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謙卑憐憫行公義

一年一度的書展已經落幕，在新聞報道上見到有人拖行李箱買補充練習，還有父母給子女買足一年的作業，亦有人把握最後一天去掃平貨，當「書」與「起跑線」並置，今日的書展已經超越了以往的功能，我們所看到的並非一般的購書場景。

回看歷史，書展的前身由2個不同的展覽會孕育而成。第一是圖書文具展覽會，自1963年的第一屆開始，在中環大會堂低座展覽廳舉行，由香港書籍文具業公會主辦，直至1996年舉行最後一屆結束。第二個是國際圖書展覽會，於1967年展開第一屆，至1988年由於展覽會已發展得十分成熟，亦吸引很多參展商參加，需要找一個更大更方便的地方，適逢當年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第一期開幕，於是大家都認為這是理想的地點，並邀請貿易發展局協辦，於是在1990年開始貿發局便參與了書展，成就了第一屆的書展，門票第一屆免費入場，第二屆開始收費，由第二屆劃一10元，至今年第35屆的成人門票30元。至於人數也不斷增長，自2014年錄過百萬人次，至2018年達104萬人次入場，成歷史新高，然後因不同原因，剛過去的書展共89萬人次入場，已是連續6屆入場人數不超過100萬。

回顧書展的發展，我們也可以同時看見香港文化產業的轉變，由以往著重於賣書、尤其引入不同國家的書籍，到現在已加入不同元素，如零食世界、運動消閒博覽等，令人疑問「書」究竟是書展中的主角還是配角?有些人指書展成了散貨場，也有人覺得書展欠缺焦點，並非人人入場都為睇書，各有個別的另類目的。隨著科技的發展、成本的上升，文化的改變，書已經變得逐漸式微。歷史悠久的《讀者文摘》宣佈在8月完成使命，不再出版，這本雜誌曾被稱為「為讀者打開通往世界的一扇窗」。《Breakazine 突破書誌》是突破於2009年出版的關注青年及文化議題的雜誌，也是因經營困難而於今年4月停版，香港的出版事業面臨著重重的困局。書展已經不再是著重賣書的地方，而引伸出更多的產品，來吸引更多參展商與參與者。書，在未來如何走出生存的困局；書展，如何可以繼續承載閱讀的文化，不被另類目的所取代﹖

	《讀者文摘》中文版停刊 60年歷史劃句號 稱成本上漲、出版模式難以為繼
	(Yahoo 新聞．23-7-2025)

	書展結束共吸89萬人次入場　較去年少十萬人次
	(明報．22-7-2025)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香港社會過去的鄰舍關係比較緊密，有些街坊之間的關係親如一家人，鄰居可以彼此關心、互相幫忙。還記得年幼時被母親「藤條炆豬肉」，就會跑到鄰居家中「避難」，我和家人甚至有鄰居的門匙；但不知不覺鄰舍間的聯繫日漸疏遠，許多人甚至連鄰居的姓氏都不知道，更遑論日常的交流與互助。

隨著人口老化，許多獨居長者缺乏家人或社區的支援，一旦在家中發生意外，往往無人察覺，釀成悲劇。早前就有長者倒斃公屋內，被發現時已化為白骨，這揭示了當前社區人際關係的疏離、冷漠。這不僅是個別事件，更是社會人口結構變遷下，人情淡薄的縮影。

要扭轉這種局面，重建鄰舍關係至關重要。親友和鄰舍如能多加接觸，便可以重新點燃社區的溫暖，大家可先從個人層面做起，主動向鄰居問好、參與社區活動，或在節日時分享食物，這些簡單的舉動都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如果有年長的親友，應定期探訪或致電聯繫，確保他們的身心健康。而在社區層面，政府和非牟利組織可舉辦更多活動，如義工探訪、鄰里聚會或健康檢查，促進居民之間的互動。

鄰舍關係的疏遠並非不可逆轉，只要有人願意付出時間和心力，從點滴做起，社區的溫暖定能重現。守望相助，不僅是傳統美德，更是一種共同責任，若能以這類悲劇為鑑，重燃對親友和鄰居的關愛，那麼生活在繁忙城市裡的人便不會感到那麼孤單。

在舊約聖經的第一卷書，記載了上帝展開的一項工程。創世記一章記載上帝創造萬物，而二章當天地萬物祂都造齊了，到了第7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祂就安息了，祂亦賜福給這天為聖日。到了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2節，上帝又說：「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可以見到上帝看重人的休息。在人未犯罪之前，人的工作就是負責看守伊甸園，經文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從經文可見，工作是上帝給人們的祝福。不過，後來工作就變成了人們的勞動及重擔。

到了19世紀，美國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工人每天的工作長達12至16小時，還有童工的存在。於是美國的勞工團體在1884年美國發起「三八制」運動（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睡眠），並於1886年5月1日發起全國罷工，全美工人要求8小時的工作制度。1889年世界工人運動組織在巴黎舉行第二次國際大會，決議將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現時世界上大概有80多個國家將5月1日定為勞動節。

剛離世的教宗方濟各在任內第二道通諭《願祢受讚頌》[1] 中提到每一個受造物都有其價值。第18段提到，由於「人類和地球的改變不斷加快。另一方面，人現今生活及工作的節奏愈見急速，可稱為『迅速化』……急速和不斷的改變未必導向大眾的福祉或人類永續的整體發展。改變是值得人渴望的，但是當它損害世界和大部份人的生活質素時，便成為焦慮的源頭。」

勞動節不僅是世界上的節日，於基督徒而言，更是實踐信仰的重要一環，要我們回到創造的祝福中，要我們生活得更有質素。耶穌是工匠，但祂在辛勞的工作中也與上帝有美好的關係。祝大家勞動節快樂！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古倫神父是一位很有生命力的作家，他的書可讀性高、感染力強。他的著作《領導就是喚醒生命：靈性化的生命力領導》強調管理中要融入信仰與靈命，而每一個人都會同時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角色。作者清楚說明領袖應有的條件，就是要喚醒被領導者的生命，喚醒他們的新能力，新活力和新想像力，並從中教育他們。生命領導者人格十分重要，他們要有豐富的經驗，人格的成熟，簡樸的生活，因為生命最後還是在於上帝，生命不是只有成功，成就，獲利和收入而已。領導者不可讓弟兄難過，不該傷害任何人，甚至包括對他當面提出無理要求的人，因為領導者必須在每個人身上看見耶穌基督，挖掘出每個人良善的本質。那麼領導者其實可以透過他們性格的弱點與黑暗面，看到他們良善的本質。若有人犯錯，也不能傷害當事人，使他氣餒，可把事情在當事人面前，讓他能夠自然地穿進去。領導者亦不可散佈悲傷的情緒，而是要傳遞寧靜與和平，以及生活中的喜悅與樂趣。若公司散佈恐懼的氣氛，或許短期內可以提升工作績效，長期卻會消秏經營的成果，照顧員工的心靈需求是十分重要。

古倫神父在書中提出與人相處的原則是謙卑與分寸。謙卑就是有面對自己人性面的勇氣，這個概念會讓我們以敬畏，和善和態度去面對他人。言語可以傷害人，醫治人，也可以殺人，亦可以使人充滿活力，所以領袖要謹慎使用言語，更要尊重同工，不惹人生氣，要鼓舞人的心靈，從而使人的生命有增長，此外，人永遠比經濟成果更重要。如果領袖是尋求上帝公義的國度，那麼應正確處理經濟事務，上帝必定會將其他一切都加給他。敬畏上帝的人，必會謹慎看重與人的相處，以人為本，願意付出愛，因為愛使人有活力，而恐懼會使人癱瘓。最後，作者總結稱，領袖要經常為心靈補給，才會有生命力。唯一的補給方法是經常在上帝當中，在默觀的時候，在寂靜的空間，上帝會把泉源湧現。有生命力的領導就是要創造一個充滿靈性的企業文化，創造聖地，可以鼓舞人的生命，獲利不是最重要，人才是企業的優先考慮。

好電影應該細細回味。早前本社邀請了王礽福先生於網上講座中分析《正義迴廊》，該片曾於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16項提名，並勇奪新晉導演及最佳剪接兩個獎項。電影改編2013年轟動一時的「大角咀肢解父母案」。電影的拍攝手法特別，疑犯行凶、受傷、傾談等鏡頭，時有律師和陪審員在旁觀察和討論，令觀眾恍如在旁觀看事件。這電影實在想要引起觀眾反思法庭的審訊過程，律師們如何運用技巧去呈現證供於法庭這個「舞台」上，引導陪審團理解案情，並嘗試掌握各陪審員的態度和想法。

礽福分析到，陪審團制度是為了減少司法偏見，對抗政府或強勢團體對審訊的干預，增強司法的獨立性，並讓公民能參與其中，提升他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尊重，也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且由多人組成的陪審團能使裁決更全面和人性化，提高它的公信力和接受度，由於陪審團由普通市民組成，令他們容易對被告展現同情和公平的態度，這可保障被告的權利，以至令陪審團的決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但礽福亦提到大多數陪審員都不熟悉司法程序，會對它感到陌生、焦慮，還可能因接觸暴力或悲劇性的案件而承受心理壓力；而且他們可能會因缺乏法律知識，容易被律師的說辭或情緒化的證據所影響，在專業性極高的案件中，他們便可能會作出不當的判斷。

電影中的多位陪審員代表著不同的參與案件態度：未聽證供就已有對錯判斷；因自己經歷與疑犯相似而寄予同情；不想參與審訊，想它快快結束；因當陪審員有錢收而感開心，並單憑感覺而非證供去判斷；因對奇案感興趣而樂意認真發掘真相；認為自己甚麼都不懂而會細心思考證供；被傳媒報道影響，亦覺得自己一票的影響力不大；還有不相信司法制度的人……但陪審員實在只有九位，每一票都影響著疑犯的未來，是無罪釋放或有罪入獄，都需要陪審員作出認真、公平、公正的判斷。

結局是其中一位智力較低的疑犯唐文奇被判無罪，但電影卻引導觀眾去質疑他只是裝作自己被教唆，其實他並非無知，只是靠律師及姐姐的「幫助」，令他可以靠「裝蠢」來脫罪。根據網上及新聞資訊，真實的案件中，犯案者應有三個人，而經電影的剪裁，令疑犯變成只有兩個人。作為觀眾也要小心，留意自己有否被電影的虛構情節影響，以至對獲法庭判處無罪的人產生疑心，對他們或其家人產生負面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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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莉搬到三藩市兩年了，透過努力，她與同學貝兒和姬絲成為了冰球好手。而她的情緒控制台出現了「青春期」警報，之後消極的阿厭、內向又尷尬害羞的阿尷、容易焦慮的阿焦、經常羨慕其他事物的阿羨來到了控制台前。韋莉即將要升上中學，面對著未來的轉變，她很想在冰球訓練營中得到機會並進入心儀的火鷹隊……阿焦為了未來「計劃」，於是把基本的情緒們都困起來，由於「自我意識」被改變，韋莉開始做出與以往不一樣的行為：偷看教練筆記，並與舊隊友的關係變得緊張……

猶記得第一集《玩轉腦朋友》在九年前上映時，看著主角韋莉的幾個情緒在「腦海」中影響著她，有主導的情緒阿樂，亦有被壓抑的阿愁，故事場景十分有趣，如記憶球儲存區、夢工場及舊記憶球堆填區等，而且還讓觀眾學習到人的腦海及基本情緒的神奇運作，當面對環境改變，會容易出現負面情緒，而如果有情緒被壓抑，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明光社當時邀請了拉法基金臨床心理學家葛琳卡博士到來，在電影小組分享壓抑情緒所產生的問題。

於第二集，韋莉適應了三藩市的環境，與兩位很要好的同學一起打冰球。她因為要升學，而再次面對與冰球隊友分開的不安，也因著想追隨明星球手阿V而有了新的想法，希望進入阿V的火鷹隊。阿羨的慾望及阿焦的操控，令韋莉逐步逐步改變。電影使觀眾知道青春期的焦慮會令青少年想得太多及可能引發的風險，愈想就愈不安，焦慮感亦會加深。這也使韋莉收起了以往的自己（情緒及自我），做出一些有違自己價值觀的事情，只為了得到更好的未來。結果，這令她在球場上變得急躁，撞傷了好友，不知所措的她出現了恐慌狀況。

最後是甚麼緩解了韋莉的焦慮（擺脫阿焦的操控）？是阿樂回來與阿焦好好的溝通，使阿焦知道不需要去改變自己，反而應該接納自己、了解自己的過去，如能面對及接納自己的好與不好，了解自己的信念及自我認知，便可以繼續成長，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兩集的《玩轉腦朋友》都是很好的電影，故事以情緒做主角，並有心理學家任顧問，讓觀眾看過以後，還可以回想、反思，有動機去學習更多。這也使筆者想起兩本書：《點解學校無教過情緒科》及《點解學校仲未教情緒科》，作者崖柏為臨床心理學家，於書中分享了一些有關情緒調節、人際關係、創傷自癒、愛自己等內容，可以為仍在「社會大學」讀書的朋友補補課吧。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在內地，出現了房價暴跌、西方脫鈎撤資、商店工廠倒閉如潮、地方銀行倒閉、民眾不敢消費等情況。名校大學生畢業可能要面臨失業、底層民眾更有機會經歷無工可打，睡大街，挨餓受凍、一些人走投無路，選擇了輕生，亦一些想法極端的人報復社會——傷害無辜者，類似的情況在內地一些城鄉，正在上演中……

以上的描述並非危言聳聽，只是在新聞較少會看到這類報道，如：珠海有人開車撞傷途人、[1] 河南銀行存戶的存款無法取款等，[2] 但只要嘗試在YouTube搜索：「#中國現狀」、「#中國經濟」、「#中國百姓」等字眼，就能見到一些相關影片。此外，眼見為實，筆者亦於早前親身走訪深圳龍華汽車站（外來務工人員的集散地）和東莞等地，親眼見證蕭條下底層人的困苦、流離。

據筆者了解，中國當前的經濟危機恐怕不只是週期性的，更是結構性的——西方的主動脫鈎：減少從中國進口商品、加關稅、各種貿易制裁、高科技封鎖、外資撤離對中國商業及工廠的投資……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與新委任對華強硬的班子，未來恐推出更多對華的「狠招」。上述種種，都使因疫情經歷了三年封控，正值寒冬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這些對於當下大多數百姓的影響大致可分為：

1. 負資產：於2017至2018年在高位買入房地產的人們，他們原本的身份是：老闆、高薪階層、中產、打工人……而他們現在的身份卻是：破產／債台高築的老闆、失業大軍或收入大不如前者。當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房價大跌，加上經濟不景、失業，減薪潮，這些人背負著巨額的負債卻又無力供樓。當中不乏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他們的壓力可想而知！

2. 失業大軍：面對如此嚴峻的經濟寒冬，有人面臨一工難求的窘境。隨之而來的現象是，一份很普通的基層職位卻迎來成千上萬的求職者，當中不乏高學歷、高質素的人才。不單商業、工業，更有醫院、學校倒閉或出現拖欠薪金的情況。

3. 畢業即失業的大學生：根據資料，中國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有1170萬人，預計2025年畢業的大學生有1222萬人。面對當前的環境，許多畢業生表示：找工作實在太難了！他們當中不乏名牌大學的學士、碩士。有網媒曾報道，外賣、快遞員中，學歷在大專至碩士的有15%。由於缺乏全國性的統計，此數據是否被準確，筆者不知道，但大學生就業有多難？從近日國家多部門大力推動高校畢業生進入家政行業的報道就可見一斑。[3]

4. 每日為生活疲於奔命的低薪人群：早在2021年4月，北京市人社局勞動關係處副處長王林就曾體驗過一天的送外賣生活。[4] 結果，他疲於奔命的做滿12小時，才賺到41元！三年後的今天，當更多失業大軍加入外賣行業，以致外賣員人數飽和、定單卻愈來愈少……而這些參與者們，其中不乏是肩負著供養家中老小的頂樑柱，他們不顧風雨、不問自己溫飽、倦乏還是受傷，只求在有限的時間裡搶到並拼命送出更多供養家人訂單。他們當中會出現過勞猝死的「單王」，也有愈來愈多帶著自己幼小子女一起為生計而奔跑的父母。

5. 底層「討活路」的日結工們：在中國各大、中城市的臨時工勞務市場，每天凌晨4點鐘就已經人頭湧湧。他們在等，等待一個希望，就是今天有人肯顧他們打工。偶爾會有一輛車駛過，裡面開出150、120元一天（通常是做滿12小時才有工資），只招幾個名額，於是一大堆人簇擁而上，爭取這難得的機會。他們的大多數從天未亮就開始等，等到天亮，等到中午，等到下午，再等到天黑，最終卻空手而回。他們當中有許多是中年或以上，近乎被社會淘汰的人。沒有收入，今天怎麼辦？明日會否有人請他們？如果這是不肯定的事，那麼比較能肯定的，就是要忍饑挨餓、露宿街頭。隨著天氣進入寒冬，會否路有凍死骨？

6. 不被看見的：如果上述是可以被鏡頭記錄的，那麼，恐怕還有很多不被看見的——失去雙親的孩子、老無所依的老人、山區的留守兒童……他們的困苦、需要又有誰知？有誰施以援手？

還有更多問題：

1. 食品安全問題：內地市場上到處是「科技與狠活」，[5] 不單有假牛羊肉，還有假雞蛋、假麵粉、假大米、問題食用油、各種致癌的食物添加劑等等。

2. 各種低成本致癌服裝產品

3. 層出不窮，各種新型的騙案

4. 嚴重的老齡化、低出生率與社會保障問題

不同地方的百姓的困境可能還有不少，只能描述至此。閱讀至此，如果你心中對苦難的百姓有一分觸動，請轉發給身邊關心國內情況的肢體，讓我們一齊為患難中的百姓代禱，並思考我們可以為他們做甚麼？

「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章40節）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所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它總是有著強大的數據庫，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性以及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我們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著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我們看到哪些資訊、聽從哪一類人的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我們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我們的印證，而是代表我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排除人類了。[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劇集。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亦常見於交友軟件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在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朋友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的性格當中；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 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遊戲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贏了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種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我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我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明光社一直關注基層家庭及學童的需要，在此與大家分享最近幾個與基層家庭相關的活動。

支援基層學童的計劃

「立志闖里程」計劃由置地公司．家基金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合作推行，明光社為計劃下的地區伙伴機構。在2021年11月至2024年3月期間，明光社透過此計劃服務居住於油尖旺及深水埗區劏房的青少年。參加者可透過一系列多元化的活動，內容包括教育課程、社交聯繫、家庭關係及健康等主題，擴展青少年的視野及發展，增加向上流動。超過70位青少年透過本社參與了此計劃，有部份更獲得優異成績。計劃的主辦單位特別在2024年10月18日舉辦了嘉許禮及成果分享，向參與計劃的青少年頒發證書及獎項。

嘉許禮開始前，大會提供了飲品及小食予來賓享用，讓出席的家長和同學們有一些彼此分享的時間。高同學透過明光社參與了計劃，她的表現優異，她指當中的英文班對她的學業成績很有幫助，大大提高了她的學習動機。家長林女士則分享到，感恩在疫情時期遇上網上英文班，讓兒子的英語水平得以維持；另外她也喜歡離島導賞及社區探索等參觀活動，除了可以從中認識社區、增廣見聞，也讓她和兒子可以一起外出，令親子關係更親密。

中秋前夕的探訪活動

另外，感恩本社獲一間機構捐贈月餅，讓同工在今年中秋節前，將月餅分別送給居住在深水埗、土瓜灣、觀塘及鰂魚涌的基層家庭，藉此關懷他們的生活需要，並了解青少年的成長狀況。

主題公園親子遊

最後，透過迪士尼社區共享計劃送出門票，有56戶基層家庭於9月8日在本社協助下到訪了迪士尼樂園。活動讓家長和孩子們在星期天，全家一起盡情玩樂，有家長表示這天十分開心和難忘。

警方發現有本地賣淫集團在Telegram上開設群組，以「兼職女友」的名義招攬嫖客，吸引超過25,000用戶。警方針對該集團展開拘捕行動，拘捕六名涉案男女，他們涉嫌利用多個戶口收取及清洗懷疑透過營運賣淫平台而獲取的犯罪得益，有關款項超過1300萬元。

這則有關兼職女友的新聞涉及身體與法律層面的思考，我們可以深入思考個人選擇的意義。有些兼職女友可能被不法份子以把柄要脅，並非出於自願，她們需要盡早向信任的人求助。有些兼職女友也可能以為這是搵快錢的方法，認為自己能設立不同的身體界線，視之為工作選項；其實任何選擇都應優先考慮事情是否會傷害自己的身體或是否違法，保護身體的安全是個人最基本的權利，而合法性則關乎社會的穩定與大眾的安全。如果一個選擇違反了這兩個原則，那麼這個選擇就不應被視為正當的。這提醒我們，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保護和尊重身體始終是最重要的。

社會大眾對於兼職女友的普遍看法往往集中在這種行為的後果，而忽略了對她們的關心。她們可能會隱秘行事，不敢告訴別人正在出賣自己的身體，或是沉溺於不健康的性關係；她們既感到羞恥，也不知如何尋求幫助，部份人可能會以痛苦來懲罰自己，甚至選擇自我放棄。社會應該鼓勵那些選擇成為兼職女友或以錢來尋求性關係的人重新考慮自己的選擇，並向他們發出友善的訊息，主動伸出援手，並與他們同行，例如透過社會服務機構來提供心理輔導、建立愛惜和尊重身體的價值觀；透過社會人士的關心，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慢慢在現實生活中重新找到屬於自己的價值，建立健康的身份認同。這不僅是對個人的負責，也是維護整個社會的健康。

參考資料：

〈Tg賣淫群組以「兼職女友」吸客 警拘6人包括情侶主腦 涉洗黑錢逾1300萬〉。星島。2024年9月5 日。網站：https://www.singtao.ca/6845770/2024-09-04/news-%E7%B6%B2%E4%B8%8A%E8%B3%A3%E6%B7%AB%E5%B9%B3%E5%8F%B0%E4%BB%A5%E3%80%8C%E5%85%BC%E8%81%B7%E5%A5%B3%E5%8F%8B%E3%80%8D%E5%90%B8%E5%AE%A2+%E8%AD%A6%E6%8B%986%E4%BA%BA%E5%8C%85%E6%8B%AC%E6%83%85%E4%BE%B6%E4%B8%BB%E8%85%A6+%E6%B6%89%E6%B4%97%E9%BB%91%E9%8C%A2%E9%80%BE1300%E8%90%AC/?variant=zh-hk。

網絡成癮是很多家長擔心孩子們陷入的處境，但其實可能很多家長自己本身都有網癮而不自知，因為網癮不單只是網絡遊戲成癮，還包括社交平台相關的網絡社交成癮、網絡色情成癮及網絡資訊成癮等。眼見很多成人坐車時看手機，回家又滑手機、看資訊、上社交平台分享及傾談等，一有空就手機不離手，每週上網時間輕易超過40小時。如果網絡使用者在網絡上花費比原本計劃更多的時間；不停想繼續使用，想停也停不下來；沒接觸網絡就心癢難耐，煩躁不堪的話，就很可能已有網絡成癮。

網絡社交成癮

先說網絡社交成癮，這是指社交平台用戶過份投入去關注自己分享文章的點讚回應、追隨者（followers）的反饋，如得到很好的回應就會發更多帖文，如沒有得到良好的回應，就會刪去帖文，甚至影響情緒。過份沉迷使用社交平台，會產生一些負面情況，如焦慮、憂鬱、孤獨及專注力失調。而且用戶的關注點會因為過於聚焦在網上平台及當中社群的看法，而忽略了真實生活的人際關係，以及其他來源較為客觀的資訊及意見。

早前就有報道指，美國醫療總監Vivek Murthy醫生表示，社交媒體是導致青少年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因素，所以他呼籲國會要在社交媒體的平台上加上如印在煙盒上的警告字眼，清楚列明社交媒體可能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構成重大危害。[1] 另外，亦有美國的青少年自己感到網癮過大而改用不能滑動屏幕的翻蓋手機，想減少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他們其中一位想重返真實的社交生活，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保持專注；而另一位則想減少於社交媒體上與人比較，以免影響到自我形象，亦可為自己減壓。[2]

網絡色情與性上癮

有關色情資訊，網絡幾乎是個無窮盡的色情資訊資源庫，只要想看就隨時隨地可以看，這造成了許多人起初因為好奇、刺激而接觸色情資訊，但後來他們腦中的獎勵機制受影響，情況與吸毒、酗酒相似，成癮訊號產生，觀看者的腦中產生了「興奮的物質」多巴胺。

正常來說，大腦對性會有渴求，在達到高潮時這種渴求就會得到滿足，短期內人不會再有強烈渴望。但每當看到新的色情視頻，不同的外在刺激，就會繼續喚醒人的渴望。一次一次地看下去，一次一次地獲得性高潮。情況就如狗隻受訓練，每當訓練員搖動鈴子之後向狗隻提供食物，受訓狗隻久而久之就會把鈴子和食物連上關係，一聽到鈴聲就以為有食物及流口水，這便是條件反射（conditional response）。收看色情視頻者亦然，看到相關資訊，也會隨之對性產生渴望。

網絡色情引發的刺激，令觀看者產生強烈的渴望，愈看會愈需要更大的刺激，因為頻密地觀看色情資訊，大量多巴胺過度刺激大腦，會讓腦部產生耐受性，需要更大量的多巴胺才能帶來與之前相同的快感。要獲得滿足，影片的量或質就要「提升」，即是要長時間收看或者要更「重口味」的色情片，才能帶來刺激。觀看者看完影片，可能會想將所看的付諸實行，不能自控或想持續地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

在香港，東華三院心瑜軒有為成癮者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參考中心的統計數字，近年性上癮求助者有年輕化趨勢。患上性上癮的人，其日常生活會被與性有關的事物佔據，他們會不惜一切地維持或獲取機會，以進行與性有關的行為，並且無法自我控制。心瑜軒時任主任周鈺山指出，性上癮個案增加與網絡色情成癮有關。2019至2021年期間，該中心更出現一名求助者，年齡只有11歲。[3] 按一位小學生的生活環境及經濟能力，讓他接觸到那麼多性資訊的渠道，很有可能是網絡吧。

網絡遊戲成癮

而網絡遊戲成癮方面，因著疫情，許多學生於家中長期使用電腦上課，易以上網打機作為娛樂之一，而許多網絡遊戲的設計都容易讓人上癮，《燭光》曾經刊載過一篇名為〈網上賭博、課金與成癮〉的文章，曾講解過當中的原理。於2022年有教育團體訪問了2,700多位中、小學生後，發現超過一成（12.6%）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傾向，而研究更指出有過半受訪學生有抑鬱、焦慮和受壓，超過四分一（27%）的受訪學生自覺睡眠不足。[4]

另外亦有研究指有超過三成半（36.2%）受訪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導致他們缺乏時間專注於學業、運動或培養其他興趣。研究亦指出在網絡遊戲成癮的學童中，有高達七成受訪學童有抑鬱情緒，有近三成（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面對困難時更容易選擇逃避問題。[5]

戒癮與治療

面對上述多種與網絡有關的「癮」，如果身邊有人不幸成為成癮者，家人或朋友，可以陪同他們，尋求心理治療師的協助，透過「認知治療」（cognitive therapy）幫助他們認清自己的現況，釐清一些謬誤，他們可能會誤以為沉溺行為帶給他們很多好處、自己不會被沉溺行為捆綁、仍有能力控制沉溺問題，並否認及逃避沉溺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及負面後果等。而治療師會為成癮者分析繼續或停止沉溺行為的好、壞處，從而增強他們戒癮動力，並幫助他們以一些較健康的方法去替代沉溺行為。而「復發預防」的方法，則可以幫助戒癮者增加信心，維持改變的決心，敢於面對「癮」誘，以免再次掉入沉溺的漩渦當中，減少全面復發的機會。[6]

網絡已是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工具，青少年需要繼續使用它來與人溝通、學習，但又要保持不過度使用，不以它作為麻醉自己的工具，不借助它來逃避心煩的事情，以免成癮，要適可而止的使用網絡，實在需要在實體世界中能建立良好的溝通習慣，與家人有好的溝通，並有健康的人際關係，努力保持平衡才可以做到。

你近來覺得自己是否開心？有沒有關注自己的情緒？近年不少團體的調查數字都反映了香港人「不快樂」：有調查指近四分一香港人自覺自己 「不開心」；[1] 有研究發現六成香港學生需要情緒或精神健康支援；[2] 有調查指香港人抑鬱指數創新高，其中男性較女性高，而18至24歲青年受訪者的抑鬱、焦慮及失眠程度亦較其他年齡組別高；[3] 有調查指超過八成SEN（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照顧者情緒受困擾；[4] 有調查顯示逾半受訪50歲以上退休婦女的情緒出現困擾……[5]

參考教育局為學童所訂立的《4Rs精神健康約章》，[6] 當中的4Rs為促進精神健康的四項要素：

1. 休息（Rest）：足夠的休息、充足的睡眠和休閒的活動；
2. 放鬆（Relaxation）：適時放鬆，關顧精神健康及懂得自我關懷；
3. 人際關係（Relationship）：與同儕、家人提升聯繫感，了解自己的角色及重要性，並願意承擔責任、作出貢獻；
4. 抗逆力（Resilience）：適應生活中無可避免的壓力和挫折，以正面態度處理情緒，應對困難。

於生活中，可注意是否能作出一些改變，重整作息時間及休閒活動，減少個人透過數碼科技提供的娛樂方式，如：長期獨自玩手機遊戲、通宵煲劇等，以免休息不足和精神過於緊張、疲勞，取而代之是與友伴或家人一起參與閒暇活動，既可建立人際關係，亦可與人溝通，紓減壓力。

在抑壓負面情緒的人，並非每位都容易把感覺宣之於口，讓人分擔。有調查指出有九成受訪學生面對負面情緒時，沒有向成年人求助。對於向人求助有甚麼顧慮？有學生表示憂慮被傳開或嘲笑，亦有人擔心被追問、批評以及不被理解。[7] 另外亦有調查指中年男性（35至54歲）的精神健康較需關注，但有六成受訪男士都表示不會找社福機構或專業人士求助，因怕被人看不起，認為是脆弱的表現，或感到尷尬等。[8]

就著這些難以與人分享自己感受的人，筆者會建議可以試試用表達藝術來抒發自己的情感。透過視覺藝術（繪畫圖畫或面具、製作黏土雕塑等）、音樂、舞動、戲劇、寫作等，來把自己的感受、想法表達出來。當藝術被帶到心理治療的領域時，「表達」就是重要的一環，表達藝術治療師張文茵曾在其著作《表達．藝術．治療》提及：「人的內心實在有太多難以用言語剖白的情感，我們需要一些另類語言，將這些隱藏的情感自然流露出來。」「藝術的好處是揉合言語和非言語的元素，例如在戲劇，與創作品對話；寫作和分享時，我們會用言語和文字表達；在舞動身體、創造藝術品和創作音樂時，我們則運用身體、表情、姿勢、色彩、線條、圖像、聲音、樂曲、韻律和節奏等跨越言語的方式去表達……讓我們透過喻體（metaphor）、意象和想像，將心底的說話用隱藏又安全的展現方式釋放出來。」[9]

筆者曾參與戲劇治療理論及藝術心理輔導訓練，於課堂中亦見證到同學透過心理劇（運用戲劇的手法將人內心的事件呈現，助人走出悲傷）團隊的支援，重演及回顧往事，並解開了多年的心結；亦體驗過藉著繪畫及與治療師的傾談，發現到一直潛藏在內心而不自知的想法，也對自我的習慣和想法加深了認識。台灣南華大學生死學系助理教授游金潾博士曾於《表達性藝術治療15講》中撰文描述一個個案，主角紫容（化名）參加了心理劇團隊活動，心理劇導演（治療師）先透過對話、自發性舞蹈及繪畫來為各成員暖身，紫容被選出成為主角，導演從她畫作的顏色中，發掘出她對去世一年半的母親仍有「思戀之情」。紫容繼而與心理劇團隊一起上演了「與媽媽的劇」，宣洩（catharsis）了她心中累積的悲、傷、哀、愁，釋放了情緒；在與媽媽分離後，再上演「與上帝對話的劇」，透過與上帝（由主角自己飾演）的對話，親自對自己作出了安慰。最後，主角在整合過程中表示自己感覺到「自在、舒服」，並與上帝的關係「更加踏實」。[10]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自己不諳藝術而不敢參與，但其實表達藝術治療的活動不需要有任何技巧，只要投入參與，治療師就能讓參與者透過活動來表達自身的感受和想法，甚至是能開啟一扇讓自己與自己、自己與別人溝通的窗戶。

不學而能者，我們稱之為天才，但通常天才會在小童時期便被察覺。到長大後，一覺醒來竟然發現自己多了一種才能，這叫神蹟，因為除了神而外，並不能解釋這些經歷。基恩敬拜的總幹事經歷了神蹟，從她的口中娓娓道出上帝在她身上的故事。

神出手，沒有難成的事，鄧淑儀牧師信主之後的某天，她突然懂得唱歌、作曲、填詞、彈琴，口中不但能哼出歌譜，更可唱出歌詞，滿口新歌。然後，當她的指尖觸及鋼琴，便即時彈出美妙的樂章，一切都是神的作為。最後，無數的人因著她創作的詩歌而信主、被感動、被支持、被鼓勵。到今天，她仍未去學音樂，反而一直在攻讀神學，甚至取得博士學位，她說：「讀神的話語，重要過讀音樂。」她又說，只要我們專心做上帝的工，奉獻便會自然來。聽畢，感到這句說話很熟悉，在哪裡好像聽過。是的，就是明光社總幹事也曾說過類似的話，他也在書中寫過：「做好我們份內的工作，專心事奉，比起一切籌款活動更重要，因為上帝會供應我們的需要。」

明光社在成立初時，也是從無到有，我們一直以傳媒、性文化、社會及家庭倫理為事工的重點，近年積極發展離婚、再婚輔導、關顧劏房戶等，這都是在上帝的帶領下，慢慢開展的事工。從零開始，由沒有經驗，經過開發、鑽研，到現在能與教會、機構一起去合作，分享事工的成果，並建立一套能合乎現今世代的倫理價值觀及社關宣教觀，這些都是上帝所給予的，是神蹟。

教會在牧養，機構在輔助，就像剛過去星期五舉行的「吾男吾女：性別的變與不變」週年研討會，我們透過問卷調查，發現在跨性別議題上的一些重要理據，這是一般研究未必會涉及到的，我們便去補足，希望能夠引起教會、機構和社會的關注，思考如何去回應及改變現今一些似是而非的社會文化。

至於奉獻，我們是需要的，也深信神會出手，只要支持者見到我們專心、忠心的事奉，上帝便會差派、感動支持者為我們打氣和奉獻。身邊很多人都引用聖經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節說耶穌臨走前要我們去使萬民作門徒，有時亦會聽到社關好像與傳福音無關。是否基督徒最好只專注傳福音，而對社關不聞不問？其實，明光社做的，正是具備社關策略的宣教事工，亦是傳福音的基石。

	正生書院已完成了她的使命
	（時代論壇．12-6-2024）
	政府指若正生會保證銀行戶口解凍後資金用於書院運作 警方願意配合
	（無綫新聞 ．12-6-2024）

正生書院事件的發展，最令人痛心的是仍然留校的學生和老師的困境，以及對教會和慈善機構誠信造成的傷害。而身在海外的關鍵人士一直不願意對外界的質疑作任何公開及詳盡的回應，以及用之前的捐款協助學校解決財政困難，更令曾經因為受前校長的言行感動而捐款的各界人士十分氣憤，大家為了支持正生書院而捐出的款項，未經捐款人同意而將款項調往海外；而調撥的過程之中據說曾透過私人戶口轉款，這對於任何免稅慈善團體來說是絕不能接受、甚至是違法的行為，就算最終如數轉往海外另一些慈善團體，誰敢保證在調撥的過程之中，有關人士不會用作私人的周轉？而當中涉及的利息亦可能不少，但真實情況如何，公眾到如今仍是毫不知情。還有就是當正生書院陷入財困，老師多月未能支薪，為甚麼不將已調往海外的資金調回香港應急？作為前僱主、前上司對受影響同事的困境袖手旁觀是毫無道義的行為。若果調撥有甚麼重大的困難，亦應向公眾（特別是捐款人）作出解釋，所有捐款都不是機構負責人的私人財產，一切運用應與機構成立時的章程和捐款人指定的項目相關，並且要符合慈善團體的稅務條例，而個人的領受或良好的動機，並不是違反上述要求的合理原因，除非當事人是以個人的財產去開拓新的事工。

任何人（包括基督徒）若果有一些新的領受，想開設某些新的事工、甚至新的機構，都應該清楚向捐款人說明，並確保按照承諾辦事，不能簡單一句向神交代就可以蒙混過去，這是作為慈善團體負責人和基督徒應有的誠信，沒有誠信，過往一切做過的好事都會被質疑，因為別人無法知道你的內心，而只能以你的言行來評價你。所謂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一子錯落盤皆落索，若當事人真的問心無愧，應盡快公開交代事件的詳細情況，並回應外界一直以來的種種質疑，以及向受影響的師生和捐款人道歉。雖然正生會前主席和一些前董事、以及正生書院前校長在整件事情的處理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亦充滿疑點，但同學和老師是無辜的，而正生書院服侍有需要同學的方式亦是十分獨特，暫時看不到有其他可以替代的學校和方式，應盡快在全新的董事會帶領下，與之前受質疑的行為劃清界線，解凍有關的戶口，令學校可以按照過往的方針，公開及透明地繼續運作，也讓公眾可以仔細觀察，以恢復公眾的信心，一切應以學生的利益為大前提。

根據香港審計署在4月發表的報告，衞生署牙科街症排隊問題持續，有病人為了取籌排足七小時，報告建議衞生署改善安排。有衞生署屬下的牙科診所在5月9日推出了派籌的新安排，正式派籌時間由上午11時改為下午1時，半小後可以應診，縮短派籌及應診時間差距，不過新安排下病人仍要在凌晨12時拿取臨時籌，即是無論如何，排隊仍是在所難免。為甚麼有市民寧願強忍牙痛，長時間排隊也不去找私家醫生解決？答案無非是經濟考量。為了減輕負擔，有人要排街症，有人選擇北上使用相對便宜的醫療服務。其實到其他地方求醫並非甚麼新鮮事，亦絕非港人獨有的行為。例如在英國，當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不勝負荷，私家醫院的收費又高昂時，不少患者只好飛往其他國家求醫，立陶宛的私家醫院便接待了七成來自英國的病人。除了求醫，不少英國人亦打算前往其他生活成本較低的地方，如選擇在葡萄牙過退休生活，這意味著他們有可能在原居地以外的地方使用自己畢生的儲蓄。

很多港人愛北上買菜，付出時間換取性價比高的必需品。事實上，瑞士邊境的居民早已學會到德國或法國等地購買新鮮菜蔬肉類，以及其他生活所需，至於不想麻煩又想省錢的「瑞士人」，另一選擇是前往德國開設的Aldi或Lidl平價超級市場入貨。為了減輕最大的經濟開支——租金，有些人甚至選擇在法國或德國邊界生活，到瑞士工作，就如現在有些香港人選擇在香港上班，而在深圳生活一樣。其實，內地亦出現了這種情況，有些人在深圳上班，卻在惠州或東莞居住；有些在廣州上班的，卻在佛山及東莞居住。撇除旅遊或體驗生活，全球有不少人被迫「北上」，最大的原因莫過於樓價高租金貴，連帶其他必需品的價格都高起來。一個地方經濟不振固之然讓人憂心，當權者視花盡心思裝扮城市吸引遊客是當務之急，但當一個地方的居住成本高得讓人喘不過氣，低薪工作者更是無力在自己工作的地方生活，又或需要入住環境惡劣的劏房，可能更值得當權者加快行動，推出對應的政策去解決根本的問題。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參考資料：

翁鈺輝、何瑞芬：〈西貢牙科診所改派籌時間　剝牙婦：私家1000蚊，診所唔使錢唯有忍〉。《香港01》。2024年5月9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8011?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呂穎姍：〈牙科街症派籌減半　多間診所有病人輪籌逾7小時到深夜〉。《香港01》。2024年5月7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13286?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藺思含。〈英國求醫難：NHS滿意度40年最低　立陶宛診所七成英國人?〉，《香港01》。2024年3月2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1004758?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John Heilprin. “Swiss shoppers cross borders for big savings.” NBC News. Aug 18, 2011.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44179025.

“Buying things from France?”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geneva/comments/18eumfk/buying_things_from_france/

Lusa. “Brits remain interested in living in Portugal.” Idealista News. Mar 26, 2024. https://www.idealista.pt/en/news/lifestyle-in-portugal/2024/03/26/63207-brits-remain-interested-in-living-in-portugal.

「M記」是來自美國的跨國快餐連鎖店，其品牌已與漢堡包劃上等號。任何人一提及漢堡包就必定第一時間想到「M記」。當然「為何M記廁所總是髒？」仍是筆者的迷思。只是我們也不得不欣賞其能「融入」不同地區文化的營商策略，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

筆者曾居於香港的長洲。每年「佛誕」期間，小島太平清醮的習俗之一是「齋戒」三天。市場不能售肉，食肆也不可販賣任何的肉食。若要丁財兩旺，不少小店、食肆就更改其餐單，把一些平平無奇的素菜食材，配上一些「吉祥」的名字，就賣出高兩倍的價錢。在商言商，這是無可厚非的。而島上唯一的國際品牌連鎖食店M記，也竟然同樣作出「妥協」，放下身段，暫時摒棄其引以為傲的牛肉、豬柳、魚柳漢堡，而單單出售「脆香素菇包」。[1] 小島人口大概兩萬，近年更愈來愈多「外來人」遷入，真的持守傳統文化的居民已著實不多。大企業壓根兒不需要作出協調來迎合「小眾」。或許，是基於尊重，要融入獨特的文化，換取當地人的接納，就長遠而言，是利多於弊。

作為大企業，定必有其經濟考量。在英國的麥當勞，竟亦有類似的營商策略。每年在記念主耶穌為世人受苦期間，英國各大超市或麵包店也會推出十字包（hot cross bun）。翻查資料，十字包一方面有它的信仰含意，而有趣的是，它的一些傳說，竟然跟長洲的「平安包」相近。坊間有傳說指十字包可掛在家中，一年也不會發霉，可用作治病之用；航海行船時掛上它，可保整年的平安。[2] 作為大企業，當然不會以「平安」作考量，但在受苦節期間，餐廳卻會推出一種類似蘋果批的甜點，名為hot cross (bun) pie。同樣是對應英國的傳統，作出迎合及協調。

入鄉是否一定要隨俗？或許移居港人不時會自問。堅持以「快」見稱的生活形態，還是學習「慢」活的處事作風；堅持十項全能的「催谷」教育，還是接受「啟發」自由的學習環境；以「事業」導向的求學進修，或是以「興趣」為本的追求知識；繼續以「工作」來肯定個人的價值，還是嘗試體會Work-Life Balance？我們香港人，慣常每事計算精準、綢繆於未雨，是否需要學歐洲人，隨性自在享受於當下？

M記大概不會隨波逐流地，不時更改其餐單來迎合（或討好）客人的口味。只是，在其堅持本身的特色之餘，他們也會作出改變或調整，為要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那麼，香港人的特色是甚麼？我們最需要留下的又是甚麼？流散的，不得不作出妥協或改變，不僅是迎合異地的文化，更是需要走進社區及拉近與當地人的關係；留下的，也要面對周遭社會氛圍的改變，在協調、適應中，如何不失對公平、公義、和平與愛的堅持及追求，不單是毅力的挑戰，更是勇氣、膽量的考驗。

吃著素菇包、十字Pie或在不同的天空下嚐著港式奶茶、菠蘿油，在迎合與堅持、融入與妥協之間，思想著甚麼是我們絕不能放棄、忘記的東西？或是某些人、或是某些事、或是對美與善的渴望、還是那一點仍存在內心，微弱、衰殘的燭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