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虧待神和人── 阿摩司書的啟示

為甚麼基督徒要環保？答案很簡單，因為神一開始便把大地及一切的生物交託人類，要求人好好「管理」它們（創一26）。「管理」一詞在希伯來文帶有統治、控制、支配的意思，在希臘文聖經中所用的詞語同樣帶有統治及帶領之意。《和合本》、《新譯本》、《呂振中》及《思高譯本》都將該詞譯作「管理」，《新漢語譯本》（試讀本）則譯作「管轄」，英文譯本的翻譯更貼近希伯來文，NIV將它譯作“rule over”、JPS、LXE、NRSV則譯作“dominion over”，除了管理及管轄，我們可以把它譯作管治或治理。

神賜予人類管理之責

人之所以能治理大地及其上的生物，在於人有神的形象及樣式（創一26），神賦予人獨特的身份，以至人可以代表神，如王者般治理大地。[1] 人雖然比天使微小一點，卻有榮耀尊貴的冠冕，萬物都被放在人的腳下（詩八5-8）。神也要求人去「征服」大地（創一26、28《新譯本》），但這並不代表人類可以為所欲為，隨從己意剝削及奴役地球的生物，因為神才是創天造地的那位，祂也是一切萬物的主宰（創一1-31；參申十14），人類沒有土地的真正擁有權，神對受造物有完全的主權，一切都按祂旨意及心意行事（參耶十八1-10），所以，我們只是受命去治理大地。至於如何治理？當然要跟從創造主的意思，祂如何看待祂的受造物，人類就當如何管理。

創造主視其他生物也是好的，牠們如人類一樣被神賜福要繁衍增多（創一21-22）。洪水之後，人類可以宰殺動物充饑（創九3），卻不可以苦待動物，因為天地的主不但看顧人類，也看顧其他生物，祂餵飽獅子（伯三十八39-40），也為烏鴉（伯三十八41；詩一四七8-9）及其他生物（詩一零四24-28；太六26）預備食物。神設下律法，除了確保祂的子民得到保護和合理對待之餘，亦要確保其他生物得到保護，例如「牛在場上踹穀的時候，不可籠住牠的嘴」（申二十五4）。另外，如果人在路上遇見鳥窩，鳥窩或是在樹上，或是在地上，裡面有雛鳥，或是有蛋，母鳥伏在雛鳥身上，或在蛋上，人就不可連母帶子一起取去，總要讓母鳥飛去，只可以取子，這樣人就可以得著好處，「得享長壽」（申二十二6-7《新譯本》）。十誡中指出兒女要孝敬父母，這樣他們便可以在神所賜的地上「得享長壽」（出二十12《新譯本》）。申命記二十二章7節與出埃及記二十章12節都提到了「得享長壽」，在希伯來文聖經中，這兩處使用了同一個詞，可見在神眼中，孝敬父母與維護生態平衡都是相當重要，以至祂樂意賞賜那些願意如此行的人。還有，動物也如人類一樣，可以享受神所設立的安息日（出二十三12）。

神的拯救臨到一切受造物

神拯救人類，也拯救整個大地及其上的一切。神決定以洪水毀滅大地，除了挪亞一家，其他受造物也能進入方舟（創六18-22）。洪水過後，神主動提出的彩虹之約，主角除了挪亞一家及其後代，還有跟挪亞在一起有生命的活物（創九9-10《新譯本》）。神本來要毀滅尼尼微城，但最後神的恩典憐憫不獨指向著尼尼微城人，還有其中許多牲畜（拿四11）。基督的救贖也是如此，祂要拯救的不單是人類，也關乎整個宇宙（西一20），讓萬物失落的秩序可以被調整過來，[2] 在神所應許的新天新地中，給人類看到一幅整個受造界都重拾平安與和諧的圖畫（參賽六十五17-25）。[3]

彼此依存的關係

人與大自然同樣是神所創造的，大家都是彼此依賴，互相影響，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4] 一開始，亞當為各樣動物命名（創二19-20），而人類的行為，更直接影響其他生物。始祖犯罪，使後人不能住在伊甸園之餘，也使大地長出荊棘和蒺䉫（創三18）。而因著不義的人類，大地及其他生物也一同受害，承擔被滅的後果（創七17-24；何四1-3），[5] 被造的萬物都在一同痛苦呻吟，等著最終的釋放（羅八19-22）。

值得留意的是，神創造世界，先把「全地上結種子的各樣菜蔬、和各樣的樹、樹上有果實結種子的」賜給人類作食物（創一29《呂振中》），洪水之後，神才把「活著的動物」賜給人類作食物（創九3《新譯本》）。雖然我們現在還不太明白為何洪水之後，神才容許人吃肉，但可以肯定的是，神刻意讓人類與大自然及其他生物之間，存在著緊密及奇妙的連結。是神吩咐「地上要長出青草、結種子的蔬菜和結果子的樹木，各從其類，在地上的果子都包著核！」（創一11《新譯本》）不過，在神的設計中，還是需要人類殷勤地耕種大地，照料好人類自己的「食材」，以確保食材有優良的品質、種類繁多，以及供應不斷（創二5）。這樣，才能保證人類可以進食到不同種類及安全的食物，令自身吸收到均衡的營養，有利於身體健康及正常的發展。[6] 人類如何對待大自然，大自然便會怎樣回饋人類。

基督徒要如何治理大地？世上有不少統治者，利用權利滿足私慾，但從神而來的統治卻不應如此，這位統治者應該堅守著神聖的原則及公義，成為仁慈的統治者，善待大地及一切生物，能促進治理對象的和平及繁榮之餘，自己也能與牠們好好相處，[7] 因為我們的神也是如此對待我們。

「耶和華善待萬有，他的憐憫臨到他一切所造的。」
（詩一四五9《新譯本》）。

	正生書院已完成了她的使命
	（時代論壇．12-6-2024）
	政府指若正生會保證銀行戶口解凍後資金用於書院運作 警方願意配合
	（無綫新聞 ．12-6-2024）

正生書院事件的發展，最令人痛心的是仍然留校的學生和老師的困境，以及對教會和慈善機構誠信造成的傷害。而身在海外的關鍵人士一直不願意對外界的質疑作任何公開及詳盡的回應，以及用之前的捐款協助學校解決財政困難，更令曾經因為受前校長的言行感動而捐款的各界人士十分氣憤，大家為了支持正生書院而捐出的款項，未經捐款人同意而將款項調往海外；而調撥的過程之中據說曾透過私人戶口轉款，這對於任何免稅慈善團體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就算最終如數轉往海外另一些慈善團體，誰敢保證在調撥的過程之中，有關人士不會用作私人的周轉？而當中涉及的利息亦可能不少，但真實情況如何，公眾到如今仍是毫不知情。還有就是當正生書院陷入財困，老師多月未能支薪，為甚麼不將已調往海外的資金調回香港應急？作為前僱主、前上司對受影響同事的困境袖手旁觀是毫無道義的行為。若果調撥有甚麼重大的困難，亦應向公眾（特別是捐款人）作出解釋，所有捐款都不是機構負責人的私人財產，一切運用應與機構成立時的章程和捐款人指定的項目相關，並且要符合慈善團體的稅務條例，而個人的領受或良好的動機，並不是違反上述要求的合理原因，除非當事人是以個人的財產去開拓新的事工。

任何人（包括基督徒）若果有一些新的領受，想開設某些新的事工、甚至新的機構，都應該清楚向捐款人說明，並確保按照承諾辦事，不能簡單一句向神交代就可以蒙混過去，這是作為慈善團體負責人和基督徒應有的誠信，沒有誠信，過往一切做過的好事都會被質疑，因為別人無法知道你的內心，而只能以你的言行來評價你。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子錯落盤皆落索，若當事人真的問心無愧，應盡快公開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並回應外界一直以來的種種質疑，以及向受影響的師生和捐款人道歉。雖然正生會前主席和一些前董事、以及正生書院前校長在整件事情的處理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亦充滿疑點，但同學和老師是無辜的，而正生書院服侍有需要同學的方式亦是十分獨特，暫時看不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學校和方式，應盡快在全新的董事會帶領下，與之前受質疑的行為劃清界線，解凍有關的戶口，令學校可以按照過往的方針，公開及透明地繼續運作，也讓公眾可以仔細觀察，以恢復公眾的信心，一切應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

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引言
從小到大，筆者從來未曾對左翼思想、自由派產生過愛慕或者興趣，雖然我認同追求社會公義、追求人人平等、反歧視、反壓迫……等價值觀，不過，要實踐這些理想，並不一定需要在左派的框架下進行。筆者對左傾思想有所保留的原因之一是：這種進路將社會現象過度簡化，世界上彷彿只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歧視者和被歧視者、有偏見的人和沒有偏見的人。簡單地說，非黑即白；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若果我不同意或者批評他們的說法、做法，或者事情的結果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他們便會說持異見者對他們有偏見，甚至歧視他們。弔詭的是，到頭來他們可能會採用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

結果與人口比例不符是歧視嗎？
一直以來，美國自由派人士都抱怨，以人口比例而言，女性和某些少數族裔在科學、科技、工程、數學（STEM）領域的代表性嚴重不足。2020年，女性佔所有美國電腦和資訊科學家的20%、工程師的15%、數學家和統計學家的13%。在電腦和資訊科學中僅有6%是黑人、在工程方面有4%、在數學和統計學領域則有3%。在以上三個範疇中，西班牙裔分別佔了7%、5%、4%。

自由主義者聲稱這是一個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造成這「不公平」現象的原因包括了偏見與歧視、資源不平等……的確，輕視女性的大男人主義者是存在的，整體來說女性在科學和工程職業中只佔少數，但在某些科學領域，女性卻是佔主導地位，例如在生命科學中女性的比例高踞58%。更重要的是，並不是所有少數族裔在STEM的代表性都偏低，亞洲人只是美國總人口的6%，但在STEM勞動力的百分比卻高達13%，在美國，20%電腦和資訊科學家是亞裔、13%工程師和10%數學家、統計學家是亞洲人。2020年在美國授予的物理學博士學位中，亞洲人佔了46%。

坦白說，自由派的批評實在令我納悶，筆者參加過無數次關於電腦、統計學、數據科學的學術會議和工作坊，根據我個人經驗，大部份參加者都是亞裔，這些活動都是公開的，主辦單位從來沒有設下性別和族裔的限制。筆者是前任美國統計學會南加州分部的副會長和現任會長，過去曾經任職大學的研究顧問，通過這些身份，我先後籌辦了許多關於電腦統計學、和數據科學的會議、講座、工作坊，撫心自問，我從來沒有以刻板形象去打壓、限制任何人，相反，我鼓勵所有人參加這些活動，不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宗教、學術水平……。然而，儘管用盡所有努力，有些人總是提不起興趣，更加令我失望的是，到頭來甚至有人批評我有偏見，說我瞧不起非華裔的學生。

輕率地將問題歸咎於歧視？
筆者一直都採用簡報形式與同事、學生分享數據科學與人工智能的趨勢，兩年前在某次通訊中我作出如下的報道：「2021年10月，五角大樓前首席軟件官尼古拉斯‧柴蘭（Nicolas Chaillan）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在人工智能的競賽中，中國已經贏了美國，在關鍵技術領域裡面正邁向全球主導地位。」一名少數族裔學生在電子郵件中作出如下回應：「尼古拉斯‧柴蘭的問題源於他缺乏智慧和能力，在非傳統領域（人工智能）中他沒有僱用和留住女性有色人種。」我相信她完全沒有深入調查過尼古拉斯‧柴蘭的背景和整件事情的後果前因，她已經有預設立場，將所有問題歸咎於歧視。

雖然以數量來說，女性在美國人工智能研究員中屬於少數，但在質的貢獻上卻並不輸給男性，女性人工智能科學家之表表者包括了史丹福人工智能實驗室聯合創始人李飛飛、史丹福大學電腦學教授科勒（Daphne Koller）、機械人公司Jibo前首席科學家布雷澤爾（Cynthia Breazeal）、臉書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主任皮諾（Joelle Pineau）、輝達機器學習研究總監阿南德庫瑪（Anima Anandkumar）、摩根大通人工智能研究主管維羅索（Manuela Veloso）。

為甚麼只是注意STEM的「不公平」？
其實，不同群體在任何範疇中都會有不相同的表現，例如由2017至2019年，在美國社會工作碩士畢業生裡面，近90%是女性，而超過22%的新社會工作者是非裔美國人。換言之，女性與黑人社會工作者遠超其人口比例。此外，根據2020年的統計數字，美國所有心理諮詢師中，66%是女性，而男性僅佔34%。更具體地說，81%的學校輔導員和78%的婚姻家庭治療師是女性。

自由派社會科學家和教育學家支持以種族作為入學標準之一，其實是以歧視的方法去反歧視，他們所持的一個論據是：少數族裔在提供服務或者諮詢幫助時更加明白自己族群受助者的感受和需要。他們批評女性與少數族裔在STEM的比例與人口不相符，根據同樣邏輯，那麼他們應該指出社會工作、心理治療……等範疇的比例失衡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在這些學科和行業中收生和聘請員工時存在著偏見、歧視，但現在注意力只是集中在STEM。我猜想原因是：STEM令人得到高薪厚職，「不公平」的結果會令人眼紅，至於社會工作、心理輔導……這些並不會令人大富大貴的領域，便任由它們「不公平」。

對有認知障礙的學生提供額外援助
《美國殘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簡稱ADA）禁止在就業、交通、公共住宿、通訊等多個範疇歧視殘疾人，這法例也要求美國大學確保殘障學生有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美國大學設有無障礙服務辦公室（也稱為殘疾支持服務），負責協調殘疾學生的住宿，而且提供很多支援，例如包括延長考試時間、協助學生抄寫筆記、提供無障礙課程材料、手語翻譯、輔助技術……等等。我十分欣賞美國這種重視人權與人人平等的精神，在這種保障下，一個失明的學生可以通過有聲書、文字轉換成聲音的軟件去進修；一個失聰的學生可以通過視頻上的實時字幕而明白講授的內容……。然而，法律所保障的殘疾並不限於身體上的，亦包括心理上和智力上的殘障，例如閱讀障礙、書寫障礙、計算障礙、視覺處理障礙。

問題是：即使對正常人來說，有些學科是非常艱難的，例如電腦程式編寫、統計學、數據科學、數據視像化……。根據我個人有限而偏頗的經驗，無論給予那些有認知障礙的學生幾多支援，結果他們仍然無法掌握最基本的資訊（其他教授可能有不同的經驗）。遺憾的是，一部份學生不單止不會感激為他們提供的種種額外幫助，反而對教授抱怨優待不夠，有些人甚至投訴受到歧視。例如在某個電腦編碼的課程中，曾經有一個ADA學生要求我指導她做功課，每一次她甚麼也沒有做，只是要求我給她看從第一行到最後一行的代碼。我耐心地向她解釋了每一行代碼，幾次之後，我要求她嘗試自己做功課，她勃然大怒，說我沒有解釋電腦程式的邏輯，所以她無法做功課，跟著拂袖而去。這是左派人士培養出來的「奉旨態度」（sense of entitlement）。

沒有字幕的免費網上課程被迫下架
美國聯邦政府規定所有服務公眾的網頁和網上視頻必須符合ADA準則，例如網上視頻必須配上字幕。現在已經有軟件可以將聲音轉成字幕，但以前這並不普遍。由本世紀初開始，一些美國教育家發起了「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那就是將大學課程免費放在網上，解除了經濟上、時間上、地域上對學習的限制，筆者十分欣賞這良好的用意。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曾經將很多課程免費放在大學的網站，然而，2016年8月美國司法部指出，那些沒有字幕的視頻違反了ADA，2017年10月，加州大學帕克來分校無奈地將超過二萬條網上視頻下架！結果所有人都無法享用這些免費課程，這是剝削了貧苦學生讀書的機會。哈佛大學、麻省理工、網飛（Netflix）亦曾經被捲入這類的法律訴訟。

我感到奇怪，為甚麼不可以保留現存的網上視頻，然後逐漸加上字幕呢？這種做法好像是：如果建築物入口處沒有輪椅坡道，則索性關閉通道，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大樓！到底這是平權還是霸權？

結語
筆者參加過不少次西洋拳賽，很不幸每戰必敗，我認為這是因為制度上的歧視，所以造成不公平的結果。首先，西洋拳賽不容許參賽者用腿攻擊對方，中國武術的十二潭腿、二十四連環腿無法施展；戴上了拳套之後，虎爪功、鷹爪擒拿手、鐵砂掌、一陽指、六脈神劍……等武功完全報廢；比賽規矩又禁止打下盤，地堂鷹爪徹底失去作用。明顯地，西洋拳歧視中國功夫！我要向西洋拳擊總會投訴！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6月舉辦了「婚離從來不易——教會能否成為同行者？」週年研討會，嘗試與教會一起探索離婚，再婚的問題。其實家庭正是社會的縮影，而這些年間，在香港社會日子也真的一點都不好過。遠自 2019年社會運動所帶來的撕裂，到之後疫情帶來的深度創傷，再加上各樣的政治壓力，香港人，您還好嗎？

答案顯然是不好的。

近一兩年，香港社會出現了幾個「新名詞」：「國際大刀會」和「街頭MMA」。以往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華洋共處，中西文化合璧，「國際大都會」一向讓不少港人引以為傲。但自從 2019年，經歷了「反修例」社運及疫情以後，社會氣氛完全被改變。不少人也覺得，香港人比以往躁動，日常生活磨擦更見火爆，因小事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就變成了街頭MMA：MMA 原是指「綜合格鬥」，Mixed Martial Arts，是搏擊運動的一種，而並不是指街頭打鬥的意思），甚至在一些打鬥中真的動用武器（網民以說笑形式，將原來的國際大都會，改成國際大「刀」會，實在不無諷刺），彷彿街頭動武變成了生活日常。

而近期更發生「無差別傷人事件」，當中更揭示了社會缺乏給予弱勢群體資源，長期支援和照顧不足——本港早前曾於一週內連接發生隨機斬人和倫常命案，兩單血案，合共奪去五條人命，而不幸的是，其中一宗案件的疑兇有精神病紀錄。事件暴露了原來香港精神病患者嚴重缺乏支援，醫管局現時只有385名精神科醫生，醫生與患者比例低至1：761，人手嚴重短缺程度是連半世紀前、已過時的指標都追不上。[1] 另一方面，社工日益流失，但要處理的精神病患者個案卻不斷增加，現時一位社工可能需要支援約40個以上的患者，相對外國多出一倍。

諷刺的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去年9月發佈2021/22年人類發展報告。在全球指數連續第二年下降的情況下，香港在人類發展指數排行方面卻得到0.952分（由0-1計算，以1分為滿分），排第4位，教育和生活水平均位居世界前列，屬於「極高人類發展水平」，僅次於瑞士、挪威和冰島。[2] 為何香港明明有著驕人的國民收入，人均壽命長，和教育成就，近來卻成為了悲傷無望，經常見血的都市？

其實，只要多找一些有關社會發展的調查數據，不難找出問題所在。例如計算社會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香港自千禧年後，系數數值愈見增高，由2006 年的 0.53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539，是 45 年來的最高值。即使在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稍為下跌至 0.473，參考樂施會教材中的資料，情況仍是較主要已發展經濟體為差，如美國為0.391、新加坡為0.356、日本為0.330。[3] 事實上，有研究指出，當堅尼系數達 0.4 時已需要正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與動盪，香港堅尼系數高達0.5以上（即使計算除稅後及福利轉移後住戶收入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3），社會不穩，早已有跡可尋。[4]

而多年以來香港發展帶來的問題，可在「社會發展指數」清楚呈現出來。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1999年制訂「香港社會發展指數（Social Development Index, SDI）」，集合本地及外國專家為香港建構一套客觀、科學化的指標系統，透過收集及整理官方統計數據，追蹤本地的社會發展進程及評估本港整體社會和經濟的需要。每兩年發表一次的社會發展指數，研究團隊會將最新的指數跟1991年的基準年指數（該年指數為100）作比較，以此了解社會發展趨勢。2018年的社會發展指數為227，較2016年高出21點，顯示整體社會發展錄得增長。[5]

可是在整體數字下，不同領域中的指數差距巨大，充份顯示出社會發展失衡，問題極為嚴重。在2018年的分類指數中，「家庭團結」及「房屋」兩個領域更是比基準年（即1991年）更差、持續處於負數，發展嚴重倒退（附表）。事實上，「家庭團結」指數由1998至2018年這二十多年來，一直處於負數；而「房屋」指數則自2002年開始下滑，2010年跌至負數，往後急劇倒退，2018年更成為社會發展指數中表現最差的領域。

而眾所周知，房屋問題已成為本地貧窮的主要和結構性因素，更形成了無可挽救的惡性循環：樓價租金上升，家庭生活空間卻縮窄，結婚門檻不斷提高，亦令市民難以組織家庭，就算能完婚，低收入人士亦要面對住屋和生活基本開支持續上升，就算他們能負擔起沉重的房屋支出，住房面積、質素仍會影響生活，構成生活壓力，誘發家庭成員產生負面情緒。另一方面，貧窮問題亦不利於「家庭團結」，增加引發家庭危機的風險，而若情況導致露宿人口增加，或是家庭離異、虐兒等，社會也缺乏可負擔房屋為這些家庭成員提供出路。[6]

當眼前社會只顧經濟發展，推動一樣又一樣的「新發展」，數字固然亮麗，但造成社會不公，社會上流的機會減少，貧富不均等問題亦日益加劇。「婚離」只是顯現社會問題中比較輕微的一小部份，更多隱藏的問題，如家暴，精神壓力，社會冷感，對前景失望和不滿等，就像一個又一個隱形的計時炸彈，可能在未知的時候，因不知的原因爆發。以往，社會還有不同的「安全閥」，如言論自由，民主投票制度等，可供市民表達意見，讓市民「消消氣」。可是在香港及中國政治以「國安」為名，持續實施高壓管治下，香港市民連「鬧政府」（其實這在西方社會，甚至國內一些地方都十分普遍）這個可供發洩的渠道都沒有了，社會不安，隨時爆發，這個你我早已知？只怕主事官員，以為攪個「開心香港」就能解決問題，然後笑說不介意。

多年前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自由大學校園裡，樹立了一個紀念碑，
自始每年都有人來放下鮮花，點上燭光，
為的是悼念那一天……

還記得那天後我們無數次的走上街頭呐喊，
無論暴雨天、艷陽天都沒有間斷，
雖說這些聲音已隨著歷史慢慢的消逝……

還記得每年的那天我們相約在銅鑼灣的一片草地上，
高唱「歷史的傷口」，
為何在那片草地上再聽不到那令人動容的歌聲……

還記得我們曾激昂地叫喊我們不會忘記，
但此刻各散東西，流散異鄉，
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會記得那天嗎？

那天一眾的同路人來到自由大學的紀念碑前，除去了一些雜草，
放下鮮花，點上燭光，讓那歷史的傷口得以被撫慰，
那刻並沒有激情的口號，
只有安靜地禱告紀念，
讀出上主公義的話語，
唱出那讚美的詩歌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深盼有一天歷史會給你們一個清白，
或許那天是黎明到來的時候……

移民英國的香港家庭，有不少匆忙而至，只能見步行步；也有不少準備充足，出發前已選定宜居城市，甚至隔山買牛，預先買（租）下房子，務求一蹴而就，盡快安頓。

筆者一家到埗後，曾到幾個港人聚居的熱門地區走走，看看是否方便接觸香港人？感受一下該區氣氛，了解一下華人教會的情況？觀察一下「織帳棚」（工作）的可能？ 

我們落腳雷丁（Reading）之先，已聽聞這城有不少香港人，朋友也因此鼓勵我們來看看。第一次到雷丁，朋友領我們在市中心遊覽，街上確實有不少華人面孔迎面而來，很自然會展現一個微笑。若主動打個招呼，大家相認是「自己友」，很快就放下戒心，攀談起來，甚至加個WhatsApp，以便日後聯絡。那天，友人請我們到一食肆午餐，但因客滿而沒有光顧。愛妻當時留意窗戶張貼了招聘告示，心想在這地方「織帳棚」大概是有可能的。 

2022年10月初，我們搬到雷丁，友人再帶我們去光顧那食肆。餐後愛妻到櫃台結賬，趁機與經理閒聊，對話是這樣的： 

「我們剛到雷丁一個月。之前來探朋友，已想來幫襯一下。但當天客滿，所以今天特意再來光顧，記得那天店外還張貼了招聘告示㖭。你是香港人？到英國很久了嗎？」 
「……我們仍請人，你有興趣嗎？」 
「……都有想過！」 
「你想做樓面？還是廚房？」 
「……都可以試試。」 
「你，做樓面啦。咁你下星期一嚟試吓。」 
「星期一唔得，星期二可以嗎？」 
「好呀！」 

簡單的對話，愛妻就開始在英國的第一份工作。 

店內的經理、樓面、廚房員工都是華人，能說廣東話。他們分別來自國內、馬來西亞、香港。而香港人分別有來了半年的年青人、兩年多的大哥、十幾年的大嬸。
 
第一天上班，經理交代了工作，但沒有談及薪金。第二天愛妻主動提問，經理這樣回應：「樓面是8鎊一個鐘，廚房就8鎊半。」愛妻聽後不以為意，畢竟她自覺是個「學徒」，而且有機會接觸這群離鄉背井的華人才是她所在意。那天下班回家，與友人傾談，才得知英國的最低工資為9鎊半。因此，經理所說的薪金明顯低於法定工資，乍看有點欺騙及壓榨員工的味道。隨後，太太跟一位移居英國超過半世紀的朋友分享（她家人亦曾經營中式餐館）。友人表示，由於英國的稅收重，一般華人小店難以負擔，因此，為了營運、生計，不少小店經營者，不會把薪資及收入全數上報政府，以避繳交高昂稅款。顯然這是不誠實的做法，但當中也有可理解的辛酸。然而，太太工作的食店是集團式連鎖店，不是經營艱難的小店。他們竟然以「慣常」做法，每週以現金出糧，實質是剋扣工資，實在令人不爽。員工薪金是受法例保障的，為何他們甘願接受這種不合法的待遇呢？

流離在外，總希望走近熟悉的環境和人，「同聲同氣」成為凝聚同胞的重要元素。能夠以母語去說話，即使是表面的溝通，已見親切溫暖。華人在外，語言限制著他們的社交圈子，亦阻礙了他們的工作機會。接受較低的工資，能夠在「自己人」圈子中工作，可能亦是他們作取捨的因素。為了「生活」而接受不公平的對待，成為「不守法」的一員，這也是一份淒涼及悲哀。 
 
愛妻是重視「公平」的人，亦堅持「守法」的原則。她星期二上班，經了解後，她決定星期五離職。僅僅數天與同事的相處，氣氛由冷漠到有問有答，愈見融洽，她也有不捨。就在星期五完成工作，準備收工的時候，其中的同事問道：「下星期能見到你嗎？」一句簡單的說話，讓愛妻有一份觸動，希望多一點與他們接觸，多了解他們的需要，多一點與他們分享上帝的愛。 

短短一星期，略略體會異鄉客的工作，愛妻再一次成為「無業」，但肯定不會是「遊民」。她的「工作」往往是在無業而正式展開！「意義」不一定由薪金、地位、前途所界定。關心身邊的人，與哀哭的人同哭，與喜樂的人同樂，在冷漠、孤獨的城市裡，叫人感受到人間有情、世上有愛，這豈不是更有「意義」！？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被遺忘，從自己最後一位親人去世，只剩下自己一個時，他們的存在價值彷彿被抹去，因為世上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住在哪裡，他們的名字是甚麼，然後他們就獨自孤伶伶地死去。人被拋進世界之中，活在一個充滿不同群體、不同身份的世界，故此，在解釋一個人的存在時，無法不提及其所屬群體、關係。當一個人的身份被遺忘，無法再用任何群體、關係去解釋其存在時，他就如消失在塵世之中，或許就只有上帝仍然知道他們的名字。

說起記憶和遺忘，不得不提及美國神經科學家David Eagleman在他的著作《死後四十種生活》中，一句很著名的說話：

「人的一生，要死去三次。第一次，當你的心跳停止，呼吸消逝，你在生物學上被宣告了死亡。第二次，當你下葬，人們穿著黑衣出席你的葬禮，他們宣告，你在這個社會上不復存在，你從人際關係網裡消逝，你悄然離去。而第三次死亡，是這個世界上最後一個記得你的人，把你忘記，於是，你就真正地死去。整個宇宙都將不再和你有關。」[1]

簡單一點來說，一個人真真正正的死亡，便是再沒有任何人記得其存在，但人是否必然會依照上述次序經歷三次死亡呢？

你的名字是？

事實上，所謂記得一個人，都不能夠離開他的名字。名字代表著一個人的存在、一個人對自己的認同以及提醒自己是誰的記號。若失去了名字，或許會令人經歷有如死亡的感覺。自古以來，人們對選取名字都非常講究，中國傳統便喜歡取一個「旺」、「吉利」的名字，他們相信命運的走向，取決於名字的選取。在《聖經》中，上帝亦賦予了名字有其獨特的意義，祂曾經將亞伯蘭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將雅各的名字改為以色列。

在著名異世界動漫《關於我轉生變成史萊姆這檔事》中，就有很明顯關於名字的描述，主角到了異世界，就發現許多不同種族的人本身都沒有名字，而主角一一為他們取名後，他們便進化了變得更加強大，他們開始知道自己是誰，自己為了甚麼而活；又如在經典動畫電影《千與千尋》之中，主角若記不起自己的名字是千尋，就會永遠找不到回家的道路了。名字，就是身份的認同，也是確認自己存在的最有力證據。最後在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之中，名字也是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及敘述重點。電影的男女主角因時空交錯而認識對方，兩人活在不同的時空裡，當女主角的生命在其時間終結時，男主角便逐漸忘記她的名字，因為她的時間已經終止，已經不復存在。惟有在男主角喝了女主角製作的口嚼酒以後，才記起她的名字，才能感受到對方的存在，甚至令時間逆轉。

可能讀者會認為，談論了一大段有關名字與存在的意義，到底想說些甚麼呢？其實這裡想帶出的訊息非常簡單，就是名字對於一個人的重要性。當名字與一個人的存在意義有關聯時，可在現實的處境中，帶給我們一些有關名字的反思。

名字與社會關懷

在建立關係上，無可否認，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種禮貌的表現。若果認識了一個人，三番四次跟對方見面時，都無法記住別人的名字，除了會引發尷尬場面，也會令對方覺得不被重視，覺得你「無禮貌」。

人生來渴望被認同、渴望被記住，所以有些人，也會很在意別人是否記得自己的名字。筆者試過去某間中學帶領同學之間的小組分享，活動是每兩個月一次，而第一次去到學校時，大家都有自我介紹，當然我也非常努力去記住他們的名字。在兩個月後，第二次與組員相聚之時，有一位同學刻意問我記不記得他叫甚麼名字，令我更明白有些人其實很在意別人是否記住他們的名字。故此，記住別人的名字，不單是禮貌上的功夫，亦可以是一種關懷；當對方知道自己被記住時，他會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獲得了肯定。

而近來，因為受疫情影響的關係，令許多原本獨居的人士，失去外出娛樂的機會，他們被困在家中，無人知道他們的情況，這正正是我們需要去關注的問題，就是孤獨死的問題。有研究指出，在美國，有47%的65歲以上長者因受疫情、退休及喪偶的因素影響而感到孤獨。至於經常使用社交媒體而甚少與他人面對面接觸的年輕人，也有研究指在他們中間感到孤獨的人也不少。[2]

究竟孤獨死是甚麼呢？孤獨死是一個社會現象，指一個人獨居，與家人或親戚長期隔絕，他們因自殺或疾病而死亡，在死後多日，甚至是因其住所傳出臭味以後才被發現已離世。[3] 這個現象自1970年代以後在日本社會出現，而在韓國，隨著人口逐漸老化，孤獨死也成為了韓國必須正視的社會現象，參照韓國政府公佈的數字，2017至2021年這五年間，男性孤獨死的人數每年都是女性的四倍以上。[4]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孤獨死已經不限於在老年人中間才出現，它亦有年輕化的趨勢，而在韓國其中一宗令人震撼的孤獨死事件，就是一名28歲女性在家中獨自死去，其遺體倒臥在母親的遺照旁，但她的家仍然非常整潔，只因生活困難，身兼兩職的她仍舊承擔不了房租等等的雜費。[5]

許多地方都有孤獨死這個社會現象，當然香港也不例外。兩年前播出的一集《星期日檔案》便訪問了數位孤獨老人，他們都指出，晚年時伴侶的離世，子女的成家立室，都令孤獨感隨之而來。他們有的早已與子女長時間失去聯絡，並且身患重病，加上疫情的關係，終日臥在床上，他們擔心死後無人為自己辦葬禮；有的獨自一人，縱然閒時會有家人購買日用品來探望自己，但心靈中的孤獨感也無法消解，需要依靠電視機發出的聲音來掩蓋孤獨感，像是有人陪伴一樣。[6] 當一個人無人陪伴左右，並且年老及體弱多病，都會削弱他的求生意志，令他難以繼續對抗病魔。

節目最後提到，在羅湖管制站旁邊的一個墓園中，豎立著一堆堆只寫上了數字的墓碑，而這些墓碑正正代表了一些人，他們死後沒有人為他們料理身後事，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是一早被遺忘的生命，他們獨自離開了世界。而從事殯儀業的伍桂麟在節目中指出，其實獨居老人的孤獨感，來自於將來離開世界後，沒有人再記得自己的這種感覺。[7] 當墓碑上只有一堆數字而非名字，沒有人記得那些孤獨的人的名字，或許從與世界隔絕的瞬間，他們便已經消失於塵世之中。故此，作為子女，父母若已經年紀老邁，應該對他們更多關心，時常探望他們，讓他們知道仍然有人記得他們，記得他們的名字。

心目中重要的人忘記了自己的名字，會令人感覺到失落，因為自己視對方十分重要，但原來只是一廂情願。當然，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但也並非沒有可能。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情況是不可抗力的，且令人更加難過——也就是當照顧者需要照顧一些患上腦退化的親人時，就如在照顧一個不認識自己的人。筆者也有一個年紀老邁的親人需要照顧，在照顧她的時候，她一度問起筆者的名字，那時頓感莫名其妙的失落，因為她不是刻意忘記自己，而是腦退化讓筆者逐漸在她記憶中消失。

名字非常重要，它讓一個人感覺到自己具體地存在於世上，一個人的名字不再存在，無人記起，這才是真真正正的死亡。David Eagleman提出的三個階段，理論上沒有錯，但現實的處境，有許多的人孤獨地，未經過生理上的死亡、下葬，但整個社會和宇宙已經全然與他們無關，他們直達第三層次的死亡，甚至我們在照顧一些已經不認得自己的親人時，也在經歷類似第三層次的死亡。或許，為了讓人不感到孤單、不被遺忘，適時呼喚一下對方的名字，恰好可以讓人經歷一趟出死入生了。

自從2019年，社會對用激進手段進行的抗爭，看法兩極。贊成的一方，認為抗爭者本來想用傳統寫信、簽名等方式表達意見，但完全沒有反應，所以才用較激烈的抗爭，而且只有激烈抗爭，社會才會感受到切膚之痛和需要，這樣才會帶來改變。但反對的一方認為，社會抗爭太激烈，影響民生的話，既不能得到社會支持，甚至倒過來會招人反感。

近月最出名的例子，莫過於環保團體Just Stop Oil的抗爭活動，整個暑假在英國不同的高速公路堵路，在政府機關建築物的外牆噴上漆油，甚至到博物館將罐頭湯潑在名畫上。當地警察單在今年10月就動員過萬警員去處理這團體的大大小小行動。由9月底的至整個10月，當地警方共作出677次拘捕行動，111人被告。

與真正的暴力抗爭不同，Just Stop Oil的做法並不真正破壞任何物件，例如他們倒罐頭湯的行動中，他們宣稱只會倒湯在有保護的名畫上，所以最後該畫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之後再加一句：「難道你重視名畫的安全，多過地球嗎？」[1]

環保團體做類似的行動，動機明顯，亦看出整個計劃在行動前有思前想後，他們說堵路只是為了給予大家機會去思考甚麼才是當前最重的議題云云。看上去理性，透過行動希望喚醒更多人回應，但實際上並不如此。曾經做過環保團體的發言人，但不喜歡這種抗爭手法的哲學系教授Rupert Read坦言，這種做法雖然能引起社會關注，但最後真的能成功動員的人口，可能只有百分之二。[2]

他認為透過這類激動抗爭，並不能帶來廣泛共識，只會令社會走向兩極，而且會持續失去支持者。實際上Just Stop Oil 的發言人也表示收到不少人的投訴信，要求他們就這些抗爭行為帶來的影響道歉，但他說機構不會這樣做，他說：「巿民絕對有權對我們的行為表達憤怒，但問題是為甚麼會憤怒？我們今日已經沒有時間再談如何提升大家的意識，我們需要行動。」[3]

公民社會或者壓力團體可能只從政策能否被有效倡議的角度去討論問題，但如果從政策制定的角度出發，很多人自然會問：堵路犯法嗎？淋湯到名畫上犯法嗎？答案是肯定的。在香港可能大家今日會想到用國安法處理相關問題，但在英國，他們本身就有法例處理公路的破壞行動，也有法例處理破壞名畫的行為。這些行為違法，參與抗爭的人也知道，也有準備會上法庭。當然，他們一樣會用盡法庭給予他們的人權和自由去爭取和抗辯，所以一樣會籌錢打官司。

同時，社會亦質疑現時的法例會否令警察難以執法？英國本身強調人權自由，集會、示威、言論自由均受到社會重視和保障，但激進示威者透過破壞社會秩序，企圖喚起巿民關注他們所關注的議題，這方法合法嗎？根據BBC的報道，理論上堵路、破壞物件本身就犯法，某些行為例如拉人鏈入馬路，就未有法例明確禁止，即使警察有法可依，但該法例未有針對示威者這類行為，也沒有特別的指引，因此警察執法確有難度。[4]

為此，英國政府正審議公共秩序草案（Public Order Bill），規管有關的行為，例如堵路、人鏈、干擾公共設施的使用等，又加強警察截停搜查的權力，有關法例當然被一些支持透過遊行示威表達意見的機構所反對，[5] 認為這些做法侵犯巿民的基本人權和表達意見的自由，要求取消有關的立法，但當社會日常運作受到影響，高速公路，甚至電力可以被干擾時，有沒有法例可以快速令社會回復正常，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討論點。

從社會抗爭的角度來說，激進抗爭這種做法和武俠小說裡的七傷拳一樣，雖然可以達到行動者想要的效果，但同時會令自己受傷。健康的公民社會本來就應該聆聽巿民和壓力團體的想法，透過社會一起參與討論協商，謀求解決的方法，而不是透過破壞來企圖令對方就範。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當中部份方法的確有爭議，這些方法應該要在必要情況下，並獲得社會較大共識才可以使用。同時，英國政府理應反思，透過增加警權去「管制」社會抗爭者，實際上未有解決他們本來所提出的議題，正如Rupert Read所言，這些做法只會令社會更加兩極化，而不會有機會成功回到會議桌，尋求解決的方法。

2022年8月23日抵達英國。想不到不足一個月內，竟然近距離經驗到英國新首相上任、女皇駕崩、新皇登基這些歷史時刻。其中，女皇離世所引起的關注及報道，更是全國（或世界）的焦點。

筆者得知女皇逝世，隔天下午到白金漢宮走了一趟。當日仍未有甚麼公開悼念活動，已有不少人民自發地聚集、獻花、悼念……之後，正如新聞的報道，有香港市民願意輪候三、四小時，到領事館表達心意；在倫敦，人民更能夠花上十三、四個小時，有的甚至要冒雨、露宿，排隊輪候到女皇靈柩前，作最後的致哀。

一個領袖的離去，能叫舉國哀慟，而不是讓全城「開香檳」慶祝，是因為她過去70年沒有任何的過錯？還是她有極佳的政績？或是她與人民有著極佳的關係？

英國媒體似乎就女皇逝世已作好準備。其相關的回顧、記錄片、採訪早就預備妥當，報道亦頗一致。重點並不在於追捧女皇過去的豐功偉績，更沒有談論她的成敗得失，主軸是傾向展現出女皇親民、慈祥的形象。從不少民眾的訪問中，均形容這在位70年的女皇像「祖母」般的親切。傳媒一般離不開在四個範疇來闡述女皇的過去。

一、微笑

不管是一般民眾的採訪，或是某些與女皇有較多接觸的人的專訪，他們總會提及女皇的微笑，是最令他們印象深刻的。笑容——所代表的不僅是親切，更是一種善意的表達，願意走近他人，亦容讓及接納別人走近。一個笑容，就能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領袖一方面要高瞻遠矚，更要體察民情。走近及走進群眾，才能明白人民真正的需要。

二、愛動物

女皇所飼養的小狗，成為討論她愛動物的起始點。隨後，人們回顧她自小是如何開始關愛動物；女皇曾親自為每一匹她所擁有的馬兒命名；她如何支持動物園的落成。能愛護、珍重動物，或許是一種愛心的表達，更是反映出一個人對生命的尊重。就如烏克蘭士兵在戰場上，把走失的寵物尋回，並帶牠回主人身邊一般。其中所帶出的訊息，絕不僅是愛護動物那麼簡單。

三、家人關係

在回顧特輯中，總離不開追述女皇的成長歷程，她與家人、親屬的關係，當中所強調的是其良好的品格及教養，是承傳自穩定及和諧的家庭。她自身所建立的家庭，與丈夫及孩子的相處，建構出另一幅教人欣羨的圖畫。一國之君的形象，不僅是日理萬機，同時與平凡人一般，需要處理及平衡家事日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中國哲理，似乎亦能在英女皇身上看得出來。

四、信仰

所問的並不是女皇有沒有信仰（基督教），而是論及其信仰能否成為她理事、決策的指標。「愛」、「公義」、「憐憫」是基督信仰的重要元素，被上帝所管治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當權在位者，理應要順從及降服於祂的法則。在追悼女皇的同時，亦是時候審視國家的領導，是否仍秉持創造主的最高標準來治理國家。新任的首相及剛登基的新皇，同樣會被人追問其信仰狀況。似乎一個領袖，單憑個人的能力或治國理念、經驗，卻缺乏更高的準則作其規範及導引，是不足以讓人民感到穩妥、安全。

世情萬變，女皇面帶笑容地接納新首相上任的握手畫面，尚未予人深刻印象之際，她突然逝世卻瞬間成為眾人的關注所在。領袖的興亡，實在是轉眼之間。要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還看他／她是否備受「愛與公義」所管束，能否以「憐憫」來看待生命，願否以一般平民（家庭）的角度來理解事情，而作出貼近民情的決策。真正的領袖或王者，要走進及走近群眾當中，明白及體諒他們的需要，並樂意與他們同行，學效降世為人的主耶穌。祂的生平肯定比在位70年的女皇精彩得多。若讀者想理解更多，不妨看看新約聖經的四福音。

近年很多人望見明星偶像，以及他們身邊的支持者，大家就會說他們很瘋狂，標籤支持者是「瘋狂粉絲」，彷彿這些都是今時今日才有的現象，還說甚麼香港很久沒有出現很受歡迎的偶像，而偶像出來，一定要全城哄動才算成功。香港真的沒有出現過偶像嗎？聽見這種話，也只能說句：「少年，你太年輕了。」

早在上世紀60、70年代，就有「影迷公主」之稱的陳寶珠，一句「陳寶珠來啦！」突然就會出現萬人空巷的情景，與今天見到姜濤的情況相比，不遑多讓。香港曾出產的歌影視明星，不少是世界級的，包括李小龍、成龍、譚詠麟、張國榮、張曼玉、90年代的四大天王等。至回歸後，人們常常說沒有出甚麼歌星，其實也有陳奕迅，很多由他主唱的流行曲到今日還不斷被翻唱，成為經典。

討論偶像自然會談及到其「生產」過程。以前的所謂偶像，往往是很偉大的人物死了，我們才封他們為偶像，例如孔子、關公等等。在內地，即使今時今日仍然有人封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等為偶像。很多學校也教導學生學習不同地方的名人，封他們為偶像，學習他們的生平、性格的優點，作為模範。

偶像的人設

不過在今日，偶像的討論大都變成資本主義式的文化產品，偶像公司生產不同的偶像，然後將其包裝成商品出售。偶像賣點各有不同，有的賣技能，有的賣性格，有的賣外貌，有的甚至賣缺點，總之就是將一個人的性格（或所謂「人設」）放大，成為討論的焦點，透過製造不同的話題，吸引社會注意他們的動向，在過程中公司透過表現偶像自己來賣錢。

在這個建立人設的過程中，其實也在做一種巿場操作，某些明星的人設，本來可能就比較小眾，這令他們有更大的空間，做些特別的活動，例如部份明星就走所謂「孬星」路線（即壞孩子路線），於是他可以在節目中「爆粗」，私生活很放蕩，甚至會有一些大膽的表演。當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人設，不少明星因為人設要「入屋」，坦言要改變自己的一些生活習慣，甚至在節目中有很多不同的考慮，為的就是要保證其節目（產品）如果有小朋友看，不會教壞「細路」。

市場以外的考量

這個分眾的過程，是消費巿場主導，同時也可以想像得到，有政府或者有不同有權力的人士介入。從這個角度來看偶像文化，你不難發現偶像不論是他每日的行程，還是他的產品，其實都會有政治的指涉，不論是刻意政治化，或是刻意去政治化，這也是在各種力量平衡之下走出來的產物。故此，我們也有必要去討論，偶像面對巿場和政治，他們應如何透過作品去自處，安全地表達意見，是至關重要。

最後，流行文化當然會產生一堆次文化，因著偶像本身有自己的性格，很容易就出現一個小社群，也因著明星的特徵，帶起一種文化來，例如明星喜歡電單車，就有一個小電單車隊，或者會引發一些因為追星而產生的新行業出現，例如近年設計應援商品的行業應運而生，以前就有娛樂版記者去信和中心的明星相店舖賣相，這些周邊的行業，同時影響著整個社會對偶像、明星等的看法。

流行文化中的美好事物

研究偶像文化，可以發掘的角度有很多，但重要的是，你不難發現偶像文化如何流動，即使每個年代如何不同也好，但你也會發現那個年代對很多基本價值的看法和取態，透過了解這些看法和取態，其實你不難發現，流行文化仍然要求偶像對自己的工作專業，對人要有基本尊重，面對不同觀眾要學懂包容，過程中學習堅持和妥協。若我們能找到偶像文化中點點的美好，將之帶給下一代，其實追星，未必如想像中必定是瘋狂、失控或者所謂荒廢學業和時間的。

「不知者不罪」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不過，對於法治社會來說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成為被定罪時的求情理由，因此，了解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經常有可能遇到的問題的相關法律便十分重要，否則因為無心之失而被檢控、甚至鋃鐺入獄便不值得了。

在現代社會，一些只涉及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感情、親密關係的問題，若大家以為不涉及法律便大錯特錯，而一些往日容許、甚至被讚賞的行為，今時今日卻可能會被檢控，正如以前死纏爛打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會被視為痴情，現在卻很可能變成纏擾或性騷擾。而情侶或夫妻情到濃時，不要以為只要在家中或室內發生性行為便一定沒有問題，若身處公眾可以看到的地方（如露台），便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至於棒下出孝兒的傳統觀念，莫說對子女會犯法，就算用來教導寵物亦有機會惹官非。又例如教會和機構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若沒有危機意識，萬一誤墮法網，恐怕無法改變作為領導沒有做好危機管理而失職的事實。

當時代變了，不與時並進，只會變成糊塗人，不知和無知只是一線之差，以數碼科技為例，這已是大部份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用家，我們難以明白當中的許多原理，不過，卻不能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守則和知識，否則便可能糊裡糊塗做出糊塗事。今期《燭光》會從數碼智商、明星與社會現象、青少年的性態度、人與寵物的關係等多個範疇，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明光社成立及回歸25週年的新香港的新挑戰。

引言

最近俄烏戰爭再度挑起了基督教圈子討論末世論的熱潮，但同一時間，許多社會事件亦激發起基督徒致力於謀求更加公義和自由的社會，例如早前在紐約州水牛城一名白人至上主義者槍手謀殺了10人。有趣的是，即使末世論和理想國在表面看來是互相矛盾的，但兩者一直在基督教傳統裡面並存。某些版本的末世論認為世界會變得愈來愈糟糕，最終整個世界會被徹底摧毀，神的國將會取而代之，故此企圖建立地上的天國只是捕風捉影。相反，不少信徒則認為我們應該為了爭取一個更加公義與和平的世界而奮戰，從而配合千禧年的來臨。

基督徒烏托邦是反帝國宣傳

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員斯蒂芬．高德（Stephen Gaudet）以「基督徒烏托邦」來命名第二種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到保羅時代，當時羅馬帝國是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超級強國，貴族和特權階級生活在歌舞昇平中，但社會充滿著種種的不平等和不公義，基督徒提出一個另類的遠象：福音並不是只關乎個人得救、靈魂上天堂，上帝會審判暴政，創造出新天新地，在神的國度中人人都是平等。

普林斯頓大學宗教學者伊萊恩．佩格爾斯（Elaine Pagels）也是以反帝國的框架來詮釋啟示錄，她認為這卷書之目的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對應作者處身之時代的「戰爭文學」，公元70年羅馬軍隊鎮壓猶太人起義，並摧毀了耶路撒冷，在同一時期羅馬政權大肆迫害基督徒，羅馬皇帝又南征北伐，帝國的都城遍佈炫耀戰績的紀念碑。啟示錄是針對以上一切的反羅馬宣傳，666就是羅馬皇帝尼祿（Nero）的代號，這不是預表如拿破崙或希特勒等未來人物的數字。當約翰的基督徒弟兄受苦時，約翰試圖給予他們一個希望：無論邪惡勢力多麼強大，最終它會受到審判和懲罰。由此而觀之，末世論與基督徒烏托邦無非是一個銅板的兩面，在過去這兩種傳統並沒有明顯的衝突。

愛德華茲：神是創始成終者

舉例說，18世紀美國著名佈道家喬納森‧愛德華茲（Johnathan Edwards 1727-1758）指出：啟示錄第二十二章清楚地說明：「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初，我是終。」神是創始成終者，縱使始祖墮落和人性敗壞，所有從神而來的，最終都會回歸到神那裡，神會恢復一切被扭曲和破壞的東西。愛德華茲樂觀地預測，千禧年將會在公元2000年之後降臨地上，在那時候人類社會就好像以賽亞書第六十五章所描述的一樣，豺狼與羔羊同臥，人人都可以享受健康和長壽。要達到這烏托邦，愛德華茲認為信徒有責任去改造社會，因為耶穌宣講的是整體福音：天國就在這裡！屬靈和世俗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愛德華茲將世俗的知識（科學）和《聖經》知識視為一體。他又相信工作成就就是上帝在你生命之中的印記，辛勤工作令教會復興，是上帝干預人類事務的跡象。

查爾斯．芬尼：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

這種樂觀進取的精神延續到19世紀，1869年，美國修建了橫貫大陸東西的鐵路。人們認為：如果我們可以通過發明鐵路來加速旅行的步伐，為甚麼我們不能通過努力去加速歷史的進步呢？ 查爾斯．芬尼（Charles Finney 1792-1875）是另一位擁抱這種想法的佈道家，他認為傳福音和社會改革應該同步進行，教會有責任引導社會改革的方向；敬虔和個人道德是不足夠的，基督徒必須參與上帝的國度。芬尼的末世觀並不是哈米吉多頓式的世界末日，他認同愛德華茲所說：神的國度可以降臨在地上，人們應該努力推行社會公義，去配合主的再臨。他呼籲信徒照顧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例如女性和黑人。他堅決反對奴隸制度，不容許奴隸主領取聖餐。1833年，芬尼和亞瑟塔潘（Arthur Tappan）在紐約共同創立了美國反奴隸制協會。自1835年起芬尼在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Oberlin College）任教，他要求大學當局收生時不論性別和種族。

加里森：美國就是巴比倫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19世紀基督徒領袖是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 1805-1879），他是一家名為《解放者》的報紙之編輯，該報的立場是呼籲結束奴隸制度。他鼓勵人離開支持奴隸制度的教會，甚至乎公開宣揚分裂國家：美國北方的州份應該將支持奴隸制度的南方州份驅逐出美利堅聯邦。他認為美國就是《聖經》所描述的巴比倫，因為美國的經濟是建築在壓迫奴隸和吞噬人的靈魂上面，在185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認為啟示錄第十六章就是形容美國：「在末日之際，這個國家（美國）在瞬息之間被拋入了崩潰、苦難、毀滅的深淵，第七位天使將碗到向空中，神記起了大巴比倫，要把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它。」

豪爾：共和國戰歌

朱莉婭．豪爾（Julia Howe）是另一位採用啟示錄去宣揚社會公義的政治活動家，1861年美國爆發了南北戰爭，她為北軍譜寫了傳頌千古的《共和國戰歌》，這首歌的中文譯本如下：「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主降臨的大榮光，祂踐踏一切壞葡萄，使公義顯彰。祂已經拔出閃閃生輝的怒劍，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榮耀！榮耀！哈利路亞！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救主的號角聲已經吹響，促使我們繼續前進；祂在自己的審判座前細察世界萬人的心，我的靈要快快響應他，我的雙腳雀躍歡欣，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耶穌降生在海的另一邊，祂美麗如百合花，祂懷裡的榮耀改變了你和我。祂為使人聖潔而死，讓我們為人們的自由而犧牲吧！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這首詩歌的靈感是源自啟示錄第十九章：「在天上的眾軍騎著白馬，穿著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可以擊殺列國。」啟示錄第十九章描述基督引領軍隊向邪惡宣戰，豪爾由此而引申出神呼召人為正義和真理而戰。值得強調的是，豪爾眼中的基督精兵並不是傳福音的屬靈戰士，而是用真槍實彈去推翻奴隸制度的軍隊。這首歌已經超越了南北戰爭的時代意義，之後的女權運動和民權運動參與者亦高唱《共和國戰歌》來自勉勵人。

結語

有趣的是，1974年福音派教會在瑞士洛桑舉行了會議，其後《洛桑信約》宣稱教會應該同時關注傳福音和社會關懷，該信約指出：「上帝是全人類的創造者及審判者，所以我們應當共同負擔起祂對人類社會的公義及和好的關注，以及對那些受各種壓迫的人的自由的關注。」當時筆者以為這是一種嶄新的觀念，但是，回顧愛德華茲、芬尼、加里森、豪爾這些教會歷史人物，便會知道傳福音和追求社會公義應該並駕齊驅，一直存在於基督教的傳統裡面。

對啟示錄和末世論，不同時代的人或者是同時代不同的人都會各自表述，最近一位著名的華人基督教領袖在他的YouTube頻道中，批評西方人解釋啟示錄都是以自己政治立場為中心，將前蘇聯和中國視為末世的邪惡強權。但正如上面的歷史所顯示，不少美國佈道家和意見領袖都是採用啟示錄來批判美國自身的不公義，加里森甚至乎說美國就是神將要審判的巴比倫！

毋可置疑，我們怎樣解釋《聖經》，一部份是取決於自己處身的時代背景，由19世紀末期至20世紀初期，歐美國家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突飛猛進，尤其是美國，在19世紀末期已經超越了英國，成為世界頭號經濟強國。教會內外都瀰漫著樂觀精神、進步主義，地上天國彷彿是唾手可得、指日可待。然而，一次世界大戰粉碎了進步主義的美夢，1918年德國作家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出版了《西方的沒落》一書，他指出：西方文明屬於浮士德式，浮士德是德國大文豪歌德筆下的人物，浮士德為了要獲得無窮的知識，便將自己的靈魂賣給魔鬼。史賓格勒認為西方文明就好像是浮士德，因著無節制的追求而枯竭。基督教亦開始瀰漫著對世界悲觀的情緒，「世界越來越敗壞」這種論述在教會中深入人心。二次世界大戰、冷戰接踵而來，末世論幾乎等同了世界末日，在整個世界將會灰飛煙滅的前提下，社會關懷、政治改革的價值不禁蒙上陰影。

無論如何，《共和國戰歌》的中心思想是歷久常新的：祂的真理正向前邁進！

回流多倫多已經接近十個月，想不到在這裡也有請願行動，而且蔓延至重要城市。這叫我思想到要在身處的地方甚至全世界要享和平有多難。眾多升斗市民，包括年青人表達正義、和平、及自由是他們的摰誠願望。

大學階段，探討人性的善惡，記得有唸醫科的同學斬釘截鐵地作結：「人類當然是終極強者：只有人類能想盡辦法去支配、殺害、吞噬其他物種，歷史顯示，人類為了稱霸（或勝出）連其他的人類（甚至親人）也毫不留手，不少有權位者欺壓市民和家僕。」莫非人的天性就是欺凌弱小，剝削比自己軟弱的，甚至忘記了他人的尊嚴和需要？年少的我憧憬人性美善，深信人的能力，對這同學的觀點並不同意。

到了今天，親身體會到人性的美善往往與人對慾望、權力、金錢的渴求混在一起，我在鼓勵人發奮向上的同時，充份理解到自信與成功容易招致驕傲、會叫人沖昏頭腦，當自私的思想和性格的陰暗面掩蓋了人性，後果可能是我們難以認出先後是同一個人！在此想起一位很有魄力和魅力的弟兄，少年得志，被教會大大賞識，還邀請他以專業身份講道，甚至佈道，怎料過了數年他的專業更上層樓，漸漸離開教會，否認自己是信徒， 最後在操守的事上失敗，從此銷聲匿跡，叫人惋惜！

踏進社會做事，留意到有些組織在創立初期不難推動員工同心同德，努力拓荒，但是當組織漸見規模，職員人數增加，內部容易有不同的方向、手法、利益上的衝突，各人的議程和優先次序不同，有人急於勝出……。若手段因為達到目標被合理化，對人性的尊重、平等參與等原則就大打折扣！領導層也是人，一旦犯上以權謀私，或用人唯親等，組織更容易淪為另一利益集團，成立的原意、遠象和方向日漸褪色，士氣、成效及對社會的貢獻也大受影響。

講到管治社會與國家，人類當然從歷史學到不少，如大部份國家以憲法立國、享有法治精神和穩定之管治架構、權力的互相制衡、有衝突時訴諸各級議會進行談判而非以武力解決等……但「私利」、「野心」、貪婪在不同的地方仍難於遏止，報章常見有關欺凌、種族／性別等歧視的消息；貪污舞弊、利益集團之互通、互利的事，貧苦者生活日益困難，以上種種，在不少地方，甚至發達國家也隨處可見。

原來，上帝對良好管治也有要求：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你們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彼此以慈愛憐憫相待。 不可欺壓寡婦、孤兒、寄居的和困苦的人。誰都不可心裡謀害弟兄。」（撒迦利亞書七章9至10節《和修版》）

祂曾定意降福降禍去教導以色列人，先知預言有一天上帝也會以信實和公義審判耶路撒冷與列國：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每個人要與鄰舍說誠實話，在城門口要按真正的公平來審判，使人和睦。 誰都不可心裡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撒迦利亞書八章16至17節《和修版》）

至於面對別人甚至社會制度的壓迫或欺凌，有些人主張奮力對抗，但如耶穌時代的奮鋭黨，血氣與復仇容易演變為血氣之爭，為人民帶來災難。究竟，我們面對今日的生活，如何能促進和平，引進公義？

「你們心裡若懷著惡毒的嫉妒和自私，就不可自誇，不可說謊話抵擋真理……在何處有嫉妒、自私，在何處就有動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和美善的果子，沒有偏私，沒有虛偽。正義的果實是為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雅各書 3:14、16-18《和修版》）

以上的經文雖然耳熟能詳，但實在有助我們了解要散播和平，要先從清潔（純潔、不帶私利的心）開始，再加上各種善意和善行，更是以和平的方式，假以時日（栽種）才能結出正義！可能這種和平、公義不容易在世上的法院／制度中尋獲。

要促進和平、公義，可能最實際的起點是由自己做起，承認自己也容易有私心，先認己罪，再從清潔的心起步，以和平的手法和態度處事和解決問題。猶太語的和平是Shalom，包括內心的感受與外在的環境，蘊含了：整全、安寧、穩妥、安全及安康。Shalom不單是「停止鬥爭、停火」，而是像詩篇三十四篇14節提到：「要棄惡行善，尋求和睦，一心追求」（《和修版》）；這做法是積極的，需以行動落實。讓我們努力作和平之子，學習仰望主，祝福身邊的人和事，好好過每一天。

隨著兩制的逐漸融合，一直以來香港不同範疇以為行之有效的那一套，已不能假設一定會50年不變，而且不是小變、不是內容轉變，更嚴重的可能是基本定義的改變，不再以香港過往那一套為標準，而是要以一國為最重要依據。當港人治港變為愛國者治港；公務員全部要宣誓效忠；傳媒漸漸變成只能認同政府的宣傳機器；教師由專業自主變成需要全面監察的對象……若果未來的宗教政策亦要以一國為依據，那麼教會和機構對將要面臨的衝擊絕對不能掉以輕心。

國內對宗教自由的看法，與西方民主國家和香港過往一直實行的有明顯的差異，中國憲法所指的是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與香港一直以來所奉行的宗教自由並不相同，簡單而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信仰不同的宗教（共產黨員例外），並不代表各個宗教團體在傳教和服務方面是可以有很大的自由度，而國內所保障的只是「正常的宗教活動」而且國家會「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1] 即只可以在政府引導下，在已批准的宗教組織、登記場所進行宗教活動。以基督教為例，政府批准的全國性組織只有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因此未經登記的家庭教會是非法組織，而在不同時候、不同省市對家庭教會的管制雖然並不相同，時鬆時緊，但整體來說，近年是不斷收緊，就算三自教會亦不例外，不少省市出現拆十字架、甚至整座教堂被視為違章建築而需要清拆。[2] 其他較常見的情況就是不准在教堂以外傳教、不准向未成年人士傳教、教會亦不能自由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等。

以上種種與香港一直奉行的宗教自由有很大分別，因此，未來若果政府在宗教政策上建議作出任何改動，就算信誓旦旦保證香港仍然有宗教自由，我們也要問清楚，所謂宗教自由的內涵究竟是甚麼？一直以來香港所奉行的宗教自由，包括以下幾個重要的範疇：

首先，自由選擇信奉甚麼宗教，也包括參與哪一類型的教會。在香港基督教的宗派林立，更有不少獨立的堂會，以及由個別牧師、傳道、甚至平信徒自行成立的教會，毋須任何機構批准。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未來政府會否重提要成立類似宗教管理局的組織，或要求所有教會必須加入某些聯會或協會？當然，連帶相關的是日後牧師是否需要註冊、登記、甚至由某些組織審批？[3] 而甚麼事情最容易引發有關方面提出要規管牧師和教會、甚至要求發牌？就是出現個別牧師的失德或教會的財務和行政混亂的問題，若教會在財務和行政上沒有完善的自我監察機制，弟兄姊妹之間缺乏足夠的信任，恐怕一旦出現任何傳聞，在真相未明之前大家已陷入互相攻擊、甚至彼此出賣的網羅。

此外，一直以來，香港的教會可以自由參與和成立不同的機構服務社會，例如醫療、教育、社會福利、社會關懷、傳媒和出版等等；與國內的教會只限於為會眾提供宗教活動有很大差異。雖然一時之間未必會有180度的轉變，但教會辦學團體在津貼學校之內聚會和辦公的自由度有可能會逐漸收緊，大家必須為未來可能出現的轉變作好準備。正如教會營辦的社會服務中心，無論在資源運用和場地使用等方面，日後也有可能受到更嚴格的規管。教會不要再留戀透過辦學和社會服務獲取更多資源協助傳教的歲月，而應考慮自力更生，由弟兄姊妹努力承擔教會的所有支出，甚至補貼教育和社會服務方面的工作，避免出現為維持政府資助而放棄福音使命，本末倒置的情況。

另一方面，不少宗派、機構和差會也是跨國性的組織，必然有海外聯繫；而一些扶貧和宣教組織的服侍，無論是人力和財政資源，也必然是超越本港的；雖然這些跨國的聯繫本身不一定有從屬的關係，在財政和行政上亦可能是獨立的，但當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姊妹機構在評論和回應香港一些政治事件時，若被指違反港區國安法，不能排除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情況。跨國性的組織需要減少接受海外的奉獻，盡快在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甚至考慮將地區總部遷離香港是無法迴避的問題。

當然，還有一點，對教會來說將會是十分敏感和頭痛的，就是何謂愛國的問題。許多教會和信徒由於血濃於水的民族感情，對自己的國家、歷史、文化和地土都有強烈的感情，亦對向同胞傳福音有很大的負擔。但愛國不等如盲目跟從及附和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決定，教會是政府的諍友而不是下屬，只能是其是、非其非，更重要的是當國家的政策和要求與教會的信仰有衝突時，信徒只能選擇順從神、不順從人。而教會是敬拜神的地方，不應變成宣揚國家政策和歌頌領導人的場所，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但堅持是要付代價的。

香港的宗教政策將會面臨何種程度的轉變，今天沒有人能說得準，因此，趁著還有時間和空間，教會應更多從歷史中學習，王明道、倪柝聲等牧者在上世紀50年代三自運動時面對的挑戰，我們今天必須重溫，避免重蹈1949年之後國內教會的覆轍。[4] 日後任何人若提出要「完善」現行宗教自由政策的話，大家必須明白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裡，並且慎思明辨，堅守我們應有的信仰立場。

「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們從前算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彼前二9-10）

有些人被稱為基督教的信徒，以為聽見或看見福音的訊息，在理性或感情上，認為可以接受或願意接受耶穌為神，甚至認為這是個人明智的選擇，又或是以為是由於為人正直、是好人一名，因而得到上主寵愛成為基督徒。於是一旦被冠名為「基督徒」便以為得天獨厚，成為神的兒女便是領受福氣的人，既然成為蒙福的人，一生也將會有求必應，求甚麼便得甚麼。當這些人發現仍活在這墮落的世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及留意耶穌在2000多年前所說：「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33）他們在生活上便有不知所措的想法，既有永生的盼望、又懼怕苦難；既有權利成為神的兒女，但忽略蒙福的人亦有責任使別人得福。換言之，接受耶穌為救主得著救恩也要與人分享神的愛，使別人有機會得著救恩。救恩不僅是神的恩典、是白白賜予凡謙卑願意接受的人，救恩也是一項呼召，給予蒙恩的人去履行天國子民的責任，我們既「承」接，也要「傳」授。

《一生的聖召》（The Call）是葛尼斯（Os Guinness）所著，作者之太祖母在遭遇人生不尋常沉重的打擊之後，本想輕生了斷此生，但因聽聞福音而生命改變，更想將此福氣傳予後代，因而認真為子孫禱告，希望孩兒們被神所用。葛尼斯見證他的家族帶著信心，回應神的呼召，使別人得福。

《聖經》記載，亞當在伊甸園，生活在十分完美的環境，但是他受迷惑，希望好像神一樣、能知善辨惡，而不遵行耶和華的吩咐，反而接受那惡者的誘惑，以致失去抗惡行善的力量。私慾既懷了胎便生出罪來，罪由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在墮落了的世界，人生下來便步向滅亡，神奇妙的救恩，早在耶穌降生前，呼召願意順服的人，將福臨到他。在《聖經》中，亞伯拉罕蒙揀選、蒙神賜福，他亦用信心行動來回應耶和華的呼召，雖然在生活中備受考驗，甚至有艱難的時刻，但因著信得蒙保守，經歷神的作為，萬國亦因而得福（創十二1-2）。

當亞伯拉罕的子孫蒙福後，因人性的自我，自私和自大，只顧今生放縱情慾，而忽略神的普世和永恆救贖的計劃和旨意，以為在應許之地建立大國便已成事。當以色列人沒有順服遵行神的律例和誡命，以為他們是得天獨厚時，他們的結果是亡國被擄。這是既「承」不「傳」的結果。

「道成肉身」是神創造後大能彰顯的作為，耶穌、這位被稱為末後亞當的身上，我們看到謙卑、順服，祂將生命之道顯明，成就神奇妙的救贖大功。「道路、真理、生命」盡顯在耶穌身上，使每一位蒙召成為神天國子民的人，有法可依、有道可循，使願意承接救恩的人也可承受使命（責任），在日常生活活出信仰，以領受的福和神的愛去影響其他人的生命，這信心的建立是由遵行神的話而來，藉著聖靈的大能，改變人的生命歸回「信靠和順服」蒙福之道。這是我們蒙福的生活依據，當信仰的核心以神為中心，那便是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成長是神的作為也是因著信，成聖是本於救恩也因著信。

當人類在神的恩典中，知識的增加，科技的進展，生活環境的改善，不知不覺中我們便以為這一切都是我們齊心合力努力的成果，忘卻了這一切都是恩典，我們蒙召，得著拯救，原是要將恩典彰顯，把榮耀歸給造物的主宰，好讓人成為天國的子民，而非努力說，來吧！讓我們同心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創十一4）。凡意欲只盡人意而罔顧神旨意，那承傳的便不是恩典，既不是恩典，便是工價；既不是白白的得來，便是我們辛勞的成果，那樣，耶穌的降生也不是必須的嗎？在天下人間還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嗎？在地上人類所能夢想的、期盼的，有哪一樣是可以永存的呢？我們能夠承傳到永恆的，唯獨耶穌、唯獨聖經、唯獨聖靈、唯獨恩典。

《神話語的力量：談聖經與神的權柄》
（Scripture and the Authority of God）
作者：賴特（N.T. Wright）
譯者：張奇軍、郭秀娟、梁碩恩
出版地：新北市
出版：校園書房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4年

這是一本有關如何看待《聖經》及神話語，以及採取甚麼態度來讀《聖經》的書籍。書中的內容相當豐富，涉及多個與《聖經》及神話語權威有關的主題，例如歷史上的信徒以甚麼心態去解釋經文，啟蒙運動、理性主義、左派、右派、自由派等如何誤解《聖經》，又或是削弱《聖經》及神話語的權威性。賴特勇於道出現今學術界對《聖經》及神話語的錯謬的思潮，重申《聖經》及神話語權威，讓信徒不必在這些潮流中迷失。當讀者感到《聖經》再也不能回應今天的問題或對應自己的生命時，本書或許可以成為你的幫助。

《聖經》並非不能回應現今的世代，只是很多時候，《聖經》受制於其他範疇，未能得到恰如其份的詮釋，賴特在前言中檢視了《聖經》在文化、政治、哲學、神學，及倫理此五個領域之中，如何受到不恰當的對待。以政治為例，當世界對政治充滿失望的時候，賴特指出《聖經》中所記載的逃出埃及、征服迦南，以及耶穌對全世界宣告的神國降臨，這些故事都與政治息息相關。他指「教會假裝《聖經》對政治無可置喙……於是教會失去了應有的能力，遇到當前迫切政治問題的時候，沒辦法用認真負責、合乎時代的態度來重讀《聖經》，對問題提出有益的看法。」

在神學方面，一般而言，大家或會以為《聖經》與神學的關係最緊密，神學家都是對《聖經》解釋得非常透徹的人。賴特直指近代不少神學家「讓讀經這件事情變得叫人更加困惑」。當中更有人視《聖經》是問題的一部份，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另外，並不是所有神學家的解經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賴特甚至察覺到現今已經甚少有系統神學家或哲學神學家願意認真地談論經文到底在說甚麼。

此書提供了不少資料，讓讀者知道《聖經》及神話語在歷史中如何漸漸地失去權威的地位，但此書最大的亮點，是為讀者釐清「聖經權威」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讀者按這個看法，可以怎樣看待、閱讀《聖經》與神的話語。

很多人受了後啟蒙的思維影響，把《聖經》簡化為只是傳遞宗教、神學，以及道德真理；有些則認為《聖經》只是過去時空的啟示，是古人的宗教經驗。前者把《聖經》視作傳授「真理資訊」的工具，後者則認為《聖經》與現實脫節，只不過是一本參考書而已。賴特提到《聖經》並不能用來「證明這個，證明那個」，又或是可按自己的需要或喜好隨意取用。

賴特開宗明義的點出「『聖經權威』這個說法，代表『三位一體之神，以特別的方式，透過《聖經》來行使權柄。』」簡單而言，「聖經權威」就是「神透過《聖經》來行使權柄。」《聖經》這本書與其他書籍不同之處，在於《聖經》被有權柄的神所用。真正的權柄屬於神，到了新約，所有的權柄賜給了耶穌基督，耶穌在地上行使祂的權柄，包括醫治及其他教導，而這些都彰顯了神國一部份的權柄。

基督徒所敬拜的神是會說話的神，無論在舊約或新約，都充份表現了神會用語言與人溝通。神會透過《聖經》說話，但不能因此把神的話局限在《聖經》當中，神會「透過受造之物來說話」，也會「透過那成肉身的永活真道」對人說話。神以往啟示自己，祂會一直繼續啟示自己。大家不能視耶穌的死為「讓罪人今生得赦免、來生有盼望的辦法」，也不能視「神的國度」只是「死後上天堂的盼望」。神在世界中從來都不缺席，「神拯救世界的主權透過耶穌與聖靈釋放出來，目的是要醫治更新一切的受造之物。」要了解《聖經》，當從神對世界的使命去了解。而《聖經》的目的一直是「把神全新的國度秩序帶給神百姓，從而帶給全世界。」

賴特不單闡釋了何謂「聖經權威」，更提到個人及教會可以如何透過行動去理解「聖經權威」。個人方面，賴特認為信徒在「實現耶穌復活生命，企盼神更新萬事，等候神公義、喜樂、和平得勝的過程當中（弗一3-23）」，信徒的「心志得堅定」。教會方面，賴特認為教會「一手緊握報紙、一手盤算政治風向與最新策略」是不足夠的，「教會必須手中所持、腦中所思、心中所懷的是《聖經》」，並且只對主耶穌有信心。他指出「只有當教會挺身而出，作為福音的代言人走入世界，表明永生上帝已在耶穌基督裡戰勝邪惡權勢、展開全新創造的時候，『聖經權威』才算是真正發揮作用。」

賴特雖然點評理性及某些學術思潮的不足，但他卻沒有否定理性及學術，他強調只要不把它們視作絕對權威便可以了，它們其實是好的工具，他鼓勵人運用理性及學術成果，這樣才不會落入「沒有營養的辯論」。賴特自創了五幕劇的觀念來詮釋《聖經》，這五幕戲是：創造、墮落、以色列、耶穌和教會。

書中處處流露出賴特如何尊重《聖經》的權威。他提出讀經要：一、尊重《聖經》作者及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不同領域的研究如考古學等，不要斷章取義，要完全按照經文的上下文來理解；二、以禮儀為根基，誦讀《聖經》時要有尊重的態度；三、個人研讀《聖經》；四、學習適合的學術研究；五、教導《聖經》的工作應由教會認可的領袖來負責。

總括而言，對賴特來說，「聖經權威」並不只是一套學術概念，信徒是可以將它活出來的。透過「讀一本書」，生命得以轉化，亦透過這「一本書」去「聽神的話、遵行神的呼召」，更活出自己的呼召，並且「在神所創造的世界裡，顯明造物主的榮耀來。」

在這個風雨飄搖的日子，感恩「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於2019年10月25至26日假恩福中心順利舉行，由第一屆開始，明光社每屆都會協辦性倫理峰會，2019年大會以「守護婚姻」為主題，邀請來自英國的大律師保羅．戴蒙德（Paul Diamond）及中國神學研究院榮休教授鄭順佳博士分享，聚會約有100人出席。

婚姻是甚麼

戴蒙德先生於峰會第一天分享「婚姻應否被重新定義」及「守護婚姻：宗教自由與歧視」。他認為是社會制度讓個人有權享有社會福利。從人類學角度，婚姻是兩性之間互補的關係，肩負著生養下一代及價值傳承的作用，他強調，家庭是為孩子而設，不是孩子為家庭而生。他提醒我們，性小眾對基督教非常不寬容，香港的信徒要裝備起來回應。他提到《歐洲人權公約》第九條保障了人有思想丶良心和宗教自由，但很多時，在如何實踐（manifest）上卻出現爭議。

基督徒受到迫害

戴蒙德先生提醒我們，基督徒面對的是一場政治運動，他分享了很多英國法庭的逆向歧視個案，說明當地在婚姻被重新定義後，社會、個人及教會在實踐信仰自由時所面對的法律挑戰。

1. Johns v Derby City Council（打吡市議會）案：Owen和Eunice Johns這對基督徒夫婦，因為不願意肯定同性戀行為而失去作為寄養家庭的資格，法官認為他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對所寄養的兒童有真正的風險（real risk）及令有關兒童受感染（infected with），法官將不認同同性戀行為的觀點視為病毒，會令所照顧的兒童受感染。戴蒙德先生認為將基督教的價值觀類比如病菌會傳染給兒童，是匪夷所思的！

2. McFarlane v Relate Ltd案：McFarlane是一位基督徒輔導員，受聘於英國一間全國性的輔導機構Relate。McFarlane一直表現很好，直至他向上司表達他對於以性心理治療幫助同性戀伴侶的有效性存疑，他便被解僱，他遂控告Relate。案件在英國法庭審理，McFarlane被判敗訴，於是，戴蒙德先生將這宗案件遞交到歐洲人權法庭（ECHR），可惜，法庭仍然判McFarlane敗訴。這宗案件顯示基督徒可能因為信仰的緣故失去輔導員的工作。

3. Felix Ngole v University of Sheffield（謝菲爾德大學）案：Ngole是一位社工學生，他於2015年在個人臉書討論美國的Kim Davis因拒絕簽發同性結婚證書而入獄的事件，當中提到《聖經》指同性戀是罪的內容，學校為此收到匿名投訴，之後禁止他成為社工，因他的言論有歧視性本質（discriminatory nature）。後來他雖然得到平反，但事件發生時，報章以大標題「恐同不能成為社會工作者」來報道，當他在法庭上得到平反後，就只有一小段報道，指「男子贏得上訴」。戴蒙德先生藉這宗案件提醒與會者，主流傳媒對於涉及LGBT的報道手法非常偏頗，他鼓勵香港教會開拓媒體工作。

基督徒如何回應

戴蒙德先生在結語時感嘆過去幾年，看到基督徒被禁止穿戴十字架丶領養孩子，甚至失去工作及專業資格，這對基督徒實在非常不公平，甚至有法官在批核同志的領養案件上，說了一句「兒童需要爸爸媽媽」也被指為不寬容。他認為我們要協助維護家庭的組織發展及做到媒體友善，發揮媒體的力量去影響法官，他們都是生活在香港的，同樣會閱報，受媒體訊息影響。此外，基督徒不應該只關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如果有同性戀者受到欺凌時，基督徒也要出手阻止，這亦是基督徒信仰的實踐。他呼籲基督徒律師起來，為信仰自由辯護。

上帝設立性、婚姻、家庭

鄭順佳博士分享「婚姻的神學反思」，他認為現代社會，性的領域非常廣泛，到處都是性的解放，性的淘空，導致性失去創意及規範，因此，基督徒要明白《聖經》如何給我們指引，認識上帝創造性的心意。創世記二章18節提到：「耶和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上帝創造完各樣動植物後，覺得一切都非常美好，唯獨認為「那人獨居不好」，因他未覓得他的伴侶，於是，上帝造了一個女人幫助他，且吩咐他們要生養眾多及管理大地，要向上帝負責。上帝亦會向人問責，這是創造男女的心意，性是上帝美麗和奇妙的創造，性座落在創造和立約的脈絡中。

性的規範及界限

上帝透過律法書將律例和禁令呈現，使人明白性的意涵，生育在五經中是最重要誡命，是上帝賜給人的禮物，讓人在婚姻關係中享受，因為人是有思想、有尊嚴的，對於性是有能力節制的，上帝透過禁令，讓人知道界線在哪裡，哪些行為是可憎惡的，是需要受到禁止的。很多時，禁令與處以極刑是互相扣連，有人認為這是文化的產物，但其實是有其正面功能，如保護婦女及弱小，防止他們被利用及剝削，維持人倫的秩序。有關性的界限，舊約主要有四條禁令：

1. 不可亂倫：維護家庭的秩序，由於舊約中的家庭普遍是大家庭，這禁令鼓勵近親的關係有愛，但不可有不當的性行為，其目的是保護後代的健康，因為醫學統計上亂倫所生的子女會有較高機會有各種遺傳基因的疾病。

2. 不可姦淫：上帝創造婚姻的秩序，夫妻的關係是分別為聖的忠誠關係，為子女帶來安全感及穩定的生活，姦淫的行為是背棄忠誠，破壞婚姻。

3. 不可有同性之合：這是違反上帝創造男女的秩序，上帝沒有為亞當預備一位男性的伴侶，人類更不是單細胞繁殖，同性生理的結構亦不適合進行性行為，尤其是肛交容易令直腸受損及引致其他疾病。

4.人獸之合：從生物學上，人也是一種動物，但人有上帝的形象，其他動物沒有，動物在發情期需要交配，人不同，人可以控制自己，假若人與動物發生性行為，不知會有甚麼後果，會產生甚麼病，野獸的疾病如在人身上出現，後者不堪設想。禁止人獸之合是要維護生物各從其類的秩序。

新約性觀及婚姻觀

鄭博士再引用美國前總統克林頓與前實習生的性醜聞，幫助參加者思考如何劃出性的界線。按馬太福音五章27至28節字面的意思，可劃分為四個層次：一、欣賞有好感；二、有淫念幻想；三、有步署行動；四、進行雲雨之交。鄭博士認為如只在意念上有好感是沒有問題的，所以界線應定在一與二之間，當落在淫念中，則不論是否有行為及是否成功，都是犯了姦淫，因為淫念將對方視為物件，令她失去作為上帝受造的人的尊嚴，若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是要實踐律法的精神，而非條文。

新約以婚姻來為性劃界線：婚姻內的性是尊貴的、是好的，不是卑賤的，將婚姻好像祭壇獻給上帝，希望保護婚姻雙方；一切婚姻以外的性是不容許的，並違反婚姻的忠誠，也是淫亂的事。哥林多前書七章2至5節提及婚姻內夫妻之間的性是毫不掩飾，有互相滿足的責任，性關係是義務而非權利，有償還欠債的心態，配合對方的需要，婚姻內的性非指向自己，而是指向對方；不是滿足自己的需要，而是滿足對方，或是互相滿足；不是滿足個人私慾，而是能體諒對方，避免試探及懷疑。有關性的律例定於遠避淫行，追求聖潔活出尊貴的生命，目的是為了保護，而非禁慾。

新舊約綜合論述性

舊約創世記與新約羅馬書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創世記第一至三章，談論到創造、死亡、虛謊、羞恥；羅馬書第一章提及，人透過受造之物明明知道有創造主，卻不去敬拜祂，離棄上帝去敬拜受造之物，這種否定上帝的後果，使人放縱情慾，做出違反自然、違反男女的秩序，將順性的用處變成逆性的用處，進行同性性行為。這些行為，新約與舊約的教導都是一脈相承的。

「第三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由愛家共融網絡主辦，協辦機構包括：阡陌社區浸信會、維護家庭基金、香港性文化學會、明光社及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永恆主對約伯說了這些話以後，永恆主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怒；因為你們議論到我、不如我僕人約伯說的正確。』」（伯四十二7《呂振中譯本》）[1]

神是恩慈的上主，但祂也有發怒的時候，聖經中不乏神發怒的經文。神發怒並非因為祂情緒化，心情不好隨意發洩，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三十四6）。祂發怒每每都是因為人得罪了祂，讓祂忍無可忍才「發火」。[2] 祂會向輕視祂的子民發怒（民十一10、19-20、33，參民十一6）；祂會向棄絕祂訓誨的子民發怒（賽五8-25）；祂會向離棄祂而去拜偶像的人發怒（何八3-4；撒十3）。[3] 基本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及接受神因著祂的子民跪拜偶像、離棄祂及祂的命令、驕傲自大、又或是摒棄公義，甚至多行不義而發怒，但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神竟會對為祂辯護的人發怒。

約伯記中，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是約伯的好朋友。當他們得知約伯財物盡失、子女俱亡等極大慘況時，他們相約來到烏斯地安慰約伯，試圖分擔約伯的哀痛，讓祂的痛苦得以紓緩。[4] 這三位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好朋友，他們眼見約伯連健康也失去了時，他們不惜七日七夜一言不發的陪伴約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們對約伯的愛及安慰（伯二12-13）。[5]

約伯若然沒有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他們或許會一直沉默不言，與約伯一起坐到「地老天荒」。他們可以體諒約伯的慘痛，卻無法接受約伯控訴神。約伯咒罵自己的生日，在他的朋友聽來，他無疑是抨擊神的創造，否定生命是神所賜予的禮物。[6] 因著約伯以控訴神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好友便恍如神的辯護人，一個接著一個與約伯進行口舌之爭。每經歷一番對罵，約伯的言辭便愈發激烈，愈發責備神不義（伯十三3-12）。

在這場辯論中，以利法的主要觀點是人非常卑微（伯四）、沒有人是公義的（伯四17、十五14），因此神不信任人（伯四17-19，十五15-16）。神是公義的，祂不會無緣無故降災（伯四7-9，五3-5、13-16，十五20-35），降災是為了管教不義的人，這對人來說是有福的（伯五17-27）。以利法認為約伯有如此悲慘的遭遇，是因為他曾口出惡言，甚至行惡（伯十五5-6、12-13、二十二5-11），得罪了神，神降災是要約伯回轉，只要他回轉，神必再次祝福他（伯二十二21-30）。

比勒達的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世上沒有義人（伯二十五4-6）、強調神的公平公正，祂不會隨便懲罰敬虔者（伯八2-4、十八5-21、二十五2）。他指責約伯對神的批評如暴風一樣，充滿破壞性（伯八2），[7] 他認為只要約伯回轉，行為正直，神必賜福與他，因為神不離棄完全人（伯八5-7、20-21）。

至於瑣法，同樣憑約伯所說的定他的罪，也認為約伯犯了實質的罪行，才會面對種種禍害（伯十一2-6，二十3-29），他如以利法和比勒達一樣，力勸約伯悔改，好得到神的保護及祝福（伯十一13-19）。

總括而言，約伯記中有很多觀點是反反覆覆的，主要提到神是公義的神，祂不會無緣無故降下災禍，讓人受苦，當人遇到災害，只因人行惡，作了不義的事情，剛開始行惡時或許會風光無限，但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人要改變這狀況，只好尋求神，從罪中回轉，行為正直，才能享受神的保護及賞賜，遠離災禍。或許我們有時也難以理解為何善良的神會容讓災害發生，特別是降災在義人身上，但至少知道信靠神並不等同生命無風無浪，人生路上遭遇災害不一定是因著自己又或是父母犯罪（參約九1-3）；然而，對於約伯的三位朋友，神賞善罰惡是最自然不過的神學觀念，這觀念主要來自他們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經驗（伯五3-7，十五17，二十4-11），以及前人的教導（伯八8-10、十五18-19）。其實約伯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除了身心受創，信仰上也面臨極大的打擊。

基本上，約伯及其朋友對於神的闡述，就是神賜福義人、懲罰惡人的觀念是合乎聖經的教導，聖經亦多次強調神的子民需要謹記及留心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神賜福，享有豐盛的產業，相反，行惡的必招來禍患（申七12-15、箴三1-12，四10-27，十一1-21；彌六9-15；哈二1-20）。到了新約，雖然信徒因著信耶穌而白白稱義，但仍然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將來受神責備（羅二6-11；帖前四1-8）。

這樣看來，約伯的三位朋友相信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既是正統及主流的思想，他們以此為基礎，與約伯爭辯，為何會惹來神的怒氣？他們持守神賞善罰惡的觀念，這想法本身沒有錯。他們是良善及敬虔的人，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基於上述的觀念，希望規勸約伯回轉，這動機也是良好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掌握真相的全部，以致在應用正統觀念時出了岔子。約伯真的是義人，[8] 約伯受苦不是因為他是不義的人，相反，約伯受苦是因為他是義人，說得白一點，便是神看得起他，才讓他受苦（伯一6-12、二1-7）。他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又對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以致缺乏了聆聽的耳朵，無論約伯如何大聲疾呼，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伯十六17、2-5），他們都堅持以神賞善罰惡來解釋約伯的苦況，漠視了約伯的聲音。他們的目的本來是要安慰約伯，結果非但不能安慰約伯，反而增加了約伯的痛苦，惹得約伯反感，甚至反唇相稽。

另外，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雖然很努力替神辯解，但神還是對他們發怒，因為他們錯誤地揣測神的心意，以為神因著約伯犯罪而懲罰他，但事實並非如此。[9] 例如以利法提到「『人能在神面前算為公義嗎？人能在他的創造主面前算為潔淨嗎？他的僕役他還不信任，他的天使他也指責過錯，何況那些住在土屋裡，根基在塵土中，比蠹蟲還容易被壓碎的人呢？』」（伯四17-19）。他們看不到，神稱讚約伯為義人，祂信任祂的僕人，所以約伯才受苦。這一類談論神的說話突顯了他們的愚昧，最後他們要為自己獻祭，並由約伯為他們祈禱，才能止息神的怒氣（伯四十二8）。

約伯受朋友冤枉，神為他平反，指出以利法等人談論神時，反不如祂的僕人約伯（伯四十二7-8）；然而，神沒有偏袒約伯，神也親自向約伯下戰書，不斷挑戰約伯，讓他明白自己在苦難中向神說了很多無知的言語（伯三十八1-四十2）。約伯不知道自己受苦的真相，因著與神真實的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改變心意，撤回之前對神所提出的指控（伯四十二6）。[10] 因著約伯的改變，神加倍賜福約伯（伯四十二10-16）。

約伯記讀者的資訊確實比約伯及其三位朋友多一點點，我們看到天庭的一幕，這是他們看不到的（伯一6-12、二1-7），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全部的「真相」，更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仍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或對神疑惑的地方，例如神為何要這樣「設局」，容許他所愛的僕人遭害？無論是理解聖經或神的心意，除了真相，我們受限於經驗、預設立場及知識源頭等。信仰如此，世事也是如此。

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遊行開始，社會上便充斥著不同的「真相」。單是6月9日及16日的遊行數字，便出現了很大的落差：6月9日的遊行人數，民陣指有103萬人、警方指有24萬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19.95萬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估計）約有50萬人、資深傳媒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75萬人。6月9日的遊行，民陣指有200萬+1人、警方指有33.8萬人、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40萬人、葉兆輝（估計）約有80萬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144萬人。[11] 計法不同、立場不同，得到的數據也不盡同。

除了數據，網上的影片分享也難分真假，[12] 有一些人在網上發放令人熱血沸騰或感人肺腑的遊行感想，但有人細心分析拆解之後，發現極有可能是虛「謊」一場。影片可以藉著非常專業的拍攝手法瞞騙觀眾，讓人信以為真，[13] 圖片更是難以呈現真相。圖片通常需要文字為讀者「解畫」。解畫人是按照真實的情況如實報道，還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真相」來「解畫」？選取的角度不同，無形中影響了讀者對事件的判斷。[14]

在一個不能靠影片或相片探討真相的年代，觀看直播會否成為看清「真相」的較好選擇？但原來「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15] 有些記者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般直播，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仍是片面的一面之詞。即使觀眾努力收集大量「片面」的資訊，而大量「片面」的資訊最後還是「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最終還是不能令他們看到全面的「真相」。[16]

每一個人堅持的「真相」，其實都受到個人的經驗、預設立場及資訊源頭等影響。無人可以掌握整全的「真相」，各人只是忠於自己，選擇出自己認為正確，又或是自己喜愛的立場。這並不是說由於「真相」難尋，從此之後，大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發表意見，甚至不再採取行動。

「真相」難尋提醒著我們，在發言或行動之前，要小心謹慎，認真審視資訊的來源及內容，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更要學習先聆聽及了解對方為何持有與自己不同的見解，而不是一開始便判斷對方無理，自己才是看通及了解「真相」的一個。能夠彼此尊重，互相有良好的溝通，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大家重新審視各自收到的「片面」，從而再檢視自己所建構的「真相」。這並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搏擊，又或是一個急於說服對方的辯論比賽。到了最後，大家極有可能還是堅持原先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對雙方沒有益處。只要每一次的對話，大家都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不口出惡言、不羞辱對方、不人身攻擊、不無故論斷，除了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及其他人背後為何有如此想法外，難道這不是一次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靈命及與神關係的機會嗎？

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對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愈談愈「興高采烈」，但我們能否接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聽到相反的意見時，我們是否很易動怒？我們能否勒住自己的舌頭？當事與願違，我們是否還能信任神呢？

在「真相」中迷失的時候，願我們與真實的神相遇，學會謙卑地與神同行，以憐憫的心行出公義。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