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銷傳媒漠視公信

相信市民對「假新聞」（fake news）一詞並不會感到陌生，其實早在1890年代已有人使用fake news這個詞，[1] 在今天，它更成為了一個日常用語。不過，要為假新聞這個詞下一個定義並不容易，學者亦有不同的看法。美國辭典界執牛耳的《韋氏字典》（Merriam-Webster）並未有收錄“fake news”一詞，他們認為這個詞是不需多加說明（self-explanatory）的，因為它只是個複合名詞，由兩個顯淺的字“fake”和“news”組成，當使用時大家自然是很容易明白其意思的。[2] 但有學者反駁，假新聞並非不需多加說明的詞語，因為它所涵蓋的大大超出了新聞的範疇，它可以是指向謠言、大話、惡作劇、胡鬧的話、諷刺的話、誤導的內容、偽冒的內容、捏造的內容和操控的內容。[3] 有政治人物將對自己作負面報道或有欠公允的新聞說成是假新聞，[4] 到底甚麼是假新聞？本文會嘗試從學者的見解，探討一下假新聞的定義。

錯誤資訊與虛假資訊

假新聞被指為「假」，可能是指它的內容是模仿、偽造、不可信的。[5] 研究錯誤資訊對社會影響、賓夕凡尼亞大學的講師Claire Wardle認為，假新聞不只涉及新聞，更牽涉到整個資訊生態系統（information ecosystem），而單單以「假」這個形容詞，亦不足以描述錯綜複雜、不同類型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即並非蓄意分享但與事實不符的資訊，及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即蓄意創作、分享的虛假資訊。[6]

Wardle將坐落於資訊生態系統中七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列出，它們分別是諷刺或模仿（satire or parody）、錯誤的聯繫（false connection）、誤導的內容（misleading content）、偽造的處境（false context）、偽冒的內容（imposter content）、操控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及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

她指，諷刺或模仿的內容並無意圖帶來傷害，目的可能只是引人發笑，但亦有令受眾受騙的潛在風險。而錯誤聯繫、誤導內容、虛假處境則涉及拙劣的新聞報道手法。錯誤聯繫是指標題與內文不符或圖片說明跟相片無關；誤導內容，則指錯誤引用資料，以陷害某人或對某事件帶來負面影響；而虛假處境則是指將真實的資訊連繫到虛假的處境之中。

她提到偽冒的內容，則是指有人刻意模仿某人作為消息來源，背後的動機可能是純粹想作出滑稽的模仿，但也可能是別有用心，以煽動、從中獲利或作政治宣傳、鼓吹一些思想。[7] 與諷刺或模仿相比，製作偽冒內容的人，其動機更顯複雜。而有關操控的內容，她指是真實的資訊或圖像遭到操控和利用，以圖欺騙接收資訊的人；而捏造的內容，則是指有關內容100%都是虛假的，製造這些資訊的人是故意這麼做，以圖欺騙及帶來傷害。

使用假新聞一詞的六種情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研究新聞學的學者Edson C. Tandoc Jr.聯同兩位學者，研究了2003至2017年出版的學術文章，探索假新聞一詞如何被定義和使用，他們發現了以下六個種情況假新聞一詞會被使用：諷刺的新聞（news satire）、模仿的新聞（news parody）、捏造的新聞（news fabrication）、相片操控（photo manipulation）、推銷及公共關係（advertising and public relations），及政治宣傳（propaganda）。[8]

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跟Wardle提及的錯誤和虛假資訊分類有相似之處，Wardle都有提及諷刺的新聞、模仿的新聞、捏造的新聞、相片操控幾類有問題的資訊內容。不過，Tandoc Jr.的團隊在綜合過去的學術文章時，作了較詳盡的補充。幾位學者在文章解釋到，諷刺新聞式節目，以誇張幽默的手法去報道新聞；而模仿新聞的網站，則以滑稽的手法去模仿新聞人物。這兩類媒體都以娛樂觀眾、諷刺時弊為目標，受眾在大部份情況下都知道有關的報道並非真實事件。而捏造的新聞，則是指有心誤導讀者的報道，例如有些網頁會模仿新聞報道的風格來杜撰故事，令故事看起來更可信和合理。這類型的資訊會在網頁、網誌或社交媒體出現。Tandoc Jr.的團隊解釋到，當社會矛盾早已存在、大眾對某些政治或種族議題有重大分歧，受眾就愈難辨別收到的資訊是否捏造新聞。製作有關資訊者除了可能有政治意圖外，也可能在訊息分發的過程中獲得金錢利益。相片操控，則是指透過數碼軟件修改圖片，以合成的圖片或修改過的影片來杜撰事件。文章提到其實正規的通訊社如路透社，都會調整新聞相片，但他們有嚴謹的守則，只會平衡顏色和色調，而絕不會在相片作添加或刪除，而在調整顏色時亦會盡量避免影響到相片中的處境，以免引起讀者誤會。[9]

至於推銷及公共關係類型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它是一些以新聞形式推出的廣告，讀者會在具公信力的新聞網站中看到，其內容或會配以統計、訪問或學術研究，以推廣產品、為某公司賣廣告，或推廣某些思想。推銷形式的假新聞雖然會作出一些聲明（例如指出該欄位是付費欄位或聲明報章的編採人員無參與編輯），好讓讀者知道他們是在賣廣告，但其形式卻很容易惹人誤會，以為是正規的新聞報道。而在社交媒體中也會出現這類型的假新聞，例如有類似新聞的帖子會出現在用戶的頁面上，當用戶以為是新聞並點擊帖子後，才驚覺對方在推銷產品。最後，與政治宣傳相關的假新聞，Tandoc Jr.的團隊則解釋政治宣傳是指一些政治團體杜撰的新聞故事，以圖影響大眾的觀感。政治宣傳的假新聞或以新聞評論的形式出現，作者的評論帶有偏見或傾向某一方的政治陣營或觀點，以求說服讀者改變他們的想法。

資訊來源變得模糊

不論是Wardle對錯誤及虛假資訊分類還是Tandoc Jr.的團隊對假新聞的分類，都有助我們對假新聞有進一步的理解。Wardle提出，要理解現時的資訊生態系統，就必須認識三個元素：第一、不同類型的資訊內容都有被創作和分享出去的情況；創作有關資訊者，他們的動機是甚麼；及有關的內容如何被傳播。現今社會資訊的流通量十分高，我們都正值資訊戰之中，她提醒讀者和觀眾，除了要留意無意中發放的錯誤資訊，更要注意有系統地進行的虛假資訊活動。因為社交媒體的出現，令政治宣傳的「原子（atoms）」分散出去，資訊被直接傳遞給本身已偏好某一方面資訊的目標用戶，而用戶進一步將訊息繼續分發出去。在此情況下，有關資訊便一下子像火箭般，透過用戶的朋友網絡，高速的發射到不同地方。[10] Tandoc Jr.的團隊亦有提到，社交媒體的出現除了令假新聞更容易被傳送，它同時亦令人對資訊來源的概念變得模糊，用戶看到的帖子，有可能是來自新聞機構的社交媒體，也有可能是朋友轉發的帖子，雖然用戶可以追蹤到帖子的來源，但這倚靠用戶是否自發地做這件事，而在一般情況下，用戶都很少會核查新聞來源。[11]

假新聞所牽涉的範圍甚廣，不同的人對它的定義都有一些分歧，若透過立法規管來遏止假新聞的傳播，恐怕在界定何謂假新聞時也會無可避免地引發爭議。此外，在辨別資訊發放者的動機，要了解他是蓄意發放虛假資訊還是誤傳錯誤資訊，亦有一定的難度。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交媒體的興起，在資訊爆炸的年代要杜絕錯誤、虛假的資訊，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若循公眾教育的途徑，讓社會大眾對假新聞建立清晰的概念、了解發放錯誤資訊的不良後果，以及在分發訊息前先核查一下資訊來源，可能是一個更理想的應對方法。

當我們說人人都是記者時，傳統記者、網媒記者及公民記者到底有沒有分別？報業的營運愈來愈艱難，它們究竟有何出路？《媒體解碼：時事背後》集結香港五大資深傳媒人蘇鑰機、陳韜文、李立峯、楊志剛及陳智傑的文章，為大家解讀正在發生的媒體事件、現象。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郭卓靈以豐富的插圖為大家介紹《媒體解碼》的第一部份——性質功能。關心香港傳媒的朋友，值得一看這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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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爭》一書提到當大家在社交媒體按讚和分享，原來足以參加一場戰爭。到底社群媒體如何對社會產生影響？美國智庫的戰略專家辛格（P. W. Singer）及衝突與社群媒體方面的專家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合著的《讚爭》，提到別有用心者如何透過社群媒體，在美國或其他國家發動戰爭的真實個案。在新型戰場下，我們可以擺脫他人的操縱嗎？我們以生動的手法及以短片形式為大家闡述書中部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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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行業今日十分難做。媒體沒有資金做新聞，新聞記者受制於廣告和讀者興趣，只能做些沒有深度的新聞，部份免費網絡媒體更要為了流量而淪為標題黨，用誇張、出位的標題吸引網民點擊，做劣質新聞，部份則被財團收購，淪為財團喉舌。我們到訪不同的網絡平台，以為看了很多資訊，原來這些都只為吸引我們看廣告，平台不斷送上討我們歡喜的東西，也不過是希望我們留在平台。最後我們知道的東西，反而是愈來愈少，愈來愈偏頗。我們可以怎樣打破這個困局呢？

收入與運作

首先我們要理解今日新聞資訊的運作。今日報紙銷量甚低，傳媒只能依靠三個方式賺錢：一、廣告；二、社交平台流量；三、收費。要賺取廣告的收益就務必要有非常吸引人的內容，以及，要在社交平台產生極大流量，以致有人願意落廣告，同樣地，這其實亦要求大量吸引人的內容。所以要做到第一、二點，最直接的方法是令新聞必須吸睛（引人注目）、簡單、易明、牽引情緒，甚至有機會加插植入式廣告。除非傳媒能成功透過收費，而且是獨立收費，即是在讀者付款後不會影響編採部決策的情況下，編採部才能有足夠的自由度寫獨立、深入和有意義的文章。

不過，能成功進入收費模式的傳媒不多，大部份免費傳媒，為吸引眼球，引起讀者注意，以減低新聞生產成本，甚至為了討好投資運作的金主，往往會生產很多壞新聞，當中包括：一、標題與內文不符的新聞，例如選用誇張的標題，但內容卻不甚了了的新聞；二、快而不準的新聞，因著網絡24小時運作，不少傳媒索性就抄別家24小時新聞台的報道，直接改寫以作為自己的報道，營造緊貼時事的效果，但有時事態發展已有改變，往往又慢了半拍，於是出現快而不準的新聞；三、未經核實的新聞，很多網媒為求方便，用「爆」的標題改寫另一間網媒的新聞，以抓住讀者的好奇心，但在抄的過程往往不求甚解，也沒有辨別網絡上一些真假難分的訊息，常用「疑」、「或」等含糊的字眼取代核實的工作，網民收到訊息繼續將它們傳來傳去，最後假消息便不斷流傳。

社交網絡平台與政治

這類免費新聞，很多人在社交網絡分享、轉傳，如果立場客觀的，傳一下也無傷大雅，不過有時內容卻真假難分。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就有指整個選舉工程的操作就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他們先針對地選擇滲透一些社交網絡平台，並在適當時候針對性的發放訊息，旨在改變網民對某些議題的立場，有關的做法成功之處在於網民習慣接收訊息，但求過癮開心而不問真假，最後整個選舉的風向居然就因著這些不同的社交平台的專頁而改變。

在香港近年也有很多類似的專頁，除了打正旗號做政治議題之外，也有煮食的、攝影的、二手買賣交易的專頁，看起來可以與政治無關，但到重要時份卻又會有一兩則有立場的新聞在專頁上出現。這種免費平台的資訊，即使社交平台本身想作出規管，也難以實行。是故筆者幾可肯定，以後大家在社交媒體的專頁閱讀那些不明來歷的新聞時，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閱讀。

閱讀持平的報紙

除此之外，為打破偏聽的情況，建議你選擇一至兩份中立持平的報紙，平心靜氣坐下慢慢閱讀。在社交媒體即使你仍然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報紙的內容，甚至是全份的內容，但畢竟沒有排版和順序，你較難知道事情的優次。因此，可以的話請回到該報章的主頁閱讀新聞，如能力許可，請盡量付費，買印刷版的報章，支持持平的報章。同樣，不少網媒評論和觀點也是有理有節的，可能的話也請加入付費行列，以表達對有關媒體的支持。

時間太少，網絡太雜，要知天下事，有時難免要花一點錢，讓人幫你更有效接收資訊。

參考書目：
黃哲斌。《新聞不死，只是很喘：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台北：天下雜誌，2019。

傑夫．賈維斯〔J. Jarvis〕。《媒體失效的年代》（Geeks Bearing Gifts: Imagining New Futures for News）。陳信宏譯。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6。

資料庫

紙本報章雜誌會消失？

傳統報社的收入倚賴報紙銷量，在網世代中工作愈見困難。紙媒的生意難做，紛紛尋求轉型。有媒體在2020年8月報道，當時即將離任的《紐約時報》行政總裁一職的Mark Thompson表示，他相信該報會在未來10年繼續印刷紙本報紙，甚至可能是15年，或者再多一點點時間，不過，如果說未來20年會繼續印刷紙本《紐約時報》，他則對此感到十分詫異。[1] 一些傳統紙本報章雜誌，在時代巨輪下成為了歷史的產物。有26年歷史的日本關西時尚雜誌Cazi Cazi在2020年7月宣佈停刊。[2] 鮑爾媒體集團澳洲公司（Bauer Media Australia）亦在同年7月宣佈旗下多本時尚雜誌，包括澳洲版的ELL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停刊。[3] 在香港，免費報章《都市日報》亦自2019年年底停止出版印刷版。[4]

（本文原載於第134 期〔2020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早前有人在網上公開多段兩名本港中學生的性愛片段，並在網絡上一夜瘋傳，涉事男女亦被快速起底。因為懷疑片段中的女生未成年，為了避免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討論區負責人及網民都主動將該片段刪除，廣傳的情況才靜止下來，而警方亦表示會介入調查。[1]

按現有法例，如果涉事男女中其中一方在事發時未滿16歲的話，該短片已屬於兒童色情物品，任何人製作、發佈以及管有該影片均已觸犯《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製作、發佈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2,000,000元及監禁八年，管有兒童色情物品最高刑罰為罰款1,000,000元及監禁五年，所以奉勸各位網民千萬不要分享及下載相關短片，以免觸犯法律，如果曾經下載的也應立即刪除相關檔案。

不過如果該男女已年滿16歲，那就不受《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監管。雖然仍能以《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來作出檢控，但從過去類似事件得知，警方作出拘捕的情況少之又少。而相信該片段是在未得當事人同意之下被公開及廣傳，嚴重侵犯當事人的尊嚴，但可悲的是本港並沒有法律監管此等行為，讓當事人不斷受到傷害。

其實政府現正為窺淫罪進行公眾諮詢，當中亦建議訂立法例懲治在未經同意下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行為。如果建議最終成為法律，不論當事人是否未成年，所有發佈該等影像的人，不論是上傳到討論區、還是朋友間私底下的「分享」，都將觸犯法律。這能大大阻止該等影像散播的情況，為受害者提供更大的保障。

其實香港每年都會出現數宗類似的事件，而網絡上亦散佈大量偷拍和意外外洩的裸露影像。政府有責任盡早立法堵塞漏洞，以保障市民的基本尊嚴。不過就算有此法律，也不能確保自己的秘密影像不會外洩，所以拒絕拍攝那些相片及片段才是保障自己的最有效的方法。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國安法出台後，怕自己出事的人走的走，擔憂自己寫的東西有問題的人暫時擱筆停寫，甚至有人暫時離開敏感的工作和崗位。但在國安法之前，更多人近月受著長期的投訴文化影響，部份更出現寒蟬效應，令人擔心。

在傳媒行業，行內的規則一向只求澄清事實，不會對記者、報館寫作的立場有任何投訴。因著新聞自由，大部份被傳媒報道的對象，例如政府、公司、機構等等，大都明白傳媒是監察社會的第四權，有責任求證求真。傳媒也會力求公平給予眾人回應的空間。不過近年就有新風氣，事無大小，只要該報或電子傳媒的寫作立場，與某政治集團所相信的有所不同，大家就會投訴、攻擊、指責，嚴重起來甚至會去抗議，要求傳媒道歉。傳媒走在浪尖上，雖見慣風浪，但有時也會選擇性低調地妥協。

不過近月這股投訴之風，幾乎遍及每個界別，例如學生的中文閱讀理解教材，寫了一句「警察打人」就遭人投訴指罵，常識課本寫英國佔領香港，同樣遭人投訴。在學界，有人更動員家長檢查孩子的工作紙等校內編寫的功課內容，有沒有「越軌」行為，動輒興師問責，要查找老師們的不足，甚至要求校方辭退「問題教師」云云。

於是，在新學年，已有不少人發現，部份出版的教學材料，特別是曾被投訴的出版社的教學材料，例如是補充練習、學習材料等，大量改編內容，例如文章若出現一些有爭議的政治人物（例如黃之鋒）彷彿已經是「死罪」，沒想到連作人物描寫，新版本的書也要刪去馬雲、林夕等，改為一些說出來許多人也不知道是誰的人物。被投訴之後，人心虛怯得連是其是非其非的能力也隨之失去，令人惋惜。

香港本來是一個特別多元、包容、華洋雜處、海納百川的國際城巿，若今日我們不堅持自己認為沒有問題的事，他日我們就會被這些不斷由自己想像出來的紅線，限制我們的日常生活。

大家在網絡上看資訊時，會不會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同，很多人都轉送有關資料，所以沒有仔細看清楚或作查證就完全相信？美國記者及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有一名句：「當眾人看法都相同時，就是沒人在認真思考。（When all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 [1] 這句話仿似是警鐘在筆者的耳邊敲起，是一重要提醒。

在大數據之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掌握用戶的喜好，它會先呈現用戶喜歡、關注的東西，而用戶自己也會主動讚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專頁、加入有關群組，與喜好相近的朋友作互動交通，同溫層便這樣慢慢形成，而大家在社交媒體裡，看來看去都是大家認同的意見，在同聲同氣的回音廊中，就會聽不到其他的意見，或會覺得其他的意見只屬少數。而令我們聽不到其他聲音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將我們喜歡的東西「餵」給我們看，這些資料是名副其實的News Feed（即facebook的動態消息，直譯就是消息餵養）；而另外一半就是因為我們未夠主動去看社交媒體以外的資訊、新聞及書籍。

當然，多看不同的說法，聆聽不同的聲音，會幫助我們去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但我們仍舊要謙卑，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或許我們是身陷在資訊戰中，被操控著看特定的資訊而不自知。

網絡的成長及轉變

互聯網的「成長」經過很多轉變，當中傳播訊息方式及演化，其實也是源自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但新的傳訊方式與過去完全不同。經過印刷、電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文字傳遞到聲音、影像，到現在光纖、數位化，將以往媒介的訊息由一對少數、變成多數，再變成互動；傳訊時間亦大大縮短，訊息數量也變成海量。簡單而言，單一訊息可以很快送往全球，也可跨過語言障礙，傳送到不同地區。訊息每分每秒的，一則又一則的加入，數以百萬計地傳送，既交集又累積。

當中的變化還包括了話語權，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看似變得自由，這也是一些人對網絡上社交媒體曾有過的想法，Twitter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曾說：「我原本以為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言、交換資訊和想法，這個世界自然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錯了。」[2] 當人和人以為社交平台可以成為輕鬆打交道的地方，卻不知不覺讓它成了政治戰場，或買賣交易的地方，而資訊本身就轉換成武器，影響著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如何回應及相應的行為。

網絡成為思想控制之地

當全球約40億人在網絡上交流著、分享著，它變成一種互動的生態，亦可想像這會是一個收集資訊、追縱敵人、分析行為、游說別人、互相辯論、甚至是侮辱欺凌別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個地方。

將網絡說成一個戰場，大家或會譁然，但這樣的戰爭卻是實在的發生，而且不是用槍、彈。強硬一點的，是由網絡數據流動入手，切斷網絡或設流動的限制，即是分區作出控制，以令一些資訊未能流通，或需要經過審查。更甚的是以評分制度來監控人們的言論及網上行為，甚或日常生活。未知香港於哪天會步入這境地。

而軟的呢？有些工具在戰爭時會使用，現在轉用於網上的，就是製造一些虛假情報，由可信人物或信譽高媒體，透過在社交媒體的人物、或在網絡中的敘事，影響大眾情緒，鼓動大家作出一些行動或決定。也就是以故事，刺激人們的行動反應。網絡使用者很容易不自覺跌入這場資訊戰中。

不自覺的被「洗腦」

我們之前的文章亦曾提及網絡充斥著假新聞，而假新聞的數量與傳播速度是高於事實報道。這代表著真實的資訊是會被淡化及被排擠。網絡上存在著很多訊息製作機器、網軍、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時事評論員……他們有很多讀者或信眾，有很多點擊率，吸引人閱讀及瀏覽。有時，我們或許在相信其內容之先，也要花點時間去觀察這些媒體或人物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或立場有否改變，我們是否已被「洗腦」？

我們要知道在網海上，可能會遇上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究竟是在說事實還是在捏造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停留於同溫層，除了要小心查證以外，有些報道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沒法知道真假的，我們最好暫時不下判斷或行動，繼續觀察。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我們於網絡上的言論及行為習慣，是會被觀察及被分析的：你在臉書如何回應事件？你會否對一些事件有過度的反應？你的生活作息如何？常在哪裡流連？你的居住環境如何？可能你不知道，但極可能有人十分關心及留意你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就算不是針對你的關注，但社交媒體仍是會記下每個用戶的活動數據以作分類和分析，及向用戶餵飼不同的廣告及訊息。如我們避不開仍要使用，也可以留意不要上載太多個人資料。如登入搜尋平台時可以用匿名身份進入，以減少自己搜尋的足跡被記錄下來。

（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P．W．辛格〔P. W. Singer〕及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著的《讚爭》〔LikeWar〕一書。）

（本文原載於第132期〔2020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新冠肺炎疫情下，最多人關心的除了防疫裝備外，更多人關注的是通訊工具，由於在家工作情況普遍，網絡會議工具、軟件突然大行其道，開一個會動輒用上半小時，隨著免費工具加長了開會時間，可以用得更久，因此過程中也常鬧出趣事（瘀事），以下是一些例子，大家可以想想應怎樣處理：

1. 如廁時或只穿內衣參與會議

有人參加網絡會議時，竟然一邊開會一邊去洗手間，即使關閉鏡頭，與會者看不到他的樣子，但沒想到沖廁聲會傳到其他人耳中；也有人在參加網上會議時，只穿內衣或如廁時將鏡頭對著自己的臉，以為這樣就很安全，但有時手機鏡頭一轉，所有人都知道他穿甚麼或在洗手間內。對這些事的觀點言人人殊：有些人以為不出影像就可以接受；有人認為去洗手間前向與會者發個訊息就可以，不用帶手機入洗手間內。其實除了從衛生角度出發，更要考慮觀感，應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聯想。

2. 隨意分享畫面

有些人在使用分享畫面功能時，未有小心收好不該給他人看的內容，如網上購物版面、網上八卦新聞版面、甚至與其他人的對話，分享出來之後才慢慢在所有人面前挑選要分享的內容，其他與會者看到這些內容，不免會感到尷尬、突兀，也令人覺得分享畫面的人事前沒有好好準備、不夠專注和專業。

3. 家人亂入亂說

有時候在家工作，孩子、配偶或者父母穿著睡衣、內衣在鏡頭前面出現，也會帶來一些尷尬，特別是在開工作會議時，可能家人並不知道素來自由自在的家突然變成了會議室，隨便說話、甚或講別人壞話、又或者孩子的出現會引來一陣喧鬧，打亂了整個會議。因此，使用網絡會議工具之前，最好和與會者及家人預先說明一下，讓大家有心理準備，也減少有關情況出現。小朋友相對比較難控制，可能開會時就要預先騰出一個空間來，給他們一些小任務去忙碌一下，以及拜託其他人照顧他們，之後才去開會。

4. 不斷「疊聲」斷線

網上會議，某個程度像電台節目，不能像現實生活中可以即時回應，有時必須照顧不同與會者家中網絡的速度。發言時要留意，減少「疊聲」的情況，別人說話時就得忍耐一下，待對方說完才說。為了令與會者聽得清楚，講話不能太快，要放慢一點語速，又或者將部份講話內容改為用文字、圖片表達，減少因為網絡限制而出現的表達障礙。另外，網上會議因著不同的人在不同空間，有時要接受一些限制，部份人如受限於家中網絡速度，一出鏡聲音就難以順利傳送，為了節省數據流量令聲音傳送更加流暢，應該讓他們可以不出影像。

5. 忽略私隱保障

開會和會議的內容未必與所有在同一空間內的人有關，例如在家中參加公司的網上會議，家人自然無需要知道會議的內容，因此開揚聲器實在不太好。有老師也坦言不太想出鏡，因為孩子的父母可能陪伴著他們一起「上課」，會有無形的壓力，也有與會者坦言不知道對方確實的位置，因為顯示的畫面只看到與會者的樣子，背景則轉換成圖畫。其實，不論是學習或開會，當使用網絡會議工具時，某程度也假設我們清楚知道與會者是誰，而參加會議者不應偷偷讓其他不相干的人加入。同理，與會者和老師拍的短片、發表的言論，理論上是給其他與會者和同學的，也不應截圖和錄影後放在別處。

網絡禮儀，不外乎尊重和包容，雖然不是在現實世界中見面，會令人遺忘了一些與人相處的規則，惟尊重不應分線上線下，也不應該因著對方不在你的眼前而有所改變。

參考文章：

〈網絡禮儀〉。《燭光》，第130期（2020年1月），頁8–9。

（原文於2020年3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民陣召集人再被襲擊，《蘋果日報》以頭版上半版無格仔刊登〈岑子杰再遇襲重傷〉，封面大相血淋淋。同一宗新聞，同一張相，《東方日報》和《明報》則放在內版處理，《東方日報》將相片血淋淋之處打格，《明報》則將相片縮得較細，至於《am730》同樣放在頭版，但只放在角落位置，並選用了另一張相對較廣角的圖片刊登。

反送中抗爭至今已超過100日，當中大大小小的衝突，我們見到報章在每次抗爭後都有大量血流如注的圖片。有精神科醫生坦言因為事情本身十分暴力，所以呼籲巿民如果感到不適應該停看有關新聞。

我們也不禁問，如此血腥的大特寫，是否有必要放在A1版？而且是一張相佔了頭版的上半版。需知道如此排版放在報攤和便利店的櫥窗中，就是將暴力活現在貨架上，男女老幼無可避免地要直視暴力後傷者的模樣。

以往新聞從業員，特別是突發記者，容易拍到兇案現場，他們甚至比警察更早到，拍到第一手圖片，但因為圖片特別血腥，往往會打格、或將血液的顏色刷掉，或者將圖片縮小，減少恐怖的感覺。不過今日的傳媒卻可以振振有詞地說，相片本身早就在互聯網傳來傳去了，翌日才出的那種震撼感早就退卻，部份人甚至認為這種令人氣憤的事，就是要用這些圖片才能表達出來。

如果純粹以暴力程度來說，近月的示威者和警察的暴力已不斷升級，傳媒有責任做好守門員的角色把關。我們可以體諒部份網絡直播的片段，在直播當時較難去控制畫面中暴力的呈現方式，但作為之後才報道的電子和文字媒體，理應在轉載這些訊息時，小心考慮畫面。現在不論任何立場的傳媒，也有過份、甚至片面強調另一方暴力行為的情況。傳媒帶有強烈立場的報道，容易令讀者也因此而情緒激動起來。

傳媒是第四權，是用來監察政府，而不是用來賣弄血色腥的，事實上報章有很多方法和角度去描繪事件，應照顧未成年或情緒容易受影響的市民，減少他們在毫無心理準備下看到有關情境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亦有人質疑這是否遊行和選舉前的恐嚇，傳媒應盡量避免影響選舉的公平和公正。只有傳媒用冷靜而非煽情的方法去處理這類新聞，才能還我們一個冷靜和理性的社會。

（岑子杰將代表社民連參選沙田瀝源選區的區議會選舉，同區候選人包括公民力量的黃宇翰。）

這個6月，我們發現最多人看的，不是電視新聞，也不是報章雜誌，因為大家直覺上已認為不同的電視和報章也有自己既定的新聞角度、取材，內容亦不一定全面，於是大家都追求看「直播」。以前直播多是政府、政黨或其他受關注團體的記者會，由於最少也有好幾小時的通知和準備，媒體可以帶備直播的儀器，但今時今日互聯網發達，到處都是流動網絡，其頻寬足夠做高清直播有餘，於是開展不少示威遊行的直播，而且因著遊行路線很長，一個網台可能有三、四個直播點，以滿足巿民對事發現場資訊的渴求。

直播真的會讓你看得更多、更真嗎？很難說。以記者會為例，直播可讓你看到記者會整個過程，但之前之後各人的互動，或者之後的追訪，就未必在直播的範圍，最後你可能仍然會損失一些你想知和想看的片段。另外，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在6月初教協開記者會宣佈罷課時，無綫電視即時「拎走咪牌」，從這裡就可見即使有直播新聞也不等於有全面的新聞給你看。

由於對主流傳媒的不滿愈來愈深，很多人也會轉看網台的直播，特別是示威區的直播。記者一人拿著一部機，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直播般，將當時的情況描述出來。這些第一身視點的直播，相對很有現場感，記者有時還會看到觀眾的留言，與他們互動，或者走往觀眾想他們去的地點進行拍攝。這些主觀鏡頭第一個效果就是讓人覺得已經可以掌握現場的狀況，有網民更將這些不同的主觀角度放一起看，就更能看到整體的圖畫。於是大家對警方佈陣彷彿瞭如指掌，從多個角度看到的推撞就更加有證據去要求調查和追究。

不過，所有這些主觀角度其實也只是一個角度的視覺，我們難以判定這些資訊的真確性，在兵荒馬亂之間，我們容易受片面的影像影響分析，例如當記者視點看到警察突然全退，就已經直接質疑對方是擺「空城計」，到記者會當日即使警方如何解釋，那個「空城計」論調因此也不能洗脫，大量片面甚至只是一面之詞，就在這些不同的直播中出現，大家又再將這些片段以各取所需的方式剪輯，最後大家只能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難以有互信地尋求真相。

同時，又因為直播的鏡頭非常多，不少人不眠不休的看不同的直播，不敢錯過任何一個細節。中文大學醫學院精神科教授李誠表示，不斷看這些片段，很容易會產生極端情緒反應，隨時會有衝突畫面的直播會令人變得緊張、憤怒、絕望。他建議如果發現身邊有人情緒因此受困，應勸喻他要暫時停止看相關的直播，甚至暫停使用相關的即時通訊或者社交網絡等工具，減少自己再受刺激的機會。或者改用文字等刺激程度相對較低的媒體來吸收資訊。

媒體瘋狂，我們要有節制。

6月9日和6月16日，香港經歷了兩次大型的遊行，中間有一些抗爭遭警方驅散，及後有些不合作運動和示威活動。很多人認為這些活動令社會產生矛盾、撕裂、衝突，但如果大家細心觀察，會發現大部份人上班的仍然上班，上學的仍然上學，市容仍然大致和日常差不多，這些衝突只是局限在某些地方，不過由於傳媒聚焦報道，給大家的觀感和事件造成的影響會被放大了，多於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到很多麻煩。稍後，筆者將撰寫幾篇文章，分析傳媒處理新聞時的方向和限制，如何令受眾對一些事件和衝突嚴重性的觀感產生偏差。

在兩次大型遊行中，很多人問究竟有多少人出來遊行？大部份傳媒直接將民陣和警方兩個南轅北轍的數字列出來做對比，企圖說明對方有誇大／誇小其辭，產生矛盾的效果。但同時社會上其實有不同的學者用不同的方法來估算遊行人數，最先走出來的有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他按即時影像計算遊行人數，他對6月9日的部份估算甚至比警方的還要低，又由於邀請他做研究的機構「香港發展中心」為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所成立，是故其數字便容易被懷疑有偏頗，於是反對條例的陣營往往用揶揄的方式去恥笑他和警方的數字。[1]

同一組數字在相對支持建制的傳媒中，卻成為金科玉律，將之與民陣和警方的數字並列，並以科學計算自居，變相用兩個數字去質疑民陣的說法。[2] 面對非常誇張的差異，本地傳媒即使在遊行後多天，似乎沒有人再以往七一遊行般，認真的去處理人數問題。自2003年七一遊行開始就有為香港大型遊行做人數統計的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在接受路透社的訪問時，才道出人數差異愈大代表社會愈不信任的氣氛，同時亦表示他雖然之前有就遊行做人數科學計劃，但最近兩次並未能安排調查，但根據經驗，他作出了50萬人和80萬人估算，人數比民陣的低，比警方高。

事實上，對遊行人數的估計理應是傳媒追訪的焦點，因為人數的多少代表著事件的嚴重性，但似乎不少傳媒直接略過。一些非常親建制的傳媒，甚至直接放棄報道和理非的遊行，亦不報道任何遊行人數，改為報道一個由親建制團組成的保公義撐修例大聯盟發起的「護港安全撐修例大聯署」收集到82萬個網上聯署。先不談網上聯署是否有「水份」，這種將新聞完全封鎖的做法，似乎有欠公允。當然，換個說法，反對修例的傳媒，同樣沒有將這個網上聯署放在眼裡，要到最後有人查到這個聯署有「水份」才將之浮面。

傳媒處理新聞，有時最大的限制是，我們需要有消息來源，才能報道。就以今次人數之爭來看，如果沒有記者特意走去問葉兆輝，社會就直接少了一位專家提供可參考的數據。但同時，如果有人有心想做新聞，他就會特意用一些對自己有利的方法去數算遊行人數，然後發新聞稿，讓別人看到所謂的真相的另一個可能性。

遊行人數、網絡聯署，寫與不寫，如何寫，佔版面多大，全部成為報章議題設定的工具。今日香港，不同立場的人均懂得用這些手段去呈現另一個真相出來，我們作為讀者，除了依靠傳媒人作守門員，替我們把關及篩選外，更需要擦亮眼睛，看看不同的編輯室，篩選了甚麼給我們看。也要時常提醒自己，這個世界可以有另一種人，活在另一個平行時空，因為他們與我們接收的訊息，可能非常不同。

表：各界對遊行人數估算：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來者不善，這是今時今日很多人對傳媒的印象，從某個角度來說是真的，因為不少傳媒的確喜歡報憂而不是報喜，而負面和八卦新聞亦是不少讀者的興趣。正所謂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對於平時很少接觸傳媒的人／機構／學校／教會來說，一旦記者找上門，自然覺得凶多吉少！

1. 答定唔答？唔識答都要答！

當機構真的出了事，涉及負面新聞，大家必須有心理準備，今次無論如何是死定了，逃也逃不了，問題只是大家想「安樂死」，還是「死都唔安樂」！處理得宜，可以將傷害性減低，雖未必能逢凶化吉，說不定卻可以絕處逢生，贏回一些同情和諒解。而在大家決定如何回應傳媒之前，必須先了解幾個事實：

第一，既然事情已經發生，無論是否回應，基本上傳媒都會報道，問題是大家想在報道之中有本身的回應，還是只得投訴者／受害者單方面的指控，再任由傳媒自行演繹或推斷事件？先入為主是人的特性，一旦事情已被定調，將來想更正的難度便更高，因此，若心存僥倖，希望不作回應讓事件淡化，往往只會適得其反。

第二，不回應雖然弊多於利，但胡亂回應卻是愚不可及。很多時當遇上負面的新聞，一般人的反應都傾向否認，不過，你無法知道記者手上擁有甚麼資料和證據，而記者亦往往喜歡用「唧牙膏」的方式披露手頭上的資料，有時甚至會有意無意誤導受訪者，讓對方作出錯誤判斷，跌入記者預先設計好的圈套，令錯誤如雪球般愈滾愈大，亦令新聞的轟動性愈來愈大。因此，不要胡亂回應，因為只要回應的資料有誤，都會成為罪加一等的理由和歷史的記錄，若前言不對後語，甚麼「意圖掩飾」、「砌詞狡辯」、「大話連篇」……恐怕就是未來傳媒對自己的批評。更不幸的是在互聯網尋找資料極其容易，今日的社交媒體更喜歡不斷回顧過去，任何失言、失態、失禮都會在每日、每月、每年不斷被重溫。

第三，現時傳媒競爭激烈，搶先報道已不是電台、電視的專利，而是所有報刊和網媒的共同目標，因此，一旦有事發生，莫說不能留待明日回應，就算遲一兩個小時回應也未必可以。當然，若對方有的是獨家消息，反而可以爭取多幾個小時去準備如何回應。處理危機是爭分奪秒的事，正如某廣告所說，大家「唔使心急、最緊要快」。

第四，有危亦會有機，既然已經出事，若以真誠及負責任的態度回應，記者也是人，受眾也是人，人心肉做，良好的回應態度，起碼不會火上加油，甚至可以挽回一些劣勢。

2. 如何回應？句句都要屬實。

首先，坦白從寬、抗拒從嚴。雖然香港社會充斥著語言藝（偽）術，但公然說謊仍然是令社會大眾十分反感的事，由於旁人無法真正知道你的內心，因此，當你提供的資料不正確時，究竟你是說謊、胡塗、還是有所誤會已經無關重要，因為你已經為本來就不喜歡和不信任你的人，提供了有力的彈藥，可以大造文章，發動攻擊。所以，雖然回應傳媒是難以拖延的事，但亦毋須即問即答，若記者致電到辦公室，最好先由秘書或其他同事記下問題，並承諾盡快轉給負責人。若記者直接致電負責人的手機，而出事的又不是他本人的話，有一個初步回應是合情合理的，就是：「請詳細告知你的問題，我們會翻查手頭上已有的資料，並聯絡相關人士，了解事件的來龍去脈，盡快給你一個初步的回應。」若自己出事，未想好如何回應之前，暫時關掉手機吧！

接下來的黃金一小時十分重要，最好先找一些可靠及有經驗的人士商量，並盡快對問題有一個初步的了解和評估，包括有關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和人物，涉及那些相關的資料和文件。立即聯絡涉及事件的相關人士，了解他們的初步回應，所有資料應白紙黑字記低，不要單憑記憶，因為記憶在關鍵時刻往往是不可靠的。當勾畫出事件的基本輪廓，便要評估事件的影響，然後才決定下一步如何回應。若涉及刑事罪行，盡快聯絡律師是最合宜的做法。其實香港很多基督徒律師，每間教會、基督教機構和學校也應該盡快物色適當的義務法律顧問，以便在有需要時可以給予初步的法律意見，避免誤墮法網。

其次，「錯就要認，打就企定」。香港太多不願意承擔責任的高官和有權有勢的上流社會下流人物，市民對一些厚顏無恥、推卸責任的人特別反感。因此，若確定有關負面新聞是真實的，道歉已是必然的選擇。當然，很多人怕公開道歉是怕要負上法律責任、甚至涉及賠償的問題。其實，若事件涉及刑事，首先應聯絡律師，律師自然會教大家如何回應，告訴大家哪些可以說，哪些不可以說。而且根據普通法的精神，疑犯在未被定罪之前都應該假設是無辜的，因此，不應公開代當事人認罪。不過，對於發生了不幸事件應表達遺憾、難過；對受害人表示關心、慰問、願意盡力協助；承諾盡快委派合適的人徹查事件，或協助執法部門調查；若證實有人犯錯不會包庇等等都是應有之義。當出現負面新聞，有關機構是否願意公平公正處理而不是意圖掩飾是最關鍵的，在未弄清事件的細節之前，我們最重要的不是急於下結論，而是願意努力追尋真相。

第三，因時制宜，靈活應變。回應是必須的，但怎樣回應卻可以按本身的情況（包括掌握的資料多寡，應付傳媒的能力和經驗）以及用何種方式回應最有利而靈活考慮。例如：

i. 開記者會硬闖：若已掌握充分的資料，亦已與當事人溝通和有相應的跟進對策，並對回應記者提問有經驗或信心，能公開回應是最好的，問題是大部份教會和機構的負責人皆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訓練，開記者會硬闖傳媒佈置的地雷陣前宜三思。

ii. 發出書面聲明：好處是知多少就說多少，以及避重就輕，並且有一個本身對事件看法的歷史記錄，亦不會被記者問到啞口無言。但壞處是若聲明太簡單和含糊，整件事仍有太多疑團的話，便會惹來迴避問題、意圖掩飾的批評。這亦會留下很多空間讓記者盡情質疑。因此，在聲明裡，若有負責人或辦公室聯絡人的電話，讓記者可以跟進較為合宜。

iii. 逐間傳媒機構回應：對於缺乏應付傳媒經驗的人來說這是較好的方法。首先，當接到傳媒就某項指控來電要求回應，可由秘書或負責公關的同事先要求對方講述有何問題，最理想的是以書面形式提供問題，（當然應有心理準備記者不會預先告訴你所有問題的內容，總會預備一些問題，希望殺你一個措手不及。）不過，起碼讓你知道大約發生何事，牽涉何人，以便爭取時間翻查有關資料或與相關人士聯絡及了解詳情。之後準備一份載有所有已知資料的「貓紙」，以便在回答問題時隨時翻查。最後，再想一想記者就有關事情可能會提出甚麼質詢，自己又應該怎樣回答。逐間傳媒機構回應的好處是可以令自己不斷改進，就算對第一、二間機構回答得不好，對第三、四間時仍有機會補救。若有需要，可再致電之前那些傳媒作補充。

iv. 盡量電話回應：用電話回應的好處是對方看不到你的表情，你就不會那麼緊張。另一方面，你可以預備很多相關資料、以及有同事在身邊為你隨時翻查資料。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時，甚至可以表示突然有要事（這也不是說謊，因為弄清楚事件才回答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或需要翻查資料，轉頭再覆對方，然後就從容不迫地掛線，爭取時間弄清對方的問題及商量如何回應，這是開記者會和接受現場採訪所沒有的優勢，對缺乏面對傳媒經驗的人和對事件詳情仍然不清不楚的情況特別適合。不過，對一些電子傳媒來說，當然希望有聲有影，要求當面採訪。為了挽回公眾的信任，有時亦難以迴避，可考慮將這些訪問放在較後位置，先累積一些回答其他記者的經驗，找出大家的關注焦點，並想好一些精簡而且重要，能概括事件的重點（sound bite），若察覺對方已有一些預設立場，更要不斷重複自己的重點，而在鏡頭前不要和記者爭拗，因為這不是直播節目，刪剪權在對方手中，爭論只會有害無益，因此，無論對方怎樣詢問，有幾句標準答案是可以不斷重複的，例如「唔肯定，詳細了解之後再覆你」、「涉及有關人士的私隱，不可以隨便公開」、「有些疑問要先諮詢律師的意見才能作答」、「有甚麼進一步行動和回應？要先開會商量，一有決定會立即公佈」。

最後，大家必須明白，連特首、誠哥都沒有辦法控制記者怎樣報道，阻止某些傳媒作人身攻擊，大家在傳媒面前不要自作聰明了，應該老老實實，雖然不是每一句都必須回應，但回應的每一句都必須基於事實，既然不幸的事件已發生，誠懇的態度起碼可挽回公眾一些同情。回應傳媒的策略得宜可以有助止血，但不能令大家「當冇事發生」！惟有知難而進，才有機會在傳媒的地雷陣中僥倖逃生。

兩個月前，小編在本欄訪問了兩位朋友，他們透過交友app（手機應用程式）認識，之後拍拖結婚收成正果。不少人驚訝問：明光社為何「鼓勵」網上交友，並訪問成功例子？明光社明白面對新世代，網上交友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生活部份。在網上交友和在一般社交場合交友一樣，其實都得小心謹慎。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社交場合交友，從來都有界線和分寸，理論上就不會在網上交友時失守，但假若大家有雙重標準，則有可能遇上不同的問題。

阿強（化名）早在20年前的聊天室和討論區時代，就相約網友舉辦網聚。他說：「以前好簡單，有相同興趣的人就聚集在一起，互相確認對方的網名，實際上也不會問對方真實姓名。大家就著相同的話題聊天，有些後來發展成為固定的聚會，另外一些隨著人來人往就會分成不同小圈子，或者無疾而終（沒有再聚會了）。」

阿強參加的圈子，多數是一些「興趣小組」，由玩遊戲，攝影，唱K，砌模型，甚麼都有，也會互相幫助。他說：「有相同興趣的人這樣聚集在一起，就興趣而聊天，互相交流心得，也會搞些與興趣無關的『吹水』，糖水活動，難得志趣相投的朋友，大都十分珍惜這些情誼。」

這些興趣小組發展到今日，不少人即使平時沒有參加甚麼網絡活動，也會自己組織網上群組，例如居住同一區的朋友會聚在一起，透過群組交流區內資訊；有的父母會去找與子女同一天出世的小朋友群組，之後一起搞生日會；喜愛製作某些小手工的，會在群組分享自己的作品；購買某一個型號汽車的人，也有自己的車會網絡群組。這些群組除了交流心得外，近年更興起組員一同購物的風氣。

負責管理其中一個這類群組的阿德（化名）表示：「群組只要集合好幾百人，發起團購的話，因為興趣相投，容易成團，拿著幾百個名字就直接交給總代理，可以拿到一個更好的價錢買相同的東西，有些代理商更會直接到我們的聚會推銷產品，因為他們的目標客戶，十居其九其實已經集結在我們這些群組了。」

不過，這種「因利益而結合」的關係，不很穩定。例如新生嬰兒群組，初時會有很多公司來推銷嬰兒產品，但孩子長大後，各人的需要不同了，群組自然流散；一些搞團購的小組，後來發現產品出現問題，事情鬧大了，一起買東西的人會感覺自己被連累，也不願意再參與群組活動。部份群組後來更發現原來搞手就是透過這些團購活動賺錢，或從買方和賣方中間獲得好處，令事情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們認為加入網上社群，或者在網上交友時，宜先留意整個社群的方向、目標和互動模式，例如群組是否會辦團購，還是純粹聊天，會否有網聚，活動的內容是甚麼等。在聊天過程中，和一般交朋結友一樣，要了解群組聊天的內容。一旦遇上大家未能接受的內容，要考慮是否繼續討論或者退出。如果要在當中消費購物，更要留意其中的使用條款、保養等問題，畢竟只是群組代購，售後服務可能也只是群組「捱義氣」代為處理，貨品沒有原廠保養，大家得衡量一下當中的利害。

網上交友是一件開心事情，但也要小心為上，以免受騙。如果大家能加入一個好的群組，可以認識很多有趣的朋友，擴濶生活圈子，未嘗不是一件樂事。

對於近日發生的屯門三屍慘劇，筆者深感哀痛。對於有部份報道將三名死者的樣貌公開，並使用「女疑兇」一詞去描述懷疑自殺的那位女死者，並將事件定性因為她飽受濕疹困擾才導致慘劇發生，筆者感到這種做法並不恰當。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以往曾於2004年出版過一冊《探討傳媒對自殺的影響：自殺新聞報導建議》，[1] 由於新媒體的變化，他們於2015重新出版一本名為《自殺新聞報導及網絡信息發布實用手冊》，[2] 為傳媒工作者處理有關自殺的新聞或訊息時，提供一些指引。

以下是一些在手冊裡曾提及的原則及建議，在今次事件上，是值得媒體再次注意的：

1）保障私隱及顧及高危人士潛在危險：傳媒工作者在報道時應盡力減少造成傷害的可能性，要尊重自殺事主及家人的私隱，避免增添他們的傷痛，避免向自殺死者所屬的群體（包括網上群組）、居住的地方貼標籤，造成污名化，令他們承受重的心理壓力。[3]

2）在選題與編輯方面：除非涉及公眾利益或重大公眾關注的事件，避免將自殺新聞刊於頭版或傳媒網站首頁，盡量避免使用特大字體標題；另外，亦應避免自殺方法或單一自殺原因放在標題上。[4]

3）報道內容方面：避免詳述自殺方式、過程，及如何獲取自殺工具之細節；避免將自殺原因簡單化。[5]

4）圖片及影像：因為受眾廣泛，避免刊登自殺者相片，如涉及公共利益而需要使用相片，宜採用「打格仔」方式淡化；避免標籤自殺地點為自殺熱點；避免以設計圖片及動畫去描述自殺方法、過程、場景（與自殺相關的設計動畫亦應避免）。[6]

5）網站方面：避免把自殺新聞列為網站首頁及推薦熱點；避免在自殺新聞之間建立相關鏈接。反之應將自殺新聞鏈接到相關防止自殺團體或精神健康服務網站。[7]

列出有關原則及建議，是因為筆者於網上看到不少報道，都未能符合前文曾提及的部份指引。為了尊重幾位死者及他們的親人、鄰舍，並減少對公眾造成負面影響，避免增加情緒不穩人士的壓力，希望媒體日後在報道有關的新聞時，可以參考報道自殺新聞的指引，並作出恰當的報道。

延伸閱讀：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與你同行WeCare」網頁，2018年，https://wecare.csrp.hku.hk/，2018年6月20日讀取。
 

香港的電視廣播在1957年開始，首先出現的是提供有線電視廣播服務的「麗的映聲」，當時麗的呼聲電視（後改名為亞洲電視——ATV）還是黑白影像的播映。因著香港引進了無綫電視科技，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於1967年開始了無綫電視（TVB）的中、英文台的免費娛樂和資訊啟播，並在同年開始提供彩色的廣播。因著無綫電視技術發展趨勢迅速，麗的映聲亦於1973年轉以無綫廣播技術播映。

當時靠不同地區的發射塔轉發電視訊號予接收器，各家各戶為接收更好的訊號，都會於大廈天台加上「魚骨天線」，這些景致都可謂當時的一種集體回憶。

兩台追逐收視

及後佳藝電視於1975年短暫出現，3台以百集長劇和武俠劇集互相爭奪收視，但佳視可能因起步太遲，不到3年便倒閉。亞洲電視與無線電視就繼續為香港市民提供免費電視服務，為了賺取賴以生存的廣告費而繼續作收視爭奪戰長達30多年。在這數十年間，兩電視台為求收視，都可謂出盡法寶，創作了不少經典劇集及綜藝節目，亦大量推銷到海外，特別是華人社區。另外，亦不斷引進外國的遊戲節目和劇集以增加新鮮感。

技術進步與收費電視出現

在1990年代，開始發展立體聲及多聲道廣播等，免費的衛星電視及收費的有線電視也先後於1991年及1993年開始啟播。因著網絡及寬頻等傳播技術慢慢成熟，電訊盈科亦推出now寛頻電視，於2003年開始以收費形式提供寬頻網絡傳送資訊及節目的服務。

而電視傳送方式的進步，全球的電視廣播開始走向數位化，多個發展國家已推出數碼地面電視廣播，以及高清晰度電視，收費的有線電視更率先於2001年將電視訊號轉為數位訊號廣播。而亞視與無線，亦和另一收費電視Now寛頻電視一樣，於2007年底前開始了標準清晰度或高清晰度的數碼地面電視廣播服務。

一台獨大

進入2000年後，亞視除了以遊戲節目《百萬富翁》短暫勝出外，其他時段收視一直被無綫拋離，而無綫當時亦有不少深入民心的經典劇集，如《男親女愛》、《戇夫成龍》、《金枝慾孽》及《溏心風暴》等。不少劇集更因為首輯大受歡迎而繼續「食住條水」，續拍第二、甚至第三輯。這種做法，在外國亦十分常見，如美劇《老友記》(Friends)、《權力的遊戲》（Game of Thrones)及《身前身後》（Six Feet Under)等，都拍上了5至10輯不等。

另外，不少觀眾都有慣性收視的習慣，「睇慣咗」無綫，一按著電視就是第一台，別台的節目拍得多好，也難以超越，所以無綫亦被稱為「大台」。也由於高收視，往往就會參考以往成功的橋段，翻炒再翻炒，所謂「橋唔怕舊，最緊要受」，但長期靠著「食老本」的方式又或是抄外地成功劇集的橋段，一旦遇到新時代衝擊就會容易跌倒。

新競爭者的加入

2009年除了政府讓香港電台可以開設獨立免費數位電視頻道外，廣播事務管理局宣布免費電視牌照，城市電訊（香港電視網絡——HKTV）、有線寬頻（奇妙電視）及電訊盈科（香港電視娛樂——ViuTV）都有提出申請，欲成為免費電視台，令香港的電視競爭及質素提升。

而當被稱為「永恒」的亞視，最後由於經營不善而不獲當局續牌，更拖欠薪金，最終於2016年4月2日零晨「熄機」，終止地面電視廣播。取而代之，香港電台立即於其中、英文模擬電視頻道提供節目。而ViuTV亦接收了亞視的數碼廣播頻譜開始啟播，其提供的節目，如實況娛樂《帶著矛盾去旅行》、外購的資訊節目《恐怖醫學》與自家製劇集《瑪嘉烈與大衛系列：綠豆》，都曾製造了不少話題，並吸引不少觀眾收看。而奇妙電視亦已於2017年5月正式開台，提供24小時中、英語的綜合頻道。

能在這小市場中生存絶不容易，因為據報道指ViuTV進場一年已虧蝕了接近兩億，而奇妙電視與香港電台兩台的電視廣播節目亦似乎未見獲高收視。

科技繼續推動——網絡與網絡電視

上述所說，現在播放的免費電視台：無綫、香港電台、ViuTV及奇妙電視都是單向娛樂，即播放時間由電視台決定，作為觀眾，只能揀由不同的電視台安排好的節目。

但這些年，互聯網令人們的習慣改變了，有報告指出不少人於網上看資訊的時間多了，放在廣播電視時間少了。因為甚麼時候看和看甚麼網站、節目，都可以自己挑選，正所謂「有得揀，先至係老闆」，而網上亦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視頻，除了在Facebook、YouTube播放各式短片、細電影外，香港亦有不少私營免費電視節目播放服務的網站，如ViuOTT、樂視、香港電視網絡（HKTV）、毛記電視、龍耳電視，甚至最後復活的亞視OTT等…… 它們都可以讓人接觸到短片、電視劇、電影、社會現況等資訊。在網絡上的選擇多了，自然收看電視廣播的時間就會減少。

眼光的改變

所謂「觀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當可以自由下載看到許多精彩創新的英、美、日、韓和內地劇時（有時還可以一次過瘋狂下載多集「煲劇」），自然會對大台的劇集提不起興趣。尤其是新一代，根本沒有「食飯就坐定定睇電視劇」的習慣，人人食飯就看手機。大台亦有面對現實，反省節目內容之餘，亦發展網絡電視的收費平台（如myTVSuper）及尋索合適港人的網絡廣告播放模式（如植入於Big Big Channel 的KOL、藝人直播及有趣短片中的廣告）。

愈來愈小的餅？

電視廣播業還在適應科技的推進，面對趨勢在走向網絡平台，觀眾投放到免費電視廣播節目的時間相信會越來越少，這塊餅會變得愈來愈小，如何努力吸引觀眾坐定定是一種挑戰；新進入戰場的電視台，如何可以打倒慣性收視，搶到觀眾支持，是一種挑戰；與大資本式萬馬奔騰、壯麗場境的億萬製作競爭，是一種挑戰；如何以合拍形式與內地或海外合作，而又可以拍回港劇味道，是一種挑戰；如何令港劇於外地賣埠，與韓劇、內地劇爭一席位，是一種挑戰；如何可以拓展網絡群眾，與國際性的網絡電視（如Netflix）競爭，令國際觀眾都可以透過網絡支持港劇，賺回資金繼續發展自家港劇，亦是一種挑戰……

看過ViuTV《綠豆》、《三一如三》，亦看到去年無綫的《踩過界》、《降魔的》、《誇世代》，都是不俗的創作，但如何吸引觀眾繼續支持粵語港劇及充滿香港特色的劇集，是所有電視製作團隊未來的嚴峻挑戰，因為關乎的不僅是收視的高低，甚至是生死存亡。

參考資料：

1. 潘惠蓮，〈回顧香港的無綫和彩色電視廣播誕生〉，《傳媒透視》，網站：http://app3.rthk.hk/mediadigest/content.php?aid=2124。
2. New Media Habits for TV User Groups, TV and Media 2016, Ericsson Consumerlab. Website: https://www.ericsson.com/assets/local/networked-society/consumerlab/repo....
3. 〈沈帥青：港台收視欠佳 公共廣播怎改變？〉，《香港經濟日報》，網站：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55416/沈帥青：港台收視欠佳%20公共廣播怎改變？
4. 〈港台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　《鏗鏘集》居首　奇妙電視「包尾」〉，《香港01》，網站：https://www.hk01.com/港聞/137756/港台電視節目欣賞指數調查-鏗鏘集-居首-奇妙電視-包尾-

根據最新的報告指出，對比2013年及2016年香港的電視廣告收益，由134億元減至119億元，跌幅為11%。[1]　相信與每日收看電視的市民在這幾年間跌至七成左右有關，而時間亦由每日3.2小時減至2.3小時。科技進步了，大眾選擇收看節目的途徑增多，網絡上容易收看各類節目，人們很自然會少了時間看電視，媒體的廣告費亦有不少轉而 投放在社交平台——如臉書、關鍵意見領袖（KOL）或微電影等形式中散播。電視除了加強現時電視節目內容以吸引廣告外，亦要另找尋生存渠道。

4K劇集不能只有「殼」

我們在前已有討論過電視台的步伐是一直跟在科技的發展往前走及改變的。現時香港的電視台的步伐又正在做什麼呢？作為龍頭大哥，TVB於2017年5月才開始播放首部4K全實景拍攝製作的劇集《不懂撒嬌的女人》，強調斥巨資在香港、上海的購物商場作實景拍攝，而當時劇集亦因為涉及中、港、台三地女性的分別，而引起了大眾一時的討論及收看，但這類反映社會現況的劇集不多。之後，就算還是以4K實景拍攝的《賭城群英會》及《溏心風暴３》等，亦因為內容乏味、因循，而未能維持較高的收視。

其實4K拍攝，早於2014世界盃已有，2016年Netflix都有4K資訊、NowTV亦與Samsung合作有Now One機頂盒點播4K節目……[2] 隨著科技發展，追求視覺的美與高解像度，實在是必要的了。然而，要吸引觀眾的追捧又豈能只靠視覺？

「同步」增加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

除了劇集，電視台晚間時段亦提供了不少飲食、旅遊或健康資訊等節目。但這類節目，亦和劇集一樣，可以隨時上網收看，卻很少提供可與觀眾同步互動的節目。如果能讓觀眾即時透過網絡作互動，參與遊戲節目，令觀眾黏著螢光幕的吸引力會大增。就如台灣，吸收了網絡平台節目的成功經驗，於是與電視台合作製作跨螢互動益智節目，「內容將會在直播平台與電視同步播出，網友可透過App與藝人共同答題過關搶獎金，留言討論也會被選取至攝影棚內的大螢幕上。」[3]這種遊戲方式涉及電視節目的播放與手機應用程式同步，並加上高度穩定的網絡連線。就能讓用戶「黏著」電視節目的播放時間上線，並於任何地點都可參與遊戲。明顯地這和創意運用科技及節目製作成本等方面都很有關係，是一種可以為電視這傳統媒體帶來更多年輕觀眾的做法。

而造星節目方面，如韓國的《Produce 101》及內地的《偶像練習生》，他們都有讓觀眾參與推選自己支持的年輕人成為偶像新女團、新男團。在這種有份參與及支持偶像出道的過程，會令觀眾投入度大增，並更易在偶像團隊（如I.O.I、Wanna One）組成後，更投入支持這些藝人。

靠大數據集合碎片

互聯網令人們容易選擇自己喜歡的內容，不用再必需要跟隨「大圍」去走，也是所謂「碎片化」的情況開始發生。觀眾甚至可以「碎裂」至完全不看大台節目，過往這種大眾傳媒的影響力亦正日漸遞減。而只於網上「煲劇」、看電影的人，相信大有人在。而按統計數字來說，有42%的人現在所花於看電視連續劇的時間比起他們五年前所用的時間為多，[4] 更稱一些懂得爭取時間煲劇的朋友為「煲劇跑手」（Binge Racer）。根據Netflix的統計，香港跑手人數是亞洲區的第五名，[5]還偏向愛好30分鐘內、節奏明快的劇集，連煲劇的速度都較快，三兩天已能看完一整季的節目，這結果符合香港人急速的生活節奏。

以上的資料其實在顯示，人們不是不再「煲劇」，而是更懂得善用時間於他們有空閒的時候，揀他們認為「值得煲」的劇。Netflix、Hulu及Amazon 這類OTT平台[6]提供了全球如海量般的劇集、電影……而且，他們因為於網絡平台上擁有觀眾收看節目的喜好和時間等大數據，更有利於統計及分析及提供未來製作、訂購劇集的方向。

別忘了內容才是王道

使用科技，得到的數據用作製作更好的節目，還是拿去吸引廣告商？看到大台斥資做Big Big Channel、myTV SUPER機頂盒、OTT，跟著潮流去做，甚至會有課金制度、廣告宣傳配套，短暫的利益可能不少。但見它過份地「力谷」這些新成立的網上渠道，連電視節目的內容都讓位給Big Big Channel作宣傳，[7]期望吸引更多人登記成用戶，卻忘記了電視台要做好電視節目的內容才是重點。[8]

面對著網絡上的推陳出新，若只跟隨外地的應用程式及節目提供的技術，那只是跟著別人後腿跑，[9]失去主次及方向。如將情況套到傳媒訊息傳遞的層面上來看，面對科技進步，人們的意見、思想卻走向碎裂的方向，吸收資訊亦同樣要求速度、方便、感官刺激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可以有效、恰當地傳遞既具吸引力，亦能有質素的內容呢？

科技帶領潮流，亦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習慣。不知不覺，在這幾年間，手機成為了我們娛樂和吸收資訊的重要渠道。

根據2017年度一份由愛立信發佈，有關電視與媒體的國際性調查，訪問了來自13個國家的20000個網上訪問，代表超過10億人的網上行為習慣，地域包括中國、台灣及南韓等多個亞洲重要地區。[1]報告顯示越來越多人會在不同的設備去看資訊，而用手機看電視或短片的人達七成，比2012年的時候增長了一倍。而當中的五份一人，每週更會花達六小時在手機觀看電視及短片。

而在年齡層上的行為習慣分別亦甚大。16-19歳的年青人會花多於一半的時間在看自己挑選的節目上；而對於60-69歳的長者來說，他們仍舊是以看電視現場節目或電視台已安排好了的節目為主，佔他們看電視節目的八成時間，情況與2013年相若。

由於行動設備(Mobile Devices)可方便使用者不在家時都看到節目，再加上可以自己挑選喜歡的節目觀看，16-19歳每週平均會用33小時看節目，對比各個年齡層，花的時間為最多。而總的來說，有42%的受訪者承認他們「煲劇」的時間比五年前多了。

而習慣以手機為主要觀看電視及短片工具(Mobility Centric)，或習慣會在身處的地點便會轉變方便自己觀看節目的工具(Screen Shifter)的人們，都在按年不斷地在增加中，相比起十年前，升幅分別為4.4倍與1.4倍。而這兩群人花費金錢在自選電視節目及短片服務的金錢，相對於其他人多。

雖然「有得揀，先至係老闆」，但人們往往會花很多時間來挑選節目，去年就有13%的觀眾，平均每天會花達一小時去挑選節目！而根據2018埃森哲數碼消費者調查報告，訪問了約21,000名消費者發現，觀眾開始厭倦數碼遷移(Digital Migration)，約八成半的消費者是不想轉變觀看的OTT(Over The Top)電視付費訂閱服務（Subscription Service）。[2]而愛立信的報告亦指出，一個方便大家搜尋自己喜歡的節目的系統，是現時大家迫切所需要的。

從上述的數字來看，人們已轉為趨向使用行動設備來觀看電視節目，尤以年青人為主；但亦因為方便了，使用的時間、被吸引去「煲劇」的時間亦會拉長。而「有得揀」時，卻因為時間有限，大家就會花大量時間去揀看什麼才好，可見「內容才是王道」。有質素、娛樂性高或具創意的節目才可以獲得更多觀眾挑選及支持。

「＃MeToo 」這標籤源於本年10月於美國幾十名女性指控一名電影公司創辦人及製作人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或性侵的事件，其後荷里活其他曾有相同遭遇的女星也相繼說出類似的經歷。在「Harvey Weinstein 性騷擾事件」後，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這個「＃MeToo 」標籤，女演員Alyssa Milano鼓勵女性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被性侵犯的經歷，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原來有不少人，包括知名人士、男性，都曾遭受過性侵犯或性騷擾的傷害。

這標籤牽起的漣漪更是國際性的，不少各地名人、政黨議員也相繼被揭發曾性騷擾拍檔、下屬，侵犯者因此要道歉、甚至失去名譽及群眾的支持，可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當曾被性侵犯的受害者見到其他的受害者都能勇敢站出來，自己都可以打破沉默站出來指出罪行，並放到社交平台上發佈，其影響力真的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被侵犯者，或目擊案件者，我們一向都認為不要啞忍，要告訴可信靠的人，甚至報警。而對學生來說，他們可能還年幼，未必會有膽量去揭發事件或說出來，家長、老師、社工或朋友當察覺受害者的情緒、行為有異，都可以關心他們，鼓勵他們把發生的事件說出來，並將侵犯者繩之於法。

能夠站出來說自己曾受傷害，是一種勇敢的表現，但究竟要在哪裡說出這些經歷？說多少？面對著可以信任的人或執法者，我們當然建議可以勇敢地直說一切，讓自己的傷害、不快、被侵犯經過，可以被了解、記錄，令侵犯者得到相應的懲處，自己的傷口不用自己獨自承受，這當然最理想。

勇敢站出來抵制性騷擾及性侵犯的事件，阻止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是值得欣賞的。但互聯網、社交媒體，在這個公眾平台說出自己被侵犯的經歷，情況就好像拿著一個「大聲公」，向公眾說出一些極隱私的事，這些聽眾/觀眾什麼人都有，既有心地善良的，也可能有惡毒心腸、落井下石的人，真的不知道會收到怎樣的回應，部份網民未必會如你的朋友般會關心、幫助、體恤你的難處及情緒，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或批評可能會對受害人做成二次傷害 (因為FB產生的控訴力愈大，對自己的殺傷力亦可能愈大)，因此，互聯網並非一個理想的地方去詳細公開受性侵犯的經歷。

即使受害者們認為在網絡上公開說出「＃MeToo 」面對過去的傷害並無不妥，也實在沒有必要把受侵犯的經過在社交媒體中說得巨細無遺，免得被人任意消費。

而作為網民，如見到有受害者站出來，也應該尊重他們的分享，無論分享得多與少，也不必去追問太多或作出推敲，甚至群起去欺凌被指為性侵犯的人，對性侵犯者最好的懲罰就是將其繩之於法。我們應該鼓勵受害人去尋求警方或可信賴的人協助，讓埋藏在心底的傷口可以平復，讓事情可以早日告一段落。

據網上資料，這場運動已伸延至世界多達八十多個國家，希望藉著這運動讓大家了解性騷擾、性侵犯事件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生，不能無視事件對人的傷害，亦讓人有勇氣去指出罪行。而不同的機構、各地的政府部門都應開始正視問題及改善措施、政策，對各方都能作出保障，不再容讓這些令人髮指的事情繼續在社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