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忽視的數碼智商

觀眾可以在香港戲院欣賞到的印度寶萊塢電影並不多，能夠上映的，都是質素高，口碑極佳的電影，如《一百萬零一夜》（2008年）、《作死不離3兄弟》（2009年）、《來自星星的PK》（2014年）、《可憐天下父母心》（2017年）等，這些電影好看之餘，還帶出一些社會議題，如貧窮、教育及迷信等問題。另外在這個重視男權、兩性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探討女性地位的電影亦時有出品，如討論女性自主、追求學識的《救救菜英文》（2012年），還有描述女性參與男性類型運動的《打死不離3父女》（2016年），而以上電影的風格總是輕鬆、充滿溫情的。

最近，筆者於網上串流平台欣賞到一部既特別、亦帶點血腥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台灣及內地則取了更為貼切的譯名《誰偷了垃圾桶？》及《因果報應》。電影的剪接、編劇兼導演都做得出色，將碎片式、幾條似是沒關連的故事線慢慢展示，最終編劇會把線慢慢收起，觀眾則需要非常集中並主動串連故事，才能理解它的全貌，當觀眾以為自己看到結局時，誰知它卻來個峰迴路轉！

除了抽絲剝繭分散再合併的說故事方式很特別，電影所用的意象也叫人印象深刻：蛇、Use Me（用我）垃圾桶、水、血、剃刀、腳印等等。電影中亦充滿著很多真真假假的東西，劇中人總是互相欺騙、把真假對調，道出了很多由人的貪念引起的因果報應。可以想像，如果執法者都是為了錢才去查案，一旦認為無利可圖就不受理案件，更苦待市民，市民還可以相信誰、找誰來幫助呢？男主角Maharaja選擇了親自想辦法去解決問題。他對女兒的愛、鍥而不捨地追尋那個「垃圾桶」所盛載的「真相」，襯托出了印度社會造假、貪污的問題。

電影描繪了爸爸對女兒的愛和感情，對她的珍惜及重視，當她受了委屈，這個爸爸總是先為她著想，替她站出來，不肯向惡勢力屈服。這種真愛，可以抵擋及退去恐懼，受了傷害的孩子，總能因著被愛而堅強地重新站起來。相信這電影也喚起了人們對印度女性地位的關注。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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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人每天都要面對不同的選擇，選擇是我們必須終身學習的功課，我們既可以在選擇中成長，也可能在選擇中跌倒，如何分辨真偽、以及在眼花撩亂的選擇中找到自己應走的路，就是智慧，所謂經一事、長一智，要令自己有智慧作出正確的選擇，就要不斷吸收新的知識，以及不斷作出反思。今期《燭光》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幾個不同的範疇內，以現實的例子好好反思，包括如何面對我們喜歡受人注意的心態，當我們在網絡上過度或過份地披露某方面的資料，究竟對自己或子女會造成甚麼影響呢？我們的選擇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

此外，在這個喜歡搵快錢、賺大錢的年代，怎樣才不會讓我們的貪念掩蓋我們的理智？而當社會的氛圍令人憂慮，當坦誠正直地說話有愈來愈大的風險時，我們又應如何解讀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以及作出何種的抉擇？視死如歸、保持沉默還是裝傻扮懵？最後，作為關心香港的基督徒，面對神學院收生斷崖式下滑，我們又應該怎樣去解讀當前的情況？因為不同的解讀，會帶來不同的抉擇，而不同的抉擇會帶來不同的結果，我們應該認真地好好思考，作個忠心及明智地等待主人回來的童女。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以上只是梁博士分享的部分內容，如想收看足本講座，請點按以下連結。

收看講座

「不知者不罪」是中國傳統民間智慧，不過，對於法治社會來說是行不通的，最多也只能成為被定罪時的求情理由，因此，了解一些與我們日常生活經常有可能遇到的問題的相關法律便十分重要，否則因為無心之失而被檢控、甚至鋃鐺入獄便不值得了。

在現代社會，一些只涉及兩個成年人之間的感情、親密關係的問題，若大家以為不涉及法律便大錯特錯，而一些往日容許、甚至被讚賞的行為，今時今日卻可能會被檢控，正如以前死纏爛打地追求自己心儀的對象會被視為痴情，現在卻很可能變成纏擾或性騷擾。而情侶或夫妻情到濃時，不要以為只要在家中或室內發生性行為便一定沒有問題，若身處公眾可以看到的地方（如露台），便有機會構成「在公眾地方的猥褻行為」。至於棒下出孝兒的傳統觀念，莫說對子女會犯法，就算用來教導寵物亦有機會惹官非。又例如教會和機構在面對新的社會環境，若沒有危機意識，萬一誤墮法網，恐怕無法改變作為領導沒有做好危機管理而失職的事實。

當時代變了，不與時並進，只會變成糊塗人，不知和無知只是一線之差，以數碼科技為例，這已是大部份人生活上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作為用家，我們難以明白當中的許多原理，不過，卻不能不了解一些最基本的守則和知識，否則便可能糊裡糊塗做出糊塗事。今期《燭光》會從數碼智商、明星與社會現象、青少年的性態度、人與寵物的關係等多個範疇，與大家一起探討在明光社成立及回歸25週年的新香港的新挑戰。

互聯網原是一個讓公眾自由分享、上下載及瀏覽資料的開放空間，因著其公開性，網民上載的內容可能牽涉他人的事，或與公眾利益相關的資料，網絡媒體亦會把報道文章、短片等上載。可以說，那是網絡上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當中的資料不應隨意被禁止上載及刪除。然而，被報道的人士是否亦應受到保障，有「被遺忘」的權利？我們在兩者之間可以見到，網絡上的言論自由與基本人權之間的衝突。其中一個爭議點就是，「被遺忘權」可能會被利用為竄改有關公眾利益事件或被用於隱瞞公眾人物不光彩過去的工具，令公眾再也看不到歷史或重要事情的始末，剝削了公眾知情權。

一直以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都很具爭議性，支持者及反對者都各有理據，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副教授丁曉東曾分析過支持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一、在數字化與訊息化的時代中，原本提供「第二次機會」的合理的遺忘機制被打破，「被遺忘權」有助個人對抗訊息和數字技術構成的「數字圓形監獄」；二、在高度重視言論自由的美國，「被遺忘權」發揮著重要作用，例如保障了消費者的隱私，美國加州於2018年通過立法，規定消費者擁有「被遺忘權」；三、「被遺忘權」能有利加強公民個體對其個人訊息的控制。而反對確立「被遺忘權」的理由，主要是上文提及到的，有關它會干涉到公共空間的訊息傳播與訊息流通，可能對「公眾知情權」構成挑戰。[1]

「被遺忘權」在歐洲已實施多年，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10年提出推動「被遺忘權」立法能加強對個人資料的保護。其實，在此之前，歐盟委員會有關保護個人資料的指令已提出處理他人的個人資料是需要有正當的理由，及至2010年該會則進一步提出「被遺忘權」是一項權利，它的核心內容就是：「一旦正當理由不復存在，人們有權要求別人不再處理並刪除該些個人資料。」[2]

刪除網絡資訊的方法

以Google為例，現時其搜尋引擎有專頁向用戶解釋「被遺忘權」及提供方法教網民提出移除內容要求。基本上網民可以自行以自己的名字搜尋想移除的內容，如能直接從網絡上移除是有效的方法，[3] 如未能移除，可以要求Google移除過時內容及提交「個人資訊移除要求表單」，就一些原因申請移除與自己有關的資訊。申請者可以為自己、客戶、家人（已故的家人亦可以）或朋友等提出要求，並提供要求移除的網址及移除的理由。[4]

而Google 的「專業審查人員」會審查申請者的要求，權衡當事人在資料保護法下享有的權利、有關資訊是否符合公眾利益及對公眾利益的影響。附表簡略列出審查人員考量的部份因素：[5]

然而，在歐盟成員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被遺忘權」不會被行使，因為沒有法律機制要求搜尋引擎向使用者提供這樣的服務。 [6] 所以不少國家的網民如果要求搜尋引擎公司把有關自己的資料刪除但又遭到對方拒絕，就要透過法庭或該地區的政府部門幫助。以下例子來自兩個亞洲國家，可供大家參考。

印度

印度政府專家委員會於2018年已開始推動立法保護個人資訊，讓該國公民和網絡用戶對自己的個人資訊使用方式和目的，有最終的決定權，有關的草案也納入了歐盟的「被遺忘權」概念。[7] 現時，印度雖然沒有「被遺忘權」的法例，但其憲法第21 條規定任何人不得被剝奪生命或人身自由，除非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而在一些案例中，亦可見私隱權、「被遺忘權」等權利被法院視為基本權利，並與個人生存權利不可分割。[8]

一印度男演員Ashutosh Kaushik在2009年犯下了醉駕而被捕，他被法庭判處吊銷兩年駕駛執照、一天監禁及罰款。但懲罰亦波及到他的事業、名聲及婚姻，令他多次求婚都被拒絕，現任妻子的哥哥也不承認他們的婚姻，因為有關他醉駕的新聞和視頻至今仍留在網絡上。他接受傳媒採訪時稱，當法庭對被告進行判決時，它是有時限的，因此「數碼懲罰」（digital punishment）也應該有一個時限、一個了斷日期。 [9] 所以他在2021年向印度的高等法院提出申訴，要求印度政府、媒體監管機構和Google等在平台上刪除相關內容，讓他可以重過新生活。事件亦引起網民再次討論「被遺忘權」。但有印度技術專家稱，在印度，人們行使「被遺忘權」並不容易。[10]

日本

日本最高法院於2017年首次對「被遺忘權」做出判斷基準。事緣一名男子曾於數年前違反《兒童買春、兒童色情禁止法》被捕，他被判罰款，有關新聞資料一直於網上可以被搜尋得到，對他的生活及交友造成極大困擾。於是他向法院以侵犯私隱為由，提出訴訟，要求Google刪除相關資訊。最初地方法院在初審時判他勝訴，並提及「被遺忘權」這字眼。案件其後進入最高法院，最後最高法院裁定男子敗訴。法官於是次判決中，認為該男子向兒童買春是事實，而且社會對這類罪行有高度關注，而這類罪行也是社會強烈讉責的事件，因此有關男子的記錄與社會的公共利害攸關。[11]

於同一案件，日本最高法院對於「刪除網絡搜尋記錄」的基準做出定義，共有以下六點：一、報道的事實性質及內容；二、事實傳達的範圍及隱私受害程度；三、當事人的社會地位及影響力；四、報道的目的及意義；五、社會的狀況；六、報道中公開當事人真實姓名及住址的必要性。有報道稱，法院提出的判斷基準為，「只要個人隱私在不公佈的情況下對當事人明顯有利，當事人即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該項訊息，不過，判斷基準的門檻極高」，[12] 報道也提及過去有人提訴要求網絡公司刪除個人訊息，但最終也被判敗訴。

香港亦開始提倡「被遺忘權」

在香港，自2019年的社會運動後，有報道指，政府稱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公署）於2019年及2020年處理有關「起底」投訴及經網上巡查主動發現的個案總數，分別為4,370宗及1,036宗。[13] 而於本年2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提及有關「起底」的法例時，指自2021年10月法例生效後，已向12個平台發出逾三百五十個要求移除網上「起底」訊息通知，涉及超過一千七百個訊息。她又稱，公署正研究「被遺忘權」，讓人有權要求移除關於個人負面訊息的事宜，將考慮海外經驗和其他因素，再向當局提出可行的建議。[14]

面對「被遺忘權」，爭論在於私隱權和個人資訊刪除權，與公眾知情權和言論自由之間的平衡。如何實踐中庸之道，既可保障個人私隱、給人改過自新的機會，又可以保障大眾的安全及資訊流通，實在需要智慧去訂立規章或指引，以保障個人及公眾的權利。

因著疫情持續及科技進步，學童增加上網時間，容易在網上接觸不同的人及事物，要令他們懂得分辨善惡對錯、保護自己和尊重他人是十分重要。本社的「有品上網」- 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透過製作不同形式的資源，如動畫短片、填色及漫畫冊、教育單張等，讓學童明白如何於不同的場景保護自己。有17間小學及7,633名小學生參與了本計劃，當中的「有品上網．叻仔叻女填色比賽」收到1,563份作品，嘉許禮暨有品親子講座亦已於2021年10月30日於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禮堂舉行，合共有150位師生及家長出席。感謝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本社推出的「有品上網」- 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

藝術家搖籃有限公司負責人郭志立先生及其團隊擔任填色比賽的評審，選出初小組及高小組各40名優異獎及冠亞季軍，每位得獎同學均可獲贈書券、嘉許狀等禮物，其作品已在「港鐵社區畫廊」中展出。郭志立先生於嘉許禮中擔任頒獎嘉賓，他表示，在評審作品時感到非常困難，因為每位小朋友的創作都非常豐富，上色亦很漂亮，他們每位都具備了藝術家的天份。他勉勵在場同學，當有自己理想的時候，便要堅持和付出努力，只要能堅持，便能達成目標。

華永會主任（企業事務）梁樂韻女士亦有蒞臨嘉許禮並擔任頒獎嘉賓。部份得獎學校的校長、老師及家長在百忙中也抽空前來，陪同學生領獎。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楊楚傑校長在嘉許禮中表示，在疫情期間，學生都無法回校上課，學校得倚靠網上形式授課，但在這情況下無論學校、學生和家長，在上網時都遇到許多有關網絡素養的問題，由於「有品上網」計劃是透過短片和填色比賽去教導同學成為一個有品格和負責任的網絡使用者，而不是透過艱深的文字去講明一些道理，他認為這很能切合學校的需要，於是便鼓勵全校同學參加這個計劃了。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宋婉明主任分享到，全校同學都有參加這個計劃，她指計劃中的填色及漫畫冊不只對小朋友有幫助，對家長的幫助也很大，因為學校的課堂和試後活動時間都有限，而這本書冊則讓家長和子女可以一同在家中閱讀，她認為這個更重要。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黃正虹主任表示，疫情的衝擊令小朋友一瞬間打開了網絡大門，但成年人未必有很多時間告訴他們上網應有的態度，透過計劃內的短片和漫畫冊，就可以用一些生動有趣的方法，將知識灌輸給小朋友了。

本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歐陽家和先生於當日即場播放了其中一條點擊率很高的動畫短片，他又以輕鬆的方式與參加者分享如何使用短片進行親子教育，建立子女的傳媒素養及加強親子關係，有家長會後表示獲益良多。

除了以上活動外，「有品上網」計劃內容還包括：

• 品格教育動畫：我們製作了30條約四分鐘的品格教育動畫短片，內容圍繞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和30種良好網絡使用者（網絡公民）品格。
• 《有品上網．叻仔叻女填色及漫畫冊》和嘉許貼紙：將30種良好品格訊息化成四格漫畫配以填色紙。
• 「有品上網我至叻」教育單張：向全港小學家教會及機構寄發2,000份教育單張，向公眾人士特別是家長提倡有品上網概念。

「有品上網」 - 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已於2021年10月底結束，相關短片、漫畫冊及單張的電子版亦已上載於計劃的網頁中，歡迎按此連結，瀏覽、下載或轉發。

填色比賽得獎作品

2019年，全世界在看香港社會，以及世界各地不同的網絡抗爭事件，這令各地政府突然醒覺，原來很多網絡資訊，可以危害政權。網絡直播、評論、「起底」、分享等等網民的日常活動，政府以往從來未有想過要規管，但當發現整件事原來可以令社會停擺時，似乎不能不干涉了。

下面我們嘗試順時序還原過去兩年多香港政府對相關議題的取態：[1]

[1] 此表內容主要參考傳媒透視的「傳媒記事簿」輯錄而成。全文可按月份參考以下網頁。梁麗娟：〈傳媒記事簿〉，香港電台網站，網站：https://app3.rthk.hk/mediadigest/category.php?cid=9（最後參閱日期：2022年1月25日）。

家長帶著孩子外出時，可能都經歷過旁邊有陌生人主動跟孩子閒聊，這其實是個好機會，可讓孩子體驗和不同的人去相處，但有時閒聊的內容過了界線，會令家長覺得不舒服。如果家長能預先教導孩子分享的界線，就能避免孩子向陌生人暴露過多的資料，本文嘗試就這些情況，作出一些建議。

訂立談話內容的界線

絕大部份的人都喜歡和小朋友傾談，因為小朋友總是會單純地回答問題。若大家閒聊的話題都是「用眼睛就看得見的」，例如以公眾地方、大家都有機會接觸到的物件為談話中心，這都會是不錯的話題。例如一位作夏日打扮的小朋友，旁人問他是否要去沙灘、喜歡在沙灘做甚麼、在沙灘會看見甚麼、會否執拾貝殼等等，這些內容都是以向公眾開放的沙灘作為談話中心，當中提及的都是大家能自由接觸到的物件，這樣的話題是很恰當的。相反，若問及的都以小朋友本人或其照顧者為重點，例如以小朋友的背景資料來作話題，就不是一個合宜的話題了。

家長需要及早教導孩子訂立談話內容的界線，讓孩子掌握如何平衡「正常社交」與「保護個人資料（私隱）」的技巧，並且作出合宜的回答。成年人之間的閒聊內容，大家比較容易有共識，凡涉及個人資料，除非本人主動提起，基本上彼此都不會多問，以免令對方感到被冒犯或不舒服。其實相同的原則也可以用作教導孩子，若談話內容涉及孩子或其照顧者的個人資料，例如所讀學校、年級、住址、全名、家裡同住的人、父母在哪裡工作、父母的電話等，家長應教導孩子不要將這些資料告訴對方，家長可簡單說明壞人會利用這些資料來做壞事，例如到孩子就讀的學校，訛稱是代替家長來接孩子放學，這便會造成危險，家長應讓孩子明白保護個人資料的重要性。

為孩子設計「私人袋」和「公開袋」

家長不妨透過遊戲來教導小朋友，例如可以和子女把各樣的資料圖案畫在小卡片上，畫上電話代表爸媽的電話號碼、畫上房屋代表地址、畫上太陽眼鏡代表沙灘等等。家長請先預備兩個袋子，然後和孩子一同設計「私人袋」和「公開袋」，在「私人袋」上畫上家人的樣子，並在「公開袋」上畫上任何人的樣子。家長要教導子女「私人袋」的內容只限和家人分享，其他人就可分享「公開袋」的內容，然後邀請子女自行把小卡片放入「私人袋」或「公開袋」，這樣家長就更容易掌握子女是否明白分享的界線，並作出相應的教導。

孩子一旦遇上成年人不合宜的提問，他們普遍會因著成年人的權威，不知怎樣拒絕回答，壞人甚至會用歪理來誘騙、恐嚇孩子，例如說「乖的孩子都會回答問題」、「你不告訴我，我很不開心。」父母未必每分每秒都在孩子身邊，所以請家長必須預先為孩子準備答案。我們可以這樣教導孩子：「不好意思，小朋友不應回答私人的事」、「你可以問我爸爸／媽媽」，然後立即轉身離開，並告訴信任的人。這樣既能培養孩子誠實的品格，也能保護孩子，避免個人資料外洩。

成年人應主動保護兒童的個人資料

我們以家長的身份去看陌生人搭訕的情境，會因為對方在自己的子女身上索取資料而感到反感，但有時我們卻不自覺成了這樣的陌生人。成年人要警惕自己的提問，尊重對方的個人界線。此外，我們無法知道在場的其他人會否立心不良，因此為了保護兒童，就算是兒童主動提起他的個人資料或行程，我們也可簡單地說：「你的私人事不用告訴我了，謝謝你」，然後引入另一個合宜的話題，這樣既能保護兒童，也能讓在身旁的子女明白私人的事毋須公開地提起。

有些父母愛子心切，凡事都想為子女擔當和回應，所以總會搶先回答別人的提問，這或會令子女在人際關係上表現過度畏縮和迴避，長遠來說影響其自信心。另一方面，部份父母卻過早放手不理，把保護個人資料的責任壓在子女身上，甚至在事後責怪子女：「我已經教過你，但我聽到剛才你把地址告訴陌生人」，這樣說不但無補於事，更會令孩子內疚和自責。

我們都希望子女健康地成長，幫助他們建立健康的人際關係是必需的，子女也需要時間去練習。就算我們已教導過子女如何合宜地回應旁人的提問，家長也應在一旁小心聆聽、細心觀察，在有需要時應立即主動介入他們的對話，例如說：「這個我們不方便回答」。當子女提問或回答得體，父母應具體讚賞孩子有留心聆聽其教導，也懂得尊重別人的界線。只要家長願意耐心的教導子女，必定能看到他們漸漸成為一個進退有度的人。

資料庫

當孩子遇上問題時

孩子面對陌生人的提問一時不知所措，父母看見孩子窘態畢露，一時心急代答也是人之常情，不過有時家長也得忍一忍，避免過度介入，引發孩子過度依賴。有教育工作者就建議，父母需要成為觀察者，保持耐心、與孩子同步同調。家長得重視孩子的成長過程，而不僅僅是他們有沒有達到目標。有時家長只需要在孩子身旁表達支持，比實際有所作為更重要。若發現孩子真的遇上了無力解決的難題，家長當然可以適時介入，提供支援，但原則是介入的程度愈少愈好。家長可以先給予一些建議，鼓勵孩子去實踐，並提供情感上的支援，讓孩子有勇氣作出嘗試。[1]

（本文原載於第141期〔2021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日常生活，無論是為工作、學習或娛樂……無論是用手機、平板電腦或桌上電腦，我們每天都會上網，接收各類型資訊。由於我們置身網絡世界——虛擬世界之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深受它影響，所以我們必須培養「數碼智商」（Digital Quotient或Digital Intelligence，簡稱DQ），以致我們有能力善用網絡，而不會跌入失控狀態，或錯誤使用網絡工具。

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

參考非牟利國際智庫組織DQ研究中心（DQ Institute）所設定的數碼智商框架，當中包括有關數碼智商的八種數碼公民具備的能力：[1]

1. 數碼公民身份（Digital Citizen Identity）：能建立一個健康的線上、線下，具備誠信的身份。
2. 螢幕時間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能控制自己的上網時間，在處理多項任務、參與網上遊戲和使用社交媒體時，均有所節制。
3. 網絡欺凌管理（Cyberbullying Management）：能察覺網絡欺凌事件的出現，並能有智慧地處理事件。
4. 數碼同理心（Digital Empathy）：在網上能以同理心對待別人的需要及感受。
5. 私隱管理（Privacy Management）：能獨立地處理網上個人資料，以保障自己與別人的私隱。
6. 網絡安全管理（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能以保安度高的密碼保護自己的資料，並能處理不同的網絡攻擊。
7. 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能理解數碼足跡的本質及它們對現實生活的影響，並負責任地管理數碼足跡。
8. 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分辨真假資訊、分辨內容是好還是具傷害性，及可信與可疑的網上接觸。

網絡應用與信仰

此外，作為信徒或牧者，活在網絡世代，我們同時亦要思考網絡與信徒成長和牧養工作的關係。信徒如何主動的在網絡世界尋找有用、真確的資訊，幫助自己讀經研經，如何在網絡世界與其他信徒聯繫、團契、相交；牧者可以怎樣透過網絡進行宣講、教導。這都是很值得新世代信仰群體思考的課題，所以在本小冊子中，除了以上八個數碼公民能力，還有與信仰課題相關的文章，盼望讀者在閱讀時，思考一下個人靈命培育的新方向，以至未來教會要走的路、當中有甚麼發展空間和需要突破的限制。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網絡為現代人帶來許多便利，同時亦有潛在危險，盼望在本小冊子中，透過九個範疇的方向，能幫助大家善用網絡工具，享受來自網絡世界的樂趣，同時亦了解網絡工具的威力，學習有節制地使用，免被操控，以保持身心靈健康。

閱讀《數碼健康檢查站》小冊子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逆境商數（Adversity Quotient, AQ）、情商（Emotional Quotient, EQ）對大部份人來說都不是陌生的心理學名詞，很多人都知道，要面對逆境，光是有IQ是不足夠的，EQ及AQ也很重要，但原來要跨越苦難，心理韌性（resilience）也相當重要。根據《心理韌性訓練：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挑戰》一書的作者丹尼斯．穆藍納（Denis Mourlane）指出：「人類本身其實蘊藏著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就是『高RQ者』最具決定性的特質之一，它可以讓個體在遭逢挫敗，面對不明情況或處於壓力狀態時，保持冷靜沉著與樂觀積極的情緒，不至於喪失生活的目標。」

雖然韌性不如上述的3Q家傳戶曉，但也算得上是一個經典的心理學概念， Mourlane提到早在19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艾蜜．薇爾娜（Emmy Werner）便進行了一項長達40年有關心理韌性的追蹤研究，她選取了夏威夷群島北邊的考艾島上698名1955年出生的孩童為研究對象，先後做了六次調查，調查項目包括學業成績、生活滿意度及行為異常等。在接近700名兒童當中，有201名屬於發展風險群組，即是他們當中有的來自貧窮家庭、受到家庭暴力威脅、父母教育程度較低，以及在出生時狀況不佳而導致身心障礙。在這群組中，有三分之二的孩童長大後，與父母一樣，走向負面的人生，但仍有三分之一的孩童長大後成為幸福、樂觀、有成就的成年人。Werner針對這項研究，總結了兩個主要重點：「1. 在類似的環境裡成長的個體，會因為本身不同的人格特質與行為方式而出現截然不同的人生發展；2. 人類的心理韌性不同於智力，可以透過後天的訓練而獲得成長。」

Werner的研究所整理出的兩大結論，對於第一點「性格決定人生」這一類說法，大家已經耳熟能詳，不覺得新鮮，但第二點對大家來說無疑更有啟發性，因為心理韌性原來可以幫助人面對人生的難關。因此即使研究項目結束了，Werner仍安排研究對象接受心理訓練，加強他們的心理韌性，以求改變他們的人生。Mourlane本身也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家，他證實了透過特定的心理訓練或輔導，許多參加課程的人，心理韌性都得以提升，他們的成就與身心健康都得以提升。心理韌性既然有實際效用，那麼它到底包括甚麼要素？這些要素又可以如何實際地幫助人面對難關？篇幅所限，本文只能粗略介紹德國臨床心理學家Mourlane提到的心理韌性的七大要素，至於如何訓練，請恕本文未能一一闡述。

Mourlane提到組成心理韌性有七大要素：一、調整情緒；二、控制衝動；三、分析原因；四、持有同理心；五、保持務實的樂觀精神；六、設定明確的目標；七、相信自我效能。看完這七點，可能大家又會感到這些論調「不外如是」，但Mourlane在闡釋這七大要素的同時，也會糾正人們對要點誤解的地方，對於想要學習如何加強心理韌性的人來說，可以避免出現另一種因矯枉過正而來的心理負擔。

先談第一個要素，相信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可以調整自己的情緒，否則便無法在職場上工作或與他人相處。但Mourlane強調調整情緒與情感壓抑大不相同，他以鍋爐的蒸氣做比喻，如果鍋爐沒有出口，為了找出口的蒸氣最終會把鍋爐炸開，人們如果一味抑制自己的情緒也會如此。Mourlane相信情緒，即使是負面情緒，也是有作用的。例如當人感到愧疚，意味著知道自己已經傷害了他人的權利；至於感到憤怒，則是覺得他人損害了自己的權益等。所以Mourlane認為，不是透過壓抑情感或情緒來調節情緒，他提出的其中一個方法，便是嘗試在自己身上找出經常出現的負面情緒的模式，然後再找出這些情緒的源頭，並且加以處理，參考Mourlane的說法，假如有一個人因為高度不足，曾飽受別人的嘲諷而產生強烈的自卑感，為了彌補自己受貶的價值，他可能買比鄰居更大的車，以外在的東西爭取他人的肯定，但當他得不到肯定時，會感到焦慮與憤怒。他需要處理的，其實不是購買外在的東西，博取他人的肯定，而是應該學習恰如其份地看待自己的身高，處理由此而來的自卑感。

對於第二個要素：控制衝動，不少人可能以為調節情緒等於控制衝動，但作者指出控制衝動比較接近「自律」。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他們有自制力，執行一項任務時比較專注、認真，不會因為其他任務或想法使自己分心。他們總是努力不懈地朝著目標進發，當他獲得成功後，吸收了足夠的正面能量（如成就感）後，又會朝向下一個目標。若然缺乏專注力，Mourlane建議除了適時放下容易令人分心的東西，例如手中的智能手提電話，也要學習調整工作方式，讓工作變得更有效率，更有意義及成果。

第三要素：分析原因，相信這要素有助於第一及第二要素發展。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他們在事情發生的第一時間，不會依靠自己內在的衝動作回應，他們還會精確地分析情況，釐清負面情緒的來源，以避免重蹈覆轍，再度犯下相同的錯誤，又或輕言放棄原先努力的目標。

第四個要素：持有同理心。這裡所說的同理心是指真正的同理心，而不是有目的的同理心，後者沒有真正感受他人的感受，也談不上真正的同情，它只是利用這種換位思考來操控、甚至剝削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很多人都知道同理心很重要，但究竟同理心如何增強人的心理韌性？對於這點，作者以兩個面對同樣處境的機場服務員來說明。當航空公司出現錯失，把原來應該抵達德國的行李送往了澳洲，可以想像，受牽連乘客當中，必然有人仍能冷靜面對，卻難免有人情緒失控，大發雷霆，面對後者的怒氣，首當其衝的必然是那天剛巧在機場值班的服務員。當兩個職員遭受言語上的傷害，有同理心的那一位，自然較不容易受到其他人的負面情緒影響，更能冷靜及有耐性地幫助乘客，更重要的是他不會帶著這些情緒回家。至於另一位職員，有可能受到他人的負面情緒影響，與客人一樣叫囂，可能到了晚上入睡前，還在「想念」責罵他的人。Mourlane雖然未有提及乘客的心理韌性，不過可以猜想，那些明白失誤不是眼前的職員所造成的乘客，他們比較容易克制自己的怒氣，避免讓自己的心情更加惡劣。

第五個要素：保持務實的樂觀精神。Mourlane一再強調面對逆境，樂觀精神不足夠，樂觀並且加上務實才能使人更有力量跨越苦難。Mourlane以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學家弗蘭克（Viktor Frankl）的生命故事，闡釋務實的樂觀精神如何幫助人在絕境中仍有生存意志。Frankl在他的自傳中，提到自己當時靠一個意念支撐下去，便是腦海中不斷策劃，當他獲得釋放之後，如何向學生談論自己在集中營的經驗和經歷，由於他想著有意義並且務實的目標，可以讓他有力量支撐他面對各種折磨。Mourlane發現，不單Frankl，其他倖存者若懷有務實的希望，生存意志力會大增；相反，同樣有希望，若然不切實際，一旦希望破滅，反而容易失去生存的意志力。Frankl描述集中營在聖誕節及元旦這一週中，有不少猶太人死亡，他們樂觀，卻不夠務實，他們懷著可以在聖誕節及元旦前後可以與家人團聚的盼望，當節日過去，期盼一旦落空，頓時失去生存意志。與Frankl一起捱過煎熬的倖存者，他們也懷著回家的希望，但他們沒有設下時限，他們只想著「有朝一日」，但這反而成為他們活下去的動力。

第六個要素：設定明確的目標。設立明確目標與第二（控制衝動）及第三個要素（分析原因）息息相關，如果一個人懂得控制衝動，有高度的專注力，他會專心向著目標前往，不會因為出現挫折而半途而廢。不過，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也不是一個一成不變的人，如果設立的目標真的行不通，他也會適時作出調整，即使需要放棄，他也會分析原因，並且在短期內再次為自己訂立新目標。

第七個要素：相信自我效能。所謂相信自我效能便是相信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可以通過行動與作為改善自己及周遭的人事物。心理韌性高的人擁有堅定的信念，他們相信自己不是世界的受害者，而是創造者。由於他們相信自己做得到，當面對生活種種不順利時，他們可以保持沉著的態度，還可以有效地掌握自我當下的情緒狀態。簡言之，他們對掌握自己的人生有充足的自信。

不知大家在閱讀七個要素時，會否一邊看一邊審視自己是否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如果你發現自己是個心理韌性高的人，實在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如果你認為自己是一個心理韌性低的人，也不用灰心，本文之前已經提過，心理韌性與智商不同，是可以後天訓練的，Mourlane也相信心理韌性會隨著時間，或是依照情況而有所改變。即使一個心理韌性高的人，都不一定每一個要素都發展得相當好，有些地方即使未如理想，仍有機會不斷加強，重點是你願意改變，並相信自己可以改變。他的建議是：「如果你希望強化自己的心理韌性，就必須先了解，你最需要提升哪一方面的心理韌性，這一點相當重要。」

整體來說，七大要素若然可以平衡發展是最好的，因為這都有助於人們面對不同的挑戰。若然某些要素發展得比較好，可能有助於面對事業上的困難，卻無助於處理人際關係上的衝突。Mourlane在書中以分析美國蘋果公司的前執行長賈伯斯（Steve Jobs）的心理韌性作為例子，根據Mourlane的分析，這位讓蘋果公司起死回生的人，心理韌性在控制衝動、目標明確及相信自我效能有出色的表現，但在調整情緒、分析原因及持有同理心這幾方面卻表現糟糕，這都讓他在人際方面有所不足。Mourlane這樣描述Jobs：「……他的壞脾氣眾所皆知……他就像暴君一樣，易於發怒，經常惹惱別人……這讓許多與他共事的員工感到相當畏懼。」不同的要素是可以互相補足的，也可以加強原有的要素，例如Jobs相信自我效能，但僅限於改變外在的事情，並不包括他自己，因此當有員工指責他：「你對別人的屈辱所造成的傷害比你對別人的利用更嚴重。」Jobs當下即時道歉，但沒多久，他又怒氣沖沖回頭說：「我就是這樣！」如果Jobs能懷有同理心，願意放下既定的想法，傾聽他人的心聲，他生前的成就會否變得不一樣？

當一切風平浪靜，大家忙於增加自己的知識或資產等，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當風起雲湧之際，大家或許也需要好好增值一下自己的心理質素，以致自己不會被風浪捲走。正如Frankl所言：「我們不只應該計劃自己的人生，還應該學習如何回應人生的處境。」

參考書籍
丹尼斯．穆藍納〔D. Mourlane〕著。莊仲黎譯。《心理韌性訓練：德國心理教練帶你平靜面對每天的挑戰》（Resilienz: Die unentdeckte Fähigkeit der wirklich Erfolgreichen）。台北：究竟出版社，2018年。電子版。

有報道指有女網紅聲稱因為受到一男網民長期性騷擾，於是邀約對方上酒店房向對方「報復」，並在社交媒體上直播，最後該網紅被警方拘捕。[1]

有關該男網民的智力，以及是否有能力拒絕該網紅的要求，我們暫不在這裡討論；但有關行為（女方要求男方脫下衣服及褲子，並有疑似性虐待的行為）被拍攝下來及直播到社交媒體，究竟這樣的行為是否受法例監管？

首先，有關影片是以直播形式發佈，政府部門是不能預先審查，這與公開播放的流動影像（如在劇場中播放的片段或在公共交通工具播放的廣告）或上映的電影不同，後兩者要先交到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審批或送檢分級。而在社交媒體上直播，內容一播出就是公開，縱然未必是許多人會即時看到，但最起碼有關用戶的朋友會最先觀看到。

社交媒體對直播的規管

但這類行為並不是「冇王管」的。社交媒體有自己的直播條例去規管用戶的行為，它們會持續檢討，以減少企業服務被利用及濫用，出現傷害或散佈仇恨的情況，它們最起碼會比政府的行動快一點吧。如在2019年新西蘭基督城恐襲案中，槍手透過facebook直播功能，向大眾即時播放犯案過程。facebook不久就限制及收緊網上直播條例，使用「一次封殺」政策，即任何用戶只要違反直播標準一次，就會立刻被禁止使用直播服務一段時間。另外，該公司在當時又稱將資助三間大學，研究自動刪除違規內容功能。[2] 及後facebook亦有發表內容審核報告，表示曾付出努力，刪除色情、仇恨言論及自殘自殺等內容的帖文。[3]

直播內容即使沒有禁錮、恐嚇或發生性行為的內容，但如果「公眾」對有關行為的「觀感」，認為它「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話，涉事者亦可能被控以「破壞公眾體統」罪（又稱「有違公德」罪）。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在解釋有關罪行時指出：「在考慮公眾對被告行為的觀感時，法庭會採用社會上一般有合理思維的人的標準。一般而言，所有非常可恥的行為、有違公德的行為、令人感到被冒犯及厭惡的行為、或敗壞道德、有傷風化及破壞秩序的行為，都是違反了這項罪行。」[4]

互聯網是公眾地方嗎？

然而，在提控過程中，控方必須證明被告是在公眾地方進行相關行為。而互聯網是否「公眾地方」？以往曾有一案件上訴得直，終審法院法官指出「有違公德的罪行須於『實在的公眾地方』作出，互聯網乃虛擬世界，討論區只是傳達訊息的媒介，並非實在的地方，不符控罪元素。」[5] 但香港現時實在未有針對互聯網罪行的法例，管制網頁不雅和色情的資訊，都得靠多年前制定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政府每次在出現轟動的新聞時，只循例表示會檢討一下相關法例，之後便不了了之。

另外，就前文提及女網紅分享的直播內容，在其中可以看到她對該男網民所作的事、男網民處於尷尬的狀況，影片在網上直播後，可以被廣泛傳播，雖然現在有關影片已於網紅的社交媒體中被刪除，[6] 但在網上仍可輕易搜尋到有關影片。這其實可被視為「網絡欺凌」，就是發佈當事人的尷尬影像，對其聲譽及心靈可能造成長遠及永久的傷害。[7]

換位思考

所以，如將欺凌資訊傳開並嘲笑當事人，抱著「吃花生」的心態，對受害人幸災樂禍著實也不應該。或許大家可以在網絡分享資訊之前，先想一想當事人可能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多一份同理心，被欺凌者會少受一點傷害。

（原文於2020年8月6日刊於本社網站，其後曾作修訂。）

「學生能在校園內開心學習，互相幫助、支持……」這種充滿愛的場面，我們當然樂於見到，但不少調查卻指出校園、青少年之間的欺凌行為並不罕見，而香港中學生稱曾遭同學欺凌比率更是世界首位，[1] 十分值得我們關注。

中學生的網上生活

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聯席於2018年12月16日公佈「交友應用程式對中學生影響調查報告」，[2] 發現受訪的1,900位中學生中，有超過一半（59.9%）的社交生活活動，是與朋友在網上傾談，亦有近半受訪者（48.9%）表示，會與朋友玩網上遊戲，因此他們在網上與人交流、認識新朋友的機會亦不少。

另外，調查亦顯示，透過網上交流，受訪者會談及生活點滴、學業、偶像娛樂、壓力、愛情等話題，而透過傾談可以幫他們減壓。不過，亦有人遭冒犯，收到粗言穢語、人身攻擊的內容，也有人收到性感相片、半裸／全裸相片或性邀請等，當中涉及欺凌或性騷擾。然而，受訪者大多不會向家人、老師或社工分享這些經歷，最多只會找朋輩傾訴。面對網上欺凌者，受訪者與朋友的應對之策往往未夠成熟，又或者輕視了事件，令事情惡化。

調查亦顯示了校園內的網上欺凌數字也不少，曾在網絡世界遭遇過欺凌的受訪學生有15.9%，當中有77%受到言語方面的欺凌（如被罵、粗口對待、人身攻擊），有13%遭揭露私隱（如照片、個人私隱被公開或被改圖）。而欺凌受訪者的人，大多是他們的同學，比例上比其他的類別（如朋友、網上認識的人、不認識的人等）高出一倍或以上。

網絡欺凌的定義

法律資訊網站青年社區法網對網絡欺凌的定義是：網絡欺凌是指一個人或一群人，不斷利用資訊及溝通科技，針對另一人或一群人，蓄意及反覆地作出帶有敵意的行為，意圖作出傷害。網絡欺凌可以是騷擾、恐嚇、詆毀、威脅、假冒他人、又或是散播謠言或虛假訊息，意圖損害對方的聲譽或友誼。網絡行為的特點是犯案者透過資訊科技系統，對受害人重複造成肉體或精神滋擾。而互聯網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可以令惡意資訊快速及廣泛傳播，由於惡意訊息在互聯網發放後，便難以甚至不可能完全清除，因此網絡欺凌造成的傷害，可以是永久的。[3]

現時，香港並沒有專門處理或規管網絡欺凌的法例，雖然所有欺凌行為（不管是否在網上發生）只要涉及刑事罪行，就會受相關法例規管，[4] 但在刑事檢控的過程中，控方的舉證必須是毫無合理疑點，才能令被告入罪，而網絡欺凌事件往往是在網上發生，欺凌者大多是匿名人士，這都令舉證和檢控工作變得困難。

網絡訊息覆水難收

不過，網絡訊息傳遞之快，以及訊息只要一發出就難以收回，令欺凌事件變得難以收拾。曾有調查發現逾四成受訪學生有較嚴重抑鬱症狀，並指這與上網習慣、網絡欺凌等有正面的相關性。[5] 另外亦有學者指出，學生常接觸網絡，他們較少與別人相處，一旦被欺凌就會感到求助無門，更會因逃避而演變成抑鬱。[6]

作為家長，可以多關注子女，鼓勵他們參與在網絡以外的課外活動及擴闊生活圈子，以免他們以互聯網作為唯一的溝通渠道。增強孩子的溝通能力亦可減少他們遭遇欺凌事件的機會。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教導他們從不同角度欣賞別人，增強他們的同理心，則有助防範他們做出欺凌弱小的行為。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青少年的網絡欺凌行為〉一文提到香港青少年之間欺凌行為的嚴重情況，而網絡欺凌只是欺凌的其中一種形式，我們可以視之為「病徵」或表面行為，其背後隱藏的病毒卻需小心分析才能辨明。為此，我們特意訪問了研究攻擊行為及校園欺凌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博士（Annis），了解網絡欺凌者的心態。

操控型攻擊者

Annis指出欺凌其實是分「操控型攻擊者」及「反應型攻擊者」，她稱之為兩種不同的「病毒」。而真正的欺凌者是「操控型攻擊者」，他們可算是「小霸王」，傾向冷血、自戀和冷酷無情，行事作風帶有目的性、缺乏同理心、有犯罪傾向，更甚者可能出現反社會人格和輕微至嚴重程度的精神病態（psychopathy）。在網絡欺凌事件上，因他們對網絡世界十分熟悉，懂得在網絡世界隱藏身份，並會先冷靜觀察環境再仔細計劃，使人難以追查。他們會持續以非法欺凌行為，如勒索或恐嚇等，以獲取利益，並對受害者毫無歉疚之心。

Annis曾協助家庭實況劇《一念之間》其中一集〈罪與罰〉的製作，這套實況劇由香港電台製作，該集介紹了網絡欺凌並詳細解釋了「操控型攻擊者」及「反應型攻擊者」的分別。[1] 她說：「『操控型攻擊者』多是來自小康之家（月入30,000元或以上），家庭對他們十分寵愛，令他們成為了『小霸王』。他們會比較隱藏自己身份……常會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低估自己可能要承擔的後果。」

反應型攻擊者

而「反應型攻擊者」，Annis則認為他們不是欺凌者，因為他們只是「自衛復仇者」。「反應型攻擊者」在情緒上是衝動、易失控，情緒主導行為，與「操控型攻擊者」恰恰相反。由於他們自卑、傾向有注意力問題、欠缺社交技巧、自我形象甚低，欠缺安全感，因常誤會別人挑釁自己而在憤怒下傷人。他們對別人的行為格外敏感，很容易錯誤接收別人的訊息而誤以為對方有敵意，並以攻擊行為來解決人際衝突問題。於實況劇中，這一類攻擊者在日常社交上是比較不受朋輩歡迎，易被孤立及排擠，於是在網上就將憤怒轉向弱者，以欺凌行為洩憤。與「操控型攻擊者」不同，他們在網絡上的攻擊行為傾向衝動，沒有周詳計劃。他們因為對人缺乏信心，對別人的訊息過份敏感，容易曲解別人的訊息，以致衝動地回應。所以他們經常於網上與人對罵，惡性的言語循環不斷，並且往往會留下蛛絲馬跡，令人易於追查搜尋。

「反應型攻擊者」攻擊別人是為了想保護自己。Annis認為他們容易在接收及解讀外界訊息時出現認知扭曲，把別人的行為和態度看成有敵意和侵略性（即敵意歸因，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即使別人所講的、所做的，沒有甚麼惡意，但他們卻常處於戒備狀態，曲解別人的行為及說話，並以報復性攻擊作為回應。

建立同理心

Annis稱是有方法可以令這兩類攻擊者減少其欺凌行為。對於「操控型攻擊者」，他們是聰明的，可以透過不同個案，令他們知道欺凌行為可帶來的後果及責任，並用角色扮演等方法，讓他們從多角度了解受害者、攻擊者和受害者家人的感受，以及從公義角度去看事件是否合法，也要讓他們知道群體的重要，學習彼此尊重及每人都有自己的權利，明白自己不是永遠高人一等，主導所有事情。她解釋：「要令他們感覺到將自己的聰明、領導力應用在助人、合法、長遠投資的事上，比起欺凌別人、短期回報的事上更有滿足感及能獲得別人的尊重。」

由於「反應型攻擊者」多是衝動派，因此應避免進一步刺激他們。Annis認為需幫助他們拉闊眼光去探索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了解別人行為與當時環境的關係，從多角度思考後，可以了解別人的行為或說話未必帶有敵意。另外，還有一些讓對方澄清、說話的技巧，以及先停下來、思考再行動的思考方式等，都可以幫助他們。

讓攻擊者了解自己的行為對受害人的影響，幫助他們建立同理心，培養其品德實在十分重要。而站在欺凌者與受害者身邊的旁觀者，也別只顧「剝花生」（等著看好戲），Annis指出在現實生活中，在旁看著事情發生而不加以阻止，都有可能要負上刑責。而對於網上欺凌行為，大家亦不應把欺凌資訊傳開，這有助事件降溫，以免愈演愈烈。

（本文原載於第124期〔2019年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圖片來源：年代電視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rJ6T_QInw

有人在YouTube上載了一段在台灣公車的閉路電視所錄影的情況，片段所見當時車上非常擠擁，司機不斷指示乘客盡量行入車箱。[1] 此時一名青年利用擠迫的環境，把身體靠近車上一位女學生，以其下體磨擦該女學生的臀部。司機見狀，便伸手拍打該名青年，喝止他，遂把車門關上並報警處理。

片段以「見義勇為」形容那位司機，實在美妙。根據「維基百科」，見義勇為是指「在職務範圍之外，制止對他人的人身、財產的不法侵害……見義勇為會使行為人自己遭受損害，或者承擔損害的風險。」[2] 相信部份人或許會擔心指證這類性騷擾或性侵犯行為，會令自己捲入麻煩，甚至承擔風險，寧可選擇做個旁觀者。

面對著未知的風險，通常我們傾向採取觀望態度，等待「正義超人」挺身而出。另一種常見做法是使用手機，靜悄悄把整個過程拍攝下來。不過，這兩種做法，都未能即時幫助到受害人。對於不熟悉，未經歷過的事情，假如我們嘗試想像，並在腦裡演練一下應對方法，對真正面對突發事情時可能有幫助。演練過程可以是：

假如我當場喝止那位青年人，會發生甚麼事呢？

1. 他否認，反駁我，甚至說我誣衊他，無中生有。
2. 他不作聲，同時停止他的猥褻行為，因為他知道周遭有人注視著自己。
3. 他眼見事敗，急忙逃走。
4. 他老羞成怒襲擊我。

當我們冷靜地去思考應對方法，一般來說原來對方多是否認並立即停止，我們要承受損害的風險，似乎並不如想像中恐怖。再進一步，為免刺激對方情緒，我們可以用別的方法幫助那位女學生，例如把她拉到自己身後，再以堅定的眼神望著那青年，並拿出手機作準備，慢慢退入人群之中。即使對方再厚顏無恥，但怯於群眾壓力也只能瞪著你。假若自己不擅於應付正面衝突，毋須和對方爭拗，可以轉而安慰當事人，陪著她直至心情平復，這也是表達關心的方法。有時當有人願意挺身而出，便會鼓勵更多人拔刀相助。不同性格的人會採用不同的應對方法，重點是我們能以適合自己的方法聯合眾人，攜手共建安全社區。「任何人」都可以見義勇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