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惡的他人和可憐的自己

《一念間》於本年6月出版，於剛完結的書展獲得好評，它是一部深入探討自傷與自殺現象的心理學著作，由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五位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共同撰寫。這本書推出不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7月便公佈了有關香港自殺率的最新數據，2024年共有1138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5.10（即每10萬人有15.1人自殺身亡），兩個數字均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

此書以輔導心理學家的視角，通過10個曾徘徊於生死邊緣的真實個案，揭示高自殺率背後人們的心理及精神狀況，探索將人們從絕望邊緣拉回來的「關鍵一念」。書中收錄了10個有關自傷或自殺的個案，當中的內容涵蓋了多重悲痛、被邊緣化的恐懼、校園欺凌創傷、長期的孤獨感、移民抉擇下引發的壓力、照顧者被遺忘的付出、缺乏認同的孤獨感、在破碎家庭中被忽視，還有網絡詐騙及應付升學壓力等情境，除了個案內容，還配上輔導過程、心理學家的筆記等資訊，為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了解說及分析，並附以相關理論。

寶貴的是作者們為各種處境提供了「自助五部曲」，讀者們如遇到相似的逆境，也有方法轉念，並作出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自己應對挑戰，增強克服逆境的能力。另外，書中亦有對自傷及自殺個案作出心理分析，讓讀者知道自殺行為的成因、機制與發展過程，它又解答了對自殺行為的一些疑問，並提出保護因素，讓讀者可以成為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這本書適合關注心理健康及自殺預防工作的讀者。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由兩位日本人所著，而書中的內容是根據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的思想所寫成。此書有趣的地方是，作者的寫作方式並不像一般的學術書籍，以論點的形式來書寫，而是透過一位哲學家與一位少年的對話來呈現阿德勒的思想，因此讀者不會因為基礎知識不足而看不懂書中的內容。另外，坊間不少人爭論著《被討厭的勇氣》是否一本心理學書籍，或基於阿德勒否定童年創傷，有些人就認為這本書根本不值得一看等等。但筆者認為，它到底是不是一本心理學的書籍，又或是阿德勒有沒有否定童年創傷，兩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讓我們對於「人」有多些的了解。

佛洛依德與阿德勒的心理學進路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因果論，後者是目的論。例如就因果論而言，我們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他人對自己做了某些傷害或觸及我們界線的事情；目的論則指人，人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他人做了一些觸及我們界線的事情後，我們製造了憤怒的情緒，而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控制和震懾對方，簡單來說，情緒只是達到目的的「藉口」。以目的論的角度看，面對有過童年創傷而患有社交恐懼的人，便可以將他們理解成這類人為了不再受傷（目的），而創造了一個社交恐懼的病徵，正如書中所提倡：「人並非受制於過去的原因而行動，而是朝向自己決定好的目的而行動。」因此人人都可以透過不同角度理解事件，從而邁向幸福的人生。雖然有人對阿德勒冠上了否定心理創傷的罪名，不過目的論的確給予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了解人。

另一方面，書中提及到「課題分離」這個要點。阿德勒認為，人際關係的紛爭是源自於干涉他人的課題。而該「課題」到底屬於誰人，區分的方法是：事情到底應由誰做決定。而干涉他人的課題，就是指強迫他人跟從自己的選擇；例如在家長管教孩子一事上，「學習」本來就是孩子的課題，人生如何、成績如何就是孩子自己的選擇，但家長強迫孩子學習，便是干涉孩子的課題。不過，這也不代表不需要理會孩子的學習狀況，而是家長需要作適當的引導，至於該如何選擇，就是孩子的課題了。又例如，一個人的表白被拒絕，如何處理被拒絕，就是被拒絕者的課題，而不是拒絕他的人去處理。「課題分離」是一個很好的面向，讓人懂得拿捏與他人的界線，而一個人如何選擇，旁人難以干涉，只有他自己能承擔所選擇的後果。

書中用了許多不同的面向討論人生的課題，作者的意見不是走主流的路線，但也是值得學習，也可以擴闊讀者的視野，當中或許有你想知道的事，讓你用全新的角度了解人生。

11月初，一對頻道訂閱人數有100萬的YouTuber夫婦被爆出軌。根據網絡上的資料，先是一名內地女畫家發出了一則社交媒體帖文，標籤了已婚網紅Ryu的Instagram賬號，男方因此被指有出軌行為。當輿論都替Ryu的太太Yuma抱不平時，卻又被爆出原來Yuma在丈夫出軌前，已跟丈夫的好友、同是YouTuber的日本同鄉Tommy出軌，更要丈夫自行去風俗店解決性需要。此時，輿論便來一個180度的轉向，大部份人開始痛罵Yuma。故事進展到現在，涉事人紛紛發表道歉帖文，更變成Yuma想要挽回跟丈夫的關係，但丈夫對畫家的感情已不能自拔。在這件事上，誰對誰錯，作為一個局外人，實在難以判斷，或許也根本沒有對錯可分。

在討論愛情與婚姻關係時，總離不開愛情三角理論。理論指，完整或完全的愛，就是激情（passion）、親密（intimacy）以及承諾（commitment）的結合，少了其中之一個元素，關係便難以持久，也容易出現婚外情一類的問題。其中激情這個元素，在熱戀期時二人的感受尤為強烈，但在數個月至一年後，這種強烈的感受會隨著時間而遞減，而親密以及承諾則會透過更多深入的交流以及會隨著年日而增加，情況就如老夫老妻即使失去了激情，他們仍能維持他們的婚姻。話雖如此，但人是喜歡追求刺激與激情的生物，在情感關係中往往需要自律才能有效維持婚姻。

在上文提及的YouTuber出軌事件中，假如事件真的像報道中所說，先是女方想追求新的激情，所以在出軌後想要與丈夫拉遠距離，讓他自己去風俗店解決性需要，這會令二人之間的親密也消失。在疏遠丈夫後，女方還要指出自己心裡無法控制地渴望著第三者，這讓夫婦間的承諾也頓然被拆毀。在這段名存實亡的婚姻中維持了一段時間後，男方也發展了婚外情。

按事件來說，似乎是先出軌者的責任較大，但無論如何，夫婦二人在心動與忠誠之間都選擇了心動，順應了人類追求激情的本能。這令筆者想起康德談論自由時說過，能夠抑制自己不去做不應該的行為，這才是身為人的尊嚴，《被討厭的勇氣》一書則這樣描述慾望與自由：順著慾望過日子就如一顆從坡道上滾落的石頭一樣，只能自然滾落，但真正的自由是能讓石頭停下或在坡道上往上爬，有對抗慾望的能力。有人因為女方是日本人，就說她繼承了日本人出軌的基因，但事實上，任何人在情感關係上如果不懂得自律，只會順應著自己的慾望，便得面對關係破裂的苦果。出軌，並不是日本人的專利，不要等到失去時才懂得珍惜。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最深刻的反派是來自哪一套電影、電視劇、動畫或漫畫呢？這個角色又有甚麼吸引你呢？是演得淋漓盡致、壞到極點的大壞蛋？還是令你有所感動的人物？今天的時代的確不一樣，在很多時候，誰邪惡誰正義都未必是清晰的，不再是以前的正邪二元分立。每一個成為反派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他們不會無緣無故地作惡，他們的「惡」必然是有理由的，有些理由甚至讓人感動到落淚，因此有人認為，反派身上所背負的傷害，是人們最終將要面對的現實。可能在我們真實的世界裡，要理解一些人做出某些行為的背後原因，就需要了解他們到底經歷過甚麼；這像薩提爾冰山理論所指出，人的一切言語行為的背後，其實像隱藏了一大部份的冰山，人所能看見的行為，只是冰山的一角。

想要被看見的反派

說到反派，先回到我們現實的經驗中，在小小的班房中，可能也會令人回憶起在學時期班上的小反派。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樣的人，他們成績不是很好，整天在戲弄同學和老師，不過他們同時也可以與老師打交道，彼此的關係也算是良好。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他們就如我們從電影中看見的某些反派，做出某些行為，為的是要被看見。

在阿德勒的心理學中，一些出現在人身上、脫離常有規範的「脫序行為」，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 尋求讚賞：為了尋求讚賞的孩子會努力扮演「乖孩子」，或在職場中扮演著「努力工作」的職員，一切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稱讚。他們為了獲讚賞，也有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例如作弊、虛假欺騙等。他們做出「被稱讚的事情」，目的是在於「在共同體之中取得具有特權的地位」。

2. 引起注意：即使沒有讚賞，但他們一定要被注意到。這裡分為消極和積極引起注意的方法：消極的人以「無能」的形象引起注意；積極的人則以「調皮搗蛋」引起注意，目的在於「得到特權地位」。

3. 權力鬥爭：當在第二階段未能得到滿足時，有些人則會進入權力鬥爭的階段。在此階段，失序的行為包括採用不順從、挑釁、挑起戰爭的方式來展示自己壓倒性的力量，或在其他人眼中像「英雄」般的存在，試圖在群體中享有特權。

一般而言，一至三階段的人總會在日常社交環境或課室中出現，從事教育工作或仍對學生生涯有記憶的人，大概都會有類似的印象。但如果有人一旦進入第四、五階段時，引發的問題，就已經不是普通人能夠處理。而戲劇中的反派，大多數都是這兩個階段的人。他們並不是刻意成為惡人，而是由童年開始便沒有經歷過合適的教導和社交環境，導致他們出現這種狀況了。

4. 復仇：在挑起爭端後，如果無法令另一方有絲毫的反應，就代表無法取得勝利，這時失序的人會進入第四階段，開始策劃「復仇計劃」，即對於不愛自己，不認同自己獨特之處的人，進行「愛的」復仇計劃。在這個階段會刻意做出別人討厭的事情，極端至跟蹤、惡作劇等，或透過傷害自己、繭居（長時間不外出或不與人接解）等行為，來控訴世界把自己弄成這樣。目的在於在憎惡的情緒中，獲得他人關注。

5. 證明自己的無能：這是最後的階段，也是非常嚴重的階段。在這一階段的人會抱著「不要再對我有任何期待」的想法，他們打從心底討厭自己，設定自己為無能的人，目的就是為了不讓自己再受到傷害。[1]

有些反派未必有復仇的動機，他們的目的可能只是為了證明和讓別人看見自己的強大。動漫《死神》（Bleach）中，有一名頗受粉絲歡迎的反派，名叫藍染惣右介，他便很想向別人展現自己的能力。藍染擁有很強大的力量，甚至精通許多其他人難以做到的事情，然而因強大而感到孤獨的他捨棄了保護他人的一方，選擇成為敵對的一方以表現自己壓倒性的力量。最後他被主角打敗時，主角竟然說：或許藍染就是希望有人能夠比自己強大，並打敗自己。

不知大家有否聽過一句來自動漫的金句：「錯的不是我，錯的是這個世界。」這句話來自動漫《東京喰種》主角金木研，他在準備「黑化」時便說出這句話來，原來它也是不同動漫人物「黑化」時的金句。[2] 就如踏入「復仇」階段的人，他們在憎恨的情緒中作惡，所作所為都是對世界的指控，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變成這樣，都是世界所造成的。

用自己方法打造「幸福」的反派

除了陷入「脫序行為」，也有些反派是為了得到他們所認為「幸福」、用自己極端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想法，又或者想彰顯社會制度中無法伸張的正義，便做出胡亂傷害他人，執行私刑等等的行為。

就如廣為人所認識的《蝙蝠俠》系列，故事中的小丑（Joker）擔任反派人物，他正正就是用了自己的方式揭露人性的醜惡，同時也玩弄著人性。英雄電影套路之一，就是將私刑最大化，小丑不斷挑戰這項套路，使得人們都無法得知到底誰善誰惡，小丑也只是嘗試告訴他人，追求可控制與穩定都是無趣又枉然。[3]

又如在經典動漫「神級作品」《死亡筆記》中，主角夜神月殺人的目的，就是要建構一個新世界，一個沒有「垃圾」的世界，對他來說，即是沒有罪犯的世界。夜神月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來創造所謂完美的世界。可能最後到底誰是正派，誰是反派，也只能由創作人決定，看看他以誰的視角去演繹故事而已。

心理治療師薩提爾以冰山作為比喻，指出人與人之間溝通時，看到的行為和事件都只是冰山一角，真正的情緒、感受和深層渴望就如同隱藏在水面下的一大個部份，這也是在溝通時常常遭到忽略的部份。[4] 或許一個成熟的人，可以用恍如上帝的眼光去看人，慢慢理解到，那些「反派」即使做出傷害他人的事，其實大部份都不是出於純粹的惡意，更多是出於他們背後經歷過的創傷或其他複雜的原因所致。

不少朋友曾經對筆者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信任專家，許多專家的研究結果可能今是而昨非， 令人無所適從。」我完全明白這種不安情緒，筆者的研究範疇是心理學，在以下我會討論一些前後矛盾的心理學發現。

­­2018 年，心理學家諾塞克 （Brian Nosek）和他的團隊試圖複製二十多項心理學研究， 這些研究結果都是在頗有名氣的學報上發表。為了公平起見，諾塞克的團隊仔細地跟隨原本的實驗程序，並且邀請原本的作者審查他們的步驟，此外，他們將樣本數量大幅地提高。 結果，只有一半心理學發現可以重複和被證實，這個現象被稱之為「心理學中的複製危機」（ Replication crisis in psychology ）。

其實，這個危機並不是突然在2018年冒出來，在此之前，許多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心理學發現後來都被否定了。舉例說，1988年三位學者通過研究之後聲稱，如果強迫人微笑， 這樣會提高他們的幸福感。這個發現帶來極大的迴響，基於這個發現，輔導員建議：無論你是否真的有某種感受或者某個想法，只要在行為上表現出好像有，到頭來你真的會變成那樣，正如英諺所說“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2016 年另一個研究團隊在全球十七個國家招募了二千名參與者，嘗試去複製上述的實驗結果，卻並沒有發現強迫自己微笑真的可以令自己更加快樂。

1996 年三名學者通過研究之後宣稱，當參加實驗的人接觸到與衰老和老年人相關的詞語 之後，他們離開實驗室時便會走得更慢，心理學家稱這種現象為「社群刺激」（social priming ）。這意味著人類的行為會不知不覺地受到言詞的影響，推遠一點來說，人類的心理結構看來十分脆弱，人很容易被操控。不過，2012 年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和劍橋大學的研究人員卻無法複製同樣的結果。

2010 年，哈佛商學院社會心理學教授米卡迪（Amy Cuddy）發表了一項名為「力量姿勢」（ power posing）的研究， 她指出：你只需要花幾分鐘去擺出強而有力的姿勢，便可以影響荷爾蒙分泌，你將會更有自信心，更加能夠承受風險和完成大事。神奇女俠的力量姿勢是一個好例子：雙腳分開站立，雙手放在盆骨，下巴向上傾斜。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伸開雙手，令自己的體型看起來更加魁梧。不少人接受這個建議， 在演講、面試中擺姿勢。然而，2015 年蘇黎世大學經過嚴格的查證之後，卻發現所謂「力量姿勢」 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不消說，以上的不一致結論引起了學術界許多爭議，人們嘗試從研究方法的角度去解釋為甚麼會這樣，有人說可能是原先的研究採用了錯誤的統計學方法，有人說可能是樣本太少，導致以偏概全。我相信讀者並沒有興趣和我討論統計學和研究方法， 我只是想簡單地指出：其實這種現象並不是心理學獨有的問題，在其他許多學科裡面，理論是不斷地被推翻和更新，以下是幾個著名的例子：哥白尼、加利略質疑日月星辰環繞地球的說法，開普勒（Johannes Kepler） 推翻了行星的軌跡是完美圓形的理論，提出了軌跡是橢圓形的新想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則挑戰了傳統的牛頓力學……。如果所有或者大部份心理學的理論都能夠被成功複製，很少或者沒有任何理論被推翻或者修正， 這表示這個學科停滯不前，這將會是更加嚴重的危機！

有些讀者可能會指出：約有一半心理學發現無法複製，這個頻率遠高於其他學科，特別是自然科學，這情況值得令人關注。我同意這是需要處理的問題，當專家的可信性受到質疑，那麼社會便難以運作。可是，話又需要說回來，社會科學理論的穩定性真的難以與自然科學等量齊觀。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是甚少參差的死物，相反，社會科學研究人類現象，俗語說：「一樣米養百樣人。」 對同一事物，不同文化背景、家庭背景、教育程度、性格取向的人會有不同反應。

以上那些無法複製的心理學發現未必一定是錯，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可能是有點道理的，但 它們絕對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先談論“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英國基督教作家魯易斯 （ C. S. Lewis） 曾經在其名著《完全基督教》（Mere Christianity）中寫道：「不要浪費時間糾結你是否愛你的鄰居，先表現出好像是愛你鄰居的行為，一旦我們開始這樣做，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偉大的秘密：當你表現得好像你愛一個人的時候，你就會很快愛他。」 對於具有高度宗教情操的人來說，“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可能會行之有效；但對其他人來說，這可能會造成自我欺騙的假象。

現在談論「社群刺激」，美國研究人員發現了這個效應，但歐洲學者卻沒有達致同樣的結論，或者這就是文化差異的結果。長期以來，美國文化迷戀於年輕、活力、精力， 美國人對關於年老的詞語比較敏感是不足為奇的，但這對歐洲人的影響較弱。

最後要談談「力量姿勢」， 對強調表現個性和自信心的美國人來說， 好像神奇女俠一般的「力量姿勢」 也許會有點作用，但在注重謙遜的東亞文化圈子中，卻可能會適得其反。如果一個人跟我說話的時候下巴向上傾斜，這就是中國人所說的「白鴿眼」，雙手叉腰則好像是跟人對著幹，這是粵語殘片時代譚蘭卿的「霸王雞乸」相，這種傲慢的態度只會令我反感，我的負面反應可能更加削弱那人的自信心。

簡言之，我不會因為無法複製某些實驗結果而全盤否定其理論，但我也不會在任何場合之下毫無批判地接受和應用專家的理論。盡信專家不如無專家！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提到死亡，中國人或許總會有所忌諱，因為不想面對死亡帶來的不安和恐懼，但如果能為人生寫上一個美麗的句號，用回家的心態看死亡，其實它並可怕。研究中心在「2019生命倫理對談：吾．工．道」請來愛百合牧養總監及完美句號基金執行董事吳思源先生，在7月23日帶領參加者思考死亡，及如何與親人走人生最後一程。

吳先生以一張在馬來西亞古晉拍的照片作為開始，他說在那裡有一條河，河上有一條橋，傍晚時份，有很多人在橋上行走，由河的一邊走到另一邊。這情景令他聯想到，黃昏就像人生正在步向死亡。步向死亡聽起來好像不吉利，但他認為理性一點看，人出生以後，自然會步向終局，而死後則會進入另一個世界。

他又指，人無法控制自己在甚麼時候、甚麼地點、如何及因何而死。他指自己從事臨終的牧養工作，發現不少人患有重病，最多人患的是癌症，但他們往往不是因癌症而死。而死亡來臨時卻讓人覺得整個世界都反轉了。他認為如能及早在思想和感情方面作準備，便能操練自己迎接自己和至親的死亡。對於迎向死亡，可從信仰思考、實際關懷、了解死亡三方面去探討。

信仰思考

吳先生指出了基督教對死亡的看法，死就像人完成了神給人的責任，像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提後四7）人生終結並不是壯志未酬，而是像一首歌有它結束的時候。

他分享到，他認識一位主內弟兄，其父親在聖母醫院離世，後來院方在醫院的小聖堂，為其父及其他逝者舉行彌撒。神父在彌撒中讀出逝者的名字，為他們祈禱，將他們交給天主，並為他們每人點了一支蠟燭作為紀念。那位弟兄參加彌撒後覺得溫暖，他回想陪伴爸爸走過最後一程，看到他藥石無靈，他無法釋懷。但彌撒之後，他感到安慰，那一刻他才能接受爸爸已死的事實。

吳先生指出，死亡有時超越人所能理解的，有時卻是美好的終結，但無論是哪一種，人的感情上總會難捨難離，未必能欣然接受至親離世。因此，教會、醫院和社福機構才看重臨終服務。

實際關懷

談到臨終關懷服務，吳先生以日本為例，因為人口老化，有些人終身沒有結婚，親人又比自己早一步離世，在乏人照顧的情況下，他們在家中死後，才被人發現，這便是「孤獨死」。因著這樣的社會現象，日本亦開始有不同的關懷行動，讓人能夠「尊嚴死」。吳先生指，其實香港亦有類似的情況，有很多獨居長者因家人無法照料，而要孤獨地死去。

了解死亡

吳先生引用榮格學派的心理學家詹姆斯．希爾曼（James Hillman）的說法，一個人如果要成熟，其中一個條件就是要學習與生命中各樣負面東西交朋友，當中包括了死亡，而死亡應該是人類潛意識中最可怕的未知數。希爾曼指跟死亡「交朋友」，不等如催促對方早日來臨，而是如果人能將死亡視為朋友，而不是具威嚇性的陌生人，人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樣。

吳先生指對基督教來說，死亡是人生命的完成，神帶領人進入生命的另一個階段。但因為人的肉眼看不到來世，只看到現世，因此對現世不捨是很正常。對於天家，人感到不明白、不知道、不了解是很自然，但憑信心操練，人能夠嚮往天上的家。學習放心、放下已知的，並有信心、信靠迎向未知的，他指這對臨終牧養是有很重要的意義。

吳先生指出面臨人生最後一程，臨終者和家人難免難過和不捨。有時他見到病者家人無法放手，作為關懷者除了表示體諒，亦會提醒他們要明白臨終者心中的意念，勉強拉著他，只會令他感到辛苦。

他認為三善四道可以幫助臨終者和其家人。三善可以幫助臨終者，即善生、善別和善終。善生就是在生時好好生活，活得良善；善別就是知道自己患病時，與人好好話別；善終就是對過去的生命，能有好的總結。四道則可以幫助臨終者的家人，即道愛、道謝、道歉和道別。道愛就是家人說出自己對臨終者的愛，以及讓對方知道，自己領受了他的愛。中國人比較含蓄，但吳先生指，愛是需要講出來，不能夠「心照」就算。逝者若臨終時感受到家人的愛，他的遺容也會很安詳。道謝就是要對臨終者道謝。道歉就是請求臨終者原諒，或向臨終者表示，原諒他從前所犯的錯。吳先生指出，人如果帶著遺憾而死，就會鬱鬱而終，因此道歉是重要的。道別就是跟臨終者說再見，家人可以表示會好好照顧自己，讓他安然離去。

完美句號

死亡可以是「完美句號」嗎？吳先生認為人生不可能百分百完美，中間總有遺憾，不過句號代表著一個階段的完結，這包括了喪事平順的完成。喪事牧養包括了儀式、音樂和靈堂擺設。當然儀式並不能令逝者上天堂或下地獄，如果遇到親友為儀式爭執，他就會作調解。他指，人的死亡可能會帶動家中的矛盾和張力，但如能妥善處理，便能為那個家庭帶來祝福。

最後，吳先生也指出，哀傷在基督教是一種非常高貴的情操，可是近年有些教會，卻不容許送喪時表達哀傷，認為哀傷是沒信心的表現，他不同意這種講法，認為這是對人性的抹殺。面對逝者，留戀和不捨是人之常情，也是一種高貴的感情，反而接納哀傷，給予機會表達哀傷，才能為逝者寫下終結。

延伸閱讀

上野千鶴子著，賴庭筠譯。《一個人的臨終》。台北：時報文化，2017。
邁克．默瑟著，左婉薇譯。《優雅走向回家的路：在那天來臨前從容準備》。台北：上智文化事業，2018。
盧雲著，羅喬匡譯。《念母親：盧雲跟父親談生死》。香港：基督教文藝，2017。
瑪麗蓮．麥恩泰莉著，李小釧譯。《憑著信心說再見：以愛活出人生最終章》。香港：基督教文藝，2018年。
亨尼．舍夫、安奈莉．凱爾著，王榮輝譯。《告別的勇氣：讓我們談談死亡這件事，學著與生命說再見》。台北：商周出版，2017。
安琪拉．歐唐納著，譚璧輝譯。《穿越痛苦，看見愛：臨終的祝福》。台北：光啟文化，2017。

香港的離婚率與再婚率非常接近，都是三、四成左右，2016年兩者更是幾乎一樣，離婚率是34.3%，再婚率則是34.6%，成年人在感情世界兜兜轉轉，結婚、離婚、再婚、再離婚……尚且會感到身心俱疲，假如每一段婚姻都有一個子女，那麼，這些小朋友的需要實在不容忽視。過去兩年，本社都能獲政府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就有關需要提供輔導服務、教師/家長訓練、學生成長小組、製作短片、舉辦徵文比賽、以及出版4本支援手冊等等。這兩年的經驗，使我們感覺到家長工作的重要性，父母選擇離婚或再婚，孩子很多時都只能被動地接受，因此，我們希望為人父母的，面對網上情緣或其他感情試探引誘時，真要停一停，諗一諗，因為您們每一個決定將影響整個家庭的未來。

有見需要龐大，但香港有關離婚再婚家庭的研究卻是寥寥可數，報章偶爾會提及離婚再婚家庭，但以負面的報導居多，令社會大眾對於離婚再婚家庭容易抱有負面觀感，到底離婚再婚是否必然導致家庭關係出現嚴重問題？父母離婚後再婚，對子女而言是壓力還是補足？為了尋找答案，我們去年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專業顧問劉玉琼博士及她的團隊，就著「離婚後再婚家庭的子女——生活經驗和支援服務需要」作出研究，進一步了解影響他/她們適應和成長的因素，希望能有助政府及關注團體發展適切的服務，研究報告於3月25日發佈，如有興趣，可向我們索取。

我們喜見特區政府亦已意識到家庭轉變對孩子的影響，【財政預算案2019】落實中學「一校兩社工」，加強對離異家庭子女的支援，未來亦會逐步於小學內推行一校一社工，相信能及早辨識及介入危機中的兒童，減少悲劇發生。

未來，明光社將繼續為面對離婚再婚的家庭成員提供輔導服務，但由於政府的資助於3月底完結，在未有新的基金資助前，我們只能量入為出，靠奉獻及收費維持較小規模的服務，盼望你可以繼續支持我們支援家庭的工作，同心守護家庭及兒童，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士得到幫助。

我們今年在收到的紅封包奉獻中撥出一萬元，給予視障人士福音中心，支援他們服侍視障人士的工作，希望他們可以一如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12節所說的：「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願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為主發光！

您的弟兄(志森)

相關網頁：「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離婚再婚家庭支援計劃

香港近年發生多宗與離婚或再婚家庭有關的暴力及倫常慘劇，更有兒童因此喪生，情況令人心痛。我們感受到不少離婚和再婚家庭皆需要社會的支援，我們一直祈禱希望可以延續2017年開始的支援離婚家庭項目。感謝上帝聽禱告，我們今年再次獲得民政事務局及家庭議會資助「永遠的家人：兩個家庭雙倍愛」支援家庭計劃。這個計劃不僅可以延續之前的工作，為離婚人士服務，亦將服務推展至再婚人士及其子女。香港的再婚比例從1991年的11.5%，上升至2014年的34%，即每三對結婚人士當中，其中一對屬再婚。在再婚家庭中，親子關係成為新家庭的極大挑戰。再婚家庭遇上的問題，往往比第一次結婚的家庭更複雜，尤其是有孩子的再婚家庭。夫妻一開始就同時要做父母，當中完全沒有適應期，加上部份子女仍沒法接受父母的離異，當然很難接受一個新爸爸或新媽媽。加上社會對後父或後母的標籤一向不好，童話故事對後母、繼姊妹的描繪多是負面形象，令兒童對新家庭的關係更焦慮。有研究發現，再婚家庭兒童的快樂指數較一般家庭為低，而焦慮及抑鬱指數亦較高。

本計劃的主要內容:

1. 研究調查：以質性研究的方式整合，分析離婚再婚家庭子女的困難及需要。我們會舉行發佈會，推動社會各持分者如何跨界別合作幫助這些兒童。

2. 「離婚再婚」諮詢熱線：提供諮詢服務予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以及兒童或青少年，提供初步情緒支援及諮詢。

3. 「做個好『繼』爸媽」家長教育：提供講座，教導離婚、分居或考慮再婚的成年人如何做個好「繼」爸媽，以及相處和管教技巧。

4. 社工及教師訓練：培訓學校德輔組或社工如何辨識及處理離異家庭學生潛在的危機。

5. 徵文比賽：舉辦公開徵文比賽，重構童話故事，如以「如果白雪公主或灰姑娘的後母不惡毒……」為題目，讓中小學生可透過不同向度思考繼父母形象和角色。

6. 製作《仍是愛家人》支援手冊系列（一套兩本），撰寫再婚家長及子女的故事。

7. 個人輔導（包括離婚及再婚）：為離婚再婚人士提供婚前輔導，調校他們對婚後生活的期望管理及對子女的管教。

8. 兒童／青少年個人輔導：為父母離婚或再婚的兒童或青少年人士提供輔導，或會以繪畫治療及遊戲治療等方法處理其情緒問題。

9. 「友伴同行」生命成長小組：與學校及家教會合作，到校訓練及建立友伴同行小組。由於離異家庭學生往往呈現負面情緒、行為等問題，特别是社交退縮的情況，小組可幫助學校處理有關問題。

由於計劃是以配對形式資助，政府資助約86萬元，明光社需自籌30多萬元，假如您認同上述支援離婚或再婚家庭的工作，盼望您能捐款支持。我們又歡迎與學校及機構合辦活動或轉介個案。

新造的人協會

新造的人協會(簡稱NC)於2004年開始投入服務，對象主要是受「同性吸引」困擾或希望離開同性戀生活模式的人士及其親友。除此之外，NC也希望協助有心關顧同性戀者的人士，以及幫助社會大眾更正確及全面了解同性戀。

NC的教育經理及創辦同工之一Tammy憶述她以往也曾對「同性戀」一無所知，就如眾多櫃父母[1]一樣，在1994年，因著一位親友向她出櫃[2]，自那時就開始關心同性戀這課題，也結連了不少同路人，一起關愛同性戀者。十三年前多謝不少有心人，協助開設不同的支援小組，提供個別服務，並在眾多義工和機構、教會合作之下，展開教育工作，正式成立「新造的人協會」。

由於NC服務對象比較隱藏，只能低調地服侍，基於保密原則，即使受助者來自不同教會，也不能在教會中高調地宣傳，只能夠透過受助者或有心的義工主動與教會結連。另外，感恩的是透過其他機構和人脈網絡，讓教會開放講壇、主日學及團契聚會時段等，讓會眾認識NC。十三年後的今天，NC在眾教會和神學院都獲得不少肯定。當我們籌辦聚會，有些大學老師，牧師傳道人或神學院講師及院長等，都紛紛響應支持NC的工作，連續五年也有神學院委派一些神學生在NC實習。去年NC曾舉辦《相約星期二》的內部聚會，當中邀請了神學院院長及多位知名的老師，藉著他們的鼓勵與交流，教學相長，讓受助者感到在這一條路上，他們並不是孤單的。

Tammy笑言，他們的工作其實與宣教士很相似，以生命為本，投放的資源與成果效益不成正比，難與商業世界並論，付出與成果要脫勾，更何況NC服侍的對象是小眾中的小眾，他們在任何公開的場合或致謝時，也會絕口不提NC。讓Tammy感動的是：雖然背負著不少人的誤解，以為NC把人「拗直」為異性戀者，但她還是慶幸遇到不少知音同道，他們接納後同們一生仍有可能懷著「同性傾向」這根剌，茁壯成長，走成聖之道。

在服侍同性戀者和櫃父母的過程中，Tammy反省自己的生命深處，向來訪者學習如何做一個「逆向而行」[3]的門徒。她更向一班因為神的緣故而願意過聖潔生活的同性戀者致敬，縱然他們間或有失腳的時候，但他們仍願意在跌倒後重新起來，繼續追求過聖潔生活，值得他人的尊重。當Tammy愈服侍同性戀者，她愈體會同行的重要。同行表示不要把重點放在分析成因，而在尋找出路；同行表示不要花時間去推算逆轉性傾向的可能性，而是謹守同行的崗位，不要只著眼於知識和理論，而是去聆聽他們的掙扎、與他們建立健康友誼，同尋各人整全的使命。

觸動輔導中心

從青少年愛滋教育協會到觸動輔導中心，又從觸動輔導中心到基躍生命教會，對該中心的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Atty)來說，一切都是出於別人的需要、自己的責任及召命。Atty提到當年在一間教會回應一個宣教的呼召時，腦海中不斷出現「青少年愛滋」這詞彙。於是，Atty在1994年開始服侍有需要的青少年。

而在這期間，又有其他有別於青少年愛滋病人的人士尋求Atty的協助。於是，輔導中心就在2002年成立。過程中，眼見有不少受助者決志信主，Atty就十分努力幫助他們尋找合適的教會。然而，當中仍有信徒未能找到，Atty就用祈禱會的形式來把他們聯繫在一起。

直到同工不斷催迫，基躍生命教會終於在2014年正式成立，讓無法適應其他教會的信徒，都可以在這一間教會成長。Atty坦言他們若然日後返回主流教會，她會替他們高興。

一路走來，Atty都非常關心受助者的生命，她希望他們不要隨著輔導時間結束而停止成長。於是她舉辦帶有治療性質的課程，如《戀愛秘笈》，讓受助者可以更了解自己。除此之外，Atty認為個人輔導很重要，但小組輔導亦同樣重要，透過小組輔導，當事人的復原能力更快，因為他們有更多機會去聆聽別人的故事，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是孤單的。

上述兩個團體衍生了多個義工團隊：觸動舞台（劇團）、Touch Music （Band群）、觸動合唱團、觸動一人一故事劇團、觸動夏威夷小結他樂團。曾被輔導的受助者、LGBT及異性戀者，都可以在以上的義工團體中相遇，Atty認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們融合在一個群體，可以學習與他人相處，彼此接納，了解大家，並一同去傳福音及服務社區。」

剛開始青少年愛滋病事工，Atty也曾懷疑自己的能力，感到自己既不是醫生，又不是護士，恐怕專業知識不足。但她後來發現，神會呼召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情，她做不了醫生做的事情，但醫生也做不了她的事情。今天非常沉重的工作都不在她的計劃之內，她只是看到需要，順服於神的帶領，一步一步盡力地走下去。Atty體會到栽培他人生命的事工，是必須分秒必爭。

Atty的工作團隊人數不多，可以開展這麼多事工，全靠龐大的義工團隊。另外，Atty特別感謝在沿途上一直幫助機構或教會成長的敬拜隊、神學院導師和教牧同工，讓神的計劃一個又一個的實現。

各地的性別認同法例

1. 完全由申請人自決，毋須任何條件；
2. 申請人出現後天採納的性別 (心理性別) 與原生性別不一致的情況，如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並已經及決意在將來以心理性別生活；及
3. 申請人已進行性別重置手術(下稱 「手術」)。

1. 2004年前，英國的法律並不承認跨性別人士的心理性別。2002年歐洲人權法庭在Goodwin v UK案中裁決，英國不容許變性人以變性後的性別與異性結婚，是侵害了他在歐洲人權公約受保障的尊重私人生活及結婚的權利。英國遂於2004年訂立《性別認同法》(Gender Recognition Act)，訂明更改性別的條件：申請人須(1)有或曾經有性別焦躁症；(2)在過去兩年完全以其心理性別生活；及(3)決意永久地以其心理性別生活。
2. 在澳洲，申請人須為未婚。[1] 在八個省份及領地中，有五個要求須已進行手術，其餘三個的條件較為寬鬆。在南澳及西澳，申請人須已進行手術或其他更改性別的醫療程序 (medical or surgical procedure)，並已按其心理性別生活及已接受關於性別身份適應的輔導。澳洲首都領地在2014年放寬了條件，由必須已進行手術改為已接受臨床治療 (clinical treatment)。
3. 在德國，最初申請人須為未婚，並已進行手術；其後，條件變得愈來愈寬鬆。及至2008年，德國憲法法庭基於性別自決的自由而裁定「未婚」這項條件違憲；在2011年，該法庭又基於身體完整性的權利而裁定進行手術的條件違憲。目前，申請人只須符合以下條件便可更改身份證明文件上的性別：(1)不認同其原生性別，並認同其他性別；(2)在過去三年不能自控地以其心理性別生活；及(3)證明其性別認同很大機會不會改變。
4. 在加拿大，以往所有州份的申請人均須已進行手術，但自2012年起，部份州份放寬了要求，申請人只須認同及維持其更改的性別，並由醫生證明其心理性別與原生性別不一致便可。
5. 2012年，阿根廷成為第一個容許申請人毋須符合任何條件的國家；並且，在法院授權下，申請人可再次轉回原先的性別。

​立法過度寬鬆的後果及影響

從以上可見，西方社會對變性的條件愈趨寬鬆，由原初必須已完成手術，放寬至只須：患有性別焦躁症及曾以心理性別生活。然而，以上條件有需要留意之處是：若要證明有性別焦躁症，將視乎醫生的判斷。性別焦躁症是一種精神上及心理上的問題，不能如生理上的病症般，實實在在檢查了一個人的身體後再作出診斷。此外，若要證明以心理性別生活，申請人一般只需宣誓便可，毋須拿出實際證據。

可是，一個決定愈重要，支持該決定的理據便要愈堅實及可靠。若更改性別是一個重要 (無論對當事人或對社會) 的決定，那麼以上兩個條件的客觀性及可驗證性，是否能與該決定的重要性相匹配呢？

以下再從三方面評估立法的寬鬆程度的影響。

手術的完整性

接受手術是一個客觀及實在的事實，以證明申請人變性的決心，並且不能逆轉；故此，它作為更改性別這重要決定的理據較為充分，以及較易為大眾所接受。基於手術的複雜性，有人提出進行部份手術 (例如：由女變男時不建造陰莖) 已足夠。

必須指出的是，性別是社會對一個人的身份的認可，也是人際互動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礎，故更改性別必然對社會帶來影響。個人的權利與公眾利益須取得平衡，不能讓個人權利無止境地膨脹。事實上，終審法院在W案中亦指出性別有社會性的一面，[2] 而社會性必然是與其他人有關係的。

若進行部份手術已足夠，我們仍要追問：手術要達到甚麼程度才算合格呢？另外，或許有人會提出，進行部份手術與完全不做手術，兩者均否定了完整手術這個作為更改性別的要求，兩者只存在程度上的差異，在本質上沒有分別。故此，一旦接受部份手術，完全不做手術的訴求便指日可待。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以上提及的國家沒有一個接受部分手術。

年齡

除了成年人，以上大部份國家亦容許兒童在家長同意下變更性別。考慮到有關決定的重要性及兒童的心智尚未成熟，我們認為有關做法是不可取的。

婚姻狀況

在不准許同性婚姻的國家，已婚人士一般要解除婚約才可更改性別。因應有些已婚申請人想維持與配偶的關係，部份這些國家容許已婚申請人的婚姻轉為民事結合。但申請人仍有可能不滿意民事結合的安排而爭取維持與配偶的婚姻關係 (變相爭取同性婚姻)。[3] 香港若容許已婚人士更改性別，亦很有可能會面對民事結合，甚至同性婚姻的訴求。

今天的流行電影，是科幻和超級英雄的世界，片中的主角往往有很獨特的性格，面對一些常人不會遇到的情況，也不能帶出一般的人情世故所面對的選擇，嚴格來說是「不近人情」的故事。反而近年荷里活的卡通電影，往往能脫離傳統的「好人、壞人」的陳規，能深刻地道出人情世故的精妙。其中彼思動畫工作室 (Pixar Animation)的卡通片往往叫好也叫座，這次要介紹的是該公司近期的一部佳作－《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國內譯《頭腦特工隊》）。
 
電影講述一個女孩子韋莉(Riley)和她父母的關係。本來是快樂的一家三口，因為爸爸工作的需要，舉家要遷到一個新的城市（三藩市）。由於韋莉不習慣新環境，父母又不了解她，她覺得受盡委屈，一怒之下決定離家出走，在最後關頭回心轉意，歸家後得到父母的諒解和鼓勵，終於找到新的生活方式，享受她的生活和天倫之樂。
 
故事雖然簡單，但橋段上的突破是用擬人法去描寫韋莉心中的情緒。據說導演和劇作者Pete Docter曾考慮過有二十多種情緒，為了不想內容過分複雜，最後只選了五種情緒－－快樂、憂愁、厭惡、恐懼和憤怒。電影中想像韋莉的心靈有一個中央控制室（控制室的設計讓我想起《星空奇遇記》Star Trek中的控制室），五種情緒一起來決定韋莉的所有決定。快樂、憂愁和厭惡是女孩子，恐懼和憤怒是男孩子，而當中快樂和憂愁是主角。電影開始時韋莉剛出世，快樂首先在她心靈中出場，但隨即見到憂愁在快樂身旁出現，觀眾看到嬰孩韋莉笑，也看到她哭，導演在開場時已告訴我們，喜與愁、笑與哭等，原是人生應有的兩面。
 
電影參考了心理學的研究，描寫韋莉的經驗都會變成一個一個的水晶球，每一個球代表一段記憶，大部分的水晶球在韋莉睡覺時便會被丟掉，代表多數的短期記憶都會被遺忘，有少數的水晶球會存放到長期記憶庫中，有極少數珍貴的記憶會放在核心記憶櫃中，成為韋莉的性格身份一部分。除了記憶，韋莉的心靈中還存在幾個島，這些島代表她個性的重要一面，韋莉有家庭島、冰上曲棍球島、友誼島和坦誠島等，都是給她生命力量的重要支柱。
 
電影中很多的環節都出自快樂和憂愁如何影響和操控韋莉的心靈。電影中快樂是積極和有點跋扈，反映在西方文化中通常強調人要主動去尋找快樂；反而憂愁沒有很主動的去爭取操控韋莉的心靈，只是她對每段記憶都有著好奇，而她所摸過的記憶都會添了一份愁情，彷彿代表我們不會主動去找憂愁，但憂愁卻會常在我們生命中出現。當韋莉去到三藩市，遇到各種不愉快的經驗，快樂努力地要阻止這些記憶成為核心記憶；另一邊廂，憂愁把快樂的記憶「污染」，讓韋莉接連地想起傷心的片段，叫她失去希望和動力。後來快樂和憂愁在爭吵中被意外地吸出控制室（代表從韋莉的意識中消失），快樂差點被掉在「忘記」的廢物堆中，憂愁差點要自我放逐，她倆要經過一番驚險的歷奇才能回到控制室中。
 
在電影中，快樂多次責駡憂愁，把韋莉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憂愁，以為盡量讓韋莉想起開心的事就可以解決問題，當那些開心的記憶變色後，那些個性的支柱島也一個跟著一個的倒塌，韋莉變得愈來愈冷漠不合作(passive aggressive)。快樂以為只要把憂愁隔離，就可解決問題。後來憂愁也覺得自己一無是處，這時快樂卻發覺，原來眾多開心的回憶背後都有一段傷心事，往往是失意後所得到的安慰是最甘甜的，韋莉要得到快樂，也要學習面對失意，不能只要開心的記憶，而是讓過去的傷痛記憶成為她今天的鼓勵。當她坐上長途大巴要離家出走時，已無力承受其他的情緒。幸好此時快樂把憂愁帶回控制室，讓憂愁影響韋莉，於是她開始哭了，也醒覺到自己的錯誤，她願意回家了。
 
電影彷彿告訴我們，作為父母的，重要的不是要操練孩子拿多少個奬項（學業或是課外活動的），更不是要贏在起跑綫，而是與他一起創造美麗的回憶，這些回憶會成為他生命的支持，喜樂和愛心的記憶愈多，他的生命也更精彩和堅強。你明白你的孩子嗎？你知道他心靈有哪些支柱島？
 
另一方面，憂愁也是人在生命中要走過的路，流淚不代表軟弱，生命不但要有堅強的一面，也需要有慢下來哀慟的時間，哀慟是我們對失去的關係的一種尊重，讓我們再次體會這些人、事或是夢想曾對我們作出的祝福，從而學習珍惜我們今天仍有的祝福。現代的文化要我們每天向前衝，連喘息和哀慟空間也要剝奪；為人父母，我們願意花時間和孩子一同耐心走過傷心的片段？也願意尊重自己的感情嗎？

在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幾乎所有東西都可以貼上價錢牌，為每一件東西賦予「價值」。為了吸引人消費，這個制度還為這些價值訂下不同的「標準」，對美醜有一個標準、對好壞有一個標準、對成敗有一個標準。

人的價值亦被貼上高低的標貼，假如沒有達到這些被定義的標準，這便成為你的「罪狀」。諷刺的是，活在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卻往往順從這個社會加諸自己身上的價值，甚至將自己人生的意義交由這個制度決定。

近期在電視節目裡，我們就看到一群女士為了自己如何未能達到這些社會加諸她們身上的標貼而大聲疾呼：「樣子不夠漂亮」、「身材不夠好」、「性格不夠溫 純」等等。然後，節目的「導師」就如同救世主一樣為這些陷入低谷的女士提供「出路」，恍如接受了這些美容服務、所謂的「心靈訓練」和「歷奇訓練」等等就能 成功「翻身」。

在輔導的專業裡，輔導員會以基本的技巧—優點模式（Strength-based approach），去協助處於低谷的朋友發掘自己的潛能、價值、希望和轉變的可能。同行者並不會將一個人所呈現的問題歸咎為個人的問題，而是從家庭、社 會、文化、工作等作宏觀的評估，然後協助這些人士轉變。

可惜的是，我們在電視節目裡看不到上述的優點模式，卻只看到「教練們」以「問題模式」（Problem-based）的取向，不斷強化當時人的弱點和身處的困難。又或是他們會為參加者加上無理的負面標籤，以悲觀、懷疑和譏諷的語言去批判她們的弱點；並將個人所呈現的問題簡單地歸咎是個人的問題。經過一輪體無完膚的批評蹂躪後，「教練」就將自己應對問 題的一套方法（coping skills），又或是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加諸在這些女士身上。

這些女士 要在眾目睽睽下披露自己的弱點，換來的不是勇氣的肯定，而是強化了無能無力感。也許，到了節目尾聲，這些女士看上去確實是有點轉變：變得更符合這個社會加 諸在她們身上的標準，以證明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服務如何有效。不過她們的內在需要是否真的得到滿足？她們的根本問題是否得到處理？當節目過後，她們在 沒有這些「服務」的「協助」下又怎樣面對生活呢？挑起了問題而又沒有妥善處理，就像揭起瘡疤而沒有妥善包裹一樣，只會引發更多的後遺症。

在村上春樹《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一書中有一句話—「要追究自己的價值，就像要衡量一個沒有單位的物質那樣。」人，沒錯是需要得到別人認同。不過，盲目跟從這個社會定下的標準，或許真的如衡量一個沒有單位的物質一樣，根本沒有意義。

在色情資訊氾濫、性觀念愈見開放下，近年青少年干犯非禮案件的數字持續增加，情況令人關注。有專責輔導性侵犯者的機構社工透露，在接觸的求助者之中，18歲以下的年青人約佔五分之一，年紀最小的，僅為11歲。雖然近年干犯風化案者愈趨年輕，不過，對於法律改革委員會倡議修改法例，令10歲至14歲男童也可被控強姦，一些機構社工卻有所保留，認為無助解決問題。
 
內文︰
香港明愛家庭服務在2008年10月推出「朗天計劃」，主要是幫助曾干犯性罪行的人士及早糾正問題，重新開展健康的生活。負責該計劃的項目主任江寶祥表示，
計劃展開至今兩年多，共服務過約150人，當中有五分之一，即約30人為18歲以下的年青人，並以初中生為主；而年紀最小的求助者，為年僅11歲的男童。
 
江寶祥指出，機構所接觸到的年青人個案，大多數由家人、老師或學校社工轉介而來，當中有一半是涉及「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而侵犯者與被侵犯者之間，多屬情侶關係；另一半個案主要是干犯非禮、偷窺、偷拍等罪行，他們侵犯的對象有部份是同學，亦有些是完全不認識的，至於犯案地點，有在校園，亦有在商場、公園等公眾地方。

侵犯者處境各異

就近年風化案有上升及年輕化的趨勢，江寶祥認為成因很多，社會色情文化氾濫或許是其中一個因素，但其實每個個案都有不同的處境、經歷，所以實在不應該把性侵犯問題與色情資訊簡單地作線性關連，這對侵犯者來說也並非好事，只會減低了他們對生活細節的敏感度。

「很多性侵犯者自己也有先入為主的假設︰『因為我睇得四仔（色情電影）多，所以便這樣！』他們認為只要自己看少些，問題便能解決，但實情是這樣嗎？反過來說，一個不看色情電影的人，就與性侵犯問題扯不上關係嗎？」

該計劃另一位負責社工關秉業則引述例子說，有一名中學生因為非禮女同學被捕，在接受警方盤問時，他承認平日有觀看色情網頁，於是男同學便被警方、校方標籤了他的性侵犯行為是與經常接觸色情資訊有關。惟在輔導過程中，社工卻有其他發現。

「原來這位男同學一直很少機會和異性相處和真正溝通，所以當他遇到心儀的女孩子時，由於不懂得怎樣用說話去打開話匣子，於是錯用了肢體接觸去表達好感和愛意。但他不知道這在女孩子的角度，是很冒犯的行為，也是犯法的。」從這個例子，讓關秉業更加肯定，他們是需要以整全的方向跟年青性罪犯一起面對性侵犯的問題。

輔導強調以人為本

 有見及此，「朗天計劃」強調以人為本的介入手法，協助性侵犯者尋求改變及出路，包括幫助他們發現及直接回應自己的需要（而非透過性侵犯他人去發洩）、發揮正面潛能、尋找及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重建與家人的關係、追尋生命的意義、貢獻社會等。

他續謂，色情文化、暴露衣著文化滲透每個角落，如果在線性的思維上，只能夠教導性侵犯者遠離色情網站，萬一有性衝動，便去跑步、喝冰水等，但其實這是一個去權的過程；「朗天計劃」期望的，卻是進入充權的過程，即引導求助者思考在被捕後得著甚麼體會、有著怎麼樣的經歷，例如是否看到哪些是真正關心他們的人？是否認知到甚麼才是最重要？對「尊重別人感受」有沒有新的理解？

江寶祥又補充，年青人也有很多面向，社會看到的，往往是他們無知、游手好閒的一面，但其實他們都關心父母的感受，有不少性侵犯者會為到自己令父母傷心、失望而感到內疚，他們會讓求助者盡量展現這些感受。

「年青人在朋輩之間，未必有空間讓他們表達真正的內心感受，例如關心父母等。我們會製造空間，讓這些東西走出來，當他對生活細節有敏感度時，他可以看到如何為自己的生命負責，這對於他日後面對那些處境（性侵犯），有更大的自制能力。」

修例無助解決問題

談及最近法律改革委員會倡議修改法例，廢除普通法有關14歲以下男童無性交能力的推定，以便能夠以強姦罪名懲處一些10歲以上的強姦犯，江寶祥和關秉業皆對此建議有所保留，認為無助解決問題。

江寶祥說︰「法律只可以反映某部份事情，因為法庭往往只是搜集相關的證據去合乎這些條文，然後便作出起訴。不是說法律沒有用，但卻有局限，有很多東西，是法律反映不到的。例如之前說那個被控非禮的男同學，他行為背後的意義，是無法從法律中看得見的。」

關秉業也認為，有關建議純粹是技術性的修例，政府只是希望透過技術性的改動去維繫社會秩序，平衡公眾的疑慮，但其實把性罪行刑責的年齡降低到多少歲，也無助解決風化案的問題。

他解釋︰「司法過程只會集中在所犯罪行和刑罰上，刑罰是有阻嚇性的，但對於性侵犯者是否能看到自己所做的事，對別人所帶來的傷害、對家人所帶來的影響，則相信很難經驗到。所以我們的重點，是要去幫助他們重尋良知，我們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有良知價值，是從生活累積下來的，可以用來處理誘惑和試探。」
 
 

由本中心主辦，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協辦，並得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同行基金」資助的第二屆研討會，於6月4日在香港童軍中心順利完成。
 
本屆研討會主題為「《若沉遇溺》：探討基督徒成癮行為、輔導進路和防治方法」，邀請了葛琳卡博士、莫陳詠恩博士與超過170多名會眾解構沉溺問題的心理成因以及關係成癮。而李耀全牧師、吳澤偉先生與康貴華醫生分別在「工作」、「金錢與投資」及「性與愛」三個工作坊與大家探討上述主題。而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陳永浩博士亦在會中發表了本中心第一項調查報告    —《香港基督徒成癮行為調查2010》。

作為教牧同工，或是關心教會的弟兄姊妹，其實你是怎樣「知道」教會情況的呢？原來，我們只是靠觀察或知道相熟肢體的情況，就概括成教會現時的狀況。推而廣之，信徒的靈命成長，除了聖靈工作，尚有甚麼社會及心理因素？非基督徒歸信或信徒離開教會前，除了有感動之外，還有跡可尋嗎？逆境如何幫助信徒們成長？年紀越長，愛主越深嗎？

繼2009年9月份我們邀請得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鄭順佳博士就「安樂死」的問題分享後，11月份中心又邀得香港大學心理學系高級講師許志超博士分享「教會與社會及心理學」的問題。是次聚會有超過20位人士出席，與講者就上述問題交換意見。
 
社會科學在這方面的研究相當零碎，有關華人教會的更為貧乏。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在第二次「生命倫理對談」中，邀得香港大學心理學系高級講師許志超博士，嘗試把西方的社會及心理學研究結果整理及綜合，以收集更多數據，作為華人教會日後佈道及培育之實証基礎。

信念不同　看法不同　行動不同

很多時候，我們對一些事物的信念不同，每每左右我們對事情的看法，甚至影響我們相應的行動。就如現時金融海嘯，經濟不景的情況下，信徒遇上逆境是否就一定會得到鍛鍊，遇強越強？反過來說，在逆境時，信徒會不會就此跌倒，我們作為教會應否扶他一把？
 
若將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想法落實，就會得出很不同的教會行動方向：相信逆境是試煉的教會，可能就著重在靈命培養的活動，更可能會讓信徒「吃點苦」，叫靈命成長；反過來，認為信徒會因逆境跌倒的教會，可能就以開展各式各樣的慈惠工作做主打，以實際的援助行動來與會友同行。
 
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分別多大，而如何掌握教會肢體的實際情況和需要，便是教會能否「對症下藥」的一個重要部份。

對教會認知　多是「聽人講」

其實，很多時我們對教會會友情況的認知，都是停留在軼事性的（Anecdotal）認知，亦即是「聽人講」，或是追溯式的（Retrospective）的層面。由於認識幾個離開了教會的大學生，我們會推想「讀得書多」，就會像吃了禁果一樣，眼晴就會明亮起來，繼而投入多姿多采的花花世界，失去信仰。
 
教會陰盛陽衰，是甚麼原因？在教會長大的信徒，他們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甚麼？舉行貞潔運動，立約的肢體可以維持，持守忠貞嗎？甚麼東西容易叫他們跌倒？又或是「傳統智慧」告訴我們：年紀越長的人，經歷越多，愛主越深……
 
以上教會的現象和問題，都應以較科學化的研究分析得出結果。在外國，以上針對教會的社會科學研究是普遍的，也是教會參考的指標。

進行信仰研究　非與屬靈認知對著幹

許博士指出，進行信仰的社會學及心理學研究，並不是要與我們屬靈的認知起衝突，而是要作為「相輔相承」的作用。調查研究能幫助牧者更客觀和全面的認識他們的羊和教會實際情況，幫助他們作更適切的牧養。可惜的是，現時華人教會在信仰的社會學及心理學研究上，除了心態未能接受，相關的實際研究也少，難成參考指標。

其實本研究中心除相關的研究工作外，亦會舉辦對外研討會：除了每年一度的大型會議外，也會每兩月舉辦一次「生命倫理對談」，集合教牧、社工、老師及其他關心社會倫理發展的朋友，就特定的議題，與相關的學者一同交流，歡迎有興趣人士報名參與。

冷知識：首個有關華人行為與信念之研究──進行中！

除了在教會層面外，現時許志超博士也正與香港大學和澳門大學的一組心理學家，開展一項有關華人行為與信念形成與變化的長期研究計劃，名為「華人信念發展研究」。這項研究為期三年或以上，是對華人（特別是信徒）的價值觀和信念變化所作的一項創新研究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