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口與語言暴力……我有話說

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電影類型十講來到最終回，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挑選了2023年於網上串流平台推出的電影《真愛玩失蹤》（Ghosted）來為大家講解「伙伴情」[1] 類型電影的特點和結構。雖然電影在上架的首兩天，吸引了超過328,000名觀眾收看，是有關串流平台有記錄以來觀看次數最多的新上架電影，但它所得的評論卻未如理想，有不少人認為該電影內容拼湊，男女主角合作亦被指未有化學作用，更被提名最糟男、女主角及螢幕情侶。

礽福介紹到「伙伴情」類型電影有三大要素：一、由於主角的生理、心理或是道德上有所缺欠，所以需要伙伴相助；二、與主角互補的伙伴出現，可以讓他／她的生命變得完整，或是對方有主角所需的特質；及三、在電影中有各式各樣的阻礙出現，包括誤解、觀念差異、重大歷史事件或社會壓力等等。而礽福亦稱，如電影是「雙主角制」的話，電影中主角及伙伴在經歷事件後都會有所成長。在「伙伴情」類型的電影中，很著重講述一對搭檔如何發現「沒有彼此就無法過得那麼好」這回事。

雖然網絡上有人稱這電影為爛片，但礽福認為這部電影仍然是看得下去的。雖然電影有叫人費解的地方，如男主角由最初有哮喘到中途變成如「美國隊長」般好打，而尾段旋轉餐廳的旋轉速度亦非常不合理，根本不要求觀眾運用智力分析結尾的情節，但起碼電影男女主角都是靚仔靚女，片中的一些設定對推動劇情有所幫助，如男主角的農業知識能幫助洞悉女特工家中植物的DNA，推斷出生化武器的密碼。而女主角一切以任務為先的取向，在最後卻因為男主角在危難中的保護和照顧，讓她慢慢改變，開始懂得為愛、為別人而犠牲任務。

自2022年6月開始「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為大家細心拆解過十多部電影的結構。雖然觀眾一般很少會這樣精細地看電影，但礽福認為電影投資很大，是一門很精緻的藝術，好的電影是值得觀眾一看再看，細心地去閱讀它精彩的地方，並學習如何在電影中找出證據去解讀它所表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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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平常的電影分類，如：動作、冒險、喜劇、悲劇、恐怖、奇幻、歌舞劇等，都不能告訴你那電影究竟在說甚麼故事，所以我們應該用史奈德的電影類型來把電影分類，讓大家知道在看的電影究竟在「講甚麼」。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這次介紹了「阿拉丁神燈」類型電影。大家可能都認識《衰鬼上帝》（Bruce Almighty）或《大話王》（Liar Liar），它們均屬於這類型電影，主角得到了上帝賜予的權力與神力，或願望蒙應允後，對主角的人生及家庭造成了重大影響，甚至需要收拾殘局。

2023年上映的電影《閃電俠》（The Flash）也屬於這類型電影，其橋段與《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蝴蝶效應》（The Butterfly Effect）相似，主角因為獲得力量可以回到以前，他改變了一丁點的事情而演化成未來難以預料的改變，甚或災難。為正義聯盟一員的「閃電俠」在一次高速前進時，發現自己可以回到過去，於是他萌生一意念，想回到兒時去改變一點，讓母親記得買茄汁，以改變母親隔天被殺的命運。雖然只是一丁點的改變，但行動卻不單改變了他自己的歷史，也變成「蝴蝶效應」改變了世界，該發生的事沒有發生，時空亂作一團。在過去的時空裡，他與年輕的自己相遇，差點沒被閃電電倒，不然成不了閃電俠，及後他也意外地失去了超能力；那個世界只有超少女，卻沒有超人。由於世界沒有甚麼壞事發生，所以蝙蝠俠也因此退休，過著潦倒的生活。

我們的過去，無論是好是壞，點點滴滴都影響著我們。失去的，不一定是壞，可能叫我們學懂珍惜；生活不太充裕，卻可以煉成一身好本領。電影對比了失去母親的閃電俠和沒有失去母親的Barry Allen（閃電俠的本名），前者會很珍惜母親送給他的小公仔，後者卻隨意地用它作飛鏢靶，而Barry Allen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成不了閃電俠。

當逃不出遺憾的年輕閃電俠，不斷回到過去想去拯救超少女及蝙蝠俠，結果異化成了怪物，造成多元宇宙的混亂及碰撞……那我們又有沒有同樣逃不出的陰霾，一直想回到過去想改變歷史的事？還是學習接受事實，昂然繼續走自己的人生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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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類型十講這個系列走到第七講「屋裡有怪物」這個主題，我們參考了史奈德的《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的電影分類去分析電影，因為想大家可以了解一下電影的結構。結構是一個框架，但每部電影所探討的重點，仍然可以很不一樣，就像這次介紹的電影《人工殺姬》（M3GAN），它屬於恐怖片種，但卻不是家裡有鬼怪，而是關於一玩具設計師Gemma為了不想花時間照顧母親剛去世的外甥女Cady，於是設計了一部能自我學習，但卻沒有界線，且起了惡念的人工智能機械人M3GAN，她更觸發了社區、校園命案。

分享嘉賓王礽福先生指出，這類電影要有三大要素：一、「怪物」：要有超自然力量，而且恐怖、邪惡；二、「屋子」：狹小、封閉的空間，或讓主角孤立無援的地方（家庭、城鎮亦可）；三、「罪惡」：某角色因心術不正而把怪物引進屋子裡，而這個要素亦決定了一部怪物電影是否好看。於這部電影中，Gemma不想負上家長責任而令AI機械人M3GAN進入「屋子」，而M3GAN因有自我學習能力，有自我意識、不想死亡，亦為了想保護小女主人Cady而犯上種種罪行。

礽福指出，電影似乎一開始就點出了人們未能駕馭AI這主題。Cady父母所駕駛的車子似是四驅車，但卻不能在大雪中行駛，最後車停在路中就被大貨車撞倒了，這安排似是帶有寓意，雖然AI能陪伴孩子，亦是未來趨勢，但這種科技玩意卻是大家未能駕馭，它會否對人類造成傷害？大家未能料到，卻已開始使用它。

對於照顧孩子，家長會否假手於人？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孩子，家長會如何取捨、平衡？當家長把照顧孩子、教導孩子，甚至聆聽孩子聲音，與孩子互動的責任都推卻「他人」來處理（可以是網絡、娛樂玩意），孩子就難免會把情感投放到電子產品、網絡遊戲、社交網絡之中，當他們發生重要事情，或許都不再想和父母說了。

對於不死的AI（電影尾聲也有說M3GAN最後將自己備份到她們家中的電腦系統中！），它的發展和自我學習、成長，也是一日千里，或會失控……人類會如何面對和應用它呢？不同的公司、政府也應該及早思考AI發展的倫理和應對的措施，我們亦要積極學習，並抱持適應其急速發展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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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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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在4月份的電影小組網上講座中再次帶來一部好戲——《神探白朗：福比利大宅謀殺案》，他透過電影為大家講解第六種電影類型：犯罪動機。按《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講，這類電影為的不只是揭發內幕和挖掘真相，當中亦會揭示罪犯的犯罪動機，為甚麼他要這樣做？透過劇中的偵探查案過程，帶我們去看人性，也會把「一面鏡子轉向觀眾，並問：『你們也是如此邪惡嗎？』」

此齣電影是很穩打穩扎的，故事講述在一豪門大宅中，老小說家剛度過了他的生日派對，翌日被人發現他在房間「自殺」，電影以舊式的探案方式，來揭示家庭成員的內鬥、謊話及錯綜複雜的案情。

礽福認為電影中的老小說家是自殺還是他殺既有懸念，而透過一名說謊便會嘔吐的女看護來協助偵探查案，找出說謊的兇手，也有反諷的效果。而其英文片名是Knives Out，有各人拔出武器「亮劍」的喻意，這句英文也用來形容人們在爭吵及爭鬥中使用武器的狀態，可以想像到家庭各人為了爭奪老小說家死後的遺產而「利刃出鞘」的情況。

偵探電影總會發放四個元素讓觀眾與偵探一起查案，首先一定會「放水」給觀眾，即是一些明顯的事實，但亦會展露一些「疑點」，而當觀眾即將找到線索時，又會有些「干擾」，也會有很多真真假假的「資訊」，使觀眾感到迷惘。

礽福認為導演兼編劇Rian Johnson，能把故事說好，也把故事的節奏捉得很好，即使在劇情鋪排上有支持新移民意念，但仍強調新移民女看護是因她自己的善良和專業而自救成功，不會令人感到反感。

這電影特別的地方，是作為觀眾起初以為知道兇手是誰，卻仍然會想保護這「善良」、似乎錯手殺了人的女看護。後來劇情慢慢地發展，觀眾既會很爽地發現誰是真兇，並知道女看護成功脫身，能在最後得到老小說家的遺產，是因為她的善良與專業。就如礽福最後所指，成功的大眾電影，既要推陳出新，又要夠俗套，而不是一味顛覆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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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電影類型十講」分享的電影類型是「小人物遇上大麻煩」，由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大家分享這類電影的特點。它的其中一個要素，就是捲入麻煩的主角，都是無辜的平凡人，亦搞不清楚為何會被拖下水，甚至遇到大麻煩都不自知。就如這次我們討論的電影《爸爸可否不要老》（The Father）的主角Anthony（Anthony Hopkins飾）一樣，年紀老邁又患上了失智症，病情逐漸嚴重而不自知，只是他身邊的人物、事件、時間愈來愈混亂，他亦產生了被害感和恐懼感。

另外這些麻煩都總是突如其來的，令主角面臨生死存亡的考驗。對於任何人來說，患病本來都是飛來橫禍，而患上失智症的人，亦走上情況愈來愈差的不歸路，而且還可能要忍受一段不短的時間。電影中另一位捲入麻煩且無辜的小人物，就是照顧Anthony的Anne（Olivia Colman飾），作為女兒，在面對與男友離開倫敦到巴黎過新生活或留在原地繼續照顧父親的抉擇中，一直在掙扎。

雖然失智症的電影並不罕見，但這改編自舞台劇劇本的電影卻十分特別，沒有在「神視角」帶我們去看病患者的處境，卻以病人的「第一身視角」出發，觀眾大多時間與Anthony一起走進「迷離境界」，讓我們經驗到失智者意識世界的凌亂，對身邊的人、對事件是否真的發生產生懷疑，並感到時間上的混亂，這種恐懼感也會令觀眾對病患者產生同情。

欣賞電影除了使我們得到娛樂之外，好的電影亦會使我們對角色所面對的處境產生同理心。在2022年，香港發生了多宗照顧者因為承受不住長期照顧病患者的壓力而引發的命案，叫人關注照顧者的身心健康。以往社會只會對長期病患者的醫藥、照顧、情緒等需要有所關注，但原來病患者的照顧者，亦同樣面對著各種壓力，如經濟、情緒、休息的空間上都需要人們或機構的協助。

如春夏秋冬是人生，樹葉於冬天會枯萎、逐漸掉落，對Anthony來說，他的記憶在生命的「冬季」中慢慢失去、如葉子般掉下，最後連自己是誰都不記得，覺得自己甚麼都沒有了，哭得像小孩。但編劇卻繼續帶出窗外還有長得茂密葉子的樹木，看護說，仍可帶他出外走走，使他得到安慰。這就如生命總有人與人互相支援的時刻，走出幽暗處，就可找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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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人有傻福」作為電影的其中一類，當中的特色，很多時是指「好人有好報」，良善者雖然好像是會吃虧，也有「撞板」的時候，但最後總會有一個好結局。在網上講座為我們分享的王礽福先生，點出了這類電影的三大要素，就是：一、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傻人」（不論他是真的傻瓜或是深藏不露的奇才）；二、面對著強大的「當權者」、體制（通常是壞蛋或是剝削者）而被剝削或欺負；及三、「傻人」最後都會鹹魚翻生和勝利，獲得一個新身份和新名字。

電影《柏靈頓》（Paddington）第一集和第二集，故事都是講述一隻由秘魯來的小熊移民倫敦，被布朗家庭收養所發生的事情。第一集就當然會講這隻習慣於森林居住的小熊來到大都市時所發生的趣事，牠後來被反派捉拿欲製成標本，但最終都被布朗家營救。

不少電影的續集都會比第一集遜色，但《柏靈頓2》卻更進一步！是次故事說到小熊Paddington找到一本很完美、能介紹倫敦的立體書，牠想將這本書送給遠居於秘魯的露西姨姨，但禮物不單被盜，而且牠還被當成偷書賊鋃鐺入獄，需要布朗家去證明牠的清白。

第一、二集當然都離不開小熊對家庭不離不棄的情，但第二集的設計相當精彩，故事不單連繫上一本介紹倫敦景緻的立體書，電影把小熊與露西姨姨一起暢遊倫敦的想像以一鏡到底的方式，透過翻閱立體書的每一頁倫敦美景都展示出來，可謂創意十足。

而第二集的主題就是夢想成真！小熊是次就是傻傻的帶領著一眾角色尋夢和實現夢想的一集。就算是小熊自己被迫入獄，但他仍然可以帶領大家尋夢，「論盡地」以一隻紅色襪子令囚犯衣服變為粉紅色，改變了獄中氣氛，還製作了相當美味的橙味果醬，影響了自覺不懂煮食的廚師，令大家開始提供美味食譜，將監獄變為美食天堂！而布朗一家各人都能好好運用自己的興趣，如潛水、印刷、玩蒸汽火車和瑜伽去拯救小熊。

而電影本身就很善良，就算是囚犯或是奸角，都是傻傻的很可愛，到最後他們亦可以夢想成真，連過氣名演員Phoenix Buchanan入獄後都可以把整個監獄變成他的音樂劇劇場，令自己想成為演員的夢想成真。

那麼，小熊自己的夢想呢？當然了！雖然他來不及把立體書送到露西姨姨手中，但眾人還是直接把露西姨姨接來倫敦遊覽，比看立體書更好！

筆者認為兩部電影都充滿愛、童真和喜劇感，令人心中暖暖，亦有捧腹大笑的時候，作為合家歡電影實在是不二之選；而電影亦在告訴大家，堅持著心中的良善，（有禮及不作惡）就會有很多人來幫助，夢想有一天會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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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分享的電影類型是「成長的儀式」。根據電影編劇指南《先讓英雄救貓咪》一書所指，「成長儀式」的故事都是關於痛苦和折磨，通常是指「人生」的外力，是「看不見的、模糊的，或是因為無以名狀而無從掌控的」，但衝擊著我們的「怪物」（困境）。[1] 而主角們都有逃避問題的傾向，但到後來他們總得接受真正的解決方法，在痛苦中成長，而往往，他們需要改變的不是世界，而是他們自己。8月電影小組講座中，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以兩部精彩的獲獎電影《小丑》（Joker）及《瀑布》作為例子，為我們解釋這種電影類型。

兩部電影的主角在故事中一開始已患上精神病，但因著他們面對不同遭遇，他們成長後的結局亦大為不同！《小丑》的主角Arthur自小患上罕見的精神病，在壓力下會不能自控地大笑，但他一直都很努力，想生活重回正軌，並透過扮演小丑的工作將快樂帶給人們。但他的社區、工作、家庭不單未能支援他康復，反而令他面對更多壓迫：被欺凌及出賣，並因而失去工作。他還被三個「父親」傷害：在精神上被偶像傷害——當紅清談節目主持人Murray在節目中公然嘲諷他；親生父親遺棄他；在收養家庭中，他被養父毒打虐待，造成他的精神問題。面對著比自己更瘋狂的社會，Arthur最後發現用「以暴易暴」的方式去對待他不認同的人，是最令他舒暢，能使他跳起「小丑」舞來。

而《瀑布》中的媽媽羅品文，因丈夫有外遇而離婚，使她獨力支撐家庭，過大壓力令她失去了高薪厚職及患上了精神病，但電影中品文所處的家庭、社會都對她很友善：她的女兒小靜會與媽媽共渡康復時光；家庭傭工、病友、新工作的工友與上司等都對她很好，給予她一家支援與接納，以致品文能放下過去並漸漸康復。小靜也能從中成長，變得成熟。

兩個角色似乎最終都「成長」了，接納了自己所處的困境，但小丑卻因著缺乏愛、關懷和理解而使他走進最後的瘋狂，而品文卻因為有家人的陪伴和社會的接納，讓她慢慢好起來。筆者和礽福都認為這兩個故事都是各走極端，我們所身處的社會沒有那麼極端的壞，亦沒有那麼理想的好，但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如何可以使這世界向好的方向走，就像那塊蓋著品文家外牆的藍色帆布，只要能被拉下來，外間溫暖的光就能透進心窗。

誠邀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當晚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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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可以按很多不同方法分類，而根據荷里活知名編劇Blake Snyder在解構電影劇本的書籍《先讓英雄救貓咪》系列中，以故事類型作為分類方式，他將電影分為十大類：屋裡有怪物、英雄的旅程、阿拉丁神燈、小人物遇上大麻煩、成長儀式、夥伴情、犯罪動機、傻人有傻福、精神病院及超級英雄。而電影小組邀請了資深影評人王礽福先生為我們逐一講解。而於6月講座中打響頭炮的，是近期的科幻動作爽片[1]《超時空亞當計劃》（The Adam Project），再加上曾獲多個獎項的文藝片《浪跡天地》（Nomadland），它們都屬於「英雄的旅程」這一類別。

礽福認為「英雄的旅程」也可稱為「尋羊的冒險」，以下為其特色要素及解說：

而電影故事也有其「基本法」，按Snyder的分類，可分為三幕十五段。以下架構表，以《超時空亞當計劃》試作分析：

電影《超時空亞當計劃》表面是以時空穿梭為題材的特技電影，但實際上其主題卻是主角跟父母和自己復和。中年亞當與少年時的自己傾談，面對及細心去了解自己、最後欣賞自己；他更鼓勵年少時的母親，對自己多說出心事、亦了解到自己對父親的憤怒，其實是對他的思念，打破了大家之間的隔閡。

由於文章篇幅有限，鼓勵大家透過以下連結重溫當晚講座，更清楚地了解兩套電影的分析。8月會再繼續與大家分享另一個電影故事類型！約定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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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Q（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這個詞，相信大家對它都不會感到陌生；但DQ（數碼智商，Digital Intelligence Quotient）一詞，大家可能未聽過。這個詞代表著我們在使用網絡時應有的八種能力：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包含人權與法律層面的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以及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這些都是上網的基本素養和能力。近年世界各地，特別在先進地區，對整體「數碼智商」的發展愈見關注，並開始研究及推動數碼智商的認知和應有素養，希望新一代在使用不同媒體時，除了運用知識技能，還能具備正確的態度與價值觀。[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ship）是DQ的基本層次，也是網民需培養的智慧。[2]

上網已不再是遊玩消閒的活動，而是絕大部份人日常的事，我們除了說上網「玩」、「打機」或「瀏覽」之外，實在有很多工作、溝通及學習等事情都需要透過上網進行。尤其在疫情爆發後，很多人未能上班上學，如未能上網，我們便會與社會失去聯繫。而WFH（在家上班）、Zoom開會或上網課、網購……等等的活動對我們來說都不可缺少。所以數碼智商，對我們愈來愈重要。接著，我們會逐一講解八種與DQ相關的能力。

1. 數碼身份（Digital Identity）

在數碼身份當中，包括了數碼公民（Digital Citizen）、數碼共同創作者（Digital Co-creator）及數碼創業家（Digital Entrepreneur），而最常見的就是數碼公民。當我們成為了數碼公民，在網上活動，我們要有能力去建立和管理好自己，無論在網內網外（online and offline）都做個正直的人，而不是線上線下雙面人，行為與言論不一致。

網民線上線下言行不一致，很大可能是因為在網絡有讓人匿名的特質。用家可以以匿名的身份上網，於不同的應用程式或遊戲中出沒，與人交流。我們可想像如果用家「不正直」，偽裝不同的身份上網，留下的言論不負責任，甚至造謠生事、欺騙金錢，可能會引起不少紛爭、網絡欺凌或騙案。

在這一項中，有必要留意的是，我們需建立起自我覺察（self-awareness）及自我知覺（self-perception）的能力。因為當我們能有自我覺察和自我知覺，就可以了解自己的感受、動機、欲望及知道自己的身心現況，反省自己的行為，並省察行為背後的原因。

2. 數碼工具使用（Digital Use）

對於使用數碼工具方面，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在使用上的時間控制（screen time management）十分重要。另外，健康上網（digital health）、社群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也屬於這個範疇。

邊上網邊工作，可以說是都市人生活的常態，但如因上網而影響了要事，就代表這種「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模式出了問題。無論是上網檢查電郵、上社交網絡、上網購物或打機等，如果一直沒完沒了，不能自控，就可能成了網癮。能夠令上網行為受控，令上網成為我們生活上的協助，也是一種能力。

為此，建立起平衡上網和日常生活的能力，設定家庭上網守則、學習管理時間及分辨優先次序等技巧，都是不能忽視的。

3. 個人數碼安全（Digital Safety）

使用網絡，重視個人數碼安全的主要目的，是要透過小心管理網絡上的行為風險（behavioral risks）、內容風險（content risks）及接觸風險（contact risks），以保障自己免受欺凌，並且在面對欺凌時，能有智慧地處理有關事件。

由於我們有機會於網絡接觸到不同的人和資訊，我們需要有智慧並小心去留意是否有人對自己作出具威脅的網上行為（如欺凌、騷擾、起底），我們所看的資訊內容是否有傷害性（如暴力、色情、仇恨或歧視的內容），所接觸的人是否可信等。

在技巧上我們需要學習如何處理和面對網絡上面建立的關係，當欺凌事件發生時的應對技巧及情緒調節，而常存良善之心，對人不作出傷害性的行為及言語攻擊，也是十分重要。

4. 數碼資訊環境保安（Digital Security）

如何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免被人窺看及盜取，是必須學習及時常保持警惕的事情。所以如何利用密碼保護（password protection）、如何提高網絡安全（internet security）以預防網絡黑客及病毒等攻擊，以及提高行動裝置的保安（mobile security）也是不容忽視的技能。

為提高網絡保護的知識，我們需學習設置高強度密碼及保護它不被盜取，使用偵測及處理網絡威脅，如網上詐騙（SCAM）、垃圾郵件（SPAM）或網絡釣魚（phishing）。

除此以外，在使用網絡時，我們需培養凡事小心的態度，如不輕易打開可疑電郵或下載檔案，以防止被惡意軟件肆意破壞或擷取電腦資料。

5. 數碼權益（Digital Rights）

這一項是有關了解網上人權及法律的能力，亦是保障自己私隱的能力。我們要知道人們是應該有權在網絡上去保護個人私隱（privacy）、也有權去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及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

既然網絡上的人權如此，培養處理網上共享訊息的良好習慣，保護自己和他人的私隱，並常保持尊重他人的態度，無論是別人的言論或創作的作品，不阻礙傳播也不任意複製發佈，也是極為重要。

另外，我們在社交媒體中流連，也要學習當中的私隱設定，以掌握甚麼資料可被甚麼人瀏覽，以免個人資料輕易被陌生的網民窺看。

6. 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

如上文所提及，不少人以匿名身份進入網絡，其意圖不明，他寫的文章可以是善意提醒，亦可以是造謠生事，所以在閱讀及理解網絡上流傳或發佈的資訊時，具備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力就變得十分重要。

在如何分辨資訊的對與錯、分析資訊內容是對我們有好處或造成傷害，阻隔陌生及可疑的網上聯繫等方面，我們有迫切需要提升有關能力，因為網上的環境愈來愈複雜，資訊量也如海量，如沒有理想的批判能力，一旦遇上了暴力、色情資訊，或有惡意的網友與我們傾談或相會，就可能會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

實在坊間也有很多幫助我們辨別真偽，做資訊查核（fact check）的網站或平台，如：浸大事實查核（HKBU Fact Check）、事實查核實驗室（Factcheck Lab）等都能幫助香港市民去做網上的資訊查核。

7. 數碼溝通（Digital Communication）

在線聯繫（online communication）與線上合作（online collaboration），及在許多不同的網上活動中，我們都會留下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包括你的IP位置、登入資料和其他你曾輸入的個人資料。如在社交媒體發放帖文（圖片、文字或影音）或在別人的帖文中留言、登入賬戶時輸入密碼、使用應用程式及裝置軟件、在搜索引擎裡搜尋資料、參與線上會議等，都會留下數碼足跡。

我們需要培養能力去明白和細思這些數碼足跡會如何影響我們的真實生活及聲譽，並要知道如何負責任地去管理它們。就如這些資料有機會能讓人在網絡搜尋我們的行蹤，也有機會讓學校、僱主知道我們的網上言行而影響升學或事業前途。而當涉及法律方面的事件，我們在網上的言論及發放的資訊也有機會成為呈上法庭的證據。

凡事先「停一停、想一想」，之後才去行動，將這應用於網上行為，也是十分合適。

8. 數碼情緒智商（Digita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對於情緒智商方面，我們除了需要知道甚麼是同理心（empathy）之外，也應該要知道整個網絡機器是如何運作。當一個人於社交網絡說了一些言論，而引起了一批反對者的敏感反應，他們繼而對他欺凌，也引起瘋傳……我們應該如何回應？若我們和應，可能會令事件白熱化。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大數據等工具還可能使更多人看到有關言論，之後加入評論，使事情惡化，因這些機器自己是不會判別該言論的真偽或評估事情對當事人造成的影響，網絡機器只會因為資訊多人傳閱，而繼續加強力度傳給可能有興趣的人。

對此，我們應有能力去喚起自己的同理心，以理解當事人的處境，也要明白社交平台及情緒化的回應可能對當事人加深傷害。我們應學習在網上不要隨便批判別人，及以同理心去觀察及回應事件。

總結

以上的種種能力是讓我們成為優質的數碼公民的重要元素，[3] 缺一不可。筆者認為一些價值觀和態度，如：尊重、同理心、小心觀察查核和不輕易批判別人等，比其他的技能更為重要，因為這些「愛心」會促使我們負責任地使用網絡，令我們想做得更好，並且在能力方面有所進步。

（本文原載於第145期〔2022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近月因著《逃犯條例》修訂，在社會引起一連串風波。網絡直播各種遊行、示威、不合作運動、示威者暴力抗爭、警方武力清場及大小記者會，影響不少人日常生活，有人更因此情緒失控，不能自已。身處如此情景，我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嘗試簡介這場運動如何被情緒主導了，理性在當中有何角色，以及如何透過聖靈的引導，重新思想我們自身的位置和方向。

這幾個月，香港巿民再次經歷非常情緒化的政治事件，伴隨著事件還有一堆情感的宣洩，包括憤怒、悲傷和恐懼等等。即使有人企圖用和平、理性方式表達訴求，他們亦會被無情斥責，被批評其方法無用。市民每每透過直播，看到和平示威慢慢演變成不同形式的衝突，初則口角，繼而破壞公物，更出現過疑似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打人；以及示威者懷疑遭警察射傷眼睛等事件，在在令人側目，有人更形容香港人活在恐怖襲擊的陰霾之中。

此外，政府和示威者在文字宣傳和議題設置上也是你來我往，文攻武嚇，刀光劍影。不論是政府企圖平息民怨的記者會，警察的執法，示威者的所有行動，網絡中均有不同立場的人士製作不同立場的文字宣傳，整個社會突然見識到，原來有圖也可以沒有真相，甚至原來電視和報刊網頁的新聞片段也有斷章取義的時候，媒體各有自己的立場。市民除了要面對訊息的真假難分，還要面對假消息散佈的恐懼，大家都承受著巨大壓力。

這些社會情緒和氣氛的出現，不必是偶然的，不少學者近年借用心理學的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來分析社會的情緒和氣氛。發現事實上社會從雨傘運動之後，一直未有處理情緒的問題。[1] 其實，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後，特朗普小勝所引發的假新聞、情緒的討論，也未有成為當時社會主流討論，直至近月發現網絡上的情感操作，話題才被帶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於2016年曾撰文指出情緒與理性分析的關係：「很多實證研究已經發現，人在快樂和憤怒的時候最不會進行理性思考，在憂慮的時候則最可能進行理性思考。所以，所謂『情感智慧』，指的是智慧其實有情感基礎，過份冷靜是不行的。」[2]

根據不同的情緒研究，人類的基本情緒大約有快樂、憂傷、憤怒、害怕、憎恨、喜愛、敬仰、愉悅等。每種情緒有不同程度的高低，例如欣喜若狂屬於強烈的快樂情緒，有別於一般的快樂，而不同的基本情緒如果混合，又會產生新的情緒，例如害怕和敬仰會產生服從，憎恨和憂傷會產生後悔等。當然不同學者對情感理論的分類，也有不同，但大部份學者均嘗試將理論放在社會場景中，分析社會不同的情緒出現的原因，企圖先疏理社會情緒，以營造良好社會氣氛，最後才去處理問題。

作為基督徒，面對社會各方面的挑戰，也難免受到影響，甚至在言行方面遭人質疑，有牧者就曾笑著轉述，坊間不少人在說：「連基督徒都講粗口。」中國神學研究院實踐科助理教授伍潘怡蓉博士曾撰文強調，靈命培育對參與社會運動者的重要，他們需要常常透過自我省察等，才能專心仰望神的恩典和智慧，並且重新定向和出發。如參與社會運動者能夠處理、轉化負面情緒，更可以減少心力內耗，令行動變得輕省。她又指出，信徒要看到處境的複雜性，並接納他人與自己的差異，和承認自己有局限。信徒更要以蒙恩罪人的心態，學習在罪惡的世界中，與神同行，在禱告中聚焦神的國度降臨。如具備這種眼界，信徒在爭取公平時，才不會因挫折而灰心，反而可以帶著信心，耐心等候神的作為。[3]

她認為教會身處在多元與多變的世界，如果選擇封閉式的靈命培育模式，便容易將不同的人拒諸門外，她鼓勵以互動與互通的培育模式，向對方「開放」，這樣，既有可能避開猜疑，也有可能真正聆聽、對話，並「使彼此的觀點更成熟、生命更厚實。」[4]

「學生能在校園內開心學習，互相幫助、支持……」這種充滿愛的場面，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但不少調查卻指出校園、青少年之間的欺凌行為並不罕見，而香港中學生稱曾遭同學欺凌比率更是世界首位，[1] 十分值得我們關注。

中學生的網上生活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於2018年12月16日公佈「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 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活動，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亦有近半受訪者（48.9%）表示，會與朋友玩網上遊戲，因此他們在網上與人交流、認識新朋友的機會亦不少。

另外，調查亦顯示，透過網上交流，受訪者會談及生活點滴、學業、偶像娛樂、壓力、愛情等話題，而透過傾談可以幫他們減壓。不過，亦有人遭冒犯，收到粗言穢語、人身攻擊的內容，也有人收到性感相片、半裸／全裸相片或性邀請等，當中涉及欺凌或性騷擾。然而，受訪者大多不會向家人、老師或社工分享這些經歷，最多只會找朋輩傾訴。面對網上欺凌者，受訪者與朋友的應對之策往往未夠成熟，又或者輕視了事件，令事情惡化。

調查亦顯示了校園內的網上欺凌數字也不少，曾在網絡世界遭遇過欺凌的受訪學生有15.9%，當中有77%受到言語方面的欺凌（如被罵、粗口對待、人身攻擊），有13%遭揭露私隱（如照片、個人私隱被公開或被改圖）。而欺凌受訪者的人，大多是他們的同學，比例上比其他的類別（如朋友、網上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等）高出一倍或以上。

網絡欺凌的定義

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對網絡欺凌的定義是：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針對另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意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網絡行為的特點是犯案者透過資訊科技系統，對受害人重複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而互聯網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可以令惡意資訊快速及廣泛傳播，由於惡意訊息在互聯網發放後，便難以甚至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網絡欺凌造成的傷害，可以是永久的。[3]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處理或規管網絡欺凌的法例，雖然所有欺凌行為（不管是否在網上發生）只要涉及刑事罪行，就會受相關法例規管，[4] 但在刑事檢控的過程中，控方的舉證必須是毫無合理疑點，才能令被告入罪，而網絡欺凌事件往往是在網上發生，欺凌者大多是匿名人士，這都令舉證和檢控工作變得困難。

網絡訊息覆水難收

不過，網絡訊息傳遞之快，以及訊息只要一發出就難以收回，令欺凌事件變得難以收拾。曾有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有較嚴重抑鬱症狀，並指這與上網習慣、網絡欺凌等有正面的相關性。[5]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學生常接觸網絡，他們較少與別人相處，一旦被欺凌就會感到求助無門，更會因逃避而演變成抑鬱。[6]

作為家長，可以多關注子女，鼓勵他們參與在網絡以外的課外活動及擴闊生活圈子，以免他們以互聯網作為唯一的溝通渠道。增強孩子的溝通能力亦可減少他們遭遇欺凌事件的機會。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教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欣賞別人，增強他們的同理心，則有助防範他們做出欺凌弱小的行為。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毛記葵涌 (1716) 上巿，發言由「專家Dickson」代勞，以一貫無厘頭方式回答記者提問，整件事情理之中，公司早就申請穿便服，來個大玩特玩，在記者答問環節中，發言人不是遊花園就是答非所問，有記者即場問有沒有其他人可以代答一些更有意義的東西。有網友戲稱記者質素未夠班，但不消幾句鐘，專做財經新聞的財金網和電台，就將「專家Dickson」的回應，煞有介事寫成新聞。耐人尋味的是如果單看新聞而不看完整的對話，你會以為「專家Dickson」的回應有板有眼，一點也看不到那種戲謔的玩味。

有網民看完嘖嘖稱奇，說為何財經記者這麼強，甚麼人，甚麼說話都可以說得如此「財經新聞」化。不過，假如你夠細心，你可看到「專家Dickson」的確有準備，他說了一些可供作為財經新聞素材的資料，所以才能讓財經新聞記者有話可說，而且說的，只能是他準備好的部份，其他部份的問題，他就用古古怪怪的方式帶人遊花園去了。

這是典型的政治的說話藝術，只是他轉用了另一種語言來表達罷了。你看今時今日不少政治人物，財金人物，其發言的特點和「專家Dickson」都一樣。他們只會說自己想說的話，記者怎樣問，他也只會像人肉錄音機般答些模稜兩可，言不及義的答案。記者要尋找其他新聞的線索，幾乎是不可能的。可他們仍然要交稿，最後就只能寫那幾句有實質內容的交差，而那兩句有內容的東西，就是那位被訪者本來就想你引述的。

所以，六句鐘的立法會會議，其實四百字可寫完，數萬字的報告可以寫成千多字，這是記者的日常工作，當你發現原來真相不似預期時，你就知道記者其實做了一些功夫，而這些功夫，究竟是令人更接近事實，還是將事實包裝成你習慣的方式呈現出來。這更值得去深思。

電競牧養的概念一出，除了引來遊戲本身會帶來所謂沉溺的質疑外，實際上亦有牧養上具體限制。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作為一個講道理的建制派，指出電競遊戲的本質未必完全正面，不少科學研究發現遊戲會對人的身體有負面影響，不過他認為教會不一定因為事情可能有負面效果，就全盤否定其作為牧養工具的可能性，相反在資源許可又知道自己的需要的情況下，電競可以與其他不同的事工一樣，成為牧養的工具，不必被拒於千里之外。

王礽福用莊子《盜亦有道》的故事指出兩點：1. 電競本質不是一件好東西；2. 不是好東西也可以有牧養的切入點，但是要找出來。他舉打麻雀作為例子：「教會可以搞『省港澳基督徒麻雀大賽』，為主贏盡省港澳，還可以做金齡牧養之對對糊混一色，若你從這個角度看，什麼都可以成為牧養的工具……」

電競為何本質上不是好東西呢？王礽福指根據研究，7至14歲的男生如果玩太多電玩會影響大腦，以致他們日常生活做事的動力會下降。他說：「今日的男生，特別是小學男生欠缺有經驗的遊戲，即動手動腳的遊戲，令他們智力落後……玩電子遊戲的青少年少了30%時間閱讀，少了34%時間做功課，學習問題增加，影響注意力和容易衝動。」故此，玩電子遊戲的青年有時會覺得很難改變，因他們習慣了遊戲的聲光效果，若請他們做其他活動，沒有這些刺激，可能會覺得很無聊，但玩遊戲又不會令他們特別開心，這情況不易處理。

不過，王礽福承認以電競作為媒體，鼓勵已經有玩的朋友一起玩，是有可能的，不過要找牧養切入點有很多困難，例如：1. 期望：牧養吸引新朋友回來，但教會的活動只是崇拜，而傳統教會的崇拜並沒有如電競遊戲的聲光效果，最後會否很容易大量流失？如果他們回來參加活動，是否要有期望管理？ 2. 比賽：如果搞電競比賽，我們是否鼓勵他們練習？如此每天練多長時間才合宜？贏了又如何？牧養的位置在哪裡？有沒有年齡的限制？會否連高小都有比賽？ 3. 牧養：事工/牧養佈道的規模做多大？

王礽福認為，如果要做，應該要有以下框架：1. 集中做已打機的朋友，年齡建議最少高中；2. 考慮好相關的配套，牧養策略，承接策略等；3. 事工不求大，反而應該要求「長尾」的效果。他最後提醒牧者，用電競本身有自己的問題，不能只用「適可而止」做口號，之後就展開事工，因為所謂的「適可而止」本身就是一個屬靈操練。他形容用電競來牧養就像用藥。他說：「例如你頭痛，可能食止痛藥，但可能引致胃痛，於是你要食兩粒藥。電競（來做牧養），你處理到一個問題，但有另外的副作用，於是你有可能本來食一隻藥，但係最後你食很多藥。」

前陣子，在俄羅斯引起了部份網民跟從及掀起自殺風潮的遊戲「藍鯨」(Blue Whale)，於5月時在香港亦引起一陣關注。

據網上的資料顯示，當時還未20歲的俄羅斯青少年菲利普‧布德金(Philip Budekin)在網上組織多個名叫「藍鯨」的社交網絡群組，並誘導16位青少年自殺。他稱發起「藍鯨」遊戲的動機是想教唆那些「沒有存在價值」的青少年自殺，要他們進行50個不斷傷害自己的任務，直至自殺死亡，藉以把他們從社會中清除。雖然菲利普於2016年10月已被捕，但網上的資訊仍然繼續流傳至其他國家，有人借「藍鯨」之名進行詐騙活動，以所收集的裸照等威脅受害者，並勒索錢財。

這種遊戲亦是一種網絡欺凌，參與者所提供的私隱，如裸照、證件照片等資料，會被用來要脅他們不可退出，繼而摧毁他們的精神意志及信念、否定他們的信心、誘導他們傷害自己的身體及心靈、增加他們負面或抑鬱的情緒，而最終走向自殺。

面對網絡的欺凌，防範勝於事後的補救。家長應多教導子女不要把涉及私隱的資訊傳給網友，並多關心子女的情緒及網上交友的情況。在日常的生活多與子女交流，保持緊密的關係，以免子女因為過於寂寞，而於網上結交及誤信陌生人。最後，亦希望家長多留意子女，如他們受到網絡欺凌，情緒有異，都可以及時察覺及跟進。

2016年第十二回《愛情上半場．完》- 不斷的拆毀和重建的人生

電影講述年輕的男主角Davis在失去太太後，透過不斷向顧客服務員Karen撰寫告解般的信件，並透過和她相處而得到心靈的釋放。他亦以一種很極端的方法，將人生拆毀，並於最後重新起步。

我們是次邀請了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先生為我們分析及帶領討論這部電影。溝通和保持對外界的感覺是電影的要點，礽福發現電影中不同的角色互相以筆寫紙條或信件，而他們的目的都是想與對方溝通、一起留意某些事情、傾訴或維繫關係。而礽福認為，我們現在已習慣網絡世界，漸漸缺乏我手寫我心的溝通渠道。

電影中多次講及拆解、拆毁、看清楚及重建。「機器壞了，可以拆解、了解故障原因，從而維修，令其重新運作。但人生是否一但發生了問題，就可以似Davis一樣完全拆解、破壞所有東西才能重建？是否一定可以重建回來？」礽福最後指出：生命雖然可能曾被破壞、傷害，但卻就如一棵曾被砍斷過的樹一樣，仍可以有生命力去繼續成長。

2017年第一回《踏血尋梅》導演版 – 了解青少年的寂寞與夢想

電影改編自2008年一宗16歳女子碎屍案。電影中女受害者王佳梅因援交，認識男兇手丁子聰，亦因而被殺害。警探臧Sir因著尋找這案件發生的原因，而揭露兩人的寂寞生活及心境。

是次電影小組由筆者帶領。在搜集資料及分析電影時，很感受到受害者的寂寞及無奈。本片不少篇幅帶觀眾代入內地來港青少年王佳梅的成長故事及心態：與父親分開、在長期沒人關心的日子成長、盼望來港可以住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可以被人關注……可惜她卻一直找不到出路，甚至踏上援交路，真心亦被愛人傷透，導致最終對生命失望至極。

青少年的確需要很多愛，他們很想被愛、被聆聽，但亦易被傷害。在大人眼中可能是小事：冇朋友啫、屋企窮啲啫、失戀啫、夢想不能實現啫……但事件落在沒有太多生活經驗的青少年身上，卻是天大的事。萬一青少年遇到一些心態負面或給予不正確建議的人，他們就會容易失腳，跌入陷阱或困境。

片名的「尋」，就是透過尋找佳梅的死因，而了解不同青少年的心態及困難。怎樣去尋？當然要去「問」！因為關心所以才會發問。電影裡有不少發問的場景，但在忙碌的生活裡，大家有多少空間可以騰出來去關心別人？當然，關心別人也要懂得拿捏平衡，電影裡的臧Sir到最後才懂得以家庭為先。

活動預告：

2017第四回: 樹大招風 4月12日 (三)

2017第五回: 焦點追擊 5月10日 (三)

時間: 7:30-9:30pm

地點: 明光社訓練中心

網絡自由度高，相比起面對面的溝通，人們似乎比較容易隔著螢光幕，於網絡評論時事及人物。但有時可能會過了火，傷害別人，成了網絡欺凌；或燃起火頭，被人追擊和欺凌。社福機構香港遊樂場協會於本年調查訪問了香港、新加坡、台北、澳門和廣州五個地方合共4151名青少年，發現他們面對網絡欺凌的情況嚴重，曾遭受網絡欺凌的受害人多達72.9%，而曾網絡欺凌他人者亦有68%，最常見的網絡欺凌行為包括起底、騷擾及罵戰。許多曾經於網絡欺凌他人者，亦同時稱自己是受害人。在被網絡欺凌的人士中，僅兩成受害人會向他人求助。

欺凌行為多樣化

根據港大法律及資訊科技研究中心的資料，網絡欺凌是指一人或一群人，以資訊科技或即時通訊科技，蓄意地針對另一人或另一群人，重複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這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以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關係。這些敵意行為，會對受害人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

對於精神滋擾，大家可能會比較明白，如涉及誣蔑、威脅、恐嚇、勒索、盜用身份、刑事破壞、在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分享受害人尷尬情況的影像、透過電郵、電話等發出令人極為厭惡、不雅、淫褻或具威脅性的訊息等等。但其實也會發生肉體上的滋擾，例如誘使進行性活動，以威脅或恐嚇手段促使他人在香港或其他地方進行非法性行為；又或者威脅兒童拍裸照，或參與其他涉及性的活動，並將這些行為拍下及儲存到電腦內。

以上種種網絡欺凌行為都有機會構成刑事罪行，如威脅傷害他人身體、名譽或財產（刑事恐嚇）、刑事損壞罪、威嚇促致他人作非法的性行為、勒索罪或管有兒童色情物品罪等，會被判罰款或入獄。而恐嚇或誹謗等情況，受害人可提出民事訴訟，包括申請禁制令或控告網絡欺凌者。

啞忍或令欺凌者變本加厲

年輕人遇到網絡欺凌，大多數會想到自行處理，不願意告知家長及社工，也不想與別人傾訴，以為以行動封阻欺凌者，或離開網絡等會有效，但情況或會令欺凌者變本加厲。年青人或者會認為求助代表懦弱，但其實作出即時行動，向家長、老師或社工求助，才可能儘快把欺凌者識別出來，改善事件，不再令事件惡化下去。反之，如果自己單獨回應，或有可能成為另一位欺凌者，結果只會令事件白熱化。

但其實沒有一方會好受，無論是受害人或欺凌者，其抑鬱、焦慮及壓力指數均會顯著地高於他人。該報告亦有一重點指出，欺凌者的指數均會高於受害人。

保護自己私隱及小心網上言論態度

教育上，除了網絡技術、保安等知識，網絡言行態度及如何應對欺凌等內容，都很值得大家關注。

為免被人容易收集到敏感資料或私隱用作網上欺凌，就要小心在網絡上所上載或發佈的資料。不應在網絡上載個人資料，在私隱設定方面，我們亦要時常留意社交平台有沒有作出更改或提升。而對於認識不深，未可信賴的人士，要限制他們查看你的戶口，更不要與他們單獨見面。

對於自己的私隱要好好保護，不應隨意拍攝及上載色情照片，因可能會被人用作要脅，要你作真實的見面或威迫進行真正的性活動。

除了好好保護自己，在網絡言論方面，我們實在應該以尊重為原則，明白每人對不同事件會有不同的看法，不應隨意惡意抨擊或以言論與行為傷害別人。如不幸遇到辱罵性或威嚇性的電郵、短訊或其他訊息，應將之保留，以便日後作為提告欺凌行為及辨識欺凌者的有用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