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躺的話，不會坐」之「躺平熱」

12月22日是將臨期的第四主日，一些教會在這個節期期間會擺設將臨圈及四支蠟燭，在第四主日，教會將燃點將臨圈的第四支蠟燭「馬利亞之燭」。馬利亞對上帝的信心，令她勇於接受聖靈的呼召，誕下了耶穌基督，給我們展示信心榜樣。在迎接這個充滿盼望的聖誕節，我們也應該學習以信心和感恩的心面對生活中的困難與挑戰。

然而，在過去的兩星期，連續發生兩宗12歲學童墜樓身亡的事件，讓我們深感震驚與悲痛，將臨期並未能為這些學童帶來平安與喜樂。現今的學童正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學業、家庭及社交環境等多重挑戰，他們在困難中掙扎，難以找到光明的出口。教育局表示，去年全港中小學向教育局匯報的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共有32宗。至於今年截至10月，學生懷疑自殺身亡個案有22宗，情況令人擔憂。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曾經有調查顯示，超過七成受訪學生認為自殺的原因與學業問題有關，而近九成的學生在面對負面情緒時，選擇不向老師、社工或家人求助，這樣的情況不禁讓人思考，香港的教育制度是否需要進行根本性的檢討，政府是否應增加資源以促進家庭的和諧，推動親子關係教育，以避免關係疏離的情況。首先，教育局應該檢討減少測驗、考試的可行性，而改以活動評估的方式，以培養學生的創意與獨立思維，避免他們以死記硬背的模式來學習。學童面臨的壓力的高峯期相信是在升中呈分試前後與中一學習適應期時，一些學童在12歲便選擇輕生，或許反映了這些學業上的挑戰未必是每個學童可以承受的。測驗和考試在某程度上是必要的，但過度的考試卻會令學生承受不必要的壓力。教育局應該重新思考評估的方式，將重點放在學生的整體發展上，而不僅僅是考核學業成績，以更多元化的方法，鼓勵學生發揮創意，培養他們的批判性思維，讓學習變得更有意義。

此外，建立學校與學童之間的信任，以及學童與家長之間的信任十分重要。學校應該提供更多的心理健康資源，讓孩子在遇到困難時，能夠勇於尋求幫助。教師和家長的角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者，更是情感的支持者。當孩子感受到周圍的大人願意傾聽他們的煩惱，他們在危急關頭時才會與身邊的家人、老師分享、尋求協助。家長應時常與子女保持開放的溝通，讓孩子能夠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擔憂。學校和家庭若能彼此合作，共同為學童建立一個更健康、理想的成長環境，將會是兒童重大的福祉。只有當我們重視孩子的心理健康，與學童同行，他們才能茁壯成長，成為快樂的下一代。

參考資料：

吳綽詩。〈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　社福機構走入校〉。《香港01》。2024年12月1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084111/學童自殺-林正財-集中資源預防和識別高危學生-社福機構走入校。

〈3個月內至少6宗懷疑學童自殺 專家拆解3個高危時期 家長注意7大學童輕生警號〉。東方新地。2024年12日16日。網站：https://www.orientalsunday.hk/生活健康/987645654-1421307/2/。

2020年，有一組圖片在網上瘋傳，在內地掀起了話題，有人在床上堆滿了數叠書，又有人在前往清華大學的上學路上，一邊踩單車一邊看電腦等，有人認為這些照片反映了清華的學生何等拼搏，而在單車上看電腦的學生更被評為「捲王」，[1] 一時間，清華捲王成為了熱門的搜索詞彙，一篇名為〈績點為王：中國頂尖高校年輕人的囚徒困境〉的文章道出了內地名牌大學的激烈競爭，在這所中國頂級學府裡，揭開漂亮的指標、體面的成功，這些中國最聰明的年輕人正面臨普遍的困境：在極度競爭中，成功壓倒成長，同伴彼此PK（Player Killer或Player Killing），精疲力竭。[2] 隨後「內捲」一詞更成為了流行語，[3] 接下來，即使不是身處內地的香港人，都知道「內捲」一詞。[4]

內捲有拼搏之意，但其意思又不只於拼搏這麼簡單，內捲其實並非由內地人創作的新詞，這詞首次見於德國哲學家康德所撰寫的《判斷力批判》一書中，其後兩位人類學家把「內捲」的概念加以發展。其中一位是Alexander Lovich Goldenhitzer，他指到一種文化模式，若已達到某種最終形式，既無法穩定也無法演變為新形式，而只能內部愈趨複雜，這現象便為之「內捲」。另一位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則從印尼的生態變遷過程談到農業內捲，他指出，缺乏資本、土地有限以及行政障礙等因素，令印尼爪哇島的農業無法向外擴張，最終導致不斷增加的勞動力被擠壓在有限的稻米生產中。[5] 對現今的社會來說，內捲的情況正在發生，許多行業的競爭愈演愈烈，每個人都必須比以前更努力，但這種競爭反而變得無效，因為所付出的努力與所得的回報變得不成正比，[6] 而由於資源有限，人們為了爭奪資源，亦只好進行「非理性的過度競爭」。[7]

「非理性的過度競爭」可以發生在一些企業，為了業績，老闆不斷要求員工提高服務質素以吸納顧客，但這往往罔顧了員工的利益及身體狀況，例如內地所興起的996制，即是要求員工的工作時數為朝9晚9，每週工作六天，996的工作制度本來便是違反內地的勞動法例，但多年來，非但沒有被取消，反而變本加厲。有些企業，特別是互聯網行業甚至推行了886、715及10106，[8] 即使沒有言明，很多公司為了鼓勵員工加班，都運用了層出不窮的手法，例如有公司會在7時安排免費晚餐，這樣，無疑是希望員工可以工作多一會才下班，甚至有寵物公司要求員工入職時先去老闆的辦公室領取一隻貓，辭職時歸還，目的便是希望員工為了貓咪，可以在公司多留一會。[9] 企業內捲，員工不能「辭職不玩」嗎？當然可以，內捲不來的只好請辭，但留下來的員工，有的為了生計，也自動內捲起來，以此增加自己的競爭力，香港也不能完全避開這股內捲之風，有一位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香港人分享到，有些來自內地的優才自願降薪，並且可以24小時在線隨傳隨到。這樣的低薪又聽話的員工，自然得到老闆垂青，但這一種不下班的內捲文化，真的健康嗎？[10]

香港不需要進入非理性競爭的內捲，本身已經算是相當拼搏的城市，根據2022年由The Instant Offices公佈的研究結果，香港在全球過度勞累地區當中排第三位，僅次於新加坡及中國，當中有72%的香港員工在工作中感到不快樂。[11] 有些公司，真的需要很拼搏的員工才能維持經營，例如在四大會計師行（Big 4）工作的核數師，平日工時已經不短，在工作旺季時更要連續多個星期七日工作，由早上做到零晨，甚至有可能直接在公司或酒店睡一至兩小時就當是一天的休息了。當然，核數師享有高收入回報，努力過後有豐厚的收入，有不少人覺得是值得的，但人的體力及心力始終有限，事實上不少人捱了一兩年便辭職，普通核數師平均的流失率介乎33.2%至36.2%，高級核數師的流失率則為22.1%至39%。先不談員工需要時間栽培，人事部要忙於招聘人手，既然流失文化由來已久，情況一直未有改善，這是否代表著公司大概想保留這種文化，或是沒有辦法之下便一直「保留」了它。無論如何，要重新栽培員工還算小事，但員工身體一旦出現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畢竟人的體力有限，有人為了平衡生活而離職，但也有不少人是因為身體出了狀況而不得不離職。[12] 說到底，人無論有多強大，都不能違背神原先的設計，人本來便是有機生物，需要空氣陽光營養水份等元素，更重要的是無論身體或心靈，都需要休息。

當初神在西乃山藉著祂的僕人摩西，對祂的子民頒下了重要的誡命，其中一條就提到：「要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工作。但第七日是耶和華你的神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你的僕婢和牲畜，以及住在你城裡的寄居者，不可作任何的工。因為耶和華在六日之內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就歇息了；所以耶和華賜福安息日，定為聖日。」（出二十8-11《新譯本》）

人要在安息日歇工是不能漠視的事，因為神既然把此誡命連同不可敬拜別的神、不可殺人，以及要孝敬父母等重要誡命一起頒佈，神的子民當然要高度重視它，並守安息日。神用了六日完成了創世這項偉大的工程（創二1-3），然後在第七天休息，人有神的形象，自不然要效法神。守安息日的意義亦在於它固定提醒了神的子民，要記著人類與整個宇宙都是被造的，另外，也提醒他們要記住神與人之間的約。在這複雜的世代，現實生活裡充滿著壓力，每週有一天撇開一切家務及工作，分配時間禱告、默想、內省、從容不迫地吃飯聚餐，以及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好好地與神、親人及朋友等連結，這是何等美好的事。由於安息日成為猶太人的生活核心，傳統猶太律法禁止人在安息日做日常事務，包括做生意、消費、購物、做家務、開車、坐車、使用電器及電話等，目的是要人在一週內分別一天出來做最重要的事，讓身體好好休息，心靈得以復甦，以此消除六日中累積的壓力。[13]

安息日的特別之處，在於它不單只讓神的子民享有安息日，也是為了全人類及生物而設的，對於古代的奴僕，不被主人欺侮已是萬幸之事，更遑論「有假期」，但因為他們也有神的形象，在安息日中，他們都可以休息，神甚至定意讓牲畜，也同樣有休息的機會。其實除了生物，神吩咐土地也要守祂的安息，第一至六年，人都可以耕種，但每到第七年，人不可耕種，也不可修剪葡萄園（利二十五1-5）。這樣說來，人不但在一週裡享有一天的休息，每七年也可享有一年不用耕作的生活。但這亦意味著，人們必須相信神的應許，在第六年地會生產出足夠三年食用的食物（利二十五21），因為人在第八年耕種，到第九年收割糧食這段期間，他們仍然在吃舊糧（利二十五21-22）。

守安息日或安息年對神的子民來說，真的是一次信心的考驗，因為人總是怕不夠，想要拼搏，為自己增加食物及財產，賺取安全感，因此守安息日或安息年也可以成為人學習倚靠神的時機。昔日在曠野，神的子民經歷了偉大奇妙的事，便是一連六日天降嗎哪，第六日下了雙倍的份量，第七天便停止供應，於是神的子民「在第七天都安息了」（出十六29-30《新譯本》）。他們不得不在第七天安息，因為他們嘗試過在第七天出外收取嗎哪，結果當然是徒勞無功（出十六27）。這些人在第七天找嗎哪，結果惹來神的責問：「你們拒絕遵守我的誡命和律法，要到幾時呢？」（出十六28《新譯本》）。同樣，神的子民藐視神的話及祂的先知，隨從列國行盡可憎的事，不公不義，神懲罰他們，連帶大地也因為他們的貪婪而無法休息，這一次神讓大地一次過享有70年的安息（代下三十六14-21）。

撇除為了爭名逐利又或是僅僅為了生存，有時人有良好的動機及意願，例如燃燒自己服侍主，但一不留神罔顧了自己的身心靈需要，便會弄至心力交瘁，甚至連事奉都想放棄。[14] 神著重安息日，除了想要人們記住他們與祂的約定外，事實上也是為了人們著想，正如耶穌所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並不是為安息日設立的」（可二27《新譯本》）。重要的不是禮儀，而是希望人在這日與神連結，洗去六天的惱人的事情。耶穌在安息日醫治病人，神何嘗不是藉著安息日醫治人的身心靈，「每週一次的安息日不是要『做甚麼』（to do），而是『存在』（to be）。有人甚至提到，守安息日是預先體會彌賽亞國度，讓人在一段短暫卻含有能力的時間裡，先經歷一下終極的和平、安寧、祥和與世界的完滿。」[15]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最近看過《進擊的巨人》動畫、《年少日記》電影等等以後，腦海中便浮現出一個很深刻的反思，就是：人生命的價值，是否一出生便分了等級呢？是不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值得活下去呢？或者說，是否某些人的生命更加重要呢？可能會有人直截了當地回應這個問題：誰更「有用」便更值得活下去！這也是個不折不扣、資本主義社會的說法，就是那人無法帶來利益，其生命根本不值一提。

如果有看過《年少日記》的朋友會發現，從主角的家庭生活，就看得見父母對於兩個孩子有著不一樣的眼光，而從他們的眼光，也看得見哪一位孩子更值得活著。兩個孩子中，其中一個小孩子選擇輕生，他臨離開前也表示：「我並不是甚麼重要的人」，他彷彿在說，不重要的人，存在與否，都不會帶給別人任何感受，就像世界與他無關。到底我們如何定義一個人重要或不重要？又或者，我們怎樣才會感到自己重要或不重要？要討論與「感覺」有關的課題，總是非常困難，在此嘗試從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以及人自身的限制出發，探討生命價值與等級的課題。

資本主義的真貌
當人未有批判的能力，他所身處的世界，當中的氛圍或社會規範，便成為了他的真理，他會認為世界必然如此運行。其中一個資本主義的特徵，便是將現實所有人事物商品化，例如身體商品化、情感商品化、關係商品化，「商品化」——即是進入一個買賣、交易的系統。基本上，人的大部份活動直接或間接都有著經濟互動關係，職業、消費和娛樂等等，無一不是從市場中，或從商品交易中實現，人際關係也是如此。[1] 例如直接將性愛關係商品化；人的情感表達商品化，諸如迪士尼樂園的員工、空姐等等工作時只能夠表達愉悅的情緒；關係上，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某程度上亦以交易方式進行，即若然考到好成績，便增加零用錢或買玩具等等。

至於一個人重要與否，在資本主義下，就是能從競爭中勝出的那位更重要，更值得活著。進入經濟體系，隨之而來的，便是出現過度強調競爭的社會現象，這也是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徵，人們之間必然鬥得「你死我活」，為了爭取最突出的位置，有著強烈的敵我之分。[2] 回看《年少日記》的故事中，主角的哥哥不斷想力爭上游，獲取父母和弟弟的認同，而他與父母的關係，便是一種交易的關係，以成績決定零用錢多少，以及能否買玩具或去旅行；這種疏離的關係，使到父母與孩子的溝通都離不開成績，首要討論的，就是成績如何、能否升班、學業排名等等，成績重要過一個具體的人本身，甚至在學校有老師發現了學生的遺書，但學校管理層優先關心的是學校的聲譽，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

而事實上，人際關係在本質上是講求「犧牲」、為他人付出，並不是一種交易的關係，也不存在敵我之分，所以「犧牲」在本質上被資本主義拒之門外。但社會氛圍強調競爭，所以在學的兒童自自然然地認為考到好成績便能換取父母更多的愛，讀書能力較差的，便會認為自己是垃圾，自己「並不是甚麼重要的人」。故此，到底誰的生命的價值較為重要，在強調競爭的社會裡，取決於自己「有沒有用」，「能否達標」，若「沒有用」，生命就像不再重要了。

能夠不能
身處資本主義的社會，大多數人也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功績主體，除非有些人堅決全然「躺平」，否則也無法逃離資本主義的魔掌。其實說到底，一個人對他人來說重要不重要，就視乎他能夠做到甚麼事情，做到，就有存在價值，做不到，就沒有甚麼價值，甚至被視為徹底失敗者。社會強調：學業優秀、事業成功、家庭美滿、外貌標緻，而資本主義就將所有人放在以上標準作比較，也就是讀書不能留班、事業不能有挫折、家庭不能不幸福、外形不能胖、矮、「毒」、[3] 醜，全部都「不能夠不能」，[4] 人被「能夠」壓榨到盡，這種觀念也就令人看不見失敗其實乃是常數，成功也只是恩典。

人作為血肉之軀，有些事是無法做到的，這不只是說身體上的限制，而是每個人的潛能都不一樣，有能夠做到的，有不能夠做到的，只是有些人的潛能恰巧符合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有些人的潛能恰巧不符合主流價值而已。那麼是否潛能不一樣就沒有存在價值呢？

要讓一個人感到自己重要，是需要關心與關懷對方，那並不是因為對方有多少的「能夠」，而是知道他人的「不能夠」仍願意去關心。這些關懷是持續性的，並不是看了某些電影就當自己關心了有需要的人，也不是看了某些電影才忽然熱心起來，就如「忽然球迷」[5] 一樣，而是要持續性的熱心，放棄一切有如交易般的商業模式，成為他人能夠抓住的救生繩。

是否每個人都需要成為一個滿有能力的人，才有生存價值呢？《進擊的巨人》當中的一句對白說得好，當主角還是嬰兒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媽媽說：「你的孩子只會是個普通人而已。」媽媽回答說：「不是特別的就不行嗎？這個孩子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足夠偉大了。」是的，如果要孩子必須擁有某些功用的話，那麼小孩子從出生開始，對父母來說也只是件投資產品而已，而不是甚麼偉大的生命。惟有接受他人的「不能夠」，放棄主宰「能夠」的想像，才能發現他人是一個「人」，一個具體的「人」，是不可能完全的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的。[6]

中國人對「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想根深柢固，一旦孩子選擇躺平的生活態度，往往會令父母不知所措，招架不住。有些父母會選擇打罵的方式回應，希望可以激發孩子能夠上進，重燃鬥心；有些父母則選擇放棄、「無眼睇」、「當生少個」的模式。以上兩種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究竟現今的家長應如何回應時下年輕人的生活態度？

建立生活態度的黃金期
首先，父母必須要承認孩子的性格、生活態度並不是突然形成及出現的，這與他們的成長背景、環境、原生家庭或多或少有關係。大部份孩子在小時候都會願意聽從父母，依賴他們。然而，到了青春期，孩子卻出現重大的變化，讓父母不懂如何處理。在孩子到達青春期時，由於受荷爾蒙影響，情緒會有較大起伏，孩子的性情也相對改變，父母就像要去重新認識一個人。青春期的孩子開始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每每跟父母作對，在雙方磨擦的過程中，父母或許因此感到憤怒、難堪，進而放棄、放縱。其實，青春期的轉變是人生必經的階段，每一位父母都曾經歷青春期，只是大家都忘記了。試想當時你的父母可能也曾嚴苛的批評你的日常生活，你也會有激動、反抗的時候，想盡快脫離那不能溝通的父母。今天，你的孩子也是如此，太嚴厲只會令他們想辦法離開；漠不關心，則會令他們感到沒有依靠。當你回想自己的青春期時，或許你更明白當中的複雜關係。青春期時，孩子會對父母、家人等顯露出不尊重的態度；在面對責任時，顯得懶散及草率；對生活、學校或人們抱持負面態度；在情感上與人疏離，情緒陰晴不定，卻說不上原因等等。[1] 其實，青春期是建立孩子性格的黃金時期，父母若忍耐到底、堅守界線，在拉鋸的過程中與孩子同行去建立他們的性格、行為、態度，便能成功地過渡青春期。青春期只是一個進入成人期前的一個階段，並不是一件壞東西，然而過程是充滿掙扎，就如一條毛蟲必須變成蛹，然後在蛹中掙扎，直到牠的雙翅強壯，才會破蛹而出，蛻變成一隻成熟、獨立的蝴蝶。

在青春期的孩子就像小樹苗，它們需要被綁在木樁上，因為他們連自己的重量也承受不住，要依靠在其他東西上。等到時候到了，這些樹苗在發展成熟時，便可以自己承擔工作。故此，在孩子的幼苗階段，他們需要外界的幫助，而最終他們會以安全的方式離開父母的規範。[2] 從以上的內容可見，父母一些消極的回應，如打罵、放棄等，對孩子來說不單沒有正面的影響，還會加重他們的壓力。在青春期時，他們仍需要教導、指點、在人際關係上的協助等。曾聽過一個例子，有父母在小學期間，都很著重孩子的成績，照顧有加。然而，到了中一，正值孩子青春期初期，父母可能認為孩子已經長大，故此中學後就不再理會孩子，讓他孤單地度過。最後，小學成績優異的他，進入一所band 1（第一派位組別）的中學，初中時成績便一落千丈，到派發DSE（中學文憑試）成績單時，父母才驚訝他的成績為何與小學時差距這麼大。中學正值是孩子的青春期，父母卻選擇這個時候離場，只會令孩子更迷惘，最終影響了他們的將來、生活態度、待人接物、行事為人等。故此父母不要隨便在孩子長大過程中的任何時候離開，這只會失去與孩子的結連。若父母再次想進入他們的世界時，也許已不再是件容易的事。

用愛回應躺平
若果此刻孩子已選擇躺平或沒有方向的生活態度，而你跟他們已失去了連結，那亦不用氣餒，嘗試再用愛與他們建立關係，表達你對他們的重視，關係亦會慢慢重新建立，若你願意先去表達你的愛、支持、關懷，他們是會見到的，要讓孩子明白你正在等待他們，希望與他們結連，而不是想改變他們。

走進孩子的世界
此外，在與孩子相處時，要選擇多聆聽，在與他們溝通時，多問一些深入、實質的問題，不要只問「你今天開心嗎？」，而是更深入地問：「知道你下午跟朋友逛街，是否買了很多東西，一定很開心了。」這樣可以引導孩子聯想更多的內容，與你更有效的溝通，亦給他們感受到你對他們的在意。有時候，可以跟孩子一起進行戶外活動，如打球、散步，甚至旅行，在放鬆心情下與孩子聊天，可以更有效進入其內心世界，與他們連結。年輕人在青春期時需要父母去幫他們一把，有時候他們會進入迷失、人生沒有方向，甚至躺平的狀態。當孩子不懂得如何處理此刻的際遇、對未來充滿恐懼時，父母要時刻與他們保持結連，在他們需要你的時候，你就乘機走進他們的世界，與他們的內心相遇，這會不知不覺間影響他們的價值觀、做事的方向、待人處事的態度等。

盼望同行
最後，在孩子青春期時，朋輩的影響比父母的影響更加重要，再加上媒體的引導，不同的廣告、社會文化都有可能影響孩子的思想。當媒體大力報道躺平的風氣時，有些年輕人也會有樣學樣，覺得如此行就是追得上潮流，也認為這是適合自己的生活。然而這種好逸惡勞，不求上進的負面心態，卻反映孩子對現實的不滿，對未來沒有盼望。這時，父母更加要與他們同行，少說教，避免批評他們的不是，並把盼望注入他們的價值觀，與他們一起去尋找目標，向理想進發。

《聖經》傳道書二章18節說：「我恨惡一切的勞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勞碌，因為我得來的必留給我以後的人。」傳道書也提及躺平的生活態度，經文指出所羅門突然感到自己的生活勞碌並沒有令自己得到任何益處，故此感到厭煩。原來所羅門這麼出色的君王都想過要躺平，躺平過後，他卻找到盼望，在這卷書最後一章，他說：「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只要我們為主而活，就會得著智慧、盼望、人生的目標及意義。由此可見，躺平一會也不算是壞事，只要休息過後，與神同行，便能重新得力，繼續向前進發，詩篇四十六篇10節亦教導我們：「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2022年8月12日，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順利完成，有80多人參與，在此感謝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雅斤堂借出場地，以及各位蒞臨現場出席研討會的朋友。讓我們一起重溫當日精華片段。

郭毅權博士

「由教會舉辦的才算事奉？」、「對教會有不滿才會在教會外自行事奉？」、「選擇在教會外自行事奉的人，便會少了參與在教會的事奉？」、「現在的年青人都不願意事奉？」、「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s）和斜槓工作者（slashies）不會太熱心事奉？」，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教授郭毅權博士設計了以上五條問題，邀請現場的參加者即時投票，在十分同意至十分不同意之間的五個選項中，選擇其中一個答案。當日有42位朋友參與這個熱身遊戲，結果顯示：97.9%的人不同意／十分不同意「由教會舉辦的才算事奉」；65.8%不同意信徒「對教會有不滿才會在教會外自行事奉」；71.4%不同意「現在的年青人都不願意事奉」；64.3%不同意「自由工作者（freelancers）和斜槓工作者（slashies）不會太熱心事奉」；28%不同意／十分不同意「選擇在教會外自行事奉的人，便會少了參與在教會的事奉」。

現場投票的結果，大部份與郭博士發佈的「新一代基督徒的生活形態、工作態度與事奉觀研究」的結果是吻合的。是次研究共收回網上問卷748份，受訪者中有79%現時有事奉，當中受訪的年青信徒，有事奉的佔72.3%，平均每人有兩個事奉崗位。受訪者的事奉觀，並沒有因年齡或工作形式（全職或斜槓）不同而有太大分別，他們事奉的主要原因都是想榮耀神，他們的事奉心態，人生價值，生活形態和工作態度是一致的，都以神為中心。受訪者中有51.3%在教會外事奉，這些人並非對教會不滿，相反，他們對教會的觀感是正面的，參與教會外事奉，只是希望事奉可以更有彈性，或更親近神，尤其是自由／斜槓工作者，他們更珍惜自由度、強調自發性和創新性。整體來說，受訪者普遍認為自發／自行事奉與在教會事奉並非零和遊戲，兩者可相輔相成；至於年青人和斜槓工作者沒有想要少做事奉，反而是想事奉更多。

陳永浩博士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結果時指出，原來信徒在教會外事奉，不一定會影響自己本身教會的事奉，這並不是一場零和遊戲，當中可以沒有「推拉因素」（push and pull factors）。很多人以為信徒在教會外事奉，主要是因為教會沒有給信徒機會，其實不一定是這樣。一直以來，人們以為斜槓工作者都是年青人，是做IT或是YouTuber，原來也不一定，我們要打破這些想法，有能力做斜槓的，或者要做很多份「職務」的，不一定只限於年輕人，信徒可能到了某一個年齡層，進入「收成期」、有人脈有資源，不再需要擔心經濟，他們更有機會去slash。

三位講者圍繞著「新一代信徒的事奉模式現身說法」這個主題，有以下分享：

蕭烜醫生

私人執業醫生蕭烜醫生分享到他本來打算做一個腫瘤科醫生，有一次在醫院遇見一個末期癌症病人，這位患者最想要的是醫生可以探訪、認識及照顧他，那一晚，蕭醫生領受了神給他的召命——全人醫治，於是他成為了一位家庭醫生，去聆聽病人的需要及為他們禱告。全人醫治意味著不是單單成為一位留在診所裡的醫生，而是進入社區接觸有需要的人，探望無家者／探望獨居長者／與年青人一起繪畫／與年青人一起敬拜／成為YouTuber，無牆的slash服侍都是源於一個召命。

鍾俊傑先生

藝窰軒福音劇社總監鍾俊傑先生本身的工作是IT項目經理，但他卻透過戲劇服侍他人，在疫情期間，他幫助教會透過Zoom做廣播劇。他提到只要想做，不受制於一個框框，便能做到想要完成的事。他鼓勵教會開放，不要固守以前的東西，他認為不一定要很有經驗的信徒才能事奉神，他分享到他的教會容許兒童主領敬拜，也開設了平台容許更多年青人參與事奉，他表示這樣才能真的做到傳承。他很想告訴大家：「異象不是夢，敢開拓，神開路」。

呂慧明女士

香港神學院神學生呂慧明女士曾與來自不同宗派、不同堂會的弟兄姊妹一起事奉。作為新一代，她與大家分享了在她身邊新一代事奉者的心聲。她認識的人中，有弟兄姊妹本有事奉的熱情，甚至自費裝備自己，可惜的是因著制度而無法在自己的教會發揮恩賜或回應呼召。雖然她明白弟兄姊妹未能活出召命，不排除受個人因素影響，但有些堂會實在過份小心，不隨便放手給年青人參與事奉。她反思教會作為一個接納罪人的地方，為何不可以訓練一班會出錯，然後願意承擔錯誤的人？她分享到由於她在教會外有機會被栽培成司他，這反而讓她能帶著這份才能回饋教會。

在論壇時段中，陳永浩博士問及三位講者，教牧可以如何幫助新一代的事奉者。鍾先生重申教會最重要的是開放及容許人犯錯，身為執事，他明白教會受限於制度，但教會可以在制度之內，容許一些平台和空間出現，讓弟兄姊妹在其中發揮恩賜。蕭醫生總括經驗，他需要真實的同行及真實的放手。他提到在開設診所初期，牧者會與他一起進行招聘。到了適當的時間，牧者又會完全放手，讓蕭醫生「長大成人」，不再過度依賴牧者。呂女士則希望教會可以給予的是「國度性的胸襟」，希望教會不是只用制度去回應一切問題，並嘗試走出去回應弟兄姊妹的國度性使命。

參加者陳劍雲牧師回應幾位講者的分享，他指人生同事奉，教會和個人，很多時都如參演即興演出，舞台是神的，主角是耶穌基督，我們只是配角，召命就如神交給我們一個大概的角色，演這個角色的過程便如即時創作，有時得到的回應不太好，這其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演出者能在其中反省和成長。他指，有時弟兄姊妹被教會打擊，這亦不太重要，因為一個人是否有真實的熱情，要經打擊後才知道，有些人到後來演不出來，可能因為這不是神給他們的角色或召命，神可能藉著打擊引導人走另一條路。他認為我們不用對教會或組織寄予過高的期望，免得有太多的失望，反而要留意聖靈在我們生命的工作。

關浩然牧師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堂主任關浩然牧師以「上帝國度的事奉觀」為主講題目，他以《聖經》作為起點，指出昔日的信徒沒有休班時間，他們的生活、事奉都在家戶中發生。昔日的教會也不是指禮拜堂，而是指教會群體，如此說來，服侍主是沒有休班的，整個生活都讓人高度意識到自己在服侍主。今天，有家庭有職場、有禮拜堂有世俗工作，當福音被分拆，以為只關乎人的得救，那麼，福音屬於哪一邊？人們可能認為只屬於教會，至於家庭責任、政治、環保等議題，則與福音無關。其實，事奉不只是傳福音，比較完整的神國福音是去報告神透過彌賽亞耶穌所成就的事，當世界陷在罪的權勢中，受造的、作為神形象的人類失落了他們應有的任務，本來是管理世界的人類卻令世界變得混亂，只有神可以提供出路，祂挽救世界，透過受膏者耶穌及聖靈去更新及統治世界，人因此有核心的角色，便是關注於公義的社會及道德的生活。如此看來，神國福音是有公共層面的，並非在教會所做的才算是服侍，基督徒是應該在整個生活中好好服侍神。

溫南聲先生

維護家庭基金總幹事溫南聲先生主講的題目是「以人力資源策略配合新一代信徒事奉形態」，他希望這次分享有助其他機構知道如何吸引年青信徒加入團隊。溫先生提到作為一個機構的事工領袖，掌握新一代對工作形式的看法是很重要的。新一代進入機構時，他們期待的是甚麼崗位？一個領袖如何為他們營造有益於他們的環境？以前一個員工想由全職轉為半職，僱主是難以批核的，但僱主若一成不變的話，可能難以招攬人才。想slash的新一代，最希望的是工作可以「自己話事」，亦希望可以在家工作，不用每天返公司。想要吸引新一代信徒加入一個基督教團隊，除了制度上的配合，亦要知道基督教的人力資源管理不是停留於招聘，最重要的是如何為信徒提供一個事奉神的機會，讓他們可以為機構的存在、目標及異象而付出。當然，領袖先要了解及掌握機構內每位信徒有何恩賜，讓他們可以配合機構的異象發揮恩賜。另外，與其和他們進行薪金與能力掛鈎的評核，溫先生建議不如給他們回報及意見，讓不同恩賜的信徒都感受到神喜悅他們在機構工作。還有，容許信徒出錯能讓他們在機構中有更多學習機會和發揮更大的恩賜。他指，機構若能締造一個平台，讓信徒感到工作有意義，有滿足感，必能讓信徒有更大的發揮。

李志剛牧師

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李志剛牧師以「教會如何支持新一代信徒參與事奉」為題目分享，他指馬鞍峰香港教會為一間標竿教會，同工大力推動弟兄姊妹加入事奉崗位，由於教會有一套系統，故已推動了50%-60%的信徒參與事奉。除了典型由同工帶領的事工，亦有一些事工是同工不可以「落場」參與，只可以由會友起動，同工輔助信徒完成。這制度的目的是要透過事奉幫助信徒成長，因為他們相信，信徒是可以的，而事奉本身也是彼此激勵的一個過程。牧者主力栽培聰明及有才能的信徒發揮恩賜。當信徒愛教會，自然會盡心事奉，即使是很零碎的工作，例如「倒垃圾」。但信徒不可能以此服侍一輩子，教會會安排課程給信徒，讓他們了解自己的恩賜，當他們發揮到恩賜，便可以做一輩子。未找到恩賜的信徒可自在地做「閒角」，但當找到恩賜後，恩賜會讓信徒做得長久。當人找到恩賜去事奉，自然會很喜樂，向著目標直跑。為了配合信徒的特質，教會靈活地修改了金門神學院的一個碩士課程，把它設計成只有必修科、毋須考試，讀得少但修得精，目的是要打破信徒恐懼讀神學的心理，讓他們願意接受裝備，建立教會。

學習是人類的天性，只要你和小朋友相處過，大都會發現，小朋友天生好奇又愛每事問。小朋友問：「點解花會有香味？」，「這樣可以吸引蜜蜂。」你回答後，小朋友再問：「點解要吸引蜜蜂？」，你覺得與小朋友講述「授粉」太深奧了，只好簡單地回應：「這樣蜜蜂可以幫助花朵傳播花粉。」小朋友還想知：「傳播花粉有甚麼用？」，你惟有說：「這樣花朵才可以有後代。」你自以為滿意的時候，冷不防小朋友想了想再問：「點解花香會吸引到蜜蜂？」你此刻可能發現，小朋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有可能需要一個專家才能解答。

「點解……點解……點解……」小朋友就如很多哲學家及科學家一樣，從發問中去認識世界、了解世界，以及學習知識，這樣的成果效能達到最高，因為他們打從心底想去認知及發掘事物的真相，這種自發性的學習動機，與被強迫一定要強記某個學科的內容截然不同，後者為的是要應付父母及老師，避免他們的責罰，又或是為了得到期望已久的獎品，如玩具或可以玩手機，但無論如何，沒有自發的學習動機，他們學習過程都不易得到滿足感，更談不上進入「心流」——一種因著享受做某事而進入專注及忘我的幸福狀態。

在香港，究竟有多少小朋友可以真的享受到學習知識這一過程？2018年，香港革新教育家長同盟，以問卷調查形式訪問了2,445位幼稚園及小學生家長，對比他們在2017年做過同類形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2018年，受訪者當中，有超過25%的低年級家長覺得學童壓力十分大，至於小學三年班，有36%的家長覺得他們的壓力十分嚴重。當香港的成年人需要面對長工時，香港的小學生也得花「長工時」去完成作業及準備大大小小的測驗與考試。

疫情期間學校停課，學校復課後，學童面對另一波壓力。根據聖雅各福群會於2020年7月發佈的調查結果，在他們訪問的2,021名小四至小六級的學生中，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到不同程度的壓力，有21.9%的受訪學童感到「非常有壓力」和「有壓力」，其中28.3%的五年級學生對復課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而面對現時的學習，29.4%的五年級學生感到「非常大壓力」或「有壓力」。21.5%的高小學生「沒有信心」應付復課後的學習進度，25.3%的五年級學生表示「完全沒有信心」或「沒有信心」。在香港，高小學生已經「很識諗」，他們懂得擔心自己的成績未能維持原本水平、擔心自己的學習進度比其他同學差，以及懂得擔心未能升讀心儀的中學。

從上述的調查看來，香港的小朋友似乎擔心自己的學業成績及將來，多於去享受學習知識的過程。想要達至美好的前程，便得犧牲睡眠及快樂的學習過程，永不休止地去完成一份又一份功課，以此爭取卓越的成績嗎？期待美好的前程不是錯，想要成為卓越也是好的，問題是，只有透過現今香港這種「工時長」的學習模式才能達至優秀及卓越嗎？

猶太人被稱為最聰明的民族，除了因為以色列是神所揀選的，得天獨厚之外，也與她如何教育下一代不無關係。有香港記者曾走訪以色列一間非常「熱鬧」及特別的幼稚園——科學幼稚園。此間幼稚園的老師簡化複雜的知識，教授小朋友簡單的物理，甚至工程學。不是開玩笑，小朋友在這所幼稚園從小便接觸科學、科技、工程、機械、數學及電腦編碼等知識，只不過，他們不是透過傳統那種由老師主講，學生死背的模式得到相關學識，而是從玩耍及做實驗過程中學習。老師著重培養小朋友創意，小朋友透過砌lego，從中便能學會有那些零件和組裝方法可以令到機械人或陀螺等活動自如。當記者驚訝於小朋友是否真的可以吸收如此深奧的知識時，此間幼稚園的老師回答：「小朋友在六歲之前，他們非常開放及有好奇心，學習速度也很快，因此這是最黃金教授知識時期，如你（記者）所見，他們上課時很好奇，也很興奮。」

小朋友可以帶著好奇心，滿懷興奮去學習，實在是快樂無比的事，以色列的教育模式還可以讓他們更為幸福，因為注重學生的自主性是以色列教育最核心的一環。學生自小被訓練思考、發問、創作，以及解決問題。以色列根本不需要設立一科名叫「獨立思考」的學科，小朋友從小便被訓練成自由思考和有獨立批判精神。學生愛辯論，老師教育學生，沒有標準答案，毋須死記硬背，老師想不到答案的時候，學生卻能提出新的見解。以色列的老師清楚自己的定位，老師只是引導學生，而不是教導學生。他們認為當學生面對一個題目，一開始或許沒有相關的知識，不知道怎樣去處理，但老師相信他們可以從做報告的過程中，自行學到相關原理。以色列的老師深信老師的角色是去教育學生如何學習，而不是教育知識。

這種主要讓學生以玩耍、做實驗、獨立思考去學習，學校對出席率沒有太高要求或太多規則的教育模式，真的可以成功嗎？根據2019年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前20名確實看不見以色列的名字，但以色列的科創卻是世界聞名，即使疫情，亦難以阻擋其他國家的資金流入，投資以色列的科創項目。這正好印證了一位以色列老師的說法：「讀書不是只是為了財富，而是為了尋求知識，增加智慧。當你習慣這樣做法，做任何事都能成功。」

以色列政府的成功，不單知道自己缺乏天然資源，需要造就科研人才，它更成功地讓國民熱愛讀書，一生都在追求知識。它最為成功的是，讓當地學生愉快地學習，讓當中有人可以自豪地說出：「以色列教育很好，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又或是：「以色列教育很特別，讓他們有好的行為。」這一類肯定自己的教育制度。

學習本身不是應該開心愉快及讓人興奮的嗎？在香港，到底是甚麼扼殺了學生的學習本能，甚至讓有些學生不勝學習壓力而決定走上自殺之路？

參考資料：

劉軒。〈心流是什麼？心理學家發現：想快樂、提升幸福感，這個狀態是關鍵〉。經理人。2019年10月7日。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8455。

李紫銘。〈逾4成高年級學生日花2小時做功課　壓力有增無減〉。《香港01》。2019年1月28日。https://www.hk01.com/%E8%A6%AA%E5%AD%90/286948/%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8%AA%BF%E6%9F%A5-%E9%80%BE4%E6%88%90%E9%AB%98%E5%B9%B4%E7%B4%9A%E5%AD%B8%E7%94%9F%E6%97%A5%E8%8A%B12%E5%B0%8F%E6%99%82%E5%81%9A%E5%8A%9F%E8%AA%B2-%E5%A3%93%E5%8A%9B%E6%9C%89%E5%A2%9E%E7%84%A1%E6%B8%9B。

〈「高小學童復課壓力」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七成六高小學生對復課感壓力〉。聖雅各福群會。2020年7月6日。https://www.sjs.org.hk/tc/media/press-detail.php?id=38。

籽想BackUp 果籽BackUp。〈日日返學做實驗+玩全日 上堂嘈到拆天靠辯論學習 猶太人成為最聰明民族之迷〉。YouTube。2021年6月26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Sn3tfT0CXc。

〈PISA最新評估：哪個國家的學生最優秀？〉。BBC News中文。2019年12月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50654356。

〈以色列科技為何強大？科學家比例世界第一 創新能力全球第十一〉。每日頭條。2019年11月27日。https://kknews.cc/world/okqg585.html。

Ricky Ben-David, “Israeli tech firms raised staggering $17.8b this year, almost double 2020 total.” The Times of Israel. October 13, 2021.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israeli-tech-firms-raise-staggering-17-8b-this-year-almost-double-2020-total/.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上任以來，支持率每況愈下，除了因為僭建，還有因為她沒有申報丈夫潘樂陶購入的兩個豪宅，及沒有申報她以配偶身份，與丈夫共同持有安樂工程8.89億股或63.48%股份，市值超過10億港元。[1]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僅就上市證券的披露而言，任何人士的配偶如在香港上市公司中擁有權益，該名人士亦被當作持有該權益。作為司長，應該最熟悉香港法例，對已婚配偶關係、同居關係及其他關係所涉及的權利及責任，不應不清不楚，也許，她要研究一下平等機會委員會於今年6月發表的《香港法律對不同關係的承認和對待》報告，[2] 該報告就21個範疇中香港法律對六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情況作出研究，這些關係包括異性或同婚姻關係、異性或同性法定伴侶關係（編者按：類似外國的民事結合和事實婚姻），及異性或同性同居關係。有關報告的內容，請參附表。

綜觀附表內容，現時香港法律仍以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為主，很多法例和政策，例如申請公共租住房屋、領養、刑事事宜及囚犯等不同範疇，都是以現行的婚姻制度，即異性婚姻關係作為基礎，顯示異性婚姻關係中兩個人關係的獨特性。假如讓其他五種不同關係的承認及對待，與異性婚姻關係看齊，得到同樣的承認和權利，將無可避免對香港現行婚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帶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異性婚姻在社會的獨特地位亦會被削弱。

可是，申請公屋只承認異性婚姻關係的做法未來將受到挑戰，高等法院於今年9月26日，會就一宗同性婚姻關係人士以一般家庭的身份申請公屋的司法覆核案進行聆訊。案件的判決除了影響個別人士外，亦會影響香港的婚姻制度和對家庭的定義，大家必須密切關注有關判決，期望結果不會進一步削弱現行婚姻制度。

香港教育，實在進入了多事之秋。多年來，不論政策、學制、管理、人事，由教育局以至大中小學和幼稚園都曾經分別出現問題。學童自殺事件早已叫學校苦於面對；豈料，又有小學教師疑因工作壓力，在學校裡墮樓身亡……[1] 連老師也踏上不歸路，難道香港的教育環境真的變成了師生的監獄、甚或煉獄？

事實上，近年香港學童自殺案長期居高不下，引起社會關注。2017年政府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探討如何防止青少年自殺。然而，該工作小組原來已在去年10月解散，政府對學童自殺問題被質疑「高高舉起，輕輕放下」。[2]

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2016年香港15至24歲青少年的自殺率是9.5，比2012年的8.3高。中心又發現全日制學生的自殺案件由2012年的19宗增至2016年的29宗，增幅逾五成，自殺率則由4.6上升至8.1，增加了76.1%。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指，從前學校或會是一個預防自殺的屏障，可以及時識別並支援有情緒困擾的學生，但數據意味著此屏障的能力可能逐漸失去了。[3]

誠然，假若我們看不清今日香港教育問題的根源，再多的改革，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終究不能根治病情。從生命倫理的角度思考香港教育的「病因」，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點端倪。

首先，今日的香港教育，變成了只有「價值」，不見了「價值觀」的教育。有趣的是，用「Google 翻譯」，若大家在中文那邊鍵入「價值」，英文的對應詞是「Value」，但若輸入「價值觀」又如何？英文的翻譯仍舊是「Value」。可是，兩者的意思又豈會一樣？

參考「維基百科」，「價值」可視為能夠公正且適當反映商品、服務或金錢等值的總額。[4] 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對一樣事物（或人，雖然這並不恰當）的客觀量度方法，衡量事物「有無用」或「幾有用」。

相反，「價值觀」是判斷事情的對錯、做選擇時取捨的標準，簡言之，就是人用來判斷「好與壞」的標準和方法。我們都知道，有益的事物才有正面價值。但在現代社會中，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抬頭，標榜著「中立」、「公正」、和「可量化」的「價值」慢慢取代了「價值觀」，量度事物的「好／壞」的標準是參照它的功能和效用。所以，同學讀書是為了有「好成績」，更要透過終身學習來「增值」自己。而一旦沒有「價值」就成了無用的失敗者。不幸的是，除了學生，還有教師也受這扭曲的價值觀折磨。早前有老師自殺，有議員非但沒有表達同情，只強調當事人：「要堅毅，唔好建立依啲消極態度。你唔單只累死自己，仲累死別人！」[5] 在一些人眼中，老師彷彿只是一件有教育功能的工具，若發揮不到自身功能已是錯，就是要死，也不應「累街坊」，卻忽略了老師本身也是人，也有需要被關心和支持的時候！

在這樣扭曲了的教育價值（觀）下，很多就算原本帶有「良好意願」的改革，到實行時非但不能改善現況，甚至會「衰過以前」。就如小學改為全日制，原意是想同學們上午上課，下午可以較輕鬆的做功課或參與課外活動。結果，因為考試升學壓力，學校要延長課時、增加操練，學生因此變得更忙，放學後仍要面對大量功課！

到了中學，原本為了減輕考試壓力，也想同學有更多學習體驗，實行多年的香港中學會考（HKCEE）和香港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香港中學文憑考試（HKDSE）取代。經過多年的適應，新制度變革出來的效果並不理想：減少公開試次數變成「一試定生死」的終極挑戰。文憑試中部份科目設校本評核，其原意是評核不易透過公開試反映出來的學習成果，但這卻令考生、老師和學校承受更大壓力。自去年開始，中國歷史和歷史科的校本評核亦已取消。[6]

好不容易進到大學，學生以為可以逃離考試制度，但原來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的競賽仍然繼續，畢業後還有持續進修，高等學位，專業試。即使想一心追求知識，從事學術研究工作，但撰寫研究論文的數目亦成為了量度工作成效的指標，它更是爭取資助的工具！就是辦學，學生的成績是量度老師工作能力的指標，老師更要被一班「用家（學生）」評核表現。難道這就是今日教育的終極「價值」？難怪學生和老師都壓力爆煲。

除此以外，在「價值」取代了原有「價值觀」後，衍生出更具破壞力的「價值中立」（Value-free）教育思想。這原意本是可取的，作為老師，我們應該教導學生自己思考判斷，而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予學生。但演變到今日的教育文化中，老師完全不能將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否則就會被批評為「洗腦教育」，這明顯是過了火位。結果，「價值觀」就變質成「有無用、中立、放任」的代名詞。

而沒有「價值觀」的教育，更嚴重的後果是背離了教育的初衷。韓愈在〈師說〉中提出：「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老師的職責就是向學生傳授道理、知識、解答他們的疑難。人不是一出生就有知識，誰能沒有疑難？若人有了疑難，卻沒有老師可以請教，那些疑難是很難會有答案的。當然，老師也不是萬能，但他們可以為學生樹立榜樣，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等。箴言二十二章6節提到：「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育理應引導孩童，學習判斷好壞，以致他們可以自立自重，分辨對錯。然而，當「價值」與「價值觀」不分，教育的本質就此被「掉換」了——分辨對錯是沒有價值的，反而成績好，能夠出人頭地才是正路。這樣辦教育的結果，學校只會成為「造星工廠」，最重視的是好成績，要「教D好學生」，而不是「教好D學生」。但這樣豈不是扭曲了教育的原意？

香港教育問題要對症下藥，便要尋回教育精神的初衷。誠然，這並非沒可能。香港人口經歷過去的高速增長，以往「僧多粥少」，學生要經過考試制度，汰弱留強是無可奈何。然而今日各類教育專業已經有所發展，學位供應充足。香港和全球創意經濟發展，也造就了新興行業的發展空間，當「行行出狀元」已不再是神話，香港的教育還需要像以往「造星工廠」般運作嗎？還是應該百花齊放，開設更多類型的課程，訓練不同專長的學生，甚或是走到教育的最原初位置：建立「教好品德」而不是「教好成績」的學校？

還是曾在香港教育界舉足輕重，已故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先生講得好：「愈能幹的壞人對社會危害愈大，一個正直的人才能造福社會。」[7] 我們的教育，何時才能再次成為栽種孩童心田的「培育所」，而不是一間又一間的「A工廠」？

延伸閱讀：

《Breakazine!》「全民扮學——香港人被教育了甚麼？」第41期（2016年1月1日）。香港：突破出版社。

劉清虔。《猶太人的親子教育：讓孩子贏在終點》。香港：浸信會出版社，2011。

《失去靈魂的優秀：哈佛如何忘卻其教育宗旨？》

（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 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

作者：哈瑞．路易士（Harry R. Lewis）
譯者：侯定凱
出版地：台北市
出席：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份：2007年

「兒子到了外國讀書，不用再受『填鴨式教育』影響了，他開心了好多呀！」
「香港的教育無得救！送他們到外國讀書吧！」

每次聽到家長們這樣說，心中總覺得不是味兒。無錯，香港的教育問題真是千瘡百孔，但別以為到了外國月亮便會特別圓，其實環顧今天西方社會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學生讀書的壓力一點都不少。教育變了質，凡事量化，成了業績工具的指標，情況不比香港好。我們或者會問：為何今天的教育會變得不像樣？

《失去靈魂的優秀》的作者路易士，在哈佛任教30多年，期間更有八年時間擔任哈佛學院院長一職（該學院是哈佛大學的本科學院，以收生嚴格見稱）。哈佛大學是美國，以至世界上最頂尖的大學，研究，教學都是執全國大學之牛耳。然而作者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發，以該校的學制，教學，運作，教育目標，甚至人事風波等作例子，描述這所著名大學（以及今天整個教育制度）如何在看似成功，但慢慢放棄了原初所擁抱的教育宗旨而沉淪，失去了靈魂。

不說不知，哈佛大學中，最出色的可算是其「通識教育課程」：同學們除了本科外，亦要完成不同範疇的通識教育課程。近年深受歡迎，由桑德爾教授撰寫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正是該校的通識講課集。可是，該校近年為求有更多學生報讀，通識教育的發展變得市場化。作者更引述前哈佛校長的話，指出在該校推行通識教育的一個明顯的障礙是：那些有成就的教授們寧願講授高等課程，但對教授基礎課程則退避三舍。原初通識教育的理念，是希望把學生培育為有責任感的人和公民，但這個理念卻漸漸失落了（參第二章）。

近年大學教育中，另一個時常被討論的問題就是「分數貶值」了：以往考試把關嚴謹，學生各科成績平均積分點（GPA）不易太高；現在很多大學為求「做出」成績，GPA也像「通脹」一樣升高（參第五章）。書中亦有討論到哈佛的其他問題，如在處理性侵犯案件上的爭論，和任期甚短的前校長桑默斯在任期間的人事問題等。作者分析了哈佛的失敗之處，今日的哈佛（以至整個教育制度）似乎忘卻了它最根本目標——把年輕人培育成對社會負責的成人——而當學校本身（不只學生）都失去了良知，靈魂，你還怎能期望它訓練出來的學生，有像樣的生命表現嗎？

其實，我們也要再一次撫心自問：教育的目的是甚麼？只是追求卓越？好成績？出人頭地？還是應該讓學生學懂「尊嚴和尊重人性」？如果我們的教育辜負這一使命，遭受損失的不只是學生們，還有我們社會的文明進程。

《失控的同理心》翻譯自Against Empathy：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英文書名比較嚇人，驟眼看來，它似乎是一本反對同理心的書。甚麼是同理心？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定義，作者把同理心解釋為「在內心反映出別人感受這個狀態」，因此，同理心不等於憐憫，也不等於美善。憐憫不一定要與對方一起承受痛苦，感對方所感，然而卻可以給予對方溫暖、關懷及照顧。事實上，作者不是反對一切同理心，他認為在個人關係中，同理心是非常好的，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身旁有位擁有同理心的朋友。作者針對的只是社會政策方面，當不少學說，鋪天蓋地指出同理心在解決問題的道路上，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可以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新世界時，作者指出同理心不是解決道德問題的魔法，在他看來，社會與個人面臨不少問題是因為同理心過剩，而非同理心不足。

作者為何堅持當牽涉到社會政策時，要把同理心摒棄於外？他指出同理心與憐憫不同，後者比較寬容及大量，前者則有較多限制、偏頗及不可靠。作者以聚光燈比喻同理心，聚光燈只照亮此時此地和特定對象，被光照的對象自然吸引更多人關注，但沒有被聚焦的群眾，很自然遭人遺忘，人們忽略了他們也同樣痛苦或有需要。由於大家同理的對象是有特定性的，人們變得不合邏輯、目光淺薄，不自覺為了少數而放棄多數，以及採取一些短期看似良好，但長遠來說可能釀成災難的行動。極端時，人們會向無法同理的對象發動戰爭、施以暴行。

作者並非為了學術創作而標奇立異，綜觀此書，他提供了不少證據及例子來證明他的論說。例如有事實證明，當社會為一個特定群體宣傳其需要時，大家很快便慷慨解囊，甚至出現資源過剩的情況，但其他有需要的機構卻會因而少收了捐款，以致有所缺乏。

這本書適宜從頭到尾看一遍，了解作者如何理解及談論同理心，否則，讀者或會誤解作者只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而看不出他主要反對的是試圖以「失控的同理心」去制定社會政策。他邀請大家多運用理性去制定社會政策，這樣，才不會變得短視及缺乏數字感，才會審慎考量自身行動對於族群整體的影響，並能對統計資料、成本與效益估算等數據比較敏銳。

教會應如何關心社會？信仰原則應否用於社會政策和公共事務？這些都是在教會機構推動社關時常被問及的問題。個人認為在討論之前，若能先分開私人領域和公共事務，可避免因為一刀切而引起的不必要爭拗。

私人領域

私人領域的自由相對是大的，從信仰角度上帝給人自由意志，就算我們明明選擇做一些上帝不喜悅的事，上帝仍然會給予我們選擇的權利，不過，我們要為自己所作的選擇付上代價。例如同居、觀看色情物品和粗言穢語。而在香港這自由社會，很多事雖然無益，甚至會對自己構成一定的傷害，只要不是傷害了其他人，社會仍然是容許的，例如吸煙、賭博和隨便的性關係。

在面對一些私人領域的行為，社會固然不會輕易立法禁止，有需要時亦只會適當地限制，如吸煙的地點和購買煙酒、發生性行為的年齡等。隨著個人權利的意識日漸高漲，市民普遍不願意看到政府對私人生活有太多的干預，因為一個人的日子如何過、與甚麼人一起過，其他人實在不必、亦無法干預。雖然基督徒對倫理道德有一套看法和標準，不過，只能遊說、鼓勵和吸引其他人跟從，除非違反社會上一般人的道德底線，否則不應亦無法強逼。

因此，明光社從來沒有打算強逼他人跟隨我們的標準，我們只不過是一個推銷員，將我們認為美好的價值向大眾推介，是否跟隨完全是大家的自由，但在自由社會，我們必須捍衛我們表達宗教和倫理價值的自由，因為這不僅關乎我們本身的福祉，更涉及整個社會的福祉。諷刺的是，近年社會不斷強調多元自由，但愈來愈多國家和地區，卻以尊重小眾為名，以反歧視為藉口，不准有信仰的人公開表達基於信仰而持守的價值觀，例如反對同性戀行為、反對自我聲稱便可變性的跨性別運動等。言論和宗教自由是普世價值，不應厚此薄彼。

公共事務

其實多年來，一些同運團體以及部份教會中人批評我們，主要是有關教會團體應否介入公共事務的問題。雖然我們尊重在私人領域中的個人自由，但當一些人想將個人生活模式常規化、以法律和公權力去肯定、推動、甚至懲罰反對的人士，這已不是個人自由的問題了。教會作為民間團體的一份子，基督徒作為公民，絕對有權利和責任去表達意見，爭取其他市民的支持。

例如有關性傾向歧視條例的問題，兩名成年的同性戀人是否有性關係、同居、甚至搞婚禮，稱呼對方為妻子或丈夫是個人自由。香港亦已將成年人的肛交行為非刑事化了，同性戀者在私人領域已經受到一定的保障，但要訂立歧視條例就是另一回事了，因為歧視條例會有懲罰性，機構或團體若不遵從，便會被平機會批評、甚至引起訴訟。

此外，同性戀者和性小眾在香港有接受教育、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在言論、集會、結社和參選的自由與其他人市民也是一樣的，而結婚則是社會制度而不是權利問題，婚姻制度包括的是一種被社會肯定的關係，涉及稅務、生育科技、領養和下一代福祉的問題，這絕不是兩個人的事，既然不是兩個人的私事而是社會制度，便需整個社會一起討論，而在討論過程，教會和基督徒當然有權利去表達意見，爭取政府、立法會和市民大眾的支持，正如其他同運團體和社運組織所擁有的權利一樣。若只有同運團體可以發聲，教會群體表態就是霸權，那麼不能不問，究竟誰才是真正的霸權？若信徒遊說他人是將自己的信念強加於他人身上，那麼同志團體又為何有權將自己的信念強加給信徒和其他人呢？

同性戀者和性小眾在香港接受教育、醫療、房屋和社會福利的權利，以及在言論、集會、結社和參選的自由與其他人市民是一樣的，而結婚則是制度而不是權利問題。當然，有人認為教會和同運團體的權力不對等，教會相對同運團體來說財雄勢大，人多勢眾，因此，應偏幫小眾的團體。也許過去真的曾出現這種情況，但今時今日，同運團體背後的財力和政治力量絕對不容小覷，而近年外國的經驗讓我們清楚看到，以政治正確為手段推動的同運是一個明顯地雙重標準的運動。從公平的角度，市民大眾是否支持同性婚姻，是否支持以自我聲明模式就可以變性，這是關乎眾人福祉的社會政策問題，就讓社會公開討論，然後作出選擇。這不是私人領域，而是公共事務，在私人領域可以較為寬鬆，但在社會事務的決策必須嚴謹，因為關乎的是眾人的福祉。

　　香港近年的爭議愈來愈尖銳，更不幸的是在爭議之中，我們看到愈來愈多的偏見、怒氣、仇恨和自以為是。無論在社交媒體、甚或公眾人物，很多的言論都是以偏概全、上綱上線的，在發表意見的時候，往往將不同的人的言論斷章取義地加在一起，混淆視聽，將本身要批判的對象有意無意地醜化，令本來不了解詳情的受眾對那些人產生負面印象，這是個當以為自己是為真理發聲便可以不擇手段的年代！於是大家往往只問立場，不問真假，更遑論對錯。就像近期教大民主牆出現恭賀官員喪子的標語，演化為嚴重的社會對立，過程中不乏渲染和誤導，實在令人痛心。如何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繼續推動社關是一個不容易應付的挑戰。

　　另一方面，政府6月底推出有關性別承認的諮詢文件，大家亦不能忽視，因為當中涉及一個世界性的趨勢，就是要令性別、婚姻和家庭的定義愈來愈模糊化。明光社與性文化學會的董事、同工花了兩個多月反覆討論，發表了一份聯合的聲明，希望能協助大家了解有關問題的焦點，亦給予合宜的回應。

「性別承認」諮詢聯合回應

　　從信仰的角度看，我們認為變性違反了創造秩序，是不值得鼓勵的行為，而變性手術亦非解決性別焦躁的唯一方法，不過，由於容許進行變性手術和更改身份證上的性別在香港已實行多年，亦於W案獲法院的承認，作為社會政策，客觀上難以完全推翻。因此，我們一方面反對立法强逼所有人認同變性手術，希望大家特別警惕國際上一些只憑自我聲明，毋須任何手術亦可以改變證件上性別、進入異性更衣室的趨勢。另一方面亦體諒一些性别焦躁患者在經過治療和輔導後，仍然堅持以變性手術作為減低他們困擾和痛苦的選擇。我們要求政府既要維持現時變性手術的嚴謹行政措施，亦希望增加一些措施以保護家庭倫理及青少年。

       正如在過去20年，明光社雖然不贊成離婚，但從社會現況判斷，亦會協助離婚的家庭，減低離婚帶來的傷害。我們反對淫褻及不雅物品隨意傳播，但難以要求社會完全禁止其出版，只能限制不可以向未成年人士展示，以及加強對違法者的懲罰。我們不贊成賭博，不過只反對賭波合法化，沒有要求全面禁賭。我們不贊成墮胎，但只提倡設立冷靜期及加强輔導，不要將墮胎當作唯一的選擇，沒有要求推翻現時容許墮胎的法例。在社會政策問題，我們不會強逼他人一定要跟從聖經的原則和立場，但我們仍然會努力宣揚我們認為重要的社會和家庭價值。

　　最後，再次多謝大家在過去20年的支持和鼓勵，近期我們的財政面對嚴峻的挑戰，本年度的累積赤字已近60萬元，對我們來說有很大的壓力，我們的事工能否有效推展，有賴大家的支持和同行，希望在我們面對考驗的時候，大家能慷慨奉獻，支持我們。

你的弟兄　
志森　
11-9-2017　

香港的教育制度中，除了男校、女校，可以為單一性別提供特別的學習空間外，大部份青少年都在男女校生活，而現時男女校的學習環境，不論是教學的課程、隱性的課程、甚至是學校生活，整體都沒有顧及性別差異。於是因著性別不同的特質，令不同性別原本可以發展的特點未能順利發展，甚至成為他們成長的壓力和焦慮的來源，情況令人憂慮。[1]

現時在中小學的環境中，除了體育課或部份性教育課外，大部份時間男女都是一起生活和上課的，不少教育學者認為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理應有男女共存的課堂，才能有效讓同學學習。不少研究均指出兩性大腦的成長速度、發展的情況均有異，以致他們需要的學習目標、方法和評估方式也應該有所不同。例如男女在語文的學習有明顯的差異，女性比男性能更快掌握語文；男性則更能掌握空間和抽象思維，是故以現在的課程來說，高中主科有三科（中文、英文及通識）需要大量的語言文字作為評估的工具，對男性其實不利。[2]

男性比較傾向好動，在爭競中學習；相對女性比較擅於聆聽，在合作溝通中學習的模式很不同。但近年教育卻只強調協作，欠缺走動的空間，這同樣是一種對女性較有利的學習環境和氣氛。事實上在教學上我們如果願意離開「粉筆和黑板」的單向教育模式，改為利用問題探究式、體驗學習等方法，理論上就較能照顧不同的學習差異，但在香港的學校環境、實際空間和資源分配下，要適合不同性別和學習差異的學生發展，幾乎難於登天。[3]

同樣，評估方式也直接對男女生造成影響。[4]現時中小學大部份的評估都是純粹的紙筆評估（即做試卷）而欠缺不同的做法，例如持續性評估、或者演示式的評估等等，單向的紙筆評估，令我們失去對孩子學習能力的整體了解，如果紙筆評估所考量的是短期記憶，而非生活技能的應用，結果就更加偏頗。現在不同地方為照顧學習差異，當中包括性別差異的學童，都有在評估一環節中下功夫。

以上幾項涉及政策上的轉變，或許較難一時三刻做到，但作為老師最少有一種可以做的，根據研究，男性習慣自己解決問題；女性則會在過程中尋求協助，以得到支援為一種認同。故此，老師在處理男同學和女同學的學習差異時，要了解不同的需要，因材施教，這最為要緊。

每個人都需要面對生老病死，隨著香港正步入人口老化的高峰期，在社會政策上作相應的調整刻不容緩。可是，多項涉及長者的重大政策，如全民退休保障等均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在五月份，被傳媒揭發的大埔劍橋護老院「長者被脫衣全裸 露天排隊等候洗澡」事件更反映了長者安老院舍的潛在問題── 一、 政府欠規劃及二、私營服務監管嚴重不足。

資助宿位「等到死」

現時香港有大約七百多間安老院舍，分為資助、自負盈虧、合約制及私營院舍，當中近七成的宿位(即50,201個宿位)是由私營機構提供，而資助宿位嚴重不足，據統計現時有大約有31,000多名長者正輪候資助宿位，當中津助或合約制的護理安老院的平均輪候時間更長達三年，平均每年有5,100名長者「等到死」也等不到資助宿位。[1]

以綜援入住私營院舍

由於資助宿位不足，客觀條件無法由家人照顧的長者為求一宿，只好入住私營院舍，這些私營院舍全由私人企業以商業模式營運，沒有政府資助，難怪他們會利字當頭。不少長者都會依靠綜援入住私營院舍，金額約為6,500元(然而當中是包括不同的津貼項目及金額： 殘疾程度達100%的60歲以上長者的標準金額為每月3,695元、租金津貼1,640元、單身人士長期個案補助金每月159.2元，院舍照顧補助金285元、以及介乎530元至1,005元的特別膳食津貼等)。[2]

有團體曾就私營院舍的收費作調查，發現當中有四成私院的收費比長者綜援金額還要高。[3] 部份長者本身可能有少量的積蓄(因有過多的積蓄便無法申請綜援)，他們還可以勉強自行補貼住院費，由每月千多元不等。但假若這些長者運用了這些微薄的積蓄，或多或少將影響他們在醫療的開支以及日後的殮葬費用，不過在短時間內，他們至少可以享用較佳的服務。

但那些沒有積蓄的長者，在現時長者申請綜援的限制下，子女須要簽署「不供養父母通知書」(俗稱「衰仔紙」)，以證明他們沒有向父母提供生活費，否則長者無法取得綜援；而假如子女希望能自行「補貼」父母入住較佳的院舍也有可能會違反綜援的申請規定。除非這些子女的經濟條件較優厚，否則高昂的優質私營院舍費用定必成為他們沉重的擔子。

私營院舍質素成疑

那麼以每月大約6,500元的價錢入住私營院舍，其提供服務的質素究竟如何呢？正如前文所言，以每月有限的綜援金作院費下，部份院舍被逼將貨就價，例如在人手、膳食方面減省成本。而事實上，即使私營院舍受《安老院條例》監管，但該條例只集中處理院舍的規格，例如人手比例、消防設施等等，但對於長者的服務質素(例如清潔、用膳等)並沒有嚴格的監管。

在成本不足以聘用足夠人手及提供較優質的服務下，再加上政府監管不力，間接助長了一宗又一宗的虐老個案， 是次大埔劍橋護老院事件正是一例。在過去五年，社署就該私院共收到12宗投訴及15次警告，並突擊巡查96次，可是這些「監管工作」並沒有令該院改善，直至早前爆出長者私隱受侵犯事件後，社署才將該私院「釘牌」。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以現時社署的監管態度和方式，未能有效改善私營院舍的服務。

又關土地事？

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答問大會回應議員的提問時，將安老院舍不足的問題歸咎於土地不足。筆者不禁質疑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有足夠土地亦不等如政府會將興建資助院舍放於優先處理項目，除了硬件的建設，欠缺長遠規劃及責任承擔亦是安老問題的致命傷。

從政府一直以來的政策和態度已反映了政府刻意將安老服務維持以私人市場為主導，資助服務為輔的狀態，例如原本打算在九月推出，但被勞工及褔利局局長張建宗叫停的「院舍券」(「長者院舍住宿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本來只是因應資助宿位不足，私院質素參差而出現的實驗品，計劃重心並不是為了增加資助宿位，反而是將輪候資助宿位的長者推給私營市場，令他們自願退出長期護理服務的中央輪候冊，以達至改善輪候時間的假象。

假如特首真的希望改善長者安老住宿服務，其實在土地有限的情況下亦大有空間，他可參考社區組織協會(SOCO) 的建議，包括增加資助宿位；訂立長遠安老院舍行業人力資源策略；直接增加住私院長者的綜援金，以及研究如何加強對買位院舍的資助模式等等。

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變老，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幸能累積足夠的財富在晚年享受較佳的服務，願施政者能以長者福祉為念，以大埔事件為戒，認真地制定能令長者有尊嚴地安樂活的政策。

國際社會工作人員協會（IFSW）指出「人權及社會公義兩項原則是社會工作的基石」。不過，要在這紛亂的世代裏像北斗星一樣在黑暗中向弱勢社群帶出一絲光明卻談何容易。在一筆過撥款之下，非政府組織儼然成為撥款制度的奴僕，想讓服務能繼續維持，請乖乖聽話，否則下一次政府便關上水喉，要你的服務無以為繼，職員失去飯碗。

縱然近年社福機構面對「維穩」的指控，然而不少機構在面對撥款的威脅下仍然堅守信念，勇於為公義發聲，為弱勢充權。社會工作者並不認為一個人所呈現的問題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會從宏觀的角度，對有關人士身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政策等作檢視，從而以最適當的方法介入。假如問題是因為社會政策促成的，社工的角色可能是作為一個鼓動者和使能者，為弱勢社群充權，教育群眾、組織群眾；改變他們自視為無能為力的心態；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

香港的《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第二部分第50條指出「認同有需要倡導修訂政策及法律，以改善有關的社會情況，促進社會的公義及福祉。」因此，社工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社會政策涉及不同的面向，一個政策的改變可能對某個族群有利，但對另一個族群卻不利。例如爭取重新制定租務管制條例，這對一群無殼蝸牛固然有利，不過相信對一眾業主來說卻不是。面對這些爭議，社工可能要重新檢視自己的價值觀然後作出選擇。

有些朋友對社工某些具爭議性的工作提出批評，然而我們必須認清自己是在批評甚麼。是對整個服務理念都不同意？是對服務的內容不同意？還是不認同其所提出的政策倡議？政策倡議理應是社工義不容辭的天職，只要當服務機構清清楚楚地表達其立場，然後讓服務使用者清楚知悉，繼而作出選擇，其實無可厚非。而面對一些有爭議的政策，大家應對事不對人，理性地討論。在這紛亂的世代裏，不少人往往站在自己的位置看事物而忽視整個社會的其他族群。願每一個人，每一個機構都能帶一份同理心，去認識在一個議題上，光譜的另一端，多一分諒解，多一分關愛。

「我們在這時代領受了甚麼使命？」有多年參與社運經驗的朱耀明牧師字字鏗鏘，每個字擲地有聲。然而，這句話不僅指向朱牧師自己，其實亦適用於現今香港的教會。香港教會向來給人的印象是對社會事務漠不關心，但香港現正身處於風雨飄搖的時候，教會是否應重新思考自身的使命？除了關心人數增長及內部事務之外，在踐行上帝在這時代給予她的使命，勇於為真理發聲，讓世人藉著教會看得見基督的榮光方面究竟可以做些甚麼？
 

參與社會運動  始於對他人的激情

朱牧師首次參與社會運動，始於看見人的需要。他初到柴灣服侍，那時的柴灣自成一角，而且還未有東區走廊，交通極為不方便，住在其中的都是基層。若要從柴灣到中區，竟需要4小時。此外，醫療問題也十分嚴峻。當時最近柴灣的已是鄧肇堅醫院，朱牧師曾試過在傍晚時分送一名發高燒的小孩到那處看醫生，不過因為交通問題也要數小時後才抵達。
 
交通及醫療兩大問題直接影響柴灣區居民，令他體會到牧養會友不得不處理現實問題，當中一定會觸及社會政策改變。「我可以為會友祈禱，但是他們面對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問題，且更直接影響他們的生命。教會面對著他們，不能只閉門造車。」這一切都促使朱牧師與政府爭取將東區走廊延長至柴灣；其後也促使政府興建東區醫院。
 
然而，在首次的社會參與，朱牧師隨即遇上三個掙扎：那時教會正入紙申請地方興建教會，究竟這樣會否有影響？而我的會友及同工會怎樣看我？後來我卻發現這都與信仰無關，而是與別人對我的印象有關。既是這樣，就應該回到信仰的角度，為著公義發聲。」
 

教會在時代中堅負使命

若說每次皆是時機與現實推使朱牧師的服侍向前進，倒不如說是朱牧師敏銳於當前的時機與現實，也敏銳於上帝在其中對教會的呼召。不僅在柴灣區的服侍如此，其後在1984年參與撰寫《信念書》亦然。那時，中英聯合聲明明言要收回香港，當時人心惶惶，香港經歷移民潮，教會中有不少人也移民。面對這混亂情況，也在這特定歷史時空中，朱牧師堅信教會須與民眾在一起，這促成《信念書》的出現。透過《信念書》，80多位來自不同宗派的牧者表達教會在香港的歷史責任與使命，表達教會是與所有人在一起面對歷史。因此信念書出現，強調基督徒在歷史上的責任，強調如何建立民主制度。
 
「教會早於1984年有著一份先見，看見將來社會怎樣可以令民眾和平地享受生活。在動盪不安的世代裡，教會要作一種聲音帶動，無論是政制發展，從而帶動人權發展。」
 

教會與掌權者

對於教會與政治的關係，香港教會意見紛紜，有些人認為教會與世界分別是屬靈及屬世兩個向度，教會不宜參與；又有人認為政治只會帶來會眾間的混亂，因此亦不宜參與；亦有另一些意見表示教會需要順服掌權者。
 
對於「順服掌權者」，朱牧師提出一些意見。「不能只抽空從一句說話理解它，還要加上聖經中其他書卷理解。聖經提倡的不是順服掌權者，反而神學的核心是God is Sovereignty，上帝才是真正的掌權者。君王也只是上帝的僕人，因此若他行在不義中，上帝也會懲罰他，就如歷代的以色列君王。因此，我們應從這個脈絡下理解羅馬書第十三章，認清上帝才是絕對的掌權者。」
 
然而，朱牧師並非全然反對要「順服掌權者」，不過卻是帶有條件，「要知道掌權者都是上帝的僕人，他也要在上帝的主權下履行職分。一旦他走偏了，其實已違反了他作為上帝僕人的職分。地上掌權者是否有效履行職責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們並不是順服他，我們應該是一同順服這位創造主、歷史的主宰。所以掌權者與我們是順服上帝的一對平行。」
 
上帝賜掌權者有賞善罰惡的位分，若她沒有好好持守，教會總不能視若無睹，而且也該發揮先知之能說真話。「每當我看到劉霞緊張與焦慮的樣子，總不禁反問：『究竟她犯了甚麼罪？』 就只是因為她的丈夫拿了諾貝爾和平獎﹗面對這樣的事，我們能不對掌權者發聲嗎？就如施浸約翰對希律，斥責他的婚姻。他一出聲就會被殺頭，然而這卻是他在那時代必要做的事，他不能因他是掌權者而合理化其行為。」
 

各盡其職 共建基督身體

基督教其中一個精彩之處在於其多元性，對同一事情可以有不同看法，而「合一」就成了重要的信念。朱牧師認為有不同意見是很自然的事，「教會的多元化與社會的多元化一樣，我們並不是互相批評。合一就在於互相尊重，並不攻擊詆毀對方。」 但更重要的是「認清我們各為肢體，建立身體。我從來不會批評別人，大家都各盡其職，也不需要與別的教會比較。」
 
各教會有不同的恩賜與氣質，有些在於參與行動，有些在於傳福音，有些則在於教導。誠如朱牧師所言，眾教會皆同為肢體，最重要的是共建基督身體。而且，教會亦不忘對世情懷有悲憫，才有激情助人，領受上帝在這時代對我們的召命。朱牧師走過的路對甚少參與社運的教牧同工來說，相信會帶來不少值得細味的衝擊和挑戰。
 

從內地來港上學的跨境學童人數逐年遞增，今年已有九千多人，估計明年逾萬也不足為奇。相信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每天早上都有數千學童跨境上學，這種特殊情況，堪稱兩地邊境的「特色」。

部分獲當局簽發「禁區紙」的學生，可在指定通道，等候及乘坐「保姆車」回校，受到的照顧比較周到，相對也較安全。可是，大概基於口岸和禁區的保安及人流飽和問題影響，連部分小三學生亦不能獲發「禁區紙」，被迫使用東鐵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兩地，跟其他趕上班的人一起「迫車」。

有保姆及家長更不惜冒著孩子被捕的風險，讓他們「闖關」。執法人員固然要秉公辦理，但稚子無罪，究竟應該將他們如何懲處呢？知法犯法，此風絕不可長，然而，照顧孩子卻是所有成年人的責任，跨境學童問題不會在一夜間消失，倒不如想一個有效的辦法，不管是提升口岸人流上限，或是加強禁區管理，務求讓學童能有秩序和安全地上下課便可。一個只有幾歲的孩子，揹著沉重的書包，舟車勞頓上學去，樂觀點說，可視作磨練，但看在眼裡，又怎會不教老師家長們感到心痛呢？

不過，要說到心痛，還不及那些不法之徒，看準學生必須每天過境，而且嫌疑較小，不常被關員抽查，即使被截獲也不會受重罰，便利用他們作為走私工具。較幼小的學生，可能不完全明白「走私」是甚麼一回事，但中學生竟也受不住誘惑，為賺取不義之財而明知故犯，以身試法，則是罪無可恕。

家長們挖空心思，苦心安排，加上兩地政府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只希望讓孩子愉快、安全地來港讀書，接受良好的教育，將來做個好公民，對社會作出貢獻。諷刺的是，目標未達，竟先有人利字當頭，把學生當作非法謀利的工具，向他們灌輸了不良的思想，有辱成年人應該擔當的角色和榜樣，也毀掉行之有效的跨境上學措施，以及優良的教育制度，希望有關部門加強執法，撥亂反正，在維護社會秩序之同時，也向所有人包括小孩子發放出「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正確訊息。

過去十年香港年輕人愈來愈不信任政黨，教育學院一項針對中三學生的研究發現16％受訪者表示「永不信任」政黨，比起1999年更差。有學者認為立法會的政黨互相攻擊、在議會爭抝屢見不鮮，對政黨的形象有負面影響。

由於研究沒詢問年青人為何不信任政黨，大家當然可以有不同解讀，喜歡激烈行為的政黨，可以指責其他政黨只識「噴口水」，得個講字，令市民失望；而著重議政和與政府協調的政黨，亦可指責激進的行為引起市民反感，但歸根究底個人認為是由於香港政治制度的缺憾。

由於行政長官不能有政黨背景，先天缺乏管治的班底，而政黨由於執政無望，根本不會做任何長遠的規劃，所有政黨都是在野黨，但又毋須組織影子政府，在很在社會政策上的研究連影也沒有。所有政黨都是「餐搵餐食」，對很多社會議題只是「斬件式」回應，往往只能推倒或阻慢政府的建議，卻未能提出經周詳計劃的反建議，於是很多社會發展都受阻延，令香港未來的競爭力不斷下降。市民只看到議員的吵吵鬧鬧，而很少建設性的提議，難免認為做議員很容易，因為只要懂罵人就可以，根本毋須加入政黨！

當年青人對政黨失去信心固然有制度上的缺憾，但令人失望的是大部份政黨都只是將責任推給他人，沒有向市民道歉，沒有認真反省自己過往的表現，以及承諾如何改善，想改善市民對政黨的印象談何容易！

政府做得差，比政黨做得差帶來的傷害更大。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社會工作學系與香港亞太研究所合作進行了一項電話民意 調查，名為「香港全職人士工作與家庭平衡」探討香港全職人士的工作與家庭的平衡狀況，共成功訪問了1,002位18歲或以上 的全職人士，調查結果顯示：

1. 約四成受訪者工時偏長；除工作外，大部分要兼顧家庭事務；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對個人和家庭都十分重要，受訪者普遍認同工作對家庭的裨益，受訪者的家庭消閒活動參與頗佳，，亦重視與家人相聚的時間。
2. 有7成半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工作令他們更珍惜在家裡的時間，以及超過6成認為家庭生活令他們更投入工作，以及同意「家庭活動令他們工作時都有好的心情，令工作氣氛都變好」，受訪者亦感到家庭生活對促進工作有正面作用。
3. 相反，家庭對工作的負面影響較少，只有約3成人表示在家裡要做很多事，感到下班回到家已很疲倦，無法完成原來想做的事情，以及只有約2成人表示家庭生活用了本來想用於工作的時間，總括而言，少於一半受訪者會因家庭生活影響工作表現，反而有助工作表現。

基於調查結果，建議官商民合力推行家庭友善政策，使社會有更好的發展，家庭關係得以鞏固，人的生命質素得以提昇：
(一) 商界/公司方面：

1. 推廣對家庭友善的工作政策，包括每周五天工作、合理工時、盡量減少超時工作、彈性上班時間，提供男士侍產假等。
2. 為員工及家屬舉辦一些家庭聯誼活動，促進員工的家人關係，提昇員工的歸屬感，亦間接改善員工的精神健康。

(二) 政府方面：

1. 針對低下階層家庭消閒活動的不足，政府應增加十八區的休憩及活動設施，如公園、圖書館、體育館、運動場及游泳池等等，方便市民進行廉宜便捷的家庭閒暇活動。
2. 每區增設課餘託管服務，支援有年幼子女的家庭，使家長可放心工作，子女的學業及社交需要亦能得到照顧。

(三) 個人方面：

• 除了公司及政府，最重要仍是個人的選擇，到底重視家庭，抑或重視工作，每個人的決定都有所不同，尤其是當家中有年幼子女時，子女並不會等您事業有成時才長大，因為，家庭要在工作與家庭時間上找到平衡，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但調查結果告訴我們，家庭生活會促進工作，因此，應先照顧好家庭，使人有動力投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