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回被疫情偷走的幾堂課

「大家都係神嘅兒女，唔戒口得唔得呀？醫生」
「唔打針得唔得呀？醫生」

「戒口快啲好！」
「打支針快啲好嘛！」

來自26年前，深入民心的經典廣告對白。[1] 似乎是說中了香港人及醫生對疾病、用藥的觀念及態度。「快啲好！」是彼此的共同期望。

前文分享過有關「慢」的文化，當中稍稍提及到英國的醫療情況，或許，讓人有一點點的負面感覺，懷疑英國的醫療體制，是否既沒有效率、又吝嗇，不給病人用藥，求醫，似乎有著近似登天的難度。

當然，這裡的醫療程序，是與筆者曾居住的香港及台灣有極大的差異。在英國，居民每當搬到一個新區，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到鄰近的家庭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簡稱GP）的診所登記。日後，任何求醫、問診或專科轉介，也需要透過GP。而作首次登記亦可能需要輪候一段時間，視乎該區的GP有否餘額。簡單而言，在英國，若沒有已登記的GP，就難以獲得一般的醫療服務。

每當身體感到不適，必須致電所屬GP預約。這肯定跟香港、台灣不一樣。在這兩個地區，一般病患者，只需要直接步入診所或醫院，就能在當天之內，見到醫生獲得治療。但在英國求醫必須預約，而預約期往往會安排在數天至數星期之後。病人也可選擇由醫生致電給他，透過電話作醫療評估。若病人要求與醫生面談，就需要等候更長的時間。問診評估後，醫生才會處方，並安排到指定藥房（pharmacy）取藥。但更多的情況是，問診後，醫生覺得不需要開藥。要知道一般的傷風感冒或發燒咳嗽，服藥七天就能痊癒，不服藥也可能大概一星期就好轉。由預約到問診，一般已超過一個星期，故不少狀況是不藥而癒。

根據最近一份對於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醫療服務的調查報告，顯示出普羅大眾對醫療服務感到頗滿意或很滿意的比率，創40年來的新低。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正正是預約輪候時間太長。[2] 但另一方面，受訪者中，仍有九成以上受訪者對現行醫療制度中，有關有需要的人能獲免費診治的原則，抱以正面的評價及予以肯定。[3]

無疑地，制度縱然有不足之處，但亦也有其可取的地方。為要讓真正有需要或病危緊急的人，獲得較快或適切的治療，就得在其他地方作出配合和協調。在仔細的評估後，才安排服務或較長的預約期，確實可以減少「濫用」的情況。減少用藥，亦能降低病毒的抗藥性，從長遠及整體而言，亦有助個人免疫力的提升。

明顯地，「快啲好」並不是這裡的醫療信念。

「病」本身就是一個訊號，提醒人需要休息；當個人受感染，既因為是身處的環境細菌、病毒驟然增多（這都與細菌活躍季節、周遭的衛生狀況或與病人身處的環境有關），亦同時與個人本身的抵抗力下降有關。過長的工作時間、不良的飲食習慣、缺乏運動及休息時間、過於依賴及使用抗生素，無疑是對個人的抵抗力造成負面影響。[4] 在港、台地區，病人要求馬上處方用藥，或醫生選擇開藥，不外乎是希望把一些令人不適的病徵壓下來，叫人稍稍回復精神，就能繼續上班、上課。生活在大都市，告病假似乎是一種罪大惡極的行徑；臥床休息就像犯下彌天大罪一般。

「快啲好」大概就是以不斷消耗個人長遠的健康狀況（或生命）換來的，但這樣的「好」，真的是好？

在英國，行人路上不時見到跑步者。清晨見到的大多數是年紀較大的，8時左右是較年輕的上班族，10時許至中午前是一些主婦，黃昏時間則以中年人士居多。或許，因為求醫困難，各人就把心力放在如何改善自己健康上。既然不能「快啲好」，惟有盡量叫自己「唔好病」，這亦不失為一個良策！

衞生署一直有做調查探討學生自殺問題，惟上個月才公開調查結果。在2022/23學年，在調查的學童中，整體回應有計劃自殺的比率為2.8%、試圖自殺的比率為1.3%，其中中學生稱有計劃自殺比率達3.7%，據衞生署指此數據創五年新高，情況怵目驚心。小朋友應該享受快樂的童年，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的人生充滿成就感、快樂感。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一樣，香港的學生在讀書生涯中都是以學業成績作為人生的目標，而忽略了內在潛能的發揮。

在移民潮下，教師流失嚴重，校內的行政工作亦令留下來的教師吃不消，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未必能真正了解學生的需要。家長方面，則抱著望子成龍的心態，入讀傳統名校就是人生勝利者。其實，香港年青人的出路還有很多，總有一條出路可以成就子女的未來，讓他們有滿足感。

近日有一名新移民指控某地產公司，原因是他們想買九龍城名校區的住宅，結果卻被誤導買下深水埗區，據報稱，該對父母還拉橫額抗爭，原因是「害得三個孩子讀書沒著落」。在香港，有不少家長的心態就是住九龍城區才有書讀，把成就只投放在一個小區，結果做了井底之蛙，看不到其他更好的教育機會及發展潛能的地方。此外，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確實有限，政府官員常說要在外地搶人才，其實香港的人才輩出，我們如何造就本地的精英，令他們更愛這個家，這是政府更要下的一番功夫，不應只著眼於教育科目內容的增刪，而是要把教育制度和人的心態轉變，令學童有更值得擁有的教育。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一直以來，亞洲的某些地區，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又或者不幸成為了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對他們而言恍如人間地獄。

眾所周知，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屬前列份子。日經中文網的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23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2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為21,881人（較2021年增加874人），當中的男性有14,746人（較2021年增加807人），是13年來首次增加，女性有7,135人（較2021年增加67人），連續三年增加。此外，小學、初中、高中生自殺人數更高達514人，創歷史新高。[1] 再看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2023年8月至10月，香港共錄得22宗涉及18歲以下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的新聞報道，較2022年同期的11宗增加一倍，[2] 到了2023年11月中，個案更增至23宗。[3]

復常後功課壓力大

人的本能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青春無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一班學子選擇死亡而不是求生？是學業壓力？是校園欺凌？是家庭問題？是感情問題？還是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所指：「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於兩年內幾乎沒有上課，復常後功課壓力倍增，適逢10月和11月是考試季節，學生在功課及考試雙重壓力下容易做出傻事」？[4]

如果真的是因著考試壓力而尋死，這種重視學業成績的壓力，又是從何而來？是源於自己，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源自父母，學生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是源自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眼光，不知道如何自處？還是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學生認為自己將來沒有前景？無論如何，一個人決定自殺，通常都是對人生絕望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面前困境。

想法能改變心態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種想法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但問題是，困境是真的走不出來？還是只是人們過度擔心，「認為」自己走不出來？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Dale Carnegie），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失利而令大部份的儲蓄都化為烏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他想到這裡，人便平靜了。又例如在美國創立Evans Products公司的Edward S. Evans，他在成立公司之前，曾一度陷入債務危機，加上在經醫生診斷後，他得知自己的生命只餘下兩星期，一連串的打擊竟讓Evans下定決心不再擔心了，他的心態改變了反而令他恢復健康，他可以重投工作並還清債務，甚至能用剩下來的錢及精力創辦公司。

別獨自面對難題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漠視周圍環境對人情緒或身心靈的影響，只是想說，有時環境固之然對人不友善，但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受困於負面情緒，只看見眼前的「死胡同」，卻忘記了退一步，其實有海闊天空等著自己。如果壓力來自學校，可以向父母傾訴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可以向信任的老師尋找幫助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學校，又或是自己，可以求助於成熟的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不認識自己的熱線輔導員或網絡電台的主持嗎？如果學生擔心自己的出路，畢業後是否可以嘗試先尋找臨時工，再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嗎？當真的感到生活太累，可以嘗試找一個空間稍為喘息一下嗎？「停一停，想一想」，不單可應用在養寵物一事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抉擇上。

生命比學業，甚至比一切成就珍貴。以中國象棋打個比喻，即使學業或成就再怎樣重要，極其量都只是「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帥」，被人抽了車，還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近日社會出現不少年青人自殺的個案，不禁令人惋惜，亦令社會關注年青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很多人都想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是教育制度出現問題，還是社會大環境的改變？是學生面對情感困擾，抑或遇上校園欺凌的情況？

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玉麟在明光社主辦的一個講座中表示，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因為自殺不是剎那間的行為，而是非單一原因促成的過程，但很多時自殺都與精神健康有關，加上現今的年青人往往都處於絕望孤立的處境，因此如能加倍留意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早找出面對這方面問題的年青人，便能及早提供治療。

陳醫生表示超過九成的自殺者都患有精神疾病，可是超過八成的自殺者都沒有接受治療。而現在全球約有10至20%的青少年都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比率遠高於成年人的10.7%，而近半精神病患者早在14歲開始便發病。

患者對人對事失去興趣

社會對受情緒困擾的年青人存在不少誤解，認為他們懶惰、軟弱、逃避現實，但實情是情緒病讓他們失去學習和社交的動機。陳醫生指出情緒病有別於一般的疾病，病徵可能不明顯，但也可能會有較明顯的生理症狀如心翳、肚痛等，這都是受情緒影響導致。若能察覺出情緒病的早期徵兆，如性格顯著改變、情緒波動、對人對事都失去興趣、出現自殘行為等情況，及早介入跟進，可減低當事人因情緒病對其家庭、學習、工作及感情等生活範疇的影響，以及減低自殺的風險。

而在眾多情緒病中，陳醫生認為抑鬱症是需要特別關注的。人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抑鬱症的情緒低落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患者心情煩躁，逃避正常的社交生活，拒絕將困擾自己的事向人分享，腦海裡不停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失去對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

抑鬱症患者的情緒會持續低沉，而患上躁鬱症的人則會出現兩極的情緒變化，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抑鬱後，會出現躁狂的興奮狀態，情緒高漲，充滿自信，也會容易動怒，但不久又會回到抑鬱的狀態。

除了抑鬱症，焦慮症也是廣為人熟悉的情緒病，陳醫生表示廣泛性焦慮症的患者會長時間感受到憂慮，早上一睜開眼，滿腦子都是憂慮，總覺得將有重大危機臨近，常常被不安的情緒籠罩著。不安的狀態，會令患者無法集中精神，而身體的肌肉亦會處於繃緊的狀態。

陳醫生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朋友都不會主動見醫生，所以如果察覺到身邊有人受到這方面的問題困擾，便要鼓勵他們見醫生接受合適的治療。

網絡遊戲成癮

另外，原來網絡遊戲與精神健康是有關聯性的，陳醫生指出上網時間愈長，精神健康狀況會愈差，而網絡遊戲成癮更會導致較多的抑鬱徵狀，網絡成癮的高危群組，其心理韌性會較低，這表示他們面對壓力的能力較弱。而年青人正處於成癮的高危期，很容易對事物著迷，愈早接觸令他們成癮事物，日後成癮的情況愈嚴重，因此不能忽視網絡遊戲對年青人精神健康的影響。

不少人都有玩網絡遊戲的習慣，但要到哪個程度才算是成癮呢？陳醫生表示如果12個月內都無法控制自己玩遊戲的頻率、時間或強度，並視遊戲是生活中的優先考慮，即使這種持續的習慣對當事人、其家庭、社交、學業或工作都造成了嚴重損害，他仍繼續玩遊戲，便可將此情況視作網絡遊戲成癮。

網絡遊戲為年青人提供一個脫離現實的場景，當生活不如意，就可進入網絡世界，不用理會現實世界的煩惱，但一旦習慣了用這種方法逃避現實，往往令人陷入另一種狀況，就是分不出現實和虛幻。網絡遊戲看似令人快樂，但當事人仍要處理現實中的孤單感覺，愈沉迷網絡遊戲，就愈少時間與人有真實的接觸，網絡遊戲不知不覺地蠶食了個人生活，只要返回現實世界，就更覺憂鬱和焦慮。

由於情緒與網絡遊戲成癮息息相關，兩者有互為因果關係，因此，年青人情緒方面的問題可成為戒癮的切入點，因為問題浮現才能讓他們身邊的人察覺到問題的存在，並為他們提供支援。陳醫生直言當成癮行為出現才處理的話，要戒癮是困難的，所以更好的方法是及早預防網絡遊戲成癮的情況出現。

陳醫生提到，不少網絡遊戲成癮者性格都比較自卑、孤獨、沒有朋友，所以才會寄情網絡，也有年青人利用遊戲來逃避家庭問題或社會的絕望感。因此，如果要關心這一代年青人，就要明白他們面對的困難。陳醫生慨嘆今天的年青人面對很多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朋友的離開亦令他們倍感孤單，社會欠缺上流機會令他們看不到出路，社會和家庭環境往往令他們感到壓抑、焦慮、被否定、被遺棄。

歸屬感與心理韌性

成年人不能幫助年青人解決一連串的問題，但可以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以幫助他們面對壓力。肯定他們的能力，培養他們的社交技巧，助他們建立足夠的朋輩支援，都有助培育他們的心理韌性。陳醫生指出，對於年青人來說，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都很重要，除了提供身體上的照顧外，心靈上的照顧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讓年青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一個家庭或群體，便可以透過建立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心理韌性；相反，如果社會充滿爭拗，要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則會比較困難。

最後，陳醫生指出要為有成癮、情緒問題的年青人提供治療，需要一個全人治療，在生理、心理、社會及靈性方面給予支援和關懷，除了藥物及心理的治療之外，社會及靈性方面的支援也有幫助，而靈性上的治療不限於宗教層面的事情，建立個人的價值，追尋人生意義與目標，都能為人的靈性帶來更新。

或許以前的年輕人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但今時今日，學業上的挑戰、社交平台等種種壓力，都足以讓年輕人「早已識盡愁滋味，未賦新詞亦說愁」，年輕人的愁是真實的，每一位年輕人面對的問題或許並不相同，但相同之處在於無論身處哪一個社會階層——基層家庭、小康之家，又或是富有人家，都得面對一些不能逃避的問題。社會視年輕人為寶貴的資產，教會何嘗不想好好牧養下一代，但面對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人，教會可以如何牧養他們？另外，教會是否必須投入大量的人手，才能夠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馬鞍峰香港教會主任牧師李志剛博士在此分享他的經驗，希望能為大家帶來啟迪。

讓群體成為組員的支援

馬鞍峰香港教會（下稱馬鞍峰）的全職受薪同工只有10幾人，卻要面對2,000多名會眾，其中不少是年輕人，除非有些信徒只適宜透過個人輔導的形式支援，如果以一位牧者每次服侍一位信徒這種較為傳統的輔導形式來幫助年輕人，牧者一定心力交瘁，所以馬鞍峰會用群體的模式來解決個人的問題。歡躍新生事工（Celebrate Recovery）本由美國馬鞍峰教會開創的，當中提及一些步驟，與幫助成癮者的「戒酒無名會」12步驟有些相似，不過教會在其中加入了八福的聖經元素。這12步包括了「我們承認自己無力控制自己犯錯的傾向，我們的生活已經變得難以管理」；「我們開始相信，有一股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神）可以讓我們恢復理智」；「我們決定將我們的生活和意志交給上帝照顧」等。

每一位成癮者，甚至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都可以在自願的情況下參與歡躍新生事工。與「戒酒無名會」一樣，馬鞍峰的歡躍新生事工是以同行者的形式來支援有需要的信徒。各人根據自己的癮癖，男女分開加入不同的小組。雖然人們知道歡躍新生事工是為到受情緒困擾的信徒而設，但參加小組的年輕人都不會覺得難受或有負擔，相信這與馬鞍峰所推行的四個核心R（Relax，Relational，Relevant及Real）有關。

四個核心的R

先談第一個R是Relax（放鬆），馬鞍峰營造了一個很輕鬆及自在的環境給信徒參與聚會，即使年輕人在敬拜時玩手機，也不會被人沒收手機，也不會被人投以怒目。教會給予年輕人自由，一開始，他們或許不太清楚崇拜意義，也不能投入在敬拜當中，但他們選擇在教會玩手機，而不是在家中玩手機，這已經是好事，日後他們或會投入敬拜，甚至願意參與事奉。按照他們的步伐給予他們時間及空間是很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願意給予年輕人時間和空間，基本上這項事工的牧養工作為期一年，如果組員仍覺軟弱，可以按著自己的情況留下來。

第二個R是Relational（關係的），每個人都不想成為孤島，而是希望與人結連，即使在教會玩手機的年輕人，其實也想與他人結連，否則他們乾脆留在家中玩手機便可以，也不會回來教會。只要他們感到自由及安全，在他們參加活動時，他們會很深入地分享自己的感受。關係是重要的，歡躍新生事工雖然沒有為情緒受困擾的年輕人提供專業服務，但它提供的是同伴彼此的支援，讓組員在一把保護傘下彼此保護。

第三個R是Relevant（相關的），教會今天談的道，需要與日常生活相關。道是很有威力的，但有威力的道如果用很沉悶的方式去表達，也會失去功效，道不用長篇大論，簡單地點出重點便可以，也不必提供一個絕對的答案，就如耶穌會用比喻，祂知道群眾能夠聽多少，並引導他們去思考。神的話語是有能力的，歡躍新生事工所採取的12個步驟，每一個步驟都會有對應的經文。

第四個R是Real（真實），馬鞍峰對領袖的要求很高，這裡指的不是靈性要夠高，而是要夠真，合資格的領袖，他們樹立的榜樣是知道自己是罪人而不是聖人，願意把自己真實的一面呈現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們敢於與人分享自己的過錯及如何被神改變。同樣，馬鞍峰也是要求參與歡躍新生事工的事奉人員，必須在組員面前真實地呈現自己，作為一名重生的基督徒，他們需要分享自己過去的軟弱，例如坦言自己曾有自殺傾向，又或是其他癮癖等，他們都靠主得勝了，而這些經歷更可鼓勵其他組員。當領袖或事奉人員如此透明，其他參與者便不會因為加入小組而感到難堪。

謹守保密原則

另外，歡躍新生事工要求每一位組員為其他人保密，組員分享的內容都絕不能外傳，每個人的故事只能留在小組中。馬鞍峰在這方面極度嚴格，若有人令其他人的事情外洩會被勸告，若屢勸不改，他們只能離開教會，因為人的話語不但會拆毀人，也會扼殺會眾對教會的信任，馬鞍峰絕對不能容忍這種刻意的人為傷害。

要回應年輕信徒的心靈需要，傳統的教會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馬鞍峰根據本身的獨特之處，為青少年提供了安全及透明的空間，讓他們在分享自己的問題之餘，也可以投入事奉，例如教會為想參與拍攝或敬拜事奉的年輕人，提供器材及導師，幫助他們發揮恩賜。參與事奉其實亦有助改變他們過往的世界觀，建立健康的形象，這一切對於受情緒困擾的年輕信徒來說，都有極大的幫助。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據警方資料顯示，截至11月8日，2023年香港錄得306宗學童輕生個案，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1] 一套電影《年少日記》道出一些學童的心聲，大家都寄望，凡看過電影的家長、教師、社工等都能為下一代伸出援手，加多一點同理心，與學童好好相處。但若然仍有人未必能即時領悟當中的意義並及時改正，學童又如何自處？曾聽過一個說法：若片中的主角並沒有選擇自殺，他長大後一定是一個抗逆力很強的人，因為他已經戰勝低谷，百毒不侵。然而，一個都不能少，若再有學童抵擋不住……

給學童的信
你是學童嗎？現在有否感到壓力，覺得世界很絕望，每天生活在讀書的壓力中、沒有人明白的世界中、在不知明天如何的幻想中？若然你有以上的想法，其實你已經長大了，你不再是小朋友，因為你已懂得獨立思考。可是，你的父母並不察覺你已經長大，他們一時間未能接受一個已長大的你，對他們來說頓覺陌生，你與從前實在有太多的分別，令他們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誤會開始出現，溝通也出現了問題。也許他們覺得你叛逆，其實你在表現自己的獨立思想；他們或許覺得你容易發脾氣，其實你在用不一樣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主動與父母溝通
筆者小時候也曾覺得父母不愛自己，原因是他們只會將零用錢給我的兄姊，但卻從來沒有給我。現在為人母親，我也一直沒有給兒子零用錢，因為覺得他並沒有此需要，心想他還小，若有需要也會幫他買。有一天，兒子卻主動地向筆者討零用錢，問他原因便說：「其他同學都有，而且有時候我也想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聽後，覺得有道理，所以從那次開始，就給他零用錢。這次經歷，醫治了筆者童年的傷痛，從兒子身上學到一個道理：為何筆者小時候不也像他一樣，主動地向父母討零用錢？這樣可能就不會導致誤會的出現。主動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快樂、傷心、擔心，都可分享。

認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
每一個人在出生後好像一張白紙，其價值觀主要是從後天培養的，在成長中，別人的照顧方式，父母給予的態度、行為、聲音、眼神都對人的價值觀有所影響。如何可以提升自己，建立一個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就得打破舊有的框框，勇於去尋找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有時多閱讀勵志的書籍、多聽一些生命見證的故事，可以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小時候，筆者很喜歡聽有關澳洲的基督教佈道家Nick Vujicic的生命分享。他出生時便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故此無論任何人想到自己的際遇如何的差，相信Nick總會是更差的一個，他的一生在旁人看來甚是糟糕，但他卻譜出十分美滿的人生，激勵世界上很多人，無論他的身體如何，他都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一個家庭有不同的角色，有丈夫才有妻子，有父母才會有子女，有哥哥才會有弟弟，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意義，而且同樣重要。角色間是能互相等待、期待的，卻不是感到被虐待；角色間能讓別人了解他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封閉內心的感受。最終每一個角色會感到自己有好的地方，有值得驕傲的地方，能夠自己雙腳站起來而不用依賴他人。[2]

寬恕你的父母
之前提到，父母或許未能調校好去面對你已經長大的事實，他們仍然視你為小朋友，所以他們會擔心你不夠人生閱歷去做決定、未夠成熟去處理問題，最後對你多加保護，而這個保護慢慢便演變成管束。父母要求孩子努力讀書，他們有可能仍受著社會文化的影響，認定只有讀書好才能在日後找到好工作，他們本出於好意，卻無意間控制了你的人生。父母可能擔心孩子會被別人欺騙，故總會多問孩子一句：「今晚你會去了哪裡，何時回家？」然而，孩子聽不入耳，只感到沒有自由。再想多一步，父母很可能是害怕你的安全、想關心你，卻用錯了語氣及態度，令你反感。生活上總會遇到不符合自己期望的事，我們或許會因此而不快樂，或許會希望父母給你多點的自由，或許不再聽到父母吵鬧的聲音。總的來說，父母也是人，都會有不懂的時候，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試想想一次你得罪別人的經歷，那時你或許感到害怕，或許怕對方以後不再原諒你，以後不再理睬你，你會就此失去他／她。然而，若最終他／她選擇原諒你，你的感受將會如何？會否就像是收到一份大禮物，那種失而復得的情誼，令你內心充滿無限的感激？今天，你可以把這份禮物無條件地送給你的父母嗎？父母都是平凡的人，他們的成長有其背景、人生際遇，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有些父母可能很內向，不懂向子女表達愛與關心，卻用了打罵的方式，沿用「打者愛也」這一套傳統思維，雖然已經不合時宜，他們或許用錯了方法去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仍是很愛你的，你可以原諒他們，放下一切嗎？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路十一4）我們可以寬恕別人，如同別人曾寬恕我們一樣。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明光社於2023年11月舉辦了「認識青年人的精神健康」講座，邀請了精神科專科醫生陳玉麟來為大家剖析青年人的精神健康問題。

陳玉麟醫生表示沒有人可以真正了解年青人自殺的原因，因為自殺不是剎那間的行為，而是非單一原因促成的過程，但很多時自殺都與精神健康有關，因此如能加倍留意年青人的精神健康狀況，及早找出面對這方面問題的年青人，便能及早提供治療。

情緒病有異於一般的疾病，病徵可能不明顯，不過有些患者會有較明顯的生理症狀，如心翳、肚痛等，這都是受情緒影響導致。陳醫生指出若能察覺出情緒病的早期徵兆，如性格顯著改變、情緒波動、對人對事都失去興趣、出現自殘行為等情況，及早介入跟進，可減低當事人因情緒病對其家庭、學習、工作及感情等生活範疇的影響，並減低自殺風險。

而在眾多情緒病中，抑鬱症是特別需要關注的。陳醫生指，人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但抑鬱症的情緒低落則會持續一段很長的時間，患者心情煩躁，逃避正常的社交生活，拒絕將困擾自己的事向人分享，腦海裡不停想起很多不愉快的事，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失去對生活的希望，甚至有自殺的念頭。陳醫生指出精神健康出現問題的朋友都不會主動見醫生，所以如果察覺到身邊有人出現抑鬱症的徵狀，便要鼓勵他們見醫生接受合適的治療。

陳醫生慨嘆今天的年青人面對很多的創傷，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割裂，移民潮亦令他們倍感孤單，社會欠缺上流機會令他們看不到出路，社會和家庭環境往往令他們感到壓抑、焦慮、被否定、被遺棄。

成年人不能幫助年青人解決一連串的問題，但可以培育年青人的心理韌性，以增強他們面對壓力的能力。陳醫生指出父母或其他主要照顧者的角色很重要，除提供身體上的照顧外，也要好好照顧年青人的心理需要，肯定他們的能力，培育他們的自尊心，也要培養其社交技巧能力，以便他們建立足夠的朋輩支持。而今日香港社會撕裂的情況很嚴重，如能讓年青人知道他們是屬於某一個家庭或團體，總有人在身邊支援他們，便可以透過建立歸屬感，增強他們的心理韌性。

誠邀大家點按以下連結，收看陳醫生的足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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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2023學年，香港教育界實在風起雲湧。從大、中、小學，甚至到幼稚園，同一學年都發生了種種事件，由校內爭執，到被殺校，甚至賣校，有學校甚至要出動一人一萬元獎學金「搶學生」。

新聞日日新鮮，故事層出不窮。有人說，香港教育問題在於學童人數下跌，但其實這究竟是因？還是果？香港教育，究竟發生甚麼事？

香港教育制度，從來都是「贏在起跑線」：小朋友要考入心儀的幼兒班，幼稚園，才能有較高機會派到理想的小學和中學。以往名牌幼稚園「爭崩頭」的新聞時有所聞。然而一間創校已近60年的老牌幼稚園兼名校，卻宣佈在2024/25學年起停收幼兒班學生，在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校方指出停辦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學校入學人數持續下降，入讀新生「只有」300人（其實香港幼稚園很多都規模細小，全校也沒有300人），較以往每年的500人大幅減少；而同一時間，學校的目標客群：即年輕家庭移民成風。加上包括校監、校長、管理層等教職員團隊中，不少已屆或接近退休年齡，校方就乾脆決定停校罷了。

而學生不足的問題，其實一早已影響到小學層面。以往十多年，小學「縮班」和「殺校」已經時有所聞。在今年的「殺校」風潮中，位於香港老牌屋邨華富邨，幾乎由開邨以來已建校的天主教小學發出公告，因屋邨重建，和學齡人口呈結構性下跌，學校將會逐年停辦，學校由2024/25學年起停止收錄小一學生，直至2028/29學年結束後停止營運。當時教育局還只是輕描淡寫回應，表示會長遠規劃公營中小學學位供應，以「軟著陸」為目標，逐步有序調節學校數目。

但對於被「殺校」的一方，除了接受殘酷事實之外，還想繼續營運的，自然就會不斷努力掙扎爬到「死線」之上。位於長洲的一間教會小學，在新學年因小一收生人數只差一人，未達16人的「開班線」，因此在教育局的政策下，學校不能開辦小一班級。缺少同學入學，其實學校就像被判「死刑」。但學校不甘就此停辦，於是申請將小一轉以私立方式營辦，後來更出奇招搶人：表示「為鼓勵更多學童接受基督教以愛為中心的教育」，2024/25年度9月份入學的小一生，每人可以獲得由辦學團體提供10,000元「特別獎學金」。校方在公告中表示，除獎學金外，同學亦可以免費獲得六套校服、豁免書簿費及雜費等。在這奇招推出之後，社會議論紛紛，而教育局則指，根據《學校行政手冊》訂明，學校不應以金錢或物質吸引學生報讀或挽留學生，以維持學生的註冊人數。局方指出該種做法並不恰當亦不道德，但卻提不出更好解決問題的方法。

言猶在耳，殺校潮早已由小學蔓延到中學。港島灣仔半山另一間有64年歷史的老牌教會中學，辦學團體於2023年9月15日突然宣佈，已達成協議將其屬於私校的幼稚園及小學部，併入現時位於西九龍的私校香港道爾頓學校，而屬津校的中學部則於2025/26學年完結後停辦。然而這個類似殺校的「合併」，事前既未有對學校職員、家長進行諮詢，公佈時也引起巨大爭議。該校中學部的校長之後曾發聲明反駁辦學團體的停辦理由（如學校收生人數其實在持續上升，學校設施持續更新，反映沒有辦學團體所謂的財政困難），惟聲明在事後很快就從校網「被移除」。中學部的家教會主席力爭學校讓學生在原校完成中學課程，同學也拍攝影片，向行政長官李家超讀出公開信，希望當局能審視學校情況並給予新校舍；但通通不得要領。學生的影片上傳至社交媒體不足四天，與校長聲明一樣，又被下架。教育局則指，任何影響學生的學習和身心發展的舉動必須立刻制止，如果學校有管理不善的地方，教育局會嚴肅跟進。有立法會議員表示，辦學團體非因收生不足下交回辦學權罕見，辦學團體像從商業角度考慮學校營運，與教學倫理存在衝突。不幸地，由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辦學爭議，愈演愈烈，及至大學層面，除了有自資院校收生不足的情況，連兩大龍頭名牌大學都出現辦學管理爭議，繼而爆出對管理層，和對校長發動「政變」，若是繼續說下去，像希伯來書作者所言，「時間就不夠了。」（來十一32）

誠然，香港人口下降，年輕家庭移民離港，都是導致縮班、殺校的近因。但若我們只問「病徵」，不問「病因」，以為靠著「輸入人口」就會解決問題，或是天真地以為人口會回流，那問題就只會繼續下去，病情也不會得到紓解。很可惜的是，香港教育，在回歸前後已經踏入不同的變革之中。歷經課程改革，會考變成DSE，加入國民教育科不果，到通識變成公社科，各種丕變之下，學校早已透不過氣。而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及疫情重創後，今日香港社會不少問題，在「國安法」、「被完善」的新形勢下，已變成難以啟齒。當政府給人的印象並不是立心解決問題，反而提出問題的人會因著不同理由被解決，一切，似乎都無話可說了。

同樣地，縮班、殺校，其實不只是發生在教會學校中。由官校，到其他辦學團體的津校也會遇上同樣情況。但我們都知道箴言二十二章6節的教導：「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教會辦學，除了是營運一間學校，做好成績，成為名校，有好名聲（的確，由馬禮遜教育協會起，香港最早的教育工作就是由教會開始；而不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基督信仰在中國，從來都有辦好學校的美好傳統），也是真真實實對信仰的實踐，和將使命傳承給下一代。這使教會辦學與一般學校營運（尤其對比一些以營利為目標的私立學校）有著不一樣的理念和價值觀。

可惜的是，若教會學校，不單不能持守應有的價值觀，反而變成「為營運而營運」、「為生存而生存」，要出盡奇招，甚至淪為商業計算，以「賣盤」來營運教學這門「生意」的話，不單招牌保不住，恐怕名聲也會賠上了。這不只是本末倒置，而是可惡和可憐。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近四年，為了能來法國宣教，我打了兩針疫苗，同時「守身如玉」，盡量謹慎防疫，可是卻在10月1日終於守不住中招了。對於身在外地、又是心臟和肝臟長期病患者、又步入晚年的人來說，總會有多些憂慮，首先想到的是若有「長新冠」，我能否繼續「金齡宣教」，會不會就此為宣教路畫上句號。臥床長達七天之煎熬，很感受到新冠病毒在全身的威力，加上心裡的各種憂慮，是受盡內外夾擊。心中慨嘆今天全球活在疫情的影響下，覆巢之下無完卵！被倒翻的雀巢豈會還有完好的蛋！我豈能逃過此劫？

在這段養病期間，又碰上世界發生駭人的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戰，加上打了年多的俄烏之戰，及剛發生在9月的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之戰，牽涉其中的國家之多，其實已經接近是世界大戰的規模！人類像中了邪一樣迷戀戰爭的力量去解決領土權益的問題，受永續權位、千秋功名誘惑，弄得生靈塗炭，哀鴻遍野，這是人類的「文明」嗎？對於暫時平靜偷安倖存的人，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此時此刻的宣教能做些甚麼？馬太福音二十五章35-36、40節中，主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今天面對社會在苦難中，已少了聽說教會增長，多講教會或機構的生存策略、靈修生活、末日啟示及宣教佈道等，也很少信徒會過問「最小」的弟兄在那裡？我們有否多去了監獄、露宿者聚腳的公園、貧民區、醫院、難民營或宣教工場等地方？最小的弟兄在他們的處境中容易找到信徒的臨在嗎？誰是他們的鄰舍？那些得主力量和恩福的人在那裡呢？今年很感恩有短宣隊中秋來訪，帶了賀節月餅燈籠等應節食品，及圖盧茲弟兄姊妹所需的藥品用品來，他們所帶領的應節活動，唱的歌，真誠的關心問候，慰藉了我們這些遠方的華人的思鄉情懷，看到參加者被祝福的表情，我也深感安慰，這一切似乎就像是一杯遠洋來的涼水，竟能如此滋潤人心。感謝主。

筆者與丈夫在台灣觀看了新海誠的《鈴芽之旅》。故事內容令人深思，在此，筆者不想劇透，建議大家自行觀看。然而，在故事的中不斷地重複出現這樣的情節：當廢墟漸漸被人遺忘時，便會導致「蚯蚓」的出現引發地震。或許，作者有意帶領觀眾反省：土地承載著人們很多美好的情感、承載著數代人美好的共同記憶，當這些廢墟漸漸被人遺忘，災難便會發生，因此關門師便要懷抱敬意，去想像曾經居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們，在感受到他們的情感以後，關門的鑰匙孔才會出現，並且在關門以後，要誠心的將土地歸回給當地的產土神（鎖門）。當中的「門」是帶領人和蚯蚓進出常世（逝世者才能抵達的國度）與現世（現在人類過著正常生活的國度）的地方，寧靜擁有美麗星空的常世對比著繁華忙碌有美好生活的現世。筆者在此思想的是我們的心真正想看見的是常世的寧靜？還是現世的繁華？我們的心想看見的是承載著美好情感和回憶的廢墟？還是日新月異充滿挑戰的都市生活？我們的心是想在教會中看見的是充滿著事工、講求人數多、奉獻多的教會？還是被神的真道真理所充滿，與主同背十字架、樂意走進人心的廢墟、追求信仰成長的Micro Church呢？

這讓筆者想到一段《聖經》的經文，記載在約翰福音十一章1至45節，論說到拉撒路復活的事，這正正讓我們反思：在變幻人生的困苦中，甚麼才是不變的，我們最終要看見的是甚麼？這段經文中出現得最多的字眼是「看見」，每次出現「看見」都是與一件事情有關。

第一個「看見」在十一章31節：「那些到家裡安慰馬利亞的猶太人『看見』她急忙起身出去，就跟著她，以為她要到墳墓去哭。」（《現代中文譯本》，下同）猶太人看見馬利亞匆忙出去，以為她是要去墳墓哭。

第二個「看見」在十一章32節：「馬利亞來到耶穌那裡，一『看見』他，就俯伏在他腳前，說：『主啊，要是你在這裡，我的弟弟就不會死！』」 馬利亞看見耶穌就有悲傷的情緒出來了。

第三個「看見」在十一章33節：「耶穌『看見』馬利亞哭，也『看見』跟她一起來的猶太人在哭，心裡非常悲傷，深深地激動」猶太人以為馬利亞去墳墓哭，實際是找耶穌哭訴，她哭、猶太人也哭，這些耶穌都看見了。

第四個「看見」在十一章34節：「就問他們：『你們把他葬在哪裡？』他們回答：「主啊，請來『看』。」耶穌看見眾人哭，接著在十一章35節：「耶穌哭了」。「耶穌哭了」這裡也是全本《聖經》最短的一節經文。耶穌為甚麼要哭？祂有行神蹟奇事的能力，也有一句話就能叫死人復活的力量，一切都在主的掌握之中。祂可以叫拉撒路立刻起死回生，祂根本不用哭，那經文要告訴我們的是甚麼？猶太人的看見與馬利亞的看見，與耶穌的看見有甚麼不同呢？

在人的常態，看見生離死別、看見人生又大又難的困難，哭泣害怕一點也不出奇。可是耶穌流淚是因為「看見」他們哭。我們或許時常會覺得神祢為甚麼不立刻出手，總會覺得神沒有看見我們的苦情，以為看見神的幫助、看見神的出手才能經歷神對我們的愛。如果耶穌真的按著我們期待的方式出手，那就是我們命令耶穌，我們才是主，也只會突顯祂能行神蹟奇事，祂是有大能力的神而已，而不會突顯神主權性的作為，更不會突顯祂的愛。衪表達愛的方式是為我們釘在十字架，這是體恤我們的痛苦，與軟弱的人同行。神是甘願與我們同受患難，背負我們的困難，與我們一同渡過最艱難的時刻，神是在受苦中與我們同行。因為神不是在大自然的榮耀中啟示自己；而是在十字架的軟弱中啟示自己。耶穌基督以公義代替不公義的，祂本來不需要受苦受死；但是祂願意為世人付上自己的生命。在以賽亞書五十三章描述的「受苦僕人」與耶穌基督主動的為人的罪代贖犧牲，成為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的一種激勵。

我們看見了嗎？

耶穌的哭是因為看見我們內心的哭泣，儘管我們對很多事情很不明白，現實環境似乎沒有出路，我們又不能掌握一切突如其來事情的發生，面對這些看得見的不確定，可以肯定的是我們有神的愛和神的同行，因此我們不會孤單、我們不會跌倒、不會絕望，因為我們「看見」那「看不見」的神已為我們受苦，祂勝過世界一切的苦難和困難。當我們覺得受到很不公平的對待、或者面對個人突如其來的重病、家人朋友離世的痛苦，我們可以默想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這是看不見的「信心、盼望、愛」。最後，約翰福音十一章40節中，耶穌問馬利亞：「我不是對你說過，你信就會看見上帝的榮耀嗎？」

那我們呢？我們看見的是甚麼呢？是事物困難的表相？還是那讓我們有信望愛的主呢？筆者在此想引用希伯來書十二章1至4節作為對大家的勸慰：

「既然我們有這麼多見證人，像雲彩一樣圍繞著我們，就應該排除一切的障礙和跟我們糾纏不休的罪，堅忍地奔跑我們前面的路程。我們要注視耶穌，因為他是我們信心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縮；相反地，為了那等待著他的喜樂，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當作一回事。現在他已經坐在上帝寶座的右邊。想一想他的經歷。他怎樣忍受罪人的憎恨！所以你們不要灰心喪志。你們跟罪惡鬥爭，還沒有抵抗到流血的地步。」

「Hello! AI，你好！」

時代實在變得太快。不久以前（只是上年），當大家還在熱話「元宇宙」(Metaverse)，幻想著人人頭帶VR眼鏡，配備著外置控制器，自由自在地進入一個全新的虛擬環境，進入新世界時，異軍突起的新型人工智能技術，擬人化程度更高的Open AI、Chat GPT等，已經成為新一股網絡風潮。聰明的聊天應用程式不只能為人解難，提供詳盡答案；不只能看圖識字，更可以出口成文；成品似模似樣，足以媲美真人寫作。

抱著「貪得意」精神，筆者到了Chat GPT，試試這個新人工智能如何介紹自己。^[1]答案果真頭頭是道：「我(Chat GPT)是一個基於自然語言處理技術的人工智能助手，能夠理解和回答使用者的問題。我被設計成可以回答各種類型的問題，從常見的問題（例如天氣、時間、日期等）到複雜的問題或主題（例如科學、歷史、文化等）。我可以通過網絡搜索、API集成和其他資源來提供精確和有用的答案。如果您對我的功能和能力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詢問。」

「你很聰明，有一日你會取代人類嗎？」筆者當然要挑戰一下「它」了。

「儘管我是一個非常智能的人工智能助手，但我無法取代人類。我們僅僅是智能，還有許多其他特質和能力，如情感、創造力和人際交往能力等等，這些都是現今的人工智能無法擁有的。即使在未來，當人工智能技術變得更加先進時，人類和人工智能助手之間的互動也應該是一種合作關係，而不是取代關係。」

事實上，當很多人在讚嘆和著迷於這些新奇玩意之時，有些人已經預視新型人工智能會有一天取代人類，有使人類無法立足的可能性。不過，在這一天來臨以先，我們應更關心──新型人工智能如何改變我們？

其實這些改變在教育界早已響起警報了！早前香港大學副校長（教學）何立仁(Ian Holliday)向全體教職員和學生發出電郵，訂明港大禁止在課堂、功課和其他評估中使用Chat GPT或其他AI相關工具。若學生未在事前獲課程講師的書面許可而使用了有關程式，會當作抄襲個案處理。這是本港首間明文禁止使用AI軟件的大學。^[2]據老師們反映，不少中小學生也開始利用Chat GPT的作文功能代替自己做功課，擺明「請槍」！可惜，基於Chat GPT行文太過「頭頭是道」，或者由於人工智能的智能確實有限（基本版的資料建基於2021年的數據，最新資料欠奉），這些「請槍」文章很多時被明察秋毫的老師一眼就看穿。學生這樣「出貓」固然要負上代價，更重要的問題：這樣依賴科技、人工智能，人類會不會變得愈來愈依賴和懶惰，不願學習？

電腦科技界有一句名言：「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是電腦縱使更聰明，更有智慧，都是從人類的輸入中學習過來。如果我們將錯誤、無意義的數據輸入電腦系統裡，電腦也只會輸出同樣錯誤、無意義的結果。在Chat GPT中，原則也是一樣：在一切只是問答的情況下，一個懶惰的學生，只能了無意義在Chat GPT打出功課問題，得出答案「照交可也」。結果，當然是「垃圾級數」！然而，一個聰明的學生如果應用Chat GPT不是單單「搬字過紙」，只求敷衍的答案，而是對問題多加思想，提出在原有題目之上更有深度、更有意義的問題，再讓Chat GPT解答。這樣，得出來的答案可能就不一樣；而重點已不在答案本身，而是思考過程。當人好好去思考一個好問題，在未得到答案前，已經有得著，有學習效果了。

相對於港大，香港科技大學則取用了後者的精神處理Chat GPT的問題。科大首席副校長郭毅可及協理副校長（教學）馮志雄日前去信教職員表示，對人工智能工具能長期加強學校教學和學習方式持積極態度；長遠而言，大家都應該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並承認其改變研究及教育方面的潛力。大學容許教職員自行就其課程內容制定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向，包括容許、限制AI工具類型、方式或禁止學生使用AI。^[3]

最後，我們也應該讓「主角」自己回應一下問題：「現在很多學生因為貪快，利用你來做功課。Chat GPT，你的看法如何？」

「作為一個人工智能助手，我的初衷是為人類提供便捷和有用的服務，而不是取代人類的學習和思考。我並不鼓勵學生利用我來代替自己的學習，因為這樣做不僅違反了學術誠信，也無法真正幫助他們學習和成長。相反，我建議學生們要勤奮學習，深入思考，並且適當地利用人工智能助手來輔助學習，提升學習效率和質量。總之，學習是一個不斷探索和成長的過程，只要保持學習的熱情和毅力，適當地利用資源，相信每個人都可以達到自己的學習目標。」

看到嗎？連Chat GPT也不鼓勵同學們「請槍、出貓」。希望在高新科技面前，我們能以正確的態度使用，將之變成為我們提升學習能力和智識層次的踏腳石，而不是使我們懶於學習，求其交貨的絆腳石就好了！

對熱愛打機的青少年來說，每逢節日假期，都是相約好朋友一起打機的好日子，而在打機愛好者的家庭當中，總有時候家人之間會因為打機而產生磨擦，或許因為老一輩不懂得表達關心，年輕一輩又認為家長只顧著責罵自己。

明光社於2023年1月16日，即在農曆年假前，舉辦了一場「打機多面睇——機友之日常」網上講座，當中邀請了緊貼電子遊戲潮流的時下年輕人徐世諾先生，他以一個打機愛好者及作為兒子的角度，來講述對打機的看法，此外還有身為家長的歐陽家和先生，他以家長以及作為「機友」過來人的身份，分享一下玩電子遊戲和管理親子關係的經驗。他們兩位也會有一起對談的時間。

不能說停便停的遊戲

他們分別都分享了自己年輕時關於打機的一些家庭日常事。世諾指出自己中學時期，經常都會玩《英雄聯盟》這個即時戰略型遊戲，而這類型遊戲是一個講求團隊合作的遊戲，玩家與隊友一起開始，一起結束的，玩家在期間是無辦法中途停止的，必須完全摧毀地方隊伍的基地才能結束遊戲。當他在玩遊戲時，如正正遇上吃飯時間，就會很容易與家人產生磨擦，一方不能結束遊戲，一方又怪責他為何吃飯也不願結束遊戲。家和亦提出類似的情況，他指在自己的年代多數是玩一些RPG遊戲，即是角色扮演和冒險的遊戲，而這類遊戲的特點就是在冒險的途中，需要去到某些地圖上的儲存點才可儲存，變相就是要玩家必須找到儲存點才可讓遊戲告一段落。另外，他又提到，有時候自己會想玩多一會兒，但等到艱巨的敵人出現時，又不能停止，所以父親為了阻止他繼續玩，便會剪掉電腦的能源線，到頭來他又會再買一條新的能源線，鬥爭便不斷地持續。不過，其實他們與家人之間都會有協商的時候，嘗試去互相遷就，問題才能勉強地解決。

走進孩子的遊戲世界

家和是本社的前項目主任，對於流行文化等議題亦有研究，他提出，坊間許多遊戲的背後，其實都反映了一些意識和價值。而作為家長，他也分享了如何讓孩子打機之餘，也可以讓孩子學習一些事情，以減少關係上的磨擦。他指出，家長除了先不要直接責罵孩子外，第一步是需要了解到底孩子玩的是甚麼遊戲，第二步是記下遊戲其實在玩甚麼，即是遊戲是如何運作的，陪孩子一起玩是能夠了解孩子在玩甚麼遊戲的其中一種方法，亦能更清楚地感受到遊戲的運作。了解遊戲多一點後，第三步便是思考一下該遊戲會有甚麼可能的危險，例如在遊戲中認識到陌生人，家長如發現遊戲有此潛在風險，可鼓勵孩子約相熟的朋友一起玩。第四步就是如果家長發現遊戲中有一些不適合孩子的內容，就可以提出請他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一下玩法，例如改變和誰一起玩那個遊戲，或關閉血腥效果等等。若果遊戲內容無法改變，家長則可鼓勵孩子玩其他類似的遊戲，坊間亦有許多選擇，家長可以透過傾談而非責罵，跟孩子討論有關情況。最後一步，家長可鼓勵孩子嘗試在打機中認識自己，例如了解自己的偏好、選擇，其實家長也能在遊戲中更認識孩子，例如孩子在玩射擊遊戲時，選擇當狙擊手，而不是近身肉搏，表示孩子喜歡安全感，在敵人看不見的情況下擊殺敵人。

課金不課金？

討論遊戲，當然不少得討論有關課金的問題了。世諾在當中提到，在小學時期，因為不知道任何有關課金的途徑，所以都不會想課金的問題，加上家人對打機的限制亦非常嚴厲，更不用說課金了。而他到中學階段，開始有零用錢後，便為了課金而做一些金錢管理，但後來課金這件事被父母發現後，父母亦甚驚訝，他們想像不到孩子竟然為了「假」、「虛擬」的東西去付費。家和則容許孩子課金，但就會做一些金錢管理，以及與孩子一同分析：課金後能否真的提升到打機的遊戲體驗？他鼓勵家長最好為孩子設定一個課金的限額，課金時不能超出該限額。他認為讓孩子在小時候經歷一下如何在課金時知所節制是一件好事，這總比他長大了才學習好，也可避免他未來出現過度課金的情況。

電競世界的非法賭博活動

最後，隨著電競產業的盛行，也出現了一些電競賭博的活動。而家和指出，現實當中，香港並沒有合法的電競賭博活動，所以所有關於電競的賭博活動，都是「外圍」賭博，屬於非法活動。世諾也認識一些朋友有參與「外圍」電競賭博活動，而且因著用電子投注，非常方便，所以會令人很容易就經常參與或上癮，如同現實中賭博成癮一樣。他認為在打機時注入賭博元素是很不健康的事。相信在未來，大家都需要正視電競賭博的問題，如大家對打機這課題感興趣，歡迎掃描QR Code，在網上重溫是次講座。

收看講座

看到不少年輕人輕生的新聞後，與專於輔導，推動靈修和屬靈導引的彭順強博士（Daniel），[1] 談及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生活與學業壓力或親友離別等逆境，他指出與青少年以敘事治療法（Narrative Therapy）的方式傾談，可能會令他們有所啟發。

生命意義可重新改寫

Daniel認為每個人做事背後都在尋找自己的身份（identity），思想自己生命的意義在哪裡，亦為著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而存在。如環境已變得很荒謬，預計將來「客觀的世界」也會變得很灰暗，如疫症、戰爭等事件未終結又連連發生的時候，我們既不能改變環境，就要找一個「主觀的意義」出來。

「這是很主觀的，面對同一件事，每人找出來的『意義』都不同。」導師要問當事人當時基於甚麼意義或價值而生活，而當下的自己正在擁抱甚麼價值而成為現在的自己？在Daniel的回憶中，以往的導師向不同的人提問後，綜合出來的原因和價值，多數是因為「愛」或「有意義」，才能叫人好好活下去，並且可以為他人而犧牲，其價值觀與基督教十分接近。

「身邊的人可以幫助一個人去創造意義或帶來一個意義。」Daniel提到一個人的故事及其生命的意義可以再改寫。「找出曾在當事人生命中有重要貢獻或曾為他帶來啟迪的一些重要的人，歸納他們如何在當事人的生命構成意義或價值，成為當事人的參考、比較和對話，幫他再重看自己的人生。」

「敘事」三個重要方向

Daniel認為當事人要學習聆聽，才能知道其他人如何看生命。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生命中出現過的某個人，而是其他身邊的人如何看生命，這是值得當事人參考的。不同人的意見、故事，放在自己裡面，可作比較及「對話」。如提出一些問題：為何一些人會比較積極？為甚麼有些人在面對坎坷經歷時接受到，並可以發奮面對呢？就讓別人的故事回應當事人，讓當事人繼續發問，繼而「對話」。

Daniel指出，「敘事」有三個重要方向：第一，幫當事人了解自己的價值觀，發現自己一直重視的意義、在堅持甚麼；第二，一些曾在當事人生命很重要，建立過他，啟發過他的人，看看這些人今天對當事人有甚麼意義；第三，身邊的人有甚麼聲音？有沒有不同的想法？他們如何做？他們又會怎樣回應當事人現時的做法？當事人可在當中「對話」，尋找啟發。

這種方法能為當事人製造多幾個向度看自己的生命，不再單單困在自己的看法中，而是能夠拉闊視野，幫他重建他的生命與價值。正因為這是從自身故事開始，加上以往重要的人及身邊的人的故事，所以這是以多角度、重疊別人故事去看自己的生命，並為自己的生命重寫另一個版本的故事。

「每一個人的生命中都有一個或多個主導的故事（dominant story），而敘事治療法就是幫人去找出生命中另一個有可能性的故事（alternative story），不一定要跟著以往主導的故事前行。」Daniel解釋，因為這些主導的故事往往有很多問題和困難存在，如能夠引導當事人去看故事的另一面，便有幫助。「就是從上述三點：自己的價值、曾建立當事人生命的重要人物的生命，以及現在身邊的人各樣不同想法，參考他們的故事，發掘出自己另一個故事的可能性。」Daniel認為這些alternative story是集合不同人的故事及看法的參考，這些參考在感受上比較能觸動情感；因為當中可能與當事人的故事有很多相似的情況，是他真實故事的另一個面向和可能性。

從閒話家常出發

這類把生命故事化並重寫的敘事治療法被稱作「治療」，是否一定要有專家在場才能進行？Daniel認為其實誰都可以問，就是看到一個朋友很不開心，都可以問問對方：「在你的生命裡，有甚麼讓你覺得開心的故事？這些事對你現在有沒有啟迪？」、「你的生命中有沒有人能啟發你呢？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你身邊有人的際遇和你很相似，但他們面對的方法和你又有何不同？」又或者問「有甚麼價值讓你覺得重要？有甚麼值得堅持？」等等。這些都是閒話家常的話題，但又可以是好的開始，讓他自己去深思和發現自己更多。他更提出，就算是在發問的人，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故事，聆聽對方的故事，互相影響。

發問、聆聽與分享，這些都是大家能做到的，分享故事（有時間、地點、人物）和交流的方式應該十分適合年輕人。過程中不會說教，只希望與對方互動和讓對方獲得啟發，改寫並使之產生新的、較少問題的生活敘事，以支持當事人生活中較喜歡的價值觀、行動和方向。

當人們能夠看到自己的方向、價值觀、覺察到自己以往的特定生活與思考方式，傾談者可以協助當事人脫離他認為會讓自己與他人的生命枯竭的生活與思考模式，並能讓他對未來產生好奇心，想知道自己還可能成為怎樣的其他面貌及發生甚麼事情，好奇還能變成怎樣，繼而發展出主動塑造自己生活的行動，相信自己能夠依照自己的目標而生活。

有關「敘事治療」的書籍，大家可以參閱：

1. 康姆斯、佛瑞德門〔J. Freedman and G. Combs〕。《敘事治療：解構並重寫生命的故事》（Narrative Therap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eferred Realities）。易之新譯。台北：張老師文化，2005。
2. 懷特〔M. White〕《故事．解構．再建構：麥克．懷特敘事治療精選集》（Narrative Therapy Classics）。徐曉珮譯。台北：心靈工坊，2018。
3. 列小慧。《敘事從家庭開始：敘事治療的實踐歷程》。香港：突破，2009。

（本文原載於環球天道傳基協會的《明報》「談天說道」福音專輯〔2023年2月27日〕，其後曾作修訂。）

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可能有人會以為機構只是教會的好幫手，是教會的前鋒而不是教會本身，這是美麗的誤會。教會的原文其實指的不是地方，而是被神呼召出來的群體，重點在於會眾，而機構同工作為回應神的呼召而聚集一起去事奉的群體，本身也就是教會，機構和眾堂會一樣，其實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份，與堂會是互為肢體，互相配搭的。由於大部份的堂會人力物力有限，難以全面兼顧神交託給眾教會的使命，而不同的機構往往是由於看到或回應不同的需要而成立，為的就是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

若果大家認同教牧同工應受加倍的敬奉，那麼機構的同工亦應該得到大家加倍的關心；因為，機構同工所做的，其實都是有關如何向不同的群體傳福音，培養弟兄姊妹和初信者，關心社會上有需要的群體（特別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一群），為社會上不公平、不公義的事發聲，要彰顯神的公義與慈愛，用更美好的音樂去敬拜我們獨一的主，以及往不同的堂會講道和主領聚會，與教牧同工一樣全職參與事奉，雖然並非每個人都有傳道或牧者之名，但很多都有教導和牧養之實。機構和堂會其實應是最佳的拍擋，機構可為堂會提供一些事奉的專門知識、技巧和人才，而堂會可以善用機構的專長服侍弟兄姊妹和鄰舍，透過機構接觸更多不同的群體，以及使用機構的服務和購買他們的產品來支持機構的運作。

機構由於組織比較簡單，很多時都能迅速和靈活地回應一些信徒和鄰舍的需要，或者因應社會的變化而在事工上作出適當的調整。感恩的是有些教會對本身在機構服侍的會友，無論在奉獻和日常的關心都有一定的支持，不過，感受不到教會支持的機構同工其實也有不少，若果是自籌薪金的也許大家的關注和了解還會多一些，不過，香港大部份基督教機構的同工都不是自籌薪金，而是甘心樂意放棄外界更好的薪酬待遇，全心投入事奉的，基於不同堂會的傳統，他們未必會主動向堂會要求支持和關心，堂會若能主動向在機構服侍的會友表達關心，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很大的鼓勵。

堂會對機構同工的支持，除了更多為他們提名代禱之外，更可以將他們服侍的機構列為特別支持的對象，以及邀請機構的同工分享他們的事工和需要，讓會友感到自己在機構的事奉並不孤單。有些堂會常常期望機構提供免費的講座或十分廉價的服務，卻忘記了機構的同工得工價也是應當的。對於機構來說，一些有能力的堂會願意付出多一些，才有能力為經濟能力較弱的堂會提供較相宜、甚至免費的服務。當然，作為機構同工的，絕不能因為薪酬待遇較外界低，以及因為機構強調愛心而忘記工作的質素和果效，既然機構就是教會，我們十分清楚自己事奉的對象是神，更要加倍用心去事奉，一些前輩忠心和卓越的服侍，應是每一個機構同工的榜樣。

面對持續的移民潮和退休潮，堂會和機構未來在財政和人手方面都會面對很大的壓力，若能加強合作，有助雙方可以更有效地保持事奉的果效和水準，現時堂會要聘請傳道牧者並不容易，大家由基督教報刊大量的招聘廣告可見一斑。相信幾年內要補充大批因為退休和移民而出現的牧者空缺殊不容易，而機構同工正好可以在講道、教導、佈道和培訓弟兄姊妹方面助教會一臂之力；同時堂會亦可以透過使用機構的服務，間接支持機構的營運。特別過去幾年在疫情之下，最活躍的多是服侍基層家庭和扶貧的機構，她們所得到的奉獻和物資亦較多，而許多以佈道、敬拜和培訓為主的機構都遇上不同的困難，許多服務被迫暫停，當社會邁向復常的時候，堂會若能善用這些機構的服務，間接也可以令機構復常，而有好的培訓、佈道和社關也是堂會可以復常、甚至增長的契機。堂會和機構應互為肢體而不是各自為政，我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阿們。

資料庫

教會，由一群人到整個信仰群體

希臘文ἐκκλησία在新約聖經被翻譯為教會。這個詞在古代希臘可以指：一、一個定期被召集的團體、集會；二、隨便聚集起來的一群人；三、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社群。在早期基督教文獻中，這個詞是指一群對以色列的神有共同興趣的人；它可以是指舊約以色列人的聚會或會眾，一個特定地區的基督徒，或全世界的基督徒群體。[1] 在《聖經》中，它第一次是在馬太福音出現，在十六章18節記載了耶穌對西門．彼得說的這番話：「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而馬太福音亦是唯一有使用這個詞的福音書。

「25年倏忽而過，慣看浪急風高，冷對冷言冷語，無怨無悔無愁，全因有主帥領，感恩有您同行。」回想2021年尾開始計劃2022年的工作時，總幹事蔡志森及同工們懷著觀望的心情，盼望可在未見底的疫情及無了期的限聚令夾縫中，在2022年能舉行25週年晚宴，為著走過這九千多日獻上感恩，更希望可以與一直支持我們的同路人彼此激勵。可惜當踏入2022年，疫情肆虐，確診數字居高不下，在不明朗的氛圍下，惟有暫且放下。

踏入2022年9月政府公佈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眾董事及總幹事便決定舉行25週年感恩晚宴，為了盡可能邀請更多的友好及支持者，故此將晚宴的日子訂在年底，一方面令同工有較多時間預備，另一方面期盼政府會進一步放寬限制。在短短的兩個多月籌備過程中，由從15圍，每圍八人的限制中，放寬至可設宴20圍及每圍12人，就在這背景底下，主好像為明光社25週年感恩晚宴掀起了序幕。

每次遇上久違了的好友，總幹事總會熱情地關心、問候，每年機構的新年、聖誕節，都不間斷的邀請前同工、前董事、友好回來歡聚。每次的聯歡活動，他都像家中長輩等著家人回家般雀躍，在籌備晚宴過程中更深深體會到總幹事這份心腸。由於今次晚宴是在限聚令下舉行的活動，故與以往的週年晚宴可邀請的人數大相逕庭，未能像往時般大宴好友，總幹事在籌備時常強調更要珍惜在疫情下難得的見面機會，並且藉著晚宴，要讓大家像「家聚」一樣，感受到親切的氣氛。我們就是懷著辦「家聚」的這份心情，迎接2022年12月16日的晚宴。

當晚本社董事會主席雷競業博士與總幹事蔡志森先生的分享，好像互相呼應，令人動容。在這政治氣氛緊張，言論自由收窄的情況底下，作為倡議機構要本著基督教信仰繼續在關注的議題發聲，也不知何時會觸動紅線，這工作實在殊不容易。雷博士作為機構的非受薪董事，竟有著毋懼牢獄之災的最壞打算（與總幹事平時早會分享時的口徑一致）。而蔡志森先生表明會堅持繼續講要講的說話，做應做的事情，在這紅線處處的大環境底下，兩人的分享不亢不卑，從機構最高領導的胸襟，能讓同工明白為何明光社在惡劣的環境下仍要一直堅守使命。

隨後同工就著到校講座服務、這五年間新開展的離婚再婚家庭輔導服務及基層家庭的服侍作出分享。首先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張勇傑先生在台上訪問陸惠芬老師，她分享時指明光社的到校講座適切地幫助學生建立正確價值觀，更讚賞本社的講座題目貼地，貼近年青人的需要。

之後項目統籌經理及輔導員韋佩文姑娘介紹本社近年為離婚及再婚家庭提供的服務，包括：輔導、講座、研究、資源網及刊物等，並帶出離婚及再婚家庭的困難和需要。當晚我們又播放了一段聲演的錄音，當中講出了一位離婚人士對再婚婚前輔導服務的心聲，透過有關服務幫助他檢視以往的問題，令新一段婚姻不會重蹈覆轍。

在2020年開展的基層事工，除了支援基層人士的生活上需要，包括改善家居，派發防疫物資，提供不同的課程、活動給基層家庭的兒童，最重要是將福音傳開，當晚有三位受助婦女分享她們的感受。雖然在限聚令下我們宴請的賓客數目比以往少，但我們還是邀請了基層家庭成員到場，因為總幹事很想藉著晚宴讓基層家庭兒童有機會參與不同的場合，我們還邀請他們在台上合唱明光社在2021年推出的性教育兒歌《身體是寶貝》。他們清脆、響亮、歡樂的歌聲，好像為我們過去五年的服侍作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晚宴結束前我們向長期服侍的董事和同工頒發獎項，感謝他們一直為機構付出，總幹事常說同工是明光社最寶貴的資源，更是明光社事工最好的見證，但願主繼續使用明光社及眾董事、同工，正如腓立比書二章15至16節所言：「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後記：感恩雖然在疫情底下，當晚仍有很多不同界別的人士及友好應邀出席，包括教會、神學院、教育、社福、傳媒、醫護、法律等合作伙伴，讓我們知道在社關路上，一直有同路人。在結束晚宴後兩星期，12月31日是明光社港島區賣旗日，疫情下仍有約二百位義工參與，實在十分感謝他們的參與。在2022年的最後一天，賣旗活動為明光社25週年的活動，劃上句號。

疫情下大家學會了甚麼？疫情初期學會了如何在各大網站搶購口罩、如何正確戴口罩；第五波疫情下學會了如何打包必需品入竹篙灣、如何在家中囤積足夠的食物以備「封城」之需；那麼，到了後疫情時代？是否學懂了如何與病毒共存？如何「安心出遊」呢？

新冠肺炎從2019年底爆發至今，疫情橫跨數年，情況亦超乎人們的想像。受影響的行業多而又多，重災區莫過於旅遊業及主要收入來自遊客的航空與零售服務業，經濟重創是必然的事實，只是隨著疫情正常化，各地的防疫政策愈發放寬，相信某程度上人們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回復以往一樣。不過，人們心境或人生態度上，是否可以回復正常呢？疫情給我們上的課堂，是否只有「求口罩」或「求安心」的實際操作？還是可以有更多？

WFH真實場景試驗

鑑於疫情初期，疫苗還未問世，為了阻止病毒散播，減低死亡率，各地都先後出現封城的情況，不少僱主及員工，都需要接受及學習在家工作（work from home, WFH）。疫情前，不少持份者相繼討論如何平衡工作與生活（work-life balance），然而，討論歸討論，當人習慣舊有的工作形式時，一般來說都難以接受新的工作形式，即使新的工作形式可以讓人經驗到既能努力工作，亦能享受生活。疫情的來臨改變了一切，大部份政府部門及企業，不得不走上WFH的模式。在美國，2020年2月時只有8.2%的勞動人口WFH，到了5月已增至35.2%。香港亦不例外，2018年，有調查顯示85%的員工必須在辦公室工作，隨著第一波疫情到訪香港，除了一些特定工作崗位，基於工作性質不能WFH，政府部門、大學、銀行及其他公司，都容許員工WFH。[1]

之前各界對於WFH可行性存著疑慮，卻不得不在疫情突襲之下進行試驗，有一些企業包括Microsoft，衡量過WFH的利與弊之後，[2] 決定容許員工可以少於一半時間在家辦公，或申請永久WFH，當然，後者視乎員工本身的工作崗位而定，Microsoft甚至願意為員工在家設置辦公設備「埋單」。[3] facebook在2021年6月宣佈即使疫情過去，也允許可以WFH的員工申請永久WFH，不過，facebook歡迎員工偶爾回到辦公室建立團隊關係。[4]

或許有人以為，如Microsoft或facebook這類著重科技創新的行業才能實施永久WFH，事實上，不是所有科技企業都會容許員工永久WFH，而容許員工繼續WFH的公司也不限於科技公司。在香港有開設分公司的英國羅夏信律師事務所（Stephenson Harwood），容許員工及律師在家永久工作，只是永久WFH的員工需要減薪20%，不過，員工亦可以依照公司所採取的混合模式，每週選取兩天WFH。[5]

企業若非發現WFH的好處，絕對不會無緣無故容許員工WFH。facebook的創始人Mark Elliot Zuckerberg與員工分享WFH讓他「更快樂和更有生產力」、也「有更多時間與家人一起」。[6]「更有生產力」是企業容許員工WFH的原因之一，即使不是「更有生產力」，只要「生產力」沒有改變，相信在可見的未來，不少企業願意提供WFH選項，因為員工的心態改變了，企業再不改變的話，恐怕人才流失，甚至招攬不到人才。

難以逆轉的新形態

雖然不是所有僱主及僱員都喜歡或習慣WFH，但實際上，不是只有facebook的Zuckerberg因為WFH感到更快樂，不少僱員也喜歡這一種工作模式，根據美國麥肯錫公司在2022年進行的美國人機會調查（American Opportunity Survey）發現，在11,958位正在尋找新工作的受訪人士中，更高的薪酬或更好的工時成為推動他們找新工的首要動力（47%），第二位是更好的發展機會（27%），第三位則是彈性上班安排如WFH（21%）。[7] 不少美國員工愛上WFH，難怪當蘋果公司決定自2022年9月5日起，員工必須每週至少三天在辦公室工作時，某些員工因而不滿而發起了內部請願。[8]

員工喜歡WFH，更多的是愛上工作中的彈性。[9] 彈性工作意味著工作更自由及自主，省下上下班的交通時間，與家人有更多優質相處的時間，[10] 在外國，員工一旦加入容許永久WFH的公司，甚至可以考慮搬離大城市，搬到租金更便宜及空間更寬敞的郊區居住，這樣他們的工作跟生活品質可以同時得到改善。[11] 當然，企業如Microsoft也發揮其精打細算的精神，若員工搬往一些生活水平較低的地方，薪金等亦會作出相對調整。[12] 總的來說，這對於僱主及員工都有好處。

不少香港人也愛彈性工作，一間香港人力資源公司在2020年6月提及一項調查，受訪的810名在辦公室工作的在職人士，他們大部份認為疫情完結後應繼續實行彈性工作安排，包括WFH恆常化（73%），除了工作地點有彈性，也有受訪者希望有每日彈性上班時間（83%），及每週彈性上班工時（77%）。[13] 2022年，一間人力資源公司的調查顯示，受訪的1,000名在香港就業的人士中，有55%希望公司實行彈性上班地點，有32%受訪者表示不會接受不能提供彈性上班地點的工作機會，整體曾因為工作欠靈活性而辭職的受訪者有29%，當中Z世代（18至24歲）佔41%、千禧世代（25至34歲）佔35%。[14] 對於彈性上班的要求，香港的員工其實已經不算進取了，一項針對全球16個國家的調查，發現在一萬六千多名受訪員工之中，有54%表示，如在工時與地點兩方面沒有彈性，他們將考慮離職，當中又以27至40歲的受訪員工離職意願最強。[15]

有人力資源公司建議：「估計指到2025年，亞洲人口中每四人有一人是Z世代，每四人有一人是千禧世代。這兩代人非常適應數碼化，其日常生活已與科技融合。要吸納及挽留這批勞動人口的中堅，企業利用科技的力量實行靈活的工作安排絕對是值得考慮的方案。」[16]

已有不少地方的政府考慮到彈性工作是吸引人才的關鍵要素，愛沙尼亞在2020年中甚至推出「數位遊牧簽證計劃」，即使不受當地公司聘請的外國IT專才，只要月薪不少於3,504歐元（約29,000港元）及住在當地，也能拿一年的工作簽證入境。[17] 香港絕大多數的企業，未必能大刀闊斧推行永久WFH，但一些企業過往只容許在辦公室上班的模式，在疫情期間測試過WFH模式後，也響應疫情後的工作新常態，制定合適且可行的方案，試行混合辦公模式，即每週一天至兩天可以WFH，或容許隔週四天工作，有的更縮短工時，以此讓員工可以工作及生活得到平衡，增加員工的身心健康及幸福感，順帶提高工作效率，達至雙贏，也好藉此挽留及吸引人才。[18]

後疫情時代，人們經歷了不一樣的工作模式，讓人有了新的嘗試，也讓人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究竟想要的是哪一種工作模式，更正確的應該說，是哪一種生活，是一如既往的朝九晚五，每天花時間在交通工具上，然後拖著疲累的身軀回家吃飯梳洗休息，還是WFH，每天多睡一點，與家人有多些相聚的時間。坦白說，即使工作性質適合WFH，也不代表適合每一個人，WFH看似自由，其實要求員工高度自律，那些自律不來的員工，看著工作死線會感到焦慮不安，而那些居住空間過於狹窄，容易被家人打擾的員工，WFH不單不能令他們與家人建立關係，反而有機會破壞彼此的關係。不過，一般而言，在工作繁忙、工時長的大都會，疫情促使更多僱主及僱員有機會嘗試WFH，學會好好保護自己的健康之餘，也學會珍惜與家人的關係、重視工作和個人生活之間有更好的平衡，讓身心靈的狀態更好，未嘗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