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孩子識別網絡性陷阱

《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一書深入探討，在數位時代手機對人類大腦的影響，作者安德斯．韓森（Anders Hansen）是位來自瑞典的精神科醫生，他以科學研究為基礎，揭示智慧型手機如何改變人們的認知、情緒與行為，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影響更為深遠。韓森醫生在臨床研究上發現有愈來愈多瑞典青少年失眠、有抑鬱症的傾向。他指相較在2000年左右，近年在瑞典因失眠而就診的年輕人高達八倍之多，而缺少社交、運動及睡眠這三種重要保護因素，青少年的精神狀態也會變差。

作者指出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青少年。他們的大腦正處於發育關鍵期，對外界刺激特別敏感。書中引用神經科學研究，說明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記憶力下降，甚至影響情緒調節。手機的應用程式採用了即時反饋機制（如社群媒體的「讚」或訊息通知），會刺激大腦的多巴胺分泌，形成類似成癮的行為模式，而令腦部釋放快樂物質的「報酬系」機制，對青少年尤其危險，因為他們的自控能力尚未成熟，容易沉迷於虛擬世界，忽略了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互動與學習，而過度依賴手機就可能導致社交孤立，增加焦慮與抑鬱的風險。

作者稱人們因手機而變蠢：「手機這樣的科技，與其說是讓人類升級為2.0版，倒不如說是降級成為0.5版。」青少年的大腦發育與學習表現深受手機影響，因為快速滑動的資訊讓大腦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訊息，削弱了深度思考能力，也無法專注於深入的分析。

作者指出人們的腦袋與身體正在開始「退化」，不單是思考、還有抗壓能力和體魄。關注自己的壓力指數，減少無謂的網絡社交平台活動，積極在數位時代中找到平衡的生活，重新掌握專注力，並在真實世界裡找尋快樂，是這書對讀者的一些提醒。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明光社在2025年5月23日在訓練中心舉辦一次性教育願景分享會，邀請了觸動輔導中心性治療及家庭治療總監程翠雲姑娘分享Z世代成長的挑戰 ，而另一位講員私人執業律師丘志強先生，則講解到青少年容易觸犯的性罪行，當日還有同工介紹到本社為學校主領的性教育工作坊及講座。

Z世代泛指約在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人，這一代的人在互聯網、智能科技普及的環境中成長，是真正的「數位原住民」，他們對不同科技產品的使用具備一定程度的敏感度。但程翠雲姑娘認為不應單純地以出生年份來劃分誰是數位原住民，因為除了出生年份，小孩成長的家庭環境，也會影響他們對這世界的理解。程姑娘認為Z世代既依賴科技又渴望真實，既焦慮未來又積極行動。她呼籲在場老師理解Z世代的成長背景，持開放態度並尊重其價值觀，以助彼此建立互信，共創雙贏。

丘志強律師表示本港的性罪行分為三類：第一類是「非自願的性罪行」，在未得他人同意下侵犯他人的性自主，如猥褻侵犯罪、強姦、窺淫罪等；第二類是「為保障易受傷害人士而訂立之性罪行」，如與13歲或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促使21歲以下女童在香港或外地與第三者非法性交等；第三類是「為維護公眾道德而訂立之性罪行」，如與賣淫相關罪行、亂倫、獸交等。丘律師鼓勵老師成為學生的支援，並教導學生一旦遇到性騷擾及性侵犯，要拒絕沉默，勇敢說不。

筆者亦在當日介紹到本社致力推行的情性教育，它宣揚正確的性觀念，重視生命的尊貴、愛的承諾及性的委身，並肯定「婚姻」與「家庭」在社會中的功能，以回應現今世俗文化的挑戰。本社項目主任（性教育）熊嘉敏女士與筆者一同進行了簡單有趣的教學示範。會後不少老師都對本社的性教育感興趣，並與同工商討下學年合作的安排。

自2011年開始，本社便為各中小學主領性教育工作坊，至今已累積超過1,600場，我們除了同一時間最多可提供四班工作坊服務之外，也可為學校提供不同主題的學生專題講座、家長講座和教師訓練。如欲了解詳情，或邀請本社同工到校分享，歡迎致電2768 4204與鄧小姐聯絡，或點按以下連結。

明光社情性教育理念

明光社學校專題講座或工作坊

ViuTV時有出品一些內容貼地、有深度的電視劇集，今年5月中開始在電視播出的15集《哪一天我們會紅》（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劇集是其中一部。該劇以香港年輕人希望在網絡上成名的故事為主線，聚焦經營YouTube頻道背後的追夢、友情、競爭與網絡世界的挑戰。故事圍繞三位電影系學生Michelle、Gthan和Jacky創辦的YouTube頻道「無景深」，與另一頻道「層層疊」的競爭。通過幽默、諷刺和寫實的敘事手法，該劇深入探討了YouTube生態的改變、觀眾心態與網絡欺凌等議題，反映青年人於數碼時代的夢想追逐與所付的代價，劇集以兩條頻道的對壘，呈現了YouTuber之間的競爭、網絡瞬間轉向的殘酷實況與人性的掙扎。

劇集的英文名稱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源自於藝術家Andy Warhol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1] 的確有不少青少年很想成為YouTuber，透過影片呈現自己，想被看見、認同及關注。然而，短暫贏到like（讚），與能夠獲得subscribers（訂閱者）及長期維持view數（觀看次數）則是兩回事，如果頻道想要在YouTube裡「生存」甚至獲利（即有廣告收入），有可能就會連最基本的人性、初心都會漸漸被磨掉及遺忘。

金句譜寫實況

該劇第一集的主題：「Follower（追縱者）就係你嘅價值！Subscriber就係你嘅戰鬥力！」，反映了現時網絡常見的情況，而製片的YouTuber堅持的往往不是影片的質素和深度，而是以胸部及臀部作為賣點吸引觀眾（Gthan 的想法）。如他們亦認同劇中金句「YouTuber 精神：view數越大，責任越大，責任就係服侍觀眾！」的話（「無景深」Anna 的理念），製片者會失去了把關的功能，會為了追求觀眾流量，而把質量降低，以討好大多數只想被娛樂的觀眾。

另外，對於一些想追求藝術感、拍攝有質素內容的製片者來說，他們可能要面對的就是低流量，少人關注及沒有話語權的情況。YouTuber想要有腰骨，堅持自己的理念，生存便會變得困難，可能要打工兼職才能支持頻道的運作。

虛假的人設與關係

如果單靠訂閱者及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的話，為了迎合觀眾口味、滿足其好奇心、吸引廣告商落廣告，YouTuber少不免要有一套人設（人物設定）。就如劇中的Yannis 由「無景深」過檔到「層層疊」，老闆況哥為她創作了一個新的人設，待她再離開「層層疊」時，她就需要放棄建立多時、廣為人認識的形象，其收入、公眾支持度都會被影響，要放棄或放下就需要勇氣。相對來說，另一人物Bobby於YouTube 中多年來謊稱自己有多重人格，他以此形象做直播，一直小心翼翼不讓人設「解離」崩壞，以防頻道消失及追縱者數目下滑。但當他向公眾坦承他是專業演員兼沒有精神分裂時，網民及haters（惡意攻擊者）在留言中表達出對他的不信任、質疑及謾罵令他陷入瘋狂，究竟他應繼續做戲挽回支持，或是選擇被人遺忘？既想做回真正的自己，又得面對廣大網民，實在不易。

此劇更講述到情侶相互利用的情況。士多甩與格拉底為了營運頻道表面恩愛，但實在男方因受不了女方的橫蠻無理而出軌，女方就算知道也啞忍。「層層疊」的況哥與Kimchi這對情侶在分手後，於網上直播公開數落對方的不是，有人甚至為了自保形象而抹黑前度患有精神病，哪怕會讓對方聲譽受損，更引發網絡欺凌。

為求生存而忘記初心

此劇還有很多諷刺的小故事，如粉絲死心、虐貓事件、廣告費爭議等，可以讓觀眾了解到YouTube業界中，KOL 與粉絲、與同業或同業老大哥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當中往往牽扯到利益。劇集也揭示到在此業界中，爭到流量就可以得到話語權，這裡沒有永遠的支持者，因為網上風向飄忽不定，萬一捉錯風向或得罪網民，頻道就會陷入危機之中。

特別要一提凌老闆的出現，他只在劇中出現過一次，他與況哥對談，指出以往「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快餐世代已過時（相比拍劇集、電影，YouTube短片其實已是速食快餐），現在的觀眾不是想吃快餐，而是想要娛樂，追求驅動多巴胺的「垃圾」。凌老闆提出若一條「舔廁板」的10秒直播片能獲得的流量比花100小時製作的高質量短片高，那為甚麼仍要浪費時間創作。況哥則比喻「垃圾」內容如同毒品（實在是指現在不少人正沉迷的短視頻），侵蝕觀眾的思考能力和耐心，影響創作者放棄深度創作。這一觀點不僅諷刺了網民的品味，也揭示了現實中YouTuber在流量壓力下的創作困境。

此劇恍如當前網絡文化的一面鏡子，具娛樂性之餘，也帶領觀眾思考真我與人設之間的價值衝突，在面對網絡謠言時自己是否能持守重要的同理心及人性？隨著現實與虛擬世界的界限愈見模糊，網絡成名的背後往往要付巨大代價。網絡的未來，會否如凌老闆所指，本來已沒甚麼養份的快餐短片，將會進一步變成零養份的即食餐，新一代網民的專注力會否變得短暫，甚至喪失耐性？值得我們反思及警惕。

前一陣子美以伊的戰爭成為了熱門話題，在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紛紛發表評論。坦白說，若果以學術標準去衡量，許多評論都是不合格的。我這樣說並不是針對那些網紅的立場，關鍵問題是：許多主要意見領袖連基本歷史都搞錯了。

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和邁向政教分離？

例如一位擁有三十幾萬訂戶的網紅談論伊朗的神權統治，他指出：在政教合一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壓制，伊朗的出路應該是脫離政教合一，走向世俗化。他說西方社會也走過這條漫長的道路，天主教、基督教在千多年來亦是政教合一，直至英國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才漸漸淡化下來。

聽見這話的時候我幾乎昏到，稍為熟悉宗教歷史的人都知道，發起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亨利八世與天主教會決裂，神學思想、政治主張並不是雙方的爭拗點，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八世想離婚，但教宗不批准。隨後英國國教擺脫了梵蒂岡，但政教合一的基調完全沒有改變。在宗教改革期間，其實加爾文在日內瓦亦是搞神權統治。西方世俗化的真正思想源頭是啟蒙運動，推動者包括伏爾泰、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例如洛克極力主張容忍不同宗教思想，政府不應該干涉人民的信仰。而將政教分離落實的是美國獨立革命之後成立的新政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標明：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去確立國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

列根售賣武器給伊朗去打擊伊拉克？

此外，一位網台政治評論員在回顧美國與伊朗的歷史時提出「伊朗門事件」，他說美國的列根總統秘密售賣武器給伊朗，是為了打擊伊拉克，但伊拉克挺過來，直至老布殊、小布殊總統上任，美國才能夠襲擊和摧毀伊拉克政權。

這是完全顛倒過來的！1979年高美尼成功奪取伊朗統治權之後，對外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支持伊拉克，從而對抗日益向外擴張的伊朗勢力，列根政府對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共享情報，並且間接運送武器。列根政府也向伊朗出售武器，但這是因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挾持了美國人質，列根政府公開宣稱不會與恐怖份子談判，故此只能夠暗地裡通過伊朗的渠道營救人質，而販賣軍火得來的資金，則用來資助對抗蘇聯陣營的尼加拉瓜反共游擊隊。

什葉派好戰，遜尼派愛和平？

在另一個中文頻道中，一位網紅提及伊朗神權政府的什葉派背景，他說什葉派是好戰份子，而遜尼派是和平的。此話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哈馬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曾經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事實上，兩個派系的極端份子都不斷地互相仇殺，舉例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遜尼派叛亂份子（尤其是伊拉克基地組織）將什葉派平民和聖地作為攻擊目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2006年轟炸阿斯卡里清真寺，這次攻擊引發報復性殺戮，並將伊拉克推向內戰。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阿薩德政權得到了伊朗和真主黨的支持，從而對付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遜尼派反叛組織，後者經常襲擊什葉派社區和標誌性建築。在巴基斯坦，「虔誠軍」等遜尼派武裝組織經常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發動炸彈襲擊和槍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阿富汗也發生了類似的暴行，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派」（ISIS-Khorasan）多次轟炸什葉派學校和清真寺。在波斯灣區域，沙地阿拉伯鎮壓什葉派異見人士。在也門，伊朗支持的什葉派胡塞武裝與沙地阿拉伯領導的遜尼派聯盟進行了多年的殘酷鬥爭。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網紅應該知道查證資料和社會責任

在資訊封閉的國家，人民固然會受困於愚民教育。然而，資訊發達和自由的國家卻好像發生了殊途同歸的現象，如今互聯網上充斥著錯謬的資訊，有些是故意的歪曲，有些是「無心」之失，我將無心這兩個字放入引號裡面，因為這情況發生在有意無意之間。許多網紅都受過大學教育，有些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蒐集和查證資料，也包括了研究倫理，例如錯誤資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他們應該知道這一切，但仍然如此粗疏，故此無心並不是開脫的藉口。

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共通點：想當然耳

而很多讀者、聽眾也不會花時間核實資料，結果整個社會出現了人類集體幻覺這怪現象。現在很多人擔憂「人工智能幻覺」（AI Hallucination）這問題，人工智能幻覺是指大型語言模型產生的訊息看似很有說服力，但有時候是錯誤，甚至是憑空捏造的。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是一種基於或然率的預測模型，即使資料不足，它仍然會猜測可能的答案，從而填補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是很人性化的，這種「有斷估、冇辛苦」的做法是普遍的人性，《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記載：孔融與曹操談論歷史問題的時候，孔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於是追問孔融這是出於何經何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機械學習會不斷自我完善

不過，「人工智能幻覺」與人類幻覺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會認錯和修正，畢竟，機械學習的特徵就是檢討錯誤、不斷吸收新資訊、不斷完善自己。有好幾次人工智能向我提供錯誤的資訊，我向它反駁，並且提出證據，人工智能馬上道歉，跟著認真地重新搜集資料，最後生產出正確的答案。

但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我舉出幾多有力的證據，對方仍然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往往提出的理由是千奇百怪，例如說「現在傳播的資料都是被深層政府操控」、「你已經被洗腦」、「你已經中了毒」等等。

而且，人工智能的錯誤目前還偏向個體使用情境下的問題，但通過社交媒體而傳播的人類集體幻覺，往往導致的是社會撕裂、人民支持錯誤的政策、歷史錯誤不斷循環，從這個角度說，人類幻覺的社會成本其實更高、更難修正。

	85%人童年歷虐待　家暴恐傳宗接代
	(東方日報．19-5-2025)

近年社會關注保護兒童，但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如虐待、情感忽視及目睹家庭暴力仍普遍。和諧之家調查顯示，85%香港成年人曾經歷至少一種ACEs，44%遭遇四種或以上，常見包括精神虐待（65%）、身體虐待（53%）及情感忽視（52%）。這些創傷易導致跨代暴力，受害者長大後可能不自覺複製不良管教模式。和諧之家建議家長檢視成長經歷，尋求專業協助，學習正向教養，並呼籲政府加強公眾教育及心理支援，幫助家長療癒創傷，打破暴力循環。

不少香港人曾在童年時有不快樂的回憶，成長後出現創傷，這既令人痛惜，也突顯了健康童年對個人成長的重要性。上一代家長可能受當時的社會風氣或自身限制，常以打罵作為育兒方式，認為這是管教的常態。現今社會壓力巨大，家長每天面對繁重的工作、經濟負擔及育兒責任，常常感到筋疲力盡。在管教孩子時，若面對精神壓力或情緒起伏時，家長應先愛惜自己，明白感到無助並不代表無能，並提醒自己需要尋找協助和休息。

現在家長已不再是當年年幼無助的孩子，而是有能力改變現狀、主動求助的成年人。家長應尋找外界的幫助，通過分享與交流，家長會發現許多人也有生活挑戰，原來自己並不孤單，而且從旁人獲得更多經驗及解決方法。社會各界應攜手合作，為下一代創造更健康的童年，終結暴力循環，實現更美好的家庭與社會未來。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去年出版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引起了多國家長們的關注，因為當中的內容與他們的孩子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中成長的Z世代。不少家長都以為要保護孩子，最好就不要讓他們到戶外地方，因為這樣他們便有機會遇上壞人，也可能會在外受傷，所以，讓孩子、青少年在家中上網就是比較安全了。但本書作者Jonathan Haidt卻正正指出，沒界限地讓他們在網上瀏覽任何內容，接觸不同的價值觀，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營運著自己的賬戶，獨自面對著網民的評頭品足及承受著壓力與欺凌，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裡，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

Haidt指出，家長在實體世界對孩子的過份保護造成了孩子成長的第一類「體驗阻斷器」，所有都安全至上的措施會阻礙了他們自由地透過玩耍來學習及成長，令他們錯失了社交機會，無法學習克服焦慮、管控風險等，這會令孩子停留在脆弱階段。而另一類「體驗阻斷器」就是智能手機，作者認為手機一旦進入兒童的生活，就會令他們排擠或減少所有其他非手機形態的活動，而這些經歷是青少年處於成長期的大腦最需要的活動。因為兒童花了大量時間在線（online），令他們無法達成許多的里程碑，大腦接收的東西，是來自沒有年齡分級或限制的無差別資訊洪流，而它們每日都在刺激大腦。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作者稱網絡及手機正在rewiring，即重塑著孩子的大腦，影響著Z世代及之後的青少年腦部，令患上了焦慮等情緒問題的青少年數量急速上升。

這是一本每位家長，甚至有上網的朋友都值得看及深入了解的好書。是時候為孩子及自己打一支「預防針」，在留連在社交媒體之前，先了解它會帶來甚麼深遠的影響。或許，這也是關注青少年的團體及家長一起攜手行動的時候，把孩子帶離網海，於實體世界中開心地與人交流，讓他們更健康地成長。

本書還有一個網站，提供了有關的研究資料及有用資訊：

“Free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ttps://www.anxiousgeneration.com/

家是許多人最後的避風港、最重要的支柱，但家同樣可以是許多人的風暴中心、難以擺脫的「緊箍咒」。原生的家庭對於一個人在性格、心理和習慣的形成影響深遠，包括影響他們婚後與配偶的相處、以及養兒育女的方法。因此，認識自己、了解原生家庭的特點，對如何建立自己的家庭、為人配偶及父母應抱持的態度有很大幫助。作為一個永遠不會完美的配偶和家長，不要為配偶和子女定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否則只會弄巧反拙，損害彼此的關係。

當然，為人父母並不容易，面對深受互聯網和手機影響、以及在性解放與LGBTQ（男女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文化主導下成長的新一代，跟父母成長時的社會環境有很大差異，當彼此出現分歧，要謹記作為父母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愛之深、「學」之切；今期《燭光》希望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些啟迪、分享一些心得。而作為信徒，除了學會相處之道，更重要是明白上帝對婚姻和家庭的心意，明白一些有關婚姻和家庭的規範和設計，不是為了限制人的自由、而是為了守護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不會那麼容易受外界的風暴和挑戰所侵害。

當社會上不斷有聲音要改變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甚至將生兒育女當成像領養寵物，可挑選優良基因，只看重成年人的喜好和慾望的時候，捍衛美善的婚姻和家庭制度來得更為重要，必須讓人明白婚姻又豈只涉及個人的權益與福利，這不只是宗教信念，而是會對兩性關係、兒童福祉甚至社會制度帶來深遠影響。當LGBTQ的文化傳播愈來愈快，教會群體亦無可避免受到衝擊，如何做到接納人而不認同錯誤的倫理觀，是教會的當務之急。

志明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大，父親經營零食的批發生意，需要經常到海外與供應商傾談合作及取得產品分銷權，由於父親經常不在家，以致和三個孩子的關係較為疏離，在志明的記憶中，父親很少抱他們，只會偶然間關心他們是否夠錢用。媽媽由於要照顧三個孩子，精神壓力很大，情緒不穩，經常以打罵的方式管教他們三兄弟。家人間欠缺親密互動，如擁抱及對家人的關心問候，令他們習慣了不會表達情感的需要，生活就這樣平靜地過去。

轉眼間，志明亦長大及成家立室，只是婚後幾年，太太總是覺得他不夠愛她，志明覺得很冤枉，他明明很愛太太，將每月的薪金交給太太，志明不明白為何太太仍不滿意。志明的太太來自一個很溫馨的基督教家庭，她是長女，有一個妹妹，家人間事無大小都會分享，早上見面會說早晨，睡前會說晚安，家庭氣氛總是熱熱鬧鬧，大家有說有笑的，當初志明也是被太太的家庭氣氛所吸引，希望婚後自己的家庭也是這樣。可惜，事與願違，他期望的溫馨家庭沒有出現，反而是經常遭到太太投訴，覺得他對她的需要漠不關心，有衝突時又不肯面對，一直逃避，有時甚至一走了之。太太期望志明能像她的原生家庭般，凡事都有商有量，有甚麼便說出來，夫婦二人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原生家庭與情感親密關係的建立

志明無法滿足太太的情感需要及逃避衝突的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他的原生家庭所影響，在缺乏親密連結的家庭成長，令他根本不懂得如何去表達愛；心理學研究顯示，在四種家庭成長的孩子，長大後會缺乏表達及建立親密感的能力。

第一種：缺乏穩定的生活及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

0至6歲是建立個人安全感的重要時期，如果這段時期，父母總是不在孩子身邊，並將他交給爺爺嫲嫲、公公婆婆、親戚、鄰居或傭人照顧，由於經常轉換主要照顧者，孩子剛與照顧者建立關係後，很快又要面對分離，然後再適應新的照顧者，這種不穩定的關係，令他的情感及依賴需要無法得到滿足，這樣的孩子會感到自己是不被愛、不被重視及沒有價值的，亦對未來充滿焦慮，欠缺安全感，無法和人建立穩定的親密關係，以致他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與人建立親密感。

第二種：需要及感受長期被忽略

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會有很多問題及需要，例如向父母說晚上不敢睡，擔心有賊人，有些父母會覺得孩子的擔心毫無理由，所以不予理會，只叫他不要擔心快去睡，明天才有精神應付考試等等。又例如孩子在學校被欺凌感到很難受，孩子告訴父母，父母只覺得這是小孩子間的小矛盾，沒有甚麼大不了而不予理會，更告訴孩子做人要勇敢些，不要因這些小事而哭哭啼啼，甚至有些父母會反過來指責孩子，覺得是他做錯事才會被欺凌，否則為甚麼其他同學都沒有被欺負。孩子如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他的需要及感受會長期得不到回應，漸漸地，他便不再將需要和感受說出來，避免失望，和父母的關係也不會親密，長大後也不懂得如何培養親密關係。

第三種：父母的情緒不穩定

父母情緒穩定才能給孩子安全感，孩子知道做甚麼事會有甚麼後果，例如，讀書成績好，父母便會開心，會獎勵他可以看電視一小時，他搗蛋，父母便會生氣，他有可能被罵或被罰，一切都是可預計的。但是，對於情緒不穩定的父母，他們的情緒及行為是無法預計的，這一分鐘情緒穩定，下一分鐘卻無故勃然大怒，覺得家裡的問題都是因孩子而起，用很負面的說話罵孩子，說他是「掃帚星」、「陀衰家」，將孩子貶得一文不值，這使孩子無所適從，不知道自己做錯了甚麼？哪些行為惹怒了父母？每日都戰戰兢兢地惶恐度日，他會盡量逃避衝突，即使與父母有衝突，為免進一步激怒父母，也會盡量息事寧人，逃得遠遠的，由於要避開父母的情緒而長期避開父母，他與父母的關係變得疏離，更不可能與父母建立親密關係。

第四種：父母有暴力傾向

有些父母受某些觀念影響，如「玉不琢不成器」及「棒下出孝子」，認為用打罵的方式管教孩子，是為他好，於是，孩子稍有出錯，便會或打或罵，在這樣管教下成長的孩子，因為擔心被責打，所以很害怕犯錯，他會盡量滿足父母的期望及要求，對自己的需要則有所忽略。有些被父母長期虐打的孩子，為了生存，會對痛楚的感覺及感受變得麻木，只要一接觸到情感及感受，他便覺得很痛苦，因為原本應該愛他及保護他的父母，卻是傷害他最深的人。這些孩子長大後，會變得缺乏同理心，在婚姻關係中亦很難滿足配偶的情感需要，他缺乏情感的接收及給予能力。

擺脫原生家庭影響，重塑幸福婚姻

透過認識我們的原生家庭，可以對我們的性格及做事方式，如面對衝突時的回應，有更深了解，從而作出改變，不再容讓原生家庭的過去，影響我們的未來。志明與太太的原生家庭氣氛很不同，一個冷漠，一個溫馨，夫妻性格不同以致互相吸引，結為夫妻。一對夫妻在很多事情上的差異，可以是幸福，亦可以是不幸，要看你是聚焦在分歧帶來的衝突抑或分歧帶來的成長；兩人的不同之處可以豐富個人的思考向度，帶來成長及進步，但亦可以帶來矛盾衝突，全在乎你怎樣看待。志明面對衝突時，一直逃避，避而不談，這很可能是害怕觸碰他的情感陷阱或情緒按鈕，他擔心無法處理狀況會令自己顯得無能，他討厭無能的自己，因此無法面對，並選擇一走了之、冷對待、淡化、淡忘，以為經過一段時間後就可以忘記跟太太的衝突。經過輔導後，志明明白到衝突事件是不會被忘記的，這些長年累月積壓下來的問題不去處理，會嚴重破壞夫妻關係，使彼此的關係變得疏離冷淡，沒有溫度，若加上外來的試探引誘，這段婚姻恐怕要走到盡頭了。因此，志明在輔導員的幫助下，學習面對衝突及表達自己的感受。作為基督徒的他們，可以從聖經以弗所書四章26至27節「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的教導中學習，明白到衝突令夫妻間產生憤怒的情緒，這是人之常情並非犯罪的表現，但若不斷累積怒氣及不饒恕，便會令魔鬼有機可乘，破壞他們的婚姻關係令愛侶變成怨偶，因此，他們遇到衝突時，會先了解衝突的原因並盡快處理，尋求修復關係的和解之法，重建親密的婚姻關係。

在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上台後，他的一些處事手法確實叫人不敢恭維，但無疑他上台後，一些價值觀得以撥亂反正，他先令聯邦政府機構只提供男或女的性別選項，又停止簽發性別中立「X」選項的護照，及限制19歲以下的兒童及青少年接受性別轉換的治療。然而，在當地竟然有教會對以上的政策表達批評與攻擊。在香港，立法會早前討論並通過一項名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議案。有人會疑問「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制不是在香港一直存在嗎？為何還要討論及通過這樣的議案？此文不會敘述爭議的內容及背景，讀者可以自行翻查資料。然而這些爭議的背後，其實正反映當代價值觀已在不知不覺中被動搖及變質。對基督徒而言，我們應回到聖經去尋找婚姻及家庭的本質。

從創世看婚姻的起源

創世記二章18節記載，上帝在創造亞當後感到：「那人獨居不好」，遂以亞當的肋骨造夏娃作為「幫助者」。上帝這樣做，並非只為解決孤獨問題，而是要見證婚姻是上帝主動賦予人類的恩典設計。當亞當第一次見到夏娃，便稱她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創二23），這顯示夫妻關係的本質是「二人成為一體」（創二24），而一男一女是上帝自創世以來建構夫妻關係的獨一設計，這樣的組合才能成為完美及真正的「一體」。

從聖經看婚姻家庭的特質

閱讀聖經可以讓人了解婚姻與家庭的特質：家庭是由血脈相連的成員組成，救恩與信仰可以透過家庭傳承下去，神所設立的婚姻是以一夫一妻作為基礎，一位家庭成員對上帝的信心，可以令其他家庭成員獲拯救，以及夫妻之間應彼此相愛，二人可互補對方不足。

家庭成員間血脈相連
上帝賜福人類「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創一28），此使命是要透過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才可以實現。生育不僅是繁衍後代，更有「教養」的責任，以培育兒女活出上帝的形象，才可以代代相傳去治理大地（申六6-7）。當我們閱讀聖經家譜時，雖然會覺得有點冗長和沉悶，但它卻包含了重要的訊息：家庭是傳遞救恩、信仰的載體，上帝透過家庭血脈實現救贖，從救恩的歷史可見，上帝先呼召亞伯拉罕，然後以撒，以撒又生雅各，雅各生的12個兒子成為了以色列民族的12支派，最後由以色列開始繼續傳揚救恩，全部都是一代接著一代，血脈相連地發生。

一夫一妻是上帝恩典設計
聖經明確以「造男造女」（創一27）一夫一妻作為婚姻基礎。舊約中如亞伯拉罕、雅各，他們雖然都是一夫多妻的案例，但上帝只會按「原初設計」，即一夫一妻作為家譜的延續，家譜中只會承認一個妻子的後代。上帝創造亞當、夏娃作為一夫一妻的典範，後來上帝降下洪水滅世，希望世界從新再開始，當時的新世界也是僅存「一夫一妻」的家庭（創七7），就是挪亞與其妻子，三個兒子與他們妻子的家庭。

救恩以家庭作單位
聖經的記載，救恩是以家庭作為單位的，聖經不乏「一人信主，全家得救」的例子，如上帝因為挪亞的義，他的全家都可以因信進入方舟（創七1），聖經中並沒有提到他的妻子、兒子及媳婦是否義人，就是因為挪亞的義，他的一家八口都可以進入方舟，可見上帝著重家庭，而上帝只會承認挪亞的唯一妻子、兒子及媳婦作為家庭單位裡的成員。

活出基督的家庭
以弗所書五章22節及25節分別說：「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你們作丈夫的，要愛你們的妻子」，經文道出夫妻關係的更深一層意義，就是彼此要相親相愛，互補成全，以至可以活出基督的樣式。丈夫是妻子的頭，上帝一早已定了男、女在家庭的位置與規律，不容許顛倒混亂。當人們見到丈夫與妻子相親相愛的樣式，就可以將榮耀歸於上帝。家庭是上帝喜悅的，耶穌的第一個神蹟就是在婚禮中發生，當天耶穌出席一男一女的婚宴，並把水變酒，以象徵上帝對這個家庭的祝福。

總結

男人和女人都有上帝的形象，因為上帝造男亦造女。一個家庭若只有男性的角色，子女會缺乏女性角色作模範；相反若家庭只有女性的角色，子女亦會失去學習男性角色的機會。Katy Faust的父母在她10歲時離婚，母親後來愛上女人，她在書中道出在兩個女人組成的家庭中成長的感受，及與父母一起生活的重要性，父、母的角色缺一不可。Faust稱：「在母親身上，我學習到能夠看到問題的各個方面，並同情他人，故此在解決衝突時，我會受母親影響而看到每個人的觀點並理解每個人的掙扎。在父親身上，我學習到信心，當我走進一個眾多男人的房間，我能堅定地與他們握手，並直視他們的眼睛。」雖然父母積極參與，令Faust在父母身上都繼承了美好特質，但她不諱言，父母離異對孩子來說是可怕的事情，她和媽媽關係密切，但亦只能視媽媽的同性伴侶為朋友。故此，男、女的形象都是上帝所賜，家庭中必須具有這兩個形象才算是合一、完整的家庭。面對多元婚姻定義的衝擊，我們應著重聖經的根基與教導：婚姻是上帝所設立，不可因社會制度變遷、個人喜好而更改。我們要堅守上帝從創世所設的家庭規律：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在基金項目的贊助下，明光社在馬灣活動中心舉辦了四場親子戶外探索活動，並邀請了香港基督少年軍臻訓中心的教練，帶領基層家庭成員參與親子歷奇及繩網活動，有近40組家庭參與活動，每組由親子二人組成，讓他們一起接受挑戰。

活動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熱身小挑戰。教練安排了一系列任務，讓各組家長和孩子們體會親子間的互動。過程中，父母跟孩子互相合作，彼此觀察，並學習尊重和欣賞對方。

活動第二部份是高空繩網大挑戰，親子二人需同心合力才能攀上繩網的高處。在教練指示下，各參加者嘗試突破自己，也學習支持和鼓勵身邊的家人。完成挑戰後，各人都由衷地欣賞家人的堅毅和勇敢，也為共同創造這次難忘經歷而感到非常滿足。

在場有位媽媽起初遙望繩網時已十分害怕，但當開始攀爬繩網時，兒子的膽怯反而激發了她的決心，她願意為兒子克服恐懼，成為他的示範和保護，引領他完成這「艱巨的任務」。又有位10歲的男生，在家人的扶持下，勇敢地爬到繩網的最高點。完成後他感到手很痛，但能看到更遠、更美的風景，令他感到非常驚喜和值得。另外，有位個子不高的女孩，最初給自己訂下了一個不高的目標，但當她到達了目標位置，發現只要爸爸在身邊，她就有勇氣在繩網上爬得更高，結果她跟爸爸再往上進發。

家人的欣賞和支持對孩子成長十分重要，在面對困難時它們能給予孩子力量，叫他們敢於克服恐懼、勇往直前。是次活動是個難得的同行經歷，提升了親子關係和孩子的抗逆力，也鼓勵家長們繼續努力，以愛去建立孩子。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原生家庭像DNA，無形地影響著婚姻

原生家庭是指每個人自小長大的家庭，當中包括父母及兄弟姊妹，在一些三代同堂的家庭，更包括祖父母。每一個家庭都有其獨特的運作模式，包括明言或潛藏的規則、價值取向、生活習慣、角色、責任、權力分佈、溝通、情緒表達、衝突處理及傳遞愛意等方式，每一個家庭成員均受到以上模式所塑造。俗語有云 :「有其父必有其子」，每個人的性格、思想、行為和態度都或多或少帶有父母（原生家庭）的影子，它們就好像我們的遺傳基因（DNA）。原生家庭的影響在兩個人結婚後會更明顯地浮現出來，筆者在輔導的過程之中曾遇到不少這樣的個案。

例如有一位來自幸福家庭的女士，她與原生家庭的家人，包括父母、祖父母、兩個哥哥及一個妹妹的關係都很好，家人會互相幫助，即使有衝突也會拿出來討論，尋求解決辦法及和好，很珍惜家人間的親情，每逢節日或家人生日，都會一起食飯慶祝，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她很有自信及性格樂觀。她的丈夫卻相反，丈夫的原生家庭，爸爸有賭博的問題，媽媽情緒不穩定，經常無故打罵他們兩兄弟，爸爸沉默寡言，基本上不大理會他們，不會打他們兩兄弟，但亦不會阻止媽媽打他們，因爸爸覺得媽媽打孩子都是為了教好他們，而爸爸媽媽亦經常因為錢銀問題爭吵，兩兄弟每天都是戰戰兢兢地生活，有甚麼需要都不敢說出來，生怕說錯話或做錯事而惹來媽媽一頓毒打。丈夫在這種環境下成長，性格變得孤僻及沉靜，為人亦較為悲觀，除了和弟弟的關係比較好外，一家人的關係都是較為疏離。

他們兩人因為性格的不同而互相吸引，他們結為夫婦，婚後這些原生家庭的影響慢慢地浮現出來，造成彼此的關係疏離及隔膜。妻子有感丈夫遇到問題時不會和她商量，凡事都自己決定，不像她的原生家庭那般凡事大家有商有量，當兩人發生衝突時，丈夫多數會選擇沉默及逃避，不肯正面解決問題，她經常要猜測丈夫的想法，令她感到很累及沮喪，加上丈夫為人敏感及情緒化，令她感到很難與他有效溝通，她很渴望丈夫能像她的爸爸對待媽媽那樣，主動關心她及表達對她的愛意，生日時會主動安排慶祝活動，而不是像現在這般，需要她提醒丈夫才記得她的生日，還要自己訂位才能一起到餐廳食飯慶祝，漸漸地她對這段婚姻感到失望，萌生離婚的念頭。丈夫卻覺得他們的婚姻很好，沒有問題，很少吵鬧，他自覺自己是一個有責任感和顧家的丈夫，比起他父母的婚姻好千萬倍，直至太太提出離婚，他才如夢初醒，驚覺原來他和太太對婚姻生活的期望有著這麼大的差距，而這些差距都是無形中受到大家的原生家庭的影響而不自知。

原生家庭像未剪的臍帶，造成有形的影響

有時原生家庭亦會直接影響一段婚姻，這是由於夫婦雙方或其中一方仍未在心理上或情感上離開父母，對父母仍有很強的情感依賴，他們的關係就好像未剪斷臍帶的孩子和母親的關係，一切需要仍要靠母親供給，這就是所謂的「媽寶」。這類人在生活各方面仍未能獨立做決定，仍好像結婚前，凡事尋求父母的意見，當配偶的意見與父母的意見不同，本來應尊重配偶的意見，但媽寶卻仍好像婚前一樣對父母的意見言聽計從，覺得父母不會害自己，都是為他們好；長此以往，配偶會感到自己的地位每每不及丈夫或妻子的父母，心中覺得不忿及不公平。其中一個個案是，丈夫的父母希望他們婚後可以住近父母方便互相照顧，妻子希望可以搬去校網較好及較近工作地點的地區，丈夫最後決定於父母居住的屋苑購買一個兩房單位，父母亦拿出50萬元借給他們作為樓宇首期，妻子並不同意，覺得丈夫的決定非常不尊重她，她在丈夫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低，加上她不能決定居住地點但卻要協助供樓，覺得很委屈，丈夫卻覺得太太斤斤計較，不懂感恩，這件事在他們的婚姻埋下了怨恨的種子。隨著時間的過去，丈夫凡事聽從父母忽略太太意見的做法，最終令太太無法忍受，要求離婚，她覺得丈夫的父母就好像他們婚姻中的第三者，處處介入他們的婚姻生活，令她成為這段婚姻中多餘的人。

舊約聖經創世記二章24節提到「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同樣的經文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十九章4至5節也在耶穌回應法利賽人有關休妻的提問時被引用，「耶穌回答說：『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你們沒有念過嗎？』」可見，夫妻二人在婚後要脫離父母，過獨立的生活。這並不是說婚後不需要理會父母，而是優先次序的問題，配偶的意見應先於父母的意見，這樣，夫婦才能同心經營這個新家庭。而作為父母的，當子女已成年並已成家立室，便要懂得放手，與子女建立一條清晰的界線，除非子女主動提出需要幫忙，否則，應盡量避免干預他們的生活，容讓他們可以真正的獨立。

家庭應該是子女的溫室，奈何在有意無意之間，不少家庭帶給子女的卻是傷痛經歷，這些負面經歷伴隨孩子成長，有可能影響他們日後的人際關係，甚至出現精神或心理障礙。為了不讓童年期的負面經歷蠶食人生，我們該如何幫助自己，又如何成為其他受傷之人的同行者？明光社於2024年11月6日下午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如何處理家庭留下的創傷？」，並邀請了建道神學院輔導系副教授劉佩婷博士擔任嘉賓，講解如何妥善處理心中的傷口。

若在原生家庭經歷了一些心靈的創傷，這可能會永遠存在的，劉博士建議有這樣經歷的人可以寫日記，既可抒發自己的感受，又可以自我安慰。事實上，這些難以啟齒的經歷，不是人人聽後都懂得去回應。她以自己為例，她曾在童年時有不快的經歷，也嘗試與朋友分享，但對方有心無力，聽一些又不聽一些，最終未能掌握整個故事。長大後，她發現自己也可以幫助自己，自己的故事不用向其他人交代，而且還可以在日記內鬧父母，抒發情感。在整個過程中，她一邊寫日記，一邊發現對自己的認識加深了，原來自己的內心除了對父母有憤怒外，更加還有傷心。當然，朋友是必須要有的，但他們不是輔導員，她稱：「朋友的存在證明你是正常人。」因為在家人面前，或會有很多不平等的關係、地位和權力的比較，有些人還需要長期與父母保持距離。然而當與朋友在一起，卻沒有這種扭曲的關係，這會令人有一種做回正常人的感覺。

劉博士建議，用新的角度去看自己的成長經歷。若小時候曾被父母責打、精神虐待，我們不要責怪父母，而是認定我們有責任去重整自己的傷痕。人在成長中，忠誠是十分重要。在小時候，父母是人效忠的對象，但去到某個年紀，就要重整效忠的對象，這個人可能會是你的丈夫、家庭，故此人與父母的關係是短暫的，就如聖經所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我們長大後，忠誠的對象應是上帝。父母也是人，他們都是有限，會令人失望的，所以，我們要重新調整方向，回到上帝那裡。信徒或會有不幸福的成長經歷，惟有透過上帝的介入，才可以轉化，令它成為一個有力的見證。

基督教出版聯會主辦的「第十屆金書獎」已於2024年9月27日假城景國際酒店的水晶殿舉行，當天，明光社出版的《恩典重臨：基督教再婚婚前輔導》（下稱《恩典重臨》）榮獲教會及佈道事工I（教材及課程）的金書獎。此書作者為本社的事工顧問傅丹梅及輔導員韋佩文，她們多年來輔導離婚再婚的群體，把輔導室的故事、與離婚再婚家庭子女同行的經歷，結集成書，以幫助在婚姻中迷失的一群，最終此書得到外界的肯定，並獲此殊榮，實在感恩。

《恩典重臨》在最後五本入圍書中脫穎而出，韋佩文在獲獎時在台上先感謝讀者對此書的支持及認同，她更有感而發稱：「在明光社的服侍當中，聽到很多離婚人士的傷痛及他們對再婚的渴望，故此我和傅丹梅整合輔導的經驗而寫成這本為離婚再婚人士而設的教材，盼望明光社能與各教會的牧者一起同行，關心這班離婚、再婚者的需要。」

此獎項的其中一位評審委員葉子良牧師十分欣賞《恩典重臨》，及後他接受我們的訪問時稱：「本書的原創性及獨特性，是三位評判一致評定此書得獎的原因。」他娓娓道出此書可取之處：「《恩典重臨》最突出之處是其獨特性及原創性，由於基督教界未曾有人出版同類的書籍，故此有其獨特的一面，是一本有份量的書籍。在原創性極高下，作者也是在幫助一個獨特的群體。」他就牧養的層面續稱，傳道同工在教會牧養時，面對教友離婚、再婚，甚至繼子女的問題，往往都是難於處理、觸碰的課題。教會牧者不容易入手處理，一直難以應對，他稱：「首先，不同宗派對離婚、再婚的課題有不同的神學觀，此書擔當了一個很特別的角色，讓不同宗派的人士閱讀都感到舒服。此書的題材敏感，應該難以落筆，最終的製成品卻滿足了各宗派教會的需要，實在難得。」為甚麼離婚、再婚的題材敏感？他說：「教友或許不知道原來在教會可以有這方面的支援，因為若牧師在教會談及這課題，就好像在鼓勵離婚。要牧者與這群體同行及表達關心，現在最好的方法是借用此書，我們可以介紹此書給弟兄姊妹閱讀。」他建議，牧者可以以此書作為介入點，說：原來坊間都有資源去討論這個話題，然後與有相同經歷的教友一起去閱讀此書，以同行者身份來提供支援。

在內容方面，葉牧師讚揚《恩典重臨》除了在不同章節分別記載了再婚者面對新的婚姻時的憂慮，同時也提出牧者關心這群體的方法。書中記載的例子真實而豐富，葉牧師欣賞兩位作者在書中分享真實的輔導室經驗，以幫助更多離婚、再婚家庭。例如書中其中一個例子是因「忙」而導致離婚，「忙」是現今一個很普遍的理由，例子很能反映現實，不誇張而貼地。這例子提醒讀者，踏進新的婚姻前便要反省，若仍是埋首事業，是否會重蹈覆轍。另一方面，書中經常引用經文對牧者來說十分有用。當內容提及再婚者將要面對新的婚姻而表達憂慮時，書中會配以經文來給他們建議。書中簡單的經文提醒，如提及子女是上帝的禮物，便能對人作出提醒，即使經歷離婚、再婚，仍要為子女的福祉著想及從他們的需要出發。

此書的閱讀群體絕不限於關心離婚、再婚的人士，而且更能擴展至初婚者也可閱讀，他稱：「書中有些地方講述關係、性格、期望，這些內容不一定只應用在離婚再婚者身上，其實對初婚也很適用」，故此他認為此書的內容十分大眾化，亦很容易閱讀。他認為本書重視對過往離婚經歷的回顧及反思，這是十分正面的教導。在踏進另一段婚姻前，考慮再婚人士必須要檢視過往婚姻失敗的原因、影響和需要學習的事，他引述稱：「書中會列舉問題來反思，例如你與前配偶認識多久便結婚，以此為介入點，比較與前配偶相處的關係來反思與下一個伴侶的關係，透過書中的問題引導他們自己去整理、尋找答案。」他又舉例，第八課的內容是有關繼子女，這也是不容易的課題，書中則教導讀者當中要注意的地方，並講解如何滿足四大長老（一對準新人的父母）等人的期望。

最後，葉牧師謙虛地表示，不是每一位牧者都對此議題有足夠的認識，此書就是像一本天書，以補牧者的經驗不足，期望每一位牧者閱讀此書後，能夠牧養更多離婚、再婚的家庭，以致他們能得著上帝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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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可以在香港戲院欣賞到的印度寶萊塢電影並不多，能夠上映的，都是質素高，口碑極佳的電影，如《一百萬零一夜》（2008年）、《作死不離3兄弟》（2009年）、《來自星星的PK》（2014年）、《可憐天下父母心》（2017年）等，這些電影好看之餘，還帶出一些社會議題，如貧窮、教育及迷信等問題。另外在這個重視男權、兩性嚴重不平等的國家，探討女性地位的電影亦時有出品，如討論女性自主、追求學識的《救救菜英文》（2012年），還有描述女性參與男性類型運動的《打死不離3父女》（2016年），而以上電影的風格總是輕鬆、充滿溫情的。

最近，筆者於網上串流平台欣賞到一部既特別、亦帶點血腥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台灣及內地則取了更為貼切的譯名《誰偷了垃圾桶？》及《因果報應》。電影的剪接、編劇兼導演都做得出色，將碎片式、幾條似是沒關連的故事線慢慢展示，最終編劇會把線慢慢收起，觀眾則需要非常集中並主動串連故事，才能理解它的全貌，當觀眾以為自己看到結局時，誰知它卻來個峰迴路轉！

除了抽絲剝繭分散再合併的說故事方式很特別，電影所用的意象也叫人印象深刻：蛇、Use Me（用我）垃圾桶、水、血、剃刀、腳印等等。電影中亦充滿著很多真真假假的東西，劇中人總是互相欺騙、把真假對調，道出了很多由人的貪念引起的因果報應。可以想像，如果執法者都是為了錢才去查案，一旦認為無利可圖就不受理案件，更苦待市民，市民還可以相信誰、找誰來幫助呢？男主角Maharaja選擇了親自想辦法去解決問題。他對女兒的愛、鍥而不捨地追尋那個「垃圾桶」所盛載的「真相」，襯托出了印度社會造假、貪污的問題。

電影描繪了爸爸對女兒的愛和感情，對她的珍惜及重視，當她受了委屈，這個爸爸總是先為她著想，替她站出來，不肯向惡勢力屈服。這種真愛，可以抵擋及退去恐懼，受了傷害的孩子，總能因著被愛而堅強地重新站起來。相信這電影也喚起了人們對印度女性地位的關注。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