變性人（transsexual, TS）和跨性別者（transgender, TG）。前者渴望sex的轉變，後者只渴望gender的轉變。一般而言，人們統稱他們為「跨性別」，但這過於籠統。變性人因患有性別焦躁症，身體的生理與內心認知的性別不一，他們的不安感是源於對身體的不適應和厭惡，極度渴望改變身體以使兩者一致。但不是所有患有性別焦躁症的人士都會選擇接受醫學治療，[5] 部份跨性別者本身對身體沒有太大不安，他們因為文化或其他原因而渴望自身性別與身體脫鈎。換言之，變性人渴望且尋求身體的轉變，跨性別者則只希望不受身體束縛。

我們常在媒體中聽到關於多元性別或性別流動的言論，通常來自跨性別者，變性人則一般只希望最大限度地融入異性身份，對自己是變性人士的事實盡量低調。

3. 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

不難看出，跨性別者要求性別與身體脫鈎，尋求的是性別制度翻天覆地的改革。如要滿足他們的要求，性別承認法未必是最合適方法，也許立法禁止收集性別資料會更直接。變性人才是性別承認制度的對象，他們面對的才是社會現時需要處理的問題。只有接受變性手術才會產生私密領域轉移的問題，而變性人則是變性手術最主要的對象。

性別承認是要在回應變性人的需要與維持性別制度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在討論性別承認的議題時，我們需要耐心和智慧，並必須先清晰了解誰是真正的持份者及其需要。

（本文原載於第116期〔2017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