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式評論 主觀的指控

有圖不等如有真相，在深偽技術愈來愈高超的年代，我們已明白就算親眼看見、親耳聽到的，也有可能是假的，因此，要建立信任就必須先由了解開始，並且要有批判的思維，無論消息和資料的來源是官方、是媒體，無論觀念是來自主流社會、或是傳統文化，都不能夠無條件照單全收，否則很容易便會墮入以訛傳訛、以偏概全、或者自以為是的盲點。當然，這樣說並不是要大家懷疑一切，對甚麼人和事都毫不信任，而是想強調要尋求真相就要願意花時間、下功夫，不要先入為主。

在當前的社會氣氛，面對一些敏感的議題，無論是新聞的真偽（特別是與政府有關的）、性別議題、性教育、墮胎、喪偶之後應否再娶、甚或何謂正邪、何謂夢境、何謂真實等等，不同立場的人之間可能有極大的差異，而且他們往往很容易受一些有既定立場的社交媒體刺激情緒的手法影響，稍不留神便會被牽著鼻子走，陷入對立的關係。雖然作為一個信徒或有堅定價值觀的市民，都會持守一些重要的信念，不過，很多事都不一定是非黑即白的，中間仍有很多灰色地帶，甚或是彼此之間仍有共同或相似的理念，當我們加深了認識、減少了誤解，說不定可以增加彼此的信任，有了基本的信任，才能為求同存異邁出一步。

過去的6至7月，在基金的贊助下，明光社舉辦了五場繪畫工作坊，幫助基層兒童透過繪畫創作，認識情緒及紓緩壓力。本社邀請了曾修讀心理學及表達藝術課程的本地藝術家Sally和Sophia，帶領兒童認識藝術和探索內心。她們為小孩子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創作活動，包括將音樂中的節奏和音符畫成圖畫的體驗、藝術作品欣賞、學習不同情緒和各樣顏料的運用等。最後，孩子們以「______的怪獸」為題，繪畫一幅圖畫，表達內心世界，而透過與導師傾談、分享，孩子都經歷到被聆聽和被明白。

五場繪畫工作坊共有50位兒童報名參與，當中以小學生為主，部分為南亞裔兒童。他們在導師的引導下，都能逐漸打開心扉，分享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孩子又以顏料和不同材料，來創作他們的畫作。活動後不少孩子都面露笑容，多了一份輕鬆和滿足感。

兒童面對著成長中各樣的難題，例如人際關係、自我形象、家庭問題等，他們未必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因此，如果兒童可以透過藝術創作，來抒發情緒，實在是一件好事。當感受難以言喻時，色彩和圖像便有助表達，這也是讓孩子認識自己、感受內心的機會。導師Sally表示，類似的工作坊不只適合小孩子，成年人面對生活裡的種種壓力，經常處於壓抑和焦慮的狀態，如能有一個時間好好沉澱感受，並且揮動畫筆，也是不錯的「叉電」方法。

盼望這次繪畫體驗能成為孩子們的祝福，讓他們知道藝術創作有助抒發情緒，也鼓勵他們敢於向信任的人多作分享。

在美國心理學家R.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中，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交友apps等軟件就能結識朋友，甚至有人會於網上去挑選戀愛對象，並想單單透過網上溝通來發展感情。這種交朋結友及溝通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像最初選擇的類型，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的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變得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更易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筆者只是認為，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很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自己消失蹤影，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面對「被失戀」，或者當中有人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再次尋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這種Dexting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只是製造出來的形象被拒絕，而非真實的自己，這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只是覺得自己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社交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芽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表示，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能「毫無火花」。而且，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又會影響著一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有兩位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實體世界不看外表，在現實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亦會有機會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來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鑲在銀器上。」

（箴言25：11《環球聖經譯本》）

每逢考試，不少家長都認真陪伴子女溫習，部分家長更認為分數是反映了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更緊張。到底家長應該如何對孩子的成績表作合宜的回應呢？本文邀請了認可名冊臨床心理學家梁家揚博士為大家講解。

表達不同的情緒和感受

不論是家長或孩子，可能會為考得的成績有不同的情緒，包括雀躍、焦慮、擔心等。梁家揚博士認為，人有情緒反應是非常正常。當成績理想時，家長能夠坦率地表達喜悅；當孩子的成績未如理想，家長可以示範給孩子看，應該如何面對焦慮，例如邀請孩子一起深呼吸、靜觀、聽放鬆音樂或慢跑，都有助於降低身體和情緒緊張。

家長與子女建立開放、尊重和支持的溝通至關重要。家長可以問孩子：「今次考到這個分數，你覺得如何啊？有甚麼困難或挑戰嗎？」有時家長覺得分數已不錯，但孩子卻不大滿意，這樣的對話可以幫助家長更具體地理解孩子的處境和感受，建立更強大的親子連結。若家長或孩子感到情緒壓力過大，無法有效調節，或者需要更深入的指導，尋求專業心理諮詢可能是一個好選擇。

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

對於成績優異、名列前茅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幫助孩子訂立學業以外的挑戰目標，例如課外活動或社會服務，在其他領域繼續發展技能，不但能建立自信心和與人相處的技巧，更能避免孩子因為考試高分、毫無對手而變得驕傲。另一方面，有部分學業成績一直表現優異的孩子，他們的焦慮感可能會很大，反映在考試時身體出現不適，例如頭暈、肚痛。孩子若有其他挑戰目標，就可避免只把成就局限於學業分數，造成過大的壓力。

合理可實現的學業目標

至於成績稍差的孩子，梁博士鼓勵家長和孩子一起設定合理可實現的目標。例如孩子今次考得30分，卻把目標定為90分；這可能是家長的期盼，但對孩子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無法成為孩子的目標。若把目標定為40分，雖然仍未合格，這個目標對孩子來說實在也不容易，卻是合理可行。當孩子達成目標後，家長可鼓勵孩子思考「你做了甚麼特別的事令成績提升了10分啊？」例如平日回家有溫習、預習，今次考試有提早溫習等等，引導孩子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溫習方法，也能建立孩子自我反思的能力，以正面的態度去面對各種成長挑戰。

就算成績非常不理想，家長絕對不可貶低、批評孩子的人格或能力，或使用極端說話來發洩，例如「死蠢」、「你的成績永遠都是這麼差的了」、「你從來都沒有做得好」。這類說話會令孩子感到挫折和無助，失去學習的動力。梁博士邀請家長讓孩子表達想法和感受，例如引導孩子回想考得不錯分數時所用的溫習方法、幫助孩子找出失去溫習動力的原因，例如父母爭執、與同學吵架、學習內容太深等。孩子成績欠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透過親子之間的深入對話，有望能夠找出隱藏的問題。

家長需欣賞孩子的努力

無論孩子考取了甚麼分數，或是成績優秀，或是成績稍遜，甚至自貶「我樣樣都做不好」的孩子，家長都需要稱讚和肯定孩子在學習過程的付出，而不僅僅注意分數或等級。假若孩子每一次收到成績表，也覺得自己沒有能力、一無是處、時常犯錯，這很容易擊倒孩子的自尊心。梁博士解釋，試卷上的分數都是孩子準確地答對問題、一分一分爭取得來的，家長的眼光需要轉為欣賞孩子的努力，而非為了「未得到的分數」審問原因。

當家長和孩子一起檢視答題所犯的小錯誤，家長有時可與孩子站在同一陣線，鼓勵孩子「這題我也可能會和你一樣，都答錯啊！」如果孩子因過去的失敗而意志消沉，不論任何階段，家長也可用愛和關心，設立合理可行的目標，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孩子的努力，幫助孩子慢慢地重建自信。

其實人生階段有不同類型的「成績表」，例如老闆在工作上給予的評價、夫妻對彼此的期望、旁人對家長養兒育女的看法等。我們都希望別人不要只挑剔我們的錯失，也渴望別人能認同和欣賞我們的付出和努力。讓我們以同樣的眼光來欣賞孩子，熱切地期待他們每一個微小而重要的進步。

小學校長對家長的話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黃靜雯校長：成績表是簡單的一覽表，透過每學期或每年的情況比較，反映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學業情況。除了各科目成積及名次，成績表也包括了出勤記錄、老師評語、操行等級、獎懲記錄及課外活動記錄等。家長平日可多與老師溝通，老師能觀察到其子女在學校的表現，家長可以多問有關孩子上課態度、與人相處、禮貌及溝通能力方面的表現，多角度了解子女的成長需要。黃校長特別強調，家長需要以平常心去解讀老師的意見，也不宜將孩子與他人比較，應從縱向角度分析孩子在學習態度方面是否有進步或退步，因為品格培育才是孩子成長的關鍵。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鸚鵡與人類的溝通方式很相似，在面對面時，也是透過聲音傳遞資訊、情報；亦用肢體語言補充，強調無法透過聲音表達的情感或意志。鸚鵡亦人類一樣是群居動物，有報道指出，如果牠們太孤單，欠缺互動、玩具，會導致牠們出現心理問題，行為上甚致會有鳴叫、拔毛自殘等行為。

最近有科學家讓九隻鸚鵡透過主人們的協助，在平板電腦中選擇自己喜歡的鳥兒，之後啟動Facebook Messenger讓牠們與所選的鳥兒視像聊天。在六個月的研究中，科學家發現鸚鵡明顯喜歡視像聊天，牠們共用500多分鐘作即時通話，只用了100多分鐘觀看短片。而且，部份主人相信，鸚鵡懂分辨不同的對話場景，又會經常靠近平板螢光幕，觀察另一鸚鵡的動靜，並會模仿彼此的行為，甚至有鳥兒在通話期間學習覓食及第一次飛了起來。

筆者覺得很有趣的是，以往許多科學研究都是以有利於人類為目標，但這個研究卻是朝著了解如何應用科技來幫助動物溝通的方向，報道指這有助發展以動物為中心的「互聯網」，以減少動物因獨留在家，缺乏與人或同類溝通的傷害。其實這也是神交託人類管理大地的一項任務吧。

而人類與鸚鵡的溝通模式如此相近，可以聯想到人與人之間、家庭成員之間，亦應保持互動及交流，才能互相關顧，保持健康的心境。如果彼此間缺乏互動機會，轉向應用網絡來尋找其他的溝通對象，或以看片、遊戲來作消遣代替，或因為沉迷網絡而忽略在生活中與人的溝通，對人的情緒都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參考資料：

〈鸚鵡愛視像聊天｜模仿群居生活 有助發展動物互聯網〉。《信報》。2024年5月8日。網站：https://ejtech.hkej.com/%E7%A7%91%E6%8A%80%E5%8B%95%E6%85%8B/%E9%B8%9A%E9%B5%A1-%E8%A6%96%E5%83%8F%E8%81%8A%E5%A4%A9-%E5%8B%95%E7%89%A9%E4%BA%92%E8%81%AF%E7%B6%B2-%E7%BE%A4%E5%B1%85%E7%94%9F%E6%B4%BB/。

Daisy Chuang。〈想要即時互動，比起預錄影片鸚鵡更愛視訊聊天〉。科技新報。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technews.tw/2024/05/07/parrots-video-cha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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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嗎？

經歷過大起大落的這些年，很多人都關心香港發展會不會是「到此遺址」，還是就此由亂入治，再由治及興，大有前途。當然，在今時今日，香港這個大城市如何發展下去，實在由不得筆者這樣的「小人物」去說三道四。在「大城」之下，我們這幾年不斷的講述「小理」，在社交平台發放的「大城小理」節目，原來已有三年多的光景。但正正在大道理頻頻出現時，我們見到的，更多的是不少人的徬徨、失意、傷心，就是一句：「這城市變了，而I’m NOT OK」。

或許，在關心這城的股市能否收復失地，經濟能否追上疫前光景，樓市會否再度暢旺，香港是否能成為盛事之都的同時，我們更需要真心問一下自己：你還好嗎？

香港人真的「NOT OK」

在此，請各位讀者原諒筆者在這裡「持續放負」。你或許以為是筆者太悲觀了，「睇唔到由治及興帶來嘅好處」，但實情就是，不少香港人在這些年間，活得並不快樂。在2023年9月，有社會企業與東華學院發佈了一項名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調查的結果，在向受訪者了解他們的個人快樂感、心理資本、價值觀、社會幸福感、外在環境因素滿意度、自評健康狀態、抑鬱情緒症狀及個人特徵八大範疇情況後，歸納出「香港整體開心指數」，指數以10分為滿分，2023年只有5.88分，是自2018年以來最差，創五年來的新低，也是首次跌破6分。[1] 細看調查結果，就會感到問題嚴重：在調查中發現，有24%受訪者自覺「不開心」，比2022年上升達一成；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一個人幾乎每天都出現心情低落、沮喪或絕望的情況；有12.8%的受訪者則幾乎每天出現入睡困難、睡不安穩或睡眠過多的困擾；16.8%受訪者經常感覺疲倦或沒有活力，10.9%受訪者幾乎每天做事都提不起勁或無樂趣。而最叫人憂心的是：認為自己精神不健康的受訪者，由2022年的16.7%，增加到2023年的29.7%。[2]  

很多人以為香港人唔開心，多是因為「經濟不景、生意唔好、商店執笠」。如果經濟好起來，人人有錢，香港人就會開心了，就會無事了，不過情況剛好相反：有調查指出人均本地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愈高的地區，快樂指數往往會愈低；愈年輕的受訪者，快樂指數也愈低。年輕人的快樂指數偏低，箇中原因或許與他們對前景悲觀、難以向上流等因素有關（這些原因在本文不會再探究了，你懂的）。[3]

IT'S OKAY TO NOT BE OKAY

經歷了大城市這些年的高山低谷，經歷過大城市風光的日子，香港恍若自高下滑，風光不再，被鄰近城市超前趕上，看來更是前景無望。在面對不明所以的前路時，人們當然會感到沮喪，但也得繼續過日子。或許，我們都要學習一下：IT'S OKAY TO NOT BE OKAY。可能你從網上韓劇中看過這標題，但本文並不是想探討這套韓國神劇如何成為收視冠軍，或是討論劇中主角如何與精神病患者同行，而只是想說單單一句原話：你作為你，就已經夠好了——唔OK，其實也是OK。

要將IT'S OKAY TO NOT BE OKAY「強行翻譯」，真是很為難。香港人在中西文化融合的環境中生活，早就可以雙語並用，並可帶出比原話更好的詮釋：「得唔得都得，就算『唔掂』都唔係問題！」有人可能覺得這句「唔得都得」是一句「偽正能量」的說話，但相比那些「你一定掂㗎！」，甚或「你唔可以唔掂！」的「正能量」口號，那種「不成功便成仁」的意識，人生成功只能是winner，否則就是loser的想法，這才叫人窒息。

其實，你和我都只是正常不過的凡人，不論在工作上、或在生活中，問題天天都多，負面情緒一定會不斷累積，這是OK的！有時候，容讓自己嘆一下氣（聖靈不也是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來為我們禱告嗎？）負面少少，放負少少，其實也是OK的，因為我們總要有個出路，去宣洩自己的負面情緒。正如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對信徒的勸導，當中要留意的是：保羅不是說不可以生氣，他甚至沒有提及人們生氣的原因，或是評論誰對誰錯，該不該生氣等問題，而是勸信徒「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帶著正面而堅韌的態度，去明白生命中總有些NOT OK的事情，其實這才是叫人成長，成為羅馬書五章3至5節所言：「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那樣，我們可以怎樣面對NOT OK呢？有人建議吃一頓美味的飯和睡一個美滿的覺，滿足一下自己；或是阿Q一點，用「逆思維」的精神去消化和面對難題；正面一點的，就是從負面情況中學習，作出反省，總結經驗，再提醒自己以後如何做得更好。[4] 由此再想，筆者想到的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在不OK的社會中，我們雖然未必有能力變天，但至少可以在面對不合理的事時不去做一個幫兇，而做一個對得住天地的好人，如那七千未有跪拜巴力的人一樣（王上十九），其實已經很OK了。

人生是否OK不在於成就

不期然想起近期上畫的一部電影《奇蹟列車》（英文片名是：One Life）。這部劇情片根據英國人道主義救援者尼古拉斯．溫頓爵士（Sir Nicholas Winton）的真實故事改編，而其實溫頓先生自己也經歷了一段NOT OKAY的人生故事，1938年二戰開始之前，當年29歲，於倫敦股票行任職經紀，從來與政治及戰爭沾不上邊的溫頓，本來計劃到瑞士滑雪度假，但臨時收到他在捷克工作的朋友邀請便改變了行程。歐洲幾個國家原以為《慕尼黑協定》讓德國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德國就會滿足了，然而希特拉其實已盤算更大規模的入侵計劃。在被納粹德國佔領的捷克，大批猶太人家庭被追捕，生活條件惡劣，無法逃離捷克。溫頓在了解當下的形勢後，決意展開計劃拯救當地的猶太兒童。當時英國政府容許這些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猶太人孩子到英國居住，但官僚列出的條件相當嚴格苛刻：他們既要為孩子尋找寄養的家庭，配對之後，還要安排交通，讓他們坐火車由捷克到英國，並要為每個孩子籌集高達50英鎊的費用！在溫頓與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努力下，他們最後安排了八次營救行動，總共救出了669位猶太兒童到英國。可惜的是在最後一次行動原本可以營救最大一批兒童，但因為出發時遇上德軍入侵波蘭令二戰爆發而不能成行，令250位兒童大部份都未能逃脫。溫頓為此終身抱憾，也從不向他人透露有關營救行動。

而在50年後的1988年，當溫頓在清理辦公室的雜物時，其妻子發現了大量當日拯救行動的文件，當中更包括記錄了所有的兒童名單。他的妻子將這些文件交給傳媒機構，最後由英國廣播公司製作成紀錄片《這就是生活》（That’s Life），當中講述了整個故事。不知情的溫頓被邀請參加演出並被安排坐在觀眾席的第一行，同時也邀請了一批他協助拯救的兒童到節目與他見面，場面十分感人。溫頓先生後來除了被捷克和英國表揚，更被以色列稱揚為「國際義人」。

人的一生是否OK，有時其實不在於實現目標，成為勝利者，而在於有沒有好好為自己的目標和理想奮鬥過。當我們堅持過，努力過，無悔無怨，無愧於心，其實已經很OK了。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自從Netflix將台灣劇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上架後，台灣社會引發一連串的#MeToo事件，不同界別的人士紛紛公開以往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從政界到演藝界都無一倖免。當然，勇敢地指證他人曾侵犯自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事，起碼可以避免日後出現更多的受害人，但當這些言論，無論是表達個人的經歷或澄清，只要出現在網絡上，大眾便會議論紛紛，誰對誰錯，一時之間都不容易弄得清楚。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大眾的言論傾向支持某一方，另一方的回應頓時會變得軟弱無力，甚至出現禁聲的情況。筆者在此預先聲明，本文並沒有意圖將責任加諸受害者，只是想提供多一種可能性去面對公眾言論。

於網絡上發表言論，在網絡多元的社會下，很容易引發所謂的「公關災難」。公關災難源於發言者的言論對其所屬單位及形象造成的負面影響，後續情況就是不斷收到負評，甚至是攻擊性言論。當然，引發公關災難的條件並不一定是發言者真的做錯了甚麼，而是某些人或網民因為該言論不討自己喜歡及先入為主等理由而蓄意公審相關人士。而公審，正正就是用壓倒性的輿論來攻擊他人，這同時也是屬於網絡欺凌的一種。然而，當我們留意別人在網上的言論時，以中立的態度應對是否在新一代網絡多元的社會下是不可能發生的呢？當我們崇尚「無罪推定」的法律原則時，卻會否在網絡上成為了「有罪推定」的舉證者？

台灣近日的#MeToo運動正正就是一個好好審視網絡禁聲現象的例子。過往數個月的#MeToo事件接連不斷，特別在政壇中的性騷擾事件，在20多天中，已經有多位政治領袖遭到指控。[1] 不過，最引人注目的應該就是演藝界的性騷擾事件了。在6月上旬開始，藝人許傑輝、宥勝、黃子佼、炎亞綸以及陳宣裕（NONO）等人分別被指控曾經性騷擾他人。

其中黃子佼的回應最為觸目，因為他先後在臉書發佈三段回應性侵指控的影片，除了向眾人坦露自己的成長史，讓自己的性格變得扭曲，兼向公眾道歉，並且在道歉之餘，也順便地透露圈內其他藝人的私生活，[2] 其中他指出：「他們都沒有錯嗎？只是因為他們不是metoo嗎？我不管，我就是要說出來，管你們去死，反正也沒人管我去死。」[3] 他的意思似乎是，為何其他人不道德的私生活可以倖免指控，而自己就因為性騷擾這不道德的行為被指控呢？在此，人們就會對黃子佼生出這樣的印象，雖然有道歉，但也想拖其他人下水，顯得他的道歉不太真誠。後來，據悉黃子佼因承受不了輿論壓力而有自殘的行為，直至7月19日，即事件發生後的一個月，黃子佼再次現身社交媒體發表長達萬字的表白，不過重點不在於內容，而在於引言：

「這是一篇，寫了近一個月的文章 。這不是傳統的道歉文，比較接近日記文，但該致歉的，絕不會少。很抱歉它遲來了。而且，是瀑布文。起起伏伏，兩萬字上下，極長篇（所以這次我沒辦法〔一〕如既往齊頭齊尾）。

關於本文方向與字數多寡，我自認，什（甚）麼範本都不適用。而且，肯定無法滿足所有人。所以，我真心選擇我手寫我心，百分之百發自內心誠心。邀請～仍願意理解我的、給我機會的人，深入探索。

首先，如果您想閱讀，我懇求您先看完以下提醒，再往下，好嗎？」[4]

說白了的意思就是，若然已經有自己的立場，不再給他機會的人，不用再看下去，因為有這樣的前設，他已經再沒有說話的權利，就如被禁聲一樣。

而另外一個鬧得最沸沸揚揚的指控，就是有關藝人陳建州（黑人）涉嫌性騷擾事件，事情還涉及其太太范瑋琪，范也是一名女藝人。陳建州被一名前《黑澀會》成員周宜霈（大牙）指控性騷擾後，陳建州對大牙提出索償，後改為控告對方刑事誹謗。因陳建州對於任何性騷擾指控皆堅決拒認，而其太太亦力撐丈夫。不過輿論亦未有轉向，甚至將矛頭直指其太太范瑋琪身上，疑受事件影響，范的個人演唱會原定9月8日在台北舉行，最終亦被取消。大批網民亦在兩夫婦的社交媒體發表攻擊性言論。牽涉#MeToo事件、被指控的人，彷彿他們的語言已經失去其能力，只能單方面接受攻擊。

以上兩個性騷擾個案都未經審理，也沒有具體的證據指證涉事藝人。當然，愈多人對同一人提出指控，他們真的有犯下罪行的可能性會較高。但事實是，可能性高並不是百分百的肯定，人們心中第一時間便將被指控的人定罪，而往往在網絡媒體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單方面的言論壓倒性地掩蓋其他人的聲音，網民未審先判地認為單方面的指控就是真相的全部，造成禁聲的亂象。我們可以關心提出指控的受害者，但不代表受指控的人必定有罪。在沒有任何具體證據以及判決前，我們能保持中立的心態去看待網絡上的言論嗎？這種亂象一旦延燒至支持自己丈夫的太太時，難道信任自己的丈夫，支持自己丈夫也是錯的、也有道德上的爭議嗎？在我們高舉「無罪推定」的時候，自己又有否虛偽地未審先判？而弔詭的是，近日又發生了另一宗事件，對於YouTube頻道微辣前經理輕生一事，有KOL提出：因為社交網絡不是法庭，所以「網民看到的就是證據」，有關的言論，難道是鼓勵大家要為一些自己不清楚的事也選邊站才是正確態度？

一些台灣新聞網站，例如「民視新聞網」，往往會在其報道下方，寫上一句提醒讀者：「任何人在依法被判決有罪確定前，均應推定為無罪」。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身處於真假難分的資訊洪流當中，我們的確很難辨別一些錯誤訊息和虛假陳述，而且如要逐一去辨別，亦十分費時和未必有此必要。看著螢光幕，甚麼進入了我們的眼目？我們被訊息牽引到哪裡去了？隨著螢光幕中的廣告、吸引的標題、誤導性的訊息，可能會引起我們的好奇心或觸動我們的情緒，而我們有限的、具有價值的「注意力」，就被誘惑到一些可能有害或不健康的內容當中，注意力甚至可以賣錢，吸引注意力就變成商人的賺錢工具。

有專家提出，學習數碼媒體素養，可以幫助我們主動「無視」一些資訊，避開誘惑。史丹福大學及布里斯托爾大學的學者們最近在心理學期刊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發表一篇名為〈批判性忽略作為數碼公民的一種主要能力〉的文章，[1] 提出我們可以透過這種「批判性忽略」（critical ignoring）面對網絡洪流，它可以分為三個層面：

1. 自我推動（self-nudging）

因著我們的「注意力」常於網上被低質素及刻意誤導我們的資訊霸佔，並衍生出「仇恨、憤怒和上癮等情緒反應」，[2] 教育心理學家Sam Wineburg指出，我們可以故意地忽略資訊，而方式是「自我推動」。它不是家長式或操縱式的操控，而是讓一個人自己去了解令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或失實資訊，如何對他帶來不良影響，而當一個人能夠主動去控制和組織他的環境，便可以避免直接面對這些資訊的誘惑。

這就像自我推動者可以決定將令人致肥的零食放在自家廚房頂層架子的最後面，讓誘惑（即垃圾食品）從視線中移除一樣；人們可以隱藏一些讓人上癮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或通過過濾方法去主動選擇忽略不必要的誤導訊息，[3] 以便我們能將有限的注意力投放在適當的地方。

2. 橫向閱讀（lateral reading）

這是一種查證的方式，就是在面對有問題的資訊時，不要專注於深入挖掘不確定的來源，相反，應該橫向移動到其他來源來確認訊息。我們可以有策略地故意忽略未知是否可信的網站，並且搜索一下文章的作者、發佈機構或當中所提及的其他資料。如果橫向閱讀表明該網站並不可信，我們還要繼續投入去挖掘它，根本就是在浪費時間和資源。

雖然這似乎是需要更多的動力和時間去學習和實踐橫向閱讀，以了解更多，但專家稱長遠來說是值得，因它可以幫助我們節省時間，常進行事實核查的人，對不同網站的背景有更多的了解，他們只花幾秒的時間就可以確定消息來源的可信度。當提升了對資訊來源的可信度的判斷能力，我們就可以減低受騙的風險。

3. 不要餵養「山怪」（don’t feed the trolls）

Troll原是指山怪，但在這裡它是指一些於網絡上喜歡發表挑釁或侮辱性言論來挑起罵戰並從中獲取快感的人。專家指出，我們有時要主動忽略的不是訊息，而是發出這些訊息的人。儘管他們是少數，但陰謀論者和科學否定者的聲音足以對人們造成傷害。一些有問題的網絡行為，如散佈虛假資訊及騷擾行徑，做出這類事情的人總是非常活躍，回應他們的方法就是「不要餵他們」：忽視他們，拒絕與他們接觸。而社交媒體用戶亦可以向平台舉報這些不良行為，以平台的內容審核政策（content-moderation policies）來制止欺凌及網絡的挑釁、侮辱言論的傳播。

所謂謠言止於智者，我們要努力分辨資訊真偽之同時，也可以不傳送有問題的訊息及舉報不恰當的行為。

面對我們一生都不會看得完，並每分每秒都在更新的網絡資訊，我們實在需要自制力，並要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被牽著鼻子走。有人會患上「錯失恐懼症」（Fear Of Missing Out，FOMO），深怕自己會錯失一些重要的訊息而不斷的去追去看……但既然每分每秒都會有新訊息出現，我們又何妨讓自己從爭分奪秒的態度放鬆下來，找個空間安靜一下，然後享受沒有訊息彈出的時刻，由得自己錯過一下訊息，試試「錯失的快樂」（Joy Of Missing Out，JOMO）？

人生總有許多不易解決的難題、不想面對的處境、以及不能逃避的現實，有時，學會看闊一點、看遠一點，才是避免令自己走進死胡同的最有效方法。特別是作為父母的，對子女總會寄予十分高的期望，而期望愈高、壓力愈大，對雙方都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學會如何調校自己的態度和期望，對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十分重要。在香港的教育制度之下，最容易令親子關係緊張、產生磨擦的就是做功課和溫習的問題，因為愛之深、責之切，家長無法像補習老師般抽離，過份上心，以至容易牽動自己的情緒，按捺不住就會說出一些過了火位的話，因此，學會避免說一些會傷害關係的話十分重要。又例如在性教育方面，家長和老師往往既緊張卻又不懂得如何開口，卻容易忽略了性教育其實也是價值教育，誤將它看成只是與生理發展和性行為有關的教育，看闊一點，才更容易將它融入日常生活的不同話題，教的時候不會太過尷尬。

而在網絡的年代，要避免被別有用心的人牽著鼻子走，必須先學會主動而非被動地接收網絡上的資訊，更要橫向查證一些重要的訊息，並且刻意避開一些明知很有問題的「山怪」。當然，人生最不容易面對的問題是死亡，以及在生存與死亡之間的掙扎，如何死得安樂或者可以安樂地死去雖然在香港仍未成為熱門的話題，但教會群體應看得遠一點，才能更有效協助弟兄姊妹面對時代的挑戰。最後，堂會與機構之間本應是最佳的伙伴，但往往又未能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作為堂會和機構的領導，為了天國的事工，實在有需要不斷反思，如何共創雙贏。誠願在2023年開始，透過今期的《燭光》，能與大家一起看闊一點、看遠一點。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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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編輯﹕謝芳

「你們既是順服的兒女，就不要再效法從前無知的時候放縱私慾的生活。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的，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因為聖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聖經新譯本》〈彼得前書 1：14-16〉

現今世代的年輕人，不是徘徊在動漫世界，就是沉迷於遊戲世界，甚或愈來愈少閱讀，就算偶而閱讀的，許多只會看漫畫。說到漫畫書，或許大家腦海聯想到的，是一本本的漫畫書，但事實上，漫畫書電子版已成潮流，就像其他電子書一樣，就算有紙媒印刷版，大概亦是為收藏所用。漫畫的電子化，加上盜版翻譯漫畫層出不窮，各類的漫畫令青少年更容易觸及，特別在不同的漫畫網站及應用程式內，無論收費或免費都是「海量」般供應。

現實上，大部分坊間的漫畫都暗藏一定程度的不良意識或性意識，例如看過《多啦A夢》的讀者，都會意識到內裡有不少欺凌事件，甚至大雄亦有多次進入靜香正在洗澡的浴室。在《蠟筆小新》的動畫和漫畫中，小新也多次露出臀部，甚至利用股間摩擦物件。故此，在漫畫中，或多或少都會出現一些意識不良的情節。不過，是否因此就禁止青少年閱讀？筆者認為有討論的空間。或許我們不宜亦不可能完全禁止青少年看動漫，但我們卻可以教導他們如何選擇合適的讀物。本文嘗試帶出在不同種類漫畫中的文化是如何影響青少年，並推薦一些較為健康的漫畫給青少年選擇，家長亦可多加留意子女閱讀漫畫的習慣。

漫畫中的正面意識

在坊間，縱然會出現帶有不良意識的漫畫，但當中亦有一些能夠帶給青少年正面信息的作品。觀其一些比較流行的漫畫，諸如《海賊王》、《火影忍者》、《鬼滅之刃》等等，它們都是連載於日本《少年JUMP》漫畫週刊。而《少年JUMP》的漫畫通常都會有一項貫穿整個劇情的黃金法則：「友情、努力、勝利！」這個法則主導著故事的走向，內容不會脫離：擁護友情，甚或友情至上和追求不斷變強的主角，最後邁向皆大歡喜的結局。

我們會認同，如果青少年可以學習到友情和努力是一件正面的事，這也正正符合青少年需要改善的特徵，包括自我中心、個人主義、部分缺乏上進心等等。現時青少年大多為「網絡原住民」，加上疫情的影響，或許已經不懂得如何面對面社交了，而這類型漫畫非常強調友情或友誼，當中的角色可以為朋友而犧牲自己的，許多角色都是為了朋友而努力的，這帶出了一種「為他者」的倫理教導，換句話說，就是擺脫自我中心的教導。

漫畫中性與暴力

但不容忽視的是，無論漫畫內容帶出的信息多麼正面，它們表達的手法就必須細心留意，正如之前所說，不少漫畫當中都暗藏著許多不良意識或性意識。無可否認地，性意識已經融入了不同的媒體和創作，根本就令人防不勝防，何況是入世未深的年輕人。在網絡發展迅速的今天，漫畫也不能夠倖免於色情資訊氾濫，最著名的種類大概就是戀愛後宮漫畫了（即1男多女的感情生活），當然也有所謂的逆後宮漫畫（1女多男的感情生活），只是比例較少而已。顧名思義，即是愛慕主角的角色會不斷地陸續出現，而主角會與不同的異性發生曖昧的關係，甚至出現涉及色情成分的內容，如《約會大作戰》、《五等分的花嫁》等等都是感情混亂的漫畫，可能會讓人憧憬著這些關係，令到一對一的戀愛關係不再被重視。當《出租女友》這種美化援交的漫畫或動畫都受到不少的好評時，不少的錯誤的價值觀或正嚴重影響青少年的成長，特別是未來對愛、婚姻和家庭的價值和期望。

除了主要談及感情、兩性關係的漫畫，也有一些主打暴力、血腥、展露人性陰暗面等等的漫畫（部分含有性暴力），類似《魷魚遊戲》的題材，或者可以說是《魷魚遊戲》的參考資源。舉例而言，《彌留之國的愛麗絲》、《朋友遊戲》、《殺戮都市》、《進擊的巨人》，還有「海量」的恐怖漫畫，如集結恐懼、暴力、死亡、黑暗於一身等等的作品，都將暴力與人性的醜陋推至高峰，雖說當中的主角都會有拼命幫助朋友的特色，但似乎劇情中的暴力和黑暗(人性的黑暗)才是焦點。這類作品的確會影響社會上的暴力行為，葛洛斯曼的《暴力電玩如何影響殺戮行為》內亦有提及媒體及電玩傳播的暴力如何從心理學上對人造成影響，有興趣可以看一看。如套用在青少年，或許心智並未成熟、未懂得批判當中的內容便有可能受到影響。綜觀現時的教育，除了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很少有中學聚焦於性/倫理觀念的教導。

部分漫畫的推薦

既然漫畫作為一個主流文化，又無法避免地會夾雜著不良意識，筆者選擇一種名為Lesser evil的做法：即是從眾多不良意識的漫畫中，選擇一些較少不良意識，同時內容的焦點是主要放在正面訊息身上。以下可推薦：

1. 《火影忍者》：故事內容為一位失去雙親的小朋友如何透過努力，對友情的執著，最後邁向夢想，也是一個頗勵志的故事。
2. 《灌籃高手》、《排球少年》：它們都是以運動項目為主軸，主角和其他角色為邁向目標而努力，內容大致是正面的。
3. 《名偵探柯南》：是一套懸疑偵探並帶有少許恐怖情節的漫畫。主要講述犯人無論犯罪的手法多麼精密，主角作為偵探，都會竭盡全力找到犯人，而犯罪者也要承擔相應的後果。
4. 《我的英雄學院》：故事講述一位少年面對別人的嘲笑仍努力不懈的故事，為典型的「友情、努力、勝利」漫畫。

篇幅所限，欲推薦的漫畫未能盡錄。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縱使一些看上去只是普通題材的漫畫，例如運動、烹飪等等，都有機會充滿不良/色情資訊，如漫畫《食戟之靈》雖然是一套廚藝比拼的漫畫，但內裡的色情訊息卻佔據了大部分。故此，如何選擇合適的漫畫伴隨青少年成長，是一門艱深的學問。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2.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3.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以前，偶像是神一樣的存在，歌星明星即使面對輿論壓力，但因為較少與大眾作近距離接觸，所承受的壓力相對較少，當然他們也會有情緒失控，或者壓力很大的時候。今日的偶像因著互聯網，比以前透明得多，已經不再是神一樣的存在，他們變得落地貼近大眾，但同時因為太貼近，他們會非常近距離地接受不同的訊息，當中有不少訊息、留言對一位歌手來說，可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部份不喜歡某位歌手的人，甚至更會組織群組去批評、踐踏、傷害對方，今日的歌手，有時甚至會出歌還擊，火藥味濃。

偶像的必修課

歌手被網民評頭品足，早就成為不少演藝人的「必修課」，如果面對負面批評、網民攻擊，仍能不失禮貌、不影響情緒，是非常困難。早在十多年前就有歌手方皓玟的一曲To Haters，表達如何在網民的面前，仍然要努力做好自己，而不只是單純的討論網民的行為，畢竟人也只能努力做好自己，才能面對群眾。

之後不少男團MIRROR的成員，也有透過歌曲表達自己的想法和面對不同聲音的壓力和回應，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Anson Kong在頒獎禮後因為拿不到自己想得到的獎項，失望到即場黑面，之後被傳媒和網民批評，他最後唱了《黑之呼吸》來表達自己，指他在眾人面前黑面，只是真誠的展露了自己的感受，即使這樣有機會招惹口舌，也堅持活出自己。

又例如MIRROR的另一位成員Anson Lo（盧瀚霆），他的歌曲Ego也在問網民不同方向的批評和建議，有時會令人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甚至有時更覺得網民為了譁眾取寵，故意說一些很誇張的評語，企圖去帶領討論的方向，事實上沒有理會藝人本身的內心感受。類似的歌其實不少MIRROR成員也唱過，當中突顯了成員成為藝人、明星過程中的掙扎。這種歌曲也引來很多的共鳴。

勉強比較，不如不聽

除了表達自己的感受外，更有部份歌曲有「還擊」感，例如MIRROR的Warrior，這首歌的MV可在YouTube收看，而在歌曲的文字描述中，就主動質疑「老海鮮是無法明白新物種的」，甚至要「懷著打不死的戰意信仰精神，即使地球已死，我們還有開拓新宇宙的戰鬥力」。雖然社會上不少人將之描述為與社會有關，但回望歌曲的描述，本身應該是在回應樂壇或娛樂圈已死等說法，他們希望實際用好音樂去回應一些網民的指控。除此之外，類似的歌曲當然還有在2021年推出，由多位年輕歌手合唱的歌曲《樂壇已死》，當中的歌詞就更直白地指出，你不聽新歌也可以，也請不用與以前比較：「贈你這卡式機，聽返你舊時多優美。」

由溫婉的表達自己想法，到還擊，最終當然還有更毒舌版本的回應，例如Jace（陳凱詠）的歌曲《收聲多謝》就更加老實不客氣，明明知道「專家」是為了有話題才講，就直接請對方不要聲控人，請他們全部「收聲多謝」。可見香港新一代的藝人一方面要面對著比上幾代人更直接、更埋身的批評，他們有時甚至會很難面對這些批評，但過程中他們更要學習如何閱讀這些負評，然後化為正能量，將自己變成一個更加強大的人，以致能面對這些東西。

藝人也是人

雖說「食得鹹魚抵得渴」，用流行的說法去表達就是「份糧包嘅」，但說實話藝人也是人，社會大眾可以欣賞他們的創作，也可以評論，但觀乎網上的確有不少人是為評論而評論，部份根本就是人身攻擊，內容也沒有甚麼養份，這些為點擊而來的留言，最傷害的是藝人本身。事實上沒有人希望做一份正當的工作卻每天被人無故評頭品足，特別是當他們其實沒有做錯甚麼事的時候。

藝人說到底也只是流行工業下的一種商品，所謂「百貨應百客」，你不喜歡可以不買，實在沒有必要透過網絡攻擊，逼藝人、明星、歌手做你喜歡的事，當然你也可以表達想法和意見，但前提還是應該議事論事，當討論超越了理性，輕則影響討論區的氣氛，重則影響藝人本身的情緒。不少藝人會因為網絡的留言或者討論，坦言會感到不開心，甚至有壓力，也有藝人因此而衝動地做了不合適的回應。

今日的藝人之路不好走，但願大家多點包容體諒，少點攻擊，這樣才能百花齊放。

編輯﹕謝芳

「不要模仿這個世代，倒要藉著心意的更新而改變過來，使你們可以察驗出甚麼是　神的旨意，就是察驗出甚麼是美好的、蒙他悅納的和完全的事。」
《聖經新譯本》〈羅馬書12﹕2〉

簡單來說，「元宇宙」（Metaverse）是一個在線的三維虛擬環境，有著去中心化的特質，不少人用作日常社交連結及遊戲的空間。這陣子連繫著元宇宙，還有NFT（Non-Fungible Token–非同質化代幣）及不少藝術項目，極具吸引力，不少投資者投入資金發展業務項目，亦吸引不少年青人投入體驗。為了解更多元宇宙對青少年的影響，筆者訪問了對具有豐富軟件設計及數位行銷經驗，並向不少教會、神學院及機構提供培訓，現於馬鞍峰香港教會牧養青年，並任Jesus Online科技總監的鄧諾文先生（Anson）。

元宇宙的特性

談到元宇宙，筆者以為就是戴著VR（虛擬實境）眼鏡，配有外置控制器，可自由地以新身份進入虛擬環境。但Anson指出，元宇宙仍然在演化，它不局限於VR、AR（擴增實境）、MR（混合實境），因為在技術上仍在發展，日後可能根本不需要VR眼鏡就可以進入虛擬的世界。其次，它能使你具有 Immersive（沉浸式），即整個人置身在虛擬世界的體驗，愈來愈分不到現實與虛擬。第三，就是「身份」這個問題，業界在研究元宇宙，可讓我們具備同一個身份進入虛擬世界的不同遊戲及不同的世界。當我們建立起Digital Citizenship（數碼居民身份）就可以在這大「宇宙」中，以同一身份跳入不同的世界。我們會有Identity（身份）外，也會有Ownership（擁有權）去擁有自己的資產。上文提到的NFT 就是在解決那個身份及擁有者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技術。

我們若用同一身份自由進入元宇宙，跳入當中不同的世界，只要自己不透露和保護得好，這身份是具有匿名性，可隱藏真實的身份。但是，如要在當中擁有資產的話，BlockChain（區塊鏈）技術就非常重要，它可讓我們不用提供任何身份認證的情況下，透過Digital Wallet（數碼錢包），擁有個人加密的號碼，就可以擁有及控制在虛擬世界中的資產。Anson提到，這種既可隱藏身份，又能行使個人權利的感覺，正是人們在虛擬世界所渴求的形態。

元宇宙的發展

元宇宙只是年輕人的世界嗎？Anson認為，在早期的發展中，的確有許多「不怕死」的年輕人投入去開創這個元宇宙。隨著日子久了，這群年青人變得非常富有，有見及此，近期不少成年人亦開始接受，亦令一班資深投資者非常感興趣。元宇宙也漸漸建立起一個龐大的經濟體系，不少國家因此都想立法去監管。以他個人教學遇見的學生來作統計，使用這些相關技術的普及率約達5-10%。

為何元宇宙發展這麼快？Anson認為原因在於其不用審批的特性。他舉例指出，在美國，有幾千萬人因為信貸評級不合格而未能開戶口，而數碼錢包就正正是人人都可以擁有，打開了人們進入金融世界的門，令現存銀行的限制消失。他亦認為這是在解決貧富懸殊的問題。這情況在發展中國家，相信更能引起人們的興趣。

流行於青少年中的形式

在Anson牧養的青少年群體中，約有10-20%的青少年正嘗試接觸這些產品，不算是非常普及，暫時只停留在試玩，或看看能否從投資賺到點錢的階段，如買NFT或加密貨幣等。他更指出，暫時年青人最多的還是在玩區塊鏈有關的遊戲，如The Sandbox或Decentraland。The Sandbox是一個建立於以太坊區塊鏈上的去中心化、開放式元宇宙區塊鏈遊戲，以邊玩邊賺 (Play to Earn)為概念之一，玩家可於遊戲中以NFT形式擁有自己的土地、創建自己的遊戲、擁有所有遊戲資產；由於它是香港公司所創立，所以在香港比較多人認識。而Decentraland是一個虛擬世界及社區，由區塊鏈技術推動，用戶可開發及擁有土地、買賣藝術品和 NFT，和舉行社交聚會或舉行研討會等。而Anson亦會和神學院在這兩個遊戲裡做教學的平台。

另外，有不少青少年會在元宇宙中製作自己NFT數碼藝術作品，如繪畫、攝影作品等，來發售或籌款，成為他們建立興趣的平台。而學習Coding（編碼）、寫程式去創建遊戲，也是現時不少人感興趣的。Anson認為，元宇宙對大部分人來說，仍是很新和在發展中，既充滿機會，又充滿危險的地方。尤其對於一些不熟悉它的人來說，裡面有很多Scam（騙局）及假的東西，不理解其背後的東西，但又要付款，就容易跌入陷阱當中了。不過，由於它還是新開發，普及率不很高，所以其競爭還不是很大，仍有許多發展空間。雖然不知道它將來的發展，是否如之前的亞馬遜或蘋果公司，但有很多人正憧憬著它的發展，希望可以及早投資在一些NFT公司，期望日後可以變成現時的亞馬遜、蘋果平台般成功。

自主性與交流

元宇宙平台的特點，就是可以呈現很多人的創造及聰明的想法。Anson列舉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分佈式自治組織）就是一個好例子，參與者雖然是匿名的身份，但仍可以在購買一些資產後，成為DAO社區的重要成員，去參與決策一些重要的決定。能夠集合一些人做決策，令社群繼續發展下去。

Anson分享到，雖然在參與當中不知道對方的身份，但透過談話的內容，仍會感受到對方是甚麼「質地」的人。「真正認識一個人，不是對方有甚麼『牌頭』，這不是真實。最真實是在大家的對話當中，去發掘這個人的『質地』。」他十分接受元宇宙中的匿名性，因為在軟件世界這麼多年的經驗中，他看重的是對方的「能力」，多於看對方是「誰」。他坦言，這與真實世界有很大分別，因為真實世界中，人們大多看對方是「誰」，多於對方的「能力」。

更多人參與的危機

上面提及了元宇宙的吸引之處，Anson亦估計會愈來愈多人跳進元宇宙，因為VR進入元宇宙的工具會下降至民用價錢，約千多兩千元就可以買到，令很多人可以去嘗試。而且亦開始有教育界的人士用這工具於學校的教學上，滲透率會很高，由下一代開始去學習如何用這工具去進入元宇宙，而他們當然亦會覺得很好玩，很接受。

Anson也提及元宇宙的危險，就是其「Addictive」（上癮性），令使用者難以自己抽離，分辨不到真實與虛擬，對自己的「身份」及「價值」開始慢慢模糊化。他解釋，當玩家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滿足感，當抽離了現實身份在虛擬世界找到自己，更愛在虛擬世界中自己創造的身份，這境況或會令玩家逐漸喪失再停留在真實世界中生存的意義。「當未來世界生活的『感觀』愈來愈進步，如飲食、性愛、開心不開心等的感受都注入在Metaverse裡，其實是很可怕的！因為人們可能會不再喜歡再回來這個真實世界當中。」

Anson在訪問其間多次提到電影《挑戰者1號》（Ready Player One），這電影指出真實世界是無可取替的，主角接受自己的真實世界的身份，在真實世界中有擁抱、有愛情，並接納自己及對方的不完美。他認為這是一個值得神學反思和教會探索的內容。Anson指出，教會應開始與信徒一起去思考為甚麼愈來愈多人喜歡Metaverse甚於真實世界，或許有甚麼辦法叫他們歸真實世界和擁抱個人價值……這是一個現時很重要的話題，可以預備未來將會發生的事情。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